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这位“朋友”是入了中国籍的法国人，姓陈，法共党员。见韩素音文档。
(16)《国际工人运动人名词典》中提到的名字有蔡和森、李立三、赵世炎、李维汉和周恩来。另见《人名词典》，井见伊夫谢弗里埃著《蔡和森传》，1948 年出版。
(17)宋庆龄（1893—1981），华侨富商宋跃如次女。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曾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 年，不顾家庭反对，与孙中山结婚。详见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氏王朝》，1985 年纽约出版。
第四章 体验爱情和战争（1924—1926）
—1924 年 9 月初抵达广州，负责广东区委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5 年 1 月在中共四大上与高君宇相识，高在后来充当了周与邓的红娘
—1925 年 4 月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开始—在黄埔军校学员中发展中共党员
—1925 年 8 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5 年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中攻占汕头—与蒋介石发生冲突
—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夺取武汉
—1926 年 12 月周被派往上海。组织工人起义
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时已与邓颖超相爱，不过同年 9 月他抵达香港后并没有去看望她。他是一位严于律己、有责任感的领导人，处处都能以身作则。他直接去了广州，9 月初抵穗后，负责广东区委工作，管辖范围有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因此十分繁忙，但他不断给颖超写信，并向她求婚。
颖超这时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同时还担任学校的簿记工作。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是马千里。周频频给颖超写信，都是请校长马千里转交①，然而马是一位粗心大意的人，他把周的书信扔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害得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校长问起此事，他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十多封没有启封的信。
广东区委的总部设在广州市文德路一幢楼的二层。这也是中国当时唯一公开的共产党办公处。当时广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控制下。革命政府管辖广东全省，但地位并不稳固。相邻的广西省的军阀暂时还支持孙的政府。
当时，广州城内生机勃勃，民众情绪高涨。广州市，毗邻内陆，土壤肥沃，有珠江的丰富水源，又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传说有一位神仙带着五只羊在这里落脚，因此广州又叫“羊城”。广州人极富活力，爱争争吵吵，到今天广州人还执拗地操着自己的方言——粤语。周恩来不会讲广东话，但据说他 10 月份还向一次 5000 余人的集会发表了重要演讲，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广州城的人们充满希望。广东人具有反抗“番鬼”即洋电子的悠久历史，19 世纪，整村整村的人起来反抗英国人，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大刀长矛。在过去 200 余年里，该省向国外大量移民，因为殖民列强需要劳力来维持他们在东南亚的种植园。19 世纪移民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人以每人八美元的价钱，被买去修筑新世界的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海外华人有一半来自这个省。阶中山本人也是“海外华人”，在国外生活多年。他与海外华人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也是位华侨，出生在特立尼达。财政部长廖仲恺出身于华侨名门。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一位很富有的华侨之女，就学于美国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
周恩来旅欧 4 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1924 年 1 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6 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11 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 10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乎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闹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国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 18 的廖承志②，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③。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1924—1925 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周恩来旅欧 4 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1924 年 1 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6 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11 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 10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乎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闹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国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 18 的廖承志②，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③。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1924—1925 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周恩来旅欧 4 年，这段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更易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文德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处接待了各阶层群众，其中有工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有国民党官员、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似乎每个人都决心为“统一战线”出力。1924 年 1 月，孙中山正式宣布国共两党联盟，并宣布为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准备进行北伐。这时，已有俄国船只在广州码头卸下军火。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顾问不时出现在孙中山的左右。在苏联的帮助下，6 月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黄埔军校，用来培训革命军队的骨干。11 月，周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统一战线”已宣告成立，但是，内部斗争很激烈。孙中山的国民政府象“布满窟窿的海绵”，到处潜伏着阴谋。广州商团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对联共抱有很深的敌意；西方列强也害怕这种联盟。香港的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广州商团，阴谋挑起事端。周对眼前的危险是心中有数的。他 10月份拜会孙中山时就告诉他说：“广州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正在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另外，商团还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
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发生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苏联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周恩来参加了平叛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乎叛中发挥了作用，周从平息商团叛乱中认识到，共产党应该迅速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他后来对从莫斯科回到羊城与他一道工作的聂荣臻说，“国民党是由背信弃义的军阀结成的同盟”。
准备组建的军队是要置于当时称为“革命的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但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一个由身为共产党员的军官和学员组成的核心，这是不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背道而驰呢？周认为不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如果说在法国他头戴两顶帽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话，他这时头顶的帽子就更多了，既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又要在黄埔军校讲授政治课，还要协调由各方地主、军闹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与当时以生活俭朴。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国民党人多数是靠剥削工农来生活的，周是如何让他们接受放弃剥削的观点的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多少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普利民生……”周引经据典，又援引孙中山的话，听起来颇为虔诚，并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那么他是否心口如一呢？他恭敬地拜访了当时在广州的国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他，当务之急是保持“团结”，“不要造成冲突、不和，不要公开挑衅”。
周又去见了孙中山的财长廖仲恺。廖一家行迹遍及全球，能讲几种外语，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的儿子、时年 18 的廖承志②，后来描述了当时与周见面的情况：“他穿着整洁，步履轻捷，目光敏锐，眉毛浓密……任何东西部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进了脑中……”
廖家成了周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③。也许是因为讨厌她丈大周围那帮人卑伪狡诈，庆龄经常到她好友廖夫人这里来。廖夫人名叫何香凝，是一位知名的画家，对日本绘画尤为欣赏。宋庆龄觉得周恩来举止彬彬有礼。“他与妇女交谈就象和男士交谈一样，与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
周对这时的政治风云依然忧心忡忡，“孙中山身边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政府总是在退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成了众矢之的，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1924—1925 年冬天，谁都知道孙中山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他去世后会怎样呢？
当时，共产国际总顾问迈克格鲁森伯格，更为人知的名字叫鲍罗廷，以及瓦西里康斯但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又名jialun，在孙中山政府里担 任高级顾问。布留赫尔是军事专家，而鲍罗廷则是政治专家。鲍罗廷是个六英尺的高个子，蓄着八字胡，声音洪亮，娶了位美国妻子。他警告周恩来“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莫斯科的指示是保持统一战线顺利运转。周认为“没有一支军队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党，也就没有革 命……”，针对这个观点，鲍罗廷说周“太性急”。于是，周只好顺从他在表面上缓和些，但同时他开始在黄埔军校秘密地尽力培植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聂荣臻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爱踢足球的陈毅也来了，担任教官。周发现了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叶剑英④。叶是客家人，孙中山发起的几次流产政变中涌现的英雄和牺牲的烈士，来自叶家乡的客家人为数最多。叶剑英出身商人家庭，年龄与周相仿， 衣着讲究，外表看起来有点象个花花公子。周发现的另一个人材是叶挺⑤。叶挺也是广东人，出身富裕家庭，在香港有些亲戚。
叶剑英和时挺以后都成了周的亲密朋友和忠实的支持者。在他们的协助下，周开始组织一支由学员组成的特别军队，这支队伍以后发展成了红军。他为这些未来共产党员举办讲座。这时，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也许最终他还能取得胜利……
黄埔军校同孙中山政府的其它部门一样，时时酝酿着阴谋。周很失望地发现，1924 年 5 月招收的第一批 600 多名学员中，有不少人与上海的秘密帮会⑥有联系。这当然并不足怪。秘密帮会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孙本人也倚仗他们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题，而且以后许多年里这个问题都一直缠绕着周：一个秘密帮会的成员怎样与党员的身份相符呢？归根到底，他应该听谁的呢？
黄埔军校招收了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以后，周的处境要好一些。听他讲课的第四批 460 余名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叶挺成功地组建了一支铁甲团，后来人称“铁军”。叶剑英则组织起两个亲共产党的学员连队。
暂时看起来，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周恩来从事这些活动并未遇到什么阻力。这些年轻的革命者谁都没有想到后来毁掉这一切的竟会是当时表现热衷于革命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⑦。
蒋介石时年 40。最初在保定军校中受训，以后转到日本。他博得孙中山的信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从绑架孙中山的军阀手中将孙解救出来，而孙中山一向是易于轻信他人的；二是他与秘密帮会关系密切。蒋的师兄弟就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头目、上海青帮的头子之一杜月笙，此人又叫“杜大耳”。
蒋手下还有陈氏二兄弟，即陈立夫和陈果夫。他们在黄埔军校非常活跃，组织学员反对共产党，组成 CC 集团，并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创办了亲法西斯的组织——蓝衣社⑧。蓝衣社宣誓效忠领袖，即蒋介石。《我的奋斗》成了他们的必读之物。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斗争，在黄埔军校就开始了。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这场较量使两人彼此敌对长达 25 年之久。
蒋介石与周恩来祖籍都是浙江，所以表面上对周十分客气。他对周恩来满脸堆笑地说道，“我信任你。”说话间露出满嘴假牙——他很早就装上了假牙。蒋到过苏联，而且把儿子也送到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学习。以显示他是多么革命，他还曾大言不惭他说：“就是我的兄弟背叛了革命，我也会宰了他。”鲍罗廷轻信了蒋的话，于是对周恩来说：“千万不能冒犯蒋。我们必须同他合作。我相信他从根本上说是同情我们的。”
身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授课中强调要保护人民，爱护民众，不得掠夺百姓，奸淫妇女。“我们的军队不是压迫民众的工具，而是要解放民众，tui翻压迫者”。为了帮助学员掌握这些在当时中国还十分陌生的新概念，周编写了一些教材和一本通俗读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简要介绍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本小册子也作为广东省区委组织的成人扫盲班的教材。
1924 年 10 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商讨南北统一问题。11 月，身患肝癌的孙中山脸色苍白，赢弱消瘦的身子紧紧裹在棉袍中，启程前往北平。对于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内各派想法不同，势力很强的右翼坚决反对联共，担心即将举行的北伐会对共产党有利。他们认为与其联共，还远不如与北京的军阀谈判。共产党内也有两种意见。设在上海的中央担心削弱了广东：周恩来则认为孙中山北上能把革命推向北方。但孙中山很乐观。他携夫人宋庆龄绕道日本，受到那里华人和许多日本友人的热情欢迎。一月抵京，但这时显然他已生命垂危，无法应付车轮战似的宴会、会谈、宴会、反谈判，以及一份又一份的建议和反建议。2 月，孙被送进医院，住在单间病房里，由当地最好的医生和护士诊治、照料。3 月 12 日孙中山病逝。他的灵枢送往车站准备运回南方，沿途护送灵枢的人达十万之多。
孙中山不仅是医生、政治家、革命家、秘密帮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基督教徒，他夫人坚持让护送灵枢的乐队演奏基督赞美诗。孙去世时 58 岁，他夫人则时年 32。人们认为她会隐居、安分守寡，但她头脑敏捷、性格刚毅、炽爱祖国，这些使她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与周恩来的友谊可能也对她作出的选择产生了影响⑨。
1925 年初，广州革命政府虽然已成立了两年，但一个名叫陈问明的军阀盘踞东江，敌视广州革命政府，他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举兵进犯广州。
讨伐陈的军事行动称为“东征”，这对周恩来来说，是第一次有机会检验一下他手下学生的素质。讨伐陈炯明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其政治核心由大约 3000 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共青团和农民自卫队作军队的后盾。东征从2 月上旬开始，初期战斗连连告捷。东征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所到之处村民们列队欢迎部队，为部队送粮送水，并用自家门板做成的简陋担架抬送伤员。报纸评论道：“谓民国以来仅此次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指挥各营作战。周恩来还亲自调查部队的违纪情况⑩，登记阵亡人员各单，隆重安葬死难官兵，并慰问他们的家属。同时，他委派广东区委人员去各个村庄，在收复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和自卫队。
周恩来凯旋而归。蒋介石显然很高兴，任命周为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当年 9 月第二次东征时周还担任了刚组建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此前他还曾率部挫败广州城内另一名军阀的政变企图，因而声名大振。
军阀陈炯明虽被击败，仍负隅顽抗。1925 年 9 月再次举兵来犯，于是周又率第一军学员迎击陈炯明。他手下有 160 多名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这些人负责对老百姓进行宣传教育。周没有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而是赞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无疑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特点。11 月，他率军攻占华南海岸的重镇汕头——当时叫“沙头”。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周马上被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由于英国对孙中山的政府抱有敌意，对广州港的封锁越来越紧。汕头则可作为替代港，俄国舰船可以不受干扰地提供装备和武器，周在汕头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其成员对外保密，这点以后证明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这些战争艺术中的新手们所以取得战绩，与其说归功于战术，不如说靠部队的土气、纪律和政治动员以及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当然这并不等于否认毛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几年后更为艰苦的环境中也坚持这一观点。受训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聂荣臻、叶剑英和时挺三人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建立独立的“红军”的观念虽然尚处在萌芽阶段，但周领导的东征的胜利，使这个观念得以加强。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举行。当时登记的党员有 994 人，到第二年底党员人数达到 18000 人。
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四大。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代表高君字，两人“欢谈甚深”，彼此道出恋爱的“秘密”⑾。当时高也害着单相思，他主动提出替周传信。会后高亲自把信送到邓颖超手中，邓 1924年就入党了，当时正负责河北省委妇女工作部的工作。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高说：“谢谢你作了我们的媒人。”言下之意她同意了婚事，他们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夏天，颖超被调到广州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广东区委担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他们于 1925 年 8 月 8 日结婚。婚事办得很简单，几乎无人知晓。他们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群山环抱的白云饭店招待了几位好友。在那里可能呆了几天，就算度了密月。即使今天谈起那段日子颖超还会有点不好意思。
毫无疑问，他俩彼此相爱，这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来。那几幅黑白照片洋溢着幸福、充实和温情，他们偶尔也躺在床上直至夜深——当然机会不多，因为周十分繁忙——有说有笑，身边堆满了各种报纸和书籍。有时也大声争吵，因为颖超也有自己的见解。10 月份，邓颖超的母亲杨妈妈来到广州，不过几个星期后就知趣地离开了，在离广州不远客家人居住的梅县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颖超在婚后三个月怀孕了。但当时时局动荡，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没有征得恩来同意就打了胎——1926 年 7 月她第二次怀孕时才要上⑿——，杨妈妈又回来照顾女儿。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形成了三人执政的局面，即赞成联共的国民党左翼代表廖仲恺，右翼代表胡汉民，第三位是汪精卫，此人非同一般，起初是个热忱的爱国者，12 年后却成了日本的傀儡。
羊城面临着另一场危机。1925 年 5 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滇系总司令杨希闵和桂系总司令刘震衰发动武装叛乱。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周恩来随军回师，参加了平叛。5 月底，上海十多名中国工人死于英国巡捕的枪口下，引起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反帝运动。香港工会宣布举行大罢工，先后有 20 万工人离开那块殖民地，来到广州。罢工持续了16 个月，使香港商业陷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同时也给广州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共产党组织罢工委员会安排工人生活，但城市的财政遭受损失，日用品奇缺，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当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遭两名被收买的暴徒暗杀。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认为，“这是阴谋的一部分。”蒋介石强行对广州实行军管，“以防止fan革命政变。”他接管了警察，组织起保安队，又把自己的人塞进每个工会，从而控制了整个广州城。鲍罗廷对有些中国人的两面手法缺乏认识，反而称赞蒋的行动是为了“保卫革命”。更有意思的是，三架马车的右翼代表胡汉民被迫辞职，他的一位亲戚直接涉嫌收买暴徒刺杀廖仲恺。
这时负责国民党政府的就只剩两人了：一位是反复无常、难以测度的汪精卫，另一位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
“我们的精神高于天。”在这段早年的岁月里，人们很容易相信，革命是包医人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也纷纷来到羊城，如法国的安德烈马罗、美国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
此前，在 1924 年秋天，一位身材瘦小、体质较弱的越南人来到羊城，当时他自称阮爱国，若干年后，人们叫他胡志明⒀。胡志明 1922 年在巴黎已与周恩来相遇，不过他是与性子急躁的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结下了一见如故的友情。蔡畅和丈夫李富春这时都在广州，他们照顾胡志明。在文明路的一所小房子里住着 30 来个偷越边界、逃脱法国殖民当局搜捕的越南革命者。广东区委负责照料他们，蔡畅、邓颖超则教他们汉语。周恩来让胡志明化名进入黄埔军校。通过与越南接壤的广西省内的“交通网”，基本上可以定期得到来自越南国内的消息。没多久，胡志明就能讲当地方言了，他也替鲍罗廷当“秘书”，担任翻译工作。谈到胡志明时，周恩来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兄长。在政治上他比我更成熟。”
1926 年初，蒋介石把周叫来，说周欺骗了他，说周在军校建立地下组织，是在统战上搞两面派。周予以否认，说共产党在尽力搞好统战工作。当然共产党也有权象国民党一样发展党员……这件事就此搁下了。不过周也警告鲍罗廷说，“有些领导人可能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友好”。他建议对国民党进行某种间接的杏告，如暂时中止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鲍罗廷却说：“要避免任何摩擦，这件事微不足道。”周则说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他注意到黄埔军校学员中共产党的追随者人数下降。许多人退党，原因是由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几个省都发生了农民骚乱。学员们也许都很爱国，但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商人家庭，不希望封建制度改变。周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试图让一个学员回心转意，那个学生却对周说：“你是让我背叛袒宗呀。”
3 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鲍罗廷夫妇这时远在上海，他们的孩子准备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上学。3 月 18 日，一艘名为中山号的炮舰的舰长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接到电话通知，要军舰全副武装驶往黄埔港，蒋总司令将来视察。水兵按照命令到达黄埔后，就传出谣言说中山舰擅入黄埔。20 日，蒋宣布戒严，舰长和船员全遭逮捕。
另外的突然袭击接踵而来。军营里的共产党员遭监视和软禁，黄埔军校也有 25 人（包括聂荣臻在内）被软禁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会总部遭到搜查。马上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宵禁及街道巡逻。
周恩来是 17 日从汕头回来的，也被拘留了一天。他马上找到蒋介石，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蒋回答说：”不，这是贵党搞的阴谋。”为什么处于战备状态的军舰突然出现在码头？参与这事的海军军官就是黄埔军校周恩来班上的学员。
鲍罗廷急忙从上海赶回来。蒋介石煞有介事他说有人阴谋绑架他，鲍罗廷向蒋保证，绝对没有什么阴谋，又训斥周恩来，说他手下的学员“做事太过分了”。陈独秀亲自跑来向总司令道歉。国民党执委会批准了蒋要求将所有共产党军官调离第一军的决定，宣布鉴于目前事态，左派同志务必暂时退役。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被劝说去欧洲考察。蒋要求得到一份所有身兼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名单，名单竟也向他提供了⒁。
4 月中旬，周恩来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务。
很显然，这场危机是蒋一手策划的，是一场心理战的演习，要试探一下共产党是否有力量、会不会对挑战作出反应，是否作好了摊牌的准备。如果中共作出有力反应，鲍罗廷警告要中断援助，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
陈独秀推行一条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摩擦的政策。他在党报（向导》上说：“谁批评、攻击蒋先生，谁就是fan革命。”
这次突发的事变使周的声望受到影响，但他还继续教政训课。不过是在城里的大佛寺。他去找了叶挺，当时时挺负责号称“铁军”的铁甲营。”眼下这是唯一一支受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一定要保住。”他告诉叶挺今后他不会再在他的住所与叶挺见面，以免使叶受到牵连。“我们会再见面的，说不定在武汉。”武汉是长江上的一座大城市，也是计划于 7 月开始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的第一个目标。由于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无法进行北代，所以只好达成妥协，被排除的共产党干部和军官重又回到第一军中。
周恩来继续在参加北伐的几个军中讲课、培训政工千部。他也参与反对国民党右翼的论战，因为右翼不赞成同时把农民和工人动员起来。周还撰写长篇文章，阐述为了北伐胜利，让农民和工人参加的必要性⒂。他没有随部队一道进军武汉，但他的朋友聂荣臻、叶挺和叶剑英 7 月 9 日随军出发了。兴高采列的群众站在街道两旁，挥着旗帜，敲锣打鼓，欢送部队。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归功于民众的合作，以及沿途的军阀不愿交战，这些军阀手下的部队急于投降受编。虽然北伐军的力量壮大了，但军纪却变得涣散了。10 月，北伐军抵达武汉。10年后的 1937 年，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这段时期。斯诺是共产党人进行长征到达陕北后前来采访的美国作家。谈到 1924—1926 年广州事态发展时，周说：“我们的第一个失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特别是已经武装起来的两广农民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没有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领导。我们没有抓住大量优秀的军官。1926 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再征募、装备十个帅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周指责当时党的领导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不过他并没有点谁的名或责难谁，也没有为自己开脱。他承认尽管他与鲍罗廷有过争论，自己最后还是让了步，并且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926 年底，周恩来又被指派承担两项新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显然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混乱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即关键的 1927 年，而且情况不断恶化。原因是莫斯科那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冲突。两人意见分歧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决裂，因为后者不可避免地会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勾结。但斯大林持相反的意见。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共产国际随即出版了《中国问题论文集》，坚持认为必须维护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应该坚持与国民党联盟，支持国民党左翼，反对右翼⒃。周恩来照例将莫斯科的指示传达下去。他的同志们须参加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加强军队力量，“不得从事独立的工作。”这同他在黄埔军校所做的一切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这些指示，还有一项任务要他去完成。周恩来必须前往上海，在那里组织工人起义。这将是典型的由“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起义。斯大林想以此炫耀他的对华政策的正确性。
注释
本章材料来自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1988年 10 月在天津举行的周恩来研讨会上宣读的若干篇论文、以及作者对历史学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的几次采访。
① 书信由校长转交是出于礼貌的传统做法。此举也使邓颖超的朋友们不致过分好奇。中国人对个人隐私的看法与西方有很大差别。
② 廖承志（1908—1983）见本书以后有关章节。廖通晓几门外语，特别在对华侨政策方面与周恩来合作密切。
③ 见第一部第三章第 77 页注 17。④叶剑英（1897—1986）以后几十年中不甚引人注目，但发挥过关键作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 1976 年打倒“四人帮”的决策人物。
④ 叶挺（1896—1946）与周恩来关系密切。见以后有关章节。
⑤ 中国秘密帮会由来已久。20 年代，一些共产党人也是秘密帮会成员。周对如何处理与秘密帮会关系的指示，参见以后有关章节。
⑥ 蒋介石，见《名人传记词典》。
⑦ 蓝衣社，被称为“军统”组织的大部分高级成员为蓝衣社成员。蓝衣仕成员相互结拜兄弟，效忠“最高领袖”蒋介石。作者的第一个丈夫店保黄1938 年回国后加入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也是蓝衣社的第一号人物。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⑧ 在以后许多年中，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和他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姐姐廖梦醒与未庆龄保持联系。见本书有关章节及路易艾黎的证明材料。韩素音文档。
⑩见中外学者 1988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上宣读的几篇论文。作者文档。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⑾见《石评梅作品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出版。
⑿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⒀胡志明，有关胡志明的书，最精辟的均系法文版，特别是让拉古杜勒所著的书。参见菲利普弗朗奇尼《印度支那战争》，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⒁经周恩来介绍并为其保密的名单除外。这些名单是陈独秀按鲍罗廷的意见提供的。
⒂根据南开大学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人员提供的材料及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参见韩素音文档。
⒃见《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
第五章 创建红军（1927）
——1926 年 12 月，周抵达上海，奉命组织工人武装起义
——1927 年 3 月 21 日起义爆发
——1927 年 3 月 26～27 日蒋介石要求工人解除武装，周拒绝服从
——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抵沪，敌视工人起义
——1927 年 4 月 5 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宣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1927 年 4 月 7 日，周拒绝解除武装
——1927 年 4 月 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军队开进上海，在帮会势力的协助下，开始fan革命的大屠杀
——大屠杀从 1927 年 4 月 12 日持续至 4 月 18 日
——周被扣，1927 年 4 月 12 日获救
——1927 年 4 月 13 日领导示威游行失败
——主张进行反蒋武装进攻
——1927 年 5 月下半月抵达武汉
——1927 年 4 月中至 5 月，夫人颖超在穗产下一死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武装起义计划，未获批准
——1927年 7 月制订举行反蒋武装起义，夺取南昌的计划
——武汉国民党“左派”试图与北方车阀冯玉样联合，但冯选择联蒋
——汪精卫公开反共，1927 年 7 月 15 日在武汉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1927 年 7 月下旬周恩夹抵南昌
——组织夺取南昌的“八一”起义
——1927 年 8 月 3 日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
——起义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于 1928 年 4 月在并冈山游击队根据地与毛泽东汇合
——周率领的另一路部队南下，于 1927 年 9 月夺取汕头
——放弃汕头，周患疟疾，被送往香港
——1927 年 11 月上旬返沪
上海，远东最有魅力的城市，以冒险家的乐园闻名于世。鸦片和军火买卖的富商们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里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有 80万人。工人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卖命，栖身于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①。冬天，死尸从街道两旁清走，随便扔进垃圾堆里。纺织厂女工只好把产下的婴儿放在机器旁看管。上海有 8 万多妓女，又是帮会势力猖獗的地方。如壮大耳的青帮及它的死对头红帮。这些地痞甚至在欧洲人的租界里也拥有房产、旅店、银行和妓院。法国租界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舞厅、豪华的饭店以及对他们的活动听之任之的警察。也许听起来有些矛盾，不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 3号宣告成立的。周恩来这时的办公地点也选在法租界年的霞飞路 25 号。
周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负责前敌军事事务，另一项是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他住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在那里办公②。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1920 年至 1923 年或 1924 年旅法的几个人。其中有赵世炎③、性格执拗的王若飞（他对法国不象周那样有好感〕和因里昂大学事件被开除的李立三，不过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名叫罗亦农④的精明的南方人，他在上海呆了七年，熟悉那里的工人阶级。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恩来配备一支卫队。“在这个城市，要杀一个人只须花二十块大洋。”罗亦农多才多艺、精力充沛，“关系”很广。虽然他自己不是帮会的成员，但他认识不少黑社会的人，不然他就无法找到安全的住所了。
上海工人的革命情绪高涨。1926 年 10 月举行了一次罢工，罗亦农和赵世炎与工会配合，计划于 1927 年 2 月发动第二次罢工，周没有参加这次罢工，不过他看到了他的同志们所做的一切。看来，这次罢工时机合适。2 月 18 日，北代军到达杭州，杭州离上海不远，是座寺庙林立、湖光山色迷人的美丽城市。罗亦农觉得这是夭赐良机。19 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 15 万，到 22 日已达 35 万人。但地方军阀孙传芳调来了军队和刽子手。杭州的北伐军按兵不动。23 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结束罢工，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周对迷惑不解的工人们说：“这次只是一次演习。下一次罢工得好好准备。”为了鼓舞士气，他指出由于 2 月的罢工，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惊慌失措”。
3 月，北伐军夺取了江苏、浙江两省。上海成了孤城。军阀孙传芳逃走了。只有大约 3000 人的小股部队还在城郊负隅顽抗。周觉得时机已到。他把消息报告给在武汉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政府，包括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已经从广州迁到武汉。共产党领导人也在武汉。但总司令蒋介石却没来，他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司令部。周听说上海的商人、银行家以及西方公司的代表们都去了南京。他们都涌到蒋府的接待室。……到底他在干什么呢？3 月 6 日，蒋指使党羽杀害了江西省的总工会一位负责人。罗亦农对周说：“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可能会背叛我们。”但周恩来、赵世炎和罗亦农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让他们继续信任蒋介石。他们运来了五千支枪和三万银元支持计划中的起义。
周组织起大约 5000 多名工人纠察队。他们夜里进行操练和上课。周把整个上海——由中国人管辖的这部分，不包括外国租界在内——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都有明确的进攻目标。
3 月 21 日，起义开始。警察局、邮局、火车站和军火库被相继攻占。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终于取得胜利。22 日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中共中央在“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中指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⑤
这场风暴并不仅仅发生在上海。在武汉，60 万工人也已武装起来，收复了英租界。天津也爆发了罢工……
3 月 20 日傍晚，蒋介石的部分军队到达距上海市中心十英里的龙华。3月 26 日，蒋介石本人抵沪。上海市族旗招展，欢迎总司令的到来。士兵与工人亲如兄弟，军乐队举行演奏，与民同乐，一派喜气洋洋。
蒋传话给上海市总工会，也就是周恩来，让工人队伍放下武器，接受蒋介石手下军官的指挥。“临时政府”、总工会和周恩来都拒绝服从这一命令。“这些都是群众组织。它们属于人民，不能交给军队。”
4 月 1 日，汪精卫从欧洲回到上海。对眼前的一切他颇为不快，见到旗帜和纠察队就直皱眉头。他对周恩来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在华的西方公司恼羞成怒。他们集结军舰，扬言要派兵保卫其在华利益。报纸报道工人犯下的罪行。“看到枪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寒而栗。”
周申辩说：“工人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北代军还未完成进军华北的使命，工人队伍将证明是一支援军，我们的革命民众政府是一个临时政府。”
蒋介石这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将上海团团围住。这些军队，有的是与蒋重归干好的军阀。
他召集由一些青帮出身的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蒋本人不也是帮派头目的“干儿子”吗？
4 月 5 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不仅没有给上海工人委员会或周恩来敲警钟，相反，还为蒋介石的“合作”叫好。同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对 3000 名党员说，蒋不会反共。“他可能不同情革命，但他指挥着军队，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不可能干别的。”⑥6 日，周恩来、罗亦农接到陈独秀的电报：“共产国际代表命令我们藏匿武器，避免工人与蒋的军队发生冲突……”罗亦农将电报撕了个粉碎。7 日，周召开工人委员会会议。武器不能上缴，纠察队必须昼夜保持更高警惕。
4 月 11 日深夜，12 日凌晨，大屠杀开始。
午夜时分，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及一些蒋的嫡系部队开进工人居住的城郊。全副武装的帮会歹徒，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处冲击放枪。在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时，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用欺骗手段，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一场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他们甚至将铁道工人活活地扔进火车头的蒸汽机里烧死。“脑袋象熟透了的梅子一样滚进窄巷里的阴沟……砍下的人头装在木盒里，悬挂在电线杆上。”死亡的人数不得而知，有人估计大约五千。4 月 11 日晚上，一直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整编的周恩来，被二十六军一个叫斯烈的师长以商议事情为由骗到设在宝山路天主堂的师部里扣起来。罗亦农听到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即设法营救。周恩来的命运如何呢？
这也算周一生中最难以弄清的一件事。蒋真的想杀他吗？也许不想杀他。这样做会很不得人心，因为他手下的军官不少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们对杀掉几百名农民或工人也许会毫不介意，但要杀害一位“老师”就会踌躇不定了。按照儒家观点，除了杀害父母之外，最大的罪孽莫过于谋害师长。罗亦农交游甚广，他找到一位名叫黄逸峰的地下党员，此人是黄埔军校学员。黄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来到关押周的地方，他们看到周恩来正在愤怒地向那个把他骗来的国民党师长斯烈抗议。房间里椅子掀翻了，茶杯摔在地上。周大声吼道：“你们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教导。”黄逸峰找来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与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就让黄把周恩来领走了。罗亦农马上把周送到一位古重商的安全住所，此人也是地下党员。黄逸峰不能再露面了。北京一位档案馆馆长给我看记录材料，告诉我：“他由地下党保护起来，当然他不能再回部队，不然会掉脑袋的。”⑦
第二天，即 4 月 13 日，周同他那位从法国回来的朋友赵世炎一道，组织了 10 万名工人到二十六军总部门前游行，但遭到军队镇压。参加游行的人，包括周和赵在内，只得四散逃命。4 月 14 日，聂荣臻、李立三从武汉抵达上海，带来了新派来的共产国际顾问维经斯基。
他们发现周恩来憔悴不堪，还处在震惊状态之中。由于悲恸和愤怒，他从 4 月 11 日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也许谁也没注意到他喝了不少酒，不过这只是猜测，并非有意贬低。同他一起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诗人郭沫若⑧，他后来成了我本人的一位好友。郭沫若是广州大学文学系主任。他学识渊博，思想激进，酷爱法国文学，写的都是无韵诗，这在当时是一股新潮流。他与周恩来在广州见过面，两人颇为投机，于是，他抛开名誉和金钱，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北代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向群众宣传北伐的目的。这时，他已来到上海。几十年后他曾对我说：“大屠杀前十天我在外地还看见工人、农民遭到杀害，刽子手就是我从前赞扬过的军队。”⑨
维经斯基与周见面时，郭沫若、聂荣臻和李立三都在场。周用冷峻而严肃的口气对维经斯基说：“共产国际也必须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周有个特点，越是愤怒，说话却越轻柔，轻柔得如裹着钢刀的丝绒。郭沫若后来对我谈到这事时说，记得我曾对周说过：“你应该马上去武汉，谴责蒋介石。”周回答道：“可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言下之意是还有一些工会领袖和成员，以及许多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应得到妥善安置，我们不能放下他们不管。“周门长子”就是这样，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在自己号召下参加这一壮举的每一个人。
下面就是当天聚在一起的几个中国人拟发的一份电报，尽管这份电报遭到维经斯基的反对。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追随斯大林的路线，认为蒋介石可以信赖，实在是愚昧至极。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周指责蒋介石下令屠杀、消灭共产党。“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提出应“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但在武汉，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处于共产国际威慑下的中国共产党仍优柔寡断。陈独秀和汪精卫不同意对蒋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只是表面上大发雷霆，谴责蒋介石，并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不过，显然大多数国民党人都追随了蒋介石，他的银柜里装满了西方列强提供的金钱。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只有 80 多人。许多人躲藏着不露面，或已经牺牲。
周这时仍在上海，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位性格刚毅、忠诚可靠的聂荣臻。周仍在那里试图寻找活着的或躲藏起来的工会领导人，帮助他们逃离上海。从那时起，周就着手筹建地下工作网，确定地下工作规则、口令和活动路线，以后证明这对党能继续保存下来起了重要作用。5 月中旬，周恩来身穿绸布长袍，头戴软呢礼帽，手拄文明杖，完全是一副富商打扮，搭乘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他发觉党的政治局一片混乱，他被重新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谁也无权责备他服从了给他下达的命令，尽管陈独秀说他进行过不必要的挑衅。周仍迫切地要求与蒋在军事上一决雌雄，但汪精卫、陈独秀和鲍罗廷都拒绝接受他的意见。
这段时间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屠杀，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周的同事赵世炎被捕，遭受酷刑，7月被处决。留在上海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浦，也遭酷刑逼供，于 1928 年被处决。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编辑《新青年》杂志的李大钊和其他20 名共产党人在北平被浦，处以绞刑。这些人曾跑到苏联驻北平使馆避难，但担任外交使团团长的英国人放弃外交豁免权，允许中国军队强行闯入苏联使谊，抓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同事们。周的回族同学马骏和老师马千里及其他许多人也同罹劫难。
4 月 15 日，广州开始大屠杀。同一天邓颖超分娩了。“街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被杀者的尸首……我母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女，她在郊区开了一个很小的产科诊所，我们就到那里去了。我分晚很困难，胎儿很大，医生来了后，用镊子助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的头被镊子夹变了形……那是个男孩。”邓颖超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话语不多，而且明显地面无表情，“这事我还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⑩
“恩来和我约定用暗语联络。他用暗语在《申报》上登一则消息，我也用同样的办法。万一我们两人有什么意外就这样做。我到上海后就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地下党就派人来接我们，才与恩来见面。”颖超认为“恩来一直对蒋介石存有疑心，但他不能反对党、反对共产国际。我们那时都非常幼稚，没有看清蒋介石是这么个阴谋家。”
武汉三镇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汉阳则是一个有 60 万工人的工业区。那年 5 月，武汉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由于大屠杀，大量外地难民涌入武汉。医院住满了北伐军的伤员，因为与军阀之间还有零星的战斗。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却发迹了，西方公司对他表示感谢，为他提供了滚滚财源。不少原来的“国民党左派”也悄悄离开武汉去南京投靠蒋介石。
鲍罗廷坐在他汉口公寓的起居室里，向高大丰满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11)介绍革命的情况，屋子里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离鲍罗廷公寓不远处的一幢房子里住着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正忙于组织看护医院里的伤员。她斥责蒋介石，说蒋背叛了她的丈夫外中山，是个杀人凶手……不过，宋庆龄的家人并不象她那样对革命一心一意。她妹妹美龄 1928 年要嫁给这个”凶手”时，庆龄向她床妹发了一份电报：“不要嫁给这个恶人蓝胡子”。姐姐蔼龄则与嘻的财政部长结了婚。她弟弟也参加了蒋的政府。她对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说：“现在你会看到最糟的事就要在武汉发生了。”
周也料到会大难临头。他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立三和一位名叫瞿秋白(12)的年轻诗人痛斥了陈独秀。恩来并未大声叫嚷，但他坚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军事攻势。他制定了进军南京的计划，但遭到拒绝。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也抨击了陈独秀。毛建议加强农民斗争，但被剥夺了表决权。人们告诉他：“就是你在湖南挑起了屠杀农民的行动。”周和毛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但两人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周仍认为要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城市暴动，而毛考虑的是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当时出席会议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张国焘(13)说：“恩来没怎么谈政治，他只谈军事问题。”张是 1921 年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他在苏联呆过几年，精通俄语，因为见过列宁，颇受人敬重。在武汉的历任共产国际顾问也很尊重他，这些人走马上任时都带来一套新观点、一套彼此矛盾的办法，由于张懂俄语，他还得翻译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这个时候，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到中共领导人手里。毛说：“每个人讲的正好和前一个讲的完全相反。”
周继续准备军事计划。“华东华南的军事工作应该有个规划，如部队的番号、负责人、秘密通讯的安排等等。”他不顾危险，设法安排路线和联络员从上海带一些党员出来。他要鲍罗廷提供武器：“我们得有枪，质量更好的枪。”他还领导建起了贮藏武器的地窖。(14)
汪精卫显得心神不宁，如果只作为学术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但对他来说，工人农民的好斗精神是太可怕了。为了安抚汪精卫，鲍罗廷告诉周恩来，他必须解除武汉工人的武装。上缴了一些破旧的步枪。“没有子弹，这些枪留着有什么用？何况大部分枪支都有毛病。”
他的计划更加具体了：必须夺取一座重要城市，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再度取得仍然忠于革命、但信心已严重动摇的黄埔官兵的信任。7 月，作出决定，要夺取江西省省会南昌。
南昌地处战略要地，是交通枢纽，水利资源丰富，农村土地肥沃。南昌附近的守军还没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所以还算比较“友好”。负责南昌治安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柏林发展的秘密党员朱德！
驻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公开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有人赶忙跑到武汉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但碍于那个以杀人为快的刽子手是汪精卫的同党，尽管这时“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是要给予支持，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周恩来只好作劝说工作。
这时，共产党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去夺取南昌，周不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危及军事进攻的计划。安娜露易丝斯特朗对鲍罗廷说：“我认为武汉还是革命的，却不知这股右翼风已把它吹到哪里了。”此时这位痛苦不堪，但多少聪明一点的鲍罗廷回答道：“你见过没有，一只兔子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蟒蛇前，明知自己会被吃掉，但已经被吓呆了。手无寸铁的人在军队面前就是这样。”
汪精卫此时向登上中国这个军阀充斥的舞台的另一位新军阀冯玉祥求援。冯玉祥身高大英尺四，脑袋浑圆，声音低沉圆润，散发着俭朴的乡土气息，吃喝穿着都象个士兵。他还是一位基督徒，曾用橡皮水管给他的部队作洗礼。(15)他在战争中交了好运，击败了对手，控制了中国的西北部，以后又得到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的支持，这两个人都开始讨好冯玉祥。几年以后，周不无自嘲地说：“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冯玉样同意与汪精卫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郑州举行会谈。汪精卫和他的部长们乘坐着满载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桔汁和嘉莱巧克力的豪华列车前往郑州。这次会谈算得上是一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式戏剧。冯玉祥把汪捧了一阵，劝他把鲍罗廷和他的同伙送回莫斯科，因为他们“操劳过度，疲惫不堪”。汪精卫也劳顿有余，显得体力不及，是不是该到海外作一次长途旅行。
冯玉祥选择了投靠蒋介石，蒋给他送来很多很多大洋。汪回到武汉。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位顾问，一位来自加尔各答、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孟加拉人马纳罗易，他对中国一窍不通——这也是所有顾问共有的主要特征——但讲起活来滔滔不绝，可是周围的每个人却昏昏欲睡。他笨拙不堪，把斯大林 6 月 1 日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建议——也就是命令——共产党打进军队内部，加快农民没收土地的步子，组织工人武装等等。汪对罗易说：“谁都对共产党人的意图紧张不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汪这时大谈维持法律和秩序。谁也不知道在骄阳似火的酷暑笼罩武汉三镇之前，蒋介石为了让他离开武汉，给了他多少钱，紧接着，大屠杀开始。汪精卫赴欧旅行，几年之后才回到中国。
7 月，武汉的街道上杀人如麻。周带着夫人从家里逃出，他们在汉口洞庭路一位美国主教洛根赫伯特鲁茨家里躲了三天(16)。这是宋庆龄安排他们在那里临时避难的场所。鲁茨主教觉得周恩来心胸开朗，愿意讨论各式各样的信仰。“他对人类的精神价值如此深信不疑，我觉得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基督徒。”
7 片 12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最终被暂停领导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不久，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还决定发动一次农民暴动，即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共产国际迟至 8 月 7 日才批准这一计划。7 月26 日恩来离开武汉赴九江，从那里前往南昌。
“七月份武汉的大屠杀开始时恩来走了，当然他没告诉我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恩来知道怎样保守机密……党的机密，我不该知道的，他从不对我讲。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走了。’就这句话。每次他要走，我都想，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邓颖超也离开了武汉。“地下党负责照顾我。我和母亲转入地下，后来我们被送到上海。”
7 月 27 日，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17)他受到极为隆重的欢送，国民党官员们满脸堆笑地向他道别，而大街上，武汉的工人、工会领袖和青年团团员，就是在这些人的命令下，被枪决，被砍头。
起义就象一个没有定数的微积分，其值随时会发生变化。南昌起义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结果。周恩来作出这项决定，并不单是由于冷静的分析。满腔的愤怒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这次冒险。“牺牲者的鲜血是必须偿还的，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他估计，依靠南昌守军中担任军官的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小小核心，可以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他记忆力惊人，能清楚记得在黄埔军校见到的每个学员的姓名、长相，这一点帮了他很大的忙。40 年后，他不仅还准确无误地记得在法国见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甚至还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18)
张国焘拿给他一叠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提醒他们慎重从事的。张国焘说：“如果失败，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周恩来反驳说：“但是坐以待毙必定会前功尽弃。到了南昌我再判断形势如何。”他 7 月 27 日抵达南昌，住在朱德在花园角的住所。周恩来的朋友也三三两两来到这里，他们和周志同道合。这时，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叶剑英和叶挺都来了。诗人郭沫若随身带来一捆书，包括他自己译的《惠特曼诗集》。刘伯承和林伯渠都是四川省人，是已故孙中山的老友。南昌还来了一位教书匠出身的勇士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时他曾是毛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位脸色灰黄、已开始秃顶的年轻人林彪，他曾是黄埔军校学员。他们不顾一切地共同投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抱有相同的信念，也是由于周个人的魅力。周恩来说：“不打，我们必死无疑。打了，我们可能会死，也可能会赢。”
周恩来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设了一个工作总部，公开身份是银行家。29日，苦恼不堪的张国焘接连发来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等他到后再决定，同时张国煮已启程来同周商议此事。
当时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军官、二十军军长贺龙，也从周恩来那里知道南昌起义的决定。贺龙这时已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他 12 岁时，抡起菜刀把一个威逼他母亲的恶霸砍死了。他是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贺龙加入了国民党，又是秘密帮会哥老会(19)会员，这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朱德、刘伯承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贺龙是哥老会中的双龙头，地位很高。他一表人材，有点豪放不羁。周恩来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朋友。他们 6 月间在武汉相识，那时贺龙就表示过愿听共产党的话。所以周在 7 月 28 日到贺龙的指挥部把夺取南昌的计划告诉了贺龙，他回答道：“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国焘第二天到了南昌，他随身带来摽里摽嗦的罗易发来的一份电报：“推迟起义。力量对比尚不令人满意。”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建议你与负责南昌守军的张发奎取得联系。”周一直避免与张发奎打交道，他觉得这位大权在握的司令官可能会转过来对付革命者。不过，把起义推迟一天——推迟到 8 月 1 日举行——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几个小时后张国焘再次建议推迟起义，周恩来发火了：“派我来就是为了执行任务，我不会不干。有责任我担着。够了，别再犹豫了。”经过激烈争论，直到 7 月 31 日的会议上才决定 8 月 1 日凌晨举行起义。任命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所有的革命都会是乱糟糟的，充满了意外、流产、失误、疏忽甚至欺诈。中国革命的每一片段都是这种离奇情况的再现，加上始抖未及的好运和恶运。7 月 31 日夜，朱德设宴款待南昌的官员和地方军官。正在欢宴之际，一位下级军官跑进宴会厅，报告说外面有部队正在进行“异常”调动。朱德让客人们安心用饭，贺龙离席前去“调查”，实际上是去周那里了。“有人泄密，引起敌人警惕了。”周决定把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原定拂晓进行的起义马上开始。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贺龙从筵席上溜走，率领部队占领市火车站、市长官邸、体育场和政府办公楼。战斗进行到 8 月 1 日清晨 6 时，南昌终于落在周和他的追随者手里。他们向匆忙召来的省政府官员们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成立由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贺龙、叶挺、朱德、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及周恩来等人组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两位不在现场的夫人包括在委员会里，是想激起人们对孙中山的怀念，提高该委员会的威望。但这也有麻烦。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的.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工人农民不久前遭到屠杀。“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呢？他们会搞糊涂的……”周回答说：“就说这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国民党。”不过这话听起来很牵强。
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庆功阅兵式，五万南昌居民照例挥动旗帜、减着口号。撤出南昌后，在左翼行进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处置了自己手下的共产党军官后脱离起义部队。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只有一个幸免于难，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力量全被破坏了。这是我的过错。我警惕性不够。
10 年后，蔡廷锴成了共产党的盟友。20 多年后，又成了共产党政府里一位受尊敬的人士，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把他列入需要保护起来的重要爱国人士，以免遭受红卫兵的冲击。
8 月 3 日蒋调遣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这支革命队伍是“按计划撤离的”。周恩来早已作好了撤离的准备。“但我经验不足。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知识有限，而且都是来自书本，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利用我们的胜利，也不懂得撤退的策略。”撤离南昌的决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后在党的一些核心会议中又提了出来。那时周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失误都要搬出来审查一番，有时对周充满着敌意。”我觉得主要错误是没有留在那里……不应该把军队撤出来。如果留在那里，开展农村革命，就有可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南昌起义后，我们一直开到了汕头。”(20)
8 月 7 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下台。只有 20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是其中之一。毛对自己能为抛开陈独秀出力感到很满意。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读了会议报告后却不太高兴。会议没让陈独秀露面，也没让他为自己辩护。在周的一生中，都力图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但似乎别人并没有效仿他的榜样。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笨拙无能、斯大林判断上严重失误的替罪羊，当然就不能给他机会辩护了。
会议同意毛在湖南发动一次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被称为秋收起义，是一次失败的壮举。毛率领他的余部上了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他在那里按照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军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山寨要塞。这次失败的起义反而成了一次创造性的突破，因为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游击队根据地由此诞生了。这个小小的开端逐渐发展成宏伟的战略，并在 20 多年后，使共产党赢得了胜利。(21)
离开南昌的部队分为两路。朱德、陈毅和林彪向西南撤退，经过儿个月的跋涉，于 1928 年 4 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汇合。周恩来，叶挺、李立三、聂荣臻、贺龙、张国焘和诗人郭沫若，则向南进攻汕头港。要到汕头，他们一路上必须与沿途数不清的军阀激战。农民对他们抱有敌意，士兵中不断有人因疟疾而死亡。不过，他们终于在 9 月 24 日攻占汕头。周在 1925 年就夺取过这个城市并负责那里的工作，还在那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对这一地区可谓了如指掌。随他来汕头的不足两千人的队伍在这里露宿了一个星期。恩来还参加了一次欢迎大会，并作了演讲，坐在他身边的有贺龙和叶挺。29 日，出现了外国舰艇。载着蒋介石人马的英国船只露面了。四个军阀的军队同时向周的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汕头只好放弃，这支弹尽粮绝的小部队向西撤退。周说，他们准备在海陆丰的农民根据地重新进行整编，这个根据地是一位名叫彭湃的年轻革命者在有坚实公社传统的几个村子基础上创建的。
周把他的同事们召集到流沙村，这里有一座供奉天后的庙，天后是庇护渔民的海神。剩下的人员已不足八百。“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了。你们谁对改换旗号有疑虑的，可以离开。”贺龙说：“我留下。”郭沫若说：“我留下。”郭在这年 8 月加入了国产党，贺在 9 月也入了党。有人回忆说这次在天后庙里为他们举行了宣誓仪式。说当时恩来正发高烧，在两个星期里闹了两次疟疾。他站在天后神像前，领读誓同，由于激动和体弱，他声音有些发颤。在一切似乎都已成为泡影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表明毫不动摇的奉献决心的庄严时刻。
会后，周恩来告诉李立三和张国煮，让他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这一次，共产党又是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找到庇护所。周自己和其他人则留下来和士兵们在一起。“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活下来，但我应该留下来。”从汕头撤退的过程中，他们丢失了积攒起来的两箱大洋和黄金。刘泊承、郭沫若等乘小渔船设法到了香港，并分头回到上海。周恩来带病和时挺、聂荣臻继续向海陆丰进发。他身体太虚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走。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他们到了海陆丰，周被送到当地一位医生那里，医生给他吃了奎宁。几天后他们租到一艘舢板，顶着风浪把周送到香港。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很诙谐地讲述了这段海上之行。(22)
周恩来到香港后，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不久，他们分头回到上海。周是 11 月上旬抵沪的。
注释
① 有关中国工人的状况，当时已有许多书进行了介绍。参见路易艾黎著《中国岁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路易艾黎当时在上海担任工厂检查员。
② 周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在同一大楼里。
③ 赵世炎（1901—1927）四川人。1920 年 5 月赴法。1921 年 2 月至 1923年与周在一起工作。1923 年赴莫斯科，1924 年回国，在上海负责工会工作。1927 年 7 月被捕牺牲。
④ 罗亦农（1902—1928）湖南人。1920 年在上海协助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年在沪生活。1921 年赴苏，1925 年回国。1928 年 4 月被捕牺牲。
⑤⑦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⑥ 《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斯大林的讲话保密多年。
⑨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人，诗人、翻译家、剧作家及考古学家。翻译法国诗歌、介绍”新潮”无韵诗、翻译《惠特曼诗集》。1923 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政府，1924 年与周恩来相识。有关生平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作传记及郭氏自传，法文版，1970 年巴黎加利玛出版社。
⑩ 作者 1956 年、1964 年和 1969 年三次采访郭沫若。会见在北京的作协及郭氏家中进行。
⑩ 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1)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美国知名左翼作家、记者。1970 年在北京去世，葬于北京，参见她所著《中国众生》（纽约康纳德—麦卡恩出版社）及《我改变了世界观》。书中有关于这段时期十分珍贵的回忆录。
(12)瞿秋白（1899—1935）江苏人。一度就读于北京大学，受李大钊影响。1920 年作为中国左翼报纸《晨报》的特派记者赴莫斯科，精通俄国语言文学，在苏常驻三年。参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记词典》。
(13)张国焘（1897—1979）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1921年 10 月出国赴莫斯科学习。见克莱恩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14)与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座谈。周早年在创建共产党情报部门及组织地下工作方面所做的工作一直十分神秘。有关周生平中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参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5)有关冯玉祥轶事，参见韩素音著《伤残的树》，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有关汪精卫去郑州见冯所乘列车的轶事，参见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的文章。
(16)见 1972 年和 1973 年作者在纽约采访鲁茨主教之子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谈话记录。作者与约麦鲁茨之姊哈登女士谈话录。作者对鲁茨提供的有关周恩来的材料深表谢意。参见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著《周》，纽约杜博迪出版社 1968 年出版。(17)见已故佩西陈是孙中山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1927 年陈负责驾车送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经中国内地去苏联。
(18)很多人证实周的记忆超群。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准确记住每件事每个人的具体细节的天才。
(19)哥老会，又叫袍哥会，是中国西部和西北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青红帮主要控制上海，而哥老会则控制内地五省。
(20)见周恩来由南昌至汕头的路线图。
(21)见韩素音著《早晨的洪流——毛泽东的一生》，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22)《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 年出版。
第六章 整顿恢复党组织——伍豪之剑（1928—1931）
——1927 年 11 月周恩来到达上海，奉命负责党和军队的整顿工作
——1928 年 5 月赴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1928 年—1930 年平息党组织内的宗派主义和变节浪潮
——发展秘密情报交通网和地下组织，打入国民党组织
——命令分散红军成小股游击队散入乡村根据地但遭到毛的抵制
——1929 年 8 周陈毅向周报告毛的根据地情况，周撤回命令
——1930 年 3 月赴莫斯科
——1930 年 12 月李立三被赶下台，周遭到批评
——国际路线派统治了党
——1931 年 4 月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
——对顾顺章家人的惩处
——1931 年 12 月上旬离沪，1931 年 12 月底抵达毛的新根据地
一场又一场灾难几乎毁灭了他们的党，但他们仍是争吵不休，对理论学说的迷恋丝毫未减。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知识分子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攻讦，为自己——或应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寻找理由，尽管这些年青人空泛议论，但他们中很多人不乏勇气，有些人则愿为信仰英勇就义。
临时代替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是脾气暴躁的诗人瞿秋白①。周恩来一到上海就因南昌起义失败而面临非议。但是到了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周去做。重振这个士气低落、失血过多的党的任务落到他的身上。“一有工作便落在他肩上，一出差错便责备他，但他从未表现出气愤……。”②
没有军队，党就无法生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战略家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③一书中的教诲。孙子的观点用毛泽东简明扼要的活来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需有一个军事工具。这个观点此时已被完全接受了，周彼指派负责行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在党的组织部和军事委员会里地位显赫。这时，党和军队已合为一体，对它们进行的恐怖镇压反而使两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1928 到 1931 年间的情况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党转入地下，对隐蔽活动不易清晰描述。关于这凡年间周的活动，长期来事实与“神话”混杂在一起，难辨真伪。虽然许多事件仍然不清楚，但现在总还可以叙述得比以前更准确一些。当时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共产国际坚持认为全中国处于“革命高潮”，而这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共产国际新近派来的顾问罗米那兹说必须酝酿起义。周没有表示异议。有一段时间他也接受了对局势的这种看法。因而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场悲剧。
过去丢掉的羊城广州现在必须夺回，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公社”。这就是经罗米那兹解释的莫斯科指示。也许这是因为斯大林想证实他不象托洛茨基指责的那样“向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投降，所以要再次牺牲中国同志……。
这次尝试的指挥权交到了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 27 岁的德国人海因茨纽曼手中。其实，无知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所有顾问的特点。
时剑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时曾组织过一些军官、学员团体。1927年 7 月，为了使他们免遭杀害，他把他们转移出武汉。只要他们的秘密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在广州还是比较安全的。叶感到要建立新的红军，这些学员是宝贵的人力来源，这时应该让他们离开广州，到更隐蔽的地区去组建红军。④当年 11 月，趁粤桂两派军阀之间发生战争，广州空虚之机，叶剑英、叶挺、张太雷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强敌反扑时，时挺主张撇出广州，叶剑英想让参加起义的军官脱身去城外参加革命部队。二叶的主张遭到纽曼的反对。1944 年周在给学党史的青年学员讲课时回忆说：“纽曼大骂时挺……说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⑤
两个姓叶的反对纽曼能起什么作用？没用。于是，他们英勇地奔赴战场。为首的军阀不在省城，于是广州有三天变成了“公社”。周写道，“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然而军阀回来了，很多人在城里无法逃脱而被捕。
在这次灾难中，几十名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的越南革命者遇难了。后来周恩来和胡志明一起去为他们扫墓。
周讲到，叶挺被认为应对这次失败负责，1928 年初当他去莫斯科时“没有人理他”。叶挺是一位为理想抛弃了财产与舒适生活的人。在这样处境中他离开了党，去德国住了几年。直到抗战前夕周请他，他再次拿起武器为革命而战斗。
好象血还流得不够多，又派李立三到广州去调查情况。那里有一些幸存者，李立三想以起义失败为由，“严厉惩处”他们。周恩来表示反对。指出李当时“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周说：“对这些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改变了其“路线”及对中国的整个看法。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对纽曼在广州起义中的具体指导提出批评，对起义本身给予高度评价。两个月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但是谁也不能说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错了。犯错误的只能是那些执行了过去的注定要失败的政策，而且已遭到失败的人们。
低潮这个词是委婉的。党几乎被毁灭了。1927 年 1 月有约 58000 名党员，到 12 月已不足 10000 名。剩下的党员队伍也被变节和背叛搞得四分五裂。周恩来冷冷地说：“党员自首或出卖同志的事例增多了。”蒋介石组建了一支有效的秘密警察队伍。他们无情追捕任何一名有共党嫌疑的人。叛徒和告密者受到重赏，并得到肥缺。对被捕的嫌疑犯施以非人的折磨。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小集团主义和派系主义遍及整个中国社会，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同样盛行。他们沉醉于冗长的辩论，这对纪律并不有利，而且，对一个每天处在残忍而强大的警察威胁之下的团体，也无助于保守秘密。
只有无情的纪律才能制止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叛变行为。当然，又是指定周恩来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没有搞个人小集团，也不拉帮结派，而且他不偏不倚，冷静镇定，是个“铁人”，得到大家的信任 6 这时，他为重新整顿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就要创立一个严密的组织——“特别部门”或称特科。
特科除负责保卫中央，收集情报外，还管理电台，惩处叛变者。
周在巴黎时就养成了保密这个习惯，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时保密成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发展起来的领导力量基本在上层。情报仅限于少数人知道，下层只管相信和服从。
在那些危险的日子里这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警惕和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使用的方法却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虽然那时可能并没注意到两者间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是渗透。对许多艺术、教育和文化界组织进行了渗透，并获得了某些成功。上海正在开展一场左翼文化运动。虽然他们执行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关门主义政策，但对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颇为有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不少诗人和作家。1930 年左翼作家联盟创立之时，已有周的特科人员在该组织中工作。⑥
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这与他不可否认的热诚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截然不同。这个周冷酷无情，通过行刑队来伸张正义……实行铁的纪律……。
研究周恩来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不然党就会被毁灭了。”
特科不仅惩处变节的党员，还袭击他的家庭和任何保护变节者的人。收集情报的技术是一流的。周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如同蛛网疏而不漏，控制极严，而且单线联系——参加的任何一个人只能同另一名党员接触。在蒋介石的政府机构、下属各部和军队及与蒋结盟的军阀部队里，直至邮政局、电报及电话局等公共设施中都深藏着各种联络点、分支机构、地下工作者……。各种各样的告密者，有的连自己部不知道在告密。这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扇形网，通过同学、家庭关系和同乡会吸收成员。一小批通讯员和交通员为党的人员疏散和撤离安排安全的路线。熊向晖⑦对我说：“我们最有效的基层组织就在蒋介石自己的警察内部……他们工资低，所以他们给我们通风报信。”熊本人曾在周的领导下当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者。
很多极普通的协会成了隐蔽和收集情报的地方，其中有史学研究会、音乐协会、体育俱乐部，甚至圣经朗诵班。周在理发店里也安插了人，那里成了易于传递信息的地方。有许多关于那几年的回忆录，包括我的朋友、剧作家和电影导演夏衍⑧和作家周扬⑨写的回忆录。当时他们两位都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夏衍对我说，“但是作家于这种事不太在行，1933 年有五位作家被蒋介石的警察活埋了。”
周制定了保密法，“这是一条纪律。绝对保密。每个党组织必须学会保密。没有保密就没有安全。”特科扩大了，设立了几个部门。特科中有李克农⑩这样的人。因为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后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弥勒佛。还有康生(11)，此人后来在中国成了最让人害怕也最让人痛恨的人，并且是周恩来的眼中钉。康生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1927 年 4 月大屠杀时，他扮成公共电车售票员才得以逃脱。
纪律，配合，革命中的职业化。周恩来从他在朝廷里当官的先人那里继承了职业文官应具备的才能，并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努力地提高这种才能。这时，无论在党的公开活动或是其更重要的地下生活中，他都制定规则，检查执行情况，建立有效机构并坚决反对非职业化的做法。周还负责党的军事建设。在这方面，他考虑的仍是夺取城市，而不是农村中的巨大力量。但他在指导各地扩大红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方面作过大量工作。几年之后他更认识到什么是推动中国这个人海的真正力量。
那些年进行的军事建设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歧。1928 年初，当时“高潮”理论还在盛行，周答应了贺龙——这条迷人的龙——回湘鄂西重建队伍的请求。他带了很少几个人，据说其中有的是哥老会成员。这就证明了党暗地里接受秘密的帮会成员，但从未公开承认过这样做。后来贺龙领导下的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日益壮大起来。控制各省的军阀担心在省交界地区发生冲突，所以边缘地带少有巡逻。那时，毛在井冈山据点，4 月间与朱德、陈毅以及林彪的部队汇合后力量加强。农村根据地生存下来了，到 1930 年共有十几个。
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些分散的根据地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之下。因此，一个严密、安全的通讯网是十分重要的。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通告，指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意义(12)。然而，培训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很成问题。一支革命军队不应该仅是一群散漫的游击队员、饥饿的农民和社会下层贫民。周就此事给贺龙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工作同志到你们那边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他再次敦促要严守秘密。“……在革命空气高涨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乃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于自己向敌人告密。”(13)
自 1928 年至 1929 年间，周的关于军队组织的详细信件和指示都坚持职业化。其中没有空话，没有预言，没有教条的宣传。这些年，他也努力争取在党的会议上能更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应尽一切努力讨论党的所有政治问题，鼓励全体同志自由发表意见。”由于他未能使同志们都可以自由探讨，甚至偶尔反对共产国际强加的路线，他显然有受到约束和牵制的感觉。然而，那时候莫斯科不仅是智慧的源泉，而且对处于逆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唯一的资金和装备来源。
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1928 年夏，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这样做似乎言之有理：为了安全、保密。但这也是因为，在 1927 年的灾难之后，莫斯科想要重新控制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和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玩商夫妇乘船从上海前往大连。在大连，周遇上了警探，这些警探觉得他面熟，产生了怀疑。周的照片已被广为散发，并且还悬赏要他的头。他设法说服警探放他走，然后去东北，看望了他的伯父贻庚和在沈阳的弟弟恩寿，接着去哈尔滨看望他的另一个弟弟恩溥。恩寿曾在广州和他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但是两个弟弟都没有成为党员。
斯大林在莫斯科接待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翟秋白，并且把他们教训了一顿。现在没有革命高潮。李立三斗胆争辩道：“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打断了他：“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已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获胜，这时关心的是日本侵吞满洲，特别是侵吞那条早在沙皇时代就由中苏政府共有的满洲铁路。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可能有用，因此不能削弱其力量，在中国同志中间必须消除托洛茨基主义。1929 年，学者陈独秀被当作托派驱逐出党。苏联特别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是由一个名叫刘少奇(14)的高个子、大鼻子的湖南人控制的。刘已证明自己有组织工人的能力，这一素质对莫斯科来说是重要的。
在六大上又出现了常见的争吵和谩骂。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说他犯有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周则受到布哈林的斥责。“你本应能更好地估计你们在南昌的人的实力的。”周接受了这番话，然后提出了广州公社惨败这件事。俄国人同意是纽曼犯了错误……。
在莫斯科有大约 40 名孤儿。他们是在蒋的大屠杀中遇难的革命者的孩子。邓颖超和蔡畅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怀他们在寄宿学校里的生活。周在莫斯科期间讲课，也听课。他也许从克格勃那里学了些东西，有助于健全特科。他没有象李立三和瞿秋白那样去争论，找理由开脱责任。他开怀大笑，他跳舞，还能大杯大杯地喝伏特加酒，在莫斯科大学他参与审理了王明等人控告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案。在那里上学的青年中有他的敌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5)。他是在 1924 年由父亲带到莫斯科的。经国激烈地谴责他的父亲。孝子周恩来建议他说：“那好，但别忘了常给他写信……”
据说周从莫斯科去了德国和法国。他的活动没有记载，只是德共报纸上刊登过一篇他的文章。他于 10 月返回中国。瞿秋白被免了职，留在苏联“学习”还作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是被搁在一边的委婉说法——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编篡了一本中一西里尔文词典。李立三、周恩来和一个搞工会工作的船工向忠发被指定来领导党，向在名义上是党的主席。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一贯直言不讳的瞿秋白抗议说，“可是我们的工人是文言。”共产国际却不以为然。领导人中必须要有无产阶级。史学家金先生说，”那时候党内有敌视知识分子的情绪。”(16)他指出周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向忠发的任期短暂。他被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为了活命公开脱离了党。但这没能帮他的忙。他不是知识分子，可以随意处置。1931 年他被处决了。
六大加强了周的力量，这时他可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那些顽固的派系了。为解决北方的顺直省委的长期纠纷，周去天津，然后去北京。对解决顺直问题，周在常委会上强调”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他认为很多派系是在个人恩怨或对家族忠诚基础上形成的。极少数有权力欲的人利用了这一点……。后来，这件事解决了，但解决得不容易(17)。
在上海，对中央领导人的权威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挑战，包括党的江苏省委。在周恩来去北方期间，向忠发、李立三与江苏省委发生争执，向、李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周回到上海，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决定。他更知道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上级领导的人。他分头做工作使这些人回心转意后，撤销了李立三的决定。解决了江苏问题之后，周建立了干部培训学校。一班不超过 10 至 20 人，培训一、二个月。这些干部再由上海的中央派到各省去任教。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党内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相当低。”在基层和新党员中文盲率高。怎么能教会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复杂的理论呢？除了这个困难之外，在蒋介石统治的日子里，三人以上的聚会是被禁止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上课？
这时，中共中央，也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中央和周为首的军事部坚持认为在农村不应有大根据地。这不仅因为大根据地会引起敌人注意，而且因为当时中央和周本人在总的观念上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存在。因此，根据地必须保持易于转移，规模小到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六大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研究。毛泽东也许是党内唯一的一个不着眼于城市的人，他设计了一项基于中国现实的重大战略。群众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人——在三亿五千多万人口中仅占不到三百万，而是占人口 85％的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然而，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这种农村根据地有导致割据的危险，容易被敌人消灭，还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所以，1929 年 2 月，周代表中央起草了致毛等人的信，命令朱德和毛领导的军队应该“分散”成独立的分队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毛和朱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毛的习惯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信件、指令和命令一概不作回答。“它们往往完全自相矛盾……一个指示叫我干这个，说这是最正确的政策，一个月之后下一个指示告诉我的内容恰恰相反……”
1928 年冬，井冈山根据地缺乏食品和供给，并遭到军阀的进攻。毛和朱德突围出来，经过几次战斗，他们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它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根据地。毛和朱德对周的“分散”命令置之不理。两个月后毛、朱德和陈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派人来上海。毛傲慢地回信说，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的估计悲观，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周生了气，但没有发作。他坚持说第四军应有一名“靠得住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军事会议讨论问题。李立三对毛从来没有好感，他力求通过一项命令让毛和朱德降级。周劝说：”让我们先听听。”8 月，陈毅到达上海，周看到老朋友很高兴。他问：“你们根据地有没有足球场？”陈毅向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根据地是如何管理的，周把这些情况编入了《军事通讯》创刊号，发给在其它根据地的红军单位(18)。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所有党支部和红军单位都应该学习。”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承认二月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红军应分散的观点“是有些毛病”。同时，他还领导解决了使毛泽东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上的问题。陈毅准备回根据地的时候，周对他说：“请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职。”这时，他已经懂得新的战略。“必须先有农村红军，而后再夺取城市政权……。”
地下工作十分艰难。周恩来和邓颖超不断地换住处，改装束。“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月。”(19)周是蒋的秘密警察通缉的首要人物。蒋的许多当过黄埔军校学员的军官对周的脸都十分熟悉。周有时留胡子，有时刮掉，加上山羊胡，改变眉毛形状、步态和嗓音。他曾短暂地受过演员（女角）的训练，这派上了用场。他只在凌晨 4 点半左右上街早上 7 点回来。他认识每一条称为“里弄”的小巷。他真是吉星高照。他去天津解决党内分歧时还拜访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没有告发周恩来。
周夫妇和伯父贻谦一起住了三星期。贻谦是周家唯一日子过得富裕的人，住在西摩路。他们过了几天悠闲的日子。周热衷于包汤圆，烧绍兴菜。贻谦的妻子对她的儿媳说：”他比你们女孩子还会烧菜。”他还参与了家事，试图让他的堂弟恩霔和妻子重归于好。因为恩霔过于喜爱某位戏剧名角，他的妻子十分气恼。周恩来建议她说：“你应该和丈夫一起去看戏。”“但是我讨厌那些表演。”周热爱戏剧，但因为怕被认出来，再不能去听场戏或看场话剧了。已故祖父周攀龙百年生日时，是周当的司仪，因为他是长孙。
贻谦伯父对他钟爱的侄子说：“你真应该有个好点的工作。”贻谦以为他在商界当职员。“你多才多艺。”恩来谦逊地微笑着说：“也许有一天情形会好一些。”
在邓颖超身上可以看到紧张生活造成的后果。焦虑，不断地搬家，“早上从不知道我们晚上能不能再见。”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在北京的时候，她就患了肺结核。这病似乎潜伏了一段时间，这时又来侵扰她了。她母亲住在法租界一幢安全的房子里，以她的名义登记，实际上房子是党使用的。人们认为她是位富裕的孀妇，通晓中医。她成了党的一名得力的交通员。蔡和森和蔡畅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看起来有身份的妇女也是这样。
宋庆龄也在上海，住在莫利哀路的一幢房子里(20)。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这所房子，周从末去看过她。但是他与一些欧美人士以及象路易艾黎这样的同情者有联系。莫利哀路的房子是那些持自由派观点的中国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在这里肖伯纳会见了鲁迅，哈罗德艾萨克斯、文森特希恩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造访了著名的孙中山夫人，并且留下来品茶。这些来访的西方人中有几位成了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不公正现象，觉得应尽力去帮助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他们购买无线电台和设备，传递信息、信件，送交资金。我的一位比利时商人朋友 F达尔曼帮助党进行金银交易。他仍记得从事秘密交易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21)
1930 年，从不安分的李立三充满了立即采取行动的愿望，他宣布起义“高潮”开始了。那时，蒋介石正在奋力乎息冯玉祥等军阀盟友的叛乱。李立三说，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来到了。作家夏衍当时积极参加了左翼作家组织的活动，他记得李立三在上海马路上组织“飞行集会”的情景。在反应淡漠的市民中一小群人呼着口号游行，当然这只能导致更多的屠杀。李立三还命令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去夺取湖南省省会长沙。毛抗议、争辩，但无济于事。他必须服从，这次军事行动当然也失败了。李立三没有就此罢休，几周后又拟出一个夺取武汉的计划。他引了一行古诗“饮马长江。”周恩来那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从信中得知李立三的计划，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于是，李立三又想出另一项重大计划。至少要拿下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周在莫斯科对俄国人说：“李立三一定是疯了。”
周到莫斯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等问题。斯大林不喜欢中国人处理事务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苏联和中国共有的中国满洲铁路遭到袭击，这使他感到忧虑。这一年，日本对满洲的野心已公开化，导致了对铁路的袭击。苏联总是害怕腹背受敌，感到既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又受到日本的威胁。他们害怕日本长驱直入西怕利亚。而蒋介石与日本关系亲密，并且他完全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犯。这使斯大林决定利用中国共产党这支力量来防止苏联在远东的利益遭到打击。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是由身材瘦长、精明能干、大鼻子的刘少奇领导的，他负责组织满洲铁路工人罢工，并制订了一旦日本大举进攻时的应急计划。斯大林命令共产国际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俄国人的完全控制之下。那时候周在莫斯科，受到良好的接待，但是虽然他同李立三观点相悖，却还为他说话，这样俄国人就不可能挑选他为他们理想的代言人。而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一批青年学生当时正准备回中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定让这批人回去掌仪，接管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为李立三说情。“也许立三同志的确有左倾偏差，”但周不想推fan他，主张给他认识错误的机会。周说，进行批评时必须讲究方法、要客观，“而且不掺杂个人恩怨……。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他这样做颇为仗义，因为很少有“同志”能为自己的同事出头讲话的。“我们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立三同志在意识形态的解释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但是仅仅重复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周凭借他的机敏、知识和勇气去斗争。他赞扬毛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实行的“富农”政策。“假如我们对富农不好，中农就会更加动摇。当前，我们不能疏远中农。”但是他的这番说理并未使他同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建立亲密关系。“周是个妥协分子。”斯大林正在苏联消灭富农，他对富农的捉法更被认为是挑衅性的。
周回到上海后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一个重要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这是篇杰作，被西方汉学家们称为少山报告(22)。少山是他在上海时用的一个假名。报告令人信服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瞿秋白同周一道回到中国。他已在莫斯科苦干二年，编篡词典。共产国际已经认定周不是它的人。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一封信，揭露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及其正确的政策，指责李犯了路线错误，这一罪名不轻。而周则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显然，这是由莫斯科培训出来的那群年青人促成的。他们这时已回到中国，正在对党的领导提出批评。12 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巴威尔米夫抵沪。此人举止粗鲁，他坚持要开六届四中全会，还要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1931 年 1 月的一个严寒的冬日，在没有生火的房间里，开会的人踡缩在自己的大衣里，吹着冻僵了的手指。周突出地坐在李立三的拥护者和那些受共产国际宠爱的人中间。会上双方明争暗斗，然而这批新人占了上风，强行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一项反对李立三的决议，指责李犯了“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也因替他说话而受到指责。周还在会上印发了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表示欢迎批评他的错误。李立三的一些从前的支持者见风使舵，明显地表现出对新领导班子的顺从。其中就有康生，这个戴眼镜、一口坏牙的人在上海曾装扮成电车售票员逃过了大屠杀。
曾有一种说法。称一批在莫斯科留学的年轻人为“28 个半”(23)，因为有一个很快离开了。共产国际则把他们称为“国际路线派”。他们中为首的是王明。1931 年他刚 27 岁。他的副手是 24 岁的博古。(24)他们的言行都是以“国际团结”为转移的，也就意味着莫斯科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的中国党必须“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各级都要进行改组。接睡而来的是大规模清洗，党员干部被降级、调离或恣意处死。还任命了政委，让他们带领工作队到各个党支部和小的军事根据地去推行“布尔什维克化”，清除象李立三那样的“右倾分子”。特科真正的权力这时落到了康生手中。这时康生已经站到“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边了。他引以为荣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份出版物同期登载了他的文章和王明的文章。两人文章的同时出现确保康生在特科中强有力的地位。
“这些小子算老几？我们为革命打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吃奶呢……。”党内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反对 28 人的派系形成了。这个派系全部36 名成员都被出卖给了国民党，其中 23 人被处决。是谁这么能告密？“康生”，胆战心惊的党员们悄声议论。
后来，毛泽东把巴威尔米夫的这次行动称为“伏击”，他还一直把这个政治局称为“临时”政治局。周恩来自愿要求去毛泽东的根据地，但那年春天没有准许他去。他几乎丢失了在军委和政治局的位子，然而由于有 18人不同意，而只有六个投票要解除他的职务，这样，他的地位保住了。“压根儿不能讨论问题……所有重要问题都由巴威尔米夫来拍板。”据说，周对聂荣臻说：“相忍为党。”但是后来他说：“那些是灾难性的年月，好同志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早在 1927 年，一位英俊的年青人顾顺章加入了党。在上海大屠杀时期，他曾努力工作，表现英勇，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与贺龙、朱德等人一样，顾顺章也曾是秘密帮会的成员，不是哥老会，而是上海的红帮。顾多才多艺，会唱歌，变戏法，能赤手空拳杀人而在死者身上不留任何伤痕。据说，这时他心灰意冷，对党内的变化不满。正是 28 人的到来促使他决定脱党。
新领导班子向各个党支部、根据地派出了政委，任务是清除“地方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一向受共产国际看重的张国焘被派到已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人称鄂豫皖根据地(25)。该根据地横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顾顺章奉命为张的旅途安全做安排。他完成任务后回程中，化装成玩杂耍艺人经过武汉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他立刻表示要把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但是只对南京的一位高级人士讲。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武汉警察头子向南京发了封急电。南京的上司不在，正是周恩来安插在警察总部的一位地下工作者(26)接到了这一消息。
这位地下工作者与周在特科里的左膀右臂弥勒佛李克农有联系。李当时在南京工作，一接到这位地下工作者的报告便立即乘火车去上海向周恩来报警。顾顺章完全了解内情，包括安全站、党的领导人藏身地以及联络和供给线。周恩来不得不立刻行动，在聂荣臻、李克农帮助下，安排党的领导人全部隐藏了起来。所有路线全部更改，还向交通员报了警。安全站全撤空了。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几天都没有合眼。”尽管周做出了努力，不少党员还是被捕了，可是“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倒无一被捕。邓颖超证实说：”许多好朋友被杀了，包括蔡和森(27)。” 她本人、蔡畅和其他一些妇女承担了向家属报警的工作。“但是党不想让我们冒太多险。母亲和我离开了上海。”有一段时间，邓母扮成尼姑藏在杭州的一个尼姑庵里。
据国民党人士说，顾顺章企图刺杀当时在武汉的蒋介石。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坦白了。但是共产党的说法是顾早已决定叛变。他写了一封信。他的家人也参与了阴谋。顾告诉他们，万一他不能得手，他们就把信交给蒋的秘密警察。(28)
顾的全家 12 口人，除了一个 12 岁的小孩之外，全被处死。他们破埋在自家的院子里。尽管顾投靠了国民党，并没有好下场。几年之后，他被蒋的秘密警察杀了。
以后的几个月，党的领导人所在的上海越来越不安全。夏去秋来。日军大学进犯中国北方，1931 年 9 月占领了东北。一年之后，宣布东北为独立的满洲国。中国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傅仪由日本人加冕为满洲国皇帝。
周作为党的军委负责人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散发给包括蒋介石军队在内的全中国军队，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建议停战，以便团结抗日。然而周的建议没有得到巴威尔米夫和国际路线派的支持。“又是妥协！跟蒋介石不可能妥协！”国际路线派把满洲被占领看成是对苏联的威胁。1931 年夏天，他们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到了。这个主意是要阻止蒋介石与日本结盟反对苏联。蒋必须先在国内对付共产党。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如期宣告成立，设在毛泽东的根据地江西瑞金。周被选为新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当年 12 月离沪赴苏区。
也在 11 月，上海的儿家报纸登出了悬赏告示，凡是提供导致抓获周恩来的情报者可得高达十万银元赏金。这时周已被认定为伍豪，这是 1919 年他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的假名。他有时用这个假名，也用其它的假名，如少山。他在管理特科时也用这个名字。此时呈现出来的周并不是那个敏感、智慧、富有人情味的全中国热爱、敬仰的人，而是另一个周：一个无情的人，一个对叛徒判处死刑的人。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
蒋介石深知周极为精明能干。他对秘密警察头子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周恩来在上海度过的最后几周里还确保秘密无线电台网运转良好，隐蔽安全。当时接收站设在一幢西方人的房子的屋顶上。他仔细地做了全面检查。有大量档案、积累的资料必须分散隐藏起来。60 年后有些资料才从私人手中收回。
他完成了工作后，启程前往毛泽东的根据地。有人说他化装成了天主教神父（这不大可能），也有人说他打扮成了穆斯林阿訇。周蓄了很浓的黑胡子，乘小船，绕道来到汕头，他于 1925 年和 1927 年曾在这个港口城市战斗过，然后于 1931 年 12 月底抵达毛的根据地。
注释
① 瞿秋白——见第一部第 5 章。
② 这些对周性格的评论是完全一致的，流传了几十年。
③《孙子兵法》据说可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其最佳英译本为塞缪尔贝格里非思（SamuelBGriffith）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 年出版。
④1977 年 10 月作者访问叶剑英元帅谈话记录，及作者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座谈记录。
⑤(13)见《周恩来选集》上卷（英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年出版。⑥作者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座谈记录。
⑦熊向晖，1917 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驻英代办。多次陪同作者在华旅行。20 年间与他多次谈话。
⑧夏衍，1900 年生。杰出的作家、剧作家、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1956 年起结识作者。见夏衍著《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 年出版。
⑩ 周扬（1908—1989）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及韩素音丈档。作者与这位作家相识 35 年。
⑩李克农（1899—1962）周恩来建立情报组织“特科”后，李就在他领导下工作。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1)康生——1898 年生于山东省。曾就读于德、法，在苏联受训两年。见罗杰费里哥特（RogerFaligot）和罗米考弗（RemiKoufer）著《康生》，拉芳（Laffont）出版社，1987 年于巴黎出版。另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2)《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4)刘少奇（1898—1969）生于湖南省。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成为工人领袖。30 年代领导中共华北局，在北京和华北的知识界也颇具影响。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5)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在苏联滞留多年。1937 年回国。其父死后，在台湾任总统。1988 年去世。
(16)(17)(18)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9)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20)见路易艾黎著《90 岁时回忆我在中国的岁月》及同作者的谈话。韩素音文档。
(21)夏衍追忆及韩素音笔记和谈话记录。
(22)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C.Brondt,Schwartz 和 Fairbank）著《中共文献史》，贾罗尔德（Jarrold）父子出版社，1952 年于诺威奇（Norwich）出版。
(23)指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半”是指一名难以描述的党员，他很快离开了这一批人，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
(24)王明，即陈绍禹。博古，即秦邦宪。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25)鄂豫皖根据地。见地图，是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之外的红军主要根据地之一，其主要指挥官之一是徐向前。
(26)地下工作者的名字叫钱壮飞。
(27)蔡和森之死。蔡被派赴香港指导那里党的工作，被英国警察捕获后移交给蒋的秘密警察。1931 年底遭杀害。见《名人传记词典》。
(28)关于顾的信，作者曾询问是否还保存着，答复是否定的。
第七章 推举毛泽东（1931—1935）
——1931 年 12 月底周抵达瑞金根据地
——1932 年 7 月推荐毛担任军职
——1932—1933 年一度受王明和共产国际制订的军事路线影响；第四次反“围剿”虽以蒋的失败告终，但由于人力损失很大，周开始对这一路线产主疑虑
——1932—1933 年间中共临时中央在根据地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使商人和一部分农民产主了对立情绪
——1933 年秋，共产国际派奥托布劳恩（又名李德）来加强贯彻执行“布尔什维克化”政策
——1933—1934 年蒋介石在反动将领们的帮助下进行第五次“围剿”，取得成功
——1934 年夏，博古筹决定撤离根据地
——1934 年 10 月，开始长征
——1934 年，长征途中发生意见分歧
——1934 年 12 周目开黎平会议，周要求毛发言并接受毛的意见，向贵州省的遵义进发——1935 年 1 月红军到达遵义
离开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福建和江西省的交界地区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这是一片肥沃、水源丰富的土地，到 1931 年，这片根据地包括 21 个县，方圆 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50 万。这里有一些风光明媚的小城镇，其中最大的是瑞金，有 2 万人。这个地区因为有锡矿，是商贾必经之地。自 1930年底起，蒋介石对瑞金根据地发动的“围剿”已不下三次。第一次，他的 10万人马碰上了毛泽东爱用的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骚扰敌人，攻其不备，夜间袭击……。”蒋介石吃了败仗。1931 年 4 月，蒋的国防部长率领 20 万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次“围剿”于 1931 年 7 月开始，但在 9 月间日本占须了满洲，与蒋同盟的一些军阀拒绝继续打内战。事实上，有一支 17000 多人的军阀部队带着武器、弹药和珍贵的无线电设备投奔了瑞金根据地。
1932 年 1 月，日本人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是蔡廷锴。正是他，1927年 8 月在南昌杀害了他师里的 30 名共产党学员。但他是位爱国者，他率领的19 路军保卫上海，英勇杀敌，激励了中国百万民众。蒋面前一片抗议浪潮，知识界上书请愿，数以千计，要求抗日。蒋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5月，他继续同日本谈判停火①。他切断了 19 路军的供给，派蔡廷锴去打瑞金根据地。
在后来的两年半里，周恩来的有些作法，及某些公开讲话全然不象一个头脑冷静、秉性公正的领导人。只有在“彻底布尔什维克比”的请洗中，他不断努力减轻镇压手段的残酷性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然而，他似乎执行了王明一博古集团的一些十分愚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带来的是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使近 90％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遭到破坏。1930 年，周明确主张的凡事要循序渐迸，这时仿佛已荡然无存。
王明夸大其词地说瑞金根据地是“苏区”，这块播种地有一天会变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这里同其它地方一样，推行“布尔什维克化”造成了地方上的冲突。12 月，周抵达瑞金后评价了清洗“AB 团”一事。“AB 团”实际上是逼供信的产物，被打成“AB 团”的人被称做fan革命，被认为全是渗透进来的国民党分子。1931 年春，毫不留情地进行清洗。到 12 月，清洗的后果已摆在周的面前。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产党接近”②。
然而，“布尔什维克化”还要进行。作为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成员的周必须执行这一任务。毛泽东创立了瑞金根据地，在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已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在党内地位低于周，只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周到根据地时，可能有人预计会出现对抗，可是周根本没想和毛争威望及权力。相反，1932 年 7 月他给苏区中央局写信，推荐毛出任在瑞金的红军（也称为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丰富经验，应该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苏区中央局起先同意了，但两个月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不许毛过问军队。周恩来以及在他推荐毛的建议书上签名的军事指挥员朱德和王稼祥，都只有服从。这时，他们接到的关于军队行动方针的指示与毛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恰恰背道而驰。指示说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有一支强大、勇于作战的职业化军队。必须扩大根据地。必须攻占更大的地盘，夺取更多的城市，结束“被动局面”和“保守主义”。至于地方工作方面，必须根除毛实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政策”。还要坚决谴责“小农的狭隘思想”。
毛泽东表示反对，但是他在军队和军委里都没有一官半职，只是根据地地方政府的“主席”，而且他这个主席还要受两个副主席的限制，大家知道其中一位副主席是与他意见不和的项英③。
这时的周，态度常常不够明朗，令人难于理解。在后来几个月的沉浮中，从周撰写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中，再也找不到头脑清晰的他，有的甚至为“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唱赞歌。是他害怕遭清洗？还是他的确认为应该这样做？
1933 年，博古来到根据地。这时在国内只逗留了短短一段时间的王明已返回莫斯科了，把他的副手博古留下负责全面工作。王明从莫斯科发回一系列冗长的秘码电报，以此来指挥根据地的一切。
毛称之为“电报闹革命”。电报通过上海的无线电台中转④。只是在 1934年，在上海的中转无线电台被蒋的秘密警察查获，联络中断了。
在瑞金，周负责无线电台工作。在这些电台站里工作的是经过训练的无线电收发报员，他们是难能可贵的无名英雄。这些人的统一代号是“九十九”。“无线电台是我们最重要的通讯方式，没有它就不能与其它根据地联络，我们就得不到消息”。对周来说报务员的生活条件和训练同密码的安全和保密一样重要。他不允许“最细微的疏忽或差错”。他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处就安排在根据地最大的无线电台站旁边。1936 年埃德加斯诺见到周时，周说：“国民党一次也没能破译我们的密码。”
“斗争”，后来按共产党的话来说叫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在 1932年就已在“国际路线派”和毛泽东之间开始了。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游击队花费少得多，而且作用更大。武装农民不需专门的营地，也不需穿什么军装。他们可以去种田，同农民一起分担农活。毛说，他们在自己的家人和村子里就象是“水里的鱼”。
毛还反对剧烈的上改。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放过了富农和中农，只集中反对人们最仇恨的、最霸道的地主。他们残酷地进行剥削，人称“老虎”。然而那些纯而又纯的、头脑僵化的国际路线派把这叫作“机会主义”。新土改一开始，毛就预言它将是一场灾难。1937 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们批评我烧杀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化”也把来锡矿买锡的商人和贩卖必需品的小贩赶走了。他们被当作资本家受到盘查，货物也被没收了。有时候还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特务来枪毙。毛在和博古争辩时刻薄地讽刺说：有些人害怕受到社会现实的玷污。而博古则猛烈谴责毛的“小农思想”。那时候周说过什么没有记载。也许，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也抗议了，但没人听他的。毛并不是孤立的，有人与他站在一起。有一位名叫罗明。还有一位叫邓小平，是矮个子四川人，在巴黎时曾与周恩来合作油印《赤光》杂志。1926 年邓回国。1929 年周派他去广西省建立根据地。
广西游击队根据地为 300 多名越南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胡志明多次到中国时也利用过这个地方。这里原有两个训练营地，但 1931 年遭国民党军队攻占，邓小平率领剩下的部队去了瑞金根据地，他在这里编辑红军报纸。在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争论中，他与毛和罗明站在一起。结果，他和罗明两人部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受到公开批判，从一个村拉到另一个村，当作“逃跑退却路线”的可耻典型示众。显然，有人敦促邓的妻子同他离婚，她也真的同他离了婚⑤。周恩来总是充当调和折衷的角色，他试图保护邓、罗二人，1934 年让邓重新做报纸的工作。
但是在讲话中，周没有表示反对临时中央和王明、博古，而也谴责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把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看做遥远的而不是眼前的目标，对向外扩展犹豫不决，却派我们的武装同志去村子里搞宣传或为部队募捐，以此来捆住他们的手脚，还不愿直接行动给白区的敌人致命的打击……”。这正是对关键问题的确切描述。可是周恩来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也许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策略，在今后几十年的困难岁月中他将一直使用这一策略，而且运用自如。这一策略就是：表面上不直接对抗，行动中却设法帮助那些遭不公正的谴责的人。
这样做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始终如一、令人钦佩的形象。但是也许周的理由是，他必须象自己儿童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韩信那样，为了更好、更值得的时刻而忍受胯下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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