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1902—1955），原名匡韶，著名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浙江海宁人（一说杭州人）。史东山早年因家庭贫困，远赴北京、天津和上海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后进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这家公司是但杜宇1920年创办的，此前但杜宇和张光宇主办上海晨光美术会时史东山就参与过，及影戏公司开办，他又参加进来了。史东山很快就热爱上了电影事业，他辛勤工作，熟悉并掌握了与电影有关的各项业务，也开始在一些电影中担任角色，他还尝试写作剧本，逐渐地，他成为电影界的一个多面手。在22岁时，他导演并拍成处女作《杨花恨》。1925年，影戏公司濒临破产，老板使出浑身解数以挽救危机，当时公司亟图拍出一部卖座的影片来恢复号召力，于是公开征求剧本，史东山便将自己刚写出的《柳絮》去应征，获选后公司还叫他担任导演，果然他一炮打响——史东山这个名字从此也被人们所熟悉了。当然，在二十年代的大上海，史东山无法不受半殖民地文化和市民审美情趣的影响，他早期的作品有忽视内容、表现唯美的倾向，当时他也认为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主要就是体现色彩、线条、动作、音乐等等的美感的，即“无论‘天然”的美或‘人造’的美，都能在银幕上有条有序地再现出来”，这虽然距现实主义尚有一定距离，不过史东山追求电影艺术的审美特点如注意光线、图案等等，甚至几乎苛求地注意每一个细节，“无论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加以细密的研究”，有着细腻流畅的艺术特色，这为他后来艺术成就的形成却不无帮助。大革命前后，史东山受时代的感染和影响，开始扭转创作倾向。1927年他创作出《王氏四侠》，虽然他试图表现反对强暴、伸张正义的思想，无奈形式上仍然是“浪漫派古装武侠片”，大大冲淡了原有主观的积极意图，此时史东山自己也对影坛上弥漫的粗制滥造、一意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风气深恶痛绝，但他苦于找不到出路，只好暂时退出影坛，返回到从前所从事的美术工作去了。
1930年，史东山“东山再起”，他加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接受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位开拓者，同时，时局的动荡也让他心中蕴藏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喷薄而出，他与蔡楚生等编导了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影片《共赴国难》，他自己也拍出了进步影片《奋斗》，这都标志着史东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从唯美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1933年，史东山加入中共电影小组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此后他又进入艺华影业公司，编导了反映妇女问题的《女人》、描写工人生活的《人之初》（由魏鹤龄扮饰中国电影史上最早出现的工人形象）、揭露商业社会丑恶与堕落的《长恨歌》、揭露官场黑幕的《狂欢之夜》等，又与田汉合作完成《青年进行曲》，这一系列接触社会问题、有着鲜明时代色彩、兼具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进步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东山辗转后方，他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这是相仿于大革命中“红都”武汉时由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其中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在它的第六处（艺术处）中，史东山负责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筹备，阳翰笙回忆说：那时的史东山“严肃认真、富于正义感”。他编导了第一部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歌颂农民投身抗战的《好丈夫》以及以动员民众抗战为宗旨的、与田汉再度合作的《胜利进行曲》，此外他还导演了曹禺、陈白尘、于伶等的话剧，此时史东山也进入了他的艺术创作巅峰时期，他致力于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引入中国。抗战胜利后，他与进步电影工作者同国民党展开曲折的斗争，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为昆仑公司），并很快拍出了他的代表作——《八千里路云和月》。这部堪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里程碑的电影，具有史诗的气魄，它以强烈的批判精神鞭挞了国民党的腐败，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甚至从此成为中国电影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影片，但史东山自己也由此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被迫远走香港。
史东山在国统区的表现，或者说可以反映其性格的一点片断，其同乡、诗人徐迟有一段回忆，非常逼真地诠释了史东山其人。他说：“我的记忆中保留着史东山一个最美好的镜头。那是皖南事变后，张治中以政治部长身份到‘中制’（即战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视察。我们大家坐在编导委员办公室内等着。一会儿他来了，一进来，那个反派小生何非光穿了一身军装，发出一声口令：‘起立！’大家只好都起立立正了。都起立了，但史东山没有起立。他懒懒地斜坐在椅上，摸着他的小胡子，微微笑着，跟张治中略一颔首。我顿时觉得这个史东山真是一个少不得的有骨气的人。他的形象立刻高大了。相形之下，何非光就是一个他本来擅长扮演的‘反派’角色，一个孱头了。但张治中还是不错的，他和史东山作了颇为随便的交谈，有点‘惺惺惜惺惺，相见恨晚’，他理也不理那个何非光。”史东山给徐迟的这个深刻的印象到了刚解放时又让他联想起来，那时他们都到了北平，也都是文艺界知名的人物，不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史东山和徐迟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自然会敏感地体会到一点不同，而“电影界的大导演史东山”却“表示一种众醉独醒的神气而又很不快活”，这让徐迟马上想起当年史东山对长官的张治中老大不敬的样子：“大家起立了，史东山巍然不动。他自坐着，好像倒是他接见张部长，真是一个人物！”现在呢？“现在他公然表示不快活，对许多做法，他不同意”，比如喊“万岁”，甚至徐迟也忸怩着“觉得怪别扭的，还喊不出口”，因为“从来也没有喊过‘万岁’”，所以，“直心肚肠的，非常坦率的人物”史东山更不会同意这些他陌生的做法了，这让徐迟“很惊讶”，因为他当时“还不懂得”。不久，徐迟说：“慢慢地我逐渐地明白了一点儿他的思想感情”，但他和史东山已经多少有一些不一样了，此前徐迟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为是“当代最辉煌的文学理论”，是“时代顶峰的指导性作品”，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当时许多他身边的人也都认同这种观点，比如也是诗人的袁水拍，从此就放弃了抒情诗的创作改而创作民间风格的山歌了，于是，徐迟说，“我那时并不同意史东山”，他还以为“人的思想改造确实是很不容易的”。①确实，史东山太有个性了，他的傲骨让他很难适应解放后已经趋于大一统的文艺格局和风气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史东山和他的烈死(2)
史东山（前排左三）与艾青、巴金、马思聪、曹靖华、胡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在“新政协”的文艺界小组合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史东山由香港抵北平，除了作为委员参加政协和人大之外，他还被委任了相应的职务：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和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他的才华也得以尽情绽露，他编导的《新儿女英雄传》不久就获得了国际的承认，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授予他导演奖，此后他又与蔡楚生合拍了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他写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也出版了。然而，正当史东山迈向他和艺术高峰时，1955年2月23日，他突然自杀了。
这位终年仅仅53岁的杰出电影工作者的意外去世从此成为一道“谜”，当时如《大众电影》等宣布其逝世的消息，说他“因患肝疾，长期治疗无效，不幸于2月23日晨在北京医院逝世”，还说他“数月前还曾往工厂搜集材料，准备写作剧本，不幸因病中止，而终至与世长辞了”云云②。此后许多书籍和辞书提到史东山时也对此都语焉不详，且大多都说他是“病逝”，或者不无惋惜地说正当史东山处于艺术创作巅峰时“溘然长逝了”云云。那么，为什么对他的自杀讳莫如深？他又为什么要在自己艺术创作的高峰时自杀？为什么他选择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刚刚开始而“肃反”运动即将开始之前自杀？是什么让他不惜将自己的生命中断？虽然至今其中的详情我们仍然不太了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史东山在新中国第一场电影论争——“中国电影向何处去”中的铩羽，以及接下来不断的政治运动，想象到史东山的困惑乃至其决绝到赴死。
新中国关于电影的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史东山的几篇文章，今天看来那正是他眼光如炬的地方，它们也是后来其他几位电影界有识之士几篇惹祸文章的先声：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的独白》等等。经过多少年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事实证明：正是史东山有先见之明呵。
史东山从香港到北平后，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据点》、《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以及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电影的方向》，就新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也就是题材范围）、表现形式以及其艺术样式和手法等等提出他的看法。当时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成为大方向，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不二法则，刚刚成立的文化部电影局也定下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创作宗旨，后来我们知道这对文艺创作不免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后来由邓小平亲自改变和定夺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的口号。史东山早在当时就根据他多年的艺术实践活动对已经盛行的、带有左倾倾向的文艺方针提出质疑，其实这也代表着许多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普遍的困惑，如解放后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回忆说：“熟悉工农兵的不会写电影剧本，会写电影剧本的不了解工农兵”，于是他也时常被问询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即“除了工农兵之外，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当夏公“满不在乎”地回答了“可以”之后，他受到好心人的委婉的劝告。③史东山当时也曾在一封信中说：“上海同人对今后创作方向十分拘谨”，即“大家把毛主席当初在延安针对着当时的情况所指示的原则机械地理解了”，于是他在文章中提出：（1）“假如我们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这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2）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是不是也“应加以鼓励、表扬”（即给予表现）？④这所谓“同盟军”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革命动力之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堪称是“汪洋大海”般的存在呵，不表现他们可以么？所以就在史东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上海的《文汇报》就此开始了“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史东山也在上海影剧协会上发言，主张对毛主席的《讲话》应给予“发展”和“扩大”的理解，并且认为文艺表现中国革命的四大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显然，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被教条主义者们视为大逆不道的。（3）至于电影的表现艺术样式、表现手法，史东山虽反对没有正当内容、空洞、纯粹噱头、封建性趣味等等，在此前提下却又反对任意限制表现形式，也就是反对行政干预艺术，要求尊重艺术家的创作特点和观众的欣赏习惯，主张艺术表达的多样性。
导演史东山
史东山不愧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他是建国以后最早提出和要求在文艺上要尊重其固有特点的人，因为他有他长期积累的艺术实践足以说明之，难得的是他还有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但是，如人们可以想象到的，迅速地，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他成了新中国文艺界最早的一个“异类”，从此他受到了歧视和排斥，比如他原来曾被内定为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这自然不能作数了，因为他居然试图去对抗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么。有批判者说：“由于史先生并没有了解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根本精神，没了解《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又急于要‘发展’、‘扩大’其文艺方向，实际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曲解之。”⑤“立场”站错了，人就是错了，史东山陷于深深的苦闷中。
今天我们回顾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愈演愈烈的左倾罡风是从哪里刮起的呢？正是这不久的电影界——那也就是后来胡乔木所称：是三个“非常”即“非常片面、非常极端、非常粗暴”且带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大批判先风的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⑥，史东山的文章和讲话，正是发表在它之前。而且，在史东山所从事的电影界、在他任职的电影局，已经有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的阴影在活动了。她在长期的党内束缚和压力下，甚至在众人一种不无鄙视的冷眼下，早就积聚起已经足够的反抗能量了，而偏偏是这个妇人，性格又极度乖戾，报复性十足，曾经在她充当上海滩上的二流演员时，她曾向已经大红大紫的史东山导演恳求提携，史东山却厌恶她不断的绯闻事件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⑦夫妇二人就是不屑与她为伍。他哪里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已经种下了报仇的种子了。至于电影界为何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就也与它的艺术表演特点有关系，如夏衍所说：为什么一些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就蒙受了特别的“关注”？其实“理由很简单，领导上不一定看小说，而拍成电影，那就逃不过领导的关注了”。
在《武训传》被公开批判之前，鉴于该片公映后受到许多茅盾、潘汉年和夏衍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史东山和他的烈死(3)
报刊和许多人的赞扬，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亲自两次改写社论，认为它：“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质问：“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⑧与此前后，周恩来一再表示自己负有责任，夏衍也作了检讨，周恩来还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决定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为此成立了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并提出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而不是去过分强调艺术性。虽然周恩来等试图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约束在解决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也就是“对事不对人”，周恩来还要求上海方面不要开斗争会和批判会，对孙瑜、赵丹等也不要求其勉强检讨，但在实际上这一运动却开启了对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不信任和歧视的风气，从此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也不再把追求艺术性作为要求，只求政治过关即可。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1950、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家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⑨。从那以后，史东山还能坚持他的美学追求和文艺观点么？如果“执迷不悟”，请听：“有些人从今不如昔的看法出发，竭力反对思想领导，反对行政干涉，反对选题计划，反对电影事业的计划化，有意识地把解放以前的电影工作者说成是十分自由，毫无拘束，这也是有意混淆黑白。”（夏衍：《中国电影的历史与党的领导》）从夏公这篇写于后来“反右”时的文章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弦外之音？就是夏公本人，如其后来所述，也有许多难言之隐：“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⑩
然而事情还没有到“反右”。1955年胡风一案已被内定，此前由于史东山与胡风有过交往，他的许多文艺思想与胡风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表现工农兵“不止于歌颂”，不是与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难脱干系么？江青两次夜访老相识史东山，当然她已经是“一阔脸就变”的人了，随同她一道造访的是几个带枪的卫士，据说访问的目的是要他揭发胡风——实际上就是胁迫他检讨、检举。那时，“聪明”的人，大可以去学上交私人信件并且很快就在《大众电影》上撰写了《匪首胡风投向电影界的集束手榴弹》的舒芜，借此摆脱干系（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不“聪明”如史东山呢，说：“不”！可是这一声“不”是要有代价的！史东山为人刚烈，他不诬人，也不自诬，最后以死抗争！
据说与艺术家们关系密切、当然同史东山也有许多来往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在史东山去世不久后为其追悼会送了花圈，这到了后来的“文革”中就受到了质疑和追查，成为居心叵测者收集、整理周恩来的“黑材料”之一。据茅盾1967年8月21日的日记中所记，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人来调查史东山“因政治原因自杀”的情况，提及史东山死后的公祭时为何周总理和郭副委员长也献花圈？当年为史东山主祭的茅盾（时为文化部部长）表示自己不知情，嘱来人可向当时的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其与阳翰笙、田汉、蔡楚生四人曾为陪祭）去了解。
又据了解史东山的梅朵等人回忆：史东山的一生不是趋炎附势和随波逐流的人生，他一直走着一条独立的路，即人格独立和追求艺术的自己的路。他曾那么坚持反对题材决定论和机械的阶级划分论，这在50年代左倾罡风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作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是要有多大的勇气呵。“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勇于斗争，绝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则以全部诚心对待，绝不说一句假话、做一件违背良知的错事，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他把一切献了出来，直到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让史东山需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梅朵先生接下来有这样一段可以让今天的我们理解的话：当时他们都在50年代的电影局工作，不过，“应该说，我们并不是真正理解他，也没有真正从他的性格中吸取生活的力量，因为当时就在运动的压力下，他昂然高举自己的生命进行抗议的时候，我们却匍匐在权势的面前，检查自己的所谓错误”。好一个“昂然高举自己的生命进行抗议”！！！当别人多少年之后才意识到、甚至“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时，我们可以明白史东山为什么早早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了！那就是：史东山为了捍守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艺术追求，在左倾批判面前甘当异类，甚至不惜以生命的轻掷来作惊天地泣鬼神的抗议！“我抗议”，那是西方左拉等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谱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东山们的精神和传承。
也是在史东山赴死之后，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逆转，其中一些精英也先后采取了史东山的选择（这还有如沈从文等未遂者）：与其苟且在世如蝼蚁似的求生，不如以生命为抗议。“胡风案”时的史东山、“三反”时的卢作孚（民族资本家和企业家）和周文（作家），以至“反右倾”时的杨刚（记者、“周办”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者，后来胡乔木于1983年4月30日致信邓颖超，回忆当年杨刚的不幸逝世“确是党的一个沉痛的损失”，周恩来也曾为此亲自打电话向胡询问情由，并“批评”了未能及时宽慰杨刚的胡乔木。杨服安眠药而死是在当时“反右倾运动”的紧张时期，她因遗失了一册笔记本而“惶恐不安”。为什么呢？又“因为她的死很难对外解释，所以似乎没有报道”。和“反右”时的张若茗（教授）、俞鸿模（出版家）等等，再到“文革”时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这是一张令人痛心和扼腕不已的名单。
史东山的百年诞辰（2002年）已经平静地过去了，也就是说他也已经烈死近半百之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开他当年那大义赴死的“谜”了？想一想当年郭沫若称道史东山是“虚怀若谷的谦冲，开门见山的真率，条分缕析的致密，休休有容的诚恳”，具备这样一种美好人格和性格的杰出艺术家，我们怎能不万分惋惜他的猝死和早丧，然而，“他的早早离开，使他不能充分展示他那大海激荡的艺术生命，但是，就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已经让我们进入了他那高远开阔的精神境界。他那颗透明的知识分子的心，永远照耀着我们”。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接下来是石挥
二、接下来是石挥
石挥
在史东山死后的两年，又一位杰出的导演和演员石挥也屈死了。
石挥（1915—1957？），原名毓涛，天津人。早年因家境贫寒，辍学后四处打杂挣钱，因为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小卖部做过活，喜欢上电影，后在小学同学蓝马介绍下参加话剧演出，1940年始赴上海参加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职业剧团、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从此正式投身到演剧事业中。石挥富于表演的天赋，他先后在《大雷雨》、《家》、《正气歌》、《蜕变》、《秋海棠》、《林冲》、《雷雨》等话剧中扮演角色。他的戏路宽广，可以自如地驾驭各种人物角色，又善于从生活中认真观察和体验，细心揣摩人物性格，捕捉生动的艺术形象并吸收到表演创作中，大凡其表演的人物，不但生动质朴，感情真挚，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又有浓郁的幽默色彩。他是一位迅速崛起的独具风格又极有影响的演员。在表演话剧的同时，石挥又进入电影表演领域，1941年他出演柯灵编剧的《乱世风光》中的角色，后来他在文华影片公司工作，先后主演过12部电影，导演了3部电影。此前他还在《假凤虚凰》中发挥了他的喜剧表演才能，使这部电影遐迩闻名，又在《太太万岁》中创造了一位怪诞喜剧中的闹剧式人物，在《夜店》中塑造了一位心狠手辣的反派人物，在《艳阳天》中扮演了一位主持正义的律师形象，等等。1948年，石挥自编自导拍摄了《母亲》，此后根据老舍同名小说而编导、主演的《我这一辈子》是他的成名作，影片塑造了一位正直善良的巡警的形象，通过这位小人物一生的经历，全剧沉浸在一种浓郁和凄凉的悲剧气氛中，石挥将剧中主人公的人生沧桑提炼到悲壮的诗意境界上，极具艺术感染力，因而上演后被誉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现实主义的杰作，受到观众如潮的好评，也曾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卖座的影片，1951年它还被送到国际电影节上去参加展览，石挥本人也由此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之一。
石挥在戏中
新中国成立后，石挥继《我这一辈子》之后，又主演和导演了《腐蚀》、《关连长》、《姊姊妹妹站起来》、《鸡毛信》、《天仙配》、《宋景诗》等影片。这时私营电影公司已经相继合并为国营电影制片厂，石挥被分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那时他除了处在新的工作岗位需要磨合之外，同时还要面对他所陌生的新的工作方式，如新的体制已经不能容许导演自由选择题材或剧本了，只能由上级领导下达和分配工作，这样一来他所要拍摄的影片就与他从前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意图都有了距离，从而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的发挥。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初尝了新社会中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和严厉批判的滋味。如《关连长》这部电影，是石挥兄弟两人（杨柳青即石毓浔、石挥即石毓涛）在私营文华影业公司时将朱定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的，剧情描写关连长在率领连队作战时发现对方的敌人用孩子作掩护来负隅顽抗，于是他果断改变作战方案，以迂回和以重大伤亡的代价换取了孩子们的生命，同时消灭了敌人，在战斗中关连长也壮烈牺牲了。这样一部电影，内容有似后来美国获奖大片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但当时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它却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也就是批评它宣传所谓“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以“无原则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代替所谓“革命人道主义”，“严重歪曲了解放军的形象”等等。就是当时因“剧本荒”而变通提出“白开水”方针（“没有营养但也没有害处的”即“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就可以拍）以救急的夏衍也受到非议，由他提出改编新小说而拍成的《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批评”。《关连长》，是当年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后又一电影界国统区电影工作者拍摄的被批判的影片，它也是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开始盛行错误的大批判的先例之一，是以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粗暴干涉的一例。
1956年，其时中国和东欧都有改革的呼声，在电影界也有一些人士于访问东欧后提出改革电影体制的建议，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同意让导演们自由结合为创作集体，自己编导和拍摄影片。于是石挥与谢晋、白沉、沈寂等组合为一创作集体，先后编写出《情长谊深》、《女篮五号》、《雾海夜航》几部剧本，其中石挥撰写了后者，内容是描写一场海难事故中乘客们互相帮助战胜困难的，然而还没有拍摄完成，“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此部影片中因为石挥描写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干部，就被人诬蔑为丑化党的干部形象，于是成为“上影厂”的重点右派对象而受到批判（此外，在全国电影重点批判的对象中还有吕班的《未完成的喜剧》、吴永刚的《秋翁遇仙记》、海默的《洞箫横吹》等）。在无情的、荒谬的批判斗争下，石挥心灵上受到严重的伤害，在第二场批判大会后，他就失踪了，从此没有人再见到过他。直到很久以后，有人在吴淞口外的大海边发现了一名男尸，但是因时间已久，尸体已无法辨识，后经公安部门多方查验核对，判定这具男尸就是石挥。至于《关连长》的编剧之一、石挥的兄长杨柳青（石毓浔），也因系右派分子而被流放到大西北的宁夏劳改农场，最后又死在那里。
再后来，大右派储安平据说也是重蹈了石挥的殉难办法。而在中国电影界中，荣膺“右派”桂冠的，有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吴茵以及钟惦棐、吴永刚、郭维、吕班、白沉、张国昌、方化、荏荪等一大批人物，其中因此而烈死的，还有剧作家王震之以及沙蒙、陈天国等，而当年那位与石挥兄弟的《关连长》一道被批判的《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肖也牧，也饱尝了人世的悲惨，撒手而去。
抗战胜利时，石挥曾在1945年第6期的《周报》上畅谈他对“理想中的新中国”的憧憬，他说：“对于新中国，我有理想”，这“理想”中，除人间的正义等等之外，他还特别瞩望于“取消戏剧检查”、“争取演剧自由”以及“理想中的新中国应该人人可以说句话”，可惜，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只能是他的奢望。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是海默(1)
三、最后一个是海默
海默，他是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
海默（1923—1968），原名张泽藩，电影剧作家、小说家，山东黄县人。海默是在中国共产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先前他在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曾在华北联大、延安鲁艺学习，并先后在冀中火线剧社、鲁艺文工团、冀察热辽文工团搞创作，解放后在天津市委文工团创作部、中南文联创作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等，期间曾赴朝鲜战场，负伤回国。海默的创作生命不长，他死后其主要作品先后被收入《海默中短篇小说集》和《海默电影剧本选》出版，他具有影响的剧本，要数代表作《母亲》和《洞箫横吹》这两部了（他还参与过《红旗谱》的改编）。《母亲》发表于1955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剧本描写了一位叫王淑静的革命母亲，背景则是20～40年代的北方，它和陶承的《我的一家》相似，是以大革命失败后一位母亲的经历来描述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的，1957年这部剧本被搬上银幕，主演是中国影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
1956年，海默在东北深入生活时，他透过生活的表层，发现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实还有一系列不和谐的音符，比如一家被树为典型的“灯塔社”，还有一部分农民过着如同旧社会一般的贫苦生活，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遭到某些基层领导人的压制，当地群众称之为“灯下黑”。海默苦苦思索这些问题。恰好当时正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普遍受到质疑之时，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极其注意着“转型”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执政党党风等问题，海默将其思考通过剧本《洞箫横吹》反映了出来，事实证明它正是在此类题材上为新中国电影开路的一部力作，无论从敏锐地反映主要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还是勇敢地揭露阻碍人民前进的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它都是一部开山之作。
《洞箫横吹》的基调是健康的、向上的，它及时传达了人民群众要求变革的愿望，触及到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它也在银幕上第一次塑造了一对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复员军人刘杰和县委书记安振邦。一个是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一个是官僚主义、颐指气使的县委书记，这样一个具有反差性的主要人物的安排，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空前的，它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社会责任感，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不能没有危险性，因为，它毕竟描写了一位不被人民群众看好的县委书记。也就是说，这里的县委书记是反派，这在从前还是没有过的。剧中，复员军人刘杰返乡后看到乡亲们依然过着困顿的生活，于困惑和痛苦中他决心依靠集体和群众改变现状，他带领大家办初级社，却遭到安书记的冷嘲热讽。安书记不仅千方百计地阻碍群众办社，自己却借抓典型、树旗帜、虚报产量等手法向上爬，甚至还不择手段用党的名义解除了刘杰的职务，不由让苦闷中的刘杰吹起了洞箫，那“箫声在黄昏的时刻哀怨地、忧伤地飘散着”。最后，刘杰毅然上书毛主席和党中央，上面派人来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刘杰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起到了沟通党群、干群的作用，矛盾也解决了，那洞箫声又欢快地飘荡起来了。就是这样一部今天看来有些粗糙、有欠深刻的剧本（1956年刊于《长江文艺》第4、5期）、影片（1958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话剧（改编成话剧的剧本刊于1956年第11期《剧本》，后在各地公演），在当时却很快受到了批判。
那么，它为什么被批判？这要联系当时的党内斗争和国内外的形势来看。当时曾经有一些报刊对《洞箫横吹》给予了好评，认为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真实，而且敢于突破创作上的清规戒律，主旨也是肯定合作化的。不过，迅即它遭受到了猛烈的反对。其实，早在1958年4月时，康生就率先点名了几部“黑电影”，此后于这年年底时，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也在“拔白旗”运动中奉命点了24部“有错误”的影片，在这不久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洞箫横吹》更是文艺界“出头椽子烂”的反面典型，批判者指责它借“灯下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借批评典型合作社（也就是安书记树立的“典型”）来否定农业合作社，并且更恶毒的是把县委书记描写成官僚主义者，是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云云。这样，海默被划为漏网右派，被开除了党籍。
在海默写作《洞箫横吹》时，周恩来这样评价昆剧《十五贯》，认为“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他在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的谈话中也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只有克服其中的矛盾才能得到进步，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官僚主义”。应该说，这也是海默当年创作《洞箫横吹》的一个背景。所以，当三年灾害稍稍减缓以后，党内健康力量有所抬头，1962年2月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就主持公道，不仅着重提出为知识分子摘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提出要为过去批判错了的知识分子道歉。于是，在全国话剧和新歌剧座谈会上，周恩来过问了海默的情况，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他还指出，“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号召作家们“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他还建议大家“对时代精神要作广义的了解”，不要把它理解成只是党的政策和决议，所谓“时代精神”就是“写时代”、“写历史”、“写理想”，而“理想要有科学根据，不是乌托邦”，因此他又要求作家们更多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避开它，就不能写出更多的剧本”。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对海默的肯定。继之，陈毅又在会议上为《洞箫横吹》以及其作者海默公开平反。岂料逾几年之后，这竟成了让海默惨死的缘由——1968年5月的一天，海默在遭酷刑时被活活打死！其时，海默不过才45岁，一个“具有炽烈的革命热情、旺盛的创作潜力、敏捷的艺术才思”的实力派剧作家和作家殒命了。
史东山和海默的死，都直接和间接地与江青有关。继中国电影界于左倾罡风中盛行点名“黑影片”的大批判之后，1966年年初江青又在所谓由林彪“委托”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狮子大开口”，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影片，这中间当然包括了海默的影片。据说，海默生前已经对江青等人深恶痛绝，他已经看透了他们——“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伙人，明明是鬼，却打着党的招牌”，“让这种人（江青）夺了党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和他同样有这看法的北京市委秘书长李琪，也不得不自杀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是海默(2)
电影女演员上官云珠
电影女演员舒绣文
一部电影、一部戏剧，不说遭受到不公平的批判，甚至让作者由此罹难，这真是历史进入20世纪的一幕惨剧！继史东山、石挥先后自杀之后，当一场真正的浩劫到来时，更多的殉难者参加进来，这有导演朱石麟（作品有《清宫秘史》）、摄影家罗及之、女演员上官云珠、舒绣文、赵慧深等等，其中新中国几家电影制片厂中，在非正常死亡的名单中，“上影”死了16人，“北影”死了7人，其他如“八一”、“长影”也屈死了王冰、郑洪，因为江青曾经在上海滩当过“明星”，许多老演员知道她的底细，因而文艺界、电影界在浩劫中更加惨烈了十分，田汉、孙师毅、应云卫、袁牧之、章泯、蔡楚生、魏鹤龄、王莹、孙维世、郑君里……大多死于非命，至于整个电影界在浩劫中因受政治迫害而染病死去的，更是一张长长的名单——阿英、瞿白音、田方、蓝马、吕班、陆洁、孟君谋、夏云瑚、杨小仲、崔嵬……
冯牧先生后来在为海默的选集作序时有这样一段评语：“他总是自然地、甚至是本能地使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与人民的沸腾的斗争生活密切地连结在一起。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于人民生活的广泛而深入的观察和容受能力，对于各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孜孜不倦的永不休止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切，加上他那种或者可以说是独有的性格特色：热忱到近于奔放，顽强到近于固执，单纯到近于天真，随和到近于大而化之，粗犷到近于不拘细节，严格到嫉恶如仇……”
注释
①《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②见《大众电影》1955年第11期“讣告”。
③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16、440页。
④《中国电影家列传》第2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⑤黄钢：《对在电影工作中贯彻毛泽东文艺方向必须有正确理解》。
⑥见《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头版。
⑦王莹不是因此遭了“报应”——最后惨死于大狱中的么。还有一个导演费穆，曾导演《狼山喋血记》，演员之一的蓝苹要求给她一个特写，费导演没有理会，后来当费穆要求返回内地时，已经易名为江青的当年那个演员摆出一副政治贵族式的面孔说：先写检讨么。费穆因而滞居香港，郁郁而逝。
⑧《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页。
⑨《懒寻旧梦录》，第448页。
⑩同上，第3页。
《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梅朵：《怀念史东山》。
《懒寻旧梦录》，第4页。
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515页。此前胡乔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杨刚文集》作序，也提及此事。
同。
《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懒寻旧梦录》，第441页。
那大概与杨显惠笔下《夹边沟记事》中描写的酒泉劳改劳教农场差似之了。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第597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第457～458页。
《战上海》等的导演，他在拍摄《奇袭白虎团》时，因在情节处理问题上有些意见，摄制中作了些改动，就被诬蔑为对抗江青的样板戏，成为“现行反革命”，在被关押五年后悲惨死去。
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招魂的《怒潮》的导演。
《海默电影剧本选(序)》，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关于吕振羽之谜案(1)
李冰封先生的文章《“呼天辨诬董狐笔”》，就1963年年初发生的“吕振羽被拘捕案”发覆，得出“‘文革’的准备阶段当始于1963年”的结论，因为当年所以要拘捕吕振羽，似是为了坐实“刘少奇在南京谈判期间充当内奸”的口实，然而由于吕拒绝作伪证，“以及许多党员和群众在狱中表现出的各种高尚的行径，很可能延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从而推迟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间！”①
这一说法此前似还没有人想到过，不过，它又确实不是无的放矢、空穴来风，因为其中一些史实上的线索是可以联系起来考虑的，比如毛泽东曾经视刘少奇为其接班人，此后却又下决心要搞掉刘少奇②，等等，都应该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来酝酿和积累，这中间1963年就似是毛、刘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一年，当然，若要将之与“吕案”对接，似迄今为止也没有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也就是李文最后所说的：“不过，这要详细研究过一些专案的审讯记录及各种相关材料后，才能确定。”而在相应的“硬材料”曝光之前，如李的这篇文章，我们只能根据某些已知的史料，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研究，当然也不排除一定限度内的揣度（因为这毕竟不能作为定论），以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
一
早在1963年之前，毛泽东就已明确地说明他是准备让刘少奇接替他的。如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③当时的七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八大做准备的，毛的讲话表明了所以要选举几位副主席和总书记，是为了要在党内建立“防风林”，即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在苏联发生的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大问题。翌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曾说及他不再出任党的主席的设想，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④此后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蒙哥马利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⑤以上这些说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以刘少奇来接自己的班。所以会是刘少奇，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曾说：“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⑥
那么，如果说1963年发生的“吕案”其背景是搞掉刘少奇，又是什么因素使毛泽东在仅仅两三年后就遽然改变了主意呢？或者说，搞掉刘少奇，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呢？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所问“您是什么时候最终作出刘必须下台的决定的”时回答说：这个决定早已酝酿了，最后“决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说刘在那次会议上当场反对那个第一条”。⑦很明显，毛泽东说是在1965年年初。不过，联系“文革”初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中又分明提出了对刘的问题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⑧。甚至根据一些史实，这张时间表还可以提前，比如继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之后，1959年9月林彪又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此，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回忆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这里，已经没有了刘少奇。此后到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11人当选为常委，这次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的中央副主席，但林彪副主席的职务会后被人提及，经八大选举产生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职务，会后则不再提及，显然，这是毛泽东确认了林彪领先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地位。
据黄峥的《刘少奇十大功绩》一文，刘少奇所以在党内拥有特殊的地位，是他在历史上创下了“十大功绩”，即：“一、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发展，训练、组织了无产阶级队伍。二、扭转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的被动局面，提出一整套正确的白区斗争策略方针。三、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斗争新局面，重建新四军军部。四、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调动10万军队先机进入东北，并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六、主持制订《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导老、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出突出贡献。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九、20世纪60年代，在第一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重要贡献。十、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⑨这其中，尤其是第八、九等，后来可以看出，是毛对刘有所保留甚至是扩大矛盾裂痕的一个潜因。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关于吕振羽之谜案(2)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路越来越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当时曾有许多人看好刘少奇，甚至有人认为“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⑩，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相信：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和翌年匈牙利事件也在中国引起了负面的反响，这最终在中央、在刘少奇身上得到了验证——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坦言，决心倒刘是起自发表“二十三条”之时。其时，即由毛泽东掀起的“经济浪漫主义运动”严重受挫之后，刘少奇即已处于两难的境地：他和中央其他主管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丝毫损及毛的威望和形象；此外，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又不能去反对毛泽东所提倡的大搞阶级斗争；或者，当时党内的许多领导同志恐怕还有担心仍然由毛来直接抓经济工作，同时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的用心。对此，刘少奇当时曾力所能及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也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又反对“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并使得毛泽东也勉强同意了“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此后，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等开展调整工作，所谓调整即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的“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回到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基点来，而毛泽东对此则持保留意见，直至后来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和白热化。
许多历史学家后来十分注意这期间毛、刘两人关系恶化的线索，如英国历史学家罗·麦克法夸尔就从《人民日报》1957年3月3日刊登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了所谓的“蛛丝马迹”，他还查阅了这一期间刘少奇的行踪，认为自该年2月14日以后，刘就没有在北京露面过，根据3月新闻媒体的报导，刘当时是在河南省等地视察，他认为“刘的这种态度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即当时刘似是完全不同意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当然，这也仅是揣度而已。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其实不仅是发端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这大概还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说起了。按理，刘少奇是“红太阳”升起在延安的第一大功臣，他自从从华中根据地到了延安之后，就成为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领导班子成员，当时书记处三个书记也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此后在整个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他紧密配合毛泽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得到了全党的认可，或者说他已经是不容置疑的排名在毛泽东之后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所以如此，除了那些明显的原因（如刘在“七大”上的作用等），据说是当时中共领袖中刘犯的错误最少，这个犯错误最少，应该就是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最好，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于是此后毛、刘之间的历史悲剧，就是一不能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又不能纠正错误，一坚持毛泽东思想又不怕坚持真理。这比如刘少奇早就说过：以中国的国情，“在我们批判与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时，又必须坚决地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由此他与毛泽东等积累的矛盾，也就积重难返，在因为“人祸”而发生的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毛泽东”词条所述：“可以确定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竞争，刘少奇此时已接替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虽然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对革命的方针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刘少奇的观点更正统些，他强调城市无产阶级的作用），但在40年代初期他们之间显然建立了有力的政治联盟。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刘在报告中欢呼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南，1958年他又在迅速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全力支持毛。可是他并不同意大跃进所特有的分散和缺乏协调的那种经济发展。到1960年他开始支持比较正统的苏联型的模式而与毛发生了冲突。”以至于最后毛泽东当面训斥刘：“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把你打倒！”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关于吕振羽之谜案(3)
二
那么，这又与历史学家的吕振羽有何相干呢？我以为：如果说后来1963年的“吕振羽被拘捕案”，其背景是“文革”准备阶段的酝酿，那么，吕所以会是这肇端的导火线，是因为他早在延安时，就已经有给人以口实的“托派”的罪名了。
吕振羽（此前他的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北平自由职吕振羽
业者大同盟书记等）曾于30年代华北事变后得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的来信，寻求通过他来觅得渠道来促使国共开展和谈，吕在汇报中共地下党组织后，受命辞去中国大学的教职，赴南京探查国民党方面系由何人在发动和主持这萌芽中的国共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探明系宋子文主持其事，吕遂报知中共周小舟，中共北方局又报知中央，经中共中央批准，遂派周、吕与南京方面联系。后来刘少奇曾回忆说：得到吕的汇报后，刘曾致电毛泽东请示，并建议由周、吕前往谈判，“毛泽东同意了”。后来在这一秘密活动过程中，吕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1936年3月入党），他并且还到了根据地。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的电文，其中提及：“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当时毛泽东急需刘少奇赴延安为七大做准备工作，于是毛的电文还建议：“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此后吕随刘少奇抵达延安，此前他曾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后由华中赴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后，遂身兼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和马列主义研究院特别研究员。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延安碰上了已在延安大红大紫的陈伯达。正是由于陈伯达，继王实味之后，延安文化人中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列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吕振羽也在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中被“咬”成了“托派”。
原来陈是吕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时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仕思想追求进步，先后聘请了一批左翼学者讲课，如吕振羽（化名吕一清）陈伯达
、曹靖华、齐燕铭以及陈伯达（化名陈志梅），吕是讲授“社会科学概论”，陈则是讲授“先秦诸子”。不久，吕发现陈与“托派”有往来，两人在史学观上又有分歧，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在30年代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当时凡是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就被视为是“托派”，如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和李季等的“托派”，他们主张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未必有共同规律可寻，且中国社会和历史极为特殊，如历史上中国就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即自原始公社制解体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亚细亚社会”的道路，或者说遥自西周之后，中国就已经进入了“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当时吕振羽是坚决主张中国历史上是存在过奴隶社会的，也即斯大林的“五大社会形态说”适合于中国，倒是当时的陈伯达曾附和“托派”认为中国“特殊”而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不过，后来吕振羽对这场似乎并没有赢家的争论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宽容的看法，即在60年代之初，主张中国古史分期是“魏晋封建论”的尚钺受到批判，吕则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托派、新生命派、食货派作斗争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见解，当时托派、新生命派持魏晋封建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今天说魏晋封建制的也是托派、新生命派，如果这样扣帽子，人家就不敢讲话了，那就会妨碍科学的发展。”
陈伯达后来十分忌讳自己曾经有过的“托派”嫌疑，于是对知情人的吕振羽衔恨在心，他依仗自己当时在延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恶人先告状”地四处散布吕是“托派”的流言，并胁迫他人“揭发”，结果整风时有一对王某夫妇被逼供交代吕系托派，后来王某又翻供了。原来此前的1933年秋，王某在北平一所中学教书，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得到过吕振羽的关怀和指导而编写中国史讲义，后王又介绍北大和清华历史系的张凤阁、刘立贞与之相识，吕也曾设法将王某和刘立贞从苏州反省院救出。吕振羽受到审查后，他襟怀坦白地向党组织写出了自己的传记，说明和检查了自己的过去，但对关于“托派”的指控，他则断然拒绝。
由于这些干扰，吕在延安的三年竟无所作为，后来他要求前往东北工作。1963年1月6日，吕振羽突然被神秘地拘捕，估计当时吕振羽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所以，他在失去自由的第三天，即在文天祥死难的680周年之际，写下“矢忠抨奸垂懿教，一死未许污清名”的诗句。显然，吕遭到软禁，其原因除了他曾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的机密因而受到“潘汉年案”等牵连（或者还有借此指控刘少奇的因素）之外，恐怕当年那个“托派”的罪名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后来在“文革”的狱中，吕振羽愤而高喊“打倒托匪陈伯达”的口号，也是因此深受刺激带出的。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关于吕振羽之谜案(4)
三
最后，为戴煌先生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一点补充：1978年，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干预下，北京大学为在“文革”中冤死的翦伯赞平反昭雪，这时，胡耀邦又通过其子胡德平向北大的张传玺提出：争取能使吕振羽参加翦的追悼会，以便通过这种方式将吕予以“解放”。当时胡德平交代说：“吕老没有政治问题，已出狱就医在家三年多了，只是由于尚未平反，外界揣测颇多，流言蜚语，影响很不好。如果能借参加翦老的追悼会之机，次日见报，这等于让吕老与社会见面了，一定会有很好的影响。”又说：“吕老的专案不在中组部，在中央办公厅一办（即刘专），归中央办公厅管，中央组织部无能为力。最好是由北大党委写个报告送政治局，说明请吕老参加翦老的追悼会之必要。政治局同意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一切都可解决了。”后来张传玺回校后即向校党委书记作了汇报，“可是这位书记似心有余悸，面有难色，一直不肯表态”。最终胡耀邦的这一着妙棋没有办成。1979年2月22日，在翦伯赞夫妇的追悼会上，于众多领导、朋友、亲属之中，独少一吕振羽。但不久，胡耀邦又安排在“十一”国庆时，让吕振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布吕振羽已获得“解放”。
1980年1月，吕振羽被正式平反。
7月17日，这位长期被幽禁、又在“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长达八年、遭到八百余次车轮审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离开了人世。
注释
①《书屋》2004年第11期。
②许多人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见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③《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0页。
④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⑤《知情者说·七》，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⑥黄峥在《刘少奇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则说：“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就向赫鲁晓夫介绍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见《历史伟人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纪念馆”网站。
⑦斯诺：《漫长的革命》，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⑧《刘少奇传·下》，第1037页。
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⑩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794页。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毛泽东曾向胡志明介绍刘，说他是“党内从未犯过错误的领导人”。
据说安子文曾说：彭德怀之后，刘少奇是“文革”之前党内惟一敢向毛谏言的人。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77～78页。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一修改后的提纲草案当时经毛泽东审阅，但未形成正式文件），1948年11～12月，见《人民日报》网络版“一代伟人刘少奇”之刘少奇年谱。
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8页。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365页。
陈伯达的名字就是吕所拟定的。
见其于1961年在中央党校理论班的讲课提纲。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见张传玺：《谆谆教导，永记不忘》。又见其《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509页。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先生之死(1)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先生之死
1975年，当浩劫的“文革”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也即包括“臭老九”即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苦熬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劫奇变”的时候，王重民，这位“国宝”级的中国知识分子，著名的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等资深专家，却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批儒评法”运动中含恨自杀了。王重民先生的死，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一个结尾。
一
王重民，字有三，1903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西良淀村，曾被称为是“高阳四大名人”之一，即与李石曾、王法勤、韩世昌并称是民国高阳籍的著名文化名人。王重民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时当中国社会转型之时，革命风潮骤起，王重民感受时代风气，慨然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曾返乡筹建团支部，因被直系军阀查知，受到通缉，于是易名为重民①，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河北以盛出“读书种子”而著名②，遥自清季倡导实学和功利之学的“颜李学派”——颜元、李塨和写有《书目答问》的南皮张之洞之后，河北学人灿然可观，即以近代形成的图书馆学而论，其中著名学人就有孙殿起、李大钊、王森然、袁同礼、王重民、张申府、孙楷第、傅振伦等，此外，考古学如裴文中、贾兰坡、商鸿逵，历史学如雷海宗、傅筑夫，文学如高步瀛、罗根泽、冯至、顾随、杨公骥、孙犁，民俗学如李安宅，法学如杨秀峰，等等，堪称星河璀璨。王重民虽然曾经投身革命而受挫，到师大之后依然保持着“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1924年10月，北京青年团团组织因为张国焘被捕泄密而告瘫痪，经过紧急整顿，北京党团实行临时合并，对全部党团员也开展了审查，经过审查获得合格的名单中，师大有王重民、吴大猷、黄道、贺凯③等，不过，此后王重民先生与书为伴
王重民就逐渐退出了政治活动，他转而问学，此后其经历如其所自称，“幼承家学，壮游京师，亲炙诸老师宿儒之教诲，得稍窥六经”，即师从国学大师的陈垣、杨树达、高步瀛、袁守和、傅叔湘以及黎锦熙等，学问大进。如同样以“书痴”知名的陈垣大师，以其中国文化史上的“国宝”等级，王重民就是其得意弟子中的“河北三雄”之一，当时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也在该校讲授目录学，他见王重民学习刻苦且生活艰难，就介绍他到图书馆兼职，也就是在这座后来并入“北图”的图书馆里，成就了一代学人的王重民。同样的例子，在当时还有谢国桢、赵万里、向达、孙楷第、张秀民、谭其骧、贺昌群、吴晗、杨殿珣等先生。
王重民作为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有《国学论文索引》、《老子考》、《日本访书志补》、《史略校勘札记》、《四库抽毁书提要》、《续修小学考》、《谢氏小学考校勘记》、《增辑小学考简目》、《清人文集札记中文字说总索引》、《清人字说选录》等煌煌著述，此外他还辑校有《列子》等，并与孙楷第合编有《西苑丛书》，又曾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当时他还与刘盼遂、傅振伦、谢国桢等成立了《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期刊，这个团体的学人当时被称为是“北学派”。1930年，王重民由于在北平图书馆开展编目工作十分出色（该馆索引组编有《石刻题跋索引》、《清耆献类徵索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国朝先正事略索引》等一批至今还享有盛名的工具书），又常常在《北
周一良在哈佛大学的毕业照
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论著，遂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他还帮助梁启超编写《图书大辞典》等。后来人们曾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学人的成长史上，往往有一座让他一生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图书馆，王重民在学术上的崛起，就与北平图书馆分不开，后来周一良先生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不仅仅是采购、编目、储存图书的后勤机构，也不只是普及知识的宣传教育机构”，它还“定期出版馆刊，登载学术论文、国内外新书评价和本馆入藏的新书书目”，等等，这些都“学术价值很高”，“至今仍为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所利用”，而且“馆刊所载国外新书目录和评价，对于当时治文史之学的青年，在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方面极有用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里有一批青年搞编目、索引、编资料、整理图书等工作，新书评介也往往由他们执笔。他们把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从工作中得到培养提高，以后大都卓然有所树立。据我所知，已故的向达、贺昌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王庸诸先生，现在学术界知名的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张秀民、冀淑英诸先生，都是当年的北平图书馆馆员。”后来在沧桑鼎革之际，“北图”馆长袁同礼离去，也就是在当时，毛泽东传话给胡适，让他留下来当“北图”的馆长，当然胡适没有留下来，此后王重民就代理了馆长一职，其时他膺受重命，保护国家财产，功勋卓著，精神可敬，正如他在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所言：“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那（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后来他就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图”的副馆长，不久后的1952年，他因与主持者不合，才离开“北图”去专任了北大图书馆学的专科主任④。在新中国的图书馆学领域，一向有所谓“北大南武”之说，也就是说其重镇当属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武汉大学，而遥领了北大这座重镇的领袖者，就是王重民和刘国钧两位先生了。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先生之死(2)
二
说到北大的图书馆学的渊源，那是1947年王重民在胡适支持下开始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这为正式成立图书馆系以造就图书馆学的高深人才做了准备，当时曾延聘名师有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王利器、刘国钧等。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王重民与胡适的关系。王重民治学多受胡适所亲炙和栽培，二人学缘与私谊俱厚，王重民对胡适执弟子礼也甚恭，两人还有许多往来的通信，胡适非常赞赏王重民的文史考证才能，他自己每有考证所得，也往往请王重民过目，与之相互讨论和切磋。后来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喜得一子，请胡适取名，王重民还题诗致谢云：“数载追随钻研，稍识读书滋味。这番喜得平生，却误了为学机会。应似剃度的小僧，又到红尘一回。待到债了缘清，却误了修行年岁。”由此可见王重民追慕胡适一心向学的心志了。还在抗战胜利之时，胡适发起《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王重民听说后积极响应，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重民在欧美流落了十几年，受了不少的洋气，也算看了一点洋玩意儿，在东方学一方面，所以‘图强’之心非常迫切。”⑤他是爱国的学人，在他拳拳的报国志向中，也有一番跃跃欲试的作为，如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说：“重民思想鲁钝，材短望奢，故仅能而且最好作目录学的工作，尝梦想将古今簿录分别校定，纂成一部《中国古今图书大辞典》，俾分有分之用，合有合之用。”⑥他还说：“重民自问无实斋⑦之见识，有实斋之博览。二十年来，都是作的绍兴师爷的工夫。作学生的时候，看了一百多种杂志，编出两本《国学论文索引》，毕业后看了四百二十八种文集，编为篇目索引。出国后，看了五千敦煌卷子，一千二百金石拓片，一千五百部天主教书，近又看了二千九百部善本书了，也曾提出一些菁华，将来或能应用。去冬今春，看了三四历史学家向达先生
百部明本方志，顺手辑出了两百多个《永乐大典》纂修人，觉得当时所征取的人材，下至医卜星象、和尚道士，实比四库馆广大的多。”⑧就这一封信，也足可窥见王重民“书痴”的程度和其宏大的抱负了。王重民治学涉及敦煌学、太平天国文献、方志学、古籍及版本、西学东渐史、中国科技史、目录学等，这其中最辉煌的，就是1934年他与向达受“北图”馆长袁同礼所派遣，赴欧洲考察和收集、整理流失海外的典籍，王、向二人分工，一在巴黎，一在伦敦，每日“泡”在各图书馆和博物馆内清查。王重民在搜寻和研究期间，发见和整理的赫赫四大文献——敦煌遗书（后集有《伯希和劫经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集》、《补全唐诗》等）、太平天国史料、四部罕见珍本、明清在华天主教教士华文著述（集有《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等），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那正是“五四”之后胡适等所引进和倡导的实证的科学方法论成为新的一代学者的治学工具之时，胡适揭橥十字治学箴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整理国故”，代表作之一就是王重民在欧洲的重大发现，它也是追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古史相印证的治学方法）的得意之作，即用在域外新发现的材料来掀起史学革命，将地上和地下的文献和文物、域内和域外的材料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由此揭开中国史学的新时期。不仅如此，王重民还以他的忘我的治学精神感染了许多同道，如当时姜亮夫先生也在欧洲攻读学位，王重民授意其去整理敦煌的音韵卷子，于是姜先生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一心一意与王重民、向达等在异邦搜寻和研究流失的中国古代文献和文物，也由此终成一代敦煌学的大师。王重民等如此辉煌的学绩，当时曾是国内知识界广为人传的佳话，后来其弟子白化文先生说：“以敦煌学而论，在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等先生以后，远赴欧洲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学者中，公认成就最高、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是向觉明（达）先生和王先生。”向、王等先生在敦煌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堪称厥功尤伟，以至于钱钟书先生后来创作《围城》的小说，当写到留学欧洲的“方鸿渐”时，他在笔底尽情调侃和揶揄说：“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等等⑨，这位“混日子”来“镀金”的留学生，怎么能与陈寅恪、王重民、向达等先生来比试呢。
三
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学人，后来竟在他深爱的治学之地，为险恶的环境所逼迫，悬梁自尽了。陈寅恪先生曾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一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他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⑩这说的虽是王国维，其实对王重民来说也差几似之。早在1954年的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上，以“喇叭”自称的郭沫若就说：不仅文学，还有历史、哲学、经济学、艺术、语言学、教育甚至自然科学，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要开展思想斗争。此后果然此类思想斗争连绵不绝，王重民也先后在两场重大的事关知识分子“巨劫奇变”的运动中不幸受难，这一是1957年因为给军代表和个别馆领导提了意见，遂成为右派，一是“文革”中被关入“牛棚”、又于“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受到人身侮辱。这前者的“牛棚”经过，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有所记述，书中，季先生在“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对“图书馆学系一教授”的回忆：“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班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王重民用手纸记载“思想汇报”，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在那种年代的确是可堪记入《“牛棚”新世说》的，但他为此领受的代价也是凄惨和屈辱的，也许，后来当这种劫运再一次降临时，他就再也无法承受了，他不惜玉石俱焚！那就是今天看来是笑话般的“评法批儒”的运动。1974年，专家身份的王重民被“邀请”去参加鉴定和整理所谓“法家”著作，老老实实的他标点了一部《管子》，又带领学生编写《法家著作书提要》。但当要他鉴定所谓“法家”李贽的伪书《史纲评要》时，他为读书人的良心所驱使，说了一声“不”！即对帮派人物硬要把被伪造的“法家”李贽的著作说成是真的提出了抗议，因为从他多年积累的专业功底和见识，他当然知道那是一本伪作，他说“不”，也就是他反对把源远流长、灿烂夺目的中国历史学和文献学搞成是完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厚黑术”，而当他的治学原则和人格准则一同受到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考量时，他义无反顾地以自身的毁灭来书写自己的“墓志铭”。那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出入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往往于“劫尽变穷”时的一种选择，于是，“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先生之死(3)
四
1974年，“批儒评法”运动的闹剧步入高潮时，有好事者说在福建泉州的“文管会”发现了一部“海内孤本”的“法家”人物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当时李贽的著作《藏书》、《焚书》等都是作为重要的“法家”著作广为印刷和出版的，现在又平添了一部，在那些“当代法家”看来，当然是喜不自禁的事了，于是这部“海内孤本”的整理和出版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交给了中华书局。其时正是毛泽东下令点校《二十四史》即将竣工之时，出版社遂请参与点校的诸位老先生帮助断句，在此过程中，一些老先生对《评要》产生了怀疑：这部意见甚陋的著作，竟与李贽其他的著作内容相悖，且其出处也甚有问题，即它仅见于《福建通志》的著录，或系一部伪书也未可知。然而“帮派政治”是不问真伪的，既然是“新发现”，且书中的一些观点又能支撑“帮派政治”的影射需要，于是对它也就格外重视，遂由北大的迟群等布置“鉴定”——其实结果早已确定了，不过是走走场而已。
中国的一部书史也伴随着一部辨伪史，其中如王重民的老师陈垣等都是这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古人常借名家以自重，尤其是明代以后，书贾为了射利，更将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重民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深知造假者的伎俩，他曾在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三致意焉，对李贽的伪书，他也有过深入的考辨，这时王重民作为专家，理所当然地被选入“鉴定”者的名单中，果然他“火眼金睛”，如数家珍地引证和辨伪，指出此书并非“孤本”，以他的见闻，“似曾相识”就有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甚至他还引证参订了刊刻者的许多史料，每一项结论都大大触忤了当道的用心——即“不能轻易否定法家著作”的旨意。王重民对“评法”运动不识相、泼冷水，也就不经意间种下了祸根。
但是帮派人物还是不死心，他们寄希望于王重民是“孤证”，或许还可以通过继续“鉴定”给予改变，于是“大度”地让王重民继续带着学生在图书馆考证。没有想到这真是一着臭棋——王重民居然在北大图书馆寻出一部明代万历版的《史纲要领》，这部姚舜牧编订的书正是所谓李贽《史纲评要》的“祖本”，它刊刻于李贽死后的八年，却早于《史纲评要》问世之前的三年，两书内容雷同，而《评要》的某些评语系针对《要领》一书而发，甚至直是抄袭后者而成。显然，《史纲评要》是一部伪书，王重民老吏断狱，堪为对此书“鉴定”的定谳，此说一出，帮派人物大惊失色，“梁效”竟厉言不得纠正之。后来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女士在《王重民活动编年》中追述当时的“险情”，她说：“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正准备出版’。这是‘四人帮’出于搞政治影射的需要而提出的。不少专家怀疑这部书是托名李卓吾的伪书。为镇住众人，‘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想让有三（即王重民）从目录学上予以正面的鉴定，借助于他在目录学上的威信肯定这部书。但有三从学术上研究后，认为是伪书，不肯说出卖良心的话，因此遭到忌恨。有一次他们发着火指着有三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完全撕去科学的伪装，赤裸裸地加以利诱和威胁。这伏下了后来他被诬蔑迫害致死之祸机。”这也就是说王重民一身系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之大师，又不曲学阿世，自然就招人头痛和痛恨，当时在那个由上面组成的奉命为“法家”著作披红戴绿的鉴定专家和学者中，有的不免承风希旨，有的则诚惶诚恐，于是“‘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或直接出面，或旁敲侧击，又打又拉，结果没有得逞”。此前在北京还召开了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决定先行出版该书的试印本，迫于压力，到场的王重民没有公开站出来指谬，而当江青宣布将正式出版此书之后，王重民的“鉴定”结论就成了出版此书的严重障碍，何况王重民又不听话、不改口呢，于是翌年4月15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王重民因不肯照帮派人物定下的调子说假话，这伙人于是恼羞成怒，竟在全校大会上将王打成“资产阶级土围子”，即不指名地诬蔑和斥责，于是，翌日——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1975年4月16日的深夜，“士可杀不可辱”的王重民、时年七十三岁老翁的王重民，在颐和园长廊上自缢了。终于，他与在这场“巨劫奇变”中的老舍、傅雷、刘盼遂、陈梦家、向达、傅洛焕、汪箋、李平心、翦伯赞、邵循正等同道一起，以及与先前在颐和园长廊投水的王国维先生一样，用极为惨烈的方式，相似于当年李贽自谓“七十老翁何所求”而在狱中自刎、王国维一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跃入水中，共同身殉了中国文化之既倒，与之共命而同尽矣。是为殉道，也是对堕道者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王重民是夜离家临走前，在书棹上放下了手表和一本《李卓吾评传》。所以置一册《评传》于棹上，盖有深意存焉，即他因不肯迎合批儒家者的旨意，坚拒为托名李卓吾（即李贽）的伪书作伪证，而当年李贽也是以七十稀龄遭当道诬陷，慨然自刎于狱中，遂是其所自况云云。世纪中国的头尾，继李贽之后的王国维、王重民，双双在那暮色中的颐和园，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平添了几分血色的亮光。
《旧日子,旧人物》 第三部分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先生之死(4)
五
说完王重民先生的赴死，还不得不说另外两位人物。他们是王重民的夫人刘修业和王重民的学友向达。
古有赵明诚、李清照伉俪之雅趣，王重民与刘修业夫妇也是20世纪中国图书界的一对佳配和一段佳话。二人曾在巴黎一道寻访古籍，所谓“青衫红袖，共结同心，举案齐眉，翰苑增色”，及至王先生遽归道山，谢国桢老丈感慨道：“鸿案齐眉，却不能同登白首，与漱玉、明诚前后如同一辙，实乃人生的憾事。”而刘女士此后含愤全力为丈夫整理和出版遗作，以至人称“刘修业可谓以个人之力有计划的主持领导和组织了80年代中国的王重民研究”。王重民遗著出版就绪，刘女士以诗纪曰：“我居人世君泉下，欲诉衷情已不能。伴读窗前书盈万，重翻箧底稿尘封。焚膏继晷偿遗愿，杂下丹黄对孤灯。一卷编成聊自慰，艰辛历尽悟死生。”“余生劫后十余年，岁月侵入两鬓斑。燕勺园中双栖处，未名湖畔共婵娟。胸怀磊落悲永逝，心绪凄凉苦孤单。独自埋头理旧稿，忍教遗墨付风烟。”刘修业，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3年进北京图书馆，1953年调入科学院历史所，她的大半生和王重民一样，都是从事于图书资料的工作，堪为一对“脉望”的书人。
向达先生，与沈从文的经历相仿，他们都是湘西土家族人。向达先前毕业于东南高师，此后经历又与王重民相似，日以读书、研究为务。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是第一批的学部委员之一，同时受任北大校务委员兼图书馆馆长。向达在图书和治学之外的空间生活，也与王重民相似之，他们热爱祖国，又不乏书生之气，如向达档案中所云：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憨直”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云云，于是与王重民相同，都是“老右”之属，且都有唐僧西方取经迭遭磨难的经历。此前“鸣放”之时，向达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于是其后果可想而知。
向达“憨直”如童言无忌，而对其早有戒心的人就似师爷的断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向达不光有“右派”言论，硬说他还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中国历史学界的大右派，就非其人莫属了（第二号人物）。再后，也就是那场“浩劫”中，向达较王重民先生先走了一步——取北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邹衡先生的亲历见闻：“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向达是在1966年11月24日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此前他还曾“憨直”地认为所谓“文革”对其侪辈而言，是所谓“凤凰涅槃，获得新生”的机遇，不曾料想其严酷使这位曾以“铁汉”自居的土家族人竟轻掷了自己的性命，成为“巨劫奇变”中无数身殉中国文化的士子之一。
史学泰斗顾颉刚先生在王重民轻生后的1975年7月的日记上写道：王重民“不知何种刺激，于今年五月自经颐和园后山丛树中。此与向达之病死，刘盼遂之自杀，同为可惜事，盖此辈专家中今已无多，后生培养不易，而国家之文化建设则方兴未艾，此种任务实非任何人所能担负也”。惜哉！
注释
①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
②清朝时河北除盛出太监、伶人之外，就是书佣、书商等了，如北京著名的琉璃厂一条街，大多就是河北人开的铺子。
③笔者的父执，后山西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④后为图书馆学系的系主任，又因“老右”被免之。
⑤《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⑦实斋，章学诚之字。
⑧《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第211页。
⑨《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⑩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0～901页。
肖东发：《王重民与向达先生祭》，见《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13页。
见《北京大学典型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中办机要室1956年编印，第47页。
即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
《考古学研究》第1辑：《纪念向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夏鼐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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