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六十余年前的“黄克功案”
六十余年前延河边发生的红军将领黄克功以恋爱未遂枪杀女青年刘茜的故事，今日读来不仅有些当年功臣犯罪得与庶民同罪的感慨，而且如果能读到故事背后的故事，想来更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吧。
一
抗战爆发之后，许多爱国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奔往延安，山西太原友仁中学16岁的女青年刘茜也来到延安，她先在抗大第15队学习，又被分配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在延河岸边，她和一位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的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原是刘所在的第15队队长）黄克功（江西人，26岁）相爱而谈起了恋爱。这本来是桩好事，可是在恋爱期间，刘茜发现黄克功有些骄横，他自恃红军出身，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役中立过大功，又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毕业后就留下来任队长，这样的经历和战绩久而久之使他产生了骄傲和自负的情绪，不免在与刘茜的交往中表现出来，而在恋爱中女孩子心理活动比较纤细，刘茜终于忍受不了黄克功的骄横和他约束自己交友的霸道，也不满黄试图从物质上征服自己的用心，便婉转向他表示要终止发展两人的关系。现存陕西省档案馆内的刘茜致黄克功的一封信即是他们热恋即将结束时的一个信号，透过刘茜理想主义的爱情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清纯、天真以及她与黄克功之间有形和无形的隔阂①，那甚至预兆着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个人，不！就直接说我，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为，不管你如何的用心。
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上得来的。
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②
刘茜的信述说着她在家庭和学校所受到的“五四”之后新文化思想教育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而它在集体主义和战争氛围中却显得异常的谐调。黄克功自然也没有想到刘茜会这样要求爱情，他久已形成的自负心理突然崩溃，接到这信后，1937年９月底的一个黄昏，他约刘茜去延河边谈话，实际上是去摊牌。时黄杀心已起，怀揣了勃郎宁手枪去赴会，结果由于两人谈不到一块，当刘明白无误地表示要与黄断绝恋爱关系后，暮色苍茫中，黄克功一怒之下，拔枪打死刘茜③，终于闯下了大祸。然而黄杀人如此镇定和从容，他大概以为这没有什么吧，事后，他返校洗去身上的血迹，并将手枪认真擦拭了一番，于是举步到校部汇报并向法院自首。这就是当年延安闻名的“黄克功案”。
案发后，对黄的随意杀人，延安舆论有两种看法，一是杀人抵命天经地义，绝不能因杀人者身份而宽恕；一则可惜黄克功年轻有为，又有军功，似乎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特别是黄在拘押时的陈述书上依然不服罪，对死者还怀有仇恨，于是有人还同情他，甚至有痛哭流涕者。黄的陈述书这样写道：“与刘氏相识于抗大，在抗大不多日之短期过程中余观刘氏天真活泼，幼年颇有智慧，因此乃与刘结成朋友之交，相互通信，未数日，即发生爱的关系。在最初的两三星期，二者情深至极，继则与刘氏口头订婚。刘则满口允诺，谓学习半期或一期后，实现正式登记。此一事件，外界人士大都皆知，尤其与我同事诸人更为详细。孰料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约，损功名誉。功闻讯后，即采取通信方法予以说服教育，孰料刘氏固执不变，反而将我所给予之信件交诸友人宣扬，更进一步破坏余之威名，此乃刘氏深切给余痛苦一也。其次，刘氏给余之痛苦乃为余已去信数次，未复一函，竟然拒绝。最后虽曾复一函，也不过口是心非而已。因此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蔼，而刘却眨眼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而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④黄克功不能正确对待爱情、更不能正确对待爱情的变化，他的陈述中充满着其时即使是革命圣地也习焉不察无处不在的男权的主流话语，退一步说即便爱情是两个人的事，黄为了挽回已经不再可能的爱情，竟用杀敌的枪故意杀人泄愤（又借口走火，但走火会发两枪么？显然黄事后是抵赖的态度），这样的行径是令人发指的，自然性质已不同于一般的婚变。
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素来器重黄克功，他是看着他从苏区打到陕北的，于是还去拘押黄克功的地方看视他。但罗副校长深知军法如山，共产党不能因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处理黄克功的会议上，他亟言“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根据学校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罗瑞卿向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报告。后在审讯中，黄克功承认了刘茜的死不是因为走火而是他一枪未能杀死刘遂又加一枪，这就是蓄意杀人了，延安检察机关于是侦察起诉，认为他枪杀自己的革命同志，破坏革命纪律和团结，在客观上是“汉奸行为”。黄不服这样的结论，辩称：“我并非洋汉奸卖国贼，只要我一息尚存，还恨日本帝国主义。我是一个党员，还愿牺牲自己为革命奋斗。我杀她是因为她公开和不公开地破坏我的名誉。”⑤意思是他是为了维护军人的名誉和尊严才杀人的，也是正义的。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黄于是又向毛泽东上书，请求裁决。
10月10日，毛泽东就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人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经天，他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⑥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追寻六十余年前的“黄克功案”(2)
二
一年后，也即1938年5月，黄克功终于咎由自取被开除出党并被依法处决。刑前，他表示认罪，但吁请法院顾念其在红军十数年的战绩，许其改过自新，他在刑前高喊：“我并不怕死，可是我情愿死在战场上，让我的血流在敌人面前！把这颗结束我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参加公审的人群中顿时发出附和和同情他的声音，有的人还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但是，纪律和法律是严肃的，法院院长雷经天一字千钧地宣布：“黄克功故意杀人，处以死刑”！
黄克功终于被依法处决。这一消息很快遍传，延安甚至西安、太原等地都广泛反响，人们盛赞共产党和八路军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相比较于日呈腐败的国统区，大家不约而同把中国希望的曙光瞩目于延安那一方土地。正如当时胡耀邦（审判黄克功时的公诉人之一）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表的文章所阐明的：“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黄克功案”处理后，刘茜的家属也受到安慰与抚恤，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黄克功案的发生。⑦
多少年过去了，毛泽东刀下不留人的故事，如黄克功案，如刘青山、张子善案，依然口碑不绝。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当年“黄克功杀人案”前后的种种，若加以深思就会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感受，比如作为“老革命”的军人黄克功，功勋在身却心胸如此狭小，心肠又如此歹毒，这是为什么？而在革命圣地的月光下、在革命战争中竟发生这样的惨剧，又是为什么？一场革命如果革命者人性始终得不到提升、文化思想素质始终得不到提高、共产党人的崇高目标下降为一切为了自己的私欲，那么，这场革命的结局将会多么可怕！再比如：黄克功如果杀的不是刘茜而是被罪以“汉奸”或“托派”的人物，如陈独秀、王实味呢？总书记张闻天在处决黄克功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公审的群众有一个演说，今天听上去就另有一种况味了，陕北时的张闻天
他说：“各位同志：黄克功的死，在我们党损失了一位英勇的战士，而且是一位过去十年来曾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好青年。然而，他现在竟犯了一件不可赦免的罪行。他枪杀了他的同志，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英勇的黄克功同志了。他忘了党的主义，他背弃了群众，他杀害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削弱了自己阵营的实力，也就是敌人的帮凶。如果他今天所杀的是敌寇，是汉奸，是托派……当然，我们无判他死刑的理由。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忍痛用一粒子弹结束他的生命。”
为什么杀了王实味之类的人物就“无判他死刑的理由”呢？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么。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的那些冤魂就长期不得昭雪，甚而至于几个借道解放区去南洋和澳洲谋生的“老外”（俄罗斯人和南斯拉夫人）也被康生命令保安处连同王实味一道处决，杀死后又将尸体塞入枯井内，等到蒋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发现了这些尸体后大做文章，抬将出来陈列示众，西安方面也大肆张扬，给中共的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但是反过来，以彼时的“革命”逻辑判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所以不独杀之有理，且必将杀之。1943年“抢救”高峰时，“延安十老”之一的民主革命元老、诗人钱来苏，他和儿子钱家骥向往延安经王世英联系到延安，钱家骥因为在墙报上画了一幅向日葵比喻心向延安，其父子以及钱先生的女婿孙静远就被诬蔑和怀疑为日本特务，遭到车轮战术的逼供。愤极了的钱来苏先生对着被逼前来要其“坦白”的王世英大怒道：“介绍来延安是你，特务之冤又是你。”于是绝食抗议。气极了的钱先生还说出一句痛心话：早知如此，不如在家当汉奸！⑧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以薄一波的见闻，他到延安参加“七大”和入中央党校学习，其间“有一件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什么是薄一波这位老革命后来难忘的往事呢？原来他把随来延安的母亲安排到深沟的窑洞居住，一天他去看母亲，不料母亲死活不要住了，为什么呢？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薄一波于是去看个究竟，果然六七个窑洞里关着百余号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被折磨成神经病，后来他得知，这些人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薄一波愤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⑨
王明也正是当年王实味被指责为“托派”的言论：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叛国案可疑。苏联搞的那套肃反扩大化多多少少影响到中国，党内斗争之残酷有时竟甚于真正的敌人，曾经我们把子虚乌有的所谓“托派”看得比敌人还“敌人”。这个源头正是出于斯大林，据《季米特洛夫日记》⑩披露，早在1937年11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王明、康生、王稼祥时就指示说“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因为“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在张闻天遗憾黄克功杀掉的不是“托派”之后，被黄枪杀的民国初年晋南镇守使董子安的孙女刘茜（本名董秋月）假如不死后来会如何呢？我们从她姨表妹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了刘茜家人后来的遭遇（其妹自杀又被抛尸荒漠），那个一心憧憬着真正的爱情和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小姑娘，如果她没有被黄克功枪杀，这个刘茜的未来会如何呢？历史不容猜想。
注释
①关于延安时期因为男女比例的悬殊而带来的“组织分配”以及老干部与女青年之间的思想障碍，可参阅笔者《女界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延安的故事”一节。
②见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③共两枪。后刘的死亡验单上记载：“左耳后有枪伤一处，弹穿脑门；左肋背后有枪伤一处，弹未出。右膝盖及下腿有伤痕，呈暗黑色，稍带紫，皮未破。左脚腕有伤一处，暗紫色。左手指有伤一处，皮未破，暗紫色。”见《延安文人》，第91页。
④见《延安文人》，第91～92页。
⑤同上，第92页。
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⑦见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17页。
⑧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又见于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
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⑩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同上，第60页。
《老照片》第18辑。
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被救后的
续范亭将军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续范亭之死及其他(1)
一
1941年，中国民主革命元老续范亭以积劳成疾、病情恶化，由晋西北行政公署派人护送去延安治疗。
续范亭沉疴难支。早年中山陵自剖命虽不死却身心大损，暗疾丛生，此后戎马生涯，在艰苦环境下领导山西抗日新军，宵旰忧劳，废寝忘食，致身体羸弱，肺病频发。进入抗战艰难阶段后，根据地接连遭受敌人大扫荡，续范亭终于挺不
续范亭
住，时时陷于昏迷，延安得知续范亭病情危急，电令送其来延安医治。
4月，续范亭抵延安。延安尽其所能挽救这位新旧民主革命的战士，延安的名医王斌、史书翰、鲁之俊、黄树则以及几位外国医生给他精心治疗，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为之寻觅药品，并命令中共在重庆、香港等地的机构为续范亭采买特效药品。这样，续范亭病情好转。迨病情稳定，遂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转到延安交际处静养，后来他又相继在枣园、南泥湾、杜甫川等地休养。续范亭在延安的时候，正是“整风”轰轰烈烈开展之际，他也热情投入，积极学习文件，后来他还在养病闲暇参加“怀安诗社”，与延安众诗家相酬唱，是著名的“延安十老”诗人之一。续范亭不甘以病废之躯被闲置，他以其名望配合延安做统一战线工作，致意邓宝珊、楚溪春等，与弃暗投明的高树勋、刘善本、胡景铎等欢谈。而对在抗战中执意挑起事端的国民党顽固派，续范亭强拖病躯撰文抨击，《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三年不言之言》等，毛泽东许为“奇文”，所谓“廉顽立懦，振奋人心”①，范亭先生是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
二
以上是人们熟悉的历史，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
同在延安，同是“十老”又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留有一部《日记》②，今天读来，恐怕是可以与韦君宜《思痛录》对照来读的。
谢觉哉（右一）和朱德（左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
胡宗南进攻延安，续范亭转移到晋西临县，终于不治。谢老以亲睹范亭逝世过程，感其病痛之苦，也哀痛不已。续肺病晚期，疼痛至全身抽搐，为求速了，竟至潜服鸦片，因鸦片量小，反而增痛。时王明有探慰诗：“病中情景我深知，苦到难言不自持。心应成钢超百炼，事关革命位三思。待将科学销仇菌，誓抵狂飚壮怒狮。回首延安初聚日，秋风瑟瑟雨丝丝。”谢老步其韵慰勉范亭：“敝屣形骸久自知，为群生故强支持。（续学佛有得：自言如早知马列，不会切腹中山陵。昔想以死救世，今则想以生救世。）艰难百历皈真理，爱智双修见睿思。高瞻云端清如鹤，留言榻左吼如狮。凌晨一握缠绵甚，两眼炯炯气属丝。”③王、谢慰问续范亭，是知道病人将不起了。谢老《日记》记续之死，那是1947年9月12日11时15分，“昨午看他，神状极不宁，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舌音已僵”。之前为抢救他，想尽办法，“肺病到这地步，西医早就束手了，中医则仍以为可治”，李鼎铭来开了两方，难得速效，“闻此地某中医因土改被斗，不好去请”④，于是病人病情突变，遂不起，“诸老往看，莫不陨涕”⑤。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续范亭之死及其他(2)
三
中医被斗，不便去请，这是土改时的“语境”。９月26日，续范亭追悼会，谢老报告其事功行谊⑥，会后接到“十老”之一的钱来苏来信，钱诗人说：彼与范亭十余年之交，与范亭族兄续西峰也颇相稔熟，但钱到延安后却因种种防嫌与续范亭竟无过往，间有解后，也不便深谈，一次续向他索要诗，钱也没有给，及闻续已病故，钱诗人痛呼“真负老友”。谢老读信，“为之一惊”，他不能相信：“钱不敢访续，续也不敢访钱吗？”他不禁写道：“应该检查我们的方式，有权的党，处处要小心，防人家怕我。”⑦谢老是有心人，他惊觉续、钱关系的不自然，连带警惕执政党（在抗战时的“特区”内）的“方式”，这与他不寻常的经历和他当时的职务都有关系的。
被“左倾”风杀害的红军将领柳直荀
谢老是延安老资格的革命家，早在湖南一师代课时即与毛泽东相识，后来他参加革命，深悉党内左倾的危害和顽固。他在《日记》中回顾苏区的肃反，痛惜毛简青、柳直荀、段德昌等的被杀，又回忆湘南、湘鄂西、柳州等地的暴动，烧城市，大道两旁５里都烧尽，强迫群众当兵，“对党外一切打倒，对党内也谁都不信”。左倾幼稚病患者是“孩子气不懂事，敢于冒险，称里手，十多年来不知给了革命多大损失，我们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闯祸太大又太多”。⑧当然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像夏曦等，是“左得可爱”的一些人，这些人“有人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⑨到陕北后，整风清算，也不能除恶殆尽，“左”又用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谢老《日记》中述“反奸”中的逼供信和冤案、“反特”中的滥用群众运动方式、“反教条”中的戴大帽子和大家从此不敢讲书本、“土改”中的政策偏差，如“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对敌人不讲手段”等，这有一些例子，谢老后来渡河北上，道经山西，如兴县开明绅士牛友兰、孙良臣之遭遇；五台三井镇百余家人户定为地富的则达七十余户，有一康姓人家，父子六人被打死两人，家产没收一空，继服毒、投井三人，有一子在八路军任政委，得信回家，见状亦愤而自杀，工作团这才把他家的富农改为中农。延安“十老”之一的李木庵纪其事：“一家五命丧泉台，三井镇传斗老财。成分纵更门祚斩，伯仁由我亦心衰。”⑩谢老是恸心于袭染革命队伍积而久之的“越忍心越革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积习的，他还认为有的“左”，是“表面上左，实际常是过去右的反动，也潜伏着将来右的根子”，这比如“无形的封建思想残余”作祟而讨厌民主，强迫命令等。续范亭之死中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正是在这同一“语境”中。
谢老在延安是职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副参议长，他关心民主、法制、统一战线等长治久安的问题，把他的《日记》和薄一波、师哲等人的回忆和韦君宜《思痛录》以及她那本貌似小说实堪为实录的《露莎的路》同读，反思历史的深刻性是其他书本难以带来的。
《露莎的路》有惊人之句：“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越看越像明朝。”谢老在学习《历史决议》时也感“其始也微，其毕也巨”，对“左”的东西稍掉以轻心，祸害至矣。
注释
①见穆欣：《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版第364～365页。
②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日记》，第1141页。
④《日记》，第1143页。
⑤《日记》，第1151页。
⑥此前送殡，谢老代毛泽东挽之：“为民族翻身，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眼睛亮得很，骨头硬得很，典型顿失，人尽含悲。”《日记》第1153页。
⑦同上，第1155页。
⑧上册，第560页。
⑨下册，第1188页。
⑩同上，第1199页。
同上，第1157页。
如书中的“刘冠英”，即她在清华的同学牛荫冠，也即牛友兰的儿子。晋绥边区批斗牛友兰，据说曾令革命干部的牛荫冠牵其父之鼻如牵牛状过街。
《思痛录——露莎的路》合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1)
一
1947年是一个让许多当年的过来人谈虎色变的年代。内战已经严酷了，在一些解放区又不同程度出现了举措失当的土改中的“左”倾风潮。
原来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亦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区广大农民的要求，把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转为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举，而在具体执行中，制定和掌握相应的正确政策也至关重要，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同时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以及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分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等）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则应予适当照顾等。此后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即展开。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坂坡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同时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普遍的整党运动。这个会议和纲领的缺点是对此前已经在一些地区土改中暴露和出现的“左”倾做法注意不够，对一些地区土改的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土改中划分阶级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左”倾错误继续得以发展。而1947年土改中的“左”倾风潮最严重的就是晋绥解放区了，它的始作俑者康生的“经验”甚至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得到推广，甚至当时还印有一本《康生语录》。于是，土改运动得康生等的“晋绥经验”而走入歧途，“左”倾逆流从此猖行，虽然运动后期在毛泽东、任弼时等努力下有所纠正，却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它的遗毒之为害是不可小觑的。
这年１月，康生、陈伯达等带领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考察并开展土改试点，随行还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以及李伯钊、毛岸英、谷羽、杨之华等，晋绥各地的干部张稼夫等也陪同参加。康生等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临县郝家坡、静乐县潘家庄等处试点，迅即否定了先前中共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等文件，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教条出发，采取放任主义，指责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泼冷水，“只有地富立场没有贫雇农感情”，是压制群众运动的“大石头”，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①即由群众自己来划分成份，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康生等还执意将土改中关键的划分阶级成分加以主观主义的理解，即不根据革命导师关于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的划分标准，却以为晋绥是老区，如果按过去的标准划分地主、富农就会找不到对象②，而且他们早已在革命政权下隐匿起来“化形”了，他们钻了空子：解放区政策规定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只没收他们的土地（富农则是其多余的土地）和浮财，并对他们在政治以工商业者对待，所以，他们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于是，康生等研究出划分“化形”地、富的标准，简单地以查三代、看“铺摊子”的大小、看政治态度来作为依据，即以其土地和财产的规模以及其历史根源、过去现在的经营方式、群众的态度为标准。
这样一来，如边区首府的兴县蔡家崖，552户人家应有124户是富农了，占到了近三成，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8%；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则不惜来侵犯中农土地，不惜重新打乱平分；对已被分地的地主则要揪“化形地主”，以为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是地主卖了地而把银元藏了起来，所以又要“挖底财”，“挖浮财”，就是侵犯他们正当的工商业；接着又大搞逼供信，对地主、富农甚至对他们这种做法稍有不满的干部、党员等捆绑吊打、乱打乱杀，并且又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主张所谓“踢开干部绊脚石”、“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党政机关开会，凡是地、富家庭成份的干部就只好坐在“王八蛋席”上，如此等等。
晋绥根据地于是闹得是鸡飞狗跳，土改把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即使一些有功于中国革命的地主和富农也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比如晋绥著名的三位开明绅士——孙良臣（曾作为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成员赴延安，后任边区的高等法院院长）被打死了，另一个闻名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边区参议员。他在兴县蔡家崖的住宅就是贺龙的司令部，毛泽东与《晋绥日报》人员的谈话就在这栋房子里。他兴学办教、创办农民银行支援抗战、组织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开办纺织厂为抗战做物资供应、捐献钱粮衣物给根据地政权以及山西新军，还曾以士绅参观团团长的身份访问延安，得毛泽东等热情款待）呢？康生说：他姓牛么，就应该像牛一样对待这个地主。于是命令把他鼻子上开洞，穿上环，环上绑上绳子，他的儿子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山西“牺盟会”重要中共干部的牛荫冠，“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斗争会会台）上边，他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③，不多时也就斗死了；另一位“红色绅士”刘少白④也受到无端打击。
这样的记载包括一些骇人听闻的惨剧，在《谢觉哉日记》等上面也能多少看到。
此时谢老和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与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康生、陈伯达等很有意见。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正在发起宪政运动，延安也在加紧起草宪法和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土改中出现的“左”倾罡风无疑破坏了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努力，谢老等赴晋绥附近一些村子里参加土改，发现康生等“蹲点”的经验正广为传播，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于是他们彼此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比如谢老，他是党内较早注意到“左”倾危害的，因为他是过来人，先前“十年内战”时“左”倾出头，如“柳州暴动宣布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大会上被（有人）反对，（就）杀死县委全体”；“湘鄂西八一暴动，每县成立教导军，群众大会用武装包围住强迫当兵，（结果）群众暴动杀死工作人员”；党内则“湘鄂西肃反只剩下夏曦，连最会打仗的段德昌也肃掉了”。⑤这还有柳直荀、毛简青等。那时谢老还是湘鄂西根据地著名的“四大文豪”之一⑥，没有想到：四个人只剩下他自己了，其他三位“文豪”周逸群、万涛、孙子涛均在“肃反”时被诬杀，不是谢老“不该杀”，只是他命大而已。⑦
那么，那些“左”得可怕的“孩子们”后来还是“孩子们”么？从“反仁政”走到“越忍心越革命”，这个逻辑一旦被认可，后来种种也就瓜熟蒂落：1947年土改中的过“左”行为，到了1966年后重现，不过更是“水平”见长而已。谢老痛感政策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他说：“每个党员要研究政策，土改政策是基本一环。全国人民把生命寄托于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很大，不可马虎。土改很复杂也很简单，很伟大也很平常。翻转几千年的社会——很伟大；普及到不同的每个农村角落——很复杂；然而又简单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了解，平常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执行；复杂含在简单里，伟大含在平常里。一些‘聪明’的同志故意把它弄得高深莫测，农民不了解，以至脱离我们。平分土地人人懂，都赞成，他们说不合阶级路线，要‘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要斗争，又没有标准。‘对敌人不要讲手段’，农民不懂了，怀疑、惧怕，因而运动就展不开；罪大恶极的恶霸斗死他，农民懂得，次要的或只人们对之不满的，也把他吊打以至于死，农民就不懂了，不懂又不敢说，躲着。不是从群众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来领导群众，而是从主观出发，表面似是群众愿意的了解的，实则全不是一回事，热昏了，眼睛起团子花。”⑧
再譬如曾参加过晋绥土改的力群在其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涯》⑨一书中，也述其参加晋绥土改，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之外还有“对敌人不要讲手段”的“阶级路线”，逻辑也是“越忍心越革命”，其中就有肉刑的“磨刑”，他还创作了一幅壁画反映之。⑩“磨”，是用绳子拴在人双脚上，如拉死猪，在铺上炉渣碎块的长径上磨其脊背。
当年毛泽东为山西崞县土改经验的总结《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改的》加按语，树为典型，作这报告的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长谭政文就是“左”得出奇的人物，“为了逼底财，就用磨脊背的肉刑磨地主富农，至后又搞查三代找地主等等做法”，有个地主温德恭不过是小学教员，只因为说不出底财藏在哪里，“磨脊背后又吊起来，最后又用香火烧肉体，把整个脊背烫烂后第二天就死了”；一个老红军刘生凯（后来是太原警备副司令员）看不下去，表示不满，就被谭召开斗争大会批判说他“右”了。草菅人命，更有被刀割去耳朵，继被刺刀捅死，死后又被挖去内脏，连生殖器也被人割去吃了，最后狗又把尸体啃了。晋绥临时农会的《告农民书》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一场斗争大会就打死八条人命”。
晋绥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风潮（康生在临县，陈伯达在静乐）后来又以经验交流会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未能清醒认识其错误并给予抵制和纠正的中共晋绥分局则又召开土改和整党的地委书记会议加以贯彻执行，却又来批判所谓“右倾错误”，使“左”祸进一步升级和泛滥：扩大成分、侵犯工商业、土地绝对平均、加大打杀等，在这个时候，《晋绥日报》开展反右倾运动中就又有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页——反“客里空”运动。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2)
二
《晋绥日报》是由《抗战日报》而来的一张报纸，从1940年至1949年出版发行，从三日刊、间日刊再到日报，是解放区重要报纸之一，也是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自然战争年代的悲欢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记载在其上。《晋绥日报》最风光的是它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称赞。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继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后又与《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谈话，这两篇文献都收集在《毛选》第4卷上，后者胡乔木评价说：“这篇谈话，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这篇讲话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集中表述。”可见分量之重。毛泽东是一贯注重报纸工作的，对党报的作用和力量他有许多阐述，并主张“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时间用在报纸上”，由此还提出“全党办报”等，然而他认可的党报并不多，惟独对《晋绥日报》多有褒奖，称之为：“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这大概只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曾与它并有过这荣誉。毛泽东这个时候表彰《晋绥日报》，是在各解放区纷纷开展学习《晋绥日报》实行自我批评的反对“客里空”运动、继全国土地会议和杨家沟会议后中央确定土改总路线并着手纠“左”的背景下，原先晋绥土改的倾向必然反映在报纸上来，而在毛泽东看来，“《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主要是‘左’的偏向”。
不过毛泽东以他历来的态度出发，认为“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他在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就号召“要学习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坚决克服一些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而“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如是，《晋绥日报》先前极其错误的社论《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针对工商业者和地下党的“过河必须拆桥”的言论、报道批斗开明士绅刘少白的长篇通讯等都不过是“弓弦拉得太紧”而已。对“左”总是可以原谅，对“右”则高度警觉，不自觉中已经根深蒂固成为集体无意识，后来的林林总总也就水到渠成。有意思的是，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多少就是以比“客里空”还要“客里空”的思想方式下开展进行的。
在康、陈土改考察团到晋绥后，晋绥分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被质疑土改和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问题，《晋绥日报》亦被认为有右倾，在这样的背景下遂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客里空”，是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中的一个名词，意思是假新闻，仿佛也就是人们说“文革”中的新闻片子是“新闻骗子”一样，《前线》此剧还有一个名词叫“戈尔洛夫”，也是当年人们熟识的概念，那是指脱离实际又不学习而好摆老资格的人物，不用说也是整风中一个常见的代名词了。报纸编辑中过分注重情节而忽视真实性原则、随意删节人为拔高或贬低等新闻工作中习见的毛病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在自我批评中《晋绥日报》反省“我们这里有许多‘客里空’式的新闻通讯，我们将不但发现不少的‘客里空’，而且有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它要“肃清人民报纸中的‘客里空’以及比‘客里空’更坏的报道并使我们的报纸真正成为群众的喉舌，为群众服务”，这是运动的出发点，也是当时中宣部陆定一指示新华社将此运动推广到各解放区的宗旨。
不过背景如上所述，运动中其扭曲变形则难免，果然“客里空”从一般新闻工作的作风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运动开始向“抢救”发展：审查新闻工作者与通讯员的历史问题、翻旧账以划分所谓真假英雄和劳模等、“客里空”与“戈尔洛夫”也有了指标要求，如此之下真的“客里空”反而杜而不绝，如此这般“左”更猖獗无恐，新闻工作也以新标准（贫雇农出身）整顿和建立通讯员队伍等。只是后来胡乔木受毛泽东派遣来晋西北调查（临县），批评了晋绥工作“左”倾，杨家沟会议也开始纠“左”，《晋绥日报》这才又开始检查纠正反“客里空”运动中的问题。
后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晋绥反“客里空”运动，向来是重视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范例，其实如果认真审视之，个中情由却是复杂得多，“真实性”远远比想象的要繁难。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3)
三
在中国这样广大国土（新、老解放区等）和战争紧张形势下开展彻底的土地改革显然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发生一些问题也不奇怪，值得注意的却是其中的教训，后来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它又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死灰复燃，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民族的悲剧。关于土改，原先的《五四指示》从争取更多人参加反内战的考虑出发，还未把整个地主阶级视为敌人，也就没有提出无偿没收其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办法，只是想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也是孙中山原来设想的赎买方案，中共实行民主改革也设想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进行土地征购，并曾在陕甘宁边区少数地方进行过试点，后以实际执行有困难中止。
不久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使原有思路调整为相应的消灭封建剥削的激进举措，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满足，全国土地会议和它制定的大纲充分体现了依靠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分配办法和政策，但它又不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使“左”倾抬头。当然，除了政策不尽完善外，长期存在并一定条件下泛滥的“左”倾倾向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悠久历史中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潮，中国革命又是以农村为主要基地、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于是这种平均主义的要求就特别顽强和持久，当它形成某种风潮时也就必然冲击、影响党的土改政策了。加之战争环境下不断开展的反右倾和缺乏大规模土改的经验，党员、干部随潮流而走也就势在必行。这中间，某些品质恶劣、见风行事、推波助澜的怀有野心和居心叵测的人起了极坏的作用，如康生之类，他们是欲以“左”获取顶戴花翎的。而农民中因贫穷和苦难导致的文化知识的匮乏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暴力倾向的加剧（义和团的非理性反抗模式、战争的残酷等）等等，都是土改中“左”倾偏向成为风潮且潜在不绝的因素。
所幸党中央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逐渐发现它“左”的倾向而致力于纠正之，毛泽东对康生的做派也有所觉察。从1947年12月会议始，遂着手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进一步完善之。毛泽东特别提出新的问题是中农问题，它在晋绥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使“左”倾成为潮流，而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他提出土地会议后“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要反‘左’”。这之后，毛泽东又提出、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批评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略”。任弼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阐述了对中农和知识分子团结的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和开明绅士、反对乱打乱杀和采用肉刑等。而关于后者，此前他在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就以苏区时的历史教训为戒，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于是他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采用肉刑。”后来他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要求“应该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即“对地主原则上只应该是在经济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扫地出门，以致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对人数达到三千万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仅不应该乱打乱杀，而且在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以后，还应该分给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使他们改造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随后，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于1948年初也制定了一系列指示，使中共的农村、城市、新区、工商业、统战等各方面政策趋于完善和系统化，比较有力地纠正了“左”倾错误，使解放战争更加顺利地向前推进了。当然，彻底肃清“左”倾迷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根深蒂固、加之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以及深入人们头脑中传统文化糟粕的不时作用，在上述晋绥土改时期发生的所有“左”倾问题甚至那些骇人听闻的做法，此后仍然存在着，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在人们面前，因此，当我们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时，也不妨回溯一下整个历史，认真总结和清理一切可以、可能导致给后人带来创伤的那些顽疾。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②晋西北自古就是苦地方，和陕北的土地主一样，他们往往也是家徒四壁，可康生以为真正的贫农是“家徒五壁”——他把土坑也算成一“壁”，贫农甚至连炕席都没有。彭德怀却从县志中描写地主的生活诗句中感慨当地地主“原不过如此”，即“冷窑暖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见《谢觉哉日记》第1173页。
③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127页。
④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他在北京虎坊桥的住宅、今天大名鼎鼎的“晋阳饭庄”就曾是中共的一个情报站和据点，刘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多有贡献，其子女也都先后投身革命，如著名革命老大姐刘亚雄等，女婿则有烈士陈原道——他的遗腹子即是主持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领导人之一刘纪原，以及安子文。
⑤《日记》上册第560页。
⑥他曾任苏区临时省委秘书长、《工农日报》总编、文教部副部长、党校教育长等。
⑦他于洪湖反围剿时被俘，遂免于难。这就是历史的吊诡：被敌人抓住尚有活路，被自己人冤枉却死无葬身之地了。后来他写诗道：“‘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疑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⑧《谢觉哉日记》，第1153～1154页。
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⑩未知保存下来与否。这倒是有历史文献价值的。
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9页。
这是崞县县委书记丁根林搞土改的“杰作”。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
《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要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毛泽东说：它这才“摸到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他晚年依然热情称道的“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在小河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2页。
毛泽东可是说过“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与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见《在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2页。
详见常芝青：《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辑；邵挺军：《战争年代的〈晋绥日报〉》，见《新闻研究资料》。
不全面地宣传党的阶级路线和统战政策，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整党时宣传唯成份论；土改问题则甘做群众的尾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为“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还说：“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14页。
其时他还写有纠正“左”倾偏向的一系列文章，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就有九篇之多。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关于熊大缜的冤死
熊大缜
六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冀中根据地发生的两个冤案，其中之一是“汉奸”、“特务”的清华高材生熊大缜的被处决，那时，他不过26岁呀！
六十年后，无意中打开家父的遗藏，一册钱玄同先生题款的《京大附中初中戊辰级毕业纪念册》，这“京大附中”就是北京的名校——师大附中了，1928年家父们初中毕业，这本册子上印有全体同学的相片，蓦地，这个名字吸引了我：熊大缜。一副纯朴稚嫩的样子，这就是熊大缜呀，我差点叫起来。
依稀回忆，父亲在世时没有提起他，想来是他死得太早了，科学家汪德熙先生会记得他吧，其他几位父亲的同窗：经济学家张骙祥、语言学家徐世荣、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超……他们仿佛也没说起过。那时毕业册上每个人都有同学们的评语，说熊大缜，乃“赣之世家子也，昆仲六人，君行五，天赋尚不恶，惟性顽皮。迨年十二，与兄大纪同考入附中，旋因事休学，继年复入校随此班。尤嗜运动，然体力不足，多无成，惟精足球。学业平庸，于数学特饶兴趣，故成绩亦稍佳。君无所志，但愿终身儿童而已”，那还是很孩子气的，天真烂漫，这如果以后不在社会上消磨掉，就有危险了。如同徐铸成先生为家父撰文，称其葆有天真，而“天真对于报人不啻癌症”①，果不其然。熊同学后来的冤死，亦未始没有“天真”的成分。熊大缜喜数学，与汪德熙相仿②，后来就考入清华，读物理，毕业后进研究院，师从叶企孙先生。中学时的熊大缜是“顽皮”，大学呢？韦君宜回忆其人，说：“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班的清华大学时的叶企孙和熊大缜等
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但“从抗战开始，他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这个变化是那时很普遍的，韦君宜自己就是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是深深埋在他们心底的，虽然程度不同。如叶企孙就有西方科学家的粹然问学、慎行冷静、超然党派政治之上的性格心态，其弟子熊大缜专业学问之外政治党派见解一样不会高深到什么地步。不过“书生上马能击贼”，民族有难，熊亲赴根据地，叶在平津以及香港等地策应。不料结局出奇地令人意外，如韦君宜之叹：这熊同学，“他是学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药、手榴弹，还跑到北平为部队采购药品和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③。悠悠众口，他的同学以后谁还敢再提他呢？于是他是被遗忘者。
1986年，中共河北省委为熊大缜平反。我找来《吕正操回忆录》④，书上是这样写的：1938年春夏，中共党组织动员了许多平、津、保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来冀中，同时运进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收发报机的零件，北大、南开、协和，留学生、教授，进了根据地。清华就有熊大缜、汪德熙、李广信等，其中门本忠负责爆破队研究室，后来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被日本鬼子用铁丝穿进锁骨游街再遭杀害）；张芳试验雷管致残。熊大缜呢，脱下西服，研制炸药、地雷、雷管，终于用它切断了华北的许多铁路，又装修短波通讯工具，曾鬼斧神工设计用猪尿脬从平津向根据地运送真空管，这个本来将去德国留学的清华学子，在冀中发挥所长，先后担任军区的印刷所长、供给部长、研究所长，却不料1939年在转移途中，“被晋察冀军区除奸部突然秘密逮捕，同时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熊被处死，又宣布为“汉奸”、“特务”。⑤
这不幸为受梅贻琦校长之命滞留天津设立临时办事处支应南下师生并保管校产的叶企孙所测得。一般说来，清华学人（或“学派”）其理念多不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渊自西方的概念，在当时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来纠缠你的语境下，难免概念被置换了空间而显出尴尬。人文知识分子是这样，自然科学的学人也庶几不差。比如1957年的所谓“六教授”，其中之钱伟长、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四位，加上罗隆基、王造时、钱端升、潘大逵这些老清华，他们的理念和遭遇不是这样一个说明吗？叶企孙在后来的交代回忆中，说起熊大缜那个案子，“老实”交代，他是早就担心熊的无背景而荣膺要职的，“恐无好果”，为什么呢？是有限的人世练历经验所提示？是对心爱的学生和助教熊大缜其性格等的深刻了解？抑或一个清华学人对迷离模糊的中国实际政治的怅惘？而这种怅惘是否又落实到担心战争环境下政治党派对“上马击贼”的书生充分信任和宽容？终究老师比学生老成，不过叶先生的专业是物理（堪称中国物理学之泰斗），要让他明白中国政治那是不灵的，所以他那时对河北吕正操与鹿仲麟双双不能合作抗日很有看法，他哪里知道统一战线内部会有复杂激烈的斗争的奥妙。熊大缜也终失于“天真”（实际上他已经处于被监视的处境），也居然会不假思索接受了一个来自“天津党政军联办”的抗日统战组织的试图沟通双方的良好愿望，于是他的被杀既有根据地错综复杂的对顽斗争以及军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隔阂猜忌的复杂背景，也有始自苏区大肃反以迄其后不时发生（比如延安“抢救运动”）的左的错误方针影响。于是中国少了一位物理学家。那位叶先生也被视为老牌国民党ＣＣ系了，数十年后因而被捕和审查，他的晚年是十分可怜的，谢泳有一篇《叶企孙饶毓泰的死》⑥，说的就是这两位中国物理学泰斗不幸的晚年。
熊大缜，后来很少被人提及，只是到了1957年，他生前的好友钱伟长在北平即将解放时的一叶企孙先生的早年照
句私下讲的话被人揭发了，那是他对党内一些错误做法的意见，说：“用得上你就用，用不上时就枪毙，像苏联对待托洛茨基，中国对待熊大缜那样。”⑦当然，这是了不得的“黑话”了。可是当年，叶企孙、熊大缜、钱伟长、汪德熙、葛庭燧、阎裕昌、胡大佛等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向根据地帮助抗战的。
萧伯纳曾引黑格尔言：我们从历史上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咳，多么扫兴。以中国历史学的古老而发达，“资政”或者“通鉴”，做到了多少和没有做到多少，是不是究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有太多的教训。读“老附中”的纪念册，想六十年前的清华熊大缜，不禁又联想到北大的两位山西学生，都是“一二·九”的弄潮儿：岳增瑜，北大南下示威团总指挥；赵梅生，北大党支部书记，后来却一被视为“托派”被杀，一在“抢救”中殒命；这还有曾与冼星海合作创作《牺盟大合唱》的河南青年作家傅东岱、“西路军”的李特和黄超、在晋察冀屈死的我的父执郭洁民⑧等，更有那被“抢救”的一群。一时浮想联翩，遂涂鸦如上，知我罪我，皆得而可矣。
注释
①《旧闻杂忆补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②汪的评语有“性笃实恬静”，“功课尚佳，受兄益极多，长于数学”等。
③《海上繁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⑤《吕正操回忆录》，第180页。
⑥《学人今昔》，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
⑦见《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237页。
⑧他是前几年才昭雪了的，见何奇：《岁月心声》，2003年。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闻一多和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我的孩子刚刚读完了初中，因为收拾不再用的课本，偶然拿起她的《语文》课本，发现有一篇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用说，讲演的内容我是熟悉的。
课文是选自《闻一多全集》①，文章之前有导读：“同学们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有骨气的人。请看他在被害前几分钟，面对凶恶的敌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满怀爱国热忱所作的《最后一次讲演》，那真是气壮山河，铿锵有声。读后，你定会被闻一多先生的铮铮铁骨和一身正气所感染，恨不能挺身而出，为正义而战。”②用闻一多先生的临终讲演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操和为正义献身的精神，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不知教师对闻一多其人、他的烈死，以及这篇讲演的背景和全部意蕴，是如何讲解的。不过，我想只要通过对这篇讲演有意识的“删节”，可能就反映出了授教者明显的“政治正确性”的全部用意了。查王康先生写的《闻一多传》③，可能这篇课文的“删节”就是出于这本传记的提示，而这本传记是出版于刚刚开放改革的1979年，因而它的删节也就可以理解了。
闻一多
闻一多最后演讲的出处是1946年7月21日的昆明《学生报》和8月2日的昆明《民主周刊》，现在都收入了《闻一多年谱长编》④之中，应该说并不难寻找和比对。如果是用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势，将之对比后来学生们用的课文，你就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闻一多还讲了一些“亲美”的话——不同于当时那个不久之后就要对之宣告“别了”的司徒雷登，闻一多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而“我们的新闻被封锁着，不知道美苏的开明舆论如何抬头，我们也看不见广大美国人民的那种新的力量，在日渐增涨……”⑤
闻一多此前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粹然学人——且慢，不对了，他曾经同样是出于爱国的情怀，在清华读书时就关怀政治且积极参加政治。他和余上沅等曾组织有“大江会”和“大神州社”等，当时他们主张反对“阶级斗争”手段和反对亲俄的“国家主义”，即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此后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又曾发生过一场“国家主义派”与“共产派”的械斗，后来中国青年党的李璜在《学钝室回忆录》中回忆说：当年“反俄援侨”大会后，又发生了“三一八”事件，“我立命同志学生前往通知（闻）一多、（邱）大年、（常）燕生及彭昭贤，日内有左派发动大示威游行，我等日前开大会在主席台上的人不要前往”⑥，以防再被打。
这就是当年的闻一多。其实，他和当年“同志”的罗隆基等相似，都持“国家主义”的观念，即对苏俄“输出革命”的战略和“为我所用”的外交策略深怀戒心。此后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活动空间益加狭小，面对国民党的“党治”，他们陷入极度的孤立和难堪中：他们痛心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却又不无忧虑。于是，历史终于到了一个分界点，即原来的那场“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⑦，参加者本来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到了苏俄革命发生、并且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世界政治和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原来的阵营开始逐渐分化，直至后来分道扬镳而走上不同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运用其探索改造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根本改造”的社会理想和运行方案；胡适、蔡元培、丁文江、傅斯年等则仍坚持自由主义的旗帜，进行着不懈而痛苦的努力和挣扎。
闻一多呢，面对中国那一潭死水和烂泥的现实政治，他走进书斋了，甚至如今许多回忆的篇什中还有那一段佳话：人们把闻一多所居住的楼称为“何妨一下楼”，在那“空中的”阁楼里，闻一多完成了许多精湛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和诗歌创作。只是到了抗日战争，他目睹了大众的流离失所，身受了极度的贫困⑧，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对战后中国前途的热望，他又一次步入中国政治的前沿。说到底，他仍然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吴晗称之为的“青年时代是新月派新诗人，中年时代是旧经典的研究学者，晚年成为青年所爱戴、昂头作狮子吼的民主战士”⑨。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多元的，他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合乎理性的，基于此，他对当时的美国寄予若干希望也是不奇怪的，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政府或者仅仅是司徒雷登几个人，让他感到希望的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下的“舆论”，也就是当年闻一多的“同志”吴晗所说的：“没有民主也“文革”中批斗吴晗就没有美，只有民主才是至美的显现。”⑩如果舍弃这样本来作为一体的内容，用一元论的观点解释课文，固然它可以非常明白无误地宣扬爱国和正义，但也在同时失掉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原生态，可能还会培养学生一种狭隘的“意蒂牢结”的“爱国”情结，其实，这些事例我们还看得少么。
注释
①第3卷，三联书店版。
②《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试用）语文（第四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077页。
⑥引自《闻一多年谱长编》，第310～315页。
⑦闻一多等都是其中的参与者。
⑧这有他不得已上街为人刻印和典卖衣物等的故事。
⑨引自苏双碧等：《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⑩《闻一多的路》序，引自王康：《闻一多传》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胡风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1)
一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坛的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据1980年7月公安部的复查报告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一共涉及有2100多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被划定为“胡风分子”的则有78人，其中又划为“骨干分子”的有23人，判刑的有3人。①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批准将“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逮捕收审，此后，在北京被逮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等；在天津被逮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等；在上海被逮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恩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等；在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等；在杭州被捕的有方然等；在湖南被捕的有彭燕郊等。此前的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全面的彻底的批判。从此，一场批判胡风的运动立即在全国文艺界展开，甚至一些后来被作为“胡风分子”的人也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这如3月6日王元化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3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王元化的《“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3月9日彭柏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3月15日绿原在《文艺报》上发表《我对胡风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4月15日鲁藜在《文艺报》上发表《唯心论魔术师》等。如果说这是强大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更多的则是“当仁不让”的政治自觉，这如此前的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他在文章中较早地把对胡风的批判扩展到了政治范畴的领域；舒芜也在4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他还向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编辑拿出胡风40年代给他的一些信件，很快，他又奉命整理出这些信件，这些信件与胡风的检讨被一道呈送给毛泽东审阅，于是，胡风等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②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组成了胡风一案的专案组，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五人小组由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组成。专案组进入公安部开展工作之后，公安部的人员开始集中在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试图证明他们确系拥有历史上的反革命情节。同时，中宣部人员还向各地发出通知，收集胡风集团的有关信件，准备继舒芜的材料之后再推出一些新的证明文字。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的材料，这些文字遂成为胡风问题性质起了根本变化的标志，从此胡风等人的问题升级为敌我矛盾。5月1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将胡风实行逮捕。又自6月10日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毛泽东还为其中的材料亲自写了按语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而造成历时25年的一大错案，许多与胡风有关的人，甚至是无辜者，从此陷入莫名的灾难之中。
当时全国各地的“文联”，按照统一布置，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作出批判胡风思想的决议后，迅即对各自机关内部与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过来往的人进行审查，并要求他们主动作出检查交代。此后，随着胡风问题性质的升级，审查也越加深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展开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和打击的指示，并对肃反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这样，批判胡风的运动逐渐转入在全国范围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而此前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有的人因与已公布的胡风集团的分子过从甚密，又与胡风本人有过书信来往，就被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再自肃反运动开始后，他们也就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纷纷被撤销职务甚至被逮捕入狱。于是，由胡风开始，相继出现了一些惊天大案。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2)
二
潘汉年夫妇
首先，即在1955年7月中旬，当人们还没有从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喧哗声中沉寂下来时，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又令人不可思议地宣布了已将原人大代表潘汉年逮捕的消息，后来这被称为是“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胡、潘两案涉及的人员非常复杂，也牵连甚广，比如当年鲁迅身边的文学青年，不仅胡风已经锒铛入狱，冯雪峰、聂绀弩、彭柏山、刘雪苇等也相继卷入。其中如聂绀弩，因胡风之案牵连被隔离审查，定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受“留党察看”和“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当时他的著作《杂文选》也因此被停止发行，后来他写有一首《反省》诗记曰：“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当然，更多的则是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先生们，他们大批地受到怀疑和清算。比如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即以中山大学为例：在全校进入揭批“胡风分子”的高潮中，有位副校长来到中文系，“毫不掩饰其嫉恶如仇的感情，直言‘胡风分子不在你们中文系找，到那里去找?’‘中文系活像大观园，除了石狮子之外，没有一个干净的’。此言一出，吓得中文系的老夫子们一声也不敢声辩。”④于是在众多的“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群中，有王元化等受胡风问题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章培恒等被开除了党籍，张思之等更多的人竟被列为匪夷所思的“胡风分子”的名单中，诗人公刘等则在随后各机关内部展开的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许多人因无辜的牵连，后来长时期内得不到纠正，比如当时杭州高级中学的一位教师刘舜华，只因曾给胡风写过两封信，1955年7月被牵连被捕，此后直到1962年屈死在劳改农场，终未获得平反。在众多的受难人群中，他们有的在关押期间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摧残而发疯；有的则被开除公职和党籍送回原籍劳教；有的则流放至西北如宁夏、青海等地从事劳改；有的家破人亡，悲惨的命运牵连到家人身上……
这首先是“胡风集团”的成员，他们开始苦度炼狱中的生活了，如今这有他们中间的幸存者的回忆等可资回想。接着，他们的家属、子女，也纷纷陷入了深重的苦难。记得有本书叫做《受难者的妻子们：胡风冤案中的女性》⑤，说的就是那些凄苦的故事。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离奇之事，如当时郭小川找卢甸的爱人做工作，劝她离婚，然后允诺帮她介绍对象，这样一些看党内“大右派”的沙文汉似“人道”其实大不其然的情节故事，当年恐怕是不胜其多的了。
甚至，一池涟漪，竟殃及到一些地方的高层。比如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要求追查30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在“胡风案”中涉嫌的彭柏山（宣传部长）、王尧山（秘书长）、沙文汉（浙江省省长）等纷纷落马。浙江后来所发生的事堪称是继“潘案”之后党内的又一大案，堂堂一省之长的沙文汉，此后居然被打成了右派。不幸这竟成了一个规律，即解放后所发生的所谓“阶级斗争”的运动，大多以文艺界作为突破口，当时沙省长主管文教，鲁迅弟子的黄源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副局长则是陈守川，省文联党组书记为郑伯永，后来他们都被划为“右派”。文艺之外，当时沙文汉省长曾主张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发扬党内民主，体现人民民主专政，使之具有宪法所规定的形式和内容等，后来也就与持相关观点的副省长杨思一、省检察长彭瑞林、省财贸部长孙章录等归为“右派”之列，当时中共浙江省委一口气开除了九名委员……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3)
三
执著的梁漱溟
自然，这样不公正、不民主或者可以称之为是违宪⑥的事情，势必有人会站出来说“不”！然而，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16日胡风被捕，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集扩大会议，宣布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其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在众人⑦一边倒的局面下，只有一个吕荧“不识相”和“煞风景”地站出来为胡风讲话，他以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却被当场喝下台来。这就如同此前也是在大会上公然触怒毛泽东、亟称“九天九地”的梁漱溟先生一样，他们都在会场上此起彼伏的詈骂和斥责声中被赶下台，当时名字还未上“胡风案”逮捕名单中的吕荧，也就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失去自由。第二天，新华社在报道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消息中，提到了竟喊出与七百多人不同声音的这个“怪人”，即：“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云云。此后，吕荧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致其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摧残。
吕荧
吕荧这种俄罗斯小说中“罗亭”似的书生⑧，其在当年，在左派的郭沫若、张光年、李季等等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迂腐”、“书呆子”还算好的，以后来人们惯常的视角看，什么“笨拙的反革命”？根本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公开跳将出来、垂死挣扎、顽固不化、死不改悔。⑨从此以后，世态大变。“二元对峙”的思维惯势就此席天幕地，“敌我”分明、历历不爽，吕荧者侪辈——非我族类也；可鸣鼓而攻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伐之；“油炸”不足、“炮轰”加之；把那些狗屎堆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等等。再呢，就又要承让鲁迅不死了，他的话分明就是“历史长镜头”下的观照，比如那个“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故事，演完了么？所谓“聪明人”，以生存之艰，自是磨炼有“大智慧”，他们有他们的“存在主义”，这也是奠基在丰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上的，传统文化即“理想在不撄”，精英乃有“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传世教诲，“聪明人”是见“邦”“无道”则“隐”，则“可卷而怀之”，则“危行言孙”，则“愚”，他们可以抽身而走，或者呈送据说有“隐私权”的书信等等，或竟反戈一击，或竟唾面自干、自宫、自哑等等，办法多着呢。吕荧、招素汉、戚学毅，“谁比谁傻”？
《旧日子,旧人物》 第二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4)
四
后来，邓小平曾论及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而不受法律约束导致的悲剧，他说：“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⑩邵燕祥先生也在《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一文中说：“从胡风案件可以接受的另一个教训，就是需要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的同时，改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干部的素质。参与对胡风案件错误处理的干部，大概无一例外的都是‘知识化’、‘专业化’的（‘革命化’当然更无可置疑），这没能改变胡风案件反文明、反文化的性质，整个案山东大学
华岗
件的过程表现了深度的野蛮和蒙昧，并示范鼓励了后来的野蛮和蒙昧。”以上的论述，还可以通过“胡风案”翌年的另一大案——1956年的华岗案得到一个有力的说明。
华岗（幼名华延年，曾用华少峰、华西园等名，浙江龙游人）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也是中共党内的一支笔。他1924年就入了团，翌年又入党，曾任团委书记、省团委宣传部长、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四大金刚”之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南方局宣传部长、上海工委书记、山东大学校长。早在1938年，他就曾受长江局的王明排挤，受到组织上对他的批判，至其吐血昏倒，后被排挤并派往东南战场；此后在重庆国统区工作时，他在中共南方局整风学习委员会上讨论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又因为提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非法的，并在1943年的《群众》上发表文章批评过康生，从而遭到非议。
楼适夷
已故楼适夷先生当年曾参与过许多进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他回忆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与教条主义派别的王明等的不和，他说：“我曾担任过第一个在蒋区公开的《新华日报》（武汉版）副刊《团结》的编辑三个月，又在抗战胜利后编过华中版《新华日报》副刊约半年，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约一年。”前者，他回忆说：“我在那里，时间很短，四五个月，结果同王明当面吵架，是托病辞职的，关系搞得极坏，也成了我终身后悔不尽的大错。……我与王明，第一不喜欢他那件布尔什维克的短皮杰克及后面跟一位高领皮大衣的华贵太太，官气太足；第二他对我们做报告，断言国民党从此不会流我们的血，我当面顶了一句，触犯了他；第三，我编副刊，收到不少从国民党战训班（亦即集中营）青年大量血泪控诉信，我不懂策略，主张在报上发表部分，从此被王仇视，我呆不住，托病离职，进了医院，也即成了逃兵……”胡风夫人梅
胡风夫妇的结婚照
1944年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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