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1932 年 2 月 16 日以来，上海几家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⑥。伍豪就是周恩来。伍豪之剑是个传奇……如果“伍豪”公开叛变，那么使很多党员坚持下去的信念大厦就要发生动摇。有一个时期。失望情绪十分强烈。周从 1931 年 12 月起就在瑞金。他如何能驳斥这一捏造的谣言呢？谣言还是要驳斥的。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先是在中文报纸上以迂回的方式辟谣。后来又聘请一位住在上海的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法国律师出面交涉，这位律师曾经为陈独秀辩护过。当时陈已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来被蒋介石逮捕。以周恩来的笔名周少山的名义发表的一项声明否认了这一事件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 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搬了出来攻击周，企图以此证明他曾经当过”叛徒”。
邓颖超和她母亲到了瑞金，两个人都身体虚弱，颖超的身体就更差了，因她备受困苦，精神紧张几乎病倒，而且她的肺结核又复发了。看到她咳出了血，周吓坏了，流下了眼泪。他还记得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
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暲⑦大夫。他是一位信基督教的码头工人之子。他父亲钦佩特拉法加战役的英国英雄，把他送到福建省长汀的一家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里学医。学成后傅连暲办了汀洲福音医院自任院长。1927 年秋，贺龙和叶挺奉周的命令率部队从南昌撤退时，经过这个城市，正是傅救治了伤员。这些人的英勇和信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人同他所熟悉的军阀土匪完全不同。这样他开始从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那时在中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许多学生也同样迈出了这一步。傅于 1932 年到达瑞金。他在这里办医院、诊所，还开设了一所护理学校，到 1933 年已有 20 名医生和 300 名护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她在床上躺了近 18 个月，只是有时还得露面，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了医院的宝贵人材，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1933 年 2 月，蒋调动 40 万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3 个月后他与日本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次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的是大兵团伏击歼灭战，而不是游击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详细记述了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及取得的胜利⑧。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确实相信执行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月复一月，付出的人力和装备的代价高得惊人，他的热情减退了，开始担忧起来。这时他努力避免“在力量对比悬殊，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去攻打城市。”在描述一次战斗时他写道，“流血很多……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次教训……。”这时他发现农民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然而无线电台源源不断地传来莫斯科的命令，“九十九”译出电文，周便皱着眉头读，然后一言不发地给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和军队指挥员们传阅。在后来的一篇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口头上仍然为这条路线辩护。“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把企图吞食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人民战争……。”
但是蒋介石的力量正在增强。与日本停火给了他集结军队的机会。中国所有的游击队根据地都遭到进攻，很多被占领了。一些丢掉根据地的游击队的余部重新集合起来转移到瑞金，这里的根据地看。上去十分稳固、兴旺发达、坚不可摧。毛泽东静静地在农村进行调查，他报告说农业将大大减产，因为商贩不来了，货物极为匾乏。简言之，根据地困难重重，面临失败的威胁。
1932 年 10 月在距瑞金 50 公里的宁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⑨。会上，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反对前方军事领导人“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实际上反对“取消主义”，也就是反对毛泽东。他们激烈地呼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有一段时间对毛来说，情况相当严重。他要被降级，驱逐出党。当然驱逐之后，还会加给他更多罪名……很可能会被肉体消灭。
周恩来做出了反应。他拒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激烈措施。然而他又是奉命对毛进行严厉“批评”的。这些年间，党内一再采用这种习惯做法，任何因偏离党的路线而遭责难的人，不仅受那些谩骂者的批判，也受那些被怀疑同情他的人的批判。周对毛的批评被认为太讲究分寸.他又一次被称为”“调和主义”。周认为，我没有妥协，我只是说话宽厚一些。别人则说：“你包庇不革命的观点。”最后，毛没有被驱逐出党，虽然他仍是根据地主席，却被迫暂时离开了前方。他回到根据地后患疟疾病倒了。
1933 年 6 月，当第四次反“围剿”似乎以胜利结束时，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军事指挥和扩大根据地的冗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反对这些滥发的命令。聂在回忆录中回忆说：”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莫斯科容不得不同意见，要求完全服从。周复电说：“我们将原则上服从并执行”，但还是加上了反对意见：“有些细节电报里不可能包括进去。”他敦促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拟议中计划的可行性。
自 1933 年初起，根据地就加紧征兵。召开了招募志愿兵的群众大会。以丈量土地为由，让农民离开土地，把他们送上前线。1933 年中，由于收入锐减，肉类粮食匾乏，出现了任意没收。强行征税和进入民宅搜查隐藏黄金的现象。
1933 年 10 月，共产国际专家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
奥托市劳恩的中文名字叫李德。他来后成了事实上的军委领导。”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谁也不能发表个人观点……。”他与年轻军官们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他们过去至少能够和上级进行最起码的讨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人人都得服从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认为军队要有德国式的纪律，于是便去实施这种纪律。
在此期间，丢失了一次机会。1933 年夏，蔡廷谐想抗日却让他去打共产党。他对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愤愤不平，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同红军联络。“我们必须打日本，不是自相残杀……。”周大喜过望，他立即派出红军代表与蔡廷锗的代表会晤。这是一次要抓住的机会，周虽没有正式与已遭贬黜的毛泽东联系，但向他转去了自己与蔡之间的来往电报。会晤在福建省举行，接着又传来佳音说福建省政府宣布脱离蒋介石。能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呢？这会不会鼓励那些因为蒋一意孤行，对日本的侵略消极被动而不再听从调遣的军阀呢？
周挑选了一位最敏锐、最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来处理谈判事宜。潘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潘来回穿梭，树立了温文有礼的形象。这时无线电台响起了嗒嗒声：中共中央局又发来一封长电，一封带有破坏性的电报，说不能与任何“反动分子”结盟；”中间立场”是不会有的，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周向蔡廷锴发了一封低调的电报，请他坚持，不要丧失勇气。然而蒋的军队长驱直入福建省，蔡只得沉默服从，直到 1949 年才又出现，加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成立的新政府。
如果说共产党根据地里有德国专家，蒋也有阿道夫希特勒派给他的冯法尔肯豪森和冯塞克特。后者是杰出的战略家。“我们要扼死根据地。我只需要 30 万劳工。”他在根据地周围建起了四条碉堡防线，简直是马奇诺防线的翻版。对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封锁，特别是盐和铁。没有盐，人就不能活。在哪个村民家里发现了盐，他和他的全家就会被杀掉。在根据地四周的几万户人家的所有工具，包括做饭用的锅和犁头全被没收了⑩。
为了得到盐，根据地的人们甚至煮起了老房子厕所的砖块。每个成人每天的粮食定量降到四盎司。傅连障的医院拥挤不堪，成排尸体从那里拉出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还要与酒足饭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后者还配有新式德国枪炮。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造更多的碉堡来巩固他们的地盘。李德制订了一项建造反碉堡的计划。“不丢失一寸土地”。他还有一个高招，就是在共产党占领区处处设防，“以碉堡对碉堡”，搞“短促突击”。
建造反碉堡计划失败八反而把余下的人力消耗殆尽。根据地从 21 个县缩小到 7 个、6 个、5 个……。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了在上海仅存的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了。
在 5 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当初并没想象后来实际走的那么远，只想撤离并西进，与湖南、湖北省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师(11)。
但是要离开根据地，军队就必须冲破四道碉堡线。周说：“向西遇到的阻力最小”。在西侧一线驻扎的是军阀陈济棠的军队，他正巧对蒋心怀不满。毫不奇怪，周恩来在陈济棠的随从中安插了地下工作者。经过谈判，陈济棠同意把他的军队从红军冲出根据地西进的道路上后撤 20 公里。
起初，李德反对周的计划，但是到后来他意识到局势难以维系了。10 月2 日，周的建议得到采纳，这次大撤退只有两周准备时间。
博古、李德和周负责撤退。当然又是周来负责干实事，也就是负责后勤。要组织近 10 万人突围是项艰巨的任务。周仔细地为每个部队、每个单位制订了计划。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撤离。大约有 2 万人要留下来做后卫，然后分散成游击队……等待形势发生转机。
怎样决定谁走谁留呢？对于哪位军事干部列入留下者名单，征求了周的意见，其他只向他报个数字。身材削瘦却富于幽默感的陈毅要留下来，他的任务是把根据地变成一个“流动游击区”。博古不同意带上患哮喘病的翟秋白。博古说：“他是多余的人……他行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诗人翟秋白留了下来。根据地沦陷时，他被捕并惨遭杀害。大约 30 名妇女，包括邓颖超、蔡畅以及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的妻子加入撤退的行列。颖超躺在担架上，仍病得很重。她的母亲留了下来。
傅连暲大夫把伤病员留在农民家里，希望他们能得到照顾活下来。但大多数伤病员遭了杀害。留在根据地的还有 12 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儿。毛泽东丢下了妻子贺子珍生的两个孩子。12 岁以上身体结实的男孩跟战士们一起走。他们长大后成了红军战士、军官和指挥员。日夜焚烧成堆文件和档案的滚滚浓烟染黑了天空。“苏维埃共和国”的档案被付之一炬。
10 月 10 日，冬天第一场大雾笼罩瑞金，撤退开始了。
周恩来仁立路旁，望着部队鱼贯而过。对发生的一切，他要负责任。这次撤迟他是决策人之一。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每一个团都由红旗引导。这不是败退，不是。已发出战斗宣言：红军北上抗日！它再次提出与中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联合！
要是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不中断，这可能不会发生。然而，宣言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及军事指挥员们起草的，国际路线派中的两人当时在根据地，他们不同意王明和博古的政策，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
没有征求李德的意见。
撤退的队伍中，有战士干部、青年队员、挑夫和担架手等共 8.6 万多人，还有些驮运东西的牲畜，走起来，排成长达 10 公里的长阵，朱德称之为蝎子阵。它的右钳是红一军团，指挥员是面色灰黄的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左钳是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他被人称为石穿，身材粗壮、讲话直率，深受部下的崇敬。八军团和九军团殿后。中间是领导人、干部、青年队、担架队员和扛着东西的挑夫。带走的东西包括印刷机，其中有一台可以印钞票；制造枪支的机器，其中有需要六个人扛的装箱的钻床和大齿轮：还有傅连暲的宝贝：一台笨重的调光机。这要 20 人分三批轮着抬。走在中间的还有代号为“九十九”的报务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以及押运金条、银锭的保卫人员。毛主席骑在马上，背着一顶油纸伞，肩上挎着装地图的百宝囊。还有部队的炊事员，扛着 15 公斤重的大铁锅，胸前交叉背着香肠似的干粮袋里装了三公斤分配的粮食。部队裁缝则扛着胜佳牌缝纫机。
在十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他们开始撤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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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封锁线被突破了。军阀陈济棠信守了他的诺言，当蝎了似的队伍经过他的地盘时，他让军队向后撤。但是不久，这支行进中的队伍就遭到了德国人驾驶的飞机的机枪扫射，死了很多人。虽然做出夜间行军的决定，队伍还是越拉越长，从 10 公里到 20 公里、30 公里。分散的单位失去了联系，有些挑夫扔下担子溜走了。
当时很多战士是只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新兵，他们逃跑了。11 月 27 日，先头部队两个军到达湘江。这条又宽又深的河挡住了队伍通往贺龙根据地的去路。“九十九”试图用电台同贺龙联系，但没有回音。贺龙正遭到进攻，他也正在撤退。
渡湘江是十分可怕的。那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人中没人愿意谈起它。后来的记述各异。人们在记忆里对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往事已慢慢地淡漠了。然而作为前锋的下团有一半人员伤亡，青年队有三分之一人员牺牲。傅连暲的痛苦从此开始。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作出抉择：去救谁，让谁死。多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些等死的人的哀号。
妇女们也拼命地干。朱德的妻子、健壮的康克清为三名受伤的战士扛枪。蔡畅把骡子让给了傅连暲大夫，一路上自己几乎一直在步行。
周恩来和博古争吵，也和李德争吵。部队四分工裂。出现逃兵、装备丢失、发生纵火和破坏。在一个叫龙坪的村子里，周亲自指挥扑灭一场大火。这是国民党特务纵的火。在龙坪；部队进行了休整，等着走散的人归队。
12 月 11 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在那里领导人开了一次会。讨论应该向哪里走？有人建议去四川。“在川北，张国煮同志建立了一个新根据地”。1931 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1932 年就把它丢了。他和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员徐向前在川北安顿了下来。李德表示不同意，坚持说他们仍应该设法与贺龙会合。周说：“在我们和贺龙的根据地中间有 30 万国民党军队。”而且，贺龙自己也在撤退。这时周不再理会李德。他请仍然失宠的毛泽东发表意见。毛说：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它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建议向西去贵州省。在那里掌权的是三个军阀，他们靠鸦片赚钱。他们的军队被叫做“双枪兵”，因为他们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而且更喜欢用烟枪。另外，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哥老会的成员，哥老会又叫袍哥，那三个军阀也是哥老会成员。这两位共产党指挥员说：“兄弟之间总是好说话。”外号独眼龙的刘泊承和贺龙一样曾在哥老会里有较高的地位。李德十分恼火。“周恩来同志，你开了一次非法会议。在没有召开政治局全会的情况下，你却让一个有农民意识的取消主义者毛泽东发表意见。”周脸无表情地看着这位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
“李德同志，这是军事指挥员们自发的决定。他们想听听其它意见。无论如何，这里的椅子怎么也不够开全会用的。”
向前、向西，通过苗族居住的地区。战士们说：“好嘛，我们走出中国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苗族是中国 50 几个少数民族之一。在红军到达之前，苗人就逃走了，没留下一点食物，把磨石也砸碎了。某纵队的几名战士在拾田里的稻谷脱壳，正巧让周见到。周便同他们一道用石块把稻粒的壳碾掉。这件事传遍了全军 12。
12 月，无线电台没从莫斯科收到任何电报。“九十九”继续试图与贺龙及张国煮联络。”中间隔的山大多了”。行军途中停下来时，军事指挥员们去找毛泽东聊天。他讲笑话，逗得大家轰堂大笑。聂荣臻踱到周恩来坐的地方。“恩来，我们必须从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周点点头。他必须重新设想一整套新战略。
他们抵达了景色旖旎的贵州省边缘小镇黎平。贵州的省会贵阳，贵阳的意思是珍贵的太阳，因为该省日照很少，往往笼罩在沉沉烟雾之中。12 月底，山坡上的梅子树初吐芳华。在黎平，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长着鹰钩鼻、身材瘦瘦的陈云对他说：“到了算一算帐的时候了。”陈云 13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
各位指挥员报告了自己队伍的情况。出发时的 86000 人还剩下不到30000人。周又一次转向毛，“毛泽东同志，你的意见是什么？”
毛建议加紧夺取西北 300 公里外的重镇遵义，在那里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但是，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精疲力竭的红军余部中恢复政治动力和信心。毛出其不意地严厉谴责了李德和博古。部队脱离了人民……已经不象一支革命军队了。它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的乌合之众。“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的部队……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周默默地听着，虽然每一个字也都是对他本人的批评。关于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以及脱离群众，他和其他人一样负有责任……会议多数通过了继续向遵义进发的决定。
这时，李德意识到中国同志已经决定抛弃他了。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指挥员们围绕在新太阳毛的周围。而他，共产国际的专家则被悄悄地拒之门外。
政委们告诉他们的部队，他们将去遵义，在那里要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不会再打自杀性的仗了。部队向前进发，傅连暲大夫也是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出产有名的茅台酒的镇子。这种烈酒经过 17 道蒸馏，点火就着。” 现在我可以消毒伤口和器械了”。战士们和周恩来都发现了茅台酒的好处。从在贵州的日子起恩来就最爱喝茅台。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周当了总理的时候，茅台也随之享誉全中国。
通往遵义的路被乌江拦断，江水奔流湍急，两岸峭壁林立。只有一个小滩可以放出本排。当过煤矿工人的红军下级军官耿飙带一队会游泳的战士跳下水去，游过河，夺取对岸的要塞。1984 年耿飙 14 在日内瓦告诉我，“实际上我不会游泳……我身上绑了两条充了气的自行车轮胎。”他们搞到了足以渡河用的船只。遵义驻军不战自降。战士们进入了这个寂静而美丽的市镇，呈现在面前的是带有砖雕门楼的两层楼房，点缀着玉兰、腊梅和连翘。遵义是个富饶的地方。汉、苗两族杂居。粮食充裕，鸦片贸易兴旺。由于恢复了严明纪律，战士们进城后秩序井然。1 月 9 日一切就绪，欢迎等在城外的领导人。楼上的窗子外挂出了红布旗子。墙上写了标语，小学生挥动着纸花。军乐队奏乐。聂荣臻和林彪的第一方面军的战士们打扮整齐站在主要大街两旁，老白姓挤在他们身后。军阀和富裕的商人早已闻风而逃。
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闩己的领袖。
周恩来而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
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拥立国王的人知道什么时候选择国王。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注释
① 指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淤沪停战协定。
②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义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③ 项英（1898—1941）.撤离根据地时，他与陈毅一起留下。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辞典》。关于他遇难的情况见第一部分第十章。
④ 当时周恩来的情报机构依靠在上海的一些欧美人士和其他人士。详见第一部第九章及韩素音与路易艾黎谈话记录。那些谈话对此事有不少说明。
⑤ 邓小平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二位妻子 1933 年在瑞金与他离婚，当时他止挨斗。1939 年他再次结婚。
⑥ 见方钜成和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外文出版让 1986 年出版。另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⑦ 傅连暲（1894—1968）“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⑧ 见 1988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论文。另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⑨ 宁都会议。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⑩ 中国王朝曾用控制盐、铁的政策来镇压农民起义。1933—1931 年蒋介石再次采用这一政策。
(11)贺龙的根据地建在湘鄂西地区，其中包括武汉附近一个叫洪湖的地方。
(12)周的工兵写了周在长征路上热情关怀战土的情况和轶事，本书从略。
(13)陈云，1905 年生，本书写成时他仍在世。陈云虽已年近 90，仍是中国首要经济计划者之一。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14)耿飙（1909—1984 年 9 月作者待忧此事采访了他。见克莱茵和克拉克：《名人传记词典》。
第八章 同毛泽东结终生之盟
——海岸和海洋（1935—1936）
——1935 年 1 月 15 日—17 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保因
——继续长征
——1935 年 4 月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批评一些军事指挥员
——5 月上旬红军渡过全沙江，5 月 27 日—6 月 2 日渡过大渡河
——6 月 16日同张国焘的部队在懋功会师
——周恩来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见
——会议继续进行，张国焘反对毛泽东北上抗日的计划
——周思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
——8 月在毛尔盖附近召开沙窝会议
——7 月至 8 月周恩来患肝脓肿
——8 周下旬周恩来带病过草地
—1935 年 9 月张国焘拒绝合作
—1935 年 10 月周恩来、毛泽东到达陕北
—1935 年 10 月在陕甘宁根据地驻扎下来
—1935 年 10 月张国焘自立中央，并开除周恩来党籍 1936 年 10 月贺龙带领部队到达新根据地
—1936 年 10 月张国焘也到达根据地
遵义城的一月，是一个气候温暖鲜花盛开的宜人季节，红军就在这里驻扎、休整和补充给养。毛泽东为战士们制订了新的纪律，这些纪律在清晨、傍晚和中午在战士中传唱：“不调戏妇女，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它产主了极好的影响。部队保持驻地清洁，打扫厕所。政委与商店老板进行了友好的座谈。这些商店都座落在如画一般地铺着石板的街道两旁。文艺宣传队几乎、每晚都举行义务演出，招待平民百姓。新来的红军所收的捐税大大少于当地军阀的横征暴敛。豪绅们的空闲房屋被征用；供领导人使用或作为伤员的医院。在军阀公馆中搜出的钱钞、衣物和首饰拿出五分之一分发给城镇的贫苦群众。
周恩来发出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在遵义举行。这件事使李德很恼火，他对长期受气的翻译伍修权①说：”周同志应当亲自来通知我。”小伍回答说：“他有点忙。”伍修权当时是一个精通俄语的青年学生，后来他成了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会议在一个逃跑了的军阀漂亮住宅的楼上举行。10 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出席，缺席者有的在其他根据地，王明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还有 7 名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秘书长、红星报编辑邓小平坐在一个角落手执毛笔在作记录。长着鹰钩鼻子的冻云坐在桌子尽头不显眼的地方，也在作记录。所谓“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双腿严重受伤，靠着椅垫支撑着坐在倚子上，张闻天也是所谓“28 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也坐在那里。这时他们两人都相信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李德同翻译伍修权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边，大家对他都很客气。
会议从 1 月 15 日持续到 1 月 17 比每次会议都在晚上进行。最初的气氛是平静的，这种表面上的平静表明了与会者对这次会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德的健康状况。毛说他发现遵义的烟草极好，李德同志是不是愿意尝一尝他找到的香烟？李德不是中国人，他并不了解这是在讨论严肃问题之前的一种通常的寒暄。他表现出孩子般的执拗。他问道，邓小平在这里于什么？“做记录”，伍修权冷静地回答道。召开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没有同他李德商量，也没征得他的同意。但是没有人答理他。代号“九十九”的报务员用他的电台根本不可能收到莫斯科的任何信号，那怕是微弱的信号，“因为有群山阻挡”。他和他的大约 15 名电台报务人员跑遍了遵义城寻找导线、电池和其他有助于修理电台的东西。
会议在二楼的房间里举行，会议开始还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发言。他硬说在瑞金实行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打了许多胜仗，后来红军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所以不得不撤出苏区。然而，我们必须从国际环境着眼去考虑问题。“我们长期牵制住蒋介石的大批军队。从局部的观点看问题是错误的。”
继博古发言的是周恩来。他站起身来时，会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他的话，他的态度将是决定性的。他是不是同博古站在一边？他会不会替王明辩解？
周开始讲话，要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取的态度。他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没有责怪任何人，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朝李德那边看。“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他说完就坐下来。与会者之中掠过一阵轻微的赞叹和共鸣的声响。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他没有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几乎是请大家严厉批评他一个人。
稍后，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言辞尖刻，冷嘲热讽，不留情面，语汇通俗生动。他批驳了博古的论点，点名批评了李德。他谴责了在瑞金推行的扩兵的方针，把所有 18 岁到 40 岁的男人都拉进了红军。结果农业受损，粮食匾乏，最后不得不撤退。在军事指挥上是完全错误的。军队被迫长征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军需供应毫无计划。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没有认真地去实地侦察过地形。部队损失惨重。不仅在军事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被忽视，结果部队士气低落，而士气和觉悟对红军恰恰是生死攸关的。轻率地招募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然后又让这些新兵汇入匆忙而无计划的撤退之中，这是非常愚蠢的……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越来越感到气愤和心烦意乱，特别是看到在场的指挥员们赞同毛的观点后更是如此。接着，毛泽东又谈到 1933 年没有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点，rao过封锁线，从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毛、周恩来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主张与蔡廷锴联合，但是遭到拒绝。李德试图辩解，提出应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周恩来没有让他讲下去，“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着重批评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轻率地从根据地”大搬家’，仓仓促促，考虑不周，携带成吨重的重型装备，战士们变成了一队一队的搬运工，他们必须先放下肩上的笨重东西，才能开枪射击。我们保卫了什么？缝纫机，印刷机……人们为保卫这些东西而牺牲了生命。”
这是对所有领导人的激烈攻击，其中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直接面对李德用讥讽的口吻说，“李德同志，你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被激怒的李德向刘怕承寻求同情，“你在苏联学习过，你也是赞成建立一支正规军的。”刘伯承回答说：“同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会议一夜一夜地开下去，指挥员和政委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又讲了话，他说他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军事计划压根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共产党人绝不应回避责任，也不应委过于人。”他说，现在应当撤销他的红军政委的职务，撤销他的指挥权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
不仅红军，还有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面临严竣形势下确保军队和党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周恩来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党，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但是周思来这样做，却使自己完全置于毛泽东的支配之下，即使有人想要使他免受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顿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伍修权在 1984 年对我说，“如果说周恩来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过于拘泥党的规章和纪律了，但他严于律己。1928 年他把党从濒危的边缘挽救出来。他知道产生宗派是多么容易，争吵和野心是多么容易导致小集团的形成。因此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对于多数人所作出的决定他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时等的时间太长了。”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②包含了毛泽东针对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许多批评，但是没有指名，或用假名代替。三人团被解散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军事指挥上周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分界线。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结盟，因为它是由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一致与不和，忠诚与怨恨。这两位伟人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之所以能执掌政权，一统天下，都是因为有一个坚毅不拔、足智多谋和忠心耿耿的宰相。在中国，伟大的人物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业绩上，而且还与他独具慧眼发现别人的聪明才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这种结合的悲剧发生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当毛泽东身边所有那些权欲薰心的人背叛了他时，他似乎对唯一没有背叛他的周恩来心存疑虑。但是周恩来绝不会攫取他的权力，因为周恩来不需要用权力炫耀自己。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中写道：“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也离不开汹涌澎湃的海洋。一位中国学者另有自己的见解：“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一只老虎，但他认为自己可以驾驭它。”
最初是一场无计划的仓促大撤退，面临着内部分裂和外部围歼的威胁，后来成为史诗般的壮丽长征。人们的记忆总有些自欺欺人，他们总是愿意记住光荣和胜利，而不愿记住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会抹煞这一功勋卓著的辉煌业绩。
部队充分利用驻扎在遵义的时间休息，补充给养和整编营连战斗单位。三个月前突围时将近 9 万人，现在已大大减员了，还需尽量扩军。当时在遵义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了一次集会，通过政委们向全军宣布红军继续北上的计划，因为不能在遵义久留。蒋介石正在向贵州省进逼。新班子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先后讲了话。他们面带微笑，显示出沉着、信心和友谊。他们团结一致，将要挥师北上，到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现在改变了战略战术，不再打阵地战，而是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让他追击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毛泽东援引《孙子兵法》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有到会的人都发出了赞叹的笑声。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东西，不再有李德发布的那种带洋昧的莫名其妙的命令。
“九十九”终于同张国焘联系上了，把遵义会议的情况以及将前往他所在的川陕根据地的计划通知了张国焘。首脑变了，身躯也要随之改变。印刷机，胜家牌缝纫机（除留两台外）、甚至连傅连障所珍惜的调光机都留下了。部队轻装前进，行军速度加快。
周恩来负责后勤，战斗的具体准备工作以及照料人员和武器。每天夜里，他、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要碰头商量问题，阅读电文，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蒋介石发觉红军北上的意图，便调集大批军队堵截。毛泽东决定“声东击西”，部队不再向北前进，而不断改变行军方向，令人捉摸不定，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继而南下进逼云南省，似乎要进攻省会昆明，又突然折回，远离昆明。蒋介石看到红军古怪的行军路线，幸灾乐祸他说：“赤匪残部正在垂死挣扎。”作为前卫部队的红一军团受的损失最大。司令员林彪在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时，大发脾气，称毛泽东的命令是瞎指挥，要求性格直率的彭德怀（又名石穿）与他一起提出抗议。他认为，行军速度太快，战士们要被拖垮，整个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设想的佯攻和突击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严厉训斥林彪说，“每次都是我们更多地使敌人疲劳，而绝不是使我们自己疲劳。”“周恩来每收到电报，都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翻译电文。不是十分必要，他从不叫醒毛泽东，他总是嘱咐：“让主席休息吧。”当时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以彭德怀——倔强的石穿——为首的指挥员们集体决定要去攻打几股地方军阀组成的军队。毛泽东反对这个计划，他转向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去和他们谈谈，他们听你的话。”于是，周恩来就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劝阻彭德怀。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习惯，让周恩来去作说服工作。毛泽东面前摊开地图，把自己的设想、计划写出来，然后周恩来参与讨论，充实完善，有时再加进重要的内容。最后周恩来总是确切地理解了这件事应当如何去执行。
蒋介石封锁了红军企图越过长江以及长江支流的一切去路。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地图之后，决定向西去，似乎要撤往西藏。朝西去，军队离开了应走的大路。朝西去，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但那里有伟大长江的支流著名的金沙江，这儿没有军队堵截红军。红军用了九天时间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了川西地区一处仙境般的地方，这儿到处是杜鹃花和夹竹桃。当地的居民，戴着 20 串银项链、穿着绣花衣裳的苗族姑娘携带一篮篮的杏子和樱桃欢迎红军战士。
现在红军终于摆脱了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又可以继续北上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对他们都那么友好。他们再往前去，到了彝族地区。彝族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天之骄子，他们身着黑色斗篷，头缠黑布并卷出一只角。他们凶猛地袭击来者。周恩来命令指挥员：“不准还击。”刘伯承年轻时曾与彝族贵族有过一些交往，周恩来派刘去进行和平谈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饮紫红色和金黄色的公鸡血为盟，结为兄弟，保证了红军安全通过彝族地区。
在这一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艰苦卓绝的大迁移中，有成百个插曲。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次进攻，在激战中他奋力冲在前头。一次与敌人遭遇，他下令把 1931 年在瑞金缴获的两门老山炮沉入河底。在听到的有关他个人的故事中，把他说得完美无暇，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拒绝吃一个梨子，因为这个梨无法付钱，谁也不知道梨树的主人是谁。战士们靠双脚走向胜利，战士们的脚板便成了周恩来操心的事，它们必须得到关照。他在行进的队列旁来回走着，查看战士的双脚。他留着一把大胡子，头发也很长，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大胡子”。
又要过河了，这次是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不祥的河流。深藏在农民士兵记忆中的是：大渡河是最后一批奋不顾身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战死的地方，这里有他们哭泣着的鬼魂。曾经在 19 世纪震撼了帝王统治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至今仍鲜明地浮现在红军官兵的脑海里。周恩来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河边走着，大雨倾盆而下，河面上浊浪翻滚，其势有如骏马奔驰，似乎有千万个被河水吞噬了的不肯安分的幽灵在呼喊狂叫。整条河上只有一座桥，一座铁索构成的桥，原来上面铺着窄条木板，每次只能容一人通过，现在木板已被撤掉，而对岸国民党的守卫部队正在等待着红军。
朱德试图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什么魔鬼我都不怕！”但光这样说是不够的。在临时搭起来的小篷里，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挤坐在一起，用了几个小时研究计划。一小队红军战士离开驻地沿河岸向上游进发，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没有桥，但有一种用牦牛皮、羊皮缝在柳条上的筏子，就象现在中国西部边远地区仍然使用的皮笺子。17 名红军战士趁黑夜用这些筏子过河，绕到守卫部队的背后向他们发起攻击。攻击的时间和夺取沪定桥相配合。在沪定桥，22 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弹，在悬空的铁索上向敌人冲击，为后续部队开路。在乘皮筏绕到守敌背后的战友配合下，打败了对岸守军。
周恩来亲自搬板修桥，他对战士们说，“过桥时，不要向下看，眼睛要看着对岸。”他是第一批过桥中的一个。战士们一个一个地过了桥，用去了七天的时间。
6 月中旬，雪山出现在红军将士面前，群峰兀立，隘口海拔 15000 英尺。那里空气稀薄，冰冷的夜晚没有房屋可以避寒。许多战士因饥饿劳累而昏倒，有些人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有一位妇女所生的婴儿，从驴背上的驮筐中摔进了积雪的山涧，没有人能爬下去把婴儿救上来，“这位妈妈亲眼目睹此事发生之后，便浑身震颤，双手抖动，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是 23 年以后，也就是 1958 年我听说的一件事。境况最为悲惨的是挑夫和炊事人员，沉重的铁锅使他们的心脏和肺部承受不了。有半数的炊事人员死去了。
自渡过大渡河后，周恩来便断断续续地发烧、恶心和腹痛。医生认为他患的是阑尾炎，后来又诊断为肺炎，便给周辣椒和姜汤水喝。周恩来身躯浮肿，依然帮人抬担架，因为担架队员人手很缺。
翻过雪山之后，红军在四川省一个山脉最北端的懋功驻扎下来。“九十九”的电台终于收到了张国焘的信息。张国焘得知红军正在去他的根据地的途中时，便奇怪地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他同意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叫醒了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毛泽东说了声“好”，便又睡下了。
当参加长征的破衣褴衫的中央红军同吃喝得很好的张国焘的军队会师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张的军队带来了粮食和衣服，病号也能住进帐篷了，并且身上裹上了毯子。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在这之前曾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提议建立一个联结川、甘、陕三省的根据地，使汇合起来的红军有个战略基地，以便有计划地进攻日本人。根据地还可以扩展到新疆，与苏联沟通。张国焘复电不赞成向东和向北扩展，而建议往西去，以避开红军的劲敌蒋介石的军队。毛泽东说：他很注意安全啊。周恩来更为婉转一些，回电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打日本，而往西去则没有日本人好打。日本人已经侵占华北……。我们希望你能来同我们就此事进行商讨。
从截获的电报和毛、周每到一地便搜集到的报纸中，周恩来得知全国民众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和蒋介石的消极态度极为不满。毛泽东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成熟了，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这也就是抗击外国的侵略。这一点关系到党未来的生存和命运。要使张国焘相信，这不是空想。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在距懋功以北约 40 公里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地方等待张国焘。张国煮骑着一匹有光泽的高头大马，带着 30 名警卫人员出现了。周恩来迎上前去，表现十分亲切。张国焘对周恩来的瘦弱和明显的病容表示了关切。晚上，周向张国焘讲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象往常一样，他扳着手指一项一项地述说着各项内容的要点。他说：“事态的发展对我党有利，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日的时机已经来到……蒋介石越来越孤立……。”甚至在蒋介石的部下也有人对蒋拒不抗日表示气愤。日本人只能盘踞在城市里和铁路沿线，他们不可能统治农村地区，革命将来自占中国人口 85％的农民之中。
张国焘哈哈大笑。他知道长征中部队所遭受的损失和他们可怜的身体境况。他问：“你们有多少兵？”周恩来用肯定的语气、带点夸张而又似乎漫不经心他说，“大约 3 万人。”实际人数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张国焘认为，撤出瑞金说明了失败和虚弱，而周恩来却在这里若无其事大谈北上抗击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张国焘说，“困难将是难以逾越的。”他掌握了第四方面军的 8 万部队和 8 万非战斗人员，控制了具有 30 万人口的 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一个很好的牢固的根据地，从这里可以向西扩展，进入新疆，从苏联获得装备。
张国焘还有没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的根据地的收入的很大部分来自贩卖鸦片。从南方弄来鸦片，再贩运到北方，而川北正是必经之地。周恩来警告张国焘说，“你们的根据地是不稳固的，一有可能，蒋介石就会向它进攻。”
第二天，举行了一个仪式，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插上了旗子并张贴了标语。标语上写着：“扩大川西北根据地！”毛泽东对张国焘表现得极为友好，张国焘给毛泽东看一张 6 月 14 日的报纸，报上有条消息断言毛泽东已被“保保”杀死，“倮倮”是对西藏人侮辱性的称呼。这已经是第三次报导毛泽东的死讯了。张国焘说，“你是一个很难被杀死的人。”大家都开怀大笑，其中也包括周恩来。他看着这两个人，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故意。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他喜欢周恩来，他弄不懂为什么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么顺从，那么尊重，总是面向毛泽东，请他首先发言。张国焘自言自语他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毛泽东也总是懒得跟张国焘说话，他对周恩来说，“你去和他打交道。”
6 月 10 日，蒋介石派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又签订了一个协定，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并重申日本正在中国协助“联合铲除共产主义。”周恩来警告说，“蒋介石很快就要对你的根据地发起进攻。”周恩来现在由于阵阵高烧而浑身发抖。邓颖超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但是周恩来却不肯休息。张国焘对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党的权力应当属于他，而不应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为此作出牺牲，张国焘可以代替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但是张国焘却要毛泽东的位置。周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取代我，而毛泽东却是不能替代的。”
周恩来的辞职被接受了，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决定。毛泽东摊开地图，清楚而明确地告诉张国焘，“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夺取松潘，因为松潘扼守交通要道。”这些地图是在 3 月份缴获的，当时国民党一个车队的装备、粮食和武器也落到红军的手里。“蒋介石派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胡宗南③到松潘，但是胡的主力部队尚未到达。现在，我们可以拿下这座城市。”
张国焘带了两个营去松潘，但是他心不在此，只虚晃一下，放了几枪，便撤退了。胡宗南本人讲了这一段情况，“我在松潘只带了很少的一点部队，红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抓获我。如果他们把我捉住，我只好求助于周恩来，因为我们在黄埔军校就认识，他能救我一命。”
蒋介石由冯法尔肯豪森陪同飞到四川，直接指挥对共产党人的作战。事实证明周恩来说的是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国焘的根据地。
红军北上毛尔盖，毛尔盖是川北一个大的藏族乡镇，在那里一个叫沙窝的地方又举行了一次会议。毛泽东和张国焘谈不到一起。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而毛泽东认为张国斋想成为一个靠鸦片贸易发财的军阀。
一大片沼泽地阻挡了他们北上的去路，在一万平方公里的泥潭上长满了杂草、灌木丛和藨草属植物，泥潭上小溪交错，一群群的昆虫嗡嗡叫着，吸食着过路人的血。藏民中的掠劫者突然袭击毫无戒备和手无寸铁的人。只有过草地才能北上，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除这一条路，其他道路全被蒋介石的军队所封锁。
周恩来病倒了。他昏迷不醒，一直发着高烧。医生诊断说，“他得的是肝脓肿”，他认为周恩来可能会死去。
红军在此地滞留 18 天，周恩来病重处于生死未卜之中。然而他挺过来了，经过抢救治疗烧退了，肝脓肿也消溶了。他的病情好转了。他能站起来，但仍很虚弱。
周恩来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达成妥协。从瑞金来的第一方面军的大部分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就要组成一支纵队，走东路过草地。东路有若干条危险的沼泽小路，不是泥浆就是变幻莫测的小溪。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将随东路军行进。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和第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其中包括朱德，将穿过草地向西挺进。在走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之后，两支部队将汇合一起北上建立根据地。这种奇特的安排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互相为对方提供了一些人质。离开沙窝之前，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空前团结一致”，并通过广播郑重呼吁“全国同胞”结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广播喇叭对集合起来的部队播送着这个信息，大家都高唱国际歌。
“过草地是长征路上最阴暗的时刻，也是我们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我们陷入了绝境，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水是污浊的，——但是我们活下来了。”这不仅指毛泽东和周恩来遭受肉体上的折磨，还指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国焘是否会同他们合作。周恩来有一部分时间被担架抬着走，担架员被脚下的烂泥滑倒，把他摔在泥水里了。周恩来不愿再给战友们增加负担，要自己步行，同志们坚持不让他在“齐胸的水中”走路。所以周又回到担架上了。人们的身上总是水淋淋的，天下着雨。他们泻肚子。“我们吃下的东西又原样便出来。”西藏掠劫者向他们开枪。尸体不能掩埋，就把他们安置在离开小路傍的高高的藨草属植物丛中。400 多名战士在过草地时死去。周恩来再次从担架上下来坚持要步行。他建议战士们解下绑腿，联结成绳子，然后绑在身上连成一串。渡过那许许多多的小溪时，一旦有人倒下，其他的人就可以把他拉起来，使强壮者帮助体弱者。他也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但大家没有答应。战士们解下皮带，再加上一些野菜，放在水里煮，周恩来把这叫做“三鲜汤”，他尝了尝说，“味道真鲜美。”
过草地用了八天时间。前面就是巴西镇，那里国民党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但是现在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红军了。他们打起仗来勇猛无比，一举击溃了敌人。然后停下来等着张国焘。第四方面军部分队伍到达，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 9 月 2 日张国焘④打电报来，说由于洪水他不能来了。再说，他也改变了想法。他认为向北走是自我毁灭。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几乎荒无人烟，居民大都是回族穆斯林，他们的凶悍是远近闻名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袭击和残杀汉族人。张国焘命令跟随毛泽东东路军纵队行动的第四方面军的部队回到他那里去。他又用密码给东路军他所信任的一位指挥员发了一封电报：他希望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他们的愚蠢想法，否则他们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发给了“九十九”号，被叶剑英截获，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感到心绪烦乱，“真是太糟了，这比过草地爬雪山还要糟糕。”这预示着党的分裂，分裂将意味着全部希望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设想的破灭。毛泽东去找正随东路军行动的徐向前司令员，给徐看了电报后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随后明确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
毛泽东决定立即悄悄随第一方面军转移。他们的全部人马不过 6000 人，也许更少一些。他们徒步离开，忠于张国焘的军官派兵追赶，周恩来留在后卫部队。他面对追兵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如果你们要开枪，就向我开枪吧。你们是中国人吗？你们是共产党员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把枪口对准日本人。”当周恩来诚挚地请他们脱离张国焘加入东路军时，追兵们犹豫不决。但是，最后忠诚占了上风，他们郁郁不乐地回去了。
现有的红军战士确实是太少了，无法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根据地。根据地建在哪里？他们现在还被或多或少的怀有敌意的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包围着。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到陕西省北部一个又小又偏僻、毫不起眼而又贫穷的红色游击队根据地去，与他们联合起来，这个根据地是由一个名叫刘志丹⑤的人创建的。他曾在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过，听过周恩来的课。陕北根据地虽小，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东邻黄河平原，北接宁夏省，南通陕西省省会西安，西安在历史上曾是唐朝的都城。根据地位于华北黄土地带，而且存在了下来。他们向这个根据地发了电报，“九十九”收到了热情洋溢的回电：十分欢迎红军的到来。于是他们向北挺进。时值九月，开始刮起了西伯利亚的寒风。一路上遇到更加猛烈的、血雨腥风的战斗，部队死伤惨重。最后他们爬上了六盘山，在山脚下又打了一仗。红军击溃了敌人，又取得了胜利。现在，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有如月球上的景象，寂寥的黄土地，被风蚀和雨水冲刷成的峡谷和峭壁。这里还有中国长城的遗迹，见到长城遗迹使他们豪情满怀。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文化和人民的摇篮。毛泽东容光焕发。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是汉族的发祥地，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家就在这里诞生。黄帝的陵寝距此不远，黄帝是一个半神话式的人物，是中国的开创者。
10 月 19 日，他们到达了一个在黄土山崖上挖出一排排窑洞的地方。狂风卷起黄土扑面而来，这个地方叫吴起镇。根据地的一些红军战士前来欢迎他们，但是其中没有刘志丹。当时他带着镣铐被关在一间茅屋改成的监狱里，因为这里也在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刘志丹和他的支持者由于不想实施强硬的政策而被打成fan革命，要将他们处死。
54 年以后，即 1988 年 10 月，一位当年的红军老战士，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⑥曾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在讲述中不时摆动着坚实的身躯开怀大笑。“当年我是一个 14 岁的贫苦农民的孩子，我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刘志丹的部队。王明派来的布尔什维克们连我们也不肯饶过，我也被判处死刑。可能是要把我活埋吧，因为子弹太少了，不能把子弹浪费在象我这样的人身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被长征过来的红军所拯救。周恩来很快控制了局面，解释了党的路线自遵义会议后已经改变。团结和党的纪律又一次得到恢复。长征的幸存者现在有 4000 人。每个人都发了一件棉衣，但周恩来不肯要。他穿的是一件旧皮外套，那还是在法国买的。他把棉衣给了警卫员小魏。小魏的眼睛由于感染和缺乏维生素而几乎完全失明。周恩来照料他，把自己的马让给小魏骑，而自己步行。
长征来的部队驻扎在保安地区。象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在黄土坡上挖窑洞。周恩来和邓颖超现在也有了一个家，这是一个子宫形状的黄土洞穴，他们将要在里面居住。周恩来把一只制造精美然而沉甸甸的墨水盒放在做工粗糙的桌子上。这个墨水盒是他在法国买的，小魏知道周恩来喜爱它，长征路上一直随身携带。
在这片风沙弥漫的荒野上，人们所能想象的条件最坏的土地上，宏图大略形成了。
同年 10 月，张国焘回到他的川北根据地，宣布成立了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声称遵义会议是非法的，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的党籍。他认为周恩来是罪魁祸首，是他在遵义提议让毛泽东领导红军行动的。
周恩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据说他曾给张国焘写了长信，再一次把职务让给张国焘。他写信给张国焘的指挥员们，提出如果他们到这边来，谁也不会受到处罚或责难。
1936 年 10 月，贺龙到达了这个新的根据地。一路上他与敌人的军队和军阀冲杀，进行了他们自己的长征。周恩来见到他的朋友分外高兴。贺龙在距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所不远的地方为自己挖了一眼窑洞。他立即修建了一个篮球场，他说，“战士们除了打仗还需要娱乐。”
1936 年 10 月，张国焘终于来到了陕北。他受到蒋介石军队的频繁进攻，在西进中受挫，损兵折将。他在河连湾受到了周恩来热情洋溢的欢迎。当时，没有提到他所做的坏事。
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在四方面军中一些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而受到迫害的干部、战士。廖承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天，在往豫旺堡的路上，他看到一队带着手铐的犯人，其中有一张他很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廖承志吗！廖承志是已故廖仲恺的儿子，廖仲恺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财政部长，1925 年 8 月在广州被刺身亡。“他的儿子为什么在这里？”警卫战士告诉周恩来，“他们都是fan革命和特务。”军队转移时，他们可能会被枪杀。
小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人们都叫他“水手”。他曾只身乘船去过比利时、荷兰、非洲……，他在汉堡大学学习过。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时，他经常同他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姐姐廖梦醒出入莫里哀路宋的住所。他是一个能干的联络人员，他在香港、日本和海外华侨中都有关系。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在 1933 年逮捕了他，由于宋庆龄向她厌恶的妹夫为他求情而免于一死。后来他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但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清洗中受到牵连，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
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要见一见廖承志。廖承志带到时，周恩来佯装态度严厉地审问他，“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周恩来顾全张国焘的面子而演出这场喜剧⑦。周恩来一方面不能不在表面上赞同张国焘对廖承志的处理，一方面又找出为廖减轻处分的情节。（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恩来多次采取同一做法，用这种特殊的手段挽救了很多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国焘领会了周恩来的用心。如果周恩来了解小廖，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小廖并不那么坏，于是，廖承志被释放了，跟着周恩来北上，后来周恩来设法派他去了香港，廖承志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卓有成效，直到 1942 年离开香港为止。
朱德是同张国焘一起来的，他瘦得不象样子。他告诉周恩来，张国焘阻止他回来，否则他早就到根据地来了。周恩来没有讲什么。他们二人回到部队来就是一个重大胜利，特别是张国焘，他是 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2 人之一。忘却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吧，就如同黄土覆盖着一座座坟墓。要为未来作准备，未来似乎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注释
关于长征的书出版了很多，最初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中的几章，最近的一本是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每一本书都作出了它的特殊的贡献。有多少长征的幸存音就有多少个长征的故事。
本书只引用了关于周恩来本人的故事，而且不是全部的。关于中国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更多情况，请见其他著述。本章所讲的资料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记载，但对了解有关周恩来生活的故事和他对历史所作的贡献却是重要的材料，是经过调查和有记载的。
① 伍修权（1908—），学生时代参加革命，1925—1931 年在苏联。回国后到瑞金根据地从事翻译工作，主要是给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当翻译。1950 年11 月，朝鲜战争期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者同他很熟悉。
② 遵义会议决议，见杰罗姆陈主编的《中国季刊》，1969 年 10 月—12 月第 40 期。1984 年 3 月 4 日北京“新华电讯稿”曾提到当时在遵义的陈云的一个报告中对某些事实作了澄清。关于参加会议的人数的争论，主要由下述事实引起的：会议持续了数天，有时参加会议的人不可能始终在场。比如，彭德怀由于军情紧急会开了一半而不得不离开。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③ 胡宗南（1896—1962），蒋介石最得力的将领之一。黄埔军校毕业。在围剿共产党根据地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见第一部分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④ 见第一部分第五章。
⑤ 刘志丹（1903—1936）。著名游击队领导人，刨建北方根据地，抵制“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迫害。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根据地后获释，跟随毛泽东转战陕西省，后因受伤而死。见克莱茵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入》。
⑥ 习仲勋（1913—），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作者于 1988 年 10 月与他会见，这件事是习仲勋告诉作者的。见克莱茵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⑦ 方矩成、姜桂侬著《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 年出版。1978 年作者同廖承志本人谈话中得到印证。
第八章 智胜蒋介石
——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1937）
——毛泽东、周恩来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
——1935—36 年周恩来在陕甘宁新根据地建立电台和新闻通讯事业
——1936 年 4 月会见张学良，劝他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派王炳南同杨虎城将军会谈
——张学良、杨虎城转变后，对蒋介石进行规劝，遭蒋拒绝——1936 年 12 月蒋介石被杨、张扣留
——1936 年 12 月周恩来赴西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进行谈判
——1936 年 12 月圣诞节蒋介石返回南京，并带走张学良
——周恩来因放走蒋介石受到责怪，并留在西安，通过其他渠道继续谈判
——1937 年 3 月平息西安动乱，返回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
——1937 年春季与夏初数次往返于南京和其他城市，与蒋介石会见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发主冲突
——1937 年 7月底日军侵犯华北
——1937 年 9 月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我坐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①的客厅里，客厅中摆满了他在中国几十年里搜集的瓷器、雕塑和绘画。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路易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知道许多从未对别人讲过的秘密，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了。“甚至在长征时期，党也从没有同上海和其他城市地下核心成员完全失去联系。派来的地下交通都是举止沉着的年轻人，看起来象是店员或学生。他们来到我在上海的家。当时没有人会怀疑我，因为我是上海英国人雇用的工厂视察员。我们有一批人……有负责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莫德巴塞尔；有精力充沛、充满檄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勇敢的美国记者，但是她全身心地支持革命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犹太人。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其他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史沫特莱喜欢秘密活动，她把地下交通带到我这里，说‘这是查理’，或‘叫他比尔’，而从不讲他们的姓名。地下交通就会对我说：‘我们需要这个，……你能试试看吗？’于是我就试着办了。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个名叫亨利巴林的人，因为试图援救一些共产党人而被杀害。路易讲，‘而英国警察却说他是自杀的。”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曾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受过教育，是共产党人坚定而可靠的好朋友。路易说：“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所以她神通广大……，很能私运违禁品。她坐在小汽车里，身裹皮大衣，把机枪零件抱在胸前……她无所畏惧。她向新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运送装有手枪和弹药的箱子。这些箱子是作为寄给外国人的货物托运的，不受检查。一个名叫赫伯特温奇的牙科医生，是从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他在西安开了一个诊所，许多箱子运到他那里，箱子上注明是医药用品。那些日子可真够意思。”追忆那些壮丽、激动人心和充满危险的年月，路易感奋不已。
四千名长征的幸存者播下了谷种子。当时粮食极为匮乏。他们必须得到农村的支持，所以他们实行的土地改革极为温和，主要是取消月息 60％的高利贷。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深得人心。赶牲口做买卖的小商小贩受到欢迎，而且就地现金交易。这样就保证了煤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第一个冬天是艰难的，但是到了春天，尽管受到一些进攻，根据地还是站稳了脚跟。
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路易回忆说：“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周恩来是一个天生的联络家，他懂得媒介、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以及接收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才可能有两个美国人于 1936 年来到了根据地。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②，后来他以中国名字马海德而知名。他带来许多箱子的药品，这些药品是通过澳大利亚人埃里克兰多尔和南斯拉夫医生博依西克买到的。马海德把这些箱子带到了根据地。另一个就是 1938 年来华的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后来又来了一个英国无线电专家，他是贵族林赛勋爵的儿子。就这样周恩来打破了蒋介石想孤立共产党人的企图。
第一座电台架设在距离保安总部大约 10 公里的一个村庄白家坪。到1936年，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记述的，已有 10 几个地方架设了电台，还建立了一所有 90 名学员的无线电学校。电力是靠一种原始的发电机提供的，这种发电机要用风车或用脚蹬轮子来发动的。周恩来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监听所有的信息。他的住处靠近白家坪的主要电台，如有什么事他就骑马去保安。因此，他总是最先（如果他不在，就由叶剑英）得到其他电台捕捉到的信息。后来甚至收到东京的消息，当然上海更不在话下。1936 年年中周恩来建立了新华通讯社，开始从这个红色根据地定时向世界播送消息。新华社就是今天中国官方的通讯社。
路易告诉我，他的朋友、英国工程师康普林从收音机中收抄新华社的消息，然后再从上海转送到香港。周恩来把廖承志（就是那个从张国焘屠刀下解救出来的廖水手）派去香港。廖把这些消息再散发给经过挑选的西方记者。路易说：“但是，真正打破蒋介石、日本人和西方强加给红色根据地封锁的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西行漫记》）这本书使全世界发现了这些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周恩来还解决了同当地人的关系问题。新来的人大部分是南方人，习惯于吃大米，但又不得不吃他们不喜欢吃的小米。当地的许多风俗习惯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还要同秘密帮会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个帮会是哥老会③，又叫袍哥，与四川省占优势的帮会是同一个组织。周恩来指示他的下属和工作人员加入哥老会。依靠这种关系，他们运送的货物和武器通行无阻，而且安全也有保障。周恩来说：“努力争取哥老会的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将一切的哥老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在上海、武汉曾利用过青红格头子屠杀工人，但青红帮弟兄得到什么呢？……我们要正告哥老会的弟兄：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就得到解放。”
然而周恩来统战工作最大的胜利，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功绩，是“捉住”了蒋介石。这是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插曲之一。
在根据地以外，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和鼓动下，从 1935 年 12 月到 1936年 1 月在南京和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学生运动④。尽管蒋介石使用警察镇压，但这个运动仍然在继续。红色根据地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利用这次运动向全国呼吁团结，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心抗日。几个星期之后，声望极高的宋庆龄和其他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把一切想要抗日的人组织起来。此时，被蒋介石称为“残匪”的困在黄土地上的这些人，突然显示出他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统一战线的战略是一个天才的创造。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同事共同智慧的结晶，但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远见。毛泽东十分透彻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爱国主义并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它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1936 年 2、3 月间，周恩来和毛泽东领导了对日战区的几次军事进攻。2 月间，周恩来指挥的进攻是短暂的，是对日军的侦察和试探。3 月间，毛泽东率领一些部队，越过黄河，进入邻省山西，缴获许多战利品，凯旋而归。战利品中包括从军阀的银库里搜来的一批钱币。
路易说，“我被叫到西安，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查理⑤，他交我一些大包裹，上面标明是给培黎学校的书籍，培黎学校是我在西北建立的。这些包裹里装的全是山西省的钞票。当时每个军阀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地方货币可以兑换南京蒋介石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山西省的钞票兑换成中央的钞票，然后再电汇到西安。”路易把这些钞票加以清理，因为其中有些沾有血污，有些上面还有弹孔。他回忆起在上海的一个美国教师曼尼克拉尼克如何把这些钞票修补得完美无缺。最后，再由宋庆龄电汇到西安，收款人是“查理”。
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的战略必须从两个方面去实施。首先，要争取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省的军事长官，这样可以使蒋介石对他们下达的“剿匪”命令不起作用。第二是通过有效的通讯和宣传网把统一战线扩展到全中国。结果这两项措施都实现了，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所作的一切无人能够取代。他富于魅力，言谈机敏，目光远大，又善于鉴别人才，所有这些都是非凡的。
西安是一座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城市，经历过辉煌灿烂的唐朝的鼎盛时期。在 1936 年，有两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驻在这里，一支是杨虎城将军指挥的西北军，主要由当地人组成；一支是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是由东北人组成的。张学良，又称少帅，是从前东北一个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放置在铁路上的一颗炸弹炸死，张学良接管了他父亲的领地。但在 1931 年由于日本人的进攻而被迫撤出了他所统治的地区。1932 年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变成了独立的满洲国⑥，让一个满清王朝的后裔溥仪当上了皇帝。现在，驻扎在西安的少帅和他的军队接到蒋介石要他们去消灭新的红色根据地的命令。但是，他们的进攻被到达陕北不久、经过长征的军队击退了。共产党人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把被俘的官兵当朋友看待，为他们治伤，并给每一个被俘的士兵发一块银元。周恩来去看望他们，同他们促膝谈心。这样做是很了不起的。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谈到了东北，他在东北念过小学。他回忆起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人民的爱国激情。他关切地询问了被俘官兵家属的情况。为了慰问这些俘虏，还为他们演出了节目，唱起了怀念东北家乡的歌曲。甚至连军装都为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让这些俘虏回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的回归以及他们讲述被俘后所受的待遇，都为共产党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错误的，……我们要打日本，……我们要返回家园。”几天之内，整个军队都受到了震动，张学良也受到了震动。他的副官问他：“是不是把这些叛徒都枪毙？”少帅回答道：“由他们去吧！”他心烦意乱之极。“他在窗前呆了几个小时，凝视着隆冬笼罩的大地。”当时在场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这位朋友就是王炳南⑦，他是周恩来派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周恩来想起了 1935 年仍在德国的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的亲戚。王炳南同一位德国妇女结了婚，夫妇二人一起回了国，在 1936 年 2 月到达西安。这样，周恩来就有了接近两位将军的最好的情报人员。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还有高级情报收集者弥勒佛李克农，他有一个地下工作网。
杨虎城⑧不能容忍日本人占领中国。他对王炳南说：“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祖先？”周恩来给西安的两位军事长官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中任何一位与共产党共商抗日问题。
最后于 4 月 9 日，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贸易城镇的天主教堂里，周恩来与少帅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过去延安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现在仍以一座宏伟的宋代宝塔而闻名。当时延安还不在红色根据地的范围之内，由杨虎城的士兵在那里巡逻。到了 12 月，杨虎城主动把延安让给了共产党。不久，延安这个词就代表了整个根据地。它成了一个重要的字眼，它是希望的象征，抗日的象征，一个新的耶鲁撒冷圣地。在 1937 年，数以千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离开沿海城市奔赴延安。
在被遗弃的教堂中殿，对着布满尘埃的祭坛，张学良和周恩来面对面地坐着。他们的警卫和随行人员，其中包括李克农和“查理”，都等在外间。张学良身着笔挺的军服和黑色的毛料斗篷。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
会谈持续了五个小时。散会之后，周恩来谈到少帅时说：“他一身正气。也许他太老实了……他的问题在于他对蒋介石太过于忠心了。”
张学良拒绝考虑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很快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时对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将面临很大的危险。不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让蒋介石明白联共抗日的道理……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说，这根本不可能。毛泽东骂蒋介石是“龟儿子”，还用了其他一些轻蔑的字眼。周恩来进行了深思熟虑，然后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要在心理上迫使蒋介石别无选择。“人民愤恨他，这种处境使他进退两难。要使他醒悟到：如果不抗日，他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甚至会离他而去……为了他的切身利益，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他不是一个蠢人。”
周恩来使毛泽东勉强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同少帅的第二次会见中，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愿意作抗日的国防政府首脑，我们将很高兴同他合作，并且承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当然，这样一个政府还必须由所有政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代表组成，不论其政治或宗教信仰如何。
周恩来说，这个方案必须是任何协议的前提。张学良很高兴。当然，周恩来并没有向这位年轻人指出，这个方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受到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承认，它将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不得再称之为“赤匪”。据说周恩来曾向张表示，在你向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时，我非常愿意作你的人质。张学良回答说：“我不需要人质……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打日本的愿望我和你一样强烈。”但是，他是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擅作主张，他要向委员长报告。
少帅给蒋介石写了信，但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一纸让他向红色根据地发起进攻的命令。6 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执行了这个命令，以此来“表明他的忠诚”。当然，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周恩来写信给他说：“杀亲兄弟喂狼，天理难容。”据说，感情丰富的少帅看信后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如愿以偿。由杨虎城、张学良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三方签署了协议。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目的是协议的基础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十分亲密，周恩来的左右手叶剑英甚至可以给杨、张的军官上训练课了。周恩来在张杨的部属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朋友。在少帅参谋部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也许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竟是周恩来的一个同学。从前他们都在东北的东关小学上过学，当时他们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为了把说服蒋介石周围的人作为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号召的具体行动，周恩来写了许多信给知名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人士、部长、法官和教授们……。5 月 15 日，他写信给南开学校的老校长张伯苓，他以优美的古文赞扬了他所尊敬的要求抗日的老师。信中说：“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他讲述了红军长征是为了保存活力，北上抗日“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
1936 年 8 月，周恩来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国民党的一封公开信，由新华社播发，全国所有报纸都登载了。信中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这封信发表的正是时机。这年 6 月，即两个月之前，蒋介石还在忙于镇压军阀陈济棠的“叛乱”，因为这位南方军阀主动后撤 20 公里，让红军畅通无阻地通过。当时红军冲破了封锁瑞金根据地的包围圈。陈济棠宣布参加抗日，另外两个军阀也一致行动。蒋介石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虽然他们被镇压下去了，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震荡却遍及各地。蒋介石怎能这样一意孤行？对蒋介石的敌意在增长、在扩大……。
周恩来知道，骚动不安和无言的愤怒在日益增长着。他写信给他的宿敌CC 兄弟⑩陈立夫和陈果夫，在黄埔军校时他们俩曾组织学员反对过他。周恩来向他们建议举行一次会议，就抗日问题“作负责之商谈”。二陈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以肯定，他们一定知道蒋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同一天，即 9 月 1 日，周又写信给胡宗南将军(11)，胡也是黄埔的学生，据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军事指挥官，深得蒋的器重。信中说：“黄埔分手后，……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9月 22 日他又写信给 CC 兄弟和蒋介石本人。
信中称蒋为“先生”，周恩来回忆起他们成为敌手已经 10 年。“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蒋虽然承袭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但他背弃了孙先生的遗教。1924 年孙中山宣布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实行了这一统一战线，蒋介石当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创黄埔、练党军，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所谓“亲离”一词不仅指宋庆龄，而且暗示对蒋的抗议还来自其内兄宋子文和他本人的妻子宋美龄。周恩来在信中继续说：“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使抗日无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
蒋介石没有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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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事情再一次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又行动起来了，他通过共产国际对国外共产党发出指示。王明仍在莫斯科，一直把毛泽东的名字排除在一切出版物之外，毛不过是一个地方游击队的指挥员。对遵义会议则一字不提。对李德写下他自己的印象，并且多年来就一直听李德的。斯大林担心苏联在两条战线作战。现在他指示欧洲共产党各自在本国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对抗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阻止危险的军国主义日本在中国取得胜利。由于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不受阻挡，莫斯科现在正大力设法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里的俄国同志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早在他们指示之前就已存在，难道不正是在莫斯科受到赏识的王明反对同蔡廷锴及其 19 路军和福建省的指挥官们结盟的吗？但是政治家并不喜欢别人提醒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莫斯科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蒋介石争取过来。这意味着，如果蒋介石亲自宣布抗日，并同意不侵犯莫斯科的东方领土，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一个小卒，一个抛给蒋介石的行贿礼品。
很明显，苏联的建议模糊了“争取”蒋介石同我联合与把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并牺牲红军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大声喊道：“决不让龟儿子一个手指头来碰我们的红军。”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暴怒作了温和的解释：“看来我们的苏联同志对形势的分析还不够清楚。”
周恩来向莫斯科仔细地分析了形势，详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种派别的组成情况，其中有的亲日、有的亲美。周恩来的结论是，只要不把红军的指挥权交到蒋介石手中，我们还是有可能占优势的。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是进退两难，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他的营垒内部找到支持者。
周恩来还提议，现在是莫斯科向延安送一些武器弹药和装备的时候了。在过去两年里，莫斯科不知为什么忽略了这件事。
10 月，蒋介石飞到西安，责备少帅和杨虎城进攻红军很不得力。他召集他们的军官训话，“日本离我们很远，而共产党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首先消除眼前的隐患。”这些话很不受欢迎，因为很多军官来自东北，他们的故乡还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蒋介石向少帅发火：“你不守纪律。”少帅想解释，但蒋介石根本不听。蒋又飞往黄河岸边的洛阳，在那里他部署了庞大的军队。现在，杨虎城和少帅明白了，蒋介石可能要把他们的军队从西安调走，让洛阳的部队接替他们。10 月 1 日，蒋介石向他的所有指挥官颁发了奖章，但唯独没有给杨虎城和张学良。
周恩来继续施展他的灵活策略：对各级干部进行安抚，解释和劝导。他对红军的指挥员和政委说，在同地方军队发生的零星磨擦中，“要用政治智慧解决，而不要使用武力。”他对鲁莽而好战的彭德怀（石穿）想要在战场上取胜感到非常担心。“要网开一面，放他们走，这会赢得朋友。”他指示新华社和在根据地出版的报纸“语调要温和”。他仔细审读文稿，看到火气太大的措词，总是皱起眉头，删去那些带刺激性的词句。“火气不要那么大嘛……，不要火药味太浓嘛，……语气要合情合理。”(12)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备对根据地进行最后一次围剿。他的国防部长与日本驻南京大使签署了另一个“进一步联合剿共”的协定。当他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时，就于 12 月 4 日飞回西安。王炳南写道，“他认为他能在一个月内荡平根据地。”
现在，张学良已越来越沉湎于古典悲剧的情感之中。按照中国的传统，忠臣对皇帝进行规劝用“言谏”，如不被采纳，就用“哭谏”，“哭谏”再不起作用，用“兵谏”也是允许的。少帅开始使用这三种规劝方式。12 月 7日到了“哭谏”阶段。蒋介石下榻在建于唐代的华清池。他严厉注视正在进行“哭谏”的部下说：“你受了赤色分子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受了周恩来花言巧语的影响……，我告诉你，即使我明天就死，我还是要先剿共。”
现在，周恩来建造的灵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12 月 9 日，一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其中许多人是东北人。数以千计的普通市民涌上街头声援学生。张学良出来会见了他们，“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我答应你们，我们一定要抗日，一个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蒋介石对张学良叫喊：“你应当向他们开枪。”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实行“兵谏”了。
要说周恩来事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但是，直到今天，共产党人仍然说，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12 月 12 日，大约早上 4 点钟，一队士兵把蒋介石的随从在他们的住处看管起来，又占领了飞机场和城内蒋介石的总部。早上 5 点，一支特别部队派到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在宽广的庭院中，蒋介石的一些卫兵被惊动，发生了一场持续了 20 分钟的小冲突。蒋介石通常 5 点钟起床，不管天气好坏，都要打开窗户锻炼身体。这场小冲突给了他得以逃脱的时间，但是假牙未及带走。他爬过环绕华清池的围墙，跌进了沟里。然后他设法躲进了华清池后山里的一条石缝中。上午大约 9 点钟才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了杨虎城将军舒适的公馆里。
少帅和杨虎城向全国各省省长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解释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并提出八项主张，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全国救亡会议。这些主张实质上与周恩来提议的内容相同。他们向红色根据地发出了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到西安讨论救国问题。莫斯科对这个事件手足无措，《真理报》和《消息报》竟谴责“日本人策划的”反蒋政变。首都南京的人们感到迷惑不解，整个世界都感到茫然和不安。蒋介石看起来十分强大，现在却被“一些赤色分子”绑架了。
延安最初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人们燃放鞭炮，举行集会。一些在蒋介石统治下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们要求处死蒋介石，或者把他交付审判。毛泽东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说：“蒋介石对我们有血海深仇，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13)他的讲话受到欢呼。
但是，周恩来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白家坪电台向全国每一个共产党组织都发出了指示。我的朋友和大学同学蒂姆(14)生动而扼要地向我证实了周恩来如何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他说：“1935 年 12 月，我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游行。193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的上午，我从广播中听到了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蒂姆的原话）。他接着说：“我们极为兴奋，完全相信他将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我们甚至还准备举行集会提出这项要求。那天下午，我去看一位姓龚的国民党退役将军(15)。他的两个女儿是我的好朋友，她们俩都是共产党员。龚将军虽然是国民党，但他并不反对她们，因为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对我说：‘蒂姆，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如果蒋介石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中国将会陷入分裂，亲日派在政府中将会得势。’我回到家里，感到很难理解。不久，负责我们学生会的党员(16)来找我，‘你们在大学里务必召开一次集会，让所有的学生都参加，我们要通过一个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决议，这个条件就是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杭日’。”蒂姆按这个指示做了。他发现其他的自由知识分子小组也得到了类似的信息。“我们通过了这个决议。第二天，我们就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我们通过决议的那天晚上，也开会通过了同样的决议。所以，看起来似乎是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蒂姆最后说：“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办法，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与中国人民心连心的。”现在，毛泽东也支持释放蒋介石了，也许这是在同周恩来讨论之后的结果，因为最初他并不倾向于这样做。许多共产党员仍然很不满意，“蒋介石屠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列举了在大屠杀和清党中被杀害的兄弟、姐妹、丈夫或其他亲属。
12 月 15 日，周恩来骑马离开了白家坪。陪同他的有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等 18 名随从人员。他要到延安去乘少帅派来的飞机。这是一次艰苦的行程，他们遭到了寒冷的暴风雪猛烈的袭击。
15 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发表了通电，宣布中国共产党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
蒋介石政府中，以国防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显然企图搞乱局势，以便使日本人介入来“恢复和平”。何应钦命令空军轰炸西安，军队向西安进发。他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不是给别人的，而是发给汪精卫(17)的。10年前即 1927 年，汪精卫在武汉默许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离开那里去了欧洲。现在他住在意大利，他极为崇拜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何应钦打电报要他“回来”，因为何确信蒋会被处死，他要组成一个由汪任主席的政府。汪精卫肯定会同日本讲和，并且会同意日本人关于共同统治中国的要求。而何应钦这位立王者将从中得到极大的实惠。但是，亲美派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的哥哥宋子文阻止了何应钦。宋美龄得到她的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后，就立即跑到上海去找她的姐姐宋庆龄商量。当时，宋美龄对国防部长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命令空军轰炸西安？你想要我丈夫的命吗？”
14 日星期一，她和她的哥哥派了蒋介石的顾问、一位名叫端纳的澳大利亚人去西安。端纳在中国呆了很多年，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前曾是少帅的教师和顾问。他从南京起飞，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因为周恩来骑马，路上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
端纳单独会见了张学良，请求张立即释放蒋介石。而少帅由于自己的大胆行动而惊魂未定，只是固执地反复说：“只要蒋委员长说他要抗日，那么一切都好办。”
17 日，周恩来也来了。他已十分劳累，没有睡过觉，但显得从容自若。他对端纳说：我们不想要蒋委员长的命。我们要挽救他本人，要把他从他的错误政策中，从他周围人的蒙蔽中挽救过来……。周恩来非常了解蒋介石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死保儒家传统尊严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要顺着他的性子。周恩来已决心保全蒋的面子。没有人比得上周恩来更能洞察一个人性格中的这些细微末节，更能清楚地知道如何估量他们的情绪和弱点。周恩来告诉他的部属：我们必须极为谨慎。绝不能去控诉蒋的罪行，提到他时只能称呼他职务的全称。在这里与人们谈话要心平气和，谨而慎之，要避免说话轻率被他们报导出去或者对我们说的话产生误解。我们一定要使委员长相信，我们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国家好。如果他同意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就一定释放他，因为他还控制着中国最庞大的军队。
周恩来现在担任了一个极为困难的角色。他必须八面玲珑，应付各种各样的人。而这个角色又极端重要，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中国的前途依靠他争取蒋介石，使其同意结束十年反共战争，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蒋介石必须转变过来，从一个避免冒犯日本的人，转变成为中国抗日的领袖。“如果他愿意参加统一战线，我们将高兴接受他的领导。”周恩来对他会见的每一个人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话。他阻止了西安青年学生打着红旗上街游行要求“革命”。“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意图，根本不是。”端纳给蒋介石带来了宋美龄的一封信，信中警告他的丈夫说，汪精卫要回来了。这封信起了很大的作用。端纳在蒋介石舒适的寓所里拜访了他，并且感到放心了。蒋介石仔细听着端纳的话。现在他克服了最初的惊恐，并且通过端纳命令他的国防部长停止进攻西安三天。
端纳飞回南京，12 月 20 日又同蒋的内兄宋子文返回西安。宋子文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同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会谈，会谈持续了七个小时，周恩来扼要介绍了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
第二天宋子文回到南京。22 日他又返回西安，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妹妹、蒋的妻子宋美龄。宋美龄对蒋宣称，我来是“与君共生死的。”现在，这对夫妇坐下来。宋美龄的谈话是很实际的，“你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她非常了解由于蒋拒绝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他的威望大大降低了。她参加了周恩来同他哥哥的会谈。12 月 23 日，周恩来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他讲述了他本人同宋子文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18)。同样重要的是，参加会谈的还有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也是最困难的事，那就是取得蒋介石的同意。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同南京方面来的人会谈并不是周恩来唯一的任务。王炳南告诉我：“他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大家都来找他。每一件事都交到他这里，……这次极为困难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周恩来。”
要说服杨虎城是很困难的。杨对周恩来大声喊道：“难道你忘了蒋介石屠杀了多少人吗？”王炳南对我说，周恩来花费了几个小时对杨虎城晓之以理，进行说服。少帅沉浸在一个宏大的梦想之中，他想在西北地区建立一个在斯大林保护之下的独立政府，然后再收复东北。王炳南说：“由于同许多人谈话，周恩来的嗓子都哑了。”西安陷入混乱。蒋介石被捉的事传开之后发生了骚乱。地痞流氓大叫“赤色分子来了！”开始抢劫民宅和商店。周恩来派叶剑英去给胆怯的警察壮胆。一些愤怒的东北籍军官要杀死蒋介石，因而不得不对蒋进行特殊的保护。周恩来对他们说：“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我们保护他是为了对付南京政府亲日派的诡计。”周恩来极为镇定地解释说，对蒋介石“暂时扣留”体现了所有爱国人民——也包括你们——抗日的意志。
这时，蒋介石坐在他的房间里，他仍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在西安赢得的不稳定的和暂时的平静中，在成功地挫败国防部长故意挑起战争的阴谋之后，周恩来于 12 月 24 日圣诞节前夕晚 8 时，前去拜会了蒋介石。
在有人通报之后，周走进蒋的室内，蒋坐在那里没有看他。周的态度不卑不亢，温和有礼而又坚毅沉着。王炳南描述说：“他极为郑重地向蒋介石敬了札，称呼蒋的职务，又称蒋为‘先生’。他在这种场合不仅言辞恰如其分，而且举止也很得体。”这个场面没有人记载下来，王炳南当时站在门后，他记住了部分情节。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初，蒋介石只是“嗯”、“啊”地应付着，但是周恩来通情达理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使他和缓下来。周恩来扼要地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有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你也清楚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次，周恩来委婉地提到蒋的那些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政策给这个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害。王炳南说：“蒋介石被周恩来的品格和坦诚的态度所感动，”沉默一会儿之后，他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去继续会谈……。周恩来告别时，提到了他仍在莫斯科的大儿子蒋经国。“周向蒋保证说，他的儿子是爱国的，是尊敬他的父亲的，并且会回来的……他希望他的父亲会领导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何时和如何释放蒋介石。“我们大家都要他先签署一项协议，为的是再把他多留几天……我们都不信任他。”这里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政治局、毛泽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也许还包括杨虎城。但是第二天，圣诞节的下午，周恩来正坐在办公室工作，一位副官跑进来说：“他们走了……”，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但是只见到天空中一个飞机的黑影逐渐远去。这架飞机带走了蒋介石、蒋的妻子和内兄宋子文(19)……，还有少帅。仍然怀有忠君思想的张学良，心甘情愿、古道热肠地踏上了蒋介石的飞机。他们离开得非常匆忙，甚至蒋介石的随从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周恩来看着寥廓的天空，叹息着，“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象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转身离去了。周恩来本人也因让蒋介石逃脱掉而受到政治局的怪罪。他发了一封电报：宋坚请我们信任他（指蒋介石，译者），……要蒋、宋（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
现在会是什么样？共产党、杨虎城和张学良三方协议缺少了主要的一方。东北军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如果蒋介石食言，一切都将付之东流。周恩来坐在西安的办公室里，他坐着，等待着。他神情沉郁。他几乎可以听到毛泽东那种语调和缓而实则严厉的话语：“恩来啊，你总是太轻信人了。”但是，在那些极度紧张劳累的日日夜夜里，生活在周恩来身边的王炳南说：“周恩来非常清楚地了解，签署协议会伤害蒋介石的感情。君子之言既定，毋需形式上的约束。我们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如果他不认帐，一纸空文也肯定无济于事。”
蒋介石返抵南京时，受到盛大的欢迎。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胜利。现在，他以挽回面子的手法，重写了西安事变。毛泽东迅即发表文章更正，以正视听，而周恩来却保持沉默。蒋介石把不幸的少帅以违抗命令为由交付审判，判处他十年徒刑，尽管随后又宣布“特赦”，但在此后的 50 年里，他始终被当成一名囚徒。少帅仍然住在台湾，1949 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把他带到那里。1945 年，蒋介石囚禁了杨虎城及其全家，把他们关在一个肮脏的监狱里，后来把他们全部杀害了。这样，蒋挽回了“面子”。
12 月 25 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后，由于少帅走了，西安发生了骚乱。一个名叫苗剑秋（又名沛然）的人，声称是他劝说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他来辱骂并威胁周恩来，对周大声吼叫：“你必须把少帅带回来，……你没有人性。”周恩来始终不动声色。现在，他如何才能对这位发了狂似的苗说清楚，少帅是自愿离去的，与他周恩来并无关系？几天之后，20 名东北军的军官闯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威胁周说，除非张学良重获自由，否则便要杀死他。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如果你们杀了我，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但这不会使他释放少帅。”其他一些军官和军人也哭着来了，甚至跪在周恩来面前，请求他设法解救张学良。他们不相信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张学良是不顾他的劝告，出于自愿而陪同他的顶头上司去南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一方面实行统一战线的计划，而同时又去责骂蒋介石呢？但在感情用事的情况下，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周恩来为少帅感到悲哀，他是为实现一个宏图大略的受害者。周恩来怎么能为一个自愿进入忠君圈套的人负责呢？东北军军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斗，其中一人被杀，在士兵中间也有哗变的企图。所有这些都需要耐心处理，要用劝导，而不能用威胁或炫耀武力。当时周恩来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永远都不会有人全部知晓，因为根本没有完整的记载。他等待，等待，直到度过了那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刻。他说服，开导，解释……。王炳南说：“那是最困难的日子。”
从全国各地来的访问者汇集于西安。他们之中有不知疲倦、性格刚强的美国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艾格尼丝经受了一次打击。在骚乱中，她亲眼目睹她的朋友牙科医生赫伯特温奇从诊所出来时，被一颗流弹击中死在大街上。
1 月 10 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切。1 月11 日周恩来还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和信件，请求他释放少帅。所有这些电函当时都由新华社发表了。
现在，蒋介石派国民党的军队进驻西安。由戴笠亲自指挥的秘密警察也随同军队到了西安。街上出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标语。王炳南对我说：“这意味着协议可能得不到遵守。我们已经听到针对我们的霍霍磨刀声。我们正走在吊在悬崖间的钢丝上……。但是，周恩来仍镇定自若。”
1937 年 2 月，蒋介石派特使到西安与周恩来会谈。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始终认为，蒋介石“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战略家”，但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家。蒋以继续谈判为幌子拖延时间，与此同时又企图加强他自己的地位。
3 月初，群龙无首的东北军接到撤出西安的命令。周恩来立即派了一些部下去看望东北军的军官，并且安排了一批他自己的干部加入东北军。几年之后，在同蒋介石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战争中，这些干部把一些东北军带到了共产党一方。周恩来还写信给刘少奇，这个大鼻子高个头的党员于 1921年被选派去了莫斯科，而周恩来却没有被选上。刘少奇很能干，而且他的名字人们不会忘记，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他是北方局的书记。共产党把中国按地区分成几个中央局，刘少奇掌管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几乎是整个华北地区。他不仅管理那里共产党的支部，而且他的部下还控制着北京、天津等几所重要大学的党组织。周恩来建议他为在日本铁蹄下逃离东北的人建立更多的福利机构。共产党必须在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向他们提供帮助。这样的机构极为有用，它们可以争取一批同情者或未来的党员。周恩来写道：“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现在，他去看望了少帅在西安的家属，他的夫人、孩子和姨大太。他安慰她们。他从来不会忘记什么人，所以在此以后的 40 年里，他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
3 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另一位高级将领去西安同周恩来会谈。尽管蒋不愿意同共产党联合，但他再也无法遏止住他自己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周恩来现在可以离开西安，返回红色根据地延安去汇报所取得的成就了。4 月初回到延安。他到达延安时，面容憔悴，显得极为疲惫，胡子又长得长长的。毛泽东、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大批群众在机场欢迎他。
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把不可想像的事变成了可能，即同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机场拍的一张照片上，周恩来靠在飞机的机身上，不知为什么，他和周围一些面带笑容的人保持了一点距离。他十分劳累，已精疲力尽。也许在他睿智的头脑中想得更远，预见到统一战线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和问题。谁将真正控制着军队？同蒋的联合如何实施？
在延安短暂的 20 天里，周恩来同他的夫人邓颖超在一起。他的夫人在极为偏僻和落后的地区建立的妇女组织中工作得非常活跃。在那些地区，农民对待妇女连牲口都不如。周恩来夫妇二人分得了一眼两居室的窑洞，邓颖超已经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上了蔬菜，建了一个菜园。后来她还种了一丛玫瑰花。周恩来在此休息、睡眠消除疲劳。但是 20 天后，他又动身去西安与蒋介石的代表张冲会谈。
4 月 25 日，周恩来乘汽车从延安动身去西安，途经劳山时，周恩来一行遭到伏击，他的一个随从副官被打死。一时间，大家都以为死者是周恩来，因为在死者的衣袋里找到一封写有周恩来名字的信。周恩来完全知道，这次所谓“土匪”干的伏击，其实是由蒋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策划的。但他不想提出这个问题，以免干扰脆弱而又艰难的谈判。中国的谚语说，“难得聪明，更难得糊涂”。周恩来决定不去计较此事，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现在，蒋介石又提出了很多条件，其中许多是无法接受的。蒋说，统一战线必须是一个同盟会，要完全归他控制，特别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当然，那时蒋介石意识到斯大林会同意蒋提出的任何建议。蒋要红军完全听命于他，甚至提出红军总司令朱德出国去欧洲旅行。
假如日本人意识到，周恩来和蒋介石所玩的游戏困难重重，假如他们谨慎一些而不发动任何军事进攻，那么统一战线很可能还会拖延下去，谈判很可能会破裂。但是日本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认定炫耀武力就可以吓倒中国人。他们的一个将军说：“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北京郊外著名的芦沟桥，日本人和中国巡逻队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中国人予以英勇还击。这时，日本人在华北增兵到 16 万人，他们正在紧急调兵遣将。26 日，日本人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27 日和 28日，他们炮轰北京周围的中国兵营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蒋介石再也不能举棋不定了。他不得不宣布，他的政府将进行抵抗。但是 9 月以前，他仍然脚躇不前。他别无他法，只好“走周恩来指出的路”。周恩来取得了胜利。可是，如何使蒋介石履行他的诺言呢？
注释
①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在中国呆了 50 多年。1987 年去世，凡是 1949年后访华的人，没有不去拜访这位杰出人物的。他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开创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从此，“工合”成为在华美军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还创立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培黎学校。在他 90 岁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艾黎自传》，这是他许多业绩和冒险生涯的缩影。
② 乔治哈特姆，又称马海德（1910—1988），也是那个时期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在瑞士完成学业并且具有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生。他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一起到了延安，他在中国几十年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主要的是防治性病和麻风病。1984 年荣获拉斯克基金奖。
③ 关于哥老会或袍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清楚他说明了在一个时期内争取秘密帮会的必要性。
④ 1935 年 12 月 9 日要求抗日的学生游行是由黄华领导的，后来他是中国驻纽约联合国第一任大使。见黄华回忆文章。韩紊音文档。
⑤ 查理，真实姓名刘鼎，是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之一，他很早就被安插在西安国民党军事指挥部门工作。
⑥ 满洲国，日本人在 1931 年—1932 年从中国强占去的东北几个省建立的，中国满清王朝最后一个子孙和皇帝溥仪被扶为君主。最近几年出现了关于他的影片《末代皇帝》和许多书籍。还可参见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韩素音文档。
⑦ 王炳南（1908—1988），中国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他从 30 年代就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从 1955 年起作为中国驻波兰大使就在华沙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进行谈判。后任对外友协会长，自 1956 年以来，这个协会就经常是作者的接待单位。本章所叙述事件的整个过程，王炳南都亲身经历过，并且撰有回忆录。在许多年的交往中，他曾与作者有过多次交谈。
⑧ 杨虎城将军的妻子曾于 1937 年至 1938 年去欧洲旅行过，并与作者在布鲁塞尔会过面，这个情况是鲜为人知的。她与她的丈夫和孩子经过长期监禁之后，于 1949 年被蒋介石杀害。
⑨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⑩ CC 派，参见第一部分第四章有关陈氏兄弟及其在黄埔军校建立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模仿希特勒的党卫军（S.S），称为蓝衣社。
(11)胡宗南，参见第八章。
(12)许多资料来自与王炳南的谈话。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3)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似乎还举棋不定。他本人的妻子是蒋介石下令杀害的。他只是在听了周恩来的劝告之后才同意和平解决的，这个推论是合乎情理的。某些中国历史学家也持有这种看法。
(14)蒂姆，1935 年以来就是作者的亲密朋友，现居住在香港。韩素音文档。
(15)指龚镇洲将军，他是两位知名妇女的父亲。他的一个女儿龚澎，在周恩来兼任外长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多年，是作者极为要好的朋友；另一个女儿龚普生，从事外交工作，后任驻爱尔兰大使多年。龚澎于 1970 年逝世，关于她的情况，请见韩素音的《我的房子有两个门》。龚普生仍然健在，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遗孀。
(16)蒂姆所提到的这位党员现在台湾，无法采访。
(17)汪精卫，关于他以前的历史，请见第一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他是日本人统治下伪政府的首脑，1944 年因病赴日本就医，同年 11 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18)这个临时协议的内容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19)宋子文与他的姐夫、即宋霭龄的丈夫财政部长孔祥熙，均为国民党行政院成员，因而也是国防政府的当然成员。他们是蒋介石政响中的亲美派。
第九章 筹划未来（1937—1942）
——1937 年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谈判
——参加出征太原；和聂荣臻一起建立大的游击根据地
——1937 年底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
——周去南京，1937 年底南京沦陷
——与邓颖超一起去武汉，主持办事处工作
——1937 年底至 1938 年 4 月组建新四军
——1938 年 10 月武汉被日本占领
——1938 年底蒋介石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也到了重庆
——1939 年针对共产党的磨擦升级
——1939 年春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境况感到担忧，前往驻地对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和项英做工作
——从 1937 年至 1942 年周结交知识分子；开始了“第二条战线”的工作，即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同情者和秘密党员的队伍
——1939 年 6 月返回延安，7 月因坠马而使右臂骨折
——1939 年 9 月到莫斯科治疗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解释毛泽东的战略，使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
——回国、在延安就处理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赶往重庆后遇上了新四军的问题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对新四军下毒手
——1942 年延安开始党内整风运动
——1942 年周病倒了，动了手术
——1943 年中与邓颖超和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同床异梦。”第二次统一战线充满着分歧，这是在不可调和的敌人间的一种联盟，成了周恩来经受考验的场所，使他变得成熟，把他锻炼成为未来的政治家。
他已不再是以前的满脸络腮胡的革命者，也不再是剃平头住窑洞的近乎游击战士的模样。他穿着讲究的西装在南京参加各种招待会。他在中国官员、学者、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中间广交朋友，“目前的局势……需要有一种全国性的民主制度，……我们希望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创造一种民主运动。”他的话句句在理，都能被大家接受，埃德加斯诺曾十分激动他说过：“周恩来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信仰都充分融合在他的行动之中。”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曾热情洋溢他说：他是一个最务实的、能干的和高效率的人，……是一个知识和文化渊博的人，……他的判断没有任何宗派的偏执。”
周恩来把蒋介石拉进了抗日的联盟中来。但要使蒋介石接受毛泽东所坚持的条件绝非易事，即不放弃对红军和解放区的控制，控制权仍掌握在共产党人自己手中。毛坚持政治和军事的协定并不意味着……和其他政权或军队合二为一……虽然是在一个国防政府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的独立性，根据地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取消……国民党的长官不能干涉红军或根据地的管理……
日本在 8 月进攻上海。周恩来穿梭于延安和南京之间、穿梭于毛和蒋之间。就在那年 8 月在洛川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会议。洛川位于两安和延安之间。周给会议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一揽子计划。这时山西省省会太原已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中，蒋想让红军去打仗，保卫太原。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是想让红军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而他自己则“袖手旁观”。毛说不能打阵地战，不能打正规战，不能死守城市。只能打一场流动的、灵活的游击战。他还指出，我们在华北的全部工作应该建立在游击战的基础之上。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组织部应该与游击战相适应，……我们应该告诉全党，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生了意见分歧。彭曾说，为了树立威信，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红军还是需要搞一些战斗行动的，……“否则蒋介石就不会给我们发军饷或枪枝。”争论变得很激烈。毛曾尖刻他说过：“你想要名声和勋章……还有一套体面的军装。”彭在 22 年后曾提起对他这一毫无道理的凌辱。但当时毛不得不表示妥协，最后同意了“打几场运动战和阵地战。”
周又一次进行调解，力劝大家理智些。他的才智使他的发言富有诗意和说服力。不久，他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写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党将“取消一切推fan 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①拿破仑曾经说过：“领袖是给人以希望的商人。”周恩来在兜售希望。他使陕甘宁根据地被承认是“省政府”，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
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虽然八路军也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将以一支独立的力量而行动。9 月，周恩来随同派去保卫山西省会太原的八路军到了前线。这样做符合蒋的愿望，也使部队和根据地得到了资金和物资供应。八路军在平型关对日军打了一场侧面战。虽然八路军只投入了一小部分兵力，但却击溃了日军一个师，也是中国陆军抗击日军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场战役使“八路”和八路军指挥官林彪等在全国成了有口皆碑的人物。史沫特莱曾写道：“数月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曾花了半天时间对我分析了这场战役。”②但太原还是没有守住。日方大量增兵，周恩来在掩护人员退出城外过最后一座桥时几乎遭到不幸，他们刚过，桥就被炸毁了。
毛的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周在一个战术问题上也得到了成功。他口来后发起了一项训练计划。“为了使游击战取得胜利，八路军必须具备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学习日语、学习日本军事建制和方法。”在山西的临汾，他和聂荣臻一起建立了一个主要的核心根据地，称为晋察冀边区，横跨三省。这是中共政权自延安以后在华北的第一次发展，这个根据地成为 1947 至1948年一系列胜利的支柱。周恩来提议再扩军 3 万人，其中 15000 从老根据地解决，加强华北的红军力量。他说，要使抗战坚持下去，中心任务必须是华北的持久抗战。他还指出，南京、上海等地有一股委曲求和的潮流，……要注意汉奸政权的抬头。
这是对形势极具远见的估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扶植了吉斯林式的伪政权。周恩来的另一份心事就是邓颖超的健康再度恶化。1937 年春她被送往北京附近的一个疗养院。人们记得那时她常跟别人谈婚后的美满生活，谈她的丈夫是“如何英俊、善良……”，催那些未婚的女孩子早日结婚。7 月，日本攻占北京，邓颖超化装后离京，埃德加斯诺曾写过他是怎么帮助她逃脱的。③可是各种说法不一致。邓颖超曾亲自对我说，斯诺讲的故事不全对④，秋天，她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随周恩来一起去担负办事处的工作。她也是办事处的成员之一。后来成立的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⑤这一新的机构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周恩来夫妇也都成了参政会的委员。它的历史延续至今，现在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旧团结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
周恩来还完成了另一项值得称赞的杰作，建立了另一支共产党军队，这支军队是由 1934 年留在瑞金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组成的。蒋介石勉强同意承认了这支 1.03 万人的队伍，但他说军长不得是共产党员。就象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一样，周恩来提议他的老朋友叶挺任军长。叶挺曾于 1927 年离开中国，广州公社的失败一直归罪于他。他的夫人曾去过德国，现留居香港。周恩来让他回来领导新军，称为新四军。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答应了。
当瑞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幸存者一开始听到这一安排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怎么能成为同盟军？陈毅得到通知后，开始也难以接受，最后还是同意了。后来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其他同志时，他差一点被当作叛徒枪毙。规定新四军的活动地域在长江以北。虽然人数限制在 12000 人，但它很快发展壮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到 1939 年时，它的活动范围已渗入长江以南地区。
在这些岁月里，周恩来的另一项成绩就是在蒋管区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由同情者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了沿海城市，艰苦跋涉前往内地。少数人到达了延安。但周恩来的主要目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间势力”，即从沿海日占区跑出、大批涌向西南地区的知识阶层。他曾对同事们说过，这批人特别宝贵。他们中有工程师、技术人员、翻译、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等等。如果共产党要实现统治全中国的理想，党就需要这批宝贵的知识分子，有经验的管理人员。1938 年时周曾在延安开办了语言教学训练班，甚至还办了一个“航校”。他的一位同事曾反对道：“我们连飞机都没有。”周回答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必须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会有的。”
周恩来主持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对于他保持与内地大学的联系十分有利。
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进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于得更好。康岱沙⑥曾是她发展的一位女同志，在 44 年后的 1982 年康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了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的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这位来访者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赞成那种教条，即“阶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对正义、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国最优秀和最能干的共产党行政人员、大使中许许多多人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受到周恩来的培养并与他一起共过事。许许多多科学院院士、教授、科学家和其他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是来自工农家庭。周恩来的“第二战线”即他竭力争取的“中间势力”在最终与蒋介石的交战中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了知识阶层，使天平发生了对他不利的倾斜，确保了共产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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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37 年的 11 月末，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和政治局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一 3 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前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 1932 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 1937 年 11 月才回国。
在那天晚上的洗尘宴上，毛说了一通刻薄的挖苦话。“喜从天降。王明同志终于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的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这 64 度的土产烈酒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莫斯科又一次试图强行让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发发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一旦蒋介石有了力量，他会再次消灭共产党人的。难道王明忘记了吗？“早在 1926 年，出于盲目信任，不是把所有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蒋介石吗？你想让我们重复这一错误，都去送命吗？”虽然王明控制了一些政治局委员，他的动议被打掉了。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很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在武汉沦陷以前，王明和博古一直和周恩来在办事处里共事。这就避免了与毛的直接冲突，但却使周恩来成了嫌疑分子。他被指责为支持王明和赞成王明的“路线”，而反对毛泽东。但是没有关于两人合作的文字记录。当然为了避免破裂或出现破裂，周恩来不得不作些妥协。
王明的函电都是直接发给中央委员会的，根本不通过毛泽东或发给毛泽东。他后来成为管辖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的中共长江局的书记。该局部分辖区是一些新四军部队的驻地。人人皆知新四军的政委项英讨厌毛泽东；经常对毛的指示不屑一顾。两人之间的恩怨从瑞金时就开始了。虽然眼下缺乏充足的证据，但王明似乎确实影响过项英和新四军的战术。
12 月 13 日南京落人日军之手。周恩来在陷落前已安排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南京。他还派人帮助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在日本人进城之前撤离。
日本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和奸淫。据说在南京彼占领后的 10 天内就有 30 万军民遇害。日本人自己摄制的照片上也显示了尸体堆积成山的场面。这种暴行据认为是为了制造恐怖，逼中国人求和。但结果却正相反。现在蒋介石如果想屈服，必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最后日本人不得不去找那时正在等待发迹的汪精卫。汪被任命为傀儡“政府”的首脑。
国民党政府沿长江往西迁都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夫人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略咖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他的老朋友、诗人郭沫若⑦帮了他很大的忙，组织小型集会、聚餐会，让周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讲。他审慎行事，避免以任何方式批评蒋介石。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颖超常穿一件漂亮合体的旗袍。他们和在莫斯科时一样，膝下无子女的周氏夫妇非常关心革命烈士子女和孩子剧团的孩子们⑧。邓颖超又开始寻找这些战争的孤儿，他们后来成了近 40 名孤儿的监护人。当好心的朋友因为周恩来没有儿女而向他表示安慰时，他往往会仰头大笑起来，“没有孩子？小超和我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中国的每个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周恩来每当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就特别高兴，他的朋友们往往在星期天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去玩。有一天下午，一位名叫孙维世的 14 岁女孩来到了周恩来在武汉的办事处。她的父亲是黄埔军官，1931 年被蒋介石杀害，周氏夫妇征得了女孩母亲同意后，“收养”了她。她是周氏正式收养的有据可查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后来朱德的两个孩子也受到周氏夫妇的喜爱和关怀。
周恩来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的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怕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 sT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一些西方人士经常问：“他真是一名共产党员吗？”他看上去象一位贵族，举止高雅，他的言词从不激烈。在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位诗人访华期间，他和他们进行两个小时愉快的谈话，两位诗人在他们的著作《走向战争》一书中曾对此作了回忆。当周被问及他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时，他总是边笑边答道：“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这一落落大方的回答使他的许多客人都感到欣慰。他的话让人感到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其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他还给予蒋介石一定的评价。“以委员长的经验和精神，他可以领导全国走向胜利。”但在 1938 年 4 月，一件糟糕的事使他震惊。张国煮从延安出走叛逃了，去为蒋介石服务。周恩来曾两次去找他，劝他改变主意，但遭到了张国杰的拒绝。周恩来不得不在武汉向他的同事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煮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后来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了回忆录，最后死在加拿大。
那时专家们一致认为“毛、周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那时谣言四起，称周恩来也可能象张国焘一样叛变。当有人间他是否将加入国民党时，他眨一眨眼睛，笑着答：“我对国民党能有什么用处呢？国民党从上至下都是能人。”结果是大家仍然在作各种猜测。但周恩来则忙于与朋友重叙旧情，他从不忘记结识过的人。他曾再次会见洛根鲁茨主教⑨，这位主教一直期待着周恩来将在某一天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鲁茨主教的女儿曾在 1987 年对我说过：周恩来和我父亲的思想竟是如此巧妙地吻合。
荷兰制片人伊文思⑩曾应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邀请来华拍电影。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1986 年伊文思在巴黎曾对我说了这段经历。“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电击了一般。突然之间，我们变得活跃起来。”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但周恩来告诫他说：“你在这里与人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周变成了另一个人，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的事，军事方面的情况，……他对任何事情都想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周恩来努力争取伊文思去延安拍电影。伊文思到了西安，但被挡在那里，国民党对他产生了怀疑。宋美龄突然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称拍电影的事取消了。后来周恩来在武汉又见了伊文思，他对伊说：“延安有制片人、演员、作家，但没有器材，没有摄影机，没有胶片。”伊文思告诉我，“我把摄影机，所有的胶片都送给了周思来，”现有的记录了早年延安岁月的影片是由于伊文思当时慷慨相助，才拍摄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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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延安发生了一桩风流韵事。从上海来的艺术家中有一位长相漂亮的女演员，名蓝苹(11)。毛泽东和她发生了恋爱，她也就搬进了毛的窑洞，当时延安常有这类罗曼史，因为 30 个男人中才有一位女性。有些领导人与他们的原配离了婚，娶了年轻标致的夫人。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但是蓝苹事件却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她夸耀与毛的关系，而毛又是党的领袖。毛的夫人贺子珍特别受人尊重，她是走完长征的仅有的三十名女性中的一位。长征中她受了重伤，在那段艰难的旅途中还生了孩子。蓝苹过去有情人，还有一个丈夫，……在上海时就认识她的著名电影导演司徒慧敏(12)曾对我说过：“她去了谁的家里，过后那家的夫妇难得吵架。”
政治局开了会，讨论可否同意毛与蓝苹结婚（在与贺子珍离婚后）。会议让周恩来先去调查，周为此向在香港的廖承志发了电报。蓝苹的政治背景究竟怎样呢？送来的报告对她不利(13)。但蓝苹有个朋友，他就是康生。康生和她是同乡，了解她的童年。他是社会部的头头，负责党员的档案。他给她开了一张清白的证明。这样毛就可以与贺离婚，然后与蓝苹结婚了。他将她的名字改为江青。政治局特别规定毛的新夫人可以“关心和照料”主席，但不得担任正式职务。江青永远忘不了这一点。她将永远不会宽恕那些在1938 年延安这座窑城里反对过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人。30 年后，她将进行报复。
统一战线的黄金时代快要到头了。裂痕已经公开化。正当共产党人在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方面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的秘密警察也在加紧骚扰和逮捕无辜。周恩来在暗中争取“中间势力”的胜利使蒋介石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日益愤愤不满。周向延安作了汇报。“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再指望蒋我之间不发生冲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特别因为持久战的局面将持续好几年。”不可能轻易地、马上取得胜利。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已遭封闭，领导人被捕入狱。到处都建立了拘留营，称之为思想改造中心，由国民党的特别部队驻守。延安根据地再次被封锁了，蒋介石把他最优秀的将领胡宗南派驻西安。一些幼稚的西方记者去了西安后就受骗上当，一直以为这就是抗日的“前线”，而实际上是阻止任何人投奔共产党人，也是为将来与延安最后摊牌作准备。
日本人正向武汉推进，王明坚持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武汉，共产党的军队应该参加城市的保卫战。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曾说过，让日本人去占领城市……，他们越是深入内地，他们的有生力量就越加分散和薄弱。
6 月中旬《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署名为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人。文章具体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步骤和方法。
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政治局那时正在开着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党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的路线占了上风，武汉不必死守。毛让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在信中以通常那种挖苦的语言写道：“你的领导鼓舞了全国。”然后他要求蒋介石就“准备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日战……和两党的长期合作”与周恩来交换意见。
李德曾恶狠狠地写道：“毛想以彻头彻尾的欺骗企图同时代表两条路线……（共产国际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路线和他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军事成略的路线）。”
在这件事情上不存在欺骗。蒋介石诡计多端，不会因为言辞动听而上当，而毛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可是毛泽东对王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长江局解散了，新设了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包括中国的西南数省，四川和云南，华南的广东和广西省及香港。该局管辖的区域辽阔，其工作包括组织地下工作，联络并在大、中院校内开展争取“中间势力”同情者的工作。
9 月，情况越来越清楚了，虽然蒋介石宣布决心保卫武汉，但他却在为撤退至四川省作准备。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了华南的广州；10 月 25 日日军抵达武汉。毛泽东评论说：“日本人的战线拉得太长了。进一步发展红色根据地的时候到了，……他们只占领了城市，广大的农村是属于我们的。”
蒋介石从武汉迁往重庆是第二次长途跋涉的大迁都，政府大转移。一切都是分几步进行的。因为我也在这次大撤退的行列之中，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周恩来和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那些没有提前撤离的人员）也和蒋一样走了一条迁回曲折的路线。当时我跟着丈夫，他跟着蒋介石一起撤退，先从武汉到长沙，再去桂林，然后北上至重庆(14)。从长江走水路应该更好办些，但将每日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不少船只就是这样被炸沉的。人们因此选择了陆路，当然更艰苦些。(15)
周恩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从武汉撤到了长沙，在那里见到了从广州撤出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作家夏衍(16)在他的回忆录中及与我的谈话中告诉我，周恩来是怎样安排他们留在桂林的。广西省主席李济深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却是他的朋友和靠得住的人。周恩来曾说过：“艺术家、演员和战斗部队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必须把他们照顾好。”
长沙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成千上万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许多人还准备再走。11 月 13 日凌晨突然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作出放火的决定是为了不把长沙留给正向此地进犯的日本人。放火是政府的“命令”，但可怜的市民们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许多人在大火中丧生，他们的房屋被烧毁。周恩来、叶剑英也突然发现他们的住房被泼上了汽油并点着了火。虽然他们逃脱了，但周对此极为气愤，谴责这一对人民缺乏感情的不人道行为。大火后他又在城里组织救援工作。蒋介石否认曾下令纵火焚烧长沙，倒霉的长沙地方官军警负责人成了替罪羊，被处决了。
12 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邓颖超已先期抵达，正在那里等他。先到的还有诗人郭沫若，他的原籍就是四川。周恩来曾说过一句妙语：“我们现在到了勇士和诗人的故乡了。”郭沫若答称：“要多少心血、多少痛苦才能写出一首诗来。可为了一把米，付出的还要多得多。”四川称为天府之国，是一个极为富饶的省份。即使是饥荒的年月还有余粮养活其他各省。现在又添了一个新的负担，四川人民将要为从日本占领的省份逃难而来的二、三千万张嘴提供口粮。
重庆是一处岩石呷角，突出在长江和它美丽的支流嘉陵江之间。夏天是火炉，冬天是终日迷雾的鬼域。江的两岸是升出水面 400 多英尺的悬崖峭壁。到处是百万难民栖生的茅房，象地衣一般吸附在陡峭的山坡上。那里几乎没有平路，多数道路都象台阶似的小道，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国民党政府迁都到这里之后，修筑了一些柏油路，汽车也多起来了，在高地上盖起了楼房，在山坡上炸出了一些防空洞。周恩来的办事处和住所设在曾家岩 50 号。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嘴 52 号，《新华日报》社设在虎头岩。
曾家岩 50 号是一幢 3 层楼房，楼房第二层和楼房外的左右两侧都为军统戴笠的特务所占用。楼房的所有窗户都面朝庭院，没有朝向大街的窗户。顶楼没有窗，叶剑英就住在那里。有一次闷热的盛夏，为了透气，他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使水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那一天周恩来在屋里打着伞会客。
1939 年，周恩来的最大担扰是国民党搞磨擦不断升级。他关心的重要问题是新四军的活动。1939 年 1 月 25 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写信给蒋介石说：“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但是同时号召在敌后发展力量，共产党人正在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充军队……。1937 年时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约 45000 多人。到 1940 年，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 50 万人和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1939 年的新四军已达 40000 人。超过了双方同意的 12000 人。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驻扎了大批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无异是对国民党的挑战，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地区也布置了重兵。尽管蒋介石正进行封锁，新四军还是向江苏、湖南等省及长江以南地区渗透。在蒋介石——也是周恩来——的故乡浙江省也有了新四军。
周恩来返回延安与毛泽东就新四军问题进行了磋商，然后前往安徽，来到了新四军总部的径县。他在径县见了他的好友叶挺和政委项英。项英是个好人，但却粗鲁，刚愎自用。项英对向南发展特别热心，他认为日军将很快向南方数省推进……。周恩来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强烈要求他北上，进入皖北地区。“你应该北上，那里的国民党力量较弱。还可以向东作战，在日军占领的沿海地区行动。”如果向南发展，“红军就不能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它要成为土改和宣传教育的工具。”这就是说必须是游击支队，正规军不行。周说皖北的国民党守将顾祝同尚“友好”。
周恩来还去了浙江省，名义是去绍兴探亲，真正的目的是搞调查。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祖先的墓地扫了墓。他在供着祖先牌位的词堂里参加了仪式，在家谱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以及在淮安出生的两个弟弟的姓名。他发表了祭文，在三千年前从洪荒中拯救了华夏的大禹的碑前祭了祖。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对祖宗传下的仪式如此谙熟，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到重庆之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可能出事。新四军暴露无遗、毫不隐蔽……，而且处在敏感地区，那里被蒋介石视为自己的领地。(17)
周恩来的父亲贻能到了重庆。他的儿子对他非常尊敬，但却显得疏远。两人的思想根本不合拍。但周恩来从招待党员家属的住房中给他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间，并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支付了住宿费。贻能对他儿子的俭朴生活感到吃惊。他死于 1942 年，丧事办得简朴而悄无声息，就象他的一生也是那样的简朴和悄无声息(18)。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她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1938 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汉陷落时她不愿与女儿一起走。“我自己有办法。”她和其他难民一起徒步跋涉。走了整整一年，1939年才抵达重庆。她死于 1940 年。
就在第二次统一战线期间，周恩来为将来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础。他与城内的外交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官包括博学的美国大使高思，美国使馆武官包瑞德，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和英国使馆的其他官员。在他的周围有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龚普生、乔冠华、龚澎等等(19)。”我们应该造成一种国际影响。我们需要有知识的人与美国、欧洲打交道。”龚普生曾受周恩来的派遣去了美国，她在那里和埃莉诺罗斯福交上了阴友。周恩来还让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给外国报刊写文章——她会好几种语言。他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花两个小时修改《新华日报》的文章和社论(20)。他发现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是一位很出色的编辑。他常对围着他提问的记者说：“去找梓年，他知道。”他虽不轻易地完全信赖某个人，但似乎非常信任潘粹年。周恩来甚至亲自修改过他的朋友郭沫若“为大众”写的剧本。他在桌上放着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因为他讨厌烟味，并常常因此而流鼻血。在他的晚年，流鼻血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龚澎曾对他说，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周恩来便把禁烟牌撤了。
当时任记者的吴全衡(21)曾写了一篇关于延安的文章，说“现在草已绿了，到处是鲜花。”周恩来嚷嚷地对她说：“克里空——胡扯。”“延安的春天缺水，根本不会有一片草叶。”周恩来与《时代周刊》及《生活》杂志驻重庆的代表、已故的西奥多怀特交上了朋友。一次特迪（西奥多怀特的呢称——译注）曾应邀去周恩来住处赴宴，周的工作人员觉得最好的一道菜是焦黄香脆的烤乳猪。特迪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这下让周恩来的陪同人员十分尴尬。但是周恩来扭转了局面，使大家都没丢脸。他用筷子指着乳猪说：“特迪，你觉得这是猪，在别处它是猪，但我们这儿是中国，这不是诸而是鸭子。”特迪终于吃了一小片”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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