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基钦纳爵士于1910年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在其致当地政府的备忘录中所写的一段话引述于下。“帝国的生存主要依赖于保持一支胜任而又有效的海军力量，这是英国政府坚守的信条。只要这一条件得以实现，只要英国确保其海上优势，那么英国的自治领就不会被有组织的海外入侵顺利而永久地征服，这是一条众所公认的原理。”
　　然而，在将这一原理应用于澳大拉西亚之时，他却强调不能忽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考虑。他指出，海军有可能被迫将其兵力集中于某一战场；而在另一些海域(即集中战场以外的海域)，英国的海军力量同敌人相比，可能暂时继续处于劣势，并且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确实控制这些其余的海域。因此，他认为所有自治领均有义务建立一支能迅速果断地应付企图入侵的军事力量，从而确保本区的安全和坚定公众的信心 [ 注：《邮报》1910年4月18日。 ] 。其整个论点也同样有效地适用于美国联邦的各个自治州社会，在那里，且不说应予负责的外围地区，单是其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就相距遥远；同英国与澳大拉西亚之间的距离十分相近。
　　可以看出，英国已往战略的成功，就在于其舰队派出足能胜任的分舰队驻泊于敌人海军船坞港口之外。安特卫普、布勒斯特、罗什福尔、土伦以及同西班牙战争时有关的西班牙港口，形成了一条作战战略线，该线被英国海军占有起到了双重作用。占有了这条战略线就阻止了若干港口的敌人分舰队的汇合；这样便制止了它们的集中，集中乃是影响战争的重大因素。这一结果对于当时存在的整个不列颠帝国，即对于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来说，则属于守势。就攻势而言，这些主要位置对封锁敌方海岸则起着掩护和支援的作用。我向诸位重新提起这些易于理解的情况，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下述事实，即如今德国已经取代了法国和西班牙而成为危险的海军强国，而同样的情况确实还会重现。英国舰队集中于北海。它在那里捍卫着英国的全部权益，即捍卫着不列颠诸岛、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地；就攻势而言，则控制着德国商业的海上通道。
　　拿破仑远征埃及，突然占领了这一重要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定实例，它作为许多进攻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行动的一个典型，确实恰当其分，我们以其为例便可立即看到，法国处于攻势，而英国则处于守势，尽管英国在尼罗河进行了出色的攻击并赢得了全胜；可以说是海军战史上的最大全胜。拿破仑对其陆军提出的警言是，“士兵们，你们是英格兰陆军的一个侧翼，”——即指最后侵入并攻陷英格兰的那支陆军，这一警言含有实情；因而，其进军印度这一意图的现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否则，便是曾经有过军事成功的良好时机。
　　他既经指定了决定性之据点，在确有把握的时刻，即在敌人尚未做好对其实施拦截准备之前便能到达并夺取其目标的时刻，并直接向该点挺进，这与他的大胆的作战方式是完全一致。当他扬帆起航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英国部队之所以陷入兵力匮乏的境地，是由于法国有西班牙与其联合，而并非孤军一支。驻泊在地中海的法西联合舰队在数量上居于优势，迫使英国舰队撤离，并往大西洋集中；于是便造成基钦纳爵士当时所指出的类似态势，其随之而来的最后结果，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预言的那样，当英国海军于大西洋确定了控制之后，便又返回地中海。假如奥地利在对英战争中能同德国订立攻势同盟，那种情况则又会重演。我之所以提起此点，是由于人们倾向于认为拥有蒸汽机、无线电和所有现代发明之后，已往的基本特征就不会重现；我们全都承认在细节上是不会重现的。自1793至1795年，西班牙曾同英国结盟；自1796至1800年，西班牙又成为英国的敌人。如今，奥地利并非英国所担心的主要敌人；但奥地利却关心能够看到英国撤离地中海，因为它渴望在地中海谋得一席之地。奥地利同德国还不能说它们抱有共同目的；但它们有互相支援的共同利益，而它们的特定目的将会在世界策略的相互配合中得到最大的推进。
　　埃及的地理位置一直使其拥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它在1798年的政治形势，从各个方面都造成它有被顺利攻占的可能。它位于许多道路——水路和陆路的交叉之处，经地中海可达欧洲，经红海可达印度洋，稍加思索便可看出，埃及所处位置对东西方来说，恰如奥法战场上的多瑙河隘路或17世纪西班牙经日耳曼至尼德兰这条交通线上的瓦尔泰利纳要隘；一句话，一个西欧国家要想控制东方，就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埃及。立即直接进攻印度本身，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埃及去攻占一处前已提到的中间目标却是可能的，待在那里立足已稳之后才能继续推进。恰如查理大公从波希米亚出发，首先巩固多瑙河流域，然后再向莱茵河挺进，法国进军印度也是如此，它必须首先夺取埃及，然后再向东方推进。在埃及与法国之间，还有另一处重要据点，一处中间目标，这就是马耳他；尽管拿破仑需要急速进军，但为了夺取该岛，他还是中途停顿下来。这次远征的最后失败，决不能抹杀法国正在对大不列颠采取进攻这一事实，而英国则对法国的远征目标捉摸不定，并因拥有众多的据点需要掩护而分散兵力，致使法国在两处最为重要的据点上，即在埃及和马耳他成功地建立起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住控制权。
　　在这里或许还要提及，尽管地中海海域狭窄，但英国总司令圣文森特勋爵和纳尔逊以及英国海军部均在信函中表明，他们对法国的远征目的地都十分迷惑不解。拿不勒斯或西西里被认为是最为可能的目标；纳尔逊在其一封信中写道：“马耳他是通往西西里的直接道路，”这就说明它必将成为一处最为有用的中间基地。
　　法国攻取大不列颠的最大而又最远的属地印度这一企图，到此为止已获得成效。然而，从此以后，法国的冒险却开始遇到困难。本来只要港口得以清理，敌人已被肃清，便可能继续前进，实现在望的目的；但当这一切都业已完成之时，英国并未受到致命损伤，而进攻英国的法国却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要想进一步取得有效的进展，就必须巩固住征服的成果，并建立起同本土的交通联系。拿破仑对陆上战线的谋划深有远见；但在条件不同于陆战的点上，却遭到了失败。一位法国著作家说，拿破仑从未达到“确切领悟海上困难”的境地。陆军已经进入敌境；并攻取了第一个目标；但打击并未致命，而其自身的交通联系却陷入了致命的危险之中。他无法投送轮换部队进行补充和增援，恰如二十年前直布罗陀的处境一样，因为敌方海军控制了海洋这一中间区域。由于天才和幸运相结合，法国已将陆军力量越过海洋投送到遥远的距离之上，并在一条长长的公路上夺取两处遥远的没有防御力的海军场站。法国能否保住它们呢？我们知道它没有保住；就趋势而言，它无法保住；但只要它仍然保住它们，就证明其企图并未放弃。在埃及和马耳他，法军曾经一度经历了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过程。位于这两处前哨的部队变成了守备部队，但战场上却无野战部队。两地之间以及它们同本土之间的交通联系已被阻塞；不论占领能够维持多久，除牵制敌人兵力之外，便别无其他成果可言，除非敌人对于斗争感到厌倦，而英国一度确曾如此。虽然尼罗河之战促进了并清楚地预示出不幸的结局，但从英法两支海军的各自条件来看，这种结局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拿破仑未能领悟罢了。整个战役自始至终都可作为证实基钦纳爵士评论当代形势的例证。由于最近数年之间战事所造成的当时陆海军情况，英国海军被迫撤离地中海，但当优势的英国海军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之后，损失惨重的最终结局便立即降临法国。
　　拿破仑远征埃及同其两年之前即1796年在意大利所获得的陆战大捷，具有发人深省的相似之处。1796年，他从热那亚的海岸以类似速度挺进一百二十英里到达阿迪杰河一线，控制了维罗纳要塞，并于两个月之内巩固了该地。从若干条件来看，主要是地形条件，此处毋需列举，阿迪杰同其桥头堡维罗纳构成了一处战略中心，位于拿破仑的出发地热那亚的海岸同其最终目的地维也纳之间。它对战役的关系，恰如马耳他之对埃及；但这一位置的有利天然条件，却受到曼图亚要塞所构成的人为条件的限制，曼图亚要塞位于阿迪杰河以西，即在其后方，为庞大的奥军守备部队所占有。只要曼图亚要塞得以守住，则拿破仑对阿迪杰地区的占领就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巩固的。由于必须拿下曼图亚，他的进军就必须停顿下来，就像在马耳他一样，曼图亚从翼侧威胁着他向奥地利进军的路线，恰如马耳他从翼侧威胁着通往埃及的路线一样。曼图亚将其阻留了八个月，但他在战场上保持了一支富有控制能力的陆军，就如大不列颠在后期于地中海拥有一支富有控制能力的海军一样；这样的机动兵力都在各自的情况下确保了交通的畅通。曼图亚陷落之后，他便继续前进，恰如攻取了马耳他之后继续其航程一样；虽然他随之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他自己却部分地将其归因于奥地利的优柔寡断，而英国对待埃及却并未如此，即或某些英国代表也确曾犹豫不决。拿破仑曾经说过：“假如奥地利人不是求和而是继续后撤，他们可能将我的部队拖垮。”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马耳他的情况。法国军队在那里就被拖垮了。
　　自从这几次讲稿写好以来，日俄战争又提供了一个类似例证。旅顺口就是俄国的马耳他和日本的曼图亚。俄国人按其和平时期战略，将其国家兵力投送到远离其国家力量中心的旅顺口，并在那里建立起基地。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就像法国人在马耳他一样，无法保持其陆上或海上的交通。于是，该地终于陷落；此外，港内舰队威胁着日本同满洲之间的交通，故需攻陷这座要塞，为此日本不得不从其能够用于对付北面俄军主力的兵力中抽调极为庞大的部队来攻取该地。战争开始时，日军进展迅速直达辽阳，但于该处被阻达六个月之久，只前进了三十五英里，主要原因是由于围攻旅顺口。旅顺口攻克之后他们做好了继续前进的准备，恰如拿破仑攻克曼图亚一样；但俄军意在退却，他们收拢兵力，向其基地撤退。于此紧要关头，调停开始了。日本人面临的困难正如拿破仑向维也纳进军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样；但日本人并未像他那样虚张声势，而是采取了像他劝告执政团那样的行动，即“切勿超越条件伸手过长。”
　　法国未能保住已为其征服的埃及和马耳他以及战前就已为其所控制的其他遥远据点而遭致失败，而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也无力维持其殖民地；不仅是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西印度群岛，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印度和非洲，以及经过六个月围攻之后而陷落的梅诺卡等殖民地；两国情况相互雷同。这一失败是由于各个位置距离太远，位置数目过多，分布很广，从而导致兵力分散。失败还由于下述事实，即英国虽然拥有一支优质海军，但却错误地认为法西联合海军对其来说过于强大。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所遭受损失的范围表明，一处战略位置所具有的力量，按其同本土相距的遥远甚至对最近战场的影响，都会有很大的折扣。从位置本身以及这些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靠近本土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这就是日本在最近日俄战争中对俄国所拥有的巨大优越性，现在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中较之所有其他国家仍然拥有这一优越性。在我们所说的远东，日本的国家实力中心靠近于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地方。假如奥地利成功地将其政治占领通过西巴尔干半岛推至萨洛尼卡及其周围地区，就像俄国经过西伯利亚和满洲推进到旅顺口一样，那它在地中海就会拥有这样的优越性，这必将引起意大利和俄国的担心，两国君主在拉科尼吉的会谈表明，他们对这种前景深怀戒备。
　　进行快速长途远征，海上较之陆上更为适宜，因为海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但就效果而言，其决定性作用却不如进攻其宗主国或制服其舰队所取得的同等胜利，因为这种打击只是触及其四肢，而并未击中其心脏。坚持这种远征较之其实施更为艰难。尽管在已有海底电缆和无线电的时代里很难做到对攻击目标进行突然袭击，然而远征军一旦出发离港，只要保密得当，还是可以有希望做到使追击舰队迷失方向。但当远征的直接目的得到实现时，袭击一方便由攻势转入守势而惶恐不安；而且为了保持其征服成果，必须控制住交通线，即控制住海洋。
　　还须指出，这种长途海上远征，只有在登陆点上不会遇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才有希望获得初战胜利，初战胜利乃是最后胜利的基础；而最终胜利则取决于登陆之后敌方舰队不会前来干扰。塞瓦斯托波尔和旅顺口的情况就是明证。两处登陆均未遇到适当抵抗，登陆之后敌方舰队对于围攻一方的交通也未进行骚扰。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从英国手中夺取了许多小岛以及相距很远的力量又薄弱的彭萨科拉，但它们对于牙买加或直布罗陀的攻取却未得手。在梅诺卡，结果却不相同；尽管攻克该岛曾费时六个月之久，原因是英国无法抽调舰队派往该处，以致未能做到像在牙买加那样截住敌人的远征，或像在直布罗陀那样对围攻进行骚扰。牙买加之所以得救，是由于罗德尼在法国舰队出航之时便遭到袭击，结果不能有什么登陆企图了。在直布罗陀，由于敌方控制了陆地，无法抵制其在陆上建立战线；但英国舰队通过投送补给不断干预，遂使围攻未获成功。
　　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于国外水域确立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基本条件，便是拥有一支优于任何可能对手的舰队。这只不过是再次肯定陆战原理，即决定性战争的有效工具乃是野战军，而不是守备队。占领港口，军事上加以固守，固然确有价值，甚至必要，但对舰队来说，却居于次要地位。占据遥远地区的战略据点，这是一个使我们现在很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对它进行考虑时，只要完全遵循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的格言，我们便能为自己确有把握地创造一条战略警言，即在海战中舰队本身就是全局的关键位置。关于这一警言，可用下例予以证实。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最初将舰队的大量补给物资储存于其在长山列岛的设防的永久基地，但后来为了便于管理便将其大部保管在船上。载有补给物资的舰船可以伴随舰队活动，于是舰队便自身携有基地，并可占领一处方便的港口，尽管这处港口并未设防，但舰队本身的力量便可暂时提供必要的防护。因此，必须集中精力于提高舰队的海上军事效率；但在坚持这一正确专业思想的同时，我们必须避开绿水学派的极端偏见并牢牢记住，一支还要兼顾其基地安全的舰队，其有效活动必然要受到削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要受到削弱。
　　一支舰队，如同一支陆军一样，需要拥有设防的作战基地，但必须遵循一定的明确原理对其进行选择和准备。
　　首先，应当尽量减少必须认真地坚守的战略据点的数量，以便尽可能少地消耗宗主国的国力，使其得以集中用于那些要害之地；而在其他各地，只有用大炮对着海面试试它们的运气。假如敌人明智，便不会在这些地方浪费时间和力量。另一方面，对要害各点必须极其认真地加强力量，严加守卫。假如敌人是针对整个配系对其采取攻势，则每处被攻之点，必须做好准备坚守到在其天然优势允许的最长时间。坚守一天便为共同防御赢得一天时间。1862年当美国南北战争处于十分严重时期，假如位于新奥尔良下方的杰克逊和圣菲利普要塞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坚守下去，则对于联盟军和整个战役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由于日军必须动用必要数量的部队围攻旅顺口，故旅顺口的抵抗曾经严重地削弱了日军主力的推进，从而为俄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赢得了兵力和时间。假如其最初阶段的抵抗能更为成功地将围攻一方阻拦于远距离之外，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很可能还会发现其旅顺口的舰队依然存在。1800年热那亚的法国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的坚忍顽强却为拿破仑赢得了时间，使他得以将其部队配置于奥军通往其本土的交通线所经之地。在布尔战争中，莱迪史密斯的坚守，在较小范围内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拥有大量分散的海上位置的国家，必须仔细研究，它能够维护多少位置，并应当维护哪些位置；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认为必须在特定地区建立其权力或准备将来对其进行维护时，它就必须进行孜孜不倦的调查，明确应当努力的方向，以便固守那些在战略上应予坚守而又能守得住的港口。例如，德国最近对胶州湾和美国对夏威夷和关塔那摩所采取的措施，都可对此作为例证。
　　其次，构成特定国家海上配系的各种港口，都按其重要程度而具有明显的顺序。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本土港口居于首位；因为一个国家采取守势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自卫不仅是国家的第一需要，而且还是个基础，只有在自卫的基础上才能有国外的活动，不论是去远方还是近处。一个国家的政权在本国尚不稳固，便无从进行扩张活动。只有确保自卫，才能维护国策，这就是二者之间的极为重要的相互关系。由于国家政策因时代而改变，故港口的价值也随之而不同。不过，在任何特定时代里都有或多或少比较明确规定的国策；遥远港口乃是舰队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将它们同本土港口视为一个整体，一个配系，而不应仅仅将其看成是孤立的位置。
　　现以现代史上的主要海洋国家英国为例。当英国踏上海军强国的征途时，其敌人是荷兰，其大的造船厂设在查塔姆港。如今德国已成为同英国相竞争的海军强国，于是新的位置罗赛斯便同查塔姆的作用相对应。英荷对抗之后，继之两国便结成同盟，全面联合对抗路易十四。于是，军事政策将英国引至地中海，在此之前，商业权益已经将其海军吸引至地中海支援其商船。对丹吉尔的占领和通过设防和筑堤对其进行的开发，乃是英国权益在这一水域所取得的但却遭到夭折的第一个成果；当其在本土水域确立自卫之后，相继取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卡，马耳他，于是，地中海便成为英国国策的第一目标。上述三地严格说来都是要塞。
　　进入18世纪以来，英国在地中海的权益依然如故，但同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相比，则已退居第二位。通常被人称为旧式“土耳其商人”的生意，已退居西印度群岛的糖业、美洲大陆的谷物和烟草，加拿大的毛皮和纽芬兰的渔业之后。依我看来，牙买加在加勒比海是最有控制力的位置，从1782年同盟国家为征服该地所进行的准备的规模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地设防和守备的强固程度。法国已经变成敌人，并在整个世纪中一直如此。这一情况在英国国内突出表现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这两处船坞港口的重要地位正在日益增长；而英国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包括现在的美国在内，却似乎只拥有海岸防御。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它们就其人口而言已经强盛，就其范围而言相当遥远，只要英国海军在海上于其所到之处继续保持优势，外国就无法征服它们。法国对路易斯堡和魁北克进行设防和守备以对付围攻，正是由于加拿大人口稀少和法国海军处于劣势，不论是从陆上和海上都无法确保其安全。它们的陷落突出表明，在设防中还有一项考虑太容易被忽视；即一处设防的地方一旦落入敌人之手，不仅位置的优势，而且工事所具有的力量优势，都将转为敌人所有。一处殖民地港口假如一旦陷落，总是希望它不致提供直接的人造防护工事来抵御从陆上对其进行收复；例如，1760年魁北克便是如此，随之在冬天便取得了沃尔夫大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应予设防的地方，工事和守备部队二者都应能充分胜任应付一切可能事变。
　　在上面提到的各个时期里，英国的国策是同其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同步发展的。因此，设防场站的规划都是未经研究而产生的；这同英国宪法的产生极其相似。美国很少发生战争，其对外政策的发展未受军事气氛的影响，而军事气氛往往促成不知不觉的准备。为了说明情况在变化，回忆可能会发人深省，当构成这一论述主体的这部讲稿刚写成时，美国、德国和日本尚未拥有装甲舰队；当时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仍属西班牙，而夏威夷则系一独立社会。还可补充一点，不论是美国海军总部，还是陆海军联合作战部，都尚未建立。
　　在这里详细讨论美国港口的设防规划，当然不够妥当，原因极为明显，上面提到的那些部门毫无疑问正在处理这一问题，这里无法提供准确详情。但却可将某些总的战略考虑归纳如下。
　　首先，一处海军场站到底应该具备哪些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显而易见，它对战争应当有用。近来，建造和装备一艘战列舰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由此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出，海军造船厂不能将建造舰船做为首要的军事目的。假如一处海军造船厂建造的舰船质优价廉，而且建造速度很快，这些都是良好的工业或经济的依据条件；但它们都不是军事的依据条件。海军造船厂的最高职能乃是在战争中维护舰队的效能；特别是能在最短时间内修复因日常勤务或战斗而遭受损伤的舰船。和平时期的功用并不能补偿战争中的需要。为使选定的特定地点符合这一目的，必须考虑到其战时的使用效能；进行这种考虑时，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可从位置、力量和资源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资源方面，首要的就是供应丰富，能保证迅速完成坞修；符合这一要求的地点，较之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地点，更为适宜，尽管后者或许可能在位置或天然资源方面拥有某些优势。显而易见，这三项必需条件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存在，这就会使决心趋于复杂，如从建造舰船加以考虑，则毋需也不至趋于复杂。
　　这一原则适用于不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外的所有主要海军场站。在本土，每条海岸边境应有两处这样的海军场站；一处可能是主要的，另一处则是次要的，正在发展之中。关于本土以外的海军场站的数量和选定，则依国策而定。假如国策集中于本土附近的权益，如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则这一地区的海军场站的发展，可以近似于本土港口的条件为依据。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都曾是海军场站，但发展十分有限。那次战争的特点是对方没有舰队，舰船可派往北方船坞进行修理，前线的兵力则是通过轮换予以保持。
　　对于每一支部队都需有一定的轮换制度；但应当认识到，坞修地点应尽可能位于由莫比尔至诺福克或至纽约的距离之内，这种设施只要能够达到，便应予以保证。美国南北战争中，多数舰船均属中型，很少类同，除偶尔几次战斗之外，基本上未曾集中过；作战时间则由拥有海军的一方审慎选定。在舰队对舰队的场合，每方的大舰数量有限，一艘或数艘舰船如需修理，这将是非常紧迫的，则不应驶往很远距离和等待很长时间。
　　当这部讲稿刚写完时，美国只有一项堪称为政策的对外政策，即“门罗主义”。现在，则有两项，第二项即“门户开放”。毫无疑问，对外关系会带来许多各类问题，而政府则是依据一定的既定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大部分。这些原则既明确又固定，故可称之为政策；但它们只适用于特殊的和偶发的事件，故对上述两项政策不会产生连续不断的影响。这两项政策都是依据坚定而又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态度以及国民的基本福利而制定的，因而具有制造舆论的作用，并能持续不断地影响外交。门户开放按惯例系指商业机会均等，它同亚洲向美洲移民这一问题具有地区性的密切联系。亚洲移民又同门罗主义紧密相关，因为，极其明显，亚洲人不同于欧洲人，他们在社会中不与人混杂。他们虽然比邻而居，但却自成社会，不同广大人口结成一体。这样一来，在一定地区一旦亚洲人占据优势，便成为一种真正的吞并，这种吞并较之政治吞并更为有效，门罗主义正是针对这种吞并而制定的。夏威夷便是一个恰当的实例；日本反对夏威夷政治上归属美国，如非更为迫切的问题转移了其注意力，无疑其反对会更为强烈。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广人稀，如任亚洲人自由移入，其结果必将意味着为亚洲人所占领，即亚洲在美洲开拓殖民地。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太平洋各州对此强烈反对，别无其他原因。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国家政策，导致美国于太平洋设置海军场站，恰如地中海进入英国权益范围迫使其在那里逐渐获取海军场站一样。门罗主义是美国惟一的积极对外政策，它同避免与外国卷入纠纷的消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家权益业已逐渐而迅速地集中于加勒比海，因为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道穿过这一区域，而巴拿马地峡正是门罗主义的焦点所在。这就是本讲稿最初写成时的情况。当时，太平洋问题及其特有的国际意义尚未显露端倪，很少引人注目。现在，由于上述若干原因，太平洋已具有现实的直接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种兴趣转移的情况，可同18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家们所评价的从加拿大至委内瑞拉的西大西洋的地位已超过地中海的情况相提并论。地中海并不因此而不再重要；它只是丧失了领先地位。同样，加勒比海仍然重要；甚至尚未完全丧失领先地位，而是同太平洋并驾齐驱。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在这两个方向上选定的港口足能而且应当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其中每个部分的设施和持久能力都应按其对整体的关系而占有一定比例。
　　最后，维持任一设防海军场站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海上优势，即依赖海军。一处完全孤立的强固哨所，尽管能将其陷落时日延缓很久，但陷落终将难免。自1779至1782年，持续三年之久的著名直布罗陀围攻战就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实例。对直布罗陀所施行的一切攻击均告粉碎；它一定会陷落；只是依靠英国海军输送补给的能力和技术，方使其得以幸免。我们可以说，只有活跃在战场上的野战部队才能解救被围的堡垒。
　　在战争中，海军的固有的主要目标乃是敌方的海军，这是对这一结论性论述的直接推论。由于敌方海军必须在其分散的各个战略据点之间保持联系，因而，对舰队的打击就是对其各个战略据点的最实在的打击。往往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惋惜的情况，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面对位于其所及范围之内的敌人，却将其力量用于无关紧要的陆上海军场站。如1778年和1779年期间，法国舰队在德埃斯坦的指挥下于西印度群岛的活动便是如此；或者甚至攻击如直布罗陀那样的重要海军场站，却置敌方舰队于不顾。舰队和港口彼此相互为用；但除本土港口之外，港口需要舰队更甚于舰队需要港口。因此，舰队应当攻击敌方海上的有组织的兵力，从而切断其与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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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九章 基础与原理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
远程作战与海上远征
　　尽管遥远又分散的属地很难保持，但一个要想对任何重要海域确保其控制的国家，不在该海域谋求若干战略据点便无从立足。按其相对位置而妥善选定的这样一些战略据点便形成一处基地；这样的基地对于本土来说是次要的，而对于临近区域来说却是主要的。
　　一支陆军部队远离本土赴外出征时，必须在战地附近按照建立第一基地所遵循的同一原理建立第二基地，二者之间要有可靠的交通联系起来，这是军事著作家们所制定的一条原理，它在这里仍然适用；只是应当记住，安全的海上交通意味着海军优势，尤其是当本土同前进基地相距很远时，更是如此。这样的一些次要基地同本土边境的那些基地一样，都应按照同一原理建立；即为了方便起见，必须有两处设防港口，其中只有一处需要居于头等地位。它们必须互相靠近以便能互相支援，但其靠近程度又应不致使敌人毋需分散其主力舰队便能有效地监视两处港口。1803至1805年期间，英国舰队在纳尔逊的指挥下对土伦实行监视时，曾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供其使用。它们不仅分担了支援舰队的任务，而且互相支援并分担了保卫英吉利海峡至东地中海这条漫长商业交通线的责任。假如俄国这次战前便将其整个舰队派到远东，便会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并能立足于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方面，日本拥有濑户内海和多处出口这一有利条件，便于采取出敌不意的联合运动 [ 注：见图3。 ] 。吴港位于濑户内海，拥有两处或更多的相距很远的出口，这样的港口拥有两处港口的优势，而又具有将活动集中于一处港口的有利条件。正如在这些实例中，当拥有两处港口时，作战基地便包含两处或更多的据点，这样的基地便可被视为一条线，就如本土的海岸边境一样。理想的条件乃是这些港口应当具有水陆交通之便。位于古巴、海地、牙买加诸大岛上的港口，例如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哈瓦那都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何一岛上的两处港口却都相距太近。它们实际上就是一处港口。
　　假如海战的想定战场范围很广并含有许多可供战略使用的据点，则对这些据点的选择也就关系重大。假如据点居于中央，其影响所及就更为平衡，由此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战场的所有部分；然而，假如其影响并不能延伸到该区的边缘，则其同本土的交通联系便将处于危险之中。譬如牙买加，就其中央位置而言，它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最为重要据点中的一个，但若英国力量仅局限于牙买加，则其来自本土的交通联系，势必要通过被其他国家所控制的航道，于是安全便无保障。1798年，埃及同法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假如没有马耳他或一处与其相应的据点，尽管埃及对欧洲和印度来说居于中央位置，也必然会产生上述牙买加同样的结果；实际上，尽管英国不时地控制着埃及这一位置中，但它对其同埃及的交通联系一直深感不安，尽管它握有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二者都能确保抗御奇袭并能对舰队提供隐蔽所。在海外位置中，那些距宗主国最近的位置按顺序居于第一位；只有这些位置安全可靠，才能由此及远。例如直布罗陀可视为通向埃及所必需的第一步；圣卢西亚岛至少可视为通向牙买加的一个方便中途站。中央位置按顺序居于第二位，尽管它们在特定区域内就其重要性而言居于第一位，例如马耳他之于地中海和牙买加之于加勒比海。那些距离有关国家最远的位置，无论如何重要，总是最为暴露，例如埃及和巴拿马，这就必须注意通过中间据点来加强其同本土的交通联系。英国便拥有一系列这样的据点通达印度。
　　从上述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当一国政府认识到特定地区的国家权益可能成为诉诸军事行动的特征时，就应组织一些有资格的人士对该地域进行详细研究，待搜集到必要的资料之后，便确定哪些据点具有战略价值，占据其中哪些据点最为有利。当这样一些位置已被占领时，现在占有者的占有权通常便应受到尊重，至于在何种条件之下可将这种占有权利置之不理，这需由政治家们来决定而与军人无关。然而，可以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其认为极为重要的权益，可能行使其战争权利；而对海域的控制可能成为战争需要，即使并非其主要目的。一旦形势如此，则所谓的“战争行动”便将随之而来。该国的目的可能在于取得控制或是扩张其已有的控制；或者，另一方面，可能只是企图制止对其逼近的威胁，以保卫其现在占有的地区。
　　假如目的在于取得尚未得到的控制，则这样的战争就其目的而言属于攻势，而且在作战上也必然如此。然而，军事行动可能并不直接指向想要取得的目标。可能在敌人更为重视的另外某一点上，同时也是对敌人更易于实施攻击之点；而向该点进军较之直接攻击可能更有把握地到达真正目标。这里，问题涉及到整个作战实施。对于挑起战争的政府来说，也如同总司令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要想将敌人逐出某一位置，面对这一位置，存在着正面攻击还是迂回夺取的问题。正面攻击需要更多的力量，迂回夺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曾经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直布罗陀便是一个例证。对直布罗陀——英国属地中最为强固的军事要地——曾施以直接攻击，结果遭到失败。假如将同样的兵力灵活地用于直接攻击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海岸，在当时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强行索回直布罗陀而不致失败。战争中的征服地往往只是在结束战争签订和约中做为交换手段才具有价值。在拿破仑一世的信函中，充满了关于这种意图的指令。
　　因而，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仅是军事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战争的目的可能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领土，而是为了获得曾遭拒绝的优惠或权利；或是为了结束已经强加给宣战一方的错误行为。尽管如此，对对方某处属地的攻击仍有可能成为作战计划的一个部分。
　　摆在我们面前的例证受我们主题的限制，只涉及到对海域的控制，控制以环境为转移，可以部分控制亦可全部控制。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方能进行这样的战争并取得预期的战果：第一，边境相当安全可靠，不致遭受致命损伤；第二，海军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同敌方海军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边境或海岸，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乃是整个战争的根据地，以其为基础进行防御，相当于较小范围的作战基地，由此发动单一的作战活动。海军乃是实施进攻的主要武装；但在防御中则起次要作用，在攻势海战中它居于领先地位。甚至在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活动中，舰船仍起着主要作用；只有在敌方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舰船才无用武之地，如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即是如此。当时有两条交通线通往战场：一条是陆上交通线，完全处于俄国实力范围之内，另一条是海上交通线，完全控制在同盟国家手中，敌人将其舰船上的装备拆除之后便将舰船沉掉。因此，这一战便成为对一座巨大要塞的围攻战，而围攻一方的交通线丝毫不会受到干扰。在1779至1782年的直布罗陀之战中，进攻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同盟国家的海军软弱无能所致；如其海军称职，则英国舰队便无法投送补给。
　　在超出本土直接相邻地区范围的海域进行战争的问题，只不过是一般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事例。这一事例便是海上远征。远征的国家在遥远的水域可能已经拥有也可能尚未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目的的位置；然而，不管它处于那种情况，都要采取攻势运动，以便占有或至少控制敌方的领土。即使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防御最好仍是以进攻活动来达成。
　　这种作战行动不同于其他，它具有独自的特点，表现在搭乘舰船的陆军分队在海上期间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其安全完全依赖于本国海军对海洋的控制。不论这支分队是大是小，士气如何高昂，纪律如何严格，技能如何高超，但在航渡期间则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行有效活动。这一期间的危险性以及随之而来交通线所承担的风险，而交通线则始终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所有这些都是考虑这一主题时必须牢记的突出因素。
　　首先，仅就这种远征的主要特点概括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然后，扼要地叙述两项历史实例并加以讨论作为例证。
　　本土边境相当安全可靠，海军足能同敌人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这两条基本要求前面已经阐明，其次就是制定最佳的特定作战计划来达成你的目的。这包括选定一处基地，一个目标和一条作战线，这三项对于每一作战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在你要想控制的海域以外的其他区域攻击敌人的问题，由于涉及范围过广，暂搁一边。这里所指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对于总的态势可能具有最为重要影响的位置、线或区域；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关键或要害。假如你所指向的特定区域明显地距离你的一处海上边境较之距离其它处海上边境更为靠近，则作战计划的基地便应设在靠近的海上边境，除非另有重要原因，如缺乏良港或现成的船厂。正是由于德国如今已经成为具有威胁性的海军强国，所以大不列颠除已在查塔姆拥有船厂外，又在北海的罗赛斯另设船厂——一处出色的坞修船厂。这显然是为了在北海作战对德国海岸进行攻击，英国基地已从以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为界限的海峡转移至北海。同样，奥地利和俄国已将其海疆推向地中海，因为它们的其他出海口都分别远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和黑海，由于过于遥远而且其通往海上的交通在军事上又过于暴露，故不适于充当作战基地。
　　另一方面，美国在其墨西哥湾海岸拥有一条基地线，这条基地线较之诺福克和纽约这两处位于大西洋海岸的主要天然海军场站，明显地靠近地峡和加勒比海西半部。然而，随着战列舰尺度的急剧增大，又加在密西西比河坞修困难，墨西哥湾各处港口能否与大西洋各港同样地提供主要的作战基地，实在值得怀疑；由于它们的位置靠近，用于物资补给还有价值，但不适于进行较大的修理，因而能否构成中间前进港口也确实值得怀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在为指向地峡的作战中，由于位置靠近并能互相支援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以致即使它们只有二等的坞修设备，也能高度符合需要并且极为方便。这当然要承担某些军事上的风险；例如，大不列颠设在直布罗陀的船坞，情况便是如此，在现代条件下该船坞便位于阿尔赫西拉斯海岸射程之内。
　　大型海军船厂标示着基地线的位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标示着其长度。这些船厂所建造的鱼雷艇和潜艇作为当地资源，有助于防护它们之间的海岸线及其两端的稍远地区免受敌人攻击。关于从这种固定基地出发向选定目标运动的问题，则涉及到对作战线的选择。在开阔的海面上，最直接的航线就是最天然的航线，如其他情况都等同，也是最佳的航线；然而，会有许多情况可能影响到决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同对方海军力量相比的己方的海军力量，这一力量不仅取决于总吨位或金属重量，而且还取决于总吨位在各级舰船之间的分配和取决于每级舰船在武备、装甲、速度和煤炭续航力等方面的特点。所有这些质量都关系到战略实力要素，有时它们是互相矛盾的；而且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整可能就会严重地影响到战略计算。这就说明，国家舰队的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战略问题。在已知交战国家的各自海军实力及其与争夺目标的相对距离的情况下，假定双方——防御的一方和进攻的另一方——争夺同一目标，它们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选择，因为有待保卫的交通线的长度实质上会影响到对抗双方的力量。正是在这些线上或长条海域里，特别是快速巡洋舰更能干扰作战行动，迫使对方从舰队中抽调巨大比例的兵力来制止它们的活动。这些线愈短愈多，距敌港愈远，敌人的任务也就愈重，而这些线很可能就会更加安全。
　　我们即将展开广泛讨论的大规模海上远征——一批战舰护送一支搭乘运输舰船的陆军部队——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好像是一场空谈，过去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可能发生，然而，请记住，它确实在近代最伟大的将领的指挥下曾于1798年发生过，而且这次远征受到一代海军名将纳尔逊所指挥的同等规模的舰队的追击；现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也一定是拿破仑和纳尔逊二人当时所曾经仔细思考过的主题。要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度发生，那就必须认识到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的未来明显的重要性，它们是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路，而且通过巴拿马地峡延伸到太平洋各地；还要认识到加勒比海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就其航渡时间而言都很短。还需记住，加勒比海的海域较小，其长度仅及地中海的一半，因此，一旦环境特别有利于这种冒险时，大规模的远征便有可能发生。
　　当己方的海军力量大大超过对方时，这样的大部队渡海远征，便能够或是全部或是部分获得安全保障。在拿破仑所进行的历次战争期间，英国就曾不断地以陆军部队，往往是庞大的部队进行海上远征。美国在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中也是如此。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尔以及英法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实例中，安全几乎毫未成为军事问题；但当双方兵力接近相等，甚或一方明显而突出地居于优势时，情况便有所不同。在拿破仑时代，尽管英国海军大大超过法国，但其任务繁多而又艰巨，换言之，它无法到处分兵把口，这就经常为对方分舰队造成同其重要运输船队遭遇的机会。因此，须对运输船队进行直接保护，这就是说，必须有一支武装舰船伴随其活动，这些武装舰船的力量要同航运事业的重要性相互对称。在我们的时代里，仍需记住，这样的运输船队往返时都要像这样有武装舰船保护防卫；而绿水学派或存在舰队学派则主张，当敌方舰队存在于必经航线附近之时，这种运输船队就不应出航。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抗双方的海军力量实质上相等，交战双方都曾派出过这样的运输船队。
　　在除掉确保作战线全长安全所需兵力之后，如仍拥有一支大大超过对方的海军时，则不妨对渴望夺取的目标立即实施攻击；愈快愈好。假如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中，你经过一处为敌人所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港口——一处可使敌人具有某种截击你方煤炭或弹药补给可能性的位置——则对这一位置必须严加注意，务必使其不足为害。
　　例如，牙买加和圣地亚哥紧靠向风海峡，该海峡是美国大西洋各港口至巴拿马地峡的直接航道；加的斯和直布罗陀紧靠所有航船自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的必经航道。这样一些位置的军事特点是，“它们从侧翼威胁着航道。”假如他们把战舰藏在港内，则航线就须用兵力予以防护，这支兵力的组成及其驻泊地点靠近该港的程度，应以能够阻止港内舰船的活动为准。当敌方在蒸汽行驶航程范围之内任何一地拥有一支优于这种分遣队的舰队时，则这支分遣队就会暴露在组成这支舰队的舰船面前。例如，1799年法国布勒斯特舰队突然出现在地中海时，英国海军却分散为若干部分，其中可能不止一个部分连续不断地有效地被逐个击破。分遣队还会削弱主力部队的实力；但并不一定，也不会总是削弱到妨碍向目标挺进的那种程度。英国由于拥有各式各样的重要权益，有军事上的也有商业上的，而且又分布很广，故以前就曾感到其海上航线在许多地方受到许多港口，诸如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土伦以及一些稍远一点的海港，从侧面的威胁。它必须在每处港口前面配置同港内兵力相称的分遣队以对付这一困难。这种连续不断的兵力部署及其在阻止敌方数支分舰队联合起来进行攻势行动之中所发挥的更为重要的军事作用，往往会掩盖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这些不同的海上位置就是这样地遭到监视和钳制；恰如一位陆军将领在陆上保卫其进军路线以防来自一座要塞的威胁一样，如果不能将这座要塞攻克，则其位置就会威胁他的交通。
　　近来有一种倾向，对于翼侧位置对交通线的作用产生怀疑，认为不如对交通线的目的地点进行集中设防更为有效。存在的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因而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对比。马耳他对于来自在埃及作战的西地中海国家的一支远征军的交通线能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位于埃及本地的机动的或设防的军事力量的价值。1813年威灵顿于葡萄牙控制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处坚不可摧的设防位置以抵御陆上攻击，确保其在里斯本的海上基地的安全；而活动于菲尼斯特雷角外的微不足道的美国私掠船竟能严重地扰乱其同英国诸岛的交通联系。
　　假如有这样一处据点，它位于或靠近于你的作战线，如今这条作战线又成为交通线——即在该线上你的战斗舰队可以安全通过，而对于运输舰船却不安全——但通过迂回航线却可避开该点，完全摆脱敌方的搜索并获得相对安全，则你便可能改变你的交通线。也可根据该港的特点或港内战舰的已知数量，派遣一支大型分遣队护送运输舰船通过该线全部比较暴露的部分，不时地启用该线。例如在1779至1782年这段很长时间里，英国就是以大型护航船队在战斗舰队的保护之下对直布罗陀进行救援。
　　对舰队进行补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单独由补给舰船伺机通过他们自己的海军巡逻所控制的航线输送补给；另一种是由一支大型护航船队在一队武装舰船的直接保护之下进行输送。可能两种方式均能使用；主要补给则须依赖护航体制，并偶尔单独由运输船予以补充。护航船队必须严加防护，因为敌人必将监视其航行并试图将其摧毁，这是敌方的次要的正规作战方式之一；因此，为了护航船队的安全打一仗，将被视为当然。单独的补给舰船则须仰赖其速度，仰赖对避险航线的选择，仰赖巡洋舰级的军舰进行海上全面警戒。不论采取哪种特定方式，如能拥有两条或更多的补给线通往目的地或通往舰队所在的位置，则总是有利；此外，连续使用单艘舰船进行补给比起使用大型护航船队也更为方便，因为大型护航船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保护，这样就会削弱作战兵力。美国正准备在巴拿马地峡设防并派兵警卫这处要塞。显而易见，一旦发生冲突，便能极为便当地既可从海湾，又可从大西洋，还可从太平洋进行补给。
　　一支舰队离本土前往相当远处作战时，不应只靠一条补给线。总的说来，对于作战兵力或战斗准备来说，集中乃是正常部署，但补给体制，如果能够避免，却不应集中于单线。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梯也尔引用拿破仑下述简明精辟名言而予以运用：“战争的艺术在于巧妙地实行分散便于生存，并在这种方式之中你又可能迅速地实行集中以便进行战斗。”
　　假如由于监视中途港口必须削弱兵力，并因而形成敌我兵力相等；或是所余兵力虽然仍居优势，但在适当的援兵到达之前却不能利用战机制服目标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兵力则不应分散。而应当或是夺取这一途中的港口，或是，如你认为现有的补给足以维持到决定性活动完成为止，则你便可继续前进，暂时放弃你的交通线，恰如俗语所说，断绝同你的基地的联系，使敌方的翼侧港口无从遂行其意愿。当然，如此重大的步骤，除非燃料这一重要必需品确实不会短缺，就决不应采取。一艘舰船没有军火，可以逃跑，只有一半口粮，人们还可活命，但如没有煤炭，则这艘舰船既不能战又不能逃。
　　如果，恰如假设那样，目标乃是陆地的一部分，即敌人控制的一处港口或一座岛屿，则征服之后未必就能像夺取陆上要地之后那样，立即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控制作用；因为必需而有限的陆上交通线往往聚集在通往一处陆上地区的要冲，占据这要冲便掌握了绝对控制权，而在海上却几乎没有完全类似的要冲。这是由于前已粗略提到海洋极为开阔，可以采取多条航线航行，以避免于特定的战略位置近傍通过。一处陆上战略位置所具有的许多重要性在于陆军被迫须循一定的道路而行，如果改取其他道路，便会招致过分的不利。诚然，如今海上也有一些类似的要地；例如直布罗陀。如果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达达尼尔海峡，便可绝对地钳制住黑海的俄国海军；而且不难想像，假如有一个海上强国控制了北海两岸，同时另一个大体相等的海上强国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线，则掌握多佛尔海峡的一方便能严重地阻止另一方的活动。像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也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据点。
　　然而，以上数例实属罕见；海上区域的要冲的威力同陆上战场的要冲相似，只是程度有所不及。前面所举的史例，如拿破仑占领埃及和马耳他，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法国掌握了西方控制东方的钥匙，但却未能加以利用；最后反被其敌国的海军从其手中夺走。掌握住道路的交叉点，确实是件好事，但如你本身既不能利用这些道路，又不能阻止敌人利用它们，则又有何益？
　　由此看来，假如你先发制敌得以攻占你所要取得的目标——或是由于战争准备比较充分，或是由于行动比较迅速，或是由于比较靠近战场——则在你尚未建立起海军优势从而控制住你与本土相联的通路以及你刚刚攻占的位置附近的那些具有重要性的通路之前，你还不能认为你的征服已经稳固。诚然，征服本身使敌人失去一处必需的基地或许还损失一大部分舰船，这才有可能建立起这种优势；更为常见的则是，由于你的舰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优于对方从而出现这种优势。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即已掌握的位置，也是如此；例如巴拿马运河地区和夏威夷，惟有依赖舰队的力量，才能最后保持住它们。必须记住，门罗主义并非军事力量，只不过是一项政治宣言而已。
　　假如决定性的海军优势并不存在，那你就应当做好准备打一场海战，这一战的结局将决定你新取得的位置的最后命运；就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初战告捷，但随之尼罗河一战法国舰队全军覆没，于是初战胜利便被断送。东乡大将对其位于对马海峡之外的舰队所发出的信号，“帝国兴亡全赖今日一战”，尽管主要是激励爱国热忱，但最终仍不外是这里所阐明的一般军事真理的特殊运用。日本人由于预先有准备，技能熟练，迅速果断，抢在俄国人行动之前，恰如拿破仑抢在英国人之前那样，将本国的部队派至海外。日本已经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巩固的立足点并夺取了旅顺口，恰如法国夺取了埃及和马耳他一样。左右局势的位置钥匙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若东乡舰队战败，则必前功尽弃，就如布吕埃斯败于纳尔逊从而断送了拿破仑的战绩一样。相反，俄国人也同时派出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以相同的方式迫近其渴望取得的位置，为了远程作战，俄国舰队满载煤炭并伴有护航船队同行；然而，在其接近到达点的航程中必须首先不惜一战，在这一战斗中俄国舰队、煤炭和护航船队全都同归于尽。
　　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如能在位置陷落之前而不是在位置陷落之后进行，则情况的确可能会非常之好。假如你方远征队向着脆弱无力、并越来越糟的陆上防御进攻，而敌方舰队同你方舰队大体相等，则敌方舰队必将在离港口的一定距离之处向你发动进攻，而你由于在这样的远征中必须照管运输和补给舰船而受到拖累。假如敌方舰队是向本土港口移动，而你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阻拦，如东乡对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那样，那就会更多地出现上述情况。
　　假如1798年纳尔逊追上了拿破仑，他就应当并定会在海上发动进攻，因为他早已为此做好了系统的准备；而且，假如他对战舰的突击获得成功，他便能有效地制止拿破仑的远征。1759年当法国已经做好大举入侵英国的准备时，以及1795年当提出建议从土伦派遣一万八千人的部队再度征伐科西嘉岛时，法国当局经过争论认为法国舰队应当首先同英国舰队会战，这正是因为敌方舰队同己方相等，必须将其除掉才能确保航道安全。不过，必须看到，法国人的技能总的说来居于劣势，尤其是法国的海军将领更是如此，这就是促使法国海军部长如此极力主张上述做法的基本原因。
　　在这样的联合远征中，究竟舰队和护航船队应当同行，还是须待制海权解决之后护航船队再行活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与其做出硬性的教条式的定论，倒不如反复思考再提出看法为好。显而易见，问题主要取决于目标的距离。1759年法国和1803至1805年拿破仑都试图入侵英国，现在德国也在经常设想入侵英国，在这样的入侵中，由于目标和预期的海战地点都距离很近，能够迅速获悉战果，不会丧失宝贵时间，便可随即运送陆上部队乘胜追击。敌方将无时机重新组织抵抗。因而，没有什么适当的理由事先把陆军暴露出来，使其共同遭受一旦舰队不是战胜而是战败所带来的灾难。因此，拿破仑于1805年将其陆军部队控制在布洛涅，就是等待其舰队出现在海峡，以便在海峡取得他希望的六个小时的制海权。据说，1759年也是采取这样的做法。
　　但如目标相距遥远，如埃及之距离法国，或巴拿马之距离美国或欧洲，或夏威夷之距离太平洋海岸的每一个部分，则在海战胜利之后，应随即迅速登陆，以免敌人利用部队到达所需的这段很长时间获得喘息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登陆是必然相连的行动，对于适当地乘胜追击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必然相连的行动；说进行这样的追击的工具应当近在手旁，看来是完全符合所有一般原理的。这就是说，护航船队，即陆军部队应当跟随舰队，而其数量至少应能保证攻占一处位置并加以固守以待援兵到达。这同敌前强渡江河的方法完全一致。渡海不外是渡江规模的扩大而已。其随行陆军部队的数量比例只要同固守位置以待援兵这一当前任务相称；但数量比例主要属于细节问题，并非原则问题，而且将受到许多其他细节的影响。当然，决定性的细节应当是不使过多的部队暴露，以免战舰战败时而被俘。
　　其次，近距离入侵可分为大规模的主力战和具有佯攻性质的牵制战。后者按其规模，较之大规模作战可能承担风险，自然可以承担较大比例的风险；因为总体危险并不那么大，即使失败也不会那么惨。对于用一艘艇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宜动用一艘舰，对于用一艘舰可以承担的风险，就不应轻率地动用一支舰队。从战略上看，牵制战的胜利对于战争的胜利尽管可能具有突出的作用，但却不如大规模的主力进军所获得的胜利那样极为重要。大规模远征，即大举入侵，应具有牢固持久的特点，既要速战速决，又要稳步推进，其配系必须严谨，每走一步要把其它的各方面都加以衔接，从整体来看，乃是一次持久的连续作战，就如1870年德国入侵法国那样。牵制战，尤其是海上牵制战，假定仅是一场瞬间战斗，或者，最多是一场根据情况所发生的变化而进行的战斗。因而，实施牵制战的一切作战手段必须随时都能使用，以便到达目的点之时，全军可以即时展开；这就意味着陆军部队必须伴随舰队同行。在英国的传统做法中，陆军部队伴随舰队的实例多不胜举。诸如多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1762年对哈瓦那的远征，法国革命战争中的其他远征以及1801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都属这类远征。这些远征，规模虽然大小不一，但都是海军同陆军一起航行。
　　然而，从英国的实际战例中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海军并未拥有那样的优势，则其战绩也不会那样辉煌。1796年杰出的陆军将领奥什远征爱尔兰的作战行动更具有说服力。他的部队曾定为两万人，但出发时却未足此数。他们希望以这支部队构成爱尔兰人全面叛乱的骨干；也就是说，其最后步骤取决于爱尔兰内部情况的转变。无论其影响如何，这只不过是一场牵制战；而要使这场牵制战获得成功，就应在舰队抛锚之后，陆军部队立即随之登陆，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690年法国企图入侵英国。这只能是一场牵制战，因为它期望发生一场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叛乱。舰队没有携载陆军同行。在比奇岬一战取得巨大胜利，迫使英荷联合舰队退出海峡；但由于陆军不在手边，以致无从扩大战果。
　　通常，如果海军在适当时期内还不居于优势，那就不应试图进行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其理由前面已经讲过，即在战争中，主力行动的每一步骤必须相互紧密衔接，如果海军不能控制海洋，也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有希望的牵制战，即使海军处于劣势，也是可以允许进行的，但必须仔细考虑，权衡得失，看看是否得多于失。当双方海军接近相等时，如1690年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具体作法一般都是双方毫不犹豫地在适当的护航之下派出小量的陆军部队。
　　防御一方的舰队选择何处位置用以进行搜索来发现和打击途中的远征军，这是属于战略范畴的问题。1805年纳尔逊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时，对其下属舰长们宣称，假如遇到他所追踪的同盟舰队时，当时敌舰二十艘对他的十二艘，他定要同敌交战；但他又说，不接近欧洲，他就不会交战，除非机会过于诱人不可抗拒。我并不确切知道，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选定这一地点的任何理由。据我推测，面对这样的差距，他必定追随敌人观察战机；然而，如果毫无有利战机，他无论如何也会进行交战，因为在此之后和在此之前，他都曾说过：“当敌人将我彻底战败时，在这一年里，他对英国就再也不能为害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如入侵部队被束缚在一条或有数的几条航线上，则选择何地进行交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掌握在防御一方的手中，取决于其对入侵一方动向的了解。
　　举例说明：假如纳尔逊于1798年尼罗河之战之前就已确知法国舰队的航行去向并选择他的攻击地点的话，那么最好是选在靠近埃及之处；因为假如法国人战败，在离法国这么远地方纳尔逊则能比较彻底地摧毁敌人；反之，假如他被打败，亦由于远离英国而不致使本土物质上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导致一方希望在某一位置进行交战的理由确有依据，则这一理由也会促使另一方，如有可能，力求避免在该处应战。总的说来，迫使入侵者应战的地点，应当距离其本土基地愈远愈好；但须记住，在目的地附近取得小胜或部分胜利，并不一定就能阻止远征军的登陆。假设从古巴出发对圣卢西亚进行远征。在这种假设情况下，防御一方的舰队很可能采取攻势行动，力图对远征军进行中途拦载并在其航线上进行骚扰，这种战法可使防御一方在自由机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它没有运输舰船需要照顾。这种骚扰和等待时机正是纳尔逊所倡导的战法，他还主张在距离敌人目的港足够远的点上发动坚决的攻击，一举结束会战。而攻击方式则属于战术范畴。
　　假如海军决定性的优势尚未存在，则在攻占目标之前或之后，必须进行一次会战；假如存在这种优势，就应充分加以利用，于所到之处将残存敌舰悉数摧毁。至于海军处于劣势方面的问题，就毋需讨论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虑，面对优势舰队，除非只是牵制战，这样的长途远征根本没有理由的。当拿破仑于1798年以十三艘战列舰驶向埃及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纳尔逊在援兵到来之后，采取主动仍然得以追上并超过远征军。即便这样，英国舰队的兵力仍然稍逊于法国。另一方面，法国在同年和1796年对爱尔兰的远征都遭到彻底失败；尽管原因很多，但实际上终究还是归因于海军处于劣势，正是由于处于劣势才迫使他们选在一年之中风暴最大的时间远征，以为这对规避最为有利，不料却因此使他们陷入灾难之中。假如选在较好季节，则英国海军的控制作用会就更为直接，更为显著。切勿将此评论理解为对于特殊行动含有谴责之意。这种特殊行动只是为牵制战而设计的，显然它是经过严密构思并能经受前所提及的标准的检验；即预期所获得的利益明显地超过失败所遭致的可能损失。
　　因此，这样一支远征军在途中应尽可能集结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它毋需为交通而担心，因为急需的补给伴随其一起航行。于是，担心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即如何保护运输船队的问题，以及一旦同敌人遭遇面对敌人如何进行机动的问题。其警戒和通讯由轻巡洋舰担任；战斗序列中的重型舰船则保持在舰队司令及护航船队进行支援的所及范围之内。
　　战斗舰船的这种持久集中，乃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条件。尽管可能出现需要另行分兵的情况，或者派出分遣队可能有利，这些战斗舰船都不应再行分散。1796年法国远征爱尔兰时，假如其陆、海军指挥官坚持同战列舰在一起而不脱离战斗兵力，本来很可能会像两年之后拿破仑在埃及那样确有把握地完成登陆。拿破仑可能接受了这次教训，他始终同舰队司令坚持在一艘最大的战列舰上。运载陆军部队开赴埃及的护航船队是从几个港口出发在途中集结起来的。当奇维塔韦基亚已经在望时，法国舰队司令曾向拿破仑呈送一份书面命令，请求派出四艘战列舰和三艘护航舰前往保护来自该港的船队，直至其同远征军主力会合为止。拿破仑在此命令上批示：“假如在这次分兵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现十艘英国战列舰，而我将只有九艘而不是十三艘。”法国舰队司令对此无言可答。这一事件对于意图和目的必须集中这一论点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例证；或者用拿破仑的名言：“目的的专一”亦即兵力的集中是一样的。法国舰队司令的观点是，通过分兵他既能保护主力船队，又能保护即将到达的分遣队。拿破仑则看到，对二者进行防护，二者都有可能暴露而遭受覆灭之灾；因为，假如分遣队同英军遭遇，其对比将为十三比四；若主力同其遭遇则将为十三比九。即使分遣队拥有九艘舰船，也不见得就比拥有四艘更为安全，主队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支较小的船队在暂时无法避免隔绝的时刻里，就只好任其冒险。这一实例恰同建议将我们的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完全一致；同俄国在最近这次战争中的错误部署，性质也完全相似。
　　只要陆军部队仍在海上，护航舰队就以护卫该部队为中心进行部署，这在性质上属于战术范围，其所依循的法则同每支陆军部队在行军中准备同敌遭遇所遵行的法则是一致的；但当目的地已经到达并已获得胜利时，陆军部队便自保安全，舰队为护卫陆军部队而进行的战术部署便告解除，随之而来的便是有关陆军交通联系，控制海洋以及舰队如何部署以确保最好地达成这些目的战略问题。像马耳他这样的位于交通线翼侧的中途敌港，到时便可能牵制舰队的全部、至少是相应的力量。
　　上面我们就一般原理对当前的主题进行了论述，间或附以例证。现在我们将较为详细地列举两个远征史例予以讨论。两个史例相隔两千年，但它们所提供的共同教训有力地说明了重大的普遍的战略原理具有永久性。
　　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其所著的《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一书中，将公元前415年雅典人远征叙拉古 [ 译者注：今西西里的锡拉库萨。 ] 的失败列入这些战役之中(见图9)。姑且不论这一特殊主张是否得当，但这一事件对于研究军事历史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肯定很有价值，因为它表明在物质或机械发展的一切条件下，战略问题尽管受到每个时代战术上的困难的影响，但却依然如故。
图9 雅典人远征叙拉古公元前415年
　　问题所涉及的时代是罗马同迦太基大战(史称布匿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雅典拥有当时世界上极大的压倒优势的海权。其海上权力延伸至爱琴海诸岛并控制了其资源，并以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和现在我们称之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陆为巩固基地，由此雅典的贸易推进到黑海当时和今日的产麦中心克里米亚。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雅典曾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今之摩里亚)半岛的诸联邦进行战争。雅典由于缺少像英国那样的既有力量同时又安全的岛国位置，眼看着阿提卡城下的小片领土被敌人的巨大优势陆军毁坏殆尽；但它依靠庞大的海军和商业财富，换言之，即依靠其海权，一直傲然固守。它依靠海权在敌方海岸上控制了两处遥远的前进哨所；一处位于皮洛斯角，今之纳瓦里诺湾，即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的统率下摧毁土耳其海军之处；另一处在纳夫帕克托斯，位于科林斯湾入口。两处哨所都是颇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既可用于入侵敌国领土，又可用以切断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贸易，该岛居民是同斯巴达有血缘关系的希腊人。此外，克基拉岛，今之科孚岛，同雅典结成紧密联盟；古时，从希腊开往西西里岛的桨帆船的航线就是沿岸航行至科孚岛，然后越海至艾厄皮吉恩角，今之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由此沿意大利海岸前进，该岛对其控制者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被选为运输船的集合点；然而，能将所有这些力量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乃是雅典的海军。
　　这就是将近公元前413年雅典决定征服西西里岛首府叙拉古作为攻取全岛前奏时的形势。在导致雅典采取这一郑重步骤的许多动机中，其中包括谋求海上的势力范围，这就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企图，我们在这里只关心军事；对于其他动机只是附带提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次远征本身，而不在于整个战争。
　　在攻击西西里岛的军事原因中，首先是由于岛上的希腊城邦中的大部分是一个对雅典怀有敌意的种族的殖民地，所以就担心岛上的希腊城邦会连同其舰队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假如这一担心很有根据，则正确的军事政策不但能证明趁其准备尚未就绪即发起攻击是应该的，而且还会要求这样做。因为，假如联合得以实现，势必使赖以维持雅典安全的制海权遭到严重损害。这一形势很像1807年英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俘获丹麦舰队的情况，当时英政府得知拿破仑同沙皇达成默契，打算在其海军总体政策中迫使丹麦海军同其合作。第二个原因则是，当时历年来富饶的西西里供给了敌人小麦，正如雅典从黑海获得了粮食补给一样。假如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并控制住主要港口，则上述两点共同证明，这一计划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切实可行的；但雅典入侵军的统帅对当时的海上困难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我对此做出权衡之后，仍然相信雅典的海权力量足能胜任这一任务。
　　关于总体的军事政策，就叙述到此为止。现在研究一下这次远征的特定战场的种种条件。
　　雅典在希腊诸邦中距离西西里最远。对手的领土伯罗奔尼撒半岛恰在西西里和雅典之间。雅典拥有位于该半岛南端外海的基西拉岛(凯里戈岛)和位于西面的克基拉岛，同时它依靠其海权力量还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其它岛屿并占领了纳夫帕克托斯和皮洛斯两港。沿雅典舰队经常过往的意大利南岸直到墨西拿海峡，每一座城邦都怀有敌意或持不友好态度；而位于该线两端的塔兰托和洛克里，一个位于意大利靴跟，另一个位于意大利靴尖，更是怀有强烈的敌意。位于墨西拿海峡的墨西拿，由于政权更迭，如今已站在反对雅典的一边。接着便是西西里东岸的三个友好城邦，再过去便到达第一个目标叙拉古。关于这次不幸的远征，再也不能做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设想了。
　　选定叙拉古做为目标完全正确。它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的对雅典形成整整一系列危险的前线和中心，基地和柱石。假如雅典的海上兵力确如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强大，则对叙拉古实施直接攻击便是正确的。在具体实施中，远征军必须在一些能够掩蔽敌人舰队的敌方的战略据点近旁通过；但雅典领导人确有理由估计，这些战略据点如果没有援助，就不取采取反对行动。这一估计是对的；它们对雅典怀有猜疑，除供应淡水和允许抛锚外，拒绝给以援助，但没有一个沿海城邦敢于举起手来反对这支海上力量。同其基地相隔绝的雅典人拥有一支在援助到达之前即能挫败叙拉古的兵力，他们确有理由依靠其对海洋的控制就能吓倒靠近其交通线的那些敌对城邦。实际上，这些敌对港口，除塔兰托之外，终于允许围攻叙拉古的雅典人从他们市场上获得补给，并成为雅典人的新的供应和资源基地。
　　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关于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位叙拉古人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中，进行了令人惊佩的阐述，叙拉古拥有一支虽居劣势但却相当可观的舰队，其所处的战略条件对于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远征军增添了许多难以摆脱的战术困难。此人名叫赫摩克拉底，他建议主动利用位于雅典作战线翼侧的战略据点塔兰托，向那里派遣一支舰队威胁敌人的交通，阻止其前进，或者，如其继续前进，则一旦时机成熟，即纳尔逊所说的不可抗拒的过于诱人的时机，便对其采取攻势行动。赫摩克拉底的演说词如下：
　　 “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比所有其余各点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尽管由于你们过惯悠闲的生活，可能不会获得你们的赞同，但我还是要大胆地提出来。如果我们西西里岛全体居民，或者至少我们叙拉古人，同其它能够援助我们的人们，立即将所有准备好的舰船开赴海上；携带足供两个月之用的粮食，如果我们能在塔兰托或艾厄皮吉恩角迎击这些雅典人，在那里使他们确信，在他们进入征服西西里战争之前，他们必须打开通过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应当以极端的恐怖措施来打击他们。我们要无限制地使他们迷惑，使他们感到我们会从友好港口冲向前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工事，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而敌人则要随同他们的笨重运输船通过广阔的海域，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这样一来，其进程必然缓慢，只能力求在前进中确保其队形，于是我们便有成千的机会对其实施攻击。如果他们迎战而一齐冲向我们，他们就必须用力划桨，待他们力气耗尽时，我们就向他们进攻； [ 注：雅典海员是最精练的，他们的战术方式是依赖其高超的技能，以自己的船首去撞击敌人的船舷，以己船最强的部分对付敌船最弱的部分。进行这种机动，桨手们必须全力以赴，精力充沛。叙拉古人把他们的大划船的船首增强到不正常的程度，以船首对船首，就像两只鸡蛋硬碰硬一样。叙拉古人技能低劣，假如雅典桨手以充沛的精力操纵其较易操纵的战船，则他们就无法保证进行这种特殊的撞击。而罗马人一旦同敌人接触，却不会因桨手疲劳而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将敌船拴住，由精力充沛的战斗人员冲上敌船。所有这些特点均属战术范围；其中每一项，恰如1800至1812年美国海军以二十四磅炮取代十八磅炮一样，都有其真实的战术上的根源。 ] 或者，一旦情况不利于战斗，我们总是能够设法退入塔兰托港内。
　　 “这样一来，雅典人在海上就经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带有小部分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假如他们决定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补给站”即留在科孚岛，“他们就会不可幸免地被封锁在那里；假如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要不可避免地将其驳船和供应船留下，”因为在当时的战斗中它们会造成战术困难，“而且由于无法保证能够受到海岸各城邦的热情接待，他们必然会极度惊慌，”为其交通而担心，“我坚决认为，在这些阻碍所造成的巨大思想混乱中，他们绝不敢从科孚岛出航；或者，至少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而派出监视船查明我方舰船数量和位置时，这一年中的季节也就拖延到冬天了。”
　　从这篇演说中可以明显地推断出在战略以至战术范围内影响海上作战的更深一层的细节；那就是，古代舰队如打算使自己要在海上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如在这一史例中从科孚岛直航叙拉古，就不得不装载大量的粮食和淡水，这就会使战船加大吃水，造成机动迟缓而又困难。换句话说，关于选择航线所进行的战略考虑，即选择较短的航线还是沿着友好海岸前进，也涉及到舰队效能这一战术问题，其中速度和旋回能力最为重要。这样的思考也适用于在敌人战术所及范围之内，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实行过的超载装煤。还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划桨极度劳累，必需为桨手提供充足的营养品，而热天又特别需要饮料。
　　赫摩克拉底的计划具有以下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特点：(1)肯定位于敌人必经航线翼侧的塔兰托的战略价值，其作用与牙买加、直布罗陀、马耳他相同；(2)他建议利用塔兰托，迅速动员叙拉古或西西里的舰队并将其集结在雅典进军路线翼侧的一处可以免遭攻击的位置上。这就意味着，首先，形成一种不容敌人忽视的威胁；其次，以一支劣势海军随时准备采取攻势行动以打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而又最为致命的环节。
　　从赫摩克拉底的建议中，我们得到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尽管由于战术条件而受到限制，这种战略思想是在二千年前由一个从未听说过学术上所使用的“战略”或“战术”这类术语的人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并未试图将这些法则有系统地表达出来。然而，假如有人想从这位不教自会的天才的正确卓识中有意作出臆断，认为将战争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是毫无用处的话，那么这篇演说所受到的冷遇和侮辱以及一名反对派演说者所发出的保持过分的民族自信的狂妄自大的呼吁，就会将其臆断迅速纠正过来；反对派的这种希腊式的投人所好的“讨好演说”，可在修昔底德所著的史书中读到。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结果造成雅典人得以长驱直入，继而导致叙拉古被围、受难、险遭不测，前面提到的与它友好的意大利-希腊各城邦也改变了态度。不管叙拉古公众集会的动机如何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但只要懂得战争原理，就会为正确的策略提供一次机会；使这座城邦免于濒临毁灭，只是由于雅典将领无能，这座城邦才未被推翻。
　　然而，还必须补充一点，尽管赫摩克拉底的计划不仅正确而且极其符合当时情况，但并不一定就能确保叙拉古的安全，因为其力量过于弱小。这一计划极为巧妙；其所能获得的机会也最多；然而，假如雅典人的技能能够胜任，则较强者终将获胜。实际上，赫摩克拉底所提出的将叙拉古的舰队调往塔兰托，恰好说明一支“存在舰队”既有力量又有其局限性，关于“存在舰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谈论不休。塔兰托定能吸引住雅典的攻击，因为对方海军恰好在此；就像旅顺口曾经吸引住日本的注意力和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地亚哥曾经吸引住美国的注意力一样。舰队定能使叙拉古得救，至少可以迟滞至塔兰托陷落为止。叙拉古的暂时安全，则将说明一支“存在舰队”的影响；而其在塔兰托陷落后被征服，则将表明这样一支明显居于劣势的舰队的局限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这段插曲，尽管就其结局而言只能如此，但却为我们指出了任何时代渡海远征的所有情况。现将其列举如下：雅典为本土基地；克基拉和其他各点为前进中途基地，它们对于雅典所起的作用，如同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海外加煤站过去曾经和现在仍然所起的作用一样；叙拉古为目的地；横渡爱奥尼亚海或沿意大利海岸前进所必经的国家，有的保持中立，有的态度不明，有的心怀敌意；塔兰托和其他姊妹城邦为敌方前进据点；雅典的海军力量较强；叙拉古的舰队虽然较小，但数量相当可观；交通困难；供应船队成为战术上的累赘；舰船长途超载航行造成战术上的困难，这在今天依然存在；因桨手疲劳而造成战术上的困难，这种困难现已消失；于中途迎击敌人阻其前进是明智的；于本土采取守势待敌是危险的；应将攻势理解为海军的真正职能。所有这些概括性的要点及其许多较小的细节，都可在这次雅典远征中找到，其中大部分还包括今天应用的一些原理。实际上，将这次古代桨船远征放在显微镜下，则每种海上入侵的主要特征就会一目了然。
　　在这次战役中，雅典人的企图尽管遭到惨败，但还是具有其正确依据，因为他们拥有强大得多的海军实力，因而有可能横渡其所控制的海洋进行作战。
　　而对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却不能下同样的断言(见图11)。姑且不去分析这位法国将领决定采取这一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动机，很可能他深受其性格的影响，深信战争的机遇，在此次战役之前和之后，长期以来他经常如此，从未失策。而且，当远征军离开土伦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尽管它们存在，但他可以置之不理。因而，这是一次极为合理的良机，远征军在阻击兵力到达之前便可完成登陆任务。一旦登上海岸，他便可依靠被征服国家的资源及他本人卓绝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求得进展，这种想法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似乎还有一个可信的理由，假如其舰队采取类似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便可大大增加英国舰队司令的困惑，从而增加自己获胜的机会。
　　当拿破仑在埃及立足已稳时，他已达成了第一个目的，至此其攻势目的已经达到，随之便需以其劣势海军转而对英国采取守势。其所处的位置恰同叙拉古相对于雅典的位置，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使用其舰队”这一问题。身为陆海军统帅的拿破仑对此深感忧虑。许多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考虑，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产生影响；但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他的决策显然考虑到最坏的可能。
　　同本土保持畅通的交通联系，不仅是他获取最后胜利所需要，而且也是法国陆军在埃及维持生存所必需。毫无疑问，他有能力击败埃及的抵抗；然而，由于战斗和疾病必然要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前进，而前进则是必然的，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分散兵力，损失就会更大。这就需要不断补充兵员。而诸如战争所需要的各种弹药和装备等这样的补给又须从本土运来，更不用说由于陆军部队发觉已经失去返回法国的任何可能希望而产生的精神影响。舰队在有利的环境下，也还能同陆军合作；事实确是如此，巡洋舰在几个月之后的对叙利亚的远征中，就同陆军进行过合作。
　　英国舰队是威胁这一切的危险。假如任凭这支舰队毫不受阻地到处游弋，则沿线的一处或数处港口，例如掌握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便无法保持交通畅通。尽管法国舰队司令一直满怀乐观，深信其力量能够抵御英国舰队，但众所周知，当时英法两国的舰队在数量上不相上下。
　　事后的评论总是高明的，评论责备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企图如同雅典远征叙拉古一样是一种妄想。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考虑之后，我认为尽管失败的可能性多于成功，但确实存在着对其有利的时机，这足以证明这一企图是有其道理的。许多军事评论只责难已遭失败的冒险。作为一名军事研究人员，首先必须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夸大“存在舰队”的论点及其对敌人的威胁作用，实质上就是假定战争只能在而且一定要在没有冒险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格兰特将军不顾谢尔曼的真诚规劝而经维克斯堡南下时，他是冒了何等的风险，还有法拉格特，当他经过各个要塞南下新奥尔良而任凭这些要塞控制其背后的河流时，他又是冒了何等的风险。
　　拿破仑的命令既清楚又明确，如果亚历山大旧港港口的沙洲水够深的话，他要求战舰定要驶入该港；假如水不够深，便开赴当时法国占据的科孚岛或土伦。这些命令首先是舰队的安全；其次如有可能则将舰队置于拿破仑亲自控制之下。将舰队保持在亚历山大港，实有两点不当：第一点属于战术范围，舰队虽然获得了毋容置疑的安全，但却容易遭到敌人的封锁，而且面对积极主动的敌人很难出港并进行编队；第二点则是战略上的不便，舰队出现在该处便会将英国舰队恰好吸引到来自法国的运输舰和补给船的会聚点。法国海军占据这一位置，便完全抛弃了海军固有的特点，即机动和攻势——赫摩克拉底则非常注意保证这一特点——而且无法达到同本土保持交通畅通这一目的，尼罗河之战以后所形成的局面即是如此。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出口困难，一支劣势兵力便可将驻泊在亚历山大港的舰队堵在港内，当舰队以纵队驶出狭隘入口时，其先头舰船便要遭到这支劣势兵力的痛击。
　　法国舰队司令违背了这些命令，于是情况更加恶化。他锚泊于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一处开阔锚地，除水道有利以外，可使敌人毫无困难地实施攻击；而其所采取的加强防御的部署既迟缓又欠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舰队是在行进中还是在锚泊中迎敌的问题，会上决定抛锚待敌；其停泊线就是根据这一观点设置的。必须指明，这一决定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而且违背了拿破仑在其战略部署中关于海军实际任务的命令。在战术上，法国舰队被其指挥官置于被动的守势地位，抛弃了其运动、机动和攻击的能力。在战略上，拿破仑这次则是依赖“存在舰队”的威慑作用以对付土耳其。
　　然而，众所公认，战略失误比之战术失误，其影响更为深远，假如战略部署不当，则战术成功便无从发挥其充分作用。因此我们可将注意力集中于战略错误。即使尼罗河之战的结局有利于法国，其舰队在此役之后能按拿破仑的命令撤离，进入亚历山大港，也无助于埃及远征取得积极效果。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法国舰队如能对孤立的英国分遣队加以打击使其遭受一定损失，甚或使其丧失战斗能力，便能对英国海军取得优势；但拿破仑将法国舰队保持在亚历山大港的目的，在于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必然要使胜利成为徒劳无益，因为法国舰队不论位于何处，都会像磁石一样将一支兵力相当的英国分遣队吸引在该处，这样一支分遣队位于亚历山大港外，恰好占据了最为有利的位置，以截击来自法国的补给。
　　假设拟定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那么应当如何使用海军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白而坚定地坚持原理，则会获益匪浅。将“原理”一词仅限于精神活动，则是狭隘的理解，恰如道德原理有助于完善人生一样，正确的军事原理则有益于军事行动。同时还须承认，将原理运用于特定事例，不论是用于战争还是用于修身，往往颇为困难。
　　假如采纳，哪管是无意识地采纳赫摩克拉底所遵循的原理，使担负守势作战的那部分海军做好准备随时承担攻势活动，实施威胁，那么便可立即看到，这一规定只着眼于舰队的安全而压制舰队的运动能力，就如将舰队封闭于亚历山大港内，很可能是错误。如在该处被英国舰队发现，便会像被老虎钳夹住一样。
　　舰队如不驻在亚历山大港，那又该开赴何处呢？拿破仑提出了两处可供选择的港口，科孚岛和土伦。在这两处港口中，(1)舰队不致像在亚历山大港那样，轻而易举地即被封闭在港内；(2)敌人如要封锁则需一支较大的兵力；(3)舰队既用于封锁，便较少可能阻拦法国同埃及的交通联系。不错，在土伦，英国舰队恰好位于法国起运大部补给的战略据点；但驶出较驶入被封锁的港口总是更为容易，同时，为了封锁一支庞大的舰队，冬天敌人很难坚持在土伦港附近。
　　科孚岛是拿破仑可供选择的第三个港口，其位置较之土伦具有极为明显的决定性优势。英国舰队如对该岛进行监视，就势必要远离土伦和埃及之间的直接航线达三百海里以上，帆船至少要航行两天，更不用说还有接受情报的困难。一支处于守势地位的海军的职责，就如位于埃及的法国海军相对于英国海军那样，乃是采取行动或以采取行动相威胁，依靠攻势来保持交通畅通。只有发挥舰队在广阔海面上的运动能力，遇有机会便量力采取主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主动乃是采取攻势一方的特有权利。在一条确定的航线上保持交通畅通，其手段不外是将敌人引离或逐离该线。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敌人逐离，则应试图进行牵制，即在其他地方并尽可能从许多方面威胁其利益，利用战争所熟知的一切诱敌手段使敌人不断误入歧途。正如通常就战争而言，这就是处置位置，因此，对于一支要想发挥这种影响的兵力来说，为其选定一处主要的海军场站乃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科孚岛并非没有缺陷，但较之任何一处法国当时所控制的港口，却具有更好的条件，因为，只要有一支法国分舰队存在于该处，就会将敌方的舰队远远拖离生命攸关的交通线。相反，马耳他却同土伦一样，会将敌人的舰队恰好拴在需要保持畅通的航路上。
　　引离或牵制敌人，意味着己方力量较之敌方处于劣势，就如同当时法国海军同英国海军就整体而言所处的相对地位那样。然而，尽管你在总体上较弱，但当你同某一分遣队相遇时，假如你较强，那就应在对方获得增援之前立即进行攻击。这种力量薄弱的分遣队往往是由于敌人担心其已经暴露之点而派出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拿破仑的舰队司令布吕埃斯曾经想从其主力舰队中派出一支分遣队，因为他担心来自奇维塔韦基亚的部队的安全。因此，弱方的目的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保持制海权；决不分散其战列舰，而应将其集结在一起机动，出没无常，造成草木皆兵之势，引起敌人对许多方向产生忧虑，这样诱使敌人派出分遣队；简言之，就是要造成达夫吕伊所说的不利于对方的“兵力转移”。如果对方一旦失误，不是其各个分遣队将逐个遭到攻击，便是其主力如被过分削弱便会遭到攻击。
　　这些运动均带有战略性质或战略目的。如果这些运动导致同敌人兵力的一部分相遭遇——假定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二比三——则取得了战略优势。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就要力求增加这一数量优势，集中成二对一，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敌人一部分军舰形成优势。但这属于战术范围，确切地说，属于大战术范围。
　　现在让我们将这些原理运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中。实际情况如下：纳尔逊是在1798年6月28日第一次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外，先于拿破仑三天。在那里他没有发现法国舰队，以为弄错了目的地并急速赶回墨西拿海峡，因为他极其担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假如在7月间正当纳尔逊回航之际，法国舰队按前述主张起航，则当纳尔逊重返亚历山大港时，便会发现如下情况：法国陆军携其给养已经登陆，无法截击；其运输船和巡洋舰已在亚历山大港内，无法接近；敌方舰队已经离去，其所担负使命有多大的危害已无法可知。若以全部兵力留在该处，则毫无用武之地。以全部兵力进行追踪不论按什么准则都是正确的；不过，如果他去追踪，就会使亚历山大港成了不设防港，留下一支分遣队进行封锁，譬如说留下两艘战列舰(当时纳尔逊没有巡洋舰)，这确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然而，亚历山大港并非法国势力范围内惟一的港口，它同法国控制地中海的整个体系相联。就在此时，法国还牢固握有土伦和马耳他；而且也抓紧了科孚岛，后来该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曾经抵抗过土耳其和俄国的联合海军分遣舰队的攻击。法国竟然不去加强其在马耳他和科孚岛的力量，这对它的敌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英国对土伦、马耳他、亚历山大和科孚岛所有这四处据点，都需予以注意；然而，纳尔逊如不分散其舰队，就不能对所有这些据点进行有效的监视，也就无法切断它们同埃及的交通，如果分兵，则势必使每支兵力脆弱至无望的程度。一年之后，于1799年，就出现了这样的实例，前面曾经提过，当时布勒斯特舰队进入地中海导致英国分兵。 [ 注：见《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一书，第一卷第304页。 ] 法国握有能使英国分兵的能力，而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这些英国的盟邦和友邦又毫无防卫条件；全都暴露于海上攻击之下。简言之，法国舰队由于拥有数处具有适宜空间和良好位置的可供隐蔽的安全港口，在其未被逼入绝地之前，便于实施其可能采取的任何作战行动；此外，还拥有巨大力量对站在英国一边的国家加以危害并向它们勒索资助和给养。仅在六年之前，拉图什·特雷韦尔率领的法国海军分遣舰队就曾以炮击相威胁迫使那不勒斯王国一度屈服。
　　由此看来，只要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支十三艘——即尼罗河之战的法方的舰船数目——战列舰组成的随时可战斗的实体，这是一支除巡洋舰外略优于纳尔逊舰队的兵力，则纳尔逊的舰队就须对数个不同的、但却都是重要的目标加以注意。这些目标是，上述的四处敌方港口，敌方通往埃及的交通线，需要英国予以防卫的盟邦。除这些目标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法国舰队。毫无疑问，纳尔逊的才能定会引导他扑向敌方舰队，这是在这样战略形势下的关键所在。但并非每位舰队司令都是纳尔逊；即使是纳尔逊，在他尚未找到和击溃敌方舰队之前，也无法有效地阻止敌人的交通联系。尼罗河之战以后，纳尔逊的军舰分散了：有些开到那不勒斯，有些开到马耳他，有些开到直布罗陀，有些则在亚历山大港外。这样的分散配置充分表明总体形势非常危急，但设若此刻法国的十三艘战列舰集结于科孚岛，则这样的分散配置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由于敌人的舰队已不足为虑，所以上述每支英国小型分遣队均在后来选定的位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全都安然无恙。
　　然而，一旦法国舰队既不在地中海海面又不在科孚岛港内，而是确实安全地停泊于亚历山大港内，则纳尔逊的任务当然也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对该港实施封锁便能切断法国的交通联系，并使其毋需再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命运而担忧。英国舰队这样配置于法国可能派出的任何增援的必经之路，则土伦便失去其大部重要作用；而纳尔逊便可从其十四艘军舰中毫无危险地抽出两艘，而不是三艘，来封锁马耳他，这一任务还可由巡洋舰予以完成。必须记住，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必须通过狭窄的航道才能驶出，而且只有在水深足够时才能通过，这就使其在战术上处于不利条件，而港外一方，在夏季则可借助顺风进行逼近。换言之，法国舰队必须以纵队冲出，面对强敌只有使其舰船越过队首才能展开，故其先头舰船会被逐个击破。
　　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认为法国舰队的素质如此低劣，即或根据建议将其用为游弋分舰队，其结局也只能是灾难。这种看法还有些依据；正如众所公认，而且还有政治上和执行上的理由。假如是对拿破仑统率下的法国海军的管理全盘进行批评，则对于这些考虑理应加以强调。但这里只是将这一事例引为例证来阐明战略，故而对于这些考虑可以不予理会；就如在研究抽象的军事问题时，可以假定实际的等同是以数量的等同为依据。只有不可救药的空谈理论的人，才会否认环境可以有力地修正那些对于极为可靠的一般原理的运用；然而，只有从众多的事例中除掉每一事件的特殊条件，才能引出原理，而使属于所有事例的共同真理变得清楚明了。
　　如像这里所主张的那样来使用法国海军，可能会对纳尔逊产生特殊影响。必须记住，我们如今观察事物仍不外是美国俗语所说的“事后聪明”，纳尔逊确曾一度晕头转向，“狼狈不堪”，那就是当他第一次赶到亚历山大而未发现法国舰队的时候；当这一切都已过去之后，他曾极其忧郁地谈起他的健康情况，并将其病源归咎于其所度过的“焦虑热”。如今我们可将这里提到的意外事件轻轻地一笔带过；但这位伟大的海军军人对这意外事件却深感有压力也深知其分量。此外，也可以这样说，假如纳尔逊搜寻法国舰队两次落空，或者费时数周之久，他就会被解除指挥权，他的第一次失败就已闹得人言籍籍；而当时几乎没有另一名海军将领能同势均力敌的法国舰队进行决定性的周旋。内皮尔曾经估计过，拿破仑在战场上可以抵得上三万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全面对付敌人舰队方面，纳尔逊抵得上三艘战列舰的增援部队。法国舰队只要能够成功地避开追击并造成恐惧，就可能使英国付出失去其极为能干的海上指挥官的代价。
　　我们还可以怀着更大的兴趣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曾经提出法国海军采取赫摩克拉底所建议的方针，而这一方针的原理与某些著名的陆战战例完全相同。1794年，奥地利、英国、荷兰三国联军，面对法军的胜利挺进，经比利时后撤，在到达某一点之后，便各自分兵；英荷军队退向荷兰，妄想以直接阻拦掩护荷兰，而奥地利则取道日耳曼。若米尼在《共和国之战》一书中指出，假如他们不进行这种愚蠢的分兵，而是将其全部兵力集结于慎重选定的位置上，来掩护其通往日耳曼的交通并向通往荷兰一线的那侧靠拢，因为荷兰是法国的目标，则法军便不敢擅越该点而将其交通暴露于攻击之下。法军在其触及荷兰之前，就应当被挡住并在其敌人选定的战场上进行一次决战。
　　 1800年，这一原理又一次支配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将一支守备重兵投入热那亚。在这支守备部队位于奥军交通线翼侧期间，奥军不敢越过它，不敢以全力沿里维埃拉河前进对法国南部实施攻击。奥军被迫动用一支庞大的分遣队对该地实施阻拦，由于从主力部队中抽出这支分遣队，致使这次战役受到严重影响。1808年，约翰·穆尔爵士从葡萄牙向西班牙的萨阿贡的著名进军(见图10)，再一次真实地体现了这一原理。法国交通所受到的威胁阻止了拿破仑的进军，延缓了对西班牙的迫不及待的征服，为奥军做好准备而赢得了时间，致使这位皇帝并未迅速实现其征服，而是陷入了持久的消耗的半岛之战，这对拿破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最后影响。内皮尔机敏地指出，假如穆尔无此一举，则其个人历史可能永无动笔之日。
　　应当永远记住，这种部署之所以有力量，不单是依赖于固定的要塞，更多地则是依赖于具有活力的士兵、军队或海员，要塞则有助于促使人们达成其目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战争就是处置位置”，但位置本身的作用不如使用位置的人们的作用那样大。1798至1800年期间，马耳他对法国毫无用处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从翼侧威胁着从西方至地中海东部的交通；但因港内没有配置舰队，这一位置便毫无用处，充其量不外吸引住英国的一支小小封锁兵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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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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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基础与原理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作战行动
作战行动
　　前讲开始就海上远征这一课题做了概括的论述，并随之列举了这种远征的两个特殊史例加以说明。鉴于例证说明过于琐细，深感应当提醒大家注意下述主要问题：当一处海域的要地或这种海域的任何一处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前进位置已被一支联合远征军夺取之后，如何才能做到真正地从战略上使用海军兵力呢？其答案是，当取得这样的成功之后，这支远征军的下一步任务应当是保卫和维持已经取得的成果，从其出发以来所采取的攻势转入守势，在这种守势中海军所担负的真正职责则是攻势防御。当第一个目标已被占取之后，到此为止为远征军所束缚的海军便被解脱出来，而由陆军担负起对征服地的防御或继续进行征服，舰队则负责保卫交通，并担负起其固有的海上职责。但海军只有将敌人的海上兵力逐离或引离争夺区域或战役的要害据点，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假如力量较强，便应求战，一有可能便逼敌交战；假如力量较弱，便应力求将敌人引开，并对其他战略据点或重大权益实施威胁以使敌人分散其兵力。必须指出，假如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迫依赖海军进行防御，则这恰好正是海军防守本土海岸线所应发挥的作用。
　　 1812年初，拿破仑皇帝在其下达给马尔蒙元帅的训令函件中，曾经讨论过有关陆战中的某种类似态势，当时马尔蒙元帅在西班牙指挥驻扎在萨拉曼卡周围同罗德里戈城要塞相对峙的那部分法军部队(见图10)。这一要塞尽管曾经强固有力，但却被威灵顿指挥的英军一举迅速攻克，其速度之快类似于奇袭而非围攻。毗连葡萄牙的西班牙西部地区已被法国占领，而英军则想从这一地区将其赶走；因为在此期间，由于对俄战争逼近致使拿破仑皇帝将大量精锐部队集中部署于大举远征俄国，故法国在西班牙被迫采取守势。
　　这样一来，葡西两国的边疆就相当于我们的海洋区域：它既不属于此方也不属于彼方，既为一方所占据，又为另一方所觊觎。该区有两座主要要塞，相当于设防港口，一是位于北部的罗德里戈城，一是位于南部的巴达霍斯，二者都已被法军占领。有权使用这两座要塞，取决于控制这一地区。如上所述，罗德里戈城已被英军迅速攻克。巴达霍斯也已受到威胁；它是边境的两把钥匙之一，如今只有这一把仍为法军握有。在罗德里戈城被占领之前，巴达霍斯已有一段时期处于被威灵顿包围的状态了，威灵顿利用了法军的惨败，于前一年即1811年撤离葡萄牙，乘军力虚弱这一有利时机。
　　在巴达霍斯被围和罗德里戈城陷落之前，马尔蒙就已继任了司令官。他集结起他的机动兵力野战军，相当于海战中的海军，便向巴达霍斯开进。威灵顿无法一面围攻一面迎战，于是便解除围攻，退入葡萄牙，并从那里向塔古斯河以北进军到达阿尔梅达，面对罗德里戈城并对其进行监视。马尔蒙也回师北上到达萨拉曼卡，假如马尔蒙仍然以集中防御待敌，做好准备，一旦需要便转入攻势行动，则其所握有的兵力定能将威灵顿的兵力吸引住；但他却想出了主意，要派出部队支援正在东部围攻巴伦西亚的絮歇元帅。当他南下向塔古斯河运动时，英国人起初以为他想要从巴达霍斯入侵南部葡萄牙；但当他派出五千人的部队向东挺进时，威灵顿便认识到南部葡萄牙不会受到威胁。他还看到法军在北部西班牙暂时已无有力的法国部队，因为马尔蒙已将其大部炮兵和骑兵随同分遣队一起派遣出去了。于是，英军便猛扑罗德里戈城并在野战军——相当于海军——到来支援之前将其攻克并加以固守。战机紧迫，就工程技术标准而论，未待时机成熟，该地便遭猛攻。威灵顿的命令宣称：“罗德里戈城今夜必须迅速攻占；其部队深深懂得，这预示着法国的回援部队已经逼近，要求他们必须奋勇争先。”
　　拿破仑的训令函件正是针对从此以后所发生的总的态势，他对马尔蒙写道：
　　 “你的部队如今已很强大，重新装备了攻城炮，士气和数量都已恢复，为了保护巴达霍斯已毋需再向该地开进。你应将部队以师为单位分布在萨拉曼卡外围，为了维持生存应充分向外延伸，但要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在两次行军之中将全军集结起来；”即在两日之内。“你的全部部署应能使敌人相信，你正在准备采取攻势并以前哨战不断保持佯动。在这样的态势之中，英军的一切运动便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假如威灵顿向巴达霍斯进军，可任其所为；你则立即集中部队直扑阿尔梅达，你可以确信他一定会迅速回师对你进行抗击。但他精通军事业务，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在这里，法国野战军乃是一支相当于海军的机动部队，它通过牵制敌方的野战军来保护其已得的据点巴达霍斯；即将其引开去或使其继续远离其所要想取得的位置。在第一例中，巴达霍斯由于马尔蒙部队逼近将威灵顿逐离从而得救。在第二例中，罗德里戈城由于马尔蒙指挥失误和分散兵力而失陷；致使英国野战军夺走一处重要位置。在第三例中，巴达霍斯之所以能够保住，不是由于直接守卫，而是由于持续的牵制威胁英国不容忽视的权益而获得间接效果所致。
图10 西班牙和葡萄牙1812年形势
　　 1804年和1805年，拿破仑皇帝同样曾大规模采用这种牵制攻击方法，当时他想将英国舰队的大部引离欧洲，并趁其不在欧洲之际而将自己的海军集中于英吉利海峡，以掩护其对英国的突然袭击。必须记住，在此期间，法国为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按其预定计划，土伦、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的舰队全部驶离其港口到西印度群岛会齐，而后整体返回海峡。预期英国海军将会跟踪，但却苦于不明法国海军的目的，于是法国海军便可先期返回欧洲，将海峡控制一段时间。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于土伦港外待敌的英国舰队总司令纳尔逊，确曾追随土伦舰队到达西印度群岛；尽管英国舰队起航较法方迟一个月，但其素质较好，同拿破仑的计算相反，却先期返回欧洲。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纳尔逊在安提瓜便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推测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已返欧洲；纳尔逊驶离直布罗陀海峡虽较同盟舰队晚三十一天，但他返回那里却只比同盟舰队晚到四天，并在它们进入费罗尔前一周便返回英国。
　　还可加以补充，拿破仑除以其集结在西印度群岛的舰队进行主要牵制以外，在他的那一时期的信函中充满了关于诱使英国分舰队驶离比斯开湾和海峡的种种策略。
　　可以看到，法国舰队在这种情况下驶往西印度群岛要想产生而且已确实产生了的效果，恰好正是前讲中所讨论过的法国舰队驶往科孚岛对于地中海局势所能产生的效果。英国舰队被引离追往西印度群岛；也就是说，远远离开了拿破仑计划的战略中心，战役要害点多佛尔海峡，恰如科孚岛远离亚历山大港和该港通往法国的交通线一样。假如纳尔逊是一名普通指挥官，他定会留在西印度群岛直到获得确实证据证明法国舰队确已离开该群岛。这并非臆测。许多人强烈要求他留下来；舆论对他施加压力；但他具有无限的远见，尽管缺乏确切证据，但通过对论据的权衡对比，他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假如他在可靠的情报到手之前一直留在那里，其结果将有二十艘盟国军舰在欧洲支援拿破仑的集中，而英国的集中却会因缺少纳尔逊的十二艘军舰而遭到削弱——总的差额将达三十艘战列舰。
　　这里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在这一实例中拿破仑的计划显然源出于1762年当时法国首相精心制定的方案，两者极其相似。 [ 注：见科贝特著：《七年战争》，第二卷302-307页。 ] 拿破仑可能是从法国档案中得知这一方案；但纳尔逊却未必知情。
　　对于上述两种方针，海军必须择一而行，或是逐离，或是引离，但需再次指出，就总体作战而言，海军是采取守势，而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则是采取攻势。还可进一步指出，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命令正是如此。他写道：“欧洲的总局势已经发生转折，迫使朕不得不放弃今年对葡萄牙的远征，”也就是说，不得不放弃一次攻势战役。因而，他规定了总的防御态势，但保留一处攻势威胁；以此来保卫巴达霍斯和护卫萨拉曼卡所掩护的从法国至马德里的交通线，但萨拉曼卡在三年前就遭到约翰·穆尔爵士的威胁，严重地影响了拿破仑的计划，以致在成败的关键时刻，他被引离其战略中心，战役要害点。
　　当时，就实际的或设想的征服而言，这样的形势恰好还说明海军同本土防御的关系。在上述两例中，一个国家一旦实际占有属地，便处于守势；然而，假如由于需要或由于方针错误，而将其海军保持在港内或紧靠于港口也使其处于守势，那就是将其商业及其同海外的交通联系放弃给敌人。这就是美国在1812年，除贸易破坏舰外，没有海军可以派往海外，故不得已曾这样行事。这样的放弃不一定就会导致毁灭，尤其是，如果国家很大，因而可以依赖内部资源，或其陆地边境同一些中立国家毗连，则可以通过它们进行迂回贸易。如其海岸线过长，敌人无法进行有效封锁，则可由中立国货船载运而不致使商业完全遭受损失；但要承受屈辱和物资上的损失，而一个大国则不应冒此风险。任何本土海岸防御方案达到真正的全都齐备，海军就须强大到或是能将敌方舰队逐离本土海岸，或是通过对敌方权益实施适当威胁将其引离。只有如此运用海军，才能使海军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岸防御的最佳手段。
　　在这一方面，我想介绍一种论点，因其在这里完全适用，这一论点将在下讲中予以详细展开；即海岸要塞不应像通常那样被认为在职能上主要是担负防御。海岸工事，其作用限于迫使敌方舰船对己方海岸保持一定距离，但其对陆一侧却是暴露的，可能仅是防御性的；一处能够保证海军安全的正规设防港口，只有当其作为一处要塞时，才只具有防御性质，就如梅斯或美因茨一样，而当其驻有一支能够进行野战的陆军时，便能迫使敌人保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分遣队同其对峙，以阻止守备部队可能发起的任一攻势行动。
　　甚至在我们的不太成功的1812年的战争中，也有例证可以说明，能够掩蔽海军分舰队的港口具有这种进攻性质。驻泊在纽约港的约翰·罗杰斯指挥的海军分舰队，就是一支能够进行攻势活动的守备部队；而且这支分舰队也确实进行过攻势活动。英国人得知它已集结出航，但却不知其意图何在。结果，由于他们在美国沿岸的海军分舰队很小，只得将其军舰集结在一起，以免单艘军舰同美国海军分舰队遭遇。这种被强制的集中再加上英国还需保护其自己的贸易，致使英国只好放松对美国港口的监视，以致大部返美商船得以安全抵达。这种预期的防御效果的取得，归因于罗杰斯的攻势游弋，其构思和实施完全归功于罗杰斯。这种持续不断的攻势活动，有赖于能够保护舰队的港口。否则，舰队就会像在旅顺口那样被摧毁；或像在圣地亚哥那样被逐离。
　　循此方向，我们还可以就海军究竟应该具备何等规模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支海军的力量及其动员和维持供应的能力，应能使外国在考虑诉诸武力时，由于这支海军或对其本土，或对其属地，或对其商业所构成的直接威胁而深感忧虑。这样的影响将会遏制战争；而遏制则无非是以另一种形式实施牵制。德国政府在其1900年所正式通过的海军规划中，曾就军事意义简明扼要地宣布其出自官方的目的：“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具有这样力量的海军，甚至对于最为强大的海军强国来说，同德国交战就会使其陷入危及其自身霸权的冒险之中。”不幸，这一旨在针对英国的目的会使美国作为海军国家远远落后于德国。
　　具有控制能力的据点或据点配系——按众所熟悉的说法就是态势要地——会成为任一攻势活动的目标，这已被认为是一条适用于任一战场的战略原理。这一战略原理还可用以下说法予以论述，即向前推进，或作战正面，自始至终都应尽量前靠，并在其所有部分之间均有交通紧密相连以形成完整的配系。这是因为在这种配系范围之内的所有一切，即位于这种作战正面后方的所有一切，都处于你的控制之中，因而对你较之对敌更为有用；对敌较之对你更为危险。这会暂时为你增加资源；假如媾和时仍为你占有，你就会在随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之中，即在通常委婉地称为“和平谈判”之中，处于优势地位。
　　 1793至1815年法国革命和帝国战争期间，英国对法国及西班牙各港口的封锁是海战为这样的前进作战正面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实例。部署在布勒斯特、罗什福尔、费罗尔、加的斯和土伦诸港外面的英国舰队，通过主要是由巡洋舰编成的中间分舰队互相联系，对较小的出口实行监视并在附近海面进行搜索，实际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作战线或作战正面。英国本岛及其殖民地和海上贸易得以保证安全，就体现了这种控制的功效。整个海洋，即位于这一作战正面后方的区域，除奇袭之外，在所有方面都可确保安全。这可由英国商业的损失甚微(不及船运的百分之三)和敌人的所有入侵企图均告失败得到证实。
　　舰队在海上所保持的这种前进正面，相当于陆军在陆上凭借其优势所保持的正面。显而易见，如能握有附近的设防地域，则这种优势便会有所增强。例如，1796年拿破仑在其向奥地利进军中，发现自己受到位于其前进路线翼侧的曼图亚要塞的阻挡，于是他便将阿迪杰河一线连同横跨该河的维罗纳要塞作为其作战正面。维罗纳有能力经受住围攻；它能由相对少量的兵力进行防御便可守住；在那里可以妥善保藏储存的补给；它能使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并能保证部队通过该河，由一侧转至另一侧。所有这些都能增强法国陆军本身的力量。因而，在阿科拉之战中，拿破仑冒险以一支很小的守备部队守卫维罗纳，与此同时，而以其主力乘夜渡过阿迪杰河下游，并对挺进维罗纳的奥军的后方发起攻击。这次战役充满了冒险和谲诈；但拿破仑却获得了成功，他之所以能成功只不过是因为他利用了要塞。这座设防要塞为其陆军所需要，同样，一处设防要港则为一支在攻势防御活动中敢于出击的海军所需要。拿破仑占据了这一位置，利用阿迪杰河和维罗纳得以增强力量，借助阿迪杰河近旁的加尔达湖得以向北伸展，从而便控制了其后面的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南部的全部资源；恰如英国沿法国海岸线配置其舰队从而控制了海洋一样。
　　这条海洋线同样可以借助强固要地予以加强；即借助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等本土港口以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马翁等海外港口予以加强。这些港口都不像维罗纳那样暴露，易遭受攻击；并可就地提供补给、维修和改装等支援。一旦遭到在逃的敌人分舰队的突然侵袭，这些港口还可提供掩蔽。单艘军舰和劣势分舰队可在这些港内获得安全。除这种防御用途之外，这样的位置还具有攻势能力，因为它们靠近大的交通线，从而可以对其进行翼侧威胁。例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可对经过地中海的所有航线，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可对通过海峡的所有航线，牙买加可对通过加勒比海的所有航线，进行翼侧威胁。同样，布勒斯特、加的斯以及其他港口可对英国的南航诸线进行翼侧威胁；除此之外，还由于其他原因，英国必须对它们进行遏制，恰如拿破仑必须遏制曼图亚一样。
　　现对加勒比海地区加以全面阐述，这是美国可能有机会要求权势并运用权势的一个地区，而且假设所有岛屿开始即被敌人占有，如果古巴能够转入我们手中，我们便将控制一处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位置；但依此还远远不能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假设对方海军兵力最初开始时与我接近相等，恐怕我们也无能为力控制整个加勒比海。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正面应尽可能向前推进。例如，美国可能希望占领萨马纳湾并控制莫纳海峡；或者，如有足够力量，我们可以希望将我们的作战正面，即由战斗舰队所保持的战线向南和向东推进，以便不断袭扰敌人并保护经向风海峡通往地峡的汽轮航线，这些航线由于我方作战正面的推进，将位于我方舰队的后方。
　　假定古巴现在归我们所有，它便能掩护我方通向墨西哥湾的后方，而墨西哥湾则是国内作战基地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假定敌人的基地可能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并假定双方海军兵力相等，则双方之间的海域必将成为必争之地，或是时常易手难以稳定。敌方舰队及其基地的位置，将指明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敌人不论是由于战争运气，还是由于原本就未占领而失却了古巴，但仍然可以占据牙买加以及向风群岛的某些港口。英国的实际情况便是如此，它占据着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在这种局势下，战争的主要利害关系必将暂时集中于古巴和牙买加周围，它们必将成为战役要害点。英国、圣卢西亚、牙买加、巴拿马地峡这一系列据点，几乎是现存的英国、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地峡另一线的准确翻版。假如驻泊在牙买加的舰队较之驻泊在古巴的舰队处于劣势，则古巴舰队占据牙买加前方的位置，便能切断其同向风群岛的交通和来自该群岛的增援，又能掩护自己本身同古巴和美国的交通以及汽轮航线，并通过上述行动迫使港内对方舰队出战，以消除这些对己不利的条件。这一实例如同其他实例一样，表明敌方舰队的位置及其海军基地标示着作战方向；就如旅顺口决定了日本的海军作战方向及其陆军在陆上的艰苦攻击，以及1898年圣地亚哥决定了美国舰队和陆军的行动方向。日本人和美国人随之所采取的行动，在前一例中是迫使俄国人出战，在后一例中是迫使西班牙人出战，俄国人和西班牙人二者都仅仅由于认为舰队会自取灭亡而力求避战。
　　因此，在占据要地之后，不应停止作战。必须不屈不挠地继续打下去；这一论证亦适用于后续作战，即为了确保要地，应当对敌方舰队实施追击并予以歼灭。作战目标不只是地理上的点，而是敌人的有组织的兵力，这在海上比在陆上可能更为确切。像埃及和多瑙河隘口那样的位置之所以重要，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那里便于放置大量的无生命的物体，而是因为从那里大量的训练有素的战士或武装舰船利用这种方便能够在不同的方向上作战，所以它们较之数量较多的较为不利的位置更有价值。任何人工设防的地点也是如此；其主要价值在于机动部队便于运动。因此，随着占有这样的位置而拥有这种便利条件，便有义务对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军事著作家们对此问题都有明确无疑的答案。若米尼说，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即其在战场上积极主动作战的野战军，则是拿破仑的喜欢找的目标。
　　假设你已占有一处这样的战略位置，在经过若干次战斗之后已将敌方舰队从你的后方和直接正面的战场上驱逐出去。这就意味着，除遭到突然袭击之外，你的本土交通是安全的，你的海军已建起暂时优势。假如敌方舰船仍以有组织的集团而并非以零散的巡洋舰继续留在你的现在位置之前的一定战场范围之内，这一定是因为它们还有支援供应点可为依托以维持生存，并需对这些点进行防御。否则，这些舰只还能保持在一个有限的水域范围之内便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像加煤和补给这样的活动，如不受干扰，尽管也可在海上实施，但如敌方优势舰队就在附近并能通过监视侦察船和无线电报获悉情报，则便无法进行。因此，这样的补给点或基地必然存在，它们标示着你的下一条作战线的方向。
　　在我们记忆犹新的海洋历史时期，一向具有很大优势的英国海军阻碍了海军战略产生出众多的恰当例证，不然有关的实例就可能已经产生。这一优势对敌方基地同其所欲取得的任何目标之间的交通加以长期控制，这一控制断绝了施展战略的所有其他来源，因为，就其全部含义而言，交通支配着战争。交通这一战略要素淹没了其他一切要素。这种一强独霸的优势，成为一句不甚确切的法国谚语的来源：“海洋只容纳一位霸主。” [ 译者注：法文原文：“La Mer ne comporte qu'une seule maitresse.” ] 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理；但如理解为：这意味着对海洋的控制从来就是毫无争议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就未曾认真争夺过，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对海洋的控制甚至就其总体情况而言，尤其是在特定的有限区域之内，都曾不时地和长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平不时地不是倾向于这一边就是倾向于那一边。斗争双方的海军不断地巡航于其水域，相互进行挑衅。这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显现象；而在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例如，1759年对魁北克的攻击和随之而来的加拿大全境的陷落，就是以1758年夺得位于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这一要塞作为第一步。以前曾以密集队形或大型分遣队的形式往返于法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法国舰队，从此便失掉了一处不可缺少的能够影响圣劳伦斯河交通的作战基地。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英国在大部时间内曾是海上的唯一霸主；可是1796年它却被迫撤离地中海。地中海这一有限海域自1793至1798年，曾是均势不断发生变化的长期海战战场，最后，尼罗河一战才确立了英国的霸权(见图11)。因此，探索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是颇为值得的，因为这些事件为我们一直正在研究的事物及其正确处理的必要步骤提供了例证：这就证明我们的研究并非空谈而是出自事物的本质。
图11 地中海海军争夺战图解
　　 1793年英国舰队会同其西班牙盟军进入地中海。由于法国南部不肯效忠于革命政府，从而产生了夺取土伦及其舰队的机会；这就确定了盟军的最初目标和作战线。你们一定记得将近九十年之前马尔伯勒公爵对于夺取土伦十分重视，以及1707年尤金亲王曾费尽全力试图达到这一目的，但却遭到失败。(参见第5章)土伦一经占领，则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一切活动必将从根本上陷入瘫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活动的意大利北部和沿里维埃拉 [ 译者注：今称利古里亚。 ] 一带的陆上各战役也必将陷入瘫痪。1793年土伦之所以得以解救，是由于盟军内讧；盟军舰队进入港内，盟军陆军占领了该港外围各线。英国舰队司令想立即夺取或摧毁港内的法国海军分舰队，于是便要打击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但却遭到其西班牙同僚的反对，这位同僚参加过以往的历次战争，他充分认识英国海军的优势，并对之深怀妒意，这支法国海军分舰队如被摧毁，则英国海军的优势必将增大。英国舰队司令不敢冒此危险，惟恐同盟破裂；于是这一政治考虑便使法国舰船得救，其中大部舰船，后来参加了尼罗河之战。如果没有这些舰船，拿破仑就无法发起对埃及的远征。
　　法国政府不久便对土伦发起围攻。拿破仑观察战术态势清楚看到，只要夺得一处位置便可以重炮控制锚泊的舰队。盟军果然撤离了土伦。西班牙人撤回到自己的港口；英国人由于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不得不采取通常所走的第一步。他们必须取得一处前进位置，以供改装、修理和储备给养之用，一句话，即取得一处当地基地，从那里控制土伦并支援奥军在里维埃拉一线作战。只要遇有机会将土伦控制在他们手中，便能摆脱当前的处境。他们曾经短时地在靠近土伦的耶尔湾取得了一处位置；但该地过于靠近大陆，过于暴露，惟恐重蹈被驱离土伦的覆辙。因而，随即将其前进基地移至圣菲奥朗佐湾，这是科西嘉岛北部的一处港口。由于岛民对法国的暂时不满，英国人得以占据该岛以及该岛的其他港口。
　　他们占据了这一前进位置并加以守卫，只要岛民同他们站在一起，派去的兵力足以胜任的。科西嘉、土伦和热那亚之间的水域已成为必争之地，英国在该处居于优势，但其控制并不能说已达到不可争夺的程度。这一附近海域可能只有一位霸主，但这位霸主并非没有对手。这种情况恰如我们所设想的两支舰队，一支驻泊于古巴，另一支驻泊于圣卢西亚或马提尼克。1795年，英国舰队同土伦军舰交战两次，但都未获决定性战果。从圣菲奥朗佐湾基地出发，沿着里维埃拉这一作战最终目标坚持作战，以支援奥军对法国的进军；但也未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从1794年起到包括1796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法方以土伦为依托，英方则以直布罗陀及其在圣菲奥朗佐湾所夺得的前进基地为依托。关于这一时期，纳尔逊在几年之后曾经断言，假如英国舰队司令得力，法国便无法像他们所做到的那样保持其前方的位置。假如这一断言正确，那就意味着拿破仑于1796年4月接管在意大利的陆军部队指挥权之时，就一定会发现奥军已经向前挺进，英国海军已经控制从尼斯到热那亚的海岸线，从而他的战役计划定会不同。他的第一步运动，可能的插入奥军及其皮埃蒙特盟军之间断然将它们分开来，只是由于英奥军队忽略了机会，才使拿破仑于一开始便得以立足于萨伏依，远远超过尼斯。然而，尽管如此，拿破仑的交通联系，即无论是增援部队还是补给及军火的输送，仍须依赖十分困难的陆上运输，只能沿着极坏的陆路行进，而无法利用受法国重炮掩护的便利的沿岸水路。
　　你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最终目标是意大利北部和里维埃拉，英国的盟国占领了它们就会危及土伦；你们还可以看到，中间目标是圣菲奥朗佐湾，它对于维持英国海军作战极为重要。纳尔逊断言这些这样构成的作战活动，只要领导胜任必定能够获得成功。时间极为充裕，共有两年之久。正当此时，拿破仑来到了。他运用已掌握在他手中的有利条件并通过他自己的巧妙部署，经过两个月便赶走了奥军而置身于阿迪杰河并进入维罗纳。在此位置以西和以南的所有反对拿破仑的抵抗都被粉碎。意大利北部的全部海岸线都为法国占有；无数的法国别动队通过这一带的各个港口乘小船航渡到科西嘉，以加强那里早已开始的反英情绪。与此同时，西班牙慑于拿破仑所取得的胜利，转而同法国结成同盟。随之两国舰队便结合起来。他们将其有组织的海军兵力联合在一起，其中在土伦得以幸免的法国分遣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这一形势，英国被迫放弃其前进位置，将其舰队撤至直布罗陀，后又从那里再退至里斯本。
　　英国海军的有组织的兵力所进行的这一运动，并未遭到盟国舰队的骚扰，此后不久盟国舰队便各自分散；西班牙舰队驶往卡塔赫纳，法国舰队返回土伦。西班牙人随之又试图将其军舰开往加的斯。英国舰队司令率舰出航同西班牙人相遇于圣文森特角外海。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深知其军舰在质量上却处于优势。据闻他曾说：“英国极需打一次胜仗”；而西班牙人却为其提供了一次战术“机会”，他奋勇战斗并痛击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退入加的斯湾，英国人施行封锁将其封闭在那里，英国本土大力增援加强了封锁兵力，以便能从其中抽出一支分遣队以对付谣传的正在土伦进行准备的远征。这支分遣队委托给纳尔逊指挥，他在埃及海岸附近发现十三艘法国军舰，并经尼罗河一战将其一举歼灭，时为1798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有组织的海军兵力，当其称霸于地中海北部之时，不善于利用时机，竟自分为两部，致遭各个击破，从而在这次战争的其余时间里，整个地中海转为英国控制。拿破仑于1797年即已迫使奥地利媾和，于是再也没有能由英国舰队给予支援的任何奥军作战行动了；但英国舰队自己的作战正面却由于时机的需要从直布罗陀驶往梅诺卡岛，该岛是由直布罗陀驻军总司令在获悉尼罗河大捷消息之后而予以占领的，所以又驶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进而又取道仍在法国手中的马耳他继续推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东部，当时拿破仑就在该处。
　　从这一简要概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海上独霸的局面过去从未有过，即使在英国全盛时期也未有过，控制的争夺不一定采取以盛衰为标志的连续作战的方式。事实上，就在尼罗河大捷之后的翌年，一支由二十五艘战列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便突入地中海，打乱了英国的整个部署，最后会同十五或二十艘西班牙军舰集中成一个拥有四十余艘军舰的集团，驶达布勒斯特。假如地中海有一处港口能够容纳这样一个军舰集团，它们可能便会留在那里；这样一来，形势如不发生逆转，也会逐渐改变。事实上，甚至在布勒斯特，他们也因缺乏给养而挨饿；这种结局恰好表明需要拥有具有适当设备的基地，同时还表明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并未能达到不可动摇的程度。当时英国在海上比过去任何战争中都更为强大。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经历了类似的控制海洋的争夺；在此时期，絮弗昂 [ 译者注：法国海军军官，全名为Pierre Andr'e de Suffren de Saint-Tropez。 ] 在东印度群岛所进行的战役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
　　从地中海这一实例中可以明显看出，一支海军兵力在远程或前进作战中，需要拥有设施适当和位置适中的当地基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类似实例，只是规模较小。1782年和1783年，法英两国在东印度群岛的海军分舰队，实力大体相等。当时的战场为科罗曼德尔海岸，即印度斯坦的东侧，该战场受到当地海岸条件的限制。自11月至次年3月这一期间，该处东北季风强烈吹向海岸，海军无法实施协同作战。在此季节里，英国人撤至拥有修船设施的孟买。法国人除毛里求斯之外再无更近的类似港口，而且他们以前所进行的所有战役之所以均遭失败，都是由于他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或其附近缺少一处前进基地。恰在此时，当时拥有锡兰的荷兰于1781年加入对英战争，英国人曾从他们手中夺去了位于锡兰东北海岸的亭可马里港；也就是说已将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南延伸。不过，他们未能有足够的时间为该港正式设防，或许，更可能的是，忽略了设防时机；于是法国舰队司令絮弗昂便以巧妙而又神速的动作一举占领了该港。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前进位置，当冬季来临之时，他便退入该港进行修整，从而得以紧靠战场，这对岸上的法国的盟国具有颇为重要的政治影响。英国舰队驶往孟买，实际上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脱离该地。假如英国保住亭可马里，则法国舰队便只得开往毛里求斯，不然就得抛锚于危险的避风海岸附近，而同这样的海岸几乎无法保持交通联系。结果，絮弗昂于下一季节，较之英国人提前两个月出现在战场上，假如没有和平调停，他可能还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到，兵力接近相等的双方之间的海上战争，可能采取旷日持久的连续作战的形式，这就为战略结合提供了广大活动范围。实际上，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絮弗昂战役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插曲，在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海域就曾出现过海军兵力均势的类似例证；天平不时地不是倾向于这一边就是倾向于另一边，直到1781年发生约克敦决定性结局为止，1782年罗德尼的胜利才标志着这两个地区斗争的结束。甚至当一支舰队对另一支舰队拥有明显优势之时，也可产生同样的普遍结果，尽管程度不甚显著。作为夺取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魄力和快速，也取决于是否在当地拥有作战基地，这也是极为清楚的。这就是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俄国所拥有的一大有利条件。但也有可能，敌方的当地基地设防过于坚固难以攻击，或者攻击一方的力量过于薄弱难以迅速攻克，例如旅顺口所发生的情况。
　　就经验而言，当地基地如果适当设防，便很少会遭受攻击，除非对方在海上建立起优势。1760至1762年，英国曾经从法国手中夺得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1794年和1810年又重新将其占领；然而，在这一时期中间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对此两岛并未试图占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陆军忙于在美洲大陆作战；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不愿冒险在这些岛上屯驻庞大的陆军分遣队，惟恐一旦海军失利，就如1779年在格林纳达那样，便会导致岛上陆军投降。他们确曾夺得圣卢西亚；但这发生在1778年战事刚刚开始之际，原因是他们自己在巴巴多斯的当地基地于法国完成其防御准备之前便获得了增援。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在同样的情况下，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至1782年他们在加勒比海拥有优势兵力为止，确实未曾企图夺取牙买加。随着罗德尼战胜法国舰队，这一企图便行告吹；这就是说同盟已被各个击破。他们兵力的一部分(法国人)的失败使西班牙人也就无足为害了。
　　从你自己的最为靠前的位置到你想要攻击的位置的距离，可能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因素。从古巴进攻向风群岛，比如说进攻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二岛以其位置控制着加勒比海的门户，极为明显，这一进攻实施起来远比从古巴对牙买加实施类似的攻击更为复杂。假如波多黎各岛有一处港口可以充分防御大举进攻，则该港按其所处位置作为进攻向风群岛的作战基地较之古巴岛任何一处作战基地都要更为方便。我认为圣托马斯就适于建立这种防御；而其位置也比波多黎各为好。
　　当一支舰队由于其第一次前进以及需要保护其第一条交通线，如从美国港口至古巴，而在数量上已经受到削弱时，假如敌人仍然相当活跃，那它对于第二条漫长的交通线，即从古巴至向风群岛或至巴拿马地峡，就是一件须认真考虑到的事实。对第二条前进线的保护可能会使舰队的力量降低到同敌人相等，敌人拥有在其自己基地附近作战这一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舰队无法在自己的船舱中装载定量以外的补给，应由补给站补足——假如有这样的补给站提供补足的话——补给站设在第一次装载前往的位置前方某一距离上。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便可用为这样的中间补给站，即前进补给站；它们相当于前述的圣菲奥朗佐湾，或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或相当于美国进攻圣地亚哥中的关塔那摩。这样的补给站只要不遭袭击便可保证安全，因为可以设想，只要对敌人的运动进行充分的监视，便可防止其对补给站的突然大举进攻；而己方舰队由于已经前进则已位于敌方舰队及其基地面前。假如这样的前进据点或中间据点不止一处，就应在其中进行仔细选择；不但要看到它们固有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要看到它们与舰队的可能运动以及第一条和第二条交通线的相对关系，因为这些交通线必须由舰队抽调兵力加以保卫，而舰队则应尽可能避免分散。
　　我们曾经提到巴拿马运河的防御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加勒比海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和控制地峡，与其对地峡本身进行直接防御，无论是仅仅设防进行消极防御，还是派出舰队驻防于设防的地峡进行积极防御，都不如对敌方的一处基地，比如说对马提尼克或圣卢西亚采取进攻措施更为有效。因为，如果这些岛中的一岛——假设该岛为敌方基地——遭到联合远征部队的进攻，则这样的进攻只要拥有充足的兵力，便能使战场远离运河，并能保护战场以西的全部交通。这样与积极进攻的精神结合便构成一个前进作战正面。这样的进攻即使最终遭到失败，但在其进行期间，还是会产生上述效果；假如一旦成功，敌人便被夺去一处必要的基地，如要收复这处基地，便要卷入不断的军事行动，这样便会收到夺取该基地时所起到的那种同样的保护性效果。
　　假如在你第一次占领的位置同敌方基地之间只是一片毫无障碍的水域(如古巴同马提尼克之间，假如萨马纳湾不能利用)，则可派一批运输船伴随舰队，最主要的是运煤船；特别是当你的优势可以允许抽出一定比例的军舰陆续供给煤炭，而不致减少参战军舰的数量使其低于敌方力量时。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纳尔逊就是这样将每六艘军舰编为一组轮流派往得土安装水。由于一支这样的分队不在战场，致使纳尔逊在战斗之日只拥有二十七艘军舰，而不是三十三艘。假如他能在海上补充淡水，从而将其舰船集结在一起，则战果定会更为显著。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就因在关塔那摩加煤而失去参战机会。
　　必须记住，在战斗之日，运输船队总是战术上的一个弱点，而且不免要使一些强大的战舰的速度减慢。假如敌人所期待的增援部队不能在已知时间之内到达，那么在这样的前进中，速度问题便居于次要地位；而且，鉴于趁敌人仍然处于劣势之际加以攻击，这在战术上更为需要。因此，在即将交战之时，就毋需再顾及运煤船及其他累赘船只的安全。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计算中，更多的是要看双方舰队的各自实力。对于运输船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对敌人进行攻击，使其无法应付，恰如对地峡的最好防御就是攻击敌方基地。这是历史上老一套的打法。1782年，法国远征牙买加时，德格拉斯发现罗德尼对其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他便将其运输船送到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各港，而后才投入战斗。
　　从你的新基地进一步向前推进时，可以不必因考虑距离太远而有所顾虑。需要采取的下一航程有可能是短程，就如从古巴至牙买加；或则有可能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在这种情况下，它便成为巨大的目标，现在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敌方舰队仍在海上，可能是由于正从你已经占领的位置向其远方基地撤退；或是因为自知已处于劣势，或是因为遭到一次或大或小的决定性的失败。这就需要迅速行动，以切断其退往打算要去港口的归路。假如确有根据坚信你能以优势兵力赶上并超过它，就应尽一切努力以求实现。对敌人的退却方向必须清楚无误，否则便应查明，而且必须记住，敌人正在退往的基地同其舰队是一支力量的两个已被分离的部分，必须防止已被分离的二者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常以部队疲劳、道路崎岖等为借口缓慢地在陆上追击，这决不适用。失去战斗力的战舰必遭舍弃，或令其跟随运煤船同行。这样的追击对于追踪的舰队来说只有一点不利，这就是追踪的舰队正在远离自己的供煤基地，而被追踪的舰队则正在接近其供煤基地；在计算准确的情况下，这就会给追踪的舰队司令带来巨大的忧虑。这种忧虑则是对于将才的考验和磨炼。在这种情况下，将失败归咎于缺煤，则应严加追查；并公正处理。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则必须确实拥有优势，因为没有其他条件便无法进行这种艰险的追击。追击的目的在于获得巨大胜利，而胜利通常总是同优势成正比，不论这种优势是固有的，还是取得的。纳尔逊曾经说过：“国家的需要就是歼灭敌人。唯有数量才能保证歼灭。”
　　假如这样的追击发生在战斗之后，则几乎总是弱方——退却一方——因舰船失去战斗力而感到苦恼，他可能不是被迫舍弃失去战斗力的舰船，就是被迫进行战斗。因此，战斗之后需要毫不松弛地奋力追击，就如在战斗中需要勇敢一样，都是绝对必要的。巨大的政治成就往往来自正确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事实，任一军事指挥官都不容忽视。对于那些政治成果，他可以不必很好理解；只要知道那些后果可能发生也就足够了，但他如果丧失了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的，那就不能宽恕了。若米尼指出，1796年法军将领让其部队休息了两个小时，以致未能切断奥军的一个师与曼图亚城之间的通路，当时奥军的这个师正谋求进入该诚避战，由于他的疏忽，奥军得以避入该城。拿破仑对此从未宽恕。1690年，法国舰队司令图维尔在比奇岬战役之后没有奋力追击战败的荷英舰队，致使那次胜利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反而有助于把英国的王冠加在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人物荷兰国王的头上。因而，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松弛，便会对整个战争结局不论是在陆上的还是在海上的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事实证明，表面肯定“存在舰队”的理论，对于海军战略艺术是有害的。阻止对英国入侵的并非战败和失去战斗力的英荷两国的“存在舰队”。而是由于图维尔的软弱无力和迟钝或是法国运输舰船的毫无准备。
　　同样，1795年舰队司令霍瑟姆拒绝猛追惨败的法国舰队，这无疑不仅使当年的战役未获决定性战果，而且还使拿破仑得以于1796年遂行意大利战役，他的全部发迹历史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便是由此开始的。正当他以压倒之势进军西班牙占领其首都致使其庞大计划似乎已成功在望之时，他的这煊赫发迹史却遭到突然的致命一击，一位更有胆略的英国领导人约翰·穆尔爵士已将其一支小小的陆军开至位于法国同马德里之间的拿破仑交通线翼侧的萨阿贡。穆尔遭到反击，就像被一阵旋风卷到拉科鲁尼阿，并被赶入海中；但西班牙却得救了。拿破仑皇帝已无法挽回他失去的时间和机会。他已不能亲自重返马德里，只得将只有他这位至高无上的天才方能胜任的任务委托给几个部属。从军事观点来看，他的没落就始于那一天。威灵顿通往滑铁卢大捷的全部发迹历史便孕育于穆尔的大胆构想之中。内皮尔写道，如其不然，意大利半岛之战，历史学家便无从写起了。
　　一位海军将领可能不一定能预见到他作战所造成的遥远结局，但他却能确有把握地采用纳尔逊在上述实例中所表达的原理，当纳尔逊听到他的舰队司令霍瑟姆谈到他们干得十分出色之后便说：“即使十一艘军舰已有十艘被俘获，如果我们还能俘获其第十一艘，我将永远不说干得出色。”
　　在对马海峡遭遇之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同东乡舰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酷似被追击舰队同追击舰队之间的关系。俄国舰队在旅顺口分舰队屈服之前便已出发，旅顺口事件之后，其所处地位恰如一支惨遭失败首先必须尽力逃入自己港口的舰队。这种局势十分明显，以致许多人感到只有退回波罗的海才是惟一出路；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却断然认为，在日本人忙于修理舰船，清理船底和补充舰员而尚未获得对其实施截击的最佳条件之前，他必须迅速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俄国政府却未下达这样的命令，反而决定令其停留于贝岛(马达加斯加岛北部)，等待涅博加托夫率领的增援部队。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可以说都有某些道理；但考虑到增援部队系由各式各样的不同舰船组成，质量低劣，俄国人的首要目的不是战斗而是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且，尤其是日本人又渴望利用俄国舰队所耽搁的时间以实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担心的目的，这样看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或许便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他从1月9日起在贝岛一直耽搁到3月16日；后来又在法属交趾支那的金兰湾从4月14日耽搁到5月9日，此时才同涅博加托夫会合。这表明除去加煤和整修的时间之外，总共耽搁达六十天至七十天之久；从贝岛到对马海峡实际只航行四十五天。由此看来，如果不是由于等待涅博加托夫，俄国分舰队本来可以提早两个月，或约于3月20日到达对马海峡。
　　东乡勿需同一支快速舰队争先，由于得力于位置，他已经占先；但他却需选择最佳位置以便实施截击，而且还要确定他的总体行动方针：例如，是否需要前进迎敌；是否需要以其优势的鱼雷艇兵力对敌人进行骚扰，以击伤或消灭一定数量的敌方舰船，进一步削弱其已处于劣势的兵力；还有关于他可使用的侦察舰的方向及其行动。他的行动可以视为他对这些课题所表示的意见。他没有前进；他没有在遭遇之前试图进行骚扰；他将其全部作战兵力集中于他所预期的敌人必然沿其前进的航线上；而他对敌人的活动却一无所知，只是在交战当天的早晨才获得情报。这样，他做得已经够好的了，但要说他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也不为过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拥有这次海战胜利的大部条件，其中主要之点同我们的课题有关，必须加以注意。他们首先通过一次奇袭使敌方舰队遭到严重损伤，这就为他们在敌方舰队被迫无法活动期间赢得了充裕时间和机会。随之，他们便攻陷敌方两处海军基地中的一处，并消灭了隐藏在其内的分舰队。这样他们便开始了对敌人进行各个击破，并使日益接近的增援舰队只有一处港口可以投奔。
　　假如一支快速舰队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而且只有一处隐蔽港口可以投奔，理所当然，追击应当直接指向该港；假如港口不只一处，则追击舰队司令就须决定将其舰队指向何处，并要向不同方向派出通讯船去发现敌人和传递情报。承担这种任务的巡洋舰应当使其了解舰队想要或可能进行的运动，当实际可能时并应成双派出；因为，尽管有了无线电报，已无必要派回一艘巡洋舰传递消息并留下另一艘巡洋舰同敌人保持接触，但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对于如此重要的情报，似乎仍以加倍谨慎为要。这同重要函件必须一式两份完全一样；因为无线电在获得消息之前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而要获得消息就必须看到目标。还须记住，无线电发送的消息可能会被截获，而对发信者造成严重的不利。虽然派船传递消息较之无线电波传送更为安全，但很有可能会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因而，在理论上，为了取得圆满战果——譬如说为了俘获纳尔逊所说的第十一艘军舰——作战的目的应当是在整个战场上将敌人逐离其每个立足点，尤其是应当将其舰队摧毁或加以封锁。在掌握了决定性位置从而完成了大部分任务之后，进一步的努力应当指向——可能不须直接攻击——那些仍能为敌人用作基地的据点。这样做时，绝不要分散你的舰队，除非拥有压倒的优势，而且绝不要将交通线伸延到你的保护能力范围之外，除非进行一次持续时间有限的突击。
　　如果被迫在敌方设防港口及其舰队之间进行选择，则舰队会被视为真正的目标；但对港口实行封锁或加以攻击，则可能是诱使敌舰进入攻击可及范围之内的最为可靠的手段。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对直布罗陀的围攻，就迫使英国舰队不只一次地进入敌方封锁舰队作战所及范围之内，以便输送补给。而同盟军却并未实施攻击，只有一次除外，那是没有吸取教训。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宾 [ 译者注：宾(John Byng 1707-1757年)英国海军将领。 ] 在那次值得庆贺的失败中，以身殉职，假如他能转移到附近海湾去攻击法国运输舰船，则法国舰队司令就必定不得不进行攻击，其结果可能会对英国较为有利。这样的运动主要是打击敌方的交通，假如达成这一目的不致使你自己的交通过分承担风险，那就完全符合已被确认的战略原理。对敌方主要基地实施有效的军事封锁，则会迫使其舰队或是进行交战，或是放弃这一战场。因此，恰如前面所曾指出的那样，在絮弗昂于印度海域所进行的战役中，只要亭可马里为英国所占有，则施以威胁便可迫使英国人出战，尽管那不是他们的主要基地。海军一旦放弃战场，则基地港口会由于物资匮乏而终于陷落，例如直布罗陀，假如不是英国舰队按期返回对其进行补给，那它必定陷落。不过，这样的结果总不如对敌方海军取得一次胜利那样完满，这样的胜利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是既对敌舰又对港口所取得的双重胜利。
　　假如敌人在战场上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补给港口共同组成其基地，而且这些据点都能满足前面所提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不应互相靠近，致使一支舰队便能对两处港口实施监视，那么任务就会变得更加艰巨。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两处最为重要的海军场站诺福克与纽约，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二者相距二百五十海里；如果一支美国舰队正在退却，则纽约的第二入口，即经由长岛湾的入口，连同纳拉甘西特湾一起便会对追击之敌进一步造成困难，而有利于美国舰队逃脱。一处港口拥有两处相隔很远的入口，其优点接近于两处港口所具备的条件，这就为失去接触的敌人造成巨大麻烦。东乡司令官恰好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道共有三条，彼此相互远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前方有一处位置可以密切监视三条航道；但万一机遇不佳，恰逢大雾，俄国舰队便有可能溜走，不消再走多远便能进入港口，此外还要担心，即使俄国舰队战败，其漏网之舰仍可逃入港口，这样一来，便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斗之后的翌日，找到一些漏网的俄舰，假如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便有可能逃入该港。
　　在前面曾提到的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训令中，根据其兵力部署，估计到各种不同的时机，认为可在萨拉曼卡附近展开战斗。他写道，但愿能够如愿，因为，一旦英军在离海如此远的地方遭到失败，就会全军覆没，从而葡萄牙就会被征服。英军离海的距离就是距其隐蔽所的距离。约翰·穆尔爵士的功绩就在于他在拿破仑的猛追之下，避开了决战，将其部队带到海边；尽管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但却得以免遭于难。必须记住，在最近的对马海战这一实例中，日本人在临战之前业已失去同敌人的接触。在东乡之前一个多世纪，罗德尼截击驶往马提尼克岛的法舰，却屡遭失败，因为法国人选取了向风群岛之间的许多水道中的一条进入加勒比海，从而得以躲开侦察，待到发觉为时已晚，已无法进行截击。即使在马提尼克岛前方进行游弋也无济于事，因为法国人在瓜德罗普岛还有另外数处隐蔽所可供使用；此外，频繁不断的贸易风和其间的平静无风，使实施封锁的帆船常处于下风——无法保持其阵位。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其指导原理则是，你的兵力不应分散，除非它已强大到足以到处都能对敌人构成优势，而且你的目的应是将敌方基地削弱成为单独的据点，敌人便有可能通过正规作战或由于敌人的疲惫不堪在那时被逐离该点；或者，如果敌方舰队要想向该点输送补给，或到该点进行隐蔽，则至少必须接受战斗。例如，1794年以及1808至1810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二岛，使法国失去了在西印度群岛的所有立足之地，从而使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商业得到了安全保证。由于正规作战一般说来较之袭击所需时间要多，如果有一处以上的基地港口，则最好是先强攻夺取其较弱的一处，其最强的一处成为前面所指出的单独据点，留待以后通过正规作战这一危险较小的手段使其陷落。1798至1800年，法国在地中海占有马耳他和埃及。马耳他的设防力量是众所周知的；而埃及却无法与其相比。埃及经过长期封锁之后，才由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以强大的联合袭击将其攻陷。马耳他是由于它的交通被切断陷入困境而屈服。旅顺则是通过强攻被攻克。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经战斗而能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战争就将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可能会满足于封锁该港，依靠其舰队确保其后面的海区，以保证其满洲陆军的交通安全。
　　我们继续从比较简单的情况深入到较难的情况，现在研究当你在某处的力量并未强大到使你当前就有把握将敌人逐离战场这一情况。这就是继明显的攻势行动之后所采取的具有一般守势性质的态势。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你应设法占据一处同你的交通相关连的尽可能前进的位置。这样的前进位置不一定就是位于陆上的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有可能位于海上。例如，不妨设想，假如古巴属于美国，舰队便应设法控制莫纳海峡航道，其所能依托的基地最为靠近者则为古巴东部诸港。或者，由该基地出发的舰队可以试图于加勒比海南部保持一个巡航区域，以扰乱敌人的贸易或保护自己本国的权益。还可在前进位置上静待预期的敌方攻击——可能敌人会试图收复已被占领的位置——此时舰队的任务则是阻滞、扰乱和最后对敌施以攻击，正如前面在谈及敌人对你的推进采取行动时所建议的那样。
　　现在正在讨论的这样的前进位置，其作用在于掩护其后方的陆区或海域，对付和阻碍敌人的前进。因此，必须严格依据战略考虑仔细加以选择；只要情况未变，就不必考虑继续不断向前推进。所以，选定位置既要考虑到位于其后面的交通线，又要考虑到来自敌人方面的交通线；即既要考虑到它所掩护的那些交通线，又要考虑到它所威胁的那些交通线。1796年，拿破仑将阿迪杰河一线作为其防御正面，以掩护其后方的全部陆区，并赖此对其部队进行补给。同样，1794至1796年，驻泊在科西嘉岛圣菲奥朗佐湾的英国舰队，依托该湾作为基地，并由此处将其作战正面推至土伦港的门口。这样就将强有力的法国舰队封锁在港内，从而对通往直布罗陀的交通加以掩护，并保证了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安全。
　　如果不致过分冒险，则应将作战正面向前推进到临近的交叉点或狭窄航道并将它们包括在内。尽管辽阔的海面并无天然战略据点，然而，最佳通商航线的交叉点及强烈的逆风和逆流障碍，都会使某些点和线较之其他点和线更为重要。强固港口、浅水海域或其他航行障碍的存在，都会对预定的作战正面产生影响。例如，一支前进到莫纳海峡水道的舰队，除古巴的那些港口之外，再无更近的设防港口可为依托，然而，可以大胆地在萨马纳湾设立一处储煤仓库，这样就会有助于舰队留驻于该地，即使作战失利丢掉这处煤库，也不致造成致命损失。敌人的前进一旦出现，则一切阻滞或妨害其进一步前进的措施便都会发挥作用。必须不厌其烦地指出，舰队在海战中乃是主要的力量因素；然而，拥有强固据点作支持的舰队则比其它什么都没有的舰队更为强而有力。
　　现在，我们已经使我们的远征舰队从目前为止的攻势和推进中转入停顿状态。由于已经取得战果，由于战斗或延伸战线需要抽出分遣队从而使舰队蒙受损失，以及由于在作战正面上遇到困难，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某些因素，都会使舰队需要暂时停顿下来，就如拿破仑在我前面刚刚讲过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这种停顿，目的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远征战果；在于加强新基地中的补给港口，以便将其防务可以交由陆上部队承担，从而使海军分遣队从这一防务中解脱出来；在于在这些港口中储备足够数量的补给，使其能够长时间独立而毋需依赖本土和同本土相连的第一条交通线。当拿破仑已经立足于维罗纳和阿迪杰河时，除了被围的曼图亚要塞外，他不仅有效地控制了这一位置以南和以西的整个意大利地区；而且他还使其交通线紧靠法国而远离敌人以免遭到截击，因而毋需再派出分遣队对其进行警卫。这些交通线如同位于法国国内一样。
　　这些过程总合起来便形成对被征服位置的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使被征服地在军事上同本土联成一体；以便使大部海军得以从其初时对被征服港口所必须担负的直接防务中解脱出来。由于建立起这样的前进位置，从而得以降低对最初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减轻对这些交通线进行防御所承受的负担。而分遣队则得以解脱出来并加入舰队，并同本土派来的其他增援部队一起，使舰队的力量增大到能够再度担负直接攻势活动；完成转入直接攻势这一步骤所依据的一般战略原理，同前已阐明的最初推进所遵循的原理完全相同。
　　有关防御的原理有待于更加详细地进行探讨，这些原理在谈及对方在你推进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时，曾不时提到过。
　　关于防御方面的建议，不可能像关于进攻方面的建议那样令人满意，至少要肤浅一些，因为防御不外是在于善处逆境；其所为并非所愿，而是在不得已的环境之下，尽力而为。
　　但在某些方面，防御确实有优势，其所拥有优势甚至可以通过已被喻为战争准则的以下说法予以证实：“防御乃是较之进攻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我对这一说法确实并不喜欢，因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防御姿态的决定性特性的误解；但如加以适当限制，却也能说得通。这一说法意味着，在特定的作战中，或甚至在总体计划中，防御一方由于暂时并不向前运动，便能加强准备，进行深思熟虑和采取持久部署；而进攻一方由于处于不断运动之中，便易于失误而使防御者有机可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进攻者都不得不接受对其不利的条件，这已成为其所面临问题的组成部分，即当其正在进军之中，防御者则正在加倍准备。这种准备的极端实例就是建立持久性的设防阵地；而其类似的实例则是在仔细选定的地形有利的战场上待机出击，并将军舰按严格的序列布成横队使舷炮得以展开以待敌人，敌人则须以纵队接近，因而不利于发扬舷炮火力。仅就这一点而言，防御者所采取的方式较之进攻者当时所采取的方式更为有力。
　　你们只要仔细加以深思便可认识到，在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处于守势，因为其目的在于制止、阻挠俄国舰队的企图。实质上，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战术方法，都是意在将其舷炮于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道上横向展开以待敌人。俄国舰队则处于攻势，我们还不习惯于这样来看待俄国舰队；他们如有可能，便要冲向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如有可能，便须保持通往该地的航向，并冲过日本舰队的拦截。总之，他们处于攻势，其接敌方式只能是舰首朝前的纵队队形，这是一种较弱的队形，一当到达开火距离，便须在战术上放弃这一队形。
　　在美西战争期间，塞韦拉在抵达圣地亚哥港之前的运动也具有攻势性质，而美国则取守势姿态；这就是说，他在设法实现其目的，而美国海军却在防止其达成目的。西班牙拥有三处主要港口，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我们不能肯定西班牙舰队奔向何港，我们必须将兵力布置于两处港口之前，敌人企图入港就须不惜一战。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样的部署。因此，应予拦截的两处港口，显然应当是哈瓦那和西恩富戈斯。为了防御我们北部海岸这一设想的需要，而将西恩富戈斯开放。假如塞韦拉驶往该港，则他便会在美国快速舰队到达之前抵达该港。因而，将快速舰队保持在汉普顿锚地仅是假想的需要，但这依然足以说明海岸防御不强会对国家军事计划产生影响。
　　我将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的论述(该书第1卷第29页)引述于下，而科贝特却是引用一流权威之一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并对其加以直接限制，这一论述是：
　　 “当我们说防御乃是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之时，指的是，如果计划得当，它只需要一支较小的兵力，当然，我们只是仅就只有一条一定的作战线而言。假如我们对于敌人将要攻击的大体作战线确实一无所知，我们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兵力集结于该线，于是防御就会脆弱，因为我们被迫分散兵力，以便能在敌人可能选择的任何一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
　　然而，显而易见，一支强大到足能在数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的兵力，就应以其所拥有的优势采取攻势。在上述实例中，面对塞韦拉的逼近，美国的真正集中方针却不得不让位于分散，即分兵于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不是在一处位置上发挥其决定性的优势，而是在两处位置上维持勉强的均势。假设敌人的技能和训练水平同我相等，其结果可能是或胜或败；其唯一的补偿便是敌人会被打得溃不成军，以致按纳尔逊的说法他在当年的季节里再也无能为害了，而另一支美国分舰队便会控制海域，就如1904年8月10日以后东乡所做的那样。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深感遗憾，西班牙人和俄国人所表现的军事才能是如比低劣。
　　防御的根本不利条件极为明显。它不仅是弱方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态势，而且当作战线不只一条之时，这是常有之事，防御方还会苦于难以进一步确定敌人可能在何处发起攻击。这样便会导致倾向于需要分散兵力。防御的有利条件前已充分阐明，主要是可以从容准备，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当你采取守势之时，必须认识到你自己本身已无持续向前推进的可能性，而敌人却具有以优势数量的兵力出现于你的正面之前的能力；除非你能于中途对其进行骚扰，造成足够的损失，以缩小悬殊的兵力差别。一俟这一悬殊不复存在，你便应采取攻势。另一方面，采取守势时，理所当然，你应握有一支虽属劣势但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斗舰队，而且还要拥有海上边境，在这一边境上据有一定数量的非经正规作战便无法夺取的港口，以便武装舰船在这里进行备战并作为基地退入其中进行休整。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
　　然而，这里当前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关于本土海岸的防御，而是关于全部或部分为我所控制的海域的防御。除非这一区域紧靠本土，则国家权力就不会像在本土那样获得全面发展和巩固。加勒比海靠近美国，故美国在该处合法取得的各个地区，诸如巴拿马运河区、波多黎各和关塔那摩，同欧洲各国拥有的同样地区相比，便具有特殊的价值。又如日本在远东所拥有的位置，使其在维持和巩固权力以及继续作战方面，较之每一个欧洲或美洲国家具有极为明显的有利条件。然而，在相隔距离非常接近相等的地方，位于两个远隔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我们当前所设想的海域，便会成为必争之地，如同从前的日耳曼诸邦和多瑙河流域处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那样。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期间，包括西印度群岛和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在内的这一地区，其情况便是如此。群岛和大陆连同其间的海域，乃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战场，它们距交战列强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距离实际上相等。在陆上，控制如此遥远的区域须依赖两个要素：掌握一些据点作为基地，以及拥有一支机动的野战军；然而，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却要取决于其野战军同敌人相比是强还是弱。海军则是海域中的野战军。
　　在防御中，强固要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一支陆军以优势兵力向前推进时，那些属于它的强固要地，便都将处于其后面，即位于其后方。于是，它们便成为集结补给、辎重和增援部队的安全据点。如果严加守卫并确保其同野战军的交通安全，则野战军便可自由机动。
　　查理大公在更加详尽地论述作战基地时曾经指出，这一论述也适用于中间据点，他说：“这些据点必须严加设防，使其能够独立，而不致担心设在那里的弹药仓库会有丢失之虞，也不致被迫抽调分遣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往往产生削弱野战军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合乎需要。一位总司令首先被迫掩护其弹药仓库并留下部队对其进行警卫，他就决不会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就好像他已具备了才能能从弹药仓库退出一阵后，又肯定仍会发现依旧完整无损。”
　　任何海军作战基地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也会同样如此；而且它对舰队来说更为有用，更加需要，当其未加防御之时，就可能使舰队暴露，海军的行动就会受到更大的妨碍。
　　查理大公的论述来自沉痛的经验；如果不是他个人的亲身经验，至少是他国家的陆军的经验。或许由于奥地利人属于日耳曼血统，他们作战所及的各个国家均与其有着血族关系，因此没有像当时法国人那样以肆无忌惮的手段依赖当地国家以求生存。于是他们需要大量仓库，而且并非总有设防城镇可以安置这些仓库。因而，他们或者不得不留下大量军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削弱主力；或者就要试图以主力对其进行掩护从而严重损害主力的行动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端鼓吹将海军用于海岸防御的人，却对设防大肆诋毁，这就会使海军陷入类似的困境。
　　切勿由此推论，认为设防最强的要地就不需要守备部队予以警卫；然而，城垒的威力相当于众多的部队，而且可由素质不适于野战的部队对其工事进行警卫。对于海港也是如此；如果海港并未充分设防，则海军便须承担大部防务；如果设防充分，则海军便不需派出分遣队承担此项任务，其防务则由不适于海上勤务的陆军部队承担。这样的要地是进攻一方所依托的最好基点；在永久属于一国统辖的地区里选择这样的要地；应当参照其固有的适合性和相对的位置，以便使每处要地都能发挥其威力，共同构成一个战略配系。它们的数量不宜过少；但也不宜太多，多则就需从机动的陆军部队中，即从野战军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兵力对其进行防护和警卫。因此，当要塞数量超出需要时，野战军不是被加强，而是被削弱。若米尼说：“法国拥有的设防要地过多，而日耳曼却过少；而且后者的要地普遍低劣，”(就是说脆弱)“而其位置又不适宜。”在上述条件下，由于各自的经验不同，对于设防据点的价值，无怪乎法国军官将其贬低，而日耳曼大公却又将其夸大。
　　设防的支援据点，既是补给仓库，一旦需要又可充当临时隐蔽所，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即对于控制国外的海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野战军则更加同海军相似。陆军部队通常仅限于守卫这些位置，即采取守势；就他们而论，远征行动即攻势行动则是例外。由舰队负责防守这样的基地，不论该基地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都会束缚舰队的行动，同样，又使舰队处于错误的位置上。当前突出的实例，便是英国对德国入侵的担心。这是由于英国本岛的陆军大大低于德国陆军。英国本岛的守备不够充分；他们单纯依靠舰队进行防御；于是舰队便被束缚于英国水域。假如英军能在其本土以同等的数量和训练水平的兵力迎战德军，则舰队便能获得相对的行动自由。例如，抽出一支分遣队派往地中海或中国；而在本土只保留一支拥有适当优势的兵力以对付可能的敌人。而实际情况却是一切全都依赖舰队，故舰队必须拥有更为宽阔的安全幅度，即无坚不摧的优势；这就是说，舰队的行动自由和作战范围会大大受到限制，因为舰队必须将其他情况下可以抽出的军舰也同其保持在一起。
　　一支海军由于被迫掩护两处或两处以上没有适当设防或没有陆军适当守备的据点，就会在特定区域内于总体作战活动中陷入不利的守势之中。例如，1799年二十五艘法国战列舰突然进入地中海，致使形势急转直下，如此众多的据点需要加以防护，由于没有适当的守备部队守卫，故只能由海军来承担防务；这恰是英国本岛现时困境的较小规模缩影。英国舰队司令深感梅诺卡岛是个负担；他对该岛所发出的感叹之言值得存在舰队理论和绿水学派的拥护者们深思猛省。他说：“情况太严重了，我无法找到这些流浪者，”即指法国舰队，“而且又被这座毫无防御的海岛捆住手脚。”发出此言的人并非一流指挥官；但他却是一位高于一般水准的军官，其能力大大超出一般水平，他在这里表达了常人常有的心境。如不是需要对位置进行防护，英国舰队本来可以集中起来，随意自由行动，而且还可以对敌人进行大举进攻。而当时的情况却是，他对敌人的目的一无所知，于是舰队便分为主要两部，每部都不能同整个法国舰队兵力等同。一部为主力，掩护梅诺卡并多少有点漫无目的地游弋于巴塞罗那、土伦和梅诺卡所形成的三角地带；另一部由纳尔逊统率，掩护通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航道。正当英国舰队苦于单独防护数处据点而陷入困惑之中，法国舰队尽管仓促，却得以安全行动，毫未遭到骚扰便已撤走；使一大批西班牙军舰随同其一起撤离卡塔赫纳，这些西班牙军舰后被留在布勒斯特，成为法国同西班牙结盟的抵押品。
　　只有在采取守势之时，强固要地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就顺序而言，防御方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赢得时间。因此，应在极为重要的防御据点的正面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阻击敌人，这样才能有利。拿破仑在1796年的著名意大利战役中，以其灵活的战略和大胆的战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掩护从热那亚正西的萨伏依推进到曼图亚。而该地的要塞却将其阻止达九个月之久。请注意，波河流域的伦巴第当时是奥地利的属地，它对奥地利来说恰好是一处境外海域，就像加勒比海对于美国这一海洋国家来说就是一处境外海域。奥地利纵然失去该地，但很长时间以来却从未甘心与地中海隔绝，如今它似乎正在谋求在巴尔干开辟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曼图亚对它来说是一处前进哨所，它具有阻拦入侵者向前推进的效用，不仅可以防护其所在的地区，而且还可防护其背后的本国国土。该地强而有力的守备部队恰如海港中的一支舰队，除非法国有能力箝制住这支守备部队，否则当法军登上阿尔卑斯山向奥地利本土推进时，它便可威胁法国的交通，拿破仑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抗守备部队并在同时向前运动。他不能分兵，便只得停顿下来；而在这九个月的耽搁时间中，奥地利集结并陆续派出不少于三个军团的兵力对抗拿破仑，而拿破仑只是以其独有的雄才、胆略和魄力才将其击退。曼图亚失陷之后两个月，他便长驱直入挺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求和。
　　像曼图亚这样的要塞，于上述情况中，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证实了防御乃是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并也说明了于本国国土前方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抗击逼近的敌人所具有的优越性。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实例。然而，自始至终，拿破仑却一直都在表明进攻在精神上和效果上是何等更为强而有力；他固守其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的位置，这是他的防御基地，正是由于他以这些位置为依托采取迅速的攻势运动才得以挫败敌人，其敌人则由于不断遭到法军的主动的突然袭击，而被迫采取守势，最后则不得不退却。攻势既有主动之优越性，也有主动之危险性；主动的特殊的价值在于其本身便是目的，这一目的既单一而又集中。防御方由于不知敌人的目的，以致被迫去顺应敌方的部署，从而会感到危险方向不只一处。这样就会趋向于分散，就如进攻方趋向于集中一样。
　　应当看到，类似曼图亚这样的条件，对于舰队的运动并不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为许多需依赖交通运给陆军的补给，舰队却可随船携载。例如，1801年，经哥本哈根战役丹麦舰队被摧毁之后，纳尔逊曾想立即向波罗的海挺进，以攻击驻泊在雷瓦尔港 [ 译者注：今之塔林。 ] 的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分遣队；但其总司令却不想向前推进而将仍怀敌意尚未屈服的丹麦留在其后方。这只能意味着对交通的敏感，这种敏感对于这样的胆略来说实属迂腐，因为英国舰队往返一次并不就能耗尽其物力，而摧毁俄国海军分舰队却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纳尔逊承认这是冒险，但为了更高的需要他却极力主张冒这次险。他的意见遭到压制，俄国人则得以逃脱。这样的快速冲刺在某些方面具有突然袭击的性质，突然袭击的特点则是置交通于不顾。假如不是这样的突然攻击，而是以长期作战为目的——比如进行封锁，就像当年坚持在法国港口前方那样——则运给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的补给，就必须在丹麦炮台射程范围之内通过，因此，必须攻克丹麦炮台。假如，除炮台之外，那里还有一支丹麦海军分舰队，那就也需有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同其抗衡。
　　假如雷瓦尔和哥本哈根两处海军兵力合在一起等于或超过英舰数量，则分兵便为失策；必须首先制服哥本哈根，就如拿破仑必须首先攻克曼图亚一样。现代舰队迫切需要重新装煤，因而情况就更加严重。
　　一支野战军当其对敌处于劣势之时，便须后退，并应尽可能做到寸土必争，直到退至前进设防战略据点线为止。当这支野战军通过该线时，必须根据这些据点的需要、其本身的现有兵力以及可能期望得到的增援，按比例加强这些据点。将自己密藏在一座要塞之中，就像麦克之于乌尔姆、麦克马洪之于色当和巴赞之于梅斯，就其态势而言不论是否合理，而就这支野战军而言，这却是一项绝望的计划。总体军事态势有可能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但这是自取其祸。当追击的敌人追至设防哨所线时，其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拿下这一据点再行前进，还是只留足够的兵力以阻止该地的守备部队袭击己方的交通？”
　　如果决定围攻，则要丧失时间；如果继续前进，追击的军队较之被追击的军队相对来说则会遭到削弱。随着对每一要地进行监视，如此便形成这一削弱的过程，但追击者较之被追击者，在承受这一削弱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能力。一支劣势兵力位于要塞之外，如不想进行围攻，则可以适当地牵制一支分布于两处或两处以上要地的优势兵力，因为各个分遣队无法协同其活动，而劣势一方则拥有中央位置和内线这一有利条件。何况，追击者必定拥有优势，可能还是巨大的优势；而且当其经过时，便要危及或摧毁该地的补给线，从而该地的失陷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考虑既表明了设防各据点的价值，又表明了其局限性。其消极防御力量无论如何巨大，也决不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军以其机动能力可能取得的效果。
　　海上作战看来不会出现极其类似一支劣势陆军面对优势陆军而退却的局面，劣势陆军可以不断地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以阻止优势陆军的推进，这就使人认为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就是防御。然而，我们也有类似的史例，它们至少可以具有启发性。这就是纳尔逊1799年于西西里外海以不足十二艘的战列舰，期待着先以为拥有十九艘，而实际却拥有二十五艘战舰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他宁愿战斗，也不肯让其占领他所防御的要地；又一次是在1805年，他率领十二艘战舰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并期待着同拥有十八艘至二十艘战舰的敌人遭遇。前后两次，他为同一目的所鼓舞，他表示：“待到他们将我的分舰队击败之时，他们今年就再也不会制造麻烦了。”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在英国海军的整个活动中，他的任务是对敌人实行逐个击破过程中的一个枝节；而由其余的英国海军兵力来收拾敌人的残余部队。这同1796年查理大公的南路奥军的活动基本一致，该路奥军分担的任务是在每个防御据点上展开战斗，以退却吸引住莫罗，而大公自己却率北路奥军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扑向儒尔当。
　　毫无疑义，在第一个实例中，纳尔逊心中已经有了他在第二个实例中所明确指出的同一意图：“非到最后时刻，我决不作战，除非他们给我的时机非常有利，使我不能不动手。”这是指十分短暂的有利条件。有利条件就是有利条件，不论是对方提供的，还是自己取得的；不管是由于敌人失误，还是由于地形有利，这在陆战中作用很大；不论是根据哪种要素，机智的防御者总是谨慎地既根据敌人的错误也根据其他条件，为自己寻找时机。据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当其急于得到一个明显的时机时，曾经说过：“先生们，当敌人犯错误之时，我们切勿过早阻拦他。”在纳尔逊时期的各次战争中，英国海军的总体任务是防御，而在广阔的战线上却仿效拿破仑的习惯作法；就是说，其部署便于构成最初的有利条件，一旦机会来临便能立即采取攻势，而当时机成熟之时，便以有利条件展开战斗。当1805年初纳尔逊离开地中海驶往西印度群岛追击法国舰队之时，即是如此，他曾经与一支支援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相会合，这是一项防御措施。尽管他的时间紧迫，但他却一直等候到这支护航运输队安全抵达的所有安排都已就绪。当他身负攻势任务之时，他仍然注意照顾其所防御的基地。
　　在海上如同在陆上一样，也需有设防哨所。其重要程度或许甚至更大，因为双方舰队活动所在的战场很少能够提供位置——由于地表外形——以便劣势兵力赖以依托并通过战术部署以缩小对其不利的差距。而对隐蔽所的需要和保证资源安全的需要，其程度较之陆上则更大。风力是旧时的有利条件，它表现为更大的速度，舰数较小的舰队比舰数较多的舰队可能具有更高的舰队速度。一支舰队的舰数愈多，就愈能发现在它们之中既有最快的军舰也有最慢的军舰这样两种兵力；而舰队速度并非平均速度，而是最慢的军舰的速度。因此，舰数愈多的舰队，其舰队速度很有可能较低。这一考虑表明一支退却的舰队可能没有必要向其所支援的港口快速飞奔，特别是，当这支追赶而来的海军护送着载有陆军部队的运输舰时，这种情况确有可能。
　　还要考虑到战场的广阔性，可以说，一支退却舰队假如大大居于劣势，就不应让攻击者进入攻击距离之内。似乎有理由这样说，它应当后退，按追击者的速度调整自身的速度，使用快速巡洋舰断后以监视敌人并同主力建立联系。当然，敌人的轻型舰必将试图对它们进行驱逐，但敌人的轻型舰并不能追随它们进入它们的舰队之中，也不能阻止它们返回。假如双方速度相同，则追击舰队的巡洋舰便无法赶上。它们只能在追击舰队主力以外同退却舰队的这些巡洋舰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有利条件便会削弱，因为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暴露出它们的主力就在附近。退却的巡洋舰不应交战，除非条件特别有利；因为，一旦丧失战斗力，便将落入逼近的敌人之手。因此，自不待言，对于一支较弱的采取守势的舰队来说，在这种境遇之下，应以最大可能尽量同入侵者保持近距离，伺机抓住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有利条件。如何抓住这样的有利条件则属于战术领域；实际上整个退却行动都属于战术领域。假定起初双方的速度和专业技能就相等，则舰数较少的舰队一般说来比舰数较多的舰队，运动速度更为迅速，而且操纵也更容易。舰数较多者应如何运动，编成何种队形，如何护卫其护航运输队；舰数较少者应如何实施退却，有无可能在现代条件下进行骚扰攻击，以及如何采取最佳方法实施骚扰攻击——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属于战略领域，不如说是属于大战术领域。
　　当退却舰队到达其设防港口的外线时，即第一条防御线，防御者的两部分力量，其舰队和港口，便结合在一起。于是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使用舰队。可以设想，逼近的敌人在海上居于优势；在陆上也必居于优势，因为，对于这一特定目标，他至少必须予以首先考虑。假如防御者只有单独一处港口，则情况便非常严重，煤炭补给便会靠不住。假如这处单独港口设防很弱，难以坚守到所期望的时间，则这一特定地区的局势便几乎是陷于绝境。
　　然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讨论陷于绝境的情况，而只是讨论那些劣势不大、而其技能和能动性可以部分弥补其差距的情况，我们不妨设想有两处或两处以上适当设防的港口，在位置上可以彼此相互支援，但并未靠近到敌人不用分散其舰队便能对它们同时进行监视的程度。防御者的舰队——较弱的舰队——的目的有三：战列舰必须集结在一起；它们必须尽力设法不被封闭在任何一处港口之内；战斗舰队应当不使自己被优势兵力所迫而同其交战，除非环境有利。假如敌人第一个指向的据点尚不明确，则应占据最为有利的位置，以便于抵达任一港口并等待迹象进一步发展。例如，纳尔逊当其无法肯定法国舰队从土伦消失之后驶往埃及抑或驶往大西洋时写道：“在我尚未获悉某些真实情况之前，我既不驶往西西里以东，也不驶往撒丁以西。”东乡在马山浦提供了另一例证；但较少引人注目，因为疑虑的成分较少。
　　一支防御舰队在选择其当地作战基地时，即选择为实施总体防御所需的集中据点时，由于防御舰队本身乃是总体防御的主要要素，故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定要认真考虑，何处港口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岸上作战目标；因为，假如该点得以肯定，则另外某处位置就可能对舰队更为合适。譬如说，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测日本人将选在旅顺口附近登陆，并对该地进行攻击。因而，假如俄国舰队意在推迟交战或不愿交战，则以驻泊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好；因为占据旅顺口这一位置，可使敌人、甚至诱使敌人将舰队和陆军都集中于一点，于是该点便成为战略中央位置，尽管并非几何学上的中央位置，这样就无法诱使日本人分散其活动。而俄国战斗舰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不可避免地会将日本的主力舰队吸引到那里，这就为俄国巡洋舰分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对日本陆军的交通进行袭击。而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两处出口，这又增加了一个理由。
　　假如第一个目标十分强固，必须延长作战时间方能将其攻克，则敌方舰队必将全部或部分被拴在该点。敌方舰队即使不参加直接攻击，也须掩护其陆军通往到达点的交通，这是陆军同本土联系的链条中最关紧要的环节，而且还须封锁防御一方的舰船可能用作加煤站或补给站的港口。惟有攻克该地，攻击一方的舰队方能全部解脱出来。因此，它负有两项任务：一是支援陆上攻击；二是监视防御一方的海军的任何危害。假设防御方机智而又主动，则攻击一方的舰队不进行某种分兵便无法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在这种假定情况下，尽管达到这一目的方法可能提得很多，因为其目的只有一个，防御方的舰队司令享有主动这一有利条件，他之所以享有这一有利条件，是因为尽管其国家处于守势，因而其舰队也处于守势，但在总体防御计划中，舰队的特定职责却是对敌方的交通采取攻势，或对其分遣队采取攻势，如其已经编成；总之，就是对敌人实行牵制和迷惑。为了对付这些牵制和惊扰，攻击方舰队则不得不进行防御。因此，它必须对付两个必要的目标，即敌对的舰队和敌方的港口，除非防御一方自投罗网，让其舰队于被包围的港口之内任遭俘获，就如俄国舰队在旅顺口那样。
　　现在让我们以假设为例予以说明，假如一支美国舰队以大西洋海岸为防御线，拥有诺福克和纽约这两处设防良好的港口，而美国海军虽居劣势，但依然强大。假如纽约港因其商业重要性而使敌人决定对其实施攻击，则美国舰队位于诺福克便会对敌方海军构成两个目标并强行使其进行分兵；另外，美国海军可以自由活动，可对敌方的贸易、交通、殖民地其中的任何一项权益展开攻击。假如纽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只有一处入口，依我之见，如将舰队摆在那里，便会酿成错误；拥有两处入口，便可使敌人强行分兵。由于采用无线电通信，这些考虑将会有所修正；而在气象条件以及随同主动而来的总体有利条件方面，即时间、地点和方式都是由出航舰队选定，故无线电通信只能修正这些条件，却不能将其取消。
　　应当不厌其烦地经常重复，当一个国家由于保卫其海岸线而处于守势时，舰队的有效作用则是采取攻势。因而，在这一讲的其他部分中，我曾经说过，海岸要塞就其性质而言，主要不是居于守势，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居于攻势；因为它们保卫着采取攻势的海军。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这一实例，虽然规模如此之小，但却十分切题。当时美国几乎是既无海军又无陆军，因而处于守势；而罗杰斯分舰队的出航却是攻击英国贸易及其海军分遣队的总体攻势中的一个步骤。其结果迫使英国各个分遣队不得不进行集中，因为每支分遣队都弱于罗杰斯的整个中队；于是美国各港对于返航的商船依然畅通无阻。俄国错误部署其舰队的主导因素，就是忘记和忽视了这一考虑。一个国家不论是最初就采取守势，如上述两例中的俄国和美国，或是由于海上战败并向本土水域退却而采取守势，这都无关紧要。一旦退却完成，骚扰前进敌人的时机也就成为过去，不管对这一时机利用得好还是坏，于是防御方舰队除将煤舱装满之外，便别无其他牵挂；应当承认，这是蒸汽机的一个额外负担。而没有其他忧虑，不受其他任务的束缚，这依然是一件大事。
　　假定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都已适当设防，它们在一定时间之内有能力自顾自身。则防御方舰队司令的任务便是攻击敌方的交通；在每一可能方向上通过攻击或威胁去骚扰敌人并扰乱其企图；利用自身所采取的攻势来支援总体的守势。舰队司令或负责这一作战方向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水平将表现在对这些攻击目标的选择上，攻击应能最有力地调动敌人。正确的军事原理往往由于政治考虑或感情用事，由于舰队和陆军的指挥官缺乏军事技能，或者由于缺少承担重任的勇气，而遭到践踏，这样的实例在战争史上不胜枚举。防御的目的在于运用人类本能的弱点，着眼于使攻击一方分散其兵力。像力图保卫每一据点这样的冲动，同其他天生弱点一样，只有坚持正确的原理才能予以克服。在同西班牙对抗期间，美国海军部被众多的海岸据点要求给予区域保护而困扰。将机动分舰队禁锢在汉普顿锚地，以及将一支本来可以很好地用于封锁和承担派出任务的巡逻兵力禁锢在北大西洋海岸，都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惊恐的迁就。这些部署肯定同正确的军事原理不相符合。
　　防御一方的海军这种作战所追求的结果，曾被现代法国海军战略著作家达夫吕伊海军中校称之为“兵力转移”。在我看来，这一短语既恰当贴切又富有启发性。他的意思是说，假定敌人遵循正确的军事原理部署其兵力，则防御方便应对敌人或是刺激、或是诱惑、或是威胁，使其改变部署，转移其兵力。在诱敌转移中，过分自信同过分谨慎一样，都是有害的。假如敌方军舰是适当地集中，则可诱使其分散；假如敌舰配置正确，则使其转移到较坏的位置。英舰“军人”号之所以被美舰“宪法”号捕获，就是由于英国兵力转移所致。罗杰斯分舰队出航，迫使英国海军进行集中，而且由于同一原因，英国海军又护送一支重要的西印度群岛船队向东进入大西洋数百海里。到达那里之后，认为已经安全，遂派“军人”号驶往哈利法克斯。中途同“宪法”号相遇。
　　现从达夫吕伊的著作中引述数段于下：
　　 “无论从何种观点来看，在海上采取守势只会陷于不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绝不应自愿采用。不论是居于这一方还是居于另一方，我们都要选取攻势；就是说要寻敌求战。但双方进行的方法却不会相同。”
　　 “较强者急于和敌人的不同分舰队会战，以便在它们还没有时间为害之前将其摧毁。较弱者”——我称其为防御一方——“首先要设法同敌人脱离接触，使敌人无法肯定受其威胁的据点，从而诱使敌人转移兵力，并促使出敌意外的情况发生；遂之尽力将敌人引至一处能使自己的较弱兵力得以有利地发挥作用的战场。只要这一阶段持续下去，而且直到决定性战斗使天平发生明确倾斜为止，则战争直接目的的达成就要拖延到必需在有利条件下同敌进行首次交战之时。在这一角逐中，更为主动、更为机智、更为坚毅和装备更为精良的一方将赢得胜利。”
　　 “特别是在战争开始之初，攻击一方会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如果通过猛烈攻击得以成功地预先察明敌人的方案，则总体作战便取得预先定下的方向，这就会形成一种态势，它能使敌人所有期待的事物都遭到破坏并使其瘫痪，除非他能赢得一次胜利得以扭转其处境。迫使敌人处于其意料之外的态势，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敌人居于劣势地位并阻止其不得恢复，与此同时，你自身的兵力便能得到更好的运用。”
　　日俄战争中，由于日本海军对俄国海军实施的首次袭击获得成功，故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攻势的特点乃是实施攻击而不接受攻击；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海军胜利都是在敌方海岸取得的。”
　　假如在战争冲击中，双方在一切方面力量都相等，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存在不相等，弱者便只好屈服于强者。战争科学，更确切地说，战争艺术，其使命就在于在既定之点上改变不相等，或变劣势为优势。为战争艺术所遵循并为我们所确信的出自卓越权威之手的原理，总是为数不多，而且极为简明；这些原理又被归纳成一条重大原理，就是要在决定性之点上对敌居于优势，且不管双方在整体上的相对力量如何。例如，俄国海军在总体上较之日本海军拥有很大的优势，但由于兵力分散，故在直接战场上同敌人相比则居于劣势；而且这一劣势在决定性之点上，又由于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即实行突然袭击而加剧。
　　当正确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战争的具体问题时，便会产生困难，原理寥寥无几，情况却多种多样，而较小的细节更是数不胜数。这里还牵涉到经验——经验又称为实验，乃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取得经验呢？即使经常处于战争之中，任何一个人，具体地说，一名陆军中尉或一名海军舰长又怎能亲自体验所有的或大部的数不胜数的可能和定能发生的情况呢？没有人敢于回答说他能；假如有人胆敢断言他能，那我就引用一些名将的名言予以答复。查理大公写道：
　　 “一个人只有拥有研究的热情和长期的经验，才能成为一员名将。只有个人的所见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人在其一生所经历的事件中无论如何富有成果，都不足以提供包罗万象的经验；而谁又能在出任要职之前，就有机会先能体验到担任将领的难以掌握的艺术呢？因此，就要利用他人的知识来扩充自己的学识，对前人的结论进行衡量，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辉煌的军事成就和取得巨大成果的事件作为对比的依据，这样才能驾轻就熟。”
　　拿破仑一世也有类似的说法：
　　 “要像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夫、蒂雷纳、尤金亲王、腓特烈大帝那样进行攻势战争；熟读他们的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名将和掌握战争艺术奥妙的惟一方法。这样一来，你就会受到启发，从而抛弃那些同这些伟大人物的准则相对立的东西。……将这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予以详细阐述，就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战争艺术的教材；攻势战争和守势战争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原理就会从其中，如同从一处源泉中一样，不断地源源流出。”
　　他又说：
　　 “战术、机动、工兵和炮兵学科都可在教材中学到，就像学习几何学一样；但大规模作战的学问，却需从经验中，从研究战史和名将的作战中才能获得。”
　　建议人们研究名将们的战役，还含有另一更为深刻的考虑。这就不单是将他们所做过的事情编成先例一览表，当特定情况发生时，可从其中查询储存完好的回忆资料，以便做出决定。这种机械般地利用这些资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用于撰写论文，并能有效地向那些别无他法学习的人们讲授。但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军官通过拿破仑所告诫的勤奋研究便能同这些名将息息相通，不单是吸取他们的枯燥的实践经验，而是要吸取他们身上所充满的并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的精神气魄和理解能力。这就是说，既要具有伟大良师的精神，又要熟悉其准则。作为学生确实应当具备同老师气质相通的某种东西，才能获得灵感，即学习的悟性；然而，除具有独创性的天才之外，这种悟性只有同生活的烈火接触，才能使其点燃。
　　毫无疑问，上述的某种东西，就是拿破仑所指的战争艺术的初级部分——战术、位置变换等——不同于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他认为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唯有从经验和研究历史中才能学会。拿破仑在另外地方曾经提出告诫，反对教条地对待这类问题：
　　 “这类问题，即使请教蒂雷纳、维拉尔、或请教尤金亲王、亚历山大、汉尼拔或凯撒，也会使他们难以对答。将你尚未实践过的东西作为教条来推崇，这是无知的特点；这就好像你自以为能用二次方程式来解算超级几何学问题一样，殊不知就连拉格兰奇和拉普拉斯这样的大师也会被其难倒。”
　　若米尼完全赞同这两位首领关于研究历史的意见，他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成功地指挥战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科学在未经证实之前是不足确信的；虽然如此，但科学的目的在于确立绝对的确实性，即确立学说，通过无数实验，它始终向着这一目的迈进。科学真理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很严密精确，不容歪曲，其因果关系乃是定律，而不是原理；乃是不可改变的硬性方针，而不是具有生命的种子。科学发现真理并传播真理，但却无力改变真理；艺术则是从其所探索的素材中脱颖而出，以永无止境的变化创造新的形态。它并不像无生命的自然物，只要以机械式的复制便可收到类似效果，而是渗入自由的人类思想并扎根于其中。艺术承认原理，甚至规则；但这些原理甚至规则并非强使艺术正确行动的镣铐，而是当其行动有误时便发出告诫的向导。从这一生动意义来看，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它以人的思想为源泉，处理各式各样的情况，承认一定的原理；但除此之外，随着艺术家的天才及其所处理的素材的性质的不同，它却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艰难的尝试，教条式的照抄显然是不适宜的；即使最好的规则，运用起来也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予以自由发挥，这就是原理不同于纯粹规则的区别所在。
　　因此，战争的准则并非明确的规则，而是为数不多的一般原理的发挥和运用。这些准则，与其说好像是有时迫使幼苗屈服使其无法自由成长的坚硬框架，倒不如说好像是有生命的种子发出的幼芽，其形态总在不断变化，而其本质却依然如故。但这并不因此便可认为，这种准则并不存在，或者说它们没有多少肯定性，没有多少价值。若米尼说得好：
　　 “当名将们运用一条规则，按此规则进行机动并取得上百次胜利，是否因其偶然失利，便有充分理由全盘否定其价值并怀疑研究战争艺术所获得的效果呢？假如一项理论由于只有总数四分之三的成功率，是否就可宣称它是荒谬的呢？”
　　不能如此；准则本身置根于原理，在一定条件下构成规则时通常是正确的；但老师必须承认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点——就像人的面孔总是各自不同一样——这一特点对规则的运用会有所影响，甚至有时会使其完全不能适用。战争艺术家的技艺就在于将原理和规则正确地运用于每种情况。
　　唯其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向我们提倡的所有战争规则。假如老师没有经过大量实践检验便胆敢将其作为教条进行说教，便会将自己置身于拿破仑的谴责之中。但另一方面，那些蓄意拖延时间直到行动之日方才形成自己见解的人们，那些期望以瞬息灵感便想取得通常只有通过研究与思考才能获得的成果的人们，那些对于致胜规则一无所知却想赢得胜利的人们，他们更为愚蠢，甚至应负有罪责，因为他们无视人类过去所有的一切经验。
　　我引用查理大公一段贴切的话作为结束：
　　 “一位将领往往直到必须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之时，才得以熟悉其据以作出决定的情况。继而，他被迫迅速进行判断，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要求具有一目了然地便能将三者抓住的习惯，要求能够洞察不同作战方式所能提供的结果，并要求能同时选出最佳实施方案。然而，这种一目了然地便能洞悉一切的洞察力，只有通过深刻研究已经摸清战争本质的人，只有对规则已经精通的人，即是说，只有已将自己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人，方能具备。当机立断和确信无疑的才能，只有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已知准则的真实性做过验证并已掌握其应用方式的人，才能具有；一句话，只有在自己的积极学习中预先确信自己判断的正确性的人，才能独有。”“巨大的成果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方能获得。”
　　伟大的拿破仑说：“在战场上，最为巧妙的灵感往往不外只是回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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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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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十一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现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作为一处可能发生海战的战场加以研究，这一研究并未考虑任何一方现在或任何时候为占有领土可能投入的相对武装力量；而是依然同前一样，假定敌对双方的海军力量彼此相等。
　　因此，这一研究只涉及到战略的一个方面，即位置；即研究位置在军事和商业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在海上战略中，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这里不妨回忆一下拿破仑为战争所下的定义，他说，除其他事情以外，战争就是“处理位置”。他的这一说法在其所写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例证或应用；他联系1799年对叙利亚的亲自远征谈到沙漠中的军事行动时指出，在一般无水的国家里，水井的位置就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要素。
　　在开始研究任一陆战战场时，第一步必须对战场范围加以明确限定；第二步必须对那些对于战略计划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自然特点进行全面而又不过于烦琐的考察。第一步是硬性规定，而且为了方便起见，教员和学员都应当知道他们必须考虑什么；第二步则是实质问题，产生于事物的本质。同样的程序，出自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海上战略战场的研究。有志于研究的学员，不管怎样，第一步都要熟悉战场，以便能够准确判定，何者同战场直接有关，何者同战场无关；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出其所担负的任务的范围。因此，我请大家同我一起检验为我们现在的研究规定范围的那些道理。
　　大量的贸易和航运进入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其中大部不再继续前进，而是经由各个岛屿和海岸各地分散开来。但也有许多驶往以外地区；当人改变了自然，尤其是中美洲地峡的运河一旦通航，墨西哥湾，尤其是加勒比海便会具有并且必将更为突出地显示出，其为贸易公路而非航运终点的特点，情况必然如此。
　　各国的海上权益几乎全是贸易权益，即货运权益。海产虽然贵重，但其数量同陆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海洋对人类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在各国之间提供最为广阔的交通和运输手段；往往是惟一的手段。众所公认和按国际法规定，海洋为公共财富，它是一片具有许多公路穿行其间为公共享用的大平原。所有国家对这一财富的所有方面都拥有共同权益；然而，在有许多公路相会亦即相分的点上，这一权益当然最为重要，这是有其理由的。
　　在我们所提出的加以研究的这一特定战场上，有两处这样的会聚点即分散点：一是密西西比河河口，一是中美洲地峡。当这几次讲座的讲稿初次完成之时，通过地峡的运河是选择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作为最佳地段，世界舆论尚在犹豫不决。这一问题，由于选定巴拿马，现已获得最后解决，科隆乃是巴拿马铁路终点的所在地，很久以来即已被确认为，今后仍将继续成为经由加勒比海通往太平洋的贸易航线的惟一会聚点。
　　这两处会合点即交叉路口很久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是全人类的最高权益所在。在其中一点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所有公路，即这条大河的所有大小支流，均会聚于此，并由此分散开来。在另一点上，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所有公路全都集中交叉于此。密西西比河流域人口的日益增长和经济的日益发展与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必将相互作用，促使这一国际权益在未来与其成比例地增长。在世界各大强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对这一发展如此极端关注；因为这两处中心之一的密西西比河河口及其后方的广大国土属于美国所有，而在地理上美国又与另一点靠近。因地理上靠近而自然和必然形成的这一特殊权益，由于推行门罗主义这一众所周知的国策，便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由于门罗主义所产生的具体效果，解决了巴拿马运河区这一地峡地带的控制权、行政管理权和军事保护权。最近获得并付诸实施的这一特殊职权，其本身不外是同哥伦比亚共和国签订的有关保证转运安全的旧条约关系的延续；依据这一条约，美国于1885年武装占领了巴拿马铁路所横贯的领土，以便维持和确保该铁路用于和平运输。
　　在加勒比海大部地区——即未被美国或某一欧洲国家所占有或控制的几乎所有地区——其在政治上逐次的发展过去一直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不稳，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严重的扰乱因素；这必然会对未来的军事上或战略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便是例证：委内瑞拉同英国之间发生边界争端，导致美国强行干预；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于委内瑞拉进行武力示威；美国同哥伦比亚之间产生异议，导致巴拿马共和国宣告独立；以及美国同委内瑞拉之间发生争议。美国同英国关于巴拿马地峡及其运河的长期争论，同样与此有关，最终由于签订《海-庞斯福特条约》方告解决。
　　将最近的这些实例同七十年以前历史上最早的实例加以对照，毫无疑问，正是门罗主义制止了外国对大部分的加勒比海国家的染指，使它们免遭北非各国的恶运，如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已被法国兼并，埃及实际上已被英国控制。摩洛哥也成为争夺的对象，几乎酿成战争，因为那里没有像在美洲的美国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有关大国推行类似门罗主义那样的政策并取得承认。目前，以满洲为中心围绕其铁路开发而对远东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安全保障产生疑虑不安，也是由于同一原因所致；即由于中国这一主权国家政治软弱和外国推行侵略政策所致；不管这些政策是属于竞争性质，就像迄今为止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还是演成“共同分享”的局面，据说俄国同日本之间目前情况就是那样。
　　这样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在商业和政治上都居于重要地位，但政治上却不稳定，引起更多的强国的注意和妒忌。稳定而又统治巩固的国家，其权利会得到承认；假如这些国家行使这些权利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它国家承担义务，这种负担通常会得到默许并忍受到通过条约或其它和平调解方式使其得以减轻为止。但是当一国政府统治无力而且可能难以持久时，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和即将发生的变动会给其他各国的国民福利和政治安全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成为其他这些国家的重要大事。1878年，英国帮助奥地利取得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管理权；奥地利则对英国货物施行前所未有的特殊税率作为报酬，自此以后，奥地利便利用当时所取得的有利地位在政治上将这两个省份并入其领土，而置英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不过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其方式就是将民族权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国家权益混为一谈，利用某些国家的现时统治者由于政治上无能而有可能丧失政治控制之机，以达到将来支配这些国家的目的。军事上和战略上的条件比起这种经济效果可能更为引人注意，但却不会取得更大成果。竞争国家之间的相互妒忌，往往会使一国政府得以延续其寿命，否则便早已屈服于竞争者的一方，过去的土耳其和现时的摩洛哥就是众所周知的实例。
　　自从以上几行讲稿写成以来，日本吞并了朝鲜，这又提供了另一例证；日本保证十年之内不改变关税，这恰好证明到期之时，其他贸易民族的权益便将由日本所取代，由其进行裁定。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特派记者报道说 [ 注：见《邮报》(即《泰晤士报》三周刊)，1910年3月28日。 ] ：“俄国和日本利用其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控制了辽阔的满洲。目前的事态清楚表明，日本势力从铁路沿线不断向日益扩大的活动范围扩张；”他继续谈到，而且由于中国政府软弱并随之产生倾向于日本的“经济吸引力”从而疏远其他商业国家，结果致使满洲缓慢地但又确实地正在脱离清帝国。
　　查理·迪尔克爵士说：“有一种论调认为，可在巴尔干倡导一项反俄政策，这对约翰牛 [ 译者注：指英国。 ] 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量。这是一种重利论调。每个已被俄国兼并或实际已被兼并的国家，一向都是对我们的贸易课以保护性的重税实行闭关政策。”他又说：“由于俄国占领了土耳其的其余领土而造成一种英国政府从未甘心容忍的损失。这就是贸易损失。在最近这次土耳其战争结束时，在俄国所获得的亚洲各省中，英国过去一直拥有大量的贸易，如今已一无所存；因为它已被保护性的关税所扼杀。俄国盘踞于君士坦丁堡，便意味着除来自俄国的小麦贸易之外，我们已被排斥于黑海贸易之外。我们在小亚细亚的商业权益十分巨大，只要俄国继续前进都会使其遭到危害。”
　　虽然迪尔克的这些话写于将近三十年以前，但却毫未失效；因为从那时起，世界各国的保护政策便日益盛行。现时我们已经面临国际妒忌和竞争的类似局面，“门户开放”一词已经成为这种局面的公认的表达形式。商业问题发生变化，战略问题也随之改变；但做为基础的原理却始终如故。
　　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共同构成一处内陆海或“地中海”。其边界线一侧是以佛罗里达半岛、古巴、海地和小安的列斯群岛或向风群岛为界；另一侧则以从美国至委内瑞拉包括二者在内的美洲大陆各国为界。在这现有的两条界线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同地中海的另一类似情况：一方是真正的或相对的强而稳定的欧洲式传统国家；另一方就政治成效而言则处于发展状态，其水平同北非各国不相上下。
　　从大西洋进入美洲的这一内陆海，只有在其北侧和东侧才有入口，计有以下许多航道：佛罗里达海峡、向风海峡、莫纳海峡等等，东侧则有穿行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的为数众多的航道。西侧则是连绵不断的大陆，不通水运；而且又普遍缺少可以通航的河流或其它适当的内陆交通工具，只能让这些国家的东边靠海的坡地只能从这些海上获得补给。运往中美洲和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的货物，必须通过巴拿马地峡转运。在北岸和南岸，密西西比河、马格达莱纳河和奥里诺科河等大江大河流域，全部或部分地消除了这一不便。
　　进入上述海域的不同航道具有不同的价值，但所有的航道都有一定的价值，因而我们必须将所有的航道都包括在内加以考察。其价值可能而且一般说来必将受到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考虑的影响，而且，任何全面考察中这两个因素都须予以充分衡量。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条航道其商业价值很小，但在军事上却很重要，或者相反。一条对一国家贸易极为重要的航道，从军事控制观点来看，固然不能忽视；然而，极欲对其进行控制的国家，很可能力不能及，在这种情况下，在战时，商业上的便利必然被迫受到该国军事力量的限制。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进入加勒比海的许多入口中，西侧的一些最为重要，而且其价值由佛罗里达海峡向小安的列斯群岛依次递减。这些入口不单是由于其对美国的相对距离，而且还因为这些航道本身的位置、性质及其周围环境，因而对美国确实最为重要。这些航道和峡道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们的宽度、长度和通行难度。一处海峡就是一处战略据点，其价值如同其他据点一样取决于：(1)位置；(2)力量，即在攻方的途中可能构成障碍，从而为守方造成有利条件，换言之，即通行难度；(3)资源或有利条件，诸如便于占有者到达某一点，或经由一港到达另一港，以及缩短其距离等等。
　　在确定任一航道的价值时，还有一项重要考虑，就是在其附近是否还有另一航道可以用于同一目的。假如一处航道，其位置能使交战一方无法对其使用而必须远程迂回，则该航道的价值便增大；假如该航道为两处水域或两处海军场站之间的惟一沟通环节，如达达尼尔或直布罗陀海峡，则其价值就更大。至于航道的力量，即其通行难度，则由多种条件造成，如水道条件，水面或水下存有妨碍航行的障碍物，迫使舰船必须循一定航线航行，并能为守卫该航道的舰队提供方便的集合点，使舰队便于行驶，以利于迎击来自任一方向的敌人。这样的天然特点显然同陆上哨所得力于地势因而具有力量是相互一致的。一看地图便可发现，佛罗里达海峡和向风海峡所同时兼有的狭度、长度和难度这三个条件，已经达到最高程度；同时，位于濒临北大西洋的古巴的后方稍居右翼的牙买加及其金斯敦港的船坞，其位置对于向风海峡和尤卡坦海峡来说，恰好符合一处位置能够同时警卫两条峡道的要求；由于其位于后方，故便于全部兵力向其中任一方向运动。这些航道的狭度都不及东部岛群小安的列斯群岛两岛之间的任一具体航道；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每一条航道较为狭窄。这是同海地至特立尼达这一整个水域相比，这一水域有许多地方可以穿越，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连成一片的水域。
　　牙买加对尤卡坦海峡的控制本来最弱，但由于途中的洪都拉斯沿岸的浅滩和珊瑚礁迫使过往舰船必须沿东侧航行，致使这些舰船更加深入到牙买加巡洋舰的威力距离之内，从而增强了牙买加对尤卡坦海峡的控制。总而言之，牙买加的有利位置可使其监视经由尤卡坦海峡和向风海峡驶往地峡的通道。因此，牙买加以其位置警戒着由卡托切角至海地中部长达九百海里的前沿，以对付来自大西洋的入侵。在这一线上只有两处缺口可以通航，即尤卡坦海峡和向风海峡。至于东侧的下一处峡道莫纳海峡，其距离牙买加和设在圣卢西亚岛的另一处英国海军场站则同为五百海里，目前只须提一下便已足矣。
　　巴哈马浅滩和群岛从佛罗里达海岸附近起，沿古巴和海地北岸，几乎延伸至海地的东端经度为止，这对于接近西部诸航道影响很大，必须将其列入总的研究范围之内。除巴哈马群岛之外，似乎没有理由再将这一地区的北部界线推至波多黎各外侧海岸；在东部，界线也不必超越包括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在内的这些较小岛屿。在这一线和佛罗里达半岛以内，无一例外，所有据点都须加以考虑，而且对于显示出有利条件的所有据点的相对使用问题的研究，尤须达到详尽无遗的程度；同时并应牢记前已简述过的海军战略的一般原理。
　　然而，有一个大的项目可以立即略而不议。墨西哥湾的海岸线，从密西西比河河口起向西直至卡托切角止，没有一处港口对于警卫加勒比海地区具有有利条件从而使其拥有战略价值；而且这一线海岸的位置较之力量和资源兼备的许多其他港口，距离军事和商业权益中心较远。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不妨将密西西比河河口至卡托切角西部一线所构成的墨西哥湾略去不议。由于墨西哥并非强国从而其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均势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从这一事实出发，这一略去不议便显得更加有理；而且墨西哥的政局相当稳定，从而使人抱有不致引起外国干涉的希望。 [ 注：最近的一些事件或多或少地动摇了这希望，但并没使这希望破灭。 ] 此外，墨西哥的东岸贸易并不能因其成为对太平洋海岸供应短缺物资的中转地而有所增进。这就意味着墨西哥东岸商业的重要性只能依靠于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它并不会成为一处集散中心而获益；一旦巴拿马运河通航，则墨西哥的整个西岸就会受到商业刺激，就像现在预期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太平洋海岸的情况一样。
　　上述海域略去之后，其所余区域同任何正规的几何图形都无相似之处。即使从密西西比河河口至卡托切角画一条想像的分界线，除该线外，其轮廓依然极不规整。不过经过仔细研究，仍可用几条任意线将我们所思考的区域勾画出一个清晰的整体；这就便于在此范围之内找出各式各样的不同据点，并在其间找出所有的主要战略据点，很少例外(见图12)。
　　第一条线，由密西西比河南口画起经尤卡坦海峡中部直至科隆。卡托切角和穆赫雷斯岛、洪都拉斯湾和莫斯基托湾、伯利兹和奇里基环礁湖等均在线外；可能除伯利兹之外，离线都不很远，很容易即可找到。
　　第二条线，由彭萨科拉画起经过阿内加达海峡入口处的松布雷罗灯塔，将坦帕湾和巴哈马群岛全都包括在内，线外则别无重要战略据点。
　　第三条线，由科隆画起经过圣卢西亚和马提尼克两岛之间的水道——两岛的海军场站分别属于英国和法国——线外已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之点，如有就是巴巴多斯，但该岛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该线经过卡塔赫纳、委内瑞拉湾和荷属库腊索岛。圣卢西亚以南的英属诸岛可以确有把握地被视为正在降为低于二流战略价值的岛屿。
　　这样画出的三条线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需要之时则将使用这一术语。
　　首先要牢记下述一些距离：
　　由密西西比河南口至科隆为1500海里。
　　由彭萨科拉至阿内加达海峡直线计算(墨卡托坐标)为1700海里。
　　由科隆至马提尼克岛的罗亚尔港为1300海里。
　　由彭萨科拉至密西西比河南口为150海里。
　　科隆所在之角略大于90°。
　　现将位置、力量和资源三者兼备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主要据点一一列出。这里并不打算讨论选定的理由和细述任何一港的有利条件。这些据点是：密西西比河河口、彭萨科拉、基韦斯特、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圣地亚哥港、金斯敦、奇里基环礁湖、科隆；圣卢西亚岛、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萨马纳湾、坦帕。
　　除此之外，以下各点尽管居于次要地位，也可将其列入其中：尤卡坦航道西侧的穆赫雷斯岛；阿内加达航道的圣托马斯岛、维尔京果尔达岛或库莱布拉岛。其中只有最后一处可以放弃；因为，不管这一航道如何有利，但就其控制能力而言，往往可以轻易地利用其他航道将这一位置避开。
　　将这些位置选为最重要之点，并不意味着此外再无其他之点，或是只对其中任何一处加以全面正确评价便不需再对其周围的一切进行研究；即研究那些能够对其发起进攻和可能削弱其影响之点。上述各点作为小的战略影响范围之内的中心而被一一列出，各点本身同正在考察的较大的战略影响范围都具有相应的关系。圣卢西亚代表着其以南和以东的整个岛群——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等等；基韦斯特包括德赖托图加斯和坦帕湾；哈瓦那包括马坦萨斯及其以西各港；圣地亚哥包括关塔那摩；而科隆则是地峡的代表港口，包括地峡两侧的奇里基环礁湖和卡塔赫纳。
　　自从上述内容写成以来，美西战争已使美国在政治上据有库莱布拉岛，并拥有对古巴关塔那摩港的使用权。获得这些地方所产生的战略作用，就其位置而言，就是一旦需要，美国便可将其基地线由墨西哥湾海岸向前推至加勒比海的北部边缘。这就使美国能够通过正常发展将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装备成战争所需的海军场站，以代替新奥尔良和彭萨科拉。所谓“装备”，意即予以适当设防和配置警卫部队，储备煤炭和所有其他物资，最为重要的则是建立坞修设施。充足的煤炭和相应的坞修设施是舰队战时的两项主要需求。最近十年以来，战列舰体积急剧增大，这在海军港口需要具备的各条件之中对于入口处水深度的要求，较之过去更为严格，而有关的潮流和水道障碍则应尽可能地便于舰船操纵。就这些要求和位置来看，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的价值，同过去二十年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在概要归纳海上位置的战略价值的诸要素时，我们可以说，在位置和天然的攻防力量要素方面，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绝对优于美国墨西哥湾海岸各港的任何组合；在战争最为需要的人工资源方面，它们可以达到同其他港口等同，尽管在天然资源方面，它们同位于大陆海岸的位置相比依然处于劣势，因为后者可以毫无限制地依赖本国国土取得天然资源。简言之，就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而言，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对于美国犹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对于英国在地中海和苏伊士的权益那样重要；由于它们距离美国本土各港较之上述位置距离英国更近，故使用起来更为便利。
　　这时在争辩的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岛同美国总体战略态势的关系，尚未获得明确的立法承认。因而，讨论将仍按二十年前尚未取得这些地方时的界线为准。考察上述港口就会发现，首先，除了牙买加和基韦斯特之外，凡是一流强国所掌握的位置都在这一区域的两端。美国握有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英国和法国则在小安的列斯群岛设有海军场站；英国设站于圣卢西亚和其他小岛；法国设站于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岛。关于这些位置各自所具有的力量，就已经确定的海军战略的一般原理而论，那些远离祖国三千海里的小岛上的位置，无法同那些位于大国海岸在其背后拥有一切资源的位置相比。然而，英法两国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位置比起美国墨西哥湾基地的各点，其到达巴拿马地峡的距离要近一、二百海里不等；而潮流也对其有利，故距离更加缩短。
　　其次，可以看到有两处前进位置为一流强国所占有，即牙买加和基韦斯特。牙买加距圣卢西亚九百三十海里、基韦斯特距彭萨科拉仅四百六十海里。就基地易于支援而言，基韦斯特则具有有利条件；其不利之处在于该岛很小，缺乏天然资源。作为前进哨所，牙买加本身甚为优越；其距离巨大权益中心所在的巴拿马地峡，仅为基韦斯特至巴拿马地峡距离的一半。牙买加以其中央位置，可对整个加勒比海实施有效的控制。前面已经提过，对于警戒尤卡坦和向风海峡，牙买加的位置极为优越。就目前的占有权而论，与其将牙买加列为守势力量，倒不如将其列为攻势要素，因为那些航道对于美国较之对于英国更为有用。基韦斯特则相反，其位置既具有攻势价值，又具有守势价值，要控制佛罗里达海峡，必须以其为中心。
　　佛罗里达半岛以及将其同古巴和巴哈马浅滩分隔开来的诸水道，具有引人注目的军事特点，必须予以详细研究。假设将这一条长、低而又较窄的陆地全部移掉；或者假设在其地峡通过一条很深的，可通行的水道而使其成为一处岛屿，则其对美国海上权益的效果就会最好地实现。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对这一水道的两处入口当然应当确保安全，但至少可使航运不再被迫通过一条又长又窄而其一侧又同外国并有可能同敌对的各国的边界相毗连的航道。一旦同英国交战，佛罗里达水道很可能要受到以巴哈马为基地的敌对巡洋舰的侵扰；这为商业破坏战提供了最好条件。美国为了对使用这一水道的船只进行保护而需付出的努力，较之使用海峡或假设佛罗里达半岛并不存在的情况所需付出的努力更为巨大。由于佛罗里达半岛横梗其间，致使大西洋海岸为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航线向南推移三百海里，并需对此海峡施行绝对控制；同时，由于几乎完全没有可用港口而使情况更为恶劣。在最为暴露的大西洋海岸一侧没有一处可用港口；在墨西哥湾一侧，由基韦斯特至坦帕湾的一百七十五海里之间没有一处港口，因而，坦帕湾受到重视并非由于其力量和资源，而是由于其所居位置。美国对于连通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运河所拥有的权益，确实同对于沟通大西洋海岸与墨西哥湾海岸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佛罗里达海峡所拥有的权益完全一致。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基韦斯特及其属地托图加斯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这一线上惟一的有力军事据点；由于其本身缺乏天然力量或资源，故在这一地区积储人工资源就更为重要。
　　从而，基韦斯特对于美国则具有双重价值；首先，也是主要的，它将大西洋配系和墨西哥湾配系连成一体，保护着与其说是外部的、倒不如说是内部的交通线。其次，它是一处前进哨所，就其军事力量而言绝非一流哨所，然而，当为了确保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充分的控制进而控制巴拿马地峡和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交通线而采取任何必要的前进步骤之时，基韦斯特仍具有无法估计的作用。尽管除位置之外，其他方面都不如牙买加，但它对于美国较之牙买加对于英国更为重要。
　　这些1887年的预言，于1898年全都一一应验了，基韦斯特已成为美国海军作战的前进基地；此外，其位置还掩护着能由铁路抵达的坦帕这一陆军部队的主要集结点。美西战争的结果之一，便是使美国获得了进一步推向加勒比海最大战略中心、即推向地峡运河的位置。即使库莱布拉和关塔那摩得到适当的发展，获得了这二处也不会剥夺基韦斯特最接近美国在佛罗里达海峡重要交通枢纽这惟一位置的价值；然而，由于我们的作战正面向前推进上述两处位置得以发展，将对基韦斯特起到掩护、加强和提高其控制能力的作用；换言之，将使其能以少量的军舰而发挥同样的控制能力。
　　我原想在结束之前就海军战略总体做一概括论述，现在就将这一论述插在此处则更为适宜。我的目的就是对这一主题进行全面论述，通过例证，主要是通过历史实例，部分地则是通过假设情况引出原理。正如开始之时所说，讲课者所讲授的都是通过例证而引出并应予以遵行的一般原理。当然，最佳的战略例证则是，而且肯定地应当是历史实例；即那些规模巨大的重大军事行动所提供的实例，如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和雅典人对叙拉古的入侵，这些行动在当时都具有极大的规模。这样的行动把要实施的原理十分鲜明地摆了出来，这些原理不论是在巨大规模之中或是在较小范围之内都是一致的。
　　我们现将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可能发生海战的特定地区，即运用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附带指出，依据同一原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也可充分看到类似的详细情况，并可进而作为例证。原理可运用于一切情况；尽管这些原理都是从前面详细引用或偶而提及的最佳的历史实例中引证出来并以这些实例为例证，但它们同时也是经过对地理条件的考察才得到充分的证实。因为地理是战略的基础；这一说法本身不外是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这一名言的运用。在对比我国三条海岸线地理条件之时，可用另外两条海岸线为例来加强对它们之中的任何一条所做出的推论；与此同时，对每条海岸线的情况具有更为敏锐的感性知识，则可使我们加深对一般原理的领会。例如：
　　 1. 在大西洋，美国拥有两处适于用作主要海上基地的港口：诺福克和纽约。对于这些主要基地，还需相应拥有某些其他位置，充当前进基地，就如，1794至1796年期间，英国于地中海以科西嘉为前进基地；1714至1782年期间，以梅诺卡为前进基地；而今则以马耳他为前进基地。对于纽约来说，类似的前进位置则是新伦敦和纳拉甘西特湾；对于诺福克来说，则是罗亚尔港和基韦斯特。此外，新伦敦和纳拉甘西特湾可对以其为基地的舰队提供可以经常进行威胁的位置：即对设想的由美国的诺福克港延伸至纽约港的敌方一线的翼侧进行威胁。新伦敦同基韦斯特相比，前者属于大陆位置，故在防御和资源方面拥有有利条件。
　　 2. 在墨西哥湾，美国拥有新奥尔良和彭萨科拉。就其作为基地而言，遗憾的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处都不及纽约或诺福克，但由于其位置距欧洲较远，故欧洲敌人来攻击，就较为安全。这种相对的安全，并非单单由于距敌较远，而且还因为一旦敌人出现在这些港口面前，其交通线，不管是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是尤卡坦海峡，都要比其出现在大西洋各港面前更为暴露。这种暴露的产生是由于基韦斯特和佛罗里达半岛的突出所致，因而，对美国来说，基韦斯特和佛罗里达半岛具有攻势价值，但前面已经指出，对美国航运来说，它们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对于墨西哥湾各港而言，基韦斯特则提供了一处前进基地；而且由于它能兼顾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故其重要性与价值倍增。
　　 3. 在太平洋，此时美国拥有旧金山和皮吉特海峡，两处业已建成海军场站；这些海军场站以夏威夷为前进基地，如今夏威夷已获得确定无疑的公认，并已开始进行适当的开发。巴拿马运河区一旦完成预定设防，则又提供一处前进基地；同时又兼顾大西洋和太平洋，就如基韦斯特兼顾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一样。
　　通过对比进行这样的考察，还可以富有启发地观察到，如若长岛海峡入口适当设防，则长岛即可把敌舰推到一定距离之外，从而起到类似佛罗里达半岛迫使敌舰进行危险迂回的作用。因此，长岛不仅对美国具有守势作用，而且还对敌人具有攻势作用。
　　一般说来，对拥有两处或更多的海上基地海岸进行防御时，海军的最佳部署应当是将战列舰集结于对其出动进行攻势作战最为有利的港口；而利用其它海岸港口来破坏敌方的贸易或交通，以便导致敌人分散其兵力，从而使其暴露于攻击之下。只有拥有压倒优势的敌人，才会分散其兵力或许忽略其某些据点。以美国大西洋海岸为例，纽约似乎极为清楚地可以作为战斗舰队的集结点，这不单单是因为它靠近国家的工业活动中心而拥有大量资源，而且主要是由于通过长岛湾而同新伦敦和纳拉甘西特湾相连，从而在战术上拥有极大便利，既能迷惑敌人又能确保舰队出动。在其他实例中，例如俄国人由于拥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其集结点必须对所有条件进行全面考虑之后再行确定；但绝对没有理由违反总的基本原理，即交战中的较弱一方的装甲舰队不应分散。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所研究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一直接主题，并对其进行仔细考虑。前面首先是对基地，其次是对一流国家的前进哨所都已做了说明，现在观察一下西起价值较低的穆赫雷斯岛直至阿内加达海峡的圣托马斯一线上的所有有价值的和一些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
　　这里选出了六个点，其中两个端点，价值较低。穆赫雷斯岛虽然位置优越，但缺乏资源；作为一处锚地尚且勉强可用，但却无法进行一流的防御。另一方面，圣托马斯或阿内加达海峡的任何其他港口，都不具备战略态势，因而无法弥补其为小岛而缺乏资源和军事力量这一缺陷。这些要求对于该线上的其他四个点，不论是绝对地还是相对地也都是正确的，而尤卡坦海峡对美国的重要性，使美国必须取得穆赫雷斯岛并不惜花费必要的经费，为其提供可能的力量和资源，除此之外，别无良策。该岛距密西西比河南口五百海里，距牙买加六百海里，距基韦斯特三百四十五海里，距哈瓦那约三百海里。该岛紧靠尤卡坦海峡，该处水道宽一百海里。
　　为了有助于将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考虑，穆赫雷斯岛仍须有所提及，但美国由于取得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故对其曾经一度关注的这一位置已不再发生兴趣。圣托马斯岛也是如此，但远远尚未达到此种程度。它仍是美国渴望获得的位置。假如数年之前同丹麦的谈判导致将该岛划归美国所有，则势必产生必须予以严肃考虑的问题，即该岛或库莱布拉岛，作为第二位的从属于关塔那摩的前进基地，或者更为有利。我对二者的研究虽然尚不详尽，但我确切认为，依据地形条件就位置和防御能力而言，圣托马斯更为可取。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攻势价值，即由于水道条件更便于操纵一支战斗舰队，而且出航也更为安全。由于美国尚无取得圣托马斯岛的希望，故这些意见有用之处只是有助于集中同行的注意，以便发挥智慧去获取该岛。
　　四个内侧位置，古巴的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以及海地的萨马纳湾，分布在自古巴西端至海地东端(从圣安东尼奥角至莫纳海峡)长达一千一百海里的陆线上；其间只有一处缺口，即位于海地和古巴之间的向风海峡，其宽度略超过五十海里。将会合于向风海峡的许多通路视为一个整体，正式称之为向风水道，其宽度窄于海峡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此三角形中心不远之处，有一绵延长达千余海里的巨大障碍，其间除一处水道之外，舰船无法通过。假如这条水道被争夺双方的一方所牢牢掌握，则另一方的舰队如处于劣势，或一支想同位于这一障碍另一侧的主力相会合的分遣队，就将被迫向两翼中的一翼迂回，而其所有的煤船和补给船亦将经受这一不便。
　　具有类似向风海峡所处位置的水道，恰如一座跨越江河的桥梁一样，除非极为狭窄可用永久工事固守外，否则就需有一支机动兵力对其进行防守；因为通过设防无法将其封闭。举例说明，假定古巴和海地之间的向风海峡宽为两海里，并具有锚泊深度，则以炮台和鱼雷来对付一切普通的攻击或通行便可使其坚不可摧。具有这种性质的天然水上桥梁极为罕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就是明显实例，它如被强国掌握，便无法强行通过。在波罗的海入口之处，也有类似的结构，但其较短，故亦较弱；另外，此处又不只一处入口。人工水道，即运河，必须在宽度和深度上加以限制。所以，这些水道易于进行有力控制，阻止敌人通过；但它们又极易因袭击或突然攻击而遭受损坏，一旦受损就会使其拥有者长时间无法使用。因此，要想既保持其为己方所用的利益，又剥夺对方使用的权利，就要以重兵对其扼守。
　　当这样的人工水道完全位于一个强国境内之时，则可采取这样强有力的控制。举例说明，一条通过佛罗里达半岛地峡的运河，定将被美国所控制，所有舰船航达此处都将受阻；而我们自己的舰队则拥有极大的战略便利条件，可以通过这一运河进行集中，以对付其舰队分散于墨西哥湾和大西洋，在通过佛罗里达海峡又受到限制的敌人。如敌我兵力相等，则敌人必不敢进行这样的分兵，而势必被迫放弃这一或另一海域。德国的基尔运河就是引人注目的具有极大战略重要性的实例。它可使德国舰队密集而安全地随意通过，由波罗的海驶入北海，而分兵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敌人要想联合，就必须绕航丹麦半岛。但当一条运河位于一个遥远的国家境内之时，不言而喻，必须派驻一支足够的兵力以确保安全通过，这就需要拥有一支极为强大的海军以保护其同本国的交通。苏伊士运河和建成之后的中美洲运河，可以正确地称之为桥梁，前者沟通地中海与东方的海洋，后者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但它们都位于遥远的弱国境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对其进行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不为敌所用，除非在当地派驻一支强大的陆军，这支陆军至少在一侧应拥有一条有安全保证的它与本国的交通线，这就需有一支优于对方的海军以对付其对该交通线的破坏。控制住两大洋之间的唯一交通线，便可排斥敌人，逼其进行远程绕航，如绕航好望角或通过麦哲伦海峡，而你则可在内线运动，这是巨大的有利条件；然而，为了保持这一有利条件，必须动用巨大的兵力。
　　任何一处既定战场的入口虽然狭窄，但如过宽，以致其两侧或中央位置的防御工事依然无法对其掩护，这就需要依赖一支机动兵力依靠附近的强固位置对其进行控制。在海上战场，则由海军这支机动兵力依托强固海港来实现这种控制。向风海峡类似于查理大公所设置的战场；即多瑙河穿过波希米亚山地的这一地区。查理大公曾想将作战基地的主要要塞设在此处，并将控制整个战场的防御工事配系同其连结起来。他承认还有另一条道路跨越山地向北可以通达该基地的中央部位布德韦斯 [ 译者注：今捷克布迭约维策。 ] ，他甚至介绍以特殊理由认为对入侵者那是一条较好的作战线；但他宁愿选择恩斯作为强固的主要据点，因为该地位于前曾提及的狭隘的通道，乃是通往多瑙河两岸的锁钥，可使掌握者随意由这一巨大障碍的一侧通往另一侧；而且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即它控制着大部分国家的资源，而且位于基地线的一端，对于作战来说，其位置更为有利。这就是说，它具有可为守备部队或驻防陆军用以进行侧击的位置；新伦敦或纳拉甘西特湾为美国舰队提供了类似的有利条件，以对付企图控制由诺福克至纽约一线海岸的敌人。
　　除向风海峡外，加勒比海还有许多其他入口，但这些入口没有一处能够摆脱远程的麻烦的绕航，而向风海峡较其他任何一处入口都更接近巴拿马地峡。因此，凡能以一支适当的海军舰队做为手段依托附近的强固海港控制住这一海峡的国家，便位于任何一支来自海外的可能于地峡作战的兵力的后方，并从侧面威胁着这支兵力的交通线。对美国来说，向风海峡尚有另一价值，它是纽约至地峡的直接航线；而对控制这一海峡的欧洲国家来说，其所有的航运都可在该点汇聚，由此便可获得一条通往巴拿马和中美洲的最短和最少暴露从而也最易防护的通路。一个国家一旦控制住向风海峡，它不须过分分散其兵力或暴露其已经在前进的分遣队和主力之间的交通，便能延伸至海地东端的萨马纳湾，从而也控制住莫纳海峡，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莫纳海峡毫无障碍，如果未加守卫，则不必绕航波多黎各。但须指出，这些交通线如此延伸便会很长；而在海地和圣多明各北侧还有许多港口从侧面威胁着这些交通线，而且就其位置而言，很可能为敌方巡洋舰用来对补给船等等进行骚扰。在目前政治占有的情况下，这样使用海地的各港口，对于占优势的海权这个总体问题来说，只不过是小事一件。这些港口均未设防，既不能为交战国提供当地基地，也不能提供资源。
　　用以控制向风海峡的最佳海军位置，无容置疑位于古巴岛的东端；因为它靠近该海峡的最窄部分，而且古巴是个大岛，可望以其资源有力地支援防御和维持海军场站。在这一地区的圣地亚哥则是可以用为这种据点的最佳港口；但在美国的考虑之中，它却被关塔那摩所代替，关塔那摩也是一处极为优越的位置和港口。位于古巴北侧同一经度的尼佩湾也有质量极为优越的港口，但不像圣地亚哥那样已有人殖民。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更靠近巴拿马地峡，就其位置来看，它们斜对牙买加可对该岛的金斯敦港进行牵制，因而具有特殊的可取之处。
　　金斯敦和圣地亚哥 [ 注：记住在讨论概念中，关塔那摩这一位置包括在圣地亚哥之内。 ] 这两处据点，就其态势而言，都能控制向风海峡。但须指出，尽管圣地亚哥由于靠近这海峡，最适于阻拦敌人通过，但牙买加的位置以非武装船只或劣势兵力从古巴夺走了将海峡完全用作驶往巴拿马地峡的直通的航线。从欧洲驶往古巴南侧的船只可以受到圣地亚哥的保护，就像沿岸航船受到保护一样。假如英国同占有古巴的国家发生战争，如双方兵力相等，古巴可以对其敌人封锁向风水道，而自己则保有一条内部交通线；但其商船和补给船却不能沿此线航达巴拿马地峡，除非有强大的护航队护航，因为牙买加从侧面威胁着这一航线。另一方面，英国的两个主要海军场站百慕大同牙买加的交通线则只能通过莫纳海峡——这条航线较之通过向风海峡要长三百海里——或是通过其东的更远的航路；如果波多黎各为敌人的兵力所掌握，而双方兵力又假设相等，则通往牙买加的所有交通线，特别是来自哈利法克斯和百慕大的交通线，必将受到严重威胁。因而，在拥有牙买加的英国同掌握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国家之间，位置优势则属于圣地亚哥的占有者。
　　自从这几次讲座的讲稿成稿以来，当时曾为西班牙所掌握的圣地亚哥和波多黎各这一联合位置，由于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已为美国占有，从而已转入美国手中。如再频频提及交通便可能被视为空谈；然而，假如驻泊于牙买加的巨大舰队同其古巴的对手兵力相等，而敌方可通过古巴同美国的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保持交通，其交通线只能受到那些得不到附近港口支援的巡洋舰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只要用半个小时对这支驻泊于牙买加的巨大舰队的焦虑情况及其供煤船所受到的威胁加以考虑，便定会得出结论，“交通”一词在现代海上战争中仍具有其意义。
　　现在让我们不仅从美国的目前情况而且还就其未来的可能变动情况来看，对美国控制向风海峡的有利条件加以讨论。我们已经注意到佛罗里达半岛对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之间的交通所起的影响作用，以及随之而来必须对佛罗里达海峡进行控制。现在又观察到古巴岛将墨西哥湾的进出口封锁起来，留下两处宽度几乎相等的入口，佛罗里达海峡和尤卡坦海峡；而哈瓦那则以其优于基韦斯特的天然力量赢得了控制权。古巴岛自墨西哥湾向东延伸五百海里，自哈瓦那至近西角，形成恰如佛罗里达半岛之势，但比其稍长稍窄；于是，古巴岛便以其全长将大西洋同加勒比海隔开来，恰如佛罗里达半岛将大西洋同墨西哥湾隔开来一样，同时并以哈瓦那为中央位置对墨西哥湾的两处入口实行监视。
　　从军事观点来看，古巴和海地是佛罗里达半岛的延伸，而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都可一一被视为佛罗里达海峡来予以考虑。它们的情况不只是相似，简直是相同。但在向风海峡以远的一侧，其政治情况一旦发生变动，即会影响军事问题。而古巴的情况却足以保证一个有组织的文明政体存在，该岛现时同美国的政治关系已使这一政体更加巩固，海地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并不能使人期望会有任何稳固的陆军或海军力量在那里兴起，同时门罗主义又禁止外国在那里攫取海军场站，除非以同美国发生冲突为代价。然而，当同美国发生战争之时，这样的位置仍有可能被暂时占领。
　　在一个社会不发达、政治上半开化的国家里设置军港，其弱点就如在很小的岛上设置军港一样，会受到同样的非难；这样的军港没有富足繁荣的地区为其后盾并提供资源，因而必须经由水路从本土取得支援。
　　因而，尽管我们再度发现，向风海峡相当于佛罗里达海峡，古巴的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相当于基韦斯特；但我们在对岸海地却无法找到哈瓦那。而向风海峡的哈瓦那却在牙买加的金斯敦。从圣安东尼奥角来看，也是如此；穆赫雷斯岛的价值对于哈瓦那的拥有者来说，如果有也是微不足道，但他不愿看到其被另一强国占有。
　　古巴的西端以其优势的位置控制着进入墨西哥湾的两条水道，从而控制了墨西哥湾的整个入口。这一控制以哈瓦那为中心，故哈瓦那便成为通往墨西哥湾的锁钥，尽管易遭基韦斯特的挑战。古巴岛的伸展，使哈瓦那这一力量向东延伸，该岛以其全长将大西洋同加勒比海分隔开来；就其位置而言，它又将向风海峡控制起来。在强者手中，这一力量可以通过一支依托于圣地亚哥的舰队跨越其间的水域延伸至海地，以阻止敌方通过海峡。由于海地横梗其间迫使敌人只好向东通过莫纳海峡保持交通。换言之，占有古巴这一位置，便可在一侧控制住墨西哥湾；并在另一侧控制住海地的水域以及同其毗连的海峡和水道。
　　为了说明古巴这一位置的控制能力，我们不妨假设位于墨西哥湾两处入口的两处最为适宜的港口——基韦斯特和穆赫雷斯岛——为一个强国所握有，哈瓦那则属于敌方，而双方兵力又都相等。占有这两处据点的国家必须将其舰船分在两地，这就使其留在每地的兵力都劣于哈瓦那之敌；或则将其舰队保持在一地，这就必须放弃对这一或另一海峡的控制。简言之，哈瓦那具有中央位置通常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具有以密集兵力向任一方向运动的能力，并随之达到对这一方向的控制；而假想的敌人则须或是选择哈瓦那的这一侧，或是选择另一侧，不然便要冒分散他兵力的危险。
　　在分散兵力这一问题上，无疑无线电报有助于同一支舰队内的各部分之间沟通情报，从而有助于它们相互会合；然而，无线电报尽管可以影响期望的会合，但却不能使这一会合实现。它不能使敌方的搜索丧失效能，同样，敌方也能使用无线电；而且敌方尽管不能破译密码内容，但利用无线电也会听到有某种信号在空中传送，并向其主力舰队报告，主力舰队便会寻找位置插入两支分舰队之间。无线电可能会增大进行适当搜索的必要性，这就是说，搜索乃是保持警惕的表现；因为消息必须经过目睹予以查实才能发出。然而，分兵不应超出可靠的相互支援的范围，这一原理仍须坚持毫不动摇，尽管它在应用上会有所变动。
　　自从这几次讲座的讲稿写成以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一旦美国同古巴占有者发生战争时哈瓦那以及整个古巴对美国同巴拿马地峡的交通的影响，已毋需再像当时那样考虑。当时曾经指出，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争行动，从美国最近的也是天然的基地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出发的交通必须经过哈瓦那咫尺所及的尤卡坦海峡；恰如来自大西洋海岸的船只必须经过圣地亚哥所及范围一样，除非同意放弃它们的最短航线，即通过向风海峡。假定双方的陆、海军力量相等，而古巴和波多黎各又像当时那样握在一国手中，则美国在战时如想在军事上进抵巴拿马地峡，就得进行最大的绕航，至少要绕航通过阿内加达海峡；在此之后，驶往巴拿马地峡的剩余航路自始至终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两岛位置的侧面威胁。简言之，一个拥有同美国相等海军兵力的敌人，占有古巴和波多黎各或对它们施以军事控制，或者甚至只占有古巴或对其施以军事控制，这对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影响会是一个绝对的障碍。
　　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而巴拿马地峡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又是如此之大，因而，勿需赘言，除大不列颠之外，美国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的海军力量对它有所超越而占有优势；因为，要想有效地控制住古巴和波多黎各所形成的障碍，不仅需要依靠占有位置，而且还需要依靠海军优势。不列颠帝国总的军事和经济情况，它同美国的商业往来，它的国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军政策的总的趋势，都明显地表现在其舰队部署的变动上，这就保证它同美国之间的持久和平，不管将来发生任何情况；这一和平比之它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海军强国之间的和平都更为可靠。因而，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必要在海军力量上同英国竞争，如想以此将英国推入筋疲力竭的境地，那将是错误的政策；而英国对海军的依赖则是必不可缺的，这是它不容忽视的。
　　假如美国同一个欧洲国家发生关于争夺巴拿马地峡控制权的斗争，则占有基韦斯特、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及其所属的库莱布拉，便构成一条难以克服的控制线，可为大西洋至巴拿马地峡和运河区的航线提供巨大的支援和保护，并对来自墨西哥湾各港的航线几乎完全可以确保其安全。此外，加之古巴还可能采取善意的中立，从而，可以获得从陆上向关塔那摩输送物资的便利。
　　总而言之，在现存的国际关系之下，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优势权益还不致立即发生问题，它在加勒比海的地位也不致遭到危害，最为重要的是，军人们对于自阿内加达海峡至尤卡坦海峡长长的一系列位置同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控制问题的战略关系，应当突出地、全面地、详尽地予以关注和考虑。这些位置即是该区的多瑙河流域。
　　古巴的圣地亚哥的位置已经部分地讨论过，对于靠近它的诸水道来说，其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恰如哈瓦那一样。对于向风海峡以及牙买加同古巴之间的水道来说，圣地亚哥则拥有中央位置，介于可能为对方占据的任何两处港口之间；而且向风海峡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圣地亚哥尽管在其本身所控制的区域之内堪同哈瓦那相提并论，但在两个方面却不及哈瓦那。其一，还有许多其他水道可以进入加勒比海通达巴拿马地峡，而进入墨西哥湾却只有两处入口，两者又同受哈瓦那的监视。而向风海峡及其要塞圣地亚哥却可以避开；尽管有所不便、丧失时间和可能发生危险，情况确实如此，但仍然可以做到。其二，以墨西哥湾为中心的商业权益非常重大，比向风海峡的权益还大，这主要是由于，当然不是全部由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范围和财富所致。这一地区的物产不通过哈瓦那所防卫的大门，便无从畅通无阻地运往外洋。
　　经过上述所有推论之后，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以及哈瓦那仍然应当被视为头等重要的战略据点而加以考虑。将二者合在一起来看，假如拥有这两处港口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同敌人相等，则两港便具备海军战略为大岛港口所规定的有利条件，即拥有两条互相联系线；它们可从陆上和海上相互沟通。两港之间的陆上直接距离为四百一十英里。从海上绕航古巴西侧通过尤卡坦海峡，其距离为七百二十海里；绕航古巴东侧和旧巴哈马水道为六百四十五海里。由于这些海上距离过长，其间必须设有设防的中间港口，这些港口并不一定需要具有头等力量。这样的港口之所需要，不只是为了支援担负海岸巡逻的巡洋舰，而且还为了保卫海岸本身。古巴岛地幅狭窄，还可能突遭登陆，从而其铁路系统有被切断的危险；然而，古巴南北两岸附近的广阔浅滩，对于登陆倒不失为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个国家要想充分获得古巴这一位置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就必须改进其所拥有的攻势和守势两方面的天然力量，并开发其资源。做到这一步，则该岛在很大程度上便具备了位置、力量和资源这三大战略要素。要想充分发挥其控制能力，则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两港便需适当加以设防，以使陆军和海军的兵力能够进行坚守；而且两港之间应有中间港口使它们得以连结起来，这些中间港口只须对海设防，构成海岸防御和海上进攻的完整配系。这种配系的细节有待于进行长时间的专题研究，此处不做论述。
　　这里不妨附带地适当地插入一段我在别处所做的评论：即在考虑特定区域的数处港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同共同战场的关系之时，势必涉及战役性质的一般作战行动，因而这一考虑便具有战略性质；而特定港口的设防和开发，要分别地考虑当地的设施能否使一支舰队从港口外出活动或对港口进行攻击，这都类似于战场配置，故均属于战术范围。这一主张，在讨论圣文森特勋爵1800年为封锁布勒斯特港的部署时，曾经稍微详细地论述过。 [ 注：见《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第十一章。 ] 这里还可以适当地引用一位俄国海军将领的陈述，俄国政府曾经执意要使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这两处俄帝国最为重要的军港每处都驻有一支具有相应实力的舰队。假如这仅仅意味着平时部署，那就只不过是行政管理问题，就像最近法国政府声称将其地中海舰队一部分置于土伦，另一部分置于比塞大一样。这种部署可能不致引起评论；但若这是指实施于战时，这便是战略部署，其实质则是将舰队分置于两处港口以便作战，而不是将两处港口予以适当设防用为基地，使每处港口在需要时能按战役的紧急情况为其集结的舰队服务。舰队的集结和分散，舰队为港口服务或港口为舰队服务，这些观念均属战略范畴；而旨在保证舰队能够进行任何守势或攻势运动和出港或入港运动的每一港口的设施，只同直接地点有关，故属战术范畴。从俄国的传统政策和其对最近这次战争的指挥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其分兵的目的源出于“要塞舰队”这一理论。
　　在古巴海岸线上，港口数目如此之多，毫无疑问，可以找到在各个方面都适于用为中间港口、隐蔽所或供小型巡洋舰使用的港口。在其南侧就有良港西恩富戈斯，该港海上距圣地亚哥三百三十五海里，距哈瓦那四百五十海里，但陆上距前者却比距后者要远一倍。它同圣地亚哥一起为古巴提供了位于同一海岸线上的一处基地的两个理想据点，可备向南作战之用。西恩富戈斯本身具有头等军港的要素，但其位置却远远不及其余两港。它不能像其余两港那样直接控制任何狭隘水道或海上交叉点；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从侧面威胁着通过尤卡坦海峡或古巴以南航道，但由于距离过远，以致其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同其本身所固有的力量成正比。换言之，就是其位置缺乏攻势能力。另一方面，它大略处于圣安东尼奥角和圣地亚哥的中间，因而便成为巡洋舰的天然作战中心，由此既可向牙买加方向又可向尤卡坦海峡方向作战，其距上述两点的距离几乎相等。在西恩富戈斯两侧的很长距离上，还有广阔的暗礁浅滩体系，这立即使人联想到，这是各种轻型舰艇、特别是鱼雷艇和潜艇的根据地和隐蔽港；重型军舰和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外来舰船在那里无法追逐这些轻型舰艇。对刚才所讨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便可看出，这些天然特征与其将其划入战略关系之列，倒不如将其列为港口的战术方便条件。一支以西恩富戈斯为基地的轻型舰艇编队，对于逼近海岸的敌人将永远是一个威胁。
　　饶有兴趣和富有启发的是，自然条件迥异的赫耳果兰岛在德国海岸防御计划中有着同样的效用和功能。赫耳果兰岛是一座陡峭岛屿，其附近没有浅滩网，岸上峭壁高达一百英尺至一百七十五英尺，向外伸延的一些礁脉形成锚地，但并非港口。该岛以重炮和臼炮进行设防，构成永久性的鱼雷艇和潜艇基地。它同流入北海的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这三条德国大河的河口，距离大略相等，约为五十海里，早在德国海军竞争加剧之前的1890年，该岛已由英国让与德国，德国人深信，取得赫耳果兰岛之后，要想封锁德国海岸就极端地危险。不难看出，在这一见解之中，赫耳果兰岛关系到德国整个海岸防御计划，关系到德国海军及其可能敌人的整个作战计划。这属于战略范畴；而该岛的防务安排，例如防御炮台，只局限于当地，则属于战术范围。类似于西恩富戈斯附近的浅滩和古巴海岸的许多其他浅滩，如小型舰船可以航行，则就毋需设防。
　　西恩富戈斯附近的这一复杂地形向东一直延伸至克鲁斯角，并在该处同圣地亚哥的势力半径相交；向西延伸至圣安东尼奥角的皮诺斯岛(松树岛)为中心的六十海里范围之内。正是这一独特的广阔的难于航行的地形，加之又处于偏僻之处，致使古巴南侧成为昔日海盗啸聚之所。正是由于西恩富戈斯所拥有的这种防御属性及其中间位置和固有价值，才使其毫无疑问地居于二流军港的前列；但却未必能被选为古巴岛的一级攻势作战基地。单凭其海上有利条件，似乎尚不足以诱使古巴的敌人试图对其实施仅属海军的占领，因此毋需对其设置重防。它在陆上同哈瓦那和该岛狭窄处的铁路网接近，这就可能使其位置有利于远征军登陆实施征服，尽管铁路亦能便于古巴陆军加速集中。1898年，西恩富戈斯曾被自然地预想为塞韦拉的目的港，因其既便于接受和输入补给，又易于同西班牙的陆军主力配合；而且，除非是我误闻，据传美国军事会议至少也曾设想在那里登陆以进攻哈瓦那。
　　古巴北侧有一群以尼佩湾为中心的良港，尤以尼佩湾为最佳。哈瓦那以西也有一些良好的港口；而在南侧，靠近圣地亚哥则有关塔那摩湾。关于这些港口的总体运用，我们只大胆地提出一个方案：当有数处港口紧靠在一起之时，它们应当包括在同一防御计划之内，如同纽约、新伦敦、纳拉甘西特湾所形成的状况；然而，既不需要也不要求对它们等同看待。例如，关塔那摩湾对于圣地亚哥的占有者并无价值；但敌人却可能利用它，就如1740年英国曾经一度将其用为作战基地以进攻圣地亚哥，因而，必须注意防止敌人进占。哈瓦那及其附近地区也是如此，余者类推。
　　在古巴北侧，旧巴哈马水道的狭窄部分，一旦出现敌人想要对其利用的任何可能迹象，即应尽可能对其加以控制。这种控制将迫使敌人绕航于巴哈马浅滩之外，否则就要通过古巴岛南侧。例如，1898年当美国运输船队通过这段狭窄水道时，假如一支强大的鱼雷艇部队占据着毗连巴哈马水道古巴一侧的复杂浅水海域，就必然会成为极为严重的威胁，并可能成为威慑因素。在运输舰船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常常会不期而然地易于产生惊慌失措；当时桑普森的参谋长查德威克海军少将曾经证实，当运输舰船到达目的港外之时，许多船长精神极度紧张并产生错误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惊慌失措，便须加倍小心。
　　在1762年英国舰队同陆军对哈瓦那的成功攻击中，英国舰队司令鉴于季节已晚，不愿丧失时间向南绕航，遂通过这一水道实施远征。其间，他只是遇到水道上的困难，并未遭到敌人的抵抗；然而，一支巨大的风帆运输舰队毫无损失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功绩实足赞佩。整个巴哈马浅滩系统错综复杂，靠近古巴如此之近，重型舰船无法通过，而轻型舰船却可隐蔽其间，这就必然拥有战略价值，其价值如何尽管一时尚难断定。它们恰好相当于陆上的险阻，某类部队无法对其使用，而另一类部队却可对其利用，在其后面或以其为依托，敌对双方的一方便可将其正面或侧翼隐蔽起来。巴哈马水道古巴一侧的长长的一连串暗礁和浅滩以及该岛西端附近的科罗拉多暗礁，都已一一提到，这样一来，主要的水道特点就已指明。这样的海域有利于开展一种游击海战。它们的战略价值类似于美国墨西哥湾海岸善德卢尔和密西西比海湾，或则类似于大西洋海岸南部各州的海上岛屿水道。
　　有关古巴岛本身的强弱因素的讨论，到此已告结束，其同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其他部分的战略关系将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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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十二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到此为止，我们只就古巴岛本身所固有的长处和弱点进行了讨论。现在，尚需考虑借助海军实力这一手段可能将其影响向其周围水域延伸多远。据此，我们将相当详尽地将加勒比海区域的各个主要作战中心加以对照。这些重要中心，或称基地，可以说共有三处，即东部的安的列斯群岛——既指集聚的岛群也指单个岛屿——古巴和牙买加。
　　前曾说过，假如古巴岛的保有者认为其力量足以占领萨马纳湾或波多黎各以此达到并控制莫纳海峡，他便应当这样做。设若拥有充足的海军力量，则单只占据古巴便可控制尤卡坦海峡和向风海峡，由此再通过海地这一不动的障碍，将控制延伸至通向加勒比海的所有北部入口，直至莫纳海峡；但莫纳海峡并不包括在内。要将莫纳海峡一并加以控制，则需在其附近占取一处前进哨所。这一哨所应当强固有力，当敌方优势兵力出现时，足能掩蔽活动于海峡的巡洋舰，并拥有足够的煤炭储备以供巡洋舰使用。这里所说的控制只是封闭水道，不是用主力舰队而是用巡洋舰来阻止敌方的交通和贸易，并保证己方的航运能够安全使用这一航道。除非敌方舰队竟然出现在莫纳海峡附近，否则就不值得远从古巴基地派出战列舰；因为封锁莫纳海峡只能将航运向东推移二百五十海里至阿内加达海峡，如使用波多黎各和圣托马斯之间的可以通航的诸航道，则这一距离还可缩短。迫使来自百慕大或大西洋沿岸的舰船进行这样的较远绕航，确有一定益处；但这一益处并未大到足以据此分散战斗舰队或将整个舰队远自古巴和更为重要的中央位置调开。向风海峡至莫纳海峡的距离为三百五十海里，当向风海峡未加掩护时，敌方舰队便可能悄悄偷渡。一支前往莫纳海峡的巡洋舰分舰队犹如一支骑兵在陆军正面对村庄进行搜索；但主力部队如此前进，除非为了特殊目的，否则就会牺牲圣地亚哥的中央位置，并削弱其对牙买加和尤卡坦海峡的作用。
　　 1898年美西战争曾为这里所指出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其原因是由于将向风海峡这一战争的真正中央位置遗弃而任其畅通无阻所致。桑普森舰队司令指挥的美国舰队于5月12日炮击圣胡安港。假如美国舰队当时守候于向风海峡，而不是守候于莫纳海峡之外，则有关塞韦拉舰队出现于马提尼克附近的消息，应在次日即5月13日上午便可为其收到。双方舰队相对位置所构成的态势应当是，塞韦拉须航行一千海里而桑普森只须航行一百海里便能抵达圣地亚哥；或者前者须航行一千二百海里而后者只须航行四百海里便能抵达西恩富戈斯。在两支实力和速度均皆相当的舰队之间，这种态势对于希望避战而驶往古巴港口的一方，并非全然无望；但其不利条件，正如握有中央位置的另一舰队的有利条件一样，则是极为明显的。
　　另外，假如当时所谓机动分舰队亦和桑普森一起或在附近，而不是驻泊于汉普顿锚地这一偏离中央的位置，则美国舰队司令便可拥有足够的军舰供其指挥，足能将一支装甲分舰队派至哈瓦那前方，而自己又能保有足以与敌相等的兵力或在圣地亚哥或在西恩富戈斯的前方迎击敌人。由于进入哈瓦那的通路已被封锁，这一部署便能使主力离开向风海峡，而在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之间占据一个位置。在那里通过组织得当的搜索配系，便能万无一失地及时收到有关敌人航向的消息，从而在敌人选定的两港之一的港外对其进行截击。由于没有机动分舰队，桑普森就不能分兵；而且，假如他像这里假设的那样位于向风海峡，依我判断，他不会冒险离开海峡，给敌人以通过海峡的机会从而驶往哈瓦那。问题还是在于搜索，但由于向风海峡到西恩富戈斯的距离，其搜索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位于向风海峡，美国舰队便能确有把握地干预敌人接近古巴北侧的任何企图；假如敌人从马提尼克南面开始，企图通过尤卡坦海峡，则机动分舰队即使从汉普顿出发也能先敌到达哈瓦那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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