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子，旧人物： “文革”中的人和事>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老报人王达仁(1)
老报人的山西前辈王达仁先生，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还会记得他了。
王达仁后来的平反昭雪算来也有20多年了吧，他是于“文革”中在《光明日报》以被迫害而坠楼的，那个时节这算不了稀奇，“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偶然与报社王先生的同乡语及其人，免不了一番感慨而带来一丝淡淡的怅惘，又见到新出《吴宓日记》里吴先生与他的合影，这才想起：王先生在历史上留下的一页，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温习一下？
王达仁（1914—1969）是“一二·九”时代读书清华的山西学子，与王瑶、牛荫冠等同侪，后来他投身报业，先后服务于《贵州日报》、《新民报》（渝版、沪版和北平版）等。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北平《新民报》，国民党压迫这张进步的民间报纸，强迫其改组，张恨水等被迫辞职他去，王达仁则临危受命（陈铭德等）担任总编，主持编务，这样迎接来解放，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任职，以迄逝世。
王先生一生最闪光的时候我想是在“一二·九”运动中，那时他是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他的一项本领是能让“左派”和“右派”的同学都服帖和拥护，用先前惯常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这太不可思议，所以王先生后来以曾服务于“资产阶级报纸”、“陈铭德亲信”等见罪乃至被迫自杀都在“情理”之中了，而今思之惘然，尤见乎王先生以及其当年同窗和同乡们的不同命运。
青年时的韦君宜
彼时“一二·九”的同人，文学老前辈黄秋耘先生说：“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的，在我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意志坚强、精明干练的人，他们偏偏选中了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①这比如曾与王先生观点分歧而大打出手又退出政治“江湖”的某些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或华裔学者（如何炳棣先生）。王先生的同学韦君宜先生也说：清华，这所贵族学校，当时“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她不是没有兴趣或者学习不行，她是学业优秀又沉浸于休谟人性论以及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中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崇拜的主义”②。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闻一多语）“一二·九”把“青年人”和“中年人”（实是落伍者的代名词）进一步划分开了，“左”、“右”也进一步区别开了，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演讲《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明白地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宣布：“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③王先生呢，应该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了，他原是读经济的，清华经济系那套东西能救急吗？以华北之大尚且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未名湖畔当然是口号和标语了。
王达仁（左五）和朱自清等访问绥远守军
西安事变后，王达仁在救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和平解决大会上高呼口号，声震屋宇，不料想散会后何炳棣等不同政见的同学包围之，斥其乱定口号：为什么不喊“民国万岁”而喊“中华民族万岁”？有没有国家观念？其势汹汹呢，一时打声四起，有人挽起袖子要打在场的王达仁和女同学黄绍湘了，王却从容解释，与之周旋，神色自若，他坦然说：“我想你们不会打我。”彼辈也竟束手，加上有人拦阻，旋离去，又赴徐高阮等处搜查中共文件，且发宣言詈之，王乃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发表“致同学书”说明真相，要求校方严惩暴徒，何等则持火把游行与之对峙。清华园里两派斗争煞是好看，却为难了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只好各打五十大板：何等记大过，救委会则解散。再不是讲究宽容和并蓄的霭霭大学的时代矣，见不出分明，就是骑墙和乡愿，就是“中年人”的屈膝。北平两校，学生爱国其情也真，梅校长声泪俱下要学生不要去游行来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呵，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梅为之语塞。你梅校长也好，蒋（梦麟）校长也好，以及后来的胡（适）校长也好，都只能是尴尬人办尴尬事，或者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不是吗？一向死读书的清华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于校园开入镇压军警之际尚踱步往实验室，乃被囚，俟月余后开释，蓬头垢面返校，见人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革命”！你还扯淡清华夙久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自治、法治”这一套西方话语？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老报人王达仁(2)
“破四旧”运动中“清华园”被砸
王先生彼时雪泥鸿爪，遗痕处还有百灵庙大捷后率赴绥劳军师生代表团北上，清华代表就是他与朱自清先生，时北大有曾昭抡先生，燕大有梅贻宝先生等，他们携棉衣等慰问傅作义部队，后来返校，王作汇报报告，影响远被。后来“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内部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后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王达仁当然属于前者又不同于其中之激烈派，所以他一度能获得双方的拥护做学生会主席的工作。两派，“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何炳棣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这早已有了历史的结论了，不过，“我觉得，元老派的某些主张也未尝没有点道理，他们的最大错误只是在敌人面前把党内的原则分歧公开了出来”，而且“我总觉得让一些有才能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当时在大多数民先队队员看来，元老派当中某些人是必须清洗掉的，否则就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独立性”。④徐高阮等就这样“告别革命”了，更不用说何炳棣、滕茂桐等人了（后者皆是著名学人），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三种知识分子以及彭真后来在纪念“一二·九”时所说的“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那里去了”⑤。
“飘流到那里去了”？
差点动手打了王达仁的何炳棣，想来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会陌生的吧。70年代初，继杨振宁后，一大批华裔学者前来访华：何炳棣、任之恭、王浩、陈省身、李政道、牛满江等，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写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他们久已陌生的中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中何先生的大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他说：“‘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这与杨振宁1988年在香港回答记者时回顾当年首次访问中国时的激动以及免不了看走眼（“最大的问题是不懂‘文革’是怎样一件事”）但“总体上我所做的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庶几相仿，这个时候王先生已经不在了，他因而也摆脱了几近“黑色幽默”式的吊诡——当年种种，今日何如，是殊途同归？抑或历史的玩笑？
晚年的韦君宜
在“反右”时说出“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的韦君宜呢？她悔不悔？
“爱国不分先后”，可是“一二·九”的战友——战争中的死难者且不说，死于湖西“肃反”的王文彬、死于“抢救”中的原北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赵梅生、死于“文革”和干校的王达仁与王若兰（当年赴绥慰问团成员）等等地下有灵会作何感想？你看，滚雪球愈演愈烈的左倾祸害就是这样让人伤心和气沮！
那年出身山西的美籍学人任之恭等访华，打听和要求会见老友钱临照、胡刚复、陈寅恪、赵忠尧等，陪同在侧的竺可桢为之一惊，何炳棣先生如果也提出一个名单大概也要将不知作何感想矣：何先生当年金盘洗手，一心向学，是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鋐先生的两大得意弟子之一，后来留学美国，获“哥大”博士，再获台湾“中研院”院士，著述等身，另一位刘先生的高徒呢？丁则良先生是早已追随王国维先生于水中矣！可慨也夫！
当年“一二·九”被军警所殴，王永兴、葛佩琦等如何？我山西体育前辈张连奎（师大体育系，时中国男篮国手）亦重伤，后来也是被迫害致死，而当时被捕难友之王德昭，曾是跑图书馆最勤的学生，国事急矣，“一二·九”北大打钟召集同学游行的汉子也就是他，但如果他“继续革命”下去呢？王德昭后来也是黄秋耘先生所云之出局的人物，“似乎他没有走上战场，去经受炮火的洗礼，而是流转在当时的所谓大后方，在求职业、也做学问的道路上辗转”。他的同窗孙思白先生多年后说：“这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自然也未始不可检讨其中的得失，作‘春秋责备贤者’之论。”⑥王德昭先生的“飘流”使得他终成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台柱了。
王达仁的同窗，以及他的同乡，后来种种真是沧海桑田。“一二·九”怎能不提国难近在咫尺的山西人呢，党内的李雪峰、赵仲池、李启华、李一清、谷景生等，民主人士之称的张友渔等，学生的牛荫冠、牛佩琮、王瑶、王达成、王达仁、杜润生、李哲人、梁寒冰、赵宗复、宋劭文、蒋弗华、戎之桐、武尚仁等，女学生的牛文颖、杜含英、李清华、杜洽、亚苏、毛掬等，他们有多少故事？——成长的道路、个中的艰辛、党内的斗争、王瑶的被开除出党和他终成朱自清的门生、燕大最早的党支部书记戎之桐以及他的脱党、蒋弗华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⑦以及他的神秘之死、山西“高干子弟”的赵宗复和他最后与王达仁相同的归宿、李启华等的被迫害致死……这么说来真是叫一声历史太沉重矣。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老报人王达仁(3)
王芸生
附记：此文写成后，得见鲲西（王逸）先生的《清华园感旧录》⑧出版，鲲西先生是“一二·九”时山西学生王达仁、蒋弗华的同学，他说他最不能忘记的是同一班级社会学系的蒋弗华以及历史系的徐高阮、丁则良。徐、丁，我已经写过记述他们的文章，蒋弗华（山西政要马骏的女婿）则尚在收集材料的阶段中，这个人早已被人遗忘，其实是不应该的。鲲西先生回忆说：“他们都成绩优异，在清华园有相当知名度；他们抱有相同的理想追求，可是却又略带有异端的色彩；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于历史的大潮流之外，或者被称为是‘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一本苏联小说名）。因为他们把对于当前国是的意见写成文章投寄《国闻周报》发表，后来《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把这些文章编入一本反映青年思想的集子中。这是一种过早地进行自我反省的尝试，即使对于历史具有敏锐的感知，但在当时大形势下是不会被容允的，而且也显然只是微弱的声音。”至于他们后来的或者沉默或者转而埋头学术，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此前因“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也是在那场传统的士子问政的政治运动中，王永兴（彼时的名字叫黄刊）和他的同窗们如徐高阮、蒋弗华等在救亡问题上与学生运动的主流派发生了分歧。他们被称为“元老派”，当然是老气横秋了。他们接受了胡适、王芸生们的教诲，比如山西晋城人也是山西民国名门马骏（山西回民领袖）的爱婿蒋弗华就发表了《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他说：“世界是我们的，因为‘将来’是我们的”，但是青年人往往“不能分别恩仇，到处树敌招怨；不能判断是非，舍正道而不由；不能选择利害，才有一次次的挫折，一遭遭的失败”；而难能可贵的独立，就是“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而非“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刊物，偏要摹仿流行的腔调；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行径，偏要追随世俗的步趋”。⑨当然，就此也可以想见这种思潮的结局。近读于光远先生的大作《青少年于光远——大学问家于光远老人讲他过去的故事》（其实，这种书岂是该书封面上写的“青少年必读”的呢，老实说，就是长胡子的也该读的），其中忆及“一二·九”运动时期，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清华同学中，于先生结识了一些很谈得来的人，其中就有蒋弗华，他“是个颇有才能，也很会写文章的人。我同他也交上朋友。后来他跟着徐高阮（徐芸书）对党的路线政策不满。1937年春，我从广州到北平，一次去清华见到了他，他在我面前讲了一些不满党的意见，并且说要成立NEWCP（新共产党），希望我同他合作。我和他争论了一场，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也是毛泽东他们那样的看法。’两个人就谈不下去了”。⑩
蒋弗华以追求“独立”为始，以不得为噍类而终，他终于消失了，消失得一干二净。鲲西先生文章中引一位清华学长赵俪生先生的话说：蒋，“他是同学中少见的人才，是人类中一个花朵”，“我已年近耄耋，可以说得上是阅人多矣，但是我似乎未曾经历过一个比蒋才华更高的人”，这样的评语更加让我觉得应该让人了解一下蒋弗华，也许透过蒋弗华我们可以窥破一点历史的残酷？
注释
①《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②《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④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7页。
⑤《和青年同志们讲一点革命家常》，1949年在首都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见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血铸中华”网站。
⑥《追念王德昭教授》，见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⑦这篇宣言曾在1937年年初开明书店胡愈之主编的文摘刊物《月报》第3期上被选为“读者最爱读的文章”之一。
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⑨《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3期，1936年10月。
⑩《青少年于光远——大学问家于光远老人讲他过去的故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天蓝和他的《队长骑马去了》
我知道天蓝的时候，他已经调回北京了。
王名衡（天蓝）是以“胡风分子”蒙冤二十余年的，“胡风分子”再加上“右派”以及后来的“浩劫”，可以想见其人的境遇。天蓝是诗人，杜甫赠诗李白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后来又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都说的是诗人。
天蓝在太原的时候是他看到曙光的时候，此前他大概在东北的煤矿和在北京教语文，太原，他是省社科所副所长。我知道他是在后来搞校史，知道他也是浙江大学出身的，与胡乔木、张毕来同一时代的，也是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出去的。天蓝后来在燕大读书，那时我山西学子有彼校最早的党员戎之桐以及王达成、赵宗复和几个女学生杜含英、牛文颖、李清华等。那是一个多难的时代：日本的威胁、国民党的酷政。受了这些反拨，他们几乎都参与了革命，也是“文章憎命达”，后来他们中间几位命运相仿，除了淡出于历史的外，像赵宗复，与清华的山西王达仁一样都是用相同的方式离开人间，一个在《光明日报》，一个在太原工学院。天蓝若和他们比是幸运的了。他在参加北方左联和“民先”后就来到山西，在临汾加入八路军（任总部秘书），以后到延安入党，从事编辑和文教活动，期间写了许多诗作，有名的如《队长骑马去了》，这首诗当年流传甚广，因其多短句，合于彼时延安开展的诗朗诵运动，于是传唱一时。后刊于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乃至流传到国统区，这首诗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上，也刊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线》上，可见其当年的火爆。不过也种下了祸根：不用说国民党很快就下禁令不许朗诵它，后来因为胡风案又牵连到这首诗，终于，诗人的天蓝消失了。
天蓝的名作，今天读来我却顿生狐疑：是不是历史的吊诡呢？请先读诗的篇首：
队长骑马去了，
骑马去了，
一个月还不见回来。
队长！
呵，回来！
我们一千个心在想，
一千双眼在望。
你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如今听上去未必悦耳，当年却是一个传奇故事的开篇：晋西南一个游击队，是队长“wfd”——一个八路军干部的王凤泰从阎锡山那里收编了一支部队，它被日本兵击溃了，又被共产党的王队长教育改造过来，它以新的姿态出现，力克敌军。大概也是“秋林会议”前后吧，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将王队长暗害了。后来这支部队就由一个“暗藏的托派”接手，终于，把这支彪炳一时的抗日武装引入日军的包围圈消灭了，只剩下二十几个弟兄，劫后生还，他们吟唱道：“队长骑马去了……”诗人的故事原型是从军委总部会议上听来的，当年如董天知等故事多得很，而后来把天蓝打成“胡风分子”硬说这诗“充满对敌人的恐惧和对革命的绝望”，是抒发“日寇、汉奸、托派”三位一体的“欢笑的生活”，诚荒唐可笑，那是“文革思维”下的判断。今天重读《队长骑马去了》，我心里想：果真有“托派”假手中间消灭了游击队？遍查文献，没有查到王凤泰其人，山西抗日烈士有王凤山将军，他却是国民党北大的山西学生、抗日救亡运
动中北大南下示威团总指挥岳增瑜
的师长和代军长（五台人，牺牲于汾南），至于“托派”，在抗战时是有分化的，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的从反蒋转为先是抗日，有的则持“拥护战争不拥护国民党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对内革命”的立场（1940年周恩来与共产国际有关人员谈中国托派的类型，是“公开拥护托洛茨基主张、名义上是国民党党员、外表消极其实给托派写材料的”这三种①），这些中共“反对派”早就游离于中共党组织之外，其所主张也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熟悉，且内部纷争、宗旨不定，也就影响有限。后来以苏联党内斗争和中共纯洁组织以及二战诡谲的外交关系等诸多原因，“托派”也就几等于“汉奸”。天蓝写这诗时也正是当年从苏联返国的王明、康生等诅咒陈独秀等为“托派”接受日本津贴破坏抗日正热烈之时。后来一池涟漪，比如当年“一二·九”先锋的几个山西学生：北大南下示威团总指挥的岳增瑜、北大党支部书记的赵梅生、与冼星海合作创作《牺盟大合唱》的青年作家傅东岱，等等，都是以“托派”罪被砍了头的。现在是被平反了。还有那个王实味是在咱临县被处决的。平反了，人却早死了。《毛选》上关于“托派”的注释已经有了变化（且不说现在人们公认的托洛茨基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中国的“托派”也已经浮出水面逐渐为人所知，所以《毛选》新注承认彼也认同抗日，且根本与日本间谍组织无关云云②），可是我们的大量历史作品和文献回忆还是原来的基调，总之是一与“托派”沾边就是非我族类（比如要说一个人本质是坏人，就可以顺藤摸瓜，找一个“托派”的罪名，上了林彪贼船的秀才陈伯达在“批陈整风”时五顶帽子中不是就有一顶“托派”的帽子么），另一个则是所谓“改组派”，命运也是如此。以常识论，我不曾听说过中国的“托派”（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李季、尹宽、严灵峰、任曙等等都是书生侪辈——当然，脱离“托派”后的陈独秀又当别论——仿佛一帮中国的唐吉诃德）曾经是有过武装的，除了个别人投靠国民党在军队中培训所谓政工干部做教官，真正的“托派”只是“思想犯”而宿命地从这个牢房到那个监狱过渡而已（最后一位是前些年才去世的郑超麟先生，他的形象出现在电视片《邓小平》等上，你相信这种人会阴谋消灭抗日武装？），何以会有一个取代了王队长的“托派”队长、他又故意把部队引向日本侵略军的埋伏？其实倒有相反的例子，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叙》提到著名的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即“夏支队”），在阎锡山和国民党的部队跑了个精光的地方艰苦作战，可惜也发生了“左倾盲动主义”，“康生从昆仑山上带下来的风很快也刮到夏县来了”，一个“在山西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加上几个“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一个晚上就被“肃托”风以“托派”嫌疑包围枪杀了，到了后来差不多快半百之年时才平反昭雪，家属也给了个牺牲军人家属的优待。③
天蓝的成名作不解释清楚这个历史背景，人们会继续误读下去的。
注释
①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2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168页、第2卷第516页。
③《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对夫妇赵梅生
“抢救运动”中的赵梅生、袁静夫妇
一、党内斗争有“前科”的
一对夫妇赵梅生
赵梅生（1906—1944），原名赵作霖，
又名赵长远，山西省平顺县人。赵梅生出生于贫寒的教师家庭，他高小毕业后入山西学兵团，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在经济系读书。在北大学习期间，赵梅生十分活跃，曾参加过不少团体的活动，1930年北大学生会改选，山西人的三年级赵梅生和岳增瑜等当选，赵梅生还担任了交际股副主任，岳增瑜则担任了候补委员兼训练股委员及审计委员会主任。
赵梅生进入北大的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大革命失败，他返回故乡在小学任教。1929年春他再度回到北大，此后他又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委员等。当时北平团组织也是由他和中法大学的女学生袁行庄等所组成。袁行庄，当时“家里很有钱，上学时是车接车送，参加革命活动时才16岁”，以后还在天津的工厂做女工的工作，并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长的职务。①赵梅生和袁行庄就是这样相识和相爱的。1930年6月至9月，赵梅生又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以及北京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同年9月，北平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成立，他又担任主席。那时赵梅生是北平党团组织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对敌斗争坚决，如一次游行示威，他率领众人砸了汪精卫在海王村的特别党部，并与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展开搏斗，奋战中他居然把一个军警的手指也掰断了。不久，他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狱中他组织建立党支部，率众与反动当局斗争，至张学良入关，始被释放。此后，他和战友们努力纠正和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逐渐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团、工会等组织，建立了左联、社联等党的外围组织。当时笔者的父亲就曾在赵梅生、胡仁奎等一批山西共产党人的老乡指导下，在“鏖尔读书会”②里接受革命理论的学习。
1931年1月，在中共北平市代表会议上，赵梅生再次当选为市委委员，不料此后发生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和所谓“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风波，这也是后来赵梅生一案的一个导火线。原来1931年1月初，王明等左倾宗派分子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了中央，随即在党内引发了一场混乱，罗章龙、韩连惠等当时就在大会上要求另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彻底改造中央政治局，形成与王明等的公开破裂。此后，罗章龙等在会后开展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活动，主张由中央紧急会议产生新的中央，在此过程中，还在各地党组织中成立了“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等，造成了党内严重的分裂。这时，已经改任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曹策和京东特委书记李友才等人也在天津发起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筹备处”成立后，曾派人到北平、唐山、直南、陕北、太原等地活动，并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废止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重新组织新的中央。“筹备处”的活动使得中共河北省委及其下属各地的党组织处于混乱状态。后来冀丕扬对此有一段回忆，其中他不仅提到了赵梅生，还提及当时赵的恋人袁行庄，他说：“1930年9月我出狱时，北平党的市委书记是肖明，组织部长是赵作霖（又叫赵梅生，曾任北大党支部书记）。我出狱后找到肖明、赵作霖，他俩和我谈了话：不久我转为党员，并担任党的东城区委书记。……这时期北平党的中心工作是反对立三路线。1931年1月，袁行庄从天津来北平找我和赵作霖谈话，她说：‘省委认为，陈绍禹借反立三路线的机会，把持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他比立三路线还左。陈绍禹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是右了，实际上他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瞿秋白的，所以我们要反对陈绍禹把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她与我俩谈话后又找肖明谈了，我们都表示同意省委的意见。几天后袁行庄回到天津。到1931年2月份，袁行庄与河北省委负责人曹策一同来北平，又找我们谈话。谈话内容是我们要从反对立三路线转变为反对王明把持召开的四中全会。曹策与我们谈话后，肖明、赵作霖决定组织一个秘密的刻印机关，人员有我、袁行庄、小夏（陕西人）三人。我与袁行庄组成一个家庭，小夏作为我的表弟，我们掩护小夏刻写印刷。印刷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四中全会的文件及中央有关的重要文件。这期间，中央曾派送张金刃（张慕陶）到北平指导工作，并帮助组织紧急会议筹备处。肖明、赵作霖、吴化之等人参加了筹备处会议。”③
在以上的背景下，1931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华大学秘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出赵作霖等为新市委的委员，赵还当选为书记，随即另外又成立了以刘锡五为书记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这就有了两个“市委”。而以赵作霖为书记的中共北平市委虽然受到大多数党员的拥护，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他们继续工作下去，势必将形成“第二党”，后果则是分裂党组织，对革命不利，因此他们从大局出发，主动决定解散市委，回到四中全会产生的党中央领导下工作。
现在来看，反对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没有错误，况且在当时党内反对四中全会的许多城市的党组织中，惟有北平是最早自动解散的。至于当时赵梅生等之所以反对王明等，是反对左倾中央乱搞的那些“飞行集会”等左倾活动，作为北方党组织的基层领导，他们深知左倾的危害。反对和纠正党内的错误，要受党内纪律的约束，由于纠纷而形成“第二市委”或“两个市委”的事实，这显然就不被党的组织纪律所容许的了。于是，由于党支部的解散，赵梅生等被切断了组织关系，更加意料不到的是，“1931年5月的一天，肖明、赵作霖两人找我说：‘我们两人被开除党籍了，你也被开除党籍了，理由是说咱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罗章龙派。’”④当然，也有因为寒了心，没有回到党内的，如曾与袁行庄相似的后来是女作家的谢冰莹，这如北方左联的杨纤如的回忆：“1931年春，大概过了春节不久，党内传达上海中央四中全会及非常委员会事件，提到罗章龙、何孟雄、张金刃、韩麟符、袁乃祥等十几个中委被开除党籍。接着又在一次会上宣布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事件，称参加者为‘右派筹备处分子’。后来又在一次会上，宣布北平市方面开除赵作霖等数十人的党籍，并要我们与这些人断绝联系。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固然一方面坚持党性，切实做到与筹备处分子断绝来往，但其中有些人如谢冰莹、杨秀怡、张郁棠都是朝夕相处的人，一旦视为敌人，不管怎么说，感情上总是有点不平静的。但我们依然能够坚决反筹备处，与他们划清界限。”⑤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赵梅生夫妇
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赵梅生夫妇
此后，作为“回到了党里”的“紧急会议”派的肖明、王作宾等，仍在中共北方局特委领导下开展活动，赵梅生则返回北大继续从事党的活动。其实，他自己一直对开除他出党的处分并不表现出消极，他认为那只是“切断关系”而已，因此他除了在北大开展地下工作，依然在党外与中共华北特委保持联系，秘密地进行军事情报的工作。此后，他的积极表现也就使得他恢复了党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北大也成为北方救亡运动的发难地。11月30日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议决赴南京请愿，赵梅生则主张不是“请愿”而是“示威”，随即北大实行罢课，并派遣人员南下示威。赵梅生遂组织领导了“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赴南京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在南京，他竟又一次遭到逮捕。狱中他发动难友开展绝食斗争，并撰写歌词鼓励大家，其歌词是：“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摇旗呐喊，示威南下，现被绳绑，又换枪把。绝食两天，不算什么！作了囚犯，还是不怕。不怕，不怕，北大！北大！”此后由于各地的声援，他与被捕同学才获得释放，随即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押回北平。
1932年，赵梅生在北大毕业后，由党组织派回家乡，秘密担任中共山西汾阳特委书记。当时下野的冯玉祥在山西汾阳成立了军官学校，实际由中共给予帮助，赵梅生也在这所学校以文书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日军侵入关内，华北危急，冯玉祥在蛰伏多年后在察哈尔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当时中共党组织派遣了许多学生党员前去参加，赵梅生也参加了同盟军的活动。他率领中原大战后由冯玉祥残部组成的汾阳军校官兵三千余人组成抗日先遣队，徒步走到张家口，加入了抗日同盟军，赵梅生则担任了同盟军吉鸿昌部直属教导团的代理团长。4月，教导团收复了多伦。
赵梅生与柯庆施、张慕陶等都是当时张家口中共“前委”的领导人之一。不久，察绥抗日同盟军终因日伪的围攻和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以及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而失败，此前，赵梅生已经被排挤出这支部队，赵梅生夫妇遂又返回北平，并在北方局特委领导下活动。据说1934年有一天袁行庄上街买早点，结果被叛徒项某盯上，他们夫妇二人遂遭逮捕，但他们坚不吐实，直至袁行庄的亲属用重金将他们保释出狱。这是赵梅生参加革命后的第四次被捕了，在狱中，他与地下党员阮慕韩建立了工作关系，于是在出狱后，很快和党组织恢复了联系。1935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军事代表（一说担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军委书记），负责河北的兵运工作。当时赵梅生的公开身份是在天津法商学院统计系任教，期间他还曾参加了北方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天津和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也是因此他被学院解聘。此后他返回北平，随即在北方局刘少奇、彭真、林枫等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就是在他和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等发起下成立的。1936年2月15日上海《大众生活》第1卷第14期上发表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也是赵梅生起草的。此后，中共北方特委又安排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赴太原到阎锡山参议张慕陶那里执行“反间”任务。张慕陶此前也是中共顺直省委的重要领导，后来也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前委活动，后来被开除出党，再后来他到太原，当时盛传他是“托派”，其实内幕并非如此。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赵梅生因肺病正在北平西山袁静（即袁行庄）父亲的别墅那里养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病请求工作，于是他和袁静被派往保定一带开展工作。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因保定沦陷而失去组织关系，赵梅生和袁静遂一同南下到了武汉，随即在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长江局的董必武报到，以后就在董必武、王世英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不久，他们与袁静的姐夫叶楠（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公子，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委员）等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赵梅生任组织部长，并起草了宣言、组织简章等。另据于光远在《青少年于光远——大学问家于光远老人讲他过去的故事》一书中说：他在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时，国民党元老叶楚伧之子叶楠也在武汉发起组织有“青年救亡协会”，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青年统战团体，会员可达十万人，叶楠任理事长，该协会的秘书长就是其夫人袁晓园，而该协会的组织部长又竟是袁晓园的妹夫赵梅生，当时袁晓园的妹妹袁行庄、弟弟袁群实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中共当时开展统一战线，就由钱俊瑞负责与之联系，钱还担任了该协会的宣传部长。于光远还回忆说：当时叶、袁两个家族都积极靠拢中共党组织，赵梅生也想尽快解决自己重新入党的问题。于是，1940年，赵梅生夫妇毅然决定前往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热盼的抗日圣地——延安。
袁静在延安
在去延安之前，赵梅生还奉命与袁宝华在河南成立了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并以第一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宣传部指导员的身份从事统战工作；1939年，在陕西宜川秋林“二战区”的总部，经山西老乡王世英和薄一波的介绍，赵梅生夫妇在流亡到陕西的山西阎锡山（当时称为“二战区”）那里开展统战工作，他们当时被安排在二战区“民族革命室”编审委员会工作，赵梅生任副主任，遂得以公开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翌年，赵梅生夫妇从山西骑马到了延安。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抢救运动”中的悲剧(1)
三、“抢救运动”中的悲剧
在延安，赵梅生、袁静都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也都被分配到庆阳陇东中学，赵梅生还担任了副校长一职。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甘肃陇东是非常重要的地区，所谓“八百里秦川，比不上陇东一个董原边”，说的就是陇东的丰饶，这里盛产小麦，也是根据地、统战区和国统区犬牙交错的地方。陇东地委书记是马文瑞，陇东中学的校长也由马文瑞兼任，因为这里文化教育的基础异常薄弱，只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这里才有了第一所中学，地委书记兼任校长也说明对它的重视。1940年9月，毛泽东还为这所中学题写了校名。赵梅生呢，从前是北大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学的教授，当一所中学的副校长，自然有点屈才，不过在当时来说，却也是对他的信任。再说了，陇东虽小，陇东中学却不容小视，它的教员全都是在整个陇东择优挑选的，袁静也在这所中学教授语文课，当时还有一个出名的人物吴南山——曾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汉中特训班并被派到边区的特务，后来却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个关键人物，也在这所中学任教。
赵梅生为了办好学校，为边区培养更多人才，拖着久病的身体，兢兢业业，他先后制定出办校章程和方针、工作和会议制度等，很快让这所学校走上正轨，随即他又带领全校师生开展大生产运动，较好地解决了办校的困难。
延安时期的康生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后，由于王实味事件和“小广播”现象的发生，1943年整风进入了“锄奸”和“审干”的过程。在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从国统区来延安、并且曾经有过被捕经历的赵梅生和袁静受到了怀疑，后来袁静创作的秧歌剧《减租》也被康生视为“右倾”，加上袁静的姐夫即袁晓园的夫君叶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于是两个人的嫌疑更是重大。不久，赵梅生以开会的名义被调到延安接受审查，随即失去自由，再后来，赵梅生与肖明等原来一些“紧急会议派”的成员皆遭到了逮捕。据说刘少奇从华中抵达延安，闻讯后曾嘱咐释放赵梅生。⑥不过，这已经无法挽回了——赵梅生蒙冤受屈，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据说当时保安处后沟有几百人被关押的窑洞，人称“老号”，里面有高干的杨静仁、袁血卒、孙作宾、王怀安、李锐、吴波、阎子祥、何春波等，其他更不用多说。由于赵梅生住的是新打的窑洞，一个窑洞里6个人都被潮湿弄成了病，赵梅生体质差些，肺结核转成了肠结核，这在当时是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为之束手的，于是他一命呜呼，于1944年病逝在那口窑洞里，时年仅37岁。（《北大英烈》〈第3辑〉在提及此处时，说：赵梅生因旧病复发，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治疗，“终因受迫害致使病情严重，含冤病故”。⑦另一本《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选编》一书中，则称其在被关押期间因“身体虚弱”而死。）
其实，当时原北平市委的人有“红旗党”嫌疑的蒙冤受屈的，远远不止一个赵梅生，如赵梅生的北大同学岳增瑜（“九一八”后北大南下示威团的总指挥）后来也在家乡因莫须有的“托派”罪名被杀，据杨纤如回忆，在“抢救运动”中被处决的，还有原北平市委组织部长韩国刘。⑧
解放后的1951年，董必武曾指示中组部为赵梅生作出正确结论并立碑纪念，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此后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反复核查，赵梅生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后又被中共山西省委追认为烈士，立碑为志。
四、诞生在延安的女作家
于光远的回忆，其中提到的袁行庄，后来易名为袁静，她的成名，是她曾与孔厥一同创作并合写了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解放区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其实，在她身上，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她和赵梅生的生死恋⑨；他们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的可歌可泣的经历⑩等。
袁静（1914—1999），现代著名女作家。其又名袁行规、袁行庄，祖籍江苏武进，1914年出生在北京。袁静是大家闺秀，她的二伯父袁励准专擅宋人米体书法，据说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的匾额“新华门”三字，就是其二伯父所题；袁静的父亲袁励衡是一个银行家，她的母亲则能画工笔花卉，并会吹箫笛，袁静自小就是在这样一个艺术环境里熏陶和成长的。不仅艺术，对文学她也十分熟悉：她6岁入私塾，不久就“偷读”了家藏的《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少女时代，她在北平先后就读于中法大学、冯庸大学、北平艺专等，这为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静出生于富贵人家，她却向往革命，这就如当年的清华大学高材生韦君宜一样：“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袁静16岁参加革命，1930年3月，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的4月20日，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一”的示威游行。此后，由组织安排，她在天津做地下工作，后又分别在平、津、沪等地做妇女运动工作，期间还参与组织了反帝大同盟等，这期间她已经有了一些描写女工生活等的文学习作。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抢救运动”中的悲剧(2)
袁静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北平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赵梅生一道辗转于江苏、安徽、武汉、山西、陕西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她曾任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理事、武汉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团长、二战区“民革室”副总干事、全国剧协二战区分会常务理事等。1940年春，赵梅生夫妇到了延安，开始时一同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由于袁静有艺术才能，她参加了秧歌队，开始编写秧歌剧。当然，她当时大概也有丁玲、陈学昭等在延安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波动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解放区的戏剧运动蓬蓬勃勃展开，袁静的才华得以尽情绽露，1944年，她创作了她到延安后的第一个秧歌剧《减租》（后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不过当时持掌“审干”大权的康生却从这个剧本中地主与农民一起欢唱“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大家都喜欢”的唱词中嗅出了“右倾”的气味，于是在“抢救运动”中给予了赵梅生、袁静夫妇格外的“关照”。
在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一书中，有以下的描写：“一天早上，袁静照例起早，准备同战士一起出早操。突然有人敲门，说是组织上有事找。袁静刚刚开门，就有人进来收拾行李，于是袁静稀里糊涂就被押上路。袁静一人骑马，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松松垮垮行向延安。山路上丁香盛开，袁静摘了一大把当遮阳伞，香气之中心里琢磨，自己的历史清清楚楚，怎么也受怀疑了?看到战士待己和蔼，心中又有些安慰，也许组织上调自己去延安学习?一路走了七天，袁静不住地自己安慰自己，到了上级组织，解释解释就完了。没想到，到了就惨了。目的地在山上，正赶上下大雨，爬上去溜下来，浑身泥地爬到山半腰，已是夜深人静。偶尔可以听到手铐脚镣的声音，说明自己进了监狱。”这段描写是作者于1994年11月28日采访袁静的记录，说明是赵梅生先被捕，后来袁静也被捕了，他们因此还连累了其他人，如袁静的姐姐袁晓园，是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回国定居的。
袁静是1944年的冬天才被释放的，那时赵梅生已经死了。在被关押期间，袁静身心痛苦，由于刺激太深，身体也甚至有了停经的生理反应。有了这段经历，艺术上本来就敏感的袁静一次偶然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有《马锡武同志的审判方法》的文章，这是“抢救运动”后期实行甄别工作和司法工作的典型，陇东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院院长马锡武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调解成功了一桩封建婚姻的案件，袁静触景生情，于是在1945年采访、创作了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这出戏当时竟轰动了整个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还将之改编成陕北琴书到处传唱，解放后，该剧又被移植为评剧《刘巧儿》，由新凤霞主演，更是风靡一时。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一部分 “抢救运动”中的悲剧(3)
赵梅生去世后，袁静时时陷入痛苦的回忆中。1947年，她离开延安转到冀中工作，担任妇女干事，期间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组织过反“扫荡”斗争，此后她先后在边区抗敌文艺协会创作组、冀中文协创作组进行创作，期间她与人合写有中篇小说《血尸案》，当然，让她名声大噪的，是她在1949年与孔厥合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这部作品通过杨小梅和牛大水的爱情故事，描写抗日战争中的冀中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敌展开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残暴的侵略者。据她后来的《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一文，这部作品是这样产生的：“这时，我偶然和我的好友——妇联主任马淑芳同志聊起她参加革命的经过。马淑芳同志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奋斗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和兴趣，使我有了要想塑造这样一种妇女典型的强烈愿望。我好像发现了新的矿藏，说服了我的合作者。”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解放区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而且名噪整个中国文坛，受到谢觉哉、郭沫若等名家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情称赞，郭沫若曾赞扬这部作品“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当时这部作品被《人民日报》连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国内发行量在380万册以上，并且被译成英、德、俄等10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注释
①曹策：《我所了解的北平团组织的情况》，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②“鏖尔”，英文“我们的”谐音。
③《我在北平的十年》，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24～25页。
④冀丕扬：《我在北平的十年》，《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25页。
⑤《三十年代初北平地下党斗争片断录》，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42页。
⑥《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93页。
⑧胡泽民：《三次被捕前后》，见《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139页。
⑨这有作家秦文虎所写的《袁静与赵梅生的革命爱情》。
⑩这也有作家所写的《作家袁静隐蔽战线革命传奇》。
《思痛录》，第3页。
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秘密战》第270～271页。
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1)
曾经有过的故事
——从“丁玲和彭德怀结婚的谣言”说起
一
有时候看书，会禁不住走进传主的世界中，笨拙地或自以为聪明地把已知的结局与自己“阅读期待”的假设相替换，这也就是好读书读出来的一个境界：颠覆文本，丰富文本。其实，这在读书界也是惯常的景象。的确，有些“假如”的构想也实在是诱人呵，比如：“鲁迅活着会如何？”“假如胡适不走？”等等。有了这一番“假如”，历史的长镜头会勾勒出一幅分明或朦胧的画卷，它或许会比没有“假如”更加逼近真实的文本。
说到丁玲。如同我们有许多“说不完的人物”——丁玲，也是说不尽的。最近的《文汇读书周报》有一篇介绍1949年上海大地出版社《中国革命作家小传》的文章①，其中提到该书“传了丁玲和彭德怀结婚的谣言”，所谓“真让人啼笑皆非，也可见当时各种传言的离奇，而文坛的谣言杀人即此可见一斑”。其实，“谣言”并不是没有影子的事，恰好作者不久前从特价书店购得一册书套上写着“大腕作家、学者描述一代文豪生平”、“中国首套揭示现代顶尖文学巨匠生活、婚姻、创作内幕的巨著”的《丁玲评传》②，书中提到在陕北时，就有一段曾经广为人知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和彭大将军“恋爱”的“故事”。关于丁玲，自忖阅书也不少矣，不过，作者因这一问题而采访了传主丁玲，我还是第一次读到，那就是书中所说的：“丁、彭最终未能成为夫妻，这是为什么？大约是在1982年，我曾冒昧地问过丁玲，她回答说：‘我考虑再三，主要是因为差距太大，不合适。’”③什么“差距”，怎么不“合适”？作者没有分析下去。记得自己写文章，写到了延安，不禁又想到了这一问题。以我们的“常识”而论，一个“莎菲”式的女性如丁玲，与中共党内著名“清教徒式的人物”的彭德怀将军，当时假如竟结婚了（这真是太撩人的话题，让人不敢想下去了），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当然，从“常识”出发，他们是不会结婚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绝对不会结合的。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2)
二
丁玲在延安先说丁玲到了延安。“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这是韦君宜晚年写她的一生回忆《思痛录》中的一段话。④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以后，正是不满意于国民党的统治又为斯诺、范长江等笔下那神秘西北欣欣向荣的气象所吸引，多少像韦君宜这样的女知识青年跋山涉水投奔红色圣地的延安，甚至也有了丁玲这样的“大腕”，而当时中共基于干部尤其是知识干部的严重匮乏，在纠正十年内战时期笼罩在苏区由共产国际传染来的歧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出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政策，因为很清楚：仅靠到达西北的３万多红军和少得可怜的红色知识分子要完成解放民族解放阶级的使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大批青年涌向了延安，其中许多是女知识青年，有女作家丁玲、陈学昭、颜一烟、莫耶等。正如研究者所说：在那场战争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上阶层妇女(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女性)的自觉介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携了整个中国妇女社会参与的层次和程度——与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觉醒不同，中国知识妇女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而不是‘妇女解放’，其‘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由此进一步鲜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在女性意识中不仅深嵌‘阶级’，更与民族、国家紧密纠缠在一起。”⑤
延安，物质生活是艰苦的，“马列饼干”的锅巴、大米掺小米的“国共合作饭”、简陋的窑洞，但女子们居然身体结实了，精神更是充实，从后方来报道的被毛泽东称为“自由主义”的报人赵超构眼中依稀是“母权中心时代”女子“粗糙面目的复活”⑥，也就是说她们是领略了社会生活和人事经验、不再天真和脆弱易受情意牵制的延安新女性了。她们的历史面貌、社会角色、文化姿态、人格形象都和以前的深闺女子、校园女子甚至广场女子不同了，作为阶级属性她们是革命的知识女青年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走的是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虽说这在当时全国400万知识分子和近半数人口的女子中微乎其微，但作为群体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不过，在严酷的农村和战争环境下、在初步与工农（其实就是与农民）相结合下、在整风运动（中经“抢救运动”的面积达百分之八十的被怀疑，及初尝党内左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体验）脱胎换骨思想定型于中国革命特色的意识形态，这么说来，她们后来的幸或不幸，其实已在其中矣。比如说吧，由女性自身的发展而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先生有段名言：“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延安女知识青年呢，用毛泽东的话比照傅立叶：“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开会、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⑦
毛泽东于中国语境下更有具体的女子解放目标：“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⑧
也即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同步，且是从属于社会解放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如果中国革命是要推翻三座大山，那么，中国妇女不幸或荣幸地，她们还必须要再推翻N座大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她们被解放的程度来反观社会解放的实效。如此看来，后来虽说她们经过斗争赢得了表面上的各种权益、获得了她们在社会上应有地位的保障，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男子霸权（某种情况下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阴影之下。
甚至，“即使在非正常秩序下的战争年代和革命队伍中，女人的社会身份和人生道路，仍然更多地取决于传统社会男性中心意志，而不尽是她的自然命运。”⑨因为说到底，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之局限、人们理性审视自身的能力以及女性主体参与的程度不足等，都构成了“他者”对女性客体的给定和安排，这其实在延安就有影子了。
毕竟，革命到了延安是革命中心由城市而农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蒙取代了“五四”式的启蒙，后来是革命淹没一切的如歌岁月，丁玲《三八节有感》的转瞬即逝、陈学昭忧郁旅欧期间的女作家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韦君宜《露莎的路》的岁月回首、史沫特莱大倡女权组织跳舞却引起延安女性的一致“杯葛”、组织安排婚姻（也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组织观念”了）等等，在延安圣地的阳光照耀下有这斑驳的影子是并不奇怪的。于是，在延安，如王震等看书生们壁报的反应、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仳离等等，都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3)
三
回到丁玲。
1936年，丁玲到了陕北保安（即今之志丹县），那正是“救亡”、“革命”、“妇女解放”三重奏的年代，也是它们彼此缠绕形成历史吊诡的岁月的时候。丁玲刚脱身于国民党的牢笼（后来她以“魍魉世界”形容之），在“美丽新世界”里心情焕然一新，她对毛泽东说：她要当兵，当红军。
毛泽东说：好呀。于是，刚刚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的丁玲上前线了。在三原，她看到了威风八面的彭将军，将军还送了她一件皮大衣。很快，女作家用特别的眼神注视着他，她用她所擅长的笔，记录下这位红军“战神”的风采——《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彭德怀速写》⑩，这些作品和素描，是彭将军传神的音容、謦咳的再现，它们是女作家仔细观察得来的感受。在她笔下，将军并不是一个赳赳武夫，甚至，比起外国人笔下的朱可夫、巴顿，这位彭将军更让人喜爱呢——“说话总是很幽默的彭德怀，也是一个喜欢说一两句的，并且有时还会做出一点胡闹的举动，……只有小孩子才会感到兴趣的举动”等等。
据说因为这些文字丁玲成为“描写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形象的第一个作家”，以至于以《保卫延安》塑造了彭德怀形象的杜鹏程将其作品与丁玲的这些文字相比较，也不由喊了一声“自愧弗如”。
而后来曾与丁玲共同编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的牛汉先生也说：“彭德怀这个形象是丁玲文学创作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现实的英雄。”这难道是偶然的么。也是在1936年的年末，后方的毛泽东竟以拍电报的方式把一首《临江仙》的新词转给了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题赠丁玲的。此前不到一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时，也是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赞美彭将军的小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两位三湘男女，显然都是毛泽东热忱相向的人物呵。那么，在那块塑造着新人和新女性的火热的圣土上，有什么男女情好的故事会发生呢？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4)
四
曾写有《续西行漫记》的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也在那时记录了彭德怀。她说：“他兼有领导者的多种美德，似乎最适合当前历史的需要。”甚至，“没有人比诚实、纯朴、严正的彭将军更深孚众望”，而在他身上散发着的“这种清教徒气质，在今天的中国，是领导者所必备的品德”。但也是因此，“彭是个男子气最重的人，他认为妇女讨厌——这很自然使得妇女们很快对他发生兴趣。
他实际上是红军高级将领中惟一不肯结婚的人。因此，不少共产党员姑娘既敬而远之，又要追求他。我听说他不信任妇女是因为他家的妇女都很残忍，他当时是个孤儿。他对结婚不感兴趣，一部分也是由于很久以前他曾爱过一个女郎，后来死了。”斯诺前妻海伦的这番话显然是她采访的所得。
老战友——彭德怀和罗瑞卿
确实，彭德怀鲜明的性格有许多是少年时悲惨的身世所塑造和决定的，后来他在《自述》中回忆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它成为彭德怀一生的警示，也是他受了少年从民间所获的侠义和造反精神的滋养、17岁当兵之后从枪林弹雨中崛起后的一个信条，于是，当豪绅们拉他去玩女人时，他会在请帖上大批两个“无耻”的大字退回；他会与黄公略等组织军官们的“救贫会”，其中一条纪律就是相约“不讨小”；甚至他还曾为一个歌女“月月红”赎身、在这个歌女百般感激之下情愿为他服侍终身时，他也冷冷地把她打发回她自己的故乡；也是因为他在湘军部队中不贪财、不赌钱、不嫖女人、不抽鸦片、不开小公馆等等的鲜明形象让潜藏在军队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段德昌（后被王明左倾路线冤杀）看在眼里，从此将之引向了革命。
然而，彭德怀“对结婚不感兴趣”并不是说他就是苦行僧的命，那是因为他忘不掉悲凉的初恋和初婚的回忆：少年彭德怀心上的人是他的表妹周瑞莲，当彭德怀在湘军中靠了英勇作战升为连长时，也就是他省吃俭用准备将来返乡与表妹成婚时，突然传来了有如来自地狱的消息——地主逼债，家徒四壁的舅舅只好任由地主把小瑞莲作为抵债品拉走，但她宁死不从，跳崖身亡！
多年后，一位湖南女子刘细妹成为彭德怀的妻子，后来彭将军平江起义、兵攻长沙，从此夫妇相别，所谓乱世男女，生离死别也是常事，于是刘细妹在丈夫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避难他乡，后来又在无望之下与他人成婚。此后，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彭将军依然孑然一身，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细妹北上寻夫，相见时这对离散了近十年的夫妻都十分激动，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破镜重圆。多少年后，彭将军谈起这段往事时还叹息道：“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发生在彭将军身上的悲剧故事不过是大时代下无数悲剧中的一朵浪花而已，然而，后来一些书刊提到此事，却用传统的封建观念去一味责难刘细妹，那就是“宏大叙事”下的伦理学训诫了。有一本书提到此事，它说：彭德怀威名传天下时，刘细妹动心了，她跑到延安，找到彭德怀要求复婚，早已伤了心且视气节如生命的彭德怀对她不热不冷，他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她的要求，只是说这要由组织经过调查后才能做决定。
组织经过调查，证实她已经与人再婚且生有小孩后，彭德怀终于撂下几句话：泼下的水难收了，你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我不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一身戎装道这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或许有一些属实的成分，它也只是时代悲剧的一个写照罢了。不过，它倒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彭将军失意于婚姻、甚至又曾一度绝意于再婚的情景的。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5)
五
清教徒式的人物这时竟成了红色圣地上的“钻石王老五”，于是在丁玲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洋女人史沫特莱。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华北抗战前线采访的时候，正是世界注目于延安之时，当时八路军的英武将领们也是投身抗日的许多知识女子崇拜的对象，据彭帅传记写作组编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该书说到此处，用了十分俭约和含而不露的口吻，它说：其时，彭德怀在华北根据地也颇有对之流露爱慕的女子，这有著名的女作家，甚至有外国的女记者。“女作家”，应该就是丁玲了。
书中说：1937年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陕西渭河北岸的三原县云阳镇，彭德怀在这里主持红军整训，准备迎接全民族抗战，此时陕北已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男女无限向往的“红色麦加”，于是也就有了一段美好的传闻：有一知名的女作家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陕北，她久慕彭大将军的大名，又从陕北赶往前线的云阳镇去见彭将军，并借此体验红军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这个并非讹传的传说后来被人说的有鼻子有眼，虽说个中不免有想象的情节，但大体上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女作家深深地被传奇色彩包裹的彭将军所吸引，她颇注意收集彭将军传奇式的战争生涯，尤敬重他那融会军人英武与农民纯朴为一体的可敬的特殊气质。
有时，她望着彭将军策马黄土塬，用充满敬仰的神情和眼神随其左右，她还观看彭将军在练兵场上检查部队的射击和刺杀，动情地关注他用激励的语言鼓舞士兵把满腔仇恨集中在被绘成狰狞的日本鬼子的靶子上；有时她又好奇并惊异地发现：在士兵的窑洞营房里，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爱抚着士兵的肩头，毫无拘束地与士兵交谈。这一切更加使得女作家对彭将军充满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将军对之也亲切有加，老乡对老乡，湖南人是格外热情的，他曾对她倾述自己的身世并像一个内行一样与她谈论文学的问题。
彭德怀虽然没有上过什么学，却十分喜爱文学，得闲时他常常阅读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作品，很可能他也读过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云阳，显然他听说了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信息在陕北也传得很快，毕竟独身的彭将军十分显眼，大家都期盼有好事发生嘛。周恩来故意同彭将军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彭苦笑地回答：“唉，冒得那回事。”原来，他已经慎重地考虑过：军人尤其还是指挥员的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何况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自己结发的妻子刘坤模（即刘细妹）的消息，于是那个念头很快就被他打消了，周恩来等大家热望的“好事”遂不谐矣。
另外一个“女记者”，还是“外国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沫特莱了。彭帅传记写作组在书中活灵活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有一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十分倾慕彭将军，她于1938年年初去采访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时，她以西方女性特有的坦率和热情表达了衷忱，却被彭将军婉拒了，因为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当彭将军与浦安修结婚时，彭将军如实“汇报”了这段奇遇——原来，当这位女记者表示她无法理解彭的回拒时，彭严肃地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听了这话，女记者赶紧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对这种“西方话语”（当然彭将军那时还看不到西方电影，但他也有可能读过被翻译过来的西方爱情小说吧），他也回敬以坦率和幽默的“中国话语”：“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于是乎，当日军发动进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际，这位女记者独自坐在村边的石头上，望着村内袅袅的灶烟而饮泣。第二天，她随队怏怏地离开了总部。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6)
六
于是，在延安，彭德怀将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是单身，此外戎马生涯也不容许他过多地去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但毕竟延安是后方，当时许多女学生千里迢迢地到了延安，长久以来困扰在许多汉子心上的老大难问题——陕北根据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也正好促成了许多老光棍的好事，比如刘伯承、罗荣桓这样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也在旁人撮合下幸福地组成了新彭德怀、浦安修夫妇
的家庭，彭德怀的战友邓小平（与卓琳）、左权（与刘志兰）等也完成了个人大事，却只有彭德怀一人向隅，大家不约而同替他着急，“皇帝不急，急煞太监”，最后在众人的撮合下，彭将军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后来人们传说这段佳话，也就有了不同的“版本”，这一是说促成者为陈赓——陈赓将老首长的“孤家寡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擅自为首长去物色人选，有一次他把彭德怀拉到球场去观看据说是八路军机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女子排球赛，让彭副总司令亲临观阵，其实是陈赓的一个“计谋”：他就近仔细观察彭德怀会对哪个女队员有好感而特别注意，以便针对性地做工作。果然，彭德怀注意上了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姑娘。另一个说法则说这桩好事的成全者是李富春——他是中组部副部长，“近水楼台”，一次邀请彭将军出席一个由大后方和华北赴延安干部的座谈会，彭将军到场后，细心的李部长发现：将军的眼光不时停留在一位腼腆的高个子姑娘身上。不管是陈赓还是李富春，彭将军相中的这位清秀、温和、文静的姑娘正是北师大的女学生、著名上海嘉定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浦安修，她当时在陕北公学教书，而且已经是党员了。
丁玲呢？后来她和陈明结合了。她是不可能与彭将军有结果的。这其实在他们双方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比如说双方迥异的经历和性格，甚至脾气，如彭将军亲密战友的黄克诚就说过：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彭将军自己后来也在庐山会议上坦言：自己“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感情细腻的女作家怎么会容忍他呢？用后来王蒙那篇“奇文”——《我心目中的丁玲》中的话说：“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这真是说得很到位。
她丁玲么，活生生就是她笔下的人物，于是又有“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的吊诡。天性既然不喜有纪律、组织、集体生活这些“紧箍咒”约束着，也就顺心如愿当上了“自由职业”的作家，甚至后来在作家和党员这杆天平上，她还曾把重心放在前者一边，这又是彭将军能容忍的么。至于爱情，如其以“莎菲”的口吻所曾说的：“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够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先前的那个胡也频、后来假设的彭将军会有这“资格”么？丁玲早就声明“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也不愿意用恋爱或婚姻来羁绊我”。要说真爱——须是对方“懂得我”的，那只是“柏拉图式”的爱人而已。不过，话也不能说死，彭将军说“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是一个理由，但这并不是说彭德怀就绝无这种可能性，其实在他军人的外表下，未必没有柔美的一面，比如说对文学，他并不是外行，赵树理在太行山的大名爆起，就和他的揄扬和推崇有关，而丁玲，老乡又兼鲁迅所称道的中国的“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且“茅盾都要写不过她的”，于是，她在将军的见闻中也许已是如雷贯耳了。当然，将军在女作家眼中，在当时的战争的年代里，更不是她刚刚离开的冯达这种人所能相比的了。那么，是什么根本的原因让他们没有牵手呢？其实，这才是我关注的重点。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曾经有过的故事(7)
七
丁玲到陕北的第五年，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她感到了“新世界”中妇女问题的严重、普遍和持久，甚至，这似乎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这里，妇女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显然，丁玲是不会安然于这种“自然选择”的。这是一个今天应该由“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来写的题目了。也似乎在上述那篇杂文里，可能如同当年总书记张闻天没有受到毛泽东和江青婚宴的邀请，丁玲闪烁其词的文字也使她为自己埋下了让某些人讨厌的伏笔：“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在这里，丁玲和彭将军一样，都是那么见不得特权的作风和搔首弄姿的。
丁玲大概只合与文化人（陈明那样的）结合的。她的身份、名气、性格、经历（包括党内对她在南京“自首”的看法），都不宜于彭德怀这样的人。其实，这是最好的结果。在丁玲此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陈明始终陪伴着她。所谓“人间重晚晴”，殊属难得。
1955年，继胡风的“钦案”之后，一水涟漪，波及到了“丁陈反党集团”；逾两年，在反右运动中，这个集团又扩大为“丁、冯、陈反党集团”，而当年丁玲的奔赴陕北，竟被说成了“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当年她在陕北写的文字，也被“再批判”了。
又逾两年，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入冷宫。你想想呵，假如他们当年竟结了连理，这可怎么说？这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么？
注释
①天云：《忍看朋辈成新鬼》。
②杨桂欣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③同上，第217页。
④同上，第2页。
⑤《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李小江主编，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延安一月》。
⑦《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同上，第169页。
⑨《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第8页。
⑩这篇文章包括丁玲给彭将军画的头像，翌年2月3日一并发表在《新中华报》的副刊。
《丁玲评传》，第165页。
《丁玲评传》，第167页。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毛泽东诗词集》，第171页。
即《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
同上，第30页。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同上，第68页。
同上，第69页。
同上，第70页。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317页。
见《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见《丁玲评传》，第10页。
同上，第33页。
同上，第89页。
《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第5页。
同上，第4页。
《丁玲评传》，第325页。又见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所修订的给丁玲的结论。刘茜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追寻六十余年前的“黄克功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