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这样封闭古巴各港通路的最为充分的论据是，这样做就势必要以听任波多黎各畅通无阻为代价方能取得。答案是，美国没有足够的军舰足以封闭所有的港口，而且敌人到达圣胡安港较之到达一处古巴港口，对于美国来说，为害不大，而对于西班牙来说，好处也不多；而一支舰队在那里锚泊则会更加暴露于攻击之下。由于该地当然要受到美国监视舰的严密监视，消息就可以随即传到，美国舰队在西班牙舰队尚在装煤而未离开之前可能便已赶到现场。从圣胡安港到向风海峡只有五百海里。
恰如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样，当西班牙舰队抵达马提尼克岛时，美国舰队便已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港的前方。在当时存在的通信条件下，敌人如果果断，便会得到良好的机会以获得有利条件使其得以到达古巴南岸诸港中的一处港口；或到达向风海峡，这就会使其在驶往哈瓦那的竞赛之中领先到达。
搜索问题在利用情报上由于使用无线电而与前大不相同。1898年一艘位于圣胡安港前方的巡洋舰必须航行四百或五百海里方能将消息传至向风海峡，而舰队也要航行同样距离才能到达战场。如今，巡洋舰不必为此目的而离开哨位，从而节省了用于航行的时间；这就意味着舰队只须用一半时间便可到达。而且，对于重要的中心，已毋需再配置两艘监视舰，即一艘用于保持同敌接触；另一艘用于传送消息。现只要配置一艘监视舰船，便可同时用无线电发送消息。然而，必须记住，有些场合可能配置两艘监视舰船确为方便。这恰是在紧急情况之下易被忽略的事情之一，除非这已成为一名军官的习惯想法的一个部分。处于军事突发事件之中，思想宝库也难以提供应付所有一切可能偶发事件的对策。
萨马纳湾和波多黎各北岸的圣胡安港这两处据点，还有属于波多黎各的库莱布拉港，都适于用作控制莫纳海峡的前进哨所。一个掌握古巴并对其拥有牢固的政治占有权的一流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铁路系统和强大的陆、海军，可以稳稳当当地向外伸展并占领这两处据点中的一处或两处一并占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孤立的前进海军场站同古巴的关系，恰与基韦斯特同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的关系相同；它们乃是并未处于本土可及范围之外的前进哨所。然而，如果没有像古巴所提供的这样一处中间位置，这样的哨所便无法牢固地掌握在美国手中，除非美国拥有一支压倒敌人的强大优势海军。在海洋战场，海军是无比重要的要素，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在几次讲座中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然而，目前，海军同陆军一样，并不能将其交通线从强固的外延基地延伸过远。要想确保其交通安全，或则依赖对海洋的压倒之势的控制，使其就像位于本国国土一样；或则依赖距离本土适当距离的相互紧密连结的一些据点所形成的据点线予以保护。
当这几次讲座的讲稿初次成稿时，美国拥有了基韦斯特和大西洋海岸诸港。依我判断，仅仅依赖这些港口是无法确有把握地将萨马纳湾据为已有；但若握有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则情况定将大不相同。从那时以后，美国就已取得了波多黎各及其邻近的一些小岛，如著名的库莱布拉。这才明确地开始考虑在加勒比海设立前进海军场站，而在1898年以前的年代里，这种考虑是毫无可能的；而后来又占有关塔那摩，便消除了当时对此的责难，即距离美国太远以及缺少中间支援，影响了美国对萨马纳湾、圣托马斯或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这样一些位置占有。假如同一支强大的海军争夺对海洋的控制，则美国现已拥有一些距离适宜的位置可对其海军作战给以支援。要想确保这些位置，除其已有的位置即态势要素之外，还要具有其他两项战略力量要素，即防御力量和所需资源，如备用品及进行修船和坞修所需的设备。
在这里——指现在拥有的各哨所形成的一条连续哨所线——同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西印度群岛则拥有永久优势，而欧洲国家则须横渡漫长而无掩蔽的大西洋才能到达其在加勒比海的最近位置。在远距离的可能战场上，确保诸如英国的香港或德国的胶州湾这样的一些遥远的据点，遇有机会再填补其间的空隙，这作为和平时期海军战略的一项活动，可能是明智的；但对欧洲国家来说，正如1898年以前美国于加勒比海一样，这样漫长的交通线便意味着具有失去位置的巨大危险，否则便须拥有一支具有决定性优势的海军以应付他们的一切国际政治纠纷。当前英国的海军部署告诉我们，英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以及英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深深影响到他们对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西印度群岛的利害关系；而且历史已经表明，直布罗陀曾经数度成为英国的负担。旅顺口又对俄国重演了同样的历史；对欧洲和远东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加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便可认识到菲律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前曾提到靠近莫纳海峡的两处据点，萨马纳湾则是较好的一处，这是一处极好的港口；然而，前曾说过，该岛所有的港口都必须依靠其自身力量并且只能依靠来自海上的支援。该岛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使其不能指望从周围国家获得援助；而其本身又无资源。自从1898年情况发生变化以来，美国的坚定军事政策决不予其它国家以借口，为军事上的目的占领这一位置，不论是通过它自己掠夺取得的，还是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马耳他只是在法国先夺取之后才转为英国所有；而现在由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口也是直接从先前占有者俄国人手中转来的。
从前面展开的讨论中，可将古巴的作用概括为：(1)其位置对墨西哥湾和向风海峡所构成的控制力量；(2)由于其幅员和良港所构成的固有力量；(3)由于靠近美国而得以扩大的巨大潜在资源；(4)其所具有的能够有效地达到莫纳海峡和波多黎各的能力。由位置、力量和资源所构成的强而有力的组合整体，使古巴毫无疑问地在我们所考虑的整个海上战场占据独一无二的最为重要的地形。必须记住，对古巴必须进行控制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因素，便是海地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所造成的，价值不高却还是一个受人摆布的障碍。由于该岛在短期之内不会出现任何稳固的国家组织，古巴或任何一个在古巴拥有重大权益的大国都会自然地主张海地中立，同时并反对将其任何港口让与外国；例如造成类似现在美国握有关塔那摩那样的情况。现在，波多黎各已为美国所拥有，这就更加不能容忍外国在海地设置海军基地而横梗于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之间。
那么，古巴——以此名称代表该岛影响所能触及的由墨西哥湾至波多黎各的整个区域——是否可以成为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这一海上权益区域的锁钥呢？在假定敌对双方海军力量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了解到古巴的影响可以延伸到何等之远；其影响是如此巨大，如能予以充分发挥，它就能控制这些海域的全部或大部并包括巴拿马地峡在内，难道不是如此吗？
对于墨西哥湾来说，答案只有一个，而且可以立即答复。假如双方实力相等，而且只要这种均势继续存在，如果古巴为敌方掌握，则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物产便不得不通过陆路运抵大西洋。古巴确实是通往墨西哥湾的关键，恰如直布罗陀之于地中海一样。
关于加勒比海，答案则稍欠明确，尚待仔细考虑。
古巴所具有的控制能力，至少可使其成为控制整个加勒比海的作战基地。正如前曾提过，多瑙河隘路和埃及乃是特定地区的地理上的锁钥，其重要性不只是来自其天生力量或仅只由于其位置优越，而是由于军事力量从这里才可以得到发挥，从而确能优于拥有相等兵力而缺少同样位置优势的敌人。那么，在加勒比海应当对哪些目标即据点加以控制呢？除古巴之外，还有哪些其他基地可以据以发挥这种控制能力呢？这些基地作为目标来看，同古巴相比在效用上又将如何呢？
在回答这一最后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能够制约战略据点的三项要素，即位置、力量和资源。
在加勒比海应予控制的目标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经由各条水道进入加勒比海的入口。
第二类，位于加勒比海之内的主要商业中心，即目的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现以科隆为中心的巴拿马地峡。
第三类，入口与目的地之间的交通线。
1. 由阿内加达海峡向南经小安的列斯群岛东部有许多入口，以致只掌握一处能够控制其中任何一处或两处入口的地理位置便想在这一线阻止通往加勒比海的通路，这是不可能。一支拥有巨大优势的海军，毫无疑问，经过适当部署便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海峡的全部或大部；然而，本题则是明确地以假定双方兵力相等为前提。另一方面，众所承认的古巴的影响，虽不能达到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任一水道，但却可控制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对于来自北美洲所有大西洋海岸各港的航运，其中既包括美国诸港也包括英国在百慕大和哈利法克斯的海军场站，这些海峡最为方便。而对于尤卡坦海峡这条由密西西比河流域至巴拿马地峡的天然而又确是唯一的直达航线来说，古巴的影响则更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对于入口来说，古巴的控制能力已达到独一无二的程度。
2. 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主要的商业目标都位于巴拿马地峡周围附近。假如我们将马格达雷那河流域的贸易也包括在巴拿马地峡之内，我们就毋需再考虑其它地方了。当然，沿整个海岸，由穆赫雷斯岛起至帕里亚湾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贸易；但这些贸易是分散的，而且海岸背后的这些国家实难指望在近期之内会有这种需求，从而创造新的重要的贸易中心。奥里诺科河河口不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因而，我们可将巴拿马地峡考虑为商业权益的巨大中心，这是不会发生严重错误的；它不仅是加勒比海的最大商业中心，而且不久还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商业中心之一。
除了商业中心之外，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还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其中有三处最为重要，即牙买加、奇里基环礁湖和科隆；科隆既是商业中心又是战略据点。除这些主要据点之外，还有数处具有二等或三等价值的其他据点。荷属库腊索岛有一良港，而又位于巴拿马地峡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中途，其位置距地峡与东部诸岛的轮船航线的一侧不足一百海里，从而从翼侧威胁它们的交通线。因此该岛如让予任何一个强国，恐怕都要遭到其他强国的反对。哥伦比亚合众国的卡塔赫纳市拥有拉丁美洲大陆的最佳港口。该港距科隆只有三百海里，而距轮船航线只有一百海里，来自加勒比海每处入口的航线均会聚于此；其位置或许还有资源，都优于库腊索岛。卡塔赫纳如同库拉索一样，也从翼侧威胁着由阿内加达海峡向南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线；二者比关塔那摩都更为靠近科隆，尽管其中库拉索岛在这一方面的优势较之关塔那摩极为微小。
尤卡坦半岛上的英国属地伯利兹港条件优越，可用为锚地和加煤站，又由于没有引水员便难以驶近，从而具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力量；但其任何攻势力量只能指向墨西哥湾和经由尤卡坦海峡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这条贸易航线。由于牙买加所处的位置既能攻又能守，看来，伯利兹未必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海军场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该地尚无白人居民，也无海军所需的资源。一支以牙买加为基地的战斗舰队恐怕定会沿该岛至伯利兹一线配置快速巡洋舰和监视舰；而位于该线远方一端的舰船则可依靠伯利兹补充煤炭和某些补给品。再则，当这支舰队出于某种原因而前出至尤卡坦海峡或进入墨西哥湾时，在其保持这一位置期间，伯利兹则会受其保护；而且由于舰队靠近伯利兹，在此期间可将其煤炭基地转至该地。除了这两种情况和对中美洲或尤卡坦进行广泛作战这种不甚可能发生的纯属次要的情况之外，伯利兹对于占有牙买加的强国，便不会再有重大的军事价值。
我们也可以说，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国的加勒比海海岸，对于占有古巴或牙买加的国家来说，那里没有一处据点是有战略价值的。这两国所拥有的港口，一般来说都无关紧要，既无军事力量，又缺乏资源。散在洪都拉斯湾内及其以南的一些小岛，情况亦大同小异。对于能够控制这一海域的国家来说，即在这一海域拥有决定性优势的国家，这些小岛可能被其用为临时的加煤站；但它们并不值得予以设防，只要经常有武装舰船在场，便能防护它们免遭袭击。既然要有武装舰船在场，就必然要分散成小股，不言而喻，这支舰队所拥有的优势必须足以派出强大的分遣队而不致使主力过分冒险，而这里的讨论都是假定以双方海军兵力等同为前提，故这种情况不在此列。
当然，对于任何军事区域进行全面探讨，必然会有各种不同兵力以及等同兵力的假设；然而，实际上，军事问题包括许多变量，故在任何讨论之中，必须将某些变值定为常数，才能进行特定讨论。由于这里讨论的是位置问题，故假定双方兵力固定等同。
因此，我们可以确有根据地说，在中美洲海岸，由卡托切角或穆赫雷斯岛起直至奇里基环礁湖止，现时，甚至连一处二流的战略据点都没有；而在巴拿马地峡以东，南部加勒比海的许多港口，则可由卡塔赫纳和库腊索岛这两处最好的港口作为名符其实的代表。这两处据点相隔不足五百海里。第二个据点由于距巴拿马地峡更远，故其重要性也较差。卡塔赫纳港，从其位置和其所拥有的良好港口以及其接纳资源能力来看，即使资源不能自给，同牙买加和科隆相比也相差无几，并不低于二者的水平。它特别适于用作一处攻击巴拿马地峡的前进作战基地。事实上，它属于巴拿马地峡自身的战略范围之内，并成为其重要的因素。奇里基环礁湖由于更靠近科隆，因而较其更为优越。
这样一来，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军事和商业目标，便减少到两处，即牙买加和巴拿马地峡，它们不同于加勒比海外缘的一些据点，其中巴拿马地峡一词如前所述，其所包括的范围在这里已经延伸扩大。
3. 在加勒比海必须予以控制的第三个对象，则是位于该海域之内的通路，即该海域边缘一侧的入口与不同目标之间的交通线。这些目标已经归纳为两处，牙买加和巴拿马地峡；后者包括卡塔赫纳还有其周围地区。伯利兹，假如一定要加以考虑，则将其列入牙买加范围之内，因为一艘舰船在其驶抵牙买加之后，其旅程的大部分困难便已克服。卡塔赫纳虽然位于拉丁美洲大陆，但在战略上却属于巴拿马地峡同一范围之内。
现在谈谈通路问题。大洋中，两点之间的通路可能很多，并且彼此分散。在像地中海和加勒比海这样有限的海域之内，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一艘从阿内加达海峡驶往巴拿马地峡的舰船，其舰长可按其对危险的判断，或取直线航行，或沿北侧或沿南侧航行一定距离，再向其港口前进。
不过，假如到达点和出发点都已为人所知，所有的航路都汇聚于这两点，于是攻方便可按其力量及其所在港口的位置，在到达点或出发点前方占取一处位置，确保在这样的战略位置上敌人的舰船一定会进入其所及范围之内。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到达点较之出发点更适于对交通进行截击，因为进入一处被封锁的港口较之从其中出来更为困难；然而，要想截击或“制止”一支远征军，如果不知其目的地何在，通常而且总是选择其出发点。
例如，在现在所讨论的战场上，假如已知一支任一规模的远征军正在古巴、牙买加和安的列斯群岛这三处基地之中的一处进行装备，其对方如有可能做到，则应以充足的兵力在其附近设立前哨。这样做不论是对付武装的远征军还是对付大型的护航队，都是适宜的。但如敌方对一处目标已经动手，例如已对巴拿马地峡动手，并依靠川流不息的补给舰船为其支援，对方则应本着努力集中的精神，务必慎重地靠近于其到达点。假如出发点为多处，而到达点只有一处或寥寥几处，这样做则会更为正确；例如，从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诸港出发驶往巴拿马地峡，或者驶往古巴的某一港口。一支截击兵力位于敌方补给到达点附近，不仅能居于切断交通的最佳位置，而且还握有另外的有利条件，即一旦遇到有利时机，随时可对其海军实施攻击。这支兵力当然应有一处最佳位置作为自己的设防港口；这样的位置，便是卡塔赫纳、库腊索岛或者甚至还有牙买加。
英法两国在更为广阔的战场上所进行的多次海战，可以作为实例予以讲述，并可证实认真研究史例大有益处，尽管帆船海战的一些特殊条件已经过时。英国虽然在海上拥有很大优势，但由于其权益分散于世界各地，以致在很多方向处于暴露状态。对于当时法国的屡次装备齐整的远征军，英国常不知其到着点，即目的地，从而非常正确地想出在法国所有海军兵工厂外面配置重型舰队以阻止其出航。例如，1798年英国探明法国正在土伦装备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于是派纳尔逊由加的斯进入地中海，在明显是法军出发点的港口外面进行监视；然而，在其到达之前得知敌人已经离去；于是纳尔逊便根据所能搜集到的情报，将敌人最为可能的目的地作为其下一个点。结果证明，其所选定的第二个目标，相对来说仍然不够确切；虽然今天同样的不够确切不会产生于同样原因，但它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应在预料之中的敌方出发点附近占据适当位置，假如这一出发点能够确定的话。尽管东乡拥有无线电报这一便利手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航向仍一无所知。在西蒙诺夫海军上校所著《对马之战》一书中，有一段饶有兴趣的记载，说俄国舰队的电台曾经截获日本侦察舰之间相互传递的电讯，但他们并不懂其密码。但从其简短的定时通讯中，俄国人推断，这不过只是它们之间的通讯——可以说是他们相互保持接触，并不表明某艘侦察舰已经看到敌人。俄国人仍然希望能在浓雾中不被发现而溜走；因为无线电不能看见，只能报告。
保持风帆舰船靠近危险的海岸所具有的困难，常常导致英国舰队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使舰船的使用强度和人员的精力消耗达到极限；但在独一无二的一个实例中，拿破仑精心制定的预想入侵英国的计划，却由于布勒斯特遭到严密封锁而被打破。二、三支分舰队已经启航，预计在安的列斯群岛会合进行编队；但二十余艘战列舰却被“阻留”在布勒斯特，而无法前往同另一支分遣队会合。假如英国的权益并不分散，只有西印度群岛一地，则最好的方法便是以其优势的海军，除一部分担负本土防御之外，派驻一支大型舰队于西印度群岛，将其配置于既便于截击驶往法属诸岛的舰船又便于保护己方舰船的最佳位置之上。一艘通讯舰艇过去总是能够而现在仍然可以比敌方舰队抢先早到数日，因为单舰较之舰队航行速度更快。因此，假如一支法国舰队启航之后只能驶向一处可能的目的地，则英国的通讯舰定能在其之前到达目的地。但拿破仑却利用英国拥有较多暴露据点之虞，使其陷入迷惘；而英国则认识到这一事实，便对其所有的出发点进行监视设法剥夺其主动性。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些航线在其航程之中，必须在距敌方港口一定距离范围之内通过，于是该港便如前述的位于航线上的狭窄水道一样，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该港便对这些航线构成翼侧威胁。假如在纳尔逊时期英国并无权益可使其海军被吸引在地中海之内，则直布罗陀便可对法国土伦舰队严加监视。牙买加对于所有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线以及当地最强的国家古巴便具有这种特殊优势。军舰从牙买加出发，几乎不需超出视界之外，尤其是不必超出其基地的支援之外，便可对由古巴这一更大岛屿至巴拿马地峡的两侧航路进行战斗巡弋。牙买加除威胁两侧的航路之外，加之更加靠近西班牙大陆美洲 [ 译者注：原文Spanish Main，今通译为南美洲北岸，即指南美北东部加勒比海沿岸一带。 ] ，较之关塔那摩要近一百五十海里，从而往返于这一线海域可节省三百海里航程的煤炭，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由加勒比海边缘至包括巴拿马地峡在内的目的地的交通线中，牙买加较之古巴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两岛都从侧面威胁着来自东面的安的列斯群岛的航线；但牙买加更为靠近。
同小安的列斯群岛相比，牙买加则具有有利条件，它距离主要目的地巴拿马地峡只有一半距离；但牙买加距离库拉索岛却比小安的列斯群岛稍远一些。假如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正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之中的一处岛屿进行装备，则牙买加就其位置而言，对该远征军实施监视，诚然不如小安的列斯群岛之中的另一岛屿；但若同样的远征军以牙买加为基地，则难以从安的列斯群岛对其进行制止，由此看来，各有利弊，得失相当。
在控制通路方面，在确保安全进入加勒比海的情况下，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其位置可对其东半部进行控制；牙买加可对其西半部进行控制；然而，西半部更为重要，因为它包括位于主要目的地上的到达点。此外，来自欧洲通往巴拿马地峡的每条交通线，必然要从牙买加近旁通过，却不一定必须经过东部群岛之中的任何一座特定岛屿。
古巴同安的列斯群岛相比，假如牙买加中立，则古巴的控制作用就会更大。假如将牙买加除外，古巴便可以其优越位置对来自向风海峡驶往巴拿马地峡的整个交通线进行守势控制，并对加勒比海西半部进行攻势控制。而那些小岛凭其位置只能对通往巴拿马地峡的东半部通路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假如古巴中立，而牙买加同小安的列斯群岛敌对，则牙买加便对该群岛拥有类同古巴的优势。三者相比，假如其他条件相等，仅以其位置对通路的控制而言，则牙买加居于首位，古巴次之，小安的列斯群岛居于末位。
确认这些关于控制通路的结论之后，现在我们回到最为主要的问题上来，同这一问题相比，其他一切探讨都已退居次要地位。这就是，在加勒比海三处作战基地之中——即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处，牙买加或古巴及其影响范围——哪处基地对于加勒比海的各主要目标据点进行军事控制最为有力？这些主要目标便是牙买加和巴拿马地峡；就其相对重要性而言，可以看到，巴拿马地峡从本质上来看涉及到世界的普遍权益，实属更为重要，而牙买加这一位置却可控制通往巴拿马地峡的所有通路，因而从军事意义来看，对于加勒比海的控制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要素。牙买加是中央位置的一个突出实例，它拥有内线这一便利条件，可在其所属的战场范围之内向每一方向进行作战。
军事控制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即位置和机动军事力量。我们已经假定军事力量始终相等，故现在只须将战场上其他国家所掌握的那些位置同古巴占领者的位置加以对照进行探讨。这一探讨还是要限于对这些目标据点实施攻击的能力；或者相反，限于对这些目标据点进行防御的能力，如果这些目标据点已为自己本身或一个盟国所掌握；至于通路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
借助位置对国土以外的据点进行控制，取决于在时间上对该据点的靠近程度，取决于是否存在会延迟或阻止你向据点接近的障碍。
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和西恩富戈斯同已经选定的位于加勒比海边缘的一流战略据点(包括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在内)中的任何其它一处相比，更为靠近巴拿马地峡。它们较之英属圣卢西亚岛和法属马提尼克岛至巴拿马地峡的距离，略微超过其一半。在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牙买加这座难以攻克的岛屿和军事要塞，较之关塔那摩至地峡要近一百五十海里，较之西恩富戈斯还要近得更多。
仅从态势考虑，牙买加对于控制加勒比海乃是一处极好的位置。它距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均相等。它同关塔那摩和圣地亚哥共同控制着向风海峡和古巴的南部海岸；而且只要向外稍加伸展，便可到达由墨西哥湾至巴拿马地峡的各条航线。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古巴来说，它阻塞了古巴通往巴拿马地峡之路，致使从古巴染指巴拿马地峡的任何企图都必须首先估计到牙买加的陆、海军力量。
然而，牙买加的力量却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古巴却不会受此影响。姑且不谈大英帝国因其殖民体系庞大而又非常分散，常被迫采取守势，从而引起其舰队的分散，使其大批据点暴露于攻击之下，仅就我们严加注意的战场而言，可以看出，在英国的作战计划中，如前所述，牙买加主要是一处前进哨所；其位置非常之好，确实如此，但其交通线却漫长而又困难。它同可能的中间补给基地安提瓜岛的距离超过九百海里；同英国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主要海军场站圣卢西亚岛相距一千多海里，最快的航行也不少于三日。假如英国同占有古巴的国家作战，则向风海峡将被关塔那摩封闭，墨西哥湾将被哈瓦那封闭，英国将被封闭在向风海峡和墨西哥湾之外。莫纳海峡虽然不一定遭到封闭，但却过于危险，也无法依赖。基于上述原因，为了保持同牙买加的交通联系，则迫切需要一处像圣卢西亚这样的中间位置和补给场站。来自百慕大、哈利法克斯或英国的补给，大体上先聚集于此或安提瓜岛，然后由此可以比较安全地但仍处于暴露状态之下抵达金斯敦港。古巴和海地的北部海岸必须视为实际上已处于古巴舰队的控制之下，从而向风海峡也被其以优越的位置所控制。
相反，古巴的占有者却以其所处位置，同墨西哥湾保有畅通的交通联系，这就是说，通过密西西比河流域，它可以拥有美国的一切资源供其支配。来自牙买加的巡洋舰要想切断这一贸易，同其以哈瓦那为依托的敌人相比，必须处于大为不利的条件之下，尤其是在煤炭消耗上，来自哈瓦那的巡洋舰可以少消耗或甚至不消耗便能到达其巡航区域，从而能够逗留更长时间，结果等于增加军舰数量。另一方面，来自圣地亚哥的巡洋舰，几乎可以毫不受阻地活动于海地的北侧直至莫纳海峡，而在超出这一范围时，除同与其大小相等的战斗舰船遭遇之外，则别无其他危险。假如这些巡洋舰将其活动推至阿内加达海峡，则同来自圣卢西亚的巡洋舰相对而言，它们就会感到处于如同牙买加巡洋舰在墨西哥湾同哈瓦那巡洋舰相比所经受的不利条件之下；但若将航向稍加偏北，驶至Q点(见图12)或于该点周围，则它们在该处同关塔那摩和圣卢西亚的距离便相等，于是便同圣卢西亚处于同等地位，与此同时又居于可以严重危及来自北美洲任何据点的补给的位置之上。假如有人认为，位于Q点上的这些巡洋舰可由百慕大予以对付，则答案极为简单：在假定双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那就只有缩减圣卢西亚的兵力才能做到。简言之，在同百慕大、哈利法克斯和圣卢西亚的战略相对关系方面，古巴同牙买加相比则拥有中央位置、内线交通这样的巨大优势，从而可以收到集中兵力的效果。
图12 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
面对这些困难，假定在这一战场上双方兵力相等，在牙买加同古巴相比处于大为不利的条件之下，很难看出，英国如何才能避免分散其舰队。古巴确实不仅拥有前已指出的位置优势，而且相对于敌人的位置而言，还拥有中央位置的优势；而更为重要的恐怕则是，古巴在其基地各点之间拥有安全的内陆交通来保证补给和供煤，同时又能掩护其后方的墨西哥湾的海上交通线。关塔那摩和圣地亚哥有铁路同哈瓦那相通，而该岛本身又掩护着由哈瓦那至墨西哥湾美国海岸的交通线；牙买加则完全依赖海上交通，而其海上交通又几乎都得不到很好的掩蔽。
同古巴对比，前曾不止一次说过，牙买加只能是一处逼近敌方的强固的前进哨所，其面积和资源同敌方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因此必须依赖其自身坚守能力来维持生存，而置海上交通的不可靠和可能暂时中断于不顾。其状况同梅诺卡、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相似，一旦海上联系被切断，则其陷落便计日可待。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并非单纯防御坚守，这样必将陷入瘫痪。假如古巴能够迫使牙买加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则牙买加控制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的要素便将消失，于是古巴在利用其靠近巴拿马地峡这一优势上，中间便不再存在障碍。假如古巴能够造成金斯敦港缺煤，则它便取得了战略优势；一旦发生煤荒，则敌人的战斗舰队就势必撤走，很可能撤至小安的列斯群岛。
同古巴相比，牙买加的状况适用于加勒比海东、南、西、北各边缘上的所有战略据点。牙买加虽处于边缘之内，但几乎就在边缘之上，它在靠近程度、位置、面积和资源上，较之海地或较小海岛的任一港口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如牙买加同古巴相比处于劣势，则边缘上的其余每处据点，而且还可以说，所有这些据点全都合在一起同古巴相比也都处于劣势。例如，圣卢西亚对牙买加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来自英国的舰船从未直驶牙买加对这一较大海岛进行补给；必需拥有一处中间补给站，驻泊于牙买加的舰队必须确保其安全供煤的距离不能远过这些小岛。否则，一旦舰队缺煤，便无法在其位置上坚持下去。但是，假定双方海军兵力相等，则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决无法相互配合。一支远征军从如此远隔的据点无法安全联合；它必须首先集结于一点或另一点，而后才能启航执行任务。法属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假定它们符合要求，便可各自准备一半兵力，并可望在战斗之前将其合而为一；而牙买加却必须独自准备。从圣卢西亚这一较小海岛出发驶往牙买加的战斗舰队必须结成整体，而随在其后的毫不间断的补给——交通——则要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圣卢西亚无法援助牙买加，只能充当中途站和补给站。
假如来自牙买加和圣卢西亚的两支兵力试图在海上联合对巴拿马地峡实施攻击，假定同古巴交战而双方的总兵力又假定几乎相等，则这两支兵力必将陷入相继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前面曾讲过，1796年日耳曼战役就曾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同年在意大利战役中奥军的配置也提供了数个例证，拿破仑巧妙地利用奥军坚持分散兵力，相互不能支援这一弱点而一战成名。在最近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对于分兵再一次提供了训诫，当时俄国海军的最终会合不得不在敌人能够达得到的范围之内实行。
恰好由此可以看出，位于墨西哥湾湾口的古巴岛的战略地位具有巨大的优势。假如美国容许同该岛的贸易继续畅通无阻，则古巴不必冒很大危险便能获得各种补给甚至军火，这样一来便使该岛成为一处强固的作战基地，能够装备一支任何规模的不必分散的远征军，并保证其舰队发挥效能而不必担心其交通。例如，从彭萨科拉或基韦斯特至哈瓦那再由此经铁路至西恩富戈斯或圣地亚哥的交通线，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有关古巴和牙买加的这一讨论，正如有关海军战略总论的大部分的讨论一样，都是以双方海军兵力相等为前提而进行的。只要这一前提继续不变，则英国同古巴占有者双方之间相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也将如前所述继续不变。当前(1911年)欧洲政局错综复杂，从我们的课题来看，其显著特点是，德国海军对于英国是长久的威胁；反之，英国海军对于德国也是如此。显而易见，这两支欧洲的主要海军都无法抽出一支超过美国可能保持的兵力横渡大西洋进行作战，除非美国在其他地方发生战事。因而，关于在加勒比海双方兵力相等这一假定，是既合理又有益。在这一假定之下，英国对于牙买加只能是采取二者择一的办法；一是分散其舰队，抽出一支足够的兵力保持其同牙买加的交通畅通；一是放弃牙买加，任其依赖本岛资源，赖其主要港口的设防工事和该岛的常备警卫部队进行坚守，直至英国海军经过成功的战斗活动得以建起优势，能以足够的战舰驻防牙买加，并有足够的余力保证其补给线获得适当的安全为止。“安全”一词的含义系就军事而言。
所谓二者择一，或是分散舰队或是放弃岛屿，这意味着只要一支相等的海军以古巴为基地，则牙买加所拥有的一切位置优势便无从发挥；因为，牙买加的位置较之古巴虽然更能控制巴拿马地峡，但古巴却能控制牙买加，使其无法充分发挥其攻势力量，因为其交通受到威胁。
对位置的这一正确评论，不应就此结束，还应举例说明设防港口的价值。牙买加加以设防便能自力坚守相当时间；甚至战斗舰队可以集中于此进行攻势活动，只要其所储备的物资能够维持。当其所储备的物资接近耗尽时，特别是煤炭，战斗舰队便应及时离开；到那时，牙买加只能像直布罗陀所曾经历的那样以及旅顺口或圣地亚哥在相当时间内所曾坚持的那样独立自卫，它不仅不能再加以使用，舰队不在必然如此，而且还会陷落，古巴则将取代牙买加而控制加勒比海。而先前曾以牙买加为依托的舰队则必须从更远的基地进行作战。
对牙买加价值的这一正确评价，又可说明美国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实际关注。德国如在海战中将英国击败，就可能要求以转让牙买加作为媾和条件；西印度群岛在英国的估价中就会不再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英国的欧洲关系已迫使其海军集中于本国水域并承认门罗主义。如同英国已经割舍的赫耳果兰岛一样，牙买加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商业上都不再能为大英帝国所用。1910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在调查帝国同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的报告中披露，牙买加的贸易权益倾向美国甚于倾向加拿大。出让牙买加，除却有损脸面之外，别无遗憾。因此，在战败情况下进行这场交易中，决定性的因素不应是英国的反对，而是美国的对抗。这种假定情况下的对抗，完全要看美国所拥有的海军兵力而定。在当前条件下，英国同德国对立，故均支持门罗主义；一旦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支持即告崩溃，而惟一的支持只能是美国的战斗舰队。
关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在将其视为控制加勒比海其他目标的作战基地之时，我们将暂时抛开这些岛屿并非全部都属于一个强国这一事实，即其大部属于英国，相反，而其最有价值的马提尼克却属于法国这一事实，我们将以整个群岛的全线力量，即以其位置、力量和资源为根据，来评价任何一点的战略价值。
就位置即态势而言，小安的列斯群岛控制着东部的所有入口，即海峡，包括阿内加达海峡在内。另外一种实用的提法：这些岛屿控制着来自欧洲的航道；而古巴则控制着来自北美的航道。北美连同其资源与古巴距离较近，受到古巴较好的掩护，而欧洲距离向风群岛则较远，其所受到向风群岛的屏蔽也较差，因而，优势则属于古巴基地。莫纳海峡可以视为欧洲和美国两个势力圈的接触点。单以位置控制巴拿马地峡而论，这些小岛距巴拿马地峡为古巴的双倍之远，这就意味着交通线也是双倍之长，保护交通线的军舰也需双倍之数，其所消耗的煤炭也是双倍之多。
就力量而言，小安的列斯群岛拥有数处优越的战略港口。最好的港口则是位于群岛全线中央的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由于这一位置为法国据有，而多米尼加岛又缺乏隐蔽港口，于是英国便确定将圣卢西亚作为基地。罗德尼在其1782年的著名大捷之前，曾从圣卢西亚对法国舰队进行监视。往昔帆船时代，巴巴多斯曾因风向之利而具有战略优势，但如今已无用处。安提瓜岛的重要性对于英国来说仅次于圣卢西亚；而法国则在瓜德罗普岛及其属地拥有比安提瓜岛更好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法属岛屿彼此互相衔接，并将英属的两处最好岛屿分隔开来。
让我们如前所述那样仍然假定这些岛屿为一国所控制，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为了发挥攻势力量，如敌人不对这些岛屿直接进行攻击，这就便于分散在不同港口进行准备；由于不是单纯依靠一处港口，故一旦受挫，安全也会有所保证；这些港口之间的交通既近又易。从这些方面来看，其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使古巴大为逊色；然而，一旦敌人发动攻击，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舰队如遭到决定性失败，便势必退入一处港口，由于海洋为敌所控，该舰队便会陷于孤立。假如这支战斗舰队分散退入数处港口，则形势必将更加恶化。小岛同大岛相比，其弱点便立即暴露出来。古巴在同样的海战受挫条件之下，却可退入一处港口，其余港口仍可保持畅通并通过陆路拥有自由交通。敌方舰队如欲封锁其余港口，则势必面对已经退入港内的古巴舰船而分散并削弱其舰队。对这些条件予以公正衡量之后，毫无疑问，古巴同一些较小岛屿的任何组合相比都要明显地更为强而有力。
就资源而言，西印度群岛所有岛屿的战备资源主要依赖其所属政府的政策和准备。除古巴外，其余岛屿都缺乏业已适当开发的自然资源。除政府所采取的直接措施之外，古巴单就人口较多而言，便可为军队和守备部队获得更多的补给和提供更多的物资。现时，前已指出，美国的资源实际上也是古巴的资源。
对于试图控制加勒比海来说，在这三处可能基地之中，毫无疑问，古巴力量最强，牙买加次之，小安的列斯群岛最差。除非古巴压制其较小的对手牙买加的攻势力量，即使不能使其无能为力，至少也已实质上将其削弱，否则牙买加所居位置便使古巴无法发挥其攻击巴拿马地峡或破坏加勒比海之内的运输线的能力。在假定双方舰队相等的情况之下，如果古巴舰队进攻巴拿马地峡或进入加勒比海，它便无法掩护其交通线；如果想要掩护这些交通线，它就必须分散其兵力。牙买加恰好符合本书第九章所假设的情况： [ 译者注：参见本书原文第209页。 ] “在你向所渴望夺取的目标运动之中，假如你经过一处为敌人所控制并能掩护其舰船的战略据点，即一处敌人可能用以截击你方煤炭或弹药补给的据点，则该据点的势力圈便应引起你的注意并将削弱你的兵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前已断言，假如你不将舰队减弱至劣于敌人舰队的程度便无法监视该港，则你便不应分散舰队；或则应当先行夺取中间据点，或则，如你认为以舰载的补给便能达成特定目的，则不妨脱开你同基地的联系，放弃你的交通线。毫无疑问，假如牙买加舰队不顾古巴舰队仍在圣地亚哥或关塔那摩港内而驶离母港，则它也会感到同样的困难；但二者之中，牙买加却拥有内线之便。假如单以小安的列斯群岛为基地进行作战直指巴拿马地峡或加勒比海西部任一位置而同古巴为敌，则情况便不会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线便会拉长到极为严重的相当不利程度。
综上所述，牙买加虽不及古巴强而有力，但看来仍然堪称为“加勒比海之锁钥”。古巴只有控制了它，才能对加勒比海诸要地加以有效的控制。但是，如果牙买加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锁钥，古巴则握有能够把锁钥拧开的钳子。由于古巴自身的交通线位于后方墨西哥湾，故安全有所保障，它可以利用敌人拥有漫长而又难以保障安全的交通线这一弱点，使敌人最终难以对其防守。首先使敌人缺煤，继之使其挨饿，最后则迫使牙买加舰队撤至可能达到的加煤站。我相信这便是依靠地理条件，即依靠位置解决加勒比海军事问题的答案；关于位置，拿破仑曾说：“战争就是处置位置”。当古巴舰队对牙买加舰队取得决定性优势之时，它便取得一处位置，能够立即掩护通向该岛的诸航道和向风海峡，同时并以其掌握在手中的全部舰船切断敌人的补给和增援。反之，当牙买加舰队取得暂时优势之时，情况却不会如此，因为古巴南部港口可以从墨西哥湾经哈瓦那通过陆运取得补给。
关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战略特点的一般讨论就到此结束；但对于主题的论述尚未完成，尚需联系已经做出的结论就美国在所探讨的区域之内进行海军作战活动所需的各种设施，进一步做某些具体探讨。
海军战略原理对美国的这一具体运用，绝非这部著作的最不重要部分，而是这部著作所从事的研究的根本动机。为了这一运用，前已提出最为令人满意的方法：(1)重申二十年前即1887年实际写成的那些结论，只对已经认识到的当时所犯的错误予以改正；(2)同时并指明在此期间的变化及其对总体战略态势的影响。
采取这种将两个政治时代加以对照的方法，还有其进一步的理由，这就是有助于促进对国际关系进行连贯的研究；因为国际关系同海军战略密切相关，已成为海军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唤起海军军官们的注意，使他们密切关注和考虑世界上的国际关系。从这一点来看，重新回忆二十四年前当这部讲稿初次成稿之时的国际形势，并将其同现在的形势加以对照，将会大有益处。
1887年及其以后的十年间，美国对于其在巴拿马地峡的特殊权益的关注与日俱增，对于三十五年前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束缚更加无法容忍。然而，除却1846年同哥伦比亚签订的条约之中许诺美国为了确保通行安全可以进行干预这一条款之外，美国在巴拿马地峡别无确实的权利。为了按这一条约为哥伦比亚保证通行安全，这一许诺是完全必要的。保证和许诺是互相关联的条款。必须记住，正是根据这些条款，当1885年巴拿马周围发生革命运动危及铁路的使用时，美国从大西洋各港派出一支海军陆战队于巴拿马地峡登陆，控制了为保护铁路和保证铁路畅通所需要的地域。
当时我也在场并记得发生的两件事，每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时在巴拿马没有美国舰船，我记得在科隆也没有，当时，英国海军军官已派遣一支分遣队登陆并占领了巴拿马铁路的终点，正在此时我所指挥的军舰恰好到达那里。我依然可以回忆起当我们从英国海军军官手中接过任务时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他感到无法确定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政府能够准许他干预到何种程度。另一件事则是驻防于太平洋海岸的法国舰队司令稍迟一些时候来到巴拿马，表示要协助维持秩序；但遭到美国舰队司令朱厄特的拒绝，尽管法国的运河开凿工程仍在施工之中。我清楚地看到他在遭到拒绝时的不快神情；然而发生的这两件事都饶有兴趣，这表明美国对于欧洲干预巴拿马地峡的态度，已经引起欧洲各国政府与日俱增的认真对待。
除去对付巴拿马铁路周围发生地区混乱的应急干预权利之外，美国于1887年在加勒比海并无立足之点。它也没有海军。由三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所谓白色中队刚刚开始服役。英法两国仍然是两个主要海军国家，而且两国在加勒比海都拥有其现在所拥有的属地。西班牙仍然据有其不知何年所取得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德国海军同美国海军一样，实质上并不存在。它刚刚开始组建；但不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意图上都还不是世界上的巨大海军之一。德国威廉一世直至1888年才逝世；俾斯麦的权力并未动摇；而这两位政治家的经验都倾向于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将欧洲作为德国外交的舞台，并将陆军而不是将海军作为发扬德国威力的工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德国海军的发展，犹如日本的军事突起，当时甚至毫无可疑迹象。从那时起，俄国就像今天一样在国际上陷于瘫痪，这就使德国得以从畏惧法俄联盟的忧虑之中解脱出来，促使庞大的德国海军军费达到今日的程度。1887年俄国尚未瘫痪。尽管其衰落已极为明显，但俄国的专制制度尚未因其内部纠纷而动摇；由于俄国的位置，俄国的军事力量在德国的估算之中仍是一个巨大的传统因素。主要由于俄国被日本击败，随之革命运动在俄国勃起，这才有助于德国扩充其海军以致超过美国。假如确实如此，我确信事实确是如此，则国际均势的改变，无论其发生在如何遥远之处，海军战略家都不能不予以关注。
1887年在国际上，关于美国同英国共同分享巴拿马地峡运河的控制权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 译者注：美国国务卿克莱顿与英国驻美公使布尔沃于1850年签署此条约。 ] 仍然束缚着美国。两国曾共同保证任何运河的中立，在1850年，运河如果定要建造，似乎会由美国公司承建。自1887年这部讲稿写成以来，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已为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所取代，后一条约使运河的建造和保证其中立全由美国单独承担。在加勒比海原无属地的美国，如今却拥有运河地区的政治控制权，但在科隆和巴拿马两城却例外有所限制。运河地区必须加以设防，此外，美国已取得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及其邻近的库莱布拉港。美国现已拥有一支海军，这支海军一年以前已居于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迄今，美国海军居于第二位，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自然的；而且这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英国不是依据正式的文件而是依据明显的效果，才完全放弃了同美国于加勒比海争夺优先权和控制权的一切斗争。
倡导海权和帝国开发运动的英国统一派的觉醒在其宣言中声称：“依靠同日本的联盟，依靠印度帝国，依靠对埃及的占领， 依靠对门罗主义的支持 ，英国的海权在最近数年之内一再地使兰开夏的工业收益获得保障。” [ 注：见1910年10月19日《邮报》三周刊。 ] 其中由我加有重点的“依靠对门罗主义的支持”一语表明，这一政策同所列其他三项居于同等地位已获得普遍承认。
英国政策的改变大部是由于——如果不是决定性或甚至唯一的话——德国海军的突起；因此，最终——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则是由于俄国被英国的盟国日本所击败。正是由于远东战争，才导致德国海军这一巨大要素的充分发展，如今德国海军既有实际力量而又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而且仍将继续是超越美国海军。就美国政府的意图而论，就其计划和经费来看，依然是容许德国保持其现已拥有的领先地位，并在未来还可继续增进。自1887年以来法国在海军国家的序列中已由第二位降至第四位或第五位。
海军力量这一演变的主要特征是：它同国家实力的增长相适应，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则表明人口与财富的基本情况，自1879年，德国工商业开始目前的革新以来，国家实力已获得增长。这一革新已将德国推入同英国的激烈竞争之中。如今在欧洲国家之中，在海上贸易方面，一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强大工业但却很少拥有可用的海外属地的国家已经居于第二位；而过去拥有现在依然拥有充足属地的法国，却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海军强国的地位。德国商业和海军的发展同其所拥有的相对狭小而又贫困的海外属地，便成为今日国际关系中的普遍要素之一。众所公认，这会促成民族冲动，这一冲动如同其他力量一样，将侵犯最少抵抗之地；而在该地尚未明确肯定之前，它可能出现于世界的任何地方。于是，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战略形势特点则是，除英国海军之外，德国海军优于其它每支海军。
关于1887年和1911年的国际形势对照问题，就到此为止，我们现将美国在这两个时期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所拥有的位置加以对照。
1887年美国在上述水域所掌握的位置有如下述：
“美国于中美洲巴拿马地峡和运河的权益，已为所有阶层人士所承认。关于军事准备问题，由于远远超出我们讨论的题材范围，故不涉及，现就美国战略态势叙述如下：
“在墨西哥湾有两处一级战略据点，即密西西比河河口和彭萨科拉。它们有其弱点，必须予以加强或‘设防’；但它们能够成为强固的据点。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远；而且鱼雷艇和潜艇可利用沿两点之间海岸线的有利水道条件进行作战，两港可以保持有效的海上交通并共同形成一处基地。
“基韦斯特是位于极关重要位置上的一处前进哨所。它须依赖海上交通；但对于一支并非毫无希望地劣于敌人的舰队，它能成为一处保证供煤和维修的安全港口。位于其二百海里范围以内的坦帕湾，是一处铁路终点和良港。将通向基韦斯特的西北航道计算在内，尽管它不适于巨舰航行，基韦斯特则拥有两条截然分开的补给线，一条来自大西洋，一条来自墨西哥湾。这佛罗里达群岛 [ 译者注：此处原文为the Keys。国外地图为the Florida Keys，现按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应为佛罗里达群岛。 ] 向西突延伸三十海里，迫使其敌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其舰船以对这两条补给线进行监视。该港向东有一段一定距离的起伏不平的海底，这有助于轻型舰船进行活动和熟知当地水道情况的守方输送补给。
“将基韦斯特的所有优点尽行说明之后，它依然不能列为一级军港，因其缺乏天然力量又毫无自然资源，而且其锚地又暴露于海上炮火之下。其在佛罗里达海峡的位置，使其对美国具有头等重要性，它在该处是独一无二的，它地处狭长突出部的尽端，没有完全可靠的水陆交通线，基韦斯特作为一处如此暴露的哨所并不具备像直布罗陀过去曾经具有而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依然具有的内在力量。一支美国舰队同力量相等但却拥有较好基地的敌人于佛罗里达海峡作战，决不会置基韦斯特于不顾，这样就会使其丧失机动的自由。假如想要进行一次大胆的为时一周或十天的攻势出击，则总是不免要担心在舰队离开期间敌人可能乘虚而入。
“由于基韦斯特具有这样的弱点并难以维持其补给，故我认为保有德赖托图加斯是有其道理的，此港我曾一度认为无甚用处。保有两处补给点，可使敌人更难以切断其中任何一处同大陆之间的交通，并可使以它们为依托的舰队获得更多的机动自由。渴求交战的敌人，只有当其置身于对方舰队及其加煤站之间，才能如愿以偿，因为一支舰队犹如一支陆军部队一样，一旦其交通陷于危险之中，便不得不开始交战；因此，在任何作战边界上，必须拥有一处以上的加煤站。假如只有基韦斯特一处，则敌人便能迫使我舰队或则交战或则撤至彭萨科拉。德赖托图加斯濒临海峡，如果能够将其掌握住，便可在一个以上的方向拥有出口，而且它同基韦斯特的距离足以迷惑敌人；当然，毫无疑义，距离更远则会更好。
“佛罗里达海峡是美国大西洋海岸与墨西哥湾海岸之间唯一的海上交通；否则就要绕道古巴以南，经向风海峡，通过尤卡坦海峡进入墨西哥湾，就像荷兰舰队感到英吉利海峡过于危险而曾经一度绕道英国诸岛以北那样。一支拥有十二艘军舰的舰队，如以哈瓦那为基地，则在海峡之中便能以其有利条件对抗一支数量较其更大的分散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的舰队。这支舰队依靠其位置并配以适当的侦察配系，便能阻止，比如说从彭萨科拉和诺福克出发的两支美国海军分舰队的会合；便能分别对这两支分舰队进行迎击；而且，尽管现有蒸汽机和无线电报可供它们这样的联合行动利用。在同上述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如基韦斯特设防充分，一支美国舰队以其为依托也能防止稍占优势的敌人将其兵力分散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而且确能迫使敌人将其军舰集结起来，因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和在任何方向上，甚至于一处海岸进行分兵，都可能遭到各个击破。这种保持集结在一起的需要，大大限制了攻势作战的范围，使其只能指向位于一处海岸的敌人。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墨西哥湾和大西洋同时采取行动；但这仅仅是集中于中央位置的集团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最好例证。
“这些考虑表明，基韦斯特由于其位置而在军事上具有不可剥夺的重要性，而位置则是战略价值的首要要求。在海岸作战中，所有的海角都具有这类重要性，不过在程度上要大得多；突出部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将一条水道或一处位置向外推出使其朝向敌人，这是它们所具有的天然弱点。正因为如此，它们一方面是非常暴露的据点，从而必须设防，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控制能力。这两方面的原因构成了它们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有时异常突出，就如佛罗里达半岛和朝鲜半岛，即使绕航也无法将它们避开。佛罗里达海峡在商业上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新奥尔良城在美国出口方面居第二位；在进口方面居第五位。它拥有通往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出口，而两处出口均可由佛罗里达海峡予以控制；如果说大西洋经由铁路尚可通达，尽管有所损失和不便，但通往巴拿马地峡却无法利用陆路。”
从所有这些考虑中，其中有些是1887年所做概括的引申，可以看出，基韦斯特就其位置而言，当时曾是而且现在仍是不可剥夺的极为重要的要地；然而，当时曾经缺乏而且现在依然缺乏任何军港所极为需要的自然资源和天然防御力量，这对于因突出而如此暴露的军港极为重要。
1887年对基韦斯特所做的结论如下：
“显而易见，由于美国在墨西哥湾的基地过于脆弱，而在加勒比海又无强固的属地，故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不仅对于维护其在巴拿马地峡的影响大为不利，而且仅就维护其现有的本土权益而言，美国也暴露于严重的直接损害之下，因为这一权益有赖于经由佛罗里达和尤卡坦海峡自由进入大西洋和加勒比海。
“如果承认这些缺陷确实存在，采取办法弥补这些缺陷，则属于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活动范围。但采取任何弥补办法首先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采取弥补办法实质上则是在于医治军事上的缺陷，因而必须根据军事上的考虑再行决定。”
这就是说，陆军和海军军人能够以他们的智能和学识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的最为得力的顾问，善于向他们指出哪些位置最利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获得，例如赫耳果兰、塞浦路斯、香港、夏威夷、胶州湾以及其它等地；或是作为战争的胜利果实来获得，例如马耳他、直布罗陀、关塔那摩、库莱布拉和菲律宾。只有经过事前周密准备、熟知历史先例，而且像这里所实行的那样进行研究，才能做到依据准确理解的原理提出建议。进而言之，必须重申前已说过的话，即要持久地熟悉当代的国际关系并且还要在历史角度上熟知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历史，这些都是担任此项职务的军官所必需的修养。
最后予以简明概括，1887年总的结论是，同其他国家所掌握的用以控制加勒比海和控制对美国来说极为重要的巴拿马地峡的诸位置相比较，当时由密西西比河河口、彭萨科拉和前进哨所基韦斯特所构成的美国于墨西哥湾的基地是比较脆弱的。此外，还曾既慎重而又明确地指出过，像古巴和波多黎各这样一些位置——即指对于控制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能够给予支援的一些港口——对于美国建立所需要的位置优势是必不可缺的。要想加强对上述海峡的控制，必须将重点放在由古巴和海地所构成的这一长条障碍上；而且还须拥有一支可以经常依赖的足以胜任的海军，没有这样的海军单凭位置是虚有其名而无济于事的。基韦斯特虽然具有强而有力的攻势态势，但其守势弱点却极为突出，故需对其它位置予以加强；而且极为明显，尽管按传统主张对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一直有所偏爱，但它们同牙买加和古巴南岸相比，由于距离巴拿马地峡遥远而处于不利地位。墨西哥湾诸港事实上同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至巴拿马地峡的距离实际相等；但同大洋相隔更远；其通往巴拿马地峡的航道更靠近古巴势力所及范围。这里不妨插入一句，由于战列舰的体积日益增大，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河口同大西洋诸港和关塔那摩相比，其有利条件几乎丧失殆尽；因为前者水道复杂困难，再加舰体增大不可避免吃水也随之增大。我无法确切断言，这些变化可能对上述港口产生何种确切影响；而且，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更多地超出对主题的直接考虑，并将这些港口同关塔那摩在前述问题方面进行仔细比较，以确定是否适于设置船坞等。
自1887年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使美国取得了一些足能控制上述海峡的港口。从此，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的延伸线所构成的巨大障碍即屏障便握在美国手中，唯一的要求就是须有一支巨大的舰队以便确保控制。过去所说的有关古巴及其控制范围的所有设想，除该岛本身及其资源尤其是铁路的实际利用之外，都已由美国付诸实现。前曾断言占有萨马纳湾便能控制莫纳海峡，如今所达到的远不只此，而是进以延伸到将库莱布拉一并占有。就位置而言，正如前所分析的那样，古巴的影响范围现已为美国握有；而且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基韦斯特对佛罗里达海峡的控制可与哈瓦那等同。从基韦斯特的交通和人工资源在此期间的实际发展和远景发展来看，这种情况就更为确实。有关这些情况，可在1908年6月份《海军学会会刊》刊登的比勒海军准将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详细论述，他对当时情况的了解既是第一手的，又是极为准确的。 [ 注：比勒海军准将后来还为《海军学会会刊》投稿，进一步讨论基韦斯特的价值。 ] 而关于设防的问题以及由于没有中间陆地提供掩蔽致使锚地暴露的问题，乃至没有高地修筑炮台等，时至今日尚未予以充分认识和加以全部解决。
为了有助于制定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总体设防规划，并通过设防使当地所储备的物资得到掩蔽——特别是对于一些船坞，这是舰队在战时所需要的最为重要的资源——这就需要考虑并决定在位置、力量和资源方面是关塔那摩还是基韦斯特更适于充作美国舰队战时活动的支点，其目的就是控制加勒比海，以便从而保持对巴拿马地峡的控制。这种性质的适当准备有助于防止战争。
所有这样一些问题由于条件互相矛盾而变得错综复杂，按某些条件某一港口较为可取，而按另一些条件则另一港口更为适宜。首先，基韦斯特位于美国本土；一旦铁路建成，它便同本国内地建起水、陆交通。我可以引用比勒的文章予以指明，要想排除铁路遭受海上袭击的危险，可以使用小型舰船活动于接近铁路的浅水区域，在这样的水域航行，守方较之攻方具有大得多的把握。相反，关塔那摩类似直布罗陀，同美国的水上距离很远；因而也同直布罗陀一样，必需为担负坚守的兵力储备大量资源，而且最终还需依赖海上交通，因而必须不时地派出巨大的护航队予以保证；因为资源如不加以补充，是不会用之不竭的。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控制地中海这一特殊水域，英国本土的海军场站没有一处堪与直布罗陀相比。海军学院所讲授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如无永久性位置，便无法有效地在该处停留。于是，便占领了直布罗陀；并在同一次战争中占领了梅诺卡。后来又取得了马耳他；因为纳尔逊远在苏伊士运河设计之前很久就曾说过，“马耳他对于控制印度具有重要意义。”在往昔的大战中，英国的地中海舰队便是依赖在此位置上为此目的所储备，的当地资源才得以直接发挥其效能。舰队必须依赖当地的基地才能活动，而本土则只是川流不息地为这些基地提供补给和资源。
在当地作战必须在当地拥有中心。而要想在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之间确定孰优孰劣这类问题，则必须依据最能有助于达成目的的作战战场和作战性质而定，必须依据最能适于进行攻防的作战战场和作战性质而定。假如攻防价值不能兼备，则应着眼于攻势使用。最后，这样的问题不仅包括两港——指基韦斯特和关塔那摩——各自的单独适合性，而且还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甲港对乙港及其特定的影响地区所起的防御作用在较大程度上是否超过乙港对甲港反过来所起的防御作用？当一港是这样的防御时，是否能为另一港实施进攻活动，即最佳防御方法提供较好机会？
在一场把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卷入的战争中，美国将有轮廓清楚的守势侧面，即由于商业的需要，将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出入口佛罗里达海峡进行守势控制。战争的攻势侧面将是对巴拿马地峡采取攻势控制。诚然，现在对巴拿马地峡的占领已使这样的控制具有守势样式；然而，巴拿马地峡已成为最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心，远远胜过佛罗里达海峡，故巴拿马地峡又代表攻势。因而，关塔那摩所拥有的能够影响巴拿马地峡的优势力量便成为攻势力量，而且现在具有更大的价值。进而言之，仅就防御墨西哥湾及其诸航道而言，关塔那摩代表由古巴、海地和波多黎各所构成的前进作战线并为该线的中心；该线的两翼为基韦斯特和库莱布拉。这样一条由舰队适当控制的前进作战线，就像我们在其它历史实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能够掩护位于其后方的一切，包括基韦斯特和整个墨西哥湾，使其除奇袭之外不受骚扰。奇袭的可能性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再者，奇袭虽能起到骚扰作用，但很少造成致命危害。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奇袭实例是英国舰队司令肯彭费尔特于1781年12月俘获十二艘在护航之下开往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运输船。尽管这次奇袭战绩可观，但却未能阻止1782年4月法国对牙买加的远征，英国所俘获的这些船只曾是这次远征所需补给的一部分。这次远征的失败不是由于奇袭，而是由于罗德尼战胜了法国战斗舰队。
对巴拿马地峡的攻势力量和对墨西哥湾的守势力量于关塔那摩会合。我们在刚刚进行的讨论中曾经指出，关塔那摩事实上可以代表古巴；尽管占有一处单一港口远非占有全岛那样有效。反之，正如前已指出，牙买加可以控制关塔那摩，就通往巴拿马地峡而言，它可以控制古巴全岛。牙买加从翼侧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它同样也威胁着基韦斯特通往巴拿马地峡的所有交通线，因为这些交通线必须沿循由古巴诸港出发的同一航线。在这一点上，基韦斯特并不比关塔那摩优越；而关塔那摩却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该港的战斗舰队可以控制世界各地通往牙买加的每条航线。在初期的讲稿中曾经指明，在假设兵力相等的条件下，圣地亚哥能使牙买加陷于瘫痪。在今天业已改变的条件下，就位置而言，我们只须将圣地亚哥代之以关塔那摩。就力量和资源特别是船坞设施而言，依我看来，关塔那摩对于修筑防御工事则拥有明显的优越性。在这两处地方，对于资源都要有所预见并加以储备。
过去二十年来因战争和外交所引起的变迁，结果使美国得以趁机控制在早期研究中业已指明的对陆、海军于加勒比海作战最为有效的作战线。
这是一系列讲稿中的最后一稿，它是按着这样一个信念写成的，就是确信蒸汽机一方面提高了舰队运动的准确性和速度；另一方面由于需要不时补充燃料又给舰队戴上了镣铐，于是海军的行动已不再像过去一度那样敢于长驱直入，而必须遵循陆军向来所依据的法则和条件。陆上入侵只能渐进；进至一定距离，根据变化不定的条件便须求得立足稳固，再行采取新的步骤，而且整个前进线必须环环相接，紧密相衔。但在海上却并非总是如此。受人嘲笑的帆船却能承担时间很长距离很远的作战活动，因为确实可以相信，只要是绝对需要的东西，无论远在何处，帆船也能到达那里将其找到。偶而遇有缺粮缺水困难，将定量减半，船员也可忍受度过。使用煤炭，便出现了交通问题；而交通则意味着一环扣紧一环，不管链环有多长，远征部队都须同作为其基地的本国相连。
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为海军战略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例证，它说明各个军事位置之间以及这些位置同野战军——即海军——之间必须能够进行密切配合和相互支援。因而，这对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来说，乃是一项必须予以掌握的头等重要的课题，而且需用一系列的讲座方能将其比较充分详细地予以说明，对于这一课题与其说应当试图做出详尽的论述，倒不如说应当提出思考的线索。巴拿马地峡及其未来运河对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相互支援的密切关系，对于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来说，乃是必须予以倍加关注的课题。这种关注还将进一步增强，因为像运河这样的据点对于商业具有普遍的重要国际意义，这就可能成为对其占领的条件和引起国际争议和交涉的根源，这种争议和交涉常常成为另一种形式下的战争；也就是说，甚至需要依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来加以解决。除商业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赖于占有巴拿马地峡才能解决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要想充分了解这些问题，必须经常研读当前的综合时事论述并加以深思。
确实如此：加勒比海乃是通达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即通达美国主要海上边境的战略锁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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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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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日俄战争发生的时间如此之近，以致一些海上和陆上的主要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研讨，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对海军读者依然记忆犹新。因此，这样早就来重新论述这些历史事件似乎显得一定程度的自以为是，而且许多已经论述过这些事件的人们也会有这种看法。看来，这么多的观点必定已经把这个课题阐述得详尽无遗并揭示出这个课题的可能被考虑到的所有方面。
这一课题对于海军战略论述的发展具有如此显著的价值，以致使我感到不仅应当遇有机会便以其为例予以阐明，而且还应进行某种正式的叙述和评论；包括陈述有关原理；并尽我所能充分地从中引出这次战争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教训。我个人理所当然对于在讲授海军战略的连续讲座中以其作为今后的例证深感兴趣，而修订讲稿则是我于海军学院担任现职的目的。所谓例证，不仅意味着肯定那些早期讲座所提出的意见，而且还要对错误或不足之处予以修正。
在一次同海军战略没有直接联系的场合之中，我深受启发从而领悟到，以错误和缺点为例较之以成功为例更能清楚地阐明原理。正是从失败一方所提供的书面证据中，我们才能最有把握地引出教训。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战败的陆、海军将领必须对其民众或许还要对其政府为自身进行申辩。海军对于战败的舰长或司令官实行军事法庭审讯，这就为论述历史和战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所需资料。即使没有经过法庭，对于战败也必然大声疾呼要求其做出解释；而成功则如慈善事业一样，往往掩盖着累累罪恶。直至今日，马伦戈一战的胜利属于拿破仑，而不属于德塞；而法军冒险延伸战线导致首战受挫一事，却在最后胜利之中多半都不记得了。失败者出于他自己的动机或摆脱对其失败的责难，会自动地将所有实情和盘托出。而胜利者却很少受到质询；即使自知有错，却不妨秘而不宣。可以发现对库罗帕特金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批评总是多于对他们的困难和功绩的承认。甚至在这里的海军听众之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或注意到，在“初濑”号和“八岛”号这两艘日本战列舰被俄国水雷炸沉的前日，竟然看不到一艘日本侦察舰，以致未能发觉布放水雷的俄舰，从而造成如此惨重的后果。就在当日这次作战活动之中，旅顺口的监视哨也未看到日本舰船。
基于上述理由，我首先而且更多地是特意以俄国海军的活动作为说明原理的例证，而不论其指挥是正确还是错误；这里我首先举出两条这样的原理或又称准则，它们一直都是俄国人所遵行的基本原理，而依我看来基本上却是错误的。这些原理都属于思想观念，其中第一个思想观念，如前所述，支配着俄国人的计划并影响着俄国人的军事思想；而第二个思想观念，可以从推理上来断定，却产生过很大影响。第一个思想观念名为“要塞舰队”论，它纯属俄国观念；也就是说，它见之于俄国的理论和实践，尽管在其它国家的军事思想中并非毫无表现。第二个思想观念就是著名的“存在舰队”论；从其论述和起源来看，它纯属英国观念，同第一个观念一样，尽管在其他国家的海军界也有所反映。我不想此时对“存在舰队”论这一观念下定义。我将试图以后指明其表现方式对其进行阐述；更多的阐述要有更多的篇幅，这里无法提供，因为进行全面阐述必须举出各式各样的含义，对“存在舰队”这一术语提出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各有歧异，而提出含义之人却又都自称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
这里不妨指出，概括成为“要塞舰队”论和“存在舰队”论的这两大理论，即原理，是彼此各走极端，相互对立的。可以说，它们代表着两极化的海军思想或军事思想。一个将全部重点都放在要塞上，使舰队成为要塞的附庸，除协助要塞之外别无存在理由。另一个则完全抛开要塞，将要塞视为只是供舰队诸舰进行加煤、修理和人员休整的临时庇护所。一个是单独依靠设防工事对国家海岸线进行防御；另一个则是独自依靠舰队进行实际防御。在每种情况之下，舰队和海岸工事这两种武备之间的配合则是以褒此贬彼为特征，从而表现为互相排斥。我则认为二者协作才能得以适当解决，但这种说法几乎无人提起，故不存在。因而二者的关系只是隶属而非协作。
在讨论这两项原理对俄国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的战争命运结局之前，我向大家提出一个需加思考的问题，依我看来，这就是在人生中做出一切决定时，必须具有能够适应两种相反现实的优点。
面对这样的相反情况，并非立即寻求我们称之为折中的中间道路便能找到真理，做出正确决定。真理——即正确的结论和解决办法——唯有通过掌握作为两种相反论述基础的双方思想才能获得；所谓掌握双方思想，我是指掌握它们所表达的全部确切意义，甚至它们的极端实质和最终效果，即用两种措辞来表达。只有当它们的影响充分展现在你的心目中时，你才能随之确定每一要素——海岸要塞和舰队——在制定关于陆、海军方针的国家计划中应占的适当分量和对其应当给予的适当考虑。毫无疑问，其结果一定不会是也不应当是接受一方而排斥另一方，就像两派学说互不相容那样。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将是二者之间的某一点，但未必就是它们之间的中点；于是，对于这二者之间，便会有人认为依照我所建议的这种办法，归根结底仍然不外是达成“折中”而已，而我则乐于将其称之为(“协调”)，这个词同折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just”这一音节，即法语的juste，它含有正确之意。在规定两种相反因素的适当分量中，首先必须摸清二者的全部分量，随之在按比例对一方的重要性进行考虑时，并要经常而又适当地看到另一方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思考过程，才能达到这种正确，即精确性。一开始就存心折中的人，不会预先注意到要受两种思考的左右，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开始便持有偏见；对于一方持有倾向性，便不会继续想起另一方而受到适当制约。
折中和协调二者都是以同一条件进行考虑；但它们却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且是以根本不同的精神为特征。它们代表着相反的观念；词典没有将折中列为协调的同义词。折中的标志并非集中，而是让步；让步在实践中意味着分散于若干目的之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目的调整于一个中心思想之中，这才是真正的集中。折中的目的不是断然地放弃一些合乎需要的、尚非完全不可调和的事物之中的任何一种。它企图将它们全都囊括进来，但并非囊括在一个统一的观念之中，而是囊括成一个具体的混合成果；这一成果可能是一艘业已完工的战舰，也可能是一次主动实施的战役。这是以到处让步而产生的一种成果。
对于建造一艘军舰或指挥一次战役，在进行时都有一个先行的智力活动过程，通常称之为观念的形成。对于一艘军舰，具体称之为设计；对于一次战役则称之为计划。这种设计或计划必须指明所有这些合乎需要的，却又难以调和的特性；然而要想收到效果，应当一开始便认识到，不可能包罗一切，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为主，而其余各项都实实在在地、完完全全地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思想态度，拿破仑称之为“目的专一”；因此，在采用他的这一主张作为基本原则时，我认为它是折中的对立面，因而我建议应以“协调”一词来取代“折中”这一常用之词，以改进我们的海军词汇。一个人一旦达到拿破仑如此赞赏从而成为著名范例的这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境界，他便能真正做到在一艘军舰的数种性能之中确定一种性能；在一次战役的数条战线之中确定一条战线；凡不是绝对必须舍弃的便毫不舍弃；同时，凡是可以舍弃而无损的便毫不保留；凡是这样产生的设计或计划可能还会有错误，但其发展却处于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目的专一和我们所说的折中都是思想和性格的表现；它们是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体现，不管这种状态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养成的，都必定要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之中，就像人的自然气质和智能一定要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样。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不单纯是思想观念；它们还是贯彻于行动之中的心理特征。
按我理解，目的专一就是自始至终承认对立物就是对立物，因此，一个人不管如何想要达到兼而有之，他却不可能通过各方均有所得、各方均有所舍而收到二者兼有的效果，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一无所获。在战略上与此非常类似之例就是对拥有数条通路的山地边境或对拥有数处渡口的河流进行防御(见图13)，敌人可能进攻任何一处；但愿对所有各处都能进行防御。然而防御兵力如同通路或渡口的数量一样，却是一个有限的固定常数；这里的固定兵力相当于一艘军舰所配置的吨位，以及通路的数量相当于军舰所要具备的数种性能，如攻击能力、防御能力、速度、煤炭续航力等。在边境防御中有两种配系。一是警戒线配系(见图13图(1))，即将兵力分布于所要防御的全线，不愿让任何一条通路不受到防护，结果将一定的兵力分散于所有各处。这就是折中。这样各处都有所得，也就削弱了必须予以充分防御之处，故而所有各处都无法得到充分防御；这样一来，没有一处可以得到有效的防护，其余各处也无法做到对其进行支援。
图13 两种防御部署图：图(1)兵力平均部署，图(2)兵力集中部署
二是集中防御配系(见图13图(2))，这是现时获得普遍承认的正确配系，它明显地体现出目的专一。这就是说，它具有一个突出的想法，就是将可用的兵力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于这样一处位置之上，当任何一处通路或渡口受到威胁时，全部兵力便能迅速向该处机动。显而易见，这种目的专一表现在组成一支优势的中央兵力，它不仅要适应于，而且还必须拥有能使兵力以最快速度抵达最受威胁之点的手段，而且当这支兵力抵达之时还应能获得对其有利的战机。从属于这一原则的部署，我冒昧地称其为协调，而不叫折中。它不是折中，因为它一时一刻从未有过要想放弃业已集中起来的中央兵力这一念头。这就说明，它并非折中。而其余的所有配置则都是着眼于提高其机动能力和为其抵达时创造有利条件，以此来加强这支兵力。例如，对数条通路都须派出巡逻队，以便能够尽早通报敌人逼近。显而易见，假如在任一通路上有这样一处位置，其地形可以大大提高抵抗能力——这一抵抗能力相当于为守方增加一定数量的兵力——则中央兵力一旦抵达便应将其控制在手，这也是极明显的。对这一通路配以足够的兵力来达成这些目的，这同编成这支中央兵力所体现的单纯的目的专一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协调的整个进程受一个无比精确的思想所支配，因而实质上则是一种结合。
“结合”一词提出的思想和告诫，或许可以使你从中看到一个著作家的风格。研究战争如同研究其他每项课题一样，不应对措词有所忽视，也不应对其含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漠不关心。我敢说，有关折中和协调的这一谈论，可能似乎近于无稽之谈或烦琐分析；然而，应当确信，一个思路清晰的人总是希望能够说清楚，用精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愿望实乃常见之事。假如所用词语可能有两种含义，则听者就有可能取二者之中的错误一种，切记，结合一词并不单纯意味着将二种或更多的事物放在一起，不问这些事物的性质或作用如何。结合意味着将事物放在一起之后，它们便不再意味着两种事物，即不再是混合成果，而是一件事物，一种单一成果。其不同之处多少有如火药和硝化甘油之间的差别；一个是化学混合物，一个是化学化合物；从而便产生出不同的力量。将一支兵力大体上等同地分散于数处通路，这不是结合，因为没有产生单一成果。将同一支兵力配置于中央，以较小的分队如前所述配置于数处通路，这才是结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各个部分不是仅位于其所处的一个部分之中，而是数个部分互相关连，都从属于一个单一的首领，它们实际上、本质上成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折中一词是否真正不会在你心目中产生如下印象：当你开始设计一艘战舰之时，你便打算使每种性能都有所舍，以便使其余每种性能都有所得。我不想否认，在实际上可能只有使数种性能之中的每一种都有所舍才能保证其效能，假如如此，那就会处于前面提到的对待中央防御兵力的那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按照将兵力分散于数处通路的精神，而不是按照确认中央观念使所有其余各处都从属于它的精神来处理问题，那就会毫无成果可言。试以装甲巡洋舰为例；对我来说，我承认此乃流行一时之物。它既要装有装甲，又应是一艘巡洋舰；试问，你会得到一艘什么样的军舰呢？是一艘像我们先辈所常说的“参加战列线”的军舰吗？既不是，却又是；那就是说，它可以用于危急情况，但其承受的风险却超过其所具有的能力。是一艘巡洋舰吗？既是，却又不是；因为，为了给它装上不适于参加战列线的装甲和武备，你却使其吨位超过巡洋舰应有的速度和煤炭续航力所需的吨位。由于将一些吨位用于装甲和武备，你就要减少其余用途所需的吨位；既无法增加其速度和续航力，又无法将其装备成一艘巡洋舰。你在这艘军舰上的所得，一方面多于你应得到的巡洋舰，而少于装甲舰；另一方面，则少于巡洋舰，而多于装甲舰。我不能将此称之为结合，毫无疑问，这是折中。尽管你已将二者放在一起，但它们仍是二者，并未成为一体；就以吨位而言，你既未得到装甲舰那样的吨位，也未得到你应拥有的巡洋舰那样的吨位。我并不是说你得到一艘无用的军舰。我是说，按吨位论，你所得到的并非你应得到的那样一艘有用的军舰。一个普通的人持有这种观点，不管是对还是错，都无关紧要；而一位军官却须以恰当的思想方法对这些课题进行综合考虑，并以恰当的手段予以表达；也就是说，应当运用正确的原理和正确的措辞。
我在这里引为例证的“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这两个术语，本身便证明它们对俄国人的实践和原理所产生的根本影响。要塞舰队是俄国陆、海军思想中的统治观念。我以某种保留态度引用一份日报 [ 注：神户《纪事报》，1904年2月25日。这是日本用英文发行的报纸。 ] 的一段话，这段话大体上是准确的，而且的确是俄国理论的特点，现将其引述如下：“在离开比塞大港驶往苏伊士运河之前，俄国海军分舰队司令威伦纽斯曾经指出，俄国的计划是使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帝国的两处最为重要的军港，每处都配有一支具有相应力量的舰队，”——即同要塞相应——“依托要塞作为基地。”其部署必然是面对位于中央的可能敌人日本而将兵力分散，因为这种计划主要是着眼于要塞，而不是着眼于海军的效能。这一观念并非全部错误；假如全错，则会已被查觉。它含有部分真理，故其危害最大；即一半或四分之一真理所造成的危害。一支舰队能够发挥其作用保证海岸要塞的安全；当要塞位于外国所辖土地之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存在舰队理论也有一部分真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清楚地如此长时间地摆在海军界面前，俄国人岂有不知之理。它已众所周知并备受称赞。追随者不乏其人。俄国海军总参谋部高喊控制海洋；而这一思想对政府的影响，即对负责的领导者和国策的制定者的影响，并未具有应有的分量。对此我尚未充分掌握，究竟是出于疏忽，抑或是要塞舰队这一对立因素业已深入人心，致使控制海洋这一思想从未能见诸于国家计划之中。可能曾经采取过折中；存在舰队和要塞舰队二者都曾试行过；但却未曾做过协调。要塞彻底贬低了舰队，使舰队在国家观念之中微不足道。其结果是，在旅顺口俄国既无要塞舰队，因为除拆除舰炮供要塞使用之外，舰队对要塞的防御毫未发挥作用；也无存在舰队，因为舰队从未被这样使用过。
值得玩味的是，要塞舰队这一支配观念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气质，即民族特点，民族偏见。试问，要塞舰队象征什么？象征防御思想。存在舰队象征什么？象征进攻思想。俄国自身在何种战争中最为引人注目、卓越杰出呢？是在防御战中。毫无疑问，俄国有过它的苏沃洛夫；然而，在1812年，在克里米亚，如今又在1904-1905年，俄国所倾向的则是防御。它自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可以任凭敌人捶打，由于人多便能幸存。在军事上，俄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进取心可言。俄国对于防御已经偏爱至麻木不仁的程度。它并未领会到进攻乃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决策，作为深受防御思想之苦的民族，并未矫正其对防御的这种天生癖好，并在国家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对防御和进攻予以适当协调。
在流行的“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这两个著名术语之中，我们发现我们本身面对着两种旧式的战争分类——防御和进攻。我们可以期待这两位老相识能将其众所周知的性质及其行动的局限性展示出来；然而，要想能在新的外衣之下将它们识别出来，我们还须就其外衣进行思考，并不直接谈论进攻和防御，而是谈论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首先尽力追溯它们对俄国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战争伊始，俄国人在远东集结海军兵力所采用的方法极不明确，带有尝试性质，这表明其观念不当，而对舰队的使用，则表明其意图不当。他们决定其行动的推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恐怕全世界也永远无法知晓。如同在其它情况之下一样，从行动必能推知动机；而俄国人的行动，从集结、配置和使用舰队来看，全都表明他们缺乏将舰队用于进攻目的；而是以不惜将舰队用于支援要塞为目的。因为，假如将舰队用于进攻，假如这一动机清楚明确并明显地居于支配地位，那就会坚决集结一支优于日本的兵力；俄国人是有能力办到的，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军舰。当然，随意行事的方法曾使两艘军舰在中途离开，这种方法可能仅仅是由于疏忽而造成；假如目的在于采取进攻行动，则这种情况定会很少发生。假如其首要目的是寻求同敌方舰队交战，便不会忽视需要拥有一支优势兵力；而且，将其随后的海军行动全部联系起来，便可公正地推知其舰队缺乏进攻意图。
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奥利维埃上尉曾在一篇深受法国海军协会表彰的论文中十分公正地指出，这篇论文使我深受启迪。他说：“假如预见到必须集中一支常备兵力以备战争之用，则这种集中在和平还在延续之时，便应予以实施。”这同古老的战略准则完全一致，集中就是将一些集团配置在确能相互进行支援的位置之上，其地点应位于敌方兵力可能将其各个击破的范围之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军和平时期的部署定要适合发生战争时最大可能的需要。下面是重述若米尼对两个军团分途运动，以便在接近敌人之前实施会合的详尽计划所作的评论：“为实现最后会合所做的努力，在开始时便应精确地付诸实施并在整个运动中贯彻始终。”俄国人由于拥有两处要塞，在他们的要塞舰队观念的影响之下，将其战斗舰队分为两个集团；其中较小的集团，若米尼称之为一支大的分遣队并认为最好也不过是(即必定要造成的)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随即要求两部联合，结果造成1904年8月10日和14日的两次灾难；而面对前车之鉴，美国却仍有人主张将舰队分散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有助于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从人类的普遍经验来看，原理对于行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结果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出现，便应对出现在该处的结果给以某种注意，以便寻根求源，找出其错误原理的由来。不正确的原理，或者说对正确原理的无视，在这场战争中使一个较强的国家败于一个较弱的国家之手。对战争指挥的低能出自于对原理掌握的欠缺。
自从这段文字写成以来，我已经发现近于结论性的证据，证明俄国人曾经预见到在这一水域里需有一支舰队，并早在1896年，即在俄国占据旅顺口(1898年3月27日)两年之前，便已提请俄国海军部加以注意。1910年5月份的《双周评论》第819页刊登了一篇文章《俄国为何同日本交战》，其作者显然是一位深知俄国内幕的人物，该文写道：
“1896年亚历山大·米哈依罗维奇大公曾呈递一份长篇备忘录，指出急需在太平洋水域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其理由是，除非我们保持住对海洋的控制，否则我们便无法期望继续持久地保持西伯利亚铁路[一直]通达海洋。这一文献曾经指出，按拟定的计划，日本海军应于1906年完成准备；显然日本正在做好对俄国开战的准备，而我们则应于1903年之前便具备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的条件。这一陈述并未在海军最高领导层中引起共鸣响应。”
上述引语充分证明并使人深信海军军官熟悉当代政治文献，更确切地说，熟悉国际文献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这篇主要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文章中，这一附带评论表明，俄国政府对于必需创造一支海军并需及时将一支海军从国家的一处海岸调至另一处海岸完全熟视无睹，这支海军兵力理应予以如此扩充并加以如此调动。这不仅使人们了解到历史和俄国人的做法，而且还告诫全体军人如果他们要想成为得力的顾问，就必须熟悉国际关系并精通军事原理。
“要塞舰队”一词所表达的十分错误的观念，不单使舰队的集结在数量上具有防御的特点，而且在支援深受爱护的宝贵要塞的思想支配之下，还会导致将舰队配置于错误的位置之上。我发现我自己必须正视我过去所做的错误结论，假如我曾经参加过俄国的军事会议，我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样一来我便不会相信，但我确曾相信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冬季期间会毫无希望地被冰冻封闭，从而使舰队的运动陷于瘫痪。情况并非如此；俄国的破冰船是能确保出口畅通。我既不了解这种情况，而又主张舰队必须用于进攻，我仍然如此主张，因而依我看来，选定旅顺口则是正确的；因为，舰队能从那里出来，而且附带着还可有助于防御而无损于进攻作用，真是获益匪浅。然而，实际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对于一支专以进攻为职能的舰队来说，就其所居位置、拥有两处出口及其一般导航设施而言，它拥有独特的有利条件。
为何当时将舰队配置于旅顺口呢？因为，俄国当局预计日军将对旅顺口实施攻击，其意图不是将舰队用于进攻敌方的海军，而是将其用为要塞舰队进行防御；以防御活动来保卫要塞，等待攻击，而不是进行攻击。这就是说，要塞的职能主要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现今，我想指出，海岸要塞的目的，即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其本身的攻势作用；因为，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隐蔽和保持舰队使其能够进行攻势活动。而俄国人使用舰队的观念，即舰队只能为防御而活动的观念，必然导致舰队甚至无法完成防御领域中的活动，只要指出这一点，则上述论点便可暂不论及。旅顺分舰队实际上从未进行过甚至是局部的攻势活动。一位在场的观察家说道：“在部署他们的驱逐舰方面，当局似乎并未打算给它们以行动自由，或准许它们去寻求任何战机。”又说：“鱼雷艇从未派出过对日本军舰或运输船进行攻击。如果说它们也曾出去过，遭到攻击之后也曾应战过，但它们出去的目的不是进行攻击，而是掩护陆军侧翼。”上述两种行动表明，这恰是“要塞舰队”这一术语所确定的作用。日本人深为惊异，俄方从未怀有对日本海军基地进行侦察的意图，而日方的海军基地恰又是日本陆军的登岸场所；5月15日尽管从旅顺口可以看到日方两艘战列舰触雷沉没，而俄方却未做任何努力抓住这一成功时机，趁敌人士气沮丧，扩大战果；尽管俄国在旅顺口泊有二十一艘驱逐舰；其中十六艘已经升火并位于港外。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该舰队仍然坚持其防御作用；只有当其遭到炮击已经受损之时方才驶出港外，但那不是为了交战，而是为了脱逃。
这是对这次作战过程的精细评述，迄今为止，凡是经我过目的任何记述文字都表明，该舰队对于要塞的防御，除将舰炮拆至陆上以外别无贡献，直到最后垂死挣扎之时，舰队方用炮火来支援要塞炮火；即使是最为极端的理论家也无法将这样的结局辩解为保持舰队的目的。这些炮火倒不如干脆装在岸上为好。如果目的只在于防御，则俄国的旅顺舰队完全可以始终部署于喀琅施塔得。这样部署确实还要好些；因为，这样一来，它便能伴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而形成数量上的集中。而且，整个俄国海军集结于喀琅施塔得在兵力上形成优势，这对于日本控制海洋定将是一种威胁；对于加强旅顺口的防御较之部分舰队存在于旅顺口本港也会更为有效。
在远东的俄国舰队，其主力集结于旅顺口，仅就其所宣称的情况来看，舰队存在于旅顺口只是为了服务于要塞，即舰队附属于要塞。如果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向战场的一侧集中，从翼侧威胁敌人通往主要战场的交通线，这样便清楚表明，要塞附属于舰队；要塞在国家军事计划中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舰队进行掩护，承担维修，一句话，就是维持一支能够出击作战并抱有明确目的的有效兵力集团。据我发现，在对马那场毁灭性的战斗之前，运气不佳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声称：只要有二十艘军舰在他指挥之下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方的交通线必将遭到严重的威胁。这是明显的地地道道的“存在舰队”理论；因为其所表示的最终观点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甚至是居于劣势的兵力存在于战场附近，便能对敌人的行动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一极端学派甚至认为这样便可阻止敌人的远征；或者，敌人如若明智，则定会停止远征。多年以来，我就同这一观点展开了斗争，认为它是荒谬的；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支居于劣势的“存在舰队”在普通情况下，敌人不会将其视为充分的威慑因素予以对待。过去未曾如此对待过，而日本人也未如此对待。俄国存在于旅顺口的“存在舰队”并未能阻止日方的运输；而日方已认识到来自这支舰队的危险并始终尽其所能采取措施予以抵销。他们的活动始终坚持不懈地以此为目的。最初以鱼雷攻击取得部分战果；随又试图以沉船封锁港口；实施远距离炮击；进行港外布雷；实施并坚持早就开始的围困——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消灭存在于其内的舰队；然而，面对这一切，俄国舰队却并未俘获过日本陆军的运输船。
置存在舰队于不顾而继续运送部队，同时又想方设法将其摧毁或予以抵销，这样两种同时并行的活动可以作为例证来说明我称之为在两种相反思考之间所进行的协调。既要看到来自存在舰队的危险，又要看到延迟发动陆上战役的危险。存在舰队学派宣称，只要旅顺口舰队存在，便不宜进行运输。实际上该学派确实如此宣称过。当时和现在都深受这一学派影响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六个星期，曾发表其陆、海军通讯员关于局势的简要述评，其中有如下一段论述：“由于旅顺口炮台后面存在一支敌对舰队，日本人可能不敢冒险将部队派往黄海。”四个星期之后，重又写道：“显而易见，除非俄国军舰被击沉、被俘获或被封闭于其港内造成有翼难飞之势，则远征兵力的海上交通便无安全可言。”存在舰队理论认为劣势兵力对于进攻可以产生威慑影响，这些论述恰好可以作为存在舰队理论所固有的夸大其作用的鲜明例证，而俄国海军的作战指挥则可作为要塞舰队理论所潜藏的使其毫无作为的鲜明例证。
假如安全系指和平时期的安全，则“存在舰队”论的这些论述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军事安全则完全不同；而且我们知道，就在第一次鱼雷攻击的同时，当其结果尚未判明之前，日本部队便已进入黄海到达仁川，而且其增援部队迅速增多，约达五、六万人。在满洲的冒险，在鸭绿江口以西的登陆，确曾推迟一段时间——两个月左右。推迟的原因以及确定开始时间的依据，我确实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知道，上述行动的完成不仅面对着旅顺口港内存有四艘俄国战列舰，而且还面对着由于第一次鱼雷攻击时遭损的军舰业已修复其数目已经增至六艘这一事实。早在5月31日东京方面就已获悉受损军舰差不多已经做好出击准备，6月23日它们确曾出击过。
毫无疑问，可以坦率地说，虽然日本人曾经冒此风险，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必须指出，日本人已经完全注意到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从最初起便对其战列舰倍加注意，深知他们的陆军的交通线有赖于这些战列舰。战争初期在场的观察员便已注意到这一事实。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俄国的旅顺口舰队还有波罗的海舰队在所有各种条件下所具有的全部威胁，以及对他们的交通线的危害。然而，明知来自敌对的“存在舰队”的这些危险，他们还是甘愿冒此风险。
约在3月中旬，即开战后的六个星期，据报告，旅顺口军舰已于3月11日趁大风雪逃逸，日本当局对此半信半疑。据报，部队的全部运输因之中断约达十日之久。这可以使我们记起，在美西战争中，来自不同的而可信的两位目击者的极其类似的报告，曾使沙夫特的陆军部队直到报告得以证实才敢驶离基韦斯特。日本人所处的境遇同我们自己所处的境遇一样，都说明来自“存在舰队”的可能危险。两份报告之中，没有一份明显地断定危险不可能发生。一旦报告被证实，显而易见，交通线便会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然而危险归危险，冒险却仍须冒险。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受到监视的港内敌方舰队所具有的可能出港为害的条件，同其已经出港这一事实完全不同。可能性不应构成中断运输的充分理由；面对现实情况，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调整部署使之适应新的情况，就如我们自己和日本人在那种情况之下所做的那样。假如敌人拥有一支实力相等或居于优势的舰队，则情况便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样一来，他便完全握有行动自由，不需再躲躲藏藏便可开赴海上，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线便处于危险之中，不仅是处于不时的骚扰之下，而且是处于永久性的毁灭之中。对此毋需特别提醒便可不言自明；而“存在舰队”学派却坚决认为一支劣势舰队可以产生陷敌于瘫痪的作用。
就我研究海军历史的经验而言，对此主张实不敢苟同，这一主张确实违反陆战实践。在陆上，一位将领总是满足于用一支足以胜任的分遣队对威胁其交通的要塞进行单纯的监视，这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我相信，日本人在他们行动方针上之所以完全正确，并非由于他们取得了最后成功；而是由于他们能够正视其所面临的真实条件。他们依照条件来协调行动；既不忽视存在舰队，也不放弃入侵，而是对该舰队实施监视以取得适当的——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使该舰队不致做出任何致命的危害。交通无法做到毫无损失；也无此必要，但必须安全。若米尼说：“一支精良的游击队总是对交通制造麻烦，即使是其所处的位置最为有利；”居于劣势的存在舰队有赖于突然地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来取得成效，其作战活动不外是游击队的突然袭击而已。
日本人曾经有过这样一类极不愉快的经历。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分舰队，你们一定记得它只有三艘装甲巡洋舰，在日本海的一次袭击中曾俘获两、三艘运输船，其中一艘载有攻城炮兵一行。这次损失据信曾经推迟了围攻旅顺口的时间；这样也就拖长了日本人的焦虑不安的日子，深怕在这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可能到达，但它却并未到达。1799年拿破仑围攻阿克城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拖延以致失败，恰好也是由于全部攻城辎重队为一艘英国巡洋舰所俘获；于是只好用野战炮进行攻城。然而，切不可因此便认为，直至敌方劣势的存在舰队被消灭为止，这些不顺利的意外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成为中断运输的理由。假若如此，拿破仑则应在埃及一直等到确如其攻城辎重队已运抵阿克城下为止，日本人便须限制为攻陷旅顺口所需要的运输，因为那是碰上或可能碰上敌方的舰队的惟一途径。
我已经通过推论详尽地指出“要塞舰队”这一术语所概括的错误原理对俄国政府所产生的影响，该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舰队集结于远东的方式；(2)舰队集结点的选定，亦即舰队驻泊位置的选定，更确切地说其集结点并非一处。这两项行动可以作为部分证据，由于缺乏更多的明确证据，局外人只能据此来推断俄国政府的担任要职的负责人赖以指导其实际行动的动机和原理。这种从行动推断意图、从指挥推断原理的方法，是完全合乎道理的；特别是在握有强有力的确实证据证明这一普通原理现在或过去确实盛行于俄国的情况下，尽管对这一原理在思考特定情况中的影响如何，我们尚未获得同样的确实认识。
然而，在上述两个情况中，却都未能找到足以证实俄国当局总目的以及实现此目的的海军习惯思想的最为令人信服的物证。但其集结舰队的方法，集结军舰的数量以及集结的位置、站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错误军事原理的有力佐证。即使我们别无其他证据，仅仅据此便足以做出定论；而旅顺口舰队的使用方法则是值得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据此便可对这一错误基础观念做出结论，而其余两个方面的结论不管如何有力，也只能是对这一结论的附加重复。
开战伊始，俄国海军暴露于鱼雷突然袭击之下，终于两艘战列舰直接遭损，长时间无法使用，我当然略而不谈了。因为尽管可将此指责为疏忽大意，但却证明与其意图无关。这场灾祸之后，由于俄国人立即查明受损军舰还是可修复重新归队，故而直至它们重新做好准备为止并不求战，这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有利的交战时间常常还取决于种种考虑；而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来说，没有必要去考虑恰在何时为好。早几周迟几周可能都很好；但我们必须看到，俄国却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确定意图，可以从其中找到这样的时刻——那就是打仗的时间。结果，舰队驶离旅顺口，就其表面看来，仅是由于锚地显然很快便将难以守住。这就是说，只要可能，舰队便将紧紧地被束缚于要塞，而对要塞可成为支援舰队的隐蔽所却模糊不清，显而易见，俄国要塞舰队毫无采取攻势行动对近在港外的日本“存在舰队”实施攻击的思想，而战争的结局却取决于这支存在舰队的活动效能。
事情并不就此为止。事态发展日益明朗，当舰队已无法停留于旅顺口以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停留便会带来灭亡，这场毁灭确实终于降临，其所做的决定却极为简单，显然有点糊里糊涂地便将舰队调往另一要塞。请注意，我并不责难开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明确做出的决定；因为，在接受战斗之前，理应同该港的由三艘精良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强大分遣队会合，这是完全必要的。假如会合能够达成，则其司令官的职责便是避免战斗，直至其全部兵力完成会合为止；因此，抓住甚至是仅有的机会使主力无损地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于会合之后投入战斗，这是正确的。根据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曾奉命向朝鲜海峡运动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其意图在于会合。鉴于当时已知由四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日本分舰队已在朝鲜海峡，故而对于这一从属运动是否明智，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我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支分舰队极少可能避免战斗，故而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则以仍留本港为好，这样一来，如果旅顺口分舰队突围成功，而符拉迪沃斯托克诸舰却又能免遭损害。两支分舰队都能避免战斗并于海上会合，如能实现，当然非常之好，而我却感到，这种罕见的机会过于渺茫，无甚可能，故实难证明这一企图是正确的。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事后得知，机会的确极少，两支分舰队都被迫各自应战，而且相距甚远。
因此，我认为将旅顺分舰队转移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施这一企图之中却表明，并未按真实条件协调目的，这些真实条件可概括为一支具有某种优势的日本舰队确实存在并在眼前，这支舰队乃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中心因素。假如要我寻找合适的例证来说明折中同我称之为协调之间的二者区别，则我必取俄国人的这一运动为例。旅顺分舰队司令面临着以下两种结果，两种条件，两者都具有吸引力，又都具有可能性，而两者却又相互对立，但两者又都能有助于达成战争目的；即有助于达到成功，最后的成功。(1)分舰队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于是指挥便得以集中，并可利用该港的设施使其处于可能的最佳迎战状态。(2)与此相反，分舰队可能遭到阻扰——恰如军舰所要求的速度遭到其所需要的武备的阻扰一样——而且应将这一阻扰列入任一行动计划之中，这一阻扰便是一支据信具有优势的敌方舰队，根据经验确知，必定就在近旁。一旦同其遭遇，便应予以重创，尽可能将其效能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俄国的后备海军创造可能的最佳机会，这显然是应尽的职责。
突围计划应当清楚地包括两种可能性，即脱逃成功和遭遇战斗，应将二者清楚地加以区别，弄清其各自的不同要求，并针对这些可以预见得到的可能性，按每种可能性的要求分别为其制定出行动方式。假如事态为脱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不致遭受损伤，则交战自可避免。一旦战斗不可避免，例如一艘军舰受伤无法跟进，则应放弃整个脱逃想法，而将整个舰队结成一体扑向敌人，下定决心，即使战败，也应使胜利者无法再战。
纳尔逊尽管很少使用令人激动的词语，但他却同拿破仑一样留下了丰富的名言警句，他有两句名言恰好适用于俄国人的处境。第一句名言是他每逢期待同优势舰队遭遇时常说的：“假如我们得以靠近敌舰，当他们将我方舰队彻底击败之时，他们在今年之内便将无法为害了。”将其译成俄语便是：“当日本人击败旅顺口舰队之时，他们在六个月之内便将不具备伤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条件。”纳尔逊的第二句名言更是为众人所熟知：“在无法弄清信号的情况下，使己舰同敌舰舷舷相靠的舰长是不会犯大错的。”你们可以看到，为俄国人提出的两条相反的行动方针具有一个动机，就是摧毁日本舰队。在逃与战之间没有既非此又非彼的折中；即半逃半战；即要每个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做出让步。惟一的动机就是摧毁敌人；然而，由于强而有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的存在，因而可以予以协调。如果能在战斗之前实现联合，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则战斗便应具有孤注一掷的特点，只当会合已经完成。既有部分打，又有部分逃，这决不是协调，而是赤裸裸的折中；因为得以幸免的部分已不适于同敌人进行抗争，从而也未能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扫清道路。
假如俄国舰队司令在其训令中对于这些考虑予以阐述清楚并对行动做出明确规定，便有可能使实际曾经发生的情况不致发生，即使出现旗舰丧失战斗力同时司令官又阵亡这种罕见而又严重的意外事件。假如第二指挥官和舰长们都已收到他们理应收到的明确训令，使他们明白不战便无法逃脱，战争结局——引用东乡在对马的口号——在此一战，我不相信他们便会缩回自己的要塞，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于是便无人会将俄国人视为懦夫；然而，也无人预先便会想像到海军的职能竟会遭到如此彻底的错误曲解。我自己就怀疑，假如俄国舰队司令活着，旗舰也未丧失战斗力，则其结果是否就会有本质的不同。一位头脑清晰、意志坚定的司令官，其精神不会随同其肉体的死亡而立即消失。假如俄国舰队，直至每艘军舰，都为贯彻这样的企图而遭到覆没，则满洲可能丧失；但这一损失会使俄国海军在士气上赢得无价之宝，而更为直接的效果则是日本舰队遭到损失使其至少暂时无能为力。
我将8月14日日本上村分舰队的四艘装甲巡洋舰同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艘俄国装甲巡洋舰之间的战斗活动略而不谈。这三艘俄国军舰在以摧毁日本舰队为惟一目的的总战略运动之中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应当随同旅顺主力的活动而予以协调。我已经表明，我倾向于将它们保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会合。会合乃是重要大事。要实现会合，旅顺舰队就不得不冒风险；但却没有充分理由迫使一支较小的兵力去冒类似危险。它同上村的兵力并不相等，而且很少可能越过上村而不被发现；更少可能同己方舰队会合。气象条件对双方应当同样有利；因而，尽管可能侥幸得以不同敌人相互遭遇，但却同样很有可能要同友军相互错过。因此，会合失败的可能性就等于同上村遭遇的可能性加上同友军错过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假定日俄双方在旅顺口的兵力相等，即近似数量每方大约为六艘，则可简单计算如下：假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单独同上村相遇，事实便是如此，其比数为4对3，于俄方不利；反之，假如得以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实现会合，则两支兵力会合之后双方总兵力的比数则为10对9，这就接近于相等；两支兵力会合之后，双方主力数目愈大，其差距便愈小。就概略计算来看，我认为一切都表明符拉迪沃斯托克乃是实现联合的地点；这同古已有之的准则是相互一致的，即对于两支相互隔离的兵力集团来说，在敌人的作战线之内寻求集中点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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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十四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续)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其所指挥的俄国敢死舰队引向最后作战历程时，对于这位俄国舰队司令的指挥和活动，同样应当依据曾对旅顺口舰队行动所用的同一观点，即目的专一这一观点来对待。这一要求，即观念和目的的专一，乃是衡量其航程最后阶段的各种部署细节的准则；在自上海附近的嵊泗列岛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段航程之中，就其自身的选择而言，同敌人遭遇的可能即将到来。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各舰锚泊于扬子江口附近的嵊泗列岛之时(见本书第38页图3)，可以说该舰队便已进入交战的战略区域之内。诚然，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他们确曾采取过一定的预防措施，诸如派出观察中队甚至远达新加坡，并于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周围布设水雷。然而，东乡却决定将其装甲舰集中于朝鲜海峡，而且在俄国舰队到达该点之前没有任何骚扰企图，而是恰当地将思考限定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锚泊嵊泗列岛以后的航程之内，嵊泗列岛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蒸气航行易达范围之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里，可以说，正位于战场的一侧，其所预定到达的港口则位于战场的另一侧。
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对于这位不幸的俄国舰队司令的所为，自会做出更为宽容的定论；既不减轻其在最后四天的无可置疑的指挥错误；又承认在此之前其所完成的艰巨任务，尤其是还要承认因其深受俄国思想意识熏陶而形成的智力偏见，由于从波罗的海启航开始他便处于长途航行紧急状态之中从而形成长期过度紧张劳累，致使这一偏见愈益强化。在此期间，他别无资源可以依赖，除其它的国家善意中立之外，而这种善意只能囿于国际义务范围之内。除这一令人忧虑的负担之外，他深知自己这支分舰队的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东方除符拉迪沃斯托克尚有两艘残存装甲巡洋舰之外，则别无增援力量。
对于这些因素须要进行综合回忆是公正的评定所要求的，假如我对其指挥的评价是正确的，则其后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便是情有可原的；即便犯有错误，但在衡量这些错误时，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他部队的传统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除上述推理思考之外，还须加上俄国海军的西蒙诺夫海军上校在其所著《惩罚》 [ 译者注：原文Rasplata。 ] 一书中所做的直率的可以确信的陈述。
首先：由于运输舰船伴随舰队同行，故同敌人遭遇时它们便位于现场，这种情况必然在战术上造成困难，西蒙诺夫写道：
“由于接到[在离开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之前]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令人焦虑的警告，以致引起并非不值得考虑的困难；我们不应成为设施简陋和武备不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负担，而且不要寄希望于依赖西伯利亚铁路进行补给。一方面，最基本的战术准则告诫我们，进入战斗应尽可能减少拖累，理所当然，任何能够妨碍我们自由运动的补给船队都不应伴随我们同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些深表关切的电文。
“于是不得已而采取折中。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战舰应尽其容量所能装载和储备各种必需品。三艘最大最好的辅助轮船应以最大的可能数量装载最为需要的物品。这三艘轮船和‘堪察加’号伴随舰队同行并在实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企图之中同舰队共命运。”
其次：关于战舰装载煤炭的数量，西蒙诺夫叙述如下：
“1905年5月23日。上午5时30分停机开始装煤。各舰接到通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装煤。因此，我们必须尽力做到使煤舱直到5月26日上午仍能保有正常储量。”
对于这段文字，他附有如下注释：“那些指责战斗期间各舰装煤过载的人，真是谎言连篇，厚颜无耻。”
上述引文中的陈述，其用意无非是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携载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决定开脱部分责任；煤炭便是其中的一项。然而，来自圣彼得堡的命令并未强制他携带运输舰船随舰队同行。政府规定目的，而达成这一目的方法则有待于司令官确定；事实正是如此，所动用的运输舰船的具体数量以及不论是在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还是在同敌人遭遇之时这些运输舰船同其舰队的相对位置，确实都是由其依据自己的判断而确定的。
关于战舰装载煤炭问题，按西蒙诺夫的陈述，它们并未超载，这同所有其余记述恰好相反，故我致函询问海军情报部。情报部在复函中从涅博加托夫司令于军事法庭受审时的辩护词中引述了两段话。这里没有必要予以全部引述。这两段话进一步证实了业已公布的资料。其中一段话是：“按我们的估计，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所拥有的煤量足供三千海里航程之需，而经对马海峡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距离尚不足九百海里。”看来确有理由相信西蒙诺夫的陈述并不完全确切。从那时以后他便已去世，但令人关注的就是他作为一个确切的见证人是否可信，而并不涉及其个人是否诚实。
对于身居要职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这种责备，无疑是同其所负职责相称的，因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人品黯然失色；而对于这次作战的某些批评与其说是针对俄国舰队司令的，倒不如说是针对俄国的。对于任何国防规划或任何作战计划中所存在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密切联系，必须严加注意，这是切合实际的。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一支装甲舰队同其运输舰船历尽艰辛成功地绕航好望角之时——这比我们的战斗舰队绕航麦哲伦海峡还要早三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发展却不相适应，而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错误部署却又正在为其准备着于嵊泗列岛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对于负有指挥责任的军官，在任何地方，不论是指挥一艘军舰还是指挥一支最小的水兵分遣队，最为重要的是要记住，由于自己对总体态势注意不够或行动不力，往往会对较大的权益造成致命的危害。
在美西战争期间，有一次美国海军部由于无法确定一艘迫切需要的巡洋舰位于何处而深感烦恼，而该舰舰长一味沉迷于完成孤立的单舰活动，而对于总体作战行动所要求的应付意外事件的预防措施却置之不顾。
对于投降也应进行同样的考虑。除绝对无力抵抗之外，任何极端事件都不能成为投降的遁词，除非其他权益确实不致遭受损害；但这种情况从未有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于8月10日在旅顺口港外由于旅顺口海军分舰队作战不力便已被击败，尽管并非最后战败，而真正的最后战败则是在九个月之后于对马海峡。
现在，继续评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本身的行动：从战争开始直至他抵达嵊泗列岛，决定性的因素并未改变，尽管在运用这些因素中曾有某些变动。一切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对海洋的控制惟有摧毁敌方舰队方能赢得。而摧毁又惟有通过战斗才能达到；即通过大炮，即应在对求战一方最为有利的环境之中将舰队投入战斗。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指挥的俄国舰队来说，这种有利条件意味着如有可能首先便应进到一处海军船坞，以便每艘军舰的战术性能、其速度和机动能力连同赖以决定这些性能的主机、锅炉和洁净船体等所有这些要素，都能得到最大可能的恢复。而日本人却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俄国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应受罚的错误做法并未使日本人遭到足以丧失战斗力的损失。因此，毫无疑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首要目的便是不战而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便以后能够取得最为有利的战机进行战斗。此外，他还能同那里幸存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会合；对他那些匆匆组合的军舰来说，这无异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增援力量。
因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面临的问题，就其特征而言，恰同九个月之前即8月10日旅顺口海军分舰队面临的问题一样；而他在其面前却有前车之鉴，这是为其判定采取何种方针可资借鉴的又一因素。如有机会，能逃便逃；如须战斗，便应立即应战；但决不可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以致像旅顺口海军分舰队那样犹豫不决而产生折中思想。两种可能性——逃与战——都有可能出现，因此在计划中对两方面都应有所准备；然而，统一观念曾要求旅顺分舰队必须明确其目的，如果必须战斗，便应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使敌人遭受最大可能的损失，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领的即将到来的后援舰队扫清战场；因此，同样的统一观念也要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明确其目的，如果无法逃脱，如果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必须战斗，则其军舰在交战之时必须在战术上处于最佳条件之下，他理应保证做到，至少不应使敌人事先知道其部署。如今已无后援舰队；俄国的全部命运都操在他的手中。
当战争形势已经到了非进行战斗便无法解决之时，便应在战术上对你最为有利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强行战斗，以此作为战略目的。面对如此精确而清楚的真理，而且仅有一千海里的航程，司令官却令其军舰拼命装煤；据说甚至司令官的住舱都装有煤炭。不消说，这种做法必然不利于脱逃，这样一来，实际上速度和机动能力便要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战术效能便要下降。更有甚者，这使军舰在战斗之日又增加了不利因素；因为这样便使因设计错误而过低的装甲带更加深入水中，同时由于上甲板堆满易燃物品而增大了引起火灾的危险。一位法国著作家断言，这次战斗失败是由于日方中等口径火炮击中煤炭而引起火灾所致。在如此众多的原因之中，应否将结果只归于一种原因，我对此尚有怀疑；但其倾向的确如上所述。
司令官的目的应当始终是以不浪费，即以最低限度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来取得成果；然而，如同处于两种相反思考的所有情况之中一样，不应企图采取平衡、折中的态度，妄想使两种思考——成果和经济都能令人满意。如其目的不值得消耗，便丝毫不应消耗。如果值得消耗，而且尚能以较小的消耗取得相等的成果，便应设法节省；假如必须达到目的，否则便可能遭到失败，或者甚至为了取得最为圆满的成功，便应不惜任何代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为了对付同敌遭遇而进行的作战准备，依我看来，全部都是极其错误的，因而使我不得不做出结论，他对战略问题从未进行过清晰的思考，从而做出了一相情愿的决定。过量备煤一事足以证明他为了节省物资消耗却减少了获胜的机会，而获取胜利却是首要的最为根本的目的。他完全为补给问题和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事迷住了心窍，以致不论是脱逃还是战斗都未能在他心目之中清楚地占据统治地位。更确切地说，逃与战二者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使其基本上成为一个怀有双重心事的人，甚至当一切脱逃希望都已成泡影之时依然如此。
依我看来，这种分歧的意见，不仅是由于受到要塞舰队论这一民族偏见的影响，这一理论不能不影响到每个普通军官，即或其本人甚至尚未持有这一论点，而且还由于受到被夸大作用的存在舰队论的影响。假如舰队的一部分得以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大有所获——拥有一支存在舰队。结果，决一死战的决心——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局——便同脱逃思想发生冲突并被这一思想所冲淡。假如确是如此，则又是节省物资的思想在作怪，在本例中便是节省数艘军舰，这一用意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但这却妨碍和阻挡了承担巨大任务和取得巨大的胜利所需要的专一；其结果不外是一种舍本求末的折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战斗前数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他深信只要其舰队的一部分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对日本的交通形成严重的控制，从而影响总的战局。可是显而易见，这支已被削弱的兵力并不能改变局势，虽然可能部分地影响其进程——促使敌人增强戒备；然而，除非整个舰队得以逃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本身获得增援，并于日后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否则俄国海军便无法对战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假如俄国舰队必须一战——迟早必须一战——便不会看重脱逃和储备未来所需的补给而忽略战斗的时机和结果。毫无疑问，当时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然而，除非坚决抛开各种想法，只专注于摧毁敌方舰队，否则便毫无成功可言。
上述评论是从行动推断意图的又一例证；综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的各个不同方面便可看出，他的想像力完全被一支劣势的存在舰队的夸大的影响作用所左右，这一推断几乎是无法推翻的。除了过量装煤之外，他还随带一批运输舰，尽人皆知，这些运输舰在战斗中是制造战术困难的根源，当然，毫无疑问，假如能将这些运输舰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它们便同样也会成为重新修整的源泉；而且毫无迹象可以表明他曾经有过在自己前方派出前进侦察舰和驱逐(他可以做到)曾经出现的日本侦察舰的任何企图；结果致使东乡掌握了他的几乎全部部署，而且直到看到敌人主力之前，他却对东乡的部署一无所知。
现在我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面临敌人时的失当措施，因之也是低劣的战术，而低劣的战术则来源于战略的错误；而战略上的错误则起因于缺乏统一的观念，即缺乏目的的专一，而这正是战略的精髓，它使一切其它因素和思考全都服从于并将它们协调于一个专一的目的。当我在撰写这几页内容时，偶然读到德国著名哲学历史学家兰克在其伟大巨著之一《十七世纪的英国》一书中的几行话。这些话说的是政略，而政略和战略则是孪生兄弟。请允许我将其引述于下：
“为何威廉三世在爱尔兰比詹姆斯二世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因为他能在围绕他的众多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总是将一个远大的理想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在任何时候所发表的决策，都是基于他所持有的唯一的一个目的，而这一目的则是依据事物的常理而定出的。”
现在运用这一观点来分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按事物常理他应达成的目的便是摧毁日本舰队，日本人为了战争用其所能搜集到的每艘装甲舰组成了这支舰队。东乡在战斗之前所发出的信号体现了这一目的，为何其对手却未能同样理解这一目的。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假如能够实现，便会使俄国处于可能是最佳的条件之下进行作战。但这决不能取代战斗这一必要的目的。而且更不能延缓这一目的，这是必须立即予以考虑和进行准备的事情；因为，尽管有可能得以逃脱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并无确实把握。在所有的条件之下，这甚至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当每项预想和愿望都旨在脱逃之时，假如有此可能，便应随之做出如下明确决定，一旦被迫必须进行战斗，就应胜任战斗不再想脱逃；而且舰队，应像一艘已经做好战斗轻装的军舰一样，从离开嵊泗列岛时起，便应除掉一切有碍舰队行动的累赘。一支舰队在进入战斗之时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战斗以外的某些其他事情，则这支舰队便已处于半败状态。
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于这些事实应有的重要性和应占的比率有所认识，确信战斗乃是他的一个目的，以及确信至少存在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即他不可能将战斗推延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依我看来，他定会进行如下的推论：我必须备有足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所需的足够煤量，这一煤量可按航行距离和军舰消耗合理算出；距离和消耗二者都是已知数。除这一数量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安全限度。为了遇有可能便能脱逃这一目的，必须按这一总量进行装载；或许还要增加在战斗中足以维持的数量，以补战斗中烟囱被击破之后的消耗，这是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再则，每艘军舰都有适合其运动需要的最佳吃水。敌人很可能或在比较狭窄的海域，或在其海军船厂附近进行待机。由于朝鲜海峡有一处位置兼有二者之长，所以，一旦非如此不可，我可能必须在该处进行战斗。因此，舰队启航前所装载的煤量应尽可能算准，使其到达这一海峡时恰好消耗至能使军舰保持最佳战术吃水差。这样一来，驶低符拉迪沃斯托克所需的煤量便调整到符合战斗的要求。
其次是关于运输舰问题。当前，在决定命运的最后一段航程中，运输舰对于结局毫无影响可言。应按作战目的对这些运输舰进行调整，将它们从心目中和现场中除掉。如果战败，丧失这些运输舰对俄国来说其后果将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获胜，则可将它们从指定会合点召回，而且那时可以极其顺利地将它们护送至目的地。一位奥地利军官曾经主张，假如整个兵力集团同时启航，于夜里分散，补给舰在护航之下取道日本以东，便有可能逃脱而不被发现；或者，设若被发现，这一报告可能使东乡困惑不解，而不会使其有所领悟。对于这一主张，我不加评论，这倒不失为补给舰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一种办法。
当时，紧迫的战机理所当然地必将而且确实已将日本的全部作战兵力吸引在朝鲜海峡，这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必须予以考虑的一个因素。据西蒙诺夫记载，补给轮船“捷列克”号和“库班”号曾被派往日本东海岸，特意吸引对方的注意，但并无所遇，它们的出现日本人并不知道。
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怀疑，假如俄国分舰队得以避开东乡，而且假如分开行驶的补给舰船遭到截击，这对战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整修必将造成困难。我更不怀疑，在逃脱成功的情况下，甲板上装载的余煤对于未来的作战行动必将很有价值。那些令人分心的考虑，恰如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的那些考虑一样，愈是真实，而且愈是重要，就愈是应当摆脱掉这种重要，亦即这种需要，使这些考虑服从于一件必要的事情，即尽最大可能为战斗之日做好准备。这也说明，在军事部署上采取折中，对某一事物处处让步，便会误入歧途；以致脚踏两只船，既要逃又要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方针是折中，是逃与战的混合；他一开始便在战略上犯了大错，他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进程所清楚表明的一项必要事物之上，于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列巨大错误，这些错误可以综合称为战术上的巨大错误。所有这些巨大错误都是精神状态所造成的结果；超载装煤，从而增大发生火灾的危险，造成装甲带下沉，引起速度和战术性能下降，忽视侦察，随带运输舰同行——其中每一项都是战术上的错误——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没有遵守这样的考虑，即在这次战争中在战略上惟一的主要考虑应当是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海战。这是旅顺口分舰队错误的重演。当有可能迫不得已在非自己所愿的不利条件下交战之时，这种危急情况已清楚表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但有关原理却并未改变。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原理当然会要求船厂在最短的可能时间内提供最充分的准备，使舰艇处于最适应于战斗的状态。而在嵊泗列岛，同样的适应却要求从有关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在那里进行补给的全部思想活动的影响之中解脱出来，因为这样的思想可能改变为可能发生的战斗所进行的准备。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其考虑欠妥的思想的形成，看来极为可能是：由于他全神贯注于其所担心的对出航说来并非主要需要的补给问题，他欠当的思想就更加强烈和有增无已。其精神和信念已经扭曲，成了固定倾向，已经无法恢复。
让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位怀有敌意的评论家朗弗雷对伟大战略家拿破仑于埃斯灵惨败和瓦格拉姆大捷之间这段时间里的指挥所做的赞语作为结束：
“舍末求本这一准则在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中提供了如此众多的令人钦佩的实例，这一准则在每种艺术中都是正确的，而拿破仑却将其运用得更为活跃和更加得体。他最为担心的一些复杂情况”——让我插一句，这些就是威廉三世所遇到的困惑局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关心的补给问题——“对他来说，好像当时确实并未存在过。任何一项次要事件都休想将他引离为他自己原已确定的重大任务。”
简而言之，你们可以看到，在指挥上必须目的集中，而在行动上则须数量集中。
就总体而言，在这场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海军战略的特点是，判断准确，目的集中，指挥坚定，而其对手却令人吃惊地缺少这一切。我想只对比较显著的特征稍加评论，并以此试图着重指出日本人所处的错综复杂而又令人焦虑的环境，正是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他们却能牢牢坚持正确观念，不顾一切诱惑，毫不动摇。所以，尤须指出他们的困难，因为，在像他们所取得的这样一系列胜利之中，我们往往易于将一切归于几乎是超人所具有的非凡素质，以致在含糊不清的颂词之中却对有用而平凡的教诲视而不见。在过去五年来的许多评论之中，曾将其归功于日本军人远较其它国家军人杰出，甚至抹杀了原应属于他们的领导者的某些功绩。在这几次讲座中，我曾经近于开玩笑似地提起《圣经)中关于古时类似印象的一些话：“如今埃及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马也是动物，而不是精灵。”
在最初的一些评论中，一位战争伊始便在现场的观察者所做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日本人由于必须保护其战列舰而担心到了极点。”这句话是在“初濑”号和“八岛”号触雷沉没前两个月的同一天所说。不难想像，日本人丧失这两艘军舰之后，定会深感忧虑，这一损失无法用同型军舰弥补，而购自意大利的两艘装甲巡洋舰只能起到部分替代作用。所幸当时日本已同英国结成同盟，致使日本领导者得以解除其对任何其他国家海军的顾虑而专心对付俄国。它不再担心任何欧洲国家会同其发生争执；而在美西战争中，展现在美国眼前的一些不祥事件可能酿成意外事件。
日本在开战之初，便已认识到俄国海军的总体物质实力远远超过日本。而要实现其目的，就须渡海进行入侵实施大规模攻势运动，这就有赖于控制海洋，不仅为了夺取首战胜利而且在战争中始终都须控制海洋。在这一攻势目的中，日本人始终未曾像俄国人那样偏爱要塞舰队论，从而未受任何偏见的阻挠。我完全找不到这一观念的任何痕迹。反之，日本似乎充分掌握了海军的目的就是控制海洋这一原理，并依此原理进行活动；由此便可直接推论出其目标则是敌方海军，即其有组织的海上兵力。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原理的理解。首先，他们听任俄国将其军舰集结于远东，直到他们的整个海军一分为二为止。其次，他们在战役中的主要特点是对暴露在其面前的那一半敌方舰队实施攻击。我想指出，他们不仅对港外的敌舰实施成功的鱼雷攻击以挑起战端，而且还通过炮击、布雷、以沉船封闭水道等手段连续两个月不断地打击港内和港外的残存俄舰。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遵循一个原理：摧毁或压制敌方舰队。
当俄国要塞的重炮有所改进时，同一原理或同样需要迫使日本人对其装甲舰更加爱护。他们逐渐增大其炮击射程，并更加注意选择死角。在这一具体行动中，注意自身的安全胜于毁伤港内的敌舰；因为控制海洋必须依靠这些装甲舰，而其总的海军兵力却又处于劣势，故炮击可能所得的并不能等同于不幸被击中时的可能所失的。冒险已成为得不偿失；然而，保护己方军舰和攻击敌方军舰都是出自一个原理，即控制海洋。有关海军炮击的作用，我驻旅顺口海军武官曾报告说，物质损毁微不足道，但日本人持续不断的攻势行动在早期对俄国舰队的士气便已产生明显而渐进的恶化影响，特别是对于高级军官尤其为甚。这一报告的内容必定来自其他来源，因为这位武官于5月8日才到任。最后则是由于陆上炮击才迫使俄国人撤出其船厂的机器设备，从而促使其做出于8月10日将其舰队撤离的决定。
当所有这些手段——炮击、布雷和封锁水道——全都证明无效之时，日本人还是以同样的目的观念，并观察兰克所说的“事物进程所产生的情况”来确定其下一步的行动。于是，便将主力舰队从旅顺口附近撤至远离鱼雷攻击的位置；撤至距离旅顺口六十海里的长山列岛。他们在那里精心设置了一系列的防护水栅，这水栅不仅掩护了通往该岛的水道，而且一直延伸至大陆，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安全。借助这一手段既可防护运输舰船的锚地，又可掩护预定担负攻击要塞的陆军部队在半岛上的登陆地点。这一办法堪称为旅顺口前面的海军作战的防御基础；其目的在于促进对海洋的控制，就是说保护己方舰船和补给不受损害。长山列岛附近的这一人工防护水域已成为陆军和海军作战的前进基地，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如能实现便将陆、海军集中于一点进行作战，确实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优越性方面，它堪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所控制的里斯本这一英国位置相比，当时该地既是陆军也是海军的军事基地。
由于围攻战日益奏效使旅顺口这一位置难以防守，导致俄国舰队失去隐蔽所而不得不采取攻势出海作战，不仅如此；而且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以长山列岛为基地经过精心部署已控制了周围水域使俄国舰队受到有力钳制，以致不经战斗便无法逃脱。这些当地部署与其说是战略的，毋宁说是战术的，故不在我的具体探讨范围之内。我之所以仍然将其提出，其部分原因是，就全局而论，建立一处次要基地并以其为依托展开作战，在原理上则是属于战略范畴，尽管其细节属于战术范畴；另一部分原因是，整个行动证明，俄国人从未掌握统一的根本的战略观念，或者即使掌握但却从未运用；这一观念即是，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使敌方舰队的运动瘫痪或将其摧毁。
一位日本军官，据我所知他是东乡的幕僚，将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部署概括为“栅栏”配置。第一道栅栏是围绕旅顺口入港处按同心圆布设的数列水雷，并由设在辽东半岛高地上的瞭望塔远远地对其进行日夜监视，当时辽东半岛已经渐次沦入日本陆军之手。紧靠这些水雷外层由鱼雷艇和驱逐舰组成第二道栅栏，并得到由二、三级巡洋舰组成的第三道栅栏的支援。第四道栅栏则是驻泊于长山列岛的主力舰队。这些接近中心的栅栏线相当于陆军的前哨，前卫，中卫，其共同任务就是防止攻击迅速发展成为突袭。其所布水雷毫无疑问在于使敌舰一旦触及便会沉没；但其主要战术价值却在于逼敌务必清扫水道，以此延缓敌人。当敌扫雷时，日本舰队接获侦察舰警报便可从容赶到，如1904年6月23日和8月10日两次紧急时刻便是如此。我建议将这些部署同1800-1801年英国封锁布勒斯特的那些部署予以对照，对战术进行比较研讨，定会收到双重教益，因为就海军时代而论，二者相隔甚远；就物质基础而言，帆船同蒸汽舰和鱼雷迥然不同。关于对布勒斯特的封锁，我在《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一书中已经做过分析。
预计旅顺口舰队的运动目的在于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故采取这些部署予以抵制。冬季已过，该港的巨大障碍，冰冻已不复存在；日本人深知一旦敌方舰队抵达该港，对他们必将成为更大的祸患。当然，这是出自于战略考虑：防止敌人取得有利位置。因而，8月10日俄国舰队退回旅顺口这一结果，被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视为战略上的成就。于是一位能够领会其长官意图的日本军官曾向报界撰稿写道：
“假如俄国人于8月10日突围成功，其数艘战列舰和巡洋舰得以抵达未遭长期围困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则日本海军和国家便会在第二作战阶段期间，即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后这一期间，在战略上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上村的装甲巡洋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外转移到朝鲜海峡——或对马海峡，其部分原因便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在该处一方面可对旅顺口分舰队更加直接地实施截击，假如其部分兵力得以逃脱；另一方面还可对战列舰分舰队进行增援，假如开始于旅顺口港外的战斗发展成为追击战。简言之，上村可以随时配合，并成为我所引述的那位军官所说的第五道栅栏。日本的这两支装甲舰分舰队尽管相互分离，但它们相对于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地而言，却都居于内线位置；因而它们居于便于相互支援的地位，以对付任何一股敌人，或对付二者的联合。实际情况正是如此，8月10日俄国人突围时，上村确曾由对马驶至黄海南部——约达二百海里。在该处他确能最有把握地挡住脱逃中的俄舰的去路；因为它们可能南下而不绕航朝鲜半岛。“俄国皇太子”号驶往德国占据的胶州湾避难，当然确实并未进入该分舰队所及范围之内；该分舰队得知大部俄舰再次退回旅顺口之后，便又返回对马的原来位置，结果在该处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舰相遇，并将装甲巡洋舰“留里克”号击毁。
这里还可以指出，除内线位置这一有利条件之外，在当时和在此之前，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带正处浓雾季节，在该港附近区域对港内分舰队的真正危险活动进行牵制，就位置而言殊不及对马海峡有利。这些军舰对日本人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们对于日本本土至长山列岛的交通线的危害。该线最为暴露之处就在对马所在的朝鲜海峡。符拉迪沃斯托克当地的浓雾，可使敌舰悄悄驶离而不被发现，从而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舰曾于7月间就在上村的严密监视之下匆匆闯出，使重要攻城辎重遭到损失，从而延长了对旅顺口的围攻。
就刚才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日本人所采取的方针虽然极为正确，但也不外是严格遵循众所公认的原理而已，除顽强地坚持正确原理之外，并无特殊功绩；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危急时刻能够贯彻实行实属不易。举例说明，当战争伊始尚未取得战果之时，实施炮击以显示威力的愿望确实十分强烈。这不单是意在取悦公众——投其所好。而是由于渴望求战，有所作为，故不问其有何根据。由此可见必须掌握一定的原理，否则，只有当你所拥有的军舰遭到烧毁之时，才能认识到军舰对抗炮台确实难以胜任。日方曾想冒一大险，后来部分有所收敛；但他们却一直谨慎从事，不久便停止冒险，但这却是在“朝日”号这艘军舰侥幸得以逃脱，从而证实所承担任务的危险。在这一方面他们并未显示出特殊的独创性，只是遵循公认的法规。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对于海军战略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存在舰队理论的夸大性。他们确实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一系列引入注目的持续胜利便可证明一切。诚然，由于俄国人在运用舰队上是如此无能，从而使这一证明有所局限。
存在舰队学派就其基本观念而言，实质上同绿水学派完全一致，认为海军兵力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同其他因素无关，依我看来，这是夸大。例如，它忽视要塞或过于低估要塞对于国防和海战的作用。这一思想路线就其现代形式而言，来源于已故英国海军将领科洛姆。尽管他无法对其追随者的每项极端言论负责，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公正的，即他过高地估计了一支强而有力但处于劣势的海军兵力对于阻止敌方渡海作战所起的应有威慑作用。例如，他在其所著《海战》一书中谈到存在舰队这一术语的杜撰者托林顿 [ 译者注：托林顿(Torrington)子爵，名乔治·宾(Geoige Byng)，曾任英海军大臣(1727-1733年)。 ] 于1690年所采取的方针时写道：
“一支存在舰队即使已经丧失作用(即已被击败)而处于劣势并被封闭在未设航标的沙洲的后面，但仍不失为一支监视力量，可使一支明显取得胜利的舰队无论是对海还是对岸都无力采取行动。这就是比奇角海战中值得主要予以注意的部分。” [ 注：见科洛姆：《海战》，1890年版，第122页。 ]
他在1899年该书第三版中，又一次将上述论点作为自己的明确主张并增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海战中，在进一步采取攻击敌方领土的行动之前，必须先将海上守方的军舰或分舰队清除干净。”
他的某些追随者认为，只要手中握有一支强而有力即使处于劣势的舰队，在适当的距离范围之内，便能制止敌方想要进行的渡海作战，直至这支舰队被摧毁为止。这一结论可能得到而且确已得到一些历史实例的证明，在这些史例中确曾产生过这样的作用。然而，指出某一方针曾经屡屡被人们所遵循，但这并不表明这一方针就一定正确；恰如日本人在最近这次战争之中反传统做法而行之，虽然获得成功，但这并不能最后并在任何时候证明像他们那样行动都是对的。环境可以改变情况；但就总体而言，我认为存在舰队的教义与众不同，它认为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其主张的真理性。
日本人所遵循的方针同存在舰队学派所坚持的主张，不同之处，就总体而言，就在于日本人是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合理的深谋熟虑之后，尽管就在近旁存在一支强而有力的敌对舰队，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必定导致取得成果的步骤；他们并未试想不经冒险便可取胜，而只是遵循拿破仑的名言，就是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战机。假如他们终于失败，这一具体错误或其它错误便可能会归咎于他们；但就主要部分而言，他们的正确性并不少于胜利业已证实的正确性。假如日本人坚持只有摧毁旅顺口舰队之后才能输送自己的部队，则旅顺口舰队时至今日还会依然是一支存在舰队。它只要停在港内便可达到这一目的。简而言之，依照存在舰队论倡导者的说法，这样一支舰队仅以其自身的存在，只要它本身坚持死守在港内，便可影响敌人使其不敢行动，陷于瘫痪，而无法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则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假如日本人接受这一理论，便会将登陆作战无限期地推延下去，而听命于敌人是否愿意进行海战。这一论证并不言过其实，在我曾经引证的一些评论中便可找到。可以公正地说，有些人赞成这一海军思想路线，但他们提出的结论却较有节制。例如，长期担任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乔治·克拉克爵士曾经写道：“一支有效的舰队”假定是劣势舰队“对于海战尤其是对于渡海输送陆军部队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对于这一论述当然无可争议；而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指明这一极端论点的危险性，对于全部因素不加仔细考虑即将军事术语公式化的人便会陷入极端的危险。
自我读过科洛姆的《海战》以来，至今已经十五年有余。因此，我对它的记忆并不犹新；为了在此提供参考，我在笔记中找到了我当时写出的下面一段话：“依我看来，科洛姆的主张过于武断，他认为仅仅依靠一支海军兵力——不需优势的兵力——甚至是相等的或较小的兵力造成威胁，便可迫使敌方放弃联合远征。”在为证明这一理论所列举的历史实例中，有人确曾由于这样一支存在舰队而放弃冒险，而我则认为，在一些实例中，假如采取不同的行动，其结果显然定会获得成功。将这一主张对我所形成的总的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它忽视了拿破仑的名言，“不敢冒险便无法进行战争。”这一名言同上面所引述的他的另一名言互相关联，即战争按照准确的表达，就是在于取得最为有利的时机。
这些准则不仅承认冒险是必要的，而且还承认失败较之成功有可能具有更可信的价值这一论点是正确的；因为失败有可能是产生于最为精确的计算和激烈的战斗行动之后，而成功则有可能是由于侥幸或仅仅是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结果。在采取冒险行动之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为这一目的是否值得冒险？是否已经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成功？纳尔逊在提议进攻里窝那时，曾同拿破仑的准则不谋而合；实际上，纳尔逊的这一准则早已写成。他所提议的并非单纯的冒险，而是在对各种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之后，他才明确断言必需接受冒险。纳尔逊写道：
“有些事情必须等待时机。我们的唯一考虑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是否值得冒险？假如值得，就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去干吧！”在另一场合他又写道：“当我在不论何处发现法国护航队时，只要有可能对其实施攻击，我的分舰队必将冒险或是将其俘获或是将其摧毁，而我的分舰队的建立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用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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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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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日俄战争对许多课题都深有教益，但我理解在现实问题方面莫过于最后到我们现在面前讨论的问题更有教益，即海岸设防同海军兵力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并不探讨细节，虽然细节也有其价值，而是论述产生正确或错误国家政策的概括性的普遍原理。绿水学派是存在舰队学派的第二代正统继承者。这两个学派一脉相承，相继提出例证说明其原理由于发展必能结出应有的果实。二者对陆上作战同海军舰队的关系都特别关注。在这一关系中，同在所有军事估计中一样，稳妥的解决办法便是充分认识每一方在我们称之为协同的共同行动中所担负的职能，并以此为依据在二者之间达成精确的协调；从而使二者的行动合为一体。海岸设防，海岸要塞，处于两类截然不同的战争行动，即海战和陆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思想分界线上；因为海岸要塞乃是恰好位于大自然在海军和陆军各自活动领域之间所画的天然分界线上的强有力的据点。因此，在这一争议场所产生争议并不足奇。
当战争发生于两个被海洋隔离的国家之间，显然，入侵别国所占领地的国家必采取攻势，而进攻的工具则是遂行入侵时的武器，这就是陆军。海军则负责维护和确保陆军交通的安全。即使海军可能单独入侵，但却难以使其成为入侵兵力。即使它可能单独发动攻势，但却无法使其成为攻势武装。即使它本身的活动方式具有攻势性质，但却未必能使其在协同作战中构成攻势因素。在联合行动中它采取攻势。在遂行守势任务中，遇有摧毁敌舰的机会，它便不断采取攻势行动，这样并不改变它作战的基本性质。在它的炮火所及范围之处，它以攻势行动进行防御；但它确是在进行防御。这就是日本海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所担负的职能。
再者，假如发生入侵，则被入侵国家的海岸要塞同战争的关系如何？海岸要塞应担负何种职能？初略看来，显然应采取守势；但对此问题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这一明显看法是否确切可靠？恰好相反，海军的作战方式是攻势的，而其职能却是守势的，而海岸要塞的作战方式则是守势的，其职能却是攻势的。海岸要塞非但不能保卫国家，而且其本身并不能抗阻入侵，除非只有要塞，而无海岸线；但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存在。登陆总是能在要塞所及范围以外实施。旅顺口本身对于围攻部队远在六十英里以外登陆并未产生丝毫影响。在这段作战期间，旅顺口对其自身都无法保卫，更谈不上保卫国家了。
要塞，无论是海岸要塞还是内陆要塞，都是只靠保持在其壁垒后面的攻势力量进行防御。海岸要塞主要是以其所隐蔽的舰队来保卫其所属于的国家。要塞的工事和守卫这些工事的部队则为舰队提供补给，保证修理并于危急之时为其提供隐蔽场所，以此来支持舰队的活动。情况确是如此，非常清楚，被入侵国家的海岸要塞实际上就是攻势工具，尽管该国本身单就被入侵这一事实而言是在进行守势作战。要塞的具体特性只是细节问题；其基本职能是采取攻势，因为它只能通过促成进攻以达成防御。这正是要塞同陆上边境的关系。其对国家的防卫职能不能延伸至其火炮射程范围以外；确实如此，通常不能达到如此之远。这是因为它能隐蔽守备部队，如这支部队足够强大，便可对该要塞所抗御的入侵陆军的交通线采取危害活动。守备部队如位于敌方交通线的翼侧，便可以威胁敌人的生存，并通过阻止敌人向前推进从而实现防卫。所以，发挥作用的正是要塞的攻势力量；而并非其守势力量。
在陆战中，极为明显，要塞必须依靠自然或人工力量确保各方都能安全。设防便是依靠人工力量以补天然防护之不足，在暴露的海岸边境上，情况也同样如此，但并不如此明显。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海岸设防完全视为对抗舰队的守势措施，而我却一直主张要塞乃是攻势工具，这一正确观念大部已被忽视。其结果便可能像日军于旅顺口地区登陆那样，由一支陆军于一定距离之外登陆，从而剥夺我们的舰队对这一或那一重要海军基地的使用；我只怕夺取美国海军基地还更为容易些，因为我怀疑我们的任何一处海军基地在陆地一侧的防卫会像旅顺口那样强固。
假如结局确实如此，依我看来，倒不失为一个足以说明一项错误原理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有趣例证。有人开始认为：海岸要塞只是用于防御。继而认为：海军担负防御较之任何要塞可能都好。最后则得出结论：经费用于要塞实属浪费，而应用于舰队。简言之，这就是绿水学派的三段论法。前提设定之后，结论便随之而来；但其前提却是错误的。就战略而言，海岸要塞并非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其所隐蔽和供养的那支兵力乃是抗击入侵者的攻势武装；这便是海军。由此可见，海岸要塞必须在海陆两个方面同时发展，以防敌人以突然袭击(Coup de main)或持久围攻将其攻陷，就像旅顺口那样。综观上述全部情况，圣地亚哥可以说是由于突然袭击而被攻陷，而旅顺口则是由于围攻而被攻陷。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都是舰队被夺去了基地。这是其结局的基本特点；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舰队也随之同时被毁，尽管这极为令人满意，但这也只不过是附带发生的事件而已。假如舰队得以逃脱至另一处要塞，逃至哈瓦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其所逃离的港口的得和失，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便都无关紧要，因为该地的攻势力量已经逃离，并将于别处投入使用。
在海边一侧进行防御，抗击海军直接攻击，比较容易；因为在那一边无法设置围攻工事，只有军舰可以用为攻击手段，但以军舰攻击炮台，通常均认为不利。有人对此表示异议；然而，日本人可谓大胆，但也并未长时间将其军舰暴露于俄国炮台之下。在炮击期间，他们曾将射程增大以保安全；尽管如此，其一艘军舰“朝日”号险遭不测，侥幸得以逃脱。因此，是在海岸要塞的陆地一边最需要确保安全，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尽合要塞的要求。
这些原理都是一般原理，当然必须予以变动，加以协调，才能适应每种情况的要求。即使像英国过去所拥有的那样一支最为强大的海军，也还须有海岸要塞；因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国家的海军，过去从未做到，今后也无法做到单靠其自身便能处处阻止入侵。正如桑威奇致函罗德尼所说，海军并不能控制所有地方。过去，英国海军曾经确保了不列颠诸岛的安全；但在其它海域，它却需要拥有直布罗陀和其它类似的位置。各个不同位置的设防要求也各不相同，须视可能敌人使用何种手段方能抵达这一位置而定。甚至就以不列颠诸岛本身而论，不论今昔，即使陆地一侧不加设防，要想入侵成功，勿庸置疑，也必须以夺取和摧毁其船坞做为首要目的。我们大家全都熟悉直布罗陀的经历。它正是依靠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力量才得以屹立无恙，这是人所共知的；还可以1798年的马耳他和埃及为例。它们并非英国的属地；但却是英国的巨大权益所在。假如亚历山大港是英国的要塞并配有适当的守备部队，则拿破仑在埃及的作战行动所遭遇的抗击，定会较之后来对该港的封锁更为严厉，拿破仑则势必需要将其攻克，就像他后来曾经必须攻克阿克一样，阿克未能攻克；这一失败迫使拿破仑放弃了对叙利亚的冒险计划。马耳他假如适当设防，也定会较长时间阻住拿破仑。英国人曾用两年时间经过围攻和封锁才将其重新夺回，这一事实便是明证；而且纳尔逊迫切渴望完成这一任务，由此又可充分证明这一任务是何等必要。
在决定对一处作为海军基地的海岸要塞加强力量时，除却由于距离和周围环境对敌人攻克该处要塞可能造成的困难之外，一项重要的考虑便是在一段具体海岸上可供使用港口的数量。现以我们的太平洋海岸为例。适于舰队驻泊的商港的数量，同大西洋海岸相比是有限的。因此，失去一处最好的港口便是一场较大的灾难。假定将我们的战斗舰队集中于这一或另一大洋，显而易见，假如集中于大西洋，而战争需要将舰队转移至太平洋，如在舰队到达之前失去一处海军场站，则形势较之在相反情况之下会更为严重；因为在太平洋可以替代的港口为数很少。
虽则这种灾难在任一事件中对舰队来说都是极为严重的，但看来敌人却极少有可能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一举攻占所有的可用位置，致使美国舰队到达之时却无处可投，并无法补充作为战斗基础的必需补给。敌人本身也须集中。因此，其战斗舰队在长达两千英里的海岸线上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且还无法像东乡那样选定其位置，东乡确知其敌人只有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处港口可去，而将其舰队安置于马山浦。
假如俄国人仍然拥有两处港口，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则东乡所面临的问题便会更加困难；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会大大得助于朝鲜半岛的突出部，它同佛罗里达半岛极其相似。就态势而言，基韦斯特相当于马山浦，二者惊人地相似；但两个海峡的宽窄却大不相同，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成功的可能性要小于驶往美国东海岸的美国舰队司令。驶往东海岸的舰队假如企图在这里规避对方，则会比较容易；而对方进行截击则比较困难。此外，马山浦实际上是日本的属地；与其类同的基韦斯特，我们希望——尽管这一希望可能过于乐观——将会得到充分设防以抵御军舰的攻击。万一我们的首要军港纽约落入敌人之手，对于驶往该处海岸的美国舰队来说，还有波士顿、诺福克、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可供使用。
从上述条件中可以做出推论，在我们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迫切需要建立最为安全型的海军要塞；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岸，因为它在构成海权的诸要素方面比较薄弱。在任何有关太平洋海岸防御的规划中，夏威夷群岛自然应当予以重点考虑。我认为我们的“存在舰队”——我指的并非习惯上所说的那样一支劣势舰队，而是一支除英国之外，至少同任何现代国家的舰队在固有效能和数量上相等的舰队——需要设防港口，以保证其作战；这些港口在陆上一侧应当充分设防，并配有守备部队，其数量、效能以及其所储资源，至少在舰队从一处海岸转移至另处海岸这段时间之内，能够顶住一次围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舰队可以满怀信心地活动，因为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为进行有力攻势行动所需的各项支援；这一使人深信无疑的尽人皆知的事实，将成为国际上考虑媾和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所具有的分量，较之一支舰队到达一段遭受威胁的海岸之时，却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遭遇的那样发现其主要海军场站已落入敌人手中所具有的分量，具有双倍的价值。经验证明，在战场上不适于同正规军交锋的部队，往往可以固守设防的战线；杰克逊于新奥尔良，固守邦克山，便是美国人可以立即忆起的实例。我们无法期望将我们的普通居民组成一支很快便能适于在战场上同陆军强国的野战军交锋的陆军部队；但却可能为海军港口组成防御体系，使其成为旅顺口式的要塞，由民兵对其加以固守；假如居民心甘情愿，便可以保乡卫国为号召，对他们施以比较简短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对正规的守备部队进行有效的支援。
总而言之，在日俄战争整个过程中，发人深省的莫过于旅顺口所起的作用。它之所以如此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澄清了先是“存在舰队”学派继而是“绿水”学派这一特殊思潮所一直争执的令人疑虑的问题。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从未有过怀疑，因而，我并未获得特殊的教益。我的主张毫未改变，而是更加坚定。由于各种条件仍同战争伊始一样，故整个结局要看海岸要塞；要看这一方或另一方掌握要塞。假如俄国舰队最初便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问题在原理上不会有所改变，只是在运用方式上会有所不同。每处港口都有其有利的方面；但只要拥有有效的破冰船，则符拉迪沃斯托克便会更加有利。我认为从陆上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更为困难，其作战规模定会更大，时间拖得必将更长，尽管我对此无法断言，因为它已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看来困难会更多。
然而，从海上作战来看，这一问题极为清楚，假如俄国的整个远东装甲舰队当时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可能做到的，则其定会像在旅顺口那样被围困于该港；而且，假如该港能够坚守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鉴于只是俄国最近才攫取到手的旅顺口尚且坚持如此之久，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更有可能做到)，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便有两处港口可供选择，而不是只有一处。只有马山浦这样的位置，才能使东乡有效地阻拦两支俄国分舰队。就这一设想的可能性而言，东乡完全可能不是默许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入旅顺口进行清理和修整舰艇再行作战；便是为了要阻拦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进入旅顺口，就得放弃其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监视，这样一来，港内舰队便可驶出，两支俄国兵力集团便有可能会合成一体。假如会合得以实现，则俄国舰队不仅在数量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由于联合得以成功及由此而造成的明显优势所产生的精神作用，必将增大取胜的机会。假如由于日本海军坚持监视这一或另一港口而使会合受挫，则日本海军至少必须不停地相继同两支敌军作战，而每支敌军在物质力量上均同其相等；即使不能全然相等，也是接近相等。对一支较弱的舰队来说，这种相继同两支敌军交战，较之两支敌军会合之后再同其交战，可以提供较好的获胜机会。然而，形势依然严重；而且日本人无法获得供其进行全面重新整修的宝贵时机，即无法获得从旅顺口陷落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这样长的间歇时间。
如再进一步假设，假定俄国远东舰队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便须同时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否则，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时便有两处港口可自由出入，而且俄国的东方海军分舰队依然存在，从而便会对日本人构成难以应付的局面。俄国人从最初开始便有可能构成这种使日本人进退维谷的局面，这就很可能形成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为激烈的争夺。俄国舰队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到日本分散的各要害据点，而迫使日本趋向于分散其兵力。波罗的海分舰队不在现场，这就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时机，日本人便巧妙地抓住了这一时机。由于俄国人将旅顺口和其舰队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而这两个目标又紧紧靠近于日本人预期入侵朝鲜和满洲的起点，这就进一步有利于日本人。暂时居于劣势而采取守势的俄国人，不是诱使其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而是以其自身的部署迫使敌人将其兵力集中于对其自身危害最大之点。这样一来，俄国人便将其自身限制于一个区域中，在这区域内日本人定能发挥全力，而完全不必顾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已被俄国自身将其排除在外，故在战斗之中毫未发挥支援作用。俄国人之所以如此行动，可以完全肯定，是由于他们希望保住旅顺口，以及出自于错误的要塞舰队论；他们不是使要塞从属于舰队，而是使舰队从属于要塞。从目击者对旅顺口舰队行动的评论之中可以看出，除广泛布设固定水雷以外，旅顺口舰队从来没有过利用海上有利战机的部署；即利用可以毁伤日本舰船的战机。他们从未采取过使用舰队的部署，而是使舰队束缚于要塞。
按照正常观念来看，略居劣势但在后来的8月10日已经证实并非居于决定性劣势的俄国舰队，假如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威胁日本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日本人像对待旅顺口那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围攻和封锁。根据日本人当时的真实行动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俄国舰队，不论是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位于旅顺口，不仅不会，依我看来，也不应将日本人吓住使其将部队的运输中断一天。当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战争之时，他们明若观火地看得清楚，在波罗的海舰队启航之前这段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夺取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定能获胜，尽管较弱，但有良好的战机。日本人最初也曾预计旅顺口的陷落会比实际时间要早得多，并同时将其舰队俘获，这支舰队实际上对于日本人确实具有真正的决定性作用。获得这一胜利之后，日本人便可满怀胜利的期望继续战斗。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已被发现之时，尽管旅顺口的陷落和俄国海军半数的被歼都已成为既定事实，但从东乡对其舰队所发出的信号来看，便可进一步证实，他对这支舰队时刻记在心中。众所周知，当时日本政府对波罗的海舰队极为担心，甚至满怀焦虑，而且该舰队的到达时间长期延缓，从而使日本人得以重新整修其舰船，在这段时间之内一直如此。
假如俄国舰队曾经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则同样的战略推理也可用于日本。这就必然迫使日本人对该港进行围攻和封锁。假如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理由，日本人同时也对旅顺口进行围攻和封锁，则这两项作战行动就会从进军满洲的陆军部队中占去十五万人；除此之外，同时围攻两处港口必将使军费无限增加，而使日本逐渐耗尽财源，毫无疑问，这必将成为导致日本求和的主要因素。接近东乡的一个日本军官事后曾就8月10日的试图未成的脱逃写成材料予以公布：“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大部分得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日本人在其后的战争中必将困难重重，来自波罗的海分舰队的危险必将大大增加。”由此看来，毫无怀疑理由，假如旅顺口分舰队开始便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亦必随之产生同样的结局。
俄国对强大的旅顺口分舰队的滥用，更加富有启发性，并以其自身实例说明这一悲惨的结局产生于存在舰队论这一错误的原理，因为最初开始俄国人曾制定了总体战役计划并付诸实施；对于暂时较弱、最后则较强的俄国来说，这一计划是正确的。驻泊于牛庄的一艘美舰的情报官于开战伊始曾经报告，那里的俄国军官之间的谈论中谈到，他们不能守住旅顺口所在的辽东半岛，也不能守住南部满洲；他们应当保卫旅顺口，准备遭受围攻，而其野战军则在能够防御的位置上进行抵抗，实行边战边退，逐步退至辽阳和沈阳，直至哈尔滨。退至哈尔滨后，他们便可稳住阵脚，利用退却期间集聚在该地的部队和物资进行增援，当其继续坚守该地时，还可根据需要进一步予以加强。之后，当一切准备就绪之时，他们便以足以压倒一切反抗力量的兵力转入攻势。这样便轮到哈尔滨以其自身为实例来说明要塞的功用。
这种谈论来自两个来源之一；也可能来自两个来源。或是由于高级人士泄密，或是作为正确方针，这确是一条正确方针，予以明文规定对军官进行教育。库罗帕特金所面临的形势与1797年查理大公于法军面前退却的形势完全相同；1797年正是查理大公于多瑙河流域获得大捷的翌年，前已予以充分引证。关于1797年的形势，拿破仑曾致函其政府写道：
“假如敌人做出要等待我军的蠢事，则我定将予以痛击；但若他们继续退却，同其来自莱茵河的部分部队会合而形成压倒我军之势，那时我军退却便会困难重重，而且意大利陆军的失败便可能会给共和国带来失败。”
库罗帕特金的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当日本表明愿意谈判之时，其退却尚未超越沈阳。
在俄国人的计划中，旅顺口具有重要作用。它诱使日本人自始至终从其先遣主力中分出一支数量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 注：大英帝国总参谋长W·尼科尔森爵士在其为W·里奇蒙·史密斯所著《旅顺口的围攻与陷落》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估计日本用于夺取旅顺口的兵力总计不下十五万人(参见《美国历史评论》1911年4月号第521页)。日军在围攻战中的损失估计为五万九千人(参见《皇家炮兵》杂志1905年10月号第322页)。 ] 他们被迫采取此策，并非由于1895年俄、法、德三国对日本的错误干涉，迫其归还辽东而造成的民族积怨——尽管可以将此包含在内——而是由于必须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将港内的俄国海军分舰队击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赢得的喘息时间尽管充分，但并不太富裕；而且我们还知道，要塞司令官由于过早投降而被判处死刑。因此，俄国固守旅顺口并非由于国家荣誉或军事犹豫而采取的折中。而是根据俄国条件的特点从战争全局出发所进行的正确协调；它从属于主体计划，并有助于其获得成功。俄国的陆军主力由于派出守备部队而被削弱；但为了战胜守备部队，日本却不得不抽出数量相当于守备部队两倍乃至三倍的部队而削弱其兵力。
这一卓越的部署还有助于延缓时间，这正是俄国人的首要目的。旅顺口在此所起的作用，在性质上与1800年马伦戈战役中热那亚港的效用完全相同，而在程度上也大体相近。对热那亚的围攻拖住了奥军将领梅拉斯，而拿破仑此时却越过了圣伯纳德，并将其部队集结于伦巴第而切断了奥军的交通线；恰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达之时一样，假如旅顺口及其舰队仍然屹立无恙，则便能威胁日本人的交通。热那亚使拿破仑获得了所需的延缓时间；其守备部队虽已绝粮挨饿但仍未放弃抵抗。似乎没有充分理由可以怀疑，如果旅顺口顽强抵抗，也会取得同样结果；只是俄国将领斯托塞尔无法同法国将领马塞纳相比。在8月10日突围之前，我自己全凭公开发表的资料作为写作依据，当时曾有机会注意到日本海军极欲迅速攻克旅顺口的迫切心情，以及对该港和尚在远方的波罗的海舰队同时并存所造成的潜在危险的担心。日本海军省高呼“迅速攻克！”，而俄国海岸要塞则答以“延缓固守的时间！”。
因此，在俄国计划中的两部兵力应当做到真正联合，在联合中兵力虽为两部，但行动却应一致，双方应当密切配合，各尽其职；但要塞司令官却不称职，而要塞的舰队不管如何对其进行鼓励依然无所作为。时间虽已得到延缓，机会已经提供；但如果得到的延缓时间不够充足，则毫无用处，如果提供的机会不予抓住，也就毫无价值。假如你最终必须出战，则延长不幸的时间便毫无意义。然而，尽管旅顺口的抵抗所得到的延缓时间并未使俄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在和平谈判中却对日本讨价还价的权力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权力必须以军队的进展程度和总的有利形势为基础。
从日俄战争中还可引出一个结论，这一结论同以前的总体观念有所矛盾，这一观念我自己也曾有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曾经传播过。这一观念便是海军依赖于海上贸易而存在，这是海军存在的起源和正当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这是正确的；而且，正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故其结论也就更加误人。由于部分正确，它便被当成绝对真理而接受。俄国的海上贸易很少，至少很少依靠本国货轮；其商船旗帜极为罕见；其所拥有的海岸具有极大缺陷；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海洋国家。但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俄国海军却成为主角；这次战争未能获胜，不是由于海军不够强大，而是由于对海军运用不当。或许还由于先天不足——素质太差；部队低能，将领也低能。其悲惨结局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真理，即尽管俄国很少海上航运，却依然绝对需要一支海军。
这里，我对于确定贸易同海军的关系并未怀有特殊的兴趣。看来确有道理，凡是贸易航运存在的地方，逻辑上便必然促进称之为海军的这种保护方式的发展；但就具体实例而言，却又极其明显，在没有航运的地方可能也需要一支海军。今日的俄国和美国便是这方面的实例。不管各国海军的历史起源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日益清楚，海军的职能具有独特的军事性质和国际性质。就以美国海军为例，其兴起纯属出于贸易考虑。但对外权益并非仅限于贸易权益。这些权益可能既是政治性的又是贸易性的；可能是由于贸易而成为政治性的，例如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权利；可能是由于军事而成为政治性的，主要是涉及到国家防务，如巴拿马运河和夏威夷；可能是由于民族偏见和同情、种族同情，诸如存在于欧洲的此类情况，或由于门罗主义这样的传统而成为政治性的。门罗主义在开始之时，部分是商业权益的一种表现，旨在防止西班牙重新恢复其在殖民制度中的垄断；它部分地是军事性的，旨在抵制欧洲的侵略和危险的接近；部分地是政治性的，同情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社会。
以海上贸易权益和航运作为广阔基础，毫无疑问必将从物资和人员的储备和补充上有助于提高海军的效能。在代议制的政府中，没有广泛深入的民众权益为后盾，例如贸易航运为我们提供的后盾，军事权益便不免会遭受损害。
在和平时期作战时准备，对于重商主义的代议制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众通常对于军事需要或国际问题不会予以充分注意，不易感到必须做好准备的紧迫性。海军军官所能做到的便是使自己深切领会，贸易航运不外是国家的多种对外关系中的一种，并使这一领会成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对外问题有：门罗主义，巴拿马运河，夏威夷群岛，中国市场，我还可以加上太平洋海岸的暴露，及其人口稀少，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和对待亚洲人的某种狂暴态度。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只求维持其公开宣布的政策，其民众随时准备为此而战，尽管不愿进行准备，但仍需拥有一支既有数量又有效能的海军，即使不再有一艘商船悬挂美国旗帜。假如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和领会这些真理，而且深信不疑，我们便能影响那些左右立法的人们。对于一切事件都坚持这样做，绝不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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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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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马汉的《海军战略》于20世纪初期问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个海军国家竞相传译而风行。由于作者在这部书中根据对军事发展史上许多事实的归纳，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国际战争中，凡是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必将是最后胜利之获得者。这个理论，不独由英国海军发展史提供了许多例证，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更是明显的例证。
据我所知，这本风行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海军战略》，在我们的国家里，却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海权思想长期未能提高到应有高度的状况。
(一)
马汉的《海军战略》第一章绪论的中译文，刊登于1941年后出版的、由我主编的《海军建设月刊》第二卷某期。(译者王师复，系原海军编译处成员，《海军建设月刊》编委之一。)其后，因原译者脱离海军而他就，所以《海军战略》的翻译就中断了。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重庆以后，在军事论坛上有人提出了“海军无用”论的观点。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海军建设月刊》奉命停刊。在这期间，我仍然留心观察太平洋战局的进展，并不时以我所理解的马汉海军战略原理来对其某一战役形势试作论述。这些文章，先后在重庆《大公报》的专栏上发表。这样一来，广大读者的兴趣被引发起来，而在军事论坛上也造成刮目相看的势头。一系列的专论见报之后，据我观察，曾逐渐收到两个方面的效果：(1)“海军无用论”不那么吃香了；(2)海军战略理论权威艾·塞·马汉的名字，逐渐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象。于是我便向海军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建议：由我将《海军战略》一书全文译出，再由海军印刷厂印行。曾国晟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建议。
第一版的《海军战略》中文译本于1945年春季出版。据说邓兆祥上校奉命赴英接舰时，在出发前他自己掏腰包一次购买50本《海军战略》以分赠同袍。这一消息，曾给我以巨大鼓舞。
马汉的《海军战略》中文译本第一版出版经过，略如上述。下面让我谈谈我第二次重译此书的动机。
(二)
80年代初期，我获悉有人从世界各国古今文献中推荐世界巨著，并将16本巨著评价为：具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其中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见立论者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这一套巨著的次序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其第12本就是艾·塞·马汉的《海军战略》。此时，我想除《海军战略》一书外，其他各巨著，对国内文化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说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难道马汉的《海军战略》一书，也能相提并论么？果然，不久，上海《文汇报》刊载一篇文章，证明我的上述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文章作者的着眼点在于指出有哪几本书在中国已经有了译本以及译者和出版家等等。有关《海军战略》一书的译本，文中却一字不曾提起。对于《海军战略》译本之被冷落，我一点也不感到诧异。这正好说明该书当年发行面太窄，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未因此感到泄气。我想，假如我向海军司令部提议，由我将此书重译出版，岂不是很有意义吗？海军司令部对于我的提议立即积极反映，并恰有商务印书馆约稿之洽谈；随后又将马汉《海军战略》原著的复印本邮寄给我，以便开始工作。
以上便是马汉《海军战略》一书重行翻译之来龙来脉。但是为什么不把第一次译本作为第二版印行，而要从头翻译呢？这是因为我希望一切从头做起，以期使旧译本中欠妥之处，得到改正，并希望译文质量尽可能地有所提高。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第二次译稿几乎经历了十年的周折。由于我远在榕城家乡，无法就近效力，对于我的译稿之定稿及审校工作，乃由海军司令部百科编审室的杨志本同志予以安排，又委托田常吉同志对译稿从头至尾进行加工。对此我表示衷心谢意。
(三)
我初译马汉《海军战略》，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了。我重译此书，从脱稿至今，10个年头又匆匆流逝。很难设想，在我耄耋之年，竟还有机会为此书的出版来写《译后记》，真不简单呀！于是我自问：这部书的重译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才问世，是不是太迟了呢？我的回答是：不。一点也不迟！而且我以为还算及时。为什么？因为10年前虽然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出来了，但毕竟只是指明方向的远大目标；经过10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之实施与收效，“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以及小康时代相继进入实践阶段，四个现代化中的国防现代化也要进入同步发展的阶段，这部《海军战略》的译本恰于此时出版，不正符合“有的放矢”的涵义么？因此我以为此书在此时出版是十分及时的。我自己，作为曾经为此书两次翻译效过微力的一分子，在我为新译本写这篇《译后记》时，衷心地感到快慰。
蔡鸿幹 1991年5月于福州
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