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
第一部分 1.青年时期的张国焘（1）
上栗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为萍乡北边的中心市镇，距萍乡市约40公里，与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为邻，相距不过10公里左右。由于地处湘赣交界地区，上栗虽然是一个山区市镇，在当时仍不失为一个比较繁荣的贸易中心。而且，连绵起伏、逶迤不绝的山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故与附近的其他市镇相比，此地的采矿业、造纸业和织布业在明末清初已经相当发达。
或许正是由于上栗优越的地理环境，才吸引了张国焘的祖先。清朝初年，张氏家族第155代——集翰公即由广西迁到此地。关于张国焘的祖籍及迁至上栗的时间，通常的说法是江西吉水，明末清初迁到上栗。但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记载：集翰公为以灵第五子，系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由广西迁来。
张氏家族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载：集翰公字派为："集俊廷学士，承恩觐国光，人才其蔚启，锦润济明良，林萍根源贻，金钰先绪长，建新扬高晶，历代定兴邦。"可见到张国焘这一辈，张氏家族在萍乡已是第九代了。迁到萍乡上栗的一支，凭借当地的自然优势和勤俭精明的持家之道，开始逐渐发达起来。到了张国焘祖父一辈，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人丁兴旺、理财有方、殷实富足的大户。
优越的家境使得张家子弟有条件涉足诗文。张国焘回忆说：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指有官职……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花钱买到的官。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为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与恩贡、副贡、岁贡、优贡共称五贡）。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期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两名，州县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朝考合格后，可任京官、知县或教职。（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页。
张国焘的父亲名觐珖，字鹏霄，生于1875年。据《昭萍志略·人物志》载："张鹏霄，号劼庄，县试冠军，附邑学籍。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考取法官，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嗣考取县知事，在任三年，政平讼理。建设方面，如学校、桑林、平民工厂、罪犯习艺所、海塘圩堤及城乡学校次第举行。考绩获得全牌单鹤章。嗣解职回籍，历任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洁己奉公为宁，兼优工书，乞求者众，从不应以苟简。年六十卒，著有诗文等梓。"张国焘的母亲，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刘廷汲的次女，生于1866年。她识文断字，为张家生有二女四子。张国焘为长子。
与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交加、艰难竭蹶境况中的孩子不同，张国焘的幼年是在无忧无虑中愉快地度过的。然而，封建大家庭中的成员们出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心理氛围也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结果塑造了一个有着十分鲜明个性的人：聪慧上进，却又骄横自满；思想活跃，却又易走极端；处事果断，却又缺乏深思熟虑。这些性格中的优缺点注定了张国焘的一生将在动荡和坎坷中度过。
张国焘有三个弟弟，大弟张国燕，早年病逝。二弟张国庶，生于1905年，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化名周之德。1930年5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在南昌被捕，当时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亲自派员审讯，张国庶受尽酷刑后被绞杀，尸体抛入赣江，年仅26岁。同时牺牲的还有他的爱人晏碧芳。他们留有一子，叫张光怡，1948年迁往台湾。1986年中共江西省委追认张国庶为革命烈士。张国焘的三弟张国杰，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脱离组织，回家挑起家庭重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深受村人的尊敬。他的家训是：多做少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没有光辉的历史，只有安稳踏实的农家生活。"张国杰有三子一女。他的儿子们这样评价父辈所走过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时势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二伯国庶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1994年1月31日《文汇报》。
第一部分 2.青年时期的张国焘（2）
张国焘的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灭亡、共和民国初创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
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到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到了衰败不堪的地步。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从中国攫取各种特权和利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实权。腐败的清王朝，对外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对内却横暴无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起义。大清帝国已经国力衰微，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史的发展注定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这样，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便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高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组织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从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1906年冬，还处在童年时代、对世事变化尚懵懵懂懂的张国焘，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他的家乡忽然爆发了反清的洪江会起义。张国焘当时年仅九岁，耳闻目睹了洪江会造反和这次造反失败后绿勇清朝的绿营军。因每个士兵身穿一件绿色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大的"勇"字而得名。捉拿、残杀"会匪"的情景。这些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幼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地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页。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这座小学虽是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但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反对新生事物，把经书以外的知识全部称为"异端邪说"，禁止学生接触。
但历史毕竟已进入20世纪，主张守旧、不求进取的思想正在失去往日的阵地，在一切知识的前沿——学校里尤其如此。学生在"新派"先生们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接触新生事物。于是，张国焘知道了拿破仑、华盛顿以及牛顿、瓦特和卢梭，也知道了维新变法和反清革命。
中西文化在碰撞，新旧思想在交锋，学生们再也不愿做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了，而是渴望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于是，剪掉辫子、投考新军就成为许多学生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或许是由于家庭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年纪尚小，张国焘虽然十分羡慕剪掉辫子和投考新军的激进同学，却没敢步其后尘。
就这样，在新旧事物的互相撞击中，张国焘度过了小学时光。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继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各地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冲垮清王朝腐朽大厦的强劲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清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从此，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高高飘扬在中国上空！
这次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自由要求的高涨。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官员对上级不再行跪拜礼……一种新的风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和蔓延，人们的思想由禁锢而渐渐趋向自由。
张家的一帮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对新生事物追求的欲望了。他们常常在家中的客厅里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对家长们不准外出、保留辫子的禁令他们尤其不满。街上的同龄人，几乎都已剪去了发辫。当那些剪去发辫的青少年们青春焕发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那嘴角不经意的一撇中似乎流露出了轻蔑的神气。相形之下，张家子弟们觉得脑袋后面拖着的东西，简直是要把他们标上"守旧"的标签而归入过去的世界。终于有一天，张家20多个青年全部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示威似的出现在家长面前。张国焘虽然年纪较小，但毕竟也是张家男子汉中的一员，他效法和追随着叔叔哥哥们，也将自己的发辫剪下。这一举动，在张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第一部分 3.青年时期的张国焘（3）
这时，辛亥革命胜利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刚刚交到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北京建立了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刀。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杀手暗杀了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又接着镇压了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反抗。坚持反袁斗争的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进而授意制定了一部赋予他个人独裁的绝对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令一些稍有政治头脑和正义感的人深为不满。那时，刚刚开始关心政治的张国焘就对国民党抱有同情心。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页。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②。
1915年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写满耻辱的一年。
1月，借对德参战之名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占领了原为德国所强占的青岛，继而又用武力控制了胶济铁路。的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其内容共五部分：第一、二、三部分要求控制山东、东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袁世凯在日本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只有第五部分的几条除外，但也表示日后协商。
5月，涉及"二十一条"中大部分内容的一系列文件刚刚由中日双方签署，"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流言便从北京刮到各地。
8月，筹安会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此后，袁世凯为了得到列强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乞求式的外交活动。
10月6日，袁世凯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体问题。各地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配合袁世凯上演了一场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闹剧。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发表承认帝位之申令。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选择吉日加冕登基。
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下，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颁令撤销帝制；23日，又宣布撤销"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的纪年；6月，袁世凯的复辟之梦幻灭之后，便在失望和郁闷中一命归西。
中国政治和外交形势的这一系列变化，对张国焘产生了重大影响。报章杂志对"二十一条"的揭露和学校师生们对袁氏称帝的愤慨，都深深刺激了正值青春年少、热血奔涌的张国焘。他回忆说："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对自己当时思想状况的评价显然过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激起了张国焘及其同学的愤慨，从此开始纵谈救国之方，这无疑是当时青年学生们爱国良知的体现，但从张国焘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基础而言，只能说已萌发了爱国之心，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
从此，这个在新旧文化撞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
第一部分 4.爱国心与温和的请愿（1）
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大学，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
1916年10月，当张国焘步入这所大学时，学校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等专业，并且设有预科，学制三年。预科毕业后可直接考入本科。当时全校有学生150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大多是富家子弟。张国焘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显出革新的气象，但这所位于京城、培养京官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好像革命风气从未光顾过这里。但时隔不久，这种现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1917年1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这位有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气概的学坛猛将，在上任之初就公开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寥寥数语，却从此改变了北大的历史，也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
蔡元培在整饬学校的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原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为什么要改名呢?据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载：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承担《青年杂志》印行的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和发动文学革命而在文学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刘半农等也随后而来。加上原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真是人才济济。
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这一系列措施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参与编辑工作的先后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使得《新青年》夹裹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并进而传播于全国各地。
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化运动带给他们的新思想。他们赞成《新青年》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比如：要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得到自由的发展；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人的强烈要求，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热情。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张国焘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更加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学习功课之余，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在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
恰在此时，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许是由于传播媒体的缺乏，或许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十月革命"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总之，在中国，最敏感的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也不是立即就看得十分清楚的。十月革命后约一年时间，中国知识界才初步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这反映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在此文中第一次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一般说来，他们还停留在热衷于依靠民主和科学来救国的认识水平上，同时认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总之，还是倾向于一种温和的救国方式。
第一部分 5.爱国心与温和的请愿（2）
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青年人不仅用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充实着自己，而且逐渐开始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改变国家命运。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张国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反日爱国的请愿示威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执掌北京政权。一开始，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曾遭到大总统黎元洪的排挤，被免去内阁总理之职。1917年7月，段祺瑞因粉碎张勋复辟1917年，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黎元洪请求下，以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停为名带兵入京。6月12日，黎元洪在张勋的要求下，宣布解散国会。但张勋并不打算当黎元洪的保护神，而是主张清皇朝复辟。在康有为的合作下，在清朝遗老旧臣们的护拥下，张勋决定支持帝制复辟。7月1日，他们请出了住在紫禁城中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7月14日，段祺瑞的军队进入北京，张勋、康有为等人纷纷逃走。一幕复辟丑剧到此收场。有功，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便重任内阁总理。曾与他有隙的黎元洪只得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职。
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对德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实力，以求武力统一中国。而日本则图谋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并且企图使中国军队充做进行反苏战争的附庸军。这样，为了各自的私利，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政府秘密订立了"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5月16日，签署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12条及其《说明》；5月19日，签署了《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9条。依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任意进入中国的领土、领海，占用中国的各种设施，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包括由日本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提供了条约依据。
秘密协定刚一签署，即被中国留日学生得知。在爱国激情的鼓动下，他们立即举行集会表示抗议，不幸被日本警察捕去多人。这更激起留日学生的民族义愤，他们决定全体罢课，回国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回到北京的一部分留日学生，开始在北京各大学进行反日宣传。来到北大的李达、王希天等人，向北大学子揭露了中日秘密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且痛陈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遭遇。他们的活动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
5月21日，北大、高师、工业专门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约2000人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前往总统府请愿，抗议秘密军事协议的签订。张国焘也参加了请愿行列。请愿者不仅要求废除同日本签署的军事协定，而且提出反对向日本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要求。然而这些要求不是写成标语，也不是呼成口号，因为学生们还不懂得使用这些可以造成声势的方式。他们只是把要求写在请愿书上，选出代表手捧请愿书，求见总统。当然，总统绝不会下驾接见几个学生，只是由他的秘书代劳，将学生们的请愿书接了过去，答应代呈总统。学生代表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便告辞出来，等候在外面的学生队伍便开始慢慢散去，总统府前似乎又恢复往日的平静。就在这时，天津学生代表中一个叫郭隆真郭隆真（1894-1931），原名郭淑善，化名石衫、林逸。河北大名人。1913年在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9月与周恩来等创立天津觉悟社。1920年1月因代表天津学生请愿而被捕。7月获释。同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缦云女校，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主办《妇女之友》。1927年4月被捕，1928年被营救出狱。1929年被派到东北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哈尔滨三十六棚党支部书记。1930年3月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5月曾被捕，后经营救获释。6月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1月2日被捕，后转押到济南监狱，受尽敌人残酷刑讯。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的女学生忽然大哭大闹起来，对中日军事协定表示抗议。这也许就是后来学生运动中高呼口号的先声吧，但当时谁也没有响应。站在学生队伍中的张国焘目睹这一情景，觉得这哭闹声确实搅起了原本沉寂的气氛，有点热闹和解气。
第一部分 6.爱国心与温和的请愿（3）
毫无经验的请愿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这使满怀爱国热情的张国焘大为失望。他开始认识到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是救不了中国的，温和的请愿是改变不了当局意志的。事实上，这次请愿丝毫没有阻挡住北京政府当局与日本的勾结，引狼入室的活动仍在继续。9月6日，北京政府又与日本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共七条，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中国的权益。
但这次请愿活动并非毫无价值。首先，它是次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为学生运动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萌发了在"救国第一"口号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愿望。面对祖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面，在学生们心中点燃的爱国热情越烧越旺。于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成立了。
学生救国会由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发起，其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北京其他学校也有学生参加。为了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宣传爱国反日思想，学生救国会于同年10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为其成员之一。该杂志社的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
《国民》杂志第1期创刊于1919年1月1日，至五四运动爆发后停刊，共出了四期。杂志以发表政论文章为主，公开评论时局。李大钊、杨怀中、黄侃等名流学者都为该刊物撰写过文章。
张国焘是杂志社总务股的干事，负责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既与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接触频繁，又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过从密切，还与宣传白话文、主张反对封建礼教的傅斯年、罗家伦经常来往。可以看出他当时正处于彷徨与选择之中。尽管如此，在杂志社内，张国焘仍属于激进派。
1919年3月，在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启示和推动下，邓中夏（时名邓康）、廖书仓、康白情、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的启事中，标明"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张国焘也参加了讲演团的活动。讲演团的活动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前者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1时以后举行；后者根据重大事件或节假日临时安排。
讲演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讲演活动是在4月3日至5日下午，地点是北京东便门内。参加这次讲演的有25名团员，讲演的内容十分丰富，共有38个讲题。从此，讲演团经常走上街头，并且深入到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和市民宣讲，他们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吸引了很多听众。
张国焘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不仅发动和教育了下层劳动人民，而且看到了下层社会的疾苦，也为他进一步接触下层社会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聚集了一大批爱国青年，他们通过参加社会活动，看到了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认识到仅靠写文章、做讲演是不能满足救国救民需要的，只有直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先进知识分子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部分 7.五四运动牛刀初试（1）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至1918年11月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当时，善良的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战胜国也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相信了战胜国宣传的"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为战胜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如果说有更进一步认识的话，那就是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从此有了由弱转强的机遇，确实应该欢呼和庆贺一番。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对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在天安门举行了两天讲演大会，有11人登台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讲了《劳工神圣》。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在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操纵下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和外国邮政电报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益等多项要求。但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拒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而且承认日本夺取的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合法性，并强迫中国代表在这一耻辱的和约上签字。软弱的北京政府竟准备向列强的无理行径妥协。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对和会抱有极大希望的中国知识界大为震惊，失望的情绪立即转为愤怒的火焰。一场政治风暴在孕育之中。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
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会议当即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北京学生得知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准备妥协后，久压心头的不满和愤慨之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5月3日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议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议一直开到晚11时，最后通过四项决议：（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二十一条"。故5月7日为国耻日。，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4）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在天安门前汇集。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官员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
会后，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后，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第一部分 8.五四运动牛刀初试（2）
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了主力军作用，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学生们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32名学生被捕。这是由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大队军警赶到曹宅镇压学生运动时发生的。被捕学生在警厅受到公开的侮辱和残酷迫害，但仍然斗志旺盛。这可从被捕学生之一许德珩的狱中诗里反映出来：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遭到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
5月4日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群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这次会议一个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诞生，张国焘也在干事之列。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的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月5日，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号召下，北京各高等学校开始举行同盟罢课。学生们在罢课声明中说："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捕同学亟待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蔡晓舟、杨景工：《五四》，《近代史资料》第2期。
下午3时，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斗争计划如下：（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通电，得到各地、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一时间各种类型的电报飞向京城，飞向巴黎，不仅一般团体和公民，而且国会议员、社会名流都纷纷通电要求释放学生，谴责军阀政府。
为了进一步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学联讲演部部长。
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
5月12日，当军阀政府正在为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呼应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立即感到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们的讲演均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据《北京大学日刊》载：邓中夏讲演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讲"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廖书仓讲"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讲"自卫"；易克嶷讲"抵抗强权"；李秀龙讲"真正民气"；罗运磷讲"争回青岛"；潘宗翰讲"五月四日"；黄耀华讲"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第一部分 9.五四运动牛刀初试（3）
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使反动政府大为恼火。5月15日，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学生们仍然坚持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
5月18日，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日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坚决斗争到底。从此，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而且"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
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军阀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月2日，他们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②《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②
京城的天气似乎也在为学生们的被捕鸣不平。6月3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更多的学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走上街头，决心与被捕学生共命运。警察们似乎也已经红了眼，凡是在街头看见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便抓了起来。
次日，同样的天气，同样如狼似虎的警察，但走上街头的学生却比前一天增加了一倍。被捕的学生太多了，北大法科已容纳不下，北大理科楼房门外又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
北京学生遭到大规模逮捕的消息传到各地，立即得到普遍的同情和声援。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5000多名工人于6月5日首先罢工，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发地参加爱国运动的序幕。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唐山等地的工人也以罢工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从此，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
工人阶级以罢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场反帝风暴席卷着中国大地。北京政府害怕了，帝国主义也感到十分震惊。在正义力量的压迫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第一部分 10.北京学生的反帝大示威（1）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撞击，使得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更新、意识在改变，已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接受了民主、科学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出来。
如同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张国焘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反叛家庭、反叛社会的欲望，这种欲望因着幼年时代洪江会的造反、因着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生长和发展。进入北大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平请愿的失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华，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这样，在周围一大批先进学生的带动下，张国焘也步入先进分子的行列。另外，张国焘自小聪明好学，上进心强，这使他养成了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愿意做些出头露面的事情。思想上的激进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张国焘出狱后，即代表北京学联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到上海时，大会已经开幕。大会选举他担任全国学联总务方面的工作。这一职务可能与张国焘的最初设想不相符合，所以他没有就职，而是单枪匹马地走上街头，兜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张国焘对这件事的处理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性格特点。
六七月间，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在上海的张国焘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更由于学联主要负责人被捕，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时，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64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时期：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他虽然感到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北京学生的营救工作也得到了各校教职员的支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张国焘在热心于政治运动的同时，对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女学生叫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骨干分子。五四运动后期，她代表天津学生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国焘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国焘爱上了这个姑娘。当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不料却遭到了姑娘严肃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一来"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来姑娘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表示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刘清扬为了避免张国焘的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刘清扬：《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河北文史资料》第2辑……这件事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第一部分 11.北京学生的反帝大示威（2）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自己究竟不过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旋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面临着多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着无法否认和无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张国焘尽管接受了新思想，并在学生运动中忘我地奋斗了一番，但他毕竟出身于官绅之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兴衰使他对"前程"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使他淡忘这一点，"学而优则仕"才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准备放弃政治专心读书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当时每一位热血青年一样，张国焘无论怎样努力，也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闭门求学、不问国事的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在各地青年中纷纷涌现，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然强迫自己一心去上课，并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而且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的时候，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第一部分 12.相约（1）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中午，张国焘正在曦园烧饭，忽然看见几名警察直奔他房间。
在同学们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祸将至，情急之中，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烧饭。
警察在屋里查询和翻腾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便失望而去。
张国焘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动可能是对学生运动的报复。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张国焘不得不放弃重理学业的愿望，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再次离京，逃到上海。
对于张国焘来说，此次上海之行，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在上海，张国焘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时事新报》的总编辑、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张东荪；戊戌变法的巨子、刚刚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他还拜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就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学生运动等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
由于张国焘与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的缘故，1920年3月初，他被聘为"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总干事，负责整理会务、发展组织等工作。这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黄介民、曹亚伯，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张国焘本欲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以期将来有所造就，不料，到任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失所望。
这个协会号称有一万会员，然而经过张国焘实际调查，所谓的会员只是仅仅见诸于名册而已，实际上不过是这个工厂几个人、那个工厂几个人。而多数注册会员只有姓名，竟不知其属于哪个工厂，可以断定，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工人。至于协会的主要业务，也仅仅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一些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主张而已。协会的领导成员，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对工作根本没有兴趣。准备大干一场的张国焘，见此情景十分失望，只做了个挂名的总干事。
今天，当我们对张国焘这段经历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看到他与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以及国民党要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是反共的）有过接触，就断定他可能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进而认为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才看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打破了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当时，张国焘已经23岁，以往的经历已使他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他虽然佩服梁启超、张东荪的学识，尤其是梁启超变法的胆识，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蓬勃向上的精神相比，他更清楚地从梁启超身上看到了研究系的失意和改良道路的末日。从梁启超不再参与政治、决心只搞学问研究的一番谈话里，他体味到其中厌倦的情绪与消极的慨叹。从此，他曾崇拜的梁任公在他心目中已不再那么光彩，也不再那么神秘了。
他曾十分敬仰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小时候，他曾因能亲眼目睹黄兴的风采而激动不已。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然而，这次到上海，经过与孙中山以及其他几位国民党要人的接触，他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领袖久存的仰慕之情，看到了他们因屡受挫折而郁郁不得志的境况。尤其是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一职后，他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涣散无力、人浮于事、求名而不务实、忽视扎实的基层工作、热心于上层活动等弊端。所有这些，都使张国焘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也许正是由于在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任总干事的亲身实践，他后来才那么坚定地对共产党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态度。
正当张国焘不知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何处的时候，在北京的陈独秀也因躲避警察的逮捕来到上海。
第一部分 13.相约（2）
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京城的路上，他们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李大钊返京后，立即着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到达上海的陈独秀也开始了积极创建共产党的工作。
张国焘是在许德珩约他为陈独秀寻找住处时，才得知陈独秀来沪的消息。从此，他与陈独秀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
1920年2月27日，陈独秀考虑已久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召开筹备会。到会者有陈独秀、汪孟邹、康白情、刘清扬、戴季陶、沈玄庐、彭璜、萧子璋等20余人，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统模：《一九二○年初陈独秀两次离京南下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时，正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初创时期。张国焘亲眼看到了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也参与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等人的密切往来；亲耳聆听了陈独秀关于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以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出路的教诲。虽然他并不知晓李、陈相约建党之事，但从陈独秀的言行中，他已体会到了一种与梁启超的改良派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全然不同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国焘还在诸多的政治团体和派别面前徘徊彷徨、犹豫不前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知道自己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了。
5月初，张国焘辞去协会总干事一职，返回北大。
与他半年前离开时的情形相比，北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他回校前的一两天，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专号。北京大学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500余人参加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由何孟雄带领的八名同学，分乘两辆出租汽车，每人手执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字，高喊"劳工万岁"等口号，身上携带传单，由马神庙出发，分别向市民宣传。
邓中夏等人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上街讲演，张贴标语，并深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向工人们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
上海的经历，北京的所闻，都使张国焘激动不已。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到埋头读书的境况之中去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新的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校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了李大钊。
他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谈话中，他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大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经常举行各种专题研究会、讲演会、讨论会等，便向李大钊提出要求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他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参加各种研讨会，他对"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等新鲜名词开始有所理解。
此后，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快了张国焘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还在这年3月，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支部之一。1943年宣告解散。在其存在的24年中，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帮助，同时也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派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全名为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遣，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东方部工作。1923年11月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回国，至1929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国际工人联合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此后长期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1935年曾被特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等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组织。这对于已有建党打算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部分 14.相约（3）
维经斯基到京后，举行各种座谈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加快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进程。
7月上旬，北京局势日趋紧张，直皖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躲避战乱，张国焘意欲前往上海。临行前，他向李大钊辞行。李大钊嘱咐他到上海后与陈独秀面谈建党事宜。
就这样，张国焘肩负着李大钊的重托，于7月13日启程，经天津、南京赴上海。
在上海，张国焘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应邀住在陈家。
当时，陈独秀已经开始建党工作。所以，张国焘有机会了解到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并有充足的时间与陈独秀就当前的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党的组织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陈独秀对社会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独到见解使他受益匪浅。所以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从理性认识上，都使张国焘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要投身的新的斗争，就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这以后，他被全国学生联合会派往南洋募捐。10月初，当他回到北大时，李大钊已经在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上海党组织已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要他转告李大钊，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他积极赞成尽快建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
第一部分 15.抉择（1）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但在党组织成立后不几天，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就由李大钊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张国焘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除张申府外，共有十人。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所以，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于是，李大钊担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11月，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共产党小组。
道不同不足为谋。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之后，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的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学生，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学生队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李大钊、张国焘认为这些青年人积极向上、思想进步，应是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组织的兴衰。
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部分 16.抉择（2）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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