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由于艾登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5 月的一天，艾登与周共迸晚餐。席间，两人谈到了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关押在朝鲜的战俘和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问题。美国想通过英国驻北京的代办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告诉英国代办，中美两国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完全可以就战俘和犯人问题举行直接的谈判。“毕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英代办向史密斯转达了此项建议。史密斯避开杜勒斯，直接获得了文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不久，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第一轮直接谈判开始了。玉炳南和通晓英、德、法语的宦乡代表中方，而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代表美方。
日内瓦会议偶然地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会谈的机会，之后，会谈持续了 15年。王炳南回忆说：“这是一条长绳的头几缕。”这些会谈使中美两国可以相互表达各自的立场和对问题的看法。会谈接着在华沙进行。次年，王炳南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于 1957 年 12 月中断，1958 年 9 月重新开始。到1960 年 12 月，双方已会谈了 100 多次。这证明双方均愿意保持接触，因为双方可以互相交换看法。会谈开始后的一年里，周恩来和负责中国核研究的聂荣臻迎接了返回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家眷，钱学森一家曾被扣留在美国，钱和其他从美国返回的科学家使中国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对我说：“周总理几乎一天 24 小时都在工作，他要求我们全体人员随时做好准备。但是首先发现我们当中有人疲惫不堪的，也是他。”周可能非常疲倦，但是他的脸上从来不露一丝倦容。工作 18 个小时之后，他在后半夜挤出时间给妻子写信：“超：……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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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比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更富有戏剧性，周所起的作用也更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许下了不少虔诚的诺言，西方民主国家却重复了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采用过的高压手段。英国、法国和荷兰都试图在以前的殖民地上恢复殖民统治。然而，一切均已为时过晚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意识到，尽管他们战胜了游击队，但是独立迟早会到来。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人力图恢复他们的帝国，虽然他们也做了些表面上的修饰。“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人制造出来的，包括三个种族与文化迥异的民族，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柬埔寨原先称为“保护国”，在其精明、强干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正从法国人那里赢得独立，并于 1954 年正式宣布独立。法国人力图控制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向越南派出一支远征军。
传统上，中国承认在东南亚已经明确划分出来的国家。1929 年胡志明在上海建立了他的共产党，当时只代表越南。但是，1930 年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越南共产党同束埔寨的高棉沙拉克，即后来的红色高棉，以及老挝共产党即巴特寮合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变成为以越南为首的“社会主义印度支那”的做法，势必引起民族冲突，并对泰国构成威胁。因此，在印度支那问题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之间开始出现极为微妙的意见分歧。当范文同提议高棉沙拉克和巴特寮作为他们各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时，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这样一来，只是以越南霸权取代了从前的法国霸权。按照周制定的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承认宣布民族独立的政府，而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一旦它们摆脱了法国的“保护国”的地位，中国将承认柬埔寨王国和老挝王国。周恩来不会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印度支那”来取代殖民主义的印度支那。
日内瓦会议于 4 月 27 日开幕，当时法国殖民军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之间正在进行重要的奠边府战役。法国代表团团长乔治皮杜尔信心十足，并在发言中宣称，胡志明即将乞求和平。法国战地指挥官已清楚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是，中国人更为明智。周恩来研究了越南的地形，大声说：“法国人怎么会犯蒋介石犯过的同样错误？”蒋把他的军队麇集在城市，而法国人也把他们的部队集结在四周是丛林的低洼地带。中国人在这次战役中给予越南人巨大的帮助。越南指挥官武元甲将军与中国指挥官韦国清在后勤供给方面合作无间，卓有成效。5 月 8 日，在其发言后的第十一天，神情懊丧、但仍不失风度的皮杜尔承认奠边府于 5 月 7 日失陷④。
奠边府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曾担心美国可能会以武力支持法国，但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刚使美国军队从朝鲜战场上摆脱出来，不会为了法国再把美军投入另一场军事冒险中去。在法国本身，印度支那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因为这有损于法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同时，印支战争的代价也昂贵得惊人。1953 年法国的印支战争的开支为 1600 亿法郎，两倍于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的援助。
美国虽然不愿意军事卷入，但也无法接受一个由共产党政权统治的统一的越南。在 1945 年波茨但会议上，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同意将越南一分为二⑤。正如同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曾同意划分德国、欧洲和朝鲜那样。周恩来意识到过分好斗的姿态又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害怕“到处横行的共产主义”幽灵。苏联的莫洛托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从实际出发，周恩来着手准备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暂时承认两个越南。但是，首先要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保证柬埔寨奉行中立的、独立的政策，这与周的想法不谋而合。绝对不能让别人指责中国向边界以外的地方输出革命。
然而，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激起了越南人马上统一的希望。在胜利的鼓舞和人民的支持下，北越军队乘势渗透到越南南方的低地，这些地方是由法国人支持的保大“皇帝”统治的。在与范文同私下交谈中，周建议北越采取“暂时克制”的态度，与法国举行双边会谈。但是，皮杜尔傲慢地拒绝会见范文同。直到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政府垮台，而严厉谴责殖民战争的皮埃尔盂戴斯弗朗斯 6 月 18 日组成新政府后，才打破这一僵局。孟戴斯保证在 7 月 20 日以前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否则他将辞职。6 月 18 日至 23日之间，周恩来下榻的万花岭别墅在悄悄地送往迎来。6 月 23 日周恩来秘密前往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两人一见如故。盂戴期弗朗斯温文尔雅、学识非凡。为了表示友好，周恩来用法语交谈。秘密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孟戴斯弗朗斯说：“周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有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周也十分欣赏孟戴斯弗朗斯。周对王炳南说：“他非常熟悉政治，是一个可以与之深交的人。”周告诉盂戴斯弗朗斯，法国对其前殖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法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应以“开明外交”来表明恪守这一传统。第二天，即 6月 24 日，孟戴斯弗朗斯终于会见了范文同。周成功地促成了他们的对话。中国总理宣布：“法越双边会谈应在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同一天，为了表明自己不会干涉会谈，周登机启程前往印度。
在日内瓦所有的发言中，周强调亚洲国家在解决亚洲问题中应起的作用。“我们不想垄断为亚洲国家讲话的权利。但是，在讨论面临亚洲的迫切问题时，不应忽视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他特别提到了印度。满面喜悦的克里希纳梅农专程来到日内瓦邀请周访问新德里，因为尼赫鲁对被排斥在日内瓦会议之外.感到屈辱。
周在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尼赫鲁讨论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的建议。所有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亚非国家都可以参加，在世界上显示自己崭新的面貌。从这种与印度交往的方式中可以看到中国独立自主、与苏联保持距离的外交政策的萌芽。很显然，周把苏联视为西方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中印联合公报包含着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⑥，这些原则是指导所有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
尼赫鲁感到非常满意。周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表示十分感谢，使人觉得两国将会建立牢固的友谊，对亚洲团结大有裨益。然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中印边界的某些地段是英国人随意划分的，而且英国军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两次入侵西藏，又侵占了中国的一些领土。印度政府似乎从它的前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继承了某些对西藏的扩张态度。对此，中国人十分愤懑。但是尼赫鲁与周有意避免讨论这些次要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周声明，这是“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6 月 28 日，周恩来在仰光会见了缅甸领导人吴努，签署了一项类似中印联合公报的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公报。30 日，周返回广州，继而前往邻省广西的柳州，会见胡志明。胡在柳州有一幢别墅。此地从 20 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许多越南革命者的庇护所。胡志明在 1969 年逝世以前，每年都要在柳州住上几周，接受中国医生的检查治疗，因为胡笃信中医。
在胡的别墅四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他与周花了三天时间讨论越南的统一问题。周谈到，坚持好斗的姿态目前无助于统一，反而可能促使美法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这样就会前功尽弃。莫洛托夫已经明确表示莫斯科不愿支持任何“美国目前无法容忍的”军事行动。周说道：“时机尚未成熟。”在越南南方，法国人支持的“皇帝”保大仍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较明智，但应坚持要求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胡志明说：“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我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诺道：“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7 月 15 日，在河内举行的党的全会上，胡志明采纳了周的建议。“美国人企图把战争拖下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合理让步，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孤立。”周从柳州飞往北京，并于 7 月 12 日返回日内瓦，旋即拜会了范文同。范极其勉强地同意了暂时分治，但要求将分界线划在北纬 16 度。法方建议划在 18 度。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 17 度为界。这意味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必须从他们占据的一些地方撤走。对此，不仅越南北方的指挥官们恼火万分，就连范文同也怀恨在心。范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因为他认为周是这一安排的策划者。20 多年后的 1979 年，越中两国关系恶化，多年的积怨又提了出来。
一系列紧张活动开始了。周、莫洛托夫、安东尼艾登、盂戴斯弗朗斯和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之间不断举行会谈。周对孟戴斯弗朗斯说：“所有有关人士都希望和平。这意味着采取相互接近的步骤。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采取同样多的步骤。”盂戴斯弗朗斯回答道：“你已经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迈出了一大步。”在万花岭别墅举行了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最后一次会谈。7 月 21 日，在日内瓦会议全体大会上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1956年将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并宣布将不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反对上述协议的条款。周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如此模棱两可呢？”
9 月，美国一手操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了。该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签约国⑦有权保卫任何“受到威胁”的国家，其中包括南越。周悔恨地承认，“我们在日内瓦上当受骗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美国人欺骗了我们。但是，最终他们更是欺骗了他们自己。”⑧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邀请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团参加在万花岭别墅举行的宴会。何文楼⑨大使（当时他是北越代表团的一位上校成员）回忆说：“当时共有 30 人，大家围坐在圆桌旁。中国总理走过来和我们一个个地祝酒，每次他都喝干一小杯茅台酒，整整喝了 30 杯。真是英雄海量。”
周邀消吴庭艳的一个兄弟访问北京。吴庭艳两年后成为美国在南越扶植起来的铁腕人物。周与吴的兄弟交谈起来。“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范文同先生更接近些，但我们仍然欢迎你来访问。你们都是越南人，应该一起为祖国的统一而工作。”北越的党务人士对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十分反感。显然，周赞同越南实行联合政府。这在意识形态上虽不那么纯洁，但比起通过长期艰苦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来，进步会快得多。周不鼓励东南亚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原因⑩。在东南亚国家里有大批华侨，他们富有，习惯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华侨每年都往国内汇款。华南各省的许多地区，许多村落，成千上万的家庭依赖这笔侨汇。周打算吸引华侨资本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倘若他们居住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就没有资金可以提供了。此外，绝不能使中国再次卷人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事件中去。不能给美国以口实，把大批美国军队派到毗邻中国的地区。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的中立与独立的柬埔寨方案是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设想周希望越南也采取类似的中立立场，即使周公开不能这样讲。
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苏联新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 10 月份的来访是北京的一大成就。当时正值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日子。由元老米高扬和布尔加宁陪同的赫鲁晓夫表现出热情洋溢的友好姿态。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两国联盟关系看来空前牢固。赫鲁晓夫的访问从 9 月 29 日开始、10 月 12 日结束。就是在这期间播下了将来不和的种子。赫鲁晓夫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因为他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不少政敌。他打算与美国搞缓和，但这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强硬派难以接受的。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毛沉默寡言，态度冷漠。中国人当时并没有正式反对美苏缓和，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不能让赫鲁晓大搞缓和而损害中国的利益。高岗事件以及随后残酷的清洗在中国人脑海中记忆犹新。就在 1954 年 7月，高岗在狱中自杀身亡，当时，周远在日内瓦。
在谈论这些事情时，王炳南对我说：“我们那时对赫鲁晓夫不十分了解，我们没有想到，他要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当时是这样称呼社会主义国家的——也要坚持中国的独立地位。中苏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序言规定：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对其全球地位的基本看法，也是在新德里和仰光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有关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在协议中写进：中苏两国必须就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彼此磋商。这种在世界事务中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的要求，可能与过去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打交道时的痛苦经历有关。此次会谈的结果是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15 项新的大型工程，在新疆的两项合资企业归还给中国，另外两项合资企业移交给中国，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无偿归还中国。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愉快。他现在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俯首贴耳的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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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取得进展。会址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美丽的城市——万隆。时间订于 1955 年 4 月。
谋杀周恩来的企图为此次会议增添了几分戏剧性色彩。尼赫鲁表示友好，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拨给中国代表团使用，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要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据说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这架飞机上，三小时后飞机在大洋上空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但是，周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少数民族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使他无法脱身。他对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说：“请转告在台湾的同胞们，我们随时随刻都愿与他们举行会谈。”周已经在考虑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了。在处理上述事务过程中，他因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了，住了几天医院。因此，他没有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那架飞机。王炳南对我说：“周总理本来也不会乘那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印度飞机一事，人人皆知，太不保密了。”周前往仰光，然后搭乘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11)
周于 4 月 16 日飞抵雅加达。他身着薄而得体的夏装，笑容满面，受到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然后前往万隆。那里 29 国代表团下榻在由苏加诺总统亲手设计的、王宫般的大厦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秀丽的景色、热情洋溢的友好款待，使与会者个个心情舒畅。周身着衬衣，悠闲自得地散着步，象小孩子一样把裤脚卷起，在住所旁花园里的清澈的小溪中趟起水来。
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并非都很友好。菲律宾、日本、南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但的代表纷纷言词激烈地谴责“共产帝国主义”。这早已在周的预料之中。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心理上要有所准备。他告诫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挑衅言行，都不要发火，都不要使用过激言词。美国试图孤立我们。但我们正在打破这一企图。我们将冲破一切幕障，不管是铁幕、竹幕还是烟幕……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倾向。你们觉得象用手抓饭这类风俗习惯很古怪。你们也必须学会用手抓饭吃。周曾批评过国内某些对待少数民族中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作风，现在在国外还要继续批评大汉族主义。他说：“否则，我们怎能贯彻兄弟般的团结这一精神呢？”他教导工作人员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对提出尴尬问题或发表不友好讲话的记者必须以礼相待。“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明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别人和我们信仰一样。除了意识形态，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目标。”
会上，谴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在国外搞颠覆活动的发言，一篇接一篇。周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做些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宣布把准备好的讲话稿发给大家，他现在打算即席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受着。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起初鼓掌的不多，随后便掌声如雷鸣。接着，尼赫鲁走上前与周拥抱，全场热烈欢呼。周已将敌意化为敬重和钦佩。他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代表们爱国主义与憎恨西方统治的心弦。15 年以后，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在我 1971 年访问马尼拉时，对我说：“请代我向周总理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万隆的讲话。”
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手足之情。猜忌和疑虑烟消云散了。周仍在个人会晤中继续他的工作。他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驳斥了西方及亚洲记者对中国的指责，他邀请与会代表以及“任何其他人”访问中国。“请你们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任何人都会受到欢迎。” 周察觉到形势有利，抓住时机表示愿与美国就台湾问题举行谈判。“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我们愿意坐下来谈判。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
每天，周在花园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或者休息，或者与章汉夫及其他中国外交官谈论亚非会议的前景。他陪伴苏加诺观看歌舞表演，因为苏加诺非常爱好歌舞。大多数中国工作人员觉得当地炎热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就不断地开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周发现苏加诺和他的外长苏班德里约怕风，只要他们在场，电扇就被关
面对心怀疑虑的泰国和菲律宾代表，周施展魅力，声称：“我们是邻居”，并强调和平共处。对日本人，周谈论贸易。三年前，他就向日本提议过建立商业联系。他现在又指出，大连和旅顺是十分理想的贸易港口。“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侵略意图。”他派遣诗人郭沫若访问日本。郭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周向缅甸的吴努赠送了一件保存在中国许多世纪的珍贵文物——佛牙。他赞扬诺罗敦西哈努克奉行的柬埔寨中立与独立的政策。阿富汗总理邀请他访问喀布尔。巴基斯但的穆罕默德阿里向他保证，即使巴基斯但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担心印度的侵略，并不担心中国的侵略。周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巴基斯坦曾在会上提出谴责“共产帝国主义”的决议，而周成功地将该决议的措辞改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向周谈论了苏伊士运河问题，周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开罗成为周手下外交官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阿拉伯语也成为中国外语院校教授的主要外语之一。周邀请伊斯兰教阿訇参观中国的清真寺。“我们不反对去麦加朝圣。”中国政府不是拨款重新粉刷、修饰中国境内的清真寺了吗？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会场走廊里活动，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位文雅的总理对他们说，“每个国家部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中国肯定会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装备，但是仗必须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去打。
“我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是周无数次谈话的主题。他幽默地笑着对某位特别喜欢漫骂的代表说，”我们之间意见不一致，但是承认不一致本身就是某种一致。”周还反对在会议上公开指名谴责任何国家。“这里不是亚洲国家之间互泄私愤的场所。”
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然而，据说他回到北京却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仔细读一读他的发言，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共处，政治上是不纯的。指责者说周曾用过“让我们和平共处”的字眼，那是不是意味着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周还必须解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受到诘问，但反应机敏的周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殖民主义。”同这样一些朋友和同志相处，周是否有时会觉得同敌人斗争反而更容易一些呢？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12)，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筑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周点点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1950 年，中国新政府成立由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办公室，——廖本人即出生于“华侨”家庭——以联络世界各地的华侨，并使他们团结在新政权的周围。
4 月 22 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13)这一方案似乎使苏加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对此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16 年后，马尼拉的一位菲籍华人还向我诉苦，说获得了菲律宾护照就被褫夺了中国国籍这一天生的“权利”。蒋介石在台湾宣称，海外华侨可以永远得到他的保护。他决不会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在以后的几年里，周恩来曾数次不得不在出访中介入此事。他向各地华侨解释，要保留中国国籍就很难保证他们在当地不受歧视。但是，要使海外华侨接受这一条约则非常困难。海外华侨巨头们大声威胁说，如果中国“抛弃”他们，他们就转向台湾。1959 年秋，印度尼西亚颁布命令，禁止印尼华人从事某些小本经营的商业和零售生意。接着发生严重的fan华暴乱，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财物遭到毁坏。1960 年 1 月，苏班德里约来到北京，双重国籍条约得到批准。双方成立了执行该条约的联合委员会。周恩来派船去印尼接回了 20万以上的印尼华侨，并为他们建筑住房，准备了特殊的食品供应。然而，海外华侨仍旧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1973 年，周恩来再次谈到了这种关系，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即使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仍然希望，叶落归根，死后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
注释
①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国方面，例如，周恩来的译员浦寿昌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王炳南大使撰写的回忆录，王炳南大使未经编辑的英文原稿尚在本书作者手中。关于万隆会议部分来自章汉夫谈话，和中文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册，以及其它来源。
② 浦寿昌（1922—），曾先后在中国上海的圣约翰学校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上学，是周多年来的主要译员之一。最近刚用中文撰写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回忆文章。曾数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③ 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请参见《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纽约，绿林出版发行公司 1969 年出版。亚洲学会会长肯尼恩特杨为该书写了序言。出席关于朝鲜问题会议的，共有十九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北朝鲜、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荷兰、菲律宾，泰国、卢森堡和土耳其。
④ 奠边府战役于 1954 年 3 月中旬开始，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越南人民军于同年 5 月 7 日攻克法国人占领的奠边府。这次战役迫使法国于 1954 年 7月 21 日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
⑤ 1945 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撇开法国和中国；决定把北纬 16 度作为美国支持的南越同北越之间的临时分界线。
⑥ 1953 年12 月，周恩来在北京与印度代表团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请参阅本书以后章节），当时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尽管字面上略有修改，但其基本内容没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与所有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⑦ 东南亚条约组织由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签订，共同反对“侵略”。但是，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哥拉旋即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但参加该条约组织只是为了防备印度，以确保自身的安全。1972 年 11 月 8 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该组织，1977 年6 月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⑧ 王炳南告诉本书作者的，此外，周恩来 1960 年在与本书作者以及英国记者格林谈话时也提到过。
⑨ 何文楼大使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后担任越驻法大使。1988 年 9 月至 10 月与本书作者在河内和巴黎交谈过。
⑩ 在 60 年代.周恩来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任何东南亚国家立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请参阅以后各章。
(11)本书作者曾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他的著作《出乎意料》（第 393—396 页）中也提起过。
(12)参见罗伯特埃勒根特撰写的《龙种》。
(13)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关于海外华侨问题的讲话。关于华侨问题的详细背景情况，请参阅维克多珀塞尔撰写的《东南亚的华人》。
第三章 百花齐放——推行中国式民主的尝试（1956—1957）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所受的对待深感不安，并声称这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1956 年 1 月周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
——毛着手为允许自由辩论的百花齐放运动捍出理论依据
──周和毛修改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6 年周恩来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56 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
——周飞赴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在如何处理波匈事件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意见分歧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分歧
──1957 年 5 月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
──1957 年 6 月批评洪流被迅速制止
──1957 年 7 月至 8 月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7 年秋周恩来的尝试失败，周本人失去毛的信任
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1951 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 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 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 11％当中不到 1％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1953 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①
1956 年 1 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②
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周不可能发表这次讲话。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中国五亿人口中知识分子人数不足 500 万。高级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只有 10万人。他们是中国仅有的技术资源，只有依靠和通过他们，中国才能进步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政治清洗——最近的一次更为严重——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被迫参加长达数周、数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批评。他伯感到厌倦、疲惫和惶惶不安，许多人变得完全消沉了。周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们不再敢讲真话了。他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他通过列举各条战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论述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进而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具体讲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汪，还需要应得的支持。“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我们有些党的于部对知识分子总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了强调他的论点，周说了一句名言：“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 年之后，邓小平再次着重提到这句话，人们还以为这是邓首创的。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就使得知识分子恢复了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1969 年，物理学家周培源与我谈话对回忆说：“早在 1956 年初，总理已经担心试验室不够了。他了解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中国科协的主席，周培源认为基础研究十分必要，“但是，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希望进行民主协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都在促进基础研究。
就民主协商而言，周恩来 1949 年起草的《共同纲领》就强调了这一点。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内八个民主党派③进行对话、讨论。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主要是一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份文件的前言是这样写着的：“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决定。”这份文件确定了政治协商机构的地位。然而，到了 1955 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周恩来对怀仁堂的听众讲了这些事实。他清楚在场的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这番话。他讲话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周默默地环视了听众一遍之后，继续往下讲，他说，知识分子在努力改造思想，并举例说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 10％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对共产党有敌意，而且那也不全是他们的过失。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所致……我们没有努力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甚至不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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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共产党内实施某种程度的自由讨论和民主这场独特的尝试开始了。事实上，中国这场运动的名称是从古典著作中来的，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诗人郭沫若告诉我，“毛主席赞成这一称呼”。实际上，是郭本人在与毛讨论公元前 500 年中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时，从过去的遗产里挖掘出来的。④
然而，毛和周对“双百”方针有着不同的解释。对周来讲，说话要算数，对知识分子的承诺要兑现，而且他深知取得进步有赖于自由的学术辩论。在毛看来，”双百”运动应成为社会总动员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动力。很快中国人民将要置身于一场急速的变革过程之中。
无论毛还是周都没有把“双百”运动看作是分享权力，是西方式多党制的开端，尽管周承认单一的集权主义的党所具有的内在危险。毛希望有一个“不反对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且他发动的“双百”运动的决心大概也由于1955—1956 年间面临的具体困难变得更坚定了。因为在工业方面，甚至在以俄国模式为蓝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毛和周都已经对苏联的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个资本密集型而井非劳动密集型的计划。重工业吞噬了大量资源和资金，占中国有限投资能力的 67％。轻工业遭到忽视。几乎所有的资金来自农业，但是反馈到农业的投资却微乎其微。1955 年度，农业集体化进程加快了，以便通过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和劳动力，为工业发展获得更大的集中潜力和更多的资金。除了继续谋求苏联贷款外（无论毛还是周都不喜欢债台高筑），已没有其他办法为工业发展筹集资金了。
毛对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亦日益不满。党的机构不断膨胀，什么都管，但除了增加官僚人数外，并未刺激生产的增长。毛觉得，权力下放将会激发地方上的活力和主动性，并且改变中央计划的僵硬规定。然而，权力下放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吗？军阀混战时期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毛推论，或许与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助于取得更快的进展。说到底，问题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至 1990 年的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1956 年 4 月，毛发表了一篇冗长、漫谈式的讲话。听众基本上就是 1 月份听周报告的那些人。毛强调说，共产党有必要接受批评，接受“党外人士和群众的监督”。这篇讲话经过删节和编辑后于 5 月份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给所有的大学教授以及各个机构的知识分子。讲话的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明显，对毛来说，自由和公开讨论绝不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向党的领导地位挑战，这仅仅是为了帮助党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共产党。
1955 年底，与家人一起被美国扣留的力学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这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美中两国开始谈判的具体结果。后来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 1971 年对我回忆说，“这是周总理内心高兴的原因，尽管有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⑤（美中谈判是在华沙进行的，达数年之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聂荣臻立即集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核研究的计划。其结果是中国 1964 年终于拥有了原子弹。自由讨论，推动研究这种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周特别希望消除政治运动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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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4 月，我自 1949 年底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⑥。我的堂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递给我那份正在传达的内部文件。三周后我与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长谈，郭向我证实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来一次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辩论。”撰写此书时仍然健在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宣称，这份文件是“重要的解冻”，“再次解放知识分子”。但是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我的另一个堂兄，他是科学家，对我说，“不说话的人还能思考，而说话的人却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我可不打算开口说话。”
6 月 25 日，我去中南海周的住宅拜会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我从六个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其中三个方面涉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1941 年我在重庆见过周恩来。15 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 19 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象 1956 年 6 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
周的会客厅陈设异常简朴。一张罩着灰布的旧沙发，几把罩着中国至今仍然时兴的花边椅套的椅子。就象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客厅。没有古玩、没有价值连城的瓷器、没有昂贵的绘画。周的新闻官员，我的朋友龚澎作了一番介绍。周夸奖我的汉语讲得好。他说：“住在国外的人有时候把本国活都忘掉了。”我想这是他从与华侨来访者的交往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一起喝茶，接下来周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尽管没有对我的采访做任何时间限制（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你提了六个主要的问题，我准备回答其中的三个。我已经让我的一些同事在和你谈话时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你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是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高呢，还是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高？出于某种目的的控制是否最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并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组织的研究受到资金的流向、制度的需要以及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制约。”
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了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周和他的朋友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聂荣臻负责科研、教育以及科学家的培养使用，但是作家不属于周的管辖范围。
周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研究科学。”没有搞出多少具有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大部分科研都是依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课题，集中力量进行符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研究。
你所讲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端正方向。周伸出两个手指说道：“有两种态度。有些人只注重能带来实际效果的东西。他们认为其他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别的人（他这里大概是指他本人）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相信基础研究。当然，我们国家是个穷国，缺乏资金。我们必须小心、仔细地计划我们的开支。首要的事情是提高农业生产，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制造我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全部依赖进口，开展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有所创新……”
“你提到需要开展自由讨论。我们的确在进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都辩论不止。”说到这里，周停了下来。或许是因为记起有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或许是因为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不太相信的神气。他停顿了一会，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但是，我们也需要目标一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剥削制度。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向知识分子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放弃革命的目标。”
我争辩说，许多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及艺术创作都是出于偶然，往往有悖常理。个人主义有其价值，应该珍惜。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对艺术作品、书籍或是其他事物作出道德和政治评判只会窒息天才，天才是难以捉摸的。任何新生事物，任何发现，最初总是不被人理解，并遭到排斥。只有容忍、宽松、留有余地才有助于日后的理解和接受……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进步离不开思想自由。由于道德不检点或政治观念的原因全面否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因而有百弊而无一利。我本想说“甚至马克思还有过婚外恋呢”，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下说。我提到过一位作家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受到政治上的谴责。周和他的夫人都同意，把道德问题当作政治罪行加以谴责，确实是过分了。我继续为个人主义辩护，周的眼睛闪闪发光。缺乏棱角、唯唯诺诺使他感到恼火，他喜欢辩论。他常常间自己的下属：“你们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我？”如果有人曲意迎合他，他变得十分烦躁。“你就不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反驳我刚说过的话？”现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个人主义来了。“我们不反对个人主义。我们鼓励新思想、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朝着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向发展。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唯我独尊、不管别人。我们认为，最好形式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人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理想。”
他接着谈到中国的封建主义。“我们还受封建主义影响。因为封建主义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我们多次判断失误，犯了许多错误。”这里的“我们”是指周本人、周的同事和共产党。“我承认个人主义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许多人挨饿，什么样的个人主义能够奏效呢？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几年之内我们将进行全民教育。看看我们新的妇产医院，我们的儿童将会健康成长。过去有多少儿童因为缺乏食物和照顾而死亡，或者身心发育不良？个人主义……有利于少数有钱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
我（作者自称——译者注）也希望新制度可以消灭旧的暴政。但是，其代价是新的暴政吗？
同说，”每一次革命都有其代价，都犯了许多错误……法国革命是如此……它在一段时期内废除了宗教。我们没有这样做。法国革命使用断头台。人们把国王的头砍掉了。我们对末代皇帝进行了再教育……但是，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许多血债要清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行为。但是，我们一再进行总结，检查错误，力图平反……
“你对思想改造有反感（我点头承认）。这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我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
我插话说：“总理，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对此，周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这句话。16 年以后他带着明亮的目光微笑地问我：“你现在进步的速度如何？”
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周恩来是没有的。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他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一套管理机构、文官制度、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坚固的经济基础。只有这种经济基础才能确保一个制度的持续性，进而保障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讨论可以，但必须为了一个目的，即保证周设想的政府机构的效率、中国有计划的发展和社会的福利。中国从未经历过西方式的民主，中央放松控制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倘若周成功了，中国也许会在容忍反对意见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会朝着政治改革方向迈进一步。显而易见，政治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人们不能指望得到比当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即八个民主党派的参政和共同达成一致意见。超过这些就会再度引发无政府状态。
周恩来扳着手指为我计算他的政府中属于八个民主党派的部长、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并且在以后给了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在政协和 1954 年成立的、有权批准法令和命令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所以我们无法实行比例代表制。否则任何知识分子将无法获选，或被选为政府里的部长或副部长。人民，即占人口 95％的农民和工人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周曾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一票可以抵上 12 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党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隔阂”。我当时认为的确存在隔阂，而且甚至在 35 年之后依然存在。
周恩来说，“多数党员需要继续学习。工人和农民应参加成人文化补习班……我们一定消除这一隔阂。”
然而在中国，事情往往走向极端。我可以想象中国重新回到官僚精英的统治之中……或许周思来本人没有意识到把教育作为党员的标准会使中国恢复儒家的专制主义统治……
周承认法律制度的间题令人十分头痛、周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权力分立的想法。”那一星期的晚些时候；我拜会了非党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女士。她详细谈论了建立司法制度、进行立怯，甚至提倡“法治”观念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几天之后，我应邀出席一次在怀仁堂举行的政协会议，聆听周作的报告。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雅克洛甘。周的讲话令雅克洛甘激动不已。他向巴黎发了一篇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周主要论述了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必须消除教条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共产党“应听取其他党派的批评意见。命令主义只会阻碍进步”。
我在第二天的报章上寻找这篇讲话，结果仅找到大为冲淡了的报道。在党员中，不解周的观点的气氛甚浓。我依然心存疑虑。我认为“双百”方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为此我十分难过，我转告周恩来说：“需要花 20 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当然，就周而言，他谈论的民主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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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中国伺题专家们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双百”方针并不是俄国影响的产物，因为“双百”方针产生在赫鲁晓夫 1956 年 1 月谴责斯大林之前。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周准备和发表讲话之前，但到二月中旬中国人才得到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1955 年 12 月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还吹捧斯大林。数周后，他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令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十分不安，尽管中国最初的反应是勉强地称赞俄国人“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毛在 1955 年就说过，“斯大林杀人太多”，并说“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就长不出来了”。毛正在着手阐明他的论点，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立或“矛盾”。一种矛盾是敌对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阐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在理论上为“双百”方针提供依据。这将使表达不同见解，党外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合法化，而不致把所有不同观点立即指责为对党进行“fan革命攻击”。毛甚至有可能期望敲打敲打自己的党，因为他对党内现状不满，不少党员干部关心自己的利益远远胜过为人民服务。而且干部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消耗国家大量钱财。本书作者发现，在某一个机构里，大约有 120 名干部，而工作人员仅有 50 人，其中 20 人左右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为人沏茶。
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越来越觉得受到冷落，权力基础似乎发生了变化，许多日常事情不再征求毛的意见。1954 年以前，毛有权发布命令、废除或修改政府决定、任命总理和所有重要声员、处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现在他受到许多委员会的限制，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没有否决权，他比当今的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的权力还少得多。个子高高、相貌英俊、为人坦率而精明强干的党的副主席刘少奇逐渐通过各种委员会掌握了各级党的领导权。在这些委员会里刘手下的人决定着党的构成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要通过的决议。刘的部下大多数来自北方局的城市干部。属于北方局管辖的包括首都北京和北京的大专院校。这一情况也和毛本人有关。早在 1954 年初，毛就表示不再想处理党内日常事务工作，以便专心致力于理论工作。毛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但军委下的大军区从六个增到十三个，缩小了毛的权力，而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进一步限制了毛的权柄。因此，人们可以推测，毛也许认为周恩来以及国务院许多干部支持的“双百”方针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冲击一下日益官僚化并摆脱自己领导的党。与务实的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具有多得多的空想主义色彩。对刘来说，党就是革命；但毛并不这么看。在以后的岁月里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毛认为党不再代表群众，他的这一观点导致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1956 年 9 月举行的党的八大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通过的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十分强调“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是赫鲁晓夫在其反斯大林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过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着重反对“个人崇拜”。尽管刘、邓两人并没有错，但是可能被认为这是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共鸣。会上没有提到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即党本身的构成进行变革，也没有提到那年春天开始的“双百”运动。八大的最后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话，在编入毛的著作时，称之为《论十大关系》。它总结了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毛的著作中宣传得最少的一篇文章，然而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曾把中央主管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 34 个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时的记录稿整理成文。其中的主要内容，成为《论十大关系》的基础。直至今天，它的某些原则依然适用，它阐述了改善农业与工业化需要之间、重工业与满足人民必要消费需求的轻工业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并描述了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到 1990 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强调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这是损害广大内陆地区利益而取得的。很明显，现在地缘政治发展中心正在移向中亚，从教育方面和工业方面开发与中亚毗邻的中国西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
《论十大关系》还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即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设想建立一种矫正机制，也许就是通过“双百”运动来防止“领导”独断专行，从而失去过去与“群众”保持的融洽关系。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向党的绝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会遭到党内顽强的反抗。
周恩来的工作日记提到周去过许多工厂，讲解这篇文章，并要求技术人员与党的干部加强合作。
当时周恩来似乎已决定在工业、教育、科研方面制定长期的 12 年规划，这样可以制定更合理的预算，改善资金分配，有可能在长期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和评估，并在必要时调整某些政策。国务院向所有有关部委下达命令，要求学习这份文件。
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刚刚结束，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周于1957 年初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就所发生的事情与三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周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讲了些赫不爱听的话，笆先，他表达了毛对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的不满。“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并不总是犯错误。”其次，他提起中苏两国之间的协议，规定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问题应互相协商，指出波兰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不赞成派遣俄国军队进驻波兰，波兰人完全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危机。然而关于匈牙利，周立场是全然不同的。原因是事件背后有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其他电台通过煽动性的广播，进行明显的干涉。一位在俄国坦克开进时逃离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贵族向我证实，许多电台不断地鼓励示威者“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要屈服……我们会来帮助你们的……”要中国赞同一场由外部帝国主义公开支持的暴乱是不可能的。但是，周告诉赫鲁晓夫，波匈事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周去莫斯科之前，曾飞赴河内，会见了惴惴不安的胡志明。按规定要在越南举行的选举难以实现。甚至原来的国际委员会也注意到美国选择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已开始一场屠杀“共产党人”的大规模行动。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同年秋天，赫鲁晓夫建议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完全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 1954 年日内瓦协议。周恩来向胡志明保证，“我们绝不同意此类建议……我们绝不会参与这种背叛行为。”赫鲁晓夫“出卖”朋友。赫力图开始与美国对话……
胡志明还有内部的麻烦。按照中国模式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进展并不顺利。周建议不要急于求成。“这类变革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他向胡介绍了“双百”方针。在越南，一场把知识分子团结到政权周围的运动也可能同样大有裨益。
12 月整整一个月，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访问⑦。但是，第二年一月他连续访问了华沙、布达佩斯和莫斯科。
据说毛在周访问莫斯科之前对随从人员说，“我告诉恩来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显然，周恩来不折不扣地这样做了。接着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周严厉斥责了“大俄罗斯主义”和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他还谴责了苏联在美苏“又争夺又勾结”的游戏中把越南当作走卒。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他对周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据说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是的，同志。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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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2 月，提出“双百”方针这一概念 9 个月后，出现了一些小心谨慎、吞吞吐吐的批评。但总的来说，知识分子还是因为太害怕了，没有多少反应。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仍然不理解“双百”方针而有抵触情绪，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松动。许多作家开始辩论，甚至开始写批评性的作品。有的甚至不顾风险，写文章公开发表异端思想。
同年 2 月，毛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毛的讲话长达四个小时之久。但是直到 7 月才见报，有可能经过了整理和补充。这次讲话的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支持“双百”方针，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旨在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和流血。然而，在场的大多数党的官员，要不是对此心怀抵触的话，至少感到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在开会的时候起身走出会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领导人并未出席这次会议。
毛现在比去年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支持“双百”方针，把它看成为与知识分子进行对话的机会，而且宣布要开始整党，制止压抑人民群众正当要求的“官僚主义”。让牢骚满腹的党外知识分子参与整党的想法，简直是离经叛道。如果真的这样做，将是十分反常的。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要求党的干部就其言行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而知识分子一直是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指导的。
在毛的支持和鼓舞下，周召开了座谈会。他指出，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性……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不能把它们与英美国家的政党相提并论……。他大胆地说，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党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领导党的地位以及西方式多党制不符合国情，们他接着说，”然而，认为共产党一个党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过分简单化的想法。”
面对怀有不同看法的同事们，周说，“我们党内一些人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他们不赞成接受监督……党内还有一些人有个人野心……他们是危险人物……”
难道周和毛如此天真，相信那些认为党就是革命的共产党员会服服贴贴地接受资产阶级小说家、象牙塔里的教授和哲学教师的批评？”这太危险了……会削弱社会主义……”“我们打天下……现在知识分子要来坐天下……”这些就是党的干部的怨言。但表面上，他们拿着笔记本走到知识分子跟前说，“请给我们提意见吧！”
霎时间，痛苦的控诉、揭发。愤怒的谴责有如飓风一般，席卷了整个大地。言辞如此的恶毒、情绪如此的激烈，不知过去有多少埋藏在心间的沮丧和愤懑，现在一古脑儿地迸发了出来。
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文化教育机构的头面人物、科学家、政协委员、学校校长……竞相讽刺、批判、谩骂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没知识的统治有知识的……把我们推进火坑、投入水中、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全凭党的书记的一时好恶……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耻辱……”
《人民日报》的头版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报纸，对一切谴责性的文章，从教学方式到砍伐古树，一律照登无误，有时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有一个标题是：“毛泽东、周恩来：该你们下台了。”
也有一些有节制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如要求建立适当的法津制度，制定民法、刑法和健全治安条例等。“这些都是管理好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但还有待于制定。”
可是，正是那些言过其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被挑了出来，作为反党的证据。“群众会打倒你们”、“杀掉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们需要有一个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⑧”、“机关枪现在要对准你们了”。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这件事被大肆渲染，使人怀疑是否有内奸从中破坏。同时，也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城市的党的机关遭到冲击，一些党的干部被害。
6 月 8 日，即“整风”运动开始五周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它标志着这场令人惊讶的“鸣放”运动的结束。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从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多党制。这是“整风”运动的分水岭。这场运动变得无法控制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毛和周试图有步骤地结束“整风”运动。周说，论据一定要选得恰当，要反驳极端的要求。但是，党的机器已经开动了，象一辆巨型神车一样，无情地、不可阻挡地滚滚向前，辗碎一切反对势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反右派”的运动。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为所有单位、所有组织都在一个一个地清查“右派”，而不是去评估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否合理。
每个单位必须划出多少右派，上面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定额。周恩来不是说过“百分之十的人”或多或少对党持敌视态度吗？现在，周有口难辩，他的话被利用来反驳他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同样，聂荣臻也拒绝解散和削减他的科研人员队伍。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清查右派运动开展得并不十分积极。但在其他一些院校情况就不大一样。作家协会成为激烈斗争、恶毒的指控与反指控的场所。文人相轻，各国皆然，而中国尤甚。在中国，一个作家亦是官员，受宠时，享有诸如汽车、舒适往房、免费旅行等好处。一旦失宠，这一切都将丧失。
周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揩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
为了保护他的部长们，可能也为了保护他本人免遭暗中攻击，周申辩说：“我奉命筹建政府时，我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决定国务院入选的。”他喜欢和高级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交朋友，这个习惯现在对他不利了。当时有人诋毁他说，“他总是和资产阶级人士打得火热。”
由于毛坚持认为“右派”的许多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很多人才免遭杀身之祸。但是右派必须忍受多年无人理睬的痛苦，被发配到边远省份。
70 年代未、80 年代初，我在甘肃、贵州、安徽等省份旅行时发现，把知识分子放逐到内地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当地许多研究和教育机构正是由这些流放人员建立的。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把只有北京和沿海大都市才具有的学术传统带到了遥远的内地中心城市。
毛遭到了一次挫折，一次失败。他支持了自己的总理，结果是丢了面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摆脱了约束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打算促进一次相当于日后的改革那样的尝试，与非党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和讨论，让他们起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
八大以后，毛、周两人发生分歧。然而，两人分歧并非由于“双百”方针的失败，而是由于对经济建设的不同看法。
注释
① 本书作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对目击者的采访。
② 周恩来的报告原稿经过编辑井有所删节后刊登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上。
③八个民主党派是：
I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员于 1948 年 1 月组成。
Ⅱ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 1941 年成立，1944 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7 年被迫解散总部，1948 年 1 月在香港重建。周第一届内阁中的林业部部长罗隆基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均属该党。
Ⅲ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12 月成立，由工商界人士组成。周内阁中的两位部长属于该组织。
Ⅳ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是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周内阁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系该党成员。
Ⅴ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创立于 1927 年冬，1947 年春改现名，周内阁中的交通
部部长章伯钧系该党成员。
Ⅵ致公党，原是部分侨居海外的洪门致公党，1946 年致公党在香港重新登记党员。成员中有许多华侨。
Ⅶ九三学社，1944 年成立，原名民主科学社，1945 年改现名。由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的副主席是周政府中的森林部部长。
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 年 11 月成立，由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组成。
④1956 年 6 月，本书作者与郭沫若先生的谈话。
⑤参见上一章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部分。
⑥这件事已由本书作者在《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做过描述。《无鸟的夏天》由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⑦有关周在“双百”运动期间出访印度和巴基斯但等国的细节，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五章。
⑧据说这是在布达佩斯组织的一个俱乐部，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该俱乐部煽动起来的。
第四章 挽救中国经济
——“大跃进”（1957─1960）
——1958 年，周恩来在“大跃进”问题上被迫作自我检讨
──1958 年 7 周，赫鲁晓夫来华，批评“大跃进”
──1959 年 1 月，周去莫斯科
──1959 年 4 月，刘少寄担任共和国主席
──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出逃
──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撕毁转让核技术的协议
──1959 年 8 月，中国与印度发主边境冲突
──1959 年 7—8 月，庐山会议，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彭被降职，反对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
──1959 年夏，胡志明到庐山，周答应援助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9 年秋，开始调整经济
──1959 年底，周着手为一些右派摘掉帽子，会见获特赦的原国民党的将领
1957 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在世界上作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制定了一套冒进政策，后来称之为“大跃进”。由于 1956 年“八大”以后他认为党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庞大官僚机构，一个掌握在与己意见不同的人手里的臃肿、寄生的组织，现在党已经脱离了人民，抛弃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他现在要依靠“群众”。之样他脑中就形成了一套纯粹民粹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否定护央行政计划，而代之以自发的群众性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将经齐和政治权力交给由“群众”组成的地方和地区机构、彻底的权力下放。
据说他曾引用一句道家名言：“乱极则治。”周恩来的整个思想是反对动乱的，他主张维护秩序，赞成一种宽容的贤人政治，由德才兼备的人负责管理，允许讨论和批评，但必须高度集中。
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
他对刘少奇、对日益趋于僵硬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是有保留意见的。刘少奇也不是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上他与周的意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周认为还必须建立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在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能有一种鼓励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机制。因此他认为应尽可能多地将党外人士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他设置了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经委、科委，所有这些部门都向他领导的国务院负责。这样他又一次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由党包办一切的僵化做法，又反对彻底的权力下放，反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控局面，而这正是毛的政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提出他的新政策时，对周恩来等人在 1956 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反对急躁冒进主义提出了批评。
这时距“双百”方针失败、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三个月。各大专院校一片万马齐暗的局面，学校里自我批评会没完没了。党员们得意洋洋。党的中层干部中有人热衷于找别人的岔子，谁敢对他们说声不，就加以清洗。有一天龚澎请我吃午饭。她和她丈夫乔冠华都主动向我解释这场运动的意义，但被我婉拒了：“我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不相信‘双百’方针会成功。现在我只想说，别为了在猫身上找跳蚤，就挤命地打它。”
我的一位亲戚，一个民盟成员，这时也成了“右派”，他笑道：“我们那时被关在冰柜里，要等到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才能解冻。”他几年之后被平反，现在还在民盟里任职。
但制定“双百”方针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马洪和勇龙桂对我说：“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或西方都大不相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①
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陈云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上述几位经济学家共同拟定的，它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工厂管理改为委员会制，由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 1956 年八大确定的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但这个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技术人员、专家们谁也不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党的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坚持己见。他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1957 年 10 月他去莫斯科访问，参加俄国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他深信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与美国搞缓和、由美苏两极主宰世界的目的，是不惜牺牲任何人、任何一个“兄弟国家”的。因此，中国必须作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单独行事，不怕被“老大哥”抛弃。
正是这种思想促使毛发动了那场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党这部机器也许笨重、效率低下，但它至少保证了某种秩序。它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不能任意打乱它的正常运转，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公布。而后来谴责“大跃进”的许多人这时都赞同毛这种大而无当的观点，大肆宣扬关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报告。党已经被这种狂热情绪所笼罩，谁表示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右派”。这些人包括周恩来和陈云，他们批评过“急躁情绪”和“冒进主义”。周的一些同事这时已经站在多数一边，他们对周恩来和陈云斜目而视，说他们是“妨碍前进的步伐”。那些热情不够的党员靠边站，为狂热分子所取代。
尽管这种暗中支持让周感到欣慰（我们推测可能是邓小平从中相助），但他还是经常受到责难，似乎在党内他是个听差的角色。他认为工资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现象，但在“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新气氛下，这种观点受到猛烈批评。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他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不同，必须实行自治，不应该强迫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了“大汉族主义”。但“大跃进”象一场龙卷风席卷全国，周对少数民族许下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特别是西藏，周说边 1962 年以前不应该进行社会变革。这话也让过分积极的干部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建立“公社”，从拥有土地 90％的僧侣（亦即地主）手中将西藏农奴解放出来。对外关系也受到影响。1957 年末，在华沙举行的中美谈判停下来了，到 1958 年 9 月才恢复。周花了很大精力促进的中日贸易这时也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经过周的努力，三万名日本战俘，包括 1000 名“战争罪犯”，初遣送回国。1953 年至 1957 年间，12000 名日本“宾客”访华，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这时，所有与日本的商业往来和接触都受到指责，日本船只不让在中国港口停泊。
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1958 年 6 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赫鲁晓夫呼吁召开一次由苏、美、法、英和印度参加的首脑会议，却没理中国。这次首脑会议未能开成，赫鲁晓夫又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北京给他提出强硬的警告，提醒赫鲁晓夫：阿拉伯国家是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局势不能文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讨论，因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为蒋介石的代表非法窃据。
中国威胁说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己见，中国就要谴责苏联，这迫使赫鲁晓夫 7 月 31 日来到北京。他和毛进行了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指责“大跃进”运动、公社化和毛的好斗成性。“中国不要用战争恫吓的手段向美国挑衅。”他的口气从辱骂变为哄骗。他建议签订一份共同防务协定，让苏联海军在中国沿海巡逻，进行军事及空军合作，并建议由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建立核设施。毛拒绝了这些建议。如果接受建议的话，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大大增强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实力。
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的农民“连裤子都穿不起。”周恩来回答道：“就是没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周恩来这时和聂荣臻一道，已经开始建立核研究中心。
周恩来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视察了新成立的公社，听到“亩产万斤”的浮夸之辞时，直歪脑袋，但一句泼冷水的话也没说。看到一些农民仓促建成的工厂，他也一言不发。工厂的机器放在外边任雨淋，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如果没有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没有这种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大跃进”中某些观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农田水利化就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大规模动员农民挖沟凿井、修堤筑坝、兴建水库运河。这样，最终可以使中国 40％的可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建立公社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为以后的农业机械化、为靠自身力量修建学校、农业院校、医疗服务站以及小型发电站、小型化肥厂等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不幸的是，就象过去一样，由于雄心太大，狂热急躁，本可以取得的重大成就却丢失了。
在“共产主义即将来！”的口号声中，公社建立起来了。亿万农民把这口号理解成“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他们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真的以为什么东西都会奇迹般地从天而降。
几百万农民被招进城当上新工厂的工人，而熟透了的农作物没人收割、脱粒，躺在地里白白烂掉。
最离谱的是大炼钢铁。各个公社、大、中学校建起数以百万计的砖砌原始高炉，这就要求提供煤和铁。钢就是炼成了也无法运走。
为了加工棉花之类的农作物，新成立的公社建起一座座小型工厂，使用的都是原始工具。这些工厂与城市的大型工厂争夺原材料，结果是城市物资奇缺，而农村工厂生产的次品又无人问津。
周恩来走访了一批大学，动员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他知道中国有读书人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新培养的年轻人也沿袭了这种思想。这些青年中不少人还抱有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如果让人知道自己父母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就感到丢脸。周恩来告诫道：“有些年轻人从不知道贫困、饥饿和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有点忘本。”他视察部队，发现新兵“没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我们久经考验的老兵正在退下来，有些人派去办公社，还有些人年岁大了，只好退役。”他发现军官的家属在驻扎的城市里享受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下令把他们送回原来所在的农村。他率领国务院 250 位副总理、部长和工作人员到离北京 80 公里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一周。他走访了一个个煤矿。有一次黄河发大水，冲毁了一座桥梁，周半夜赶到那里，直到看到救援工作进行得很好才离去。他到华北一个贫困的村庄视察。时值严冬，寒风凛冽。村民们排着队迎风站着，他站的位置则背着风，有草席棚子挡着。于是他让村民向后转，讲台也挪了地方，这样迎着风的是他而不是村民。考察过程中，他看到妇女生育时条件十分艰苦，而这种现象在有些地区还普遍存在。
他后来告诉我：“他们让妇女生完孩子后强撑着，两天两夜不让睡。”③他写信给卫生部长，告诉他们农村需要训练有素的接生婆，这比男医师更受欢迎。“人人都应享受医疗保健”。第二年卫生部分成两部分，公社成立卫生站。教育部也分为两个部分，教育部负责农村广大的贫困人民的普及教育，高教部则负责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大的政策界限，作出了比前一个决议明确的规定，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会上周恩来无动于衷地用冷冰冰的语气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有点令人不安……上报的数字不切实际。”提出每个县应该按月或按季度将生产情况按实际数字而不是百分比上报，应派调查组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
会议的结果是又发下一大串指示，这些指示则又落到可怜的基层干部头上，不起什么作用。“大跃进”就象一个大漩涡，越转力量越大，要想让它停下来，还得花一年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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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 1 月，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 21 大。
赫鲁晓夫幸灾乐祸他说：“周同志，我们为你们培养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儿去了？”周恩来答道：“在农村，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看得出，周认为这一切都十分愚蠢，但他无能为力，‘大跃进’本来就不是他的想法。”
1959 年 4 月，刘少奇取代毛，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毛仍保留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刘地位的上升使赫鲁晓夫认为毛也许受到更有效的牵制。苏联答应再援建 31 项工程，并提供 2.8 亿卢布的新贷款，这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援华总数就达到 4.3 亿卢布。1959 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带领几百名随从，逃离拉萨，到印度避难。他已于 1954 年去过印度，参加沸事活动，那次他就曾向尼赫鲁提出过避难的要求。周那年 6 月参加日内瓦会议后访问印度。他意外地发现da赖喇嘛坐在同一个讲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这让他心中感到不快。这件事虽然在双方的官方报道中都没有提到，但引起中国人的怨恨，当时尼赫鲁劝da赖喇嘛回西藏，他自恃有功而态度有点傲慢，但周不加计较，镇定自若，因为周知道计划召开的亚非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印度合作。
1959 年 6 月 20 日，赫鲁晓夫在去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旨脑会晤的六周前，撕毁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周不无辛辣他说：“这是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见面礼……想保住与美国的首脑会晤。”
8 月，中印军队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个哨卡朗久发生冲突。这条线叫麦克马洪线，因为印中边界是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军官于 1914年随意划定的边界线。1914 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1959 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式的巴台农神庙——人民大会堂。周负责挑选合适的艺术作品悬挂在大会堂的墙上。“这件事他干得和其他事一样，十分仔细认真。他站在楼梯上检查作品效果，又走上前去仔细端详。”作品中绝不能有所影射，不管怎么隐晦都不行。中国文化最善于在譬如一块阴影、一截弯曲的树枝或者一片阴暗的云朵中寻找隐含的政治攻击。
庐山，一个海拔 1424 米、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距离当年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不远。从前盛夏时节，庐山也是蒋的避暑之处。现在，在蒋统治期间使用过的一些别墅和会议大厅里，中共的领导者们夜晚举行舞会、白天召开政治会议。
1959 年 7 月，政治局准备在这处凉爽的避暑地召开一次“扩大的”会议。会议还没有开始，就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人们预料会出现重大争论。毛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周谈到要进行“调整和紧缩”，调查组已经派往公社和“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其他新机构。报纸上还在对公社进行吹捧，但是事情已经很明显，公社过于庞大，难以运转。粮食生产的核算单位己开始恢复到以较小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因为每一级党组织都想多报“成就”，数字越往上，就越不可靠。“共产主义”也不再谈了。有小道消息说，毛准备作某种自我批评，尽管谁都不指望他会作一次彻底的检讨。
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李富春和蔡畅于 7 月 2 日到达庐山。头天晚上，这四位友人聚在一起吃“长寿面”，庆祝建党 38 周年。周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庐山的各个别墅转了一圈，检查即将使用的房间，特别是为毛准备的房间。他叮嘱厨师：“别忘了，毛主席吃饭喜欢红辣椒。”周处处关心毛生活是否舒适，这似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而且在他去世前一直如此。也许他是想表现自己对“主席”的热爱，让毛感到自己受人爱戴，不使毛觉得过于丢面子，因为他知道，现在毛的宏伟计划落空了，毛会感到多么屈辱、多么伤心。就是毛的前妻贺子珍也给毛寄来一封感情真挚的信，毛是为了与江青结婚而与贺离婚的。
所有人都到了。这里有高个子刘少奇，象平时一样，他不苟言笑，但受人敬重，因为他能干、有实权，很明显是毛的接班人。思维敏捷、脑袋方方的矮个子邓小平也在这里，他毫不掩饰他说：“恩来同志是第一个谈到浮夸风的，这种做法看来还没有停止。”不少党的领导人这时也上前与周恩来搭活。
这时的周思来本来是可以夺权的。他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又一次试图创造一种以理服人的讨论气氛。他说：“在与原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作斗争的同时，可以在现行政策或纯属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妥协。”他又用他特有的文雅而尖锐的语气补充说：“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么“大跃迸”仅仅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呢？还是应当原则问题看待？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当时庐山发生的事情。⑤这样做的不止一人，其他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正象长征时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关庐山会议的描述也就不尽相同。李锐讲述了开始发生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交锋，不痛不痒地提到“失误和浮夸的报告”。7 月 14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读过后，于 7 月 16 日给这封本来是写给他个人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不寻常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至于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就不得而知，或者更确切他说，无人讲过。
这封意见书对“大跃进”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在后来的口头发言中，彭激烈攻击现在是“一团糟。我手下的士兵接到老家的信都呆了……要不是中国农民有耐性，我们就要成另一个匈牙利了。”
彭又提到从前与毛的分歧，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据说后来传出了彭在西北小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 40 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其他不少党的官员看他这样也壮了胆，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简直成了对毛泽东的全面进攻。
白天争斗之后，每天晚上礼堂里都有舞会，礼堂的大小看参加入数的多少而定。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彭大胆直言很高兴。李锐回忆录中写道：“7月 19 日或 20 比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个回答不够坦率。周肯定知道毛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多大的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比起现在那些极力低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他坚持要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报“实际数字，不是百分比”，以便搜集事实和数据。
在他大会发言和书面意见中，他着重强调财政、资源和生产三者要实现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 1958 年全被打乱了。单是大炼钢铁，全国就耗费了15 亿元。
正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凑巧得很，越南的胡志明上了庐山。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上，胡志明与蔡畅和邓颖超手挽着手，在山路上漫步，他正在开怀大笑。实际上胡志明忧心忡忡。9 月份，赫鲁晓夫就要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对越南将预示着什么呢？赫鲁晓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赞成越南实行永久分治。胡志明告诉周恩来，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正在组织南越解放阵线，他们的领导人黎笋就在河内。为了实现统一，现在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了。周现在会不会履行他答应给予帮助的诺言呢？
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一定信守诺言。他向胡志明保证，年底之前中国就准备向越南提供价值五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援越南的解放战争。这仅仅是中国援越的开始。根据越南方面的统计，1960 年至 1978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达 200 亿美元。中国从来没有要求偿还这笔钱。
毛开始答复针对自己的批评。他说：“我吃了安眼药，三天都没睡好啊。”他的话往往是漫无边际的。
毛上庐山时是准备作自我批评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彭的行动是受赫鲁晓夫的指使，是一场反对他的重大阴谋的一部分。那年春天，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不是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嘛。他至少和赫鲁晓夫见过两次面，两人交换了什么意见和看法？彭是从不掩饰自己感情的。朝鲜战争时，他不是和金日成吵得很凶吗？他的态度差点酿成重大外交事件。彭是 6 月初回国的，6 月 20 日，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彭却在这之后写过一封信，要与苏联“增强理解”！
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低毁，彭在他的“意见书”和讲话中用的字眼差不多和赫鲁晓夫前一年用的一样：“小资产阶级狂想”。中国这时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要去华盛顿，不管是哪个国家，一个国防部长如果象彭德怀这样行事，是肯定要丢宫的。令人不解的是，到了 80 年代，又大肆吹捧彭德怀。这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损害毛的形象对中国漫长的革命能有好处毛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那次批评周、陈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
周这次没有跟着起来反对他。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批判“左”的，毛泽东却十分巧妙地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批判彭德怀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人的会议。
彭德怀任性而又诚实，从不知道什么是搞两面派，这次却被自己的朋友，包括那些可能鼓励他坚持到底的人给抛弃了。元帅、司令们一个个站起来，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那个身材瘦小、脸色灰黄的司令林彪，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大肆攻击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fan革命分子。彭德怀是背不上这些罪名的，这一点毛也清焚。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谁鼓动彭写这份“意见书”的呢？象任何其他中国人一样，彭如果不和一两个朋友商量，是不会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的。那么，到底是谁鼓动彭这么做，后来又抛弃了他呢？应该记上一笔，刘少奇曾试图为彭辩护，但是缺乏说服力。刘说过：“到底什么是真左、什么是真右？”至于周恩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可是内心十分沉重。他知道眼下这场冲突的分量。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跃进”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否，而且，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这还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李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庐山的那几天，党的领导人之间哪怕一次偶尔的碰面，只言片语都可能带来谣言、猜忌。”在这种紧张的不良气氛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怀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勒令写检讨。周本以为毛会适当地作个自我批评，全党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取得进步而共同奋斗……可是现在却开始搜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希望破灭了。眼下，他必须收拾残局，对谁也不说一句怪罪的话。
8 月 26 日，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指出需要进行“调整”。一场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运动就要开始。他把毛过去大手大脚放下去的资金从地方重新收回来。瘫痪了两年的国家统计局又恢复了生机。
彭德怀被降了职，几年后调到四川。这是宽厚的处理。按照中国帝王统治时期的传统，失宠的官员常常被送往外省。不过尽管职位降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倒也平安无事。他没有参加十一庆祝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出了什么事吗？那位在北京定居、身材高大结实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我，”彭德怀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斯特朗说：“我猜他可能派到越南指挥打仗去了。”她是在进行推理，因为 1954年韦国清帮越南人攻打奠边府时，也没有露面。
＊＊＊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蹦蹦跳跳地走下飞机舷梯，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首脑会晤。他把艾大肆吹捧了一番，又说他准备对顽固的中国人稍微大方一点。他与美国搞缓和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接下来的是私下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不过，毛和赫鲁晓夫决定暂时不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同年 12 月，全世界共产党就要召开一次大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这个时候，中国人表面显得特别平静。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周恩来与聂荣臻一道，商量了核研究的问题。聂荣臻说：”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干，也一定能靠自己干成。”有了毛和周的全力支持，他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继续进行。不仅彭德怀本人，那些和他站在一边的军事将领们也降了职。20 年后，当问及庐山发生的那一幕时，邓小平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头脑发热，但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反对他。我们跟着他走了。”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包括恢复了工作的陈云，开始进行亟需的“调整、紧缩”。各个委员会都恢复活动了。周通过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又开始与日本人接触。⑥当年 9 月 17 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首批战犯 33 名。第二年又特赦释放了两批。周曾设宴招待被特赦释放人员中的 11 名国民党将领，其中包括杜幸明，壮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周恩来与杜将军就爱国主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进行了长谈。他赞扬蒋介石拒绝美苏关于两个中国的观点。让杜传话，“告诉海外同胞们，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
周没有忘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少帅。张学良在台湾还是蒋的阶下囚。那还是 1957 年圣诞节时，他曾把少帅的亲友请到自己家里，回忆井赞扬这位不幸者的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安排少帅的姨太太前往台湾，“以便安慰他、照料他”。他释放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在俄国的监狱里关了几年，1949 年后在中国抚顺的一个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改造。周说：“改造了十年，足够了。”他请了溥仪和他弟弟溥杰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吃饭。那年十月，我在另一次宴会上见到溥仪。他谈话还不大自如，见谁都要哈腰鞠躬，见了我也鞠躬。
我跟溥仪握了握手。埃德加斯诺和我在一起，他说：“我才不愿与这个皇帝握手呢。”他是非分明，认为溥仪不是历史罪行的受害者，而是罪魁祸首之一。
周给溥仪找了一所不错的房于，把他的生活津贴也加了一倍，又让他的叔叔载涛作为满族代表参加政协。满族人口大约为 300 万。邓颖超热心地为他物色对象，帮助他建立家庭，后来找到一位很贤慧的护士。周不顾要消灭剥削阶级的理论，对傅仪说：“象你这样的家族应该有后嗣。”溥仪后来搞起植物研究，平静地生活了七年，1967 年患癌症去世。
周的声望恢复了，他重新受人尊重，人们也倾听他的意见。有了毛的首肯，他开始为大约四万名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平反。到 1962 年平反的人就更多了。刘少奇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但不少党员对此不以为然。国务院于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得到平反的人必须受到良好待遇，要恢复他们的工作。
调整、紧缩的时期开始了。周日以继夜地核对着粮、棉、油、肉的生产数字。他躺在床上，周围堆满了报告，对全国各省以及 2000 多个县的情况逐一进行核对。
一位迷惑不解的秘书建议说：“总理，让别人替你核对吧。”周恩来反问道：“别人？那我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呢？”
瞬间的犹豫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庐山会议的结局和懦弱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毛的话，与莫斯科的争吵就可能平息，其后果就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倒向苏联，从而加强赫鲁晓夫对抗美国的地位。事后猜测是徒劳无益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对莫斯科有利的变化，那将会改变历史。当时周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他最终没有对毛、对“大跃进”进行攻击，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
这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正如他当年在日本替朋友扫清了地板上的玻璃碴一样，他把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重新拼在一起，使国家恢复了秩序。但1959 年这个不洋的年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周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加沉重了。
注释
作者对许多人，特别是参加 1988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者谨表谢意。
①1963 年和 1964 年作者采访过经济学家马洪、勇龙桂及其他一些人。
②关于捕杀麻雀，作者写过《麻雀的厄运》。当时该书在北京引起不快，但后来人们认为讲的是实情。
③周恩来经常提到生育条件较差一事，特别是 1973 年对韩丁和其他美国人
谈过此事。
④引自作者与捐画的吴作人及其他画家的谈话。
⑤引自李锐回忆录手写稿，韩紊音文档。
⑥引自作者对西园寺公一的采访和交谈。西园寺曾安排作者在 1970 年访日和讲学。
第五章 与尼赫鲁的冲突——西藏、印度以及边界问题（1954—1970）
——中印边界冲突
——1959 年 10 月，作者与周谈有关印度和西藏的问题
——1960 年 4 月，周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会谈
——1961—1962 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边界
——1962 年夏，尼赫鲁下专进攻中国
——1962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国进行匣击，然后单方面后撤
——1970 年，周与作者及其丈夫谈话，寻求重开边界谈判
1959 年 10 月底，“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北京依然盛行。早霜染白了沉闷的街道，第一批冬储大白菜已运到了尘土飞扬的胡同里。到处都充满了冬天的怨气，与任何人交谈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我见到的所有人都态度生硬，满腹牢骚。食品出现短缺，到 11 月，肥皂、服装、鞋子、缝衣针、木材、纸张、煤炭部不能保障供应。1955 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现在定量已大为削减，今后两年内还会进一步减少。
我是不太受欢迎的人。我被安顿在一间冷清的饭店里，龚澎的一个下属前来看我——甚至龚澎本人也明显地在回避我——我们谈得很不投机。我主动提出给她一盘《世界真小》的电视节目录相带，想以此为例子，使他们了解我与美国一名著名记者就中国问题进行的多次斗争①。可她对我说：“我们对电视不感兴趣。”我尖锐地反驳道：“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设立新闻办公室、广播电台、新华社，甚至也不需要办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了。” 五天后，一切全变了。我住进了好房间，还请我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11月 10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那次周是在我与龚谈话的第二天刚刚回到北京，并马上安排与我会面的。
周被许多官员威严地簇拥着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华丽的国宾室，他在这里接见了我。他终于得到了我在一次有关中国的重大会议上为中国说话的消息②。
周面容憔悴、显得很疲劳。1956 年时那种愉快、充满信心的神态已不复存在。但他显得神情异常坚定。这种神态改变了他的脸型，使他脸上颧骨突出。他用他那一览无余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扫描。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发生的一切，也不太了解与赫鲁晓夫争论的大部分情况。我似乎因为写了关于愚蠢的麻雀战的文章被列为“敌对分子”，因此受到冷遇。周本人曾说过：“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即使他们提的意见有些刺耳。”我讲过一些刺耳的话，但 1959 年夏，我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上曾为中国的政策辩护。
周象往常一样先问我的健康情况，然后表示歉意说：“今年夏天，我们拒绝发给你签证是错误的……龚澎当时不在，是别的人处理的。”我回答说：“总理，是我的问题，也许我太急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的新闻机构办事太拖拉了。“今年夏天你在加拿大的会议上为中国说话，我们几天前才听说。我还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录相带。”他略停片刻，咽了口唾沫，好象嗓子很干。“上次你提了许多问题。你这次想问些什么呢？”
“我有个问题，总理，是关于西藏的。你们为什么让达赖喇嘛带着几十人逃走呢？他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其实你们随时都可以阻止他外逃。”
军队的确可以截住达赖喇嘛。他们从头至尾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达赖喇嘛和他行动缓慢的随行人员通过中印边界的日期、时间和具体地点。100 名记者在另外一个进入印度的地点等着da赖一行，直到中方报道了达赖出现的确切地点才改正过来。
周几乎笑了起来。又显露出他以往的机智。“我们可以阻止他，但这意味着使用武力。da赖喇嘛也许会受伤，那么就会严重地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原先，我们以为他的出走不是自愿的。他曾给我们写信，说他会到我们这边来……可后来他跑了。我们以为他很可能是被他身边的喇嘛绑架走的。我们还为他保留着他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的职位。门是敞开的，他随时都可以回来。”③
我说我不相信达赖喇嘛会回来，也不相信事情会容易地得到解决。周接着用很长时间准确地、详细地谈了西藏的历史。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起（公元 1271 年—1368 年），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连英国入侵西藏时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后，我们督促僧侣进行改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让一个地区有农奴为僧侣领主干活。我们决定不强制进行改革，答应等待。但历史不会倒退……当改革遍及中国大地时，西藏也受到了影响。”这番委婉的话说明，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周关于将改革推迟到 1962 年的许诺没有兑现。但周说，达赖喇嘛的出逃也是外国干涉的结果。西藏南部发生的康巴叛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武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印度提供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甚至还发表了如何援助康巴的报告。西藏要前进，它不能成为一种古老社会制度的博物馆……也不能变成保留地，象美国的红色印第安人那样。西藏要与祖国一起共同进步。1954 年前，西藏没有一所医院，除宗教学校外.也没有一所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英国人 20 世纪初占领拉萨后，在那设了一个英国贸易机构。1914 年，英国军官麦克马洪用一根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张小小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将西藏一大块土地并入英属印度。周指出，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这条麦克马洪线④。
但是，周说，尼赫鲁“英国化太深了。”“他在言行方面就象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扩张主义的衣钵。”1950 年 10 月，解放军入藏是得到西藏当局同．．．．．．．意的．．，印度政府却说这一行动”令人遗憾”。中国人关闭了英国贸易机构，但尚未着手处理边界问题。
我知道尼赫鲁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有的提醒尼赫鲁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废除麦克马洪线这种任意划定的界线。尼赫鲁厉声说，”不管有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1952 年 9 月周提出“稳定西藏与印度边界”的问题，建议进行讨论。周说，“不存在什么领土纠纷，仅仅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西段还有阿克赛钦的问题。直到 1947 年在英国地图上这片高原还被称为“未划定”地区，意即还未被并入英属印度。但近年来印度的地图绘制人员一直忙着绘制新的地图，这个地区在新地图上成了印度的一部分。
1953 年一个印度代表团来北京解决英国在拉萨的贸易机构问题。印度政府当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尽管印度的外交官试图从法律上区分“主权”和“宗主权”。周曾声明“中文里没有宗主权一词。”尽管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衅，周那时还是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会更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解决。”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万隆会议。但 1956 年 10 月尼赫鲁在访问北京时，提到了中国地图上的”错误的边界线”。周有针对性地答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绘制新的地图。”印度的巡逻部队依照他们的新地图，强行进入中国地区，索取更多的领土。周把尼赫鲁的自传拿给我看。这本 1956年在伦敦印的书里的地图表明边界就在中国人所说的地方，而不是在印度人现在声称应在的地方。周恩来问道，“尼赫鲁难道连他自己书里的地图也不看一看？”
然后，周又请人把边界地图拿给我看。我们一毫米一毫米地察看边界线，上面标明了山名、关卡、要塞和发生事件的地点，如空喀山口、郎久等。1953年中国修筑了一条横穿阿克赛钦地区的公路，将西藏与新疆连接起来。印度方面从来没有对此提过抗议。只是当中国边防部队邀请．．印度边防巡逻部队参加庆祝公路开通的宴会时，新德里的印度外交部才突然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大发雷霆。
边界冲突只是边防巡逻部队之间的小磨擦，但是西方新闻媒介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对中国“侵略”的喧嚣谴责，再加上那年春天da赖喇嘛的出逃，这些都损害了周一直努力树立的中国的形象：一个讲道理的、谋求和平的、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开展贸易的国家。周作为杰出的公关人材十分清楚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我说，中国报刊上那些对尼赫鲁进行人身攻击的尖刻辛辣的文章“没有好处”。“总理，你们的揭露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了解。但是公众舆论非常重要，事实往往是次要的，而感情、偏见、非理性的狂热、宗教……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印度人在关于他们‘神圣的土地’的问题上非常感情用事，而且在任何争执中事情的真相总是主要的牺牲品。”⑤
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人民院里有一个反对派，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指控尼赫鲁把印度出卖给了中国。周回答我说，“我们某些年轻干部的确没有很好考虑，发泄不满情绪。”他说话前把目光扫向他的随从人员，象是说“仔细听着”。“我们的确应该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我听说，他曾以和解的口吻给尼赫鲁写了封信。“但是尼赫鲁先生自相矛盾，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了他的讲话。他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
象通常两个杰出人物会面时一样，周和尼赫鲁从未真正地相互了解过，更不可能达到心灵相通。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竞争。周力求准确无误，厌恶杂乱无章。他有时中断自己的谈话，起身离开座位，从屋子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抻抻台布或挪挪花瓶。他看不惯东西摆得不是地方。尼赫鲁恰恰相反，擅长朦胧的艺术。他常常故意把事情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这样正好有利于达到他的目的。周煞费苦心地摆出事实，标出题目，力求取得成果，而尼赫鲁却根本不在乎细节。他用浮华的抽象概念掩盖事实，很可能什么地图他都没有认真看过……尼赫鲁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他来说文字是用来撇开、歪曲、篡改事实的工具。使用语言不是为了阐明，而是为了模糊与己不利的事实。周作为思维严密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明白故弄玄虚、不求精确会有什么好处。周认为尼赫鲁受的是殖民主义教育。1954 年周首次访问新德里时，尼赫鲁曾谈到中缅边界问题。他说缅甸人非常担心，因为有些地方还没有划定适当的边界线，听他的口气好象缅甸是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尼赫鲁那时说他了解西藏的情况，现在他是故意装糊涂……”周没有提到尼赫鲁劝da赖喇嘛在庆祝佛祖诞辰的活动结束后返回西藏的事。他接着说，“我们亚洲人相互太不了解。”西方有许多中国通、印度通，但是中国却没有欧洲通。殖民主义在亚洲各国之间建筑了一道长城，使他们彼此十分隔膜。
突然间他离开了印度的话题，神秘莫测他说：“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亚洲各国之间的感情。有些人．．．看不清问题……帝国主义没有改变，但是有些人．．．却把希望寄托在会议和首脑会谈上……他们甚至谈论什么拯救世界的新精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幻想只能欺骗人们。”
有些人．．．指的是谁呢？从首脑会谈这个词中可以猜出来。戴维营，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谈……我说，“总理，我认为戴维营会晤对全世界都有利。”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闷。做记录的秘书手中的笔停在半空中。周显得更加疲劳，眼角周围显出了细小的皱纹。“我们不这么看。”和平是具体的，不是什么空洞抽象的概念。很长时间内部不会有什么裁军。相反，恰恰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我们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妥协，但妥协必须要有限度，决不能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有权获得本民族的解放，获得民族独立，还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这一点我们决不能让步。”
这便是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的“不妥协态度”。
“我们相信民族独立……我们支持柬埔寨中立和独立……至于越南，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遭到破坏……人民肯定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要求祖国恢复完整统一。”
这些话预示了一年后开始的越美之间的战争。周把我送出门外，跟我点头告别时一丝笑容都没有。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决定飞往新德里，去和尼赫鲁谈谈，会见尼赫鲁后我写信给周恩来，谈了我得出的结论。边界争议决不会顺利得到解决。那样做对尼赫鲁不利⑥。
12 月 17 日周又给尼赫鲁写了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考虑双方进一步的谈判，并向他致意。翌年 2 月中旬周收到了尼赫鲁的回信。信中说可以进行会晤，但不举行谈判。周回信表示“深为感谢”。这是一个错误。这话听起来好象周在有意奉承，尼赫鲁对此不会有好的印象。
自 1956 年以来，划定中缅边界的问题一直在拖着，现在很快就解决了。周强调“互谅互利”的原则。他对缅甸人说：”我们让你们一点，你们让我们一点。”他慷慨地让给缅甸人一块领土。在此后的 18 个月里，他还成功地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了边界线。这一胜利使印度成为唯一在边界问题上故意拖延的国家。
1960 年 4 月，在季风前炎热的天气里，周到达了新德里。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是些冷冰冰的面孔。他以前访问时，敬献给他的花环多得使他成了会走动的玫瑰丛，可这次根本不见花环的影子。尼赫鲁用结结巴巴的印地语发表讲话——甚至英迪拉甘地也承认她父亲的印地语讲得不好。周的秘书译得很吃力。
周在印度呆了一周。有时礼仪上的安排象是存心要使他难堪。但是“周恩来从未提高嗓门讲话。他从未忘记感谢司机、从未忘记和服务人员握手。他关注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象对待总理一样。”在那紧张疲劳的一周里陪同周恩来的纳特沃辛格对我说，“即使我们对中国人感到愤怒，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的耐力、他的自我控制力和他的才能。他令我想起了我祖父的剑……我祖父珍藏着一柄纯钢利剑，用丝绸包着。周恩来就象是那柄剑。”
周和外交部长陈毅一起走访了印度一些部长。除一人外部对他粗暴无礼，象对待他们下属那样横加指责。周一直保持着他的尊严，彬彬有礼。对故意带有污辱性的讲话，他回答得既干脆又很有分寸。拉达克里希南总统曾公开谴责过“百花齐放”方针的结局，他对周说：“与四亿印度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算得了什么？”周答道，“与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印度报纸上的漫画把周画成眼镜蛇。周对纳特沃辛格说，“你们的记者真怪。我微笑时是伪君子，我不笑呢又是冷酷无情。我开口讲话是说谎，不说呢，又是条蛇……”印度的反对党组织了许多人游行示威，到周下榻的中国大使馆外面进行抗议。他们挥舞着黄旗，上面写着“中国侵略者滚出印度”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第四天，周开始流鼻血，这时他爱流鼻血已尽人皆知了。他不得不躺下，用冰敷鼻子。这事让他十分恼火。他不愿别人知道他有这种毛病。纳特沃辛格⑦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发火……他是生自己的气。”
会谈当然是毫无结果。原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当我 1960 年再次见到周时，他对我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可对尼赫鲁一点也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仍然不相信尼赫鲁已下决心不去解决争议了。印度正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夸奖和宠爱，并从美苏双方都得到了慷慨的援助……向中国施加压力，尼赫鲁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他为什么非要解决边界问题不可呢？
离开印度前一天的晚上 10 点 30 分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赢得了数百名记者的尊敬，虽然这种敬意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一人主宰了长达3 小时的招待会……他一直精神饱满。”最后，一位女记者问他是如何保持健康，显得如此年轻的。周带着稚气的笑容调皮地对她说：“我是亚洲人，我象亚洲人那样生活。”
周给人的印象似乎只要稍做改动，中国便有可能接受麦克马洪线，但这必须通过适当的谈判过程，决不是接受既成事实。作为回报，印度必须接受西段阿克赛钦的划界线。但是，印度似乎想两处都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划定界线。归国途中，周在加德满都稍事停留，再次面对众多的记者。在这儿，他不再那么克制自己。他大声喊道，“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很不公正……”
周恩来一直对印度邻国，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但表示友好，有的他曾访问过两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在 1956 年冬访问了巴基斯坦。他曾对巴基斯坦总理说他“充分理解”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对周恩来说，“我们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
1956 年印度政府远比中国政府更为同情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波兰的举动，这使印度获得赫鲁晓夫的友谊和贷款，贷款数额比中国自 1949 年以来得到的多出一倍。
1961 年 1 月，周率领 400 人的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 13 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他穿着缅甸的民族服装和缅甸人民欢聚一起：他答应向缅甸提供 3000 万英镑的无息贷款。
至于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的享受特殊优待的朋友，因此，它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给予周相当大的支持，包括它后来在 1955 年开始的艰难的中美谈判中所起的作用。
印度拒绝谈判的态度使自己在国内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果中国留在有争议的领土上，是“侵略”或“入侵”，那么按照逻辑就应该采取军事反击的对策，即印度军界称为“前进”的政策。这项政策要求印度巡逻部队一点点挪进有争议的领土。“我们打一个界桩，中国人也打一个桩……我们树了界标，他们也会树个界标。双方就象是在比赛。”
印度的“前进”政策受到了莫期科的鼓励。在印度的苏联外交官公开对中国表示敌意。“中国人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现在困难重重……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向他们扔炸弹。”俄国人向印度陆军提供了直升飞机，供边界巡逻时使用。
1962 年夏，我从一位现在已经去世的印度朋友那里得知，印度将按计划向前推进，这个行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⑧。
周恩来说：“是的，我们知道印度军方制定了计划，但是我们自己也制订了计划。请转告你的印度朋友们我们并不害怕。现在要是尼赫鲁重新考虑他的计划为时还不算太晚。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恐吓。”
“我们不希望印度四分五裂。分裂的印度会使中国在亚洲感到孤单，而印度的各部分之间则会相互勾心斗角，纷争不已。”接着，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用中国那种轻描淡写地谈论重大问题的方式补充道：“有时稍微打一打也是必要的，能使一些人开窍。”
1962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住中苏边境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群众收听到苏联阿拉木图的广播，使他们惊恐万分。煽动他们“快跑，快跑快逃离中国”，不少人还从苏联驻当地的领事馆拿到侨民证。于是数万名维吾尔族人越过边界逃到苏联境内。策划这一行动的目的是鼓励印度的“前进”政策。
9 月，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发表讲话时用了一句话“把中国赶出去”。10月 12 日，他再次讲话鼓励印度采取军事行动。
10 月，印度军队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开始向中国边防部队炮击，随后在有威望的考尔将军的指挥下，大约有三万人的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考尔将军是尼赫鲁的亲信之一，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婆罗门克什米尔人。在政府声明中周向尼赫鲁提出“严正警告”，要求他“悬崖勒马”，并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这一套先札后兵的仪式完成后，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军队，在印度发起进犯的 3 天后，于 10 月 20 日开始进行反击。两周内他们便击退了印度军队。印军准备得很糟，甚至连高山地区所需的御寒的冬装也没有。可能是因为指挥官们轻信了苏联人的话，认为中国不可能进行反击。随着印军节节败退，印度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一段时间内全国上下一片歇斯底里。谴责“中国入侵”叫得最响的人，逃得最快。
11 月 21 日，双方交战一个月后，周恩来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 1959 年 11月 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第二年 4 月，中国政府又决定把所有缴获的枪枝弹药都还给印方；将阵亡的印度士兵按照军人礼节予以安葬；3200 余名俘虏，包括 11 名军官连同武器一起释放并遣返印度。大获全胜后又宽宏大量；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使许多西方人士目瞪口呆，这完全不符合他们所熟悉的交战双方的行为规范。印度军方也因此出现分裂。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辞职，倒霉的考尔将军退休。尼赫鲁再也没能从这次失算所受到的打击和自尊心遭到严重伤害中恢复过来。
中国这一行动使它在亚洲重新赢得了威信。12 月，六个亚非国家（斯里兰卡、柬埔寨、加纳、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联）敦促交战双方进行谈判。
尼赫鲁拒绝谈判。
在此期间周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谈及印中关系问题。麦克唐纳是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卸任后到中国进行访问。“我向周恩来解释了印度对边界问题表现出的强烈感情。即便尼赫鲁当时愿意与中国人谈，他也不能那么做。他的吵吵嚷嚷的反对派会为此把他赶下台的。”周对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认为尼赫鲁从来就没有谈判的打算。周提到一名记者，这位记者使他注意到下列的事实，即印度反对中国便从美苏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援助，有现钱、也有食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1964 年对我说，“由于拒绝谈判，尼赫鲁在外交上失去了许多支持。”
周恩来决心与印度重修友好关系。他说中印两国从来没有把对方当做敌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两种文化，但是他们是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的文化交往。领土接壤，丝绸之路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与印度驻北京临时代办 P.K.班纳吉交了朋友。班纳吉后来写了有关那段岁月的回忆录，对周恩来做了非同寻常的描述。班纳吉受到优待，多次与周恩来进行谈话，大都是在凌晨两点左右。”
1963 年 1 月，周通过班纳吉给尼赫鲁捎去一个口信。“战争从未真正解决过任何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寻求和平和理解。”周对班纳吉说，“我的确能理解尼赫鲁的难处，可他也必须理解我的难处。”尼赫鲁没有作任何答复。
1963 年 4 月我去新德里见尼赫鲁，告诉他周总理十分敬重他。他答声“谢谢”。会见的其余时间只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话中尼赫鲁不时痛苦地迸出一句：“明白了。”他说：”印度正在腔康发展。”他拒绝对重新开始谈判做任何许诺，我对周恩来的秘书说，“我觉得尼赫鲁身体不太好……他讲话含糊其辞。”我后来见到周时又对他谈了这个情况。周厉声说道，“他含糊其辞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班纳吉大使从未告诉过周，尼赫鲁接到周的另一友好信息后说道：“周的友谊我已经领教够了。”
＊＊＊
中国知识分子在评价现实时喜欢提起过去，提起过去的英雄和他们的丰功伟绩。人们至今还经常从两千年的文化和哲学中摘引成语典故。他们对一千五百年或者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根据周的建议，中国军队 1962 年单方面进行撤军，这在海内外的华人眼里就如同是当年诸葛亮指挥的一次著名战役一样。诸葛亮（公元 181—234年）是一位战略家和政治家，蜀汉皇帝的丞相。他是一位伟大的传奇式的人物。中国的孩子都知道《三国演义》，诸葛亮便是其中的主人翁。
缅甸曾有个到处抢掠的头领叫孟获，他侵入中国领土。诸葛亮出兵打他，并把他抓获，然后又放了他。盂获不断进犯，诸葛亮不断地抓了又放，七擒七纵。据说，孟获终于被感动了，他改弦更张，发誓要与诸葛亮永世结盟。周的做法是符合这种传统的。但是我怀疑把尼赫鲁比做一个到处抢掠的缅甸人，他是否高兴。
周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做法也没有完全得到军队指挥员的赞同。一个军官说，“我们根本不应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我们让出的领土太多了。”当时参战的另一名军官 1983 年也对我说，“我们本应留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上。在英国人抢走、归入印度之前那是我们的土地。”
战争的喧嚣过去后，笔战开始了。中印外交部和大使之间来回不断地递交抗议照会。一天凌晨两点，班纳吉又一次被周召见。周说：“我今天收到了你们外交部送来的 17 份抗议照会。”班纳吉大使答道：“阁下，今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有幸收到了你们外交部的 23 份抗议照会。”班纳吉后来告诉我说：“周笑了起来，他象孩子一样地开怀大笑，笑个不停。”另一天晚上，周拿出一份印度的抗议照会，对照一张有关边界的印度地图和一张中国地图给班纳吉看。“你们外交部说在某地发生了侵犯领土的事情，但是这个地点并不存在，我们的地图上没有，你们的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地点根本不存在。”班纳吉说，很难向周说清楚印度人，特别是尼赫鲁，是喜欢含糊、模棱两可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一丝不苟的周却非常在乎。
从那以后，边界地区一直保持平静，没再发生军事冲突。到 1970 年周才再次争取重开谈判。这次，他还跟我的印度丈夫谈了话，我丈夫那年去了中国。他是印度政府批准去中国的第一位非外交人员的印度人。印度官方 1962年宣布所有印度护照对中国无效。1970 年周正忙于与美国进行微妙的谈判。他认为再次争取解决边界争议、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象往常一样，仔细权衡利弊，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即通过我丈夫，进行工作。谈话开始时他拐弯抹角，先询问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情况，问我丈夫是否适应中国的饭菜和天气。接着他便开门见山。“我们尊重你们伟大的国家。我们与印度之间有两千年的友好历史。我们希望印度次大陆相安无事。我们不愿看到分裂……我过去就说过印度的分裂会使中国受到削弱，使中国成为亚洲对抗帝国主义的唯一大国。所有谈判都要相互妥协、相互让步，不可能满足全部要求，所以我们总是说要互谅互让。”他又重复道，”我们不愿看到印度次大陆发生战争……那只会削弱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
周肯定已经得知可能要发生战争。这场战争在第二年终于发生了。在印度的积极军事帮助下，把东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孟加拉，从西巴基斯坦分裂出去。
周又一次摆出地图。他表现了他一贯对人名、地名的惊人记忆力。但是他会见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人能与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总理通话。他想再次为解决边界问题做出努力。后来，通过两位能干的中国外交家黄华和王炳南建立了非官方接触。英甘地没有象她父亲那样在感情上受到过伤害，但她知道印度人民在感情方面对边界战争依然耿耿于怀。她在去世前曾对我说过，“我希望印度和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伙伴。”
解决边界问题的会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年。但 1987 年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有争议的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省喜马偕尔邦，造成既成事实。然而，阿克赛钦地区似乎也被视为既成事实而获得了某种承认。
80 年代末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密切起来。1988 年 12 月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双方关系达到顶峰。此后，文化科学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贸易也不断上升。面对 21 世纪的世界，印度和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合作和加深两国间的了解。这一点似乎开始成为共识。
注释
①1959 年春，本书作者出现在埃德默罗主持的《世界真小》电视节目中，与作者一起的还有乔塞夫艾尔索普和埃德华布恩比。主题是中国和人民公社。
②指本书作者于 1959 年夏，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的发言。
③西藏问题有大量中文文件可查，包括达赖喇嘛出逃前给中国当地驻军指挥官的信件。韩素音文档。中国新华通讯社的报道。
④英国入侵西藏一事在许多著作中都有详细记录。还可参阅耐威尔马克斯韦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
⑤参见韩素音 1959 年 12 月 7 日和 16 日给伦敦《泰晤土报》编辑的信。
⑥关于本书作者与尼赫鲁总理的谈话，参见作者本人的另一部著作《吾屋双门》。
⑦纳特沃辛格在 1989 年前曾担任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是作者的朋友。大量有关印度对边界形势的看法都已在印度发表。韩素音文档。
⑧S夏尔马（1968 年去世）提供给作者的材料。他是德里协会的显要成员，是尼赫鲁的朋友。但 S夏尔马反对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
⑨《P.K.班纳吉大使回忆录》（英文版）。韩素音文档。回忆录将由南开周恩来研究组译成中文发表。
第五章 面向西方的努力因战争而受阻——贸易与禁运；美国与越南（1960—1965）
——1961—1962 年，周恩来调整经济政策，发展对西方贸易，削减对苏贸易
——期望得到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理解，但感到有些困惑
——认识到越南战争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障碍
——1960—1965 年，确定卷入越南战争的限度
——与作者谈话，争取得到美国的理解
——拒绝与苏联就越南战争采取“联合行动”
在京剧剧目中，人们非常喜爱《空城计》。剧中的主人公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诸葛亮，他是中国的默林〔译者注：英国古代传说中的先知〕。有一次，诸葛亮留在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城池中，他手下的千军万马正在很远的地方与敌人交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一名敌将率领大队人马向他这里开来。军曹们喊道，“快，我们得赶快关上城门。”诸葛亮却说，“不，打开城门，再派些人去门口打扫通道，让百姓们一切照常。”他自己端坐在城门楼上，弹起古琴，命令乐师们也一齐奏起优美的曲调。敌将看到这情景，不敢贸然攻城，并对身边的人说道，“这里有诈。”他的军师低声说，“可我听诸葛亮的琴声有点微微发颤。”敌将不信。“这是诸葛亮的诡计，咱们快撤。”敌人就这样撤走了。
周恩来这时唱的便象这出《空城计》。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从周的沉着冷静，从他的公开谈话以及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态中，没有人能察觉出这一点来。周恩来即使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恢复传统的做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送回农村时，他也拒绝对毛提出严厉的批评，拒绝谴责“大跃进”。他讲话很有分寸。“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肯定是有优越性的……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试验。”这番话是对“大跃进”大胆发动群众的赞扬。至于令人遗憾的大炼钢铁的冒险行为，他说，“这是真正了不起的举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如何将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工业强国的愿望……”
他既不谴责任何事，也不指责任何人，他就是这样鼓舞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培养训练的人们，那些所谓“周的人”。他们个个以他为榜样，毫无怨言。“他告诉我们精神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困难。我们不悲伤，不失望……”“我觉得，那时候，为了使中国能够生存，情况能够好转，就是周总理让我去死，我都会高兴他说：‘是，总理。’”
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周研究了每个工人、教员、坐办公室的人员所需的热量。知识分子要多发些油、糖、肉。工人要多发点粮食，碳水化合物。重工业部门的工人、煤矿工人、炼钢工人受到特别优待。以女工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将一天的工作量分为两天完成。学校的学生上半天学，以便节省体力。要求人们多睡觉，躺着休息。所有人的体重都减轻了，包括周和他的夫人。他们也同样凭证购物，周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于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乐观开朗的陈毅掉了 15 公斤肉。他把购货证弄丢了。补发前，只好向朋友讨点东西吃。周请人喝白开水，不再泡茶，茶叶太少了。秋末，颖超把中南海她家院子里的落叶扫在一起，煮汤喝。她把门外站岗的保卫人员叫进屋，要他们”坐下、躺下……节省点体力。”
周恩来说：“由于劳力分配不当，只得匆匆忙忙地收割、打谷……由于缺乏在丰收情况下估计收成的经验，我们正在经历暂时的困难。”
“相信他的话吗？”吴全衡、朱清、康岱沙都是我的朋友，听我这么问都哈哈笑了。“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们当时必须保持勇气和信心，周讲得最透彻……正是因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才渡过了难关。”
华北闹旱灾，华南遭水灾。没有肉、没有鸡蛋、没有豆腐、也没有牛奶……各种生产食品的方法应运而生。学校、工厂、机关、大学和其他单位都组织各自的运输队伍到远处的公社为本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搞粮食。花园、公园、庭院都变成了菜地。城里房屋的阳台被用来养鸡，公寓楼梯上可以看到母鸡。每个窗口都放着种有黄瓜、土豆、西红柿的花盆……周不同意在寒冷的冬天单给他的房子送暖气。他工作时身穿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邓颖超戴着厚手套，穿着厚棉靴。办公室的暖气每天只供暖两个小时——因为没有煤。
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1960 年 7 月，1390 名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使情况更加糟糕。科技合作的项目全部取消，设备供应的所有合同全部终止。赫鲁晓夫在进行报复。周恩来镇定自若地对迷惑不解的埃德加斯诺说，“苏联专家回国是很自然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儿呆一辈子。”①
我四处跑，注意到工业垮了。工厂都不冒烟。武汉的新炼钢厂已停产，和蔼的厂长告诉我说是“大修”。没有饭锅，没有剪刀，没有线，没有火柴，没有纸张。每人的棉布定量减到一年一米（婴儿每人 15 米）。
1960 年底，周与已故的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一起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他重申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与美国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愿意谈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他讲话的口气显示他完全掌握国内外的局势。采访后他问格林：“你为什么那样忧心忡忡呢？你所提的问题都表现出一种忧心忡忡的心情……瞧我，我比你年纪大得多，可我就不那样，你又何必着急呢？”
不着急，他是这么说的。但那年冬天我和他在他家里交谈时，他并不想粉饰当时的真实情况。屋里非常冷。我穿着皮大衣、靴子，戴着帽子。周穿着两件毛衣，但没穿大衣。他又瘦了许多，衣领显得过大。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无形的但可感觉到的内在力量，整个房间都充满生气。我们两人喝着热开水，他说话时没有看我一眼，象是在高声自言自语，不吐不快：“你已经到处走过，看到了我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的成果。某些人想压我们屈膝讨饶，但我们决不会屈服……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掌握智慧，只有他们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我想你已经读了我们的一些文件。”
我读过了。一场没完没了的理论方面的论战。莫斯科针对中国抛出了长篇累牍的文章，北京则针对“修正主义”发表了声讨檄文。我告诉周，“我现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笑道，“你进步的速度加快了……”他还记得我 1956 年说过的话。他用英语说，“最好慢而稳，不要操之过急。”当时正在上映一部有关列宁的影片，讲的是 20 年代初俄国发生的饥荒。“列宁没有屈服，他从未悲观失望。”接着他讲了很多有关经济的情况：商品短缺、工作中的缺点、取得的成就……他让我如实地告诉他在旅途中我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下边得到的情况并不总是真实的……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顺便提一下，他曾问到我知道长纤维棉与短纤维棉的区别吗？不知道。那非到我搞懂为止才放过我。
周恩来谈到猪。农民被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想法搞昏了头脑，杀了很多猪，饱餐猪肉。“我们需要养更大、更肥的猪，要搞杂交……我们要从西方引进大白猪……我们还要改良美利努羊的品种……我们一定要重视饲养牲畜，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发展畜牧业。我们汉族不是牧民，不懂牲畜，只有少数民族懂。”有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大风中不倒伏的矮梗稻，它很适于在中国南方台风影响大的地区种植……第一批生物遗传学研究所正在建设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土地与人口的基本比例很不协调，可耕地很少……找到我们自己的模式还需要时间。”他又谈到亚、非、拉人民的解放。“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美苏之间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这些地区争取解放的人民之间的矛盾……我说的解放，也指经济上的解放。”
就在那年令人沮丧的冬天，我也成了“周的人”中的一员。我是指精神上，因为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府或党派。一个工作狂。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年来周是这种献身精神的代表。对我以及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周既体现了我们熟悉的旧中国，又体现了我们孜孜以求的未来中国。
调整。农村地区有自由市场、自留地，有机会进行市场经济式的活动。党虽然对农村经济放宽了，却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周在 1961 年 1 月宣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规模应适应商品粮数量以及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应按比例增长。砍掉了“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六万个县级和20 万个社级小工厂。
毛提倡的发动群众的做法已被摒弃，关闭小工厂打击了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要管好经济，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县里甚至公社都办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厂。周最艰难的任务是使城市人口不要过度膨胀。任何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都要送回农村，总共遣送了 3000 万农民。周支持毛的计划，把官员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他到河北省搞了两周的实地调查，又回到 1957 年他受批判时曾呆过几个星期的县里。他从那里给毛打了电话，汇报县里公社的情况。（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这样，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开始了他们的重要恢复工作。他们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了解周的人谈起他那几年的工作时说道：“这是一出空城计，他成了诸葛亮。”
也许周是对的，他说“精神力量”是遭受灾难时决定胜败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的情况得到改善，比预计要快得多。最重大的胜利是东北大庆油田的开采，大大减少了中国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兴高采烈的周恩来在油田呆了五天时间，向参加油田会战的 5000 多名复员军人讲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原因是聂荣臻谨慎的估计。“恩来，有可能在两年内我们便能解决核能问题。”1961年周恩来和他的经济学家着手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新部署中国的贸易格局。脱离苏联，接近西方国家。在一次有关经济情况的讲话中，周提到向莫斯科偿还债务的问题。1962 年他说，“我们已还清了大部分。只剩下很少一点了……我们现在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
这点能做到吗？
实际上很难。因为美国 1951 年实行了禁运。对中国实施的战略控制要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严得多，而且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三个禁运货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全面禁运一切武器、弹药、作战装备、原子能材料、机械设备、原材料、精密仪器如具有特殊用途的显微镜、工业设备；一汾对各种商品包括医药用品的管制，一个罗列 200项的特别单子，包括对金融、运输和燃料储藏设备的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对这些限制开始表示不满。西德和英国商业集团已经悄悄地与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
周恩来一度对美国新总统约翰肯尼迪抱有希望，指望他能以新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他有时显得对肯尼迪有点着迷。“你能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周在重庆时结识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谈起新总统来眉飞色舞。周问我“为什么？”我给他寄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包括一些年后我寄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书《出类拔荤之辈》。周很欣赏这本书，让人把书译成中文。到 1963 年为止，周还相信如果他能了解肯尼迪、了解肯尼迪的性格的话，也许中美双方会开始对话，而作为中国生命线的贸易便可能得以改善。周说中国愿意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西海岸的商人们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很不满。当周的朋友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1962 年 10 月下旬访问北京时，周与他详细地谈论了肯尼迪。周说：”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这与某些国家的情．．．．．．．．况不同．．．……这点美国总统意识到了吗？”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对我说：“他好象很不满意肯尼迪。有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抱怨。我想他原先期待着某种信号，希望禁运有可能有所放松。现在他似乎觉得肯尼迪太愿意听苏联人的了，不理睬中国。他也许说对了。”甚至 1963 年 7 月 17 日，周还对肯尼迪现象表示不解，还问班纳吉代办：”肯尼迪究竟哪点与众不同？”“他有魅力，他年轻有为……”周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说话象个傀儡。”很快，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可大家部象你这么说。一点也不具体。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1960 年和 1965 年之间在我与周的四次会晤中，他几次提到肯尼迪“身边的顾问太糟了。”他的焦虑是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特别是肯尼迪对刚开始的越南战争的态度。
如果有什么因素会使中美互不来往的关系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是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将越南的好战态度归咎于中国，但这正是肯尼迪的某些顾问的看法。周说，“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战。他以为在进行一场小规模的、能够控制的战争。”1961 年 5 月 10 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五角大楼的要求，在越南迅速部署美国军队。除了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以外，肯尼迪的大多数助手都叫嚣着支持向越南派兵。肯尼迪在灾难性的出兵猪湾中受到心理创伤。他将于 6 月 3 日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他要表现出强硬、有胆量……周可以理解这一点。但他主要责备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五角大楼的鹰派人物。“他们称中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总统手下的人的fan华大合唱，影响之大连头脑清醒的一些人都受到感染。埃夫里尔哈里曼把中国说成“对全世界的威胁比苏联更大。”历史学家费正清本应更清楚实际情况，却争辩道，“在朝鲜边界、台湾海峡以及越南．．等问题上都不能很快取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
但是周从他这方面正在尽一切力量来“遏制”逐步扩大的越南战争。中国肯定不会反对越南实现统一的目标。由于美国支持的甫越政权破坏了日内瓦协议，1960 年 12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党代会的一次会议上，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一起作出了用武力实现越南统一的决定。“解放南方与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中国有义务提供援助。周曾许诺帮助他们。然而，周很慎重，没有派中国志愿军。“越南人民通过人民战争，通过持久战，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这是指打低调的游击战，慢慢消耗敌人。不是声势浩大的正规军事行动。周是不是希望肯尼迪已经注意到并明白了中国谨慎地对越南提出忠告的意图呢？就在这些年里，中国的贸易开始转向西方、转向大洋彼岸。虽然赫鲁晓夫 1961年已经发来信息表示和解，中苏贸易还是急剧下降，到 1964 年，两国贸易往来几乎减少到零。
周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上。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云集在克里姆林官宽敞的大厅里巨大的水晶灯下。周率领中共代表团赴会。几乎没有人来同他握手。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与“修正主义”论战中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拒绝参加这次大会。法共代表团团长多列士对中国很不友好地说三道四。赫鲁晓夫登台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教条主义者”。这种场合使用的政治行话中，“阿尔巴尼亚教条主义者”是指中国。同样，中国的讲话中凡是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都是指苏联。赫鲁晓夫用拳头敲着桌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嚷道，在原则问题上苏联决不会对阿尔巴尼亚或其他任何人让步。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他无动于衷地坐着，手臂搭在椅背上。两天后，周开始反击。“我们维护团结，绝不允许说任何危害团结的话和做任何危害团结的事。任何公开的、单方面的指责都十事无补……在敌人面前公开我们的争论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天，周到列宁和斯大林墓前敬献了花圈，然后便离开莫斯科回国。“我们需要船只。我们要买船、租船……有一天，我们还要自己造船。”中国购买并租用了日本船只。一个新的港口新港建成了，其他港口的设施也扩大了。周接见每一个到北京来的日本代表团或组，包括乒乓球队和棋手。他又一次请末代皇帝博仪和他的胞弟溥杰共进晚餐，溥杰的妻子皓夫人是日本人、嵯峨侯爵的女儿。周加强与华侨的联系，亲自与宋庆龄一起拜访回国的知名华侨。困难时期，给予华侨额外的肉和油的补助。还为华侨专门建立了一个储蓄银行，办理他们汇到国内的外币存款。香港的地位随着中国决定转向西方、转向海外而变得非常重要。新修的一条水渠从珠江引水解决了香港的缺水问题。周恩来说，“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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