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分明看到：1957年罗隆基们的铩羽、1959年彭德怀的忠而见忌，从此党外、党内是噤口无言，这时的“颐年堂”可真也成了“一言堂”矣。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旧闻”记者浦熙修(1)
五、“旧闻”记者浦熙修
作为大后方驰名的新闻界“四大名旦”，进入新中国之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们。胡乔木也曾在一次会见中说：“我想了好久，想让你们四位女将来办一个杂志——《新观察》，一定会受欢迎的。”这时的“四位女将”，惟杨刚已经转业到外交部，于是替换为郁风。不过，这份《新观察》未及数年已经凋零了，浦熙修竟还成为“章罗同盟”中的“女将”。此后，那个“名旦”、“女将”，终于铩羽而去，人们见到的，只是一个“旧闻记者”的她了。
在身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后，浦熙修暂时抚平内心的创伤，一头埋在学习中，同时还有了想写作的念头，在给父亲的信中，她经常说起要“写些什么”，开始时“也只能从学校生活来着手了”。不时地，她请已经回到教授位置、且打算“隐姓埋名”下去的父亲给予“指正”，甚至因为自己没有成绩，她在给友人写信时竟“时常感觉有些惭愧”了。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她还“为写文化史打基础而读《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了解收集材料的办法即调查研究的方法而读《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等。此外，原来浦熙修认为“当新闻记者就得学司马迁，就得更好的学习鲁迅”，此时“学司
朱正《报人浦熙修》封面
马迁”是不行了，倒是鲁迅的一些东西还可以学，她认为鲁迅“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是必需的，因而经常阅读《鲁迅全集》”。最后，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
不懂政治，或者不懂政治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天真，而天真正是许多老报人的天性，如徐铸成曾说的：“天真，是报人的癌症，郭根也是个例子。”家父的“天真”，表现在他根本不懂得吸取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性，他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根深蒂固的，于是在他所在的学校，在我印象中，几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首先把他来开刀问祭。比如我手上这张《山西师院院刊》第一版的大字标题《中文系教学大辩论初获战果，斗争矛头即将转向教学上的修正主义》，内称“目前论战的主要方向是清算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彻底批判个人主义，郭根先生在这方面比较严重，他除了宣传资产阶级的‘一本书主义’以外，还不分清红皂白地讲些右派的东西，如讲到鲁迅时引用冯雪峰的论点，介绍胡也频时引用丁玲的言论，提到抗战时期的戏剧时说吴祖光写作很有天才，更严重的是说彭子冈成为右派只是由于写了一些留恋故都风味的文章，说我们对右派的斗争太过火了，不够实事求是等”。他自己也在《我决心克服害己害人的个人主义》的检讨书中承认：由于“立场模糊”，“在反右斗争后，对那些在文学史上曾享过盛名的作家，虽然他们已堕落成右派了，但思想意识里总不免对他们怀着惋惜的心情”，并“有意无意地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对待一些右派，特别是对过去与自己所接近的一些所谓‘老朋友’”——这当然是包括了浦二姐的。
那时的浦熙修开始写日记了。她是为了督促和检查自己写日记的。她说：“许久以来——一年、二年、三年，或者说从反右以来吧，在心中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最近半个月又比较明朗起来，今天更增强了一些。”为此她曾三次去找范长江：“第一次（1952年或1954年）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第二次仅谈文汇报复刊问题，是钦（钦本立）约好，而我是随去的；这次（第三次）我是为了文教史料组稿问题，而向他请教关于科学界人士的撰写史料问题，然后谈到我最近的心情，但我没有谈到我还有请求入党的打算，而只谈我以后如何想把工作做好的问题。”除了范长江，她还向其他人有所表示：“沈大姐（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范）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她仿佛在虔诚的追求中忘却了痛苦，所谓“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如她在青岛的大海边几乎忘情地自语：“仰卧海上，天是无限的宽阔，与过去只能在沙上睡睡又是一个意境了。如果能自由仰伏，那又不知要如何舒适了。我这一叶之身，遨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享尽自然所赋予的美妙了。在整个社会之间，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就也享受到这种美妙了。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生命虽然是有限的，服务也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永葆美妙的青春，我愿意在今后一二十年中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有幸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愿意永远追随许多先进的马列主义战士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正如袁冬林在看了她母亲留下的这些日记后所想到的和感慨的：“我能在逆境下像母亲那样地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想入党？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母亲。这不正说明您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当然，光有这个认识是不够的，如果说这种曾被描述为“第二种忠诚”的往事仅仅是作为对传主的一种歌颂，那么，除了这些，“我们这一代受过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
徐铸成回忆说：性格开朗的浦熙修是在“破帽遮颜”的孤寂中染上绝症的，所谓“忧郁是癌症之父”。她还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曾写信给周总理告别，并恳请党审查她的一生。浦熙修给父亲的信，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就是她患癌症且恶化之后写来的。那时她已住在北京医院，沉疴难起，对老友，她无法再伸援手了。当时父亲拟往北京调查和搜集邵飘萍的材料，浦熙修无力再相助，只能委托子冈和介绍王芸生了。每当我看到她这封用抖颤的手写的短信，想到他们一生的交往竟这样而告结束，禁不住一阵心恸，后来当我跟随着父亲上京，在浦熙修宅子前听邻人说她已经不在人世，恍惚间天昏地暗，那趟北京之行，父亲最大的感受就是“惊呼热中肠”五个字。再后来我收拾和整理父亲的遗物，每每翻读浦熙修给父亲的十几封来信，这才体会出“惊呼热中肠”的个中三味。“此生苍茫无限”——端的是“无限苍茫”！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旧闻”记者浦熙修(2)
注释
①创刊于1938年1月的上海“孤岛”，后被日军逼迫，停刊于翌年5月；继又复刊于“光复”后的1945年8月，1947年5月复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6月，它再次在上海复刊，至“全盘苏化”时的1955年10月改出周双刊，效仿苏联的《教师报》，又至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并正式改为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报》，且迁往北京，复又于这年的10月恢复。
②1945年9月6日《复刊辞》。
③如浦熙修以为：“一个采访记者的职责是监督社会走向进步方面去，所以对于社会的事件，坏的要暴露，好的要表扬，一切要以与人民生活有关与否为前提”，因此，“认定自己的目标，发挥自己的能力，使社会明真相、辨是非而保持正义、公道，这就算我们尽了几分天职”。
④《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115、119、190页。
⑤《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位自由主义报人》，见《徐铸成回忆录》第147～157页。
⑥《徐铸成回忆录》，第190页。
⑦同上，第392页。
⑧同上，第259页。
⑨同上，第392页。
⑩同上，第394页。
同上，第399页。
同上，第396页。
《旧闻杂忆补篇》第209页。
潘大逵语。见谢泳：《罗隆基评传》之《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页。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第6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8页。
此前她在东北采访，其时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徐铸成也在苏联访问。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第58页。
见《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6页。
《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关于章罗反共联盟的资料》第2辑，民盟中央整风办编，1957年8月，第33～39页。
《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第60、72页。
见《纵横》2000年第11期。
《庐山会议实录》，第96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同上，第191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即“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见《庐山会议实录》，第181页；又见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以上见《我的伯父彭德怀》，第192页。
同上，第193页。
同上，第194页。
同上，第194～195页。
这套书似乎最后归在费孝通先生手里。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第79页。
《悼郭根》。
1962年10月28日。
即罗隆基。
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而已集》。
1964年８月８日。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第82页。相似于浦熙修，先父临终时让他唯一饮恨的也竟是终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在浦熙修的悼词中，关于死者生前要求入党的夙愿的表达也竟被删除了，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资格，了不起也只是“同路人”而已。
费孝通：《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见《费孝通人物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1)
一
这是一场让人心碎的空难。让人心碎的还有这次意外事件的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1957年年底，刚从国外访问回来的郑振铎惊闻老友王统照病逝，他痛心地写道：“古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只是消极的一句话，王统照先生是远在解放之前就已经‘闻道’的，在解放之后，他仿佛年轻了多少年，正在积极地为人民办事，却不幸死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闻道’的同志，不仅仅是在友情上哀悼他而已，实在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界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惋惜不已！像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他的响亮的歌声，那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①难以置信的是，郑振铎自己也竟追随王统照于地下了，那是我们双倍的损失呵！
郑振铎
那是1958年。在“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1958年，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界，或者具体而微是文学界、文物和考古界、图书馆事业，有一个巨大的损失——郑振铎先生因空难殉职了。
这年的10月18日凌晨，从北京南苑机场飞往莫斯科的一架苏式图104客机，在距莫斯科还有五百公里的距离时，于苏联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卡纳什地区的上空突然爆炸起火，飞机在解体后迅速下坠，在地面塔台的对讲机中，人们只听到机长、苏联“金星英雄”季托夫发出最后的锐利又凄婉的声音：“同志们，永别了！”
第三天，北京各家报纸都用镶着黑色边框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条噩耗，同时公布了正乘坐在这架飞机上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的名单，当时他们是前往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去进行友好访问的。随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成员有陈毅、贺龙、郭沫若、陈叔通、包尔汉、廖承志、张奚若、沈雁冰、丁西林、王冶秋、卢绪章、齐燕铭、刘芝明、陆平、何其芳、屈武、马寅初、蔡廷锴、楚图南、张劲夫、徐森玉、萨空了等，显然，殉职者中有重要的文化人士以及军人。不久，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树立起一座墓碑，在碑文下镌刻着全部16位烈士的名字，他们是——郑振铎、蔡树藩、马适安、阿不都热合满、谭丕模、刘仲平、林立、姜燕、钟兆榕、陈重华、肖武、刘崇富、李福奎、宁开逸、孙瑛璞、陈朔。碑文上写道：“由郑振铎、蔡树藩率领前往阿富汗王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十人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的出国工作人员六人，在1958年10月17日从北京乘飞机赴莫斯科途中，于18日，因所乘飞机遭遇到不可克服的气候原因，不幸失事，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全部遇难。”碑文上还说：烈士们“是为增进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外文化的交流、经济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崇高的任务而牺牲的。他们当中有的长期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过卓越的贡献，或者在文化、学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成就，有的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是矢志忠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他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和忘我的劳动，直至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里提到的老革命，是著名的独臂将军蔡树藩，他是代表团的副团长。蔡树藩曾作为代表出席过共产国际六大，是陕北工农民主政府的内务部长，当时是国家体委副主任②；而“在文化、学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成就”、同时又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则是团长郑振铎了，他是这16人中唯一的作家兼学者，在此之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他已经率团访问过印度、缅甸、波兰、奥地利、印尼、保加利亚、捷克、苏联等。死难者中的另一位谭丕模先生，他也是著名教授和学者（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阿不都热合满则是维吾尔族学者。
10月26日，遇难者的遗体在出事当地火化后，其骨灰由苏联军方的专机护送，飞至他们始发地的北京南苑机场，沈雁冰等前往迎接。当夏衍双手捧着郑振铎的骨灰盒，缓步走出机场，等候的人群早已是悲从中来，众人泣不成声。郑振铎——一个身材高大的文化巨人，从此陨落了，正如郭沫若所题的挽诗：“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而那却又不幸言中了他所曾经开过的一个玩笑：“坐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死掉，大概是一种最痛快的死法。”历史残酷的竟是：这不幸言中的谶语，在后来却似乎应验了，甚至在随后10月31日首都剧场的追悼大会上，就有一些很不情愿走进来的人，因为他们几乎是刚刚“批判”过郑振铎和谭丕模那些“资产阶级的白旗专家”。不过，他们毕竟还有幸没有在此前被打为“右派”，他们逃过了一劫，却逃不过又一劫，甚至后来不由让人追想：即使没有发生这场空难，以后呢？比如与郑振铎相稔熟的老舍先生、傅雷先生、陈梦家先生；与谭丕模同事的北师大刘盼遂教授；以及和他们二人一样致力于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刘绶松、许政扬、叶以群、李广田、王重民等等……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2)
二
“惊闻星陨值高秋，冻雨飘风未解愁。为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天吝留年与补过，九原料应恨悠悠。”
茅盾这首悼念郑振铎的挽诗准确地描写出了亡友生前的形象和特点。
郑振铎（1898-1958），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历史考古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社会活动家。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他早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其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郑振铎感受时代潮流的变迁，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曾作为进步学生代表参加“五四”运动，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新社会》，热烈宣传新文化思想。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著名新文学团体的“文学研究会”，并主编其机关刊物的《文学周刊》，又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绚烂的编辑和出版的生涯。1921年他到上海，先后主编有《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文学旬刊》，并于1923年起接替茅盾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名刊《小说月报》，仍然致力于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此后1927年国民党发动叛变革命的“四一二”政变，郑振铎与胡愈之等7位正直的进步文化人公开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表示强烈的抗议，此后他被迫远走欧洲。1931年，回到国内的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兼又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此后1934年他又南下，在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创办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孤岛”极其危险和艰难的条件下，他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并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起地下出版社的“复社”，出版有《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和《列宁文选》等，影响深远。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又参与和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并主编《民主周刊》，呼吁和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并身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和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郑振铎一生中，除了文学创作和翻译等之外，还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研究和编写中国文学史，他遗有《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在郑振铎的学术活动中，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给予关注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饶。此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20世纪初才成为一门学科，它发端于1901年一个外国人翟理斯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到1904年方有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编写的教材《中国文学史》。此后在“五四”新文学发轫之初，郑振铎已经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发掘其中民主性的精华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似“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某些人，他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是绝对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抛弃古典文学。此后他主编《小说月报》，也曾组织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他还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也就是说，他把“整理国故”看成是新文化运动题中应有之义。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他的几部文学史著作起了开山的作用，比如他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部分）、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1938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尤其后者，不仅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也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而此前学术界从未有过此类著述。郑振铎所以能独出机杼、孜孜兀兀写出此书，是他思想上民主主义的一种反映，即把“大众的”视为俗文学的第一大特征，认为“俗文学是发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同时，郑振铎还对俗文学的文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俗文学是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的文学形式，广大民众既是俗文学的作者，又是它的传播者和享受者。他还在195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3)
然而在“大跃进”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中，他的著作和这些观点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甚至遭到了否定。③即你们不是写了几本文学史著作么，名气大得很呢，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你们也写过么，“不错，他们有时也谈两种文化，特别是常谈而且大谈文学的人民性，……但是，他们既然丢开了阶级观点，一到具体分析的时候就不能不离开了列宁所指示的人民性原则，因此，在没有什么人民性的作品里，他们也找到了人民性，甚至是高度的人民性”④。于是，尽管研究的结论可以相同或相似，但因为你是“资产阶级学者”，你的任何努力就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且说到底，你们那些文学史著作一钱不值，因为“他们对某些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大讲特讲，对民间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却不肯做详细的阐述；他们花费巨大的精力去作繁琐的考证，却不肯拿出一点力量去发掘民间文学材料；他们把一些没多大价值的作品捧上了天，却把一些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极有价值的人民创作拒之于文学史大门之外；他们对一些民间创作加工而成的作品用大量篇幅去考证加工的作者，却不肯多分与一些篇幅去科学地说明民间创作在这些作品中的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不把民间文学放在文学的正统地位上，不去充分地说明民间文学的巨大价值，认真地阐述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地说明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⑤。于是，在鲁莽灭裂和敢冲敢拼的“小人物”们和一部分大学生眼光中，郑振铎等等“从前被盲目崇拜的资产阶级科学偶像也就破灭了”——他们竟会浪言：“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学者怎样糟蹋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学，怎样通过古典文学的研究来散布毒素”，比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不就是“一堆混乱的资料”而已么，而且是“大量贩卖胡适那套货色”的。⑥于是，在当时“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潮中纷纷上马的众多由“小人物”（高校学生等）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天知道是怎样写出来的）和批判论文集中，郑振铎受到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即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的独立王国。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伟大时代远远不能相称”，也就是说此前“由于他们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史”。⑦看来，郑振铎他们是不行了，“他们的行动也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对于拔白旗仍然踌躇犹豫，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看不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于是郑振铎、林庚、刘大杰等都成为“小人物”们“插红旗、拔白旗”意欲超越的过气人物和斗争对象。
郑振铎虔诚地接受了批判，他认为那是“一帖良药”，虽然苦口得使他“痛苦”。他被斥为是“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反动的世界主义”等等。从大学生的批判到文化部、文学研究所的批判，接二连三地展开了，看来他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不是容易的了。留在他日记中，有他9月24日赴文化部部长、也是老友的沈雁冰（茅盾）处接受“批判”的记载，即“先由我自己检查，说明自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缺点”，茅盾、吴仲超、徐光霄、刘芝明、钱俊瑞等给他提了意见，最后他表示“愿意大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下决心不再买书，并清理积欠，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书籍亦是‘物质基础’之一也”。⑧显然，他要向“无产阶级”看齐了。当时，作为文化部的部长，与郑振铎一样曾长期从事过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茅盾，也格外惶惑了，甚至在“大批判”稍稍退潮之后，他仍然依人之言，以为《光明日报》上批评那些大学生们写的那几部文学史“有点不公平”，认为“如说文艺反映阶级斗争之说就势必忽略并歪曲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如说世界观指导创作方法的论点势必把作家和作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简单化等等，我怕这样下去，要把青年人弄糊涂了”。⑨究竟谁把谁弄糊涂了？他还以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朗宋、泰纳、佛里契、胡适等人观点的混血儿，而书名‘发展’，其规律是胡适的文学史观”等等。长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领域里剑拔弩张的大批判使得大文豪茅盾在内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只能依人放言，或者是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去坚持自己的见解了。
后来，只是由于郑振铎的“及时”的“殉职”，才勉强停止了对他的“批判”。对那个“攻郑”最猛的北大中文系的“瞿秋白文学社”，曾与瞿秋白、郑振铎一同从事过文学活动的陈毅愤懑不平，他气呼呼地跑到北大，厉声质问那几个“小将”：“谁让你们批郑先生的？！郑先生现在是死不瞑目呵！”⑩1958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和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胡乔木、夏衍等关于纠正在文艺等领域因“大跃进”而出现的一些偏差、即所谓高速度发展中出现的偏差的谈话时，他特别提出：在大学教授中开展的“拔白旗”运动应立即停止。显然，郑振铎临死尚受到不应有的冲击使周恩来深感不安，他强调要注意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反对要求文艺简单机械地配合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做法。再后来，周恩来一直没有忘掉郑振铎，他曾动情地对人说：我和振铎、老舍、王统照四个人，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那年出生的。当然，在日渐严重的左倾潮流下，他的这些意见虽然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却毕竟缓冲了局面，此后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发了天灾人祸，共和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引咎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等主持“一线”，有所拨乱反正，过了几年形势发生好转，就比如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吧，在郑振铎等前人的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62年和1963年相继出版了至今尚有口碑的两部高质量中国文学史，它们是郑振铎生前领导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主持和担纲的是余冠英、钱钟书、范宁等，另一部是四卷本的高校中文系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它是由北大的游国恩、季镇淮、费振刚和中山大学的王起、山东大学的萧涤非共同主编完成的。遗憾的是，郑振铎先生看不到它们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4)
三
同许多爱国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郑振铎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走进新中国的。
他的绝笔之一，是他牺牲前三天给老友张耀翔、程俊英夫妇的一封信，这是他出访前写的，信中说：“这几个月来，简直是一日千里地在进行‘革命’，这个革命的确是最后的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向共产主义飞跃前进的一个大革命。没有人会不加入这个运动里的。曾说‘一天等于过去二十年’，照现在的飞跃情况看来，简直是‘一天走着一百年的道路’。谁还会比我们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呢？人民公社运动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也就是这个人民公社社会灿烂地盛开着共产主义之花。我们能够及时地看到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兴奋的事啊！”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前，有多少人是这样热情和天真地憧憬的，谁又能想到：郑振铎用笔热烈欢呼的“春天在呼唤”——“这弘壮的歌声，这社会主义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内心的感情和欢乐。这就是解放了的生产力的伟大的表现；这就是无穷大的人民的‘原子能’的解放！”——没有多久就因为这种所谓“革命”违反了经济规律和历史运行规则，“春天”变成了“冬天”、“飞跃”变成了“灾难”，只不过郑振铎是怀着理想主义牺牲在不久后的大饥荒、再后来的“大革命”之前，他没有看到后来的事情。这让人不免遥想：这是幸事，抑或不幸呢？
也就是在他殉职前不久，他还对巴金说：“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实现了，我能够亲眼看见共产主义社会，我个人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了。以后得好好地发行自己，多多地做事情。”这“做事情”，除了公务，解放后他几乎是拼力地写作和出版的——《敦煌壁画选》、《伟大的艺术传统》及《图录》、《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中国木刻史略》、《古本戏曲丛刊》（殉职前已出四辑，之后又出一辑）、《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因受批判在其生前未出版，1961年始陆续出版）、《中国文学研究》、《郑振铎文集》（1961年出版），这几乎是其他人一生的著作了。
沈从文
除了尽职尽力，郑振铎和许多人一样，对新社会是热烈拥抱的，甚至为此他也冷落了一些“有问题”的老朋友，比如沈从文。据陈徒手的描述：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后，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当时沈在郑的直接领导下（筹建中的历史博物馆），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员而已。1958年3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他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当时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这也不能怪郑振铎，潮流之下，是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出来的。不过，郑、沈当时的爱好相同，如中国艺术史，郑振铎在对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开拓性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主持了全国的文物管理和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他是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沈从文呢，只能默默地工作，一个显赫、一个卑微，但同样做出了不凡的事业，在现在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有几本文学以外的厚厚的“物质文化史”部分。这不禁让人联想：如果郑振铎当年不晚年的沈从文夫妇
死，他的成绩可能会不在沈从文之下吧。
当年郑振铎遇难，听到消息后的沈从文悲痛万分，一年后他写道：“西谛去世消息初初从广播中得到时，我和家中人相对呆了许久，不知说什么好，……直到现在，我就依旧感觉到他还是活在我们朋友当中的一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活人，也可以说他并不死：他的对国家无限热情，对新的文化事业的无限热情，他的豁达大度和明朗率真的性格，他对朋友长处的鼓励和沈从文在故宫讲课
尊重……这一切，给熟人的印象是永远鲜明有力的。”不过，他也隐隐感到：老友的离去，“有些事情或许再也不会有一个那么熟的人可以商量了”。郑振铎是行家，是率真的人，对文化、文物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与沈从文他们有共鸣的，他的猝死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我们后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其实，无论是郑振铎还是沈从文，他们面对“形势比人强”的新社会新环境，不由会有一种“昨日之非”、“今日之是”的隔代之感。沈从文从文坛上消失了，当了官的郑振铎又如何呢？比如说他曾那么致力于收集和研究古代的版画资料，并且垦殖了中国美术史上这片被人忽视的处女地，在抗战胜利以后，他着手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后来又出版了二十四辑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再后来他却感到不妙了：“《历史图谱》问题不少，牵涉的范围极广，稍有不妥之处，就会大受批评，故此时最好不再版。”那还是50年代初呢，到了“反右”后的1958年，除了文学史著作，果然他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都遭到了批判。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5)
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也是从50年代中叶开始，许多爱国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受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激励和鼓动，开始互相比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表示他们自己的“改造”的热忱和决心，郑振铎自然也是其中一位。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郭绍虞等先生率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惹得郑振铎、夏承焘等格外“眼红”，到红红火火的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全国各行各业纷纷开展社会主义大竞赛，对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而言，“跃进”或“竞赛”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获准加入共产党，他们纷纷公布个人规划，比如郑振铎同乡和挚友的夏承焘先生，他在杭州大学“社会主义大跃进规划竞赛大会”上就隆重宣布：准备一年成为左派，六十岁时加入共产党，引得全场喝彩，来了家后他还做《枕上诗》，以诗明志：“风逐歌唇起，春随酒靥深。老夫岂真醉，红透少年心。”但是很快他们感到：那是不容易的，因为轰轰烈烈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让他们知道了其间的距离。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大批判的锋芒不仅已经指向了他们，在全国的重点是陈寅恪、郑振铎等，在各地方如杭州就是夏承焘、姜亮夫等等了，而且还“瓜蔓抄”似的涉及到了王维、李清照、周邦彦、李商隐、陶渊明、王国维、章太炎等等的死人，在当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激进主义思潮和思维在“大跃进”和“大批判”的时代已经变本加厉成为政治思维的“革命虚无主义”，在文化、文学上则是相应的“文化虚无主义”了。那时自惭形秽的“老九”们只好惭愧有加，不知不觉也以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开始刻意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向大众看齐，他们纷纷要求取消教授头衔、降低生活待遇，要“脱下黄马褂”重新做人了。
郑振铎的藏书在他死后是化为公藏了，其实这也是他此前很久的愿望。“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有一个体会：“有吃、有穿、有住，已经是很够享受了；且吃得不坏，穿得很暖，住得很舒服，更是享受得过度了。有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劳苦，值得如此享受呢？要花用人民多少辛苦得来的‘小米’呢？每一月，每一年，要花掉多少位农民之所得呢？必须深刻的反省一下！每顿都有肉吃，是否应该呢？且每餐还不止一个菜，是否应该呢？住的地方，一家占了十多间房，有了书房，还要客厅，是否应该呢？其实，一身所息，不过一榻；工作所需，不过一桌一椅，何必要那么多的‘空间’呢？虽然政府特别照顾，特别优待，居之，于心何安呢？藏书是多的，其实要那么多书有何用呢？……书多为累，好书是一大恶癖，无非占有心和个人主义在作祟也，还不是等于积财么？总要设法缓缓的打发了他们去——或捐献出去，如此，便可以‘无书一身轻’了。”这种心思到了后来的“大跃进”时更加浓烈，甚至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一种信念，比如郑振铎同乡的夏承焘先生，他甚至还写起了白话诗：“教授教授做久了，暮气沉沉朝气少。黄马褂上插白旗，镜子照照自发笑。脱下马褂拔白旗，轻装前进多么好。”
1959年，继陈垣、梁思成、金岳霖等旧知识分子的代表入党后，梅兰芳、苏步青、夏鼐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郑振铎不死，他大概一定也会光荣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吧。当他殉职的消息传来，周恩来为此难受得通宵未眠时，不无惋惜地说：“振铎同志要是再晚去世一年，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为此前他退出了他曾参加组建的“民主促进会”，一再请求加入共产党，但中央考虑到他的国际影响，说服他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最终是宿愿未偿。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虔诚的，爱国的，在国家和社会、集体和个人等这些看似矛盾的价值观的选择上，他们大多数人是义无反顾选择了前者。然而这也难免使他们身上葆有的独立性就此逐渐丧失了。在1957年，细心的人会发现，郑振铎没有被打成“右派”，他是没有这“资格”么？看来当年并不是“一网打尽”的。郑振铎的公子郑尔康在给他父亲的传记里是这样写的：“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在推翻‘三座大山’以后的延续。他在这些运动中，由于始终地‘站在党的一边’故而都平安度过了。在‘反右’运动中，他虽然对冯雪峰等的‘反党活动’并不了解，但他始终单纯地保持着与党的一致。这是由于他当时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大多是通过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报告、著作以及有关辅导材料等获得，出自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依赖，怀着一颗虔诚地追求思想进步的心，对那些虽被称作为‘马列主义’实际上却并不那么正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论’与‘思想’他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结果也误伤了一些人，如冯雪峰、陈梦家、陈涌等，他还鼓励已被打成“右派”的刘哲民放下包袱：“必须坚决地跟随着党走！右派分子就因为有了两条心，故处处点火、闹事。”不过，“反右”高潮时他在国外访问和讲学，雾里看花，身在“庐山”之外也枉然地不知其“真面目”，于是他会说：“阅报，知科学院继续开大会，斗争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受深刻教育和改造思想的大好机会，可惜我没能参加，大以为憾！”然而，让他绝难想到和深以为憾的竟是，他自己也几乎深陷在“右派”的边缘上，“反右”虽然让他逃过一劫，接下来的针对“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却瞄准的是他，他是一杆“大白旗”！
1958年10月，郑振铎殉职的前后，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在开展批判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学者”，那还有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王瑶、周谷城、游国恩、钱钟书等。据《夏承焘日记》：文学研究所开展第五次“批判”郑振铎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正是他殉职之日。噩耗传来，“批判”才被迫中止了，这也就是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我们仨》中所说的：“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当时人们震惊于飞机失事的惨剧，惋惜一代学术世匠于刚好六十岁治学黄金岁月的匆匆离去，以至当时吴晓铃等学人当场失声痛哭。原来由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这时也赶编了悼念他的专号，可是其中有两篇批判他的文章却来不及撤下了。这是多么可悲、可惨、可叹的日子！
冰心后来回忆郑振铎，她说：“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样的可悲的命运。”
历史的严酷，竟又让人为他“庆幸”其“早逝”，死者天上有灵，当作何感受？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6)
注释
①《悼王统照先生》。
②在他牺牲后，周恩来还强忍着悲痛在此前他向中央的一个请求报告上作出批示。当时中国登山运动员在苏联与苏联运动员继攀登上了列宁峰后又成功地登上了另一座无名高峰，中苏运动员兴奋之余要求将此高峰命名为“毛泽东峰”，后中国国内表示反对，即按照中共八大的决议，中国不搞个人宣传。
③包括和郑振铎一道牺牲的谭丕模1933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这本著作于1958年5月第八次修订再版，正好赶上“拔白旗”运动中“供批判”之用，谭先生识相，在当年的“教育革命”热潮中自己写了《自评〈中国文学史纲〉》，并诚恳希望革命师生进行批判。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8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
④《中国文学史》上册，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⑤《中国文学史》前言，第3页。
⑥见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瞿秋白文学会”在1958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的批判文章《评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
⑦《中国文学史》前言，第1页。
⑧《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29页。
⑨致邵荃麟信，《茅盾全集》第3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⑩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周恩来于当年郑振铎受到冲击时有此感触，后来老舍于“文革”中烈死，他又在老舍生日时默默地纪念他。
《春天在呼唤》，见1958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巴金：《悼振铎》，《收获》1958年；又见于《怀念振铎》，《再想录》增补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84～91页。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见《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怀念郑西谛》。
1953年4月23日致刘哲民信。
当时的薪水是用小米计算的。
致刘哲民信。
《星陨高秋——郑振铎传》，第418页。
同上，第411～412页。
1957年8月26日信。
1957年9月28日从索菲亚致信其同乡和同仁的夏鼐。
即《天风阁学词日记》。
《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6页。
当时吴晓铃和赵万里、傅惜华等组成“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编印出版《古本戏曲丛刊》，《追念振铎》。
《追念振铎》。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话说“孙定国冤案”(1)
孙定国
四十年前，有一出一位名叫孙定国的著名哲学家因冤屈而投水的命案。这出旧案，如今早已被人们遗忘殆尽了，然而仔细挖掘这桩旧案的底蕴，不仅可以丰富那些如今思来不禁已有匪夷所思之感的历史，也足可让人深思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一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行动，为什么是那样的单纯和愚昧。
一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一位由军人转为著名的哲学家的人物，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
孙定国出身于贫苦的农人家庭，他原先在家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痛心疾首于国难频发，背井离乡，投笔从戎，于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装的“新军”，历任副官、总队长、旅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军西路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所部的第六集团军投入战斗，孙定国所在的彭毓斌军执行肃清晋南新绛、稷山等地敌军的任务，孙定国也初次展现了他指挥军事的才干。抗战初期山西“守土抗战”的气氛非常浓厚，孙定国也第一批加入了中共薄一波等实际控制的“牺盟会”，到了1939年（一说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担任晋军训教总队长和“新军”212旅旅长兼第七行署保安司令之时，都忠实执行了中共的指示。在著名的“山西十二月政变”中，他担任南路总指挥一职，率军脱离了阎锡山，又率军转战至晋东南太岳区，与薄一波等领导的部队（决死一纵）会师，为发展和壮大中共在山西的武装作出了贡献。
孙定国成为八路军的首长之后，继1940年任太岳军区212旅长，又相继担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曾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以及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孙定国等，命令他们突袭阌乡、陕县、渑池、新安一带，给胡宗南背后加以一击，以便破坏陇海路，配合保卫延安和救援李先念第五师突围，在这次战役中，孙定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8年，孙定国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在留校工作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中科院学部学术委员等职务，此外他还著有许多哲学著作（但至今未整理出《文集》）。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他的学术地位也很高，比如1956年北大哲学系受命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其中冯友兰、朱伯崑、杨正典三人编写先秦部分，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编写汉至隋唐部分，张岱年、孙长江、汪毅编写宋至鸦片战争部分，石峻、李泽厚、尹明编写近现代部分，在聘请的审查委员中，就有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胡绳、嵇文甫和孙定国。当时为配合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学，全国高校纷纷组织教职员工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实践论》、《矛盾论》等，孙定国等许多著名的学者参加了讲解和辅导的任务，他在理论界的名气也越来越高。同时，他也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党内理论家的使命，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如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他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1954年批判胡适时他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都是影响很大的文章。
杨献珍和侯维煜中央马列学院（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解放后迁至北京后，他任党委委员兼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此外还是哲学史组的组长，先后与他共事的著名学者有赵纪彬、葛力等。而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后来则是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这“三驾马车”。
杨、侯、孙都是战争期间曾经战斗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革命，后来也都在中央党校工作（杨献珍曾是马列学院教育长，侯维煜于1953年调入）。侯维煜（1913—1979），山西交城人，早年在太谷铭贤中学读书期间加入“社联”组织，后考入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即在李雪峰领导下开展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回到故乡，任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兼抗日自卫队政委，随后担任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晋冀豫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政委等。1939年他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先后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以后就在党校工作，1947年他率领土改工作团在陕西和山西开展工作，其所作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赞扬。当时他还担任过中共晋绥分局六地委书记、分区政委、代县县委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侯维煜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校党委书记、中共华北局秘书长等。他到马列学院是1953年由杨献珍向兼任院长的刘少奇请求派来的，即杨“曾多次要求少奇同志派个政治水平和组织才能较强的同志来参加领导工作”，而侯“正是马列学院最需要的领导人才”。侯先后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那时杨、侯、孙三人“密切配合，相互体谅”，“一起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一起贯彻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破坏，最后也一起遭受那个理论权威的残酷迫害”。①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话说“孙定国冤案”(2)
二
在学校视察的康生说“孙定国冤案”，还必须说两个相关的人物——康生和陈伯达，这二位都是曾经炙手可热的党内大理论家。显然，在孙定国身上发生的事，和他们的“政治道德”大有关系。
1956年康生重出江湖，此时正是“高饶事件”之后，康生看好孙定国的理论和写作能力，便以同乡的名义拉拢孙定国，嘱其为自己整理和拟写一个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以便自己在“八大”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孙死后三年，即1967年之时，康生却说这是“谣言”，即党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我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是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孙定国写的，这纯粹是流言，造谣，诽谤！难道我是文盲，不识字，连个提纲都不会写，让别人代笔？！”②其实，这也是他用以发泄他在“八大”上未能保住自己在政治局的位置的一种懊恼情绪。不过，也是在“八大”后，康生就以党内一大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他被先后委任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小组”组长、《毛选》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也是从此，孙定国过不上好日子了。
据说：孙定国在党校颇有口碑——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演说家，深奥和枯燥的哲学在他口中往往是出神入化的享受，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又由于他有大量的实践经验，他的讲课就以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而遐迩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专家，在党校却屡屡受到批评甚至是故意的打击，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杨献珍的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康生既以理论家自居，当然容不下中共理论家摇篮的中央党校内的“理论权威”杨献珍以及孙定国等人，1963年，孙定国被逐出党校，前往西安，康生还下达了一个对其“内部控制使用”的指令。此后，康生在中央党校发起了一个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运动，尽管“合二而一论”与孙定国毫无关系，他还是被叫回到党校接受调查和清理，期间他在种种名义的批斗会议上遭受到各种辱骂和训斥，特别是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会上，陈伯达用他的权势肆意凌辱孙定国，称之为“冒牌的哲学家”，并且首先“发明”了“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这种低级的称谓来称呼孙定国。原来，此前在孙定国办公室的桌子玻璃板下，有一张陈伯达署名的赠联，抬头是“定国同志”的字样，可是这时陈伯达不认账了，他居然声称：“你把我扔到纸篓里练毛笔字的废纸偷了出来，裱糊上，到处招摇撞骗，说是我给你写的字，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他还厉声喝道：“你是死不要脸！”于是，“后来，‘斗’孙定国同志时，发扬了陈伯达式的‘战斗精神’，向他脸上吐唾沫。他受不了这样的污辱。”③显然，对这样的侮辱，就是常人也难以忍受了。
就在这天夜里，孙定国在写下一份遗书后，义无反顾地走进党校西南角的人工湖里！他是从一个冰窟处跃入水中的。那一年，他只有54岁。
他留下妻子和五个孩子走了，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一纸丈夫和父亲“自绝于党，畏罪自杀”的通知书！更令人气愤的是——曾经叫嚣“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的党内理论家，在孙定国冤死后，竟然凭借权势，又一次肆意地凌辱了孙定国——陈伯达久闻孙定国是党内少有的藏书家之一，孙生前曾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甚至是借债用于藏书，其中还有价值在15万元以上的善本书，此时陈伯达竟以其原价的１３，把孙的藏书席卷而去了。
于是，那场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运动，就以将杨献珍撤职和调离、逼死著名学者孙定国、开除讲师黎明出党（后于“文革”中投井自尽）、挖出“合二而一论”的小集团，并且先后从中央党校调出或遣送还乡多达百余人而告结束了。当然，不久之后的“文革”中，这些“合二而一论”的分子们，凡是侥幸不死的，又一次遭受到莫大的冲击和凌辱，直到这一“罪案”在“文革”后终于获得平反。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话说“孙定国冤案”(3)
三
孙定国临死前写下的遗书是耐人寻味的，然而迄今还未见有人解读过这份遗书，那么，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份写给“党”的遗书吧：
党：
在我离开这个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世界，我的心还是向着伟大的党中央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我留下一本□□□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去河南的讲话，请中央审查，看那是修正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看看他所讲的那些问题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从两条腿走路引申出四条腿走路，这到底是不是诬蔑。也请支部的同志转给党委的同志看一看。
我生前是不敢讲的，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因为谁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同志吹捧赫鲁晓夫特别是骂斯大林同志的东西还多得多，请中央看一下。
别了！党！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伟大的党！多么痛苦的时刻呀！
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当然，我认为他做得是不对的。
孙定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④
杨献珍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在已公开出版的提及到这封遗书的出版物中，都是匿名的。显然，孙定国在决心赴死之前，决定不顾一切，要以自己的党性，向党揭发其言行。其实，在那一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事或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这个至今还被隐去名字的人物，他是谁呢？如果我没有推测错误的话，他就是党校校长杨献珍！至今令我难以想像到的，是孙定国为何在临难之前要写下这样一份遗书？或许，他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作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许，这真的是他被汹汹的政治高压出于被迫或“觉悟”而做出的如今看来是过于天真的举动？于是，又是不是因此他感到无法承受心理的负担、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他才终于决定走上绝路！——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历史悲剧！
艾思奇
在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自始就有火药味极浓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论战，其双方则主要是党校内部的杨献珍与艾思奇这两军对垒，且无论是建国初年的杨献珍为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艾思奇为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还是后来沸沸扬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合二而一论”，它们都不啻是后来“文革”的一场理论批判的小型预演。深知其内幕的孙定国最终无法选择自己再次“站队”的事实，他毋宁以死来选择逃避了。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发生在1959的事，即“□□□同志”在河南的讲话，以及他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我对之也作过一番揣测和爬梳，后来我在《杨献珍文集·三》（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发现一篇《1959年纪事》，觉得可以作为孙的遗书的一个背景来介绍。
1959年之前的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如火如荼之际，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中的语言说，“这个大跃进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是人们非亲眼看见就很相
1958年报纸上宣传的湖北麻城“高产田”（儿童可以站在麦子上）
“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炼钢”
信、甚至有些人亲眼看见了也还是不肯相信的异乎寻常的大跃进。”杨献珍回忆说：“当时河南省样样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全省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我也有点眼热，于是建议哲学教研室的干部下放到这个先进省去学习。这年的9月，哲学教研室的同志们由艾思奇同志率领到河南省。省委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禹县、长葛、密县、登封四个县的社队，参加劳动学习。”⑤这年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之后，翌年1月，杨献珍赴河南，看望和了解党校干部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在与河南老干部的接触和闲谈中，他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闲谈中他们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来调查，确属事实。我听了感到十分震惊。当时河南省党代表大会刚开过，省委把大会简报和发言送我一全份。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第二天我要去的登封县的县委书记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我高兴地立即取下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农民在“炼钢”
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看了，心中十分纳闷，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⑥后来他经过调查，才知道问题不仅如此，“浮夸风”和河南真实的情况令他大吃一惊：“我听了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意作假，当如之何？’”⑦这所谓“作假”，以杨献珍的亲耳所闻，有“河南省西平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7320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之谜》。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等等。⑧不仅要保自己“乌纱帽”的地方长官是如此，就是平素宣传和研究“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家也是如此，杨献珍回忆说：“1959年，有一位哲学家就在河南的一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后来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这位哲学家听了愤愤不平地说，河南省没有主观主义，他要挺身而出，为河南辩护，谁要是讲河南有主观主义，谁就是‘一次反映论’”，当然这不独一人，“在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时候，真有几个自认的或者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助风施威，火上加油”。⑨这里所指的那些所谓“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关锋，他疾言“大跃进”是“历史上任何英雄的创造时代都不能望其项背”，是“人们由盲目地受客观规律奴役转变到充分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由作自然界的奴隶到作自然界的主人，由物支配人到人支配物”的历史阶段了；甚至，还不仅仅是若干激进的省委书记或所谓的“哲学家”，当某些科学家也去如此这般的时候，只能让人慨叹“当如之何”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话说“孙定国冤案”(4)
毛泽东与李达
1958年报纸上宣传的粮食“高产”新闻
哲学家杨献珍应该说是当时少有的清醒的人之一。⑩他在河南所见所闻，种种事例都“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思索”，回到北京后，就“想亲自动手解剖一两只‘麻雀’，‘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于是他就十分注意党校的水稻田和附近华北小学的小麦试验田，后者更是闻名遐迩的高产田，“许多同志看过后都说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小麦，当时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参观过这块小麦地，他说：‘这小麦长得这么好，至少也要打一千斤。’收获时节，结果实收小麦700斤。”于是，杨献珍认为：“河南放小麦亩产7000多斤的卫星是假的。”他还对人说：河南“有一条独特的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弄虚作假，力争全国第一，为个人取得无上光荣”。显然，这在当时是十分忌讳的。到了这年下半年，党校要恢复开课，下放的人员返京，在向河南省委的领导辞行时，省委书记“非常谦虚”地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后来听到这话，“‘灵机’一动，茅塞顿开，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笑着说道：‘他太谦虚了。不只是多了一点，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不意这话闯了大祸，不知道这话怎样被康生知道了，他又报告了中央，说这话是说中央的，甚至说是反对毛主席的。”杨献珍还不知深浅，在中宣部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一次闲谈时，说：“毛主席讲了多次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但我们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有多少？依我看来，在某些怪事中，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定指标能按浪漫主义办事么？怎么能以写诗的构思来定指标呢？”与此同时，他还给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和抚顺市委党校校长讲了一番关于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道理，他有针对性地说：“‘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要依据条件，可是我们有的哲学家却在这里大批‘条件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干什么都可以不讲条件。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杨献珍越讲越激动，他接着说：“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现在谁要是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他还愤愤地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这种人还有什么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杨献珍的这番讲话，不久就被整理和打印出来，且到处散发，杨献珍看到后，“感到要惹祸了”，急忙吩咐收回，可是这已是覆水难收了。不久，“庐山会议”召开，杨献珍也在会后参加了在庐山上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当他读了会议文件之一的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虽说“认为彭德怀同志讲的很实事求是，许多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却不免“想起我还有一份讲话稿，内容与彭总讲的基本相同，说不定也会为此惹出祸来，便嘱咐我的秘书黄静华给北京中央党校打电话，侯维煜同志因病不在党校，就嘱咐伍辉文将我那份讲话打字稿快收起来，千万别散发出去”。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到了这年11月，康生开始向他发难，他和陈伯达在与杨献珍谈话时明确指出讲话是严重错误的，并逼令杨对此进行检查交代，随之又在中宣部亲自布置了对他的批判，其罪名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还“煽风点火说：‘山上山下，一文一武’”，居心险恶地把杨献珍和彭德怀联系起来。
对杨献珍的这次批判，其实只是后来对他更猛烈的“大批判”的一个“预演”，其时间也只是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的数月而已，最后以杨的“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而结束。1962年年初，党校的王从吾校长（由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调来）和降为副校长的杨献珍以及艾思奇、侯维煜几位副校长也参加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发话：杨献珍可以翻身。但是到了这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也就无从谈起。也是这不久之后，发生了孙定国的自杀事件，无疑，他是因无望和受到凌辱，以及自己竟也怀疑了杨献珍是错误之后，在绝望中自杀的。
到了1965年，杨献珍更被逐出中央党校，此后在“文革”中，他被关在监狱里长达一个“抗战八年”的时间！再后来，当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地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话说“孙定国冤案”(5)
四
孙定国遗书中最后提到的邹鲁风，也是党内和北京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孙定国之所以最后提到他，显然自己也是循着邹鲁风的路走的——他们最后不约而同都用自杀的方式向党告别——或者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尸谏”！虽然孙定国表示这“做得是不对的”。因此，这些悲惨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历史的悲剧了。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和北平东北大学学生，后于1952年11月至1959年4月担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又于1956年10月至1959年3月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邹鲁风是一位老革命，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曾是示威游行学生队伍的“总纠察”，当时王汝梅（即黄华，当时是燕京大学学生）是“总交际”，彭涛则是“学联”的党团书记。此后，1936年2月13日，他奉命南下参加全国学联筹备期间，在上海，他经内山书店的内山先生安排，与鲁迅有一个秘密的会见，在这次会见中，他请求鲁迅转交一份中共北方局给上海中共中央的密写报告，鲁迅接受了这一任务。1936年，邹鲁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抗战中，他历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秘书、专署专员等，后又任辽南行署主任、辽宁省委副主席等。
1958年，首都理论界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化”的调查组，到河南、河北等地调查，准备用考察到的事实“热情讴歌人民公社”。这个调查团是由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部分文科师生组成的，时为北大和人大两校副校长、两校党委第三书记的邹鲁风（也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任总团团长。1959年上半年，调查组回到北京后曾作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但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据说这个调查报告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于是当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这个调查团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被斥为所谓“彭德怀在庐山上反对三面红旗，你们在庐山下反对三面红旗”，这与杨献珍的遭遇是一样的。后来调查组的全部成员被隔离审查，甚至受到残酷的批斗，比如1959年人民大学开展“反右倾”运动，重点靶子就是何干之和邹鲁风两人，最后曾任调查团团长的邹鲁风含冤开枪自杀，而当年凡是参加调查团的师生都受到了各种名目的处分，有些人还被开除党籍，或者被补划为右派。
“实事求是”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已是人们公认的常识了，然而为了把它们变成常识，有多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或者经历过心灵的扭曲畸变。遥想四十年前发生的悲剧，不禁又一次唏嘘不已。
注释
①杨献珍：《教诲十年，遗爱千秋——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②林青山：《康生外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③杨献珍：《屠害忠良，终身阴贼——揭露康生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见《杨献珍文集（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211页。
④《康生外传》，第232页。
⑤《杨献珍文集（三）》，第416页。
⑥同上，第417页。
⑦同上，第419页。
⑧同上，第418页。
⑨同⑦。
⑩此外只有李达曾面责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他还说：“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都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见王炯华等：《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
《杨献珍文集（三）》，第420～421页。
同上，第421页。
同上，第423页。
同上，第424页。
同上，第426页。
当时邹鲁风是以中共地下党员陈蜕的身份与鲁迅会面的。
一说从人民大学调至北大任副校长。
直到20年之后才补开了一个追悼会。
近见汪子嵩先生在《纵横》2005年第11期发表有《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一文，对上述调查组一案总算有了一个当事人的追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史东山和他的烈死(1)
史东山、石挥、海默，灿烂明星是如何陨落的
一、史东山和他的烈死
史东山
1955年，著名导演史东山忽然自杀殒命，其情由迄今不大为人所知，为叙述明白起见，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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