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7 月赫鲁晓夫同美英两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从而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周对此十分恼火。“这是为了保持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会有什么裁军，他们双方都会继续储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们企图阻止别国拥有核技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那年 7 月，周似乎已经放弃了迅速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意识到还需要“长期、持久的努力”。1960 年 8 月 1 日他提议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共同签署一项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在亚太地区建立无核区。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行……可现在，好象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有发言权。”
1963 年 7 月，南越吴庭艳政权接近崩溃。佛教僧侣点火自焚。在农村，吴的官员每天被杀的平均有 25 人之多。10 月吴庭艳和他的兄弟在一次政变中遇害。这次政变某些美国机构和个人不仅没有反对，而且予以怂恿。美国现在会怎么办呢？周再次感到又隐隐约约有了点希望……但吴氏兄弟在西贡彼杀后才三个星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也遭暗杀。周说，”我很难过，也很震惊。我们只能等着瞧，看林登约翰逊打算怎么办……但情况尚不清楚，就象透过一扇满是灰尘的窗户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周觉得美国对现状的认识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没有青到这场轻率的战争正在变成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吗？
就在 1962—1963 年期间，周把一批华侨送出国。他对一个华侨说，“你们在海外可以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外交官只能呆在大使馆里，他们不太了解当地人民。我们需要熟悉其他国家情况的人。告诉你见到的人说我们要进行贸易，要建立友好关系，我们不要战争。”听说我要去美国讲学，他和我谈了很久，回忆了 1944 年访问延安的迪克西使团。“请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从来不反对美国呆在太平洋。我们得接受这一事实。但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蒋介石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何人说我们搞的是关门政策，说我们是自己孤立自己。这不是事实。我们想开门，但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孤立我们。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与其他国家接触，但是我们受到排斥。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开展贸易，甚至包括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越南战争升级了，这使周十分懊恼。东京湾事件中，美国船只声称 1964年 8 月 2 日至 3 日晚上受到北越船只的攻击，②林登约翰逊总统乘机取得国会同意，派出更多的军队参战。对北越进行轰炸——有些鹰派人物说要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时代。在村庄使用凝固汽油弹，在农村使闲落叶剂。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65 年有 30 多万士兵在越南服役，到 1968 年人数超过 50 万。
1964 年 9 月 10 日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周坐在他的会客室里，窗户敞着，一只画眉在树间跳跃。周恩来说，“美国一旦侵略北越，我们将被迫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向越南提供他们进行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所需的一切。我们坚信越南人民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国土。但是我们将把美国军队进入北越看作是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对此我们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周说华盛顿失去“清醒的头脑”的危险一直存在。林登约翰逊下一步会于什么呢？“美国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后勤方面他们有许多不利条件，人民反对他们……美国人民很快也会明白这一点。”
一年后的 1965 年秋，我再次就中美关系和越南战争与周恩来会晤。我将于 1966 年 1 月再次赴美参加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这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观，有了充足的食品。从法国和澳大利亚进口 160 万吨小麦，中国出售大米以补偿用于购买小麦的费用。
周已恢复了体重，看来对越南问题充满了信心。他反复指出，美国即使“派 50 万人或者更多的人到越南打仗，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我多次讲过我们愿意与美国交朋友，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出卖朋友，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他谈到越南人的韧性，谈到他们长期以来对独立的强烈愿望，谈到公元三世纪两个越南妇女，二征姐妹领导的抗击中国人的斗争。访问河内时，周坚持要到纪念她们的庙里向她们鞠躬、致敬。“美国人必须明白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全体人民都支持解放阵线。美国人扶植了一个个的‘强人”或军阀，他们连蒋介石的水平都没有。美国人在越南对谁都不能信任，当然也不能信任他们所谓的朋友。他们会派更多的人，运去更多的大炮。但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离开。”“一些英国专家建议给南越的所有村庄安装上铁丝网，就象马来亚非常时期做的那样。但是这个办法在越南不会奏效。在马来亚，用铁丝网把中国人围在村庄里，由马来警察看守。可在越南。越南人是一个民族。”另外，还有后勤方面的问题，美军的活动只限于公路一带，而越南人却到处可以活动，无所不在。还有心理因素。“美国人民不适应胜负不决的长期军事冲突。他们希望尽快得出结果。过不了多久，美国的家庭就会要求他们的儿子返回家园。这一次美国得不到别国的同情，也没有道义上的支持。”
越南战争还存在着苏联这一角。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掌权，但是苏联的政策没有改变。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对东京湾事件表示怀疑，后来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这使河内大为恼火。1965 年 2 月柯西金飞往河内，急于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然而，他告诉范文同河内不应向美国“挑衅”，并暗示最好进行谈判……越南人非常愤慨。难道十多万美军驻在越南不是挑衅吗？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当天，炸弹象下冰雹似的掉在河内，这不是挑衅又是什么呢？
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柯西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2 月 5 日至 9 日），会见了毛和周。柯西金建议停止论战，采取“联合行动”援助越南。这意味着允许苏联作战物资通过中国，在中国为苏联飞机开辟空中走廊，这还意味着允许 5000 名苏联军事顾问经中国进入北越。毛直截了当地拒绝停止论战，拒绝了“联合行动”。“这又是一个骗人的把戏。”周说中国会运送苏联给越南的作战物资，但绝不允许苏联技术人员呆在中国。
由于铁路路轨不同，物资设备先要从苏联的火车上卸下来，装上中国的火车穿越中国，然后再装到越南的窄轨火车上。这对中国的铁路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比起让苏联“干涉”中国来要好得多。
胡志明悄悄地到中国私下拜会了周。越南面临的问题的确十分严重。周向他保证，中国不会使越南失望。他为胡志明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宴会，共同回忆了 1927 年他们年轻时在武汉的情景。当时，胡志明在黄埔军校呆了几个月后就被委派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秘书。鲍罗庭现在何处？他已经死了，遭到斯大林的清洗。周谈到共产国际，谈到那些使中国革命付出惨重代价的错误。越南真的需要 5000 名对越南人地生疏的苏联顾问吗？
饭后，胡志明看看四周，想找牙签。桌上没有，宾馆里也没有……周轻轻地一挥手，打开了他的上衣口袋，拿出一根专为胡志明准备的、用纸包着的牙答。
胡说：“你记性真好，你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周答道，“我不过是中国第一个勤务员罢了。”
我们不清楚周是不是使胡相信苏联的“联合行动”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计谋，想“利用这次战争达到苏联的目的。”但是周十分仔细地为中国对越援助规定了条件。这场战争只有按中国确定的方式打才能取得胜利，即打人民战争。其他的打法，不管对越南还是对中国，都是愚蠢的、危险的。
注释
本章所引周恩来的讲话均出自周恩来的各种文集，本书作者的采访以及周手下可靠的知情人士所提供的材料。
又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就他与周恩来的会晤写给埃夫里尔哈里曼的报告。韩素音文档。
①作者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参见斯诺的《彼岸》。关于”大跃进”后的调整，见作者的个人旅行记录：参见 1985 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里斯金著《中国的政治经济》。
②东京湾事件。后来似乎并未发生任何攻击。据某些美国消息来源，这一事件纯属捏造。关于中苏冲突有大量材料可供查阅，参见费若著《中国一苏联：从联盟到冲突》以及所有现存的其他材料。
第七章 中国声威大振——周恩来出访；中国爆炸原子弹（1963—1965）
——周恩来出访非洲
——1963 年 12 月 13 日离开中国
——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计划访问非洲十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及南亚三国
——1963 年 12 月，周在开罗会见纳赛尔，力图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
——纳赛尔犹豫不决，周去阿尔巴尼亚
——1964 年 1 月，周访问加纳，宣布对外援助的儿项原则
——继续访问真他非洲国家
——在阿尔及尔受到欢迎；选定阿尔及尔为第二次亚非会议会址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失彼罢黜；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致信各国政府首脑，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会见赫鲁晓夫的继任人，未能弥补中苏分歧
——与苏加诺讨论马来西亚问题和召开亚非会议问题
——1965 年 4 周，周再次飞往开罗，安排亚非会议，正逢阿尔及利亚政变
——亚非会议未能召开；1965 隼秋，印度尼西亚军方右翼发动政蛮；周不得不放弃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开始了为期 75 天的亚、非国家之行。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在恢复，周在政府各个部门有一批得力的助手帮助他从事这项工作。不过，周就象一位精细的管家，一切都要确保井井有条。他和夫人邓颖超亲自到西北的新疆去视察核研究中心，聂荣臻与他们同行。周得知聂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所需的一切部已齐备，他感到放心了。这个项目无论如何不能落入别人之手。尤其是不能让国防部控制。他和聂还讨论了在中国内地兴建导弹基地的问题。参加过这些试验项目的物理学家和科研人员回忆起来，都异口同声他说：“我们能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这样突破性的成绩，全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聂荣臻也在 1988 年对我说：“没有周恩来，我们什么也搞不成。恩来同志曾对我说过，‘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毛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周的话只是把毛的警句用较为文雅的方式说了出来。
周恩来于 12 月中旬飞往仰光。他乘坐的是租来的一架叫“波罗的海”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的名字听起来有些让人莫名其妙。12 月的仰光气候宜人，周穿着缅甸衬衣和纱笼到海边去洗海水浴。他在观看了仰光金碧辉煌的寺塔之后，答应了给缅甸 5000 万美金的无息贷款，在那里他还召见了中国驻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大使，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针。这一年 7 月，苏联和美国、英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英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法尽管不同，但都是采取孤立、削弱中国的策略，部必须加以反击，中国需要重新树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1962 年中印之间的短暂冲突使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疑虑，必须消除这些疑虑，周恩来打算推动召开类似 1955 年的万隆会议那样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必须唤醒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第三世界。这一次会议要包括拉丁美洲……中国需要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些国家，跟他们加强关系，发展贸易。周说，中国虽然穷，但还是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的，也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周恩来从仰光飞往开罗，外交部长陈毅也从肯尼亚飞到那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 24 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他竭力想说服纳赛尔创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纳赛尔表示应邀请苏联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它大力支持过许多亚非组织。1962 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亲华和亲苏两派作家之间曾发生过相当尖锐的论战。周恩来说：”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不是亚洲国家。”纳赛尔回答说：“可这样很令人为难。”此外，还有印度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尼赫鲁和铁托都是纳赛尔的好朋友。他们三人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但是中国却谴责铁托是修正主义者，并且和印度又发生了边界冲突。“我听到兄弟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周恩来说：“我们弄清楚了我们的朋友的想法，这很好。批评总是应当受到欢迎的。”他接着向纳赛尔详细地解释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纳赛尔听着，可心不在焉。他在想，难道周不明白这事跟苏联的贷款有关？跟纳赛尔本人的问题有关？纳赛尔请周参观苏联人帮助埃及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这肯定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去参观水坝顶处的水电站的途中，周突然流鼻血了，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小时，后来因流血过猛，只得下来返回住处。最后，周从纳赛尔那里就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勉强得到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纳赛尔说，他原则上同意与会者应只限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但是苏联算不算亚洲国家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周恩来从开罗到达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为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艾哈迈德本贝拉热烈地拥抱周，称赞中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并向阿解放力量提供援助的国家。阿尔及尔被选中为计划召开的第二次亚作会议的会址。在签署了一个通常的联合公报之后，周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摩洛哥。摩洛哥对周的接待彬彬有礼，不过礼仪有些过于正式，呆板。接着，周飞往阿尔巴尼亚，在那儿休息过年。
周在地拉那逗留了 10 天。阿尔巴尼亚由于中国的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转播站，把中国的广播转播到欧洲。周同思维尔霍查会谈时阐述了他关于建立广泛的反苏反美“统一战线”的论点，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已成为为“帝国主义”了。周说：“甚至王公贵族都可以成为爱国主义者。”“中间地带”，即第三世界，只有通过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精神才能取得自己的独立和进步。在某些方面，戴高乐就比多列士更具见卓识，更富有爱国精神。周坚持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选己的制度。他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受两级大国的利用，成为它们又勾结又争夺的爪牙。”周认为社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合法的，友善的关系是可能的。他的话使霍查感到震惊。霍后评论周恩来时说，周“总是准备妥协”。周在地拉那会见了罗马尼亚外交官。他谈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沙文导致了 1956 年的匈牙利悲剧。罗马尼亚对莫斯科也采取一独立”的态度。周恩来离开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访问。布尔吉巴总统十分坦率，对周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要听的。”布尔吉已认为禁式验条约是“人类的希望”。周对他表示感谢，说：”这才是真阴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又把中国对局势的看法阐述了一番。尽管布尔吉巴不赞的观点，但他却听得非常耐心认真。就在第二天，两国正式建外交关系。去加纳之前，在阿尔巴尼亚时中国代表团就听说了加纳总统鲁玛遇刺的消息，克瓦米恩克鲁玛担心再次遭到谋杀，躲进那戒备森严的城堡，不敢出来。周随机应变，当即表示：“总统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遇到危险时，我们理应表示对他的支结果，中国代表团直接驱车进入总统府。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在他到了加纳后正式提出的。寻知有预谋政变，许多记者云集在加纳，周于是得到了比预料中更加广泛的报道。
加纳之后，周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和苏丹。周恩来对非洲大陆土地辽阔、景色万千、民族众多赞叹不已，但对茫茫无边的撒哈拉沙漠感到极为震惊。他说：”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我们中国必须多加注意。我们也有沙漠，应该学会如何控制沙漠化。”他随即写信回国，要中国沙漠研究所认真研究沙漠化的原因，并派专家去非洲研究沙漠的形成。他指出，必须加强在中国西北地区植树造林，防止风沙向内地侵袭……
在苏丹，周恩来由主人安排在摩托车队护卫下乘坐敞篷汽车进入首都喀土穆。周支开身边的保卫人员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就这样，他与陈毅一道，连帽子也没有戴，坐在敞篷汽车里，接受欢迎。周在喀土穆谈到反殖民主义时，提起历史上一个叫做“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军人。周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戈登”①，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当时肯尼亚国内还有麻烦，乌干达和但桑尼亚国内又动乱未止。周便去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但是，他在这两个国家的言谈不太恰当。他在讲话中说道，”非洲革命的前景光明……我们与你们的脉搏是相通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然而，这已经不是 1955 年，而是 1963 年。非洲对革命已经感到厌倦。各军人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断。当权的惟恐被别的集团所tui翻。非洲国家的首脑尽管痛恨白人殖民主义，但也不言欢国内有人起来tui翻他们的统治。几个月以后，为人温和、谦虚的但桑尼亚总统约瑟夫尼雷尔告诉周恩来，他认为周的那些讲话不太合适。周修正了自己的话，他说，”我是谈到了革命，但是我并没有说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
1964 年 2 月 4 日，周恩来回国。他在四川成都过的新年——在中国叫做春节。邓颖超已先行一步到成都迎接他。冬天的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杏花、玉兰花竞相争艳，天气晴朗，阳光温和。四川农业收成一直不错。那年收成看来比往年还要好。周在四川有许多老朋友，1949 年解放以前他在重庆住过多年。
2 月 14 日，周前往仰光。在仰光，周又一次和尼赫鲁联系，建议和他会面，但被尼赫鲁客气地拒绝了。周思来飞抵巴基斯但。阿尤布汗给以最高的礼遇，还拨了一架巴航的飞机供周专用。阿尤布汗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上全力相助。他对周说：“让我去跟纳赛尔谈谈。我去设法说服他。”周的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和巴基斯但之间的友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克什米尔在印度和巴基斯但划分成两个国家时，在选择归属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这个问题上是享有自决权的。这一点尼赫鲁开始也同意，但现在他又反悔了。在这次访问中，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应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选择。
1964 年 10 月发生了两件互不关联的重大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一件是10 月 15 日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另一件是赫下台的第二天，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的原子弹顷刻之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眼里的地位。戴高乐说：“终于发生了。”法国在 1964 年初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以前未能建立外交关系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于 1962 年结束）。乔治蓬皮杜曾这样写道：“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谈到中国，人们都在议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要中国参加这个或那个国际会议的问题。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周恩来于 10 月 16 日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中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政策的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过科学家的英勇奋斗才取得了这项突破。17 日，他致电世界各国首脑，呼吁召开世界性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在内。”虽说中国没有为此显得洋洋得意，大肆渲染，但中国的自豪感和欢欣鼓舞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经济封锁和赫鲁晓夫的”破坏”，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中国终于取得了核大国的地位。
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和苏联的关系会改善吗？周恩来于 11 月 5 日飞往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会见开始时气氛是友好的。莫斯科提出要恢复向中国提供援助（到那年为止，中国已全部还清了苏联的贷款），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条件是双方之间的论战必须停止。但是苏联要和美国在世界上一道称霸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
赫鲁晓夫曾准备在 1965 年 6 月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目的是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周指出，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同情中国的各共产党组织也应该得到通知，来参加这次会议。和苏联的谈判谈崩了。从这时起一直到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前②漫长的 25 年间，中苏两国领导人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谈。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周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欢迎。毛送给他一大束百合花。这表明，在毛看来至少周不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展示了她的新的实力，世界各国纷纷派代表团来访，其中许多来自日本。日本代表团访华都照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华行为向中国赔礼道歉。周回答说：”不用道歉，战争加速了我们旧制度的垮台，提高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俄国人在中国已经不再受欢迎了。在中国到处流传的是苏联人的效率如何如何低，如何爱用高压手段，又如何贪婪等等。苏联专家的夫人们离开中国时从“友谊商店”购买了大量的棉布与丝绸，连起来得有好几百里，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1959 年由苏联专家援建的黄河三门峡枢纽工程几乎完全被泥沙堵塞住了。周视察了这个水坝，最后决定说：“万一没有办法排除泥沙，我们只好把水坝炸掉。别人都不敢大胆地这么说，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但是，我们得设想一下最坏的结局……”后来，周手下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排除泥沙的妙法。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表彰中国科学家，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没有科学进步，就不能有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需要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和周恩来唯一的“争执”发生在 1962 和 1963 年间，跟马来西亚问题有关。当时有一个受到英国支持的计划，即在英国殖民势力撤出后，把马来西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文莱合并成一个联盟。印尼总统苏加诺对此十分担忧。他要求中国在他们与马来西亚的“对抗”中给予支持。我认为，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躲躲闪闪，不置可否。
问题的焦点是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领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自信他将成为合并后新国家的首脑。他向北京派了特使。在国内，他监禁了一大批反对合并的人土。我当时也是反对合并的。但周恩来似乎听信了李光耀的话——也许他还听了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的意见——可能相信合并最终将成为事实。我告诉周：”不会的。这种合并根本不会成为事实。”合并意味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联盟中华人的比例将达到 40％，马来人会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难道李光耀愿意看到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吗？我说，“合并一定会引起一场屠杀的。”
结果，合并没有实现。新加坡自己单独干，干得很好，十分繁荣。可是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周恩来会一时听信了李光耀的狂言呢？为什么他认为马来人不会对此感到威胁呢？周只是在精神上支持苏加诺的对抗政策，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作为回报，苏加诺答应对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给予支持。1965 年 4 月周前往雅加达参加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看来，一切顺利，下一步就是筹备再召开一次象万隆会议那样的会议了。
1965 年 6 月，周恩来飞往但桑尼亚，去会见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曾访问过中国，他对周恩来一向十分钦佩。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周身上他看到了与自己相同的致力于为人类造福的献身精神。尼雷尔说：“周恩来不谋求权力，这是他最受人敬佩之处。然而，也许这一点正是他最大的弱点。”周对尼雷尔说中国愿意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帮助修筑但赞铁路。这条铁路将使赞比亚摆脱对南非共和国在运输上的依赖。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拒绝援建这条铁路。但赞铁路花了六年时间才建成。
6 月 8 日，周离开坦桑尼亚回国，19 日，这位 67 岁的不知疲倦的中国领导人又飞到开罗。这回他碰到了倒楣的事。就在这一天，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艾哈迈德本贝拉被tui翻了。周恩来仍然坚持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说政变只是阿的“内政问题”，但是纳赛尔不同意。阿尤布汗和苏加诺的努力也无济干事。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就只能放弃了。
7 月，他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场观看了中国发射第一颗祸不单行。9 月，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分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大约有 100万人遭到大屠杀，印尼共产党在这次大屠杀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回，平素细心谨慎的周恩来，不是听了中国在雅加达的外交官的误报，就是过于乐观，他的判断又错了。印尼共产党有 300 万追随者，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是它的组织非常松散，这是我从与印尼的一些熟人，包括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本人的接触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另一方，印尼军队却是纪律严明，组织有序，装备精良的。我亲眼看见坦克在大街上隆隆开过。
印尼军方获胜，苏加诺不得不宣布退休。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到 1967 年，两国关系终于破裂。待到双方重新考虑关系正常化的时候，20 年已经过去了。周的这次重要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为中国树立了一个独立、勇敢的形象，然而却未能实现再开一次万隆式会议的计划。中国真的能做到她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所允诺的一切吗？
看来，1965 年年底，周恩来和陈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可能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一是组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二是处理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失误。但是，这些批评实际上也是刘少奇、毛泽东之间分歧的一部分。这分歧从 1959 年开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达到了顶点。
注释
本章内容主要来自各种中国出版刊物，如《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讲话记录等。部分资料出自哈庆森出版社 1984 年版的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这是一本关于周恩来活动的十分可靠的书。
①关于戈登将军在中国的活动，有不少参考书籍。可参见《太平天国战争》（中文），神州国光社 1960—1962 年出版。
②见本书结束语。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2—1966）
——周恩来和陈云、刘少奇提出调整和紧缩国民经济的新方针
——加强党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1962 年 1 月，毛因“大跃进”问题的错误公开受到抨击
——1962 年 9 月，毛在党的十中全会上进行反击，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恩来抓经济和教育，为一批知识分子乎反，再度鼓励进行自由讨论
——有人写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毛泽东
——社教运动深入农村，但以失败告终
——1964 年毛向军队发出号召
——1965 年 5 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发表文章，赞扬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暗示中国应恢复与苏联的合作
——6 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时受到批评
——毛要求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赞扬文章
——中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调查《海瑞罢官》和文化工作中的问题
——1965 年 11 月开始批判《海瑞罢官》
——罗瑞卿受到批判：周恩来奉命审问罗瑞卿
——1966 年 2 月，五人小组向中其中央提出“汇报提纲”
——1966 年 4 月，毛谴责彭真、罗瑞卿和其他几位官员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主持下，“大跃进”终于收场了。看起来，毛泽东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的总理和精明强干的副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他甚至在同蒙哥马利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①。由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刘少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自己造成的。从 1955 年以来，他就一直把党的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负责办理。毛越来越感觉到中央的许多事情都不向他打招呼，他的话没人听。这一点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他说：“他们办事，好象我已经不在了。”加强党的控制本身就埋下了更大混乱的种子。一些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写道：“这时党的组织机构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与国家的民主要求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直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②”
周恩来别无选择。尽管他不赞成共产党独断专行，他还是和经济学家陈云，和刘少奇、邓小平密切合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避免“大跃进”一类运动带来的严重经济失调，有必要重新建立国民经济秩序，周在调整工作中也试图采用“大跃进”中一些动员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做法，但未能取得成功。现在，大小事情的决策权都集中在各级党委手中，掌握在党的各级书记手中。总理本人是提倡广开言路，发挥下面的主动性的，但部不得不事无巨细，凡事亲自过问。许多下级单位完全可以决定的事也得他来拿主意。他曾这样说道：“你们必须学会自己作出决定，不要凡事部报请上级解决。”但是，经过“大跃进”以及之后的种种曲折，党内中、下层干部很少有人敢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拍板负责。甚至司法部门——这些部门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也得听从地方党委的指挥。这时，一批新选中的干部已逐步占据了各省，各大市的重要职位。谁上台都可以撤掉一批原来的干部，换上自己的人。周恩来对此批评道：“好同志都给换掉了。一帮人上台，撤一大批干部，换一批新人。”然而，由于“大跃进”在思想意识上的流毒，相当多的中层干部产主了怀疑一切和谋求私利的心理。在工厂里，工人的积极性被物质刺激所取代。计件工资成为工业增产的主要动力。在农村，控制有所松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村一级。农民有了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入完全归农民自己。人民公社还继续保留，但其作用则已经削弱，只是在学校和医疗卫生方面，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修路，修建水库和水坝以及掘井等方面还起一些作用。
毛对加强党的控制并不高兴。加强控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迅猛蔓延。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形成一股反对他的力量，他对运行基本正常的党政机构还是能够容忍的。这股反对他的力量显然是要把他撵下台，或者至少要使他无法再搞一场类似“大跃迸”那样的运动。
1962 年 1 月，掀起了一股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省、市、地、县的领导干部和大型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七千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刘批评了“大跃进”。他说：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dang……”
七千人大会从 1 月 11 日开到 2 月 7 日才结束。但是周没有参与对毛的批评。“进行个人攻击总是有害无益的”。他含糊其辞地表扬那些“敢说真话，积极行动，执行正确决定”的人。他指的人可以是刘少奇，或彭德怀，甚至可以是他自己……
周在参加福建组会时讲道：“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党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的目的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说敢想敢于……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说，不敢干。想，总还是要想的。只要允许批评自由，错误就可以得到纠正……我们不能搞一言堂……”
“毛泽东同志要求实事求是。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讲假话。讲话之前先看领导的脸色。责任在我们这里，是领导上的责任。我们把你们压得太厉害了（这是他针对福建代表讲的话）。我们必须讲真话，提倡民主，加强党内民主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那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就是这样一方面引证毛的话，一方面又援引刘的话，两个人都不得罪。然后，在如何作一名好党员这个问题上，他通过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给大家作出了表率。他说：“国务院工作的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刘少奇进一步加紧对毛的批评。他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泄不满”。一时间，各种反对“皇帝”的讽刺小品、文章大量出现。虽然当时确有一部分人是在吐怨气，但要是认为这些文章都是知识分子自发地写出来的，这种想法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政治上没有人支持，文章是不可能在官方报刊上发表的。这个时候，党的报刊内部也有分歧。有的报刊杂志如《红旗》、《解放军报》是掌握在毛的支持者手中。而其他如《前线》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好象被刘在宣传部的人或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人所控制。
刘少奇不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党务工作者，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会组织者和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他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延安，他的著作有助于建立毛和毛泽东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毛的著作发表于前，刘的著作发表就紧跟于后。刘在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党的任伺一个党员都没有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当领袖的权利。”这本是他 40 年代写来反对王明的。现在又在重复这句话。这话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多次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毛主席，毛主席……难道他主下来身上就刻着主席二字？”
刘少奇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吗？毛肯定是这么认为的。1960 年 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 81 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也是毛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论战的一部分。刘少奇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在六次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毛。这次会议在结束时发表了一个极其冗长，言辞模棱两可的妥协声明。周恩来曾给过我一份这个声明，要我“研究研究，评论评论”。我只能说这是一篇充满自相矛盾的声明。我无法知道我的评论是否恰当，因为周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份文件。不这毛认定刘少奇是屈服于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了。刘 1962 年批评毛，尤其是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这一点，更加肯定了毛的看法。周恩来尽量避免卷入这场日益尖锐的对峙中去。周跟毛、刘、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计算机，太空探索，遗传生物工程学正在世界上引起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火山爆发般的灾难之间的年头里，周恩来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维护了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刘少奇也急于想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就孤立了毛，使毛看起来成了反右派运动的元凶。
3 月 2 比周恩来在一次由几千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对那些“过去对党所做的出于善意的批评”表示赞扬，含蓄地谴责了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的过扩大化错误。周还批评了破坏“双百”方针的左的倾向”，说必须恢复这个方针，而且要永远坚持下去。“知识分子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们必须有自由讨论的权利。”他还向是主党派人士讲：“你们要记住，按照宪法规定，你们是有权集会和吸收新成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今天还在引用周恩来的一些话。周曾提出：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十年以后，就在他去世之前，还再一次号召人民努力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当然，具体怎么搞，应当同群众商量。
但是，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去跟群众商量呢？
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声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内存在“资本主义”的危险。党正在变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周恩来在其间斡旋，却受到毛愤怒的斥责：“正是你们这些和稀泥的人在削弱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周没有为毛的言词所激怒，他没有反唇相讥。用道家的话来说：“必有忍，其乃有济。”
毛在这场斗争中获胜。他开始重新亲自过问各种政策的制定。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目的是要从下至上粑党整顿一番。
党员干部要按计划来一个大换班，要下放到“基层”去参加体力劳动，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听取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干部下放的同时，农村建立了基层贫下中农协会。这些基层组织有权批评上头来的干部，可以诉苦，可以发牢骚。
社教运动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运动。毋庸置疑，刘少奇只是表面上支持社教运动，而实际上却没有执行毛的意图。他们向基层组织派出“工作组”，不是去听取意见，不是去参加劳动，而是去“领导”运动，去“纠正”错误。这就使运动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一次清洗。社教运动很快就变成一场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惩罚、撤换、调动基层干部的运动，而上面的官员却丝毫不受影响。据记载，周是反对这样搞社教运动的。他说：“很多好干部就这么被整掉了……下去一批，又换上一帮。”这只能使基层干部更加糊涂，怒气更大。xinJiong 也曾派去搞社教，他对我说：“领导人捂盖子，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揭盖子。”社教运动后来被称之为“四清”运动，完全成了清查基层干部的运动，查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③。
刘少奇曾公开宣布：“谁反对党谁就是fan革命。”如果群众起来反对党，那一定是一个反党阴谋。在他们看来，党就是革命。但是，毛却不这么看。毛认为，如果党腐化了，烂了，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有责任起来反对它。就在毛即将逝世之前，他还在号召中国人民，如果党蜕变了，“他们就应该起来造反。”④
周恩来很少过问社教运动。他经常外出，各种各样的活动甚多，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处理教育问题上。教育机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然而周发现，高级干部的子女大部比较缺乏社会觉悟，这是很令人不安的。他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有一种厌恶体力劳动的倾向，一种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工农出身的年轻大学生羞于提起自己的家庭成份。周恩来赞成学校的课程应包括体力劳动。在他的命令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沿海大城市，走出过去那种作茧自缚式的生活，到内地新建的城市、医院、工厂和大学里去工作。陈毅有一次毫不隐讳地对我讲：“我们正在培养一代新的官僚阶层。这些人成天只是想衣服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一辈子舒舒服服地坐办公室。”周恩来也说：“知识分子必须受到尊敬，但是他们必须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赢得这种尊敬。”每年的中学毕业生有好几百万，如果人人都只想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哪里有这么多办公室可坐的？
社教运动没有进展。毛这回输了，他把注意力转向军队。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中国军队模仿苏军的漂亮军服、金色帽缏和镶边统统给换掉了。现在，除了布料的质地不同，当官的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以外，官兵的服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由退伍老兵率领的军人进驻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在工厂，企事业，银行，邮局，研究所，大学，各部委，甚至外文出版社，到处都可以看到谦逊的，热情而笑容可掬的年轻士兵。他们是到这些单位来“学习”的，但同时也是来宣传解放军高尚品德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军人英雄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向解放军学习”成了最新的口号。
毛让军队进驻党政机关的这种作法是为他脑子里正在酝酿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他去见毛泽东，指出虽然社教运动的搞法“违背了原则，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但也不应由此而过高估计党内“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和他手下所有的人。
1964 年冬，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时，曾问周恩来他能不能跟刘少奇谈一次话。周反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想见他？”斯诺提醒周说，1936 年他是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的干部的帮助下才得以辗转到了延安。周于是安排斯诺参加一次宴会，出席那次宴会的有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在宴会上，他们谈笑风生，气氛十分友好、融洽。宴会结束时，周对斯诺说：“这回，他们几个你都见到了吧。”斯诺得出的印象是周不大愿意让他和刘少奇见面会谈。毛把斯诺看成是他自己的私人朋友，斯诺不懂得他要是单独和刘谈话，这对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能象莫斯科党代会上的那些人让赫鲁晓夫下台那样对付毛呢？刘在军委也有他的支持者，尽管毛是军委主席。为什么刘不能把毛“挤掉”？他是不是想过要这么做？
看来，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举棋不定。毛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常常不听他的，有事也不跟他打招呼，发指令也不同他商量。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想暗中彻底tui翻他。也许他们低估了毛和他的胆略。
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个四川人，高高的个子，英俊而果敢。他是军委的一名常委。1965 年 5 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文中表露，战争的危险来自美国，其他只是一些次要问题，他还赞成中国参与越南战争。就在罗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在 4 月 29 日，周再一次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不侵犯北越，如果美军不超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是不会出兵的。”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开始认真地向他的反对派发起攻击。一段时间以来，毛一直在谈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国的书刊，戏剧已经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素所侵蚀，因而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观念上来个变革。周恩来曾扼要地跟我说起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想法。他说：“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个彻底的变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他的话使人觉得“文革”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练，一次思想上的教育。似乎只要思想上下决心，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谁也没料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会变成那样子。
毛首先拿在北京上演的一出戏开刀。这出戏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中主角海瑞是明朝的一名官员，曾公开批评皇帝的错误。毫无疑问，剧中的海瑞被认为是影射的现实中的彭德怀。彭德怀敢于说真话，结果被毛罢了官……至少毛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毛下令调查这件事。于是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查文化领域里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海瑞罢官》开始。11 月，上海一名年轻的政治文人姚文无⑤写了一篇批判《海瑞罢宫》的文章。姚后来是毛夫人在“文革”运动中宠信的笔杆子。姚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然而彭真拒绝在北京转载这篇文章。当时毛认为北京他管不了，所以每年要在上海呆不少时间。上海为毛专门修建了一处住宅，周围有数公顷的园林。周恩来到上海去见毛，毛在这里接见了周。他和颜悦色地对他的总理说：“是的，文章应该发表，以展开一场对文化艺术的讨论。”周回到北京后立即劝彭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有人说按语是周同意了的）。⑥按语强调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展开一场辩论以识别文学作品的好坏。整个冬天五人小组一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拖着。12 月，毛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说罗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审问和“改造”罗瑞卿这个难差交给周恩来去办。罗是周恩来的朋友。周的朋友中包括陈毅等人。周是军委副主席，罗是总参谋长，周和罗因而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看来罗是赞成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这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正好相反。但是罗坚决不承认他反对毛泽东。真正考验罗的时刻是 1966 年 3 月份。他连续遭到军队指挥官的批判，有冤难辩，决定以死抗争，遂于 3 月 18 日从关押他的高楼纵身跳下。但他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不得不进行截肢。
1966 年 2 月，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关于《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和学术讨论情况的汇报，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五人中有四人认为吴晗并不是执意要攻击毛和社会主义。彭真大胆他说：“我们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 12 月和 1 月，周一直忙着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他刚从华北视察旱情回来，又在着手研究在长江再建一座大水坝的计划，原来考虑的坝址要改变，计划把长江水引向缺水的北方。
彭真亲自带着《二月提纲》去见毛。毛当时正在杭州过冬。彭从杭州回北京时说毛对《提纲》是满意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3 月 28 日，毛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刘少奇和他的妻子正在巴基斯但和阿宫汗进行国事访问。
五人小组中，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二月提纲》所得出的结论。这个人就是康生，一个香烟不离口，阴险毒辣的安全部门的头子。⑦这次他又要成为风头人物了。
在 5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停职。同时停职的还有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以及刘少奇手下各大报刊的主编。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他拿出彭真保护副市长吴晗的勇气来为彭真辩护，如果他把他的支持者都联合起来，也许有可能制止毛。但是，刘少奇不是一个战略家，也许他不愿意使党分裂。他迟疑再三，最后决定让步。他没有为彭真辩护。或许他认为把彭真搞掉后毛就会消气，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毛的支持者都出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有到会。4 月 26 日到 5 月 11 日，他陪着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东北参观。
周回到北京时发现局势骤变，他不得不再一次采取中间立场。现在一切都明摆在那儿.中国的政治斗争牵涉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注释
①与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毛泽东传》等好几本关于毛的书都提到这次谈话。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 4 期（英文版）。
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 泰维斯所著《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研究论文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
④《毛泽东传》（中文版）中没有提到此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报道。
⑤姚文元，生于 1931 年，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密友，“四人帮”成员之1
⑥按语不是周写的，但他没有反对按语的内容。
⑦康生，见第一部关于延安整风的章节、整风期间康生诬谄和迫害了许多党的干部。又见第三部，他成为“四人帮”的主要顾问。参阅康生传记以及罗歇法利戈和雷米考弗所著《康生和中国的秘密警察》，1987 年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出版。
第三部
第一章 身陷十八层地狱（1966—1967）
——周恩来参加 1956 年的八月会议，力图修改有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1966 年 8 月，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担心对生产有影响
——10 月，周注意到“文革”中出现的暴力行动，并想方设法阻止其蔓延
——1966—1967 年，周挽救了许多党内、党外人士的生命
——周未能解救贺龙以及周本人的养女孙继世
——周表面上赞成“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试图照常管理国家，使主产继续进行
素来不爱发火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怒气冲冲地提起“文化大革命”：“大热天起鸡皮疙瘩，真令人难以想象。”成群结队的红卫兵长达 22 个小时的轮番围攻，使得他心脏病发作了。他一直毫不动摇，象往常一样同红卫兵们谈话，直到嗓子嘶哑、精疲力竭为止。从 1966 年的 11 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周一直患有心律不齐、气喘、昏厥等病症，每天要四次服用治心血管病的药帆然而，每当他从持续几分钟的昏厥中苏醒过来仅半小时，就会站起来，把医生支开。尽管双手还在颤抖、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他还是说：“我们现在继续工作吧……”
1988 年 10 月，聂荣臻同我谈起“文革”那些年月时，对我说：“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竟是如此的激烈。疯狂。我们毫无准备。”①面对充满暴力的‘气文革”，这些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清洗以及战斗的老干部也感到不知所措，情绪低落。一年以后，毛坦率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文革’称为动乱，你们这样讲，也许是对的。我与你们一样，也没有思想准备。”毛预料“动乱”，或者“天下大乱”，将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会失控。
在毛看来，事物的矛盾是永恒的，而对立双方之间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宇宙中的正常现象。②毛确信刘、邓所控制的党的机构不再代表人民，它己蜕变为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军队也在发生变化，直至 1964 年军队整顿之前它不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享有特权的军官们的“俱乐部”。只有通过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获得新生、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文化大革命”是一把火，要烧掉党内所有肮脏的东西。党员应该在“文革”的烈火中经受考验，这样才能再次焕发出革命的热情。“我们许多人确实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成了骄做自满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无法解释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但是、毛的讲话很有感染力……人也许这是一种催眠状况，大家都跟着他走了。”③周恩来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面临这样的局势，感到困惑不解，无能为力。他们曾经穿越过险象环生，荆棘密布的历史长廊，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党内斗争的陷阱，得以生存下来。可是，过去总有一些安全保障机制，如党的纪律，党的规章制度等等。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可能猜想到共产党的主席竟然会策划摧毁和tui翻党的高级领导阶层，竟然会号召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帮助他进行这场异想天开的斗争。
1966 年夏，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一定十分焦虑地意识到，牺牲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作法是徒劳的。但是，他仍然确信党组织力量强大，足以顶住毛的压力。头脑敏锐的杨宪益④对我说：“刘的个性毁了他自己。”杨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幸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接着他说：“首先是他的鼻子，大鼻子，一个个性倔强的人的鼻子……他不是坏人，但他缺乏灵活性、缺乏想象力、缺乏魅力、缺乏幽默感。周恰恰具有这些品质。周善于辞令，说话给人一种正直感。尽管刘说话可能更真实些，但他只会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周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刘不苟言笑，听到笑话的反应仅仅是嗯、嗯两声。”杨宪益认为在那些不平常的岁月里，一个人的命运和他的“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杨继续说道：“他的妻子王光美非常漂亮。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个妻子。她穿着考究，开始拿出一副‘第一夫人’的派头。她不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吗？
在猜疑、妒忌，或者我们所说的‘红眼病’盛行的国度里，她令其他的夫人们，特别是毛的夫人江青相形见绌了。在中国，自我贬低是首要的美德。王光美显得如此快活、聪明、漂亮，实在有些不够谨慎。出国访问期间，她的丈夫有时不善应酬，气氛尴尬时，她参加进来与外国首脑交谈。这在后来使得刘少奇的日子更不好过。”
周恩来是否曾提醒过刘少奇要防着点毛呢？很显然，刘低估了毛泽东。与周不同，刘没有认识到，毛几乎是一种象大自然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无法无天”。⑤毛把自己比作“大闹天宫，打倒天宫里的一切官僚主义者的孙悟空”。自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以来，我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既是分不开的朋友，又有意见分歧，有如坚定不移的海滩在抵御着变幻莫恻的海洋。然而，在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周似乎也被继续革命、使党新生的宏伟理想所迷住了。他知道党在老化、党的机构日益官僚主义化。1963—1965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能将新鲜血液注入党的核心机构。
1966 年的夏天，一片危险的焦虑和等待的气氛。7 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周恩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他问我：“你在这里于什么？”我微笑着回答说：“我是一位列席者。”作为一名“资产阶级作家”，我无法获准参与那些虔诚的与会者的宏伟讨论。周的脸转了过去，我看得出他放心了。我不禁自问道，会议发生了什么问题？可是，他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以及宴会的还有刘少奇，宋庆龄和陈毅。
就在那年 7 月，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场奇怪的而意义不同寻常的游戏。这是直接和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有关。
刘少奇在得到毛含糊的同意⑥后，向各大学派遣由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党员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挖掘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然而，正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工作组那样，向各大学派遣的工作组很明显地转移了斗争方向。使大量的谩骂、指责落到了不幸的教授、讲师以及那些没有“后台”而容易成为牺牲品的人的头上。很快，工作组的做法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反对。我的一位侄女告诉我：“在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打老师……我们动了手，结果老师死了……”显而易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许多人并非作家，而是在各大学进修的外国留学生。要他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不让他们亲眼目睹他们的教授和同学所受到的遭遇。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召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在会议期间，一些与会者在越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要求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日本代表团也要求采取联合行动。这是苏联的方针。毛对此坚决反对。刘是不是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调动一些力量来支持自己呢？这里到底演的是哪一出戏？
有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一般，“作家们”和我本人困惑不解地被带到武汉。在武汉，我和其他人一起乘船游览了开阔的长江，“亲眼目睹”了毛畅游长江。可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只是听说而已，因为离开现场太远。这一天是7 月 16 日。7 月 18 日，毛返回北京，谴责刘派出的工作组以及“五十天的恐怖”。这是毛用来描绘工作组对大学的统治的话。
8 月 1 日至 12 日，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尚未完全失败，他仍拥有强有力的支持。倘若毛不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做为特邀与会者，特别是以其前秘书陈伯达为首的，并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⑦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就会成为少数派。⑧
这次会议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会上讨论通过的“十六条”纲领⑨将成为这场运动的指南。
周据理力争。他通过各种办法对“十六条”中的一些条款作了重要修改。前广东省委书记、突然晋升进入政治局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陶铸站在周的一边。当时陶铸被认为是毛的忠实支持者。
周在取得毛同意后划掉了“十六条”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内容是：“在过去十七年里党内存在着一条由‘黑帮’操纵的‘黑线’。”周说，这句话不恰当。自从 1949 年起，不曾有过反对毛主席的黑帮或黑线。但是，周的意见彼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否定掉了。周接着提出增加一句具有限制性的话：“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援引毛 1956 年的重要讲话中这一内容十分重要。这将使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兔遭劫难，而且也会使人对指控刘少奇本人产生疑问。刘的罪过真的属于“敌我”矛盾吗？或者仅仅是认识范畴的错误？周还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必须牢记这一点。“黑帮”仅仅是一小撮。周坚持增加一项保护“做出过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条款，并获得成功，他希望将从事核研究、生物遗传工程的科学家以及大专院校的物理学家保护起来。聂荣臻和陶铸坚决支持他。毛也被说服了。在周的竭力争取下，还加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且是由毛亲笔写下的：“要文斗，不要武斗。”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应使用暴力。然而，它却成为“十六条”当中最受忽视的一点。正如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每次党内政治斗争都出现浮夸和歪曲……因此受害者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这并非毛的本意。”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指示和纲领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模糊性。要求掌握文件的“精神”。可是，文件的精神可以根据党的主管官员的理解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甚至今天，各级党委书记、各级主管官员对一项指示可以随意解释，以符合自己的想法。
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一直保留不同看法，现在他又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党内出现过‘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却从未有过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接受这种提法，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1949年以来通过的许多决议、采取的许多方针政策都成问题了。对“资本家”一词可以做各种解释。“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农民卖了几个鸡蛋就成为资本家了？”但是，毛不准备修改这一提法。
在以后的数月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充满暴力的阶段，周设法冲淡这种令人费解的说法。他宣称资本主义道路“从不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一小撮”。他继续大胆他说：“这只是认识问题……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照这种说法，刘少奇的错误成了认识问题，是可以改正的，因而不是什么死罪。
周并非对刘少奇有特殊好感。事实上，刘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同周商量。周不仅仅是为了刘一个人而据理力争，他关心的是整个党。
批刘的会议在不断地进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对刘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指控。在其中一次批判会议上，周恩来尖刻地评论说，如果党内突然间发现了这样多的“内奸和叛徒”，那么 1942—1945 年的整风运动肯定有问题。对于周的讥讽，现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不会不懂得。康生掌管党内档案，这些话在下一轮党内较量中对他很有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是刘的支持者。当时刘领导的北方局干部未受到追究，而斗争矛头指向王明集团以及其他中央局（包括周恩来领导过的南方局）。目前，康生成了反对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严厉的控诉人。
刘承认在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的 50 天期间犯了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但拒绝接受说他从 1949 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的提法，因为他以前的工作都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进而争辩说：“起来反对共产党的群众只可能是反对革命。”这种武断的结论与毛的观点截然相反。毛认为人民群众有权反对某个政党，甚至共产党，如果这个党腐化了或者“资本主义化”了。
周恩来想出一些措辞略有不同的而又合情合理的说法，他争辩说：“群众只是纠正少数党员的错误，而不是针对党的本身。”他也不能接受党可以被tui翻的观点。他的话维护了党的最终权威。他坚持“在党外人士的批评帮助下”，共产党可以通过接受批评来纠正自身的错误。他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 1956 年他推行“双百方针”那次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毛坚持己见，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反对刘、邓集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
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科学家。为此，他被迫放弃文化部。文化部以及曾经是刘、邓堡垒的中宣部和新闻机构，现在落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周也失去了对教育部门的控制，尽管他通过外交部长保留住外语学院以及其他培养未来外事人材的院校。一段时期内，他掌管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其下属各个部门。后来那里的人员都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1967 年下半年以前，他让陈毅主持着外交部。他试图保护艺术家、歌唱家、演员和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他的朋友。许多人都去过他家，与他一道共享简朴的“两菜一汤”。但是在保护他们这方面，周也并不成功，他的好朋友郭沫若则是一个例外。(11)郭事先早已得到了警告。4 月初，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批评，声称自己写的书应当全部烧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幸免于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如此高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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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8 月 18 日，50 万红卫兵首次到tian安门广场游行。在以后的四个月里，毛、林彪、周恩来 8 次检阅红卫兵。总共有 1300 万中国的青年人参加了这些接见、检阅，他们免费乘火车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还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照顾数以百万计的红卫乒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恩来的责任。只有他办事可靠，而且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大民主、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这些都是赋予红卫兵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头脑发热、所作所为毫无顾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卫兵当中许多人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残暴？恰恰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红卫兵变得十分野蛮、凶残。我接触过许多以前的红卫兵。他们们心自问，是什么感染了自己，驱使他们使用暴力。(12) 他们当时受到大规模宣传的影响，他们听信了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煽动性的讲话。但是，他们别出心裁、想出来的惩罚方式完全是封建式的。这一封建主义的集中表现及其对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人来加以探索。也许“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提供了发泄残暴感情的机会，使得在儒家与共产主义集权制下深受压抑的冲动感情得以爆发出来。对某些共产党员施加暴行也是对数千年来屈从长者统治以及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的反抗，而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看来周当时仍然希望，游行、欢呼、喊口号等会因这些青年人精疲力尽而很快消失。在 9 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提出“必须重视生产问题”。这是限制红卫兵行动的一个策略。9 月 27 日，周在国务院说，党必须控制局面，权力不能交给乌合之众。直到 10 月 1 日以前，周似乎还认为，党的力量足以疏导、控制红卫兵。一位忧心忡忡的大学校长满怀希望地问陈毅：“总理现在肯定会扭转局面吧？”陈毅只是晃了晃脑袋，未置可否。
10 月 1 日那天，林彪的讲话彻底粉碎了周的希望。林彪现在是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总是与毛形影不离。林身材瘦削，面色灰黄，一顶军帽紧紧戴在他的秃头上。他总是匆匆地跟在越来越肥胖的毛的身后。
“我们一定要打倒走资派……我们一定要铲除旧文化、铲除旧习惯、旧势力。”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每句话都要重复三遍。林彪讲话之后，周以带着倦意的嗓音表扬了红卫兵，但同时提醒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还有江青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激进的王、关、戚(13)三人蓄意唆使青年使用暴力。红卫兵抄家，毒打党员和干部，私设公堂审问他们。有时，这类审问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红卫兵轮流换班审讯，不让被审的人睡觉。
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单位以及所有部委都有“革命造反派”，他们是一些职务较低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打倒“走资派”的名义下冲击他们的上级。这使得周管理政府事务异常困难。一个又一个的部长、司长、局长受到冲击，或被拉去“批斗”。批斗意味着数小时的审讯，或者遭到毒打，甚至濒临死亡。
周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昼夜不停，求援呼救声不断。他的一位秘书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生气他说：“什么？换了电话号码他们怎么能找到我？”每天，数百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恳求他出面干预、救人……
因为他依然是中心人物，他有能力进行干预，而且确实也在干预。他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但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日益减少，他的部长们不断地消失，以致他被迫亲自动手写信。一段时期里，他手理的工作人员从几千人减少到二三百人。
他忍受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公开谴责刘、邓是走资派。邓小平被赶下台后，周还要接管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破四旧、立四新”是句口号，破四旧的意思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抄家的红卫兵来说，破四旧意味着没收、毁坏一切“旧的”东西，比如古董和书籍。周试图加以制止，不论是从资本家家中，还是共产党党员干部家中抄来的东西，必须交公，有价值的必须存放在博物馆里，为了保证所藏物品的安全，他下令关闭各个博物馆。许多在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都归还原主了。周制定了一份列为国家珍宝的纪念物和庙字的清单。古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庙宇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在西藏、云南、四川，当地的红卫兵无视这些命令。周孤身一人，无法阻止年轻人靠践踏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来建立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世界”。
为了救人，周出面干预……可是，有时太迟了，有些人没有得救。例如他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在遭受 40 多天的折磨之后，死于武斗和严刑逼供之中。周恩来说：“我感到万分气愤”，“文革”结束后，那些有犯罪行为的人受到追究，并绳之以法。
几个星期过去了，暴力行为有增无减。对周来讲，生活好比一场醒着的噩梦。然而，他照样挥动着小红书，与康生、江青一道乘着吉普车，同他们一样喊口号。
邓小平在后来谈到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和他的许多同事也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保存别人……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
曾经多年担任周的秘书，并善于思索的浦寿昌说：“周恩来面临两种抉择，无论哪一种部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
他要是否定、谴责“文化大革命”，他就会成为反党分子、内奸、“牛鬼蛇神”，“而且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假如情况如此，中国人民、中国的经济、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他的消失就意味着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极端分子的胜利。这就意味着党的垮台。赶走刘、邓之后，除了毛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享有周的地位和影响。
周的另一位助手和我谈起“敬爱的总理”时，他说，“毛也需要周恩来。尽管毛利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但他十分精明，不会不保留周恩来，以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的。”毛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黄华说：“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他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另一位前大使说：”我认为周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胯下受辱的韩信。周在 1928 年不是就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吗？”
他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他在那些岁月里顽强地忍受着痛苦。但是他挽救了无数的男男女女。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
十八层地狱……对于“文革”的幸存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然而，或许有一天，毛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内官僚机构的行动会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不过，在 1966 年、1967 年，对许多党的老干部来说，确实好似地狱一般。他们全都寄希望于周。周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能拯救那些身陷地狱的人呢？”
从 1937 年开始，直到治理国家的最初岁月里，周都坚持与非党人士的合作。现在，他极其关心、保护党外人士，使他们免遭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起来的暴力的冲击。他深感责任重大。正是他自己使许多知识分子站到共产党的一边。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期间，他目睹了一些知识分子遭受到的羞辱和摧残。当时领导这场反右派斗争的人绝不容许任何反对共产党组织的言行。
一位著名学者的家被抄之后，向毛写信诉说。毛在信上批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收到信后，周以此为依据，不仅使该学者被抄的物品如数归还，住所得到保护，而且还拟定了一份“保护对象”的名单。名单上还包括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所有人大常委委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有象蔡廷谐、傅作义等前国民党将领。对那些遭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周把他们送进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三○一医院保护起来。在医院里，知情的医生们诊断他们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不准他们出院……几年之后，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安全地再度出现。在周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宋庆龄。她住在一所宫殿般的住宅里，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家，要把她的长头发剪掉。周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地制止了红卫兵的行动。他严肃地向他们讲述了宋庆龄对中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周于 1966 年 11 月主持了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重要集会，并指示要保护好孙中山的铜像以及南京的中山陵。
一份有关 61 名先后遭国民党监禁后获释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传播开了。名单上的人全都是刘少奇的人，或者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人。现在，这些人部被打成“叛徒”，要不然他们怎能从蒋介石的监狱里活着出来呢？他们成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据说毛亲自“圈点了”他们的名字。周事先通知了名单上的薄一波。(14)薄试图离开北京，但被发现后押送回北京，薄本来可能性命难保，但周设法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因此薄时至今日依然健在。然而，61 个“叛徒”中的一些人则成了牺牲品，最后周恩来亲自给毛写信，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 61 位共产党员是在中央委员会批准后，通过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而获释的。毛泽东似乎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在批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中说明“中央是知道的”。周从而保护了所谓的 61 个“叛徒”中的许多人。
周不断变换策略，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救同事。“有时他严厉谴责某个受到冲击的人，以便自己能够进入专案组。然后，他总是提出一些为这个人开脱的理由……”这种“表面上批判，事实上开脱”的手法周在长征期间就使用过，救了廖承志的命。(15)现在，他再次运用这一策略来救廖承志。江青特别讨厌廖，因为 1937 年政治局曾指示当时在香港为党工作的廖去调查过演员蓝苹的历史，原因是毛打算和她结婚。廖的调查报告持否定态度。蓝苹，即现在的江青，要让廖为此付出代价。他被指控生活腐化、堕落，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若不是周召他去参加一次“侨办的紧急会议”，并把他藏在自己的家中，廖必死无疑。一连几个星期，周拒绝把廖交出来。他警告说，批斗廖会在海外华侨界引起恐慌。后来廖进了北京医院。江青及王、关、戚要周交出廖，周反问道：“你们要他死吗？他死了，海外的华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
周还试图使用同样的办法解救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仙管荣的儿子叫“小乐天”。(16)荣于 1987 年对我说：“恩来同志称自己的妻子为‘大乐天’，把我的儿子叫做‘小乐天’。午饭后，我总是去周的办公室找他，一天当中只有午饭后是他唯一的聊天时间。我们打打乒乓球，帮助他活动活动胳膊。建国后，周、贺龙、陈毅和我总是一起去跳舞。他们三人跳舞都跳得非常好，酒量也不小。周喜欢活泼的人，不喜欢呆板的人。他喜欢笑……”
荣高棠被揪到 6000 名红卫兵面前“受审”，要他承认在体育方面犯下的罪行。出乎他的意料，周也公开大声斥责他。“他念了一大堆有关我的罪状……我感到特别沮丧。”但是，在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周开始向红卫兵说：“这就是我们帮助犯错误的人的方式。触及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皮肉。”这使荣免遭毒打致死的下场。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十个春秋。“最初的四年里，我唱唱京剧、背背诗歌。后来的六年里，我一言不发。出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说话了。”荣至今仍对周有所不满：“我认为，是毛的魔力把他给迷惑住了。”
另一个周无法解救的人是李立三。李与他一起在巴黎呆过。李在 1928—1930 年期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为王明为首的“国际路线派”所取代。李立三 1967 年死于狱中。
贺龙相貌英俊，举止彬彬有礼。总是叼着他那根英国烟斗。他衣着讲究、笑容可掬。他是体委主任。他经常去周的办公室，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周处理公务。他坐在那里也是对周的一种慰藉。偶尔，他为周斟上一杯茅台酒。现在，周的大多数助手已经不在，他好象是一艘遇到了旋风的航船的船长，他的船员己被风浪卷走，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驾驶这艘封闭了舱门的航船。邓颖超说：“他从未说过一句自怜的话，他甚至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些事情。”贺龙从不提出问题。他去找周时，总是把烟斗揣在衣服口袋里，因为他知道周讨厌闻到烟味。
贺龙与林彪积怨甚深。事情可以追溯到决定人命运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当时，贺龙的妻子在党的保卫局工作。她奉命调查叶群，而叶群不久将成为林彪的妻子。叶群曾为国民党工作过，有人怀疑她是内奸。尽管象蓝苹一样，叶群的历史也搞清楚了，但叶仍然感到不安。假如贺龙的妻子谈论这些事怎么办？或者爱说爱笑的贺龙拿这些事开玩笑怎么办？反对贺龙的材料积累起来了。
贺龙手下的工作人员被迫提供了贺的罪过。出现了有关贺龙历史一些离奇的传说。贺龙感到迷惑、气愤。他到毛那里去抱怨。毛笑着说：“你没有任何问题。”彬彬有礼的贺龙从来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权力斗争。贺龙认为自己不用担心。可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冲进他的家，抄了他的东西，并且开始批斗他和他的妻子。周恩来介入了。“贺龙元帅身体不好，不能批斗他。你们要想讨论有关贺龙元帅的任何问题，来找我好了。” 他将贺龙夫妇保护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贺龙夫妇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星期。但是周的其他部长们仍在遭受骚扰，戴上高帽子游街，夜里无法安睡。在年轻人虐待的间隙里，周恩来周围的这些勇敢的人擦擦脸、梳梳头、整整衣服，便又返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1967 年春，一场恶毒攻击周恩来的运动开始了。(17)周注意到有人在有计划地挑出他的朋友进行迫害。方毅是周在越南问题上的特别顾问，并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主任，周曾经表扬过他。有一次方在会见外国贸易代表团之前，头部遭到连续猛击。方的脸上有一块胎记，有人故意打他这块胎记，使之鲜血直冒。周将他送进了三○一医院。同年春天，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王、关、威三人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红卫兵组织，叫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专门搜集有关周的“罪证”。4 月，“五一六”发现了贺龙躲在周的家中。周只好将贺龙夫妇送到北京郊区西山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在那里安全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一地点也被发现了。贺龙被关进了监狱。贺龙身患糖尿病，却得不到治疗，于 1969 年去世，终年 73 岁。贺龙的死令周十分悲伤，他失去一位志趣相投、忠实可靠的朋友。1978 年，贺龙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最令人痛心而又鲜为人知的一件事要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的被捕与身亡了。孙的母亲早年在上海认识当时叫蓝苹的江青。1940 年周和邓颖超送她去苏联的斯但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孙学成归国后，因为俄语讲得十分流利，偶尔为毛和周做些口译工作，有时也为陈毅担任口译。1967 年，要她提供不利于外交部长陈毅的证据，她拒绝了。不久。她同丈夫先后被关进监狱。维世 8 个月后就死于狱中。无论周，还是他的妻子邓颖超都找不到关押维世的地方。得知她的死讯后，周要求验尸。答复是：“按现行fan革命处理。遗体火化，不留骨灰。”这一迫害，据说是江青干的，因为江对任何可能了解她在上海时底细的人都感到恐惧万分。(18)
周恩来事无巨细，样样过问。他无处不在，无不关心。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告诫人们不要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决定不再伺候外国客人、资本家或海外华侨了，不再为他们擦皮鞋了。束手无策的饭店经理向周求援，他在粗暴无礼的服务员“造反派”代表的陪同下要来见周。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开始，周已经接待了三批红卫兵。现在已是清晨六点钟了。周看了看手表说：“好吧！我两个小时以后才去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我现在就去你们饭店，替外宾擦鞋。”
服务员代表尴尬地相互推诱。周谆谆教育他们说：“你们拒绝为我们的客人服务，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事业抹黑。”
据估计，周在 1966 年和 1967 年两年之间接见红卫兵多达 100 次以上。他的讲话似乎从不出格，但总包括一些与“文革”小组的人细微的差异和不同之处。他是公认的毛的代言人，但是担任这个角色，他有许多激烈的竞争对手。林彪、毛的妻子、极左派王、关、戚都极力想把他撵下台，他精明练达、老于世故的特点贯穿于他的每篇讲话之中。他从不直接反驳同事或者表示异议。但是他对他们的话进行精简、修饰，一点一点地加以否定。表面上看他在吹捧江青，实际上却巧妙地把江的激烈言辞冲淡了。他赞扬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将”。“你们生在红旗下，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必须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你们的一切行动……”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毛泽东思想。“不要武斗……搞武斗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
周马拉松式的讲话有三个主题。首先，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逻辑，通情达理，不要搞武斗。其次，革命是为了促进生产，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最后，阶级斗争不是查一个人的出身和查他的三代。“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可以改造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他以自己为例，说明出身于腐朽的封建家庭的人，只要在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是可以成为坚定革命者的。
他管理着国家，或者说，管理着国家中还可以管理的部分。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居然能设法使国家继续运转。他还负责指挥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林登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驻越美军人数扶摇直上，从三万人升到 1968—1969 年间的 50 万。周恩来把“支援越南”与努力重新控制全国的交通运输联系起来。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乘火车不买票，交通十分混乱。造成交逼混乱的还有铁路管理机构中的“造反派”，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为所欲为。最让周伤脑筋的是，如何说服他们，“造反是为了促进生产”。周保护了外贸部部长李强，派李亲自去视察胡志明小道，远远地躲开了红卫兵。“你到不了那里，就不要回来。”当然，李部长到了那里，而且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19)
快到 1967 年末，周才重新控制了通讯和公路、铁路运输。
1966 年 10 月，周阻止红卫兵用火焚烧广州交易会。广州每年一次的交易会是为外国公司和商社举办的。它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交会上出售绘有古典英雄人物的瓷器、仿造的古董、地毯、绸缎、刺绣以及机械设备……连续数天，周不厌其烦地劝说广州市各个红卫兵组织，绝对不要去冲击广交会。广交会为“我们支援英勇的越南兄弟抗击美帝国主义”提供外汇。“我们必须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才能帮助越南同志。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后的两年，他都亲自前往广州以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
面容瘦削、身体虚弱，但坚强不屈的 69 岁的老人继续在战斗。他呕心沥血地战斗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周恩来带领我们走出了地狱。他与恶魔一个、一个地较量。”与他一起在煎熬中度过那些岁月的人感慨万分地这样说着。他们像周一样，为了生存而说假话，为了挽救他人而说假话。现在，有些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周为什么不顶住毛？党员和人民会跟着周走的……”
不，他们不会跟着周走的。周是个知识分子，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但他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毛在基层群众中间有着巨大的魅力，而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刘少奇、邓小平可能掌握着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有多么强大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可是，他们无法战胜毛，周除了做他力所能及的事、等待时机、一个一个地剪除恶魔以外，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
注释
①1988 年 10 月作者对聂荣臻无帅的采访，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中文版。
②道教有关事物的双重性的观点可以在毛的许多著作中找到。无论是在今天的物理学中.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双重性都是辩证法的基础。
③引自作家、本书作者的朋友严文井的谈话，本书作者在过去 30 多年里曾多次与严交谈。
④杨宪益是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的资深编辑，系中国的一位名人他同他的英国妻子杨乃迭是本书作者的朋友。与杨来往的书信。见韩素音文档。
⑤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把自己说成“无法无天”这一点毛的一些对手如张国焘早就讲过，孙悟空是每个中国儿童都熟悉的故事《西游记》中的主要角色。参阅阿瑟韦利 1942 年出版的《猴子》.或英、法文版的《西游记》。
⑥本书作者听说的情况是：刘少奇去见毛泽东。他建议派工作组去调查学术界的修正主义活动。毛说：“你看着办吧！”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曾派过工作组（参阅第二部第六章）。再度派遣工们组为他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阶，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⑦1966 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 毛以前的秘书，《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文革小组组长。江青 毛的妻子，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小组副组长。康生 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姚文元、张平化、穆青，以及三个极端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即著名的王、关、戚。到 1968 年，中央文革小组仅剩下陈、江、张、康、姚 5 人。其他的人都不见了。有些人尽管没有被消灭，但被谴责为“极左分子”。参阅第三部第二、第三两章。
⑧这次会议增添了许多毛的支持者。林彪的部队当时也部署在北京。就倒刘而言，林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⑨“十六条”可以从中文资料、中央档案馆、1966 年 8 月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中找到。
⑩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11)郭沫若，本书作者在 1956 年及后来，多次采访过他。最后一次采访是在 1969 年。尽管郭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他井非总是受到尊敬，因为他吹捧过江青。也许是无意识的。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二部有关郭的章节。
(12)参阅韩素音文档，以编写儿童读物而闻名的作家谢冰心曾对本书作者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许多好孩子会变得如此残忍。”
(13)王、关、戚，参阅本章注释 7。
(14)薄一波，生于 1908 年，参阅克莱茵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尼词典》。1966—1967 年，他担任副总理一职，并主持国家经委工作。
(15)廖承志，参阅前面的注释。
(16)见 1987 年 3 月，作者采访荣高棠谈话记录。荣家在重庆时是周的邻居。周很喜欢荣的小儿子。具体细节请参阅韩素音文档，此处仅是节选。
(17)参阅下一章有关反周活动的细节。
(18)有关孙维世的详情，参阅第一部第十章。江青报复心极其强烈、臭名昭著。据中国人士透露，江青对维世的残酷迫害是为了“算老账”。“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军队和治安警察的“文革”特别行动小组查抄了所有与蓝苹曾经相识的电影导演、演员和作家的家，所有记录材料、书信、照片以及其他材料均被抄走。参见本书作者对电影导演司徒慧敏的采访，他是在上海认识江青的。
(19)周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不间断地向越南人提供军用物资。周想改用大批小舢板和帆船队从下龙湾运送大米。但是用船运大米容易遭到美军的轰炸或被水雷炸沉。周研究了下龙湾的潮汐情况，命令用四层塑料布包裹米袋，在涨潮时投入海中，使之漂向越南海岸。四万工程兵被派往边境地区，以保证铁路畅通无阻。另有数千名工程兵修筑胡志明小道，使吉普车可以通行。
第二章 道高一丈（1967—1969）
——“文化大革命”失控
——周努力维持主产
——毛放弃成立上海公社的设想
——靠解放军以支“左”即支持亲毛派的形式恢复秩序
——1967 年 2 月，一些者干部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按到林彪的报告，说这是一次亲刘的会议，因而深为恼怒
——周处境十分孤立，遭到攻击
——陈毅遭到冲击。1967 年底有人企图在外交部夺权
——姚登山成为临时外交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降温一 1968 年，周重新控制局面
——周亲赴武汉，解决了一次冲突
——毛决定让红卫兵上山下乡
——1972 年，毛在陈毅追悼会上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
周恩来竭尽全力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限制在城市的大、中学校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混乱已广泛地波及到工厂和公社，他对此深感沮丧。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林彪和江青不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使局势更加恶化。林彪宣称，除了毛和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民主的对象，大民主指的是红卫兵的行动。这样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考虑到要与之搏斗的恶魔中江青也许是可以对付的，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象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当日本来访者困惑不解向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苦笑地说：”个人的看法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变化。”
周也与陈伯达合作，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以前的秘书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对他表示尊重。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的一个红卫兵代表团将在机场受到周和陈泊达的迎接。然而，负责具体安排的札宾官员李连庆没有通知陈伯达飞机改在另一机场降落，只通知了周。周抵达机场后问：“伯达同志在哪儿？”李回答说，他忘记把更换机场的事告诉陈伯达了。20 年后的 1987 年 9 月，李连庆对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周总理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摇了摇头说，‘同志呵，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我当时真是垂头丧气。这一疏忽肯定会上文革小组的人用来反对周总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找周总理的岔子，这回他们会指控他蓄意破坏，总理将不得不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做自我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然而，足智多谋的周总理脸上的愁云突然消失了。“他替自己、也替我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连庆同志，为了节省领导人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只有出访代表团受到官方的送行。归国代表团。包括这一次）的迎接规格降低一些。请将此情况通知伯达同志。’”这样就把一次失礼的行为变成了美妙的恭维①。
1967 年 1 月，4000 万工人卷入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他们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成群结队地登上火车，要求去北京象红卫兵那样接受毛的检阅。周发出命令，制止工人串联。②小工厂只能选派一名工人、大工厂选派两至三名工人作为代表赴京，每次接见的代表总数不能超过300 人。他还在电报中劝说要来京请愿的工人说：“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更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从 12 月至 1 月，周向 150多个工矿组织发表讲话。有一次，他对数千名工人就“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减产”这一主题谈了九个小时。他处理了十分棘手的工资问题。当时数百万临时工遭到解雇。这些人变成“造反派”，在工厂里进行“夺权”，攻击正式工人……迫使厂方付出工资或自行发放工资。
就在 1967 年 1 月，上海的一名叫王洪文的基层干部将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势力强大的上海市委靠边站了，其成员被关进了监狱。此举引起了江青及其亲密同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注意。张、姚两人都来自上海。王洪文可能对中央文革小组十分有用。他们前去与王会晤。
巴黎公社令毛为之神往，因为它是一个在不依靠政党和军队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这符合毛的思想，符合他的民主和人民创造一切的思想。他打算根据这个样板宣布成立上海公社。然而，几天以后他改变了想法。周恩来掌握着充分的事实和数字，他与经济专家陈云直截了当地告诉毛生产在下降，中国将面临崩溃。混乱局势必须得到制止，1967 年 1 月 23 比毛决定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人民解放军得到命令去支持“左派”或“革命造反派”，把刘、邓控制的党内各级机构的权夺过来。但是，各省的党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坚守着阵地，搞垮这些党组织并非易事。省委书记们巧妙地向工人们大发奖金，因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组织保自己的红卫兵以对抗得到毛支持的红卫兵。
解放军要求学生返校、农民呆在各自的公社、工人应把革命热情用在自己的机器和生产上。周多年来与军队指挥官建立的各种联系，使他能够取得他们的合作，以保护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解放军守卫着电台、仓库、桥梁、火车站、机场、弹药库、粮库和监狱等要害部门。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热心。接到的命令是“支持左派”，但是，左派在哪里？谁是左派呢？因为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是拥护毛的。解放军犯了些错误，他们支持一些派别，解散另一些派别，麇集在林彪和毛夫人周围的一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现他们宠爱的红卫兵组织遭到排斥。于是谴责“军内走资派”的大字报出现了。周恩来意识到反军的危险，他警告“不能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的权，也不能夺解放军的权……”
1967 年初，周的盟友陶铸失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职位，以“现行fan革命分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这对周是一个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中三位最活跃、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仔细查阅了陶铸的讲话。他们发现陶铸在四年前的一篇讲话中说“甚至太阳也有黑点”，他们认为，这不是有意污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吗？
1969 年 4 月，周恩来才把陶从狱中救了出来，并送进了三○一医院。
1967 年整整一年里都在不断地进行“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各单位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数百起冲突。所有的组织均声称自己是毛派。解放军常常不得不进行干预。但他们奉命不许向人民群众开枪。所以战士们时有死伤。解放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未来党的重建机构都必须将解放军包括在内。毛的设想是在各级政权机构中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即包括被解放了的干部、军人和人民群众代表。毛说，为了使政权机构民主化，每个革命委员会至少要有 30％的成员来自群众，1967 年 1 月 31 日，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东北的黑龙江省成立，成为其他省份的样板。可是三年后该省军区司令潘复生给降职了。③
周小心翼翼地发表不同的见解，他开始提出：“遭受冤枉的人应该恢复名誉，应该为他们平反，释放他们。”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于这样说的人只有他一个，照他的说法，就要释放许多党的干部。“不能容忍经济进一步恶化，否则抓革命的基础也就会遭到毁坏。”周的讲话极其精明。他宣称，“走资派反抗‘左派’就是破坏生产。”这句话的意思是，谁破坏经济，谁就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地道的走资派。林彪、江青、王、关、戚说，“越乱越好”。周的话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得力干部的短缺促成了二月中央碰头会议的召开。会上一些老党员、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举行了讨论。周肯定策划了此事，而且主持了会议，但他在激烈的争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没有表态。
会议地点为怀仁堂。1949 年，政协曾在这里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出席二月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余秋里、谭震林等长征老干部。面对他们而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的妻子叶群。2 月 11 日和 16 日，会议进行了两天，会上互相攻讦，充满火药味。
苍白、瘦削的张春桥以轻蔑的语气，指责老干部们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是反毛的。④来自湖南、且性情暴躁的谭震林说，毛的夫人“比武则天还武则天”。⑤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中也是这样说。谭讲完，拿起衣服准备退出会场以示抗议，陈毅劝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介入这场争论。在另一场合，时剑英愤怒地质问说：”难道我们这些老干部要象叛徒和fan革命分子一样被扔进垃圾堆吗？”说着，用手猛击桌子，以致把一根指骨折裂了。
毛泽东从林彪和妻子江青那里得知会上对批判刘少奇表示异议，周解释说没有替刘翻案的意图，但毛不听他的解释。怒火集中在谭震林身上。谭曾组织过保自己的红卫兵、保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力抗拒任何夺去他农林办公室主任职务的企图。
周设法替谭说情，但他还要保护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他的同僚和朋友。尽管十分小心谨慎，他也受到了牵连。他不是建议“恢复名誉”吗？周回答说：“的确说过，但只是针对那些遭受冤屈的人。我没有说过恢复走资派的名誉。”他尽量回避这一问题，然而，他必须在两点上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思想认识不够以及有和稀泥的倾向。二月会议被贬为“fan革命逆流”。叶剑英失去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周比以往更加势单力薄了，但是，还不可能把周直接打倒。
周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仇敌支持的一个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专门搜集反对周的材料。现在，这个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升级了。曾断断续续出现过一些反周的大字报。一场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战开始了，它得到国务院下属的经贸学院红卫兵的支持。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周恩来提十个问题”，“对周恩来的二十三点疑问”，”周恩来为什么阻碍批斗李先念？”“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一天，周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这些标语醒目地印入他的眼帘。
关于阶级出身的问题，周和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看个人的态度和表现，而不是出身。然而，“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划分阶级成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尤其是在红卫兵当中，反对革命的阶级划分为九类，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为无产阶级出身的江青斥之为“臭老九”。
1967 年 9 月，周怀着极大的勇气告诫红卫兵，指出把阶级出身当作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是不充分的。
周不得不放弃谭震林，但这是在 6 月 15 日以后。“他为谭奋斗了四个月，然而我在大喇叭里听到他的声音：‘打倒谭震林！’这使我十分诧异，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段话是周恩来生平与著作研究组的一位成员逐宁逐句地跟我说的。它再次表明了周为人处事的方式。即使他呼喊了打倒谭的口号，他也不允许将谭拖出去参加批斗大会。群众批斗大会是场恐怖的经历，谭可能会遭到拳打脚踢，受到伤害。他只允许搞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批判会。谭蹲了两年监狱。1970 年，当然又是周恩来把他送进三○一医院。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从历史档案中查到有关伍豪（周的笔名）和其他 243 名共产党员所谓退党的证据。这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捏造的一桩臭名昭著的诬陷事件。王、关、戚三人欣喜著狂地将这一所谓的变节的证据寄给毛。毛对此未予答复。毛对他们的第二封信的回答是：“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一直在努力管理因无政府主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由于此事的困扰，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将其寄给毛。他在信中对毛说：“我一直忙于处理四川省和内蒙古的问题……今天才有时间查阅以前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材料。”他把自己保曾的有关此事的剪报统统都寄给了毛。
他的敌人并不就此罢休。
热情奔放的外交部长陈毅是周的敌人的主要目标。如果把陈毅赶出外交部，就可以搞垮周了。陶铸、叶剑英、李先念都搞下去了，周快要成为孤家寡人了。早在 1966 年 9 月，陈毅就已遭到了口头攻击。攻击陈毅最凶的人来自培养未来外事干部的外国语学院。该院的一些学生（不是全部）以心狠手毒名扬各高等学府。周不准他们碰陈毅。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喇叭，高呼“揪出陈毅”。周的办公室和住宅离西门最近，噪音令他彻夜难眠。陈与周相比，不那么谨慎，不那么耐心，粑年轻人称作“娃娃”，意思是“仍穿着开裆裤”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陈毅对围攻自己的青年人说：“如果你们想干革命，为什么不去越南打仗？”同年晚些时候，在被迫参加的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举起小红书⑥严肃地说，“翻到 271 页”。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翻，可是没有 271 页。陈毅假装读语录，拖着声音念道：“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然后，他抬眼看了看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怎么能认为所有毛主席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都包括在这本小书里呢？”陈对林彪冷嘲热讽。“林副主席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啊……想想看，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长征期间林彪因拒绝服从毛而被周恩来批评过。
1967 年 2 月，陈毅做了一次自我检查，对此，毛很满意，说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批评。周趁机让人将这一“样板”登在报纸上。编辑还加上按语说：“陈毅同志从来不搞两面派。”这样，周把攻击的矛头从陈毅身上转移开了，但是为时不长。
除了应付红卫兵的幼稚行动之外，周不仅要管理国事，还要取代邓小平处理日常党务。他的鼻子出血次数日益增多，他的心脏不好，有时气喘。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厨师、警卫、司机、秘书以及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以及其他来访者都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们同意对恩来同志的批评。”邓颖超在大字报的边上贴了一张“小字报”。“我完全赞成这一批评。”她请求自己的丈夫“为了革命、为了党、为了长远的利益，多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健康”。周回答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这是一篇模仿整天在骚扰他的恶毒大字报的诙谐之作，可以暂时减轻压在他身上的难以忍受的重担。但是，周是不会允许在自己的脑海或自己周围的人的脑海里出现绝望的字眼。他说：“我们正在经受考验。”
夏天，对陈毅的攻击加剧了，周勉强同意举行批斗他的外交部长的大会，但他警告说：“一切都必须事先准备好……陈部长很忙，不能浪费他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极端分子决定夺外交部长的权。在王、关、戚三人的授意下，一队红卫兵查抄了存放机密文件的外交部档案室。这些无知的青年一边随意乱扔着档案文件，一边喊道：“有什么机密的？要这些机密干什么？”周恼火了，他召集红卫兵和唆使红卫兵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同他们谈了四个小时，坚决要求他们归还拿走的档案，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过可以批判陈毅，但是不能干预外交部的工作。不能打倒外交部长。”6 月底，发生了另一起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周向毛抱怨了一番，把被抄走的材料要了回来。
8 月，对外交部的冲击达到了高潮，一个叫姚登山的外交官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在外交部夺权。姚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4 月下旬印度尼西亚政府fan华时被迫回国。在北京，他象英雄一般受到欢迎。他与毛和江青手挽手的照片刊登在报刊上。姚指控陈毅阻止海外爱国华侨谴责所在国的政府，压抑了他们的义愤。周反驳道，“是毛主席和我在许多年前制定的侨务政策。”周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出现大规模fan华、排华和屠杀华人的浪潮。海外华人由于他们的成就与在所在国的经济实力已遭到当地人的怨恨，很容易受到伤害。
8 月 7 日，姚登山率领 300 余名红卫兵占领了外交部，夺了陈毅的权。他成为事实上的外交部长达 16 天。夺权事件发生时，周正在外省解决一场严重的冲突。8 月 26 日，一万名红卫兵聚集在人民大会堂，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已经连续忙了近 20 小时的周心脏病发作了。在他稍稍缓解后，坚持去见想批斗陈毅的红卫兵，并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想把陈毅带走，我就站在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体上踏过去！”周思来把陈毅带回了家。
在夺权的 16 天里，姚成了外交部长。周虽然无法撤掉他，但是坚持自己作为总理的权力，监督这位不受欢迎的阁僚。姚向中国驻外各使领馆发电报、下达指示。周斥责他说：“准批准你这样做的？没有人看得懂你的电报……全都退回来了。”
8 月 22 日，红卫兵听到所谓英国人在香港犯下暴行的报道后，在愤怒中成群结队地冲进了英国大使馆。前一时期，年轻人停留在大使馆大门外边，呼口号、挥舞旗帜，而在使馆的前院两个苏格兰人穿着短格裙走来走去。他们吹着风笛以显示沉着、勇敢。现在大门被冲开了，汽油瓶扔向了馆内的建筑物，然后点火燃烧。周恩来派去的解放军和警察把英国的外交官救了出来。后来，周不仅亲自向英驻华代办道歉，而且由中国出钱重建英国使馆。
同年夏末，毛泽东从外地视察返京。他得知在他的名义下所干的一切，可能感到震惊，他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约束。
周立即开始行动，他想以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一切错误一一都纠正过来。
禁止武斗，禁止年轻人象 1966 年夏天那样到处串联；不准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设备；解放军第一次获准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可以还击，绝对禁止冲击外国使领馆。
周重新掌握了外交部。姚登山消失了。到年底，姚被作为现行fan革命分子投迸了监狱。当然不会为了保护他而把他送进医院。
周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清除极左派王、关、戚三人。不久，他们三人因挑动武斗、反对毛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等而先后被捕。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在周的坚持下才写进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中的。⑦
周恩来节节胜利，他战胜了制造动乱和混乱的牛鬼蛇神。但是他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1968 年2 月 13 日，91 位大使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一次冲动中坦率地——而坦率这种品质还是少表现为佳——联名签署了保陈毅的大字报。周恩来指出，“这是来自右的干扰……大字报有原则性的错误。”周俨然成了无可指责的“真正左派”的代表了，他的秘书浦寿昌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周得到了“不倒翁”的外号。看上去他前后左右摇摆，但事实证明他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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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在各省也是单枪匹马地作战。制止动乱，进行调停，发布指令。四川省的省委书记、长征老战士李井泉要对付数十万红卫兵，其中许多来自外省，而且都在相互打派仗。各派死亡人数相当可观。当时共有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和工人战斗队。在那个被称为中国粮仓的、丰饶却又乱糟糟的地区，红卫兵占领了生产坦克和战斗机的军工厂，并将其变作军营。这些都是在“大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我的几位在该省当工程师的亲戚告诉我：“年轻人从部队里偷来武器，然后就相互残杀。”这一说法在我以后采访前红卫兵时得到证实。李井泉曾试图逮捕和监禁为首分子，但未获成功。周说：“关监狱解决不了问题。”他另派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去处理武斗问题。他发现“虽然张国华同志有能力……但他口才太差，无法向年轻人解释清楚。”于是周亲自出马，面对持枪的各个派别做解释工作。他坚持要对话。“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其他手段。”他向悲观失望的同僚们引用了一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说：“我们绝不可丧失信心。”
周处理了河南、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的问题，那里的年轻人搞武斗引起了动乱。在香港，一些当地的“红卫兵”自制土炸弹，造成数人死亡。1967 年夏，在一些秘密帮会的挑拨煽动下，这块英国殖民地一片恐慌。周进行了干预。香港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敏感。谣传红卫兵正向香港进发，要收回香港。周把在香港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召到北京，对他们说：“香港的地位不变。”香港必须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外汇收入的一半是从香港赚来的。在周巧妙的引导下，一些记者，如已故的费彝民等，⑧表演了一出喜剧，以适应形势。一方面，他们朗诵小红书；另方面，他们绝不参与暴力行动。香港平静下来了。
7 月，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飞抵武汉。他们企图解散一个叫做“百万雄狮”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称：“百万雄狮”不是“真正的左派”。王力被支持“百万雄狮”一派扣押了。这件事被认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支持的，并说成是解放军指挥员首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明确的挑战。这是否是一场兵变的开端呢？军队已感到十分压抑，并对持续的混乱非常不满。据说中央派出一个空降师去对付陈再道。五艘军舰也已准备从上海溯江而上，直奔武双。军区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呢？
周恩来身着整齐、简朴的浅灰色夏装飞抵武汉。谣传说，大约有 25 辆卡车满载士兵等在机场要拘捕他。而他的飞机却在另一个机场降落了。他和往常一样足智多谋。周沉着冷静、循循善诱，采取了不失尊严，又坚持原则的办法，使陈再道不仅同意释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且陪同周一道去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向陈再道讨还血债。当然，无论是毛，还是周都不会去碰神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尤其是军队正处在不满的时候。解放军不会容忍自己的一位军官遭到惩罚。陈得到了从宽处理。他写了一份态度很好的自我批评，保证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又胜了一个回合。周在毛的支持下挫收了中央文革小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周恩来说：“军内没有走资派。”
上述插曲说明周已在慢慢地恢复对局面的控制。一开始，这种控制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一位良将的行动象星光下的幽灵一样无人察觉。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重新掌握全局。周懂得如何利用某一事件来推动另一事件，懂得如何利用看来毫不相关的事件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6 月中旬，他挤出时间同聂荣臻一起观看中国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他绝不让林彪来控制核研究、核试验室以及核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他向毛报告氢弹爆炸成功，进而暗示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是为了解放更多的知识分子、恢复科学研究、重开大学伏下一笔。
他飞往广州。广州的红卫兵正在忙于相互开枪射击。周与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他在这里似乎——犯了个错误，错误地把一个派别当做是“真正的左派”加以支持，用当时夸张的行话来说，该派别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对周最为重要的是广交会不能受到影响。许多西方商人抵达广州后都得到为他们准备好的毛的像章和小红书。周对此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姚登山已被清除。周又重新着手外交事务。向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和缅甸的吴奈温表示道歉。向海外华侨“红卫兵”发出严厉警告。12 月，他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运往越南的武器遭到红卫兵的抢劫。周命令军队指挥官韦国情⑨制止红卫兵的行动。韦负责管理与越南毗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向越南人民提供军用物资的军火库所在地。韦用迫击炮攻打红卫兵建筑的工事。抓了许多俘虏，并把他们送往劳动营。越南人得到了所需的供应。
1968 年 7 月，毛召集了十几位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对他们说：“你们让我失望……你们让中国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失望。”要把几十万的年轻人送往军垦农场、公社、边远省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周对垂头丧气的青年人发出了最后的告诫。(11)那些不听话，继续制造动乱，不交出武器，不返校的年轻人受到处罚。迅速处决了“杀人犯、qiang奸犯、抢劫犯和现行fan革命分子”。然而，fan革命一词现在的意思与 1966 年和 1967 年时候的意思完全相反。大字报上写道：“打倒极左分子！”士兵支持的工宣队进驻各个大学，以阻止青年人自相残杀。大部分地区的秩序恢复了。
红卫兵远离城市，使党的干部复职成为可能，他们不会再受红卫兵的骚扰了。周希望“文化大革命”很快会结束。他宣布：“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已被粉碎八”一次会上他就此题目发表重要讲话。他邀请江青出席这次会议，并请她发言。江青很恼火，因为她已无法再向自己宠爱的红卫兵听众发表讲演了。她语调尖刻地说：“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要我讲话。”她要求参加大会的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年轻人，也不要忘记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⑩现在她与周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周开始占上风了。愤怒的江青质问周：“你为什么仍然庇护着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批斗？”周回答说：“无论大斗，还是小斗，文斗，还是武斗，我就是不准批斗他们。”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发生的事情比起当年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些人之中有的被斗死了，你愿意承担责任吗？”这番话表明，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多深的精神创伤。毛的妻子躲到她在南方的一所别墅里呆了几个月。周对她暂时不再抛头露面的解释是，“工作大劳累，休息去了。”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周确实保护了许多人。但是他仍失去了一些他所敬重、热爱的朋友，例如贺龙。他也失去了颇有才干的章汉夫。章的夫人龚普生是周忠诚的新闻官员龚澎的姐姐。退出外交部的陈毅，患了肠癌，于 1972年初去世，周恩来把陈的死讯告诉了毛。毛一直非常喜欢快人快语的陈毅。他身穿睡衣睡裤，披上一件大衣，就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用于抚摸着周以他的名义送的花圈。“恩来，你事事操心。”他对陈毅的遗蠕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然后，他好象又想到什么似的，接着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对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词都很留意的周自然不会放过这番话。他轻轻地搀着悲伤的毛并送上汽车。后来，他把毛的话间接地告诉了邓小平，表示很快一切都会好转。邓小平当时正与家人一起呆在南方的一个省里。
三个月后，邓重返北京。1973 年 4 月他再次公开露面。周恩来似乎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注释
①本书作者对李连庆的采访。李连庆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②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其他更多的话保存在档案中。
③本书作者于 1969 年前往黑龙江省，并采访了潘复生。参阅《韩素音文档》。潘后来与林彪几乎在同一时期消失。
④1968 年 10 月，本书作者采访叶剑英元帅时，叶帅亲口所说。参阅韩素音文档及照片。
⑤唐朝的女皇武则天，于公元 690 年接替其丈夫统治中国。在男子为主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她被看作是残忍、放纵的象征。
⑥“小红书”指林彪于 1965 年主持编辑的《毛主席语录》。
⑦对这一点仍有不同说法。一些人说毛自己坚持这样做的，并不是由于周提示。但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
⑧费彝民（1914—1987），香港《大公报》的总编辑。他是个富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一直与周保持联系，以使香港免遭暴力冲击。据说，周制止了广州的红卫兵开进香港的企图，但这一点并未完全得到证实。毛肯定同意不要去碰香港。
⑨韦国清（1913—1989），系 1954 年帮助越南人指挥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的指挥官，参阅克莱茵和克拉克的《名人传记词典》。
⑩1968 年 9 月，周恩来讲话之后，江青接着讲了话。参阅韩素音文档。
第三章 违心之举——周恩来刘少奇和林彪（1968—1971）
——周恩来试图保护刘少奇夫妇，但未能成功
——1968 年周主持批判刘少奇的会议，并投票赞成把刘开除出党
——周表示后悔，并于 1970 年与埃德加斯诺谈及此事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
——1970 年林企图当国家主席毛反对林的这项图谋
——周和毛认识到必须对林彪加以约束
——周恩来再度得势，开始让党的干部复职，使大学复课
——1968—1970 年周和毛粑年轻的红卫兵送到农村、工厂和国营农场
——1970 年夏庐山会议上揭发了林彪和陈伯达
——周恩来主持对陈伯达的批判
——1969—1970 年周重新掌管政府备部委，并准备与美国解冻
1966 年末，“文化大革命”奔腾向前，刘少奇正遭到不指名的批判。周曾劝告刘和他的妻子“不要离开中南海这块安全地带”。可是王光美却被骗出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说她的女儿出了事。王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校园，一群嘲弄她的红卫兵把她包围起来，使她遭到难堪的屈辱。她被迫在台上站了几个小时，脖子上挂了一圈乒乓球制成的项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派他的秘书把王救了出来。江青是这起事件的主使者，因为她觉得王光美是她的对头。王和她的丈夫去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时带着一圈珍珠项链，还穿上绸缎衣服和高跟鞋。江青批评说：“她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净了！”①
1967 年 1 月，刘少奇所著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被付之一炬。这些书都被看成毒草，可是在 1942—1945 年延安时期，它们是帮助毛得势的理论基础。难道已经没有人记得刘对毛和毛泽东思想的兴起所作的贡献了吗？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检查，但是过不了关，1967 年公开指名道姓地谴责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此以前，只是对他影射攻击。然而周恩来严格遵照党的规章办事，他并不喜欢刘。而且打倒刘少奇的巨幅标语全城到处都是，但是他仍然给刘以国家主席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刘拒绝出席tian安门的群众大会，周来看他，对他说：“你是国家主席。标语上说要打倒你，但是党还没有说话。你还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周亲自安排刘在tian安门城楼上的位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宋庆龄在他的旁边。
周还努力使刘和他的妻子免受人身凌辱。1967 年夏，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就象对付陈毅那样。可是这次更加厉害。他们轮流上阵，动员十万大专院校的青年进行噪音战，唱歌、喊口号，要求把刘交给他们。当然，这出戏是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导演的。叫喊声夜以继日，使得住在中南海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跑到别处安身。周没有走，在噪音中坚持工作，晚上不得休息，红卫兵打算冲西门，然后又向占地广阔的中南海其他四个门进发。只要门口警卫用电话向周报告，周就在那里出现，亲自阻止红卫兵强行闯入。他说：“你们不能进入中南海。我这样说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能把他揪出去。”
可是周恩来无法阻止刘的警卫的蛮横行为。中央文革告诉这些警卫对刘不要存有任何怜悯之心。王光美被关迸了北京郊区的一所监狱里，一关就是十年。满城都贴上打倒刘的标语，连他独自一人居住的房间也是如此。
搜集来的大批有关刘的罪行的文件、资料堆积如山。②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比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残存的中央委员会对刘的“罪行资料”进行研究。会上指定周恩来主持讨论特别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同时周主持了对刘的问题作出决定的会议。在付诸表决的时候，周象其他在场的人一样，投票反对刘少奇，唯一例外的是一位勇敢的妇女，她的名字叫陈少敏。
9 年之后，在 1977 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周恩来和刘的关系好象并不融洽。在与苏联争论中，周坚决站在毛的一边，深信刘的主张会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在处理经济改革方面，周的意见和刘一致。现在刘被谴责为内奸、叛徒、工贼，而且“永远开除”出党。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毛泽东要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决心把刘开除出党。刘确实设法从毛那里攫取权力，在毛看来，刘在暗中计算他。毛认为权力落入刘的手中最终会导致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毛的这一想法也许是对的。甚至在 1966年夏，刘还不是要求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建议派中国军队去越南，帮助越南人反对美国吗？这样一来，不是又要引起一场朝鲜战争吗？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 24 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东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到 1968 年，总理又逐渐恢复权力。他削弱了极左分子的势力，甚至停止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工作，有的还抓了起来。他谴责刘少奇是不得已的。”
显然，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1970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是和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有关的。我在他来中国这件事上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③1970 年 10 月那天晚上，周对 1936 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象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④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与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在周恩来生前，我也没有辜负周对我的信任。1969 年10 月，70 岁高龄的刘少奇被赶到河南开封，同年 11 月去世。他的遗体火化了，骨灰以假名保存下来了。
周把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关、戚三人情洗掉了，干得干净利落，削弱了毛夫人一派的势力。这三人戴上了“fan革命分子”的帽子，从此便销声匿迹了。剩下的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林彪。
红卫兵制造混乱以后，毛派解放军去收拾残局，从而加强了林彪的势力，但是也加强了人民解放军中与林作对的人的势力。周在这些人中威信很高，因为从 1927 年起他就开始筹组军队。因此，林彪面对周的重新得势，要想通过攻击周的一些支持者来削弱他，这就毫不奇怪了。现在，周讲话的时候，自称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他表面上顺从林彪，使得林难以找茬。可是，三个与周和聂荣臻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突然于 1968 年春以犯有各种罪行而遭逮捕。这对周是一次间接的打击，当然，对林彪策划的军队人事变动。周显得泰然自若，毫不介意。休任命他的党羽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 1969 年将举行的中共九大作准备。而在九大上林彪将被封为毛的指定接班人。
到 1968 年 9 月，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0％以上的省级领导岗位都掌握在高级军官的手中。以前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只有 6％的人留任。周恩来在九大上处于绝对少数。
1968 年 8 月俄国军队入侵捷克。这件事再度为林彪提供一次机会，他强调中国也有遭到外国入侵的危险。勃列日涅夫是利用了最近匆匆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该条约规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威胁时，莫斯科有权进行干预。⑤
林彪向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提出警告：中国将遭到苏联的进攻，备战工作再也不能拖延了。
周当然不相信会发生战争。⑥他说不会有全面战争，也不会发生核战争。俄国人“炫耀武力”只是进行心理战而已。
奇怪的是，局势反而对周有利，他有了一些活动余地。9 月，他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的敌人可能要反扑，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此，革命委员会除部队和群众代表之外。必须有党的干部参加，巩固全面团结。青年“要到基层去投入生产……到农村、工厂、矿山去从事劳动。”
1969 年 3 月，中苏之间发生了乌苏里江珍宝岛（俄国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的武装冲突。林彪关于即将爆发战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1969 年 10月林彪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号令”，使全国处于战备状态。每个城市都要挖防空掩护体，街道下面地道交叉纵横，象迷宫一般。青年人都要进行军事训练。林彪想把一些军队领导人调离北京、中央，现在可以有借口把他们派往遥远的“战备基地”去了。
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苏联外交官攻击中国“好斗成性”，对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据报道，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要求和美国“合作”约束中国，甚至建议袭击中国的核基地。但是美国政策已在改变，或者已经改变，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向中国发出一系列的“信号”。⑦
中共九大从 4 月 1 日至 24 日举行，共有 1512 名代表出席，其中 44％是军人，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看来林彪胜利在望。他被正式宣布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在讲话中声称，党的“阴暗面”已经消除，党已革新，恢复了青春。几十万青年已从城市转入农村，大会没有受到这些年轻造反派的冲击。
周虽然处于少数，但在大会的军人里面，也有他的拥护者。推选代表的时候，他推荐新疆军区的王恩茂。周给新疆革委会委员们的电报说：“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⑧
王恩茂全家都需要到首都来，这样可以得到保护，不致发生“意外”。王在新疆已经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周给毛写信，建议让另外一个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他说：“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周直接推荐军人作为九大代表，说明他有意削弱林彪的优势。尽管如此，周还是属于少数。他使得石油部长和一些军事领导人当上了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少量候补中委的名额，陈毅也是九大代表，经济专家陈云也是，当然还有聂荣臻。此外，还有徐向前，他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兵和民兵工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站到毛的一边来了。
周又重新主持工作了，虽然手下人马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他宣布恢复大学里的自然科学课程，强调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教授来给工农兵学生授课。”他坚持要恢复外语院校，他说：“否则我们如何能够和外国朋友交谈，使全世界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亲自对北大和外语学院的师生代表讲话：“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自己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所以天天练不要限于一小时。”还说：“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了解背景，真正翻译得恰当是不容易的……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
他对于速成教科书不屑一顾。他说：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他拿起北京大学使用的英文教科书念了一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他问道，“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周辛辛苦苦、不惜牺牲，付出重大代价建立起来的大厦在“文革”中残破不堪了。他现在又重振旗鼓，不屈不挠地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辩护，⑨他主持厂李宗仁的追悼会，李宗仁和他的妻子在 1965 年回到中国，心中充满着希望……却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八个非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于1966 年就宣布取消了，周在 1969 年又把它们恢复了。周把民主党派的成员交由汪东兴保护起来。汪曾负责中央的警卫工作，现在是精锐的 8341 部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的禁卫军。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恢复了，这也是周的杰作，早在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时就已经开始。
周指出：对民主人士“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他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但他千方百计地不使统战思想消失。如果没有毛，也许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时候毛开始对林彪产生怀疑，因此对周更加依赖。周一贯小心谨慎，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请示毛，和毛泽东思想挂钩，把自己所作所为都称之为贯彻毛泽东思想。到 1969 年，可以从周的讲话中看出他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自信和魄力。他不再使用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许多别的人而不得不用的语调说话。但是他还必须十分留意，不让别人抓住辫子，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正在恢复许多党的干部的原职。所以他在今后几年中，要比过去干得更为巧妙，更为迂回曲折，表面上唯命是从。他要在毛的名义下，取消毛所做的一切错的事情。
周全面掌管外交部的工作，及时收到了尼克松总统发出的讯息。⑩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要把中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的动议未获通过，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带头反对莫斯科的这项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周的地位，使得与林彪的冲突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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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势力重新抬头。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不到 7％。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处于优势，他们的权力基础没有遭到损失。下一步要轮到党组织和军队分享权力果实。这一步对林彪不利。所有军队的指挥官并不都效忠于他。他们是效忠于毛的，虽然这种忠心有点玄妙和变化莫测。苏联“炫耀武力”（周的话）不起作用。在取得毛的同意后，周让不好对付的叶剑英进入政治局。1969 年 10 月，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和周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谈。“战争不再是一触即发，林彪也就失去了他的优势。现在又出现了和华盛顿谈判的可能性。周的地位得到加强。毛更加依靠他的总理，因为周擅长于和外国人打交道。毛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和美国达成谅解，他全力支持周的行动。林彪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党组织又趋于活跃，军队里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显要地位不太满意，而周恩来又成为毛的无法替代的总管家。
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症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他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自己的身体。”(11)聂于1937 年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时，是林彪所率八路军 115 师的政委。
倘若林彪想要自取灭亡的话，他现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据说有一项神秘的指示：不准和美国人有任何接触。这个指示谁发出的，无法查清。但是香港共产党报纸的记者对我说，肯定有这项指示。这件事发生在 1969 年秋天。(12)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一着，会触犯毛泽东，因为毛很想加强与美国的接触。
林彪把军队中忠于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安插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里，还有他的妻子叶群。(13)但是他还是感到不安全。1969 年刘少奇去世，国家主席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林彪决心要来当这个主席。可是毛在 1970 年 3 月已经明确提出要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使党政合一，建立一元化的领导。然而林彪在 4 月 11 日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保留这个职位。毛告诉他的接班人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林彪愚蠢得很，坚持已见。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又召开了一次庐山会议——中共。
“天才创造历史，天才改变世界。他们和凡人不可同日而语。”陈怕达根据林彪的意旨，在庐山会议上大肆吹捧毛为天才，周首先提出反对，他说：“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人民。”陈伯达对周严加驳斥。难道周不承认毛是天才？难道他怀疑毛的聪明才智？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天才的论点。后来他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14)8 月 25 日他通知会务处把所有关于“天才”的发言部从记录中删掉，无论口头和书面的都不准传播或讨论。陈伯达的言论是“fan马克思主义的”。
会上授权周恩来对陈怕达和其他发言吹捧毛为天才的人进行“批判和调查”。中央档案馆的人告诉我：“这件事两天就结束了。”毛评论道：“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奴隶创造历史……接着，毛把整个事件比喻成，企图“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这句话他在 11 年前反对彭德怀时也曾用过。
这是对林彪的警告。毛没有动林，而是按照中国的老规矩，集中批判林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毛问起邓小平，这是对林彪的一种厉害的侧击。毛高声问周道：“小平同志怎么样了？”周请毛放心，邓在思想改造方面正在取得巨大进步。周设法使邓住在一幢舒适的两层楼房里，半天在工厂劳动，半天在家栽培花草或者看书。答活时周脸上没有露出内心喜悦的表情。又一个牛鬼蛇神——林彪——由于自己的笨拙，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但是毛需要有人帮助，来削弱林彪建立起来的班子。大城市里的卫戍部队和司令员都是林的人，林不喜欢的指挥官都已调到边远省份去了。足智多谋的周找到一个办法。他说：“主席，为什么不恢复过去的军区司令轮换的制度呢？这样可以避免山头主义。”过去司令员在地方上呆久了，势力过大，就要调动，以免他建立自己的“山寨”。周的建议可以使毛调开林彪的党羽，而无攻击毛接班人的痕迹。很明显，林彪一直努力在经营自己的权力班底。
1965 年，四大金刚之一的吴法宪成为空军司令，林彪的儿子和女儿也加入了空军。接着是海军，1967 年归李作鹏指挥。黄永胜则是总参谋长……
毛要换掉自己的接班人，怎样做才不至于引起大的军事骚动呢？
＊＊＊
毛、林在相互角逐之中，周可以放手进行一些重大的变革。他调查了棉花和煤炭生产，改进银行和金融事业，制订陈旧工厂所需要的机器和更新设备的清单，恢复和加强与日本、西欧的贸易联系。他把工作组派往全国各地。面临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周总管家，以其通常的高效率，整顿国内秩序。他召集地质学家和地震学家，要求他们总结工作。有些精密仪器给“革命造反派”毁坏了，他惩罚了这些造反派。“革命怎么能够意味着忽视地震，置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于不顾呢？”地震区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因为没有迅速赶到现场照顾伤员和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斥责。周高声他说：“不要浪费时间查三代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受害者都有权利得到救助。”他保护科学家华罗庚，华的科研论文给红卫兵没收了。“这是偷窃！我们必须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条件……”时不我待，周分秒必争，甚至不愿浪费时间看表。他无处不在。他查看机器，下矿井……甚至抽时间去关心一个掏粪工人。这位工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了劳动模范，曾受到刘少奇接见。刘成为“内奸”、“工贼”后，他就立即变成了“fan革命分子”。周问道：“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怎么变成’文化革命’的对象？他是资本家吗？”他使这个工人立即恢复了名誉，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些经济专家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正是在 1970 年周再次重申后来称之为“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周要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央计划不行了，地方机构受益。工农业收入的 70％留在省里。这样中央就没有足够的财源对大型工程进行投资。周恢复了集权和中央计划，当然没有象 50 年代那样严格。
需要生产更多的大米、小麦和其他粮食。这就要求更多的化肥，不仅仅是公社小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肥料、塑料、人造纤维在计划中处于优先地位；加强了防洪工程，修固了水库和堤坝。周向一个日本农业代表团问了几个小时的问题，然后指示中国农业专家纽研究日本的种稻技术。他命令对全国公路、铁道和航空运输进行大规模整顿。“没有运输，没有能源，拿什么去搞现代化？”他赞同建筑巨大的葛洲坝。(15)
1969 年 9 月 23 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29 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爆炸了第二颗氢弹。第二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聂荣臻说：“一切成就都是周大力提倡高技术的结果。核科学家得到周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停止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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