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和新四军之间的磨擦不断升级，一场重大的冲突终于曝发，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抗议和谴责文章。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此人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时曾将汪精卫从意大利召回——对周说：“这是因为新四军收容了我军的逃兵。”这也许是实际情况。那时国民党的士兵都是些从庄稼地里拉来，然后用链条铐在一起押送到兵营的农民。他们不但报酬微薄，而且经常遭受军官的打骂(22)。
周恩来于 6 月返回延安，就新的局势，包括欧洲战争爆发前的形势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向中央党校的干部们讲一次话。“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学校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周恩来得骑马去。途中马肚带断了，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了右臂骨折。不少书里都说周恩来之所以坠马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新夫人江青所骑的那匹马突然转向，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但我又曾听当年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说：“江青那时不在场。有人叫我去给周恩来诊治伤情。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一支印度医疗队，但我们都不是搞骨折专科的。”不知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最后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蒋介石为了表示关心，派他的私人飞机接周恩来、邓颖超、养女孙维世，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和蔡畅一起去乌鲁木齐，然后由苏联飞机接往莫斯科(23)。
周恩来住在苏联专为高干治病的克里姆林官医院。外科医生们就他复杂的骨折会诊后提了几个方案。“国内工作很忙，时间紧迫。你们可以按费时最短的方案治疗。”他的右臂终于恢复了功能，但时处只能略微屈伸。后来人们对他半伸的手也习以为常了。为了使手臂有力，周恩来每天在午饭后打15 分钟乒乓球。
他到莫斯科来不完全是为了治病，也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研究解决中苏关系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24)。那时候，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概念是十分淡漠的。虽然法国曾侈谈自由和博爱，不到最后一刻它是不会放弃它的殖民地的——而且往往要经过一场血战。同样，苏联虽然标榜自己反殖民主义，但在行动上仍然是沙皇专制那一套。
遵义会议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王明仍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仍然占着政治局的位子。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观点。他十分明确但又非常策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个独立的共产党、有权确定自己的政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说周恩来带去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信中对李德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封信是对共产国际的每一项指示提出疑问的前奏。周恩来就中国的形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长达 100 页的报告。作口头报告时一口气要讲四至五个小时，并用地图、草图、图表等说明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情况。他还谈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思想及其重要意义。他概述了扩大农村红色根据地的计划。他的翻译师哲写道：“他常在阐述自己意见前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这样的。’”
反应又是如何呢？“听众们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这是一种他们很不熟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说理方法。中国人的姓名，地理情况，事情的错综复杂性……一切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难以理解。周恩来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充满了优越感但却对中国缺乏了解又毫无实践经验的庸庸碌碌者。唯一听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后来与周思来一起到了中国。他的听众中有季米特洛夫，芬兰的库西宁，法国的马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德国的皮克……。法国代表马尔蒂曾说过：“就象一部长篇小说，里边的人物实在太多。我常乱了头绪……。”翻译师哲曾以委婉的措词说过：“他们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形势。”
没有辩论。没有人能够面对如此大量雄辩的事实提出反驳。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曾明智他说过，“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能力对付这样复杂的局面，”季米特洛夫曾“与周恩来热烈地握手”。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口头通知了周恩来，周边听师哲的译文边将内容在本上记下来。师哲后来写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议，因为它使中共中央在自己作主上有了回旋余地……共产国际以往的一些决议是不恰当的，导致了党内的分歧。”姑且不论别的，周恩来至少已经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无能为力。这项决议”使毛泽东同志有可能在 1945 年的党代会上宣布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如果去掉模糊的辞藻，其实际意义是：由于该决议本身十分含糊，毛泽东终于有可能开始清除王明及其追随者了。
另外一桩事也对毛泽东很有利。巴威尔米夫发生了麻烦。他成了“fan革命”。米夫的下台也使那些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的名声黯然失色，其中就有王明，共产国际的决议用词含糊，它所讲的“团结”可能指的是与蒋介石的团结。但周恩来巧妙地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就是指团结，但并不是指与党外力量的合二而一，也不是指一切都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毛泽东还在信中要求共产国际开除李德。但执委会最后决定，如果李德的意见是错误的，“中国同志不必一切照办。”这种说法显得有些虚伪，叶挺就是因为在 1927 年 12 月在处理广州公社问题上与纽曼（曾译诺伊曼——译注）意见相左而遭到排斥，李立三也因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而被降职。
中共中央委员陈郁在 1928 年与王明发生冲突，因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普通工人，一于就是 12 年。周恩来终于使他得到解放，并带他一起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安排他们的养女孙维世留下在斯但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他们在 1940 年 3 月回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周恩来受到了当地军阀(25)的迎接和宴请。这个军阀几年后竟杀害了毛泽东的兄弟。一行人后来坐卡车回到延安。沿途停留时每次都受到了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迎送。师哲写道：“当他们听说是周恩来，都来表示敬意，……他们非常崇拜他。”到了延安后，周花了几个星期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邓颖超为此只得独自去重庆。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她承担了办事处的部分日常工作，还为《新华日报》写稿。
毛泽东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不必再严格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一点可从 1940 年 5 月他发表的指示令中看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向前发展，发展游击根据地，扩大军队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然这一指示会使脆弱的统一战线变得更加紧张，但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已不太在乎了。可是周恩来仍在从事统战工作，至少使人觉得他仍在这样做。也许他对毛泽东那种强硬的立场有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于 5 月底回到重庆，继续就滥捕无辜、搜查住宅和制造磨擦提出抗议，同时仍然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态度。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40 年 6 月法国的沦陷使中国战场的前景发生了变化。德国驻重庆的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一份希特勒的电报，要求蒋与日本靖和。蒋介石对希特勒十分崇拜，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他的蓝衣社党徒的教科书。作为对策，莫斯科提出愿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恩来在党报上猛烈抨击了“投降主义分子”和“通敌分子”。7 月 7 日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他在重庆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我国必须努力在外交上采取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在内政上力求进步，在国内团结上力求改善与巩固……”这是一个机敏的、干练的外交家的语言。但是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的冲突，周恩来命令游击部队“只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活动，但同时指出这一条不适用于华北地区，因为自 1937 年以来，一直只有红军在那里组织军事活动。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所担心的主要是华中和华南地区，新四军再次得到命令，在扩军时要谨慎行事。
经延安的政治局和军委同意，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对日开展一场大的游击战攻势，目的是破坏铁路、公路运输线，骚扰日本驻军，打击汉奸。聂荣臻的根据地参加了上述军事行动，他说这次攻势是由彭德怀领导的，彭和往常一样是想“动真格的”(26)。毛泽东的最初计划则是一种配合良好的游击攻势，由小股部队进行伏击、搞破坏，使日军和运输线瘫痪。彭德怀的行动使毛泽东的计划变了样。聂荣臻写道：“胜利冲昏了头脑。”彭石穿动用了 20 万兵力，后来称为“百团大战”。战斗中刀刃相见，主动出击，正面进攻。战斗中牺牲惨重。这一冒险行动遭到了日军的全面报复。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共产党地区的大片土地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和后备人员补充的巨大困难。
毛泽东大为愤慨，把彭德怀骂了好几天(27)。周恩来没有骂街。他提出警告：“反共的高潮即将来临。”蒋介石现在已经看到了八路军的力量。他说：“我养肥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现在要来杀我了。”
1940 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让何应钦和白崇禧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所有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必须在该月月底前撤退至黄河以北。周恩来把这项最后通碟报回了延安。同时向中央建议，原则不能同意，但不要不理睬，须予答复。他提出两个方案。新四军主力部队向北撤，以便集结应战，在长江北的部队，随时准备战斗。第二方案是将皖南的部队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分散成小股的游击队，就地打游击。同时他又在“中间势力”中积极开展鼓动工作，准备发起一场舆论攻势。“所有的中间党派和人士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他要求朱德、彭德怀以及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共同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表示准备有条件北撤，但“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11 月 5 日延安复电同意部分北撤。周恩来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使蒋介石同意将北撤期限延长至 12 月 31 日，以避免双方军事摊牌。圣诞节，蒋介石邀请周恩来赴宴，与周握了手，感谢周在四年前救了他的命。他反复表示在“一月底之前”不对新四军采取行动。但是在宴会快结束时，两人对民主的含义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论。蒋介石目瞪口呆地对周恩来说：“我不是民主派？难道你认为我不民主吗？”(28)
毛泽东的态度仍然强硬，令人有点不解。“我们必须强调斗争，不是团结，……我们必须以二切方式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到 12 月底之前，大约已有 6 万新四军渡过了长江，约有 1 万人留在江南，有时挺军长，项英政委，还有干部学校和医务人员。新四军将北移的消息被国民党泄露，项英发现他们规定的撤退路线已被日军封锁。叶挺军长去找了当地的国民党党部讨论这件事。但他却在那里被扣押，屠杀事件终于发生了。约有 6000 多人被害，项英亦遇难。这件事发生在 1 月 6 日。
周恩来于卫月 7 日(29)得悉此事。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指示报社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事变的社论。当时他脸色苍白，声音因悲愤而发颤。他很快派王炳南、叶剑英去通知参政会的各党派人士；他派龚澎去通知外国记者，让王安娜去通知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当他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的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报纸被迫开天窗时，他挥笔写下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30)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国际舆论哗然。英国大使说：“这是可悲的事。”美国武官(31)也作了同样的表示。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这类悲伤的事件，这种援助将是无益的。国内外反应的强烈程度使蒋介石感到惊讶。他在 1 月 25 日表示这是一桩有关军纪的事。“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他命令解散新四军。
周恩来曾在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共之间没有和平，美国对华援助就不可能得到很好地使用，……。但当有人暗示蒋答应安全撤退是谎言时，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有人向委员长谎报军情。”他然后提出了解决该次事件的条件，其中一条是立即释放叶挺。2 月，他又在重庆一次数千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讲(32)，谴责那些“杀害了真正爱国者的凶手”，同时仍坚持“要向前看，继续努力去争取胜利。”我也去听了那次重庆的演讲，会场离我家不远。新四军并没有因此而解散，它的军部重新建立起来，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滥捕以及可能发生的暗害行动，周恩来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疏散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组织。他在桂林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写信给省主席李济深，让他照顾那里的艺术家们，保障他们的安全。南方局的干部也将进行疏散，有的返回延安，有的暂去海外，其他人则派往全国各地。周恩来说：“在条件成熟之前，……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地下秘密活动。不仅是中共党员，甚至许多非党同情者的情况也很危险……。”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在“中间势力”中施展他的影响。他参加了庆祝冯玉祥 60 大寿的活动，此人曾用水龙头给自己的士兵行施宗教洗礼。冯玉祥现在被认为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因为他没有跑到日本人那边去。周恩来与冯接近，请冯玉样为释放叶挺说话。当英国大使卡尔因另有任命而于 1942年 2 月离开重庆时，周恩来送给了他一把日本军刀，说刀是“英勇善战的叶挺军长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此后五年中，邓颖超一直照料着叶挺的夫人和女儿。
1941 年 4 月，月苏签订中立条约，类似苏联与纳粹德国两年前签订的条约，以免莫斯科遭到攻击。周恩来预测说：“现在日本将把矛头指向华南。”斯大林在摆脱了两面作战的担忧后，就能够将远东的部队调往西线战场。但这些部队没有赶上德国于 1941 年夏发动的攻势。
1941 年 12 月 8 比日本偷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从而把美国卷入了战争。中国战场因此成为罗斯福总统关注的中心。而在此以前，他的重点一直在欧洲战场。蒋介石惊喜若狂(33)，因为他肯定会获得大量的金钱和武器。但是美国人不愿看到国共之间交战。为此，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应有所收敛，巨大的裂痕必须予以掩饰。但在这表面的和谐和笑脸背后，两党都在为“战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进行着准备。
毛泽东在准备。现在莫斯科全力投入了对德作战，毛泽东可以进行党内改组了。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他自己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统一和巩固全党，引导党在战后征服全中国。所有供“整风”学习的文件——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以及已经上升为理论家的刘少奇的著作——都在 1942年 5 月送到了周恩来处。周恩来、邓颖超与《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以及南方局的人员一起举行了学习会。周恩来曾严肃他说过：“我需要学习，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写下了自己的行为准则，整顿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计划。周恩来和邓颖超本来应该返回延安，但周突然病了，住进了重庆附近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动了手术。这次是 1935 年时得的肝浓疡病的复发症。
1942 年初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为此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他的人员回来后即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其中有廖承志。廖直至 1945 年才获释。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便使办事处的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1943 年 6 月，周恩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 100 多名工作人员分乘几辆卡车离重庆，7 月 16 日到达延安。他们每个人都将受到审查，接受批评，整顿思想。周恩来也未能幸免。
注释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
② 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
③ 见胡杏芬著《李知凡太太》。
④ 埃德加斯诺叙述的他如何帮助邓颖超脱险的情节与邓颖超所讲的情节相矛盾。邓就斯诺书中的情节有出入一事找过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可能两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忆此事的。
⑤ 国民参政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光辉历史》，香港祖国出版社，1985 年出版。
⑥ 康岱沙，作者的朋友，作者还认识她的全家。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⑦ 郭沫若于 1937 年从日本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⑧ 1938 年 1 月 29 日周恩来就孩了剧团事致郭沫若函。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⑨ 鲁茨主教，作者曾以书面和口头方式采访过他的儿子与女儿。
⑩ 伊文思，作者的朋友，《伊文思和中国》一书（新世界出版社，1983年版）描述了他生平的片断。关于未美龄的电报，参见伊文思文档。韩素音文档亦存有伊文思提供的副本。
(11)蓝苹，即江青。见罗斯特里尔著《白骨精》，威廉莫罗（WiliamMorrow）出版社，1984 年出版。
(12)司徒慧敏，电影导演，作者的朋友。作者曾就中国的电影发展采访过他，采访时他谈及了毛泽东夫人江青年轻时在上海的情况。他曾遭到她的迫害，详情参见审判“四人帮”时他提供的证词。1987 年去世。
(13)作者访问廖承志谈话记录。
(14)见韩素音著《目的地是重庆》。
(15)当时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坐船从武汉逆流而上去重庆。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政府的其他船只也同样被炸，有的沉没。
(16)夏衍。作家和评论家，与作者是多年的朋友，见《周恩来年惜》，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7)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韩素音文档中关于这次访问的特别文件，手抄本。
(18)周恩来的父亲是在新四军驻淮安的特工人员帮助下来到重庆的。
(19)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20)有关新华日报历史的回忆。韩素音文档。
(21)吴全衡，作者的朋友。宋庆龄基金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胡绳的夫人。在重庆时作为女报人与周恩来共事三年。
(22)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23)(24)师哲的回忆录：《周恩来 1939—40 年的莫斯科之行》。另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25)新疆军阀指盛世才。
(26)聂荣臻回忆录中有关建立根据地的部分。
(27)见本书第二部分有关庐山会议上毛与彭矛盾公开化的章节。韩素音文档，手抄本。(28)见西奥多怀特所述的故事。
(29)《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30)“江南一时”指叶挺。
(31)美国武官包瑞德，作者的朋友。见下一章“美军观察组”。
(32)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
(33)见韩素音著《无鸟的夏天》。作者当时正在重庆，目睹了蒋介石对珍珠港事件兴高采烈的情景：“我们终于让那些大个子站在我们一边了。”
第十一章 和战之间（1943—1947）
——1943 年 7 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延安
——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
——周对批判作出答辩，终于得到了解脱
——1943 年 8 月站出来为那些受康生调查而遭迫害的人说话
——1944 年坚持继续发展统一战线
——1943 年至 1944 年，向干部讲授党史和毛泽东思想
——1944 年 7 月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
——1944 年 11 月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
——与赫尔利和包瑞德上校飞回重庆
——1944 年底蒋介石拒绝修改协定，坚持要控制红军
——1945 年周返回重庆，继续谈判
——1945 年 4 月七大会议上毛被神化
——1945 年 8 月至 10 月毛和蒋在重庆会谈
——1946 年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赴华，阻止内战
——1946 年底乔治马歇尔的任务以失败告终
——周在上海恢复与各方的联系
——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冲突扩大
——1946 年冬周返回延安
周恩来、邓颖超和 100 多名工作人员于 1943 年夏抵达延安，受到了他们的挚友蔡畅和她丈夫李富春的迎接。周和他们是在法国相识的，后来成了生死之交。周回来后立即成为大批判的目标。他对 1921 年入党后的言行都进行了反思。“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这是我所采访的一位妇女在谈及 1942 年至 1944 年底的整风运动时对我说的话①。这场运动以 1945 年毛被神化而告终。
我采访的另一个人告诉我：“在这些批判会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党的历史。我们中很多人都不明真相。开过这些会后，谁都不会再去反他。”
毛泽东发起的这场称为整风的整党运动，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不仅仅是为了清除王明之类的反对派。他的观点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救世主，以便在抗战后统治全中国。他确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有自己模式的共产主义。他为此而进行了奋斗，从 1935 年抵达陕甘宁边区后一直从事理论写作。②“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因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的形式。他是第一个认识到，革命必须首先适应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能对自身的文化有所改造。③他在掌握时机上很走运，或者说相当机灵。因为 1942 年夏苏联正与德国交战，而 1943 年中共产国际解散了，从而使这场整风运动不会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反对和阻力，使运动得以清除中国党内所有残余的亲苏分子。人们有理由认为，既然周恩来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指出，毛泽东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主权，那么在延安周应该属于支持毛的这一派，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虽然 1935 年他在遵义曾对王明、博古的路线投了反对票，支持了毛泽东，但却拒绝排斥这两个人及他们的同伴。他说过，“他们还是同志。”周这样做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从不鞭挞、辱骂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他曾不顾巴威尔米夫的反对而去帮助李立三。这种绝不为了个人利益而让别人遭殃的精神是周恩来的美德，对他的言行进行任何批判都不能使这一美德逊色。这一品德使他在同事中与众不同，使他赢得了周围每个人的爱戴与敬仰。
但在当时这一点却不起作用。他的主要批判人对此也无动于衷。在 80年代的今天，那些曾经读过至今尚未公开的那份指控周恩来文件的人告诉我：“和文化大革命时一样糟，如果不是更槽的活。”周所做的一切都被歪曲成对毛怀有恶毒的目的。在这些骇人的控告中，周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怀有恶意，而这种指控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
在如何处理同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以及派八路军去保卫太原④等问题上周与毛有不同意见，都成为批判周的理由。
刘少奇当时已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著作与毛的著作一样是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材料。他在这时特别热衷于抬高毛，正是刘少奇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喜剧中造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22 年后，在神化毛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刘本人成为这场革命的目标。
这时有一个跳槽的人，就是那个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飞回来并促成毛与蓝苹（即江青）之间罗曼史的那个康生。他负责内部保卫工作和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他现在抛弃了王明，他想打击周恩来。
周在党内不搞宗派。他所领导的南方局部在蒋管区，参加革命的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者，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登载一些文章，攻击“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周和邓颖超都明确他说过，对这些党员来说“阶级出身”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以此划线。
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⑤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那些话是一模一样的糟。”反对周的第一个论点是周恩来曾同王明和博古在武汉以及后来在重庆的办事处里共事过。王明在武汉时曾企图反毛，另立新的“中心”。他甚至向中央委员们下指示，发号施令。
此外，还有人批判周恩来是一个”帮了教条主义大忙的……经验主义分子。”教条主义指的是王明。在 1937 年后期太原军事反击战中，周恩来曾设法利用山西军阀的部队去抗日，并开始为某些部队办训练班。他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做的。他曾对某军阀说过：“我们善于打侧面的遭遇战。”那时与周持不同意见的人曾设法让八路军“单独干”。周恩来在发给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透露了他与这种意见的分歧。可见对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指责周恩来曾在王明发起的“誓死保卫武汉”的告示上签了字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曾有一段时间，王明甚至代毛签字，可能这次也是王明代签237的。这段话是 1988 年我在北京采访一位从事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人告诉我的。
新四军问题是反周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新四军没能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以“正规部队方式行事。难道这是周的过错吗？”⑥学者们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对周批得很凶。
审查还涉及 1928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周恩来在一次大型的干部集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在关于如何评价六大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负主要责任者之一。目前在延安还有九位同志，当时部参加了。
1939 年秋周恩来曾去苏联，部分原因是治手臂的伤，同时也为了与共产国际会谈。有人把这件事也提了出来。周说他去苏联是向共产国际谈长征初期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还有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是毛泽东拯救了参加长征的人。这些与翻译师哲向我们谈及周恩来在莫斯科的谈话内容是相吻合的。他谈得很巧妙，最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毛在党内居主要地位。
有机会看到许多至今仍属保密文件的研究人员在 1988 年告诉我：“周恩来对这些批判会处理十分得体，使那些对他的批判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对周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六周。
康生为了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搞了一场长达十个月的“抢救运动”，这场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党性和党的凝聚力。在 40 年之后的 80 年代，我还能感到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压那些怀疑对象，要他们但白交代，然后把交代材料作为证据。”审讯时逼供的方法是中世纪式的，使用了酷刑。他曾向那些惊恐万状的干部吼叫：“我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来杀我们？你们是没东西吃吗？你们想要的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你们还发牢骚，搞阴谋，……”他这么说是因为确有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写了一些批评文章。这些人不适应中国贫穷农村存在的原始生活和粗鲁武断的作风。康生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渗透进来的分子，……各个组织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还限定具体的指标。一位幸存下来的当年的“罪犯”告诉我说：“有些人坦白承认了一些他们根本没有干过的事，……他们迫使自己相信是犯了罪的人，……真是出奇。”
周恩来出面进行了干预。陈毅也说话了，他直接找了毛泽东发了一通火。“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周挽救了那时还很年轻的陈慕华，她后来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行长。她被指责为特务，理由是她的一个叔叔是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是知识分子而被定为特务、叛徒、fan革命分子。北方局却几乎没有触及。
康生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他把责任推给底下的人，说他们热心过分。这时他已被称为弥勒佛的李克农取代了。许多干部恢复了工作。毛本人也在两次大会上就过火行为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得到解放。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谈到党的历史时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⑦但他拒绝当时已经开始的对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吹捧。一次在党校做的报告中他曾谈到，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也要从经验中学习，比如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认识的。他说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⑧他还引了毛在一封信中的话来支持这个论点。他对同志们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⑨
他批评了王明，但很有分寸。也许是由于周的缘故，王明、博古还有国际路线派的其他人才未遭清洗。直至 1956 年王明主动要求去莫斯科前，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莫斯科。
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的诗歌和文章。例如，当时的气氛从一位著名诗人⑩写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只要毛泽东出现在人群中，立即掌声雷动，……他时时刻刻都在沉思，一手推倒敌人，一手迎来更多的朋友。……”
在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政策上，周恩来是与毛有过争论的。他不参与别人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但却坚信对待国民党应与战争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一井考虑。当时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共有兴趣，因为美国记者们报道称共产党部队是唯一对日作战的部队，而蒋介石拿了美国人的钱却不打仗。但周恩来坚持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蒋。所以尽管反共磨擦和对延安的封锁并未停止，统一战线仍必须是党的纲领，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它表明了中共的善意。“人民希望和平，……他们希望民主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在平等和互让的基础上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应该让人们认为合作就是合并。……”
周恩来是否真正认为有可能与蒋搞联合政府呢？他当然为此竭尽了全力，以使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于美国的出现，现在更有必要保持各种可能的选择。美国似乎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是对付日本的最终武器。美国人会不会考虑与抗日干得出色的共产党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呢？
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了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孙于 1925 年 3 月12 日逝世。这是为了在国民党内那些仍然追随这一伟人的人中争取人心。6月，他邀请驻重庆的中、西方记者访问延安。即使去者寥寥无几，报纸仍然可以宣传一番，事情果然如此。7 月 4 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一项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大会。
周恩来有 15 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的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这期间不断地与国民党就新闻检查、查封和滥捕无辜发生冲突。王炳南向周通报全部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他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他还让王搞点盘尼西林，因为王稼祥在长征中两腿受伤后一直需要这种药品。周在信中这么写道：“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感谢王“送来的材料及 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还有一笔感人的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邓颖超在延安的菜园子似乎获得了大丰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6 月来访使共产党人感到是对他们有利的变化。美国记者们写了不少关于蒋介石和他如何指挥军队的报道，内容对蒋毫不客气。史迪威中将受罗斯福的派遣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但觉得无法与这位委员长共事，蒋亦有同感。罗斯福 1943 年在开罗对蒋所作的许诺后来在德黑兰（194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被取消了，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华莱士前来进行调查访问时，带来了罗斯福的亲笔信，要求蒋同意美国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蒋勉强同意了。这支由曾在华工作多年的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11)于 7 月 17 日坐飞机出发。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却安然无恙。这次事件也同时使双方热乎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当时在机场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丢了面子。”那天晚上为观察组举行的宴会上，周说：“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这架飞机就是英雄。”
延安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坦诚、平等作风，八路军人强马壮，严守纪律，电台的高工作效率，一切的一切都给美国人留下了印象，同时产生了感情上的影响。这与重庆的贪官污电对待穷人的冷酷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不是什么部好，但我们全力以赴。”周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话令人信服。他冷静评论蒋介石，说这个人“还不坏”，但却“在派系中随波逐流，……周围是一批不出好主意的无能之辈，……”但他不认为蒋的政府会马上垮台。谢伟恩、包瑞德和观察组的其他成员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是挺不错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却成了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包瑞德后来写道：“我在 1944 年犯下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共看作是美国的敌人，……我把他们主要当作与我们共同抗日的盟友，……”
周恩来告诉美国人，他的希望是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能够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表示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 2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和周为中国设想的蓝图类似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将忙于自身的重建。我们准备作出让步。”周恩来曾经说道：“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将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周恩来将为之而进行奋斗，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毛越来越偏离这一计划。中国在 80 年代的“开放”应归功于邓小平，但实际上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就有这种想法了。
美军观察组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时候，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已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反复无常。这位年迈总统的变幻莫测令他的下属感到吃惊，但人人都缄口不言。罗斯福的思想集中在与斯大林进行对话上，他认为战后世界的稳定是一件应由他与俄国人商定的事。他现在认为有权可以根据他自己掌管世界的想法去分配其他国家的领土。戴高乐就对他关于分割法国的建议十分反感。当美国总统同意将满洲的中国港口大连这个全天候的不冻港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让给苏联时，斯大林是很高兴的。这种国际监督意味着美国和苏联的监督。罗斯福还同意俄国人可拥有满洲的铁路权，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埃德加斯诺在华盛顿采访罗斯福时感到迷惑不解。“我十分清楚地得到这种印象，他是在考虑两个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中国，另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南方中国。”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就是美国总统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欧洲分裂了，后来雅尔塔协定中的“秘密条款”使斯大林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可以向满洲派兵。而五年之后则轮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斯大林吐出中国领土这份“礼物”，而这礼物是罗斯福如此慷慨地送给克里姆林官头头们的。
美军观察组使周恩来得到了希望，也许是奢望。罗斯福在 11 月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作为他的特使。数周后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任务是了解一下，中国要在战后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需要干些什么事。包瑞德曾对他的这次冒险式的延安之行有过一段描述。“那是 11 月 7 日的下午，周恩来和我还有一大群人都前去迎接重庆飞机的到来，……机舱口出现了一位高个子、满头银发、长得挺帅的军人，……他就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没有人想到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他准备访问延安。”周问道：“他是谁？”包瑞德作了回答，周听后倒吸了一口气。”请让他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毛主席请来。”周恩来说完后一溜烟地走了，很快就和毛泽东一起坐了辆小救护车回来了。“赫尔利挺了挺胸，显得更为高大，发出了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呼叫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脸上的表情。”
赫尔利拿出了与蒋磋商后起草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条协定草案。草案明显地带有美国的味道，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知周在此时此刻是否还能记得他在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也曾用过这些话作为报头。
毛很气愤。他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蒋介石调动了他 196 万 5 千名部队中的 77 万 9 千人来封锁我们。”赫尔利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同意重新起草这一文件。主要一点是红军将不受蒋的控制。其他条文大致重复了 1937年以后就提过的要求，包括在政府中要有各党派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等。
周恩来与赫尔利及包瑞德一起回到重庆。现在该轮到蒋介石发火了，他在几天后向赫尔利送交了他的反建议。主要变动之处是，改编中共军队并入国民党军，中共放弃对他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让蒋介石拿着刀来杀我们。”周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于是又搞了第三个文本，提出可以让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周说他必须与毛商量。他与包瑞德随即准备飞回延安。
在飞机上，周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他对包瑞德说：“我觉得我们偏离航线了。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我们正朝西飞，应该往北。让你的飞行员作180 度转弯后向前飞近一条河时再一直向北。”飞行员照办了。当延安修长的宝塔出现在视线中时，这位美国飞行员和包瑞德都发出了欢呼声。包瑞德对此印象很深。
毛读了新的草案后十分气愤，断然予以拒绝。周多次对包瑞德说：“把我们的军队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他就可以任意摆布我们。”包瑞德返回重庆，向赫尔利作了汇报。赫尔利听后对毛很气愤，咆哮如雷说毛把他骗了。因为是赫尔利本人和毛一起在第一次的修改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此时要不认帐恐怕是办不到的。12 月底，周恩来在一封给美国武官的信中提议，毛泽东和他应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周有些欠慎重，他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贬低了赫尔利：“我不信任他……”赫尔利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反应是认为这项建议无关紧要，未予理采。后来赫尔利要求再次去延安与毛会谈，遭到了毛的拒绝。毛认为事情已无可挽回。恩来还相信存在某种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毛泽东已不再指望了。战争，唯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罗斯福于 4 月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立即发现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不少新的领土。冷战，这个雅尔塔之后恐慌的产物，开始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萌生，井将导致麦卡锡主义。
1945 年 4 月，中共在七大上确认了毛的最高权威。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刘少奇成了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周排在朱德之后，名列第四。朱德被确认为总司令。由于刘的北方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损失不大，所以仍然是很强大的，不少干部都随着刘少奇而得到提拨。当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反过来了。追随刘的人，无论是什么级别，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康生在确定刘的追随者名单并予以清洗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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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继续在知识分子中组织“第二条战线”。他非常了解他们要求和平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他也明白中共已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武器和援助。赫尔利己建议国内只向蒋介石提供美式武器。“赫尔利难道不知道蒋介石将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吗？”
也许只有在会谈桌上周恩来才能争取到时间。共产党军队需要时间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王炳南曾说过：“就象夹住了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的小指头那样，使他动弹不得。”一位国民党的官员也曾说过：“让周恩来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让共产党赢得大陆。”当时中国的所有小党派已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周恩来说服他们在春天与中共签订一个协定，保证不屈从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或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先与中共进行商量。
1945 年 8 月，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了，……苏联于 8 月 8 日对日宣战，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头一天，8 月 14 日，蒋介石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批准了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的关于大连港和满洲铁路的秘密条款。周恩来曾表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
赫尔利曾指责国务院官员和驻华军官夸大了共产党人的重要性，现在他更加确信，蒋和斯大林签订条约之后，中共就不得不妥协。他不了解毛，也不了解周恩来。
8 月 10 日日本请求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六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八路军——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进军令。毛泽东、朱德、其他军事指挥员还有周恩来已经为以后的战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个可以称之为“反击”的具体细节都是由周恩来处理的。周恩来起草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向原日占区进军，收缴枪枝弹药，就地接受日军投降。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就如何对待被俘的敌方人员和汉奸作了规定。这时苏联军队已开进满洲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周恩来还就如何对待苏军作了规定。满洲自然成了“反击”的目标。没有军乐，没有欢送仪式，士兵们徒步快速行军。所到之处都有事先得到通知的游击队、民兵安排他们的食宿。他们穿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分怖在华北各地的红色基地。蒋介石曾命令朱德停止部队的前进，但朱未予置理。
8 月 14 日蒋介石与莫斯科签订了和平条约，就在同一天蒋向毛泽东发了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拒绝了。
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立即引起了反应。“不要战争，不要战争，……1913 年以来，已打了 32 年的仗，……军阀混战，内战，抗日战争，……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们要和平，……”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也许毛应该接受邀请。蒋介石于 8 月 20 日又发了一份更长的电报，毛泽东答复称周恩来可以前往谈判。学者和知识分子惊喜若狂。他们写信，还到曾家岩 50 号去拜访。毛——蒋高级会谈可能带来预料的奇迹：出现联合政府和民主。《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希望。”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指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
人们可以想象：毛泽东看了他的同事一眼，也许对周这样说，“恩来，你很清楚我们必须打出个结果来。”而周呢，可能说：“对，可是，……我们应该表示，到了最后一刻，我们还在争取和平。……”
蒋介石于 8 月 23 日发了第三封电报。中国的习惯是凡事不过三，这应该是最后一封电报了。毛泽东同意了，复电称周恩来立即就去，他随后就到。帕特里克赫尔利现在又在中国的舞台上登场了，他飞往延安，陪毛泽东和周恩来坐他的飞机去重庆。8 月 28 日下午，机场上挤满了人群。毛泽东走下舷梯，头戴一顶法国式的太阳盔。周也许对毛说过：“戴制服帽显得军人气味十足，戴这顶太阳盔吧。”毛果然戴了这顶帽子。这顶太阳盔是通过有海外亲属的叶剑英搞到的。为了树立一种形象，周恩来让毛的扮相有点像孙中山，孙是常戴太阳盔的。
周恩来的最好的同事们都为此作好了准备。有当过海员的廖承志，他在1942 年被蒋介石打入狱中，数周前刚释放。在整个访问期间，周恩来一直紧随着毛，从不离开一步。他每天晚上亲自检查毛的卧室，沙发、坐椅都要试坐过，床要检查一遍，以防在床垫下藏有炸弹。他还监督为毛准备的食品和饮料。如果他事先没能检查过瓶里的酒来自何处，他往往从毛泽东的手中夺过酒杯自己先喝。就这样，他使毛脸上增辉，因为他知道毛的自负心理需要他这样做，他知道毛泽东每次看到杀害了他原配夫人的蒋介石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恨。这也是在向戴笠打招呼，让他不要搞小动作。蒋曾对这位特务头子说过：”戴笠，不要对人身采取行动。”但周恩来不抱侥幸。蒋介石曾想让毛泽东住进山洞林园，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那里比较凉快，四周都是树，可以开会，会见众多客人。但毛决定住进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每天从岩上爬上爬下。周在那里组织了各种会议，一次宣传活动，会见西方记者、中方记者、学者等等。蒋介石还让他的儿子经国拜访了毛。蒋经国是 1937 年回国的。
这次谈判似乎非常重要。有许许多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达成协议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值得讨论的。毛和蒋都很清楚，“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双方都根据规则在进行这场游戏，而同时双方军队都在奔向满洲。周坐在谈判桌上，不停地谈，……一讨论就是数小时。国民党发现了数十万农民武装。周不很友好他说，“看来你们并不了解农村。他们支持我们，并不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办了好事。”在谈判桌上，他偶尔赞同对方的论点，使他们无言以答。“对，也许我们有时不合逻辑，……但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我们能够纠正错误。”在这尔虞我诈的数周内，双方经常滥用诚意这个词。毛泽东在 10 月 12 日离开重庆，表示谈判是建设性的，但是“还有困难，不过能够克服。”
重庆“首脑会议”结束后三周，美军 11 月在华北的港口登陆，这些海军陆战队将在蒋介石的部队到达之前代蒋占领这些港口。蒋还要求斯大林在他的队伍准备就绪之前，不要从他所占领的满洲城市中撤军。许多国民党兵团由美国空军空运到这些城市。
1945 年年底，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而战斗已经打响。赫尔利辞职了(12)，由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接任，据认为他是个中国通。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别代表，企图实现停火，并再次提出成立民主政府的想法。司征雷登知道，他的不少学生，甚至那些在燕京唱诗班中歌颂弥赛亚的学生，现在都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一些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
周恩来为了对马歇尔的使命创造一种气氛，他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着重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他在发言中提出：
“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同时表示，共产党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
他也没有忘记呼吁释放张学良少帅和杨虎城及其家属。
“我们仍然希望和平。”但共军同时也在匆忙地奔向满洲，而国民党军队则只要能发现共产党游击队，就随时发起进攻。
周恩来与乔治马歇尔的第一次会面是“令人愉快的”。两人都对对方印象不错，同时都表示希望能实现和平解决。美国向军事独裁者蒋介石输送大量金钱和武器，也许就不再谈论民主改革了吧？
在马歇尔来华期间，周恩来曾尽最大的努力，使马歇尔相信共产党人是温和的，讲道理的。当时为他们做过翻译的朋友(13)向我谈起和马歇尔会谈的那段日子说：“周恩来总是要把每一次发言都弄得一清二楚。他要我们所有人把译成英语的内容从头再看一遍，逐字逐句地提出问题。对于马歇尔讲话的中译文也要作同样的推敲。他在重庆时就开始训练和培养了我们许多年青人，后来我们去南京和美国人谈判时也是这样。南方局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危险，他就会设法将我们转移到安全地点。大家每天工作 16 小时。白天都忙于开会，晚上他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他把白天谈判中所有关键之处再重复一遍。他从不知疲倦，我们中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去见他。他还花了许多时间帮助我们提高英语，告诉我们不但要学会去查字典，而且要从听力中掌握每个字的用法。我们个个都努力工作，而且逐渐都养成一种习惯，凡事提前作好准备，随时待命，因为如果周恩来了解了某种情况而工作人员还不知道时，他就会批评大家有惰性。他每时每刻都希望听到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读些西方杂志，报纸，……发现有新的内容就告诉我。’”
我有位朋友朱青，那时在陈毅身边做翻译工作。她随陈到济南会见马歇尔时，也为周翻过话。她也曾向我回忆起那时的往事。她说：“那时我才 22岁，刚刚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一切都很陌生。乍看到周副主席和其他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非常吃惊，我记得过去舞台上看到的穿西装戴呢帽的人都是汉奸。周副主席听到我这想法后说要紧的不是衣服。如果我们都穿上军装，别人就会闻到我们的火药味了”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说服马歇尔和其他人相信我党是独立的，对苏联不是唯命是从的。可是他仍然觉得我们是莫斯科的卫星。”
马歇尔是个有法律头脑的人。他想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具备实施法律的机制。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某种法律或政府能够管得住枪杆子。
1946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马歇尔与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由马歇尔、周恩来和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停战委员会监督下，停战执行小组得到授权，实行调停工作。停战执行小组被派往一些大城市，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去制止冲突。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国民党同意由一军事小组委员会按五比一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式改组军队。周恩来说：“也许现在和平有了希望。”马歇尔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在延安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群众欢迎，还为他专门谱了一首歌：“我们称颂你的伟大精神，你用你的力量去扑灭战火，啊，马歇尔将军……我们尊敬你。”
马歇尔被延安人的坦率和艰苦精神所感动。他问毛是否愿去南京，因为蒋那时已回到从前的国都南京了。毛以一种“朴素农民的”神情回答道：“只要蒋委员长叫我去，我就去。”马歇尔对此感到乐观。“我可以肯定，中国将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ji元。”接着他返回美国。就在他离华一个多月以后，即 4 月 18 日，大规模的战斗在东北爆发了。马歇尔在同一天回到中国，见到的是脸色严峻的周恩来和已经失控的局面。
蒋介石的武器装备等硬件迅速增加。他把军队扩充到 500 万，全部是美式装备。但在软件方面，他缺乏动力、献身精神、社会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综合力量，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却很占优势。蒋把军队派往或空运到各大城市，反而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孤立状态。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象大海一样终于淹没了他的军事堡垒。马歇尔还在谈判，安排停战和停火，司徒雷登呼吁蒋介石实行改革。马歇尔把他的飞机借给蒋介石供“视察”使用，但蒋却坐了这架飞机飞往东北的长春，他的军队已占领了该市。周恩来很气愤，他指责马歇尔偏心，与蒋串通一气。蒋还占领了哈尔滨，马歇尔曾抗议说这是违背最新的停战协定的，但无济干事。周沉痛地对马歇尔说：“事情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打了 20 年，现在看来还要打上 20 年。”
蒋管区通货膨胀，贪污盛行，人民普遍不满，社会动荡不安。知识界、各大院校在民主同盟的领导下多次举行集会和抗议游行。蒋和戴笠决定出动警察采取“镇压”行动。民盟在昆明某大学的两位教授会员以及其中一人的儿子遭到枪击，死在学校台阶上。周恩来郑重声明，这次暗杀是“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计划”的一部分。周恩来报告延安，要求为重要的党外人士、民盟和其他小党成员组织护卫队。8 月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停运武器七个月，以制止蒋介石不断进行的袭击。但他无力召回已经起航的运输船队。他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地位，但他是个好人。他游说于两支敌对的部队之间，而他代表的国家却只向其中的一方提供金钱、武器、飞机和其他装备。
那年夏天，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叶挺。叶在 1941 年被捕入狱，1946 年春才被释放。周亲自带了叶挺的女儿坐飞机离开延安，使父女在重庆相会。延安准备在 7 月为叶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叶挺、他的夫人以及孩子，还有博古、周恩来在法国时的老朋友玉若飞等一起坐飞机回延安。当时气候情况不错，美国飞行员也很有经验，可是后来飞机发生爆炸，没有生还者。龚澎说：“周恩来痛哭失声。”后来他写了一篇祭文，悼念每位死难者，包括为了“这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的英勇的美国飞行员。邓颖超也悲痛欲绝，因为她照料这位女孩子已有好几个月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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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行在南京，住的那幢小楼位于梅园新村。庭院里有果树，外面有一圈杜鹃花的树篱。和以往一样，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招待会需要他们去参加，邓颖超又穿上节日的服装。但为了对马歇尔表示不满，周恩来和颖超在 7 月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上海已为周恩来找了一所洋房。龚澎和龚普生的三妹夫在上海有点房产，他让出了这座小楼给周恩来使用。邻居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小洋房座落在法租界的马斯南路（现名思南路——译注）107号。三妹(15)曾说过：”我把一些家俱让给了他们用。”
周在上海已经不再受到戴笠警察的监视，但仍有便衣盯梢，盯得很愚蠢。有时周恩来在途中会停下车，走向盯梢人的车去教训他们一顿。他和颖超找到了老朋友，又给识了新朋友。颖超特别忙，因为党在上海的组织还设有妇女部，人数不少，还有许多同情者。周恩来拜访了许多上海的资本家，要他们不必害怕共产党人。他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援助，其中包括 40 名军事顾问。他还重建了上海的地下工作网，工作十分出色。远在四川的康岱沙曾收到过周从上海发出的危急信息，后来及时转移，免遭逮捕。
周恩来曾在信中说“现在上海人民更加了解我们了，……我是有意在避开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他还谴责蒋介石计划干预黄河重归故道，企图用水淹没游击区。一些农民企图阻止蓓介石的堵堤工程队，但遭到了枪击。那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对中国遭受破坏的经济提供援助，周和该署的美国顾问进行了谈话。周谴责蒋操纵一些傀儡政党，在共产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国大”。他指出这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周曾在 11 月 16 月富有戏剧性地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政策未变。人民是不会被假和平、假民主所蒙蔽的。”
这时共产党报刊的火力全都对准了美国。一些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反对美国的干涉。周恩来告诉马歇尔：“这是一场闹剧，……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欺骗中国人民了。”马歇尔不久就飞回了华盛顿，在他走前 11 月 19 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回到了延安，在机场受到了满脸笑容的毛泽东的欢迎，他还给周带了一件棉大衣。如果说周那时很高兴，那是不真实的。他也许感到有些他能够完成的事，他却没有完成，……他和毛都认识到，只有美国才能帮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否则，中国如果要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强，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毛对周说：只有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而你，恩来啊，就去准备这条长缨吧。
注释
有关延安整风运动的大部分资料均来自中方的目击者，参加过该次运动的人士，中共中央档案馆和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目击者的文章，回忆录等等。有些是作者本人的资料。
① L.H.及 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
② 毛泽东在 1935 年至 1941 年之间的著作是最具有创造性的一部分。参见《毛泽东选集》。
③ 见韩素音 1975 年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文章。韩素音文档及波士顿大学资料中的韩素音文档。
④ 参见第一部第十章。
⑤ 访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的谈话记录。但作者没有查到讲话全文，只看到了节选。
⑥ 有关资料来自中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周恩来研究组。
⑦⑧⑨见《周恩来选集》（上卷）（英译本）。
⑩诗人是艾青，后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1)美军观察组，见包瑞德著《1944 年延安美军观察组》，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0 年出版。约翰佩顿戴维斯著《龙的尾巴》。
(12)大部分资料来自美国的白皮书《美国对华关系》。
(13)朱青。作者的朋友。见韩素音文档。
(14)见《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叶挺传》。韩素音文档。
(15)龚澎的三妹，住在美国加里福尼亚。作者曾在电话上与她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由于隐私原因，没有提她婚后的姓名。
第十二章 中国的大管家（1946—1949）
——1946 年冬马歇尔调停失败后，周携夫人返回延安
——1947 年 1 月中共决定发动反击蒋介石的“自卫”战
——1947 年 2 月决定放弃延安，让给胡宗南
——1947 年春—1948 年春周和毛转战陕北，拖住胡宗南部队跟在后面打圈圈
——1947 年 9 月开始对蒋发动反攻
——1948 年 1 月—2 月周和毛发布命令，禁止土改中的极左倾向
——1948 年 4 月在河北省的西柏坡与刘少奇及其他政治局成员汇合
——1948 年围绕是否将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南方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1948 年周着手精心设计成立政府的大政方针
——1949 年 1 月周再度呼吁谈判
——1949 年初蒋介石辞职并逃往台湾；代总统李宗仁派遣和谈代表团
——1949 年 1 月米高扬抵达中国与毛和周举行会谈
——1949 年春周召集会议，为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
——1949年 4 月突破长江无险，开始南方战役
——1949 年 10 周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那些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的岁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朝夕相处、并肩工作，尽管颖超现在仍坚持说：“我们当时各干各的，互不依赖”。她从来不想利用丈夫的声望或权位，知名的头衔和显赫的职位与她无缘。但是，她所做的工作却异常重要。在重庆，她在南方局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使鲜为人知的“第二条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条战线”是周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起来的，这是蒋介石以及延安政治局所忽视的中间阶层。了解一下南方局干部中有多少是妇女、教师、医生、护士和学生，颇能说明问题。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邓颖超招募来的。
1943 年周和邓双双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颖超受到了批评，但比她丈夫受到的批评却要轻得多。有的妇女受到压力后，便和自己的配偶离婚或疏远了。这对夫妻与众不同，从朝夕相处中得到安慰和乐趣。乔治哈特姆大夫对我说：“他们常常手拉着手一起散步。看到他们在一起，使人感到很振奋，就象见到冲破乌云的阳光似的。”哈特姆大夫的中文名字叫马海德。他 1936 年到达延安，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当时，有一些年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妇女从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来到了延安，因而在高级干部中曾出现了一阵小小的离婚和再婚热。不仅发生了毛和蓝苹——后来叫江青——的罗曼史，而且刘少奇和其他人也悄悄地更换了配偶。马海德眨了眨眼睛说：“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的。”在这座史前穴居般的小城的窑洞里，传播小道消息十分盛行，几乎成了人们晚间茶余饭后的一项嗜好。但是，没有一丁点儿有关周氏夫妇的传闻。只有一次例外，周恩来登机去南京与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了颖超，并亲吻了她的面颊，整个延安都目瞪口呆了。在中国，当众接吻是从来没有过的。塔斯社当时驻延安记者彼得弗拉基米尔佐大讨厌延安的每个人，但是他无法挑出周和颖超的任何毛病。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周的妻子也是周的最好的朋友。”
1946 年 11 月，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周氏夫妇从上海返回延安，重新住进他们在枣园的两间窑洞，周恩来脱去整洁、漂亮的西装，重新穿上延安的灰色棉布服。那年冬天气候十分恶劣。沙暴卷起成吨的黄沙，遮天盖地向延安袭来。周每天都和毛、朱德、刘少奇以及指挥员和政委们开会。共产党人已经无路可退，他们要么杀出一条生路，要么坐以待毙。马歇尔调停已告失败，一切和平解决的希望均已破灭。蒋已经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赤匪”一词再度出现。中共办事处的最后一批人员袜勒令离开南京，共产党的报刊遭到查封，美国继续向蒋介石提供枪炮和金钱，以便进行反共的内战。
1947 年 2 月底，周代中央起草了题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文件。文件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并告诫说“今后数月，蒋管区的变化必大，望你们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为妥。”还具体地说到“学生应集体出入，互相联保。不要携带书信文件。……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分开。”①周将一些亲手培养的人员派往国外，以加强其情报机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奔赴香港，负责那里新华社的工作。香港新华社是在抗日战争结束、这块殖民地重归英国后恢复的。那是周最好的监听站。乔冠华后来成为中国最能干的外交部长之一。
反蒋的战斗准备仅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呼吁fan翻蒋介石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有行动必须充分协调。或许我们需要花上十年时间……。”人民解放军的宣传队要针对普通的国民党士兵。“过来吧，过来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你们的枪带过来……付给你们的是银洋。”那时通货膨胀已无法控制，纸币几乎一文不值。而一块银元则是一小笔财富了。
延安的领袖们目标一致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他们清楚地懂得这是长期斗争的转折点。希望使他们捐弃前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1947 年满洲的一半已经解放，共产党人手中控制着 3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然而，为了欺骗敌人，为了使敌人过高地估计自己，我们有时必须装着吃了败仗的样子。”在此一点上，毛和周英雄所见略同。周恩来命令道，“绝不要反击过度。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集结与分散交替进行。”在以后的两年里，毛的文件大多由周起草，周的许多声明都由毛审批。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毛描绘出宏伟的前景，周精心计算，使之具体化，准确无误，使人一目了然。两人一定曾相互引用孙子兵法。因为所有战役都是根据那位大师的军事原则制定的。
“自卫”时期的特点之一，是放弃城市。这不仅仅是为了迷惑蒋介石——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客，却又是拙劣无比的战略家——。而且使蒋丧失机动性，将其大批军队死守在据点里。这些据点好比是中国巨大农村海洋中的一些孤岛。刘怕承告诉当时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我放弃了两座城市，但增添了六万人马。”1947 年的头几个月里，蒋的军事大本营里捷报频传，毛打算让蒋更高兴一些。“我们应该为他安排一次重大的胜利。……我们要让蒋手下的大将胡宗南占领延安。胡的精锐部队进入空城延安之日，就是胡失败之时。”1938 年以来，胡宗南一直封锁着延安根据地。胡的大本营设在历史名城西安。西安曾是命运多舛的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大本营。胡的军队趾高气扬，穿着簇新的军装，配备着崭新的美式枪炮和坦克。胡开办了 14 个思想改造营，关押试图前往延安而被捕的青年。
在胡宗南参谋部里有一位颧骨高高、皮肤黝黑的男子。他姓熊②，是位高等法院法官的儿子。他成为胡宗南的私人秘书兼副官，1937 年熊曾试图去延安。几经周折之后，他结识了周恩来手下的地下党员。“不，你不要去延安。你应该留下来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这样你对我们更有用……”。熊潜伏下来工作了 12 年。他曾告诉我说：“胡宗南是使用脱离共产党的人的极少数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但是，如果他怀疑有人耍两面派，他会马上命令将其处决。有一天，他对我起了疑心，尽管我告诉他，我不是共产党。我父亲的职位和我本人的生活方式才使他消除了对我的怀疑。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太洁身自好而暴露了自己，他们不做黑市买卖，不玩女人……。”熊抿嘴笑了一笑，但并未告诉我，他夸耀的哪些不良癖好使得胡宗南对他深信不疑。
熊结交甚广，后来成为蒋家大公子的挚友。熊在南京举行有 300 人参加的婚礼宴会时，蒋家大公子为他慷慨解囊，支付全部费用。
通过熊，周恩来三个月前就知道了胡宗南要占领延安的企图。毛主张让胡占领延安，因为那“将是胡及其部队的未日。”但毛的主张遭到一些同事的激烈反对。延安是圣地，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心目中的麦加。当 300 万党员听到延安已被国民党占领时，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呢？毛和周劝说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人，最后勉强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胡宗南到达之前，延安将撤空。领袖们向何处转移呢？毛提出了一个似乎是异想天开的方案，但历史上曾有过先例。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将分散开来。毛和周以及两万部队继续留在延安，监督所有机关、医院、学校撤出。然后，他们向黄土高原转移，深入陕西西北地区，让胡宗南跟在后面追赶。“我们将牵着他的鼻子走，让他跟着我们转来转去，搞得精疲力尽……。然后，我们再向他发起突然进攻，把他消灭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其余的成员在刘少奇和朱德的率领下，随同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向东转移，在河北省的西柏坡建立大本营。另一个工作和联络指挥部设在贺龙控制的根据地内的临县三交镇。当时共有六个主要战场。拖住胡宗南及其 30 万精锐部队，迫使他在风沙迷漫的荒山野岭中追逐飘忽不定、时隐时现的毛和周，这样就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一从其它战场引开，以便采摘到真正的“胜利果实”。
毛和周率领着两万部队和 150 名警卫，带着一付担架、便携式无线电设备、大量备用电池、野战电话机和毛的妻子，离开了延安。周和通常一样，指挥疏散，直到最后一天。邓颖超带着毛的女儿前往阜平。最初，周执意要和毛分开。他说：“让我带一支部队诱惑敌人。我朝一个方向走，你朝另一个方向走……。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周总是象宰相那样非常关注君主的安危。然而，毛并不赞同。毛与周边走边说道：“这里是埋葬国民党正规军的最佳地形。”他们跋涉在黄土地上和荒沟野岭之间极其危险的羊肠小道上，穿过 37 个史前穴居般的山村。毛将此次跋涉称之为“散了一回步”。但是周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说，“走的路很长很长”。或许是因为干燥的风沙气候，周开始鼻子大出血，他的鼻子本来就爱流血，因此不得不在担架上躺一天，直到流血停住为止。行军途中遭遇战、警报、战斗时有发生。一次是 4 月 14日在羊马河：另一次是 5 月 4 日在蟠龙。在蟠龙他们发现了一个藏有枪支弹药和服装的仓库。毛和周均使用化名，因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但都知道他们俩的名字。毛化名李得胜，周改叫胡必成③。胡宗南派遣部队紧追不舍。这些部队遭到狙击，被诱入两旁均是陡峭悬崖的荒沟之中，迷失了方向……。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隐藏在黄土堆里，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将其分割歼灭。
在这一年零五天的“散步”过程中，毛、周二人从未与外界失去联系。他们通过无线电或机要交通获取信息。通常，那些交通员每天要走 17 到 20英里路。其它战区战斗的详情均要向他们报告。据聂荣臻称，各战役的重大步骤都是由毛和周在黄土高原深处制定的。周的情报，甚至包括个人情况。他获悉埃文斯卡尔逊逝世。卡尔逊是美国海军武官。1937 年周帮助他从南京脱身。卡尔逊 1947 年 5 月下旬在美国去世。8 月周向其家人发了唁电。
11 月他们在米脂县的杨家沟建立了指挥部。米脂县曾因出美女而闻名遐迩。前线指挥员和政委云集杨家沟，以重新估量战局。地下工作者也前来汇报蒋统区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9 月 28 日，周作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时局的报告提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④。
自卫结束了。共产党人开始转入进攻。这需要各个指挥员观点一致、相互协调，需要首创精神和远见。胜利的临近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现在认为最多再有五年就可以结束蒋家王朝。而蒋介石却发现，很难让他的将军们协调作战，或者发挥一丁点儿主动性。在某些城市，国民党的部队已经不得不靠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投来维持供给。
蒋随意逮捕自由派人士、民主党派成员、以及任何被怀疑与共共规劝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指出他的将军们和官员们是多么腐败无能，这一切都是白费唇舌。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说，“中国有一批十分出色的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们却被抓了起来，事情还有什么指望呢？通货膨胀严重到如此地步，“我们提着一箱钞票上街只够付一顿饭钱。而且我们还要在饭前付账，因为在吃饭中间，价格又会上涨。”
“士气日益低落。垮台不可避免的宿命论日益滋长。”司徒雷登警告说，魏德迈将军亦有同感。但他只是建议加强美国对蒋的援助。由于冷战、由于害怕别人指责“在共产主义面前表现软弱”，杜鲁门不得不继续援助蒋。私下里总统怒不可遏。“蒋已无可救药了。我不会为了挽救他而牺牲哪怕是一个美国士兵的生命。”35 亿美元的物资和钱财流入蒋介石的手里，以后的 18个月里还会有更多的援助到来。
周现在宣布，“打倒蒋介石，这是早就定了的。十年内战是如此；抗日是一个时期，要他共同抗：”但是“日本投降后一个时期。是要用和平方法打倒他”……现在我们必须战斗。
那么，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迷惑对方的手法吗？那些断断续续的谈判，接受马歇尔的调停，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仅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吗？仅仅是掩人耳目的伪装吗？“我们”这个词表明了一种集体的意志。一段时间内，周似乎相信可以建立联合政府。但是，毛从来就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事实证明毛是正确的。
然而，共产党人在全面夺取政权过程中又遇到了麻烦。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另一个问题则是毛将战争打到南方去的决定，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莫斯科，引起了争论。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都要进行土改。毛在 1946年起草了一份温和的土改纲领。中农应该成为共产党的同盟，不应遭受任何损失。小地主不应受到公开羞辱。然而，在河北领导着中央其他成员的刘少奇采取了极端严厉的政策，这是一种可与王明的布尔什维克化相差无几的极左倾向。消息传到了陕西黄土高原上杨家沟的毛和周那里。周派了自己的人去调查，他们的汇报表明问题十分严重⑤。大小地主一律遭到清算或扫地出门。甚至在党内也应用臭名昭著的“唯成分论”，将许多党员清除出党，或进行残酷迫害。毛要求周解决此事，周即照办。“绝不允许侵犯中农的土地……，我们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绝对平均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城市开始相继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刘采取的做法在城市居民中引起了敌视和恐惧。“小资产阶级和商贩必须得到保护……”。周对那种把有不同看法的党员停止党籍或清除出党的错误倾向提出批评。在 1948 年 2 月 5日写的一封党内信件中指出：“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的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有人曾说，周办事总是如愿以偿。即使是他自己的决定，也把毛搬出来。但是这一次，他们两人一致决定，制止令人难以容忍的“左倾”做法。
他们于 3 月下旬离开米脂县，一路急行军，于 4 月 11 日到了阜平城南庄，受到聂荣臻的热情欢迎。周终于又见到了妻子。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同邓颖超开玩笑说：“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慰问都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
4 月，贺龙领导的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重新占领了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衣衫褴褛的散兵游勇，不是逃回老家，就是加入了开进城来的胜利之师。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是否应将战争打到中国的南方去。突破两千年来把中国划分为南方和北方的长江天堑，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然后攻占上海，接着向南、向西挺进，直至控制整个大陆。这一切取决于成功地渡过长江。
斯大林对毛的胜利忧心忡仲。据我多年了解，所有从事外交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喜欢蒋介石，不喜欢毛泽东。”1947 年底至 1948 年初，蒋在东北节节败退，俄国人十分耽心，早已提出要从中调停。毛对此不予理睬。但是，这或许是足智多谋、精干世故的周呼吁“和谈”的原因，因为他对局势的了解了如指掌，在实际控制领土方面，已不利于蒋介石了。然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少得可怜，在这一点上倒和美国人惊人地相似。斯大林给毛带去信息，建议毛得到北方半壁河山后，适可而止，把南方留给蒋介石。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人敢于向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承诺“挑战”，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周文雅地回答说：“毛泽东同志讲得对，原子弹是个纸老虎。”毛泽东表示，希望去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说明其立场。对于渡江作战，中共中央原拟派遣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长江直插闽浙赣地区，一些指挥员似乎对横渡长江抱有疑虑。4 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过讨论，采纳了粟裕将军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更多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
周开始成为建立未来中国政府的设计师。他着手制定能够取代日益分崩离析的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首先他必须计划成立各个部委，建立一个行政机构。没有文职人员就没有行政机构。但他从哪里搞到文职人员呢？”我们需要所有的技术和人才。”在以后的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网罗人才是他全力以赴的中心任务。国外哪里有中国作家、艺术家、工程师或科学家，都要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希望回国。”但是，首先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诚意，使他们放心，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必须明确无误……。新的政策、政策中的变化以及就某项具体政策的正确与否做出的决定，都必须迅速公诸于众，才能赢得支持。”每占领一座城市，必须使各专业人才对新政权抱有信心，他们的要求应尽快予以满足。周着手处理工业、银行、商业等事务。他清楚在毛的”新民主主义”体制中经济将由三个部分组成⑥。公有经济，即国有化工业，当然应该是主要经济成分。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需要” 私有经济，应鼓励资本家进行生产，并与政府合作。此外，将建立公私混合的合作经济。“有关政权、法律、监狱、税收、奖励、贷款、禁令、新的财会程序等规定，都必须制订出来。”主要的问题是，可供周调遣的称职的专业人才实在为数不多，即使他已竭尽全力培训了许多年青人。周早就注意到培养外事干部，现在，周开始筹建外交部。他深知除非和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否则中国无法取得进步。
“人们很容易认出某个人是不是周恩来训练出来的，周培养的人，首先是个工作狂，其次他办事决不马虎。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充满献身精神”。⑦白手起家建立行政机构，一切均须从头做起。依赖前国民党的官僚是不行的。周发布命令，不准将银行的经理、会计、出纳、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电信工作人员以及铁路和工程技术人员称为资本家，以免他们在狂热的运动中，被错误地停职或受到清算。
周认识到，300 万共产党党员中许多人需要工作，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却为数不多。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人去治理国家。许多党员从未见过电灯、厕所（卫生间）或电梯。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使他们疑神疑鬼。他们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倡导学术研究时，周发现自己受到党内“那些认为地球是方的”人的阻挠。“我们将需要一切有才干的人……。我们没有足够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将从军队中选拔干部。”军队即人民解放军，是守纪律的。军队的士兵学过文化，但仅仅识字而已。多年来，周努力将党外知识分子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党外人才，即周开辟的那个第二条战线，必不可少……。但是，可以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吗？
周建议在工矿企业成立厂务委员会，主要由厂长负责管理生产。这为厂长们提供了安全的屏障。周所需要的是能力和才干。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或极端的平均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些日子里，周正在设计一个《共同纲领》。参与其事的有他留法时期的朋友李富春和李维汉，一些非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也给予帮助。这个纲领要实行混合经济，当然最终目标还是“逐渐地实现社会主义。”当时这一纲领得到了毛的支持。他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为该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
1948 年底，华北 95％的地方已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只有诸如北平、天津等几个城市尚待解放。蒋介石在一篇讲话中宣称，局势日益好转。如果他的对于乞求和平、他愿意宽大为怀。这篇讲话完全脱离现实，引起了众人的耻笑。毛、周两人再度合作，表演出色。北平和天津将以“和平”方式解放。周已通过潘汉年等中间人，设法争取蒋授权防御北平的军事长官傅作义。傅早已不再对蒋抱有幻想。傅听信了周的动人的劝说，在装模作样地抵抗一阵子之后，便在圣诞节将北平拱手交给了共产党。周和毛禁止人民解放军向城内发射炮弹，避免毁坏官殿庙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成群结队地欢迎进城的军队。入城的解放军装备着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武器，甚至还有坦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平。
1949 年元月，蒋介石准备溜之大吉了，前广西省军阀李宗仁当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是主和派。蒋于元月 21 日下野，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周恩来谈判。和平谈判确实举行了。和谈使共产党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有机会团结更多的正在犹豫观望中的人们。那时，美国人寄希望于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所谓第三种势力⑧。但是，第三种势力从未发生过任何影响。与此同时，解放中国南方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
斯大林的特使、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元月 31 日到达中国来会见毛泽东。会晤地点在西柏坡。毛似乎有意识地安排米高扬到这偏僻闭塞的乡村小镇来。会见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均在场。米高扬开始说，苏方已考虑过毛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请求，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当时毛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显然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他愿意听一听中国同志有什么要说的，并将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对于中国同志告诉他的一切，他不准备表态。在三次会晤中，毛对米高扬所说的话充满了委婉之辞，让人难以捉摸。译员师哲默默地记录下毛拒绝考虑放过蒋介石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意思是要解放中国南方。周单独与米高扬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只有译员师哲在场。师哲的记录表明，周谈的不是政治，而是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⑨。
米高扬汇报说：“周谈得很细，内容涉及中国经济需要的各个方面。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米高扬对周恩来极为敬重，并将对周的印象转达给斯大林。这一点可从翌年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得到印证。在周恩来被召至莫斯科之前，毛在此行中所获甚微。周能“虎口夺食”，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中国迫切需要的某些援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周 1937 年发起的国民参政会的继续。只是成员面目一新。首先，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他拜访了知识精英、大学教授、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以及诸如他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知名人士”。从象征意义上讲，宋庆龄参加政协十分重要。1 月，周和毛向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大街的寓所拍发了加急电报。据说宋庆龄没有答复。同样，她也没有回复其他人打来的电报。周的得力助手潘汉年竭力劝说，也无济于事。通过宋庆龄的秘书、海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⑩转去的文件和电报亦是沓无回音。最后，周于 6 月派邓颖超前往上海。邓成功了。宋庆龄和邓颖超一同来到北京。与她们同行的，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党外妇女领袖，加以后成为周恩来政府里司法部长的史良。在以后的岁月里，宋庆龄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共产党政权有党外人士参加和实行民主这一形象。然而，民主党派很快就发现中国共产党内部日益滋长的极权主义严重地限制他们的活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筹委会共有 134 名委员，分别代表 23 个团体和小党派。委员们下榻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这在当时属于专为西方人和非常富有的中国人开设的豪华饭店。周象往常一样细致地检查了所有的房间。他与饭店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交谈，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将来我们要建造很多很多的饭店……。许多人会到中国来……。你们应该教会年轻人象你们那样做好工作。”
1949 年 4 月 16 日、17 日，两次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们报告国共和谈问题，地点是在北京饭店。
周的报告十分详尽。他首先讲述了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的和谈，谈到李宗仁时充满敬意。但是，会议期间，人民解放军已在攻打南京；并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江南。周为“革命的国民党”保留了机会，它可以作为众多政党中的一员参加中国的重建工作。中国共产党将是领导政党，自不待言。但是周并未过分强调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只是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蒋介石逃往广州。5 月他抵达台湾。周向蒋的将军们提出共建未来的中国。傅作义、蔡廷锴等将领选择留在大陆。这主要归功于周的劝说，因为他们对周十分信任。
周在报告中指出，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和有强大工业的中国，需要进行十分艰巨的工作。他希望战斗能够迅速结束。他号召大家立即投入工作。“我们要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面人士大家来做……。恐怕诸位下榻的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很快就会人去楼空了。”同时，周还谈到一些外交关系方面的基本原则。“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
1949 年 5 月 7 日，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由于明显的原因，这篇讲话在事隔近 30 年之后，才干 1978 年 10月 8 日公开发表。讲话的题目原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发表时改为《学习毛泽东》。但是，该讲话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不要神化毛泽东。
“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但是，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周还强调了另外一点，即使新的政府反对封建主义，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孔夫子说过有益的话，我们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如果我们的父母与我们同住在一起，我们就应该好好地照顾他们。”
周似乎已经意识到神化毛泽东的端倪。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十分清楚，胜利会使溜须拍马之流和机会主义者麋集在毛泽东的周围，以期通过毛获取名利地位。
苏联大使帕尼奇金跟随蒋介石跑到广州，旋即到达台湾。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司徒雷登试图与以前燕京大学的学生取得联系，黄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试图与周会面。但是，周当时无法会见司徒雷登，因为华盛顿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作出的反应，只是惊恐、愤懑以及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通过埃德蒙格拉布(11)向华盛顿转达一个信息，中国准备与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不论其制度如何。周又让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凯尔转告司徒雷登：“我们并不反对美国，我们两国之间并无利害冲突。我们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的国家交往……。”司徒雷登无法使华盛顿批准他与周会晤。他寻间是否能亲自会见周，周派黄华去见他。“司徒雷登可以以私人身份，作为燕京大学现任校长的客人到北平来。”但是，他不能以大使的身份受到接待。因为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华盛顿也不准备承认新政权。司徒雷登继续在中国逗留了数月之后，被召回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9 月 21 日召开。会议持续了 10 天。9 月 30 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周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得到通过。
10 月 1 日，毛泽东站在tian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周转向他的“外事”人员，要他们确保把毛的活翻译好，通过电台，广为传播。“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必须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秩序。毛说过：“我们继承的是一条布满窟窿的毯子。”当时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在雄伟的tian安门广场上，面对着tian安门城楼，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由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以悼念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使中国摆脱国内外剥削、压迫而牺牲的烈士们。这象征着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的成功与失败，主要来自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几十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既有团结，又有斗争。这是一场持久的角斗，里面浸透着恩恩怨怨，仰慕与猜疑交织在一起。
10 月 1 日，管家周恩来开始塑造中国的未来。是年，他 51 岁。
注释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
② 熊即熊向晖，1917 年生。周恩来培养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外交部的成员，曾任驻英代办。系作者的位朋友。参阅韩素音文档。
③ 李得胜，意为李取得胜利。胡必成，意为胡必然成功。
④ 见《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⑤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外文出版社，1957 年出版。
⑦引自印度大使班纳吉谈话。班纳吉大使曾多次与周及其下属接触。
⑧中国的“第三种势力”得到美国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这种想法脱离实际，缺乏对中国时局的了解。
⑨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韩素音文档。
⑩格雷丝廖亦叫廖梦醒，系绰号水手的廖承志的姐姐，曾任宋庆龄的秘书多年。解放后当选为政协委员，1988 年去世。
(11)埃德蒙格拉布，著名美国汉学家。他的著述对人们了解中国，大有裨益。
第一章 虎口夺食——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949——1954）
——1949 年至 1954 年周建立了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政府和行政机构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援助
——1950 年 1 月由于中苏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应召抵达莫斯科
——1950 年 2 月谈判获得成功
——1950 年 2 月至 6 月周开始规划国民经济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0 年 9 月朝鲜战争升级，美国、联合国军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周发出警告
——1950 年 10 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攻势直指鸭绿江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了麦克阿瑟的先遣部队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 月美国、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
——1951 年宣布停火
——1951 年至 1953 年中国国内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
——1953 年 3 月周赴莫斯科，并从马林科夫那里获得更多的援助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从停火转为停战
——周强调权力应集中于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等权势过大的地方党委书记捍出警告
——1954 年 7 月东北的高岗和上海的饶漱石遭到清洗
——1954 年至 1955 年继高、饶事件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镇压暗藏fan革命的“肃反”运动
经受过一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规模空前的剥削，1949 年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瘦、民生凋敝。这一过程从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不久法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也随之而来，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接着日本又试图征服中国。
现在，中国在 100 多年间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 90％的人民的热情拥护。
然而，胜利的果实却味道苦涩。毛泽东把此时的中国生动地比喻为“一条满是窟窿的旧毯子”。共产党人唯一的财富，就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热情和爱国精神，因为人民渴望结束内战、统一祖国、消除饥荒，重建可爱的中国，并使之现代化。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人，因为第一代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打下江山的革命老一辈，今天（1990 年）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过世，但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1949 年那种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记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不惜牺牲一切，献身于理想的未来。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欢呼的人群面对美好的未来，信心百倍。
此时此刻，周恩来丝毫没有放松他的主要任务，即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爱国人士、专家和学者。他开始着手把一群散漫的、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转变成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骨干力量。他向留在中国的资本家保证，他们将在重建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他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纲领，说明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报效祖国。首要的任务是，修复破日本人放水淹没了的北方煤矿。周责成李富春和陈毅亲自走访有关的工程师，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一天下午陈毅登门拜访我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帮忙。“当然愿意”。我父亲二话没说，收拾好一个小皮箱，就奔赴华北的开滦煤矿，而且根本不计较报酬。当时许多人也是如此。六周后煤炭在冬季来临之前，源源不断地运抵各个城市。周恩来还组织清除了大量积存的污泥，这就是北京下水道的疏浚工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普通公民参加了这一工程。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初之间，北京新敷设的下水管道超过了本世纪初以来敷设的下水管道的总和。建国初期，数百万乞丐困扰着各个城市。这些乞丐大多是贫困的农民。政府把他们收容起来，让他们吃饱肚子，然后送回原籍。尽管有些地方土匪依旧出没无常，但广大农村总算是不再打仗了，农民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帮助，开始耕种。战士们还修复了公路和铁路。这样，粮食就能运到饥饿的城市。1949 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月百分之一千万。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以粮食为本位来计算。到 12 月份，通货膨胀给遏制住了。解决吸食鸦片的问题也列入日程，把根除全国各地的罂粟，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吸食鸦片者，在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九千万，把他们集中起来，使其接受强制性的戒毒治疗。四年后吸毒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1949 年 10 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 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 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做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周精力充沛，忘我地工作，总是激励着与他共事的人。1988 年一位党外学者回忆当年时对我说，“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我们深信我们的一生将是灿烂辉煌的。”
周恩来的工作习惯在以后的 24 年里一直未变。他很少在清晨 4 点半至 5点以前上床就寝，那时刻窗外玫瑰色的晨曦已轻轻地抚摸着紫禁城的琉璃瓦了。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 10 点半或 11 点。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他的一位秘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总理生活中的一天：
上午 11 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12 点他接见教育专家，12 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 15 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六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两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往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搂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敷设自来水管道。”下午4 时，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 5 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 8 时。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创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 9 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 10 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 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 12 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午夜 2 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 3 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 4 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 5 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通常”的一天的安排。
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无巨细。他都操心，都惦念。因为他懂得，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现一整套新思想、新行动的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了有两幅珍贵的 12 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这使周想起了——这就是他的大脑工作方式，一件事诱发出另一件事——梁思成是个建筑学家，住在北京。梁的祖父是改革家梁启超。周青年时代的文章颇受其流畅散文的影响。于是把梁思成找来。“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的城市，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你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北京必须有宽敞的马路，城墙和那些使许多街道变得狭窄的牌楼，一定要拆除。对此，梁思成表示反对。他喜欢那些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牌楼。周提起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首都一定要象华盛顿那样，象巴黎那样……”他的念头又从建筑转向京剧。周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邻居、世界著名京剧旦角梅兰芳。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梅蓄了胡须，以便拒绝登台演出。应该资助梅兰芳，振兴京剧，还要大量培养歌唱家和演员。他写信给毛泽东，坚决主张给予小学教员额外津贴。教育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注的事情。“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而教育从小学开始。”①他召集大学校长以及师范学院和高中的代表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国 1950 年拥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呢？6000 名工程师，只有印度的工程师的一半。12000 名西方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医生，其中半数已改行，从事更赚钱的职业了。1950 年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以上。近五亿人口中各级教师不足五万。“我们需要新的职业学校……不仅需要高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周得到毛的同意，在一部分急需的专业中采纳了缩短教程的主张，加速人材的培养。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八至十年时间，但是中国农村连准医务工作人员也十分匮乏。“三至四年时间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材。”这样政府就可以在那些从未见过医生的地区，推行防治疾病、预防注射以及基本的卫生教育。
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其中包括制定国家预算、计算国家财政收入。十年以来，中国就未曾搞过国家预算或估算岁收。把现有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收归国有较为容易，因为这些产业集中在一小撮被称为“四大家族”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手中，控制住棉花、粮食、纺织品和食品，周就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计划经济了。
很快，“周总理”便成为勤俭节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反对拖拉的同义词了。他自己工作起来很少休息，因而有时会忘记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他那样旺盛的精力。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总理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负责接电话的青年人早已进入梦乡了。周说，这可不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骑自行车往返于各机关办公室之间，送错了几份文件。周差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周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刺了一条口子似的。”
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总理一次，“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 1949 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 60 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也没有忘记中国的妇女。1950 年颁布的主要法律之一的婚姻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大法。邓颖超、党外的司法部部长史良、蔡畅和几位女教育家一同起草了这一法律条款。婚姻法禁止杀害女婴、强迫婚姻和童婚。它明文规定，婚姻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寡妇有再婚的权利，周在宣传婚姻法的会议上谈道：“相当多的党员仍有封建思想……他们虐待妇女和儿童。”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权利遭到顽强的反对。最后一次杀害敢于再婚的寡妇的事件发生在婚姻法颁布五年之后的 1956 年。
周有时出现在城区的集市中和商店里，查看刮胡刀刀片、鞋子的式样，以及裤子的质地。为了检查饭菜的质量，他事先不打招呼，就出现在公共食堂，拿着碗筷排队买饭。倘若饭菜太次，他就把厨师、服务员和经理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要做些什么，会在哪儿出现，但是老百姓就喜欢他这样。这使每个人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感到自豪。人人都全力以赴、埋头苦干。”诗人郭沫若向周引述了美国诗人汉特惠特曼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周爱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尺布。他不买新的衬衣。他对邓颖超说：“就用旧衬衣的边料给我换个新衣领吧！”他婉言谢绝为他重新粉刷住宅。他不收藏名画和古董。送给他的札品很快就给退回去了。真需要购买物品时，他总是当即付款。这一点与他的某些同事的作法大相径庭。那些人很快就习惯于接受昂贵的礼物，而且购物不必付钱。
在那些日子里，事无巨细，都要由他来处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
政府领袖、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都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中南海到处是亭台楼阁和花园，地处紫禁城附近。这所宽广的庭院中央是个碧波荡漾的湖泊，四周朱墙环绕，有五扇大门。周的办公室和住宅在这里面积算是很小的，并靠近西北门。他觉得住在边上十分方便，走到大门口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朋友以及其他来拜访者不必弯来弯去，走很长的路。他的会客室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我去拜访他时，有机会使用了他的厕所兼洗澡间。在他卧室里，我发现他穿旧了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床边。这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寝室……难道他什么个人嗜好都没有吗？有的，他有两样嗜好。一是喜欢喝茅台酒，尽管一生中只发现他醉过两次。他的桌旁放着一瓶酒，人们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为自己倒一小盅这种烈性酒，又为他的朋友斟了一盅。另一项嗜好就是跳舞。曾为他做过翻译工作的朱青回忆道：“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足球运动员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眼他跳舞。我们对他说：‘跟我跳，跟我跳。’他微笑着，轮流和我们一一跳舞。他喜欢跳华尔兹舞。”一位不太喜欢周的同事评论说，周总理跳华尔兹舞时总是往右转……好象事关政治似的。其实，这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的右臂搂住舞伴，他的右时受伤直不起来。邓颖超告诉我：“我不象恩来那么喜欢跳舞，我只是偶尔跳跳。但是我觉得跳舞能使他放松，对他有好处。”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
健康的思想源自健康的体魄，这曾是南开中学的座右铭。周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使这信条再度受到重视。体委的主任是贺龙，他是在游击根据地建立足球场和排球场的唯一的红军指挥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运动员。现代技术要求良好的体魄和耐力，这样才能开飞机、开坦克。”在周的指示下，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每天都进行两次十分钟的工间操。所以，周不仅仅建立了行政机构和政府，而且还开创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生活方式。所有与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以及象我这样在以往岁月里曾与他多次交谈过的人，都起了某些变化，在思想上都得到了提高，决心为人民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周恩来的人”志同道合，他们一见面就能彼此认出，并将话题转向周。十年动乱时，周的工作成果却在他的眼皮下毁于一旦，直到今天似乎再恢复起来也困难重重。但是，总有这么一天，周的榜样将再度激励中国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再度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人民至今尚未摆脱顽固的中世纪式的封建主义的祸害。
毛或周都没有把苏联当作援助和支持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最佳选择。但是，美国的敌视使新政府不得不采取毛所说的“一边倒”的立场。1949 年 12月，毛起程前往莫斯科。据说临行之前，出于礼貌或可能为了讨好斯大林，毛同自己过去的政敌、当时还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见了面。然而，此举并不成功，12 月 16 日毛抵达莫斯科。他与斯大林的会晤，没有多少热情。斯大林问毛，为什么占领南京后要拖延一个月之久才再攻上海？本来上海一周内就可以拿下来了。毛解释说，“上海的粮食情况严重，早拿下来，就要解决另外 600 万人的吃粮问题。”斯大林大声地向他的随从人员评论道：“这真是地道的农民逻辑。”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主人把毛送到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墅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和历史。毛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勃然大怒。蒋介石曾与苏俄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1945 年 2 月，罗斯福没有与其中国的盟友蒋介石商量，就在雅尔塔将中国的旅顺港事实上割让给了俄国人。现在毛要收回旅顺港以及东北的中国铁路。为了得到美国的帮助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在 1945 年 8月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在共同管理条款中同意了上述两项要求。毛说，他的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 19 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 100 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他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铁托在 1948 年反对过斯大林。毛是不是另一个铁托？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周于 1 月20 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一项为期 30 年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草就了。周获得了总数为三亿美元、分五年交付的贷款，当然，这数目还远远少于他所期望的。双方同意苏联在新疆的采矿权可纳入合资项目内，但旅顺军港必须于 1952 年归还中国，或在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归还，时间取决于二者哪个更早些。满洲铁路的租借权由 30 年削减至两年。一些不喜欢苏联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评论道：“共产党要比蒋介石更爱国些。”用毛的话来说，“我们总算从虎口里夺得了一点食物。”②
身体孱弱、蓄着稀疏胡须的胡志明身着俄式宽大茄克，出现在莫斯科。他恳求援助，不让法国殖民者再次占领越南。周在赴莫斯科之前两周已正式承认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尽管共和国当时还未建立。胡的游击队隐蔽在中国的边境省份广西，并从那里袭击法国人。胡问道：“斯大林同志，您为什么不同我签订一项条约？”斯大林情绪不错，并于两周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周对胡志明十分尊重和爱戴。他常说：“按理说，胡是我的老师。”胡在中国呆了许多年，能讲六种中国方言，并擅长写中国古诗。周与胡十分默契。周委派壮族出身的韦国清③担当广西的省长。越南的游击队在广西的基地受到庇护。没有中国的帮助，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是无法开展的。中越在这方面的合作从未充分探索过。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帮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高岗与刘志丹等共同创建了中国西北的一小块根据地。这成为参加长征的人们最后的落脚地，其中包括日后举世闻名的延安。在反对王明和国际路线派的斗争中，高是毛的忠实的支持者。1945 年确立毛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七大召开之后，高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是唯一同时拥有东北军政大权的党委书记。1949 年 7 月，他先于毛五个月前往莫斯科。他事前仅象征性地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商讨一下，便草签了贸易协定，派遣留学生赴苏接受培训，并邀请苏联专家来华。高岗是否在斯大林的暗中支持下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亲俄的政权呢？周恩来警告说，“我们如履薄冰，必须谨慎行事。”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逗留了五天。高岗④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周异常和蔼可亲，问了高岗许多问题，并象往常一样侧过脸认真听取高的回答。回到北京以后，他和毛都确信必须加强对新疆、东北等边远省份的控制，以防它们落入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周恩来说：“此事刻不容缓。”
1950 年的春天，中南海的院子里充满希望和欢欣。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雨水使杏树和苹果树花满枝头。人人都在谈论大好形势。150 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即将复员，编入国营农场。周称：“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生产和重建。”他估计需要三年的时间来恢复支离破碎的经济，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建设工业基础和“适合中国的”农业体制。谁也没有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周每夜都听美国的新闻报道。由于 12 个小时的时差，每天晚上必须有专人整夜监听广播，以捕捉信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讲话令周感到放心。艾奇逊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划在“从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一线。”他没有提及台湾和朝鲜半岛。周断定美国没有战争企图。或许他一月份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也使他确信美国没有这种打算。因此，中国可以裁减军队，开始进行迫切需要的调查。6 月中旬，信心十足的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人民解放军将大规模地裁减，因为军队耗费国家 30％的收入。
一周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1945 年 1 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致同意在亚洲战场的朝鲜地区设置一条苏联和美军的军事分界线。分界线沿着三八线划分，将朝鲜分为南北两部，从而产生了两个政府，北朝鲜的共产党政府和南朝鲜的反共政府。
南朝鲜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进犯北方。1950 年 6 月 25 日，北朝鲜军队突破了“三八线”，还击李承晚军队。从此朝鲜内战爆发。6 月 27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北朝鲜的“侵略”。一支主要由美军组成的、一些国家象征性地派兵参加的远征军派到了南朝鲜。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效地封锁了大陆的港口。北京城内一片震惊与气愤。周越来越不安地注视着战争的进程。他心情沉重地听着杜鲁门的广播讲话，并说：“杜鲁门改变了艾奇逊的政策。”在打给联合国的一连串电报中，他抗议第七舰队进入中国水域。然而，没有提到北朝鲜发动进攻的问题。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时机行动呢？中国绝对不赞成他这样做，特别是 7 月份在传播媒介煽动下，美国人民中产生了某种战争歇斯底里。报纸社论危言耸听，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以南朝鲜为起点企图征服全世界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坚决主张要把战争打到底。在这种情绪偏激的气氛中，杜鲁门总统获准无限制地动用美国的人力，来讨伐“国际共产主义”。太平洋战争中的反日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委任为驻朝美军及联合国军总司令。⑤
周聆听每一则广播电讯，阅读所有西方广播的文稿。数周以来，他的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政治局、中央军委几乎不间断地开会。法国政府也加入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叫嚣之中了。法国远征军重新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并宣称：准备参加反共的“十字军”。呆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兴高采烈，答应要派遣三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是否有人在策划从三方面向中国发动进攻？美军及联合国军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并进攻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好战言论，他不仅准备对付朝鲜，而且还可以对付更多的敌人。第七舰队可能会发动海上攻击，美国飞机可能会从台湾起飞轰炸大陆的城市；可能会在越南建立一支美、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南部诸省……
苏联在干什么呢？莫斯科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发表了强烈抗议，但总是避免承担军事上保卫北朝鲜的义务。6 月份通过美国提出的决议时，马立克却不在场。这对美国有利，因为苏联不在场，就无法否决此项议案。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本来有否决的权利。
周恩来向莫斯科发了急电，要求会见斯大林。但斯大林却找不到。倘若周以前未曾有过任何怀疑，那么这时不知他是否想到斯大林对北朝鲜人的行动持何态度。数年后，中苏关系完全破裂，毛说：“斯大林以前认为我们同铁托一样。直到我们在朝鲜参战之后，他才知道我们不会的。”中国现在完全依赖苏联了。周尖刻地评论说：“我们参战免得苏联卷入与美国的战争。”毛和周逐渐地认识到，朝鲜战争使中美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和解。事实上，这段时间长达 22 年之久。
9 月初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胜利在握的麦克阿瑟逼近三八线。9 月 30日，缺少睡眠、过度劳累而显得有些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周在一篇讲话中，偶尔提到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这个字眼提出了警告。一场“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发行胜利公债收集游散资金。毛提出了派遣志愿人员帮助朝鲜的想法。决不能动用人民解放军，但可以派遣志愿人员。
9 月 30 日麦克阿瑟的军队跨过了三八线。印度在联合国表现得非常慎重。印度谴责派联合国军开赴朝鲜，表示愿意从中调停。10 月 3 日凌晨一时周立即邀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交谈了几个小时。周说：“中国在其邻国遭受侵略时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需要和平，我们渴望和平。我们一天仗也不想打。战争将使我们的重建速度放慢，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一个负担。但是，我们绝不受人欺侮。我们不怕抵御侵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潘尼迦尽力把周的警告转达给了美国。可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确信中国不敢采取行动。空中侦察表明：中国军队没有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一带移动。麦克阿瑟在其东京总部宣称，他坚信中国不会贸然行动。10 月份，麦克阿瑟的军队攻陷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尽管精明的杜鲁门总统小心谨慎，限制他的行动，对他发出警告，麦克阿瑟还是准备把仗打到鸭绿江边。
在北京的政治局数周以来几乎一直在开会。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讨论。东北的头头高岗反对派遣志愿军。为什么不加强鸭绿江的防御呢？周指出，“边界线太长。这意味着分散兵力，费用浩大。”有人担心“美国佬朝我们扔原子弹怎么办？为什么不让北朝鲜人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毛和周在表决中获胜，会上采纳了派遣志愿军的方案。喜欢打仗的彭德怀欣然接受指挥志愿军的任务。周再度想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某种承诺，苏联能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吗？回答是：苏联如果采取此类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和原子战争。莫斯科很乐意向中国出售志愿军所需要的任何装备。
9 月，周设法使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接待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在伍修权的率领下抵达纽约。伍在长征期间是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翻译，现在是周手下的外交官。10 月 25 日麦克阿瑟以十万重兵向鸭绿江发起了攻击。
志愿军已准备就绪。10 月 19 日以来，他们身着白色服装分成小股，进入北朝鲜，在茫茫的雪色中很难发现。25 日志愿军全线出击，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攻势。美军及联合国军开始溃退。十天之内 20 万中国志愿军踏过冰冻的鸭绿江，开进朝鲜。
到 12 月美军及联合国军已乱作一团，并开始朝三八线撤退。他们往北进攻时，恣意破坏，当地居民十分痛恨。在撤退时，他们的人员损失惨重。到年底美军及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以后的 6 个月里，这里形成了拉锯战。美军开始狂轰滥炸，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开始时，遭受到很大伤亡，后来学会挖掘坑道，深入地下，以防敌机轰炸。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札对麦克阿瑟力图进攻中国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他飞抵华盛顿与哈里杜鲁门磋商。美国总统也对这位联军最高司令的行为，深感不安。因为他没有遵守总统有关不要将战火引至中国边境的禁令，而且事先未曾请示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便自作主张去台湾会见了蒋介石。1951 年 4 月，杜鲁门撤掉了这位自行其是的指挥官⑥。7 月，即战争爆发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在开城举行停火谈判。
与此同时，联合国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美国禁止任何物资运迸或运出中国。所有西欧各国均追随美国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
结果，中国更加依赖于苏联，而这正是毛和周竭力想避免的。周是军委副主席，负责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如：交通运输、粮食供应、伤病医疗、作战物资的运送等等。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亦给周添了不少麻烦。后来我从乔冠华和章汉夫（他们是周指派参加停火谈判和停战谈判的）那里得知，谈判曾几度受到阻挠，因为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周的某些同事态度十分僵硬。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局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棘手问题。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导致腐败现象。中国的铁路运转正常，确保城市不出现食品短缺，周在这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但是，本来要用于重建经济的预算资金的一半，却用于战争，其中包括俄国贷款的 40％。俄国人要求立即支付给他们为志愿军提供装备的钱。周后来告诉我，“我们作出了牺牲，付出了英雄的鲜血。什么也没有白给我们。每件武器我们都付了钱。”7 月的停火受到欢迎，但军事行动还持续了两年。朝鲜战争中，35000 名美国军人阵亡，15 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场上牺牲了。
中国是饱受战祸，民穷财尽的弱国，但是，却敢于和美国对抗，并且一年之内其志愿军打得美军及联合国军停顿下来，无法前进。这一事实本身就对正在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说，周在确信战争已陷入僵持状态时，便开怀畅饮，而酩酊大醉，不得不让人扶回寝室，扶到床上。现在，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了，需要的是耐心和外交技巧。毛总喜欢说：“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
再次前往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1952 年 8 月周踏上了去克里姆林宫的旅途。但是，他已疲备不堪，而且鼻子常常流血不止，医生发现他心律不齐。因此，周在赴苏前写信给党的正副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请求将他的一部分工作移交给第二梯队的官员。周在信中说：“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8 月 17 日周抵达莫斯科。此行，周代表着一个赢得新的威信的国家，一个和平统一的、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国家。他将受到尊重和敬佩。
斯大林看到了中美两国许多年内部会处于敌视状态。他现在可以比 1950年时更为慷慨大方了。然而，周恩来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已是一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家了。他可以巧妙地使朝鲜战争的谈判变得有利于美国……至少斯大林是这样担心的。莫斯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要打仗的理由和前景。
农业是周的计划中的主要问题。粮食产量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现代化。令周感到沮丧的是，他发现苏联没有化肥厂，而要到东德和捷克去寻求帮助，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化肥厂（当时中国一家化肥厂都没有）。中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石油，但周已着手加紧勘探石油的工作。除了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小油田以外，中国的地质学家正在中国内地寻找潜藏的油区。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苏联模式设计的，重工业压倒一切，其结果是：占去大量投资，不能立即见效。中国需要迅速积累资本。这意味着要发展轻工业，而轻工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苏联愿意提供帮助。援助的 67％用于建设重工业工厂，投入农业的不到 7％。苏联在中国承担 156 个主要工程项目。8000 留学生派往苏联接受培训。这一“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中国方面用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农产品偿还。“每样东西我们都要付钱，而且并不便宜。一台小小的发电机要一吨西红柿。俄国检查人员十分苛刻，西红柿生了不行，太熟了也不行，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西红柿就扔还给我们。他们非常傲慢，我们敢怒不敢言。”这番话是一位当年负责押送偿还货物去苏联的官员讲的。
朝鲜战争对中国还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周的《共同纲领》难以实施，党加强了控制。发展小型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被取消。放松对私有经济的控制，使得蒋介石统治时期十分猖獗的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现象死灰复燃了。旧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由于有些资本家再度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共产党打击了这些资本家。1951 年 5 月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助长了走私、偷工减料、怠工、黑市买卖、囤积居奇等等。私人经济迅速控制了急需商品，党的干部很容易就被拖下水，并为资本家效劳。
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两场严厉的运动。一场是“三反”运动，打击对象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党员干部。另一场是”五反”运动，矛头直指参与破坏活动的资本家和商人。这两场运动或许是必要的，但和以往的运动一样，进行得有些过头。结果，一些原来富有理想的非共产党人士热情大为低落。有相当数量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数十人被立即处决。1956 年我和一些党员谈及“三反”、“五反”运动时，他们强调说：“党有腐败的倾向……运动以后好多了。”
1952 年周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指出“三反”、“五反”有不良后果。“头脑少发点热结果更好些。”直言不讳的聂荣臻也曾回忆到，“我们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有过激行为。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进行甄别，决定哪些人要平反。总是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冤屈。”⑦
朝鲜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抓间谍热，并影响到许多宗教团体。1949 年周向天主教领袖们保证说：“我们绝不会开展反宗教运动。”只要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教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个独立于梵蒂冈的爱国天主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保存至今，并拥有自己的神学院。但是，“三反”、“五反”之后，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领袖遭到监禁，另一些因间谍罪名被处决了。”三反”、”五反”的最坏后果恐怕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擢升。国民党留下的 200 万政府官员继续留用，但都调任邮局、银行、贸易机构中的低级职务。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党员负责干部与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磨擦日益严重。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诗人郭沫若给我讲过两个摄影师的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他们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发生爆炸，这两个人立即被抓了起来，并被指控，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
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说法引起一场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的运动。让群众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是有益的，但也使得养蜂人和昆虫学家横遭逮捕。周提议为那些“在长期战争中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党员干部开办速成班。但是有些党员对此十分不满，党内不少基层干部抗议说，这样做，是暗示他们无能。“我们仗都打赢了，管理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周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札。他被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们的首位。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对于自己的地位没有很大把握，所以这次周出访的收获要比 1950 年丰厚得多，签署了更多的经济协议。周提出了尖端技术转让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研究领域里。他带来了聂荣臻，聂是日后中国科技领域，特别是核技术领域的奠基人。这次尽管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诺，但仍有一些口头允诺。此行果实累累，周和聂带着更多的贷款，在更好的合作气氛中回到了北京。
周现在可以结束朝鲜战争了。1953 年 7 月宣布停战。朝鲜战争一共进行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
***
周恩来现在要着手处理另一件重大的工作，那就是：巩固中央政府，对付那些刚愎自用的地方党委书记与军队的指挥官。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中国必须完全团结一致，有一个各方听命的强有力的“中央”。1949 年中国有六大军区，每个军区都有相应的地方政府。东北的高岗在地方首脑中权势最为显赫。他同时占据军内和党内的高位。1953 年下半年，所有各大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均被调到北京，安排其他职位，打消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念头。六大军区重新划分为 13 个军区。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到北京中央政府手中，总体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交由周的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计划委员会负责。⑧这些变化对高岗影响最大。高今后必须征得北京的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在上海，与高岗一样喜欢自行其是的饶漱石也受到相似的限制。周建议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受到身边一些老干部的制约，最主要的是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高受到包围，他本人知道得很清楚。周告诉高一切指令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便说：“哪个中央？哪个中央？”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的时候了，毛和刘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1954 年 2 月 10 日，周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领导成员发表讲话，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说，个人主义会导致争权夺利，搞小集团和帮派活动。必须严格党的纪律。然而，为了尽力避免破坏性的对抗，周又说，应当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发表，“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当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残酷，周比谁都更清楚。他希望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清洗。
时至今日，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在高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十分清楚，他们参加了斗争，因为这是一件反对党的领导的事件。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fan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6 年底。
周恩来一贯遵守党的纪律，但他竭尽全力减少各种过火行为带来的影响。他负责的一些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有效地缩小了不分青红皂白指控其成员所造成的破坏范围。诗人郭沫若 1956 年告诉我说：“但是，其它单位，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一些最好的干部给毁掉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是周恩来的下属，学识丰富、才华横溢的潘汉年。潘是周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他费尽心血将文件从蒋介石那里送到周的手中，当时周正在西安，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潘汉年的妻子非常富有，她的家住在香港。潘结交甚广，包括一些秘密帮会的头头。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1977 年他在劳改营里病故。当年有人说“给潘汉年下定论太困难了。他认识的人太多了，与秘密帮会和国民党都有联系，无法挽救他。”50 年代初的那些过火的清洗，和党内干部文化程度低，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党内这些残酷的斗争也许不会如此厉害。周恩来建立一个廉洁奉公、办事利索的政府的努力，也许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和挫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斯大林对挑起朝鲜冲突应负的责任的问题上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楚。为了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中国不得不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开始工业化，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虎口夺食”。
注释
① 本章所有引文出自中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国科学院周培源教授、梁思成先生（已故）和本章内提到的其他人以及一些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都曾接受过本书作者的采访。
② 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以及周恩来成功地使这一会晤顺利结束的这段历史，是和见证人核实过的，其中包括章汉夫先生和周的其他工作人员。
③ 韦国清，壮族，曾以帮助越南人指挥奠边府战役、打败法国远征军而闻名于世。参阅克莱恩和克拉克合著的《名人传记词典》。韦将军于 1989年逝世。
④ 高岗。参见《名人传记词典》。斯大林赠车给高岗一事，许多回忆录中均有记载。东北的官员也曾对本书作者讲述过这件事。
⑤ 关于朝鲜战争，马修李奇微将军所著《朝鲜战争》一书写得最好。该书于 1967 年纽约出版。
⑥ 参见约翰斯潘纳所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争论》，诺顿出版公司 1965 年纽约版。
⑦参见《聂荣臻回忆录》。此外，本书作者曾采访过许多在清洗中受到伤害的人。⑧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政策由经济学家陈云和李富春起草。陈云依然健在。参见卡尔李斯金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牛津出版社
第二章 登上世界舞台
——日内瓦和万隆（1954－1955）
——1954 年 4 月份周恩来出席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5 月周声称应邀请亚洲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5 月至 7 月斡旋于法国与北越代表团之间
——1954 年 6 月飞赴德里和仰光，筹备计划中的亚非会议
——1954 年 7 月会见胡志明，劝说胡在 1956 年进行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允诺下接受暂时性的越南分治
——1954 年 7 月返回日内瓦并达成协议，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1954 年 9 月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
——1954 年 8 月 1 日周返回北京
——1954 年 10 月毛和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重要会谈
——1954 年 10 月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相互平等
——1955 年 4 月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于事前做好准备
——1955 年周面临华侨问题，决定废除双重国籍
1954 年 4 月 24 比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云集日内瓦的宽特兰机场，等候一架苏制的伊柳辛飞机降落。走下舷梯的是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黑色软呢帽、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照像机咔嗒咔嗒地摄下了周恩来毫无表情的面孔。“严肃、面无笑容、冷酷……”当时报界的评论如是说。周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助手之一王炳南告诉我，“我们原本认为那是十分严肃的场合，应该显得庄重些。”与我谈话时，王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回忆录。王炳南那时总管一切，包括代表团的服装。他为所有代表团成员订做了黑色制服。“我以为这有助于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可是，我们在日内瓦的街上行走时，人们纷纷脱帽向我们致意。原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牧师。”心情惴惴不安的王炳南向周汇报了自己的失误。周听罢不禁大笑起来。几天以后，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照像机的镜头面前。
1954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在柏林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有关举行一次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和“法属印度支那”战争的事宜。然而，没有中国参加，会议显然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杜勒斯坚决反对，中国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而受到邀请。同时，莫洛托夫还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了会议。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团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出席会议的立场。美国代表团成员必须完全不理睬中国或北越的代表，不得与他们交往、握手。结果，不仅仅美国代表，而且其他国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都想方设法避免接触。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慢吞吞地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似乎每个人都在回避其他人。”
周率领 150 名随行人员出席了日内瓦会议①，其中包括人称弥勒佛的李克农，以及王炳南、章汉夫、黄华。他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他有最优秀的口译人员，包括哈佛大学涪养的浦寿昌②。中国代表团租下了在韦尔苏瓦的万花岭大别墅，四周是宽广的花园和葡萄园。为了举行宴会，周特地从中国运来了地毯和古董，并且随团带了两位北京最好的厨师。他的首批客人之一是查理别林。卓别林 1953 年离开了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卓别林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不得不在瑞士的沃韦
定居。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电影片《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赠送给周。周说，“你一定要来中国访问，你在中国深受欢迎。”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其间卓别林即兴表演了一番他那闻名遐迩的小人物形象。另一位客人是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朗宁出生在中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安东尼艾登也不顾杜勒斯的不满，常来参加午餐和晚宴，并和中国人私下会谈。
4 月 28 日，杜勒斯就朝鲜问题发表主旨讲话。杜讲话的时候，周不断地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上书写着。周讲话时常常脱离讲稿。这使他的译员翻译起来更加困难。他的一位译员陈辉在若干年后回忆说：“他对英语同汇和意义有他自己的看法。倘若我翻译时用‘士兵们’这个词，而他希望用‘部队’，他会当众纠正我。”陈辉对周使自己当众出丑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浦寿昌却觉得，与周“一起工作十分惬意”。“你不必过分注重他的讲稿，只要留意他在讲什么就可以了。他说话总是准确明了，他希望把他的话翻得请清楚楚。”
周恩来发言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他的出场，具有那种令人捉摸不透和疑惧的魅力。周举止雍容尔雅、风度翩翩，令人肃然起敬，即使那些对他感到愤懑的人也是如此。周开始发言，“这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首次坐在同一张桌前……”他强调中国需要和平，渴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的发言被某些报纸诋毁为“夸夸其谈”，因为周详细论述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非殖民主义过程。他着重指出朝鲜地处亚洲，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涉及亚洲大陆的事务。亚洲国家之间的协商对于解决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又说，“应该撤出所有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这里“所有”一词意味深长。周对诸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这样周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及一年后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首届亚非会议奠定了基础。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争论不休。会议一拖再拖，令人疲惫不堪，并且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重叠进行。一位观察家写道：“那是十分艰难的日子，会议气氛紧张。”然而，它确认朝鲜战争已告结束。6 月 15 日，在朝鲜问题最后“宣言”上签字的 16 个国家③“不得不遗憾地”向全世界宣告，未能就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 6 月 5 日周恩来曾强调：中国建议朝鲜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仍告失败，然而，他丝毫没有感到垂头丧气。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王炳南写到“我们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谈判。但这确实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仅在日内瓦逗留了一周。他对美国代表团的行为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周也作了一些规定，”不要主动握手，如果有人伸出手来，绝不能拒绝与其握手。”一位年轻的武官对一位瑞典同行握手的表示未加理睬，因而被周送回了国。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接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后，确实出现了某些松动。史密斯似乎对周的某些建议表示赞同。可是第二夭他的副手沃尔特罗怕逊又退了回去。周对此十分恼火。他责备罗伯逊说：“你们说话算不算数？你们言行是否一致？”一位瑞士记者评论说：“他说话的架势看起来就象中华帝国的官员在训斥行为粗鲁的野蛮人。”但是，史密斯已经打破了不准与中国人交往的禁令，与浦寿昌愉快地谈起了哈佛大学。一次，他抓住了周的胳膊，从而避免了握手之嫌，他对周说，“见到您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周深受感动，眼里闪烁着激情。周回答说：“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是长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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