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他严厉批评出书出得太少。马、列、毛的书当然要首先出，“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会出错。一代人的经验不记录下来下一代人就难于吸取。周在 60 岁生日时，曾劝他的同事写回忆录，要在“对往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就动手。现在，他对旧话重提，他说：要让年轻人懂历史……“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革命作家鲁迅的著作在一所大学里成为禁书，他愤愤他说：“这不是滑稽得很吗！”当然，周最关心的是恢复科学研究。“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否则我们永远赶不上科技的最新发展……要做的事情这样多，而时间又这样少……
周在清除林彪方面也出了力，不过做得十分巧妙，表面上丝毫不露痕迹。周城府深密，不露声色，等待着最大的牛鬼蛇神的未日来临。
＊＊＊
在军委三位受人尊敬的老帅以及精明强干的叶剑英的支持下，毛实现了军区司令员的轮换。这使林彪受到沉重的心理压力。毛还仔细看了“四大金刚”和林的妻子叶群的自我检查。这是庐山会议在“天才”问题上进行争论后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毛在他们每人的检查上写了一些辛辣的评语，他在叶群的检查上写道：“你当上政治局委员还不满足。你想登天。”
林彪和他的妻子及他的党羽们心想“他们活着，我们就没命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紧紧地勾结在一起。作为密谋者，他们似乎很不内行。他们互通电话，互递消息，表示忠心……为了保密，他们使用了代号，把毛叫成 B—52，显然这是对美国轰炸的威力有深刻的印象。
他们策划的阴谋都没有得逞。其中有一项显得轻率幼稚的计划要除掉所有政治局委员，包括毛和周；另一项计划是绑架毛；再一项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号召全国举行反对毛的起义。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不太真实，象是一本蹩脚的惊险小说里面的货色。这些阴谋家不断地开会、讨论，讨论、开会。
1971 年 4 月陈伯达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没有公开指名批判他，但是 7 月 1 日报上警告说：“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就在我们的身边。”同样的话在 1966 年针对刘少奇已使用过。
夏天来临，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林彪和他的妻子去了离北京不远的避暑胜地北戴河。中共不久将举行全会。人代会也将召开。林彪的 29 岁的野心勃勃的儿子林立果说，会上“权力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毛南下视察，到了武汉、长沙、杭州，每到一处，都和当地军事领导人会晤、谈话，揭露林彪的野心。“我不相信军队会起来造反……一个革命军队不会这样干。”他会见了一些林彪的支持者（因为他消息十分灵通），他嘲弄他们说：“你们最近又想出了什么新的计谋？”毛受到警卫的保护，坐的是火车，因为乘飞机太冒险了。火车每隔六个小时，就要仔细检查一次。林立果想在毛返回北京的途中炸毁他的专车。但这个阴谋没有得逞。9 月 12日毛的专车抵达离北京 20 公里左右的丰台区车站。北京市政府的官员迎接了他，他又向这些官员谈起林彪。
事情的结局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毛请林彪赴宴，席间由周安排禁卫军 8341 部队把林彪、他的妻子和党羽击毙，尸体装上三叉戟飞机，飞机在蒙占上空出事坠毁。
这种说法，所有中国人都否认，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另一说法是：林彪和他的儿子听说毛回到北京，决定外逃。一架供他们使用的三叉戟飞机停在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林到最后一刻还犹豫不决。飞广州，还是飞苏联？再在那里建立反毛的基地。林在苏联呆过好多年，深信会受到苏联的欢迎。是林彪的女儿，对周围的动静和密谋产生恐惧，把她父亲要“出走”的消息报告了 8341 部队的军官。时间是 9 月 12 日晚上 10 点钟。这位军官 10点 30 分给北京挂电话，发现周在办公室。周命令全国所有飞机不准起飞，并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干什么？”吴法宪说他不知道，并将此事暗中通知了林。林惊慌失措。深夜 12 点，他和叶群、儿子林立果以及少数党羽匆匆前往山海关，在 8341 部队的警卫乘一辆吉普车赶来没收这架飞机之前，先上了三叉戟飞机。飞机驾驶员来不及加满油箱里的油，就匆忙起飞了。
周整夜未睡。雷达一道跟踪着那架三叉戟飞机。周打算同驾驶员、机上人员通话，但未能成功。有人请示他要不要把飞机打下来，他不同意。“不行，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 50 分，飞机飞越中蒙边境，周把消息告诉了毛。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毛说完后就去睡了。周还在等着，雷达上已经没有了三叉就飞机的踪迹。周亲自给所有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再次下达命令：全国飞机都不准起飞；不准调动军队；所有士兵原地驻防；不准军舰离港。周又给 29 个省、市、区以及主要城市的党委书记打电话。“他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休息。他连续工作 36 个小时，中间没有睡过一会儿。”(16)
9 月 13 日中午林彪在国内的所有党羽均遭逮捕。
这架三叉戟飞机试图在外蒙古一块卵石铺盖的平地上降落。地上高低不平，飞机滑行时出事起火。飞机上所有人员都烧死了。几天之后，蒙古当局把中国大使找去认领这些尸体。(17)
林彪的消失使周处于主要地位。就在这场悲剧快结束的时候，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双方在长达 20 年的敌对之后，开始互相接近。
周为中美双方和解所作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成果。
听到中美关系的突破，没有人会比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更为高兴的了。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北京一起举杯祝贺。他说：“这是周恩来最光辉的时刻了。”中国千百万人都有同感。
注释
①这件事已多次论述，不用详细介绍了。
②关于收集整理刘少奇的材料的方式，包括向他的一位前妻和他的一个子女要材料，参见有关“文革”的中文版著作。
③1969 年作者会见江青、康生时，为埃德加斯诺说情，呼吁应该止他访问中国。我的请求还是取得了成果，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理解我的举动的全部含义。事后，会见时在场的熊向晖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你提得正是时候。”
④埃德加斯诺与周的谈话部分载于斯诺最后的一本著作《漫长的革命》中。周极端苦恼的心情给斯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平常总是镇定自若的人来说，他的确透露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可是第二天他又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了。”
⑤关于入侵捷克，见弗朗索瓦费若所著《中国与苏联：从联盟到冲突》，1913 年塞伊出版社出版，第 389 页及其他地方。
⑥中国外交部有人向作者明确指出。不会爆发战争。这是在 1969 年末，和林彪所称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说法，是针锋相对的。
⑦见下一章。
⑧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53 页。
⑨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03 页。
⑩见本书第 496 页第四行。
(11)聂荣臻与作者在 1988 年 10 月的谈话。亦见《聂荣臻回忆录》。
(12)1969 年末我在香港。当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设法与中国新闻记者接触。我为他说情，因为他到处碰壁。有人告诉我上面有“命令”，不准任何人和美国人交谈。
(13)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由他们把持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
(14)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引用了毛 1970 年 12 月与他的谈话：“四个伟大，这也伟大，那也伟大……讨嫌得很！”这说明毛对林彪和陈怕达对他的肉麻的吹捧很反感。
(15)见周恩来给毛泽东的关于建设葛洲坝的信。周从 50 年代起就研究在长江上筑坝的问题。这封信是 1970 年 12 月 24 日写的。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07 页。
(16)作者与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记录。韩素音文档。
(17)见韩素音文档。亦见中国杂志发表的大使的报告。
第四章 钓到大鱼——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1969—1972）
——1968 年夏，与北越磋商，讨论约翰逊总统突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一事，并提出就结束越南冲突进行谈判的建议
——1967—1968 隼，周恩来发觉美国对华态度有所变化
——1968 年 8 月，周谴责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9 年 3 月，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
——1969 年夏，尼克松就承认中国一事向戴高乐征求意见
——1969 年 9 月，艾蒂安马纳克大使向周恩来通报尼克松与戴高乐会谈情况
——1969 年 9 月 11 日，柯西全与周恩来会晤
——9 月 27 日，与马纳克大使会谈
——1970 年 3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柬埔寨政蛮，使朗诺上台
——1970 年 3 月，西哈努克在中国得到周的支持
——1969 年 10 月，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对美发出信号
——1971 年 4 周，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
——1971 年，周恢复墓础研究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来华
——1971 年 7 月 16 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北京
——1970—1971 年，周试图与印度修复关系
——1972 年 2 月，理查德尼克松访华
——1972 年 2 月底，《上海公报》发表
——1972 年夏，周发现患膀胱癌
1968 年 3 月 31 日晚上，约翰逊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限于北纬 20”以南地区，并提议进行谈判，结束冲突。他还宣布自己将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浪潮席卷全国。下届总统将不得不作出停战的保证并履行诺言，让 525000 名美国士兵回国。截止到 1968 年年底，已有三万美国土兵战死。
北越方面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战斗。他们不屈不挠，又十分机智。5月，他们同意在巴黎与美国人见面。事实证明他们在打打谈谈方面的确是能手。他们使谈判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另一方面又继续发动军事攻势，并不断扩大。和谈持续了五年之久，而战斗一天也没有停过。
周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讨论中，告诉范美国的建议不过是个骗局，“当然决定权在你们。”周怀疑的理由是莫斯科对美国的建议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莫斯科想加强对越南的控制、削弱中国影响的阴谋。越南人对中国由于受“文革”动乱的干扰、提供武器不移而怨言颇多。这时，中国对越南的军援已在增加，1971 年达到顶峰。
然而周也清楚，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国务院中最稳重的人物之一迪恩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向约翰逊提出，政府必须想办法结束这场既不得人心又无利可图的战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7 年 10 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童，认为应该讣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而不应让它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尼克松的观点是受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他对戴高乐极为钦佩。1963 年和 1968 年，他们两次会面，谈到中国问题。戴高乐建议为了西方利益，也应该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确觉察到“华盛顿的气候起了点变化”。他充实了负责搜集美国情况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会谈是在 1968 年上半年举行的第 134 次会议后中止的。华沙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乔冠华告诉我，“本来就不是想要什么结果，而是表明我们的存在。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嘛。”他详细地解释了从 1955 年就开始的这场拖拉而又坚韧的会谈。
尼克松这时还没当上总统，一切都停顿下来了。莫斯科也是个问题。1964年 11 月，即赫鲁晓夫倒台一个月后，周恩来对苏联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中苏关系至此完全破裂。后来的四年时间里，尽管受到“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的野蛮破坏，莫斯科也一直未能将中国轰出社会主义阵营。1968 年 7 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有限主权论”，主张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处于危急之中”，它就有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8 月，俄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周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8 月 23 日他在参加罗马尼亚使馆招待会时，谴责了“苏联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对捷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所谓“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不过是那个时期惯用的术语。但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也使林彪有机会让中国进入备战状态。那年冬天，苏联开始在与中国接壤的前沿地区及蒙占集结大量军队。
正当美国作出姿态，对“红色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的时候，苏俄对华增加了压力。1969 年 3 月，俄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在乌苏甲江上发生冲突。苏联驻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与有关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接触，扬言中国对每个国家都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包括打击中国的核基地。尼克松这时已当上美国总统，他明确告诉俄国人他不会这么千。“我们与这种计划毫无关系。”
柯西金对局势的变化比勃列日涅夫要敏感些，3 月 21 日，他试图给周恩来打电话。但没能与周通上话，因为北京那位年轻的话务员满脑子“文革”造反精神，对柯西金说：“我们不跟修正主义者讲话”，拒绝把电话接通。过了 48 小时之后，周才知道此事。
在这种紧张不安、横生枝节的时候，尽管林彪号召进行备战，周还是坚持认为目前的局势还是“干打雷，不下雨”。②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情况在发生变化。1969 年 2 月，理查德尼克松再次访问巴黎，与戴高乐会晤。法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在一次谈话时对我说：“当然，戴高乐只能等尼克松当上总统再说。除非法国将军和美国总统之间达成谅解，不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中的许多专家看法不同。这些专家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中国好战的产物，他们从未对自己这种成见产生过怀疑。他们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因此，整个变化的过程将充满无数微妙的外交行动。
4 月 22 日，已指定担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受到戴高乐亲自召见，戴高乐告诉他：“现在华盛顿准备与中国开始真正的对话。美国有意承认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③
外交礼节的规定使得马纳克难以见到周恩来。不过周过去也经常把礼宾程序抛到脑后。他曾在夜里召见印度大使 P K班纳吉，与他进行长谈。但眼下“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林彪刚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和继承人，势力强大，周还无法战胜他。耐心等待的马纳克受到冷落，只是在 5 月 22 日被安排与董必武副主席见面。董必武为人和蔼，但年事已高。他手下的人要么不知道这一信息的重要性，要么认为把消息往上传递就行，不用强调马纳克讲话的真正含义。直到 9 月，这个疙瘩才解开。周常用这个说法比喻他要对付的难题。很明显，这种十分复杂的问题就象难以复位的结扎手术一样，只有靠耐心和智慧才能解决。
在这件事上，问题不仅是莫斯科，还得考虑越南人在巴黎的谈判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在地面作战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发觉要对付这个非常能干的北越代表团、对付南越解放阵线以及他们自己的“盟友”西贡政府的代表，困难重重，搞得焦头烂额。而到头来麻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盟友”。
尼克松采取了谨慎小心、循序渐进的做法。在他的几次演说中，他暗示他对美中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夏天，他在某种程度放宽了对华禁运，允许美国公民每人购买价值 100 美元的中国商品。周当然注意到这种进展，但他不得不十分谨慎。性情暴躁的越南人很容易怀疑中国搞两面派。周不想毁掉中苏之间在对越关系方面已经取得的微妙平衡。他不希望越南完全受俄国人的影响，如果那样，加上怀有敌意的印度，就意味着中国在陆地上受到全面包围。
尼克松对越南人越来越不耐烦。他威胁说，要是巴黎谈判还象以前那样争论不休，美国就要重新进行轰炸。8 月下旬，作为对尼克松讲话的答复，胡志明临终前对美国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声称在越南统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胡志明 9 月 3 日去世。周在一次感人肺腑的谈话中赞扬了胡志明，他说：“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1922 年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飞往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并在河内逗留期间，再次向范文同保证，中国会继续向越南提供所需的武器。但是那年春天河内的两大支持者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使越南感到非常担心，河内的报纸发表文章和社论，表示应该保持“团结”和“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致性”。柯西金和周恩来在河内期间都回避与对方见面，但两人 9 月 11 日在北京首部机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这次会谈涉及许多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周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归还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吞的中国领土。”但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领土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必须明确划定两国边界，同时实观完全停火，对边界地区军队进行认真的监督，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冲突。10 月 20 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 20 年之久，直到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才再次提出“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周缓和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又使越南放心之后，才有可能研究马纳克捎来的口信，这时已是 9 月 27 日了。
“那是在阿富汗国庆招待会上。周象往常一样，走到每个桌前与客人碰杯。但他突然转过身向我走来，井向我妻子致意，说了声‘夫人’，对她欠了欠身子。周对妇女总是很留意，不把她们仅仅看作陪衬。他冲我夫人笑笑，很有魅力，然后再次向我举杯。这就是信号。两天后，我接到电话去见他。我把戴高乐将军对我说的告诉他了。周说：‘简直难以让人相估……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吗？’我对他说，我认为尼克松对戴高乐说的确实是真心话。‘尼克松希望结束杜勒斯政策。我不是在为美国人说话，阁下，他们是强大的，能够为自己说话……’听到这里，周仰头笑了，非常高兴，不过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他多少还是有点吃惊。‘我深信，美国的确是希望与贵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也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自 1944 年在延安见了美军观察团成员后，25 年来他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周恩来反复说过：‘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④
“周沉思了片刻，然后很轻松地补充了一句：‘可是美国还是不承认他们在越南失败了。他们宣布的撤军是假撤军，他们想在南越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马纳克回答说：‘不过阁下，他们的确想把脑袋从虎口里退出来。’这话又让周笑了。”
“四天后，即 10 月 2 日，我从龚澎那里接到一个建议，我可以以‘非官方’的身份要求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试图打通法国外交部这一官僚机构的努力毫无结果。最后，这个信息通过将军的好友雅克吕夫终于传到戴高乐那里。但戴高乐身体欠佳，尽管他已接到信，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接受邀请。1970 年戴高乐去世。”
周恩来、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之间出现了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游戏，这种游戏充满了伪装和互相追逐。新任美国总统以罕见的勇气，对马纳克送来的与周谈话的记录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重新提出恢复华沙会谈的建议后，美方极力促其实现。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走廊里简直是追着快步如飞的中国大使，告诉中国大使华盛顿希望进行会谈。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北京方面一直保持沉默。周从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里接到秘密口信。1969 年 7 月尼克松总统从关岛返回后找过这两人。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清除了束缚不少中国问题专家头脑的陈旧思想，从新的角度提出全球关系的问题。
中美华沙会谈于 1970 年 1 月 20 日恢复。3 月，禁运进一步放松。但是这个月发生了一桩威胁到中美关系这一复杂进程的事件。柬埔寨发生一场政变，tui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取代他的是一个由当时柬埔寨总理朗诺将军领导的亲西方政府。
这场政变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人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亨利基辛格也受到指责。挑起政变的原因是束埔寨境内建立的 13 个越南基地。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基于历史的原因对越南存有戒心，怀疑北越“总是认为整个印度支那都应在他们的霸权统治下”，⑤他还是“出于对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情”，允许这些庇护所存在。这一做法当然违背了柬埔寨中立的立场。战争物资通过柬埔寨港口西哈努克城（译注：即磅逊港）送往 13个基地，然后转给南越解放阵线。这些物资不仅有俄国人的，也有中国人送来的。支付运输费用的是中国人，而这笔钱又是交给朗诺的，因为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哈克利运输公司就是朗诺妻子开的。1969 年，朗诺以柬埔寨总理身份正式访问北京时，要求中国出更多的钱。章文晋对我说：“他的要求大没道理。”⑥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政变呢？也许朗诺会从美国人那里捞到更多的钱。在以后的三年里，美国人对他甚为慷慨，希望他能训练一支柬埔寨军队，参加正在进行的战争。尼克松认为这场战争必须非美国化。不能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送命，应该让当地人来取代美国士兵。
因此，尽管基辛格否认，证据表明是美国人策划了这场阴谋。在前 18个月中，美国出动了 3600 多架次的飞机，对 13 个基地进行猛烈轰炸。
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远在莫斯科。他于 3 月 19 日抵达北京，正是朗诺接管政府的同一天。西哈努克受到国家元首应享受的一切礼遇。周亲自到机场欢迎他，和他同坐一辆汽车，驶往国宾馆。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那天他与周的一段对话：“周恩来间我：‘你准备退位还是斗争？决定权在你手里。’我回答说：‘我准备斗争下去。’周恩来听后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将与你站在一起直到胜利。’”⑦
周恩来亲自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作了安排，在会客室里摆放了各种古董、字画。周还为亲王和他美貌的妻子莫尼克公主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工作人员。井对亲王说：“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以后 20 年中，一直住在北京和平壤。金日成元帅为他提供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也到法国旅行，那里有他一幢乡间别墅。
3 月 21 日，也就是西哈努克到北京的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飞来。范文同说他劝西哈努克不要放弃斗争，而西哈努克说他从来就没想把他的国家交给“朗诺这伙强盗”。马纳克在他的文章中说，周恩来是站在西哈努克一边的，“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的事业”，这与中越关系恶化后河内方面散布的某些含糊说法截然相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西哈努克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河内的意见，他不得不同意让他与之交战多年的高棉沙拉克——也就是以后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参加他的政府。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代表团就试图为高棉沙拉克争取得到承认，当时该组织是印支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越南人的意见遭到周思来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由于柬埔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计划于 5 月在华沙开始的中美会谈因时机“已不合时宜”而推迟举行。7 月 10 日，双方发出一些信号，一位 1958年被捕的美国主教从中国监狱获释，华盛顿则在商业方面又作了些让步。
1968—1969 年一直无法到中国访问的埃德加斯诺 1970 年夏天受到邀请。10 月 1 日，周带着斯诺和他妻子紧挨着毛泽东站在tian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的群众。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几乎是在炫耀毛对美国人作出的主动行动表示赞许。美国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基辛格没有忽略这一举动。10 月 5 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杂志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中国去。他向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证实，他决定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 1970 年 11 月，越南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并取得胜利。周为了消除越南担心被出卖的顾虑，甚至准备与朗诺进行非正式谈判，要他允许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境，因为胡志明小道尽管加宽了，还是不够用。朗诺的fan共军队有很大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常常是战斗还没有打响，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恩来在肯定自己不会从软弱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后，通过巴基斯但大使希拉利传给基辛格一个口信。周特意说明，欢迎“华盛顿派特使”来“讨论台湾问题”。他有意避免提到越南。
美国方面的答复打印在一页复印纸上，既无信头，又无水印图案，也没有签名。美国表示讨论将不限于台湾问题，还包括其它旨在“改善关系、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本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减少其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基辛格高兴地写道：“我们的官僚机构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整个事情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感到洋洋得意。⑩周考虑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可以说是一封求援信，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信的意思是希望中方帮助解决越南冲突这一难题。这也是一封令人兴奋的信，表明对方已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周不能在越南问题上显得向美国人作出让步，因为这时越南的事业已经成了世界上所有开明人士以及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希望，他们景仰这个弱小民族的勇气，厌恶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的恐怖场面。毛的性子更急。12 月 18 日，他接受了埃德加斯诺的长时间采访，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总统以任何身份访华。
人大出乎斯诺意料的是，一家颇有名望的美国报纸竟拒绝发表他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最后刊登在 1971 年 4 月 27 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毛等不及了。1971 年 1 月 11 日，通过罗马尼亚大使科梅利博丹又给华盛顿传出一个信息。
邀请“尼克松总统……以旅游者或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周又加上一句：”鉴于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我们声明他会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
甚至双方会晤之前，他们的想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双方都清楚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新的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充分运用了他们的远见和智慧，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消除长达几十年的敌对状态，这是他们的不朽业绩。
1971 年 4 月，在日本名古屋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乒乓外交”一词由此而得名，它似乎也使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如梦方醒。下一步就是基辛格 7 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访问经周恩来发出的两页备忘录得到确认，备忘录是通过中国驻巴黎使馆转交的。
＊＊＊
这前后的几个月里，林彪一直在与毛进行一场致命的决斗。周在考虑将来的事情他加倍努力，使中国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使之与美国的接触有所准备。他认为通过这种接触能够获得新的技术。周反复说：与美国打开关系有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美国有一批十分宝贵的华裔科学家，周也向他们发出了信息。他曾对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我们都需要。”杜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我们在美国有不少科学家，必须争取他们的合作。”1971 年，在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协助下，第一批计算机在几个大学安装建成。对能源、交通、通讯的需求以及扩大电网也都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周指示从西方购进大量图书，“凡是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技术的都要……我们长期以来就没有什么好书了。”他们也向我提出过买书的要求，我也通过王炳南寄去不少图书，包括哈怕斯塔姆和米切纳的书。这些书都受到欢迎。周恩来还找来一批生物遗传学专家，因为他想了解所有有关基因控制的问题。“尽管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我们讲的他都听懂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未来就在于此。凡是碰到的科学家，他都会问：‘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7 月 9 比亨利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觉，在巴基斯但登上飞机，同一天抵达北京，下午四点半见到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是周手下的一批精英，有黄华、韩叙、章文晋、冀朝铸，冀也就是经济学家冀朝鼎的弟弟。这些人都精通英语，不需要翻译，但出于形式，还是得有翻译在场。章文晋告诉我：“周总理把以前所有的资料、信函都重新看了一遍，重温了过去几周内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些要点，这就是他会谈时带去的所有材料。”基辛格被周的魅力迷住了，这种吸引力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加而愈加强烈。“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第一次见面时，周对基辛格报以微笑，这是和对方打招呼，既友好又保持警觉，接着会谈开始了。
“一开始我们对基辛格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说实活，我们认为他很傲慢……而当时我们对他的风格还不习惯。他大谈哲学和一般原则，在我们看来并不适宜，有点象说教。但是周总理定下了调子和节奏，开始讨论正题时，基辛格马上就变了。”礼貌和诙谐使这种长达数小时的重要讨论的沉闷气氛显得轻松一些。也许基辛格刚开始时自视过高、用词显得有点咄咄逼人，但章文晋说：“基辛格是个聪明人，我认为他很钦佩周说话直截了当，不用陈词滥调。”章后来很欣赏基辛格，担任驻华盛顿大使后尤其如此。
基辛格在书中提到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和内在的安详。的确，他能以其淡泊的心境，经受住严酷的精神打击，显得丝毫不受影响。但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内心经历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因为“他把痛苦全部咽下去了，就象小孩咽下口水一样把悲痛吞入肚中了。”矛盾心理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这表明基辛格不了解道家思想，道家认为精神有双重性，所以周把善恶看作如两个连体的胎儿一样密不可分。困扰他的并不是犹太教的负罪感或赎罪感，而是正义感，尤其是责任感和对友谊的忠贞。
第一次会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双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都成了次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时间、通过巧妙的处理、相互理解和宽宏精神得以解决。双方内心都认识到，在决定太平洋地区 21 世纪的战略问题上，他们可以成为天然的伙伴。
基辛格访华结束后，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正跨入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将改变所有的观点和概念……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基辛格建议巴黎作为主要的联系渠道，因为他自己经常去那里，与越南人进行谈判。周同意他的意见，但坚持认为巴基斯但在这次极为艰难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一渠道也应加以利用。周提醒这位美国人说：“不能过河拆桥嘛。”
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是最具实质性的问题，但这次会谈以及以后几轮会谈中谈得最僵、双方都不愿让步的还是越南问题。周就这个问题训了基辛格一顿。美国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精英荟萃的国家，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对中国来说，要放弃对越南的承诺，不论从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尽快撤军，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周恩来说：“所谓战争的越南化、老挝化、柬埔寨化，都是行不通的。”
周对客人说：”几十年来我们彼此都没有沟通，还有很多桥要过。”第一轮会谈应该主要谈原则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基辛格总是想起国宾馆里数不清的桥，或大或小，或平坦或隆起，或蜿蜒曲折，连鬼神见了也要驻足的汉白玉石桥。”我们还没有跨过卢比孔河[译者注：意即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其实我们都知道，卢比孔河已经抛在身后了。我们只能向前，别无选择。”
两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都欣赏对方的理解能力，都感到和对方交谈颇有启发。基辛格称赞周“爽朗的性格和超凡的洞察力。”周也极喜欢基辛格机智和锐利的言谈。临别周对亨利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孤独的岁月里，周一直渴望能与人进行有见地的谈话。那些日子里，他在痛苦的幽谷中不得不掩住自己的才华，就象让一盏明灯慢慢暗淡下来一样。他不得不违心地空谈、呼口号，去逢迎，去撒谎……
基辛格临走前，黄华把联合公报的草稿交给他，准备于 7 月 16 日同时在两国宣读。基辛格写道：“只需改一个词。”但他没说明要改的是哪个词。
7 月 16 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宣读了这份声明，北京也在同一时刻加以公布。这时，基辛格的秘密旅行公之于世了。公告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井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整个世界对这份声明的反应既有震惊，又有欢欣鼓舞，也有垂头丧气。
“1972 年 5 月以前”这个日期在克里姆林宫引起不安。美国总统与新任苏联主席的首脑的会晤已初步拟定在 1972 年 5 月举行。周以极其老练的手腕，成功地将北京的首脑会晤安排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之前。苏联人给华盛顿捎话：尼克松总统能否在去北京前先来莫斯科？尼克松的答复是否定的。
日本人也没有料想到结果会来得这么快。1970 年我在日本讲学，暗示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很自信他说：“那还得再等十年。”后来我有幸收到他一封美好的信，承认我当初是对的。这时，日本人因为事先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暗中的外交活动而感到很恼火，便慌慌忙忙地采取补救措施。
1971 年 10 月，也就是 3 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到达中国。这次旅行报道得很充分，目的是为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最后敲定日程安排。这次又谈到越南问题。周说不会出卖越南，也不应该对莫斯科打中国牌。“我们同苏联有自己的问题，但美国不能站在中国的肩膀上跟苏联拉关系……华盛顿也不能在中国问题上同莫斯科达成什么秘密协议。”
越南，没完没了的越南。周态度坚决：“你们在那里呆不下去……你们会失败的。”基辛柏有时会说出一些预言式的警句。据说他曾对周恩来说：“你们也会与越南人打交道……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
“红色中国”与美国关系出现突破，这件事令全世界许多人惊愕不已。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事也发生了。
这就是在印度。印度也是周十分关心的，因为中印关系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战略意义，印度对美巴关系十分敏感，认为这是对它自身的威胁。从很多方面来说，特别是经济方面，印度都是苏联最亲密的伙伴。事实上，印度是莫斯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莫斯科对巴基斯但成为中美之间可靠而又有效的联系渠道开始进行报复。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弱小的国家总要为大国间的争吵付出代价。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印度受到煽动，对巴基斯但发动进攻。周邀请我的印度籍的丈夫与我一道前往北京。从 1962 年起，持印度护照不能去中国。但印度外交部给了我丈夫特许。除了印度大使和工作人员外，他是 1962 年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印度人。
周的邀请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8 月 9 日，也就是尼克松宣布准备去北京仅仅三周零两天后，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同时也是战时互助的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等于莫斯科保证，一旦印度与巴基斯坦交战，苏联就会将军队开到边境地区，阻止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以此来帮助印度。这一点在9 月 10 日周与我和我丈夫关于印中关系的一个小时交谈中，肯定在他脑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周说：“分裂次大陆的并不是中国。”他有意用“次大陆”这个词指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不会唆使邻国进行战争。我们赞成次大陆实现和平。我们无意分裂印度，也无意干涉它的内部或外部事务。但确实有人想利用目前的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想再次重申，我们随时愿意就边界问题重开谈判。”
周手头没拿任何纸条，就列举出双方有争议的河谷、山峰和哨卡名字以及双方有争议地区的历史。这时他已是 73 岁高龄了。
巴基斯坦由两部分组成，即东巴基斯但和西巴基斯坦，印度北部横亘其间。这种安排极为不便。东巴基斯但的人从民族、语言上都不同于西巴基斯但。这里的人是盂加拉族人，而盂加拉族人有一半居住在印度的孟加拉邦，另一半住在东巴基斯坦。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东巴基斯但产值占整个巴基斯坦财富的四分之三，却被占统治地位的西巴基斯但政治领导人视为二等地区。
一位东巴基斯但人穆吉布拉赫曼要求给予东巴更大的自治权。他以压倒多数赢得选举，但在西巴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布托拒绝答应这些要求。1971 年 2 月 25 比穆吉布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定名为盂加拉国。接着独立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加尔各答。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抓住这个机会，发动战争，解放了盂加拉。11 月份的战争持续了 13 天，盂加拉成为独立国家，巴基斯但的领土失去一半。美国没给它的盟友巴基斯但任何帮助。中国进行了谴责，并把军队调到边境地区，但不能直接进行干预。
美国带着一种仇恨感情年复一年不遗余力地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基辛格告诉周，美国准备在 1971 年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诡计多端的亨利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既接纳中国又保留台湾的双重代表权，另一套是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尽管他来北京这一事已经削弱了这种支持。周说支持台湾的方案比双重代表权要好一点。他说：“如果这项接纳中国的提案没通过，我们还可以再等上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等了 22 年了。”
第二次访问气氛极为友好。基辛格带来了一大班人马，周熟悉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他抽出时间，与每个成员进行交谈，井作了一次亲切的非正式谈话。周说：中美关系史“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话引起基辛格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在与周第一次会谈中的确称中国为“神秘的国土”。周当时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你熟悉之后，它就不神秘了。”
周的天赋之一，就是在事隔几天、几周、几月甚至几年后，能准确地回到上次谈话的话题上，继续进行交谈，似乎时间、空间都无法打断谈话的进行。凡是与周交谈过的人都特别注意到这一点。谈话开始时，他会说“你这样说过”，好象对方刚刚说过，而事实上这话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前说过的。这真有点令人吃惊。他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我说过“我进步很慢”，意思是说我不会马上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十年后，他眨眨眼睛问我：“你现在进步得怎样？”我至少半分钟后才反应过来，说：“总理，我进步还象以前那么慢。”周对基辛格说的每句话、用的每个词都不放过，不管基辛格用的词是神秘，还是桥梁，还是哲学，而基辛格喜欢用哲学这个字眼。
尼克松几个月后到中国签署的声明，也就是上海公报，就是在第二次会谈中拟定的，尼克松访华的具体细节也是这次敲定的。这份公报花费了 25个小时。不过两人也谈了世界形势。基辛格在书中写道：“除戴高乐外，我不曾遇到过一个领导人象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基辛格钦佩的正是周对事物对立面相互关系的了解。美国方面起草的联合公报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这份草槁里列举的共同点比周准备接受的要多。
1987 年 3 月 5 日，70 年代随基辛格几次访华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回忆起当时起草公报的某些戏剧性场面。美国方面的草稿是”掩盖分歧，尽量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意见。”他回忆说，当时周针对美国人调和分歧的做法作了一小时”用词尖刻”的讲话。周说毛主席认为草稿是不能接受的。美方草稿措词不是“真实的反映”，用的都是些陈词滥调。“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 20 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突然弥合了这些分歧、找到了广泛的一致，谁会相信呢？”
用温斯顿洛德的话说，“美方的草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天晚上，吃完例行的北京烤鸭后，周提出了中方的草稿，这份草稿列举了在每个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中方就一个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后，都留下空页让美方填写自己的观点。基辛格起初大吃一惊，转而意识到这样一份表明不同观点的公报也给美国表明自己的观点留下很大的余地。周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公报。每一方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清楚地列出可以达成一致、进行合作的原则和领域。”随后的 48小时里，双方投入紧张的起草和修改中，仔细推敲每一个字眼。台湾问题如何措辞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基辛格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周听了这句话，脸上露出笑容。基辛格写道：“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给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个措词模棱两可、但双方又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在纽约的联合国里，出席会议的代表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接纳中国的提案。(11)乔冠华引用周恩来的话说：“美国不得不表示要保注台湾的席位，他们对表决结果声称很懊丧，实际上并不如此。俄国人声称很高兴，其实他们很懊丧。”
1972 年 2 月 21 日，理查德尼克松抵达中国。他走下飞机舷梯，伸出手向这位瘦削、单薄的人走来，这时已在一旁等候的周也迎了上来对尼克松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呵。”
不到两个小时，尼克松就见到毛。毛看起来还健康，他说话的调子对双方精心培养起来的信任和坦率气氛有决定性的影响。毛和周步调完全一致，周的地位看来很稳，甚至有人传言说他是毛的“接班人”。周一直努力避开这个词。毛的明确支持使得别人无法用“与美国拉关系”的罪名攻击周恩来。
尼克松和周继续进行会谈。上海公报中有些微妙的地方作了仔细、小心的润色。尼克松希望这份声明能“措词含糊”一些，把问题掩盖起来，但周表示反对：“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
越南问题又摆了出来。巴黎谈判拖延不决，北越代表黎德寿建议基辛格抛开西贡政府首脑阮文绍，“以便于达成协议”。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基辛格觉得所有越南人，包括阮文绍在内，部让人十分厌恶，但又不可能用一个暗地里听从河内的人来取代阮文绍。周在一次与固执的越南人会谈中建议河内与阮文绍达成和解。生性多疑的越南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想保持越南分裂的阴谋。周对基辛格说，中国绝不会对越南施加什么压力。他劝尼克松尽快撤军。“这是最紧迫的问题。民主党说你到中国来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样对你就更难办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显得有点激动，又说：“你们撤得越晚，就越难办。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情。越南人在为他们的国家而战斗，只要他们继续战斗，我们就必须继续支持他们。”(12)
当从前的敌人撇开成见、彼此开开玩笑时，气氛就要融洽得多。最快活的莫过于向从前是敌人而现在成了朋友的人承认过去自己脑中形成的对方的形象。周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讲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在日内瓦时因为杜勒斯有令不让握手，结果只好右手拿着一杯咖啡，“却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膊”。周对“铁板一块”这个说法若有所思他说道：“现在我们明白了，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当尼克松问到一个有关伟大舵手毛的问题时，周语气极为和蔼他说：“但舵手也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尼克松回到华盛顿，碰到的是一桩令人不安的事，越南出动 20 万军队在四条不同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场强大攻势。这个情况迫使尼克松再次开始对北纬 17以北 100 公里的地区进行轰炸，轰炸则招致中国和苏联的强烈抗议。但是莫斯科没有因此推迟原订 5 月举行的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实际上正是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举行的。当美国人压俄国人向河内传话时，莫斯科则冷冷地一言不发。
1973 年 1 月 27 日，参加越南问题会议的四方在巴黎郑重签署了协议。《星条旗》杂志说：“一切都已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大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战争仍在进行。
不过，周的确感到轻松了一些。毕竟结局已经不远了。美国人会被打败的。周的想法很实际，他盼着对越援助能有所减少。价值 200 亿美元的物资和装备送给了兄弟的社会主义越南，而且是分文不会偿还。
＊＊＊
1972 年夏天，周恩来尿中发现有血，他接受检查，经过化验，诊断为膀胱癌。那年夏天我见过他。那次我和路易艾黎在机场坐着，等候欢迎某位贵宾。这时周来了，他从用过多年的那辆波兰车里出来，还象以前那样敏捷、活泼。路易对我说：“你不觉得周恩来太单薄了吗？”他知道内情，但没有说下去。这只是一个暗示，可周看起来身体还这么健康……
中国总理的健康状况以后也一直是绝对保密的。但他的死对头是知道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等着瞧，这些人因为周把美国总统请到中国来，立下了非凡的功劳而相形见绌。他钓到了一条大鱼。但如果周病了，他们就有了希望。紧接着又是一场新的权力之争。这时.也就是 1972 年夏天，周恩来 74 岁。
注释
①引自与龚澎及她丈夫、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谈话。
②周几次讲到不会与苏联发生战争，特别是我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关于中苏可能爆发战争的书送给他时，他又谈到这个问题。
③艾蒂安；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巴黎法亚尔出版社。本书对“文革”期间和法、美、中之间的谈判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对法国和中国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也有详细的精彩描述。
④引自作者对马纳克的采访。
⑤引自作者 1988 年 11 月在法国费尔昂塔德努瓦镇对诺罗敦
⑥引自与章文普就通过朗诺运送武器问题的谈话。
⑦引自对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采访。参见周恩来 1970 年 4 月 30 日的讲话及 1970 年 5 月 5 日关于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信件。
⑧关于河内的报道，引自 1988 年 10 月作者与外交部长阮基石的谈话。
⑨见前章。关于埃德加斯诺访华一事，我曾于 1969 年采访江青时为斯诺说情。后来我得知这也是同一直希望能办成的事，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很明显，江青当时对作者有好感，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⑩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伦敦韦登菲尔德一米科尔森出版社，1979 年出版。见第 701 页及以后页数。
(11)联合国投票结果是：76 票赞成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台湾，35 票反对，17 票弃权。
(12)菲力普法兰奇尼《印支战争》一书对越南战争有出色的描述，巴黎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83 年出版。另注：本章许多材料来自作者私下谈话，对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这一过程全面而详尽的描述，作者谨表感谢。
第五章 规划中国的未来（1972—1975）
——周继续为重建中国、开辟未来而努力，着重强调科学与高技术
——周遭到“四人帮”的攻击
——矛头对准周的“批林批孔”运动
——外加“批周公”
——尽管如此，周依然进行党和经济的重建工作
——1975 年 1 月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和中国向世界开放
癌症专家吴桓兴（又名乔治与我曾于 1935 年在比利时一道学医。乔治于 1936 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他出生于毛里求斯一个富裕华侨家庭，热爱祖国，决心与祖国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在吴大夫的指导下，中国的癌症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癌症早期探索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贬斥，红卫兵两次抄了他的家，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里的“造反派”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周恩来设法使肿瘤医院的革委会由李冰领导，她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弥勒佛”李克农①的女儿。即使在“造反派”拿走了病人的病历档案，指责乔治把这些“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医生的情况下，李冰还悄悄地允许乔治象往常一样工作。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北京更宾客盈门，一批批国家元首前来中国，与周恩来会晤。1972 年 5 月，周已开始出现患有膀眈癌的症状。6月，他前往医院作彻底检查。一组癌症专家得对总理的健康作出判断。乔治吴是其中之一。可是，当他走到周的病房门口时，卫士把他拦住了：“你不能进去。”
乔治是“资产阶级分了”，不是党员。江青曾声称，“我们怎能把总理的生命交给一个不可靠的资产阶级分子呢？”然而，她本人却曾多次要乔治为她效劳。“她把我从医院叫去。我在她住处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能见到这位反复无常的女人。”
总理的病情是国家大事，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对周的医疗，该委员会中有江青的两名追随者：张春桥和王洪文。
王洪文是如何坐“直升飞机”突然登上如此高位的呢？他曾在上海第 17棉纺厂当基层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过战地通讯乓，33 岁时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1969 年，他的许多支持者成为党的九大代表，他当上了中央委员。1973 年进入政治局。有些档案材料似乎表明，那是因为他在林彪的垮台中出了力。就这样。上海帮，也即是在 1973 年由毛泽东起名的“四人帮”②，形成了。
我的朋友乔治，吴大夫告诉我，”由于江青和王洪文的缘故，周恩来未能尽早动手术。我提出尽早动手术的建议被否定了。总理有心脏病，动手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周恩来逝世后多年，乔治吴和我谈起周的晚年时，还禁不住老泪纵横。
对于那些不知道周己患癌症的人来说，1972 年是他的胜利之年。那一年，他显得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蓝图。他心里明白，他生命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
在日理万机的辛劳工作之后，周恩来的睡眠时间更少了。每当在床上躺下休息时，他有没有在心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回想那些激励自己的信仰呢？青年时期，周恩来就坚信人的精神。对他来说，革命永远不会仅仅是一个机械的、社会物质的进程。他在 19 岁那年曾与道，“人心也必须变革”。1938年，他曾在武汉对美国主教鲁茨谈到过他对“新人”深信不疑。佛教对他的信仰也有影响：他认为人必须力求精神上的完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胆略，及其对群众的吸引力曾一度使他倾倒，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幻想的破灭。“文化大革命”就如所有的人类动乱一样，给许多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借口，滋主了贪婪、野心和残杀。现在他和毛都已年老。但是人必须生活和吃饭，必须受教育，一个国家必须进步……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周着手为活着的人建立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基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掌握对党的控制，使党的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相信人民群众当然不错：有朝一日，群众可能变得无比聪明。但是，有必要确保行政管理、制订政策，以实现使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伟大目标。然而，除非党重新掌握领寻，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的影响下，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与“左”派提倡的那种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在某些方面，也与毛阐明的那些政策相违背。但是，毛多次改变过自己的主张。他常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讲话，而每次讲话都象是一道圣旨。“四人帮”总是迫不及待地攫取他的片言只语，当作新的“最高指示”。周恩来也如法炮制。周定期地向毛汇报工作，并带回毛的默许，即对周作出的决定的默许。“四人帮”则把年迈的毛包围起来，哄骗他说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周总是引用毛的另一些话来对付。
1972 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1969 年有 18 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 1973 年底增至 31 个。计委于 1972 年 7 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 57％降至 40％，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③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清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1972 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意思传出去。到 1973 年 3 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夏出作出具体安排。同年 4 月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周和邓小平并肩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而发出了邓重新进入领导层的信号。我一眼就认出邓，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发现他在场。他仍由一位公安人员陪同，宴会结束时，他从后门离开。不过从下一次宴会开始，他就通过前门进出了。
对于邓的复出，”四人帮”的脸上流露出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周不再需要以各种巧妙手段掩饰自己本来意图的方式活动，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过一天就少一天了。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邓小平在军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1971 年 12 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 1942—1945 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1973 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④
周总是行动敏捷、步履轻快。1972 年秋，我看到他从汽车中出来后，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气喘吁吁。难道这就是一位身患癌症的人？行动迫不及待，而脸上没有一丝沮丧的神色。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死神正在向他招手。那年 9 月我们在机场相遇时，他笑容可掬地问我的丈夫：“你去新加坡的访问怎么样？”⑤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的丈夫未能获得去新加坡的签证。
***
1973 年 2 月，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晤。那年 1 月，北越与美国人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⑥这样就有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一个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和互设大使馆的前奏。周与基辛格谈了两天。这是他与一位他所尊重的人最后一次自由交谈。与基辛格的谈话使他感到愉快和精神焕发。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在计委的一次会议上，周敦促要更有力地批判林彪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否则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不需要工作。集中与分散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个老问题再度提出。周说道，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地方上分散的小工厂与中央办的工业争煤、争铁和争机械设备，给物资分配造成了混乱和无组织状态。周向极端平均主义开战，提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上义。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那年秋天，周接待了几批日本代表团。田中首相正式来访。从 50 年代起周就一直对日本做工作。日本需要中国，而中国的技术革命也需要日本。周确认中国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⑦“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必须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
周一次极为动人的讲话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是在 1973 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茶话会上，周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专家”发表的即席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斥责了休彪和陈伯达给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然后他向那些曾遭受过迫害和虐诗的外国友人⑧表示道歉。他提到一位美国人的名字，R 他称之为“坏分子”。这位美国人曾与江青多次共进早餐。据说他曾迫害自己的同事。但周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他提到，两年前，谁也不敢与外国人说话，这是十分错误的：据说中国姑娘不想嫁给外国人。假如永远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怎能履行国际主义？中国人有一种仇外情绪，“因为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华侨也有这种情绪。他们生活在华人区，吃中国饭，死后要把他们的棺材送回祖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精神……”他高度赞扬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他们都是周旅法时期的老朋友。“妇联上席蔡畅一直有勇气与外国人保持接触，我们要向她学习。”
周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外通婚，特别在他与某些法国来宾的谈话中更有明确的表示。他赞扬法国，“我在那里见到各种种族的人，他们可以通婚。”他的谈话使许多干部感到吃惊，因此从未传达或正式印发。
“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反对周。表面上看，他掌握着权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遭到削弱。“四人帮”使用的唯一办法是在周的谈话中寻找理论错误。
1972 年“四人帮”再次提起“伍豪叛变”事件。当时由于已经作出不动手术的决定，医生们正对周采用中药来烧灼膀胱瘤方法治疗。周刚从医院回来，就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控背叛作辩护。他把所有的材料都送至中央档案馆，“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这样才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他心里明白，这“某些人”指的是谁。
此时“四人帮”又变换手法，从理论上发动新的攻击。周在讲话中把林彪与极“左”相提并论。“四人帮”则引用毛的新“思想”：“林彪的错误不是‘左’的错误……他是形‘左’实右”。姚文元和张春桥抓住了这句话.提出否定“左”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毛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林彪摔死后，1971 年冬毛有过一次中风。林的背叛行为表明他对毛的极端仇恨，这深深地刺痛了这位老人的心。到 1975年，他几乎变得双目失明。他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他神志有时清醒，有时迷迷糊糊，沉湎于追忆往昔之中。但是，他仍十分可畏。有时出奇地敏锐。他关于林彪的评论不是针对周的，而是一种政治评判。然而，这对周难道不也是一种警告吗？党的机器恢复了，毛要变革的体制又重建起来。这一切都太明显了。在毛和周之间那种矛与盾、海洋与海岸的关系中，毛有意抑制其总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把林彪的错误批判为极“左”确实有彻查“四人帮”行为的用意。“四人帮”要进行反击了。林彪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这样说过：张春桥说：“在理论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就批林彪。林彪的罪行是形‘左’而实右。”林彪就“象蒋介石，象国民党……他崇拜孔夫子……”一场矛头针对周恩来的重大思想斗争开始了。
周必须摆脱被认为在批林彪的幌子下策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周显然没有惊慌失措.他解释说：“我 8 月 1 日就此问题的谈话是对外交部职工讲的……我所谴责的是‘左’的过激的言行……我并没有涉及林彪的实际理论立场。”周继续说道，“林彪欺骗了许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毛夫人的目光。但是，“四人帮利用周的疏忽和毛对年轻的王洪文的喜爱步步进逼。12 月 28 日，在另一次高层会议上，叶剑英不得不宣布“毛主席一直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了王洪文同志……他贫农出身，现是工人，只有三十几岁……”
这是毛的选择。江青兴高采烈。周却象往常一样冷静地补充说：“毛主席正考虑让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和党的副主席。”
在反对“四人帮”的残酷斗争中，周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失败了。王洪文现被当作毛的潜在接班人，高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每一个人。新闻媒介懂得必须写吹捧王洪文的文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到他，使公众了解，在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新星”。“批极左、批林彪”的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
为什么要批孔呢？
只有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如何迂回曲折运行的人才会懂得，有必要把 2400 年前去世的圣人孔夫子挖出来，以代表一切“右”的东西：传统、教育、保守主义。毛不是在很多场合谴责了孔圣人、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吗？
儒教颂扬仁政，君子要以仁义治天下，天人合一。“四人帮”的写作班子⑨口诛笔伐，他们批判林彪的儒教思想。他们从中国过去 2000 年反儒教的古老法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使许多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报刊天天都提醒要反对寻求“复辟”的儒家。基辛格感到纳闷.他直率地问周是否儒教在党内依然盛行……周匆忙把他的话岔开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开幕。在会上，周发表了讲话，王洪文也讲了话。⑩
两人的讲话在精神和含义上都有鲜明的差别。周的讲话谴责了林彪，并简要介绍了林彪及其追随者丧生的情况。但是，周说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因体彪的死亡而结束。”斗争还会爆发，“也许还会有 10 次或 20次……”王洪文的讲话涉及党章的修改。党的新干部应来自贫农和工人。
表面上没有不团结的迹象，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 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讲了一些后悔的话，说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话。贺龙、罗瑞卿、杨尚昆(11)都是“好同志”。这是让周立即采取行动的信号，要恢复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改组军委。自 1973 年 3 月以来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重新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周恩来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却愈演愈烈。
1973 年周住院的日子长达 72 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 16 至 18 个小时。当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来看望他，脸色忧郁。无论越南的形势，还是卷入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总统的处境，情况都不妙。
美国众议院在 6 月投票通过决议，中断对南越阮高其政府的全部军事援助，这使阮高其孤立无援，也使美国对那里的局势失去影响力，继续留在那里变得毫无意义。河内的胜利己无法阻挡。巴黎和平协议被遗忘，北越要全面取胜。6 月，范文同和黎笋来到北京。鉴于胜利在望，中国想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周答应了越方的要求，下令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苏联热情支持越南对印支半岛赤裸裸的欲望。北越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黎德寿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越南“反对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强调越南人民的使命不仅要接管南越，还要支配整个印度支那。”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自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来，越南与中国的暗中争斗恰恰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给予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关怀和荣誉，周对他的坚定支持，便是中国不愿让越南对印度支那享有霸权的明证。
周试图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将来可以回到一个“中立、独立、和平的柬埔寨”，因为朗诺在柬埔寨的日子已不长了。就如南越西贡的阮高其政权一样，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也正在土崩瓦解。
4 月，周与艾蒂安马纳克谈话，坚持说法国应参与在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重建工作。他说，法国对其前印支殖民地有“道义上的责任”。基辛格中肯地写道，”中国的问题是制止河内或莫斯科攫取柬埔寨”。在我与周谈论东南业的历史以及印支王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时，周总是指出，柬埔寨的独立是“不容谈判的”。6 月沙邦一戴尔马从巴黎来到北京时，周花了一个钟头与他谈柬埔寨问题。马纳克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在法国长大，但却未能赢得法国人的好感。周说道：“不过戴高乐会理解的……”周推崇戴高乐，对于戴高乐未能访问中国深表遗憾。(12)
周恩来还关注红色高棉的优势地位，他们正在战胜美式装备的朗诺军队。红色高棉一度曾是印支共产党成员、越南游击队的战友。周坚持主张柬埔寨“必须中立、和平、独立”，就是说，他对于由红色高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是很有保留的。事实上.周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不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柬埔寨——匆忙地实现“极‘左’的社会主义”，“时间还不成熟。”(13)
1973 年 9 月 11 日蓬皮杜总统来北京时，周花了许多时间，陪同他访问大同石窟、杭州和上海。他在欢迎讲话中提到了戴高乐……”很遗憾我们未能有机会接待他……这位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法国独立的坚强战士。”在与乔治蓬皮杜的谈话中，周着重谈论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情况。“法国珍视独立和爱国主义。诺罗敦西哈努克是位爱国者。”他试图说服蓬皮杜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而进行斡旋。可是，法国不希望看到、或者不能接受中国关于建立一个以西哈努克为首的独立的柬埔寨的观点……这是当时法国外交政策中一件令人费解的事。由1974 年 1 月，连篇累犊的社论掀起了批休批孔运动的一个新高潮。林彪与孔夫子一样早已不在人间，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要懂得一点旁敲侧击的乞术，此时都明白，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对谁当前某位领导人的。“四人帮”写作班子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要人们相信必须对象林彪和孔夫子这样的人经常保持警惕。有一篇文章采用伊索寓言式借古讽今的手法，批判秦代（公元前 200 年）一位宰相企图进行“复辟”。紧接着出现另一篇关于汉朝的文章。汉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什么是好干部？他们都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那时候的宰相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官僚，精于世故，从不给自己造成麻烦。”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又加上了“批周公”的时候，即使是最迟钝的党员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谁是“周公”？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周被迫协助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听取批判孔大子“及其所有弟子”的发言。会上，江青的支持者谴责“通过后门复职的干部”。显然，这是指邓小平。
周尿血很多。他不得不经常接受输血，起初大约每三周输一次，后来就输得更多了。然而，他坚如磐石，稳坐钓鱼台，他意识到被指控为孔夫子，但不露半点声色。一位新闻记者当着周的面问江青，“被谴责的周公是谁呀？”“当然是一位历史人物。”她回答道，讪讪地走开了。
人人皆知，周恩来是“大儒”，在报刊上日日遭到贬斥。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儒家”。他的一生体现了这位圣人关于正直、自我牺牲和献身于人民福利的理想。中国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理想的“统治者”的价值。他是一位革命家，但是实际上革命的理沦踌入了孔夫子的模式“克己奉公，为人师表”。
1971 年基辛格首次访华之后，考虑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商人和旅游者将纷纷未访，周已开始整修旅馆。多年来无所事事的中国旅行社派出干部前往瑞士接受培训。瑞士的旅馆老板也奔赴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周委派中国画家为各旅馆的饭厅、休息室、会客室和贵宾室以及会议厅作画，加以装饰。江青又利用这件事作起文章来。1973 年春天，她把这些绘画收集了一大批，并组织了一次“黑画”展。调集了约 4 万人来“愤怒谴责”这些“黑画”。这正是周恩来住院进行第一次手术那些日子。1974 年 6 月，周离开中南海的住处，又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医院里的一个套间变成他的办公室和家，他忧在那里继续工作。邓颖超与他呆在一起。
报纸刊载据说是关于孔夫子生活片断的文章，对他进行无耻的攻击。“一位年迈的老人，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策划……一场欺诈奸刁的政治骗局……国君宣召，车马还未备好，他就匆匆起程……”
“孔夫子有一条胳膊是弯的……”对于那些没有把孔夫子和周恩来连起来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最明白无误的了。最令人厌恶的攻击是讥讽他对毛的态度。周确实一心一意地忠于毛、捍卫毛。1945 年，这位“儒家总理大臣”在重庆为了确保酒杯里没有毒药，确实自己先试喝了毛的酒。
周从 1970 年推动恢复大中学校里的考试制度。但是，这时的“工农兵”学生水平很低。大学教授被迫为 80％左右的新生作课外特别辅导。东北有一位学生因在考试中交了白卷而被封为新式英雄。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赞扬这位青年说：“非常正确。”教师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愚昧无知”的“学阀”
1975 年初邓小平从病势日重的周手中接过了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他坚决反对“四人帮”。他不象周那样温良恭俭让，他很鲁莽。他对“四人帮”任命的一些不称职的人说：“你们不要占着毛坑不拉屎。”他与李先念和叶剑英每天去看望周恩来。也许，使周感到十分难过——一种没有说出来，而是默默地咽进肚里的痛楚是，他的好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首赞美“批林批孔”的诗，说它犹如“一声春宙震撼了大地”。他怎么能这样干？胆小？害怕？郭沫若已年过八十，风烛残年。周写了一封信；交待“每天 24小时都要有人照料”郭沫若，”他的房间里应铺上地毯，以免走路滑倒。”尽管这位朋友写了那样的诗，然而周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使他的这位老朋友舒适地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1974 年 7 月，毛突然对“四人帮”大发脾气。“不要搞宗派，你们正在搞小宗派。”关于他的妻子，他说道，“她想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党的总书记。”
毛已获悉，他的妻子在未经党中央允许的情况下已劝说一位美国汉学家替她写一部书。1972 年，罗克珊威特克女士曾来华，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的书，并曾要求会见毛夫人。周劝江青“见个把小时……就够了。”江青却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吸引这位美国人。她早就感到她的一生应当有人为她作传。正如被指定照料威特克女士的两位官员告诉我，她要有自己的“埃德加斯诺”。(14)
周指示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劝告威特克女士不要出版这本书。但是威特克女士拒绝了。她在纽约对我说，“我认为毛夫人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妇女。”
自 1972 年起，江青就与毛疏远。她没有与他生活在一起，而 是住在钓鱼台的 17 号楼。罗克珊威特克的书间世后，毛夫人自我炫耀的运动开始了。女性历史人物受到吹捧和美化。武则天不是独裁，吕后也不是恶魔……不，不，她们都是很好、英明的女皇。成特克的书被指望成为制造以蓝苹即江青为中心的新的个人迷信运动的一部分。
周在他的病房中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云等一道制订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为中国的未来奠定基础。周未能活着看到他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他把这个计划留给了从他和毛的手中按过亲爱的祖国的那些人。
1975 年 1 月 13 日，瘦削、憔淬、面色苍白的周恩来身着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昂静挺胸地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演说，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要读完全文是一项非常劳累的任务。但是他没有半点踌躇。到讲完时，他累得双手颤抖，但依然挺直地离开讲坛。那天晚上，他的小便几乎全是血。
这篇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的讲话是周为中国的进步所作的全面规划，表明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他的遗言，他的遗产。
为了获得毛对他的讲话的赞同，事前他不得不于 1974 年 12 月前往当时毛所在的长沙。他骨瘦如柴，双手颤抖，在一位秘书的协助下，痛苦地登上了飞机。
周对关心他的健康的机组人员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8 个月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虚弱得连乘务员给他的糖的纸都剥不开。
他于 12 月 23 日抵长沙，当天就见到毛。年轻的王洪文曾于 11 月抢先去长沙，向毛揭露所谓周恩来的“阴谋”。他说有那么多老同志去看望周——“肯定有阴谋”。并说周完全是装病。但是毛斥责这位年轻人：”总理没有搞阴谋。”
周最后一次见基辛格是在 1974 年 11 月底。基辛格此行是准备谈判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但是，他未能料到周所受到的影射攻击以及周的严重病情。周只能与他交谈半个小时。
从侧面向周发动的另一场恶毒攻击开始了。周曾批准安东尼奥尼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毛夫人斥责该部片子无耻，歪曲事实。接着又是贝多芬事件。贝多芬的音乐被认为是反动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情调，赞美王公贵族。周与朱德青年时代在柏林时曾经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周还有几盘老式留声机唱片，不时地拿出来放一放……
朱利叶斯尼雷尔前来北京看望周恩来。他去医院拜访周时，周的外貌深深地打动他。“他那么瘦，那么瘦。但是他还与我有说有笑。他说没有别的，就是过分劳累。他和蔼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依然精神矍铄。”(15)
1971 年 9 月 30 日晚，为庆祝 10 月 1 日国庆节而举行例行的宴会。巨大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人。我与好友、前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同坐一桌。坐在我们四周的人都是刚刚恢复了名誉，从牛棚或监狱里回来的。但是，在每张可容10 位客人的圆桌上都坐着两名监视人员，那是毛夫人从她的样板戏剧团中挑选出来的“艺术家”。坐在我身旁的足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公开与贝多芬“决裂”，正为样板戏创作新的钢琴曲。
突然，人们一阵骚动，响起了乐曲声，领导人鱼贯而入，走在前头的是周恩来。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尽管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可以听到每个人心中的呼唤。
“一直有传闻说他病得很厉害，们是他的步履象往常一样敏捷，后面跟着全体政治局委员和那一年的贵宾。周起立致词。我们大家都起立，不断鼓掌，停不下来。我们鼓呀，鼓呀，表达了我们的热爱、共同悲伤和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今大有许多许多人就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出现。许多人激动地哭了，其中也有我自己。最后，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周恩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异常地坚强、宏亮。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力量灌入了一篇短短的讲话。中国经历了许多考验，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人将一往无前，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团结。‘团结’，他呼吁‘团结’。”(16)我朝主桌望去，“四人帮”就在那里。还有邓小平……能团结吗？
注释
①有关李克农的情况，见第一部第六章。
②“四人帮”的名称是毛泽东亲自起的，是个贬义问，毛充分意识到他妻子及其同伙的野心。
③指 1967 年 2 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见第三部第二章。
④《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17 页。1972 年 9 月 11 日。
⑤这是一件私人小事，但周听说并记住了。
⑥关于越南战争和巴黎和平谈判的极好报道。见菲利普弗朗希尼苫《印支战争》.皮格梅隆出版社 1988 年于巴黎出版，以及斯但利卡诺著《越南》，海盗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⑦关于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决定究竟是由毛还是周恩来作出的，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
⑧关于杨乃迪、爱泼斯但和艾黎等人所遭受的迫害，参看韩素音著《再屋双门》，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⑨指由一些编辑和新闻记者等组成的写作班子，最活跃的有在北京大学的写作班子，化名梁效：上海的与作班子化名罗思鼎。
⑩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 1973 年 8 月 25 日中国报纸和新华社的报道。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
(11)杨尚昆（1907—），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参加过长征，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见《名人传记词典》。杨自 1989 年起任国家主席。
(12)这些细节来自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以及与艾蒂安马纳克大使的谈话，见艾马纳克著《远东回忆录》，法亚尔编巴黎版：同时参看威廉肖克罗斯西蒙和舒斯特著《柬埔寨的小戏》，1979 年纽约版。
(13)一个从未公开提及的问题是在东南亚的华人商业社团。周恩来曾非常明确地对我说，他们必须象香港一样保持资本主义性质……在南越从事经济活动的少数民族华人是河内胜利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该地区的资本家。大多数船民都是华人，因为清洗运动从种族上扩大到所有的华人。越南也采用中国在革命的极端阶段用过的“查三代”的办法。
(14)与作者的两位女朋友的谈话。她们被江青指定照料当时在中国的威特克女士。威特克女士后来来看我，并对我说，她认为江青在中国将“非常重要”。我回答说：“中国人民不喜欢她，因此你最好再考虑考虑。”这次谈话是 1973 年江纽约进行的。
(15)作音与已故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谈话。见韩素音文档。
(16)摘自韩素音著《吾屋双门》，当晚作者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
第六章 骨灰撒遍中国（1976）
——周恩来在医院里的生活；维护他生命的劳力
——邓小平与江青及其支持者
——被毛称为“四人帮”——的斗争
——1976 年 1 月周的逝世
——1976 年 4 月tian安门广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自发的斗争
——1976 年 10 月叶剑英与周的其他支持者在毛逝世后逮捕了“四人帮”
——1976—1978 年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宝座
1975 年 3 月 20 日。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俭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①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 40 年前我在沙窝会议②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寻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周恩来给毛洋东的这封信读来使人心如刀割。这是一种悲哀的呼唤。恳求对方能作出一种姿态，承认悠久的伙伴关系。周接着说.他将要作第三次大手术，割除大肠中的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信的末尾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③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难道周不能直接时毛说吗？两人在过去曾经那么亲密，为什么还要通过中间人呢？周对长征中那件事的回忆等于是对毛说：“在漫长和可歌可位的中国革命征途中，即使在我反对你的某种想法的时候，我一直是你所有的同伴和战友中对你坚贞不渝的一员。所有其他人都不在了：把你的思想推崇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位的刘少奇：把你宣扬为天才以便把你架空的林彪。他们都辜负了你，然而我给你撑腰，甚至从你自己手里把你挽救出来……”
正因为毛欠得太多，他感到愤懑。要对别人感恩戴德是很难的。这两位老人在晚年时的关系中有一种揪人心肺的东西。为了遏制毛狂飚式革命对中国所造成的动乱，周牺牲自己和他的尊严，有时还要说些违心的话，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在这最后一次困境中，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沉默，已发生的事太多了，就象危险的核废料，必须无声无息地密封于铅桶之内。整出戏就是汹涌咆哮的海洋和坚如磐石的海岸之间的结合，是盾和矛的关系的范例，如果认为这两人最终能象自由的普通人一样相处，那未免太简单了。不到 24 小时，毛就同意周进行手术。但是 1975 年整整一年内，毛一次都没有到医院看望他的奄奄一息的总理。
然而毛并没有完全丧失走动的能力。他有时步履艰难，但一直到 1976年中，他还接见了好几位国家元首。
我问邓颖超：“在总理生病的整个时期内，毛主席有没有来看望过他？”她以丝毫没有感情色彩的语调回答道：“主席没有看望恩来。”
“弥勒佛”李克农的女儿李冰④告诉我，周恩来每次动手术她都在场。有一次当总理被推进手术室时，他又一次对她说，“李冰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有所增加的情况？”“总理，我们肿瘤医院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不够，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疾病增加的原因必须找到……”
李冰说道：“那就是周恩来。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还阅读关于癌症的报道。”第二天，李冰与我的朋友乔治吴便一道离开北京前往云南省。该医院的肿瘤小组已经对华南地区的鼻癌和肝癌以及太行山地区的食道癌进行了研究。“一个月后，总理又叫我。他说东北的肺癌有所增加，他想要有个初步报告，‘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在手术后康复，他在卧室隔壁的小小会客室里又开始会见一连串的外国国家元首。马耳他和莫桑比克，圭亚那和突尼斯。北朝鲜的金日成于 4 月来访，周的两腿肿得很厉害，双脚不能穿皮鞋，就穿了一双布鞋。但是，鉴于一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关心身份和礼仪，礼宾司长不得不向金日成解释，总理穿布鞋接见他，绝无怠慢之意。
比利时的廷德曼斯和马来西亚的拉扎克发现周象以往一样消息灵通。与才能卓越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的会见使他十分高兴。他要克立多呆一会，谈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傣族，回忆 20 年前他在万隆与一位泰国亲王会见的情景……“相别二十年闻殿下健康如昔，极慰。”⑤
加蓬和丹麦的贵宾、扎伊尔的蒙博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和伊梅尔达，一个个地前来这间摆着结实的皮沙发和望加锡花边织品装饰的小房间。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他病得多么厉害。周需要靠输血来维持生命，但他总是文雅地微笑着说，“我正在慢慢地好转。”实际上，他知道每过一天，他就向死亡接近了一步。
＊＊＊
在 3 月动手术的前几天，周拖着沉重步伐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使 203 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好获得释放并恢复了政治权利，这是为邓小平与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举行会谈前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周希望从这次会谈中获得技术进口，包括一座钢铁厂。
热情奔放的邓小平缺乏周的精明，以及他待人接物的高超技巧。但是周想把他树起来以对付其他竞争者。5 月，周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支持邓当第一副总理，以对付上海帮，一篇针对邓小平的大放厥词的文章又出笼了，大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⑥邓的直率、他对任何反对自己的言行所作出的过分反应于事无补。周平易近人，柔中有刚，但邓耐不住火暴脾气，言辞激烈。幸运的是，毛近期曾明确说他妻子“权欲熏心”，这迫使江青一度伪装她并不反对总理或他任命的人……当然这是暂时的：
6 月，在邓颖超和察畅一一已于前一年逝世的李富春的妻子——的陪同下，周离开医院出席为贺龙正式恢复名誉的追悼会。汽车把他送到安葬革命烈士和党的干部的八宝山公墓，他走出汽车并攀登殡仪馆的台阶时，他的胸是挺的，步履稳健。所有的老战士均在那里，包括 90 岁高龄的朱德。在安放贺龙骨灰的高台上方，悬挂着贺龙的照片，看起来年轻，微露洁白整齐的牙齿，富有美感的嘴巴上方留着一片修饰得非常整齐的胡子，周肃立凝视着他朋友的照片。他对贺龙的遗孀说：“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我没能保护好他……”站在母亲身旁的贺龙的儿子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周摇了摇头，回答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是周首次公开承认他将不久于人世。
他宣读了悼词。尽管到末尾时他几乎难以站立，不得不让人扶到一张椅子上，他在吊唁簿上长长的名单内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周说道，“把名单送给邓小平，他不在这里，但是他必须签名。”这就等于当众宣布他属意于邓小平
7 月，聂荣臻在观察了中国西部一个原子研究中心后回来向周汇报。他给周放映了发射中国第三颗卫星的电影，聂于 N88 年 10 月对我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恩来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不仅赶上一次工业革命，而是要赶上两次……”
政府部长们每天都来医院，因为周坚持要听取汇报。在内地发现了一个新的煤矿。”这件事不能单交给省政府去办，这是国家资源，中央必须出资。“他整天想着煤炭、石油和其他能源，但是对于在 50 年代未就已制订计划的大型长江水力发电站却下不了决心，躺在病床上气喘嘘嘘地念叨着。不能在非紧要事情上浪费资金。他神志清晰，但是有时不得不停上说话.吸点氧气……他很容易气喘。
8 月，诺罗敦西哈努克来向他告别。柬埔寨的朗诺政权已经垮台。4月，河内的坦克开进西贡市，最后几架直升飞机从美国大使馆的房顶上起飞离开，美国支持的西贡政权宣告彻底失败。4 月 17 日，当时北越的盟友红色高棉以及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开进金边。在西哈努克统治时期，红色高棉没有什么作为。但由于腐败的朗诺政权脱离人民，他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控制了全国。在西哈努克来访的五天前，周曾接见红色高棉的代表乔森潘和英萨利。他曾时他们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必须得到保护，他是国家元首，他必须是你们的共同核心”“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关于周以及后来的邓小平赞同红色高棉政权的说法是错误的。周尽了很大努力使柬埔寨保持中立，作为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推行霸权的堡垒。他提醒激进的红色高棉领寄人，”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杀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许许多多障碍……”但是。他的话不被理解，这些人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可以实现，根本不听他的忠告。
周与西哈努克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祝亲王及其漂亮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归国旅途愉快。他对亲王说，”我们将永远坚定地支持你。”周在世的时候。西哈努克得到了红色高棉较好的待遇。
9 月初，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前来看望周。周行走已很困难，但坚持要在医院的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并把他引进会客室。维尔德茨关怀地询问他的隧康状况，他苦笑着说：“我已收到马克思的正式邀请，不能不接受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过得真快。仅在10 年前，1965 年 3 月，我还在布加勒斯特。天气虽寒冷，但我没有穿大衣，我步行了四个小时……现在我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周就是这样宣布了自己即将要离开人世。他接着又谈到中国。“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现在党有许多久经考验有才干的领导人。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此时，邓小平正坐在维尔德茨的身旁，周的一位秘书作了示意。这是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
9 月 20 比正当他准备去作最后一次大手术时，有人告诉他。1931 年的伍豪事件再度搬了出来。他要来 1912 年夏天在一次会议上自己专门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录音的记录，在上签了字，写上了日期和时间。之所以对这位奄奄一息的人如此残忍，是出为五天前说话毫不留情的邓小平与毛夫人发生了一场争吵。他们在大寨大队遇上了，大寨大队自 1964 年起就被树为农业自力更生的典型。邓掩盖不住自己的感情，象往常一样说话显得急躁，而江青既对着邓，也部分地对着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破口大骂。华国锋对她尚未构成威胁，但有朝一日他可能会成为对她的威胁，因为在 1 月的人大会议上毛亲自挑选他担任上述职务。因而，华是他丈夫设置在她通往权力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要是他与邓结成联盟，岂不构成对她集团的威胁？这一切周部知道。他在文件上签字后还与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其中有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和张春桥。最后，他和邓小平握手，拼足他最后一点力气对邓说，“你干得好，继续下去，要坚定。”
10 月，周还在人间。“四人帮”又策划了另一场进攻。毛喜欢用新的革命原则来分析旧小说，他在重新阅读《水浒》时断言，这部书里所描写的一位主人公宋江是个叛徒，而并非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的好汉。叛军首领宋江因反对贪官而起家，最后却被官府“招安”了。按照一种奇怪的逻辑，宋江被描绘成搞“修正主义”。“四人帮”立即抬起毛的“牙慧”。宋江既是修正主义分子。难道周恩来和邓小平不也曾与军阀、资本家及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往来密切吗？一些王公贵族和帝国主义巨头现在不正纷纷前来中国赞扬周恩来吗？
报上纷纷发表文章，以早已去世的人物和变节行为来进行影射攻击。一种神秘莫测的威胁气氛萦绕着邓小平。他的命令不是被置若罔闻，就是被废除。
9 月 30 日，国庆的前夜。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往常一样的招待会。但是周恩来没有出席。率领政府成员进入宴会厅的却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江青及其一帮，十分引人注目。招待会结束后，我与宋庆龄一道回她的寓所喝咖啡聊天。她对我说，“你看到他们没有，就象瓷狗一样怒目相视。”⑦
尽管周没有出席，但是，曾经被贬黜而在那天晚上重新露面的老干部有49 人，其中有身材颀长的罗瑞卿，坐在一把轮椅上。邓颖超快步走过去，双手握住了他的手，客人们齐声鼓掌，当然“四人帮”及其支持者例外。罗瑞卿的露面是周的胜利。表明党又回来了，党没有被“文革”摧垮。其他斗争又渐露端倪。周去世后，邓就得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但是他的力量很单薄，太单薄了。为了对付“四人帮”，必须让周活着，必须尽可能久地活着。
“我们维持着他的生命……这是一种折磨。他要保持脑子清醒。所以拒绝吃止痛片……硬是咬紧牙关忍着。有时他轻轻地叹口气，摸索他妻子的手……”
⑧他的脑子不能使他平静。“我还能听，还能想。”他要把事事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他冥思苦想，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事必须立即处理？他有没有忘了什么人或什么事？忽然，他想起了严复，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生于 1854 年，死于 1921 年。严复对亨利赫胥黎、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著作的出色译本曾经激励了周这一代人，使得他们有可能接触非儒家思想，推动漫长的革命，这场革命从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直至今日还没有结束。周口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嘱咐，要他确保严复的文件得到安全保存。他又想起1931 年去世的杨度。杨度早年曾是个极端保守分子，于 1927 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周领导下的一名地下工作者。那时他通过电影导演夏衍⑨与周联系。杨度曾是上海青帮头子大耳杜月笙的朋友。也正是通过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获得了保护，有安全的房子，避开了在租界里巡逻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警察……周要求承认杨度是位优秀党员。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而感到不满。潘是在周去世之后于 1982 年被恢复名誉的。
“四人帮”忍不住要来看看这位快要去世的人，计算着他还能在世上活多少天。王洪文闯了进来，当邓颖超请他不要影响她丈夫休息时，他说：“我有国家大事要与总理商量……不能等。”江青打电话来称她有要事相商。周有一次中断了输血去接她的电话。
“四人帮”在他们一伙中又增添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人——毛远新。他是毛的侄子，现被任命为他伯父的联络员。每一位来访者，每一份文件，在到达毛泽东那里之前，都必先经他过目，尽管毛嘟囔着他的妻子“想作党的主席……有野心……”但他的侄子堵塞了其他人通往毛的渠道。看样子，周死之后，毛将别无其他选择，只能任命张春桥当总理。
到 1975 年 11 月底，周已进行了 6 次太手术，8 次膀胱烧灼，100 次输血。从 1914 年 6 月进医院到 1975 年 12 月，他接见了 63 位国家元首或外国代表团团长，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工作 161 次，在医院里召开会议 20 次。他不仅参加政治局会议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等重大活动，还两次去北京饭店，一次是去看一看，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工作都很顺当。另一次是去理发。
朱殿华多年来一直为周理发。周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时对朱说：“我们一起照张相吧。”那是 9 月底，一时找不到摄影师。朱殿华说，“下一次再照吧，总理。”周对他笑了笑就离开了。这是周最后一次能够坐在理发椅子上。11 月，朱托人问，“总理需要理发吗？”周恩来说，“还是别让他来吧！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
他担心，他死后，他的亲戚、侄儿侄女，或者他们的许多“养子养女”⑩，即他们所关怀的烈士遗孤中有人会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参加他的葬礼。特意规定“谁也不许离开自己的岗位，一天也不许”他对自己的亲戚非常严格，不准他们享有任何特权。送往内蒙草原的一位侄女，他没有允许她返回北京，周的亲戚中没有任何一人象后来某些高干子弟那样“少年得志”。周对自己的妻子也毫不讲私情。他坚持不让她担任高级职务，因为这会使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复活。他和邓颖超必须为全中国树立榜样，邓颖超的组织能力和才华早在 1949 年前就充分展示出来，可是她并未因此而受到赞赏，也没有担任重要的官职。
他对如此热爱的妻子这样不讲情面，如何理解呢？这与他对妇女的尊重和关怀如何能协调呢？周一直非常强烈地支持婚姻法，这是由他的妻了制订的维护妇女平等地位的宪章。他一直大胆赞成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在他的政府部门中，他使用了一些妇女。
但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知道社会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畦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他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订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作白骨精。她的心灵的确已经扭曲，可能是因为年轻时蒙受了各种耻辱。
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1976 年 12 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1975 年 9 月周进行第 6 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手术时，乔治吴、癌症专家吴阶平和另外 6 位医学专家在场。“我们发现癌细胞已经到处扩散……我们设法安装了另一个肠道迂管，这样他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周对他的医生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我们支吾搪塞……他心里明白，说道：“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除夕来临。
毛泽东在 1965 年曾写了两首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诗均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暗喻，嘲弄那些把物质进步放在第一位的人。据说，周的妻子给他送来这两首诗时，周“爽朗地笑出声来”。还有传说描绘他把诗词紧紧地抱在胸前。但是他的妻子对此缄口不言。周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小超，有好多好多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现在太晚了。”邓颖超回答说，“恩来，我也有好多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1 月 8 日凌晨 9 时 57 分，周恩来溘然长逝了。
＊＊＊
周逝世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他没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但是，那天晚上，在他看电视的时候，他的护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哭干了眼泪的邓颖超对治丧委员会说，他的愿望是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河山去；不要竖纪念碑，不要建坟墓，不要刻石碑或塑像，甚至不要在八宝山公墓存放骨灰盒来纪念他。中国的街头巷尾历来议论很多，有闲谈说，周曾说过：“我不想躺在康生的旁边。”阴险毒辣的康生已于头年 12 月 16日死于肺癌。这样，周打破了一切传统，不论是儒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而是回到了中国文化中不朽的道教渊源，主张人体与宇宙混为一体。
1 月 10 日、11 日他的遗体供经过挑选的一万多人瞻仰，根据命令，北京以外任何城市不准有人到北京来吊唁，中国治丧的标记——花圈、黑纱和白花——都被禁止。11 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公共汽车送往八宝山火化。尽管事前未作任何宣布，但有百万人在 20 英里长的街道两旁肃立致哀，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自己的总理送行。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三天吊唁仪式上，小小的骨灰盒最后交给了他的遗孀。一批批吊唁人群走过安放着他的骨灰盒和悬挂着他的遗像的灵堂。最后，邓颖超手捧着骨灰盒，面向大家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中国继续悼念敬爱的周总理，1988 年姓唐的司机开车把我进回家时对我说，“当时我还是军队中一名年轻的战士，不准我们戴孝。但是我们营里用自己的钱去买了黑纱和白花，没过三大，全军都戴起孝来……原来的命令不得不撤销，”
一架飞机把周的骨灰撒向大地。周去世后实际上比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更加强大。
＊＊＊
周去世后，“四人帮”就设法要把邓小平拉下马。反对恢复统一的学校考试制度的活动在””四人帮”的策划下正加紧进行。工厂里发生反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罢工。提出的荒唐口号之一是“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邓无能为力，各级的消极怠工使他一等莫展。
然而，表面上态度消极的军队却支持邓。张春桥说，“没有枪杆子，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他说得很对。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上海工人王洪文，而王在 1967 年就开始组织工人民兵。到 1976 年。工已成为一支拥有 20 万民兵力量的头目，还有两个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
2 月 3 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身材粗壮的华国锋替代已故的周恩来当代总理，既绕开了邓小平，也绕开了江青的门徒，满心狐疑的上海帮变得惶恐不安。
3 月，在重庆和其他几个城市突然贴出了大字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打倒江青……”在广州，一本 12 页的谴责“四人帮”的小册子在人们中传播。3 月 5 日，周恩来的生日那天，《文汇报》取消了一篇周为学习雷锋写的题词，却发表一篇影射谩骂周是走资派的文章。这一事件引起南京各大学愤怒的学生发出一封集体抗议信，在北京，3 月 19 日，一所小学的学生前往tian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敬爱的周泊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他院校也随之效仿，人数越来越多。成卡车的军人也带着鲜花前来。到 4 月 1 日，人数已达好几千，尤其在下班后的晚上，来者更多。路灯柱上挂起悼念周的标语。在大学宿舍里，学生们晚上不睡觉，赶制白纸花。4 月 2 日，警察开始搬走花圈，撕掉大字报。但是成卡车的工厂工人又来了，他们带来了一捆捆铁丝，把花圈牢牢地捆绑在纪念碑周围的栏杆上。4 月 3 日白天广场上的人数有五万，晚上超过了十万。
4 月 4 日星期天是清明节，按中国的风俗这是给祖宗和亲爱的死音扫墓的日子。那一天。聚集在tian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人有 30 万。男女青年朗诵诗词和激情洋溢的散文。表达他们热爱周恩来和痛斥江青及其追随者的感情。
4 月 5 日下午，逮捕开始了。手执棍棒的警察抓走讲演者，抓人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些工人烧毁了旁边街道上的一座楼房，发生了暴力行动，据说有人死亡。
4 月 7 日。这一事件被宣布为“fan革命”，这个说法没有明确的含义，可指盗窃、qiang奸、毁坏国家财产。搞煽动性演说，以及范围广泛和界限不清的政治罪名。邓再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一宽大处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的”。这样，毛又一次宽恕了他妻子的对头。
7 月底，一次大地震把华北的唐山市夷为平地，40 万居民遭殃。我的侄女是唐山医院里的一位护士，她告诉我，“我们脚下的大地裂开了，一切都掉了进去。”“四人帮”的反应令人发指。报纸宣布：“加紧深入批判邓小平。”“四人帮”中没有一人前往受灾地区看望。在北京，地震冲击波震坏了三万间房屋，大约有 2000 人死亡。
那年夏天，毛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有报道说，他给华国锋的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真也好，假也好，这是把继承权交给了华。张春桥对江青说，“要准备摊牌”。毛的侄子毛远新被派回东北，要倾向于“四人帮”的部队作好准备。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徐向前等人为“不能让这些卑鄙小人夺权”而焦虑着，他们还为此与邓小平和陈云保持联系，并与负责中央警卫的 8341 部队头头江东兴进行数次私下会晤。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
10 月 6 日，汪东兴分别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天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要他们参加。鉴于汪是他们的“盟友”，他们便没有怀疑。晚 8 时，当他们依次来到怀仁堂会场时，华国锋、叶剑英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随即，华代表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王、张、姚三人由监护人员送往他们接受审查的隔离处所。与此同时 8341 部队的一支特别小分队前往江青的住处对她宣布了隔离审查。当晚，毛远新在东北被捕，“四人帮”在北京大学和报社办公室的写作班子被扣留。一切都静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在上海，“四人帮”的支持者收到一份电报，要他们到北京来“开会”。他们一到便被逮捕。就这样，没有流一滴血，“四人帮”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计划宣告结束。
＊＊＊
此后，一切成为中国今日的历史 L 这是从 191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恢复权力时开始的。
注释
①周恩来这里是指 1975 年 1 月的全同人民代表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见中文版《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79 页。
②1935 年 8 月。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周当时患肝脓肿重病，后来似乎已经自愈，见第一部第八章。
③王海容是毛的侄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在美国受教育的唐闻生是一位极有才干的翻译，当时也在外交部。两人均参加了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全部谈判。
④李冰是北京肿瘤医院的负责人，她与乔治吴大夫曾数次与作者就癌症研究和周恩来临终前的情况进行长谈。
⑤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636 页，1975 年 7 月 3 日的信。
⑥据说这篇批判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文章是由张春桥写的。
⑦宋庆龄多次在其寓所款诗作者。她发表这样的议论只有一次，那是1975 年 9 月 30 日的晚上。
⑧乔治吴大夫与作者的谈话
⑨夏衍（1900—），剧作家、电影导演，是作者多年的好朋友。见夏衍的回忆录（中文版）.韩素音的文档。
⑩养子养女均是指周及其夫人关心和教养过的烈士遗孤，其中之一是今日的总理Li鹏。他们并没有正式“过继”，但是周夫妇关怀他们的生活。Li鹏曾在苏联学习工程
后 记
自 1978 年 12 月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亦即周恩来 1975 年宣布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在邓小平的指引下成为共产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越来越明显，邓小平实施的现代化和改革的政策，就是周恩来逝世前所宣布的伟大创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那时候起，经济改革总的说来是极为成功的。当然，它也带来自己的问题。
显然，为实现稳定，必须也有某些政治改革，以及党的民主化。因为已经发生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引起了一些不满。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心里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再次遵循周恩来组织的“统一战线”道路，在共产党起主导作用的同时，让八个民主党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多的对话和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已经在考虑之中。
在这动乱频仍、人的价值观念混淆不清、贪婪横行而道德沦丧的世界里，中国成为发展的楷模，富于谋略和想象力，保持稳定，而又处事灵活。
我深信，这一切就是周恩来所希望看到的。他的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有份量的重要国家的想法，看来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尽管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数十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继承者和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非常高兴地注意到，1991 年中国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文章，研究他的思想与生平的空气越来越浓。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他将永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们从他的讲话、著作、特别是从他的性格和所作听为中能学点什么呢？我深信，我们的后代会发现，周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忠诚，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将成为所有关心中国繁荣幸福的人的楷模。
韩素音1991 年 4 月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