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47.古典童话的现代翻版：蒋孝严、蒋…
在蒋家第三代中，经历最曲折、坎坷，然而同时又较"争气"、最具发展前景、为台湾各界人士所普遍看重的，莫过于蒋经国生前不曾公开的两个私生子蒋孝严、蒋孝慈。
蒋孝严、蒋孝慈出生于广西桂林，是蒋经国与章亚若"赣南新时代"四年流水爱情生活的惟一遗存。1942年，章亚若还没来得及从蒋家为自己、为自己两个儿子谋得一"合法"身份和地位，蒋介石虽然"宽大为怀"，恩赐了两个"意外之喜"的孙儿予"孝"字辈家名，但同时却令他们只能从母姓，而没有将他们明确地纳入蒋门。
在这之前，蒋经国惜于自己的"前程"而无勇气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为章亚若讨个"公道"，对于这两个儿子的处理问题，他碍于"形象"与"名声"，同样陷入"否认不了、确认不得"的尴尬境地，于是，两个私生子只得承袭母亲"地下夫人"的不幸命运，只能做"秘密儿子"。直到蒋经国去世后的10年，孝严、孝慈兄弟经过种种磨难，才是以认祖归宗，改姓为蒋。
章亚若桂林暴亡之时，蒋孝严、蒋孝慈还不足6个月，为了安置他们的去处，蒋经国煞费苦心，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把他们交由章亚若的母亲，也就是他们的外婆周锦华抚养，地点暂定在江西万安。这里比较闭塞，民风古朴，章家在这里无亲无故无人相识，不易招惹麻烦；同时，地理位置靠近赣州，便于照应。蒋经国先派吴骥去把当时仍住在赣州的周锦华接送至万安，又安排王制刚与章亚梅一起把蒋孝严、蒋孝慈由桂林带到那里，交给了他们的外婆。
在万安生活一年有余，章亚若的大弟章浩若就任贵州铜仁县县长，接他们到任所团聚。
在章家诸多兄弟姐妹中，与章亚若关系最密切、感情最深厚者，就是这个原学名为懋萱的章浩若。章浩若是章家的长子，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奔赴武汉，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后来跟随张雪中将军，参加庐山保卫战。辗转第九战区，当过上校总务长、参谋长。章亚若去世后，他根据有实无名的"三姐夫"蒋经国的安排，离开军队，到地方做"父母官"。在这期间，他与发妻吴英葵友好分手，与在洛阳结识的江西女子纪琛再婚。为了便于照顾蒋孝严、蒋孝慈两个外甥，章浩若、纪琛夫妻俩将他们和老母一起由万安接到铜仁，并且将他们过继到自己的名下，成为养子。
在1947年，蒋孝严、蒋孝慈两兄弟5周岁的时候，当时在南京的蒋经国，曾派人通知周锦华，带着两人前去相聚。这是蒋孝严、蒋孝慈两兄弟落世后，父子的第一次见面。
第一部分 48.古典童话的现代翻版：蒋孝严、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败局已定。仓皇之中，蒋经国紧急安排章氏家族举家迁台，周锦华最后只得携领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以及大儿媳纪琛、二儿子瀚若、长孙修纯等一家10口辞别家乡南昌，辗转经厦门乘船到了台湾。
50年代，新竹在台湾是一个相对偏僻、保守、落后的城镇，民风淳厚，生活也比较艰难。
在外婆和二舅的庇护之下，蒋孝严、蒋孝慈两兄弟的求学生涯虽然艰苦，但毕竟没有大的波折。先是入新竹东门国小就读小学，然后又一同在中坜中学念完初中，最后蒋孝严在省立新竹中学、蒋孝慈在私立义民中学就读高中。1961年，周锦华因病去世后不久，兄弟俩又一同入台湾东吴大学，一入外文系，一入法律系学习。
在东吴大学，蒋孝严、蒋孝慈兄弟俩同校不同系，所学专业反映了彼此的兴趣，同时也就决定他们日后各自有别的发展道路。
哥哥蒋孝严自小就对政治兴趣浓厚。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被分到中厣忠爱庄的"国防部"政治作战总队当政战预备官，并曾被派往金门受训。退役后，一度到虎尾中学任教。其后，赴美国入乔治城大学留学，专攻外交和国际政治，获硕士学位。
返台后，于1967年通过台湾当局"外交部"领事人员乙等特考，获第四名的成绩，从此进入"外交部"。
在接受了10个月的外交领事人员训练后，1968年，以"外交部"学员身份派往台湾当局"驻比利时使馆"工作，并入布鲁塞尔大学进修法文。
两年后实习结束返回台湾，一度在"外交部"档案资料处当科员，不久调往欧洲司，任陈雄飞"次长"的秘书。
1974年2月，蒋孝严以三等秘书衔，外放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馆"。
1977年7月，他再度被调回台湾当局"外交部"，升任有"天下第一司"之称的北美司一科科长。在此期间，他又以《珍宝岛事件》的论文，通过了"外交部"领事人员甲等特考。1980年，升任"外交部"专门委员、北美司副司长、"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副秘书长。1981年，升任该会秘书长。
1982年接替程建人，升任北美司司长。
1986年8月，原"常务次长"关镛奉命"出使"沙特阿拉伯，由蒋孝严继任，时年44岁，被誉为台湾"外交界"的明日之星。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十分赏识和器重蒋孝严的才干与识见，引为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1989年蒋孝严出任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会主任，1990年再返"外交部"任"政务次长"。1992年转任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民党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
与哥哥醉心于政治、在仕途上步步高升的境况有所不同，弟弟蒋孝慈则一直有志于治学，潜心于法学研究。在海外留学归来后，长期在东吴大学执教，硕果盈盈，学术地位令人尊崇，先后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也是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委员。
第一部分 49.走出余荫：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
蒋孝刚是蒋纬国与第二任夫人邱爱伦所育之子，也是蒋纬国惟一的嗣承。他出生于1962年。当时，蒋纬国已年届五旬，中年得子，蒋纬国对蒋孝刚钟爱异常。
在蒋家"孝"字辈中，蒋孝刚最小，与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以及孝严、孝慈等第三代兄弟姐妹年龄差距颇大，所以他们之间来往甚少。相反，他与蒋家第四代，尤其是与蒋孝文、徐乃锦夫妇所生的蒋友梅之间年龄相差不到2岁，关系密切，感情亦深。他们一起在台接受启蒙和初等教育。1980年底，又一起同赴英国留学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蒋孝刚攻读法律，蒋友梅则专修艺术。当时，负责照顾他们的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驻英国的"代表"金炎夫妇。每年，蒋纬国都专程由台湾至英国去探望。
由于父母长期分居，蒋孝刚从小就养成独立自强的性格，很少有依赖感，老成持重。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期间，他从不暴露自己的出身。但是，知道他是蒋纬国公子的人也不少，因此，他特别注意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以免引起外界注意。在学校他潜心学习，是公认的最用功也是最有成绩的高材生。
毕业时，台湾当局"外交部"一度曾有意延揽他出任官职。但在当时气候下，台湾岛内外对于蒋家接班问题，早已窃窃私语，于是这一方案不久即告搁置。
在这时，蒋孝刚也表示，他对从政的意愿并不高，并且他不愿在台湾执业而谋求发展。后来，蒋孝刚去了美国，拿到了律师执照，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公司服务。蒋氏家族第三代子弟中，能与他一样看得开的人不多见。
蒋孝刚在美国期间，与美籍华裔女子王倚惠相识，并于1987年6月在纽约订婚。王倚惠的外祖父是魏宗铎。魏宗铎祖籍福建福清，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国银行工作，从办事员做起，后来在银行界历任主任、襄理、副理、经理、总经理等职，并曾辗转于昆明、天津、西安以及日本东京等地发展银行业务，一直到1970年到台湾，先后出任副总经理、总经理。1971年，台湾"中国银行"增资，改为"民营"的"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他顺理成章出任首任总经理，1975年又被推举为董事长，后来还出任过"中联信托公司"董事长。退休后一直定居台湾。王倚惠的父亲是新加坡侨界闻名的一位商人，长期住在美国，与蒋纬国私交甚笃。而王倚惠本人则在美国纽约从事工商管理工作。
1987年，蒋孝刚与王倚惠奉父亲蒋纬国之命专程返台，在台北士林梅庄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由李登辉主持。台湾当局各界政要100多人前往观礼，盛况空前。比照蒋家其他晚辈的婚礼多在台湾岛外举行，且从不被允许铺陈张扬，蒋孝刚的"破格大婚"，可以说"很不寻常"。
蒋孝刚、王倚惠夫妇在台湾完婚后不久，即双双返回美国，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
第一部分 50.第四代的佼佼者：蒋友梅
蒋友梅是蒋孝文与徐乃锦的独生女，生于1961年，是蒋经国的嫡孙女、蒋介石的嫡重孙女，从小就深得祖父、曾祖父的疼爱。
但是，由于父亲蒋孝文在她还很年幼的时候就身患重病，蒋友梅缺少了一般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快乐。尤其是因为蒋友梅特殊的家庭背景，她在学校读书时，同班同学都有"不敢高攀"之感，令她深感孤寂。
据传，蒋友梅为了博得同学们对她的好感，常常故意将自己带去的百元大钞"丢"在地上，然后自己捡起来大声问："是谁丢了钱?"大家面面相觑。因为当时，新台币最大面额的钞票就是100元一张，自然很少有小学生上学身怀此等"巨款"的。
蒋友梅说："没有人丢，那就做班费!"
因为蒋友梅所在学校的校规规定，学生在班里捡了钱，如果没有人认领，就充为班费。
蒋友梅在台湾接受完初等教育后，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母亲徐乃锦对蒋友梅的要求一向严格，经常告诫她应该忘记"第一家庭"的特殊背景，凡事力求平民化，以养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生活能力。蒋友梅远赴英国留学并且毕业后就留在国外谋求发展，就是徐乃锦的主张。
据她的一位朋友介绍说："她让女儿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而不愿她很快返回台湾，就是不希望她的女儿回来后，处处受礼遇，享受特权。但是，徐乃锦也十分尊重蒋友梅个人的意愿，从不强加自己的意志于女儿。她经常说："我不能做个自私的母亲，我愿意让她出国，脱离束缚，自由飞翔。我希望她为了兴趣而活，而不是为了工作而活。"
蒋友梅剑桥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一家英国银行，环境、条件都十分优越，但是她仅仅干了2年，经过6个月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辞去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以深造她所喜好的艺术创作。
当蒋友梅从英国打电话来征求母亲意见时，徐乃锦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女儿的"轻率之举"，但是仍然表示理解并支持女儿的选择。她对女儿说："只要你喜欢，在你读书期间，如果没有办法自食其力，我都会供你。"
蒋友梅十分感动："天下如何再去找像你这样的妈妈呢?"
蒋友梅的思想、品德乃至性格都受徐乃锦的影响至深，一举一动包括衣着打扮都颇似乃母：落落大方、朴素自然。蒋友梅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不少优秀的素质：求知欲强，事业心重，有毅力，有个性，是蒋家第四代中的佼佼者。
第二部分 2.逃跑的宋嘉树
这是一个"没有加冕的王朝"，这个"王朝"的领袖，就是宋嘉树。
宋嘉树，又名耀如，英文名"查理"。他1866年出生在文昌县一个普通商人家庭，家中有四个姐妹兄弟，他排行老三，上有1兄1姊，下有1个妹妹。
他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命运攸关之际。英国人的大炮轰破了清王朝的铜关铁锁，由南至北，中国的广州、厦门、宁波、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纷纷被迫向外国列强开放，英国割去香港，葡萄牙占领澳门，之后诸列强又强迫清政府允许通商、传教、办学校。而北边的俄国也张开大口不断吞噬着中国的西北、东北……中国的政治危机一日堪于一日。
1875年，宋耀如9岁，慈禧太后迫于国内一些开明人士的呼声，允许少数学者到美国和欧洲留学，并派出一小部分人到日本去考察。一时间，有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这个时候，宋嘉树也出国了。但他并不是去学人家的造船造炮技术或亲耳聆听英国下议院议员的辩论，他仅仅是为了谋生出国的。
宋嘉树出国之前，他的哥哥已在南洋群岛的远方亲戚处当学徒。在当时，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个人财富的积累方式。宋嘉树的父母也决定把他送到南洋群岛一个亲戚家做3年立契佣人。8月，烈日炎炎，就这样，小嘉树被亲戚带到爪哇国。
少年时，宋嘉树就已是一个倔强有主见的孩子，他皮肤黝黑，身材矮壮，两只又深又黑的大眼睛闪闪发亮，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再戴一顶圆瓜皮帽。他跟着大人们干活，手脚勤快、做事利索，语言不多，却颇有心计。
1878年初，他遇见了一位远亲，他称他为"舅父"。
这位"舅父"是早年赴美修筑铁路的广东移民，靠着自己坚忍不拨的毅力，积攒了一笔钱，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了一家店铺，专门经营中国商品，是当地华工中为数不多的有钱人。这次他回广东探亲，在返回波士顿途经爪哇换船停留，见到了小嘉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又机灵又显得稳重的孩子，小嘉树也被他炫耀的成就以及描绘的未来情景所打动，也渴望离开这块狭小的天地，到美国去。
于是，他悄悄地逃跑了，然后，满怀欣喜地跟着这位舅父绕过半个地球去旅行，独自走上闯荡的道路。
1878年夏，宋嘉树随着船队到达波士顿。舅父没有儿子，要求嘉树做他的养子。宋嘉树的父母同意了。
与当时在美国辛苦地做着苦力而又全无人身自由的华工相比，宋嘉树幸运多了，他自己也十分珍惜这不易的机会，努力地工作着。在那散发着霉臭味的茶叶铺子里，第一次学着做起生意。
虽然小嘉树没有念过多少书，但对店铺的进货、入账却很快掌握了。舅父很赏识他勤快温和以及聪颖机灵，常常鼓励他只要好好干，说这个店铺将来就交给他经营，过几年再给他娶一个华侨的女儿，保证让他过上美满的小日子。
在波士顿，中国人并不多，其中大都是中国的有钱人家送出国接受西方教育的子弟。在这里，宋嘉树结识了两位来自上海的青年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3人以后不仅是至交，而且是姻兄。温秉忠和牛尚周常来铺子饮茶，并且经常争论着如何按西方模式去改造中国的话题。宋嘉树似懂非懂地听着，心中十分钦佩他们的渊博学识以及口若悬河的谈吐，萌发出上学的强烈愿望。
温、牛两位青年也十分关心嘉树，鼓励他到学校去，学一门有意义的职业。于是宋嘉树鼓起勇气向舅父提出了上学的愿望，但是，讲求实惠的舅父不愿更多为他承担费用，斥责嘉树想入非非，声称经营店辅不需要没用的学问。
1879年冬，为了上学，宋嘉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向舅父提出上学的要求。但是，仍然遭到舅父的拒绝，于是，他决定逃跑。
一天，舅父派他到当地另一家商店去办事，于是，他逃之夭夭了，几乎没带任何东西。等到舅父发现他逃跑了的时候，宋嘉树早已偷偷爬上一艘由波士顿开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凯·考尔法克斯号"轮船。
这时，宋嘉树还不满14岁，他平时不声不响深得舅父的信任。这次逃跑，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
第二部分 3.独立成长(1)
"斯凯·考尔法克斯号"轮船是一艘缉私船，船只当晚出海，行驶没多久，藏匿在甲板后侧的宋嘉树就被发现了，随即，他被带到船长面前。
船长叫查理·琼斯，他外表看起来很粗野，却是个心地善良的教徒。船长有权处罚任何偷乘者，或指定他在下一个港口上岸，或把他遣回。但是，查理·琼斯船长被这个东方孩子的胆量感动了，他同意宋嘉树留在船上，并在花名册上为他谎报了两岁，把他的年龄改成16岁。这是当船员的最低合法年龄。
当船又回到波士顿时，这个中国孩子已博得船上人们的喜爱。在轮船靠岸时，他又藏起来，船长也装作视而不见。当船再度启航，他立即钻出来，又拼命地干活。
在琼斯船长的好心帮助下，宋嘉树在"斯凯·考尔法克斯号"当上了杂役，这虽然不是正式船员，但是，他已经成为美国财政部税务局一名领工资的船员了。
这时，宋嘉树穿上了漂亮的船员制服，剪掉了辫子，与其他高大强壮的海员相比，显得矮小、稚气，但这并没妨碍他深得船长和其他伙伴的关心、照料，在以后1年多的海上漂泊生活中，他从经历广阔、谈吐豪爽的船员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开阔了心胸与眼界。
查理·琼斯船长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不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决心要把这个东方青年培养成一个信徒。因此，不管是在海上航行还是坐在琼斯家中壁炉旁取暖，他都抓紧一切机会向宋嘉树传教，讲授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告诉他信教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入天堂。每逢星期日，他又带他去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为了到教堂穿得体面庄重些，他又专门为宋嘉树买了一套他平生所穿的第一套西装。
这是一套苏格兰粗花呢做成的西服，前面有四个扣子。每个星期日，宋嘉树穿着这套西装，戴着白色大硬领，系黑色宽领带，看起来十分神气。
这种有规律的船上陆地生活持续了1年多。
第二部分 4.独立成长(2)
1880年3月，琼斯船长被调往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待他如父亲的琼斯一走，突然之间，宋嘉树一下子觉得失去了有力的靠山。
但是，1881年5月，宋嘉树又悄悄躲在一艘从波士顿开往威尔明顿的船上，到南方去同他的恩人团聚，他没花多大力气就找到了琼斯船长，琼斯船长又安排他到船上的食堂打杂。
在美国南方，极少有中国人，宋嘉树的到来，引起了当地的轰动，不少人对这个来自遥远神秘国度的、以美国人的眼光看来十分漂亮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不乏当地上流社会的人士。
一位当地卫理公会教堂的头面人物，在南北战争时期的军人罗杰·穆尔上校见到宋嘉树之后，把他带到第5街教堂，并且，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名叫里考德的牧师。
这位被人称为"在上帝的熔炉里锻造出来的"里考德牧师，是一个严格按圣经办事的宗教卫士，他时刻不忘自己神圣的传教布道使命。当他遇见宋嘉树时，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给基督带来的机会"，通过与孩子的私下交谈，牧师敏感地觉出这位东方青年的执著与悟性。他想如果能让宋嘉树受到西方教育，将来做一个传教士，甚至是一个行医的传教士，那么他就可以把信仰与知识带回中国，医治他同胞的心灵与肉体，他的命运，甚至还有中国的命运，就可能改变。里考德牧师被自己的宏伟设想所感动，于是，他决心把这个漫无目的漂泊的中国青年改造成为一个胸怀大志及使命感的上帝使徒。
1881年初冬，一个教堂晚礼拜中，宋嘉树走进了肃穆庄重的教堂，全体会众看见一个"天朝人"向他们的圣位鞠躬，一个个惊讶不已。也正在这一刻，宋嘉树被一股来自天国的神秘力量所吸引，他感到了一种从灵魂深处涌出的颤动。这次福音布道会结束后，宋嘉树向对他报以厚望的人庄重宣布，他已改变了信仰，找到了救世主；并且渴望将来回中国去传教，让更多的中国人信仰基督教。
他的这番话让里考德牧师及关心他的人极其高兴，他们马上着手一项关于宋嘉树命运的事业，于是，琼斯船长又写信给财政部长，请求让宋嘉树从船员退役，以便让这个中国男孩上学。
1880年11月7日，威尔明顿《明星报》上登了"第5街卫理公会教堂"的一则简短通知：上午第一位"天朝人"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里考德牧师将主持仪式。
宋嘉树接受洗礼后，取了教名，叫查理·琼斯·宋。
经历了南北战争破坏，美国南方只保存下来少数的几所大学，杜克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该大学中的圣三一学院是美国一所有名的神学院。为了让宋嘉树系统学习宗教知识，1880年，在查理接受洗礼后的几个星期，里考德牧师向圣三一学院院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提出建议：圣三一学院能不能录取一个中国男孩，让他为了伟大的事业上学？
为了解决查理的学费问题，罗杰·穆尔上校写了封信给南方最有钱的人之一、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将军，他因经营达勒姆金牛烟草而致富。这位年事已高的慈善家邀请宋查理到他家里，当面观察这个中国小伙子是否值得帮助，结果宋嘉树通过了所有的测检，卡尔将军同意资助宋嘉树"受到一种必需的教育"。
1881年4月，一个灰蒙蒙的傍晚，查理在里考德牧师的陪伴下乘火车从威尔明顿来到了达勒姆，卡尔将军派了一辆四驾马车到火车站接他和传教士。
卡尔夫妇热情地接纳了宋嘉树，让嘉树住在家中，给他单独一间房。他在卡尔家里愉快地度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每逢假期他总是在卡尔家中度过，并且亲切称呼"卡尔父亲"。
在美国漂泊的那些年，卡尔给宋嘉树影响最大；在这期间，卡尔还给了这个孩子一种非常有效的商业教育和做生意的判断能力，培育了他作为企业家的本能。
第二部分 5.圣三一学院的惟一外国学生(1)
1881年夏，宋嘉树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成为该校惟一的外国学生。
由于事前没有作过正规学院学习的准备，宋嘉树在圣三一学院被作为一名"特别生"，教授们同意让他上课程紧凑的预备班，把其他学生用10年学完的读、写、算压缩到只用几个月学完。教授们集中力量教他学好英语，并使他完全沉浸在《圣经》里。
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宋嘉树住在一位教授家里，但却在院长克雷文家里学习。对宋嘉树来说，这是一种最有益的安排，院长夫人是一个优秀的家庭教师，她对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很快产生好感，许多晚上，她同他坐在一起，耐心地帮助他准备功课。
对查理来说，要他完全领悟、熟识西方文化和神学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是一个敏捷的仿效者，他的记忆力出色，即使难以理解，也能够死记硬背地接受下来，并且能够流利地复述他读过的《圣经》上的词句和他从布道会上听到了只言片语的说教。
他的老师对于他善于仿效的才能颇为赞赏，校长克雷文博士在他进校一两个月后就在年度报告中评价道："他每一个方面都很出色，专心学习，一定会成功"。
1881年圣诞节，在圣三一学院的小教堂里为宋查理举行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院长克雷文亲自兼任本堂牧师。那个星期日的布道主题是"到全世界去向每一个人宣布福音"。并且向查理宣布了他的任务。这次布道会唱了许多圣歌，人们纷纷同查理握手。
宋嘉树深深地感受到了美国人为自己未来安排的使命。
宋查理独在异乡为异客，已渐渐习惯了神学院的生活。但是最初，这位与众不同的外国学生被同学们认为是一个怪人，班上一些调皮的男生常常拿查理开玩笑，取笑他是一个"秦尼"(Chinese中国人)，还拿他的名字逗乐。
然而，他的同学很快发现，像宋嘉树这样的人物不可忽视，他反击这类恶作剧也不遗余力，并且练得伶牙俐齿。小伙子们发现，他是一个有吸引力而热心的活跃分子，非常热情肯干。
外表俊逸洒脱、性格开朗随和的宋嘉树在姑娘们中也很得人缘。他常常使用幽默、风趣的谈吐逗得女孩子们发笑。一个年龄同他相仿的姑娘说："你知道吗，他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穿着讲究，举止潇洒，事实上非常彬彬有礼，就像一个绅士那样。"
第二部分 6.圣三一学院的惟一外国学生(2)
然而，在异国他乡，远离亲人，寂寞也时时向这位青年袭来，他思念家人，也常常为自己未来的传教士使命而担忧，因为那毕竟是带有很强奉献精神的事业。他时时陷入一种沉思状态。
也许是为了排遣孤寂，或许是想从姑娘的同情与细腻中找到一种慰藉的感觉，查理开始越来越多地与女孩子交往。在众多的金发碧眼之中，查理的目光渐渐集中在一个叫埃拉·卡尔的小姐身上。
她的父亲是卡尔教授，在圣三一学院教希腊文和德文，是朱利安·卡尔将军较穷的堂兄弟之一。查理经常去卡尔教授家做客，卡尔一家都十分喜欢这个中国学生。埃拉·卡尔是一个瘦高个、有着一副修长双腿的少女，她的钢琴弹得非常好。暑假里，查理像这火热的天气一样，痴热地迷恋上了埃拉。查理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待在客厅里听少女弹琴。埃拉小姐也深深地喜欢这位整洁、潇洒的东方青年。他们在一起愉快地聊天，啜饮着咖啡，一起讲着年轻人的趣事。
在这难忘的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也执著地为这对异国青年开放着。
终于，一天，查理鼓足勇气，紧紧地抓住埃拉的双手，望着她激动的目光，两人紧紧地拥抱一起，热烈地亲吻起来。
恰在此时，埃拉的母亲破门而入，惊动了沉浸在爱河中的青年，埃拉脸涨得通红，飞快地跑开了，可怜的宋查理如木鸡似的呆立着，他立即遭到卡尔夫人一阵劈头盖脸的怒骂。然后，她一气之下，将查理赶出家门，并声称不允他再回去，更不许接近埃拉小姐。
这件事在威尔明顿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也引起了对查理寄予厚望的人们的不安。
卫理公会的教徒们一心希望将来让查理回到中国传教，以纠正"误入歧途4000年"的中国，在这个设想之下，他们为查理提供简朴的衣食以及让他受一种压缩了时间的教育。除此以外，他们并不想让查理享受到更多的像他们那样的生活，尤其不能容忍这个中国佬和他们的女儿有越过某种界限的亲密关系。
结果，在以宗教为名的前提下，卫理公会决定让查理转学，到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去。这样，查理不得不离开已经熟悉的威尔明顿，离开圣三一学院。
在离别前的最后一天，查理十分忧伤。当他向忠实的朋友和导师克雷文太太告别时，他按中国的习惯站在她面前，字斟句酌地讲了一番准备好的告别词，并赠送给她一个手工制作的吊床。但是，他才讲了一半，他伸出手臂抱住老师，难过得哭了起来……
查理乘火车到达纳什维尔后，把自己梳妆打扮了一番，到照相馆一本正经地照了一张相，并请朋友转交给圣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半个多世纪以后，那张照片的原件仍然是埃拉·卡尔晚年所珍藏的宝贝之一，那时她已是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第二部分 7."不中不西"的人回来了(1)
1885年7月宋嘉树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被卫理公会任命为执事，他这时19岁了。回国前，利用在一连串城市举行的信念复兴大会的机会，宋嘉树作了一次隆重的告别旅行，去了达勒姆、威尔明顿等地，看了退役在家的琼斯船长，与恩人卡尔一家挥泪告别。
12月，宋嘉树同行医的传教士柏乐文博士在纳什维尔坐上火车前往堪萨斯城，然后，他们从那里改乘横贯大陆的火车回国。
1886年，宋嘉树乘坐的轮船驶进浑浊的黄浦江。在岸边的英国领事馆，查理拜见了林乐知博士。
林乐知是美国卫理公会的大人物，1860年就被派到中国来，是一个中国通。他主要任务是办学、办报，曾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和英华大学，在苏州创办了东吴大学。他传教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知识界，他推想如果能用西方的科学打动社会名流，他们就会更欣然领悟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化，因此他本人是不属于做艰苦细致的、深入广大群众中传教的工作的。林乐知的地位优越，因此，他对布道团的教士常常既专横又武断。他手下6名传教士中就有3人因受不了他的专制，要求调离中国传道。
在这种情况下，林乐知自然更不会喜欢本身就是中国人的宋嘉树了。
果然，兴致勃勃准备大干一番的宋嘉树初抵上海，就受到了林乐知的歧视。在回国前，林乐知曾许诺让宋嘉树到上海英华大学去教书，他回来后，林乐知却以英华大学的教师远比宋嘉树优秀为名而食言。不仅如此，他给宋嘉树的月薪也是极低的，每月只有15美元。
这使宋嘉树极为不满。于是他提出在没有正式工作以前，请几个星期的假，先去海南岛探望一下已有10年没见面的父母，但是，林乐知拒绝了这个请求。
几次碰壁后，宋嘉树非常失望。
不久，宋嘉树被林乐知派到上海近郊吴淞去传教、教学。这是一片地势低洼而平坦的乡村，村里大多是灰泥和青砖的平房，很多泥墙已经剥落颓败。宋嘉树就这样在这块贫瘠的乡村，开始了自己的牧师生涯。
真正深入到自己的同胞中，宋嘉树发现自己与同缘同脉的农民兄弟打交道更为吃力。
当时，中国男子仍然留着辫子，穿着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色上衣和裤子，而宋嘉树却是西装，头发剪短，梳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头，在辛亥革命前的20年，没有梳一条辫子的中国男子会被视为怪物的。他甚至已经不喜欢吃中餐，而是爱吃肉排、火腿和西式饭菜。本来，中国人对传教士就没有好感，现在又来了一个"不中不西"的传教士，并且穿着打扮与生活方式都是那么不伦不类，走到街上，人们都叫他"洋鬼子"。
最初，宋嘉树的交往习惯依然是美国式的，有一天，他在教堂看见一个姑娘羞涩地看了看他，于是，他就决定主动去结识这位姑娘。但是，他却忘了这是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陌生男女讲一句话都是不允许的。当他打听到这位姑娘是上海西部南翔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师时，便贸然跑到那里去拜访，结果，他被女校长撵出了大门。
在吴淞，除了必要的布道，宋嘉树还在本教会开设的学校里教书。那些乡下学生都特别喜欢捉弄这位看起来很怪的年轻老师。
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曾在这里做过宋嘉树的学生，据他回忆，当宋嘉树出现在讲台时，他宽阔的身体、剪短了的头发和那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华南人的面容，引起了学生们的嗤嗤窃笑。由于他讲的土话别人听不懂，只好用英语讲课，这就使这位中国老师显得又像一个外国人。
但不久，这群顽皮的孩子就被宋嘉树深深地吸引，孩子们感到了他身上的不平凡之处。第一学期结束后，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师，消息传开了，这个班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
第二部分 8.筑成了家(1)
但是，这时候，在遥远的异国长大的宋嘉树回到了祖国，倒反而孤独无朋，非常寂寞。
有一天，宋嘉树在街上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人，并且彼此都立刻认出了对方，这个人就是宋嘉树在波士顿店铺卖茶时结识的中国学生牛尚周。
两人见面之后十分亲热，牛尚周听完宋嘉树的诉苦，十分同情，当即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结婚，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牛尚周自告奋勇为他做媒，并且要把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子——他19岁的妻妹介绍给他，答应设法促成这门亲事。
这位姑娘名叫倪桂珍，她出生在中国最古老、最卓越的家庭，倪氏是明朝宰相徐光训的嫡系后裔。这个家庭早在1601年在先驱传教士利玛窦的帮助下就皈依了天主教，是中国最早信奉基督的家庭之一。倪桂珍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父亲是一个教师。倪桂珍姐妹3人，她的两个姐姐从小缠足，成了有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古典美人。倪桂珍从小也随母亲缠足，但是反应不好，自从缠足后就总是发烧，最后父母只好作罢，这样桂珍就得以保持天足，成了一个地道的大脚女人。
在这个时代，女人脚越小越美，大脚女人是没人敢娶。但是，倪桂珍自幼聪颖好学，5岁时，就开始学习汉字，练书法，读经书；8岁时，上了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时，中学毕业。她数学成绩很好，还会弹钢琴。
虽然倪桂珍没有出国上学，但是，她却获得了一般女孩子不敢想像的西式教育。虽然她才学出众，也算是个才女，她的那双大脚却使许多中国绅士望而止步。
牛尚周从波士顿回国后，娶了倪桂珍的大姐，举行了文明时尚的婚礼，之后，与牛尚周一起留学回来的温秉忠娶了二姐。现在，牛、温两人开始热心地撮合这位小妹与宋嘉树的婚事了。
一个星期日，牛尚周和温秉忠邀宋嘉树一起去教堂，祈祷是假，见倪小姐是真。这时，倪桂珍正在教堂唱诗班唱赞美诗。在神圣肃穆的教堂相亲，使年轻的宋嘉树感到一种神圣的激动。
终于，他见到了这位使人耳目一新的女人。她脸颊丰满，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光滑乌黑的头发向后梳去，留着齐眉的刘海，头上插了一串细小的珍珠，周身上下流露出一种娴雅与端庄的气质与风度。
宋嘉树一眼便看上了这位姑娘。这时宋嘉树21岁，桂珍19岁，年龄也很相配。不久，经人介绍，宋嘉树拜见了倪桂珍的父母，两位老人对他感到满意。
1887年仲夏，这对年轻人举行了婚礼。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仪式，并举行了一场传统的上海式的家宴。
婚后，宋嘉树把新娘带到昆山，小俩口生活甜甜美美，只是菲薄的薪金使他们常常有入不敷出的困窘。幸亏新娘的陪嫁丰厚，才弥补了生活的不足。
在1889年至1907年间，宋嘉树和倪桂珍生了3儿3女6个孩子。老大蔼龄。为了纪念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宋嘉树给蔼龄同时取了英语的教名南希；老二庆龄，英语教名是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牧师的女儿罗莎德·里考德；老三子文，洗礼时被命名为保罗；老四美龄，老五子良，老六子安。
第二部分 9.筑成了家(2)
在这个家中，父亲、母亲分别担任不同的教育职责，宋嘉树随和开朗，对待孩子们十分民主，尊重他们的天性，经常与孩子们嘻嘻哈哈地做游戏。宋夫人则对孩子较为严厉，她每天都按时祈祷，视跳舞和打牌为堕落行为，因此也严禁儿女们沉湎于此类娱乐。
在美龄出生后，倪桂珍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妇变成一位笃信宗教的贵妇人，由纵情欢乐变得严肃庄重，孩子们的个性也明显地现出她的这种变化。头四个子女性情活泼，顽皮，精力充沛，富有创造精神。后两个儿子子良和子安则性情温顺，谨小慎微。
宋嘉树结婚以后，马上就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职责，他继续做着传教士的工作。虽然家庭生活使他的心思稳定了一些，但是，这并不能压抑他那不安分的天性，他依然以高涨的活力披荆斩棘地开拓着自己的生活道路。
回国传教数年后，或许是他意识到基督并不可能把福音送给中国的芸芸众生，或许是对林乐知的不满。他对自己传教士的事业发生了怀疑。微薄的薪金不足以养家等因素，使宋嘉树渐渐地偏离传教士的职责，将目光投向别的领域。
1890年，倪桂珍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宋嘉树深感家庭经济拮据，所以想方设法找些事做来赚钱。两年后，在宋庆龄出世时，宋嘉树在经济上已经渡过难关，出现了转机。他用妻子的嫁妆，加上两位在官府中做事的姻兄们的帮助，新买了几部印刷机，并在法租界山东路买下了一幢旧房子办起了印刷厂——华美书馆。
他利用在教会工作的便利条件，很快找到了替美国圣经会印中文版《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机构印赞美诗集的业务，这使他的印书馆很快就启动起来。利用当地产的便宜纸张、硬纸板封皮和廉价的中国排字印刷工人的日夜忙碌，宋嘉树的生意很快就火了起来。
随着印刷业务的日益扩大，宋嘉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经商中去，而传教几乎成了兼职。1891年春，他完全辞去了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的工作。
在美国，一直对宋嘉树抱有极大希望的宗教人士们的反应异常恼怒，消息传遍各地。对此，宋嘉树专门写了一封信寄给《基督教倡导报》，阐述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不卑不亢地离开了布道团，去开创他的出版事业。
这时，正是19世纪末中国掀起西学高潮之际，需要翻译、印制大量的西方书籍，以适应即将来临的维新运动的需要。因此，宋嘉树抓住了这个机遇，一下子发了财，并使他踏入了上海的商界。
由于正在起步的中国民族资本业亟须一批能够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周旋奔走的人物，进入商界后，宋嘉树利用他熟悉西方国情、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的优势，很快充当起了东西方之间的经纪人。
在经营自己出版业的同时，宋嘉树又被赫赫有名的付丰家族高薪聘请去当一家面粉厂的经理，这家面粉厂后来发展成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供应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的一大片市场。同时，他是付家各工厂的英语总经理，而且以后终生都担任这一薪金极其丰厚的职位。
宋嘉树在美国的恩人卡尔十分赞同他的经商选择，并且像以往资助他上学一样尽力帮助他做生意。卡尔在美国拥有百万美元的碾米工厂，在他的帮助下，宋嘉树成为中国最早从事进口重型工业机器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代，许多买办都发财致富了，宋嘉树也不例外。他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又熟悉西方的宗教事物，在谈话中他常引用《圣经》，特别是他那浓重的美国南方口语，使美国人感到极为亲切，只要一开口便使人疑虑顿消。在上海，当时一个重要的交际场所是在教堂，因为各界人士都在这里聚会，特别是外国商人，经常光顾那里。人们在那里交谈、做生意，查理则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既是公共租界内一座教堂的杰出牧师，又是上海滩的大实业家。只用了几年的时间，查理就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西方人不再把他看做一个让人瞧不起的"本地传教士"，而中国人也津津乐道着这个飞黄腾达的人物。
与上海的有钱人一样，宋嘉树在上海郊区盖起了自己的别墅式的宅第，他则坐着保镖拉的黄包车，来去他的出版事务所。
第二部分 10.革命的理财人(1)
但是，就在私人事业蓬勃兴起的时候，宋嘉树加入了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秘密会社红帮，成为了其中一员，并且，开始了从传教士到商人，再到反满革命者的过渡。
宋嘉树在踌躇满志地经营着生意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人，并因此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人生轨迹。
这个人不仅使他成为革命者和逃亡者，并因为婚姻纽带使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孙文——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这是在1894年一个星期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卫理公会教堂。
宋嘉树经人介绍第一次见到这位个头不高、修着整齐胡须的同龄人。两人一见之下，交谈十分投机。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同一年的生辰，又都是广东人，讲同一种方言；两人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两人都是潮州帮秘密会社"三合会"的成员；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但更重要的一点，两人都有着宏大的抱负，敢于向一切陋习挑战。
这次，孙中山是决定专门去天津求见李鸿章。1894年初，他写了《上李鸿章书》，毛遂自荐，希望李鸿章启用自己进行社会改革，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际。途经上海与宋嘉树相识后，就住在宋家了。
宋嘉树对孙中山的天津之行并不抱很大希望，但是，他尽力促成此事。他把当时势力很大的买办郑观应和著名的政治家王韬介绍给了孙中山，王韬为孙中山写了一封引荐书，介绍他去找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就凭此信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结果，孙中山去天津白白等了许多天，李鸿章也不愿见这个"无名小卒"，孙中山的自荐书并未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孙中山只好又来到上海，又住在宋嘉树的家中了。
不久，宋嘉树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新教会报》上。
这是孙中山的观点首次公之于众。
上书请求改良的行动遭到拒绝后，在宋嘉树的印刷馆里，孙、宋两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逐渐认识到：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以进行革命。这样，孙中山义无反顾地走上武装反满的道路。
结识孙中山以后，宋嘉树不断给孙中山提供许多帮助。他不仅留孙中山在家中寄住，而且提供书房，召开各种秘密会议。无论孙中山到哪里去活动，宋嘉树都十分密切地关注他的行踪，并从自己的腰包中掏钱支付各种费用。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立即回国，开始策划一次武装起义。
1894年12月，孙中山领导革命党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反满武装起义，遭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者被杀害。孙中山从此被迫流亡国外长达16年，在海外领导着革命。在这期间，孙中山主要依靠着宋嘉树及一些华侨的接济。
第二部分 11.革命的理财人(2)
1905年，孙中山看到国内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活动分散，还不足以领导全国范围的革命，决定召集国内的光复会、华兴会等与兴中会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7月，各路人马汇集日本，商讨同盟会成立事宜。这时，已经信仰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宋嘉树也离开上海，乘船到了日本，继续支持和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鲜明地打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招牌，将资产阶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宋嘉树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
在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宋嘉树便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挥舞着刀枪去冲锋陷阵的勇士，也不是拿起笔做刀枪讨伐清王朝、讴歌革命的思想家，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帮助就在于他是一个"革命的理财人"。
孙中山流亡海外后，宋嘉树继续以出版商作为他的公开职业，这期间，宋嘉树的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华美书馆陆续出版了许多世俗和宗教书籍，其中包括由他的老友柏乐文出主意编印的中国最早的方言《圣经》之一——《苏州方言圣约书》。随着事业的发展，宋嘉树在上海滩的名气越来越大，西方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同别人合资创办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中国出西方教科书，并且大量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以后，这家印书馆成为中国最优越、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在卡尔的鼓励下，他还投资兴办了香烟厂和棉纺厂。到1904年，宋嘉树的事业又上一层楼，他的私人产业已相当殷实。
然而，宋嘉树经商的同时，仍然把相当多的流动资产献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为了帮助革命者有秘密的较为安全的活动场所，宋嘉树专门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革命党的一般成员就经常在那里开会和相聚。为了不引起清政府密探的注意，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仍旧在他虹口的宅第或他在山东路的老印刷所开会。
这时，宋嘉树已经中年了，体态有些发胖，但是他的眼神里总带一丝哀愁。他身穿皱巴巴的宽松裤和白衬衫，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条蓝色斜纹领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愁眉苦脸的穷编辑。在他的西方朋友中，只有步惠廉等少数人知道他的心境和底细。他虽然拥有富裕的生活和有名望的地位，但却要时刻牵挂着、注视着革命运动；他虽然表面上还算安全，但又不得不防备着随时都有的杀身之祸。为了预防万一，他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
同盟会成立后，宋嘉树千方百计地为革命党筹集经费，为此，1905年秋，他远渡重洋去美国为革命募捐。
这是他阔别美国20年后再次踏上这片曾给予他希望、塑造了他的命运的国度，与20年前漂泊异域的穷孩子完全不同了，他现在是以一个富有成就的实业家的身份访美的。
他这次远航完全是一副阔人派头，在太平邮轮公司的一艘轮船上独自一人包了1间舱房，气派不凡。他大腹便便，身穿藏青哗哔叽套装，头戴一顶他最爱戴的浅顶软呢帽。当轮船抵旧金山码头时，他受到"致公堂"成员的热烈欢迎。
"致公堂"是在美的华人设立的一个帮会组织，总部设在斯波福德巷36号，门口挂的牌子是"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在这里，宋嘉树被人介绍，认识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银行家和实业家。由于华人在美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华侨无不渴望祖国强大。因此，许多腰缠万贯的美籍华人，满怀爱国热忱，慷慨地为革命党筹集了一笔为数可观的经费，这使宋嘉树大为振奋。
在美期间，宋嘉树还专程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拜见了他的恩人朱利安·卡尔。当宋嘉树同卡尔在达勒姆火车站重逢的时候，卡尔欣喜地看到，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宋嘉树，已不是1881年从威尔明顿来的列车上走下来的那个笨拙腼腆的中国少年了，而今已是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富翁。他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如今已和自己不相上下。这使一直资助宋嘉树的朱利安·卡尔终于有了当上伯乐的欣慰心情。
在随后的几周里，宋嘉树在卡尔的家中，私下向他的恩人透露了这次来美国的真正目的，并详尽地介绍了清政府的腐败以及数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经过，揭露了清廷残酷虐待、屠杀被俘的革命党人的罪行，并说如果推翻清政府，革命取得成功，西方的文明才能真正传播到中国去，基督教才真正可能给中国带去福音……
卡尔是个具有慈善家禀性的大富翁，当他听说大批革命党人被活埋、刀剐、砍头时，不仅义愤填膺，出于人道的救助和一贯对宋嘉树的信赖，他立刻答应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经费。宋嘉树在达勒姆之行结束后，乘火车北上纽约市，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原来，他在北美四处奔波，为革命党筹集经费。
这次北美募捐，他用了半年的时间。
回上海后，宋嘉树向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缴了200万美元。
由于宋嘉树筹集经费获得了很大成功，同盟会任命他担任司库。他过去是非正式地担任这一职务，现在则正式成为革命的"理财人"。同时，他继续兼任孙中山在上海的党部的执行秘书。
就这样，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秘密为革命党工作，还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公开为民主革命继续努力，宋嘉树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紧密追随者。与孙中山生死与共，使宋嘉树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更添上了不平凡的一页。
第二部分 12.孙中山向宋蔼龄求爱
1910年，宋蔼龄带着一纸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毕业文凭，告别在同校低年级就读的两位妹妹，穿着一身时髦的美国服装回到了风云变幻中的祖国。
这时，她的父亲已成为一名致力于解释、说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秘密会党的成员。他不仅以宗教活动掩护孙中山的秘密行动，而且用出版活动赚来的钱赞助孙中山的革命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住在宋嘉树家里。在他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宋嘉树全家陪着他。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宋嘉树、倪桂珍、宋蔼龄、宋子文等均坐在前排位置上。
不久，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被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宋嘉树担任全国铁路财务处长，宋蔼龄则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家公开同孙中山连在一起了。
孙中山天真地以为中国发展实业的时候到了，他要在10年内修筑10万公里长的铁路。于是，他乘上当年慈禧太后所有的豪华专列，开始周游全国，考察铁路状况，规划铁路建设。然后，他派人来到欧美，游说摩根等金融家、财阀，希望从他们那儿能够集到一笔资金，但除了同伦敦一家公司签订一项合同外，没有任何结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切努力都告吹了。
孙中山的振奋和热情日渐衰减，性情也变得焦躁起来。一天，端纳走进孙中山在上海的办公室。这时，宋蔼龄送来一些文件，然后离去。孙中山盯住她的背影，突然说道："我要同她结婚。"
"你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端纳冷静地劝阻他，"你是有家有室的人啊!"
"我可以先跟我的妻子离婚。"这时，看来孙中山早已有意于宋蔼龄。
"但是，蔼龄是宋查理的女儿，查理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他，你哪有今天!至于说到蔼龄和其他几个孩子，你是他们的叔叔，他们好比你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是要同她结婚的。"孙中山坚持地说。
当晚，孙中山要求端纳陪他前往宋家，他打算开门见山向宋嘉树提出与蔼龄成婚的意愿。
宋嘉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贯敬重、全身心支持信赖的朋友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惊呆了。好大一阵，他才重重地往椅背上一仰，语调低缓地说："逸仙，我是基督教信徒。我一直以为你也是。我把孩子养大，不是要他们像你要求的那样随便。我不习惯跟那种视婚姻为儿戏的人交往。我们一家都是基督教徒，倘若上帝不弃，我们将永远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