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英国 韩素音
-- 作者：一个爱做梦的女孩
--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序言
为已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传记很难。要用区区几百页的篇幅如实地概括他的一生，他的行为和思想，他的精神和情感是项艰巨的工作。对于一些试图为这位名扬四海的伟人立传的西方人士，这几乎是一件根本无法做到的事。他的政敌也不得不赞扬他。在西方出版商看来，要出版这样一本周恩来传就难上加难了。
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地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如今西方时兴搜寻名人的缺点错误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劣行。总是有人问我：“韩素音，依你看，他一贯非常廉洁，从不软弱胆怯……他就没有一点污点吗？”很难向西方人解释清楚周恩来一生不染根本不会腐化，因为西方许多名人都有不少毛病，有时甚至非常自私卑鄙。揭名人的短处这几年非常时髦。
当然，一个传记作家不能也不该是圣人传记的作者，只有颂扬，毫无批评。他一定要铁面无私，在描写英雄业绩，伟大壮举和光辉时刻的同时，也要指出弱点、缺陷和失误。
任何赞扬过头、言过其实、大量堆砌形容词的传记都不是好的传记。应该去掉这些华丽词藻，让公众从客观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幸的是，在中国，写传记有一种“画蛇添足”的倾向，使用许多赞扬的词句，结果适得其反，削弱传记的感染力，又不利于读者的正确理解。
为了写这部传记，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交谈过。他们认识周总理或者和他在一起工作过。我有意寻找周恩来身上的弱点、缺点，甚至象发脾气这种小过失也不放过。我觉得人都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作家应该写人而不是写神。但是，在所有认识他或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我发现他们都对周恩来怀着深切的爱和敬佩的心情。这是永恒的怀念，具有不朽的力量。他受到他周围所有的人真心实意的爱戴。这并不是因为他总是正确，他象其他人一样也犯错误。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代人受过。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加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我只能说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我的美国出版商曾问过我，“难道你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我回答说，“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休恩要的东西，譬如不为人知的恶习、贪婪……他全都没有。他从来不谋私利。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
我在其他书中详细记述了我与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夫人、尊敬的邓颖超女士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 1956 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曾多次提到了这次谈话。以后，我与他多次会面，并都有记录。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周总理承认观点可以不同，而且实际上是欢迎分歧意见的。他知道世界是多式多样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他欢迎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因为他懂得只有通过争论，人的头脑才能变得更加敏锐。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然而，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分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在这本书中，我已摈除了个人的感情，写的是事实——仅仅是事实。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希望中国的青年，即我们所说的第四代人，读一读这本书。他们不了解过去。他们对革命早期的情况非常模糊。他们不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英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英勇献身，中国这个在世界上受压迫、受屈辱最深的国家才赢得了解放。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他们中有一种倾向，蔑视历史，嘲笑英雄，怀疑周恩来在某些紧要关头所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过去一无所知，又乐意接受对中国的肤浅的指摘，特别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充满幻想。
本书试图公正地表明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心里权衡的是所有政策和行动的最终目标。特别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对他治理的国家负责，要对他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负责。为此，他受到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他的这种责任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某些人对他的武断批评我不敢苟同。他们对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未经邓颖超女士的首肯，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周恩来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几十年来一直是周的朋友和伴侣。我告诉她，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出版象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她才同意我写这本书，青年需要榜样；可惜的是，在今天，许多国家的青年只能效仿电影明星、歌星……。然而，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
为了后代，我试写了这本书，周恩来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关于与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的思想，强调“双百”方针的思想以及执政党必须欢迎批评、广开言路的思想，当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思想为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取得成功指出了唯一的途径。中国未来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建立保障自由讨论的必要体制和机构。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周恩来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他尽力维护基础科学。他明白没有基础科学中国也就没有自己的科学家和专家。而没有科学家和专家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的独立也会受到威胁。
全面记述周恩来一生的作为需要多卷巨著才能做到。我想写的书应该明白通晓，没有繁琐的细节，能为读者提供一幅完整的周恩来的画像。周恩来是政治家、革命家，他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我希望这本书易读易懂。我决定这本书首先在中国出版，因为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应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中国造就了这么多象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物而感到骄傲。另外，我想让敬爱的邓颖超女士和所有周恩来的朋友先读到这本书，以便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尤其是一本试图包容几种不同观点的书。
所以，这本书仅仅是我个人对一位伟人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敬的一点微小的努力。周恩来的巨大形象将永世长存。我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讲授周恩来以及他的战友和同事们的生平，是他们谱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这篇光辉灿烂的史诗。
对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最伟大的人物周恩来的书的人们，我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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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第一部
第一章第一章 周门长子、取名恩来（1898—1913）
——在淮安举行的周恩来涎辰 90 周年纪念——1898 年 3 月 5 日出主——祖先——1898 年末或 1899 年过继——1907 年和 1908 年主母和嗣母相继去世——1908 年的周门“长子”——1910 年春由伯父周贻赓扶养，带至东北——1910 年进新学堂东关模范学校——1913 年春毕业——1913 年进天津南开学校江苏省淮安周门家谱节略
育关家谱的注释
每个中国家庭，即使是农民家庭，一旦识了字，便记载家谱。家谱依每个家庭的男性子嗣为根据记载。在浙江省绍兴的周氏宗族的家谱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在本节略家谱中，仅
记载了离开绍兴迁至江苏省淮安定居的周攀龙一家的后裔。
本家谱中还记载了堂伯父周贻谦，因为周恩来与他有许多关系，尽管周贻谦是周攀龙长兄的儿子。
西方读者显然已明白，在中国，一家的姓在前，个人的名字在后。
在每一代人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排名，这犹如一种编码代号，便于某些两、三代人合计多达 700—800 人的大家庭一眼就能看出某人属于哪一代。根据严格的儒家习俗，这是非常重要的家规。
1988 年 3 月 5 日。
凛冽的寒风象刀割一样刺痛我们的脸颊，掠过已收割的庄稼地，掠过于涸的沼泽。我们肃立在一块用白粉标划的平地上。一里多外，村民们站在用红砖砌成的房屋前眺望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群。在这片平地的一头，悬挂着一块竹帘，竹帘上点缀着悼念死者的白花，竹帘上方是一条醒目的红绸布，上面写着：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九十周年诞辰。
敬爱的周总理，我这一代人大多都这样称呼他，把这六个字紧密地联在一起。也许，我们的后代不再理解为什么亿万人热爱他。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再过十年之后，周恩来的业绩还有多少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他的肖像从缀满白花的竹帘上俯视着我们整齐的队列。这是一幅经重新修饰过的放大照片。一双眼睛那么逼真，双目炯炯，馏娼闪光。一张嘴也可以认得出来，露出那么自然的微笑，同时又善于掩盖内心深处那么多的辛酸苦辣。
要是周恩来还活着，他就不会微笑而会生气，他虽然不会大声斥责，但是心里却会十分恼怒。他会禁止我们聚会，因为他不要坚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不要任何纪念他的东西。“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曾这样说。人们遵守他的嘱咐。于是，连一把骨灰都没能留下来供人们瞻仰。
但是，人们悼念他，在亿万人的家里自发的悼念他，没有任何官方的驱使。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雕塑、画像和照片。人们谈论他，著文悼念他，缅怀他诚恳慈祥、才华出众、机智敏捷和丰功伟绩的文章源源不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几乎已成为一位圣人。还有一批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了解他，曾与他作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决心为他工作，因为受内心驱使，非为他工作不可。在许多年之后，每当我们想起他所说过的某句话，所做过的某个动作，仿佛他那爽朗的笑声仍在耳中遇荡，我们就忍不住热泪盈眶。我们说，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由于有了他，我们才有所作为，体会到参与历史进程的激情。他有那种巨大的力量，能够在其他人身上点燃奋发图强的火焰。他拓展了我们的人生，使之变得崇高而伟大。尽管我们有时遇到挫折和感到失望，但目前我们依然有这样的信念。
在我们队列的前面，在人群与竹帘之间的一堆松上中，矗立着一小块洁白的奠基石。在这里，将要为周恩来建一座纪念馆。奠基石的四周摆着许多铁锹。省长在周恩来故乡淮安市市长的陪同下起立致词。没有任何伟大的领袖或部长从首都北京来参加这一仪式。他的遗孀已过于年迈体衰，不可能长途跋涉。于是就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群，不超过一千人。然而，他的名字曾经蜚声于世。他曾受到崇敬、赞扬，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国王和政治家们，甚至学者、艺术家、工人和农民们的真诚爱戴。可是，这只是一个地方上举行的仪式，只有他的少数几位亲戚和老朋友，还有我自己和两位美国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们是从国外来的，参加了这一仪式。
在讲话越长越显得富有敬意的中国，省长的致词是我所听到的最简短的发言。省长对我说，“敬爱的周总理喜欢讲话简明扼要，他不喜欢夸夸其谈，所以我讲得很短……这是对他的纪念。他甚至不可能要这次规模很小的仪式。但是淮安的人民想要做点什么事来纪念他。他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只好让步……”他的目光带着歉意转向周恩来的画像。
按习惯，我们都向竹帘三鞠躬，“敬爱的周总理，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着，他的侄儿侄女和我本人——这是件极大的荣誉——拿起铁锹铲起一些松土培在奠基石的四周，把它的底部埋于地下。
我们沿土路回到了淮安城。我参观了周恩来出生的住宅。他从未想要把这所房子重新粉刷或把它变成一处供人们瞻仰的圣地，但是人民却不这么想。过去几年里，千百万人悄悄地来到这里，默默地站在房子外面，俯首致哀，也许是说，“敬爱的周总理……”
“为什么？人们为什么热爱他？”那天晚上，两位美国记者中的一位这样问我。“他毕竟犯过许多错误。为什么人们谈起他时常常流泪？”
很难讲这是为什么。不过，可以这样说，由于有了他，我们大家都感到生活有意义，即使一切都不顺利。“也许是因为他从未忘记关心别人。甚至于他的错，也是因为他关心别人而造成的。”他无法不关心别人，这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是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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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和淮阴两城犹如一对孪生姐妹，由淮河紧密相连。两城均曾设府。公元 605 年隋杨帝下令征发民夫开凿大运河，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沟通中原与江南交通并转运江南财物。经过六年时间，凿出一条全长 2700 多公里的人工水道，把地处华中的长江与地处华北的黄河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国内商业的大动脉，把中国南部富饶平原的经济财富带给了比较贫瘠的北方。粮食、丝绸、食盐、各色各样的货物，由驳船源源不断地往北运向帝国的京都。政治中心必须设在北方。那里有强大的军队驻防，以防范西伯利亚和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南下掳掠富饶的平原。淮安和淮阴成为大运河上的内陆港口，并且变成扼守运河的要冲，因而随之发达繁荣起来。它们以诗礼簪缨之邦而名声日噪。淮安还保存着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文通塔，这是中国最早的著名寺庙之一。
在古城淮安的僻静之处，靠近柳荫成行的文渠，有一条驸马巷。可是，谁也不记得曾经有“驸马”这么高贵的人物在这儿居住过，或者曾经坐轿或骑马从这里经过。这里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个富有的居民区。在驸马巷中段有一条与它成“丁”字形相接的局巷。在驸马巷与局巷相接的地方，有一所两个院落相连的住宅，这就是周家住宅。周宅建筑颇为雅致，灰瓦挑檐，一对小巧玲珑的石狮分守在棕色油漆大门的两旁。宅院并不大，相连两院缮为三进大约有 18 间屋子，屋子大部很小。这是个绅士之家，绝非豪门巨族。一进大门，便是一条狭窄的铺砖小道，由一道墙壁遮挡。小道向右急转弯，以避鬼怪进入内院，因为鬼怪只能走直道，从不拐弯。
庭院相当窄小，每个院落都有一座精雕细琢的砖石拱门隔开。这样，一块小小的地方就可以显得宽敞和幽雅。这是苏州名园所使用的技艺，清池水树、亭台屏山，在几平方米的区区弹丸之地就可以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每个院落里，住着周家的一位儿子及其妻子和儿女。家庭礼教规定，随便闯入他人的院落是有失礼仪的。这使得一个大家庭的无数成员能够和睦相处。不拘礼仪是有悻于家教的。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对我说，“这屋里总是亲友盈门，本族亲友及外地亲属经常登门。”我们一边漫步，他一边把一间间卧室、他曾祖父的内房和全家小孩读书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有时候这些亲友一呆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周家是个典型的绅士之家，很讲究面子和身份。对于本家的任何人，我们都从不拒供住房和费用，哪怕是我们得借钱或到当铺里去典当。”
周家并非淮安本地人。其祖籍在过去的三百年里是一直在浙江省有名的绍兴城。祖宗祠堂、列祖列宗的牌位都还在那里。绍兴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河流纵横交错，房舍古老典雅。在 19 世纪之前，它是一大商业和文化中心，还有一个穆斯林从 12 世纪以来就居住的回民区。绍兴以其黄酒和文官遐迩闻名。它给中国输送了最好的官员，既有文才，又精明能干。周恩来在谈论他的祖先时常常这样笑着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浙江来的官员。”至于绍兴黄酒，要乘热而饮。男孩子从 6 岁开始就能端着大碗喝了。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早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即今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谋得山阳县知县。但他却未能及时上任，因为应由他接替的那位官员不把官玺交给他。没有官印，就不能在文件上盖章，不能参加任何典礼.也不能发出任何合法告示……“天高皇帝远，县太爷就是土皇帝。”攀龙懂得政敌的厉害，一边等待，一边通过适当的渠道加以规劝。
攀龙的遭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可悲的混乱。19 世纪末，满清王朝正趋土崩瓦解。自 1840 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以丝绸、茶叶和其他物品换取鸦片以来，中国就饱尝了被侵略、掳掠和破坏的痛苦。西方列强或是联合一起，或是单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掠夺了大量的赔款，强取豪夺，把一系列“条约”强加在无能为力的民族头上。英法联军最终在1860 年彻底焚毁了圆明园。由于这种掠夺，中国沦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①满清朝廷丧失了对庞大官僚机构的控制，贪官污吏则任意敲榨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当时有首歌谣这样 唱道，“再也没有父母官，只有吃人的豺狼。”
周攀龙就是许许多多经济非常拮据的绅士之一。他与哥哥在驸马巷买了这所小房子给家人居住。清朝的许多官吏通常还要购置田地，成为地主，这样便可从佃农那里收取地租，收入有所保障。可是，周攀龙在买了房子之后就无钱购置田地了，只剩下一点点钱，仅够在淮安城外买一块坟地。私人坟地很重要，因为死者也与活人一样需要得到恰当的安置。攀龙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差使，不过是不是原来任命他担任的职务，已无从查考。随着他为四个儿子门当户对地择偶，开销就更大了。他的第二位儿子贻能于 1896 年娶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淮阴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万家系附近淮阴城人氏，是个殷实人家，拥有 90 间房子和许多庭院。门庭鼎盛、高墙大院，显系家境丰盈。万青选有 18 个子女。嫁与贻能为妻的是第 12 位女儿，名叫冬儿，大家又叫她十二姑。
我端详着周家一间屋子里墙上悬挂的家人画像。贻能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留着八字胡子。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官场应试，屡屡落榜，一辈子只是做做小职员，收入微薄。旁边是他的妻子冬儿的画像。她容貌出众，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温馨的绛唇，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第三幅画像是另一位妇女，相貌平平，但下颏坚毅有力，双目炯炯，那是陈氏。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嫁给了攀龙的小儿子贻淦。由于她与冬儿之间的特殊关系，她的画像便挂在冬儿画像的旁边。
1898 年 3 月 5 日，冬儿生了个儿子，这是攀龙的长孙。长孙出世是件大事，传宗接代有了保证，值得大大庆贺。可是这孩子却生于一个不幸的日子，因为恰恰就在这一天，冬儿的父亲万青选正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万青选的子女、儿媳、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等统统都围在他的红木床周围，唯独冬儿没有在场，因为当天下午她刚刚生下婴儿。她把婴儿的生辰八字送给快要断气的父亲，使他得到了安慰。他预言新生婴儿将来前程无量。不过，万青选的遗孀却总是怨恨女儿，怨恨女儿的头胎婴儿，认为这孩子真是生不逢时。
长子长孙。在中国有着儒家传统的绅士之家，长子负有非凡的责任和义务。在一个家庭里，若非长子，便是长孙，必须关心和教育同代所有的弟弟及其子女。他还必须尽心赡养上两代人，即父母亲和祖父母。
长子长孙必须是一位楷模，顺尽孝心，承传仁德，维护一家的荣誉和地位，为了光耀门庭而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是一家的保护神，承上启下、继住开来的纽带，一辈子爱护长幼，承担责任，克己为人。
一位 40 岁的青年宗淮对我说，“我认为周恩来的一生不知不觉地打上了他是长子长孙的烙印。”宗淮的父亲是周恩来的至交。
贻能和他的妻子着手给婴儿精心起名。当然，他必须与同代人有个正式的排名。由于他这一代的排名确定为“恩”字，意谓恩情或恩泽，他被起名为“恩来”——“恩情到来”。可是他还须有个幼名和“号”。他的幼名为“大鸾”。近似凤凰的一种大鸟。此外，他还有个号，叫作“翔宇”，在宇宙中翱翔。这样，他的心灵能够如添双翼，无拘无束地获得知识和智慧。
起初，大鸾——翔宇——恩来不得不承受命运交给他的沉重负担。贻能的弟弟、陈氏的丈夫贻淦刚刚 20 岁，便身患肺结核重病。他缠绵床第，虚汗涔涔，咯吐鲜血。他的那位年轻新娘，即下颏坚毅、双目炯炯的陈氏，到处求医，医生开的药方甚至包括珍珠粉和朱砂。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提出一个办法：“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和你的丈夫，就能给你冲喜消灾，你的丈夫定能康复……”
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冬儿满脑子儒教思想，把作为大嫂的义务放在第一位，自己的感情放到了第二位，她必须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着想。她把不满一周岁的头生儿子抱给了弟媳陈氏。举行了适当的仪式之后，大鸾就被过继给没有子嗣且奄奄一息的十一叔贻淦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幅画像悬挂在一起的根由。恩来现已有了两个母亲，但是眼下他得叫陈氏为“母亲”，而不叫他的生母为母亲。
冲喜也没能挽救了贻淦，他还是去世了。陈氏自然得一辈子守寡，不过她现在有了一位儿子。死者避免了一大滔天罪行，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有了儿子，贻淦死后的牌位便可放在祖宗的祭坛上，从院子那边过继来的孩子用左手食指上的一滴鲜血点在他的牌位上。没有那点鲜血，就不能立牌位，在世系中就没有他的位置。
陈氏也摆脱了最被人看不起的地位，那就是没有子嗣的寡妇。她为婴儿雇了一位姓江的奶妈，奶妈就成为第三位“母亲”。
周恩来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到三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人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和三位母亲一起生活的经历大概就是周恩来终生与妇女相处融洽的原因。他总是平等对待妇女，乐意与她们相处和交谈，从不流露大男子主义的情绪。
在一个男女界线如此分明的社会中，他从未对于因干做饭、扫地或叠被铺床之类的“女人活”而感到羞耻。事实上，他还把三位截然不同的妇女给予他的那种温柔爱心和体贴关怀说成是他自己不具儒家观念的原因。
当孩子刚刚开始学步的时候，陈氏就开始教他认字。4 岁多，他就能够读写好几百个字了，6 岁就能背诵古诗。陈氏精通历史和诗文，给孩子念诗，讲历史故事。她善于讲故事，讲着讲着，有时还会象演戏一样，做各式各样的姿势。她给孩子讲淮安的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韩信。他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和忠心耿耿的大将。他捍卫了汉朝，在公元前 202 年帮助汉高祖登上了皇位。“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
恩来听得入神，瞪圆活象母亲的那双大眼睛盯住陈氏一动不动。“那些笑韩信怯懦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韩信明白他有大事业要干，他必须活着才能去做。事情果然如此。他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他又遇到了那位屠夫，不仅没有杀害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你，屠夫，你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教训。’”
恩来问道，“难道他不想报仇？”
“只有心胸狭窄的小人才会为了个人的恩怨而寻求报复。大人不记小人过。”70 年之后，当周恩来躺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象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象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
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
陈氏对恩来的抚育开阔了他的心胸。她给他讲战争的故事，讲机智和勇敢的故事。她激发他求知的强烈欲望，寻求自我完善的激情。这终于成为他一生的美德。他还醉心于历史，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还有外国的历史。尽管他成为一位革命家，致力于铲除过去，但是恰恰是过去，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们的胆略和机谋激励并指导了他的行动。
恩来的父亲贻能学做师爷未成，只能谋点文书之类的小差事，收入微薄，不能养家。他的生母冬儿全力操劳家务。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体质每况愈下。然而，一贫如洗的亲戚们象饥饿的蝗虫一样登门求助。没有足够的钱为恩来聘请一位好教师。一位远房亲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地来给恩来上课。祖父攀龙去世时，为了家庭的颜面，葬礼花了不少钱。此后手头就更为拮据。冬儿夜不能寐，要想法子弄钱。在绝望中贻能出于好奇和十八舅万立鉁合伙买了一张彩票。出乎意料的是竟时来运转，中彩得了一笔钱。这使冬儿喜出望外。然而好景不长，债主们一个个前来敲门，亲友们又一次蜂拥而来，向她表示祝贺……留下来要吃要住。一天，冬儿决心回她在淮阴的娘家，以躲避她心头的沉重压力，那怕是暂时地躲一躲也好。她和丈夫带上三个儿子，奶妈蒋江氏和陈氏一道去清河县清江浦投奔娘家万氏。起先，万家及其结亲的龚家和李家欢迎他们的到来。恩来十分高兴，与万家的男孩子们一起在私塾读书。原来万氏家塾办得很糟，先生是个热中名利的不第秀才，只想在万家找个饭碗，也为日后进取寻个台阶。他教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一套，恩来毫无兴趣。但恩来发现外祖父家有摆满了一个又一个书架的藏书房，真是喜不自禁，犹如进入了天堂，这里成了他获取知识的宝库。他现在有了许多伙伴，一块儿放风筝，一块儿划船。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们的欢迎渐渐冷淡下来，外祖母万老太太唠叨道，“有六张嘴要喂。”尽管表面上看来殷实，万家实际上家境也不宽裕，开始卖地以支撑场面。于是十二姑和陈氏迁到万府南边的陈家花园一个有十四间房的院落里。新居有两间做书房，供恩来、恩溥和他们的姨表妹万芳贞、万怀芝在那里读书。此时冬儿已病入膏肓，她得了肺结核。1907 年，恩来 9 岁时，生母万氏由于贫病忧愁而去世。在外地谋生的父亲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这时，中彩得的钱仅仅剩下 100 银元，万老太大还坚持要大办丧事，以求不失体面。贻能俯首听命，把钱花得精光。
从另一方面他们又找到了帮助。嗣母陈氏带恩来到宝应的一位堂兄家里，在陈家恩来遇到了比自己年长 13 岁的表兄陈式周。这是一位文化素养很深的青年学者，有许多藏书。更妙的是，他还有许多“外国”书，即外国作品的译本。陈式周少年时代曾在周氏家塾读过书，和周家兄弟交往较多，对恩来的到来深表欢迎，很快两人成为密友。许多年之后，周恩来远在伦敦和巴黎求学时，还给他写长长的信，倾吐他对外部世界的印象、疑问和希望。
灾难再次降临，陈氏于 1908 年夏去世。这时他们已回到淮阴。周恩来身穿用白粗布做的孝服，护随灵枢，坐船到淮安。灵柩又被抬到周家坟地，埋葬在陈氏丈夫的旁边。就在一年前，恩来曾护送他的生母的灵柩到过这块坟地。此时，恩来的父亲因家境所迫，不得不到湖北去谋差事。一连遭受痛失生母和嗣母沉重打击的恩来，只好又与两位弟弟一起回到驸马巷。奶妈蒋江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一直到 1949 年革命胜利之前。这样的佣人为了服侍自己的男女主人，会变卖她们自己的财物，甚至变卖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首饰。现在她开始照料恩来，常常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这样他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恩来不但要忍受家道中落和孤独之苦，而且现在又注定要承担起“长子”当家的责任。此时他才 10 岁。
他的叔父贻奎和婶母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家里人都在等着，看他能带回多少钱来。以往客客气气、慷慨大方的邻居现在对周家也敬而远之了。只有奶妈蒋江氏，虽无工钱，却毫不动摇，继续照顾着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
岁月蹉跎，两年时间过去了。攀龙哥哥的儿子、恩来的堂伯父贻谦出现了。贻谦后来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好差使，变得相当阔绰。但此时他为一家孩子所牵累。不过，他提议由贻能的哥哥、恩来的伯父贻赓把年轻的恩来送入学堂、贻赓住在东北，虽已婚娶却没有孩子。他有义务抚养弟弟的孩子，尤其因为当时贻能似乎难以保住自己的差使。于是就这样作出安排。1910 年春，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伯父贻赓家寄居。恩来要正式离开自己的家庭时，为他添置了新衣。奶妈蒋江氏流着泪说道，“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她感到东北就是地球的尽头了。恩来在离开之前拍了一张照片，身穿马褂，头戴圆帽，年方 12，脸无笑容，神色深沉。
恩来后来再也没有回淮安。即使在 1939 年他前往绍兴探望宗族，为祖宗扫墓，举行各种仪式时，也未往淮安②。1953 年，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请人向家乡淮安县县委和县政府转达他的意见：平掉周家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他又多次郑重表明以上意见，强烈要求地方政府按他的意见办。直到 1965 年，他把这件事做为一项“特殊任务”责成侄儿周尔萃回老家办理，最终把这块安葬着他祖父攀龙、生母和陈氏的周家坟地平掉了，墓碑迁走，棺木就地深埋，土地交给集体耕种了。60 年代，他曾经说过：“这样，肥沃的土地就可以用来耕种……农民的土地太少了，坟地太多了……”
用孔子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他热爱自己的母亲。我与许多人，包括周家的亲戚，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周总理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们的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
“伯伯充满了责任感。他决定铲平周家墓地，正值全国处于饥荒的时候。他必须作出自我牺牲的表率……”③
在驸马巷周宅的一个院落里长着一棵盛开的腊梅树，这是 1905 年恩来 7岁时亲手栽下的。我于 1988 年 3 月前往参观时，恰逢梅蕊舒琼，一片淡淡的金黄色。
有一次，恩来忽然怀旧起来，想到了那棵腊梅树，便向一位从淮安来的亲戚打听：“这棵腊梅树还在吗？老井里是否还有水？”
他的亲戚说，“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事情就那么简单。”
＊＊＊
东北，莽莽原野，一望无垠。冬季漫长酷冷，全年只有 120 天无霜冻期。这里是满族人的发祥地，他们于 1644 年征服了中国。然而，如今中国的满族人已经很少。当时每个满族人在出生时便获得优厚的津贴。舒适的生活反而象瘟疫一样促使这个民族迅速地衰亡。他们被大量的汉族所同化。现在东 46有数千万人口，大部来自于北方各省，特别是山东省。
沈阳——旧名奉天——正处兴旺发达时期。新兴工业正在发展，由于当地有煤和铁矿，早期中国的商人就在那里建起工厂。伯父贻赓在省政府任职，虽不甚富裕，维持生活不成问题。恩来很快适应了东北的环境，那寒冷的气候，那粗糙的食物，他喜欢吃高粱米和贴饼子，而不是精碾的大米，这一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养成的。“我在北方强健了体格，受到了气候和食物的磨练，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好处。”④即使在他当了中国的总理之后，他仍坚持吃贴饼子和大白菜，而不是美味佳肴。贻赓保持着绍兴的传统习惯，把绍兴黄酒烫热了喝。他让恩来也喝这种酒，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显然没有什么坏处。也许，他的好酒量就是因为从小就获得了训练。一生中他只有两次流露出醉意。在他担任总理的许多岁月里，周恩来在他的书桌里总保存着一瓶酒，通常是浓烈的茅台酒。每逢友人来访，他总要拿出来展示一番，并一定要共同欢饮一杯。
恩来起先在一家老式学堂上学，因为伯父要他上学的新学堂尚未建成。伯父贻赓要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受过老式教育的那些文人现在总是找不到差事可做。全中国掀起了一股“新学”风潮。旧的古板的教育已不需要了。
“新学”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代激迸学生的形成密切相关。至 1898 年，即周恩来出生的那一年，中国的大好河山已遭践踏蹂躏，西方列强象对待非洲一样要把中国肢解宰割。那一年，中国文人掀起的一场革新运动被保守的慈禧太后血腥地镇压了。然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暴行使中国人民深恶痛绝，1900 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称之为”拳乱”，中国称之为“义和拳起义”。⑤义和团屠杀了中国的基督教徒和外国传教士。但是，当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首都北京时，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屠杀。一连 8天大肆杀人、强歼、掠夺。不过，西方“分割中国蛋糕”的所有计划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的统一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但是外国列强却共同地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削，还美其名曰：“保护西方在中国的合法利益”。显然，不改革是不行了。有 1600 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于 1906年被废止了。在新学堂里，科学和数学取代了老式传统的课程。中国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奔赴新学堂，因为科学是个具有魔力的名词，科学能够提供拯救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使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
新学堂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产物。西方列强鼓励建立新学堂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原因。传教士们想通过教育使中国信奉基督教。各国政府认为新学堂可以培养顺从的西方化了的华人来为它们的利益效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殖民主义。英国人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一个印度文官阶层，为其在印度的帝国效劳。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也照此办理呢？然而，到新学堂去上学的中国青年当时充满了一种既爱又恨的强烈心态。他们想获得西方的知识和力量，以使中国变得强大，摆脱强加于它身上的枷锁。然而他们要向这样一些人学习，这些人不仅摧毁了自己祖国的骄做和尊严，而且摧毁了自己对祖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信仰。
伯父贻虚希望恩来成人，学得”新知识”，哪怕新学党的费用相当于老学堂的三倍。当年秋天，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恩来从铁岭银岗书院接来，插入这所学堂的高等丁班。以后这所学堂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该校当时仅有两栋红柱青砖的楼房和一块空地，供学生从事室外体育锻炼，这也是西方的一个创新。东关模范学校现已成为沈阳第六中学，在校学生有好几千名。
孩子们除了学习语文、历史、地理和文学外，还要学习数学、初级自然、英语、歌咏和体育。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孩子们也阅读西方著作的译本，他们了解了自由和民主，了解了法国和美国革命。于是，那些本意要培养一批驯服和西方化了的精英的学堂反而成了抚育中国革命家的温室。
周恩来的情况就是如此。“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恩来称他所受的叛逆教育是从他的历史老师高戈吾那儿开始的。高讲述 19 世纪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他给予我极大的影响，他已经是位革命家了。”高先生带领学生们回顾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每一段历史，讲解各项不平等条约，描述火烧圆明园的情况……他让年轻的学生们读书，并提到一位怪人——孙中山——他想推反满清王朝，把中国变成一个共和国……“高先生已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一名成员”，献身于推反满清王朝的事业。
恩来聆听着高先生的教导，满腔热血沸腾。12 岁正是混沌初开的年龄，正是心境摆脱孩提时的浑浑噩噩，开始揣摩和驰骋的年龄。时值 1910 年，训练有素的日本海陆军侵占朝鲜，在西方列强的赞许之下，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满洲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
周恩来的求知欲望与其报效祖国的强烈心愿结合在一起了。弓开就没有回头箭，内心深处发生的骤变使他的一生不是为了周家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一个大得多的大家庭——列祖列宗所在地的中国——的命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地理教师毛先生是位满族人，他比高戈吾保守，但办事十分精细。他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仪。他让学生们观看，并解释为什么人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恩来学习了物理学，了解了牛顿。他凝视着地球，记住了国家和城市的名字。“我发现欧洲多么小，与中国相比，欧洲要小得多。我决心要周游许多地方。”
东关模范学校的校服是日本式的制服。思来与其校友一起照了一张照片。他的身材依然明显矮小，但脸上并无不愉快的神色。事实上，他表现出色，交友广泛，颇有名气。学校举行演讲比赛，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恩来的第一篇讲演是反对鸦片。”此毒不禁，吾国何能兴旺、吾民何能强大？”
高戈吾先生把中国两位著名的革新派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借给恩来阅读。恩来感觉康有为的文章难以消化和吸收，而对梁启超却十分敬佩，认为“非常清晰和非常容易理解”。梁启超抒情诗般的文风和流畅的句子对恩来有很大影响，恩来把它当作习作的楷模。他古文根底深厚对他大有稗益。数十年之后，在 1950 年，周恩来还寻找梁启超的后代并与他们交朋友。1969年，当这位革新家的孙子、建筑家梁思成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虐待而病倒的时候，周恩来还作出安排，让我去看望他，“使他得到安慰”。他的妹妹在大学时曾与我是同学。这就是典型的周恩来。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人只有得到温暖才能忍受巨大的痛。
1911 年 10 月，中国漫长的革命终于第一次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曾在日本学医的孙中山⑥20 年来努力的结果，孙中山虽然外表文雅，但却是一位意志特别坚强的汉子。他把个人的荣辱完全置之度外。满清王朝必须推反，中国必须象法国或美国那样成为一个共和国。孙中山为此而奋斗了一生。他以自己的热情感动了许许多多海外华人。尽管满清政府悬赏要他的脑袋，西方列强也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一位危险的匪徒，并与满清统治者共谋对付他⑦，他还是组织起一个“同盟会”来推反满清王朝。他在中国境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革命党人遭到杀戳。
1911 年春，因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修筑权，川、鄂、湘、粤等省掀起大规模的保路运动。10 月 10 日，武汉地区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乘讥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12 月孙中山从海外归国，由 17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翌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满清王朝被推反了，或者说象冰激淋一样在太阳光下溶化了。当孙中山的追随者呼吁他回国担任总统时.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他在阅读晨报时得知了消息。孙中山经伦敦和巴黎回到中国，一路上受到敌视。回到中国后，他向西方列强发出呼吁，要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他说，中国需要议会民主。孙中山前往被满清推反的明朝皇帝的陵园扫墓，告慰先帝英灵：中国已经改朝换代。
民国成立时，东关模范学校里一片欢腾，鞭炮声不绝于耳。满清的国旗降了下来，新生民国的五色国旗冉冉升空。高戈吾老师早就剪去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周恩来是小学里头一个剪去辫子的孩子，尽管在此之前别人告诉他“谁要是剪掉辫子，就要割掉脑袋。”现在到处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青年人呼吸的是爱国的空气，报章杂志风靡的是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章，新学堂里老师和学生们谈论的是爱国主义思想。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⑧这篇作文中便洋溢着这一代人的时代激情。这篇文章不仅在当地报纸上刊出，还于 1915 年被收入上海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周恩来的仪表由清秀变为英俊。由于他身材瘦小纤弱，有时遭到大孩子的欺侮和殴打。他想出了自卫的办法，交了许许多多朋友，放学时与他们一起离开学校，以免单身一人。他与这些人终生为友。即使后来他长大成人，成为缉拿对象，他还去看望他们。这些朋友谁都没有出卖他。
有位姓何的朋友把他带到家中。何的祖父是个老兵，他把孩子们带到沈阳郊外的一个古战场，告诉他们，1904 年日本人和俄国人曾在这里利用中国的土地打仗。日本人自 1868 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以来从西方学到了强国之道，现在当然看不起中国人。老人慷慨激昂他说，“我们没能制止他们把我们的国上当作战场，没能！现在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要报仇……” 老人的思想在恩来的演说中得到了反响：“吾人既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报章杂志。他阅读达尔文、卢梭、穆勒，他阅读关于奴隶买卖的书，并发表“黑奴终究要解放”的演说。在课堂上老师提问“读书为了什么？”时，同学们会提出各色各样的理由，“为光耀门楣”或“为了生计”。而周恩来豪迈地回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3 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毕业。伯父贻质和堂伯父贻谦决心让他继续上学。父亲贻能在此问题上似乎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一度也与其兄贻赓住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周恩来报考清华学堂，这是一所用美国资金在北京建立起来的很有名气的学校。他没能通过英语考试。清华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更糟糕的是，对招收南方学生的名额有所限制。因为南方学生通常成绩优秀，北方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伯父贻赓并不气馁。恩来便准备上天津的南开学校，这亦是一所水平很高、名气很响的学校。伯父贻赓时来运转，总算调到天津工作一年。贻赓夫妇和恩来住在元纬路 4 号的一所小屋里。在夏季三个月的时间里，恩来补习英语，准备升学，终于在 1913年考取了南开学校。
注释
本章的材料大都来源于中文资料，其中包括周恩来诞生地淮安的地方志；与周恩来亲戚（列于家谱中）的谈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据我所知，上述史料均末译成，英文或任何其他欧洲文字。
①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农民起义情况，详见《太平起义》中文 8 卷。韩素音的文档。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文献。韩素音著《弯弯树》，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维克托珀塞尔等英国学者和著名历史学家菲茨杰拉德等人的著作。大型图片资料《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法国塞法格图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② 见保存在淮安故居的周家家谱。
③ 周尔萃的回忆。
④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⑤ 见韩素音著《弯弯树》，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⑥ 见韩素音著《吾屋双门》，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⑦这段历史史实是 1943年 7 月我在伦敦遇见孙中山的友人罗伯特康德黎时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对我说，英国特务与满清王朝勾结，企图绑架当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并把他交给满清政府。由于康德黎的帮助，孙中山才得救。见《康德黎、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杰罗德父子出版公司，1912年在伦敦出版。
⑦ 周恩来的纪念日感言及其他一些文章被收集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
第二章 探求真理（1913—1920）
—1913 年 8 月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因品学兼优校方于 1914 年免收他的学费。
—1914 年与几名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并任该舍会刊《敬业》编辑。
—1915 年在南开新剧团参加演出新剧。
—1916 年关心时事，发表反对中国军阀及西方和日本侵略的文章和演说。
—1917 年 6 月从南开学校毕业，同年 9 月赴日本。
—1918 年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因日丈成绩不好而未考取师范学校。
—1918 年投身爱国运动，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取，7 月底短期归国探亲。
—1918—1919 年冬开始阅读关于shehui主义的著作，在京都与他南开的一位同窗好友一家共同度过一段时间。
—1919 年 4 月离开日本回国。
—1919 年夏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井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919 年 9 月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建立觉悟社。
—1919 年 9 周首次与其未来的妻子邓颖超见面。
—1920 隼 1 月天津学联被查封，学生遭拘捕。
—1920 年 1 月 29 日周领导五六千人的学生游行队伍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闯入省公署遭逮捕，羁押半年之久。
—1920 年 4 月从营务处转至警厅拘留所。组织难友们读书，写狱中日记。
—1920 年 7 月公开审判，在审判厅据理力争，被宣布“期满”释放。全国各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0 年 11 月乘船去法国。
原来的甫开学校是一座英国女王式的殖民主义建筑，现在成为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周恩来在南开四年的纪念物和图片。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甚至连墙和木制品的颜色都没有变化。空着的教室以及里面的讲坛和黑板，每天都有人打扫灰尘，似乎曾经在那里就座过的青年的灵魂随时都会再回来。
南开学校是由两位有志之士于 1904 年创建的。一位是具有革新意识的翰林，名叫严范孙，他认为必须立即把中国和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以使年轻的后代迎接未来。另一位是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名叫张伯苓。建校后的头几年。从美国的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有中国和英国文学外，还有化学、生物、代数和地理等。每个学生必须德、智、体兼备。这是一所尖子学校，用中国生活水平来衡量费用是昂贵的。校服是浅蓝色或灰色的长袍，里面穿的是长裤。
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天津向西方商人开放。市内有外国租界，租界内只承认外国法律，不受中国的管辖。天津因有一条混浊的河流而得其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后来日本诸国的租界均沿河相互毗邻。头巾高缠的锡克和科西嘉宪兵、意大利和日本卫兵在其各自的领地上巡逻。在天津的工厂里，憔悴的妇女和儿童从 8 岁起，每天干 14 个小时、一年 362 日痛苦地煎熬着（每年只有 3 天假日）。北方的农田每每遭受水灾或旱灾，饥肠辘辘的农民就涌入天津，沿街乞讨，卖儿卖女。每年冬天，无数尸体顺着河流飘入大海。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平常的现象，瘟疫、霍乱和饥荒每年可能要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在天津的书店里，各种各样的书籍、西方著作的译本、刊物和杂志却琳琅满目。这对 15 岁的周恩来来说，无疑是汲取新知识的丰富宝库。有钱人都可以购买这些书。周恩来渴望获得书中的知识，但是贻赓家境贫寒。恩来由于寄宿于南开学校，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恩来只是在周未才回到伯父在元纬路的狭窄小屋。伯母的名字不详，她对恩来倒是十分疼爱。由于她是一位农村妇女勤快手巧，亲手给恩来织袜子和围巾，有时颜色还非常鲜艳。其他男孩子们取笑恩来穿红袜子，她便不再织了。由于手头拈据，她编织桌布和餐巾出卖。每个周末她都要把钱塞进恩来的手里并嘱咐：“你必须多吃点，恩来。”可是恩来没有用来吃饭，而是用来买书。
严范孙已有 20 多年的从教经验。南开学校就是在他自己私塾的场地上建造起来的。严很关心从绍兴①来的这位腼腆矜持但勤奋好学、门门功课优秀的学生。严和张伯苓发现恩来并不总有足够的钱去学校食堂用餐，而是常常走出学校，去街头小摊上买几个铜板的豆腐汤，或者买一碗粥。两人决定帮助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入学第二年，因品学兼优，恩来成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
一年后，伯父贻赓回到东北，恩来独自留在天津，对他来说，新年特别难过，因为此时所有的同学都回家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唯有他孑然一身。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孤独和寂寞。我喜欢交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朋友。”
他长得一表人才而性格腼腆，常常受到别人的戏谑。他不贸然表态，而是审视对方，听其言，观其行，而后才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后来一辈子都沿用的习惯。由于他身材比周围那些高大魁梧的北方人矮小，起初可能受到点欺侮，但是不久他就很受欢迎了。他对人友好，因而逾越了一切障碍，逾越了省份、甚至宗教的障碍。这是了不起的，因为许多学生有一种只与同乡人亲近的倾向。恩来成为吴瀚涛的好朋友，这是一位魁梧健壮的东北人，象一位摔跤运动员。另一位朋友是回民，名叫马骏。周恩来在 60 年代有一次对我说，“我敢肯定我自己的家属里就有少数民族的血液。②他寻找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志同道合者，如张蓬仙和张鸿浩，两人后来均成为革命者。他的同班同学张龙原说道，“恩来的心中总是想的国家大事，他把中国的命运当作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周恩来从来不是仅满足于空想，厌恶残暴、不公和压迫而不付诸行动的那种书生。有所想就有所行。他的一生都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使得他成为学生领袖。
“周恩来做事总能得心应手。他循循善诱、待人诚恳、推心置腹。他想要做的事，人们总是抢着去做。但他总是以身作则，从不发号施令。不过每当他说‘请想一想’，不知怎么着，人们就信服了……”③
南开大学鼓励课外活动，特别是体育。每天早晨，周恩来都要跑步。有一次他跳高得第一名。他参加合唱队，还养成了爱好西方音乐的习惯。他记忆力很好，任何乐曲、旋律或小调，听过一遍就能记住。70 年代初，在陪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他不仅会演奏萨克斯管乐器，还会谱写动人的曲子）游览长江三峡的时候，周恩来就曾演唱西哈努克新近创作的一首歌曲，使亲王无比高兴。
他买了许多许多书。有时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他后来把自己的非凡精力归功于当时养成的习惯。“用不着按时用餐或睡眠，太讲究规律就把思想槁僵化了。”
经济上的拮据使得他节衣缩食，俭朴的生活成了他精力的来源。他一连好多天不吃肉食，只吃豆腐，因为豆腐是最便宜的食品。他衣服很少，总是细心地洗涤和缝补。他一生特别节俭的美德就是从南开开始养成的。在他担任总理的那些岁月里，如果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有谁不把碗里的饭吃干净，都逃不过周恩来的眼睛。他会把这个人叫住问：“你知不知道你浪费的粮食要花多少汗水和力气？”
南开学校造就了周恩来这个伟大人物。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中西文化的结合，使他养成了不忌讳学习西方的习惯，承认有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方法。也正是在这里，他首次接触了《新青年》。这是两位中国学者于 1915 年创刊的杂志，一位是在日本受过教育的陈独秀，另一位是也在日本受过教育的李大铡。两人均是中国gong产党的创始人。④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这是个关键的职位，使他能以许多激进的著作来充实他的书架。在他的雇员中，一度曾有一位身材颀长，精神焕发、头发蓬松、操浓重的湖南口音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新青年》杂志充满了青年人普遍渴望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概念。它是一种凝聚激进人物的刊物。在 1915—1916 年，这些激进的青年人痛心疾首地发现，孙中山在 1911 年宣告建立中华民国时对未来那种憧憬和希望并没有实现，现在中国反而比满清王朝崩溃时更加混乱和灾难深重。数以百计的军阀在各省纷纷出现，就象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一样，他们大肆掳掠，任意敲榨勒索，为争夺地盘和权力而互相勾结又互相残杀，各自投靠西方列强，出卖人民利益以换取武器，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一度使中国免遭欧洲直接干预的威胁。日本则利用地理上接近中国和其他侵略者自顾不暇的机会，来达到霸占中国的目的。日本用枪炮和战舰迫使当时被称作“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新青年》杂志斥责日本的要求。尽管周恩来也与大家一样愤愤不平，但是他对所读文章的政治内容并没特别注意。张怕菩规劝学生们道：“学习，好好学习，你们就能报效祖国。”他认为只要人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便好了。他对“极端主义”忧心忡仲。然而，即使象他那样也能够看出中国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趋于崩溃。在四川省，人们要为每一块布、每个茶杯和茶壶纳税，要按窗户的长度和宽度、按大门和门槛的高度来交租纳税。这些钱都进入军阀的腰包。一些别出心裁的军阀甚至还征收“欢喜税”，那是在交税时表达所谓的喜悦心情而自动交纳的一种税。
周恩来义愤填膺，投入了抗议和声讨的行列。他写文章、作演说，并以一篇充满激情的《诚能动物论》于 1914 年在南开全校 800 名学生的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尽管他没有象某些朋友那样浓烈的政治色彩，他与几名同学还是成立了“敬业乐群会”。这是一个练习辩论和掌握演讲技巧的俱乐部，恩来担任《敬业》杂志的主编。他用”飞飞”的笔名写文章和诗词。他一生中一共使用了 16 个笔名和假名，其中还有一个俄文笔名斯特列里佐夫（Strelitzoff）。他在莫斯科用此笔名为共产国际的刊物写过文章。
恩来的早期诗作发表在《敬业》杂志上。这些诗都有中国古诗的韵律，其中一首是他写给一位 1916 年离开南开前往外国学习的同班同学的，诗中表达了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友情：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群鸦恋晚树，
孤雁入寥天。
周恩来通过敬业会开始表达他反对军阀的爱国热忱。1916 年 10 月，他发表题为《一念差》的剧稿⑤，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话剧。他总是坚决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热忱使周与南开的文学教授马千里结成了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马千里的名字倒过来便是千里马。他后来确实奔腾向前，与学生们一起投身于革命运动。他写诗痛斥军阀。国文教师张皞如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伤时事》一诗，恩来读后立即以原韵和诗一首：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由于南开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而“敬业乐群会”又因其会刊办得好而颇有名气，因此“敬业乐群会”能邀到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来给会员们作报告。其中之一便是梁启超。周恩来十分钦佩他的口才和举止。还有蔡元培和吴玉章，都是博学多才的爱国者和革新人物。学校组织的一个新剧团的确“出奇地现代化”。不过张伯苓并不害怕现代主义，甚至还写了一个剧本。周恩来加入了新剧团，并成为其中的一名演员，更确切他说是“女演员”。犹如 19世纪的欧洲，在中国的那些年代里，女角色都由男士扮演。周至少在两出话剧中扮演了女角。其中有一出话剧叫《一元钱》，曾轰动一时，在学校礼堂演出后还到市内公演了好几次。
这种演技的训练对于周恩来后来的生涯是有益的。为了保存自己，他不得不变换各种身份：商人或银行家、古玩店的老板或穆斯林的阿匐。后来，他还留起了胡子，这也许是回族或阿拉伯民族某个远祖留下的基因。即使他把胡须刮得精光，也不可能完全抹掉下巴上留下的黝黑的痕迹。所以，他是否能完全装扮成一个女人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据说他有时能把噪音改变成悦耳的女中音。
1917 年，周恩来以平均分数 89.72 分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张伯菩给他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富于感情，热情奔放，但又能作极大的自我控制和长时间的沉默。周恩来获得了是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的好名声，而且他一辈子都保持了这一名声。“他会尽力帮助患难中的朋友。”在十分珍视友情的中国，这是对人的一种最高评价。
人们对他的未来寄予很高的期望。严范孙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 19岁的青年做他的女婿，便通过一位朋友向恩来提出了这一愿望。这一提议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有钱人通常为自己的女儿选择才子匹配，这样可以光耀门楣。严尽管思想进步，但在处理家务时却仍持传统观念。恩来对传话的朋友说：“我是个穷学生，要是我接受与有名望的严家联姻，我就得事事听从他们了……”他彬彬有礼地婉拒了。严范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佩他不图财富而要努力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性格。
张伯苓建议这位青年出国学习，最好去美国。但周恩来财力不支。那么去日本如何？南开有好多毕业生部在日本。恩来身体健壮的好友吴瀚涛获北洋“政府”的奖学金已在京都。可是，日本不是正在威胁中国吗？周瞪着大眼凝视着张伯苓和蔼慈祥的脸。张伯苓回答说，“是这样……但是我们仍需向日本学习，就如日本学习了西方一样。”
伯父贻质付不起路费。恩来不得不卖掉他的许多书籍，他的朋友们也给他三三两两地凑几块银元。文学教师马千里给他 5 元。但是给他凑足路费，得以东渡日本的还是严范孙。
周恩来回到沈阳与伯父贻赓及对恩来十分疼爱体贴的伯母告别。他探望了母校东关模范学校的师友。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他在赴日本前给同学们写诗一首，以资纪念：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若说 19 岁的他为了探求真理而已象掸宗始祖达摩大师那样为获得启明而面壁 10 年，那确实是过于夸张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准是读过关于达摩的书籍，那位和尚于 6 世纪从印度来到中国。在周的诗文和日记中，可看到佛教的影响，那就是寻求真谛。但是对于恩来说来，真谛是救国的道路，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他用儒家的方式寻找一套指导原则，一种思想，以使中国获得新生。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中国，他的祖国。他是否真会象大鸾鸟一样一飞冲天，带回打开中国之未来的钥匙呢？他在日本会不会找到他所寻求的答案呢？
***
自 19 世纪 60 年代的明治维新以来，在不到 60 年的时间里，日本便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强国，并且与西方一起对中国进行剥削，发动战争。面对这环抱自己海岸、形状犹如一柄短弯刀的群岛，中国人感到既优越又自卑。那些“小倭国人”从中国引进了文化，现在却又使中国蒙受耻辱，因此中国人对他们既仰慕又憎恨。尽管有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却有 4000多中国学生在日本，比在欧洲和美国要多得多。
周恩来乘船经过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来到日本。在东京，他得到了南开同学们的帮助，与姓陈的中国学生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那是在神田区，靠近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入该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经济桔据，吴瀚涛和其他几位南开的老同学商定每月给周恩来捐助 10 块银元。
东京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市，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仍然象是许多乡村的集合体。恩来发觉不难适应日本生活，而且他很喜欢那里的食品。在这里，他再次经常食用便宜的豆腐。50 多年后，1972 年他在北京接待一个日本代表团时曾经回忆说：“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
恩来打算将来当教师，不仅可以挣钱糊口，还可以继续参与“国事”，对许多学生施加影响。学校是培养爱国主义的地方，恩来记得历史老师高戈吾在东关模范学校是如何影响他的。
可是事情发生了波折。周恩来无法学习，精神集中不起来，他孤寂苦闷。他自己督促自己去上课，但是没有成功。朋友们的鼓励也未起作用。他们告诉他，这是因为初到异国他乡的一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毕竟日本不象欧洲那么陌生。孙中山是在日本组织起他的同盟会并找到许多同情者的。中国的进步作家鲁迅也是在日本通过译文而发现西方文学的。许多科学著作是通过日本才传到了中国。恩来点头表示同意。是的，日本也有好的一面……他还可以称鲁迅是自己的远房亲戚。⑥但是他仍然难以专心致志于书本。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⑦他徘徊街头，留意观察社会，学习另外一种知识。也许他意识到日本教师身上的某种傲气。“语言也是一种殖民手段，我在日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无法消除他对日本人的某些举动及威胁中国的反感。
在南开学校，他曾经写文章和作演说，抨击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孙中山民国的失败，中国沦入无政府状态……他在日本问他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人能做什么来拯救中国呢？吴瀚涛点头回答道：“学习。”此时他已在京都大学学习并已美满地结了婚。吴认为会出现一位“强人”来拯救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批精英、知识渊博的医生、工程师和教师……
1917 年 11 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震撼了世界。日本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然而它显然并没有使周恩来欣喜若狂。他到报亭上去买报纸，他保持着细心阅读报纸的习惯。但是他的心境依然难以摆脱孤寂苦闷。后来，他接触了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河上肇博士编辑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这是周恩来首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但并没有立即就着迷。他把刊物带回家中阅读。
1918 年 1 月他接到老家淮安来信，得知留居驸马巷的叔父周贻奎去世。父亲和其他亲戚经济困窘，在东北的伯父贻赓心地善良，现在要照顾恩来的两个弟弟。周在日记中写道：“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而他又身居国外，口袋里几乎分文皆无，全仗朋友们的帮助。他一度曾想从佛教中取得慰藉，在他的日记中可看到这样的话：“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不过，他接着写道：“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春天来临；日本的秀丽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渐开朗。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里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仿佛是对他奋斗的一种答案，或者说是对他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的灵魂的一种报偿，他又重新阅读起在南开学校时曾经看过的《新青年》杂志。
这一回，他真正地悟出了道理。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我自前天忽然地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
他终于找到了线索。单凭科学和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无论“贤人政治”还是强人，也都救不了中国。必须有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变革的行动，来振兴亲爱的祖国。必须要有一批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
他制订了自己的学习工作规则。每天用 13 个小时半来学习、读书和看报，3 个半小时满足身体的需要，睡觉只用 7 个小时……这一切使他磨练了自己。为了中国的未来，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地与之结合在一起了。
1918 年春，日本对当时统治着北京的北洋军阀联合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中国学生对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忍无可忍。他们以卷起铺盖，纷纷回国的行动抗议军阀政府卖国行为。此时，恩来在东京已加入一个学生组织，名叫新中学会。新中学会组织学生举行各种集会，抗议中国军阀无耻卖国。学生们举行游行，恩来与新中学会 350 名成员中的约 100 名学生一起前往中国领事馆，遭到警察的阻止，周恩来对警长说，他们的游行并非骚动。他们仅是要递交一份请愿书。他既彬彬有礼，又义正辞严。警长不得不撤走警察，并称赞他们秩序井然。③当晚，恩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多么精辟的论述！他接着说，在过去，中国总能把征服者吸收同化，但是现在不能了。要由中华民族来主宰我们自己民族的命运，抛弃自己的弱点。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周恩来所说的实际上是他一辈子的信念：人只有首先改造自己才能改造社会。
1918 年 4 月，南开学校的两位奠基人严范孙和张伯苓在赴美途中抵达东京。南开将成为一所全日制正规大学，⑨许多经费来自于美国。在东京学习的南开学生设宴款待这两位师长。恩来出席了晚宴，后来又去看望严范孙。从严范孙的日记中看出，他俩似乎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显然，严对周恩来学业成绩不佳感到失望，也许他再次资助了他……但是恩来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而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被录取。他在日记中承认心情非常懊丧。那年 7月，他归国探亲，在北京看望了父亲。贻能和在淮安的一家经济依然十分贫困，这使恩来更加懊丧。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似乎没有什么出路。要不然，就得依靠象伯父贻赓那样运气较好的叔伯。9 月恩来返回日本，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学习，也许想争取获得一笔奖学金。
他的朋友吴瀚涛替恩来十分担忧。他邀请恩来前往京都与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你一定得来……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的……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恩来深受感动，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看到瀚涛在等着接他时，眼泪夺眶而出。他在吴瀚涛夫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据说恩来作为非全日制学生进了京都大学，断断续续地到学校去上一些课，他却无法专心于学习。他开始了解日本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亲眼目睹了因农业歉收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及声援贫苦农民的游行，称之为”米骚动”。他曾经谴责中国的军阀统治，然而日本也是个军国主义的政府。这时他阅读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他问吴瀚涛是否能安排他与京都帝国大学的河上肇教授见一次面，吴未予安排，因此恩来从未见到过河上肇。1918 年 4 月，周在日记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他接着问道：而后怎么办呢？后来，他逐渐成为河上肇主编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越来越热心的读者。
周住在吴家帮助吴夫人做饭。他每天早早起床搞好卫生，整理房间。吴夫人不仅整天要上课，下课回家后也要干家务。此时，她回到家中常常发现周恩来已经做好了饭。吴瀚涛知道恩来喜欢喝酒，有时回家就带回一瓶米酒来。两位朋友边喝边聊，可是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恩来一个劲地谈论他所热衷的社会主义刊物，极少谈论其他。只有中国人进行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光靠一个强人……一个人能做什么？要有许多许多人，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才能成就大事……”周边谈边喝、边喝边谈，争论越来越激烈……”要革命，否则就没有变革……这是我们的任务……”吴再也忍不住了。他吼道，“你再这样喝下去的话，你根本救不了中国。”说着，他把酒瓶往地上摔个粉碎。
恩来默默地看了一眼地板，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碎片和地板清理干净，吴的妻子感到不安，也劝道：“你喝得太多了，恩来……你在学校里就太爱喝酒……”
***
1919 年，春天来到日本，这是樱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治的季节。周恩来来到岚山公园，到处秀色可餐。恩来写道：“我要了解，要向世界各处学习……秀才要知天下事……若有所不知，应感到惭愧。”
不仅是知识，而且那大自然的美，也一度使他如痴如醉：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饶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京都沐浴在烂慢的樱花丛中。恩来在园中缓步踯躅，一手摸着口袋中他在南开学校时的回民同学马骏给他的来信，“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他徘徊思忖，内心深处，另一个自我在骚动。在壮大，不让他沉醉于绮丽风光之中。他的诗流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每首诗既是赞美，又是诘责。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他的心可并非无碍，并非无动于衷，并非无拘无束。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他没有陶醉于美丽的景色，也不能满足于现状或孤高自赏，他必须投身于历史的洪流。所以他必须离开日本，给他既热爱又憎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写下惜别的诗句。在日本，他曾一度迷失方向，但又自己摸索到了方向。在日本，铸造个人生涯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可能在模糊中窥见了一点光明、未来的一种先兆。
说起恩来在日本的经历，不能不谈到一件发生在火车上的事。那是在由东京下关开出的一列火车上，他遇上了在函馆商业学校任教的元木省吾。两人攀谈起来。元木省吾回忆道，“他谈到我们两国的人民，讲得那么有感情，那么关切，那么热情。”周给了他一张名片，名片上除了恩来的正式名字外，还印有他的号“翔字”两字。54 年后，1972 年 9 月 29 日，元木老人的孙子作为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时，带回了这张名片和那位 88 岁老人元木省吾的记忆。“他仍然记得你，”周恩来深为感动⑩。
1919 年 4 月，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弟弟恩寿在大连的码头上接他，两人一起前往沈阳，恩寿与伯父贻赓就同住在沈阳。两天后，周恩来离开沈阳，去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及时赶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即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19 年 5 月 4 日在中国是个纪念日。当时全国青年都行动起来，这批青年今天已被叫作“第一代革命家”。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飞跃的进步，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此起彼伏。学生领袖均是自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现象的产物，其中许多是在“新学”堂里受到了关于民主和独立的教育。
被西方列强承认为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在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加入法国、英国和美国反对德国的协约国。30 万中国工人乘船前往欧洲，到劳力匮乏的法国和英国工厂里做工，到战场上去挖掘战壕，运送伤员。(11)西方民主国家则允诺，中国所不满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强加于她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会设法予以改变，对中国食盐垄断和海关的控制，在天津、上海和武汉等城市获得的治外法权，完全在西方管辖之下的租界等等无理剥削措施都将得到纠正。可是，1919 年战胜德国后，当欧洲列强在法国谈判签订《凡尔赛和约》时，它们不理睬，或者甚至拒绝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态度暧昧。中国知识界中的许多人——学生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寄托在被视作民主之邦的美国身上。然而，这些崇高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从巴黎会场上传来了一些流岂中国报刊纷纷加以登载。人们聚在一起阅读有关中国被大出卖的最新消息。现已弄清，欧洲协约国在 1917 年就曾向日本作出秘密保证，要把从前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山东省让给日本。这些民主国家曾希望日本将就此与它们合作，保障它们在亚洲的殖民财富和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
整整一代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在新学堂里受过教育，对于民主、自由充满着巨大的幻想，由于国联——中国也加入了该组织——的建立而对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充满希望，此时才极度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所相信的言词只对白色人种和殖民主义者有效，而对于他们自己及其祖国是无效的。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由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学者顾维钩率领，未能前往凡尔赛签订和约。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威胁和压力下，北京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最终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学生和旅法华工包围了代表团下塌的吕特蒂旅馆。顾维钩本人也十分不情愿在条约上签字，便取消了凡尔赛之行，代表团一行回到国内。
北京一些大学生写的五四宣言说道：伍德罗威尔逊的话犹如先知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增强了弱者的力量……中国人也听到了。他们被告知，在战后的分配中，象中国等民族就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秘密公约和强行签订的协议将不被承认。他们盼望着新时代的黎明一一但是，太阳没有在中国升起……
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中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从 5 月开始，持续了好几个月。参加者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各界人士，包括小学生。在街头巷尾，年轻人成群结队，有的只有 12 岁，向听众宣传，揭露卖国行为，号召同胞们抵制日货。在边远省份，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也是关于卖国求荣和背信弃义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和女学生们也首次走上街头，在销售日货的商店和企业外面设置纠察。
以后的两年内，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开始向往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制度。这个国家和制度指出了公正和平等的前途，教导人们必须摧毁压迫、剥削的制度和帝国主义。这便是新生的苏联。而能够拯救中国、使中国获得自由的真理似乎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中国与诸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著名的学者进行过秘密的接触。
***
周恩来出席了南开学生 5 月 10 日晚上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日本的形势。他受到了回族朋友马骏和马千里的欢迎。马千里此时已是南开大学国文系的助理主任。“我们一直等你回国。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来组织学生。斗争是长期的。”
首次冲突就发生在南开大学。一位亲日的军国主义分子(12)将要成为校董。周被选作代表去向校长张伯苓表达学生们的反对意见。张气愤地对他说：“学生就应当学习，不要沉迷于极端的政治。”于是，周就给留日的南开同学写信，谴斥张伯苓和学校董事会“接近卖国贼”。
周恩来写道，”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QCrocy（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张伯苓怒不可遏，想把有关周恩来于 1917 年从该校毕业的记载从校友册内删掉。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周通过助理主任马千里的关系进入南开的国文系，这使得他有可能到校园里去活动，尽管他从未上过课。1950 年，他作为中国的总理在兴办一项新的教育计划时对大学生们说道，“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一天也没有。”他在河北街上一所拥挤不堪的屋子里租用了一个小小的房间，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组织游行示威、召集会议、抵制日货的职业宣传员。
《新青年》杂志犹如激进学生的圣经，两位编辑李大钊和陈独秀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从学生中物色合适的人材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周尽管阅读《新青年》和参加游行示威，对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有些踌躇，他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本市的许多教育机构招募成员。联合会有一个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纲领，其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当亡国奴。”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在的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周穿梭于天津和北京之间，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会报的报头印有一句名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挑选这几句话作为箴言表明，尽管他对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但是他依然信仰民主，信仰亚伯拉罕林肯。他在 7 月 21 日创刊号上撰写的发刊词《革心！革新！》中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再次坚持自我改造。
在短短的五个星期时间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从起初的单页三日刊发展到后来的对开一大张日报，日发行量两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量。除在天津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各地。全国各地都与它通信联络或给它投寄稿件。对于每一封来信，周都认真仔细阅读，并给予答复。事情未办完之前，他决不会离开那间小小的印报地下室。他用多种笔名在文艺、新闻或“新思潮”的栏目下发表文章。此时，他写的文章已开始采用白活文。由于不需要学古文就可以用这种简化的语言阅读或写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们大家都必须关心国家大事，拯救国家的责任就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这些话是周恩来的坚强信念、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责任感”的缩影。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晨报》等报刊，都对《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倾向和格调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与他一道工作的马骏、张申府等人回忆，周恩来工作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从不突出自己，“决不做争权夺位的事，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他办事雷厉风行……尽可能地做得完美无缺……”。印刷厂很小，工人很少，机器又陈旧，印每一份报都要手工排版几千个汉字，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周恩来去看望工人们排印，学会了排字。后来索性把住处搬到靠近印刷厂的地方，常常夜里亲自去排字。早餐只花两分钱在路边的小店里喝碗豆浆，吃根炸油条。由于寓所里没有厕所，他象许多人一样上公共厕所，并利用这个时间阅读报纸，考虑自己要写的社论。他毕生部保持着随身携带大量文件，一人静心阅读的习惯。
由于他心地善良，没有咄咄逼人的作风，他与周围共事的那些变化无常的人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团结关系。8 月，几名学生遭山东省公开亲日的军阀杀害。恩来在一篇社论中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9 月，为要求严惩杀害学生的军阀，天津学生派人赴京与北京学生一起到总统府请愿，遭逮捕。周恩来与五六百学生再次赴京请愿，救授被捕同学。他们连日露宿在总统府外，得到各地声援，最后赢得了胜利，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在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天津的路上，恩来与几位朋友探讨了建立一个严密团体的设想，这个团体由学运骨干分子组成，进行公开和秘密活动。游行示威的热情逐渐减退，有人开始感到厌倦，可以动员起来的人员日益减少。组织这种团体的设想并非他们的创新。当时已有几十个这类爱国团体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在湖南省府长沙，一位身材颀长、才思俊逸、名叫毛泽东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新民学会”。李大钊和陈独秀从这些团体中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积极物色成员。然而，9 月 16 日恩来与 20 名好友成立觉悟社时，尚没有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意图。“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13)觉悟社在一个方面打破了旧的传统，它吸收女社员，与男社员享有平等的地位。周恩来写道：“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于是，第一步行动便是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的合并。这可把那些满脑子旧道德、旧伦常、墨守成规的文人惊得目瞪口呆。男女在一起……这可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的规则严格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
9 月 16 日，觉悟社成立时共 20 名成员，男女各半。周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说道：“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要……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
在 10 位女成员中，有两位将在周恩来的一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 25 岁、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的姑娘，名叫刘清扬，她已与张申府订婚。刘清扬此时已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李大别的忠实学生。两年之后，正是由于她和她的丈夫的介绍，周在法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另一位是身材娇小、五英尺高的圆脸姑娘，她是觉悟社第一批社员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年 2 月才刚满 15 岁，却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六年后与周恩来结为伉俪。
邓颖超才华出众，擅长演说，是受其母亲、一位中国早期女权主义者杨振德的影响。颖超的父亲是满情王朝的一名军官，1908 年被杀。他的遗蛹由于只生了个女儿，未生儿子而遭已故丈夫的家庭的摒弃。她边教书，边行中医（从她的一位叔叔那儿学会）挣钱度日，但却坚持要把 1904 年生的女儿送到天津最好的新学堂之一学习，并且坚决不让女儿缠小脚。(14)由于有这样一位母亲，颖超在 13 岁时就已经是一位组织反日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她在阅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文章后曾给编辑恩来写信道：“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低头……要为真理而战斗到底。”她的署名是“小超”。恩来无法判断这个名字是男是女。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她走到他的面前。”我就是给你写信的小超。”周恩来非常高兴。这位身高 5.7英尺的 21 岁青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年仅 15 岁、具有战斗性的姑娘。65年后邓颖超对我这样说，“我们没有想到爱情。无论如何，觉悟社社员之间是禁止恋爱的。”至于周恩来。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即使在当时，她的演讲才能和组织能力都比我强……”但是，他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不过，这段恋情似乎没有多久便结束了，那位姑娘嫁给了别人。邓颖超本人在晚年还对我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这并不重要，是不是？”显然，她对他是一见钟情，耐心等待，六年后赢得了他。
觉悟社痛砭北洋军阀政府对日卖国求荣，预计军阀政府定会搜捕学生，社员们决定在为社刊撰写战斗檄文时一律使用笔名。他们在一只杯子里放进分别写有一至五十数字的纸条，然后抽签。周抽到的是五号，便用“伍豪”的笔名。邓颖超抽到的是一号，即采用笔名“逸豪”。
游行示威连绵不断。10 月 10 日，即推fan满清王朝，成立民国的“双十节”纪念日，觉悟社又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学生们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集会，警察包围了会场，用枪托毒打男学生。邓颖超与一群女同学奋不顾身地冲向警察，高喊“警察也应该爱国！”邓颖超回忆道，“这是一次很好的斗争。我们那时是那样年轻，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觉悟社于翌年 1 月首次出版刊物，并刊登了周恩来写的文章，主题仍是自觉、革新……“永无止境……永无止境。”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觉悟，表明恩来此时还远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一时期他所写的诗也充满了自觉的主题。这时，他已不再用古文写作。甚至写诗，也用自由体白话文写成。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1920 年 1 月，觉悟社的几名社员遭逮捕，其中有回民马骏。一连好几天，逮捕事件连续发生，马千里也遭到拘禁。1 月 29 日，周恩来领导一群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学生。大批警察守卫在公署围墙四周，四名代表——其中有周恩来和一位回民姑娘郭隆真(15)——被阻在大门之外。夜幕降临，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学生们想回家。可是，当警察关闭大门时，忘了把作门槛用的一根粗木头放到门下，这样就在两扇大门的底下留下了一英尺高的空档，使得身材瘦小的周恩来得以从门槛空隙爬进了公署的前院。另三名代表也跟着爬了进去，在院子里，恩来发现有一把弟子，那是警察用来爬上墙头观察学生的示威游行情况的。此时警察已缩进暖和的房间里，院子里是空的。周爬上梯子，从墙头上向外面冻得浑身发抖的同学们大声喊道：“请大家等候，保持秩序。如果我们一点钟之后不回来，就另寻办法。”他向公署走去，警察从房间里冲出来拘捕了这四位代表，紧接着便闯出大门；挥舞棍棒，毒打等待在那里的学生。4 名代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营务处，这是关押死囚的地方。
营救工作开始了。邓颖超带领一批批学生向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发出呼吁，组织慰问团到医院里去看望受伤的同学，并散发传单把事件真相公诸于世。
4 月，周恩来与同伴们开始绝食，这一消息通过狱中同情学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来。邓颖超率领 20 多名女学生去见警长：“释放男同学，该轮到我们坐牢了，我们也是学生代表。”全国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绝食斗争的消息。经过各界人士反复抗议、交涉，警方被迫将学生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条件得到些改善，可以看书学习，互相通信和允许亲友探望。恩来要来了一些有关历史、法律、英文、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书籍，组织起“狱中大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被带进了狱中，恩来就在狱中向难友宣讲马克思主义，先后讲了五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保持士气。”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比难友们组织了文艺晚会，话剧《一元钱》的演出，使难友们极为感动，也极受教育。邓颖超的一位女友李愚如(16)到狱中探望恩来，并向他告别，她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探求真理。恩来给她写道，我为你高兴，去“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天真烂漫不是指贞操，而是对事业无私清白的奉献。他给她写一首自由体长诗，他在诗中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此时他尚在狱中，尽管同学们都谈论着要出国，他怎么能料到不久之后他也将前往法国？恩来对于这首相当平淡的诗似乎十分欣赏。”我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周恩来在狱中还记了不少日记，后来在赴欧途中，他在船上把这些日记整理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手槁，寄给了马千里。(17)马想将其发表，但周没有同意。
7 月 6 日至 8 日对拘捕学生进行了审理。周恩来给自愿免费为其辩护的律师刘崇佑(18)写信，干净利落地提出了四点辩护词。周恩来在法庭上起立作义正词严的申辩。他在囚牢里曾被剃光的头发此时已又长起来。“我们只是要求见省长，递交请愿书，这是犯了哪条王法？”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法官们害怕被指责是卖国贼，只是宣布犯了骚扰罪便把被拘人员释放了。
此时他们都成了英雄。不少人要给周恩来说亲。刘律师也暗示他有一位漂亮的侄女……周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们的全部精力。”
当年 8 月，周恩来和 11 名觉悟社社员到北京，在陶然亭公园里同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个团体的青年一起座谈，共同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还有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身材矮胖、说话轻快、笑容满面的李大钊。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周恩来的答词显得不太自然，政治词汇如此之多，令人纳闷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也许是他在狱中所阅读和宣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影响了他的风格。他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勿庸置疑，在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完全可以为酝酿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找到成员。马克思主义小组正在中国国内和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与劳工中产生和发展，最终它们将凝聚成单一的政党。李大钊征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周和其他潜在的共产党员被叫至北京大
学会见一位俄国教师。恩来没有给这位俄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周象往常一样显得有点矜持。于是，其他青年，而不是周恩来，被挑选送往莫斯科接受训练。
但是，李大钊希望周恩来能前往欧洲，首先去法国。尽管周尚未择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李看出这位年轻人潜在的组织才能，他的能言善辩和超凡的魅力对于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政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时，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他选中了周恩来和李福景，并为他俩向中国驻英国的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周恩来决定去欧洲并非偶然，他在狱中写那首诗时，就流露过这样的想法。
邓颖超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的工作，并担当周与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给他织了一件毛衣，以御欧洲冬天之寒冷。在毛衣领子的内侧，她特别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依然很贫穷。为支付前往法国的路费，总是乐于助人的严范孙尽管对周的学业成绩感到失望，但信任周，给了他 500 元钱。律师刘崇佑似乎也钦佩周的真诚和品德，也给了周 500 元钱。这便使得周能干 1920 年 11 月 7 日去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他乘的是下等舱，行李袋里装着一本中法字典。共有 197 名学生乘这条船前往法国的马赛。
注释
本章所用资料来源于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保存的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等书中。
① 绍兴是周氏祖籍所在地，因此，尽管周恩来出生于淮安，其籍贯还是绍兴。
② 中国有 56 个民族。回族是中国的穆斯林，是阿拉伯或波斯移民的后裔。周恩来后来满脸大胡子，这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这也许表明其祖先曾有阿拉伯或回民的血缘。
③ 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
④ 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的先驱之一，1921 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 年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创编的《新青年》杂志，对中国知识青年有巨大影响。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中国共产党人生平字典》。
李大钊（1889—1927），1914 年从日本回国后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杰出的领导人。在北大任教，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有密切联系。1918 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与陈独秀都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
⑤ 1916 年 10 月 3 日周的剧稿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资料和《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 鲁迅原籍绍兴，原名周树人，母亲姓鲁，与周恩来似乎有某种远亲关系。
⑦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⑦ 整个事件似乎稍有夸张，也许是出于某种传说，把周在日本的活动描绘成他是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⑧ 南开中学于 1919 年改为南开大学。1937 年 7 月遭日本人轰炸。1938年，南开师生身背书籍用具，跋涉数千里，迁至内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开又迁回天津。现在南开大学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学府之一。
⑨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断言，毛泽东作出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对日本人民怀育深厚的感情。本书作者在 1988 年曾与这些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
(11)见迈克尔萨默塞尔著《中国西线》.1982 年伦敦出版。有关大战期间中国旅欧劳工情况的其他著作在法国也有所见。
(12)该军阀的名字叫曹汝霖。是出名的亲日派。
(13)关于觉悟社的规则，见《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参见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献和作者本人的文档。
(14)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5)郭隆真，又名郭淑善，是位回族姑娘，生于 1895 年。在 1931 年的反共大屠杀中遇害，1923 年成为中共党员，约有两年时间与周恩来一起在法国。
(16)李愚如，周恩来、邓颖超的朋友。1955 年，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曾一道拜访过李愚如及其丈夫——周恩来在南开的同学——潘世纶。他们的合照发表于《周恩来的童年》。
(17)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到法国后全部脱稿，邮寄回天津托同被拘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的马千里修正、补充。1921 年春，《检厅日录》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此时，马已失去在南开大学的教职，成为该报的编辑。1921 年，马在天津创办达仁女子学校，邓颖超在该所进步学校中任教。另一名教师许广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鲁迅的夫人。
(18)刘崇佑（1877—1941），律师。周恩来与他有许多通信，但是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中只存有一封信。
第三章 第三章 在法国学习革命（1920—1924）
—1920 年 12 月中旬抵法国马赛。
—1921 年 1 月初前往伦敦。—1921 年 2 月中旬回到巴黎。
—1921 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学生中从事发展和组织工作，成为旅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1921 年 7—8 月领导拒款斗争。
—1921 年 9 月组织抗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虐待，但未领导“先发队”。
—1922—1923 年参加批判无政府主义，组织新党员从柏林转至莫斯科。
—1923 年夏奉命与国民党派欧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1924 年 7 月奉召离法回国。
—1924 年 9 月 1 日抵香港。
周恩来对于写信真是不厌其烦，每收到一封信都会回复五六页的长信。在 1919 和 1920 年，他给在日本的好友吴瀚涛①写了不少长信，请求他回国参加激进运动。吴被周寄给他的政论小册子吓破了胆，请求周与他停止通讯，“我们的观点总是不同……让我们各持己见吧……”他与他的妻子曾是周的忠实朋友。吴的妻子还曾卖掉自己的一只戒子和一条项链作为周回国的费用。但是，不论是她，还是吴，都缺乏驱使周恩来投身革命的那种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在欧洲的四年时间里，周写了数以百计的信，邮寄了数以百计的明信片。单是邓颖超一人便收到了 250 多封信。在他搭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前往法国的途中，每经停一个港口，从西贡、新加坡、到科伦坡，他都要写信。在每一个港口，当时还是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的那些国家，船上的中国学生都受到歧视，上岸都需有通行证，而船上的欧洲人则来去自由。恩来感叹道，“我们感到中国人被瞧不起。”在西贡，大批华人挥舞旗帜，点燃鞭炮，欢迎中国学生。恩来在 11 月 16 日给弟弟恩寿的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我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对于西贡，他描述道，“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湾，直通海口，大船一直进入，紧靠码头。”在科伦坡，他看到许多苍蝇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筑路工人的身上。”他们被当作了畜牲，没有被当作人。”周对这些工人所受的欺压和蹂躏非常愤慨，对同学们说，”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一个国家的衰亡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我们到外国去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改变这种衰败现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他手里拿着字典，试图与法国和印度水手交谈，他迫不及待地要掌握法语的某些概念。12 月 13 日，“波尔多斯”号在马赛港停舶。华法教育会的一名成员在码头接他们，把他们送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在巴黎，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呆在一起。在话剧《一元钱》中，李福景曾扮演男主角，周恩来扮演女主角。漂亮的刘清扬及其丈夫张申府也到了巴黎。他们是搭乘“大山”号轮船在周恩来之后于 12 月 27 日到达法国的。恩来喜出望外，尤其是因为一年前刘清扬还曾与他一道进过监狱。张申府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肩负着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发展党员的使命。
周恩来抵法不久，便卷入了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之间的纠纷。华法教育会是用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拨款建立起来的，负责中国学生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庚子赔款产生的背景是：1900—1901 年中国人民掀起对西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领头的是一批自称“义和拳”的人。西方为了镇压这些反抗，1900年夏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在义和团失败后，作为对中国的惩罚，西方要求中国付出一笔苛刻的赔款，西方起名为“拳手”赔款（中国人称之为庚子赔款）。据说这笔赔款数额相当大，需要 39 年才能付清，当时规定中国政府用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随着新学堂的建立，西方对华政策有所缓和。西方感到，通过培养一个“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进行文化渗透比起迄今一直使用的残暴方法较为妥善。于是，部分经费便被用来资助旅法和旅比的中国学生。青年们实行勤工俭学，部分时间在工厂做工，部分时间在指定的学校学习。学生们所得的津贴微乎其微，不够维持生活。华法教育会十分腐败，大量的钱被装进了官员们的私人腰包，而对学生漠不关心。恩来给一贯资助他的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写信，斥责华法教育会。他还给天津由基督教徒支持的中文报纸《益世报》投寄揭露性的文章。他描述学生们如何在拥挤不堪的华法教育会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为了领取一点点津贴，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好些学生出国的资格不合规定，所学法语不够使用，也不掌握熟练的技能，“有由工人变为艺徒者……有因身体软弱不堪重任，自行告退者……”有些学生只能挨饿，因为他们所得的钱还不够买食物，微薄的收入难以支付学费。“刻苦甚者或能干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周恩来还指出“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②
也许是由于这一情况，恩来和李福景于 1 月 5 日赴伦敦，一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街 35 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两人报考曼彻斯特大学，不过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在等待学校通知的日子里，他在伦敦考察，写了无数信件和明信片，收集材料为《益世报》写更多的文章。他每天购买英文报纸，研究报上的文章。他考察了伦敦东区的码头，留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员，研究了失业人数，评述了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并对工党的组成感到兴趣。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他开始思索革命的问题。假如在苏联通过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来实现革命，也许在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革命。显然，他在英国耳闻目睹的社会革命在他看来是一种非暴力的变革……然而，它能否适用于中国？他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③
爱丁堡大学准备接受他，他毋需通过入学考试，只要进行英语测验。可是新的学期要到 10 月开始，而此时才 2 月。在秋季到来之前，周如何生活呢？他再次给恩人严范孙写信。他已决定要学习，严是否可以利用他与教育当局的关系帮助周获得一笔奖学金呢？鉴于他的籍贯是绍兴，也许可以获得一份浙江省的奖学金？奖学金没有获得，不过严还是对周和李福景解囊相助。然而，英国的生活费用太昂贵，恩来在 3 月又回到了法国。他给表兄陈式周写道：“英国生活程度之高为各国冠，每年非中洋千元以上不易图存，其他消费尚不论也。”④
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罢工，以及工党的发展继续吸引着恩来。他要求朋友们把英文报纸邮寄给他，在 1922 年 3 月 25 日从柏林发出的一封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伦敦《泰晤士报》。
他一共给《益世报》写了 57 篇文章，内容涉及英国的外交政策、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英国工党、英国警察在爱尔兰和在中东的暴行。
回到法国后，他在科隆贝呆了一段时间，他的英俊和举止文雅很使丧偶的女房东喜欢。她只知道他是“骑士先生”，因为他护照上的英文名字为“约翰奈特”（英文“奈特”的意思为“骑士”——译注）。两、三个星期后，他离开科隆贝前往蒙塔尔吉与刘清扬及其丈夫呆在一起。那里的一所学校里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已组织起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里面还有好几位从湖南省来的学生。能言善辩的蔡和森、其妹蔡畅及和森的夫人向警予，三人均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常在蔡家的屋子里开会。蔡和森及蔡畅的母亲是最早的出类拔荤的女性之一。她不听旁人关于不要冒险长途跋涉前往一个野蛮国家的劝告，毅然陪同儿子、女儿和儿媳来到了法国。（她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尽管她不去上课，但对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却了如指掌。）
恩来在巴黎经刘清扬和张申府两人的介绍，于 1921 年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的入党日期被确定为 1921 年。⑤
他立即受托开展“政治和组织工作”，由另一名学生赵世炎协助他。他们的工作包括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势报告会，为共产党物色新成员，分析评估他们的表现，与非马克思主义组织展开辩论，保存档案材料，尤其要注意保密。不到两年的时间，保密工作变得十分关键，因为法国警察奉命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保持警惕，开始搜捕“极端分子”。
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比利时，还是在德国，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旅欧学生各种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部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使得他上大学、求学位、甚至在工厂长期做工等等希望都化为泡影。
他曾进一所学校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他给朋友写信说，“讲好法文很重要。”一位名叫拉波波尔的法国共产党人辅导他的法语。但是，党的工作和需要迫使他的学习时断时续。由于他自己没有钱，所做的工作又无报酬，他就靠为报纸写文章来维持生活。他不仅给《益世报》写，还给其他报纸写。这时南开校董，严范孙再次解囊相助。对于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周恩来总是十分感激的。”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后来，当朋友们质问严范孙帮助共产党人时，严回答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或新闻记者问起——或更确切他说是谈起——他曾在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避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他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⑥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尽管他偶尔也身着粗布劳动服出现，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国的任何工厂里长期做工，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他的工作很快见效。到 1922 年，他已发展吸收了一批学主进入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被当作发展对象。在这个“旅欧支部”（周恩来曾在其支部所在地霞落瓦大学度过儿个星期），有一些人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将成为杰出和有才干的领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保持着联系。由于他们与法国文化和思想的接触，他们对世界的未来都有更广阔的憧憬和更深刻的认识。40 年后，当周接见某些法国外宾时，对于法国文明的好的一面给予了不少赞美之词，而对其另一些不良的地方则巧妙地闭口不谈。不过，他把在法国的生活说成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开始，乃是由衷之言。
他迁到比扬古区，在戈德弗鲁瓦 17 号一座小旅馆的二层租了一间小房间，这里现已成为许多中国学生前往参观的一个地方。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脸盆安装在楼梯井上。一张照片是当年周在旅馆外面照的，穿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也未梳理，袖子缩到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脚踝上面，显然他的体材已经超出了他的衣服。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窘困。他随身带去一只小炉子，用来熬白菜汤，泡点面包片，这便是他一天的主食。
他的工作性质使他学会了扮演各种角色，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进行化装，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得自己阔绰，有时又穿得象位工人。由于他英俊潇洒，所以很受人们的喜欢。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徒步作许多考察，巴黎更使他着迷。他走过许多大街小巷，透过玻璃橱窗，仔细地观察每一件细小的日用品，并记下了它们的价格。他常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的人士中有许多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在那里似乎也喝过无数杯免费的咖啡。40 年后，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还通过中国在巴黎新建的大使馆为他在拉丁区奥罗里咖啡馆“赊帐喝过的数百杯咖啡”还了帐。
周恩来是否出于坚定不移的信念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犹豫不决、认真“推求比较”，即使在他入党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而是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行变革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他说道，“这是一门科学理论，就象爱因斯但定律一样。”他从来都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空想家。未经实践，未经忖诸行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脑力劳动。“我国最大的障碍是生产率低，教育不发达，我们需要工农业技术，但是教育是基础……生产率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单凭教条永远也救不了中国，需要有某种政治结构来指导和改变中国的社会。周恩来要试一试马克思主义。
他是建党工作最需要的人材，因为他冷静、机敏、孜孜不倦。他能言善辩，满口珠玑，使犹豫徬徨者心服口服，使迷失方向者重新坚定立场。他从不发火，与一些易冲动、脾气暴躁的人争辩时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公开承认不是“理论家”、“意识形态非我长处”。蔡和森和另一名湖南学生李立三却与他不同，两人都好吹毛求疵。尤其是李立三，虽然擅长演说，却喜欢以争辩来出风头。“每当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都总是想到恩来，”同志们这样评价他。“有一些人爱出风头，周却不是那样。”
旅欧的中国学生在法国有 2000 名，在比利时和英国各有 200 名。在德国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因为由于马克贬值，引起可怕的通货膨胀，许多中国学生涌往德国，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要比在英国和法国便宜得多。周本人旅欧时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奔波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之间，他可以在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逗留较长的时间。1922 年初，他再次前往伦敦，但很快又回到巴黎。“我不喜欢那里。”他发现，英国警察对于象他那样行踪不定的中国学生深为疑虑，并且时常加以骚扰。
来往于几国之间以及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是个流浪汉或极端分子，需要做一、两身较好的衣服，均由共产国际出钱。
一位名叫苏珊吉罗的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来给中国共产主义小组⑦。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未来的党员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柏林送上火车，安全地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革命的系统教育。
除此之外，他还与中国商人和饭店老板进行接触。他那热情友好、平易近人和讨人喜欢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许多人自愿捐款帮助穷学生，不少人多年来一直亲切地怀念他。
他还负责以旅法学生的名义给中国驻法公使馆起草请愿书或抗议书。此时，他已集风度翩翩、优雅洒脱、辩才敏捷之大成。他在不同学生派别中进行调解的奇才有口皆碑。除非在他的同事中有谁养成狂妄的恶习，他从来都不会生气。他从不指手画脚，也从不自高自大。他一贯以襟怀坦白与和蔼可亲的面貌出现。然而，实际上他是个内情深锁、滴水不漏的人。对此，他终生坚持不渝。对他来说，结局是最重要的。犹如一条彩虹横贯天穹，放射出许许多多色彩斑烂的光泽，从周恩来那里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要见的东西。他是一个全才。
他个人的私生活也是近乎苦行僧似的刻苦，不愧为众人的楷模。和中国伟人遵守传统德行一样，他十分注意克己寡欲，以身作则。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法国或比利时有过性纠葛的报道。关于他与一位德国姑娘发生过关系的报道，杰出的英国汉学家迪克威尔逊已证明那全属虚构。一些朋友对他没有任何异性伴侣的事实有过议论。“我太忙了……还是独身一人好，”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朋友们报以一丝富有魅力而不置可否的微笑。但是，他给邓颖超写信。写啊写啊，写了 250 多封信……通过写信，他们恋爱了。85 岁高龄的邓颖超对我说，“我们是在互相通信中恋爱的。”⑧如果说这在西方社会中听起来不可思议，她所讲的大概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周恩来看上去不是一位性欲旺盛的男子。他富有男性的魅力，相貌英俊，无任何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就象许多理智支配情感的男子，或者象许多胸怀巨大抱负的男男女女那样，他毋需通过风流韵事来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周向邓颖超倾吐了他对法国美丽景色的喜悦之情，倾吐了他的希望和梦想。他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寄给她，再由她转送《益世报》以及此时已不再开展活动的觉悟社的朋友们。一天，他与几位朋友来到巴黎圣母院，爬了几百个台阶直至房顶，那里“千奇百怪的禽兽，犹如我们传说中的妖魔怪鬼，俯伏着身子……我们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太好了，太美了’。”
尽管他过着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的生活，他的湖南朋友、脾气暴躁的蔡和森却对他不满，因为恩来看到所有美丽的风光和人物都感到欢乐和赞美。他惊叹道：“多么漂亮的姑娘！”但并不想到去追求。他给朋友们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蔡斥之为轻浮。“你不应陶醉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始终盯着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道：“和森使我厌烦……我连一个女友都未交过……我也不打算交女友。”
在了解他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之前，周恩来曾把他的一张照得很好看的彩色照片印成明信片，寄给了在中国的所有朋友。朋友们告诉他这是危险的，警察可能会获得这些明信片——他一共定做了三打。此外，他还喜欢跳舞，他常去舞厅，而且从来不缺舞伴，从此学会了跳舞。40 年后，周恩来对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说，“我发觉法国人民极为友好……你们似乎没有种族区别……不同民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他与法国人民的接触是融洽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如此。周恩来的一位朋友王若飞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点看不起我们……如果想和他们寒暄几句，他们会装着没有听见……”⑨
直至友人黄爱去世之前，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还是不彻底的。黄爱是觉悟社的一名社员，1922 年 1 月在湖南省领导纺织工人罢工惨遭杀害。他是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烈士。邓颖超在信中把黄爱的死讯告诉了他。周深为悲痛，作了一首诗悼念友人。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写道：得到正品（黄爱）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当时还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周明白，在作出政治选择时，激情、情感起到某种作用。他明确地向国内的友人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我们大家都依赖恩来起草我们的公开声明、处理所有的事务……只要他安排会议、宣读声明，就可以断定，各有关小组都会同意。”与周一道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开展党支部建设这一复杂工作的最好人选。他做的工作越来越复杂，1917 年派往法国的劳工有 20 万，此时留下的中国劳工尚有 4 万。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努力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老板”制度，反对诸如无政府主义和新怯西斯等其他党派。给工人们组织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夜校，理所当然地成为周恩来的一部分责任。
这就意味着对当时在法国的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小组要展开许多“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口头辩论，慷慨激昂和非常激烈的辩论。有一次还发生了暴力，砸毁了家具，双方动了拳御，若干名学生受了伤。周恩来不仅看望自己的同情者，还坚持要看望受了点伤的对立面学生。
警察的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周强调所有入党的人都要对党籍严加保密。这一规定在几年之后使许多同志得以保住了生命。他开始感到，并且提出，所有的党员应当把军事科学当作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前往具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气氛的比利时霞落瓦社会主义大学时，便组织那里的中国学生参加政治座谈会，似乎他本人还一度成为该校的学生。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青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那便是四川省的聂荣秦。⑩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的学生中许多来自四川。聂学的是工程。1988年，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在他北京的寓所对我说：“即使在当时，在 1922年和 1923 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数十年后，聂荣臻被周选中，负责组织一批批科学家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建立起首批从事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
在德国，周恩来在坎特街住了几个月，房租月金为 12 美元。他还使用在威特斯特拉街上的两间房子，这也许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住地。他在德国很受欢迎，几位女房东都很喜欢他，他也总给她们赠送圣诞节贺年片和鲜花(11)。他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去看他们打乒乓球，与他们一起在学生区的啤酒窖里喝啤酒。在柏林也组织起一个党小组。当年 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举行的一次三天会议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正式成立，周代表旅德组织前往巴黎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当然又是周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少年》杂志是用手刻油印的，做此工作的是一位从四川来的 5.3 英尺高、身材矮小结实、脸盘方正的青年，名叫邓小平(12)。邓生于 1904 年，于 1920年乘船来到法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白天在加雷恩一科隆布制鞋厂做工，晚上就油印《少年》杂志以及为中国劳工在夜校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讲义和教材。他获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大家就一直这么称呼他。50 多年后，当中国某些青年发动另一次变革浪潮时，许多青年也用手工书写传单、小册子、印刷刊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效仿“油印博士”当年在巴黎于夜间开展“油印革命”。
周恩来还与一位人们最难以想象的共产党人交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朱德(13)，也是四川省人。朱生于 1886 年，比周恩来大 12 岁。朱一度成为滇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结过五次婚，还抽过鸦片。可是当 1919 年 5 月发生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时，朱德变了。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戒了鸦片，决心探求真理——为了挽救中国。1922 年 7 月，他设法会见了陈独秀。陈是中国最早的两名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此时已是于 1921 年 7 月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对他说，“我愿加入共产党。”朱曾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不过他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势力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一名成员。陈独秀不太喜欢这位关系复杂、其貌不扬的人，给他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便让他走了。这位马克思的未来弟子虽然吃了闭门羹，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乘船来到欧洲。在巴黎，他从几位四川饭店的老板那里打听到周思来的名字。“他是真正决定一切的人……”那年 10 月，周在柏林，朱德设法在坎特街找到了他。房门打开时，他看到了“一位身材削瘦、相貌俊美的人……”恩来请他进屋坐下。周恩来让朱德不断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自己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观察来者的本质，并注意到他的殷切心情和坦诚。朱德讲完后，周沉寂片刻，略加思忖，抬起头来问道：“大哥，你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该吃饭了。”这表明朱德作为个人已被接受。又经过了六天的交谈之后，周才作出了决定。他亲自介绍朱德入党，并嘱咐这位喜出望外的长者要严格保密，谁也不应知道他是一名党员。“目前对于此类事情最好不要大公开……我们需要象你具备的那些其他才能……”他发现朱德喜爱兰花和音乐。从那时起，两人便养成了对贝多芬音乐的共同爱好。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他们两人的一条罪状。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朱德成为最有名望的军事司令员之一，也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一本著作中的主人公。
还有那位胖胖的、性格豪放、谈笑风生的陈毅(14)，也是来自四川。他在饭店里洗杯盘，在塞纳河码头帮助装卸货物，在米什兰和勒克勒佐两地干活，抽空也到艺术学院去上上课。他能踢足球，朗诵古典诗词，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幽默感。周恩来的众多朋友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幽默、乐观、热爱生活、毫不浮夸。那些虚请假意、自高自大，或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从来就得不到周恩来的赏识。
周恩来在法国的岁月里，参与了两次大规模的斗争。一次是反对中国“政府”，即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北洋军阀“政府”，它当时在巴黎设有一个公使馆，相当于现时的大使馆。另一次是有名的“里昂大学”事件。
1921 年华北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法国发行债券筹集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援救中国的千百万灾民。可是，周仔细阅读了法同和英国的报纸，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借款额为二亿法郎，其中一亿将由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阀和法国经手借款的军火公司中饱，另外两亿确定用来向上述军火公司购买武器。这样一笔军火交易怎么能叫救灾贷款呢？经过进一步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中国“政府”的借款担保条件是向法国政府出卖国家的铁路建筑权、印花税和验契税。这是一桩丑恶的贪赃在法、卖国求荣的事件。周愤笔疾书，严厉谴责。天津的《益世报》刊载了他所写的长篇通讯，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法国报纸也披露了这笔交易的真相，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掀起了反对借款的巨大声浪，致使这项协议不得不被取消。这次调查报道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周未来掌握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精干待人接物，在今天可被视作一位极为高超的公关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他将非常注意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在新闻媒介中塑造形象的巨大力量。
另一桩事是关于建立中法里昂大学的计划。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大约 2000名学生对这一计划深寄厚望，以为可以在经费和教育两方面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可是没有多久，情况就明朗了。只有从北京的中法大学和上海的天主教震旦大学挑选的学生才能入里昂大学。学生们向华法教育会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无法生活，就回国去吧。”有些学生定期领取的少量津贴也被中断了。
学生们在巴黎举行集会，决定向里昂进军，要占领校舍。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四川省的学生赵世炎和湖南省的学生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默默地坐着，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提醒大家要谨慎。“敌人试图逼我们陷入绝境……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和周全的计划……”行军队伍应一分为二，一部分为“先发队”到里昂去，另一部分留下来负责后方工作和“以防万一”。显然，周了解，法国人准备要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向学生们摊牌。他想避免正面对抗。他与霞落瓦大学的聂荣臻和几名其他学生负责后方工作。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立三率领 105 名学生往里昂出发，9 月 21 日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次比 200 名警察把他们包围，押送到被遗弃的兵营中囚禁。他们立即开展绝食斗争。
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利用他与报纸的关系，与法国共产党员接触，并与华人社团进行联系，组织起一个大约 20 来人的“慰问团”前往里昂。在里昂，他求见市长，要求探望被关押的学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被褥，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他随身带了一只很大的黑皮袋，里面装满了书。一位前往里昂表示“慰问”的朋友(15)问道，“你带那么多书干吗？”周回答说，“要是学生们不得不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书对他们就很有用处。”显然他想起了四年前自己在狱中的经历。
105 名学生于 10 月 13 日获释，但立即都被法国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前往马赛，到轮船上与蔡和森、蔡的妻子和妹妹，还有足球运动员陈毅，——道别。周怀念那位足球运动员、喜欢说笑打闹的陈毅。也许他也怀念蔡和森和记起蔡关于道德品行的告诫。
唯独缺乏材料的是有关周与法国共产党接触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好吵架的青年男女陷入了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纠纷，没有保留什么记录材料。连列宁都对法国激进分子吹毛求疵的煽动性宣传感到非常气恼。直至1925 年法共才解决了内部理论问题。只有在一处提到有几名中国学生、包括周恩来，出席了法国she会主义青年团一次会的开幕式(16)。苏联历史学家卡留切安茨写道：“周恩来、蔡氏兄妹和邓小平与法国共产党工人建立了关系，每隔两周便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政治形势……这样，他们受到影响，成为共产主义者了。”卡留切安茨显然认为中国人是受到法国共产党人的训练，这是相当肤浅的结论。法共两份报纸《人道报》和《工人生活》均没有提及里昂事件。尽管周恩来曾对法国没有种族主义作过好评，但是法国工人对遗留下来的中国工人确实怀有仇恨之心，工厂老板们把这些中国工人组织成一支支小队，利用他们来破坏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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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成立刚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一重大的政策变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的。共产国际指示要求共产党与孙中山及其新成立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
外表温和但坚韧不拔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中国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国内，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对这一目标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在广州已经取得了立足点——由于那里的军阀颇为宽容。
孙中山除了组成国民党外，还大胆地宣布在广州成立民国政府，尽管他所控制的地域没有超出广州市区。他在海外华侨中继续得到巨大的支持，他的内阁也由许多华侨组成。在他的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陈友仁。他是位律师，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文反而不怎么会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热心的爱国者。1920 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曾与孙中山接触，与他讨论怎样使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俄国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但是，孙起初对这一设想抱有反感。他说道，“我不相信豹子会改变身上的斑点。俄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没有改变……”国产国际的代表没有放弃希望。统一战线是列宁的发明，这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的大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一联盟对于抗击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入侵曾经十分有效……在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来赶走军阀及其帝国主义后台老板也是可行的。
到 1922 年，孙中山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决定联俄联共。他的财政部长廖仲他是位富有的华侨，对他很有影响力，廖赞成统一战线。而且，孙中山那位年轻有为的夫人、一位非常富有的华侨的女儿、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宋庆龄(17)，也赞成统一战线。他们的影响力，在孙中山的变化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23 年 6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统一战线”成为年轻的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孙中山也推动他创立的国民党考虑统一战线的建议。
在巴黎，周恩来是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政策变更的通知。一切都要在一个晚上改变过来，与国民党的对抗现在必须改为与国民党的合作。国民党在欧洲也有它的代表和支部。那年 6 月，周恩来会见了曾受过法国教育的学者、国民党代表王京歧。
周恩来向王建议，两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讨论各种问题。他还建议应让妇女参加各种统一战线的活动，并提出了他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回民妇女郭隆真的名字。郭在 1920 年曾与周一道坐过牢，此时正在法国求学。周提出了切合实际和有益的建议，并且又能够提出 80 多人来“帮助国民党改组”，深深地打动了王京歧的心。王也许没有意识到，这 80 多人全是共产党员。
《少年》杂志改变了刊载文章的调子，并改名为《赤光》，成为统一战线的刊物。在 11 月召开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周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他致信王京歧：“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1924 年 1月，周恩来、他的朋友聂荣臻以及蔡畅的丈夫李富春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宣传和党务工作。
周恩来兼容并蓄的性格对于新的情况很能适应。如果说才智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同时容纳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他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政党中间调和，在分歧的意见中寻找共同点。他必须保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又要在他的行动、言论和文章中使一个非共产政党可以放心，认为得到了支持，有助于其发展。他必须循循善诱、通情达理、平息敌意、排解猜疑。
这是他锻练成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开始。事实上，从他的整个生涯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
1924 年春，周恩来选送一批中国学生从法国和比利时途经柏林前往苏联。他在柏林把他们送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其中有聂荣臻。
周本人在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从欧洲去莫斯科。这种旅行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因此而受到损害。
7 月，周恩来在巴黎出席了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他刚刚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要他立即回国，回到中国国内负责国共两党之间的统战工作。显然，这是由于他在欧洲成功地促进了团结，以耐心和策略处理好纷争迭起的不同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尽管曾遇到许多阻力，在某些会议上还发生过暴力事件，但他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统一战线”。周有安抚一切捣乱分子的奇才。他无可指责的品行有口皆碑……不近女色、廉洁奉公，用钱笔笔都有详尽的帐目可查。
1924 年 7 月下旬，周恩来离开马赛，9 月 1 日抵达香港。
他离开法国三个月后，法国警察在对可疑分子进行的一次突然搜查中发现，他一直是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组织者。
那样一位潇洒英俊、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青年，从不忘记给他的女房东赠送鲜花与贺年卡……法国人说，“多可惜！他是那么英俊。”真是难以相信他是一位赤胆忠心的革命家。
注释
① 有关吴瀚涛及其夫人的材料，见徐凯玉著《后台实权人物——周恩来》。
②③④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⑤1987 年和 1988 年作者与中央档案馆馆长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有关周恩来入党的确切日期，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四期。
至于为什么周在 1945 年中共七大对党员进行核查时把“1922 年秋”作为自己入党的日期呢？作者认为不仅因为他极为小心谨慎，而且因为，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推定他为党的缔造者。假如在1945 年周声称自己在 1921 年春就是党员的话，他就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具有更老的资格。
⑥周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不仅对大学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都这样说过。
⑧ 其他档案材料称有 800 法朗，但无法核实。
⑨ 见 1989 年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⑩ 由雷吉斯贝热龙和安妮克里格尔向作者提供情况。克里格尔引证了乔治克莱蒙梭总统 1918 年 3 月 1 日关于对中国旅法劳工施用暴力的通告。1919 年内政部的一份禁令中还禁止法国妇女与外国工人通婚。
⑩聂荣臻（1899—1992 年），生于四川省，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比利时霞落瓦的劳动大学学习，1924 年去莫斯科。见 1988 年作者访问聂荣臻的谈话记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11)早先关于周在德国生了一个儿子的说法被证明完全是不准确的，迪克威尔逊所著关于周恩来的书中有很好的叙述。
(12)邓小平 1904 年生于四川.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见于里弗郎兹和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著《邓小平传》，1987、1988 年出版。同时参见《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宇宙出版社，1978 年香港出版。说明：在法国的中国学生来自四川省的最多，其次是湖南省。
(13)朱德（1886—1976），聚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围的非凡人物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约翰考尔德出版社，1958 年于伦敦出版。
(14)陈毅（1901—1972）.四川省人，1919 年去法国，自 50 年代任外交部长，与周恩来有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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