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冬天，天气虽然寒冷，张国焘却感到了严寒中的一丝暖意：共产国际终于同意他回国工作了。
圣诞节后，张国焘和夫人杨子烈离开柳克斯旅馆，住进一个秘密居所，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共产国际为他们准备了回国必备的衣物行装，还给他们搞到了两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注明张国焘夫妇系由德国留学返回。当然，名字是假的。
1931年元旦过后，张国焘和杨子烈以留学德国返国途经莫斯科为名，踏上了东行的列车。他们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再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
约在1月20日前后，张国焘夫妇安抵上海，住进了东方旅社。一小时后，杨子烈在马路上巧遇先期归国的沈泽民。这次相遇使张国焘很快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但是，随之了解到的情况，却使张国焘由与中央取得联系而引发的兴奋一变而为深深的焦虑。
张国焘得知：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党内反对四中全会路线的十几个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由四中全会引起的党内矛盾斗争已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罗章龙等人公开打出"反对四中全会"的大旗……中央的工作几近瘫痪。
张国焘在为党的状况深感忧虑的同时，也感到一些欣慰：六届四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反映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对张国焘的重视，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对张国焘的重视。
由于王明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上台的，故而引发了党内剧烈的震动，其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得党内有威望的同志大力支持，王明中央才能压服不同意见。在党的元老中，李大钊惨遭敌人杀害，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毛泽东、董必武等远在他方，况且能否支持王明中央还很难说……此时回国的张国焘就成了他们物色的对象。
历史将张国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同时也使他立即跌入矛盾的旋涡之中。张国焘向来对王明没有好感，在莫斯科的经历张国焘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从内心来说，张国焘并不愿意支持王明等人，但现实却迫使他不得不迅速做出支持王明的抉择。
张国焘之所以决定支持王明，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的原因。
从党的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前直到六届四中全会，几乎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处理都有共产国际的插手和干预，甚至连中共中央领导的人选，共产国际都要过问安排。张国焘作为党的元老之一，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都经历过。在这其中，张国焘曾亲身体验过共产国际高度集中体制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他深知，一旦共产国际决定了的事情，那将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有不同意见，最终也只能是服从。况且，张国焘已经在莫斯科表示了将要服从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党内能有一些资历、威望都很高的领导人来支持它的主张，尤其是在反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斗争之后，更是如此。
从现实来看，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已经扶植王明等人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如果要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只会在党内再次掀起风波，使党陷入更大的混乱。况且，张国焘尽管是党的元老，但在共产国际的威严面前，能否改变这一现实尚成问题。需知陈独秀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一纸命令之下去职的，共产国际当然也会为违反国际意志的张国焘发来一纸命令，李立三也是前车之鉴。张国焘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会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
从理论上来看，张国焘由于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莫斯科进行思想反省和理论学习，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尽管张国焘后来标榜自己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不屑一顾，但当时他对于这套理论体系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说张国焘在理论上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的。
从实践上而言，张国焘自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六大前，尽管在国内住了八个月，但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因此不可能取得土地革命的实际斗争经验，也不可能产生他自己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同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的完整性和理论的严密性而言，如果不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是很难拒绝接受的。张国焘当不例外。
张国焘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但由于在莫斯科的经历，他决定支持王明等人却确实是违心的。张国焘后来曾说："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3页。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由于王明上台已使党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作为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有责任使党恢复统一和团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维持四中全会的决议，即支持王明中央。况且，张国焘亦深知，支持王明中央并不等于支持王明等人，而是支持共产国际路线。
第二部分 13.支持王明中央（2）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在当时作出如此决定的不仅是张国焘。四中全会之后，党内较有影响的领导人，除像罗章龙等少数人因反对王明而犯了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外，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以支持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达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目的。周恩来忍辱负重，瞿秋白检查错误，其目的也是如此。
张国焘一旦作出选择，就开始行动起来。
2月7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题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的文章。文章批评了立三路线，也批评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立场，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超出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对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指责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在这篇将近1700字的文章中，有将近1200字是批判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破坏党的错误的。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以罗文虎(即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在文章的结尾，张国焘写道："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王明中央虽有张国焘等人的支持，但当其决定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党籍时，还是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2月7日，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敌人杀害后，党内的震动就更大了。
随着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出党和何孟雄等的牺牲，王明等人基本上稳定了四中全会中央在上海和江苏省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在工作中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却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抵制。对于王明中央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大家想不通，也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因此，不少人只好阳奉阴违。王明对此很不满意，把大家不积极执行他那一套的种种表现统统斥之为"右倾"。对此，作为中央常委的张国焘，采取了支持王明的态度。
3月5日，《实话》再次刊登张国焘的署名文章：《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张国焘支持王明路线的一篇力作，其中不仅明确地阐述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合理性，点出了开除罗章龙等人出党的必要性，而且指明了党内在思想上仍然对王明等人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观点，真正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四中全会中央，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
张国焘的这种立场，在党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谁都知道，张国焘与王明积怨颇深，他自己也说他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而现在却能"不计前嫌"来支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以及王明等人，这种"表率"作用确实使党内不少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志转变了立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之下逐渐地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王明等人对张国焘是满意的。
张国焘为了支持王明路线，在参与了对罗章龙等人分裂活动的处理和对江西苏区富田事变的讨论之后，还受中央委派去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原来，王明上台后，罗章龙等人非法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派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袁乃祥等人到河北、平津一带活动，并与不久前非法成立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等人合流。这些人派员到北方各地进行活动，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加入了筹备处。在北方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虽有很大意见，但反对罗章龙、张金刃、曹策等人分裂党的活动，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1931年1月下旬，四中全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天津解决河北党的问题。2月初，有张国焘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组成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军委书记，贺昌被免去书记职务，任命为山西巡视员。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张国焘对原省委负责人作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的严重错误和在立三路线精神之下反对新省委的倾向。
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号召"在筹备处蒙蔽之下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原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余泽鸿、张昆弟等发表声明很快承认了错误。不久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筹备处的问题解决后，那些过去曾跟随筹备处跑过一段时间和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受到了四中全会中央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等人都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王明中央还是揪住不放。在这件事上，张国焘也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
第二部分 14.初到鄂豫皖（1）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之后，随即开始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
王明发动的"反右倾"斗争，由于上海和江苏省委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而"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之后，王明宗派集团为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取得在全党的统治，便开始了所谓"系统地改造党"的实际措施。
王明等人所谓"系统地改造党"，即是任用他们的"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的是"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干部政策。同时，为了能够尽快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王明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陈原道赴顺直省委；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夏曦到湘鄂西；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这些中央代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样，就把各地党的组织控制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的手中。不仅如此，5月初，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实行这种委派"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王明路线在各地"百分之百地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了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的要求。他回忆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87-488页。
同时，中共中央亦认为，应当对鄂豫皖苏区予以特别关注。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时，周恩来发言说：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京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因此，会议决定由中央常委委员张国焘前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这表明中共中央对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慎重的。派张国焘赴鄂豫皖贯彻四中全会路线，也表明了王明等人对张国焘的信任和器重。
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书记职务后，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由沈泽民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决议。5月6日，中央正式作出《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该决议说："中央指定张特立，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特立为书记，特立同志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泽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根据地中央，其间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白马尖、天堂寨、九峰山、鸡龙尖、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这里可以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地河流众多，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鄂豫皖地区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多次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英勇斗争经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鄂豫皖边区很快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进军，鄂豫皖边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势力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摧残。但是，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人，按照中共"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在1927年秋冬至1929年秋冬之间，相继举行了黄(安)麻(城)起义、商南起义、六(安)霍(山)起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夏，基本形成鄂豫皖苏区。其基本经过是：
第二部分 15.初到鄂豫皖（2）
1929年9月，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黄冈、罗田、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
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河南的商城、光山、潢川、固始、息县，安徽的六安、英山、霍山、霍丘、颍上、寿县、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别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员会。
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鄂豫皖特委和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中共鄂豫皖特委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九人为常委，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红一军以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2100余人。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
6月下旬，鄂豫皖边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经过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在鄂豫皖苏区形成的过程中，改编为红四军的鄂豫皖红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影响，也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到很大损失。为了有力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1931年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
两个月后，当鄂豫皖红军正处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激战之中时，张国焘等人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张国焘和陈昌浩是在4月初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的。据张国焘回忆：4月1日凌晨3时，他扮成普通商人，在杨树浦码头搭上了一条货船奔赴武汉。与他同行的陈昌浩扮成了他的伙计，并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多方照顾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4页。
几天后，张国焘和陈昌浩安抵武汉，随即住进一处僻静的地方等候鄂豫皖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
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安排下，张国焘、陈昌浩很快便与鄂豫皖派来的秘密交通员接上了关系。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之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乘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
破旧的公共汽车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在简易公路上颠簸着向前行驶。经过数次国民党军队的检查之后，张国焘等人逐渐接近目的地。下午4时左右，汽车到达离李家集四公里远的一个小站。张国焘、陈昌浩随同交通员下了车。然后沿着乡间小道远离公路而去。
张国焘和陈昌浩跟着交通员疾步而行，翻过几个小山坡后，才放慢了脚步。交通员告诉他们，要到达目的地还要走一个钟头，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最好在黄昏以后进入村庄。在那个村庄藏着一支鄂豫皖苏区专门派来迎接他们的特务队。天黑时，交通员终于把张国焘和陈昌浩引入一个村庄。当他们走进一家店堂时，突然围上来一群人。正在他们惊疑之余，交通员上前介绍说："这是专门来迎接你们的特务队。"张国焘和陈昌浩这才如释重负地与这些年轻战士们一一握手致意。
饭后，稍事休息，张国焘、陈昌浩便跟着特务队踏着茫茫夜色上路了。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为了远离村庄和敌人哨兵，他们不得不走山冈小径。崎岖不平的山路，弯弯曲曲的田畦，布满树丛的沟壑，很不好走。尚不习惯走夜路的张、陈二人，深一脚，浅一脚，步履十分艰难地挪动着。张国焘后来对这天夜里的行军情形作了如下描述："我这个不习惯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经过一整夜的行程，一行人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县高桥区。
鄂豫皖中央分局旧址
一夜的紧张奔波使得张国焘、陈昌浩疲惫不堪。张国焘回忆说："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双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10页。张国焘成了"伤兵"，前来迎接他的特务队不得不将他抬着上路。
第二部分 16.初到鄂豫皖（3）
4月1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后，得到当地同志报告：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当即指出：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围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是错误的。他提议目前四军的任务是应迅速肃清商城之亲区河南商城县在1910年划分为城区、康区、和区、乐区、亲区、安区、平区七个区，1922年改用数字排列为一区(即城区)、二区(即康区)、三区(即和、乐区)、四区(即亲区)、五六两区(即安区)、七区(即平区)。亲区位于商城南部，当时亲区由反动土豪顾敬之控制，顾敬之有枪700余枝，抽捐、抽税，建营房、审讯庭，倚仗山高林密，熟悉地形，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为敌。民团，打通商(城)光(山)路线，将黄麻、光山与皖西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这一赤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央苏区。这一提议得到当地同志的同意。《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红四方面军战史也这样记载：张国焘"十一日，得悉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行动，即加以制止，并按照当时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四军去肃清商城亲区的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与皖西连成一片，以巩固和扩大这一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制止红四军南下截断长江，威吓武汉，并要求红四军迅速肃清商城亲区民团，是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但由于红四军此时已到达商城亲区，正准备经由皖西到长江下游去，因而，张国焘又决定亲自赶往亲区以改变红四军的行动计划。
在亲区，张国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红四军领导人均表示赞同。不过，此时由于皖西方面敌人已开始进攻，皖西形势紧急，使得红四军已不能从容肃清亲区。张国焘见事已至此，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肃清亲区的计划，当即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之敌。之后，张国焘便与陈昌浩、旷继勋带领红四军赴皖西打击进犯根据地的敌人陈调元部。
红四军主力第十师、第十一师在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带领下由商南亲区向东行动，与红十二师会合。4月24日，红十师、十一师自金家寨以北地区出发，经石婆店向独山前进；红十二师经过敌正面向麻埠以北迂回，进占东西香火岭。4月25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各两个团猛攻敌侧后的独山据点，红十二师于麻埠外围阻击敌援。在附近群众支援下，红四军经四小时激战，全歼敌陈调元部一个团一个营，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给乘隙进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同日，麻埠、诸佛庵之敌惧怕被歼，仓皇逃回霍山。皖西之危遂解。这是张国焘在鄂豫皖首次参与指挥红军的反"围剿"行动。
敌人在皖西遭到打击后，又重新部署，准备实施第二步合击金家寨、麻埠的计划。红四军主力解皖西之危后立即西返，通过敌人阻击线到达鄂豫边与红二十八团会合，在新集北部浒湾与敌人展开激战，毙、伤、俘敌近千人。
5月下旬，红军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和保卫夏收，乃转向南线黄安地区。5月28日，红军围攻黄安、宋埠间之敌桃花镇据点，歼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后又在十里铺设伏歼敌第二六三团两个营和二六四团一个营大部。
至此，敌人发动的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
第二部分 17.确立威信（1）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周纯全、郭述申、高敬亭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分局书记。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的同时，还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另设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姜镜堂任主席(后为许继慎)。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成立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定侯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所辖各师的主要领导人为：第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军委会的改组，一方面为张国焘等人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做了组织准备，使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后，深知自己要真正起到第一把手的作用，树立一呼百应之威信，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干好几件事。于是，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一是解决当时最急迫的粮食问题。
整顿党的组织是与推行王明路线结合在一起的。张国焘通过对鄂豫皖工作的考察，认为："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4页。为此，在张国焘主持下，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张国焘的推动下，全面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批评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故决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进行"改造"，而改造的切入点则是打击原鄂豫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舒传贤，这位鄂豫皖根据地老资格的领导人便首当其冲。
舒传贤，又名夏唯宁，安徽霍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工委书记，安徽省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先后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是年11月领导发动了六霍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0年11月，舒传贤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此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的工作在王明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处于两难境地。他到上海以后，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且承认皖西工作在立三路线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传贤个人的错误。
但是，1931年春召开的中共皖西分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在舒传贤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腐化的民主主义、妥协改组派、感情超过组织"等罪名，开除了舒传贤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中共鄂豫皖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当舒传贤1931年4月同沈泽民一道从上海返回皖西苏区时，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4月17日，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重新讨论了舒传贤的问题，决定恢复舒传贤的党籍，但给予书面警告。此前，中共中央在3月10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也已明文规定舒传贤为中央分局委员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但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全会却未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在5月24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写得很清楚："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指中央分局成立大会)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妥协改组派，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的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是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原文如此。应为"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
第二部分 18.确立威信（2）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张国焘指导下，对舒传贤的结论是：(一)给唯宁最后的严重警告。(二)开除唯宁的中央分局委员。(三)由分局支配唯宁到下层工作。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舒传贤的处分，充分体现了六届四中全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过火斗争特色。当大会宣布了对舒传贤的结论后，舒传贤立即站起来要求发言进行申诉。但大会主席团说：时间不允许。张国焘也不许舒传贤作简单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会议通过了对舒传贤的处分。大会主席团询问舒传贤是否接受处分，舒传贤表示完全服从这个决议，但要求准许他请求中央作最后的决议。张国焘对此答复是：准许舒传贤的要求。
扩大会议后，舒传贤被中央分局分配到光山县砖桥区做基层工作。
遭受到扩大会议无情打击的还有徐朋人、余笃三。同时，曾中生、陈定侯、曹大骏等人也受到了批评指责。张国焘对这些鄂豫皖老干部的打击，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如对余笃三的打击和调换工作、职务，是按照中共中央1931年5月31日对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报告的复示执行的。其二是受到原鄂豫皖特区委及当地干部的影响。如对舒传贤的处分，即是按照当地干部的反映情况进行处理的。其三是中央分局、张国焘执行四中全会路线，对于反对四中全会的人进行打击。如对徐朋人、陈定侯、曹大骏、曾中生的批评和打击就是如此。
不可否认，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一批老干部的打击和批评，除了执行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外，还有个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确立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苏区党、政、军十大任务，其中包括：扩大红军和苏区；武装农民；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改善工人生活；加紧肃反；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在国际路线旗帜之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的分子，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等。《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6页。在这些任务中，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可以说是最急迫的问题。
在中央分局成立前，鄂豫皖苏区的粮食问题就已开始显露出来。
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到1930年春夏之际已基本完成，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
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完成后不久，又受到立三中央"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使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成效大打折扣。1930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要求鄂豫皖边界特委加紧反富农，指出"肃清富农路线，坚决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是边特农运的中心任务。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鄂豫皖边特委根据这一指示，在莲花背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富农问题决议案》。9月1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发布《通告第十六号——组织贫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加紧反对富农"。这个文件使得"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富农政策在鄂豫皖根据地得以贯彻，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的土地，或者给富农分一些坏地；还有的地方将富农驱赶上山开荒；更有甚者，索性将富农一杀了之。
在反富农过程中，还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如"征发富农"，不仅将富农的土地浮财征发一空，甚至征发到了中农以至贫农，家中稍有一些余粮的农户也被认作是富农，也要征发，故而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恐慌。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农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产了粮食也不敢多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同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在1930年秋决定办农场，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使得"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71页。办农场的实际结果是劳民伤财。
由于以上原因，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关系，只能以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和粮食不足的局面，无法增加粮食收入。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在七里坪同区与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座谈时了解到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便动开了脑筋。他建议以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并提出能否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他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首长，他提出增加生产的办法，无异于踢破了立三路线时期有剩余者即为富农的框框，为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开了绿灯。当张国焘从皖西考察结束时，他已得出结论：粮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决心已下，他立即行动起来。
第二部分 19.确立威信（3）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两份文件，即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和第二号。第一号内容是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号通知即是"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决定说："现在敌人正在加紧其封锁经济的手段，加以数万红军，在前线的需要，跑反群众的救济和青黄不接，都要我们进行正确的粮食政策，尤必须尽量节省，减去糜费。现特决定无论什么机关，每天吃稀饭一次，希即执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通知第三号，决定将每日吃一顿稀饭改为吃两顿稀饭。这就是说，中央分局成立后的头两个文件，都是与粮食有关的。
为了节省粮食，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起到的表率作用，在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尤其是5月29日中央分局发布《通告第二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之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为欢欣鼓舞。该通告说："粮食的种植依靠天时，一再蹉跎，就要酿成不可挽救的饥荒，现在播种时期已快过去，没有紧急办法，一切都要变成空谈。因此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运动周，把接到通告的日子起算做第一天，大约到6月7号，各处都须举行完毕。在这七天之内要举行一个全体动员，凡是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须参加这运动，而党员、团员必须更加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该通告要求每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直到收获，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种一棵瓜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月4日，中央分局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随后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让他荒掉，满插稻子"，"可种植的山地，同样不可让他空了"的要求。在中央分局的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运动。
张国焘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反映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粮食问题决议案》上。这个决议案是彻底否定立三中央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决议案提出了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八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举措和带头作用，与立三中央时期"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立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得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威信陡然上升。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一书载："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新集庆祝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九个乡的音乐队齐集新集进行比赛，使群众大开眼界，比赛后即组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音乐总队。"这反映出当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对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支持和欢迎的。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抓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上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水灾记录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沿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鄂豫皖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也被洪水淹没，受灾损失惨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央分局和张国焘领导下，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在空前的水灾之年，农业生产获得巨大丰收。
有了粮食，就有了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最好资本。张国焘对此十分清楚。他也正是抓住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了鄂豫皖根据地更大的辉煌。有了粮食，可以扩大红军，增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增强根据地反"围剿"的实力以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包围会"剿"；可以增强根据地军民的团结，稳定人心；可以有效地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扩大根据地的影响……总之，粮食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而张国焘在这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张国焘在粮食问题上的成功，使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声望日渐提高。
不过，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通知中，就提出对种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杂粮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斗争的任务，不论哪个负责同志，如果对于这一工作存玩忽的态度，他就不了解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目前斗争的重大意义，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从正面意义来理解，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求每个党员、负责同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重视这个事情。但在战争年代，在斗争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间接帮助了敌人"就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问题。除此之外，张国焘在指导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还不断在人们头顶上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帽子，给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很大压力。
第二部分 20.东进南下之争（1）
曾中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是年冬回国，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长。1929年10月负责工农武装工作。1930年秋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徐向前回忆说："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页。曾中生之所以被拿掉，是因为他是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鄂豫皖工作的领导人，所以王明中央在《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写道："钟圣(即中生)同志，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为了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对曾中生这个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干部便不很信任。通过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站稳了脚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分局的不满。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扩大会议的情况时说："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出原文如此。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146页。
张国焘所说的曾中生"进行反中局之斗争"，是指他与曾中生等人发生的"东进南下之争"。
事情还要从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说起。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便调整兵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则暂取守势。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暂处守势，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乃向中央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即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他们的建议与张国焘的想法有一定出入。张国焘根据中央5月6日指示中说的"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④的基本精神，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这是因为，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内部，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块苏区之间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仍是巩固根据地和连接苏区东西两边的严重障碍。
红四军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但在完成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的任务时，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由于亲区地主武装裹胁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使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鉴于此，红四军领导人再向中央分局、军委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页。红四军为抓住有利时机，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委会作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建议。
但此建议却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
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指责曾中生等人的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并非空穴来风。1931年4月中旬，曾中生和旷继勋先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谈到红军的战略行动时，曾提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主要任务是：乘机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与恢复黄广苏区。其中"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说法与立三路线时的提法颇为相似。因此，5月31日，中央在给曾中生、旷继勋报告的复示信中指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观点。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96-197页。
第二部分 21.东进南下之争（2）
张国焘以及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布了中央分局通告第三号，提出鄂豫皖红军的行动方针是：调动一部分红军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线，肃清亲区，完成中央指示我们的把整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对抗张国焘"东进"指示的曾中生不但肃清亲区，同时要扩大苏区。他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认为红四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有一种'左'倾的观念，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立即去做截断京汉路或截断长江的工作，这是无目的盲动的立三路线的见解。我们不应当放弃骚扰京汉路的工作，但这在目前决不是主要的任务。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目前，我们要团结力量作最后的伟大的斗争就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截断京汉路占据武汉，或者截断长江都是必须的步骤，但这个必须动员千万劳动群众来做十倍扩大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才能够完成。在目前我们所做的正是必须的准备工作，这种'左'倾的见解在实际上不能得到什么，只能够叫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去葬送牺牲，或者阻碍真正积极的准备大举进攻，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②
6月28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赞同。但这次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十三师全部和第十师二十九团、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十、第十一师各两个团和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南下发展。
会上，在关于红军出击的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从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手段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张国焘仍然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7页。
其实，在中央分局扩大会上，对于红四军南下长江行动的意图已经予以否定。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特委准备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是"立三路线的策略"；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亦说"截断长江的决定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扩大会的总结中也认为本次会议打击了"左"倾的估计(即"目前立即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等等口号")和想把红军行动限制在赤区以内逃避打击敌人主力与忽视帮助中央苏区的右倾观点。中央分局及张国焘刚刚在扩大会议上猛烈地攻击了"南下长江行动"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当然不会赞同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
余家集会议后，中央分局立即掀起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宣传热潮。7月8日，中央分局发出通告第六号，号召鄂豫皖的全体工农群众要坚决执行"扩大会所指出的方针和实行苏维埃大会一切法令中猛烈斗争，巩固扩大苏区援助中心(央)苏区"，并要求"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做以下的工作：扩大红军，补充红军，准备运输、粮食、做鞋等等去拥护红军"；"各地方组织必须与红军负责同志共同决定整个以地方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的计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4页。等等。
7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发出通知第一号，要求动员群众参加运输队配合红军行动；7月11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和援助中心苏区宣传大纲"；7月16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援助中心苏区告群众书"……总之，在中央分局的大力宣传和督促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到支援红军的运动之中。
中央分局为使红四军能够顺利地执行"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7月中旬，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由商城亲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8月1日拂晓前，红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午后，红军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徐向前、曾中生当即调整兵力：以一部佯攻城北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下午4时，红军再次发起猛攻，一举突破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敌阵地，迅即登城。经两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800余人，缴枪1000余枝，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根据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下英山后是要出安庆的。但是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估计了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所以，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第二部分 22.东进南下之争（3）
红四军决定留第十二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四个团向南进击。不料当部队行至武穴境内时，竟发生了徐向前等人根本没有料到的事。据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说："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解决红军物资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红四军在消灭敌人一部后，乘胜进占广济，并派倪志亮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
红四军南下一个月来，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歼灭敌人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枝、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电台1部和大批子弹、药品，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但无论怎么说，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的行动违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的决定。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等人估计到改变行动方向会招来麻烦，于是，由曾中生起草，由他们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作了汇报，特别申明南下的必要性。信中说：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广、蕲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2、359页。
徐向前元帅后来评论说："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徐向前、曾中生向中央作了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变东进为南下的正当理由，他们在信中还是不得不写上："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③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其领导人没有按照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定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大为恼怒，连续三次写信给予严厉批评，指出红四军出武穴的行动不能完成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在政治上是根本错误的；出武穴是脱离后方无阵地，是无把握的作战，也是错误的；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目的，也是错误的。总之："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拒抗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如此。"信中要求部队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页。
红四军领导人事先曾预料，南下的行动将可能招来麻烦，但认为只要申述正当的理由，即使有麻烦也不会太大。然而，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他们从字里行间异常严厉的批评语气中，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即命令撤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鉴于张国焘如此急迫的命令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指战员们对突然撤叶家湾之围非常不满的情绪，红四军领导人一面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创建鄂东临时特委领导蕲黄广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一面于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来信署名为中央分局、军委会)。这就是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鸡鸣河会议"。
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应继续留下，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的行动。而且，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的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议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到新集，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第二部分 23.东进南下之争（4）
红四军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实际上是对中央分局指责的反驳。信中认为：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指示"是根本不合事实的。我们除在组织上采取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针对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四点批评即：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苏区既不能而又脱离后方阵地；陈调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胜直抵安庆，而出黄、广夏斗寅力量强，而前者地势优过后者，后者军事或有危险更是不值；经济问题成为中心，而不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申明书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势。如此，才不至因为一局部问题而牲伤全部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空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356页。
申明书认为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政治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牵动了统治阶级整个的军事布置，的确有重要而切实的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红四军的地方工作武装了八万农民以上，均分配了土地，工会农会均已成立，蕲、黄、广均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及部分的苏维埃，沿途作战，均有广大的农民群众送饭送茶送伤病员以及运输胜利品；在经济上，除军用胜利品及医药外，现金在七万元以上，纯银在千六百斤以上，纯金在二十斤以上，兵士衣服均已换齐，棉衣亦已部分的准备。申明书指出："这种胜利正是争取全部胜利的必由之路，离开这种必由之路而用'左'倾的名词——进取安庆威胁南京来代替这一脚踏实地的任务，不但是空想，而且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惨败的。"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357、358页。
申明书针对中央分局、军委会对于红四军违背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南下的批评进行反驳说：红四军虽打下英山，但英山没有旧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相当时期的工作，英山无疑不能成为阵地。因此，红十二师留在英山不但可以得到休整，而且可使英山成为阵地。但是如果十二师留英山成为必要，则前线上只有四个团，而要以四个团的兵力驻守和巩固后方，那么出安庆的兵力更不足两个团了；如果不留兵潜山、太湖两地，而直入安徽，虽然有四个团，则是孤军冒出，稍有军事常识者，必曰必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果而出此，吾辈将举鄂豫皖数年斗争的结晶，离开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和立场，贸然送给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腕之下，生不为革命之罪人也几希!"④
申明书进而分析说：由英山到潜山270里等于300里以上，由英山到太湖180里山路等于200里以上，从太湖到安徽，水路交错，平时也不易通过，由潜山到安庆90里，合潜山到英山360里至400里以上，以四百里非苏区的山路，又无群众的基础，炎暑行军，病号日增，如果经一恶战，伤号至五百或千余人，亦绝对无法运送。即此一点亦属兵家之忌。就敌情言，当时潜山一团兵力以上，太湖一旅，宿松望江一旅，潜山太湖均有城，太湖城更坚固，城外有竹围，周围又有开阔的沙滩，我们要走近二百里才可接触，又不能做到突击。如果敌人集中一点，死守待援，则我们粮食经济均在山地不能解决，势必将徘徊于潜太之间，安庆之夸大目标更不能得，而潜太山地于全国政治影响更无甚轻重，其不能多少影响鄂赣湘的"剿匪"布置更不待言。这样又有什么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360-361页。
申明书还论证了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的优势，对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出潜太、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申明书说，"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命令吗?武穴何地，我们答复的：是不及安庆远矣，然而安庆何地，我们不能不申言之，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长江海军与海员没有工作，城市工人贫民没有工作，城外近郊农民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准备"，而以一个月为限，命令不足一个师的红军进逼安庆威胁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申明书进而分析说："如果单就武穴不如安庆政治意义之大而言是对的，可是武汉南京比安庆意义又更大，我们能不能离开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大城市群众工作基础之估量，而下一进攻武汉南京之命令?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事。"②
第二部分 24.东进南下之争（5）
红四军领导人在申明书中对张国焘及中央分局的反驳和毫不客气的批评，引起了张国焘极大的反感。他认为这是曾中生向中央分局送来的一个"哀的美敦书"，夸大了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当然是张国焘无法容忍的。于是，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现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因此，中央分局、军委会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之后，陈昌浩乘鄂豫皖红军仅有的一架"列宁号"飞机赶往红四军军部。陈昌浩在飞机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红四军正在向皖西方向运动，但是，无论"列宁号"怎样往返搜索，也无法找到可以安全降落的场地。由于飞机油料行将告罄，不得不返回新集。第二天，陈昌浩再乘飞机向皖西方向飞去，还是无法找到可以着陆的地方，只好再次返回。这样，陈昌浩只得放弃了乘飞机赴红四军的企图，于当天带着三名随员，骑马向皖西进发。他们日夜兼程，行程数百里，终于在安徽六安县的麻埠赶上了红四军的队伍。
陈昌浩乘坐的"列宁"号飞机，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陈昌浩一到，即召开红四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中央分局这样匆忙和武断的决定，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徐向前回忆说："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对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且对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予以重点打击。决议将中央分局与红四军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路线分歧的高度，认为：中央分局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由于红四军在政治路线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所以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由于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分配土地完全是地主富农路线；由于混进了"改组派"，才使反动派钻入红军来破坏军队。而这一切都应由政治委员曾中生负主要责任。
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生深为不满的一点，是曾中生将四军与中央分局对军事行动方向的不同意见写信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在事前事后都未向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说明。所以，决议明确指出：曾中生"虽然在中央分局面前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可是后来又知道四军在反抗中央分局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写了一个信，把斗争的情绪告诉中央，而中生同志对于中央分局却是把这些事实瞒起不说的。中央分局认为四军有权可以写信给中央，但是必须使中央分局知道。现在中生同志有瞒起这事不说的事，可见中生同志在承认自己的错误上是不诚实的，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一齐说出来。中生同志承认了他在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而不曾承认他在这次争论中煽动的主动作用与小组织的企图。这次中央分局不得不重新单独考察中生同志错误的问题"。决议历数了曾中生的所谓"错误"，宣布："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决定中央分局委员陈昌浩作军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6页。
可见，中央分局对曾中生的批评和处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造成的。其实，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并非起于东进南下之争，而是由来已久。据张国焘说，他初到鄂豫皖根据地时，曾经提出鄂豫皖根据地要立即解决几个问题：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要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实施新政策，主要是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价，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银行，发行苏区纸币；健全土地政策和苏维埃制度以及党的组织等。但"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张国焘十分敏感地认识到："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页。
由于这个不好的印象，所以虽然曾中生表示接受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批评，张国焘仍未消除戒心。扩大会议后，鄂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有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张国焘将这些言论称之为"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实质上是表示对曾中生的不满。不料在东进南下之争发生后，又发生了曾中生主持召开鸡鸣河红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并通过了批驳中央分局的"申明书"事件，这更增加了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
如果说此前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的分歧尚在根据地高级干部的小范围之间争论，影响还没有扩散，对张国焘的威信并没有多大伤害的话，那么，在鸡鸣河会议之后却大不一样了。鸡鸣河会议不仅将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而且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中央分局、张国焘的行为。这对于领袖欲很强的张国焘来说，已经不是挑战，而是对他的直接冒犯。张国焘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否则他的威信将会扫地，难以实施他在根据地党政军内的权威和影响。为此，张国焘不顾身染重疴，在病榻上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以求采取非常措施制止这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的公开和明朗化。
毋庸讳言，张国焘这次如愿以偿。他不仅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打击了曾中生为代表的反对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势力，而且剪除了他在根据地建立个人家长统治的障碍，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徐向前后来说："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十一月三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曾中生从此厄运连连。先被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调离部队接受考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后，又被张国焘罗织了"五大罪状"，遭到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并被强迫写"自首书"。1935年8月，被张国焘指使人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附近。
第二部分 25.制定肃反政策（1）
"东进南下之争"以撤去曾中生的红四军领导人职务而告结束。这个结果对曾中生来说虽很不公正，但如就此打住，那么对于红四军来说则也无伤大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对曾中生的处分，才仅仅是事情的开始：红四军与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在东进南下问题上的争论，竟然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白雀园"大肃反"。几十年后，徐向前回顾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这是因为红四军改变军事行动方向，南下蕲黄广一事，与一起所谓反革命事件搅在了一起，使得张国焘坚信鄂豫皖根据地确实存在有"一极大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已经混进了根据地的党、政、军等各级组织中，只有采取"大肃反"的形式，才能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
与打击和镇压公开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不同，肃反是在社会上、革命阵营内以及党内、红军内部寻找、发现、揭露和制裁那些貌似同志、朋友和革命者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工作。因此，肃反工作要求必须严肃、细心、认真，不能有丝毫的轻率和大意。由于这项工作是件极为复杂困难的工作，加之对敌斗争尖锐、激烈，因此不可能像镇反那样粗线条地进行，尤其是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时更要慎重，否则，极易搞错，伤害同志，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然而，恰是在这个十分必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在指导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要把反右倾作为主要任务，而中国党的反右倾却联系到十分广泛的党内斗争，不仅涉及到革命队伍的各个领域，也涉及到了党外、革命队伍之外。而且，把右倾同调和派、改良主义、取消派、改组派、第三党等等方方面面都联系了起来，加之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处于激烈的异常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国各苏维埃区域、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都犯了扩大化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同样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应该说明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和离开鄂豫皖之后，都曾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扩大化错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减轻张国焘的罪恶，而是为了说明"左"倾肃反政策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张国焘也应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张国焘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肃反，并非始于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之后。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他刚到鄂豫皖时，就对当时的敌情作了严重估计，并开始对肃反工作进行准备。只是当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产生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又"几乎"为"敌人"所利用时，张国焘更加坚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
1931年5月24日，张国焘到鄂豫皖不久，就给中央写了《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这就是后来被不少人称之为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全盘否定的证据之一。实事求是地说，这份报告中相当多的内容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例如，报告中提到："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都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这与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反富农反到中农，对改组派只靠屠杀"、"过去的征发弄坏了不少事情"等说法并无二致；同时也印证了徐向前所说的："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平汉路，闯进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再如，张国焘在报告中谈到根据地土地分配中的一些问题时写道："分配土地时是只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CP包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出一些土地去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最好办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1页。这与曾中生报告中所讲的"苏维埃分子要分好地的恶现象"，"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农民的生产与收获减少了"，"木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人种"，从而影响土地革命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部分 26.制定肃反政策（2）
这里我们要说的，主要是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内反革命势力的估计问题。他在报告中说："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还说："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0、280页。
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内部反革命改组派、富农情况估计的严重化，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从鄂豫皖的早期领导人舒传贤到曾中生、沈泽民，再到后来的张国焘等人，都对根据地内的敌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有较大的组织、较多的人数。这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富农、地主、豪绅、流氓、被党开除的分子以及受过处分的人，还有一些被"解决"的改组派的亲属等人；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已经打入到了党组织内、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工农红军内、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内，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反革命的活动愈加严重；认为造成根据地肃反工作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立三路线没有肃清……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将对根据地的肃反工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强调：为了做好肃反工作，今后要加紧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革命法庭的工作，以打击一切反动派。②张国焘的话为扩大会议有关肃反工作的决议定下了调子。会议对肃反工作的要求是："加紧肃反工作。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在苏区尽力破坏革命。党要在理论上去揭露改组派和其他各种反革命政党政纲，要针对着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反革命的宣传口号，举行日常宣传工作；严密戒严和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去消灭苏区境内反革命的组织和他们的活动。"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307-308页。
6月30日，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他在谈及肃反问题时讲到："肃反工作——(1)富农路线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富农。反对富农不是杀尽富农。(2)要好好建立保卫局的工作。(3)要加紧肃清改组派的工作，对改组派的谣言与反动宣传要在政治上作大的斗争，肃清改组派的影响。(4)要没收富农家的武器。"②
这样，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肃反工作方针政策，即在鄂豫皖根据地政治保卫局这个肃反主要责任机构领导之下，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革命改组派、富农、第三党、取消派的组织和个人，以保证根据地的党、苏维埃、红军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不受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最终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这种建立在左倾冒险主义基础上的肃反政策，不久便显露出其严重恶果来。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931年7月1日，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在新集召开。为了加强肃反工作，这次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规定：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下特设"政治保卫局"和"革命法庭"作为根据地肃反工作的执行机构。大会在《关于肃反决议案》中，对政治保卫局的性质和任务做了如下规定：
政治保卫局是肃反主要组织，但单靠保卫局是非常不够的。必须来动员广大群众来帮助这一工作，使广大群众深刻了解肃反，不只是保卫局的工作。各乡、各村以至每个群众，都应该自动注意起来。这样保卫局与群众打成一片，就是说要使肃反工作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上，一致的同一切反革命斗争。
在阶级斗争激烈时，群众多因痛恨反动而自行处决，这是证明群众肃反的热忱。但是，以后应捉送保卫局并报告其事实，保卫局即根据这些事实，予以必要的处理。过去，乡苏维埃间，有自动处决反动分子的事实，今后必须送交保卫局处理。
各级苏维埃及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供给保卫局材料，特别是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来担任肃反工作。务使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都要完全肃清下去，使苏维埃的政权铁一般地巩固起来。
大会为要有效地进行肃反工作，特批准政治保卫局临时组织大纲，及委托政治保卫局进行全苏区内人口、枪支、经济组织、反动家属……的登记。
这样，政治保卫局有了负责肃反的全权，为后来大肃反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鄂豫皖根据地经历过初创时期的镇压反革命、打击土豪劣绅的激烈大搏斗和"左"的盲目烧杀错误，此后又经历了根据地内反富农反改组派等运动扩大化。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前后，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思想、理论准备已基本完成，再由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的推波助澜，经过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和根据地"二苏大"，"左"的肃反扩大化理论终于有了实践的群众基础。至此，肃反严重扩大化已经势所必然。
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在红四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上即发生分歧，出现了"东进"、"南下"两种意见。张国焘以此为切入点，将肃反的大棒首先向红四军领导人的头上挥去。
第二部分 27.问罪许继慎（1）
要谈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必须从许继慎说起。
被张国焘错杀的红四军领导人
许继慎许继慎，1901年生于安徽六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等职，是北伐时期英勇善战的骁将。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受中央军委委派，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红一军军长。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皖西军分会主席、第十二师师长等职。
张国焘与许继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当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据张国焘说，许继慎在当时曾受过他很多熏陶。南昌起义前，许继慎在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正在九江。当时负责中央疏散工作的张国焘、周恩来认为，许继慎等重伤人员不能参加南昌起义，决定让许继慎去上海疗养。当张国焘受罗明纳兹的派遣前往南昌时，途经九江，见到许继慎，要他往上海去医治。那时，张国焘对许继慎的印象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2页。
张国焘与许继慎之间关系的紧张，始于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张国焘回忆说：他到鄂豫边苏区不几日，便去皖西苏区考察了一番。当他到达皖西根据地首府金家寨时，许继慎曾派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他，并转达许继慎的三点意见：其一是许继慎不满沈泽民；其二是许继慎不满旷继勋的领导；其三是许继慎有取旷而代之的野心。张国焘写道："我再三问明黄同志(即许继慎部之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盛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盛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0、62-68页。引文中的许继盛即许继慎。
张国焘所说的许继慎让人代为传话一事，是否属实还尚待研究，但至少说明张国焘此时开始对许继慎加以注意了。这一注意不要紧，他发现许继慎的确有不少问题：在皖西金家寨地区"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③张国焘对许继慎有如此印象，在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显然对许继慎是非常不利的。
如前所述，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这里已有肃反扩大化现象。中央分局成立后，不仅对这种错误予以认可，而且使得肃反扩大化进一步发展。
"东进南下之争"事件发生后，张国焘视之为对他威权的一种冒犯，而红四军召开的鸡鸣河会议和这次会议形成的申明书，更使张国焘无法容忍。在张国焘看来，他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的意见，在红四军军内居然不能得到尊重，那么他将怎样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领导工作，怎样树立起党的领导的威信？况且，红四军对"东出潜太、威逼安庆、威吓南京"的任务可以不执行，那么今后张国焘及至中央分局的其他决定、命令是否还会被拒绝执行?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现在曾许指曾中生、许继慎。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张国焘如是说。
张国焘要拿许继慎问罪。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许继慎极为不利的事情。
1931年3月9日，红四军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地区全歼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来犯之敌，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岳维峻及其被俘人员中有一些当时被扣在根据地内。当红四军南下攻克英山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大案，这个案件牵扯到了岳维峻。据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说：
"八月初就破坏了一个岳维峻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名AB团，自成一系统，约一百二十之谱，最大多数是岳的旧部。由于过去对岳的机会主义，甚至幻想他，过分准其自由，甚［直］至中央分局成立后，组织保卫局，始将其禁闭起来。岳经常供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建立赤区内外之交通网及侦探网，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九月十五日暴动，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岳之参谋孟守先亦为其组织者，已枪毙。其宣传要点就是红军生活不好，白军生活好、势力大等。因为岳之反革命组织之破坏，就部分的破获了黄麻赤区AB团的组织。它们团结了富农、地主残余流氓首领等，也有九月十五日暴动的阴谋。并在他们的供词中，说明过去AB团、改组派、第三党各种侦探是从各方面来的，于今年春间即企图统一，而且成了功。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充分证明联成一气。这时我们就知道反革命必然有一中心组织。接着又由政治保卫局破获了一些改组派的县委、区委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第二部分 28.问罪许继慎（2）
政治保卫局破获的这起案件中牵扯到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一位红军医院药房的护士。据说潘皈佛的妻子在所谓9月15日暴动中承担了投毒和炸毁药房的任务。潘妻在严刑逼供之下供出了李荣桂。张国焘向中央汇报说："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四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计从九月十三日至现在七十天内，我们用了全力来肃清四军之反革命及整理四军……"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446页。
那么，破获反革命组织与红四军南下的军事行动又有什么直接联系呢?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曾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他说：
在新集开第二次会时，姜镜堂、许继慎、周维炯用大的力量提议截断长江，当时曾中生(立三路线)极端赞成，结果做了这样的决议案。南下是他们最痛快的整个断送红军的机会，当着攻下英山的时候，第一天蒋介石就派有两个全权代表钟俊、钟梅桥来勾结许继慎等，许他们为暂编第十四军军长，肖方、周维炯都是师长，并许大洋三十万元，准备将英勇武装同志牺牲流血换来的红四军拖到武穴去消灭，去缴枪，扯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红军攻下英山后，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全体动员，主张与拥护曾中生去占据武穴的计划，在熊受暄公馆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要改变行动到武穴去，同时许继慎立即派钟俊到汉口去见老蒋去接洽一切。老早武穴有三只大兵舰送洋钱等候，并准备徐、夏军队夹击。许继慎等又由黄、广方面找了两个改组派装着地方农民来接头，说那地方如何如何。决定到武穴改变中央分局对四军的计划。曾中生由英山来信说：蕲、黄、广组织派了很多负责人去接头，要求四军去武穴，这些代表就是改组派派来的。蒋介石派的钟俊，他们不说出真名，说他是钟蜀吾，出一个假布告说钟蜀吾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现已执行枪毙。其实老许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还有一个钟梅桥是钟俊之弟，在十二师政治部住三十一天，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出来的介绍信，并在罗田方面办了一个交通站，时常与夏斗寅、郑其玉的代表接头。②
无论陈昌浩说的其他问题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即南京方面派人来找过许继慎，并带来了一封信。关于此信的情况，写信人曾扩清后来著文说：
约在1929年8月，上海警察局曾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抓捕了黄埔一期同学张际春(与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际春不是同一人——作者注)及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并派曾扩清到上海将张际春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熊式辉杀害了。"距上述事件不久以后，我认为：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说明：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设法派人送交，事被红军查获，将我的信，译成白话，'继慎兄无恙'几字，译成为'继慎哥哥好么?'并加以极为尖锐的讽刺，登在当时的《红旗周报》上。"曾扩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9-180页。
曾扩清给许继慎写信一事，充分说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确实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念头，并作了一些尝试。此事并不像后来国民党特务冷欣亲口对陈毅吹嘘的那样："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因为曾扩清写信的目的，并不在除掉许继慎，而在于策反，但结果却使许继慎遭到杀害。
曾扩清策反的目的没有达到。正直坦然的许继慎将信和人一起交给了党组织，这使得今天人们能够得知信的内容：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至极，此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匐匍来归之子，父母惟有热泪加怜或是自伤其落之不周耳，宁忍加省难于其子哉，苍苍此天，于孝行后，分无再见，乃后来归，虽忧千里，心实谨喜，只所领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以给。
校座返京百务等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龙命，并颂
戎安
弟曾扩清志
第二部分 29.问罪许继慎（3）
九月十九《许继慎与蒋介石勾结的一封信》，《肃反专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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