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还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道出这个尽人皆知的结论时，我们可曾想到作为桥梁的知识分子?可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当他们抛开优越、安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而置身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之中时，他们的身心将要经受何等的磨炼?
马克思认为："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理想，才将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张国焘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曾随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此讲演，所以与工人比较熟悉，他从同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希望办个学校，让子弟受点教育。这一要求启发了张国焘，他认为，把办学校作为一种接近工人、发动工人的方式，对于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是十分有利的。当他把工人们的要求和他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讨论，决定在长辛店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
创办学校要有经费。但当时《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1000份增加到4000份，所需经费也相应增加。李大钊每月拿出的80元已不够支出，再加上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筹办经费，使北京小组的开支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李大钊又将自己每月的捐献增加到100多元，张国焘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100多元，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又向小组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动募捐。
这样，开办学校的经费基本得到解决，筹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这一工作。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四人乘火车前往长辛店筹备劳动补习学校。
在长辛店车站，他们看见许多灾民围集在那里。这些人一个个憔悴枯黄的面容、千孔百结的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躯，令他们十分同情。看着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的灾民，想到官吏、政客、资本家、地主的奢靡生活，他们真正理解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的内涵，真正认识到了这不平的世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世界，劳动阶级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今天去办劳动补习学校，正是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工人受到教育，不再当牛做马。从这一点看，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一部分 17.抉择（3）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离京城约20公里，有工人3000多名。
他们四人到达后，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将来意告诉工人后，立即召开了筹备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向工人们讲述了创办这个学校的必要性。他说：
"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饱暖；那些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却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从哪里来的?都是由我们工人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生活的享受，只有贫困和压迫。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得先有知识不可。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让大家学知识。"
在讲了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性之后，张国焘继续启发工人们说：
"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虽然工人们对"亚当·斯密"不甚了解，但"人人平等"这个浅显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于是，在座的工人个个都点着头，有点感动，也有点觉悟。心美：《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
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基本相同；夜班是工人上课，设有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教师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李大钊和共产党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曾到该校视察过或讲过课。教材由教师亲自编写。讲课时先教识字，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斗争。同时，还教工人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的事件的书面报告。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而且还编了通俗易懂的歌曲教工人唱。
有一首歌曲的词是这样的：
如今世界不太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
冲破乌云满天红。
这种宣传和发动工人的方法十分有效，不到半年时间，在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长辛店就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活动。
五一节这天，在北京党组织的精心组织下，有1000多名工人在长辛店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除北京地区的工人外，还有天津、保定等地来的工人。《晨报》和《京报》的记者也到现场采访。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仍有一些人没来得及发言。大会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们平生第一次手里举着写有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地在大街上走过。
长辛店工人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虽然其组织方式、内容和规模都无法与后来的工人运动相比，但其意义却是巨大和深远的。
首先，它继五四运动中各地工人的斗争之后，又一次向中国和世界表明：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它将以其他阶级所未曾有过的姿态左右中国历史的进程。
其次，这次大会上宣告成立的长辛店工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工人意愿的工会，它与帮会、同乡会不同，是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为全体工人伸张正义的组织。工人们正是通过工会的活动，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
最后，这一活动使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看到了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力量，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工人中进行工作的重大意义。
第一部分 18.抉择（4）
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情况经过由罗章龙主编的《工人周刊》的宣传，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各地工人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效仿其榜样。这一切都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国焘、邓中夏等人通过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和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并为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同时，通过与工人接触，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只有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改造世界；他们看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认识到发动和组织劳动阶级起来推翻阶级压迫的任务要靠他们这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者来完成。这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人的范围，张国焘和邓中夏等人还多次到唐山，与铁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邓培等研究发动工人、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通过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实践，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经过与维经斯基的多次接触，他的认识得到了迅速提高。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回国。途经北京时，与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进行过多次会谈。他们共同讨论了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的成立经过、俄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国革命情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等问题，并对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作为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曾是克拉斯诺亚尔工人苏维埃的活跃分子，他做工人工作的丰富经验，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从北京党组织成立到中共一大这段时间里，张国焘无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还是在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后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者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与他这段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这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部分 19.肩负重任（1）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望志路106号。15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正围在一张餐桌旁。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情严肃地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这就是会议主席张国焘，时年24岁。
从那一刻起至今已80多年。当我们后人对这段历史进行评说的时候，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即使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因事不能出席会议，与会的代表中不仅有以办《共产党》月刊、在与研究系和无政府主义的笔战中大显身手而闻名的李达；有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的李汉俊；有早年就投身反对清王朝斗争、经验丰富的董必武；有在陈独秀亲自指导下工作、且携带陈独秀亲笔信而来的陈公博；更有在湖南叱咤风云、在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声名显赫的毛泽东。张国焘，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资格担任大会主席?
于是，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会议主席是张国焘争来的。争的也罢，送的也罢，当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承认，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虽然是偶然的，但其中也隐藏着必然。
继上海、北京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有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经过国内党员的组织和联系，旅日、旅欧共产党组织也先后成立。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离京返俄之前，曾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兰。1927年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杀害。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他同先期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他在4月动身来华前，同时接受了工会国际（1921年7月3日正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的任务，负责在中共一大上介绍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一起，与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
李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写信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上海来信到北京时，正值北京大学暑假期间。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党员们分别担任了补习班的教学任务，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他们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
据刘仁静回忆：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小组中，除了李大钊外，张国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北京小组的组织活动一般习惯于不惊动李大钊，所以张国焘就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再者，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作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在选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罗章龙都曾是候选人。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而罗章龙正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所以他们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最后，确定刘仁静作为第二位代表。
第一部分 20.肩负重任（2）
按说李大钊最有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但他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斗争任务，这就是从3月开始的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进行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先后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代表联席会的新闻股干事、索薪刊物《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负责召集各校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并筹划一切。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的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索薪斗争至6月中旬结束后，又值学年终结，李大钊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很难抽身去上海。
从两位代表产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看出：
（一）虽然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还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二）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事有凑巧。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成立大会，另一位发起人陈独秀也因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为上海租界所注意而未能出席。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既然南陈北李均不能出席会议，大会的筹备工作就落在了上海代表和北京代表身上。上海方面参与筹备工作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北京方面，由于刘仁静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所以张国焘就提前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共同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当张国焘先于其他代表到达上海时，上海的情形是这样的：
1920年10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不久，李汉俊就与陈独秀在党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那是在1921年2月。当时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回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便对陈独秀甚为不满，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李汉俊随后也起草了一个党章寄给陈独秀，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李达觉得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他把《新青年》停了刊，又把上海的党员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李达，要李达来担任书记。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上海党组织内部的分歧。除此以外，刚到中国的马林也因为工作方法不当与李达、李汉俊发生了不愉快。
初到中国的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在还不了解上海共产党组织具体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指手画脚。这使得秉性刚直的李达和决不盲从别人的李汉俊都很反感，故二人对马林采取不合作态度。作为马林翻译的张太雷，虽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协调马林与二李之间的关系，无奈自身只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无权干涉党内事务。
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渐渐迫近，筹备工作却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难以进行。此时，无论是马林，还是李达和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
张国焘的到来，无疑使这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一部分 21.肩负重任（3）
通过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张国焘了解到上海的具体情况以及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分歧所在。当胸中有数之后，他就决定去拜访马林。或许是因为碰了李达、李汉俊钉子的缘故，马林对张国焘的态度还算随和。尽管张国焘仍然感到马林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两人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张国焘使马林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之后，便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在马林的协助下筹备代表大会。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逐渐接近之时，代表们望眼欲穿的陈独秀仍未到达。
几天之后，正在大家焦急之际，陈公博带着陈独秀给大会的亲笔信赶到。陈独秀在信中对代表大会提出四点意见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2册第47页载，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要求大会在讨论时予以注意。
既然是党的成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各地代表便提议由张国焘来主持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马林的同意。据包惠僧回忆说："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第一部分 22.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1）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成员，1921年因事到上海。5月中旬，李达派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商谈工作，后留在广州。陈独秀接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大会。，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作为会议主持人，张国焘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代表们初步议出会议议程四项：
（一）讨论党纲与政纲；
（二）制定党章；
（三）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
（四）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讲述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一定要注意发动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和赤色职工国际将正式成立的消息，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最后，他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远东局作一汇报。
接下来，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首先选出一个党纲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然后安排会议第一、第二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工作。
尽管后来有人回忆各地代表都发了言，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和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的发言材料。因此，在无法进行全面比较的条件下，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发言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在长达6000余字的发言稿中，他将内容分作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北京的政治、经济状况。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统治下，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坎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这使知识界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且，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社会只能通过广泛教育的途径。他们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另外，北京是外国人、政府官吏、军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压迫，只要抓住时机宣传革命思想，就会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经济衰败。北京不是个工业或商业城市，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厂主和雇主本身就是政府。为了捞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强迫工人和职员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万人力车夫，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汇报了北京党小组的工作。
他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分为"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两个内容。他汇报了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的经过和体会，认为向工人宣传的最有效的口号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帮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他向各地代表谈了北京小组在宣传工人和组织工人中取得的四点经验：
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
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第四，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第一部分 23.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2）
他还谈了他们几个党员想参与铁路工人罢工而遭到工人们拒绝的事情，说明他们的工作并非做得很扎实，也有不足之处。
在宣传知识分子方面，张国焘汇报了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创办刊物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张国焘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与会代表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张国焘在汇报北京党小组工作的过程中，既谈到了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是对北京党小组半年多来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为各地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共一大前，张国焘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参考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起草的文件自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马林对这些文件要求很严格，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在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张国焘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必要的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据包惠僧回忆："我们当时发言很自由，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现在从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来看，关于党员是否做官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最后的结论是："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会议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第一部分 24.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3）
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最后确定。这个纲领共15条。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联合第三国际。
党纲还规定：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党纲规定了各级组织的机构和制度；规定了入党的条件，强调入党者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并对党的纪律作了严格规定，要求党员保守党的秘密。党纲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7月30日，当大会正在李汉俊家进行时，遭到法租界侦探的干扰。马林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要大家立即分散离开。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九人来搜查。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最后一无所获，只得怏怏离去。
为什么会发生此事呢?据陈公博回忆，这是由于张国焘有意与李汉俊为难的结果。他说："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即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引起注意，但一连四日的会议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陈公博回忆的地点有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有一次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点问题的，他主张的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理论，他是黄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台）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3页。
连续在李汉俊家开会究竟是由于其他原因呢，还是如陈公博所说是张国焘专门与李汉俊为难，因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到此事，后人也就无从判断了。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载：马林来中国的途中，在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即受到暗探盯梢，遂有搜查一事发生。
李汉俊家引起法租界注意后，为了保证代表大会能够继续进行，并保证代表们的安全，李达夫妇建议代表们离开上海，到距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租一游船继续开会。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便动身离开上海前往嘉兴。
8月5日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大会闭幕的日子。目前关于一大闭幕的日期，史学界还在争论，有8月1日说、8月3日说、8月5日说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此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可信度还是高的。故本文作者赞成8月5日之说。此信登在北京图书馆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一书的第219页。，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木船上，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起草委员会所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讨论到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又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页。
经过争论，大会决定采纳第一种意见。
第一部分 25.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4）
会议最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共六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足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并且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在宣传工作上，决议规定一切出版物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在对其他党派的态度上，决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59页。
大会决定中央领导机关称为"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8月5日傍晚，低沉而有力的口号声在暮色苍茫的南湖水面上响起：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在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功绩：
第一，认清了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代表们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虽然在对待南方政府和孙中山问题上有分歧，但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看到了广大人民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认识到领导工人阶级向军阀政府的统治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
第二，明确了党的性质和最终奋斗目标。大会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会议确定党的领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指出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发展党员要慎重，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对于地方组织的设立以及地方组织与中央的关系也作了规定。
第四，交流了各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促进了互相了解和学习，为会后密切彼此间的联系和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五，制定了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代表们经过热烈讨论，驳斥了党只能限于研究和宣传阶段的主张，认为党必须立即开展实际工作，首先是发动和组织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第六，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分散于各地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性组织，而成为统一行动的全国性的政党。在统一的中央局领导下，党必然会在各方面得到发展。
当然，一大也有不足之处，尤其是理论准备不足。反映在党纲上，表现在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党纲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目标，却没有规定目前的斗争任务和方法，这显然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希望单独依靠人数较少的工人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外，在强调组织纪律时，忽视了党内民主。党纲中除最后一条规定在修改党纲时需"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还带有民主性质外，其他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
我们能苛求于出席会议的13位代表吗?
当然不能。
我们应该感到十分欣慰。这是因为：毕竟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毕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当我们撇开会议的仓促、纲领和决议的幼稚不谈，而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待一大时，我们会发现参加会议的十几名代表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和后来发现的两个文件，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产生了一个统一的政党，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惟一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命运和1921年诞生的这个政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部分 26.崭露头角（1）
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关于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确切日期，张国焘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这里是根据斯穆尔基斯1921年10月13日的信件所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并在8月16日对中国工人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组织、目的等的特别宣言……"此信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7期。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名称，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的。
一大闭幕后，马林仍留在上海负责协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工作。他对中共一大确定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工作这一点十分满意。张国焘负责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抓党的中心工作——工人运动。
据张国焘回忆，他在为即将产生的指导全国工运的机构起名时，征求了马林的意见。马林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提议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的理由是，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
这个说起来绕口的名称，源于英文TradeUnionSecretariat。TradeUnion意为"工会"，早先日本人译作"劳动组合"，马林曾在日本做过工运工作，因而采用了这个词；Secretariat意为"书记处"。张国焘懂英文，故而采纳了马林的建议。这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51页。另据司马璐说："'劳动组合'按其原意也可以径称为'工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在文字上十分日本化，可能出自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的意见。一九二○年十二月起，李汉俊就继陈独秀代理中共临时中央书记职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正是这以后的时间。李汉俊是留日学生"，"所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可能出自李汉俊的意见。"（转引自姜沛南、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而我们认为，张国焘的说法可信，因他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另外，有包惠僧的回忆可以佐证。包惠僧在1954年回忆说："我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词的不通俗，也可以说很费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张国焘不肯修改，他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说这是马林的意见，我们不好变更，所以就用了这样一个不中不西的名词。"（《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在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发挥了指挥部的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以张国焘为主任，李启汉为秘书。书记部出版指导全国工运的公开刊物《劳动周刊》，由董锄平任主编。包惠僧、李震瀛也参加了书记部的工作。为了在各地迅速开展工人运动，书记部还在一些地区设有分部：北方分部由邓中夏、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书记部成立后，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国焘）等二十六人"的名义在《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工人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他们把劳动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
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宣言》
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而童工的生活更是悲惨，"他们的康健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工人的痛苦生活"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就需要一个有力的组织，"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写到这里，《宣言》告诉读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宣言》还以崭新的姿态，第一次向工人指出他们现有的所谓"公所"、"工会组织"，是分散了工人的力量，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的，"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方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561页。
《宣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指出工人们要争取解放，争取自由，就必须打破帮派观念和对黄色工会的依赖，树立普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思想，并以极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召唤。
第一部分 27.崭露头角（2）
这篇不超过千字的《宣言》，犹如清新和煦的春风，使工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工人们便把它看作为自己伸冤说理的地方。
据董锄平回忆说："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我们并不感到害怕。""工人要罢工就直接来找我们。""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中的护士也到劳动组合来找过我们，因为医院里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当时民族自尊心很强，大家要罢工反抗。这件事是通过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发动她们进行斗争的，结果是胜利了，德国医生向大家道歉。"董锄平：《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页。
那时，能为中国人争回一点自尊，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书记部未正式成立前，其成员就介入了上海浦东英美烟厂的一次罢工斗争。
7月20日，浦东英美烟厂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张国焘、李启汉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参加进去，进行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实践。于是将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作为领导罢工的临时办事处。张国焘、李启汉的介入，使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
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后，各分部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党内外震动很大的事情——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被捕。这件事也在张国焘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解不开的谜。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中旬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开始行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职责。这时，中央工作只有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他们三人常在陈独秀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聚会，讨论当前工作。在这里，他们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时，10月4日下午2时许，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抓走了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捕。
陈独秀等人被捕后，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迅速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共商营救事宜。
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律师、买铺保。10月5日，在马林的请求下，法国律师包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提出：被搜到的书籍有无过激言论，还需详细查察，请求展期讯核。法庭遂判陈独秀拿出白银500两，人银交保，陈独秀夫妇即被开释。其他被捕各人也交保开释，听候展期讯夺。
陈独秀等人交保开释，但案子并没有结束。于是，营救工作仍在继续。
李达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张太雷共同给孙中山发电，请他设法营救。孙中山为此专门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拍了电报。
胡适也电邀蔡元培共商营救计策，并为营救工作到处奔走。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开庭审理陈独秀一案时，判他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事全部了结。
然而，包惠僧在1953年、1979年两次回忆此事时，都说到张国焘当时有陷害陈独秀的举动。这给张国焘的复杂历史中又增加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1953年8月20日，包惠僧回忆说：
第一部分 28.崭露头角（3）
"他（指张国焘）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曾用共产党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当时别人对这个宣言如何看法?我因为不久就离开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这是张国焘对陈独秀不利的一种阴谋诡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1979年5月，他在回忆中又说：
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此话来自陈独秀在1919年6月8日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是："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传单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陈独秀的罪证。张国焘已散发了一些，我们看到传单后很生气，不让他再散发了。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但是，当时对陈独秀被捕以及被释放的全过程了如指掌的李达，在多次回忆中都未提到张国焘散发传单并有意陷害陈独秀一事。是他对张国焘有恻隐之心吗?是他有意避开不谈吗?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张国焘的评价并不高。且看他的回忆。
1954年2月23日，李达回忆说：
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表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指中共二大）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做特务，就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1955年8月2日，他这样说：
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就遇事倾轧冲突，'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惟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⑤
1959年3月27日，他说："张国焘这家伙最坏。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他跟我是死对头，专门跟我别扭。"《"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一个对张国焘抱有如此看法的人，而且当时又在一起工作，如果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真是为了陷害陈独秀，由自己取而代之，李达是决不会忘记，也不会避而不谈的。
那么，张国焘究竟散发了传单没有呢?
张国焘确实散发了传单。这一点包惠僧的回忆是没有错的。因为包惠僧是当事人之一，两次回忆虽时隔20多年，但都提到传单一事，这绝不会是无中生有。
李达为什么在回忆中不提传单之事呢?原因就在于他对传单一事的看法与包惠僧有别，所以才没放在心上。换句话说，李达并不认为张国焘当时散发传单的目的是陷害陈独秀，而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另一种营救方式。陈独秀无罪释放，众人营救的目的也就达到，故李达没有对传单一事留下特别的印象。
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是不是想陷害陈独秀呢?
从传单的题目《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来看，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和宣传陈独秀，以唤起人们对陈独秀的同情，目的是为了营救陈独秀。虽然张国焘可能由于考虑不周在传单上暴露了陈独秀的身份，但绝不可能有陷害陈独秀的罪恶野心。如果他想陷害陈独秀，写封告密信给巡捕房，既简便彻底，又神不知鬼不觉，没有必要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张国焘在散发了一部分传单后，遭到同志们的斥责，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暴露陈独秀的真实身份，授人以柄，于是就不再散发了。这更说明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目的只是为了营救陈独秀，并不夹杂个人私利。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推测，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发掘史料和进一步研究。
第一部分 29.首次莫斯科之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