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也在《胡风传》中说：当
时王明领导《新华日报》，报纸上不但整版登他的文章和报告，连他妻子孟庆树的大文，题目也用黑体字标出。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华岗就很不顺心。“不久，适夷告诉胡风，自己也辞职不干了。”她还回忆说：“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后，除提出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外，还提了好几位进步文化人为设计委员，如郁达夫、鹿地亘夫妇等，为了使他们有个合法的身份，生活也可以不成问题。据华西园（华岗）和吴奚如告诉胡风，名单里恩来同志本来提了胡风，但被王明否决掉了，原因是，他没有拥护‘国防文学’。结果，胡风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浪费掉许多时间来做职业。胡风明白，总理提他是为了使他在国统区能更好地进行文艺工作，虽然没如愿，但胡风心里是很感激的。”向明
华岗和胡风的关系，由此就脱不了干系了。1955年8月，他被诬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理由就是他曾是国统区中共报刊的编辑，与胡风有过交往，再后来公安部从胡风的日记里查出华岗和胡风自1937年12月6日至1940年9月10日互访有52次、通信3次。解放后，胡风因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而情绪不好，华岗曾写信劝说他：“吾兄似应克己，将情绪集中对于某些问题，加以较深发掘，尚有较实际之贡献。”即劝导他转移情绪去研究、发掘鲁迅的思想。他和胡风的关系也不过如此。并且此后华岗也参与了对胡风的批评，即1955年3月他以方衡的笔名发表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的实质》，当然，他是把胡风的问题局限在文艺思想的范围来批评的。后来有关方面提审胡风，让他“揭发”华岗，胡风却说华岗如何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向文化人宣传党的主张、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等，根本与“反革命分子”沾不上边。
1955年8月25日，华岗因胡风、向明两案被青岛市公安局隔离审查（实即逮捕），并且进行了抄家和搜查。导致其落难的原因，所谓“胡风案”的口实显然并不充分。至于所谓“向明案”（据说华岗还是这桩案件中的“军师”），即莫名其妙的所谓“向明反党集团案”（至1963年始甄别，除了华岗一人之外都获得了释放），至今其真相难以查明。曾参与经手该案的原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回忆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究竟是怎样组成的，成员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提出有一个‘反党集团’的人，也根本举不出一件有力的事实来。”有论者还以为该案的蹊跷之处是：“在内部机密的掩盖下，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人际关系，真的假的等实际情况，常常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可能有个比较清楚的说明，有的至今仍是个谜。”
后来李辉在询问林默涵如何看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比如反右时周扬们的批判冯雪峰，林默涵答道：这种“宗派主义”其实是其来有自，如“冯雪峰在抗战初期不辞而别回到家乡的问题”。周扬曾说那是冯雪峰就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与中共高层的博古吵了一架，冯“一气之下就从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回到了浙江家里”。林还说：“后来还有华岗，也是不满于晋绥根据地出现的土改方面的左的做法与刘少奇吵了一架，跑到香港。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游击队的农民意识厉害。延安时代也厉害。”可见华岗的问题并不简单。
华岗遭逮捕时，他还是人大代表、大学校长，某位负责人于是就这样说：“抓起来再定罪”，根本不顾及所谓宪法和法律等。对此，华岗只回敬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还对学校“批判”他的人说：“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1956年3月，华岗上书专案组要求：“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历史上当然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作假想的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不分对象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而且堂吉诃德当发现自己所射击的对象只是风车而不是真正敌人的时候，也就停止了射击，而现代堂吉诃德们明明发现自己所打击的对象乃是风车不是敌人的时候，却还要固执己见，不肯放手，这就使人实在难以理解了。如果说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是偏差，就应进行纠正，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上面这样一些直率的话，也许有人又要因此而说我态度不好，我只好请他凭事实和客观真理来判断，而不要再凭主观偏见来判断。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华岗不服气、不屈服，等待他的结果也就可知了。翌年，华岗被转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单独关押。期间他曾绝食抗议，要求公平处理自己的问题，对无数次的审讯，他最后只说了五个字：“我无罪可服！”
再后，他开始在监狱漫漫的岁月中抄著自己所喜爱的书籍了。那时，他有诗铭志：“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狱中，他又撰写了《规律论》、《美学论要》等。
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华岗被正式判决13年徒刑，剥夺公民权利7年。这时，他已经失去自由长达十年，显然，对他的判决只能是超出十年的重判，否则无法补偿其已超出的羁押期；而且，明知是错案，为了“伟光正”，也只好继续“错误”下去，有论者还说：“何况未经能对他做出真正决定的人点头，又有谁敢来擅自处理。”
当时给他罗列的罪名是：(1)在武昌反省院称“蒋委员长”是“丧失阶级立场”；(2)在国统区工作与国民党警察特务来往是“投靠反动派”；(3)不准逮捕“历史反革命”的教授，是“包庇反革命”。此外，不能查实的罪名还有所谓“叛徒”、“特务”、“国际间谍”等。判决之后，他被押回山东济南单独关押。后刑满，但监狱之外也已容不下一位他这样的人了，几乎所有的他的亲人、友人（包括笔者的父亲）都可能会受到他的牵连，留学东欧的他的儿子就因他的原因已关进了监狱，华岗只好两腿再迈进监狱的大门，与一批刑满而无业可就的人挤住在一起。此后他一度因病被遣回青岛的家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又让他在精神上出现了失常的迹象，在一个临近春节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再返回济南的监狱中，依旧一个人滞居在房中。1972年4月，他被送往医院，随即于翌年5月17日病死。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5)
五
历史留下了许多让人痛定思痛的教训，比如1953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的淡出、1955年胡风事件的骤发以及它的扩大、1957年的“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铩羽，等等。
还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不无忧虑地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警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那么，也就是说要有听人讲话的“雅量”（现在时兴说“宽容”、“容忍”）。
可是后来，先是1953年民主人士的梁漱溟首尝他“嚣叫”要“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的滋味——
晚年的章乃器“毛主席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还在梁先生一味较真时，会场已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某人是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最后有人建议：“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反右”运动中的章伯钧
多？少数服从多数。”于是高岗宣布表决开始，毛主席“带头举手”表示可以让梁先生讲话，但是多数反对，毛主席遂对梁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这时，会场中传来隆隆的声音是：“梁漱溟滚下来！”再就是1955年胡风事件（代表白区文艺界进步人士）的上纲上线，吕荧自投罗网；继之，就是人数之众达到55万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些有幸荣膺“老右”之冠的书生们饱尝了言多必失的苦果。也是彼时，“右派”领袖的“二章”——章乃器尚强辩自己是勤勤恳恳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即使自己死了，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章伯钧却已经明白了，他对妻孥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罗隆基）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从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然后蔓延到党内，再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风波。“整”过刘伯承、粟裕、肖克等等之后，彭德怀也尝到“五不怕”的滋味了，对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指责，毛泽东重新说起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甚至不无夸张地厉喝“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至于“浪漫经济主义”的卤莽，不就是交了一点学费，“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么，这个所谓“代价”，就在“华岗案”案发后的山东而言，是“非正常死亡即达150万人，外流300万人”。
如果说彭德怀是性喜“犯上”，那么敲山震虎似的这句话大家就不得不仔细揣摸了：“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于是，形势陡转，不是“张飞”而是“魏延”的“死老虎”的彭德怀愤愤“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这种时候也正是后来多次验证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柯庆施说“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康生说所谓“两大罪状”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从我们、从全党、从全国人民来讲，这不仅不是‘罪状’，而是两次伟大的功绩”；陈伯达这支笔杆子更手到擒来开始清算“同路人”和“反党同盟”的“罪恶”；林彪么，一上山便声色俱厉地喝斥：“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
1953、1955、1957、1959，日子就这么过来。甚至，那些因言得祸的人都懊悔了自己的莽撞。梁漱溟先生后来反省道：“每当我想及一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被蒙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
王造时
“老右”呢？从“傻子”到天真，你看摘帽伊始的王造时先生怎样“教育”另一个“老右”的彭文应吧：“(1)你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2)如果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那么所谓‘民主’是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3)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4)1957年我们所发的谬论是否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点出发，不满并抨击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5)是否有削弱党的领导的作用？(6)其实质是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7)我们所谓‘民主’、‘自由’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还是集体主义出发？(8)过去我们想问题、看问题是用阶级分析还是用‘超阶级’的方法？”
至于彭德怀元帅，则委曲求全，一切罪名大包大揽，用陶铸给黄克诚信中的话所说，是“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我们可尊敬的前辈呵！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一旦天底下没有了“傻子”时，一旦“舆论一律”再也听不到逆耳之言时，果真从此就朗朗乾坤？其实那“一律”的背后正是那“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终于，它会“雪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个神父喃喃说道：“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他们又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十年梦魇之后呢，也是过来人的夏衍提起了那首人们再也不会陌生的《剃头歌》。不是么？1966年，“文革”中罗瑞卿被批斗的场面
不是该轮到了罗瑞卿和刘少奇？不是该轮到了当年左派的吴晗和翦伯赞？又到了1973年，不让吕荧说话的郭沫若在被讥评为与国民党和林彪一样“尊孔”时，谁又给他说话呢？而又到了“清污”批判“现代派”等时，被“台风”刮到的张光年（以及夏衍等）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当年吕荧的困惑？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6)
西方的密尔先生说过：只有存在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与智力活跃的人民，而“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下，曾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这也许已经在我们所经历过的几次历史性飞跃的时代中得到了证实。那么，历史还告诉我们：吕荧们的意义，提示我们在外在的自由——即法治、宪治以及现代民主精神的宽容、容忍等的被不断提升时，我们还要关怀我们内在的自由——即发育于“五四”时代的科学和民主，不受任何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有违于哲理的习惯和常规的束缚的精神的习成和捍守等。
注释
①其中胡风被判14年，但被关押实际的年数则长达24年；阿垅、贾植芳各判12年。
②以上参见当时中宣部工作人员黎之的回忆录《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0～167页。
④《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5～146页。
⑤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⑥此前1954年９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三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住宅不受侵犯；享受劳动、休息、受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活动。
⑦七百余名文艺界名人与会，郭沫若带头对胡风发起攻势并作总结和决议。
⑧张凤珠曾在《老照片》中回忆说：他是“很瘦弱，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像小说里的病态知识分子，站在讲台上，像狂风中的小树”，这和我的想象太相近了。
⑨比吕荧更加“猖狂”，不独“跳将出来”，索性还跳楼以死抗议，这是吕荧事件不久后的两年后发生的，比如后来当事人回忆录中，黄秋耘《风雨年华》中的招素汉、丛维熙《走向混沌》中的戚学毅等。
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思忆文丛——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解放前曾被称为是中国的“三大手笔”之一，即与胡乔木、王芸生相并列。
见《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页。
同上，第377页。
向阳：《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任全胜先生有一篇《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对此有所披露。
《纪念华岗》，见《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华岗传》，第290页。
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华岗传》，第295～296页。
后分别于1981年、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作为“对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的一种纪念”。
《华岗传》，第315页。
狱方为之专门建造了两间平房，且每月有50元生活费，“文革”爆发后减为17元。
1970年3月签发释放令，改批生活费25元。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以上引语参见：（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2）《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10页；（3）戴晴等：《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文汇月刊》1988年第7期。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同上，第134页。
同上，第139页。
见丁龙嘉等：《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庐山会议实录》，第134页。
同上，第144页。
同上，第148页。
同上，第150页。
同上，第153页。
同上，第185页。
《梁漱溟问答录》，第143页。
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庐山会议实录》，第252页。
只有一个陈少敏对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不举手。
当年可是翦先生痛斥了雷海宗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历史上可考第一名”的。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19页。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此时他又在讲话中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随即他又吟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等。见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43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三兄弟的遗嘱(1)
一
1936年10月16日鲁迅在上海逝世。鲁迅逝世前立下遗言，一共有七条，即“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①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度将不起，也立下遗嘱，其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②逾二年，周作人在“红卫兵”暴打下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
周建人1984年7月29日，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做官做到最高的③，也是寿命最长的（96岁）。他在逝世前也留下了遗嘱，即：“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④
三兄弟的遗嘱，除了带了各自不同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共同的对生死的达观之外，长兄鲁迅，最见本色；二弟周作人则是“寿则多辱”地冀望销声匿迹，连同他的肉体和文字（除了翻译。那本“对话”也即《卢奇安对话集》，是他晚年的遗作，直到他死后的1991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什么他说这是他“五十年来的心愿”？除了是他长久的宿愿之外，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希腊精神在这“对话”中反映出的“疾虚妄”，他以为正可与其同时代中国的王充《论衡》“一东一西遥遥相对”，此也是周作人身上嫡传的文化精神）。至于三弟周建人，作为国家领导人，移风易俗是他的遗愿。他原来的专业是生物学，早就倡导科学，也关怀妇女、儿童。三兄弟都是“五四”后中国“人”（尤瞩目于妇女、儿童）的解放事业的旗手，他们身上都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精神的流贯。
二
鲁迅和周作人在遗嘱中或多或少都提及自己身外的种种，比如对后人的遗训、对文字的交代，周建人却只说丧事。是不是这才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
鲁迅弟弟周建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忠厚长者、恂恂儒者，这样的人做官，倘褪去了锋芒，可以如古人的苏味道、娄师德、冯道、张干那样明哲保身，不争、无辩、去锋，这好像不难吧。但事实证明，周建人身上有鲁迅的骨头，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周建人去世后，柯灵先生有篇悼文说的非常精彩，他把周建人身上几乎“完美无疵”的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他的思索说得淋漓尽致：
“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权位成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巅峰，自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脚飞堕深渊。许多人坐上权力的黄金交椅，就会膨胀成为可怜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许多人在权位的透视镜前面再也掩盖不住自私、贪婪、卑污的灵魂。乔峰（周建人字）老人在荆榛遍地的长途中，恬淡自甘，施施然一路走来，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霜叶红于二月花’，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⑤
做官，尤其是衣锦还乡，鲁迅生前有所谓“包围新论”，是说“阔人”等等如何被左右的人“包围”而陷溺不拔，周建人却讲究自律，首先自己平生素寒，自奉甚俭，不贪不拿，虽说官俸戋戋，那时还没有提出什么高薪买廉，周建人也以方志敏“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同调，并在思想和生活上向中共五老（即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看齐，哥哥的话也时常在他耳边响起：“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甚至自己位居国家领导人，外出公办可以坐专列（“公务车厢”），他一直也“不敢”坐（直到90岁时一次去四川，由中央安排坐过一回）。“高车骏马，顾盼自豪，是古人春风得意的境界，今人也未能免俗，机关团体滥耗公帑，竞买豪华轿车，国务院三令五申也未能禁阻，乔峰老人则安步当车，怡然自得”（柯灵语）。此外，对伸手有所请托的，他也一概婉言辞谢，秉公而不徇私，因此，在他担任领导的那些机关里，有人就不尊重他，甚至连他身边的警卫员因为跟了他显不出威风，也不很听他的话，他其实工作得很苦。
要说实权，应该是地方父母官的家乡的省长一职。其时正是共和国“经济浪漫主义”运动之后，以鱼米之乡竟哀鸿遍野，周省长自己清廉，眼里也容不下沙子，见闻官员强行征粮、营私舞弊、鱼肉百姓便怒不可遏。碰到些百姓村民的冤案，周省长就认真，派人调查核实；法院徇私，他就打电话直通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如此等等，结果就恼了一些人，于是给他难堪，他也感到遇事掣肘，久之心情抑郁，于是多次上书中央的刘少奇，请求调回北京。
甚至，在他身为省长时，他还给毛主席上书，要为一个普通的女村民讨一个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是罕见的。原来，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棒子，被村干部发现后残酷斗争，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了甚为震怒，因为从前他从事文化运动，主旨就是提升人权的，尤其是要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怎么解放了还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周省长实在想不明白，于是上书毛主席，要求采取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会再次发生（这封信不知保存下来没有）。1961年年初，他还给胡乔木写信，胡将信转给毛的秘书田家英，胡并请田赴杭州时与周建人谈话。此后周又给胡写信，“着重谈农村干部作风问题”，说的也是浙江遂昌、黄岩等县的干部违法乱纪、对待农民群众粗暴野蛮等等。于是胡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周建人同志说的问题，在别省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更荒谬。他的信态度恳切，语重心长。”毛泽东读后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⑥这个工作会议也就是此前“经济浪漫主义”运动后纠左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被错误批判的“右倾分子”实行了甄别平反，还承诺以后不再给人戴政治帽子了，于是周建人的几次上书也并无大碍。后来周建人周建人（左）与叶圣陶两位老人返京，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甚至身体到了“已经对面不相识，认人只能辨别口音”了，他“形体完全与世隔绝，只靠听觉保持藕断丝连的维系，但心依然炽热，口不甘缄默”，“对有些他认为违反科学的现象，还是忍不住要公开站出来说话”，尤其是“对妇女命运的关切也一如既往”。“报载东北某市有个妇女遭暴力强奸，一个身为厂长的共产党员竟见而不救，他义愤填膺，上书党中央，认为这样的人必须开除出党。重庆某县有个小学女教师遭人毒打，当地政法机关反而包庇坏人，压迫被害者，老人又仗义执言，在报上揭露，同时和叶圣陶老人联名给中央书记处写信，帮她们伸了冤，平了反。老人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这一家人痛哭失声，如丧考妣。”⑦当然，这又让一些人很不舒服。周省长的老乡柯灵先生后来为《周建人文选》作序，以为“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法码，乔峰（周建人字）老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森严的政治家”，因为“革命和政治常常又统一，又矛盾”。所以，周建人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严格地说还不能称为是“政治家”。
这不是“政治家”的例子，如原省长的沙文汉被罢免后（党内的“右派”），1958年请70岁的周建人出山当浙江省长，他几次恳辞不遂而终于服从组织决定⑧，即他虽深感自己决非政治家而挺身上任，力求努力工作，以期不负所望，何况身为浙人，能为故乡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好事。结果呢？“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和党的距离”。⑨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三兄弟的遗嘱(2)
三
周建人其实是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他很长时间是以爱国民主人士、鲁迅弟弟、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这样他比一般党外人士要多一些信息，却又比党内同志少新中国成立前夕周建人夫妇等在河北平山
一些信息，就是“信息不对称”，结果，大概与也曾做过省长的（似应是他的前任）沙文汉一样，他们“太单纯了”。周建人妻子王蕴如回忆说周建人“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因为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王夫人又说：如果党员都像周建人，那就好了；柯灵则说：通过周建人的事例，“‘君子可以欺以方’，我看到了现实的例证”。⑩
什么是“现实的例证”？周建人时常说：“‘认真’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不可马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所以，他甫到任，就到基层视察，倾听百姓的声音，结果他发现解放十多年了，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文盲也很多，至于干部素质更不敢恭维。他隐隐感到：党内有一种居功自傲、好大喜功的风气，家长制、一言堂抬头，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时有发生。他不胜忧虑，一有机会就倾吐意见，也不怕忤上和忌讳。他回到北京工作时，要警卫拆除掉住所周围的铁丝网，以为这会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无形中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听不到他们的呼声，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干部特殊化、吏治蜕变的根源。
据说鲁迅遗嘱中原先是要求孩子长大后“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冯雪峰看了认为恐会引起误会：为什么小觑“文学家或美术家”呢？所以鲁迅又加了一个“空头”的前缀，其实鲁迅心里明白“文学家或美术家”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拿它和“政治家”去比，真是有云泥之判。周建人本来可以是一个道地的生物学家或科普作家，然而身不由己入了“政治家”的队伍，结果就有上述的尴尬和不适，包括以他名字出版的那些有关回忆鲁迅的书籍和文章（现在还在重版），其实许多是他人代笔捉刀的，有的地方去真实的鲁迅甚远，因而影响不能算好，也是柯灵先生后来为之诠释此背景：“在‘文革’的炼狱中老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煎熬。‘四人帮’不可告人的阴谋需要堂皇的旗帜，现成的偶像以外还要抬出一尊历史的偶像，那就是鲁迅。他们的鬼蜮伎俩是任意揉捏鲁迅，利用乔峰老人的身份地位、和鲁迅的关系，是更卑污的一手。老人那时已到八十开外，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生命的夕阳已经西斜，加以双目失明，根本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报上却出现了由他署名的文章。这类文字不免招来白璧微瑕之感，但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此负责呢？”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
注释
①《死》，《且介亭杂文末编》。
②《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页。
③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④《周建人传略》，《周建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页。
⑤《乔峰老人》，《周建人文选》附录，第381～385页。
⑥《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⑦《乔峰老人》。
⑧柯灵说：“他用朴素的语言重复声明‘我不会做’，但上面坚持，他只好服从。”同上。
⑨⑩同上。
《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
《乔峰老人》。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记陈铭枢先生(1)
一
1957年那场风暴后不到十年，1965年5月在民革中央小组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学习会议上，陈铭枢以发言激动，突发心脏病去世。后来想：陈先生真是福分，以他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全国著名大右派（所谓“六大右派”之一）的要案，以及他在民主党派中引人注目的性格，在又一场更剧烈更残酷的风暴来临前夕由上帝之手给他一生划上一个句号实在是圆满且福气。正如大儒熊十力闻其死而予以盖棺论定的：陈铭枢，其一生言行大概算是糊“一代儒将”陈铭枢
糊涂涂，怎么讲？陈遇事冲动，而实无多留恋，其人又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乃无城府、无分别，其来似有因，其去亦极自然。
又过了十余载，人们终不能忘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集文韬武略于一身的儒将、佛将、诗人将军，陈迩冬先生说：“未能忘却陈真公”①，这“未能忘却”，在我来看就是感于他“党外彭德怀”的敢于直谏的傲骨。套用古人“三不朽”②标准：“立德”，有大气淋漓的禀赋率真，敢言人之不敢言，心中有儒佛两家，也就底气十足，于是岸然自守，高标绝响；“立功”，陈先生曾是民国军政大员，做过广东主席、行政院代院长和交通部长，却又有若干这一阵营的“最早”的纪录：最早暗通中共以及最早学习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并非一介赳赳武夫，“党国”五巨头之蒋、汪、胡、孙、陈，陈先生虽然叨领坐末，他却是有着一定政治头脑和理论修养、又与左翼文化人结交并以之构成其思想库③的“党国”元老，以如此的身份书写历史，就有北伐骁将和抗日十九路军的英名、福建政府的慷慨悲歌、“神州国光社”的岁月山河、游历苏联的日子④以及反蒋和成立民主党派⑤、走“中间道路”重组国家⑥、接受中共领导并组织安排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事宜（陈仪、程潜、赵祖康等）等等的功勋；“立言”，陈先生即是儒将和佛将，自著《佛法十讲》等外，其“立言”方式是资助文化人形成团体和规模，若支持扶佐中国出版史上开辟“社会史论战”的“神州国光社”⑦，其后则有《现代佛学》的问世等。说将军与出版，陈先生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而其书法、诗词，又是余事尔。
可惜，这些都是明日黄花矣。陈先生后来遇到的“坎儿”，这一是1953年为“佛友”梁漱溟说几句公道话引出一身麻烦，再就是1957年的雷鸣电闪了。
二
其实，陈先生是以失意心情迎来解放的，可以想到他的沮丧：以“人民政府”标榜的“闽变”创始人，当最后果然出现了人民政府时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由伤感而饮泣泪下。后来虽然补选上了他，毕竟是勉强的。陈铭枢嘛，禀性太倔强，加上历史上一些是非及民主党派中具体的人事摩擦和历史积怨，其人被冷落也是可以想到的。成人是忌讳天真的，在社会上打交道要靠博弈术，率性而行的人往往吃亏，陈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整个人已经定型了，不擅转圜，又过于自信和不计得失，难免与时流相悖，有些举动也就出乎人之预料。比如他迭次上书毛泽东要与之讨论佛学，主张佛法高明又与辩证法兼容相通，则不妨“佛学治国”，这就与不久前逝世的徐梵澄先生当年强邀其师鲁迅习佛一样其效：鲁迅渐有面色，而毛泽东亦婉转批评之。不久，是其“佛友”的梁漱溟发难，所谓“九天九地”等，毛泽东大怒，斥为“野心家”、“伪君子”、“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⑧梁的“嚣张”以及后来陈先生的魏征式敢谏，两个人的初衷都如其后来的“反省”：借着有进步的包袱——梁是与毛有北大师生和延安长谈的老本、陈是与中共有长久良好关系的交情，故而爱之也切，自视俨然为其诤友、益友，遂“狂妄自大”云云。陈先生以同路人身份参政，先在民主党派中负气，后经毛泽东的劝说在中南行政委员会当副主席，又不知晓察言观色的官场做派，遂与主席的林彪不睦。陈对若干中共干部轻视民主人士不满，又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改变重工轻农等，又做了一些不慎的事，乃大得忌讳，其手下也以其人之糊涂懵懂而嗔怪不已。最明显的就是为梁漱溟辩护，甚至要毛明确其问题的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⑨毛倒是留有余地，“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当然，不是批判他一个人，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⑩于是陈先生命运转折，仕途蹭蹬，其人也成了一个箭垛和靶子，他自己反省“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以“党外布尔什维克”和“自命不凡、标新立异、脱离群众和领导”有以致之，等等。
1954年，陈铭枢调京，原拟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未果，后来勉强补选为人大常委，终是闲职，陈先生深感失落。其时也，风气已悄悄变化，开国之初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等已随胜利者的一路凯歌高奏而淡去，原来以为至少同路人的衮衮诸公亦渐次看清自己的角色安排，惟独陈先生难除旧习，虽说因为梁漱溟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得咎心有余悸，依然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脾气，这就注定他以不擅转圜和权变将不断受挫。过了若干年，到了共和国多事之秋的1956年前后，先是新中国果然欣欣向荣，各项建设成就令人瞩目，执政党意欲摆脱苏联模式开辟自己的道路，言路亦渐次开通，有“双百”方针等，陈先生原就是以儒带兵和处世的，传统士风左右其人，于是以爱之者切遂责之者也切的举动重现，先是得统战部徐冰之嘱视察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如实反映其政策有待落实以及肃反有偏差、中共基层组织骄傲自满等，言之不尽，又通过中共相识的李雪峰以秘密报告形式向中共书记处上“万言书”，这也就是他后来终成全国六大右派之一因果的“反党万言书”。
陈铭枢自有不妥处。以二手的材料难免失真遂自行调研，又不按常规先向人大和政协报告却以为直接反映意见可少犯错误径向中共转述问题，在民主法制的制度保障匮乏的情况下，这是很犯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他上书的内容，除了反映高校非党知识分子与学校党团组织的隔阂、肃反后受冲击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等，陈先生心情沉重，更描摹了一幅不知从何时而起的弥漫社会的“阴氛漫布”景象：“我积长久岁月，默察无数具体情况，这种阴氛漫布归结为——年老一辈世故更深，趋避愈巧；年青一辈者则竞相揣测，迎合意图。虽情隐未张，而风气已成而日弊，将见愤悱之志日窒，投机之形弥张，来日殷忧，莫大于此。”陈先生目光如炬，看得真切，如实说来，恰中肯綮，又见其肺腑洞然，后来种种更不幸为其说中。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记陈铭枢先生(2)
三
1957年那年，陈铭枢闯了大祸。
陈铭枢既以诤友自诩，瞧不上同侪以旧社会一套来逢迎应对，在中共开始整风时便放下戒备，参加帮助整风。５月８日的座谈会上，他根据从章伯钧处传达的毛泽东天安门上谈到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如高校党委制的问题）和报纸上有人建议撤销学校党委的看法，结合其所视察，主张改变学校领导“一条鞭”（党、团、工会等）分权为设立校务会和教授会等，以为学校与机关不同，学校工作应更多依靠师生，党员也应向党外人士求师求友。他还以报载的发言摘要遗漏了他“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的内容而特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的全文。13日的座谈会，他听了马寅初反对取消学校党委制的发言后，又一次重申了其分别机关党组与学校党委的看法：前者可保留，后者则当取消。此话自是不妥，是陈为高校党内外某些隔膜和紧张的负面“雾里看花”而有所建议的，他不知道，这就是“反党”呵，不过当时毛泽东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不识世故懵懂如陈先生也就再往陷阱深处“勇敢”地跳。
庐山会议
这次座谈，张奚若讲了“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后来陈铭枢接着话头于18日给毛泽东上书，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这四句话与张奚若所言相仿，深为毛泽东所反感甚至愤怒。也正是这些带有刺激的话，加上罗隆基“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语，使毛泽东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后来他在1958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成都、汉口以及翌年庐山会议上多次重提此事，引二人之语，耿耿于怀又不无激愤地说：“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华而不实不好，好大喜功需要”；“‘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偏听偏信，就是要偏”，“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希望他们长寿”，这还有龙云，他“多活10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
陈铭枢先前一封“万言书”，再后一封致毛信，右派等等也就水到渠成，在劫难逃矣。他之所以披肝沥胆上书毛泽东直陈其作风，是听闻毛将辞去国家主席，并自云“好大喜功”等，为彼襟怀所钦佩，遂效古人上书诤谏，以毛为汉文帝之虚怀，以己为汲黯之戆，这就有了许多不中听的刺耳话：毛，“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等，因而“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同样，“有时候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又“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等，而其所接触之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云云。至于“鄙夷旧的”，或“轻视古典”，是说毛“对古典文学尚存有不尊重之处”。
陈铭枢终是隔膜和不能理解毛泽东提出他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特殊含义，出于好意，陈希望毛暂息仔肩，以深入体察民情，并由而提高修养，暂且由刘、周等处理第一线事务。后来证明，围绕毛泽东的有关议论，如他“不仅接受个人崇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个人崇拜的理论”，当时对毛泽东而言，陈铭枢上述的言论是尤为犯忌的。毛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已经提出两种“个人崇拜”以及两种“反个人崇拜”了。16日，陈铭枢又在座谈会上接着茅盾和刘清扬的话题，再次提到干部使用的标准，“德、才、资”，“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是反对空头政治的。至于整风中的批评，谈得多的都是缺点，他以为也是“好现象”，因为以“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这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至此，陈铭枢的“毒”已经放得差不多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记陈铭枢先生(3)
四
前此一天，毛泽东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当然陈先生当时是看不到的。６月９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对陈铭枢“光说缺点不说优点才合乎整风精神”的议论提出反批评，大概此时陈先生才猛醒过来，他上书毛泽东申诉，要求谅解和宽恕，当然已经晚了。接下来是各种场合下的批判，历史与现行，一笔笔清算，尤其是那封“污蔑”领袖的上书，陈先生领受如潮的抨击，顿时惊惶失措，忙不迭地悔恨交集，自恨自悔孟浪荒唐，罢了，重新参禅研经，闭关思过。他的几项职位随之被撤免，但总算是宽大处理。
陈先生真的会从此学乖？多少人不是都如此了么？一年后，陈先生出关，渐从不敢见人的孤独抑郁的阴影下走出来，参加学习和参观，书法作画，他大概以为事情终是过去了吧。接着，到了中国人口急剧减员的年代，还是那几个人，忍不住放言了——罗隆基说共产党说唯物，实际最唯心；龙云说整人整得人心丧尽；陈铭枢呢？“大跃进”导致的市场供应紧张，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陈先生是改不掉禀性了，“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于是“得意不得，一得意就犯政治错误”，又好“冲动”，说“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其时全国上下忙于对付天灾人祸，陈先生的又一次孟浪也就无关大碍了。斯后，毛泽东决定自处二线，陈先生得张治中先生传达，感其人之伟大（“比斯大林伟大”），又说盛名之下难免个人崇拜，此举堪称适时，毛虽个人修养不甚理想，终望其为古今完人。于是又想到年前的事，反右自与毛个人不无关系，彼时陈上书敢谏虽系封建思想，然纵有不当处也无关宏旨呵，等等。
陈先生没有活到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此前他于反右时曾赴香山自我了断，事不遂，以其事佛而有此拙举，曾为梁漱溟先生所嘲笑，但你可以想见他此后若不死将可获如何的“报应”。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了，“我欲仁斯仁至矣”，晚年的陈先生沉潜佛学炉火纯青，那是他人生的绝顶处。这位少小师从欧阳渐、化大乘无界牺牲为积极入世思想（即“菩萨行”）的一代佛将，也是不断转识、破执，把“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修养功夫视为人生最警策的规律的信徒。他不是下野政客般取佛门为清静地的惯举，他终是要在践履上过招佛法的，发愿“要从血淋淋的世间践履中印证佛法的理论，才成为他自己的真实认识”，于是他自然是“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甚至他还以为此等认识和抱负也就“头脑上的包袱比其他的知识分子轻得多”，也就“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如是，陈先生终得“仁”矣。
注释
①陈铭枢佛号“真如”。
②陈晚年居民主人士的京城“三不老”胡同内，谐矣。
③如徐名鸿、丘东平、陈公培、胡秋原、王礼锡、何公敢、欧阳予倩等。他还资助过冼星海、马思聪等。
④原拟与鲁迅偕行，然彼未接受苏方与中共的转请。
⑤第三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后并入“民革”。
⑥战后美方欲以之形成所谓“第三种势力”，遭拒。
⑦有著名之《读书杂志》，以及《中国内乱与外祸历史丛书》、《国学丛书》等，其热情翻译马克思主义，盗火者集左翼文化人和大革命退潮中之失意人士如郭沫若、郭大力、王亚南、梅龚彬、施复亮、傅东华、汪馥泉、杨东莼、严灵峰、杜畏之等。
⑧《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115页。
⑨见朱宗震等：《铁军名将陈铭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5页。
《铁军名将陈铭枢》，第220页。
其在中南时同事。其信中云：“雪峰同志，我是把整个生命力来从事每一件有关党中央的事情，也从不为此作过私己的顾虑。”见张德尊：《怀念陈真如先生》，《陈铭枢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因而语重心长地说：政治运动一向有副作用，执政者当“若未能预见于机先，必随察于事后”。
《铁军名将陈铭枢》，第227页。
７月14日吴茂荪的揭发。见《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又见于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
略有语句上的变更，如张的“鄙视既往”分别为“轻视过去”和“否定过去”，陈的“鄙夷旧的”则为“轻视古董”和“轻视古典”。见《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74页。
以上见《庐山会议实录》，第57页；又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铁军名将陈铭枢》，第229页。
同上，第235页。这是陈听了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竟将活人的李立三与陈独秀并提，于是陈不免触景生情自伤也以屡犯错误而不被谅解。
同上，第230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3页。
《铁军名将陈铭枢》，第229页。
同上，第231页。
《庐山会议实录》，第45页。
《铁军名将陈铭枢》，第235页。
《庐山会议实录》，第45页。
《铁军名将陈铭枢》，第237页。
《关于佛学与佛教问题的陈述和建议》，《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51～158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此生苍茫
——记一代名记者和“女将”浦熙修
《此生苍茫无限》是一册关于浦熙修的图册，作者是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
仔细读了这本图文互动的书，蓦地想起：先父的遗物中也是有浦熙修书信之类的东西的。为什么自己能想起来了呢？那该是刻骨铭心的了：先父在医院弥留时，收到浦熙修追悼会的邀请函，但是他已经不可能去参加了，那应该是无限触怅的。此前还有一段往事让我铭记不忘：“文革”末期的1972年或1973年，先父不顾国难未平和自己的处境，竟自费带着我上京，到大名鼎鼎的北大（彼时“梁效”何等威风）等高校去求索教学改革的经验。记得那时见了王瑶、林庚等先生，此外偷闲还拜访了不少“旧雨”，当然，这其实是一番“访旧半为鬼”的经历，着实是“惊呼热中肠”
浦熙修的。这中间让我最难忘的就是在全国政协所在地不远的地方——父亲先前在《文汇报》的同人、挚友浦熙修的宅子前（大概原《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也在不远吧）探问，探询的结果却是邻人的一句：“她已经死了！”就在一刹那间，父亲的眼睛忽然失神了，他连声叹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十分沮丧和悲哀的。
浦熙修死于1970年4月，她的追悼会是在1981年8月补开的。此前的3月19日，有关方面给家父寄来参加追悼会的请柬，但此时的家父已经沉疴难起，两个月后，即1981年10月，父亲也去世了。在地下，他们可以相见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苍茫中的老报人
一、苍茫中的老报人
先父和浦熙修相识于《文汇报》，他们对《文汇报》也有共同的感情。
《文汇报》是一张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有报格的报纸，它几度被扼杀，又几度复活。①它在历史上曾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派色彩”，“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一方为民喉舌，以民间疾苦向当局呼吁，一方发挥舆论力量，启迪民智，以促进宪政之实施”，而且表示这种报格是“过去如此，今后亦然，同人矢志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报格”。②于是在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语境中，其命运就有如其他民间报纸《大公报》、《新民报》等，于暮色苍茫中饱经风雨。
学生时的浦熙修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合该是女中的“无冕之王”了，她们是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说记者是“无冕之王”③，不是没来由的自炫和夸大，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的浦熙修正如她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于是，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则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家父的“报龄”比浦熙修稍晚几年。取《徐铸成回忆录》中的记录：1940年，“我在香港又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先生见面。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抛开《京报》馆及所有产业，只身到港，……她有一长婿郭根，青岛大学毕业，中、英文均极有根底，但为人呐呐谨厚。汤先生向我介绍，我即延入《大公报》，顶蒋荫恩兄缺，编辑要闻。”此后1941年，徐兼任《中国评论》总编，“由郭根负责编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徐、郭逃出香港，在桂林开馆（《大公报》桂林版），复又因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败而迁往重庆，由徐主编《大公晚报》，“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闻编辑”；“某日，忽以主标题未按（曹）谷冰意制作，立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之罪，宣布开除”。至战后的1946年，徐铸成也退出《大公报》复归《文汇报》，跟随其到《文汇报》的有原《大公报》的郭根、金慎夫等，改版后且由郭根任总编辑，编辑部中还有黄裳、柯灵、刘火子、李龙牧、梁纯夫、金慎夫等。“到了是年底，郭根辞去总编辑职，自愿赴（北）平当特派记者”；“去北平后，他写了不少有关学生运动出色的报道”。④
在战后的中国，《文汇报》不啻是一面旗帜，当然它是标榜“民间”、也即捍守市民社会的公共平台的，如其灵魂人物的徐铸成所说：“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纸，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定的主张，勇于发表，明是非，辨黑白，绝不是站在党派中间，看风色，探行情，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以乡愿的姿态，多方讨好，侥幸图存”；至于《文汇报》其他的“中坚干部”也“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比如它的特约记者浦熙修、郭根以为：“这就是促成《文汇报》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⑤当然，这样一张报纸，其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上海解放后，由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副部长姚溱尚能“体谅老知识分子心态，遇事推心置腹，披沥交谈”，《文汇报》的老报人还算“心情舒畅”。⑥其时，郭根复任总编辑，此后因故离去。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后
二、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后
解放初的上海《文汇报》编辑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共党员钦本立推荐，担任了《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
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此后它仿佛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到了1956年春天，它竟一度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丧气地给家父写信说：“文汇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不久，在“早春天气”中，《文汇报》再次复刊，那是中宣部的张际春副部长首先宣布给浦熙修听的，此后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这时，徐铸成已与邓拓协商《文汇报》复刊后的人员安排，拟让已在《人民日报》的钦本立、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处的柯灵、山西师院的郭根等“归队”，而“郭根也写信给熙修，表示愿回《文汇报》”。⑦
这时，家父早已不安心在山西工作了。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急切地期待着回到他原先所熟悉的报馆去工作，他把《文汇报》称做是“娘家”，他似乎还以为办报是他的长处。浦熙修说：“关于你的归队问题，我已向徐老提出，徐、严（即严宝礼）等都表示欢迎。问题是在‘百家争鸣’之下，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徐老大有招回文汇老人之意。”不过，尽管浦熙修乐观地劝慰家父，“一切在发展，一切在变得更美好”，她知道一切都不是从前了，甚至，她还奇怪他为何放着教授不当，“教授有研究的时间，有寒暑假，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她还现身说法：“我要是你，我早就安心了。我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者，解放初期，曾经那也不干，这也不干，但既然干了文汇，我也就安下心来了。”不想留在高校，一根筋却要去熬夜做报馆的编辑，更何况，现在想去报馆，还能那样随便吗？她还不解父亲何以会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茫然不知所措”，她劝道：“运动中对于我们这些政治警惕性不高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是有的，但‘茫然不知所措’总还不至于吧？”她甚至乐观地以为：“在这大发展的形势之下，只有一切落后于实际的感觉，迎头赶上是每一个人的最主要的问题。”1955年年末，浦熙修来信说，“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最近在京也提上了日程”，且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六不”的问题，即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安排不当，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帮助不够，待遇不足”等，她问父亲：“你们那里有些什么意见？”浦熙修为“早春”的温暖气候所激动，她还为家父设想了种种可能，劝他安心，切不可再犯屡次调动而“无组织”的毛病，当然，如有机会，还是欢迎他“归队”的。当时，在徐铸成拟定的《文汇报》人员名单中，徐自兼总编辑，副总编是钦本立、柯灵、刘火子、郭根（负责要闻、国际）、浦熙修（主持“北办”）、唐海等，“还决定黄裳等为编委”。⑧
1956年《文汇报》的复刊，是在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它是“鸣放”的产物，用邓拓的话说，“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这在当时徐铸成耳朵里“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而且中央还“照准”了全部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并且强调：“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⑨随之，“招降纳叛”的人员调动也如期完成。此前，浦熙修已经告知家父：“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央已决定要文汇恢复”，而“恢复文汇，必须召回旧人。我们已把你计算在内”；至于复刊后的《文汇报》，“主要的对象还是知识分子，要继承老文汇（解放前）的传统，配合今日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对国际上发言”。徐铸成也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提到家父，“至于他的政治上、能力上的问题，你和我都可以负责的”，于是家父又一次回到“娘家”上任，并且是副总编之一。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⑩，这就是后来徐铸成念兹在兹的《文汇报》的两个“黄金时期”——抗日战争后复活的《文汇报》和“早春天气”中的《文汇报》。而后者于恢复不久就有大手笔的动作，如由范长江建议而翻译刊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著的《斯大林时代》，并围绕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以及1955年“肃反”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反思，还发表了钟惦裴的《电影的锣鼓》等。甚至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文汇报》，并说他平常是看了《文汇报》才去看《人民日报》等等的报纸的。
然而，曾于两个时期“复活”后的《文汇报》，“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勃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最后一次又遇上了一场“阳谋”的罡风，吹去了“早春”，自徐铸成以降的《文汇报》是满坑满谷的“老右”，“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这当然就有身为主任的浦熙修。至于家父呢？尽管在职任副总编时他曾写信给浦熙修抱怨“传统势力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编辑部是相当严重的”，于是，他的才能被大打了折扣，但是事后他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称为是“漏网右派”了），原来“阳谋”中“号召大鸣大放，曾一再动员他提意见，并邀他参加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真像没嘴的葫芦一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任他逃出了罗网”。因为木讷的性格，他居然没事！“但他毕竟太天真，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也在劫难逃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章罗同盟”与“女将”
三、“章罗同盟”与“女将”
罗隆基
浦熙修因与罗隆基的关系终遭不测之祸。
罗隆基是一个深陷于被清流们视为世间最肮脏的两物——政治和男女之间的人物，和他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相似，他在生活上毋宁说也是“多元”的。此前罗隆基与张舜琴、王右家的两度婚姻因琴瑟不谐而失败，在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斗争中又得与浦熙修相识和相爱，此后，他在与离婚后的浦熙修保持爱情关系后虽说也有几个女友如史良、刘王立明等，也只是西方式的社交关系，即“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但对罗的政治表现和他私德的非议在浦熙修耳边不时鸣响，这也包括了她妹夫彭德怀的看法（周恩来曾称浦熙修是“我们的亲戚”），而据袁冬林的回忆，自始“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反对的原因不外是罗隆基为“资产阶级政客”和他人品上的瑕疵。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终未成为眷属的原因了。袁冬林后来听她母亲的追叙，即“她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了。然而，由于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敏感地觉察到在她周围有“鬼打墙”一般的一种异样的感受，她不仅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时向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倾诉自己的心思，更由于罗隆基，她被人们有意地疏远了。又由于《文汇报》，她和罗隆基之间更是说不清了。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后，先前由柯庆施在“鸣放”时不断鼓动“加温”、继之姚文元写文章发难的《文汇报》低下了它的头颅，它只好连篇累牍地发表《向人民请罪》、《痛切改造自己》、《我们的初步检查》以自诬。而“右派”的“章罗同盟”在“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也被人们所熟知，而且她还是毛泽东点名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其“主要反动言行”是：“1.‘匈牙利事件’后，浦向罗隆基供给向党进攻的材料，反右斗争开始，又为罗通风报信；2.浦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3.浦与楼邦彦、彭子冈、费孝通等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4.《文汇报》复刊时，浦与徐铸成等排斥原有的党、团员及左派。”这样，“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了，这个“右派系统”“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尤其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当然就是由浦熙修“挂帅”了，而且“帅上有帅”，主帅就是罗隆基——浦熙修的情人，这真是撩人的新闻和秘闻么，循此，对之大批判就不怕没有材料和“炸弹”。紧接着，7月3日的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等问题，而此前的“阳谋”真是妙不可言，它证实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浦熙修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她似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本来还想“划清界限，参加战斗”，继之却被攻击为“两面派”。三人市虎，在众人嚣嚣和信誓旦旦存在着一条“罗——浦——编辑部”黑线的情况下，她在精神上彻底垮了下来。在文汇报社党组、主持“北办”开展“反右”的人民日报社以及受周恩来、彭德怀、刘仁的委托来帮助她的浦洁修、浦安修的一再劝说下，她被迫交代了罗隆基给她的“使命”，如确定“北办”的性质和地位、制造大知识分子的平台、企图超越和架空中共党组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大家逼娘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因为“大家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下，相信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检查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此后，也许是轻信，或者只是出于虔诚，以及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而获得解脱吧，继“胡风事件”中舒芜披露了胡风的私人书信之后，浦熙修和萨空了也各自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至此，《宪法》中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已经只是纸上的文字了。在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发表后的翌日，7月2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被迫把罗隆基给她的信中的若干内容念了出来，当然，都是被认为是通过“密信”而有“黑幕”的，或者是事关《文汇报》的：“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表面上我是一股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这些信件的片断刊登在报纸上时，一如当年胡风的书信被加工处理刊登时用了不少注释（甚至还有特殊的“按语”），罗给浦的信也被加了注，如“跑龙套人”，就是所谓“指共产党的领导人”。看得出来，为了坐实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论断，就是基本的事实和逻辑都可以不加理会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明是罗隆基把自己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冷官”位置比拟为“跑龙套”，一向自视甚高的他不过在信中表露了一点消极的情绪和不甚情愿合作的态度，这就被人抓住把柄，曲解为让共产党下台了。
不久，《光明日报》又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秘信》为标题，刊登了萨空了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摘录了罗与“民盟”若干同人的书信。7月15日，罗隆基被迫进行“初步交代”：关于《文汇报》，他承认自己对该报的创刊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中国还应该有社会的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以及“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进而他表示：“《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的一些私人信件，并以赫然触目的《四十多封密信》为标题，据此，“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也就言之凿凿地被揭露出来了。
后来，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是痛彻肝肠般的痛心，所谓“十年的亲密朋友当面绝交”，以及为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不惜把“床笫之语”公之于众，亦即浦熙修以《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豺狼》为题登台揭发，所揭发的内容又因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而更带了杀伤力：如浦熙修控诉罗隆基系出身地主家庭而对消灭地主的共产党怀恨在心，甚至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罗隆基恨及任何红色（浦以自己曾穿红色胶鞋被罗大骂为例）；至于“披着羊皮的豺狼”，是说他如何虐待劳动人民的女佣、却又对资本家的邓季惺施以援手，如是“对劳动人民像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以及“张东荪案”发生后罗隆基恨铁不成钢的表白，罗对中共党内“高饶事件”的看法，反感于“个人崇拜”、质疑“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等等。在当时，这些都是可以致罗于死地的。此外，关于她和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也声泪俱下地予以彻底的了断：“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进而她动情地喊道，“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甚至她还余恨未消地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也如王尔德的名句所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其实，何止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反目，章诒和回顾“反右”的历史，她认为那些“背叛者”是“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而“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在这种因素之下，即基于感情的“爱”转化为政治的“恨”以后，或者“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时，它那客观上的能量很可能是先前的数倍了。正当刘清扬和浦熙修们先后“大难临头各自飞”时，1958年，当帕斯捷尔纳克的《日内瓦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又被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之时，斯大林的妻妹、女作家阿利卢耶娃举手表示了抗议！当然，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女子，在“胡风集团案”中，人们要“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向与丈夫离了婚的邵洵美的女儿“学习”，任敏却敬谢不敏，甘愿被发配到青海去了；也就是在“反右”中，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远看刘清扬，近学浦熙修”的号召中也没有如法炮制，她以传统妇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主义妇道自我解嘲，自甘夫唱妇随成为“右派”了；再到后来，在那幕“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闹剧中，也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子没有举手。至于浦熙修，她的女儿袁冬林后来是这样陈说的：“随着运动的深入，‘交代’、‘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连彭总、三姨对娘的‘问题’都很生气。对在反右中娘的这种表现，现在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所说的吧：‘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却还没有意识到是被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出卖了’”，因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也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终于，浦熙修现身说法，成为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一种典型：“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她在揭发了罗隆基之后表白说：“我不幸堕落为右派分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1959年11月，她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当时她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使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此后，她由周总理安排参加了新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参加了《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对这种安排，她似乎自我解嘲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此后的浦熙修，袁冬林回忆说：“开始她不愿多见人，活动的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总理也是躲着走。当时大多数朋友遭难，还常来往的朋友是费孝通伯伯（因同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邓季惺孃孃、郭根（反右前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等。”她还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读书和思考问题上，烟也抽得更凶了。浦熙修可以说“这时真是遵照周总理在1946年秋南京临撤退时对她‘多读点书’的嘱咐去做”了，她在给家父的信中说：“借此能够初步学习一下也是好的。”她还不无调侃地对运动后的父亲说：“大概从此你会安定下来了。”
也是在这以后，妹妹浦安修也不时来看她，她们彼此的处境和心情都不好，尤其是妹妹，更加内向了，“但她们从不怨天尤人，只默默地各以一颗苦涩的心面对人生”。如果用传统的女子忠贞观比照，这一双姊妹都是“背叛”了她们各自的男人的，只不过浦熙修与罗隆基还只是情侣的关系。自那以后，用当年罗隆基奔走调停国共关系时因无限感慨而引述宋人柳永的词：“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祸不单行，罗隆基一人向隅之后，又添了一个彭德怀。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罗隆基之后是彭德怀
四、罗隆基之后是彭德怀
把罗隆基和彭德怀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很不妥帖的，他们本不是一类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等等么。不过，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他们都被称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他们又有了几乎相同的命运。
“反右”运动之后，党内的彭德怀也终于现身说法，兑现了伟大领袖要求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提反对意见、敢于“五不怕”的号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里除了没有被杀头之外，他几乎尝尽了所谓“不怕”的滋味。最后，他和浦安修离婚了。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彭、浦夫妇从中南海迁至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显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伤心地痛哭，痛哭丈夫闯下的祸要“株连九族”，她本能地害怕。应该说，浦安修和彭德怀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出入的，不同于彭大将军的直率和不计后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她是怕事的，所以，当她此前受命上庐山时（当时彭已受到批判），她带给丈夫的是一本《菜根谭》。无疑，庐山的风波对浦安修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面对这场不虞之祸，她惶惑不安。据《杨尚昆日记》1959年8月12日的记载，也就是前一日（8月11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大谈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指称其在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参加“高岗集团”以及有所谓“俱乐部”等，并且还谈到彭的去留和辞职的问题，浦安修翌日即与“中办”主任杨尚昆谈话，谈话时间竟达五六个小时（“由10时半谈到4时”）；8月28日，她又和“中办”中南海管理局副局长的罗道仁一起与杨尚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大概浦安修的精神几乎发生了崩溃（杨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情绪不对！”）。经过这场不啻为后来“文革”的预演，她的政治经验让她明白了吴家花园的荒凉和凄寂其来有自，她从毛泽东詈言彭与之历史上“只有三分合作”的话中听出了分量，她开始有意识地逃避了。在彭德怀最需要亲人安慰和理解之时，她做不到，她悲伤、惶恐，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并且“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她要丈夫“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并表示不这样“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彭梅魁拿了这信转交给彭德怀，彭德怀看了后奇怪：“这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抄写的，她连个笔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怕成这个样子。”秉性直率的彭将军把这信揉成一团扔掉了，他拒绝再看它一眼。浦安修的抱怨让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彭德怀烦躁不已，两个人开始争吵，分居。后来彭德怀上八万言书申冤，正好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枪口上，浦安修于是从吴家花园迁出，搬到她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北师大去住了。
显然，彭德怀的态度影响到浦安修狠下心来与他离婚。她给北京市委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当侄女把这消息告诉彭德怀时，“伯伯听了后泪水浸在眼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伯在流泪”。彭德怀对侄女说：“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已有预感，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1961年年末，一次在吴家花园吃过晚饭，彭、浦以及彭梅魁三人在场，彭德怀把一个梨切成两半，粗心粗气地对浦安修说：“你要离婚，今天就分梨。这个梨子我吃一半，你吃一半。”彭德怀三两口就吃完了一半的梨子，浦安修也拿起另外一半梨子，悄无声息地慢慢吃完。经过一阵沉默，走到客厅，彭德怀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对浦安修说，“这是我清理出来的，有的是你的，也有是给你的，你一起拿走”，接着帮她拿到院子中，浦安修闷声不响搬上车，走了。
彭梅魁后来谈她对浦安修的认识：“对伯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太软弱，怕别人对她有看法，其实是扭转不了的，也是躲避不了的，怎么做也没有用，这里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与历史根源，但我还是同情她的。”此后，彭德怀赴“三线”前见过一回浦安修，再后来就是“文革”中北师大批斗大会上最后一面——他们两个人生离死别了。在那次所谓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浦安修被作为陪斗，惨遭殴打，昏倒在地，旁边的彭德怀大声呼叫：“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彭德怀为浦安修因为自己而被牵连心中泣血。这次批斗大会“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的场面
后，浦安修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67年8月31日，她独自走到颐和园昆明湖的岸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结果却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1969年10月，中央专案组对浦安修作出结论：她总算是“属犯错误”的性质，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与彭德怀政治上划不清界线”，却是可以改造好的吧，与彭德怀这只“死老虎”不同，后者无可挽救，只有关押了之（同案还有黄克诚、刘震、李聚奎、吴自立、王平、饶正锡、李锐等），浦安修和唐棣华（黄克诚夫人）二位，“罪”不至此，“可交单位处理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