当年曾任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回忆此事时说："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吾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徐向前元帅分析说："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56页。
事实尽管如此，但这封信交出后所引起的后果，是使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在红四军"东进、南下"战略问题上的争论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中央分局认为，红四军如不北上，就有被反革命搞坍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红四军北返。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30年春-1932年秋》(1945年)。对此，鄂豫皖中央分局是这样解释的：
这次事变最初由于在医院中几个反动派的发现，招认苏区改组派已有广大阴谋组织，并供出红四军许多重要干部。……他们的阴谋计划，最初是在九月十五号在红军和地方苏区举行暴动，这一阴谋在苏区和红军都因为我们的先期发觉而制止了。他们举行暴动的方法是怂恿将四军开到武穴，就在那里发动起来，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布置得有人，就先杀军长及军政委，各师师长、师政委及各团领导同志，举行暴动，将这军队拖到白色军队去，由白色军队来将红军缴械。这次因为中央分局严调红四军回来，不曾实现。第二次他们计划走到了麻埠时举行。这一次因中央分局派了陈昌浩同志去做军政治委员，开始肃反工作，许多首领被我们逮捕，所以又未实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的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8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还发现了许继慎等人的所谓不少犯罪事实："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祺、肖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是他们九个领袖，主席是许继慎。再在下面各师、团、营、连发展组织。"他们从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第十三师发现，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有2个师长、1个师政治委员、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2个师政治部主任、12个团政治处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处也有许多，连、排长也有一部分，皖西北四个县委书记，几个党、团特委委员及蕲、黄、广的组织大半都是。这些人的阴谋是拖枪跑，杀工农分子及共产党员，投降国民党，破坏红军和苏区。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373-374页。
发现了这些"阴谋"后，中央分局又发现了许继慎等人在军事行动中的"破坏行为"：如"有意"使红军吃败仗，将土地分给地主富农，吃喝嫖赌，抛弃病号等等，真是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这些罪名大都是不实之词，或是捕风捉影，也有重刑之下的口供。但由于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控制下的政治保卫局掌握着无限的肃反权力，谁也无法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革命军事法庭对于军队中之政治案犯，在经过军事委员会主席或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之许可时，得接收处理。但经常在初审以后，对于违背军事纪律之罪，定谳后，应将其转解政治保卫局，或通知保卫局前来会审处理之。最低限度，革命军事法庭对于政治犯之处理情形，必应通知其就近或与本案有关之某地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某种有关事件之案件时，革命军事法庭在得到政治保卫局许可时，得参加会审。""政治保卫局在处理某种有关军事组织之案件时，革命军事法庭在得到政治保卫局之许可时，得参加会审。""革命军事法庭对于案犯之最后定谳及执法，必经过其直属之上级军事委员会主席，或直属上级军事长官与政治委员之批准。""革命军事法庭与同级政治保卫局，应发生极亲密的横的关系，而同受政治委员之领导与指挥。"②
从上述规定来看，张国焘无疑给自己规定了可以裁决任何案件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且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无限扩大了的权力之下，真正的悲剧开始在鄂豫皖根据地上演。
第二部分 30.主持"大肃反"（1）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以红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为起点。
潘皈佛，红十师参谋长，原红二十八团团长，是这场"大肃反"的第一个牺牲者。据王宏坤将军回忆："早先的肃反并不是公开进行，大家并不知道。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打了漕家河以后调到师部任参谋长。一天，副营长对我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到我营驻地附近的山沟里枪毙了，我很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到团部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还是在猜测，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外面抓的?没听说呀，外抓的要枪毙也只能交地方，不能带到我们部队上来呀，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出发，从麻埠向叶家集开，叶家集在金家寨以北，属河南固始的地盘。那里是平原，一路上我注意就是不见潘皈佛。后来才知道，枪毙的果然就是潘皈佛。潘皈佛是张国焘'大肃反'受害的第一个。"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张国焘的专横和政治保卫局的肃反特权，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组织内造成一片恐怖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根据不可靠的"证据"破获了所谓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潘皈佛等九人委员会，准备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上并于9月15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从根本上消灭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的案件，并根据该案件指责红四军变东进为南下的作战行动是曾中生继续立三路线、反对中央分局路线，是对于肃反和红四军政治工作不加丝毫注意的必然结果，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等等，这样便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消除了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同时为建立中央分局，尤其是张国焘的个人绝对权威打开了通道。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挥舞着肃清反革命在红四军中的阴谋这面大旗，确实令许多人不寒而栗。
徐向前回忆说：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159页。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②
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疑"，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第二部分 31.主持"大肃反"（2）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的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晚年时期的陈昌浩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此时鄂豫皖省委尚未建立——引者注)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认为：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尚方宝剑"："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而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尽量设法使其改悔。……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大开杀戒，杀害了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官兵。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其中在白雀园被害者27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据袁克服说：
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地主富农出身的，不是反革命的也清洗，如像袁克服当政委的那个团，连肃反到清洗共八十几个人，内中有连长、排长、支书、青年工作者等，思想上没有经过整风，当然多少有些毛病，如像调皮骡子及说些怪话的人，有一二年历史的、打仗打得很勇敢，很多被清洗出去时哭着不想走，该团的三个连长，换了两个，连长与指导员换了三分之二，政治处只肃了两个股长，杀只杀了两个，其他都送交上级去了。其他连长、排长、班长等被供出来而没有捉的共100多，虽然尚未影响到共产党员要求脱党，但是三二年以后，部队中就不敢加入党，因为支部书记一捉，一供说下面党员都是，当然大家都害怕。
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也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
第二部分 32.主持"大肃反"（3）
这种毫无限制的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其场面之大、情景之恐怖也是罕见的。张竞回忆说：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至于许继慎，对于张国焘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承认。在白雀园火星庙的"公审"大会上，当张国焘宣布他的"罪行"时，他当众怒斥说："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白雀园"公审"后，许继慎被押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关在政治保卫局的一间禁闭室里。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指示信，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
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主持白雀园红四军"大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1931年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通告第十一号——动员全党力量加紧肃反工作，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通告指出："最近从多方发觉反动在苏区大规模计划的活动，企图举行暴动，推翻工农专政的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因此"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的争斗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党对肃反的策略是一面实行无情的镇压，一面要从积极方面改正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肃反争斗的基础上，消灭反动的活动的一切其他现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根据地地方肃反的动员令。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发动和指导肃反运动。文件要求地方肃反的范围涉及到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肃反的对象除了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豪绅地主、富农分子等外，还将青红帮、土匪、流氓、小马子等列入其中。而且从文件看，中央分局对肃反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的三令五申之下，根据地地方肃反很快便掀起了狂飙。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正是这两个法律文件，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力。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持下，政治保卫局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沈泽民：《肃反工作和两条路线》(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471页。等原则行事的。
第二部分 33.主持"大肃反"（4）
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倾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重点打击。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另一说是方英被关押，于1932年冬西征转战途中病故。等。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但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自夸说："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的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尽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打着保卫革命利益、保卫党、保卫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旗号进行肃反，并且也利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心理，但由于肃反严重的扩大化，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引发了黄安五区，即仙居区群众的强烈反抗。
仙居区是黄安县党的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一个区。在肃反过程中，政治保卫局抓捕了区苏维埃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不久又抓了十多名干部，进而又将手伸向村苏维埃一级。群众目睹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批批遭到杀害，心情非常沉重，他们联名写信给县委、县苏维埃、县保卫局，信上说："我们区出去的干部很多，一出去就被捉了，捉了以后也不知其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如果是反革命，请交回五区，我们开群众大会来枪毙，如不是反革命，可以调回五区工作，我们全体老百姓作保。"
信转到中央分局后，张国焘等人不仅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认为群众受了反革命的欺骗，要严加惩办。于是，县里和省里都派了便衣队，像老虎一样到处视察。老百姓知道，视察以后就接着捕人。这样，区级、乡级干部及老百姓等，更加恐慌了，就只派了一个区工委的委员长留在那里，其他所有五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搬到西山去住。当时还集中了两个赤卫队营共八九百人，准备保卫局来捉人时就打。
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九人带着手枪、绳索来仙居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锄头、扁担等"武器"，将王家冲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喊："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随着口号声，大家一拥而上，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区委书记闻讯赶来，才说服群众还枪、松绑。余怒未消的群众在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刷标语、写传单，表示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反对乱抓乱杀。
仙居区群众反对"左"倾肃反政策的斗争，被张国焘和政治保卫局视为暴动，认为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采取了镇压手段。将区级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黄安仙居区人民群众反抗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斗争，虽然以数十名同志被害的悲剧结束了，但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行动，以及在党内、红军指战员中、各级苏维埃和群众团体中存在的反抗与不满情绪，迫使张国焘等人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毫无节制屠杀的肃反政策能否继续下去，以及继续下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再者，经过白雀园"大肃反"，张国焘认为已肃清了一些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7-108页。，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阻力不存在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在敌人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的时候，红军需要休整，根据地人民需要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支援红军，继续坚持屠杀性的大规模肃反已经弊大于利，因此，他开始考虑改变肃反的一些具体做法，将以捕杀为主，改为以自首为主。这样，大规模的捕杀渐趋停止。1932年7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政治保卫总局及所属各县分局的所有人员进行整编，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撤销鄂豫皖区政治保卫总局。这样，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才宣告结束。
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大肃反"造成的损失之严重是难以估量的，其教训之深刻更是令人刻骨铭心。徐向前沉痛地说：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162、159、160页。
第二部分 34.辉煌鄂豫皖（一）（1）
鄂豫皖苏区转军委会张主席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总指挥、陈总政委和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鉴：
接湘鄂西转来捷电，欣悉你们在苏区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的拥护和援助之下，于皖西北以革命的英勇消灭白军数师之众，缴获枪支一万五千以上，俘虏大批白军师、旅、团长，占领了苏家埠、韩摆渡，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临时中央政府极热烈的庆贺与慰劳你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之空前的胜利与杀敌的英勇和坚决，对于伤亡战士表示极大的敬意并慰问……
这些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振奋的文字，是1932年5月23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贺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胜利的电文中的一段。这个电报既是对鄂豫皖红军的赞扬，也是对张国焘的褒奖。
徐向前论及张国焘时曾说："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②然而，历史却实实在在地让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当了一把手，同时也使他在这个位置上扮演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角色：他是鄂豫皖根据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推行者和"大肃反"灾难的制造者；他又是使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领导者；他还是导致红四方面军反"围剿"战斗失利，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的指挥者。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90页。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期间，尽管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确实给根据地的发展以不小的推动。
如前所述，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初，即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粮食问题。但他深知，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仅有粮食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来支撑和保卫根据地，即使有更多的粮食也无法粉碎敌人的包围"会剿"。因而，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在抓粮食的同时，极为重视发展红军的工作，在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条件下，下大力气开展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在张国焘到达鄂豫皖之前，1931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即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50多天里，红军利用敌人暂时转入守势的时机，主动发动进攻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除使根据地的地域面积继续扩大，根据地人口达100余万外，红四军也由改编时的12000余人壮大到15000余人。
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等到达根据地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进入激烈阶段。张国焘等即参加到领导指挥反"围剿"的斗争中。
随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东西长约150多公里、南北宽约75公里的广大区域，包括黄安、黄陂、孝感、麻城、罗田、商城、光山、罗山、潢川、固始、六安、霍山、霍丘、英山等10余县的大部或一部，均已成为根据地和游击区。全区拥有人口170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32页。红军也壮大起来，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将警卫师改编为第十三师。至此，全军已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共4个师，各师均辖3个团。从第二十八团编到第三十九团，共12个团，近两万人。部队的装备也大为改善。每师有步枪3000余枝，短枪600余枝，迫击炮4门；每团有重机枪6挺。此外，党中央派来的飞机师已将1930年初缴获的飞机修好，命名为"列宁号"，可以支援红军作战。
尽管鄂豫皖红军的力量在张国焘到达根据地前后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并且在作战方面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正确地处理了运动战和游击战、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开始力求在运动战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重大的发展，但是，现有红军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不足以完全抵御敌人的疯狂攻击。因而，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扩大红军，增强战斗力量。
第二部分 35.辉煌鄂豫皖（一）（2）
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第三天，1931年5月18日，中央分局发布了《紧急通知第一号——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将加紧扩大红军作为中央分局紧急通知第一号向根据地的党政群团组织发布，足见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对扩大红军工作的重视程度。该通知要求在五天之内扩大红军2000人，"各县委接着这一通知后，应即规定自己要做的数目，动员区委支部的每个同志及所有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来努力这一宣传鼓动工作，向广大群众说明投入红军与消灭'包剿'、保护春收的关系，使他们自动的自愿的为自己的利益，踊跃的加入红军"。通知还制止一切强拉和欺骗的征兵方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中央分局还十分注意红军的阶级成分，要求不能让反对工农利益的分子混进革命队伍。这一紧急通知拉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时期努力扩大红军的序幕。5月30日，中央分局再次发出加紧扩大红军的通知。在中央分局的督促下，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为此作出巨大努力。
在扩大红军的同时，中央分局还实行了一系列拥军优属政策，如对红军家属的帮助救济、彻底实行分配好的土地给红军家属以及"红军公田"的代耕制度等。这些政策对没有饭吃的贫苦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央分局也要求各地在扩大红军时，更须吸引广大饿饭的群众来投入红军。
正是由于张国焘、中央分局的有力领导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爱戴，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有1万余人参加了红军。到1931年11月初，鄂豫皖的红军总兵力已达3万余人，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中国革命的光荣劲旅。鄂豫皖红军的壮大，为根据地走向极盛时期奠定了重要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中央分局、张国焘为了督促扩红运动，运用了党内反倾向斗争方式。在中央分局通知第十三号中明确指出："因为'包剿'严重形势的减轻，就对扩大红军的工作松懈，毫无疑问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取消党的紧急任务的危险倾向。"中央分局这种不分析具体情况的上纲上线的武断认识，确实给各级党政群组织的负责人以很大的压力，因而在完成扩大红军的工作中不得不使用了一些带有强迫性的方式。对此，中央分局又批评说："一切命令欺骗等不正确的方式须肃清灭绝。"搞得下级领导人诚惶诚恐。
1931年11月7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20天后，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在这次盛会上，张国焘还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司法人民委员。这样，张国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远在鄂豫皖的张国焘对此还一无所知。据张国焘说，他是在1932年春才知道"一苏大"的情况的。见《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1980年版，第95页。
巧合的是，也是在11月7日这一天，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主持召开了一次盛大集会——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大会。这次大会选在七里坪召开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这一天，七里坪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奔走相告，兴奋异常。七里坪西门外的会场上，更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当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时，全场军号嘹亮，金鼓齐鸣，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响彻云霄。张国焘等人站在主席台上，面对着一片红色的海洋，心情十分激动。
会场的绝大多数人对张国焘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他们从众多的文告、通知、指示中知道中央来了个大人物"张主席"；说陌生，是由于当时环境复杂，张国焘受到高度的警卫保护，并不多露面，一般人更难见得到。所以当张国焘出现在主席台上时，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看到的"张主席"是什么样子呢?据说，张国焘"一副中等略胖的身材，阔嘴方脸，颧骨略突，细眉小眼，肌肤白净，戴着眼镜，一副斯文模样"。范江怀：《大将王树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由红四军和1931年10月25日在皖西六安麻埠成立的红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方面军总部由徐向前、蔡申熙、陈昌浩、刘士奇等人组成。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任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无军部，归红四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
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兵力近三万人。
红四军共三个师：红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团；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团；红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
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也有三个师：红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辖第二一七、第二一八、第二一九团，另有红七十四、红七十五师尚在组建中。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因此中央分局和军委十分重视。为了庆祝这支革命队伍成立，中央分局和军委决定召开庆祝大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张国焘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命令后，在阅兵总指挥王树声的导引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红四方面军刚刚成立，便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之中。
第二部分 36.辉煌鄂豫皖（二）（1）
1931年5月底，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江西中央根据地，对鄂豫皖根据地暂取守势。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均认为这是一个向外发展的好机会。不久，由于张国焘、中央分局与红四军领导人发生了"东进南下"之争，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大肃反，造成了重大损失，使红军的向外发展从时间上和力量上都受到影响。但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思想准备还是有的。
早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张国焘等领导人即开展了广泛的反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政治动员，同时抓紧时机进行根据地的内部整顿，积极发展地方武装，筹集粮食物资，进行长期反"围剿"的准备。
根据《鄂豫皖特苏军委会关于整顿地方武装的通令》，8月至9月间，全区的地方武装都进行了整顿和扩编。所有不脱产的地方武装除统一改为赤卫军外，由村到县分别以三三制为原则，每班人数由九人至十二人，三个班至四个班为一个排，三个排至四个排为一连，三个连为一营，三个营为一团，三个团为一师。团部营部编侦探、交通、救护各一队，人数按各地环境决定，侦探队救护队内要有强健妇女参加。凡年满18岁至35岁的男子，除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残废者外，均动员加入赤卫军。17岁以下的少年，则组织少年先锋队。地方武装和赤卫军不仅加紧了军事政治训练，还大量制造刀、矛、土枪、土炮，以求每个有战斗能力的人都武装起来。到1931年10月，根据地内赤卫军组成了15个师，仅县独立团即达到20多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激烈变化之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号召。各阶层爱国人士也纷纷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蒋介石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却顽固地坚持"不抵抗"的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仍然将枪口对准根据地，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部分区域是在山里，消息闭塞，对外面的形势发展了解不多。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半个月后，张国焘等人才得知消息。10月6日，中央分局作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的决议》；19日，颁发了中央分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的宣传大纲》；12月25日，中央分局又发出《反对帝国主义共管满洲宣言》，号召根据地人民群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努力扩大红军和支持红军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张国焘作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对此有着一定的认识。他后来写道："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我们仍认定南京政权是卖国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日情绪达于沸点。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埠苏家埠战役从3月22日开始到5月8日结束。，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4页。
当时张国焘和中央分局领导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和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同时出兵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瓜分中国企图的暴露，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要实行武装进攻苏联企图的暴露。帝国主义在进攻苏联的总计划之下，一定要指示和帮助国民党军阀更残酷地向苏区和红军进攻，以肃清他们进攻苏联的后方。因此，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应加紧实际工作，以实行武装保卫苏联，反对敌人第三次"包围会剿"为当前根据地的主要任务。
蒋介石国民党军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9月开始积极向鄂豫皖根据地周围增调兵力，准备发动新的"围剿"。到同年11月间，蒋介石调往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兵力已增到15个师。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当时敌我的态势，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在张国焘主持下决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计划："以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打破第三次'围剿'计划，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西及湘鄂赣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下基础。"
徐向前评论说："这一战略方针，从对付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部署来看，有积极意义；但从鄂豫皖红军力量上来看，却是难以胜任的。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左'的倾向。偏差出在对总形势和自己力量的过高估计上。估计客观形势的力量对比，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一厢情愿，满打满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第二部分 37.辉煌鄂豫皖（二）（2）
而张国焘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留有余地，最终导致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使得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此是后话。
根据中央分局的方针，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等领导人，指挥红四方面军积极开展外线进攻。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的8个月时间内，连续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
黄安战役。
黄安(现名红安)，位于大别山南麓，是鄂东北重镇。此时为鄂东敌人靠近根据地中心的最大前哨基地，守敌是第六十九师的两个旅共四个团。师长赵冠英，由于瞎了一只眼，人称"赵瞎子"。他的部队是国民党"围剿"军中的杂牌军，战斗力不强。而且赵部窜入黄安时间不长，人地生疏，城内存粮不多，主要靠后方接济。从地形和交通情况来看，敌六十九师显然处于孤立突出的地位。敌赵冠英部的侧翼和后方，还有四个师为援应。敌人在根据地南部的兵力部署为一线兵力，呈"山"字形。
根据敌情，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总部领导人决定从"山"字头上开刀，重锤首先砸赵冠英，以围城打援的战术，兵围黄安，吸引援敌，野外聚歼，粉碎南线敌人的"进剿"部署。
11月10日夜，黄安战役打响。红军首先插向黄安城的外围地带，夺取要点控制重镇。经过十多天的战斗，全部肃清了县城外围的八个据点，完成了战役的第一步——包围县城。随即转入第二步，围城打援。
被包围在黄安城里的赵冠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连连向武汉告急。驻宋埠的敌三十师看到赵冠英部陷入困境，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师长彭振山乃率领三十师的两个旅向黄安救援。12月7日，敌人开始行动，经永佳河出援。12月9日，红三十三团经桃花镇诱敌进至红军主阵地嶂山地区后，埋伏在两翼的红三十团、三十一团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反击，一举歼其先头团，其余敌人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之下慌忙溃逃。
12月18日，敌葛云龙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十师1个旅共8个团从歧亭、宋埠再次北援，猛攻嶂山阵地。担任打援主力任务的红十一师在师长王树声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凶狠的敌人向红军阵地猛扑，红军阵地一度被敌突破。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张国焘也在前线。他回忆说："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徐向前说是右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14页。
敌人被困月余，粮弹将尽，油盐已绝，饥寒交迫，加之外援无望，突围不易，士气极为低落。12月22日，"列宁号"飞机向敌人投撒传单，并轰炸了敌人课子山的核心工事。当晚，红军发动了总攻。赵冠英见城池难保，便化装逃命，敌人军心涣散，溃不成军。天亮时战斗结束。赵冠英也被抓获。
黄安战役历时43天，红军先后歼敌15000余人，其中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枝、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次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连成了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轻易向根据地进犯。
黄安大捷使鄂豫皖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情绪大振，也使张国焘兴奋不已，因为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取得攻克敌人由整师兵力设防的强固据点的重大胜利。此次战役说明，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而且战役中的战术亦是正确的。此役不仅攻破了敌人重兵防御的城池，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彻底打破了敌人企图固守据点的信心，对红军以后的作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丰富了红四方面军围城、打援相结合的经验。
第二部分 38.辉煌鄂豫皖（二）（3）
黄安大捷使张国焘不禁飘飘然起来。这种心态在中央分局发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共管满洲宣言》中充分反映了出来。宣言说，由于国民党军阀反革命派的公开卖国行为，使得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不断高涨和扩大。"对于这种群众的革命斗争，国民党军阀显然已经是无法制止，另一方面赤区和红军的伟大胜利，显然成为这次反帝的基础，黄安县城攻下，更要使这些反革命派心惊胆落，使蒋介石不得不宣告下野。""最近我们打下黄安县城，不过是试试刀锋，更大的斗争和胜利还在面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这些话如果出于鼓舞士气的目的，当属正确。但从中反映出的，更多的则是轻敌苗头，给人们的印象是：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黄安大捷前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重大胜利。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各根据地的形势发展是很好的。12月14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起义，参加红军。1932年1月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积极向东发展，连克皂市、黄陵矶等地，并在应城附近歼敌一个旅。再加上红四方面军的黄安大捷，一时间各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胜利之势。
中共中央面对这样的形势，"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1932年1月9日，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决议提出"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路的形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页。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国焘等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分析了当时根据地周围的敌情，认为打击北线敌人，夺取商城，向北扩大根据地，使根据地东、西两部在宽广的范围上连成一片，是执行中央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连为一片"的指示精神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们决定发起商(城)潢(川)战役。
商潢战役。
商城、潢川两城均为豫东南的军事重镇，敌人重兵集结在这个地区：曾万钟第十二师位于潢川城区，一部布于城南商潢公路上的北亚港；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第三十三旅，布于北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主力驻商城，一部布于商潢公路上的河风桥；戴民权第四十五师驻商城以北、潢川以东的固始地区，与商潢之敌互为掎角。
记载商潢战役史料的书籍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鄂豫皖时期·下）
红四方面军决定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打汤恩伯，控制商潢公路，切断商、潢两城敌军的联系，对汤恩伯第二师取"腰斩"之势；第二步相机夺取县城。
1月19日，商潢战役打响。至1月26日，长达60公里的商潢公路为红军完全控制。商潢战役很快转入第二阶段。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汤恩伯第二师打得一败涂地。蒋介石为此撤了汤恩伯第二师师长的职务。
商潢战役前后共15天，歼敌5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拔掉了敌人横插在鄂豫边和皖西之间的据点，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西两部连成了一片。
商潢战役的胜利使张国焘原有的轻敌思想更加严重起来。他得知包括汤恩伯在内有着精良武器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居然被装备低劣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更感到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在鄂豫皖全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当沈泽民提出"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职务"，"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者直接战争"的观点后，张国焘不仅赞成，而且补充说："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这便是有名的"偏师"说。
第二部分 39.辉煌鄂豫皖（二）（4）
沈泽民和张国焘的"偏师"说，反映了当时张国焘等人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头脑已经很不冷静；也说明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的"左"的思想已经相当严重。这一变化使得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也感到十分震惊。3月6日，中央发出《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信中对"偏师"说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政府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事实上，国民党政府"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十五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么?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在中央文件中使用"胡说"这个字眼来批评下属还是极少见的，这足以说明临时中央对"偏师"说是多么不满意。
张国焘对此批评虽然在口头上接受了，心中却并不服气。3月21日，他与陈昌浩联名致信中央政治局："我区不仅肃清了内部敌人，又给外部敌人以极严重打击，苏区迅速巩固与扩大。商城(攻)下后，赤区又已打成一片，现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在此口号下，不但加紧反帝宣传，并在军事上、物质上积极准备，目的以在更厉害的经济封锁条件下与技术更进步之外国军作战而取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23页。
红四方面军取得商潢战役胜利后，即在固始地区进行休整。此时已是3月份了。3月的大别山，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峰峦起伏的山间，流淌着清莹透彻的溪水；岸边的青松、翠竹、绿柳、白杨透出一片片盎然生机。受到黄安大捷和商潢战役胜利鼓舞的张国焘，此时正踌躇满志，希望红军在新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苏家埠战役。
商潢战役结束后，方面军总部决定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仍回皖西活动，红四军北上围攻固始。但固始城坚难下，红四军随即在固始地区开展工作，边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边进行休整。这时，方面军总部获悉皖西敌陈调元部已进占苏家埠和青山店，并准备继续向根据地进攻，便决定留红十二师在商潢地区活动，总部率红十师、红十一师东出皖西击敌。
3月18日，红军开始行动。3月20日，部队进至六安独山镇时，与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霍山独立团会合。总部随即在独山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对下一步军事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3月21日夜，红军在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架起一座临时浮桥，趁着沉沉夜幕迅速而隐蔽地渡过了淠河。红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首先包围了青山店的敌人；红十师和十一师绕过青山店向北疾进，分别包围了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
红军将敌人围困在三个据点里，并不急于攻打，而是将部队部署在六安到韩摆渡、苏家埠之间地区，占据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准备打击来自六安方面的援敌。
3月底，敌岳盛暄第四十六师从六安倾巢而出，敌警备第二旅也从霍山出动，企图南北夹击红军。然而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岳盛暄率残部仓皇逃回六安，警备第二旅亦被迫退回原地。战斗过程中，青山店的敌人冒死突围，被歼过半，残部逃入苏家埠，青山店被红军占领。红军则将苏家埠和韩摆渡围得像铁桶一般。
至4月中旬，苏家埠、韩摆渡两处的守敌已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弹尽粮绝，占据六安县城的岳盛喧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面对被围的苏家埠、韩摆渡一筹莫展，只得频频向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此时的"围剿"重点还在江西"朱毛红军"那里，对于鄂豫皖并未投入很大力量。然而，从鄂豫皖接连传来的坏消息却令他坐卧不宁：赵冠英全军覆没、汤恩伯大败而逃、又有上万人被围。他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下令出动厉式鼎的两万兵力向苏家埠、韩摆渡进攻。
围点打援，本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发起苏家埠战役的初衷。但是，敌人一下来了这么多援兵，却是张国焘等人始料未及的。苏家埠、韩摆渡两个据点都在淠河东岸河边上，敌人由东向西压来，红军如果顶不住，背后只有猛涨的淠河，没有退路。打，还是不打?难住了张国焘等人。打胜了，一切皆好；万一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是红四方面军的名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安危问题，当然还有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威信问题。在张国焘看来，与其打没有绝对胜利把握的仗，倒不如不打，以免背上打败仗的名声。
情况摆到了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不同意张国焘撤出苏家埠战役的意见，坚决主张打。徐向前在会上提出四点理由："一是援敌虽多，但除第七师未经我打击，战斗力较强外，其余的十二、五十五、五十六师等部队，均曾遭受过我军的打击，里面有不少人是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士气不振。二是敌远道而来，为疲惫之师；我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兵力虽少，胜敌一筹。三是丘陵地带作战，具有便利发挥我军野战、近战长处的地形条件。四是有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徐向前还分析说："我军的士气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打，仓促撤退，被敌追击，或是打了吃不掉敌人，而被援敌和苏家埠、韩摆渡的守敌两下夹击，后面只有一个渡口，你士气再旺，也会吃大亏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张国焘明白，此时已箭在弦上，不想打也得打了，而且还必须打胜。他于是改变了主意，同意坚决打击敌人。
第二部分 40.辉煌鄂豫皖（二）（5）
总部领导人意见一致后，总指挥徐向前立即调整部署，准备兵力。他决定用红七十三师布于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用红十、红十一两师主力布于红七十三师两翼伺机迂回诱敌深入。对于两据点之敌则以少部兵力予以围困。
5月2日，敌先头部队厉式鼎第七师第十九旅与红军诱伏部队接触后，不顾一切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攻。红七十三师利用工事予敌重大杀伤后，立即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敌人前进受挫，后续部队又未跟上，处于孤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而天公又不作美，大雨如注，河水猛涨，敌人仓皇向后撤退。此时向西疾进的后面部队不知前面情况，霎时前退后拥，造成互相拥挤，人踩马踏，阵势大乱。红军则乘势冲杀，敌人溃不成军，混乱中落水者无数。敌第十九旅大部被歼。
敌河东岸部队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附近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企图顽抗。红七十三师则乘胜涉过陡拔河向敌展开猛烈进攻。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十一师主力、六安独立团向敌右侧包抄过来，红十师主力向敌左侧包围过来。被围在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在战斗展开之后，数次想突围出来，都被红军顶了回去。
徐向前见红军将敌完全包围后，发出总攻击令，红军7个团与游击队、赤卫军多路突击，向敌猛烈穿插、分割、围歼，并突入敌纵深，一举打乱敌指挥系统。战斗持续至下午5时结束。敌人来援之两万多人，全部被红军歼灭。敌总指挥厉式鼎也当了俘虏。
5月8日，苏家埠、韩摆渡两据点的守敌眼看援敌覆灭，外失援兵，内无粮弹，在红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缴械投降。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至此结束。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建军以来最大的胜利。此役共歼敌皖西国民党"围剿"军及其援军共19个团和2个警备旅共3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乘胜前进，向东逼近合肥，向北占领霍邱县城，直抵淮河岸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潢光战役。
苏家埠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趁敌人尚未得到喘息之机，又发起了潢(川)光(山)战役。此役于6月12日开始，仅5天时间即告结束，共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枝。消灭了潢川、光山地区的敌人，向西扩大了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鄂豫皖红军用时7个月，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总计歼敌6万余人，歼灭敌正规部队40个团，取得了规模空前的重大胜利。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
蒋介石得知进"剿"鄂豫皖的军队一败再败，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认为，鄂豫皖苏区地处要冲，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简直成了心腹大患。5月21日，蒋介石在武汉设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将"剿"灭鄂豫皖的红军列为头等要事。
张国焘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不仅不担忧，反而感到欣喜。在他看来，引起敌人震动的程度越大，说明他在鄂豫皖所起的作用越大，也说明他在党内的影响越大。反之，如果他在鄂豫皖的工作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那就说明他张国焘是无能之辈。
苏家埠战役后，张国焘要求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5月7日，陈昌浩在《给合肥县委的信》中要求："请火急大大宣传我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动员白区广大群众来开展一切群众斗争。"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628页。5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并转全国红军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信中说："这次胜利有绝大政治意义，不仅消灭了蒋介石五师主力，而且基本上冲破四次'包剿'以鄂豫皖为中心的新计划，大大巩固与发展我赤区，争取一省几省更近之伟大胜利，准备更能与帝国主义作战。""请中央大大宣传，动员全国红军来争取目前之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信中还说："我们马上进攻六安城，直出合肥、舒城、进逼安庆。"②
不仅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广为宣传鄂豫皖红军的伟大胜利，在湘鄂西根据地、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大量宣传这一伟大胜利。一时间，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成为当时继江西苏区"朱毛"之后的又一个焦点人物。
张国焘再次走上了辉煌之路，但遗憾的是，这只是暂时的。不久，张国焘便不得不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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