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土伦，如同普莱夫纳一样，靠近交通线才构成威胁；从该港开辟一条通达交通线的航线，便形成一条距离短而又便于奇袭或强攻的内线。出于同样的理由，加的斯也曾一度成为具有威胁作用的位置，今日的直布罗陀、马耳他、牙买加、关塔那摩湾都是这样的位置；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威胁着往返于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牙买加和关塔那摩则威胁着往返于巴拿马地峡的船只。假如西班牙能绕道撒丁岛以南，然后转而向北输送援军，则土伦就将丧失其大部价值。只有当这条航线靠近热那亚时，土伦才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对其进行控制；这就是说，在较小的范围内和在较短的时间里予以控制。这种实际采用的迂回路线，拿破仑称之为隐蔽航线，它在弱小一方所采取的战略中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最便利的商船航线在战略上并不一定就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例如，1798年拿破仑从马耳他驶往埃及就并未采取直线航行，他先是直驶克里特岛，然后再转向埃及。正是因为这样，纳尔逊在追击中让法国舰队逃脱了，因为纳尔逊是自然地按直线航行。
　　如果西班牙海军在大西洋沿岸威胁法国的港口和贸易，诱使法国将其全部或部分海军保留在这一地区，从而减弱其在土伦的兵力，则土伦虽居于有利位置，但却无足够的进攻力量，这样一来，同样可以收到相同的有利效果，即一条迂回路线所能发挥的等同保护作用。这就是直到1634年的实际情况，就在这一年，西班牙部队从意大利出发增援日耳曼境内的皇室军队，遂在讷德林根大破法国的同盟军，迫使法国对西班牙公开宣战，并将其舰队调至地中海。1898年在美国也产生过同样的效果；但并不是由于凡事只尚空谈而无所作为的西班牙海军所致，而是由于美国公众惊恐不安所致，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在汉普顿锚地保持一支所谓机动分遣舰队，而不向可能战场靠拢。根据这样的部署，假如西班牙的塞韦拉分遣舰队想要发挥其效能，它就应当进入西恩富戈斯，而不是驶入圣地亚哥；因为西恩富戈斯是一颗十分坚硬难啃的坚果，它有通往哈瓦那的铁路交通线并同西班牙驻在古巴的大部队相联。如今又是由于那种莫明其妙的惊恐不安要求将一半作战舰队派往太平洋。这种作法只能完全符合敌人的愿望，或使美国舰队更加瘫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这支作战舰队应该或是集中于太平洋，或是集中于大西洋。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海军也曾重演过我所描述的北部军队派出一支特遣部队绕道渡越多瑙河同南部军队会合的运动。“俄勒冈”号军舰就是一支特遣部队，它受命冒着同西班牙舰队遭遇的危险驶抵西印度群岛同美国舰队会合。该舰于5月18日抵达巴巴多斯；正是塞韦拉分舰队驶入圣地亚哥的前一天，也是他驶离马提尼克岛的第六天，马提尼克岛距巴巴多斯只有100海里。正是由于西班牙海军的十足无能，致使我们没有看出“俄勒冈”号所冒的风险，但该舰舰长却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风险。还有两位前任海军部长十分关怀当时的险情，也曾向我表示过他们的担心。尽管有此经验，而今仍然有人要使我们重蹈覆辙，将舰队一半部署于大西洋，另一半部署于太平洋；恰如儒尔当和莫罗当年的情况一样。一旦同欧洲的一个国家或同日本发生战争，任何一方的敌人就能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两支分队之间取得多瑙河位置，犹如东乡在旅顺口和波罗的海分舰队之间所曾做到的那样。
　　在1630至1660年法国同西班牙和日耳曼帝国的斗争中，由于西班牙至热那亚的交通线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致使法国改变了其海军的总体部署并着手扩充海军，这可以做为一条经验。黎塞留(死于1642年)一度改组并加强了海军舰队；他被许多法国人视为法国海军的真正奠基人。然而，他的最初部署仍然还是依据大西洋的形势。大西洋和地中海使法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如今大西洋和太平洋则使美国陷入同样困境。黎塞留最初在大西洋，即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配置了三个分遣舰队；在地中海的利翁湾只配置了一个分舰队，而且还是大桨船队，并非风帆船队。他重新变换海军部署的最初动机，只是为了一般的保护贸易和海岸。随着奥地利皇室的威势与日俱增，致使法国同奥地利的两个支系西班牙和日耳曼日益对立，于是法国除上述任务外，还必须封锁西班牙同日耳曼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特别是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交通线。
　　法国于1635年5月公开参加三十年战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法国通过资助和袒护奥地利的敌人间接反对奥地利；1634年8月27日法国的盟国、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在讷德林根惨遭失败，这是促使法国采取积极行动的直接原因。经此一战，西班牙人沿莱茵河挺进直达比利时——他们的尼德兰。由于大批援军增强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军事力量，致使西班牙在随后的数年中屡获胜利并曾一度(1636年)威胁巴黎本身。
　　在黎塞留的政治远见中，早就形成谋取莱茵河做为法国东部边界的计划；但在当时，他的特定军事目的却是切断从意大利经由奥地利势力控制的日耳曼南部至尼德兰的交通线，他打算把进攻西班牙的重点放在攻克尼德兰上，攻克之后，拟与荷兰共同瓜分。为达到切断交通线这一目的，他早在1633年就夺取了靠近莱茵河西岸的洛林，当时它是一个日耳曼的独立邦，曾经一度援助过奥地利皇帝。从这里法军又攻入了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这样一来，法国就把通过莱茵河流域的交通线给截断了；随之而来的以讷德林根之战为高潮的一系列事件，却为西班牙开辟了另一条通过莱茵河流域的交通线，这是一条内线，虽然较长，但却适用。
　　这是一条遥遥深入日耳曼的内线，对于法国来说当时是无法达到的；因而必须对西班牙东海岸至热那亚这条漫长的海上交通线的一部分进行攻击。为此，黎塞留于1636年下令将大西洋的几个分遣舰队调到土伦。情况往往如此，黎塞留做出这样的调动，其原因可能不只此一个。对这一时期深有研究的近代历史学家加德纳推测，法国海军撤离的动机在于同英国脱离接触；因为英王查理一世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却在英吉利海峡援助西班牙。英国战舰护送满载兵员、补给和财物的西班牙运输舰船一直抵达敦刻尔克港；该港现属法国，当时曾是西属尼德兰的军港。黎塞留不愿同英国决裂，避免决裂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军舰调开。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当时英王对法国创建海军深怀妒意，恰如今天英国对德国海军的成长深怀疑惧一样。当时，西班牙海军久已存在，已成事实，对其存在和同其作战，英国都习以为常；而法国海军新兴初建，是一个新增加的威胁。再者，西班牙离英国较远；而法国如同今日的德国一样，同英国只有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一水之隔。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法国海军于1636年撤离大西洋集结于土伦已成既定事实，当时土伦的一部分已发展成为兵工厂，专供装备大桨舰船之用。其间，西班牙为保卫其海上交通线，夺取了土伦与热那亚之间的勒兰群岛并一直在那里设防。这一位置为西班牙提供一处基地，依托这一基地，既可采取攻势以阻碍法国的沿岸贸易；又可采取守势以支援自己本身通达热那亚的交通线。科贝特认为，西班牙的这一行动是造成法国海军集结于土伦的具体原因；果真如此，则法国海军的这种调动就难以列为军事远见和英明决策，只不过是囿于当时形势而已。此后不久，西班牙人自己大为失策，竟削减其守备勒兰群岛的兵力，致使法国得以于1637年收复该群岛。于是土伦又恢复了其位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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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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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例述评(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黎塞留在其指挥的反对奥地利皇室的整个战争中，屡战受挫，看来都是由于同样原因；他不是集中兵力于某一个或某两个地区造成决定性优势，而是同时谋求达成过多的目的。依托法国所拥有的中央位置和内线，他曾有过许多良好机会可以集中兵力。他可以随意或在比利时，或在莱茵河，或在意大利，或向西班牙运用其强大的兵力。此外，法国还拥有自然集中这一初步的有利条件：即一个国家对抗两个及那些在空间上彼此不相连的国家。人人都知，各联盟国家的弱点在于集中的力量居于劣势。假如同样的兵力总数分为二处决不如一处更为有力，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完全集中。联盟各方通常都各有其特定的目的，于是在行动上就会各行其是。当任何一个作战方案摆在你的面前时，你必须首先自问：它是否符合集中的要求？千万不要脚踩两只船，同时去做两件事，除非你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双管齐下而绰绰有余。
　　在我们的职业中，从来也没有人能比纳尔逊更勇于进取，更善于用兵。因此，必须永远牢记，当纳尔逊派遣两艘巡洋舰进行远征时，他指示他的舰长们说：
　　 “假如你们遇到两艘敌舰，千万不要各攻其一。必须联合共同攻击其中之一；你们一定要把它彻底解决掉；然后再去解决另一艘；不管第二艘能否逃掉，你们的国家将获得一次胜利，赢得一艘军舰。”
　　这种见解同样适用于军舰的设计。你不可能做到样样俱备。如果你想样样俱备，势必将样样落空；我的意思是说，军舰不会具有你们一心想要的那种效能。在一定的吨位内——一定的造舰吨位相当于陆军部队或海军舰队的一定规模——不可能做到既有最快的速度，又有最强的火炮，又有最厚的装甲，又有最远的续航力，在这些目标中吨位只能达到其中的一种。如果你定要一试，你就必将重犯黎塞留的错误，他就是曾经试图在四条战线上进行进攻战。他想一举四得。在尼德兰他想征服它；在莱茵河他想控制西班牙的交通线，如有可能也想征服它；在意大利他想控制交通线；最后在西班牙他支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叛乱，以便将该省并归法国。这场战争从爆发到他去世，已经持续了七年。幸亏由于环境的压力，法国的海军能一直集中在地中海。其部分原因是亲西班牙的英国舰队受到英王同议会之间日益加剧的争论的束缚而不能采取进攻行动；但主要原因则是荷兰当时同法国结盟。荷兰舰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需法国的援助，不顾英王查理对西班牙的友好态度，而将西班牙舰队阻止在英吉利海峡；因为英王担心过于积极反对荷兰会引起战争，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召集议会筹措战费。
　　我一直十分赞许在军事上运用比拟的方法。我的意思是说，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在表面看来似乎多种多样的情况中，揭示出潜存于其中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原理。仅以黎塞留用兵所及的这条漫长边境线为例，它包括尼德兰，莱茵河流域，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从土伦至热那亚这段地中海中央海岸，最后还有西班牙。正确的方针不应是同时夺取一切，而应是尽可能快速地、隐蔽地将巨大的优势兵力集结于一方面，同时在其他各个方面则基本上采取守势，然而这样的真相必须通过显示力量将其隐蔽起来；正如俗语所说：大放烟幕。如今，这条集中法则同样可以明确地运用于战场的较短战线上。这就是说，这一法则既适用于有限的战术战场，也适用于更为广泛的战略战场。假定交战双方实力相近，每一方的目的不应是平分兵力于整个战线，而应是将重兵投于一处，同时在其他各处，或是采取佯攻，或是实行避战。避战在军事上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保存部分实力，但避战所作的佯动却可能看起来是极为认真而有力。
　　在陆战中，通常依据地形条件来确定对敌实施攻击的部位；因为依托地形条件加上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才能达到在位置上逼敌处于劣势，从而对自己增强优势。例如，敌人的一翼依河配置；而河难以渡过，又缺乏足够的桥梁。如你攻其另一翼，你便可将其逼入背水之地；如其被击败，显然便会处于覆灭危险之中。或者，依河的一翼被逐后退，你便可将其全线压成直角，迫使其离开位于其背后的那条赖以进行补给的道路——切断其交通线。这正是威灵顿以为拿破仑为了要切断英国的海路在滑铁卢战役中努力要做的事。或者，地形条件的某些方面有利于对敌实施中央突破；假如突破成功，你便可运用已经取得的特殊位置的有利条件，对一半敌军实施牵制，而将大量部队投向另一半敌军(见图4)。例如，拿破仑在意大利就曾利用中央位置成功地打击了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敌军犯了类似儒尔当和莫罗的错误，向加尔达湖两侧的外线进军，于是加尔达湖连同其出口明乔河就成为敌军的多瑙河流域。敌军的指挥官被促使根据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有理的想法按照这个分兵的原则行事；他亲自率优势兵力正面向东进攻以逐退法军；与此同时，西部兵团则应在后方活动以切断法军同米兰和热那亚的交通线。当时，拿破仑一直占据着维罗纳并对曼图亚进行围攻。他放弃了这两处位置，向明乔河退却并退至其西岸。他扼守此地，以少量兵力借助河流，予以加强抗击东路奥军，并以拖延赢得了时间，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扑向位于洛纳托的西路敌军。各位只要精心研读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一书，特别是关于1796年拿破仑于意大利一节，便会找到有关利用地形的教导。这次战役要求特别注意运用位置，因为拿破仑在兵力数量上经常处于劣势。
图4 拿破仑1796年在卡斯特廖内的中央位置
　　一般说来，在陆战中对于敌人的战线，总是倾向于攻其一翼，除非在自然地形上具有强有力的相反理由。按我的理解，其原因主要是：其一翼距离另一翼较之其任一翼距离中央要远。因而，每翼或两翼对中央进行支援，较之两翼互相支援更为容易。简单说来，这是一个距离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时间问题。再以黎塞留的战线为例，不难看出，假如他强攻尼德兰一翼，则西班牙援军从意大利赶往尼德兰增援，较之他攻击中央时赶往莱茵河增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海军战术中，如同在陆地战场一样，通常也是依据同样的考虑来确定攻击的性质。但也有例外。在圣维森特角之战中，英国海军将领就曾对敌人的中央实施攻击；其原因是敌人的中央过于脆弱——实际上已暴露无遗——致使英国舰队得以插入其两翼之间并只同其两翼之一交锋，恰如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对敌人中央实施突破一样。
　　海军的战斗队形一直是战列线式；舰船一艘接一艘地鱼贯航驶，故称为纵队更为确切。然而从火炮的排列来看，从前队到后队，确实是面向敌人成一线展开。在规范海战中，对付这种战列线，总是攻其一翼，这已成为一条定律。正如通常口语所说，攻其前队或攻其后队，正因为舰船编成纵队，所以实际上是侧翼攻击；而且不管选定那一翼，对另一翼的攻击基本上必须放弃，因为用于另一翼的舰船数量不足，无法将攻击坚持到底。帆船时代的最高典范特拉法尔加海战，就是严格运用战列线队形进行的。纳尔逊集中其舰队主力，形成一支优势兵力攻敌之左翼，恰为敌军后队；而对付敌人右翼他只派少量舰船。他对这支较小的部队确实未曾下达不去攻击或避战的具体的命令。他一向没有这种做法。而且他还故意亲自指挥这支较小部队进行这次攻击，并根据环境以至环境的演变相机行事；结果正如事实所表明，敌军右翼的大部得以逃脱，如果他们机动得法，全部都可能幸免。敌方左翼和中央却遭到损失；这一战果正是纳尔逊企图以他的方式和他的队形所要取得的结果。他把集中攻击交由他的副手实施；他如实说：“我嘛，要做到使敌人的另一翼不致干扰。”虽然情况改变了他的行动；但那是他的计划，根据特殊的情况，尽管他确实突破敌人中央，但依然按原定计划行事，对原定的一翼进行不断的攻击，与此同时对另一翼则由纳尔逊自己所率的分队的后队舰船予以牵制。这些舰船由于成纵队前进而横插入敌人的前队战列线；当敌人前队抢风转向欲向其后队或另一翼靠拢时，它们便挡住了敌人前队接近航线，直到为时已晚赴援无效。
　　纳尔逊是一位深谋果敢的战术家，曾就双方舰队本身所处的不同情况，说明了为何攻此翼而不攻彼翼的理由；一般说来，攻击后队较为有利，因为前队无法支援后队，即便进行支援，也不能像后队支援前队那样迅速赶到。因为，首先它必须掉转航向；而在掉转航向之前，其指挥官必须定下决心，而很少有人能够迅速定下这种决心，除非他们预先业已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时间。此外，攻击者要拦截敌方前队的新的运动航线，较之拦截沿原来前进航线趋前支援的后队更为容易。然而，主张攻击前队仍有其若干理由。纳尔逊于1801年曾经说过，一旦同俄国舰队遭遇，他必将攻其前队，因为前队受损势必使其队形陷入混乱，而俄国人却不善于进行运动恢复队形。这是一种特殊理由，而非普遍理由。这是出于对特殊环境的考虑，就如陆上将领对待特殊地区一样。当法拉格特通过莫尔比河要塞时，他的前队陷入混乱，大家都知道，当时情况是何等紧急。不管如何，一旦发生混乱，或多或少必将产生影响。
　　在日本海海战中，也是攻击一翼，而恰恰是前队。这是否就是日本人的预定目的，抑或是仅仅出于当时他们本身所处的条件，我不得而知；但其意图无疑是要引起混乱。我不想在此论证战术问题。我的主题是战略，我引用战术仅仅只是为了举例说明，无论在何地，在一切条件下，从事物的本质出发，都必须突出集中这条重大原理；并在部署自己兵力的具体方法上，也要在一个地区对敌形成优势，同时在另一地区则尽量延长牵制敌人的时间，以便使你的主攻获得圆满战果。其所需要的时间，在一处战场上可能是半个小时，在一次战役中可能以日计、周计或更长的时间。
　　现在，我想进一步通过例证将同样的原理和方法用于海岸的防御和进攻。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它的全部边境和对方的全部边境都是进攻的对象。这就构成边境的守势方面。而边境所及的整个范围又可用为进攻的出发点。这就是此方与彼方边境的攻势方面。在陆战中，如1870年法德两国之间的战争，或如我们曾经讲过的黎塞留所进行的历次战争，其共同之点就是交战双方彼此毗邻，其政治边境不仅是共有的，而且是同一的，即双方拥有一条边界线。这种状况其实并非总是如此。最近的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比利时曾是有名的争端迭起的战场，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些争端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不管怎样，军事边境，即两条战线正面之间的这条界线，实际上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共有的。在海战中情况则迥然不同。在这里，海洋构成双方的政治边境，海洋尽管是共有的，但其宽度却不一致。隔在双方之间的海洋与其说是一条线，毋宁说是一个位置，它居于二者中央，将二者彼此分隔开来，这无疑是多瑙河特点的再现。这就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真正控制了海洋，英国就曾多次达到这一目的，就会真正拥有多瑙河的有利条件；就能将优势兵力或是投入防御方向，或是投入进攻方向。
　　 1812年英国同美国之间的战争提供了两种边境范例。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是陆上边境；美国还有海洋边境，英国对海洋边境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控制了海洋这个介于美国同英国诸岛之间的中央位置。在我著的《1812年战争》一书中，我已经论述了两种边境所包含的总体态势，并且还论述了每种边境的特殊条件，指出美国应在何处采取攻势，应在何处采取守势；显而易见，并非所有部位都同样有利于攻势行动，何况国家尚不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到处作战。我之所以提起这些论述，是因为不管我自己的判断是否精确，都是为了举例说明，在任何边境线上，或在任何战略作战正面上，或在任何战斗线上，进攻的力量可能而且应当集中于一个部位，而不应沿全线配置。若米尼用简便的表达方式将这种可能表述为便于记忆的警句，它概括涉及任何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考虑；这一考虑不管是对于战役中的战略作战正面，或是对于战斗中的战术队形，或是对于边境，都一律适用。若米尼说，每一种这样的态势，严格说来，都可被视为一条线；而每条线在逻辑上和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中央和两端或两翼。
　　当然，你们要防止将其想像为三个相等部分。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数学，而是讨论军事概念。让我们立即将其运用于今日的美国，以观其实践效果。美国拥有一条漫长的海洋边境，到墨西哥则被横亘于其间的陆地所遮断，正如法国的海洋边境到比利牛斯山脉便被遮断一样；但这些海岸线，法国亦然，却具有一定的海洋连贯性，正是由于这样的连贯性，舰船才能通过海洋由一端通达另一端。这样一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洋边境是连贯的。现时，美国拥有一条水陆衔接、紧密连贯的边境，即从缅因州海岸到里奥格兰德河。按自然划分，它有三个主要部分：大西洋、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海峡。我不否认，为了研究起见，还可进一步细分；但不妨肯定分成这样三个基本的主要部分是完全清楚的。它们的长度各自不等，从军事观点来看其重要性也不尽一致；佛罗里达半岛在美国产业利益方面虽然地位不高，但一支优势的敌对舰队一旦牢固地立足于佛罗里达海峡，即能有效地控制住两翼之间的水路交通。它将据有中央位置；并依托这一中央位置，不需对整个美国海军形成优势，即能将其分隔在中央位置的两侧。居于这样位置的假想敌人，只需对位于任何一侧的美国海军分舰队形成决定性的优势；反之，如美国海军的这两支分舰队连结成一体，则就必须对整个美国海军形成优势。正是这种条件使古巴在美国立国的第一个世纪里，就在美国的国际关系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它位于美国贸易交通线和军事交通线的侧面。我们知道，在我国确实不乏贤明之士，他们对待地理为我们造成的这种态势，就像两个孩子对待一个苹果一样。这就是将舰队分成两半，分别配置于两边海岸，并声称这对两边都公平合理；因为两边设防是理所当然的，或是行之有据的。不消说，这样做肯定没有集中，也无成效。
　　在继续讲述之前，应当指出，佛罗里达半岛同朝鲜半岛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东乡进驻马山浦，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人，恰如一支敌对舰队驻泊于佛罗里达海峡之对于墨西哥湾和汉普顿锚地的两支美国海军分舰队一样。东乡和上村早在战争初期就以相同方式分开活动于内线，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艘性能良好的战舰同旅顺口分舰队隔绝开来。
　　然而，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作为美国边境，甚至具有更为重要之态势。就以法国为例可以证实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通过水路确实可从其一端通达另一端，这就是说海上边境是连贯的；而且在过去的数年中作战舰队已经证实这一事实。如此说来，美国就有一条海上边境，从缅因州的东港至皮吉特海峡；而且如同其他军事线一样，它立即可以明显地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大西洋海岸，太平洋海岸和二者之间的航线。但当这条航线经过巴拿马而不是经过麦哲伦海峡时，这一概括就不再确切了，也不再值得考虑了；但这一概括却将更加清晰醒目。到那时很容易便能看出，就像现在可以确切地看出一样，这条漫长边境线的重要部分，现在和将来依然是其中央，因为它能保证和阻止有效地从一端通达另一端；保证和阻止兵力的调动；简言之，依然还是交通线。这又是多瑙河位置的再现，也是从热那亚到比利时的一系列西班牙位置的再现。这次又是我们以前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所曾遇到过的中央位置；但是巴拿马这一中央位置较之我们现在赖以通航的麦哲伦海峡却具有内线优势，将现在的航线同未来的航线加以对照，二者的悬殊差别就为这两条航线的优劣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
　　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必须重新提起前面所作的说明。中央位置的优势何在？在这一位置本身吗？不是的，不管它如何强固有力；而是在于对它的使用。中央位置是有点作用的，但不是主要作用；它是态势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甚至也不是首要的因素。假如两侧的敌人都比你强大，虽然据有中央位置也无济于事。简言之，正是力量加位置才能对无位置的力量形成优势；或者更有启发性地说，实力的平衡是力量同位置的不同程度的组合，一方有余可以补偿另一方的不足。假如野战部队或海军这样的机动兵力，强大到足以单独自立于战场的任何部分，或边境的任何地域，那么它就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不管它可能位于何处便都能保有中央位置。假如美国舰队强大到足以从一侧海岸强行航达另一侧海岸，则其凭借自身力量便能据有中央位置。一旦巴拿马运河设防，其水闸得以确保安全，则美国舰队便将拥有力量加位置的威力，而且是一个设防的位置。在此之前，舰队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独自控制该线的中央，保证自由运动于两翼之间，从大西洋至太平洋，或相反。只要舰队的力量足以胜任，能够对付任何具体敌人，则边境的中央就会安全无虑，从而交通线也就安全可靠。因此，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每一翼都应当强大到足以顶住攻击，直到舰队来增援为止。这就是说要有充分的设防，广义说来，它包括港口工事、火炮、守备部队以及鱼雷装备等；而且还必须拥有一支陆上部队能够防止敌方陆军攻占某一决定性位置建立坚不可摧的控制。
　　由此可见，一旦位置的安全得以确保，便可确定所需兵力的比例，有可能只需要较少的兵力。然而，假如美国在大西洋方面有一个敌人并在太平洋方面也有一个敌人，则不论位置如何有利，美国都不免要拥有一支强于任何单独一方敌人的舰队。这就是一支实力的标准，这是美国最低限度的需要。1909年7月份英刊《全国评论》刊载一篇题为《海军与帝国》的文章，其中提出一条定义，我认为是正确的：“两支实力的标准必定意味着保持两支舰队，其一支必须在一切武备方面优于在力量顺序上次一位的外国舰队，”即次于英国的最强的外国舰队，“而另一支则必须在一切武备方面优于在力量顺序上再次一位的外国舰队。”我在这里不是说美国需要两支实力的标准，像英国可能需要那样；然而，假如英国照此去做，那么这一标准的定义便是正确的。就欧洲当前局势和当前海军造舰规划而言，两支实力的标准要求英国必须在本土水域拥有一支明显优于德国的舰队；而且还要在地中海能够同时配置一支同样优于奥意两国联合舰队的舰队。
　　内线位置能使你尽快到达战场，但其优势亦仅此而已。它不会为你提供所需要的“最多的兵力”来实现众所周知的那句格言。位置本身不能增大兵力；而且充其量只能对隐蔽地、补给基地和交通线起到防卫作用。它不能作为一支增援部队派往战场。但是，假如你在大西洋方面有一个敌人，并在太平洋方面也有一个敌人，而你只对一方的敌人占有优势，但并不优于两方的联合，则中央位置可为你提供一次机会以单独的决定性攻击对付一方；防止它们会合形成一支你难以抵挡的力量。东乡正是利用俄国人的错误部署，先后相继击破了旅顺口分舰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和波罗的海分舰队。
　　可以说这里有许多“假如”和“但是”。的确如此；当你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战争问题时，你总会发现“假如”和“但是”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假如”和“但是”对指挥官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们得以解决和克服，它们就将使你获得荣誉称号。不妨研究一下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前紧紧缠住拿破仑的那些“假如”和“但是”。它们以既方便而又简明的方式出现在罗普斯所著的有关这位皇帝的生平传记中。还需记住，在这十年内，你们亲眼看到的恰好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场发生在你们眼前的搏斗。日本东乡拥有中央位置，内线和一支优于敌人两支分舰队中任何一支的优势兵力，即波罗的海分舰队和远东分舰队，它们位于东乡的两侧。这两支敌军集团之间相隔的距离，稍近于汉普顿锚地经麦哲伦海峡至旧金山；较之航经巴拿马运河则要远得多。两支俄国舰队联合起来，其所形成的巨大优势定将使东乡在战争初期是否能够应战都会成为问题；假如他能够，那恐怕是出自于其卓越的内在本能，而不是出自于兵力相等。难道能够设想在他向舰队发出“帝国存亡赖此一战”的信号之前的连续数月之内，没有许多“假如”和“但是”吗？
　　我们确信，情况确是如此；从开始起，日本人就因其数量处于劣势，必须节制使用战列舰而受到束缚，而当旅顺口出乎意料实行坚守拖延时日之时，则引起了极大的焦虑，甚至惊恐，因为当时舰队急需撤离和重新修整以待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假定当时发出的信号标示着实际情况，假如旅顺口分舰队的情况依然同前一年夏季一样，或者，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早到十个月，实际情况会大不相同，形势则将非常难以确定。但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得太迟了；但是，当他到来之时，旅顺口分舰队早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东乡大将仍然受到许多“假如”和“但是”的烦扰。舰队司令部的一名日本参谋记述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来之前的情况：
　　 “我们感到极大不安的时刻是临战前的两三天。我们曾经预计俄国舰队应于5月23日或至迟于5月25日就会被我们布置在最南面的舰船发现；但它们没有发来报告，而我们也没有从任何来源获得任何有关俄国舰队的情报。于是我们对于敌人是否已经进入太平洋并已绕道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开始疑虑不定。我们对敌人所采取的航线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最受考验的时刻。就连坚信敌人必然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当时似乎也感到某种不安。”
　　现在设想一下查理大公于1796年那次战役中所面对的那些“假如”和“但是”，这次战役在开始论述战略时曾被用为例证。他的这一作战活动时期，大体上同拿破仑于同年在不朽的意大利战役中获得辉煌成就的时间相合——他的战绩本身曾对奥地利人的深思熟虑构成巨大的假如。假如大公的两个直接对手儒尔当和莫罗联合起来，则大公所处的劣势就会对大公本人引来无数的特有的假如和但是。他所遇到的这一切终于都被克服，其原因就是以集中对付分散；就是凭借多瑙河的强有力的优越自然条件，巧妙地运用其所占据的中央位置和其所使用的内线。他利用这条河流及其南部支流，正如拿破仑于同一季节中在意大利利用加尔达湖的出口较小的明乔河一样。大公挥师北上扑向儒尔当，将其决定性优势兵力投向前进的法军全军的左翼，也可以认为他自己本军的右翼。他自己的左翼，多瑙河南部，则实行避战。即以劣势兵力对付多瑙河南面的莫罗，他训示指挥这次作战的部属，必须逐条河流进行争夺，但不得转入阵地战；相反，必须节节退却以保存实力。在谈及这些命令时，他以富于启迪的表达方式着重说明拿破仑所颂扬和身体力行的目的的专一性；这就是精力的专注和力量的集中，一个伟大的指挥官正是依此抓住一件需办的事情不放，来解决他的许多假如和但是。疑虑可能很多；但真理只有一个。大公说：“只要我在此期间粉碎了儒尔当，即使莫罗打到维也纳也无关紧要。”
图5 日耳曼战役 1796年6-10月
　　我们可以用这一决心，来回答那些主张将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人们。假如大公将兵力分开，以一半对抗儒尔当，一半对抗莫罗，一旦莫罗到达维也纳，形势就会有关紧要，因为北面的奥军也是劣势，势必被迫不断退却，儒尔当便会轻而易举地同其友军会师。事实却是，当莫罗逼近维也纳时，儒尔当已经迅速败退至莱茵河；于是莫罗除急速撤退之外，别无他策，否则就会遭到优于自己的敌军的分割，在他的交通线上遭到迎击和拦截。简言之，这种态势正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面临的那种态势，而且必将同其一样导致惨重程度不尽一致的不幸结局。
　　即使维也纳陷落，其结局也仍会如此。莫斯科于1812年曾经陷落，其结局是尽人皆知的。欧洲中央的控制者拿破仑，曾经试图从其中央位置同时向两翼对俄国和西班牙进攻；尽管他当时拥有巨大的实力，但也力不从心，在他下达给马尔蒙的一些训令中指明，他想将他在半岛的兵力约束在发挥守势作用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拥有充分的理由将我们的舰队或是部署在太平洋，或是部署在大西洋，而却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将舰队分开配置于两洋。必须选定一翼做为舰队采取攻势行动的依托，攻势行动是舰队应当而且必须采取的行动；而在另一翼当涉及到海军行动时则实行避战，保持守势。用大公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舰队能摧垮其对手，那么在保持守势的一翼不论出现何种情况都无关紧要。”你们要懂得，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麻烦的事件，不会发生灾祸；若是让莫罗抵达维也纳，那对奥地利人来说确是极为麻烦的事件。1898年机动分舰队曾被布置在汉普顿锚地，主要是为了保障北部海岸不致产生麻烦事件。不使战争伤害一人，这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就军事意义而言，假如一处海岸遭到袭击、封锁、炮轰或占领，只要与此同时敌人的舰队遭到摧毁，那它对于国家的最后安全和最后胜利的影响就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取得这样的战果，国家遭到的每种其他损失便都可得到补偿，尽管国家事先无意进行军事准备，但只要证实它愿意承受这一重担，做出必要的努力切断入侵者的交通线和退路，便可迫其投降。一支陆军部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或许仍能生存于国外，汉尼拔便是一例；然而，假如其兵员和补给系来自海上，则惟一的结局便是消耗殆尽坐以待毙。侵入一个国家或许容易，但要想撤离这个国家却很困难。海洋曾是威灵顿的安全保障，不久之前对于日本更是如此，而汉尼拔和1798至1801年期间在埃及的法国人则都是由于失去海洋一筹莫展而横遭覆灭。
　　由此可见，关于中央位置、内线和集中兵力，并非只备其一或如东乡那样三者齐备，便可安全无虑或必然胜利。三者齐备，其结果不外是可以据有明显的有利条件；在力量的方程式中，将三者加在这一方或另一方，其分量并不为零或很微小，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分量；要想克服它，另一方的力量必须大大增加。我们假设俄国海军的总兵力较之日本强大25%，如其全部集拢，必将对日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分成两半，则每一支兵力只及敌军的62.5%，敌人据有中央位置，可以沿较短的航线向任何一方运动，而俄国海军的一方则须经过较长的航程才能航抵另一方。单就数学计算来看，这支劣势兵力一旦同敌人交锋，要使己方获胜，则须重创这支优势敌军，使其兵力不只减到而且要低于62.5%。不管最终结局如何，即使有某些侥幸可言，则如此劣势的第一支兵力能否给予敌人以如此重创，至少值得怀疑。假如不能，则集中兵力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它之获得成功，则是得力于其内线和其中央位置以及虽居劣势但却集中。待其迎击第二支敌军时，其优势已于第一次交锋中大大削弱，或许削弱到彼此相等；但它现在却拥有它的新对手所缺少的巨大精神因素，这种巨大的精神因素会使斗志倍增，拿破仑曾经说过这种精神因素支配着战争，这是由于胜利而使信心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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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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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史例述评(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当我们即将在本章继续讲述黎塞留统治的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史实时，我想提醒诸位回顾讲座开始部分所谈及的内容，即查理大公在多瑙河流域所进行的战役，只是从陆战方面说明关于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的原理；而法国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却提供了既有陆上力量又有海上力量参加的战例，关于法奥战争以后还要研究，有待进一步论述；随之便将论述克伦威尔同荷兰所进行的海军战争的实例，关于这次海军战争则限于以实例说明海军战役。这最后部分正是现在讲的专题。
　　在此之前，我们曾以法国的位置及其在黎塞留和马扎然当政时期同奥地利皇室的两个支系日耳曼和西班牙的争夺作为史例，来说明战略的某些原理。在叙述这段史实中，我们大致是在黎塞留逝世的那一时期，即1642年12月停下来；在那一时期停下来是为了使用在此之前的战争教训，将其运用于阐明一般原理。在进行这种运用的时候，为了达到说明的目的，容许随意引述其它历史上的事例；因为，必须坚持从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军事情况中探索原理的一致性是一件合乎需要的事情。我认为，一个人如能领悟到，集中这条军事原理也可用于设计舰船，组建舰队或在和平时期部署海军，而且会像将其用于计划战役或制定作战程序那样富有成效，他就会获益匪浅。
　　现在我从黎塞留逝世开始继续讲述历史；目的依然只是提供大量的叙述，用以说明事件发展的背景，并指出军事上的教训。黎塞留死后，法国的大权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落入马扎然手中，他直接奉行恢复亨利四世和黎塞留的总体对外政策。欧洲局势仍然一如既往，法国同奥地利皇室的两个支系继续抗衡；但在战争初期，由于事件迭起，交战对手众多，各自目的错综复杂，致使情况混乱，难以找出连贯性或明显的特征，——后来才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概括起来，现在可以说，同法国结盟的有荷兰、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而站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一边的则有巴伐利亚及全部南日耳曼诸邦。开始时，这是一场属于宗教性质的战争，后来变为以政治目的为主。法国的力量越来越集中于其敌人的右翼，自己的左翼；即集中于日耳曼，特别是集中于比利时，当时称为西属尼德兰，它在意大利则是犹豫不决，而且在得到叛民支持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是如此。法国的内部叛乱已被黎塞留镇压。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集中并得到加强，得以努力对外。它已培养出一批军事将领，而且正在不断赢得一连串胜利。而西班牙则相反，国力日益衰落，由于加泰罗尼亚以及葡萄牙的叛乱而不能自拔，葡萄牙于1640年重新获得于1580年被西班牙所剥夺的独立。加泰罗尼亚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于是，法国日趋强盛，西班牙和奥地利却日益衰落。1646年法国和瑞典侵入巴伐利亚向其勒派军税，并通过这种手段使其脱离奥地利。随后法国又背弃了正在日耳曼作战的盟国瑞典，并将重兵投向尼德兰，在尼德兰它得到了荷兰的援助，但不久便遭冷落。各同盟国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妒忌。在它们之间集中力量已不再成为可能，因为它们各自仍害怕看到对方过于强大。荷兰对此尤为显著，其力量主要限于海军力量，因受条件限制，它不可能在陆上力量或扩充领土方面同法国争雄。荷兰对于法国通过其尼德兰新领地将其边界推向自己这边，岂能坐视而不管。
　　其结果便是荷兰在一段时间里态度暧昧，无所行动，于1648年早期便背弃法国同西班牙单独媾和；同年晚期十月间，日耳曼皇帝和巴伐利亚将其盟国西班牙排除在外，同法国和瑞典以及它们的盟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笔交易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西班牙拒绝接受条款，继续同法国单独对抗，双方都没有盟国。法国当时仅从日耳曼有所获得。它得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阿尔萨斯地区，这一地区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为止一直归法国所有。这样，法国就将其边界向前推进一百英里到达了莱茵河；并依托割让来的菲利普斯堡和布赖萨赫两座要塞加强了对莱茵河的控制，这两座要塞位于该河日耳曼一侧，恰恰位于阿尔萨斯边界的两端。将这两座要塞的位置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进行对照(见图8)，定会有所启发，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确定了在葡萄牙的英军和在西班牙的法军之间的作战正面。交战一方占据了它们便能巩固其后方的领土，并为其进行攻势运动提供前进基地。1812年威灵顿占领了上述两地，作为重要的出发点，随后即向前进军将法国逐出了西班牙。
　　在威斯特伐利亚媾和之后，法西两国依然继续交战达十年之久，与此同时，欧洲舞台上出现了一支新兴力量。这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克伦威尔运用铁腕和军事力量整顿了国内秩序，这就使他能在对外政策上施加影响，而这恰是斯图亚特诸王从未能够做到的，因为斯图亚特诸王一直同议会议员们意见不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个月，即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斩首处决；此后将近十年，也就是法西两国继续交战的时期，正是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的绝对权威存在的时期。新政府所采取的首要步骤之一，就是重建海军，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当时的英国陆军已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精锐军队。这次海军改组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用专为国家和战争而建造的舰船组成一支正规的常备海军，以代替过去根据形势需要依靠征用大量商船而组成的大部分非正规兵力；二，是将这支兵力交付军人，即陆军的将校们对其在纪律、战术和战略方面进行训练和管理，由他们将其组成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当时海员的传统习惯使他们不能适应新创立的这种军事状态；他们必须经由曾是陆军战士转成海员的陆军军人加以训练。结果便产生了一支具有上述独特意义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化的海军。
　　由于拥有这样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它以具有同等效能的陆军为后盾，并受到六年战争的锻炼和屡战屡胜的鼓舞，于是这个岛国便放眼于欧洲，但眼光并不友善。做为一个强烈信奉新教的共和政体，它看到两个天主教王国正在交战。做为一个海洋和贸易国家，它隔海看到荷兰乃是其竞争对手，荷兰信奉新教又是共和政体，两国本应互相同情团结，然而旧恨未消，又因在航海和贸易事务中存在不平等而重结新怨。回顾五十年前，荷兰得到英国的援助，逐渐摆脱西班牙的奴役获得了自由，而如今却一直利用廉价的船只和工资进行竞争，暗中损害英国的航运，致使英国的运输业务大部落入荷兰之手。
　　对于内心支持克伦威尔制定政策的动机，一直是不清楚，也存在争议，因为其政策本身在许多方面隐晦莫测，充满欺骗。可是我认为，其中奥秘在于他在政策上如同他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首先是一名宗教信徒。这就是说，除了毫无疑问的他的个人虔诚之外，他将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发展都看做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他能领悟上帝的意图并同上帝合作。克伦威尔自认为是一个肯定无疑的完人，他和他的亲信掌握着真理并受到上帝的指引，这种信念极为危险，它可以导致肆无忌惮，任意非为，这是一种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信念。当时的政治家们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只要目的是需要的，手段是否正确而毋需予以考虑。
　　新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理会教派，他们都认为是同上帝的意愿合而为一的，新教在教义上属极端的加尔文派，而在教会管理上则属于独立派。在国内和在欧洲大陆确立新教就是奉行上帝的意愿；而要实现这一意愿，就要仰仗外交和武力，二者都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工具。从世界局势来看，问题则在于军事。这是一个联合与力量的问题；英国的岛国位置和组织严密的陆、海军，使克伦威尔在两个天主教国家相互交战之时一直拥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握有决定性的表决权，这种情况一直贯穿于克伦威尔的终生。法国和西班牙不久便意识到在它们中间站着一个能使天平发生变化的信仰新教的狂热者。
　　克伦威尔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将所有新教力量在政治上集中起来。除向其他新教国家提议外，还曾向荷兰提议进行合作；但不是乞求结盟，而是对两个共和政体实行政治联合。荷兰对此当然反对，当时荷兰控制了世界航运贸易的大部；而且暂时对它的危险的邻国法国还放心。此外，英国的过去历史和当时的力量都表明，对于荷兰这样的较弱伙伴说来，联合如果不是吞并，就意味着屈从。提议彻底失败了；但不要忘记，四十年之后当荷兰王子威廉三世登上英国国王宝座之时，这主张又重新提出并被实际接受。正是克伦威尔求之未得的这种集中，终于将路易十四的权势从其顶峰上拉了下来；但荷兰也随之降至二等地位，这都是它的那个君临英国鼓吹欧洲联合的统治者所一手造成的。
　　英国航海条例就是对荷兰拒绝联合的答复，其矛头指向荷兰控制航运贸易的霸权，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一条例于1651年10月通过，而于1652年5月战端便已开始。条例并不见得就是挑起战争的决定性原因。它只不过是一个有所作用的因素；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当时国际关系纠缠不清的原因，而是研究战争的进程，不是研究战争的起因。随之这两个共和政体进行了两年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集中这一课题提供了某些恰当的教益，同时又启示我们亲自去思虑当前的国际局势。
　　在克伦威尔政府之前，英国海军只是偶而例外地在地中海出现。在那里进行贸易的商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们知道，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以及在大西洋同法、西两国进行贸易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行了护航制度，但这种护航制度却未扩展到地中海。那里的贸易由一家名为地中海利范特公司 [ 译者注：原文Levent Company，或译东方公司。 ] 的特许公司经营；其所使用的船只为了自卫按当时的标准规定拥有一定的体积和武装，很少用于进行其他方面的贸易。地中海贸易在英国的贸易利益中居于次要地位，英国在地中海的商船和海军舰只一直都遭到荷兰的排挤。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初几代国王的统治下，直到克伦威尔当权为止，不可能实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因为要想坚持这样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召开议会筹措经费，为此则须对议会做出相应的让步，而国王却不愿让步。因而海军数量不足，只得任凭海盗横行。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船只甚至成群结队地云集于英国近海；届于1651年为止的六年间，就有一百五十艘英国船只遭到他们的劫掠。法西两国的私掠船，在克伦威尔执政以前的时期里，对英国船只同样也是随意掠夺。
　　克伦威尔的共和政体改变了这一切。国家有计划地自身担负起由海军保护贸易的责任，其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科贝特指出，这就必然在海军思想中提出一种新的战略观念，即必须控制贸易航线。控制贸易航线必须具备两个战略要素：(1)一支机动的海军；(2)靠近航线的港口，用为作战基地供海军驻泊。海军初次到达没有本国港口的海域时，只得依赖友好国家的港口，如杜威于1898年寄泊于香港直到宣战为止；但这种依赖既不方便又不稳定，这就导致必须直接获取港口。为了保护英国航运，英国海军进入地中海，经过数年之久几经辗转到达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地；最终又到达苏伊士、亚丁及其以远地区。顺便提一下英国还曾一度占领了丹吉尔；后来又一度占领了科西嘉；并几度长期占领了梅诺卡岛。
　　于是，当1652年战争爆发时，荷兰同英国除在本土海域驻有主力舰队外，双方在地中海都驻有海军分舰队。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部设在托斯卡纳的主要港口里窝那；托斯卡纳大公认为，他的领地成为英国贸易的商场和中心有利于他的统治。战争开始时，地中海的荷兰海军大部集中于土伦港外，其原因直至今日我们还无法确知。英国对待法西两个交战国，表面上保持和平相处，但在他们之间克伦威尔当时的政策却倾向于西班牙；这就成为促成西班牙属地厄尔巴岛的隆贡港对英国友好开放的原因。马扎然统治的法国就不像西班牙当时那样乐于承认将其国王斩首的那样一个共和政体。但不久两国都开始企图得到克伦威尔的支援。
　　有一点大家必须特别注意，那就是在当时条件下地中海和北海所产生的问题，今日又在这些条件下再次出现在英国面前，而且就其要求的一致性而言，这也正是美国所面临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问题。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英国海军将其85%以上的战列舰恰好集中在克伦威尔执政初期英国海军必须坚守的地方；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靠近英国本土海岸兴起了一个新的海洋强国。1566年以前，构成今日荷兰的各省全都是西班牙的属地。在其后的四十年里，即伊丽莎白统治的整个时期，它们进行斗争获得独立，主要是由于英国的援助，在斗争过程中其贸易和海军实力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克伦威尔就任护国公时，荷兰商船的数量已大大超过英国，这两支海军在开战之初，实际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这些情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支海军的暂时部署，对于1652至1654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的冲突进程具有重要影响，这次战争恰好发生在法西战争的同时。这些虽然不是惟一的因素，但却是首要的因素。荷兰共和政体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松散的各怀猜忌的省际联盟，这同军事效率所需的行政和组织的统一相互抵触，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强烈军事观念却使英国海军在精神上和形式上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组织。然而，战争总是降福于奉行集中的一方。
　　冲突开始时，荷兰在地中海的兵力总数处于优势。英国的总兵力处于劣势而又分散。一部分随其指挥官驻泊于里窝那港；另一分舰队则远在地中海东部担任护航。我不想一一详细指出数支英国分遣队的运动。我们只要说荷兰指挥官恰好置身于它们之间，就足以说明问题；他首先对里窝那港(见图6，形势1，a)实行监视，或通常称为封锁；然后在内线进行明智的运动借以隐蔽其位置和意图，同时却又总是保持其中央位置，即位于两支英国分遣队之间。结果，按惯例得到若干艘较强商船增援的英国地中海东部分遣队，被迫于厄尔巴岛之外接受战斗(见图6，形势1，b)。由于处于明显劣势，该分遣队遭到痛击而避入隆贡港，损失军舰一艘；这艘军舰后来于里窝那的中立海域又被驻泊在该处的英舰夺回，并在隆贡港重新归队。这次战斗发生于1652年8月28日。
图6 地中海英荷海战形势图 1652-53年
　　荷兰舰队继续游弋于厄尔巴岛与里窝那之间，保持其位置优势。然而，两名英国指挥官仍能互通消息并做出安排，一定要设法会合，待厄尔巴岛的舰船修复之后再战。英政府对里窝那的指挥官不满，而将指挥权移交给厄尔巴岛的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对于他所能预料的每一意外事件都一一作了慎重的指示。然而，不论是兵力和位置的对比形势都对他不利；而其对手又是荷兰的优秀海员并据有中央位置。未能预料的事情——偶然事件终于发生了，最终的结局是里窝那的分舰队被迫单独作战遭到痛击，全队除一艘军舰外全部被俘(见图6，形势2，c)。此事发生于1653年3月初，即首次战斗之后的六个月。于是新任总司令除率领厄尔巴岛的舰船退出海峡之外别无他策。他只得如此(图6，形势2，d)，英国放弃了地中海，从此在战争期间再也未能返回。
　　当时，即在第一次战斗之后，有关的两名英国军官和共和政体派驻在里窝那的外交代表，为了坚守和维护国家荣誉都曾写信迫切要求本国政府派遣援军；政府曾经同意照办。北海和海峡的早期战争事件，总的看来对英国有利，当时英国兵力雄厚；但在1652年8月于普利茅斯港外的一次遭遇战时，在条件相同情况下，大体上双方兵力相等，结果对双方舰队来说不分胜负(图7，形势1，a)。事实上，荷兰舰队司令勒伊特在这次战斗中未损失一艘军舰和商船，成功地率领一支护航队为其打开了一条通路；而英国人则退入港内再未出动，胜利可以说是属于荷兰。勒伊特目睹其所护送的船队全部进入大西洋，而后率领一些返航的商船驶回海峡，同舰队司令德威思所统率的主力舰队会合(见图7，形势1，b)。会合之后，随之于1652年9月28日发生了肯特之战(图7，形势1，c)。荷兰人在舰船数量和质量上均处于劣势；然而，双方力量为六十八对六十四，接近相等，这就不由使人想起，荷兰人在地中海的巨大优势乃是处其在决定性中央战场于劣势这一高昂代价而换得的。
图7 荷兰英国北海及海峡 1652-53年
　　英国人赢得了明显的胜利。英国政府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认为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加上季节已晚，荷兰人不会再大举出动，于是就将舰队分散去担负不只一项任务(图7，形势2，a，a，a，a)。在其余的一些任务中，来自地中海的呼声引起了重视；一支二十艘帆船组成的中队被派前往并已启航出发。然而，荷兰人并未气馁。他们派出一支三百艘商船组成的船队，由当时的海军名将特朗普率领七十三艘舰船护航驶往大西洋。由布莱克率领的英国主力舰队，由于兵力分散被减少至三十七艘舰船，于11月30日一战遭到惨败(图7，形势2，b)。驶往地中海的分舰队于是被召回(图7，形势2，c)重归舰队。由于惨败，海峡在数周内充斥了荷兰巡洋舰，对此英国已无兵力可遏制。当此消息传至里窝那时，大公曾因其海域的中立地位遭到侵犯而震怒，于是也改变政策，不再容许交战国使用其港口。如前所述，这就迫使英国在地中海的军官只好放弃实行会合而后一战这毫无希望的企图。
　　当时，在精神上已彻底军事化，在行动上已有抵抗力的英国政府，在海军事务上吸取了这些教训，遂将全部海军集中于本土海域。十周之后，于1653年2月，特朗普率领一支护航队由大西洋返航，他所率领的七十艘舰船同八十艘英国舰船相遇，于是发生了一场驶向海峡的边打边走的战斗(图7，形势2，d)。船队成为累赘，当然更加不利于荷兰人，而且其舰船数量又处于劣势。英国人牢记三个月之前的惨败，以及荷兰人善于在一切不利条件下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主要依靠英国舰队的集中取得了战果。荷兰战舰有四、五艘被击沉，四艘被俘，约三十五艘商船被掠走。
　　恰在此时，陆军将领蒙克调至海军服役，他是一名经过尼德兰战争和最近内战锻炼的战士，数年之后又成为查理二世复辟的主要人物。他指挥一支分舰队参加上述战斗，时值1653年2月18日。在他的影响下，不容许进一步分散只够应付当前任务的兵力。英国的位置对于经过海峡或北海通往荷兰的商船航线较之当时的敌人据有战略优势，恰如今日其位置对德国据有优势一样。然而，如前所述，位置的优势，不论它如何真实和如何巨大，全在于对它的利用。今日德国扩充海军至少部分应归因于对其所处位置的劣势的认识，而英国将其战列舰兵力集中于本土海域，正是对德国扩充海军的反应。两国的措施全都合乎逻辑，都是各种力量——战略的、贸易的和经济的——依据民众的权益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1653年之中及其之后的英国海军的集中以及其舰队的良好军事组织和政府的明智军事远见，对这次战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过十八个月对通往荷兰的航线实行控制之后，使荷兰的贸易陷于停顿。一千五百艘荷兰商船被俘。据说，这一数目相当于当时英国商船的两倍，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以及英国制定航海条例的动机。荷兰已经税源枯竭，工厂倒闭，工作停顿。须德海桅樯林立，国内乞丐遍地，街头杂草丛生，阿姆斯特丹有一千五百幢房屋无人租赁。这并非战斗的结果，而是对主要贸易航线实行战略控制的结果。
　　克伦威尔于1654年同意的媾和条件，较其所能苛求的远为宽容。毁灭一个新教国家并非他的政策组成部分，蒙克是个军人，只看到当前的军事目的，对此大为不满；政治家克伦威尔却意识到在当时的欧洲局势中，英国需要一个强盛的而不是衰败的荷兰。和解和合作更适合于他的政策，在欧洲和其他大陆他的政策正在转向外部总体局势。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他决定要使英国和新教能从当时的法西战争中捞到好处。他的政策曾有一段时间在这两国之间犹豫不定，这在某种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一直使历史家们有些困惑不解。
　　在结束我们课题的这一部分之前，必须说清，我无意教条地坚持直接接触式的密集集中。对于集中，正如对待每一正确原理一样，必须从精神实质上，而不是仅从字面涵义上予以坚持和运用；必须结合理解，而不是仅从文字上进行实践。相互支援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思想；不论当时全部兵力如何配置，都必须做到使其每一部分都能由其他各个部分减轻其部分负担；而这一部分同样也要为其他各个部分减轻负担；同时，部署在固定驻地的兵力也要便于及时集中成密集队形。在空间上保持很大间隔的部署，也应做到能够进行这样的互相支援。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和上村在旅顺口陷落之前，出于必要的原因，曾是互相分离的；但他们凭借位于敌人两支主要分舰队之间的位置——中央，彼此互相支援。每一方都通过对其当面敌人实行控制来支援另一方。中央位置也要便于会合或增援——兵力转移——方能符合实用；例如1904年8月10日之战，当时上村曾经横越黄海海口趋前配合，但由于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结果配合已不再需要。今日的间隔较之过去可以更加增大，因为蒸汽和电气已使运动较之过去更加可靠并使通讯联络更加迅速；然而，这种变化毫不影响根本要求，即部署数支分舰队时必须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援，并在敌人通过联合以期吃掉其中任何一支分舰队之前，即能实际接触联合起来。这种想法，依我看来，绝不容许将现有的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两处主要海岸。只有当每处的兵力都优于任何可能敌人之时，就如东乡优于旅顺口分舰队和上村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或是牢固据有中央位置使它们能够及时会合形成统一集团之时，方可如此分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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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史例述评(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在开始今天的讲授之前，为使教学富有成效，我想围绕讲授的课题做一说明，在进一步举例论证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等的内在战略优势的同时，我认为必须予以着重强调的主要教训乃是，当一支海军出现在远离本土的战区时，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在那一地区取得些永久性位置，这样一些位置是保证海军进行有效活动所不可缺少的。
　　为使大家充分掌握我们课程中的连续性历史背景，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两次战争——即1652年至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及1689年开始的欧洲全面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在欧洲全面战争中英荷两国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完成了联合，终于实现了克伦威尔所想望的力量集中。在此期间，有两次战争与本题无关，故未提及。两国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实现了1688至1702年的短期联合，当时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同时又是荷兰执政官并兼任荷兰陆海军总司令。两国的暂时联合使两支海军在一个指挥官的统率下实现了集中；虽说路易十四的势不可挡的力量始终乃是促成这一局面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如若不是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这种局面实难在这一短暂时期内实现得如此完美。正是这一原因促进了这一紧密联盟的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他死时为止，这一联盟同时也是出于迫切需要。克伦威尔也曾想望过这一联盟，但未成功。因而他不得不打击荷兰，使这个无法成为其盟国而予以控制的对手陷于瘫痪以达到他所想望的集中。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在克伦威尔统治下这支集中起来的海军力量的行动和效果；然后再了解一下在一个首脑威廉三世的统治下的统一集中和在其直接继承者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联盟集中的行动和效果。
　　尽管荷兰海军在我们前述的战争中得以幸存，但这支海军和荷兰这个国家由于遭受惨重损失已无意直接继续战斗。其结果是，只有英国海军凌驾于欧洲任何一支海军之上，实际上不是通过同荷兰结盟而是通过消除荷兰，海军力量才集中于克伦威尔之手；特别是西法两国只要继续交战，它们之间的海上力量就等于互相抵销。马扎然总结了关于法国海军破坏西班牙至意大利之间的交通线的卓有成效的经验，于1642年黎塞留死后，发展了他的海军政策，就是那种通常遵循的政策：派遣一支舰队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他曾寻求法国海军能够牢固立足的地中海的前进基地，在基地上扩大其活动和游弋范围，从而扩展法国的政治势力。他首先于1646年占领了厄尔巴岛和厄尔巴对面的位于意大利的皮翁比诺港；随之又力图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当然是对法友好的政权(见图8)。这一继续向前推进的企图只获得了一时的成功。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克伦威尔执政之前的1646至1648年之间。
　　荷兰战争结束之后，英国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内的最初出现和影响，即使在才能超群、果敢过人的克伦威尔的统治下，也如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地缺少基地。虽说也曾产生过一些巨大影响，但这些影响却是瞬息间的；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消极的；而这些影响之所以令人瞩目，与其说是由于舰队的行动所致，不如说是单单由于舰队的存在所致。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举棋不定，并非由于对英国舰队已经发挥的作用考虑较少，而是由于对英国舰队一旦投向某一方而可能发挥的作用考虑过多。这一例证充分说明军备本身甚至不需流血即可具备决定性的影响；而其影响则极为深远，最近以及现在的局势仍然可以提供一些实例。很有可能正是这种沉默无声的行动妨碍了克伦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当舰队司令布莱克所率的舰队于1654年11月，即同荷兰媾和后六个月，到达当时仍是西班牙港口的直布罗陀之时，单只这支英国舰队的存在就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压力。正当此时，法国的远征军已在那不勒斯登陆，再次试图使那不勒斯脱离西班牙。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当时法国由于国内的投石党运动，使西班牙得以重新夺回厄尔巴岛和皮翁比诺，从而更加难以确保对海洋的控制。位于直布罗陀的布莱克恰好横插在地中海的当时正在那不勒斯的法国海军和已从布勒斯特出发正在航途之中的一支巨大增援部队之间。
　　布勒斯特分舰队的迟迟不前使布莱克得以取得直布罗陀这个中央位置，并在该地受到盛情款待；因为当时英国虽然形式上既未同法国也未同西班牙开战，但众所公认，由于法国巡洋舰曾经捕捉过英国商船，按当时的报复规定，法国处于不利状态，法舰一旦同英舰相遇即会遭到直接攻击。两年之前，即1652年，布莱克就曾在海峡对法国驶往敦刻尔克的增援部队进行过这样的攻击，直接造成当时属于法国的该港为西班牙人所夺取。如今，在那不勒斯无人不知，又是那个布莱克正在直布罗陀；而法国的另一支分舰队还仍在大西洋，它位于何处，情况如何，全不清楚。实际上它已停于里斯本，无意前进。正当布莱克按照他自己的命令等候有关这支分舰队的消息时，那不勒斯的舰队还有时间可以逃往土伦，其代价是放弃其所担负的任务。假如布莱克立即跟进，很有可能将其摧毁；事实是布莱克仅仅依靠位置便将法国舰队逼走。虽然未曾交战，但却取得决定性效果。
图8 中欧及西欧 1630-1713年战役图
　　科贝特公正地指出，这样的结果，我称之为“消极性”结果，易被忽视，或至少没能引起人们注意到其对未来行动的影响。例如，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旅顺口的陷落可当作日本人的胜利；但却无人注意到，旅顺口在陷落之前，其所牵制的满洲主力日军的数量比俄军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还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到达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波罗的海舰队没有在那段时间之内到达，并不能归咎于旅顺口的陷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实例中，克伦威尔没有注意到布莱克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假如他曾经注意到，但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影响，使其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大西洋和美洲转向地中海，他只知秉承伊丽莎白、德雷克和雷利的传统，仍将大西洋和美洲作为英国海军争雄的主要目标。
　　这一民族思潮的倾向同英国人的固执保守特点是同一的，同时这一民族思潮也被其它同样强烈的新教传统所强调，新教传统把包括法国在内的北欧国家联合在一起，对抗天主教的典型政治代表西班牙和奥地利。克伦威尔具体体现了这种思潮倾向甚至达到狂热程度。他仍然认为地中海是小事一桩。科贝特对此深感遗憾，因为地中海是他研究的主题。我自己则认为，单就政策而论，克伦威尔是对的；但我对他的作法并不谅解，尽管当时的外交手段多以欺诈为特征。
　　且看他的所为，正当布莱克在直布罗陀为法国制造麻烦以支援西班牙之时，一支袭击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军却已悄悄整装出发。这支远征军启航于1654年12月，即同荷兰缔结和约的同一年，当时布莱克正在直布罗陀受到西班牙的殷勤款待，由于他的存在使法国放弃了觊觎西属领地那不勒斯的企图。西印度群岛远征军在圣多明各失败之后，于1655年5月夺取了牙买加；从此该地即为英国占有。
　　此事发生后的六个月，即1655年11月，英法正式媾和，以往存在的报复关系遂告结束，随之于1656年2月西班牙便向英国宣战。一年之后，即1657年3月，英法结成攻势联盟对付西班牙。联盟条款规定，由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多佛尔海峡的敦刻尔克和马戴克并将它们让与英国，以酬谢英国舰队和六千辅助部队的援助。获得这两处港口，不仅使素为英国贸易之患的私掠船失去了一个司令部，而且还为克伦威尔支援北欧新教国家提供了一个登陆欧洲大陆的桥头堡。这两处港口取代了其邻港加来曾经一度发挥的作用。马扎然对此当然不满；但联盟可以使其在尼德兰获得援助，在那里他要从西班牙人手中谋求利益，而且他还想欺骗克伦威尔为法国谋利。但他在这位摄政者身上却碰到了对手，克伦威尔坚持要将佛兰芒人的这两处港口拿到手；而它们终于在1658年7月，即克伦威尔去世前三个月为英国占有。西班牙遭到两强联合的强力反对，已经筋疲力竭，又加内部腐败，一年之后，即于1659年，只得同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法国在尼德兰接收了阿图瓦省和比利牛斯山东面的鲁西永；此外，还向外扩展了其东部边界，这是其野心的主要目标。西班牙同英法联盟的这次战争，终于使曾煊赫一时的西班牙王国一蹶不振。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西班牙已明显地从其主宰欧洲的地位上永远跌落下来。
　　克伦威尔的下一代责怪他援助法国，使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拥有了巨大势力，成为主宰和威胁欧洲的国家。全面探讨这一问题并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要想做出普遍能够接受的论证以结束这一争论，更是毫无希望。既有赞同又有反对，在二者之间作出定论，不是调合折中便是固执偏见，难以找出真正的原因。从军事观点来看，不言自明，克伦威尔已为英国奠定了牢固的国内基础，使英国拥有一支一流的海军和一支相应的陆军，获得了两处港口为一旦需要干预欧洲大陆，提供了有利的通道。一旦欧洲发生意外，当时很有可能发生，这就确保英国据有军事位置；同时，对于海外世界，在美洲和东方，其未来则取决于欧洲的实力均势，特别是海军舰队实力均势。对于这些海外属地来说，欧洲各国则是作战基地。要想在海外有所得，必须先在欧洲取得决定性优势。
　　在即将到来的同路易十四的巨大角逐中，英国海军已不再居于首位，而是通过同荷兰结盟获得支援；英国陆军也是如此。查理二世复位不久即放弃了敦刻尔克桥头堡，将其归还法国，于是荷兰的港口遂就成为当时英国的桥头堡；同荷兰的结盟得力于强烈的民族和宗教的偏爱，这种偏爱曾经诱使克伦威尔将英国的活动集中于北欧而忽略了地中海，认为在地中海活动的时刻尚未到来。由此可见，他拒绝过分削弱荷兰是具有正当理由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是不会言过其实的，自从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以来，其经历充分证明克伦威尔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当面对手不同，但态势却无差别，活动轮廓也大致类同，即陆军在北欧洲作战，海军根据形势需要或在海峡或在地中海。克伦威尔的政策是以其在世时赖以立足的陆海军实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其无法预料的未来的斯图亚特诸王的方针为依据。是他们——斯图亚特诸王，而不是他——克伦威尔，助长了路易十四的势力。
　　难道还需我向大家提起，建立一支能够担负对外作战任务的一流海军和一支相应的陆军以及在北欧据有牢固的位置，不正是今日英国正在努力达到的既定要求吗？而其海外属地的命运难道不正是需要依赖本土水域的巩固吗？但加拿大可能不在此范围之内。美国绝不能坐视加拿大遭受外国干涉而不顾。此时的法国、俄国和英国恰好代表着威廉三世时代的英国、荷兰和日耳曼；而舰队集中于北海又是荷兰国王统治时期的局势的再现。不过，今日的令人生畏的敌人不是法国而是德国。
　　从克伦威尔去世到驱逐詹姆斯二世的革命，即从1658至1688年，恰好整三十年。我将这一时期略过不谈。这一时期的英国政策，无论是对外政策还是军事政策都无法生效而陷于瘫痪，这是由于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代国王决意维持王权而不肯向民众让步。欲达此目的便需摆脱议会而独立，他们通过挑拨议会同路易十四互相斗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这种独立；然而，军事行动需要军费，而军费只能由议会拨给。因而，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都同路易十四保持有金钱和个人关系，结果便造成对他的依赖。于是，法国得以继续侵犯欧洲，而英国只好缄默不言；尽管英国民众对此并非漠不关心。在海峡敦刻尔克和马戴克已被让与法国，在地中海丹吉尔已被放弃，这都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已变得软弱无力和踌躇不决；凡是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不论是发生在地方集团之间，如十五年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还是发生在民众和统治者之间，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斯图亚特王朝自始至终的实例，都无法制定卓有成效的对外政策。
　　当代法国海军著作家达夫吕伊海军中校说得既正确又有力：
　　 “一个民族只要尚未巩固其统一，其所有的资源就只能够应付其国内所需。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未同苏格兰合并之前，就无法奠定殖民帝国的基础。这就是法国海军应从路易十四时期算起的原因 [ 注：更正确地说应从黎塞留算起，是他巩固了法国的统一。 ]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海军应从德意志帝国成立之日算起。”
　　当代有一件值得深思和牢记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德国海军的年度经费已从对法战争之后1875年的不足一千万美元，增至1905年的五千万美元而有余；而在其后的十年里，其预算每年超过一亿美元。还可补充一点，在奴隶问题尚未获得解决之前，在过大的州权时期以及南北战争以后对南部调整尚未结束之前，美国无法考虑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扬威于海外。假如1898年达到顶峰的美西纠纷问题发生于退出联邦的战争 [ 译者注：原文为The War of Secession。 ] 之前，北方这个政治共同体就会将战争仅仅视为只是企图夺取古巴以扩大奴隶制度的领域，因为尽人皆知这是南方首脑最为喜爱的计划。
　　关于巩固内部对于对外行动的影响，我们可从前面讲过的各个时期中，简明扼要地予以说明。1610年亨利四世逝世之后，经过十二年大空位的虚弱时期，于1622年黎塞留成为法国的统治者。1624年，他全力以赴实现他控制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诸险隘以达到将奥地利和西班牙隔离开来的计划，他夺取了科莫湖以东的瓦尔泰利纳地区，通过该区三条主要隘路可以通达上莱茵河和因河。其间由于胡格诺派叛乱而演成内战。于是他不得不于1626年放弃瓦尔泰利纳地区，而将兵力集中于王国领域之内；我们在大仲马的《三剑客》一书中所熟悉的拉罗谢尔之围，就是一次突出的决定性事件，由于英国曾经威胁要进行干涉，这使黎塞留认识到法国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628年10月，拉罗谢尔陷落，这标志着新教这个对法国的危险因素的最后终结。六个月之后，黎塞留重返意大利，于1629年3月夺取卡萨莱，以此控制皮埃蒙特来对抗西班牙。两年之后，即1631年，他资助瑞典，加强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来反对奥地利。1633年，他占领了洛林，又从洛林进占了阿尔萨斯，拦截了奥西两国沿莱茵河流域的运动，以利于法国入侵日耳曼。1634年，瑞典在讷德林根遭到惨败，他便同瑞典和荷兰这两个新教国家结成正式联盟，并于1635年同西班牙宣战。1636年，为了加强控制西班牙至北意大利的交通线，法国海军集中于地中海，一直在那里称霸，直至1655年布莱克率领英国舰队进驻地中海为止，从此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些连贯性的对外措施，表明其统一内部所取得的进展，而内部统一则是黎塞留赖以制定对外政策的宏伟规划的基础。
　　由于黎塞留的这些活动，法国开始稳步前进，以至威震全欧，这在路易十四亲理朝政的最初三十年里更为突出。从拉罗谢尔陷落直到英王詹姆斯二世被逐为止这一时期，即1628至1688年，恰好六十年。法国三大统治者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所推行的连贯性政策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只是在马扎然的统治下中断了四年，即1649至1653年，当时内部发生了投石党运动，对外活动再次被削弱。法国实力的巨大增长实出于多种原因；但可将其归结为主要两点：法国内部的牢固统一和欧洲的令人绝望的分崩离析。造成这种分崩离析的原因，主要是英国诸王推行漠视欧洲大陆权益的方针。尽管英王无法强力采取有违国家意愿的行动，但他仍然拥有阻挠实施国家政策的权力。法国实力过分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十分清楚；但由于英王的宽容，未能采取相应的反对政策。
　　在论述路易十四所进行的最后几次战争中，涉及到1688至1713年这一时期，早在二十年前于此地讲授已经编印成书的题名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门课程时，我就着手探讨这一时期。科贝特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也是论述这一时期，但他的目的不同。我着意于指出海军同整个斗争结局的关系；他则强调地中海在冲突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冲突就其作战所及范围来看，其主要战场是在法国的东部和东北部边境。现将历次激战和围攻发生的地点列举如下：弗勒吕斯，蒙斯，那慕尔，施泰因刻克，兰登，布莱尼姆，拉米伊，奥德纳尔德，马尔普拉奎特，其中激烈的战斗主要发生于低地国家和莱茵河，而其对全局所产生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尤金在北意大利和彼得伯勒在西班牙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在拿破仑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战争结局主要不是取决于武装冲突，而是取决于海军大部在地中海所施加的无声压力。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在这一讲中所特别关注和在下面即将专门讲述的问题，就是永久位置(术语称为基地)同作战的关系；以及一旦国家政策迫使海军开赴新的活动区域，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趋势，即出于需要，必须逐步取得一些这样的基地。这种位置就其永久性来说，不同于陆军或海军在战役中随时占有的位置，而类似于建立在国家边境上的永久要塞。在考虑中央位置，内线以及对交通线的影响时，对于暂时位置和永久位置来说，其要求都是共同的，一处可用为永久基地的位置，同样也能用于在战场上进行攻势作战或实施攻势战役；然而，新的作战基地长期拥有的自然条件还会引起一些其他考虑，这些考虑可从当前所论述的历史实例中举例予以说明。多瑙河的位置、总的流向和河床的自然特点形成了多瑙河的重要性，据此则导致在一些关键据点上建立一些设防阵地，即建立一些要塞，这些要塞既是当地的作战基地又可用以控制河流的通路。地中海的重要性同样也是由于它同周围国家的相对位置而形成的，这就需要据有一些设防港，这些港口既是舰队的基地同时还起到控制海上交通线的作用。海军基地同海军场站二者就意义而言并不相同。
　　首先，必须指出，整个地中海，特别是从意大利半岛至西班牙之间的地中海西部海盆本身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无比重要的军事位置(见图8)。总之，这是科贝特的论题，他对这一论题的阐述可谓详尽至极。优势的海军力量在这里对巨大的争端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然而，想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握有永久基地。结果便出现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及非主要的梅诺卡等基地；法国的土伦，阿尔及尔，比塞大等基地也是这样产生的。你们之中会有某些人活着看到一些德国港口列入基地名单上。而且除的里雅斯特和阜姆(即克罗地亚的里耶卡)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奥地利港口会成为基地。我们现在研究的课题，可以追溯至1688年詹姆斯二世垮台以后的这一发展情况。
　　政治态势从而也是军事态势的关键所在，乃是法国的实力经过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努力得到了巩固，并使法国以所拥有的中央位置和资源，得以称霸于欧洲。当时对外国资助军费的财主乃是法国，而不是英国。法国肆无忌惮地运用其实力不断进行侵略和扩张。这种普遍的危险促成了广泛的联盟，以便进行共同防御。英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和萨伏依王室统治的北意大利——波兰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全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在始于1689年一直延续到1697年的这场战争中，尽管敌手众多，从各方进逼，但由于法国强大而又居于中央，联盟则如众所周知始终是软弱无力的。法国的领土野心在于夺取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和莱茵河；它想通过征服向这两个方向扩充版图。因此，它的主要目的是以自己的左翼和偏左的中央攻击盟军的右翼，与此同时，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右翼则实行避战。依我看来，它的行动就是在上述两地实施佯动进行威胁，迫使反法联盟的成员只顾保卫自己，不再进行支援来妨碍它在东部和东北部的行动，但这并非其目的的全部。恰如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使用较小的兵力于其避战的一翼一样，比投入主要行动的兵力相对减少，但应能达成目的；然而，一旦被攻国家为佯动——即威胁所慑服，便可能退出联盟。这样一来，全部佯动兵力便可抽出去参加东北部和东部的主攻，就如旅顺口要塞投降之后，围攻兵力开赴满洲一样。
　　切实可行的主张可能是，正因为法国决意以其左翼在尼德兰和日耳曼作战，盟国就应迫使它在右翼作战；这样一来，地中海这一要素就会像既往那样，而今后仍将如此，发挥其作用。兰克说道：“如今再次出现了过去两个世纪期间主要是国际政策支配策略方针的那种情况——即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同南意大利和米兰的联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一政治联系是以地中海的占有期久暂而定。对于西班牙本身和其属国那不勒斯和米兰以及当时的结盟者萨伏依来说，地中海则是一个辽阔的中央位置。因为受到法国直接威胁的国家，西边的加泰罗尼亚和东边的皮埃蒙特(萨伏依)都同地中海毗连或接触，控制住这一水域，支援它们和反对它们的军事行动就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假如反法联盟能以一支强大舰队控制住西地中海，则这一水域便成为一个中央位置，一旦情况需要，由此即可对两侧实施支援，即支援西班牙或意大利。盟军在尼德兰的指挥官马尔伯勒同在意大利的指挥官尤金亲王在来往信函中屡次提到这一便利条件及其意义。利用海军实施控制，这在较早的国际环境中曾经有力地解决了西班牙同日耳曼之间的交通问题，如今又为两个方向上的行动提供了有利的中央位置以抗击在加泰罗尼亚和皮埃蒙特两个不相连的地区作战的敌人，敌人则会由于交通线漫长而且又困难而无法联合。再进一步说，法国的作战战线从尼德兰延伸至加泰罗尼亚，而地中海就其相对位置来看，恰好压在该线的一翼，而法国却意欲将其重兵投向相反的一翼。这一位置便于对最外翼施加压力，即进行翼侧突击，假如适当利用这一形势就能有助于削弱法军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这就是地中海在1689至1697年和1702至1714年这两次大战中相继表现出来的更为特别突出的影响。
　　盟国的海军国家英国和荷兰，其基本海军力量优于法国；但要发挥它们的能力则需要时间，第一次战争开始之时，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由于内乱导致詹姆斯二世被逐下台而出现危急局势，其舰队不得不羁留于英国诸岛附近。在英国战舰队于地中海绝迹期间，法国便在那里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在战争的最初两年中，法国从这支兵力中抽出数支强大的分遣部队派在英吉利海峡，继续保持其在海峡的舰船数目多于盟军。1690年比奇岬之战，法国舰船以七十八艘对敌舰船六十艘；法国海军虽然控制了海洋，但在南方的海军没有采取行动，致使陆上形势未能得到海上支援而有所影响，如法国运用这支力量，形势就会迥然不同。相反，数支分遣部队每年继续驶往大西洋，直到拉乌格之战为止；这一战役失利的部分原因是盟军趁土伦分舰队未到即行发起猛攻。1692年的这一胜利，使盟国将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建立起英国至欧洲大陆的交通线。法国舰队，共有帆船七十一艘，于1693年返回地中海，准备于1694年再战，1694年又编入一个拥有二十二艘舰船的兵力集团。然而，显然并非所有舰船都能适用于作战。
　　由于法国迟迟未在地中海使用力量，故地中海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定。于是在盟军恢复其与欧洲大陆的交通从而将尼德兰确定为主要战场之后，这便成为法国力量不断陷入分散的根源。在此之前的数年间，盟军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巩固威廉三世在不列颠诸岛的统治并在本土水域建立海军优势。显而易见，路易十四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持久力，结果造成负担过重，于是便决定加强在地中海沿海地区的作战以便可能诱使西班牙和萨伏依议和，使法国兵力得以撤离这些地区，转而用于尼德兰和日耳曼。这就是法国舰队在当时法国海军名将图维尔的统率下突然调往土伦的目的。它开赴海上支援正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地区威胁巴塞罗那的法国陆军。与此同时，法国仍继续致力于迫使萨伏依退出联盟。
　　盟国所采取的对策，确切地说，即威廉三世的政策，是极为明确的，实践证明，也是不可抗拒的。其主力舰队在拉乌格之战的胜利者的指挥下追击敌人；它虽然到达战场较迟，但并不太晚。用熟悉的俗话来说，法国舰队首先到达战场，但人数并不是最多；这是一次舰船速度和作战能力的相对较量。由于处于劣势，它不得不仓猝退至土伦设防；法国陆军的作战行动也由于舰队的撤退而告结束；盟国的英荷海军的出现，使萨伏依深受鼓舞，它决意继续坚持下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利用这一举足轻重的砝码进行讨价还价的良好时机。
　　基地这个问题就是在此时此地提出来的。在当时以及其后的五十年间，众所公认，由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于每年10月之后，便不敢停留在比斯开湾。在1702年第二次战争开始之时，当时的总司令写道：“我们的巨舰所做出的任何贡献都无法弥补它们于冬季必须返回本土所造成的危害。”为了及时返回本土港口，必须不迟于8月离开地中海。这就使拥有土伦的敌人得以利用当年以及翌年春天英国人到来之前的良好时机在岸上恢复作战行动。显然，舰队为何必须撤离战场，其原因并不重要。而撤离本身，即兵力转移，才是关键所在。一支舰队不论是由于风浪危险，还是由于缺煤而被迫转移，其结果毫无不同。对于每种情况的补救办法，就是在当地获取基地。在我们面对的这一实例中，假如英荷舰队撤离地中海，则巴塞罗那就可能陷落，西班牙就可能被迫媾和，萨伏依就可能在威胁和允诺兼施之下而退出联盟，于是在这些地区的全部法国陆军便可抽调出来去增援各方所公认的主要战场——尼德兰和莱茵河地区。
　　当时，1694年，大不列颠在地中海没有自己的港口。在查理二世结婚之时，由葡萄牙作为妆奁的一部分赠给英国的丹吉尔港，恰在1685年这位国王去世之前已被放弃。缺少永久港口就必然意味着缺少海军基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即安全防卫设施和资源；所有这些都必须预先准备就绪，但在尚未取得位置之前，这种准备就无从进行。在威廉三世当时所制定的决策中，就已经包含有直到十年之后才攫取到手的直布罗陀。科贝尔将这一决策公正地评价为海军史中最勇敢，也是最重要和最果断的行动之一。麦考莱曾经指出(虽然与此并无直接关系)，就其在战场上的洞察能力而言，威廉三世并非一流将领，但在战争的所有转折点上，他却具有伟大政治家的无比精确的眼光。他具有战略家的本能，他深知要想使法国不在低地国家调集压倒的优势兵力，就必须使萨伏依和西班牙忠于联盟；而要想保住它们，惟一的办法便是继续维持盟军舰队在地中海的影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舰队必须留在该地和该地附近；于是，威廉这个不被信任的外国人，面对一切传统观念，不顾海军人员在专业上的反对，又没有英国内阁的支持，由他个人负责下令舰队于加的斯过冬。这样一来，舰队就能坚持活动到秋季作战的最后时刻，而冬季期间舰队就在近处，春季伊始即可返回。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盟军海军的大部分停驻在地中海，于是保持在海峡的兵力就减少到相对次要的地位，有朝一日，美国也可能被迫作出恰好与此一致的选择；即根据危险的性质，将舰队的全部力量或是调集于大西洋或是调集于太平洋，而使被放弃的海岸处于守势状态。在当前对威廉三世的决策进行初步讨论中，提出三个要素予以探讨，是会有所收益的，在以后的各章中还将以这些要素作为分类标题，对海军基地的必备条件进行系统阐述。这三个要素即是，(1)位置，或称态势更为贴切；(2)兵力；(3)资源。威廉最初不外是要求舰队留在外面。这遭到总司令的强烈反对。那里没有港口；再加上如果舰队不返回本土，由于舰队不在就会导致大不列颠为入侵洞开门户。这后一观点，又是主张将美国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论点。在港口方面，英国政府曾经建议舰队司令使用那不勒斯、墨西那和马翁港。他的答复是，那不勒斯尚未设防，就是说缺少力量；墨西那太小；马翁港不能提供给养。这就是说它缺少资源，如同墨西那缺少锚地一样。决定使用加的斯，不仅部分地满足了关于兵力和资源的要求，而且在态势上还据有优势，但仍然遭到舰队司令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导致英国诸岛的暴露。加的斯几乎同直布罗陀一样，可以对海峡进行监视；对于法国海军在土伦的分遣队及其留在大西洋的分遣队，又居于中央；对于向土伦方面和海峡方面进行运动，也是居于中央。加的斯拥有良好的交通线；来自英国的补给可以运达此地，充分弥补该港资源的不足。在其他方面也是应有尽有；锚地既宽阔又安全。
　　此时，法国海军处于劣势，加的斯的位置迫使土伦的海军不敢有所行动；海军的这种无所行动导致法国陆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陆上作战陷于瘫痪，同时并坚定了萨伏依依附联盟的信心。英国舰队于1695年期间留在地中海并返回加的斯过冬。于是，绝望的局势激起了路易采取反佯动。他在加来集结了一支兵力进行威胁，扬言要入侵英国。这种恐惧一直继续到以后的1779，1781，1799，1801和1805年，并激起了一种喧嚣，要求将原定派往加的斯替换回国待修舰船的海军分舰队保留在英国。于是在国内编成的这支舰队在1696年便停留在唐斯。由于丧失战斗力的舰船返回本国，而替换它们的舰船又被扣在国内，致使加的斯的舰队在舰船数量上居于劣势，于是地中海便门户洞开。土伦舰队的战列舰乘机逃至布勒斯特，那里的兵力集中引起了英荷舰队的类似的地区集中。这是一个失策，因为，盟国就其综合优势而言，完全可以在两个地区都形成有效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则是，留在土伦的舰船业已开走，巴塞罗那已经陷落，萨伏依也已媾和。民众的喧嚣形成了一股干扰力量，打乱了合理的军事部署。惊慌失措同愚蠢行事有很多相通之处。
　　然而，英国舰队留在加的斯这一位置上却赢得了两年时间，起到了促使法国衰竭的作用。你们可能还记得，1776年美国分舰队在尚普兰湖，仅以其存在便控制了这一水域，从而延滞了英军的前进，遂使美国在当年冬天仍能保住泰孔德罗加。翌年春天，英方集结了压倒的优势海军力量，美国分舰队被摧毁了，泰孔德罗加也随之陷落；然而赢得的延缓时间却使美军得以在萨拉托加站稳脚跟，导致1777年英国在伯戈因战役中遭到失败，随即全军投降。赢得时间是防御的巨大收益。利用这一方法，正如1796年曼图亚保卫奥地利挡住拿破仑的进军一样，英国舰队在加的斯则保卫了加泰罗尼亚、萨伏依和意大利。由此所赢得的时间，将路易十四弄得精疲力竭，终于制止了当时法国的胜利进展。上述三个实例都是关于军事位置具有战略作用的极好例证。与此类似的赢得时间的实例还有：1800年热那亚的法国守备部队为使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计划得以充分施展所坚持的长期抵抗；1899年莱迪史密斯城所起到的阻止布尔人前进的作用；1904年旅顺口所进行的抵抗。
　　法国同反法联盟于1697年缔结和约。详细阐述始于1702年的下一场战争的发生，并非我当前研究的对象。其政治联合同前次战争大致相同；只是西班牙同法国结成联盟，目的是使一位波旁亲王继承奥地利最近的一位国王去世所空缺的西班牙王位。此事本身无关紧要，只是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民众感情，同拿破仑时期一样，拥戴他们所选定的国王。在日耳曼，巴伐利亚当时已同法国站在一起。萨伏依起初采取中立，但倾向法国，比较友好，然而不久(1703年10月)，由于法国的蛮横要求而一变友好态度转而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这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深远影响，在于它稳定了欧洲局势，这一局势又酿成了以后长达百年的殖民战争这一争端。1713年缔结的乌得勒支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划定了这个世纪的特有的欧洲领土归属，建立了欧洲基地并依靠这些基地进行作战，终于将法国逐出了美洲和东印度群岛，奠定了大不列颠取代法国的地位。因此，国外的殖民地有赖于国内的巩固，国内的巩固先于国外的扩张。
　　鉴于对法国南部施加压力就会影响法国东部和东北部战线的作战，威廉三世决定发动新的战争来夺取如今已不再是联盟的加的斯，以便将其用为基地供活动于地中海的舰队使用。这一尝试于1702年虽已失败；但在1704年英国却夺得了直布罗陀，进而并将其永久占有，而对加的斯英国却未能如愿以偿。
　　正当此时，威廉逝世，由马尔伯勒接替他担任陆海全面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他严守威廉对地中海的观点。简单说来，尽管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夺西班牙未来的统治权，阻止法国将一位法国亲王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支持奥地利对继承王位的要求，但马尔伯勒却将西班牙半岛的战争视为枝节问题，作为一种牵制；而盟军的海军则对巴塞罗那至热那亚的海岸地区施加压力，支援萨伏依封闭波河流域通往法国的道路，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条可以同多瑙河流域互相替换的向奥地利进军的道路。封闭对于法国来说也就意味着为奥地利陆军开辟一条进攻土伦的畅通道路。攻克土伦才是在地中海的真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将使盟军获得一处令人生畏的港口，一处直接位于海上作战现场的能够保证继续进行当前战争的永久性的战略位置；同时，法国海军则会由于失去土伦而局部地陷于瘫痪；而且土伦还将成为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桥头堡，盟军登陆的威胁必将迫使法国从增援尼德兰或日耳曼战线的法军中截留一定数量的部队。
　　这就是1704年海上战役明显的主要目的，直布罗陀就是在这次战役中陷落的。战役失败了，其原因过于复杂，难以在此细述；但舰队对萨伏依，即对法国的这一侧翼施加压力所产生的影响，却使日耳曼和上莱茵河主要战场发生有利的变化。保持萨伏依反法有赖于盟国舰队的支援和联军陆军部队的增援。这样一来，就使在意大利担任指挥的尤金亲王得以在1704年，即于萨伏依背离法国之后的那一年，于多瑙河流域同率领部队自尼德兰南部开来的马尔伯勒会师，形成这次的兵力集中；结果便取得了布伦海姆战役的大捷，法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次胜利反转过来同时又解除了对萨伏依所施加的压力，这正是马尔伯勒采取大规模翼侧进军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战争中各个事件相互影响的一个有趣实例。
　　马尔伯勒和尤金亲王坚持要达到攻克土伦这一目的，终于在1707年试图直接攻取土伦。这次又告失败；但盟国海军同陆军协同配合进行翼侧攻击所产生的影响，引起法国部队在该地区的大量集中，削弱了法国在其他地区的力量以致无法行动。这年之后，法国放弃了意大利。马尔伯勒在攻取土伦受挫之后，于1708年对英国内阁认为舰队冬季难以留在地中海的看法表示遗憾，他说：“我坚信除非舰队留下来，否则你们在西班牙就将一事无成。”除直布罗陀外，还须有一处基地，这一要求由于当年取得梅诺卡岛而得以满足。该岛同直布罗陀一样，是根据和约割让予英国的。这样占有梅诺卡岛较之获取土伦更为有利，就像占有直布罗陀较之获取加的斯更为值得一样；这是因为它们是通过割让占有的，是永久性的占有，但对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处港口却都无法达到永久性的占有。
　　这样一来，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获得了固定的海军基地，成为英国海军永久掌握住的地中海的战略位置，英国海军得以利用其机动能力，以难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快速，沿海岸线到处耀武扬威。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的领土分布特点，两国都需拥有一支像英国那样的优势海军，来承担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贸易和军事需要，就像查理大公曾经活动于多瑙河那样，活动于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海洋本身对于能以足够兵力将其占有的海军来说，就是一个链环，一座桥梁，一条公路，一处中央位置。它能提供内线，中央位置以及军事上保险的交通线；而要想控制它则需要拥有我们正在讨论的那种固定的基地，即要塞。与此相似，1812至1814年，所有类似优势的取得都是由于控制了美国的湖泊，这些湖泊本身就是地中海。威灵顿公爵曾经写道：“没有海军控制那些湖泊，则在该处边境上的陆战就无法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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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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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础与原理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这部讲稿最初的构想是打算先对海军战略的各种要素作一概括论述，以此作为导言，并进而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特点展开研讨。引自查理大公著作中关于多瑙河战略重要性的论述，就是这一导言的主旨；此外，作为附加例证，还讲述了从热那亚经米兰延伸至莱茵河流域的这条位置线和被视为军事位置的地中海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历次战争所产生的类似作用。这些实例不只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央位置和内线的价值；与此同时，还研讨了克伦威尔时代海上战争对于这一战略课题以及集中这个重要战略要素所提供的宝贵教益。
　　这部讲稿于1887年开始讲授，而美国从杰弗逊总统时期起，即从19世纪的最初几年，就已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表示关注。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美国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由于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被推翻和独立社会代之而起，随之又宣布了门罗主义，其关注程度更加增大，但其目的却无改变。美国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进一步防止欧洲人推行殖民主义或全面控制，尽可能地防止欧洲人的干涉。扩充美国控制范围的主要目的，就是排除欧洲势力，其手段就是抢先占领地盘；对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占领就是相继实施这种抢先占领的实例。这种传统做法曾经推广到古巴；美国绝不能默许古巴转到一个海军强国之手。甚至就连反对可能导致海军设防的任何获取方式的杰弗逊总统，也认为将古巴列入美国的扩充规划是符合需要的。他肯定地说，在古巴之外，我们不应再期望前进。
　　然而，环境的力量将美国的现行权益推广到古巴以外的巴拿马地峡。这是由于从墨西哥手中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并在该地发现金矿从而加速了太平洋沿岸的发展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巴拿马地峡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在两大洋沿岸都有领土的国家来说，当然从一开始就是极为明显的。巴拿马地峡过去对于西班牙也具有极为明显的重要性，当时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领土分布曾经影响过西班牙及其敌方的政策；当美国在两大洋海岸拥有政治和贸易权益时，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更加清楚。随着这些权益的发展，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也就成比例地与日递增。从那时起，以1851年签订的又于1887年续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为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明显分界线，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日益关注通航问题，而且还关注可能影响这一通航的一些位置问题，因为这些位置可以影响一些交通线，特别是影响这些交通线的那些特殊的极为重要的环节——巴拿马海峡。
　　可以看出，巴拿马地峡就其本身所特有的状况来看，简直是多瑙河得以控制其流域所具备的全部情况的再现；也是本讲稿开始时作为主题所提到的瓦尔泰利纳隘路对于由西班牙经意大利和日耳曼而至尼德兰这条交通线的控制的重演。加勒比海就是地中海这一中央位置的再现。即使没有立即要修一条运河的计划时，即使问题像1887年那样仅是陆路运输问题；以及像现在的情况，虽则运河现在已接近完成了，上述情况确实如此。一旦运河建成，水路交通可联接起来，它同其他实例类似之处必将更加确切无误；为便于海军在美国的东西两侧沿岸进行活动，对运河进行控制就必将成为绝对的需要。到那时，地峡将像位于各国之间的多瑙河障碍那样，横梗于两侧海岸之间；运河则将成为桥梁，要想保证通过就必须将其占有。丧失控制就是失去向任何一个方向进行集中的方便，多瑙河在日耳曼曾为一位将领提供过这种方便，瓦尔泰利纳地区在16和17世纪都曾为西班牙人提供过这种方便。这样一些条件便使巴拿马地峡既具有国际重要性，又对美国具有国家重要性；但美国的权益极为特殊而且至高无上，理所当然可以期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自从这部讲稿初成之时起，整整过去了二十年，甚至从对其进行部分修订的1897年算起也已经历了十年，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全面改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至1898年美西战争之时仍在生效；直到1901年才被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所代替。就对欧洲的关系而言，后一条约确认美国可在巴拿马自由行动；在这一问题上仅对英国负有外交义务。然而，这一条约的缔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交涉方告完成；由于美国关注其在地峡的至高无上的权益已经发展成为强烈的感情，故条约的结果十分苛刻。
　　美西战争导致门罗主义获胜，而这一战却又将美国推入欧洲各国所关切的事务之中，其程度是我们的先辈从未预料到的，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讽刺。我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因此就受到了纯属欧洲纠纷的影响；而我是说，由于美西战争的结果，我们的对外关系已经有所改变和扩展，因而欧洲各国的相对力量，即我们所说的实力均势，会随时而且出其不意地同我们发生密切的接触。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注视这一均势的变动，它就像钟摆那样不断地摆动，但并没有规律。
　　因此，我决意修改我在1897年所发表的已经不再能站得住脚的、但绝不是从来都未能站得住脚的意见，即没有必要将欧洲的政局列为美国海军学院课程的一部分。在早些时候，对这一提法确曾做过注释，加以谨慎限制，其注释是，欧洲各国当时致力于并在一段时间早就已经致力于殖民地的扩张，这种扩张所表示的精神可能使这些国家同美国的门罗主义声明发生冲突；由于所有这样的活动都要依赖于海权，所以学员在研究海军战略时必须予以注意。但现在的情况较之当时都要更加突出，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活动已经扩大了范围，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欧洲本身的内部关系及其对亚洲的关系正在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动则会大大影响到一些欧洲国家意欲在美洲或亚洲反对或支持任一具体政治路线而实行干预的能力，特别是会大大影响到与其相关的海权。
　　十二年以前以及在此之前的欧洲对外活动，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被欧洲内部本身的敌对竞争所代替。然而，这些敌对竞争又是它们以前对外活动的结果，归根到底又决定于德国贸易的发展。德国的贸易发展促使德意志帝国制定出一个庞大的海军发展规划，这就影响到整个欧洲并可能影响到美国。1897年我把欧洲形势归结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法德对立各拥有其盟国而形成均势；一是英国不再主动参与欧洲大陆事务。当时，奥、德、意三国同盟对抗法、俄两国同盟；英国则袖手旁观，但对法、俄却深怀敌意，而对日耳曼诸君主和意大利却并不反对。这种敌意完全来自欧洲以外的情况——即在印度反对俄国，在非洲反对法国。后来，由于俄国被日本击败以及国内动乱而陷于瘫痪。一时只剩下法国独撑局面；在此期间，德国由于无陆上攻击之虞，得以拨出大批款项发展海军，以便保护其日趋繁盛的贸易。结果便出现了一支计划中的庞大的德国海军，随之德、法两国因摩洛哥事务发生摩擦；种种事件促使英国意识到所发生的海军危机，并促使它同法、俄取得些谅解——不管其谅解程度如何——终于结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三国协约。简单说来，英国放弃了二十年前的孤立，站在两国同盟一边，结成了一个三国协约。
　　对于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在门罗主义所涉及的问题上一度曾是我们主要对手的大不列颠，后来由于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再坚持反对立场，转而于1898年实际支持我们对抗欧洲，并终于承认了关于巴拿马的处理，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现在，大不列颠在海军问题上，已不再像它过去那样，能够左右整个世界了，这对美国和日本来说，大不列颠由于内部事务缠身，除受相互负有义务的条约的约束之外，即使想要支持美国或支持日本，都将难能为力。英国同日本之间互相负有这样的具体义务。英国同美国却无这种义务；因而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英美两国是否打算互相支援，假如互相支援，那么这种支援将达到何种程度，或者一旦日美之间产生异议，英国将采取何种立场，这些都是直接影响海军战略的问题。 [ 注：自从这段内容写成以来，英日双方于1911年7月13日签订了一项新的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其条款中规定，任何一方均可同第三方签订像英美之间所签订的那种一般性仲裁条约，并将不再对另一方负有针对第三方的军事义务。 ]
　　大不列颠的确暂时还能钳制住德意志帝国，使其只能照顾其欧洲权益；然而，一旦一场海军灾难落到英国身上，使德国得以左右海军局势，世界上就将再度出现一支以优势陆军为后盾的优势海军，这支海军不是握在像英国那样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国家手中，而是握在一个进入世界较迟未能拥有任何巨大价值的殖民地的国家手中。狭隘的世俗观念看不到像现在德国正在创建的这支海军，除当前直接目的之外，还有其他远大目的。这样一支海军的存在对当前政局乃是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它所起的作用将依环境而定，并非总是可以预见的。德国的殖民野心尽管一时受到制约，但其欲望并未泯灭，仍然存在，依然想在国外获得属地以扩张其领土，建立海外基地以支持其贸易或政治权益，建立像当时有助于构成大不列颠帝国那样的同文同种社会，为移民建造家园，为工业寻求市场，为工业所需的原料开辟供应来源。
　　所有这样的情况和野心都是全面考虑过的战略必须予以论述的事件。通过不断地阐明门罗主义，美国担起了不使美洲一寸土地落入现在占领者以外的非美洲国家手中的责任。所有外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胜利、购买、交换或合并(这并非不可能发生，荷兰同德国便是一例)，都不得成为转移美洲土地的借口。门罗主义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契约；这一契约的唯一保证就是一支胜任的海军，因而，应对“胜任”一词下个定义。胜任并不单单依赖于现存的实力均势，例如当前英德海军相互牵制，致使门罗主义一时得以保证实行。还必须考虑到妄图打乱这种均势的富有明显威胁性的政策，例如德国正式宣称，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这样实力的舰队，即使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要想同德国交战就势必要甘冒有损其最高权益的危险”。这至少意味着，大不列颠从此以后不会再像1898年那样冒险支持美国反对欧洲的干涉；也不在摩洛哥支持法国；也不同日本结成同盟反对德国。这对海军战略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果，致使多年来一直同美国不和主要是反对门罗主义主张的大不列颠也终于不得不采取实质上同美国一致的观点，尽管它对此并未发表正式声明。 [ 注：自从此段写成后，英国内阁阁员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已于1911年5月23日发表了这样的正式声明(见1911年5月24日《邮报》)。 ]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家的利害关系，是国际政策问题；但海军和陆军的战略家也必须将这些关系列为必须予以考虑的资料，因为这些关系同其他要素一起决定着本国舰队的建立和规模。
　　我以赞同的态度在这里引述法国战略家达里厄的一段话：“在战略思想所引起的复杂问题中，再也没有比建立舰队更为重要的了；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到同大国的国际关系以及本国资源所限定的物资极限，就会建立在脆弱而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我还要重复一下冯·德·戈尔茨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拥有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战术。”我要彻底否定我曾经说过的一句不够郑重的话，这句话所反映的风气曾经一度成为海军的传统，以致可能成为一句专业行话，这句话就是“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家而与军人无关。”我在我的旧的讲稿中发现了我说的这些话，但我很快就从我的军事益友若米尼那里得到了教益；我相信在我的今后出版的著作中，我不再赞成对外政策同军人专业无关的这种论点了。
　　遵循这一改变了的看法，我于1895年，又于1897年，按照我的设想对欧洲局势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的突出特点是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实质性的平衡，形成了所谓实力均势；随着这种稳定的局面兴起了一场巨大的殖民运动，实际上所有的强国都已被卷入其中。我曾经指出，海军的战略家对此应该予以注意，因为美洲大陆的有些部分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会被这一运动所吸引，而置门罗主义于不顾。
　　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明显特征就是德国工业、贸易和海军力量所有这三者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其陆军优势也一直领先，尽管这一优势由于法国陆军的改进或多或少受到限制，就如德国海军的发展曾受到英国海上优势力量的限制一样。与德国发展的同时，俄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趋于衰落；法国的人口已经停滞不前，而德国的人口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德奥两国日益接近，其原因不单纯是由于条约对它们的约束，更多地是由于控制力量的增强。其结果是今日的中欧，即奥地利和德国，实质上形成了一个同一体，它在海上从北海扩展到亚得利亚海，在陆上则拥有一支欧洲联合起来都难以抵御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假如我对这些情况和相对于这个中央集团的其他各国的分散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实力均势就已不复存在了。
　　这种形势同英国贸易对新兴德国工业的妒忌以及英国对德国海军发展规划所怀的戒备恰好一致，从而使英国放弃了过去实力均势曾经允许的孤立态度。它参加协约就是试图纠正均势的失调；然而，尽管它们朝此方向努力，但却无力取得所期望的完满结果。均势依然难以稳定，致使欧洲的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的局势，而不再能像二十年前那样集中于殖民运动。德国甚至通过其驻美大使之口正式向美国否认它有殖民野心，并由其外交部长予以证实，尽管这种野心于十二年之前即已众目昭彰。正如许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殖民运动，的确可以说，已经进入稳定平衡时刻，而欧洲内部却极不稳定。
　　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之点则是蒸蒸日上的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德国的国家效能作为有机实体已经大大超过大不列颠，而且可以证明，也已超过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各自拥有的财富较之德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如能共同行动，其优势必将更加显著。但两国运用资源的效能都无法同德国相比；而且又缺少明显的机会或公认的动机促使它们共同合作，就像德奥如今在欧洲合作那样。其结果致使德国可以依次一个一个地对付，其效果远远超过德奥单独任一方当时愿意考虑到的；因此，只要奥地利站在德国一边，欧洲就无力影响这一结局，德国也就十分清楚它可以为所欲为。
　　正是这一推理方式指明，德国的海军实力对于美国来说乃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除英国海军之外，在欧洲没有能够制约德国的实力；假如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如他们那时所希望的继续发展下去，则英国海军就相对力量而言很可能也将衰落下去，以致不敢冒险就广泛的政策路线抵挡德国，而只能在直接涉及到最狭隘意义的英国权益中来抗拒德国。甚至就连这种情况有可能也会消失，因为大不列颠的国家生命力正在日益衰退，与此同时而德国的国家生命力却在蒸蒸日上。其实际情况是，德国按其两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已经继承了一种国家控制的体制，这一体制不仅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而且民众也已对其趋于习惯，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因素；这一因素处在个人受社会即受国家控制的时代，正在日益增长已成为时代的特征。在这方面德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日本也大致如此。
　　当想起美国也像大不列颠和日本一样只有从海上才能接近时，我们就不难看出，最重要的是要在海上拥有一支力量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和支持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的对外政策现时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关于门罗主义，塔夫脱总统在其第一次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到门罗主义时曾经说过，它已明显地接近普遍接受；而要保持门罗主义未来的地位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心了。欧洲已经承认这种局势，欧洲之所以向门罗主义让步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欧洲的竞争限制了欧洲的干涉能力——这是一个可能突然发生变化的条件，就如十年来俄国的实力业已发生变化一样——尽管如此，但门户开放显然仍同门罗主义一样确实而且同样直接地依然需要海军实力做为后盾。由于门户开放的斗争舞台是在太平洋，于是巴拿马地峡便成为美国通向太平洋的门户，而通向地峡的交通线则经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因而，现在对这一海域的关注比起我二十多年前最初对其进行战略研讨时就更为深切。它对门罗主义和普遍商业权益所具有的重要性，即使已有改变，但却依然存在。
　　当我第一次试图对加勒比海进行这种研讨并以其为例来阐述有关海军战略的某些原理时，欧美舆论对于海权以及海军战略所研讨的海权运用方法，几乎毫无任何明确的认识。这种对于海洋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可在俾斯麦身上找到明显的例证，虽则他是当时欧洲最有创见的政治家。在对法战争结束和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之后，他将德国说成是一个满足于领土扩张的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德国已经达到了俾斯麦为其所规定的野心极限；从此俾斯麦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发展，这一发展必将使国家协调一致并确保俾斯麦为德国所赢得的统一和权力。俾斯麦的对外关系规划并未伸展到欧洲以外。当时他已经年迈，无法改变其固有观念，尽管他并未忽略要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民众要求。
　　俾斯麦对于海洋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同德国现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意志帝国则是这种转变的最显著的例证，而帝国所取得的现代伟大成就首先则应归功于俾斯麦。自1887年以来，世界上新兴的强大海军就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时至今日，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权益，因而也是自己本国的关注，应当是在其他大陆之上。欧洲在其相对稳定的局势下，实际上在为冒险性的事业和决定性的事件提供行动基地，而行动的地点则在那些政治和经济的落后必须让位于进步的国家里，而这种进步几乎都带有革命的色彩。这些行动很少不经过动荡即能达成，而平定动荡就势必依靠武力。一个欧洲国家——只有俄国除外，在较少程度上奥地利也可能除外——只有通过海军才能动用武力。
　　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未来取决于海权，因而以这种关系为课题的著作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这已成为海军事务中一个新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著的大部，如果说不是全部，所论述的资料以前不曾为人所知和未受到赏识。而是意味着在使其系统化方面进行着一种新的尝试；即对资料进行整理，指出其重要意义，从中引出教益，将其系统地阐述成原理或定义，运用这些原理或定义便能更易于理解战略问题。对于某些已被认识的战争原理，普及的常识早已将其简要阐明，而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天才人物又将其进一步推向发展并另外又有所发现；然而，将这些原理融会贯通使之系统化，通过实例对其进行论证，将其确立为众所公认的理论法规，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尽管其运用尚不够完美，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最近几年才刚刚得以做到。在古往今来的海军军人函件中，在政治家的活动和交往中，在海军通史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实例来了解这些特殊要素本身所拥有的价值，以及它们同近期的和远期的权益的相互关系。
　　海军战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用为阐述战争原理的例证，意味深长的是，那些最能引人入胜和以军事卓识而称著的海军战役，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乃是其指挥者往往是陆军军人多于海军军人。克伦威尔的海军在这方面对陆军的倚重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就连改组舰队也委托给三名陆军上校，他们成为所谓的海上的陆军将军。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对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的海军和战略进行彻底的改造。其深远目的在于按照当时欧洲最为精锐的共和政体的陆军体制来改组海军；一切军事行动统由陆军军人操纵控制，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罗伯特·布莱克。他死之后，一位富有才干的陆军军人和战略家蒙克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些情况尽管有所改变，但却一直延续到威廉三世。在威廉三世的领导下，海军才在业务上彻底同陆军截然分开。然而，不仅威廉国王而且其军事继承人地面部队总司令马尔伯勒将军都曾系统地阐述过舰队的战略运动；他们认为陆军和海军都是构成整体所必需的要素，在这两位杰出的陆军军人相继指挥的一些战争中，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实施了一些巨大的合同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在法国一方，自始至终都是拿破仑在掌握；科贝特曾经告诉我们，拿破仑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却是由四十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制定而成的。在老皮特的领导下，这种协同作战都是由他亲自决定的；尽管他也曾用过专业顾问，但最后的战略决策仍然由他做出。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的历次战争中像罗德尼、圣文森特和纳尔逊都成了杰出的战略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英方的战役部署完全符合战略要求而且正确合理。
　　在前述各次战争的记载中，在同这些战争有关的函件中，甚至在较早的海军历史和人物传记中，都可以找到丰富的素材，从中推出“海战艺术”；但那是未经消化尚待加工的原料。这些素材本身虽然很丰富，但并不能提供艺术，正如砖头数量再多也不会给我们提供房屋一样。大概由于帆船的动力很不稳定，致使战争艺术在海军中的运用处于落后状态。一位海军将领不可能将其航程换算成需要的日数，而一位陆军将领却可将其里程换算成行军的日数。纳尔逊在追击敌人中，同西风拼力搏斗，而维尔纳夫在距二百海里之处却趁一阵突起的偏东风加速驶过直布罗陀而逃之夭夭。陆战虽然也变化莫测，但不像这样总是把握不定。航程受风水流速影响如此之大，致使战略配合乃至战术配合令人沮丧地难以掌握。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风使纳尔逊无法以其既定方式来实施其计划，尽管他成功地保持了基本态势。由于欧洲的一流海军热心于舰船操纵，而对其本身的军事业务却冷漠视之，致使无意于系统研究的风气大为增长。
　　回想起来，当这部讲稿最初写成之时，尚未出现过使用蒸汽舰队的海军战役。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出现舰队对抗；因为只有一方拥有舰队，但就海权的影响而言，却取得了丰富的教益。1870年的普法战争，1877年的俄土战争，也都同样在这方面取得了教益。自从这部讲稿完成以来，1894年发生了中日战争，1898年发生了美西战争，1904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对于其中的日俄战争，以后我们将进行专题研究；然而，尽管例证是引自这次战争，但绝大部分历史经验的研讨仍以风帆舰队为依据。
　　蒸汽使舰队的运动获得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今，顶风和逆流只不过如同道路的泥泞和崎岖一样，都可以估算出来。计算螺旋桨的转数较之计算士兵两腿的运动，甚至可能更为容易。因此，海战艺术才有可能形成；而且也已成为刻不容缓，因为武器的迅速和多方面的发展引起了一场思想混乱，如有可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结束这场混乱。再者，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信念坚定，我们便可以对公众的认识产生一定的极为需要的影响；因为在美西战争期间，明智的人士却发出了无知的喧闹，后来又提出了要求要把舰队分开配置。只要可能，我们就应抓住那些经历过一切变化考验而仍不失其为海战基础的原理；亦即抓住那些极为显著的主要原则，这些主要原则可用次要细则加以充实，而这些次要细则又是从这些主要原则中推出来的；遵循这些原理便可对这种或那种貌似有理的主张进行判断，视其同已经确立的真理是互相一致还是相互冲突，而断定其正确还是荒谬。
　　这样一来，当有人极力主张将我们的战斗舰队平均分开配置于我们的两洋海岸时，这种主张过去有过，将来一定还会有，我们就能确有把握地指出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如1652至1654年，荷兰和英国就曾如此分兵于北海和地中海，两个半世纪以后俄国也将其舰队分别配置于波罗的海和旅顺口。我们还可以引述拿破仑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的历史事件所持的意见，当时，康华里拥有内线位置和三十四艘舰船，而他却将其分为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方十六艘，另一方十八艘，就像今天要求我们要做的那样；这种做法可使任何人都能预见到，一旦敌人发现其中一方，就必将居于显著的优势。
　　 [科贝特在其最近发表的《特拉法尔加之战》这部著作中，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拿破仑对此的批评并为康华里的分兵辩护，康华里必须对付同盟国在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此外还要对付在布勒斯特的二十一艘，他将他的三十四艘舰船分为两个集团，十八艘部署于费罗尔港外，十六艘部署于布勒斯特港外。根据我的理解，科贝特辩护的理由是，费罗尔的舰船可能开赴地中海，并在那里对英国政府为谋求同俄奥两国结成联盟而正在努力创建的态势进行遏制。
　　任何困难的军事形势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毫不武断地指出，拿破仑的判断大体上是对的，而科贝特的判断大体上却是错的。当时在费罗尔的同盟国分舰队于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有意地放弃了地中海而开赴西印度群岛。返航时，它们并未采取较易的航线驶往地中海，而是避易就难进入费罗尔同该港的援军会合。与此同时，恰巧布勒斯特的法国分舰队驶入外层锚地，在重炮掩护之下，准备尽一切可能配合费罗尔分舰队的开进。当时的地中海总司令纳尔逊曾经追踪过现已集结于费罗尔的土伦和加的斯分舰队一直到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发现它们，于是他就率舰队返回地中海；因为这是他的特定职责，在没有获得确实根据确信地中海安全无虞并有必要开赴他处之前，他有责任预防万一。在接到直布罗陀所获取的土伦分舰队确已北上的情报后，他获得了这一根据。遂即他便率舰北上并同已经位于布勒斯特港外的舰队会合。所有这一切都可表明，纳尔逊已经认为危险已在北方，地中海已暂时安全无虞。这一总的结论得到了科林伍德的赞同，科林伍德只率为数很少的舰船留在加的斯港外，并继续负责兼管纳尔逊留在地中海的一支较小的巡洋舰部队。
　　其结果是，当康华里将其舰队分为两部，一为十八艘，一为十六艘，两部相距三百余海里之时，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早已开赴海上，到达费罗尔的西-北西二百五十海里之处，就如俗称无形的罗什福尔中队那样占据了有利于在任何方向上作战的位置，于此关键时刻它正漂泊在附近海上而未被发现。而康华里指挥的分舰队处于此种态势之下，很有可能不是十八艘就是十六艘舰船，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与同盟国的二十九艘舰船相遇；如在布勒斯特港外遭遇，那里的法国舰船还可能进行配合。
　　其结果毫无疑问会是一场英国海军技艺加勇敢的出色表演；还可能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但正如纳尔逊所说，英国在令人厌烦地等待了两年之后，需要的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全歼敌人。“惟有数量才能达到全歼。”他的另一句名言也同样正确，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实态势，“假如考尔德以其十八艘舰船正面对抗二十七艘或二十八艘敌舰，即使敌人将我们的舰队打垮，但他在本年内再也不会对我们为害了。”然而，指出对态势抱适当的乐观态度是一回事，而赞许不顾后果的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十八艘英国舰船抗击二十九艘同盟国舰船，双方可能同归于尽，其留下的均势恰好仍同原来一样；而三十四艘英舰对付这一数量的敌舰就会全歼敌人。二十九对十八的差额，差不多正是纳尔逊不久之前曾经对他自己的分舰队所预期的同一差额，二十对十二；虽则他声明，他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奋起一战，但他声明的言辞是很谨慎的，采取种种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表明了他对执行这一声明的严肃看法。]
　　探索和创立主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往往没有几条——围绕这些原理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将其归纳分类，将会减少模糊观念所造成的混乱，使思维达到既简明扼要又方向明确，从而收到简明的理解效果。必须指出，蒸汽机简便了海军的一切运动，不管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还为交通这一要素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交通对陆上战略可能具有最为重要的控制作用；恰如陆军必须依赖于交通一样，蒸汽舰船则有赖于不断补充其有限的储煤量，相比之下，风帆舰船的动力却勿需依赖于供应。可能还必须指出，在长途航行中，总的看来，风力对于双方对手都是机会均等的，所以在风帆时代，就不会由于是否拥有足够的供煤站或战场是否同本土靠近而造成不平衡。煤炭可能比陆军在急行军中所能携带的给养延续的时日将较长一些，但在令人担心这一点上，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们的动力分别是粮食和煤炭，而不是人的腿和发动机。
　　舰队无风即停的时代，诚然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装载可供四、五个月之需的粮食和淡水即可不停地追踪敌人直到世界的另一端的日子也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纳尔逊于1803至1805年之间，经常在舰上备有三个月的粮食和淡水，并曾力求备足五个月所需之量；这就是说，力求达到将近五个月不依靠交通运输。如果要想减轻战略上的困难而多载煤炭，则吃水就会增大从而造成战术上的障碍，致使航速降低，操纵不便；或则如不增大吨位，就势必牺牲装甲和舰炮，这就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现在依然使人记忆犹新并受益匪浅。他的困难在于补给，主要是煤炭，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其最后航程仅余一千海里之时，他却毫无必要地下令各舰满装煤炭，这种轻率的举动造成的后果十分惊人。他之所以有此举动，只能归因于缺煤的困难对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因为他明知战斗不可避免，而这一失策的举动必将使其舰船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境地，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由于蒸汽机既提供了动力又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必须对海上战争艺术进行更全面而有系统的论述，并创建明确的原理以为依据。开展这项工作乃是海军学院创办目的中的特殊要求。战争艺术的原理虽然没有几条，却包含不少要点，所以海军学院的原则只有一个：即研究战争艺术并阐明其原理。就如人体一样，脊椎骨只有一根，而肋骨却有许多。一旦这些原理或多或少地得以顺理成章，则更加清晰地理解海军历史的途径便被打开了。于是就能更加准确地洞察历次海军战役的成败原因。充分掌握原理，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海军战略家从专业实践中汲取精确的教益，就如一个已经掌握了原理的律师从专业实践中汲取精确的教益一样。广泛研究案例，可以增强了解，加深领会，开阔眼界，增进对任何案件的关键特点的领会能力和理解速度，不为相对的非关紧要的细节所迷误。
　　当我还是一名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时，一位深有造诣的军官，已故戈尔兹伯勒海军上将，对我谈及他在法庭上旁听著名律师对一起疑难案件的辩论所感到的迷惑。当天晚些时候，他遇到了主持开庭的法官，他就对他说：“的确，我真不理解您何以能够从双方提出的貌似有理的巧言的迷宫中找出自己的出路。”法官答道：“在这类争论中，只有很少的，可能只有一件或两件事实或原则真正值得对其进行决定性的思考。将它们牢牢记住，而把其余论据当成枝节问题或无关重要之谈抛开，于是便可轻而易举地做出裁决。”这就是领会原理之后通过研究而形成的习惯见解所具有的优点。这样的决定性思考基本上符合于构成军事态势“钥匙”的主导特点或特点。 [ 注：克劳塞维茨曾以不无取笑的口吻提及战场或军事态势“钥匙”一词；这个词说起来或写起来都很容易，但其本身的释义却好像一部百科全书那样包罗万象。然而，这个词在其他方面的类似使用，证明将其运用于军事环境也是正确的。按这位著作家的评价，使用这个词具有特殊的优点，有助于掌握合乎需要的印象，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军事态势或军事问题中总有一个居于首位的主导特点，它可从许多细节中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依据这一中心思想可使目的和部署集中起来，从而达到计划的统一。 ] 大量令人迷惑的事件聚集在一定的决定性思考周围，紧紧抓住这一决定性思考，你不仅能够更加容易地了解到特定实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能使你越来越善于判断展现在你面前的任何军事实例；而且还是以通常所说的处置紧急军情所需的快速来进行判断。
　　从下面情况可以看出陆战对于海军研究人员所具有的价值。首先，陆战拥有更多的范围广泛的记述各个阶段的资料，因为陆战远比海战为多；而且还可能由于这些大量的资料经过很多努力，作了有条理的分析之后，已经从中引出了基础原理。再者，随着动力由不稳定发展到稳定，海军运动同陆军运动之间的差别也随之消失。因而，除非准备抛弃我们先人已经取得的学识将其视为无用之物，否则我们定能在研究杰出的军事著作家中找到最为充实的基础，并于此基础之上创立新的结构。且勿做徒劳之事，因为那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应在坚实的地基之上开始劳动，接受已经完成的明显成果去着手创立。既不怀疑，也不畏惧，我们定会找到充分的差异；当新的建筑建成之后，谁也不会将新房误认为旧屋；不过二者将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其极为鲜明的对照将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二者共有的强烈特点。
　　按通常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战略一词的运用仅限于军事联合，这种军事联合包含一个或更多的战场，这些战场或是各自独立，或是相互依赖，但总是真实的或直接的战争场所。这在陆上固属如此，而一位法国著作家却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军战略实在过于狭隘，这一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说：“海军战略不同于陆军战略之处在于，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需要海军战略。确实如此，海军战略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购买和缔约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在战争时期可能难以获得的优势位置，而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它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于岸上选点立足，由最初暂驻成为最后的占领。”
　　海军战略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殊区别，乃是由于海军能够到达领属关系未定或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而陆军却只有依靠海军才能到达这样的地区，如果陆军要想在这样的地区作战，还须依靠海军控制海洋。假如一个国家要想对这种领属关系未定的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它必须占有位置合适的基地；而且和平时期的贸易需要往往要求拥有这样的属地，正如这位法国著作家所说，一旦时机成熟便将其占有。
　　在欧洲，如今各国的强大陆军妨碍这种占有，除非以战争为代价；尽管面对最近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之被吞并，这种说法很难再维持下去。的确在东南欧由于土耳其的衰落，这种绝大部分只能发生在海军才能到达的比较偏辟地区的情况，却出现在欧洲的后门之处；当时土耳其政局动荡，为奥地利提供了机会和借口采取行动，在战略位置上加强其力量，至少可以说，使其得以将力量推进到爱琴海，这是奥地利未来贸易所需要的目的地。还可以回顾一些更为久远的历史实例，英国在十年和平时期之内以表面上暂时性的条款和条件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对于塞浦路斯终于达到了正式割让，对于埃及则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尚未撤离该国。英国在那里一直是占有者，谚语说占有者在诉讼中总是占上风，尽管法国和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满，但最后终于表面上做出了让步。
　　同样，近年以来，法国占有了突尼斯的领土和港口比塞大，该港被特别推荐有作为海军场站的可能，其主要水文特点优于阿尔及尔，而且又靠近地中海的狭窄部分；即接近于直布罗陀海峡至苏伊士运河之间的交通线，这是欧洲至远东，至印度以及至澳大利亚航线上的紧要环节。还有德国从中国手中租借了胶州湾这一位置，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当时宣称，出于贸易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即出于海军方面的原因——长久以来即已预见到在远东需有一处基地。恰好时机适宜，于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便得以获取到手。自从这部讲稿最初完稿以来，德国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及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这些都是这位法国著作家所引述的证实这一真理的例证，他说：“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就是既在和平时期也在战争时期奠定、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海权。”我怀疑，这一道理到底是否就不适用于陆上战略；然而，陆上战略所关注的位置——陆战地域——已为众所熟悉，而且依据长期以来的传统法定权利已被稳固占据，除非付出战争代价，通常是无法易手的。外交官们无非是在军人取胜之后照例于条约上签署而已。而大部分海上战略据点，情况却不如此。这些位置却是在和平时期未经冲突而占有的。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也是如此，这项任务直到这部讲稿写成之后好久方告完成。这样一些属地之所以往往不需经过实际战争即可占有，是因为其第一个拥有者由于衰弱而无法进行可能成为战争的抵抗；或是由于衰弱而感到需要同海军强国建立政治联系。
　　遵循这一观点可以联想到，海上作战所依托的位置即通过上述方法而占有的位置，总是远离占有这些位置的国家，所以海上作战的地理范围同陆上作战相比极为广阔。当已故谢尔曼将军为我审阅这部讲稿的初稿时，曾对这一情况惊诧不已。与国家整个海岸同时并存的基地，通往同样遥远的目标的长达数百海里的交通线，每日达数百海里速度的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雄伟的海上进军的想像画面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当前各国海军部署的调整，可以见到和平时期的海军战略另一实例，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有关的战略中心之间相隔很大距离而定的，例如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战略中心，或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战略中心，便是如此。这种情况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条件而造成，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而造成，在何种程度上则是由于现在的海军军人同墨守成规的老一代相比对于战略原理和战略要求更为深入注意和理解而造成，对造成这些情况的这些原因做出估计，将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集中的必要性现在之所以得到确认，应归因于研究工作的进步，归因于对于原理有了明智的正确的理解和对于一个国家于和平时期将兵力分散配置于许多地区这种过去做法在军事上的不合理和危险性做出了明智的正确评价；然而，这种正确评价得以通过特定方式表达出来，却是国际局势的变化的结果。英国舰队现在集中于本土水域就是一例。这是德国海军发展的直接反应。增强查塔姆造船厂的重要作用和在罗赛斯创建新的基地就是舰队部署变动的必然结果，两者都是和平时期建立或发展战略位置的例证。
　　美国战斗舰队集中于单一指挥和集中成单一整体，这是具有更大分析价值的另一实例。此事不仅说明简明原理对于海军领导人的见解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指导价值；因为国际关系尚未迫使集中必须达到地区化，或是集中于大西洋，或是集中于太平洋，就如英国舰队业已集中于本土水域那样。这一集中纯属于对原理的认识，而不是为环境压力所迫。在海军中众所周知，这一认识是在海军学院举行的演习作业过程中首先形成的。美国舰队当前集中于大西洋，纯属出于遵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欧洲这一传统观念。如今可能仍然如此，也可能已不再如此；环境，即国际关系的发展，将随时决定集中的地点，如同英国那样。循此思路可以看出，在战斗舰队进行环球游弋时，曾经一度体现政府总体海军政策的小型中队和分散舰船已不再出现，这是特别令人注意的。
　　海军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集中，这是海上战略不同于陆上战略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表明海军具有陆军无法比拟的机动能力，这是因为二者是在完全不同的平面上进行运动。一支配置得当的舰队，能以陆上无法比拟的快速驶至所需要的战略位置。这在另一方面就要求做好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最低限度应能达到既迅速而又集中地到达目的地。所有这些都属于动员范畴；陆上和海上的行进过程无异具有共同性，二者的差异在于二者所及的范围和所行进的速度有所不同。海军的海上行进过程很简单，这又意味着海军能够达到迅速。而复杂则意味着多费时间。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陆军的平时配置必须直接参酌战时的需要，但由于另一方动员困难，故陆上允许分散兵力，而海军分散兵力就会失策。在动员陆军上，军事上所理解的集中如同动员海军一样，也是首要的目的；但却是第二步，即在局部活动动员若干军团之后才随之集中。而对海军来说，集中却是第一步，不论如何出乎意料之外，都应抢在战争爆发瞬息之前。其次就是辎重问题，即运输队问题，这是构成陆军运动的一个重大要素，但对海军来说却微不足道；海上运输队实际上同战舰具有同样的机动能力，因为开阔的海面能比陆上的道路提供更为广阔的方便。所有这些在机动能力上的有利条件在时间上便意味着快速；而这种运动所需时间的减少则意味着所行距离的增大，这就便于压倒兵力分散或毫无戒备之敌。就如当日本的鱼雷艇在旅顺口外对毫无准备的俄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之时，它们是在远离出发地点数百海里之外挑起战端的。
　　查理大公说：“对战略据点的占有决定着作战的成功。”拿破仑则用“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说法来表达这一意思。然而，必须警惕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在人们的思想上对于海军问题似乎已经形成一种牢固的偏见。正是通过读书我才逐步地、信服地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其结果正如我刚才所说，在弄通原理之后，通过博览群书而获得教益。若米尼关于占据很多的战略据点是可能的主张，我很久以前就已知道并在几次讲座中曾经引用过；然而只是通过读书以后我才认识到，每占据一处港口就会增加海军力量这种看法是何等的普遍。海军力量理所当然包括对战略据点的占有，但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却是机动的海军。假如由于拥有许多港口而使你将兵力分散在各个港口之中，还不如不用这些港口为好。对此还应加上另一段话，也是若米尼说的，假如你没有把握控制整个战场，那么最好是占据能使你控制战场大部的那些据点。应当依靠已经取得的各个战略据点或由陆、海军强行占领的位置，将你能够坚守得住的位置向敌人方向推进，愈深入愈好；但在推进中延伸你的交通线时，应保证你在前进位置上的兵力不致遭到危险。
　　关于这种前进位置的好处，古巴岛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例证，美国能否有效地控制墨西哥湾，取决于美国能否在该岛占有一处位置。当古巴还属于西班牙时，美国不得不以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作为海军作战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同欧洲的一个国家交战，而古巴严守中立，敌人将舰队冒险开入墨西哥湾，则其后方和交通线绝不会像今天这样暴露于以设防严密的关塔那摩为基地的美国巡洋舰的攻击之下。当交战双方兵力相等时，一旦敌对舰队想要驻泊于墨西哥湾内或进入加勒比海向巴拿马地峡推进，则这处前进位置就会使其占有者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为其提供便利去干扰和切断对方补给，特别是煤炭补给。单就墨西哥湾海岸来说，基韦斯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关塔那摩的作用。二者结合起来就对海湾地区形成一个整体防御，这较之在这一地区的特定各点建立局部的陆上防御更为强而有力。如就对运河地区的影响而言，则关塔那摩在态势上显而易见优于基韦斯特。这种位置对舰队的威慑作用同对单艘快速巡洋舰或小分舰队的威慑作用，在程度上并不能等同一致，因为敌人可能会甘冒损失数艘巡洋舰的风险而进行骚扰。
　　在过去年代里，英国对法国各个港口的封锁，则是关于海军前进位置的极为重要的实例，由于封锁，英国贸易的安全才得以保证，对大举入侵不列颠诸岛才得以制止。当前英国战斗舰队集中于本土水域，其部署与上述封锁十分相似，显而易见，其目的在于以直接有效的集中对抗北海的德国舰队。一旦发生战争，无论可能采取何种特殊措施，该处总有一支明显优于德国的舰队，可以有效地掩护来自大西洋的所有英国交通线；实际上即连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线，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系可能除外。这一部署又切断了除同波罗的海联系以外的所有德国海上交通线。同时还掩护了不列颠诸岛不致遭受大举入侵。
　　通过这些实例，可以明显地看出占有这种前进位置的全部理由。这样一来，你的舰队在背后既有可靠的位置可供依托，又有防护严密的交通线可同本土紧密相联，于是贸易、运输和补给等各种活动均可自由进行。当敌对双方兵力大约相等时，对方是不会冒险进入这样的海域，就如上述实例中德国不敢进入大西洋或美国的敌人不敢进入墨西哥湾一样，因为就在其进行冒险活动之中，其交通线就已暴露，而且一旦撤离时，它又远远离开了本土港口。古巴虽然掩护着墨西哥湾，但在抗击对北大西洋海岸的入侵中，则无法起到同样的实质性作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对法国的封锁，恰好相反，一直推进到靠近法国海岸，从而掩护了整个大西洋和通向不列颠诸岛的所有水道。由于这种推进，在保持封锁期间，英国本土得以确保安全，免遭入侵，从而使联合王国的贸易避免了实质性的损失，其损失率每年在百分之三以下。
　　今天，仅就不列颠诸岛的地理态势而言，其本身对于德国来说就居于前进位置；其对北海的控制俨然就如古巴对墨西哥湾的控制，其对本土交通线的防御价值也相同。就连德国的巡洋舰——贸易破坏舰——要想到达英国的贸易交通线，就必须冲过北海的防卫，并在远离其作战基地从而造成煤炭补给不稳的情况下进行活动。我们知道，对后方及其交通线进行防卫，并不能完全使补给船或贸易船完全免遭贸易破坏舰的攻击。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陆军的侧翼和后方经常遭到这样的袭击。对于这样的袭击，使用轻型舰或使用与对方进行这种袭击所使用的相同的巡洋舰只能予以遏制，但不能完全制止。
　　若米尼的经验较之美国南北战争还早半个世纪，他说：“出色的袭击部队总能打乱护航队，不论其所取路线的方向如何，即使其方向是一条来自基地中心至作战前线中心的垂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最少遭受敌人攻击。”
　　然而，这种损害一般不应同切断或威胁交通线混为一谈。这只不过是战役中的轻伤，而不是致命打击；它令人伤透脑筋，但并不十分严重。它同在靠近交通线的巩固港口中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完全不同。
　　破坏贸易或破坏敌人交通线的袭击战，可以从遥远的殖民地位置上来进行。在过去的历次战争中，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就曾被法国巡洋舰用为基地来袭击英国的贸易船和供应船。防备这些袭击，当时不能，现在依然不能依靠遥远的本土。必须在当地配置兵力予以解决。这样一些位置本身乃是前进位置的特殊例证，它们能起到特定的，尽管是有限的控制作用。例如，德属西南非洲，只就其态势而言，这样去骚扰英国与好望角以及沿此航线的以远地区的交通往来就方便得多。应付这种情况，同样也须在当地进行防备。英国舰队集中于北海在这一方面确实能起到作用，但这一作用却是间接的。存在的问题是，这种战前组成的特遣舰队到底能同德国在北海的总体作战计划，协调一致到何等程度；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由于特遣舰队的补给通过英国巡洋舰在北海和海峡设立的巡逻线非常困难，其作战效率到底能够维持到何等程度。
　　假如一系列前进位置被陆地连贯起来并且伸展很广，则它们的作用就会得到明显而巨大的加强。古巴岛上的各个港口就是如此，它们较之每个港口更有各自优势，这些港口不仅为陆地所贯通，而且这一陆地屏障长达九百海里，形成一个使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样，不列颠诸岛对北海贸易的影响作用之所以大大增强，也是由于由多佛尔海峡至苏格兰北端有陆地连贯其间。
　　由此可见，在海上区域内，例如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或是在太平洋这两处美国极为关注的海域内，确定战略据点时，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如下选择，首先应选出对于控制战场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那些点；其次选出最能充当最前进位置的那些点。一旦战争不幸爆发，美国即能将它们牢固占有，并通过中间位置或交通线将它们连结起来，共同形成一个结合完善的紧密配系，除非一支巨大的优势兵力，否则任何力量都无法将美国逐离这一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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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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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础与原理(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一、战略位置
二、军事力量
　 1. 守势力量
　 2. 攻势力量
三、资源
一、战略位置
　　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 它的位置，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态势。一个地方可能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其所居的位置就战略线而言，却不值得予以占领。
　　 2. 它的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一个地方可能居于适宜位置，并拥有巨大资源，但由于脆弱而很少具有战略价值。它虽然是天然的不坚固，但另一方面却可赖人工加强其防御力量。“设防”一词意即予以加强。
　　 3. 它的资源，本身的资源及其周围附近的资源。资源的丰富与贫乏的利与弊，尽人皆知，毋需赘言。直布罗陀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它攻守兼宜，位置极好，只是缺乏天然资源。英国过去全凭控制地中海才保持它的这个前哨。缺乏天然资源，可赖人工为之补充，而现在较之过去补充范围更为扩大。马耳他和梅诺卡岛，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及，一般说来，对于海上战略据点，其周围的友好地区愈小，资源愈少，其力量也就愈弱。1798至1800年，法国在瓦莱塔的守备部队，遭到英国所支持的马耳他岛岛民的群起反抗，从而断绝了对马耳他岛资源的利用；而海上又遭到严密封锁，故其抵抗终以精疲力竭而告终。由此可见，大小两岛，其他条件相同，小岛的战略价值小于大岛；因而像基韦斯特那样的据点，位于狭长的通路受到限制的半岛顶端，其价值远不及彭萨科拉；假如古巴是个繁盛的国家，也许还不及哈瓦那或西恩富戈斯。
　　为举例说明一个大岛比一个小岛或一些小岛优越，我愿为大家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份官方备忘录中读一下著名舰队司令罗德尼的意见。他曾长期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双重经验。“波多黎各掌握在大不列颠手中，必将产生无限的重大影响，它比所有加勒比岛屿合在一起还要有价值——该岛易于防守，而且防守所需的费用又比那些岛屿低廉；防守那些岛屿就要分散兵力，倘遇敌人攻击则易被征服，而该岛既能牵制法国又能牵制西班牙，还能使他们的圣多明各岛永远处于危险之中，该岛掌握在大不列颠手中还能切断欧洲至圣多明各、墨西哥、古巴或拉丁美洲大陆的所有供应线；假如英国移民于该岛，还可迅速援助牙买加；而且一旦得到开发，则可雇到比整个向风群岛所能雇到的船只和海员还要多。”
　　我以前曾经说过，海军历史可为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员提供丰富的资料，上述那一段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有关战略据点的全部有利条件，这里均已罗列无遗，尽管不像军事学术论文的目的那样完全条理化和系统化：关于态势，指出了该岛同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其他西班牙属地的相对关系；关于守势力量，指出了由于它的集中可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分散相比较；关于攻势力量，指出了它对西班牙同其殖民地的交通线的影响；关于资源，指出了该岛为数众多的英国臣民及其事业以及所拥有的英国船只和海员。
　　一个地方同时具备态势、内在力量和丰富资源这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当然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必须记住，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尽管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考虑是次要的，但它们却会提高一处港口的重要价值，甚至还是战略价值；例如该港是一处巨大商埠，一旦它遭到打击就会影响该国的繁荣；或是一国首都，一旦沦陷，不但有其他重要意义，还有政治影响。
　　在三个基本条件之中，态势最为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然而，一个港口如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则其态势是人力无法予以改变的。
　　一般说来，态势的价值取决于其接近海上航道的程度；取决于接近那些贸易航线的程度，当这些贸易航线被画在海域上时便成为海图上假想的相似之线，但这些线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有用。假如这处位置同时位于两条航道之上，那就是说，它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其价值就会更加增大。一处交叉路口基本上就是一处中央位置，它便于向各个方向进行活动，而且有多少条通路便有多少个方向。凡是熟悉陆战艺术著作的人，都承认这种相似的比拟。如果限于地形，通路变得很窄，则其价值也就变得更为显著，诸如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以及狭窄程度较小的佛罗里达海峡。每处入海口几乎都是狭窄的，贸易经过入海口进入并扩散到全国各地；诸如密西西比河河口，荷兰和德国的各条河流的河口，纽约港的入口等等。然而，对海来说，港口或江河的河口则是终点或货物集散地，货物在远运之前于此装船转运。倘若通路窄成一条运河或一处河口，则船只必须到达之处几乎就要缩小成为几何学定义中的一个点，于是其附近的一些位置就会具有巨大的控制力。苏伊士今天就是这种情况，巴拿马不久也将如此。
　　由此类推，狭窄海域中的位置比起那些大洋中的位置更为重要，因为很少有可能迂回绕过它们。假如这些海域不只是旅程的目的地——“终点”——而是连续航程的“公路”的一部分；就是说，假如贸易船只不只是到达此处，而是途经该处驶往以外的其他各地，则过往船只的数量必然增加，从而各控制据点的战略价值也必增大。这里不妨以地中海为例，来阐明我所附加的“终点”和“公路”这些词的含义。在苏伊士运河凿通之前，地中海东岸和地峡均属终点。船只不能通过，货物有待转运。自从运河通航以来，地中海东岸就成为公路上的一个点，而其海域也成为贸易公路，而不再只是终点。当然，美洲的地峡及其未来的运河也是同样如此。如以百慕大同直布罗陀甚至同马耳他相比，仅就其位置而言，则可立即看出后二者所具有的优势，并可以此为例来说明有关狭窄海域的论点；因为船只必须紧靠它们通过，而百慕大做为一处补给站，尽管也具有优势，其所居态势有利于对通常的贸易航线实施攻势活动，但毕竟可以绕道将其避开，尽管有所不便和延缓时间，但仍然可能做到。
　　构成陆上战略和海上战略条件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陆上充满天然障碍，需靠人们的双手来排除和克服这些障碍，才能打开交通和道路。就天然条件而言，陆上几乎是障碍重重，而海上则几乎是坦途一片。因此，可供陆军通行的道路数量有限，而且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有利条件通常已尽人皆知；而舰船在海上从一点至另一点可能通过的路线却数量无限，尤其是蒸汽舰船还可绕道迂回。风向和水流等条件必然同所选取的短近距离一起将舰船束缚在一定的通用航线上，但在这些航线范围之内，仍有很多巧妙办法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如罗德尼在其呈送英国海军部关于一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本土的护航队的紧急信函中曾做了说明，这支护航队将不采取直接航线，而是航抵英吉利海峡以西至少六百海里的同一纬度之处，然后向东转航以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知护航队的位置，同时并使英国海军部能够确有把握地对护航舰船进行增援。在其后的一次场合中他曾写道：“我曾严令指挥官不要试图驶向英吉利海峡，而是取克利尔角的纬度向西至少九百海里，再行继续向前航行。”拿破仑曾以精炼的语言说过，海军作战的决定性要素即是“采取隐蔽航线使敌人丧失时机”。
　　 1789年纳尔逊对拿破仑远征军的追击，便是一个极为贴切的史例。法军总司令离开马耳他之后，并未驶向埃及，而是先向克里特岛航行。纳尔逊满足于已知敌人的目的地，便心安理得地直奔埃及。不幸他缺少一艘快速舰用于监视嘹望，结果其航线错过了法军的航线而丢失了目标；两支舰队的航线在同一天夜里确曾交叉过，但薄雾将它们彼此遮蔽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在数次大战中必需在法国港口的入口处进行严密监视，虽然并非进行封锁，于是这些港口便成为战略据点；因为，一旦港内舰队驶离港口消失在视野之外，则英国指挥官便只能推测敌人的大概活动航线，别无他策。
　　将1905年东乡大将的疑虑同1798年纳尔逊的疑虑加以对照，便可从中找出深受当代发展条件限制的基本类似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例证。纳尔逊并不知道法国舰队已开往何处；他只能依靠推断，依据种种迹象和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进行推断。东乡也不知道俄国舰队的可能意图，是打还是逃，虽则其最终目的地只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对其可能采取的航线却只能求助于推断，在推断中气候条件起很大作用。二位将领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情报，他们都经历了焦虑不安、犹疑不决的时刻。东乡大将的一个参谋写道：“就连确切断定敌人必将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当敌人预期到达的时日已过而并未出现时，也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东乡把无线电的作用都算在内，但直到日本侦察船发现敌人为止，他也并未先于纳尔逊得知敌人的位置和活动。如其说他失掉了接触，无宁说他从未得到过接触。只是别的船只，而并非他自己的舰船，非正式地提供过一般的情况。恰如纳尔逊在尼罗河一样，东乡在看到敌人之前，也是毫无把握；前者是从战列舰的桅顶进行嘹望，后者是派出一艘侦察船在距离旗舰一百海里之处进行监视。二者所处的困境，都是由于不能在敌人的出发港口或在其航线的某一必经之点对敌人监视。对这一失策是否应予责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未能将侦察活动推进到足够的远处。
　　由于开阔的海洋可以提供许多机会来避开被认为是危险的位置，所以在一定区域内一等战略据点在海上要少于陆上——这一实际情况自然便提高了现有的这些战略据点的价值。例如，夏威夷在太平洋的总体方案中，就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战略据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运动中心，一处无价的中途站；又是一处具有巨大天然攻势力量的前进位置，适于用做作战和补给维修基地；但在对贸易的控制方面，其作用却因海面广阔，便于舰船对其避开而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它是美国的属地，敌人无法将其用于战争或贸易，这就使该点除攻势价值之外，又具有守势价值。海洋的确如实体现了查理大公所想像的情景，他说：“在开阔地区，到处可以通行，敌人在这里不会遇到障碍，可向各个方向运动，这里或是没有战略据点，或是虽有而不多；反之，在起伏不平的地区，却可遇到众多的战略据点，这里天然条件构成的道路不可改变，非循其而行不可。”
　　恰如一艘舰船从欧洲驶往中美洲，它首先通过一片完全开阔的地区直至西印度群岛为止；在那里它进入起伏不平的一处，到处充满了价值大小不一的战略据点。
　　成为问题是过往贸易的数量，还有港口靠近航线的程度。这两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影响到位置的价值。正是德国工业、商业和航运的巨大增长，才使大不列颠由于拥有不列颠诸岛这一战略位置而成为德国的眼中钉。德国贸易的增长同大不列颠的战略位置结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与此类似，巴拿马运河这一新的商业条件，也将改变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港口和太平洋许多港口的战略价值，这是由于途经这条航路的贸易增长所致。试想，一旦苏伊士运河重新关闭永不再开，则好望角的各个港口和地中海的那些港口都要受到影响。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威尼斯和热那亚命运的影响，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拥有的历史明证。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则沿着最为方便的航路前进；随之而来，军事控制又促进并保护着贸易。海洋除了用为连结国与国的公路系统之外，别无可用。海或水乃是天然形成的流通媒介，恰如金钱被人用来交换产品一样。其流通方向或流通数量，二者之一一旦发生变化，人类的政治关系和实业关系也必随之改变。
　　通常，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有用的战略据点总是位于公路经过之处，尤其是位于公路交叉或汇聚之处；最为重要的则是位于种种障碍迫使平行道路汇聚一起并使用一条隘路之处，就如必须通过桥梁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固然比陆地开阔，障碍较少，可是一旦遇有障碍就会确实更无法逾越。舰船无法从障碍的上方越过或从其中间穿过，只有迂回绕过它们。历史事绩，诸如拿破仑通过小圣伯纳德，麦克唐纳通过施普吕根以及1877年俄国人通过巴尔干山脉等，都似乎表明，没有步兵不能逾越的地方；但现代舰船却不能像古代划艇那样能够拖过旱地。因此，在陆上有时扼守的似乎可能是惟一可以通行之路，也可能意想不到地被敌人绕过，例如波斯人通过山间小路在德摩比利进入希腊的后方，而舰船确实只能循已知的航路。凡是航道众多的地方，如向风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诸多航道，每条航道上各个港口的位置价值则与航道数量成比例地降低。
　　举例说明，马提尼克岛的洛亚尔港和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港本属优良战略据点，假如有一条连绵不断的陆地从海地岛东端通过向风群岛直到中美洲，其间仅在上述两岛之间断开，就会大大影响到两岛的价值。这样一来，两岛的影响就可与直布罗陀并驾齐驱。正因为它们是现在这种样子，所以它们只能同夏威夷和百慕大并列；而且还有所不及，因为它们的位置虽然优越，但却不如夏威夷和百慕大那样独一无二。它们在各自区域内均有其竞争对手，而夏威夷和百慕大却没有。毫无疑问，不论向风群岛有无内在军事力量，敌人的舰船和补给船只都可绕道迂回驶向地峡，故其位置价值显著降低。一旦巴拿马运河建成，牙买加就无法避开，奇里基礁湖尤其不能避开，科隆则完全无法避开。英法战争期间，驶往地峡的舰船，要想避开从圣卢西亚岛附近通过，就可通过阿内加达海峡或莫纳航道；实际上法国人往往成功地取道这条航道以避开罗德尼的警戒线。
二、军事力量
　　现在，我们来开始研究任何一处位置的战略价值的第二个要素，即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
　　不妨设想有一个点，其位置虽好但实际上却无法防守，因为防御工事的耗资可能高于该地设防后的价值。如有一处更为强固的地点，尽管稍远一些，则宁可舍近而求远。
　　一处港口的强固和脆弱取决于许多有利的和不利的要素所构成的特点，所有这些要素可以分别归入两个范畴，即守势力量和攻势力量。
1. 守势力量
　　海港的防御，同其攻势用途不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防御来自海上的攻击；即军舰的攻击。(2)防御来自陆上的攻击；即部队的攻击，部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可能于海港的某一接近点登陆并进入要塞的后方。
　　海港设防是为了便于发挥攻势作用，设防海港的攻势作用总是派出军舰向海上出击，海可以恰当地被称为这种港口的前线，而陆地一侧则为后方。
　　最近对旅顺口的围攻战，恰好为刚刚提出的课题提供了例证。旅顺口针对海上攻击和陆上攻击于前线和后方都进行了设防，而攻击也是来自两个方面。这次围攻战又为另一课题提供了例证，即这部讲稿最初的草稿所提出的就“防御”一词的狭义而言，港口防御主要属于陆军份内之事。俄国海军对防御的贡献微不足道。假如它拥有较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并有效地予以利用，它本来是可以通过攻势作战，即通过出击和骚扰敌人为坚守该港做出极为切实的贡献。在任何总体战略计划中，坚守能力乃是守势力量的主要要素。防御的巨大收益，就该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就是拖延时间。旅顺口的防御为俄国人赢得了时间；防御愈顽强，赢得的时间就会愈长。当时，它已为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而且无人能够说出，到底拖延多长时间才能有助于陆上战役的延长，因为只要俄国人能够顽强地坚守住，陆上战役就会使日本人一筹莫展，难能为力。
　　在这次战争中，俄国海军在海上俘获了一艘日本运输船，该船装有进攻旅顺口所需的大部分攻城大炮，这是海军通过这种性质的作战活动为防御，即为拖延时间而做出贡献的一个例证。这就明显地延长了围攻时间。这是一次对围攻者的交通线的攻击。这种性质的攻击，除使敌人遭到实际损失外，还会迫使敌人煞费苦心加以提防，这就明显地拖延了这场决战的时间。然而，这种活动，就其结果而言，属于防御性质，但就其方法而言，却并非如此。因此，完全可以称为攻势防御，它对任何防御计划都是绝对必需的。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单纯依靠防御，如果没有准备进攻的措施，或虽有而不用，则任何位置都无法持久坚守。对敌人必须不断地加以扰乱，否则他就会获胜。在战争史上曾有一个时期，这一真理极为清楚，人人都能领会，而对消极抵抗的外界状况也已有了如此彻底的了解，因此，假如不谋求解围，则被围要塞的坚守能力几乎能像数学演算那样予以准确地计算出来。在配合密切的海岸防御配系中，这些反击、骚扰，即攻势防御，均由海军承担。
　　狭义的海岸防御，当其活动仅限于击退直接的攻击时，则主要是由陆军负责；因此，这种防御的准备规划基本上也属于陆军。正因为如此，用不着海军军官分派陆军各个勤务部门进行准备工作；但必须指出，依照公认的传统，计划防御工事及监督其施工的任务统由工兵负责。
　　还必须指出，诸如外线用以掩护一个地方的对陆防御工事所需的范围，以及随之而来的为保证维持这些工事所需的守备部队的数量等这类战术考虑，均属于专门的陆军军事学识问题。当海军的需要在以后的处理中发展时，这一点则更为明显，即有关在国内和海外选择海军场站的问题，必须经过陆海军共同协商做出稳妥的决定。实际上，凡是涉及到海岸作战的每个问题和每项准备，都体现出陆海军共同联合以达成同一目的这一特征。
　　在所有这类协同配合中，总是存在着相互抵触的状况，正如在绝大部分战役计划中和在用于进行战斗的一些位置上一样，不是这里强，就是那里弱。战争在其所有的各个方面不断提出困难和有利以供选择。指挥官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在于突出相应的优势使其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在于只要切实可行即应置各种困难于不顾。那种力求避开危险或对危险过分胆怯的态度是最为令人沮丧的。
　　旅顺口围攻战证实了另一条将被普遍运用的真理；即海岸要塞遭受陆上攻击而被占领的危险性大于海上攻击。圣地亚哥也是如此，尽管其对海防御并不完善。原因极为明显：舰船和浮动设施无法安装陆上工事所能安装的等重大炮和同样装甲。除这一劣势之外，现代战争对于舰船来说还增加了水雷危险，它对舰船运动的可能影响，在日俄战争中得到了如此频繁和如此惊人的证实。而对陆上要塞来说，这种类似的危险却毫不存在。简单说来，在炮台的所及范围内舰船并非炮台的对手，恰如骑兵和步兵在其各自特定的范围内各有所长一样。一艘舰船无法对抗一座与其造价相同的海岸炮台，而海岸炮台也无法同舰船赛跑。前者的特点在于以其笨重来发挥其巨大的守势力量；而后者的特点则在于灵活机动。
　　四周皆水的国家或其陆地边界同军事力量较弱国家接壤的国家，如大不列颠和美国，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只针对来自海上的攻击来防守自己的港口。这适用于只做商用并非海军活动必不可少的港口；因为可以用于海岸设防的经费总是有限。然而，海军的任何活动，如同一切陆上作战一样，都要依托基地。基地实为不可缺少的基础，攻势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重要的海军场站应能确保不受来自陆上和海上的攻击。伍德将军最近于波士顿附近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其目的就是证明这一事实，该城的轻易陷落充分表明需有陆上防御。纯商业城市的设防必须充分考虑到下述情况：只有当敌方想取得充分战果，取得决定性的军事收获时，如摧毁一处重要的海军基地时，才会动用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而小股登陆部队，尽管它也可能想要夺取一处商港，但只能依靠出其不意的奇袭才能达到，就其效果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突然袭击，它易于遭到截击，而且绝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888年8月英国举行的对抗演习，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证明了兵力封锁无法防止个别一些军舰逃逸。当它们逃逸之后，恰好证实，首先，封锁部队无法得知其逃向何方；其次，海港防御单独依靠海军是难以奏效的。当逃逸的巡洋舰出现在英国的六处港口面前时，这些港口由于没有设防只得马上承认无能为力并不得不缴纳赎金。
　　自1888年以来，随着水下定位水雷的发展，港外的敌人布设这种水雷，便更加易于进行封锁，使封锁更加名符其实。这种水雷对于巡洋舰，甚至对于中型巡洋舰，尤其是对于一支战列舰舰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可能造成实际损伤，还在于会被人硬拖延时间。这种时间的延误就其最为严格的意义而言，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因素。恰如日俄战争所证实，位于港外的舰队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选择其位置；而位于港内的舰队要确定一条安全的水道作为航线，则不可避免地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尽管确实如此，但并非绝对如此。
　　在各个时代和各种条件下，技艺和警戒总是能够使一方或另一方获得较好的成果；尤其是位于港内的一方。我设想简单运用三点法来确定一条通过推测雷区的直线水道，其办法是于夜间设置三个信号灯以供观察；这样的水道既可在夜间也可在白昼予以清扫；清扫之后，进行适当的巡逻，以防敌人再次布雷。指示灯指明已经扫清的水道，为舰船导航。然而，这种方法尽管可能行之有效，但其实际运用及其繁多的要求都表明二十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显而易见，位于港外的一方也必然想方设法以求制止这种活动，结果必将引起陆军称之为“前哨”战的大量战斗。
　　 1888年遭到巡洋舰勒索赎金，否则便将遭受炮击，这就证明：商业港口需要对海设防；而在对陆一侧无需设置工事。巡洋舰无法抗击即使寥寥无几的几座重炮，也没有兵力可以试图登陆。对于一支舰队或一支登陆大军来说，一处单纯的商港作为对象实在太小，正如法国人所说，“得不偿失”。这种远征的直接目的是攻取海军基地。如今，炮轰不设防的海港已为国际公约所禁止，问题仍然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设防政策能够允许敌方船只不声不响的占用其方便港口到何种程度，例如进行加煤、修理和要求补给等。不消说，对这类船只的任何干扰就是战争行动，随之而来必将立即剥夺掉该港的不设防资格。
　　关于岸防舰今天较之过去已很少听到，现就这一问题略谈数语。浮动防御只限于守势防御，这就是说，只有当敌人认为应该进攻时，它才能发挥其攻势威力，而其攻势威力又不及同等的岸上炮台，其原因有：(1)它不能承载陆上工事所能承载的同等重量；(2)它暴露于各种样式的攻击之下，如鱼雷攻击和撞击等，而陆上工事则无此虞；(3)它的主要优点是机动，而这又恰好是它的弱点，因为仅仅为了对其进行操纵就需占用大部人员或警卫部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尽管这一点在别处我尚未见到，但我认为却很重要，这就是主要依靠军舰的海岸防御配系，往往易于使军舰集结于敌人真正目标以外之点，从而使被攻击的目标失去掩护。陆上工事却可避免这种错误。1801年，纳尔逊在制定防御东南海岸特别是泰晤士河的总体计划中，曾起草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证实了他的全面的军事天才同其所取得的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份文件中，他特别强调，他们曾称其为封锁舰的岸防舰，决不得以明显的情况危急不得已为由擅自移动。它们的泊位是经过周密考虑而仔细审慎选定的，不应受轻率的意见的影响就加以改变。永久工事是在稳定时期根据正确原理建立起来的，其优点是无论受到何种惊慌都不能移动。美西战争期间，美国舰队的配置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即公众的恐慌对军事部署的影响，对于这样的问题，历史可以提供出许多实例。
　　稍加思索，就可看出由海军使用鱼雷艇和潜艇对海岸实施的防御模式，现在大为人所注意，其活动严格说来并非属于守势，而是属于攻势。对于海港防御，鱼雷艇的作用几乎完全限于攻势，即攻势防御，因为一支舰队对一处港口的攻击通常均在白昼实施，而鱼雷艇在港口总体防御计划中主要限于在夜间发挥其作用。鱼雷艇的主要作用是对试图停泊立足于港口附近的敌方舰队实施攻击。
　　自从这部讲稿成稿以来，鱼雷艇的巨大推广和发展，仅就其经验而言，似乎并未影响这里所阐述的总的原理；在实战中同二十年前研究人员所掌握的结论也并无任何矛盾。鱼雷艇在靠其本身力量单独行动时，总是于夜间实施攻击。白昼它们只是进一步完成战列舰实际上已经造成的破坏；而这一任务只有在一支舰队对要塞实施严厉攻击的特殊情况下，或许才可能由鱼雷艇来担负。那时，它们对那些受创的、特别是落在其友舰后面的敌舰施以最后一击。鱼雷艇的规模的增大已超过了开始时的一、二级，正如当时曾经预期的那样，它们得以装载火炮装备；而敌对双方鱼雷艇之间的炮战，恰如陆上围攻战的散兵交接一样，在旅顺口之战中曾常见到。假如俄国的防御任务由日本担负，无疑对港外舰队定会实施更多的鱼雷攻击，进行攻势防御。日本在航道上沉船，毫无顾忌地试图堵塞港口，这使人确信，如果日俄双方调换位置，则试图在港口附近坚守阵地的舰船定会遭到同样强力的攻击。
　　掩护海岸要塞这类战略据点的防御设施，不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在一切战争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防御设施所提供的对进攻者的这种被动抵抗使防守者能够以较小的兵力阻挡一支较大的兵力，其被动力量可以变为相当于一定数量的兵力，并可使坚守一方抽出恰好相当于这一数量的兵力参加机动野战部队。旅顺口的得利于地势条件的防御，迫使围攻一方在围攻中不得不动用较多兵力来对付坚守一方的较少兵力。这就清楚表明，俄军参加野战多出很多的兵力，恰好是日军用于野战所少的兵力。这样坚守的地点可以达到很多目的，在某种范围内，它们是控制任何战场所绝对需要的。这些地点无论是对海作战或是对陆作战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从有利于达成作战目的来看，应该承认，它们不及野战部队。现根据归谬法举一极为罕见的情况为例，假如一个国家此类哨所过多，以致其守备部队占去该国的整个陆军，显而易见，不是放弃其中的若干哨所，就是任凭敌人纵横无阻，二者必居其一。因此，若米尼指出：“当一个国家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其强固地点，它就接近于毁灭。”这在日俄战争中就得到了证实。俄国将其舰队藏在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出来；而且不知是出于选择还是由于需要，并坚持这一方针，这就预示着它在战争开始时对日本所拥有的实际海军优势的消失。
　　在海战区域中，海军相当于陆地战场上的野战军；而设防的战略海港在舰队战斗或战败之后则成为赖其实施避战的港口，供修理和补充供给使用，实际上它们相当于梅斯、施特拉斯堡和乌尔姆等这类要塞，军事著作家认为对于这类要地必须根据战场的战略性质有系统地予以占领，并以其作为基础建起国家的防御。但基础绝不能当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上层建筑而存在。在战争中防御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进攻能够随意进行。在海战中进攻由海军承担；假如防御也由海军承担，则无疑是将其部分训练有素的人员锁闭在要塞之中，而这种防御完全可以由没有独特技艺的部队承担。对于这样一种重要主张，我必须加以推论；设若为数众多的港口的防御交由海军承担，经验证明，在这些港口之中的海军势必将一再被分散，因而其效能必将陷于瘫痪。前述那次英国夏季军事演习在英国引起的惊恐，作为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使我深感兴趣，同时并深受启迪，某些报章对此已有所提及并提出了补救办法。由于数处海港暴露在一支小分舰队炮击之下，并随之而被勒索赎金，所以极力主张，必须建立一支能够向每处港口派遣一支小型分遣队的强大海军。假如将海军分割到如此程度，那海军还有何用处？然而公众的呼声，往往会淹没掉军事经验的声音。
　　公众对军事部署的不安，其影响在美西战争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众所周知，公众的不安是通过国会议员表达出来的，从而打乱了舰队的部署，使舰队无法对敌方港口进行必要的封锁。如果打乱了部署的舰队面对着的是一较强干的劲敌，定会让这股西班牙分舰队可能进入西恩富戈斯港。在那里西班牙分舰队会获得西班牙陆军主力的支援。加之美国当时正规军极为弱小，疾病流行季节又已开始，这样一来，局面就会和孤立圣地亚哥的结局完全不同。
　　这种思想方法还要有所发展。在战争开始时惊慌失措、无缘无故惶恐不安的人，往往正是和平时期反对进行合理准备的那些人。如果不是我所得到的消息不正确的话，有一位赢得了顽固反对发展海军的一些地区大为赞同的参议员，却又同那些叫喊最凶的人们一起主张派出海军兵力对他自己的毫无危险的那个州进行地区防御。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其影响都要导致缺乏理性的结果。很久以前一位英国海军将领曾经说过：“与其等到来年夏天法国舰队进入海峡之时，才被吓得惊慌失措，倒不如现在就惊恐不安，我们反倒会有时间进行准备。”这一说法比起他那常被引用的“存在舰队”理论更为值得永记不忘。
　　凡将海军用于单纯防御，随之就必然要求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舰船，这就是炮舰政策，道理极为简单，一旦吨位用于建造大舰，就无法将其再行化为小舰。美国早期单炮塔低舷装甲舰，由于其舰体小、造价相对的低廉，故可大量建造。它们颇能适用于配置广泛的单纯防御方案；这是现在已被唾弃的陆军警戒线政策在海军的类似产物，这一政策乃是将可用的兵力配置在为数众多的易受攻击之点，以此来试图保卫陆上边境，而不是将其集中于中央位置。时至今日，这种低舷装甲舰，因其适合于海军总体政策，所以仍有人对其寄予信赖，这同在每处港口分散配置一至二艘舰船的主张是密切相关的。距今数年之前，我恰好曾读过一份精心制定的保卫我们大西洋海岸的方案；它主张按各个港口的重要程度，对每处港口分别配置一艘、二艘乃至三艘单炮塔低舷装甲舰；而这一方案竟然出自一位训练有素的海军军官之手。幸而近二十年来，已经可以看到，海军“只用于防御”的观念已经让位于对海军的作用较为正确的军事理解；这种对海军在进攻活动中的正当功能的理解，必然导致对战列舰的肯定，恰如防御主张对小型舰船的肯定。
　　关于将海军作为单纯消极防御工具使用的每项建议，经过详尽细致的检验，即可发现它是错误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结果，都产生于一个基本事实，即海军兵力的突出特征乃是机动性，而消极防御的突出特征则是固定性。我所知道的惟一例外，就是有待保卫的水域既广且深而无法修筑永久性工事，即固定工事来控制其外围。曾经有人提出在切萨皮克湾的入口处修筑人工岛进行设防，我想以此为例予以说明。这一设想完全出自于两处海角相隔太远，无法对入口进行控制。情况确如以上所述，我认为使用岸防舰以代替人工岛将是一个错误；然而，一旦水深达到四十英寻，如有可能便要不可避免地求助于确能抵御水下攻击的浮动防御，因为舍此则别无他策。
　　这一例外使这一法则显得更为重要。一处港口的严密防御力量取决于永久工事，但对这些工事的准备则非海军军官份内之事。海军之所以对其关心，乃是因为当这些工事发生效能时，海军便可解脱掉对这处港口的任何担心；从而由守势活动转入攻势活动，这是海军的正当职能。
　　还有将海军视为守势力量的另一种见解；即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通过其对海洋的控制，便可防止入侵。这非常明显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且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职能；但这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海港和战略据点的守势力量完全不同。因此，现在暂不涉及，但要提防这样一种观点，即既然海军可以担负防御，就无需再对战略港口进行区域防御；也就是说，无需设防了。这种观点断然认为，陆军兵力能够永远地、在一切环境中，都无需安全的作战基地；换句话说，也就是它永远都能避开而绝不会遭到突然而来的灾祸。
　　现在，我已经向诸位陈述了种种理由，来批驳那种认为在狭义上海军总的说来就是海岸防御的适当工具的观点，这一观点将海军限于防守港口。将上述各种理由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以下四条原理：
　　 (1)以同等攻击能力而论，浮动炮台或机动能力很小的船只在抗击海军攻击方面的防御能力不如陆上工事那样强而有力。
　　 (2)将身强力壮以航海为业的人员用于防御港口，就等于将攻势力量禁锢在低级的，即防御的岗位上。
　　 (3)使海军人员从事防御并脱离海洋，必将损伤其士气和技艺。这在过去的历史上已不乏其例。
　　 (4)使海军放弃进攻，就等于使其放弃正当的、也是最为有效的职能。
2. 攻势力量
　　一处海港，如不考虑其战略态势及其自然的和后来获得的资源不计之外，则其攻势力量存在于其本身的下述能力之中：
　　 (1)能够集结并掌握一支既有战舰又有运输舰船的庞大兵力。
　　 (2)能够将这支兵力安全而顺利地投送到深海。
　　 (3)能够给这支兵力以不间断的支援直至战役结束。在这类支援中，提供坞修方便总是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支援。
　　可能有人具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不间断的支援既要依靠该港的战略态势及其资源，同样也要依靠其力量。对此的答复应当是：这决不意味对于构成一处港口总价值的各种不同要素，可以明确而绝对地加以区分。将不同要素分别列成标题，只是为了便于分类和更为明确地抓住这一主题。某些必要条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力量、位置和资源所有这三个方面，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标题之下。
　　 (1)集结。可以看出，入口处的水深和可供大型舰船使用的锚地范围，都是攻势力量的要素。水深不足，最大的战舰便无法进出，没有广阔的水面，所需的舰队便无法集结。然而，深水可能成为防御上的弱点，因为敌方的重型舰船也能驶入。对于次要的仅仅适于用作破坏贸易基地的港口，如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港，其入口处的深度很大，不仅不能增强攻势力量，反而会丧失守势力量。
　　在海岸上应具有合适的地点以便建立船坞和仓库，供舰船维护、修理和补给之用，这是攻势力量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这种地点应位于不致遭到敌方毁坏的隐蔽之外，这是守势力量的一个条件，对于上述锚地的要求也是如此。适于陆军设营和驻扎部队等等的地点，理所当然可以包括在攻势和守势的军事力量的诸要素之中。当在皮吉特海峡取得了建设海军造船厂的厂址时，曾为远征军建立这种性质的营地提供了机会，这是一个特殊实例。原来的委员会以此为由曾建议取得一处广阔地面；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2)投送。将一支兵力安全而顺利地投送到深海，这就意味着，这支兵力一旦准备就绪，借助于能够允许进行必要机动而不受干扰的外部水道条件，或是依靠港口的防御能力来掩护舰队，便能不受干扰地立即出航并在敌前列成战斗队形。当然，舰队完全可以而且能够以其自身的能力来保证其自身的机动自由；但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所花费的这段时间，总是危急时刻，而这种机动又必须在敌人到达之前完成。为了完善该处的攻势力量，应使其能够以其自身手段来掩护舰队进行这种队形变换；超出这一范围，港口的攻势力量再也无法达成这一目的。
　　这种情况类似于陆军通过隘路——隘路过后，必须确保有展开的余地。假如出口狭隘，舰队必须先开出港外才能进行机动。在这种情况下，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的两种条件再次发生冲突，因为入口狭隘曲折则易于防守。1887年当这部讲稿写成时，一种广泛的、或许甚至是一种占据优势的海军意见坚持认为，撞击在海战中仍将起最为重要的作用，对此进行回忆，令人颇感兴趣。由此可以断定，双方舰队势必舰首彼此相向进行接近，而其展开也必定意味着组成横队，使各舰舰首朝向敌人。当时在我写成刚刚读过的这一段落时，我心目中首先想到的正是这一展开方式。经验和进步使火炮恢复了其主宰地位；由于舰身的长度大于宽度许多倍，所以舷侧火炮的数量大大超过纵向火炮的数量。小型的单炮塔低舷装甲舰则不在此例。随之而来，展开也就意味着以驶向敌人的纵队来改变航向，使所有舰船的全部舷炮列成一条战列线，将所有火炮对准敌人。
　　设若一支舰队能以横队驶出港口，当其接近敌人时一齐转向，便能实现这种展开；但港口的航道对于这种队形一般是过于狭隘。舰队通常必须成纵队驶出港外，并经过逐步运动形成横队。港外敌人正等待着这样的行驶出港，势必伺机展开，横阻于水道出口之处，位于炮台射程之外，但在出口范围之内，以便能够集中火力攻击纵队的各个先头舰船，使后续舰船无法展开其炮火进行支援。
　　这一方或另一方所布设的水雷区，就如日俄双方曾经大量布设的那样，都会影响到天然所构成的条件。布设水雷可以说是创造人工的水道条件。港内一方布设水雷的目的，在于使敌方由于惧怕水雷而与其保持远距离，不在其展开地点范围之外，而且其效果还可借助于大力使用鱼雷艇和潜艇予以加强。在旅顺口，俄国的水雷和担心鱼雷攻击确实迫使日本舰队固定停泊在长山列岛，因而俄国舰队出港展开时并未遭到干扰。
　　另一方面，港外的舰队则希望以布设水雷来阻止出港的舰队使其在驶出岸炮能支援的范围之前无法实施展开。日本人当时确实并未试图如此部署；因为其三分之一的战舰兵力于开战之初即被打掉，这种危急情况导致他们宁可寻求设有水上栅栏防护的安全锚地，而不愿为了取得对敌人纵队先头各舰的集中优势而持续地接近港口使其装甲舰暴露于鱼雷攻击之下。日本人的水雷区威胁着出口，迫使敌方舰队延缓时间，以便自己的舰队能在敌人脱逃之前赶到；然而，这种战略上的优势却未能伴之以战术上的优势，即在敌人实施展开的紧急时刻将优势集中于敌人的先头各舰。
　　设置水上栅栏锚地，布设水雷区，集中攻击敌方的先头各舰，所有这些部署均属战术范围。而我的主题却是战略。恕我明显离题，原因是海军作战基地的力量影响整个战场，属于战略考虑范畴。战术上的有利和不利是强或弱的要素，因而对于这些要素进行综合考虑，又理应归于战略范畴。在最近战争中运用水雷区所开创的新条件，对于海军基本攻势力量这一要素，亦即众所公认的顺利而安全地向深海投送海军兵力的能力，已经产生了影响。
　　这些战术上的考虑，还同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连带关系；即对于一支兵力大略相等的以牵制港内敌人运动为任务的港外舰队，究竟应该占据何种位置方为适宜。霍克和圣文森特在他们的时代里即已做出答复：靠近港口本身。纳尔逊则更加倾向于冒险，他说：远离港口，足够让给他们以出港机会；要使他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是战斗。其不同之处在于细节，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截击敌人，只是采取的方法不同。不妨顺便提起，纳尔逊是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以致在一段时期里不免要因失去同敌人的接触而陷于极度痛苦的疑虑不安之中。
　　战略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恰同历史经验所做的答复同样确切可信。担负截击的舰队必须逼近港口的出口，使敌人无法出航。按照纳尔逊的办法，一出航就可能被截回，但也许截不回，所以还是不要冒险为好。无线电大大有助于重获敌踪；但只有在发现敌人时，无线电才能发出有关敌踪的消息。日本人在旅顺口是将其主力舰队配置于内长山列岛，这一解决办法获得了成功，因为俄国人既无魄力又乏机智。假设日本人株守于内长山列岛，如俄国舰队利用夜间扫清航道并设置适当的指示灯标，再稍加发扬“鱼雷何所惧”的精神，乘夜突围，完全有可能转移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困难并未超过从前曾经时常克服过的那些困难，但其战略态势却可大为好转。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会是一个明显的挫折。在敌人位于内长山列岛和港口本身前面这样两种假定情况下，关于使俄国舰队如何开出旅顺口的战术问题，会为战术研究提供有趣的题材，并可从中得出有益的战略结论。
　　假如一处港口有两个相距很远的出口，则其攻势威力必将随之增强，因为敌人没有能力同时在两个出口配置足够的兵力。纽约港便是具备这种优势的明显实例。假如两处出口，一靠海峡，一临海洋，并都适当设防，则敌人不将其舰队一分为二配置于无法互相支援的距离之上，就无法接近两处出口。一支敌方的联合舰队无法控制纽约港的两处水道，除非它恰好位于纽约城的正面，即两条水道汇合之处。皮吉特海峡的奥查德港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程度稍差一些，并受到委员会的重视，将其选为建设海军造船厂的厂址。法国的布勒斯特港也是如此，在帆船时代，其特点尤为突出。无线电通讯可以使敌人很容易地从一处入口或从中央位置运动到另一处入口；但其所取得的超过帆船时代的效果，却比原来设想的要低。纳尔逊在距离加的斯五十海里之外，通过一系列信号船，经过两个半小时之后获悉敌人已经出航。他对敌人进行截击的机会，却与位于类似位置的蒸汽舰队利用无线电所获得的机会相同，甚至或许更好一些。以蒸汽为动力的突围舰队的速度完全可以抵销港外舰队迅速获取情报的速度，或许还可能超过抵销。同盟舰队驶离加的斯港航至特拉法尔加港外曾经花费了二十四小时以上。
　　只有两处出口之间的相隔距离，能使敌人在港内舰队预示有意出航之时起直至在港外编成战斗队形为止这段时间里不能集中于该港的一处出口之前时，则这两处出口才能充分发挥上述攻势优势。对于蒸汽舰队来说，具有如此有利条件的港口几乎没有；帆船对风向和风力的依赖，形成了战术和战略要素，如今对于这些要素已毋需再予以考虑。圣文森特勋爵曾经一度写道：“赶快前进，因为我们知道在东南偏南的南风之下，一艘战列舰也别想离开布勒斯特港。”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通过布雷即能为出航造成这种类似的延缓。
　　构成战略港口攻势力量的第三个要素，如前所述，乃是在掩护一支海军兵力出航之后，随之在预定行动的整个过程中给以不断支援的能力。
　　显而易见，任何特定港口的这种支援主动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取决于军事行动的场所和性质。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各个造船厂既是舰船进行装备和补给，又是舰员进行休整和舰船进行修理的场所。它们就是这样紧跟着为舰队服务；充当其后盾。俄国本土的港口只能派出舰船，但却无力在战场上对其进行支援。一支在旧金山装备起来的舰队开赴远东作战，就必然要求拥有一处较之该港更为靠近的港口对其进行支援。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于一个世纪以前直到今天仍是英国在海峡的巨大造船厂；但英国的两位最有才能的指挥官霍克和圣文森特却不许他们的舰船于此两港的任何一处寻求支援。为了进行补给，安排舰员休整以恢复精力，清理船体和翻修动力等等，舰船一律须去托贝港。
　　所有这些不外是重申，对于海港来说，位置，即态势，在战略价值诸要素中就其重要性而言居于首位。这再次证明了拿破仑的说法：“战争就是处置位置。”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的舰船是在北方各个造船厂装备起来的，但在作战中，却由洛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等较近的基地对其进行支援。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的确，随着海军作战范围的扩大，这种情况就会愈加习以为常。如有可能，最好是将最初的装备和随后的支援二者结合在一地，置于同一防护之下。由于太平洋问题的危急程度日益增进和巴拿马运河接近完成，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因而，对于北方的各个海军造船厂能否适应现在正在讨论的可能发生的这种紧急情况，必须予以仔细调查清楚，此实为当务之急。
　　伴随舰队所进行的支援，主要意味着完成下述两件事：(1)使补给源源不断地运送出去；(2)使返港维修的舰船迅速恢复原状。
　　 “补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它包括大量的不断消耗的各种物品，而这些物品又必须定期派出补给舰船方能得到补充。它还包括通过轮换舰员的制度来保持舰队的现状。这就包含后备力量，以便不仅能用新的舰船更替长期航行在外并已用旧的舰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并能更新舰员。在这种更替和更新能力中，干船坞则是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要素，因为它必不可少，而且准备又费时较久。
　　历史实例具有实际力量，值得反复论述。不论日本船坞的能力是否足够，在旅顺口陷落之后，日本政府感到最为紧要的大事就是使其所有装甲舰一律入坞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全部修复。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颇为令人焦虑不安的任务；从东乡发出的“帝国安危全赖今日之战果”这一信号来看，可以想见其不安的程度了。决定当日战果的要素之一，便是这些船坞应在俄国人尚且犹豫不决的这段延缓时间里，将其所派出的舰船全部坞修完毕。这样一来，日本舰队的这些旧舰经过整修又重新恢复了原状汇集在一起。假如各个船坞在整个战争中，能够经常接受二艘装甲舰入坞和其舰员进行休整，形成一支后备力量，以替换其他舰船而且在紧急关头还可扩充舰队总的实力，则情况可能更好。同时整修所有舰船绝非良策；而日本的装甲舰为数不多，前线经常需要，被迫出此，殊非得已。一支这样的舰船后备力量相当于工程师所掌握的安全系数。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支持舰队作战的能力列入资源这一项目更为确切，关于影响海港战略价值的诸多要素前已作了概括，资源则为三大项目的最后一项。诚然，这种能力是资源的一种，然而，当其作为攻势力量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时，其价值就更为显著。假如将船坞的能力归类于资源这一项目之中，则战争的攻击力有赖于这一能力的事实，就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一个单一的主题不能细分为互不相关的项目。细分本身并非目的。它不过是进行正确思考和更为透彻地考虑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只有这样，思维才能更有系统。全面概括列成标题，还有助于确保在专门确定或选择位置中，不致忽略应予考虑的项目。
三、资源
　　海军的需要既多且杂，一一罗列，颇费时间。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天然的和人工的。后者又可相应而确切地再仔细分为人们在从事和平职业中为国家的需要所开发的资源，以及人们直接而专门地为维持战争所创造的资源。
　　在其他方面均皆等同的情况下，最为有利的条件则是丰富的天然资源同便于进行贸易的优良位置相结合，从而吸引人们于此定居并开发其周围地区。一处港口的现有资源如纯属人造并专供战争使用，则其价值远远不及从事普通职业的人们提供所需资源的港口。用我们的主题术语来说，一处海港虽有良好的战略态势和巨大的军事力量，但其所需的资源必须从远道运来，则其较之拥有富裕而发达的友好地区为其后盾的类似港口就要差得多了。直布罗陀和一些小岛上的港口，如圣卢西亚和马提尼克，与英、法、美的港口比较都有这些缺陷；假如古巴已被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开发起来的话，甚至还不及像古巴这样的大岛。从一个国家的海军所需的资源来看，商业和海军的相互依赖关系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和平贸易和航运。和平贸易和航运同单纯军事性质的海军相比，前者是自然成长，后者为强制助长。
　　在各种资源中，干船坞居于首要地位：(1)因为它们的建造需时最长；(2)因为它们便于进行各种修理；(3)因为它们具有同时对数艘舰船清洁船体和进行修理使其迅即归队的能力，以保持舰队的攻击力。
　　干船坞是战略海港的缩影，代表着战略海港的三种要求。在位置上它们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战场。力量则由数量来代表，船坞愈多，港口的攻势力量就愈大。就资源而言，更是一目了然；船坞乃是一项重大的资源。在仔细考虑选定海军造船厂厂址时，只要便于开凿船坞，便具备了天然资源，而随后的建造则属于人工范围。显然，一处商港在紧急情况时将以其用于维持商业的船坞来补充这些资源，这就足以证明前已说过的关于一国民众在其从事平时职业中所开发的资源可能提供的广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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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八章 基础与原理(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战略线
战略线
　　一定战场的各个战略据点不应被视为仅仅是隔绝的和不相联系的。根据对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的考查确定它们的各自价值之后，就应考虑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方位、距离和最佳航线。
　　军事著作家们将联结各个战略据点的线称为战略线。在陆上，可能有数条线，即实用道路，连结两处战略据点；其中任何一条线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内会有不同的名称，以表示其当时的特殊用途，如作战线、退却线、交通线等等。在海上，其他情况也都等同，只是舰队所选定的这条线按其通过该线所需的时间计算应当最短；然而，这一近乎自明之理的明显论述，却时常由于环境特殊而屡屡有所改变。
　　不久之前，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离开法属交趾支那，或更为严密地说，离开马鞍群岛最后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挺进时，其情况就是一个可供说明的例证。首先，问题是采取直接航线从台湾和大陆之间通过，还是取道台湾岛外侧。最后决定取道后者。离开马鞍群岛之后取道日本海，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最短航线；然而还可取道日本以东通过津轻海峡，尽管这难免会有拖延更长时间的危险，但显然却会获得有利时机，应当予以仔细权衡。东乡大将所占据的位置是经过审慎选择的，在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线截击敌人都是方便的；但东乡却经历了三十六个小时的极度焦虑不安，因为俄国人并未出现，也未获得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一情况表明，局势发展会有几种可能。东乡深信俄国舰队必经对马海峡，设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决定取道另一航线，则东乡的自信力便会成为有利于俄国人的因素。有些人的气质使他不会很快就放弃其信念，也有些人的气质难以忍受焦虑不安。
　　在地球表面连结两处海港的线可能发现有无数条，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些是横越公海；一些是沿循海岸。只要一看墨西哥湾的海图便可证实我的这一说法，从密西西比河河口或从彭萨科拉到基韦斯特就有两条可供采用的航线。利用公海通常总是捷径，但需有军事力量控制海洋；当尚未握有这种控制时，舰船便要被迫通常是在夜间顺岸航行，并利用海岸构造所提供的港口进行隐蔽或取得其他支援。拿破仑一世企图入侵英国时所用的船队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组成这支船队的大批舰船是在许多不同地方建成的。它们为了到达集结点布洛涅港，曾不得不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巡洋舰所组成的交叉火网。尽管遭到一定的损失，但由于紧靠海岸使敌人无法安然跟踪，同时又有精心布设的固定岸炮和流动岸炮为其提供岸上掩护，故这次集结得以顺利完成。在1812年的战争中，美国的沿岸贸易也是被迫采取同样的规避方法才得以幸存下来，但却没有那样的支援。在纳尔逊时代，沿着尼斯与热那亚的里维埃拉(今利古里亚)一线，同样采取这种方法也获得了成功。只要公海为敌方所控制，就得求助于这种通常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方法；因为，陆上交通尽管比从前更为发达可靠，但仍不能取代沿岸贸易。只要看看从美国的特拉华到纽约和东部各州在海上煤炭运输就可以理解，它绝不会轻易地让位于铁路或为其所取代，从而使社会遭到重大损失，工业受到重大干扰。
　　中立国的沿岸海域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用为向交战国港口挺进的部分路线，如这一路线因靠近敌人而受到威胁时，例如，设若英国同德国发生战争，在英国海军控制北海的情况下，德国舰船一旦驶抵法国或挪威沿岸海域，便可在规定的3海里限度之内安全航行。
　　战略线中最关重要的是涉及交通运输的那些线。交通支配战争。这在陆上尤其如此，因为陆军一刻也离不开常需更新的补给。它对交通的短暂中断的忍受力远远不如舰队，因为舰船自身的船舱可携载大量需由交通输送的物资。当舰队在海上与敌人周旋时，交通在实质上不会成为地理线，像陆军必须循其而行的道路一样，然而，舰船却无法携载超出其船舱限度以外的必需品和补给品。首先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则是食品。由于水运较之陆运方便，这些必需品可以伴随舰队一起运动，而陆军的辎重队却无法做到，辎重队只能跟进，而不能陪伴随行，因为陆路狭隘难行；而海路却宽阔畅通。
　　总而言之，所有的军事组织，陆上的或海上的，终归都需依赖畅通的交通才能同本国的实力基础取得联系；交通线具有双重价值，因为它通常还是退却线。退却是依赖本土基地的最终表现。就交通而言，补给自由和退却畅通乃是保证陆军或舰队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拿破仑于1800年在马伦戈又于1805年在乌尔姆曾将自己的部队成功地配置于奥军的交通退却线上，其兵力足以阻止敌方从其基地向前输送补给或其军队退回到基地。在马伦戈曾发生过战斗，而在乌尔姆却无战斗；但每处的结局都是取决于同一条件，即交通线为敌方所控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当法拉格特的舰队从密西西比河上游掌握了交通线之后，密西西比河的各个炮台立即被征服。1796年的曼图亚也是如此，当拿破仑将其军队配置于该城守军的退却线上之后也立即被征服。它整整坚守了六个月之久；但战役的其余部分都是外围的奥军竭力要将法军逐离退却线，以便增援守军或使其得以撤退。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运动，实质上是向本土基地撤退。日本人则堵在其交通退却线上拥有足以将其击败的兵力，就如拿破仑在马伦戈对付奥军那样。我认为在美西战争中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由于他深信或担心在西恩富戈斯港外，即在其退却线上会遇到一支就他的舰队现状而言他无望取胜的兵力。情况并不像他所猜测的那样，这是美国安排海军的耻辱，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远远超出海军当局以外。西班牙海军部长在西班牙议会上声称，塞韦拉之所以驶往圣地亚哥是因为他除此之外再也无处可去。据闻桑普森已守候在波多黎各。这一实例说明在同一边境上拥有两处港口的优越性——此处系指古巴南岸——同时又说明一支敌对兵力位于交通线上所造成的影响。
　　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说明拥有两处退却港口的有利条件；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则经历了仅有一处退却港口的有利条件。对于一支以既定海岸为基地进行攻势作战的舰队，在该海岸拥有两处港口还可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不利于交通：一，敌人的袭击舰船无法集中于一条交通线上，必须一分为二，其威胁也就随之而减半；二，两处港口必然不会像一处港口那样拥挤。这一问题同对舰炮的补给极为相似；一批补给究竟能够供应多少门舰炮？拿破仑发表过下述定义：战争艺术在于为维持生活而分散兵力，为遂行战斗而适当重视集中。准备两处或更多的补给港口，就是分散维持生活的手段而无损于舰队的集中。
　　圣地亚哥和西恩富戈斯——还可加上哈瓦那，因为它与这两处港口同位于一条紧密贯通的海岸线上并有陆上交通同它们相联——可以说明，一条拥有数处适宜港口的海岸线实质上就是一处相互衔接的漫长基地。利用配置于其中的鱼雷艇和巡洋舰，便可或多或少地防护其附近海岸免遭敌方巡洋舰的骚扰。这样的海岸线便是一条拥有数处战略据点的战略线。位于紧靠战场的海上边境的数处据点，出于战略原因，必为一国所占领，这是屡见不鲜的。一旦需要进行大规模作战时，便可在不只一点之上进行准备。当拿破仑于1798年远征埃及时，法国在地中海沿岸只有一处堪称军港的土伦；但其分遣舰队却是在法国所控制的数处其他港口之中做好准备才参加主力舰队出航。其他原因也可能造成类似的分散活动。再者，海军的补给或修理如单靠一处兵工厂实在冒险，敌人的封锁或攻击一旦奏效，则依靠该港的一切作战活动就会陷入瘫痪，而对于一支败退的舰队，如只能向一点撤退，则其更易于遭到截击。一支舰队在遭受决定性惨败之后，必受丧失战斗力的舰船的拖累，如其只能向一处港口撤退，则其困窘处境实难想像。这就可以形成一条基本原理，即每条海上边境应当至少有两处充分设防的安全港口能够承担任何或全部修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摆脱敌人，超出其视野，则敌人的追击就会受到挫折；但若只有一处港口，则敌人就会知道你驶往何处。例如，尽管东乡无法确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究竟是取道朝鲜海峡还是津轻海峡(见附图3)，但他知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定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假如两处港口靠近的距离适当，则情况就会更好，因为敌人当时根据少量迹象无法断定退却舰队的目的地。
　　切萨皮克湾和纽约是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处主要天然补给基地，也是主要兵工厂的所在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还是战斗失利时可供退却的适宜港口，故应在该处积储各种物资；而且由于既适于补给又适于避战，故而无论是对陆还是对海都应设防。在该海岸上的其他港口，如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以及其他等地，可供临时进行分散补给和准备之用；但由于它们在被用于对舰队补给中居于次要地位，故将它们做为商港来进行防卫就足以满足需要了。为了节省物资和经费，除极为必需外，不许增多海上要塞；而且查理大公的见解看来可能切实可行，他认为对于陆上边境只要有一处一级要塞和一处二级要塞就足以满足需要，这对于海上要塞来说依然正确。至于陆上如何处置，这不在我所要论述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出，纽约港因其具有天然优势较之诺福克更有发展前途；因为它有两处入口，又因纳拉甘西特湾可以包括在纽约总体防御计划之内。这对舰队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三处入口或出口。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为这一主题提供了例证，尽管它们的态势由于有朝鲜半岛横亘其间而大为复杂。就其态势而言，它们的相互关系，恰如美国大西洋同墨西哥湾海岸港口之间横亘有佛罗里达半岛一样；或者更为明显，有如旧金山之对诺福克。就最后一例而言，其间距离更为遥远，俄国波罗的海同其远东诸港的间隔距离也是如此；但其效果却仍类同。这些港口之间的水上交通由于有陆地突出于其间而更加困难，这块突出于其间的陆地不仅增大了其间距离，而且还提供了一处明显的战略位置——这些战略位置，以第一例而言，靠近于朝鲜半岛尖端，以第二例而言，靠近于佛罗里达半岛尖端，以美国大西洋同太平洋海岸而言，则靠近于巴拿马运河——当敌方舰队确信逃敌必将经此附近之时，便可集中兵力于此待机。在所有的沿岸作战中无不如此；故海角正如突出部一样被公认为危险之点。但长岛对于纽约则明显不同，反而产生了有利影响。其大陆的凹入部分恰为长岛所遮蔽，就像一道土堤一样。这样便使防御一方能于出航之前进行集中并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定堵截两处出口的那一处为好。
　　位于同一海上边境的所有设防港口，都是构成作战基地的组成部分，作战基地本身可以恰当地称为战略线。在这些港口之间，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交通既安全而又迅速；因为分散乃是迅速准备的需要，而集中则是有力实施的根本。
　　海上边境的设防港口之间需有安全而迅速的交通以便行动时刻一到便能集中兵力，这一论述完全符合于我们曾经提到的陆上作战基地必需具备的条件之一，这就是在实际战线后面应能保证部队和补给能自由调动和输送。莱茵河便是一个例证。一旦法国意欲入侵德国，这在历史上不只发生过一次，法国的军队总是配置于莱茵河西侧，而他们对于桥梁可能加以控制，也可能不予控制。无论情况如何，法国总是能够在莱茵河后面调动其分散于临时营地的部队，并将其集中于所欲集中的地方，而不为敌人所察觉，除非通过间谍或发生背叛。而强行侦察又很困难，或无法实施。在这种调动中，莱茵河曾经形象地被称为帷幕，它像帷幕一样遮住了视线。长岛海峡，若其东端设防，也可为舰队的作战活动提供类似方便。按照前已提出的建议，纳拉甘西特湾应包括在设防基地范围之内，于是，就自然特征而言，长岛则居于中央。
　　然而，这一条件对于舰队的舰船通常并不实用。它们从一处港口向另一处港口运动通常总是在外海，即在基地正面进行；根据对所经海域的控制程度，或是直接或是沿岸进行运动。南方各州海岛后面的内线航行，确实使人联想到一条理想的边境，在这里最大吃水的舰船可在基地后面从一处港口运动至另一处港口，就如航行于为横亘的陆地所掩蔽而不会受到攻击的港口的两个入口之间一样；但这只不过是理想而已。然而，这种内线航行仍可有效地加以利用，它便于轻型舰船——其中以鱼雷艇和潜艇最为适宜——以迫使敌人不敢冒然接近的数量优势进行集中和出击，从而在外海保持一条畅通无阻的水路。日本人吸取两次严重灾难的教训，被迫小心翼翼地将其战列舰移至远处以防水下攻击，其根据乃是坚信利用鱼雷战能为单舰和小分队从受威胁海岸的一港航至另一港确保一条具有军事意义的通路。1898年美国舰队于圣地亚哥港外的部署再也不可能重演。
　　沿岸的浅水区可为鱼雷艇的作战活动提供类似方便；其原因或是由于通过这些浅水区的航道错综复杂，或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使重型舰船处处都无法通过。尚德卢尔群岛和一些浅水区连贯形成的岛链成为密西西比湾的边界。为小型鱼雷艇建起了由渡口至莫比尔的连贯航道体系。部分古巴海岸也具有类似特点。假如密西西比和莫比尔是美国在墨西哥湾的作战基地的两个据点，在海域为敌所控不容许采取直线航线的情况下，则连结这两处据点的海岸线——由于保持有为数众多的鱼雷艇活动于该区——便会成为一条相当安全的战略交通线。在莫比尔以东，这种起伏不平的地面已不复存在；然而，由于莫比尔靠近彭萨科拉，这就使同样性质的防御有可能延伸到彭萨科拉。
　　一条拥有两处或更多的重要战略据点的海岸线，可被视为一个整体单位，即一条战略线，舰队具有种种理由可以不必经常集中，这种情况显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最近的一些实例总是发人深省。那是由于俄国人被分开在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处，俄国舰队才可能被最初估计错误而被分开配置。舰队可能是由于准备仓促，修理未毕，正在坞修，或是由于战争意外的爆发而被分开配置。丧失战斗能力的军舰，只能进入其所能投奔的港口。8月10日交战之后，俄国舰队依然如此分开配置。大部舰船返回旅顺；一艘战列舰驶往胶州湾。日本海海战之后，俄国舰船便四处溃散。战败舰船的这种溃散，乃是巨大胜利的通常结果，恰如在陆上取得真正巨大胜利之后，崩溃即会随之而来，胜利者的责任就在于乘胜追击，进而使散乱之敌军土崩瓦解。这种各处溃散情况的再现是战争的永久特征，战略和战术必须根据各个时代的特点对此进行研究。各个时代的作战方法因其所用工具性质的不同而各异。帆船和汽船具有完全不同的效能；但在同一时代里，掌握在敌对双方手中的因素，则是或应当是相同的。帆船不会同汽船对抗，因为它们不会共存于同一时代，帆船总是只对帆船，汽船总是只对汽船。
　　由此看来，关于将一支已经分散的舰队重新集结起来或是使一艘失散的舰船安全归队的问题，还会重新提起；因而，提出利用当时的手段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决非一种枯燥的学究式的趣味。尽管作战异常艰难，结局甚为难以料定，也决不能认为这一考虑无法实现而将其束之高阁。努力排除不可能性往往就能获得成功。当一艘装甲舰或一支小分队必须驶往另一处港口同主力舰队会合时，应当集结一定数量的鱼雷艇伴随航行，这种航行通常总是在夜间进行；因为阴暗乃是有利于弱者的帷幕。熟悉当地条件较之根据海图掌握当地情况，也是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因素，尤其是在夜间。这一点，再加时间选择得当——简言之，所有因素——总是有利于当地海军采取这种措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毋需冒险了。没有冒险就不成其为战争。就使用鱼雷艇部队而言，全部历史，包括日俄战争在内，都已证实小艇能够轻而易举地沿着受到外海敌方兵力威胁的本国海岸前进，虽然有时也曾被擒。
　　海岸附近有碍航行的障碍物，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并可被视为外围工事：一般说来，它们属于防御价值这一标题范畴。它们与其说是能够挡住敌人，不如说是便于实施攻击。荷兰海岸附近的障碍物，在往昔历次英荷战争中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但随着舰船尺度的增大，防御上的优势已不能补偿攻击威力上的损失，荷兰的战舰由于必须在本国的浅水区活动，故同法英两国军舰相比，其尺度较小，抗风浪能力也较弱。因而，荷兰的战线在任何一点上总是弱于其敌人对其攻击的力量。由此可见，对于荷兰海军来说，浅水区的战略价值反而成为其战术弱点。
　　在此之前，只是就具体战场对海战战场的战略据点进行了研究，即研究它们的固有重要性，它们的相互之间关系及它们对舰队的关系。但如不进一步研究宗主国同殖民属地或海外权益的相隔距离，以及对占有者来说这一距离对其殖民属地的或海外权益的价值的影响，则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述就还不够完整。这是该主题的一个分支，它专门对照陆战来研究海战。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几乎都位于欧洲大陆，设立了很牢固的边界，在大陆战争中它们所防守的或所攻击的任何一点的距离，至少在最初都不很远。当海成为边界的一部分时，海就成为所有国家的公共场所，而在大陆上却找不到与此相应之地。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一旦越过其陆上边境，不是进入中立国家，就是进入敌对国家的领土。如果是一个中立国家，未获其同意就不能前进；如果是一个敌对国家，则进军就须逐步渐进并审慎从事，除非拥有压倒的军事优势，或立即获得大捷。假如最后目标还很遥远，则其间必有一个或更多的中间目标应予夺取并加以固守，将其作为向目的地迈进的连续步骤；而这样的中间目标总是障碍重重，必为防御一方顽抗之地。
　　毫不顾及这样的障碍及其对交通线和退却线的威胁而长驱直入，这就要求准确了解敌情，正确判断自己的部队向既定的远方目标挺进的能力以及在敌人能够动用其资源之前克服其抵抗的能力。这就是说，你必须深知敌人在力量上还暂时远远处于劣势，并确有把握在敌人准备试用拳脚和武器之前，就一举击中其心脏。攻击其力量中心，必须先截断其军事组织的力量的来源，攻占其内线交通枢纽，阻止其协同行动，这种大胆而适时的运动可能迫使敌人屈服。这就是现代战争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了迅速动员的巨大重要性。
　　在海战中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或是由于击败了敌人有组织的兵力，即其战斗舰队，或是由于攻取了位置，二者相比，前者居多。假如舰队由于突然出现一支优势兵力而陷于无法活动境地，则同样的局势也必随之产生，尽管这种局势并非定局，也难以持久；但如决定性的失败随之相继而至，就会使局势成为定局。如前所述，不论是海上的还是陆上的任何位置的价值纵然极为真实，但却全赖于对其加以利用；即全赖于武装力量为了防御和进攻而将其占有。海上并非没有值得占取的有利位置；只是较之陆上却独具特色，有组织的兵力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一断言在海上更为适用。舰队本身可以说就是位置。舰队的覆灭或其在敌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管这种失败发生在哪处位置，都意味着整个殖民体系和其他属地的立即瓦解。假如英国海军在北海被德国击败，则英国的所有殖民地都将暴露于攻击之下，并使它们同宗主国之间无法联合力量互相支援。除非英国海军得以重新恢复，否则，帝国的任何海岸位置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和敌人的努力与否的问题而已。到那时，既无接防援兵，也无野战部队。每一不相连的位置都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资源加以维持，一旦资源耗尽，就只得屈服，就如旅顺口一样；又如1780年的直布罗陀，如不是得力于英国海军，也会如此，英国的海军就是它的野战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英国舰队能够在北海和不列颠诸岛周围保持优势，则整个帝国体系就会屹立无恙。全局的关键掌握在舰队手中。
　　这并不是说，一支具有威力而尽管处于劣势的海军，就不能以巧妙的规避并随之以突然的袭击在世界的遥远地方攻取一处或更多的位置，而且，譬如说，就地设防自固，以待对方遭受失败和国内形势达到最后明显好转。而位于遥远地区的当地作战基地的重要性，例如近年来胶州湾对于德国的重要性，可能激起这样的尝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优势海军国家是否甘心情愿容忍持久较量来驱逐入侵者。格兰特将军于1863年春天曾经担心过，如果他从维克斯堡周围的作战中退向孟菲斯，并按照谢尔曼将军紧急提出的行动方向采取一条新的进击路线，则美国民众就会因之失望而趋于停战。这是战争的诸多问题之一，即对时机的深谋熟虑。拿破仑曾经说过，战争的艺术在于争取最多的有利于己的时机。优势的舰队握有最强的一组牌，但最强的一组牌并不一定总能取胜。同你对立的对手的特点和技艺则是重要的因素。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必须将战争的普遍原理同特定地区的具体情况二者结合起来，对时机进行探索；这样才能使一个指挥官适于在可能发生的特定危急时刻进行广泛的思考和迅速定下决心。
　　行动上的充分准备和迅速果断，对于这样的尝试当然大有好处，就在其他军事行动中也是如此；而在人生处事中亦复如是。然而，一个大国的兵力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一处相距数百或数千海里的遥远而隔绝的属地的能力(不论该属地如何强固)，同其支援其国内的或本土边境的类似防地的能力相比(不论这些防地是位于海上还是位于陆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公认的差异。例如，直布罗陀假如位于英国海岸，则其防守必将比较容易。魁北克陷落于七年战争之中，但就在这同一时期，法国的国内要塞却未发生过这样的不幸事件。假如英军更为迅速果断，敢于冒险，罗什福尔的确有可能于1757年即已陷落；而这样的结局必然要经过成功的奇袭才能取得，而不会像魁北克那样经过持久作战才得以永久占领。
　　在其他方面均皆相等的情况下，距离愈远，防御和攻击的难度也就愈大；凡是拥有许多这类据点的地方，其防御难度则同其距离、数量和分散程度成比例而增加。一个有这样负担的国家，其势态不管如何避免不了，都要违背集中和保持交通紧凑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正确的战争部署的必要条件。英国海军大臣于1780年告诫罗德尼，海军不能到处分兵。有些据点由于舰队不能即时到场而必须放弃；在这种环境中，只要敌人手中握有舰船便能以迅雷之势夺取一点并站稳脚跟而无法将其赶走。梅诺卡岛就是这样于1756年从英国人手中被夺走，英国舰队在宾的指挥下未能在守备部队投降之前将敌人舰队赶走；而法国在持续的七年战争期间却一直掌握着该岛，尽管英国海军一直处于优势。在英国舰队完全恢复运动自由之后，英国舰队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恢复了运动自由，如果它认为值得，该地无论如何是可以用武力予以收复的。由于英国攻占了法国大西洋沿岸海面上的贝尔岛，在媾和时便以此岛换回了梅诺卡岛，取得这样的结局双方都感到稳当又很便宜。1798年马耳他以同样的方式为拿破仑所占有；而且，尽管法国没有海军驻在地中海，但马耳他和埃及为法国所控制达两年以上，后来，英国人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才将法国人赶走。
　　一个国家由于占有遥远的海洋区域或海军场站，就其整体而言，必然会感到力量虚弱难以顾及以及远近难于协调一致，当然其海外属地也必有适当程度的感受；而一个国家如其前哨各基地靠近本土而又不甚分散，则其所控制的等同的属地必将较为安全。前者与后者相比，往往被迫于海上采取守势作战，因为前者所失较多，而后者却所得较多；由于采取守势，它在主动性上又失去优势，而主动性则是攻势作战的特征。这种情况构成了英帝国联邦的主要军事问题，数年以来，一直深使英帝国焦虑不安。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加拿大均为联合王国的自治领地。它们各自都感到，有如当日的梅诺卡和马耳他一样，单靠自己无法独自在海上应付大不列颠的若干可能敌人。若以正式独立代替现有的自治，就势必使其各自依靠其自身独有的资源来对付这些敌人中的任何一个；与此同时，对方想要完全征服，即夺取并永久占领，尽管或许可能发生，但这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尝试，而强求割让一处特定港口或地区，或索取其他商业的或海军的特权做为媾和代价，这确是可能的。
　　大不列颠和法国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并非想要取得该地。它们之所以围攻该地是因为这样可使俄国在交通方面同它们相比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迫使俄国去防守一处远离其国家实力中心的海上要塞；其遥远程度堪与最近发生的满洲战争相比，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赢得胜利之后，它们便将该地归还给俄国，但却强求以不同性质的条件做为回报。美国并不曾为了取得古巴而入侵该岛，而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在古巴的地位，这是用其他方法无从得到的。假如美国同日本发生纠纷，一旦美国海军被击败，日本不会谋求吞并美国太平洋海岸的任何部分；但会要求夏威夷，或要求让其劳工向该岛自由移民，或二者兼而有之。香港、胶州湾、旅顺口、台湾都是类似这种强取的实例；美国占有关塔那摩港，虽未同样引起反感，但却以实例说明，海军战略应善于利用形势获取有利位置。为取得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租借地，于是，英国的殖民地就会遭受攻击，受到战争的骚扰。在可能发生的若干意外情况下，敌方的分舰队不仅可在英国海军追击之前到达这些殖民地的海岸，而且英国可能也会感到对其进行追击并不完全有利，惟恐派出分遣队会削弱本土舰队，而使不列颠诸岛本身的安全发生问题。这是一个数量对比和安全系数的问题。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早期战争中以至现在，英国的形势一直如此。虽然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它们的殖民帝国的幅员和分布较之过去大为扩增，从而其易受攻击的地点也成倍增长，但它们的属地一般没有什么经济发展，其中没有几处能像英国的一些自治领、殖民地和海军场站那样，具有商业价值或者具有国家的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英国的属地为数众多而又遍布各地，尽管过去和现在它们在促进贸易和为战争活动提供基地方面为英国带来好处，但它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危险的根源、防御措施紊乱的根源，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脆弱的根源。何时何地可能遭受打击，实难确定。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在谈到大不列颠海军的巨大发展与其易遭攻击之点分布很广同时并存这一情况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满握财富，却为贫穷所困。”纳尔逊时期的辉煌胜利——尼罗河之战，圣维森特之战，特拉法尔加之战——彻底摧毁了敌方的海军，但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不论英国的动机如何，每次战争就其军事性质而言都是防御性的，而对法国来说，尽管其海上地位脆弱，但却拥有进攻优势。列阵于法国海岸之外的英国海军，站在防御的第一线；等待和渴望战机，确实如此，因为英国人深知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找到最好的时机摧毁威胁其本土或其殖民地的那些舰队。但在攻击之中，英国海军仍然只是保卫国家的海上和海外权益。然而，它为保护整个帝国所取得的胜利，却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舰队的优势在于其本身所占有的决定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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