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陆战为例予以说明。1812年拿破仑对马尔蒙的训令
1804年拿破仑计划的大规模海军钳制
同1798年远征埃及的情况相对照
海军同本土防御的关系
海岸要塞的职能首先是攻势；而非守势
以1812年罗杰斯指挥的美国海军分舰队为例予以说明
确定正式组建一支国家海军。德国的定义
前进作战“正面”的有利条件
举例说明：1793至1815年的英国海军；1796年拿破仑于阿迪杰河
上述两例中被占据的强固据点
运用于加勒比海
前往苏伊士地峡与巴拿马地峡的英国的强固据点线
海战的作战方向决定于敌方的舰队和海军基地的位置
敌方的有组织的兵力乃是作战的首要目标
现代英国海军的常年保持巨大优势乃是海军战略例证数量缺乏的原因
1793至1798年历次地中海战役期间的动荡
历次地中海战役证实需要拥有当地基地
叙弗朗于东印度群岛所进行的战役同样如此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国海军兵力的均势
进攻设防海军基地必需在海上建立优势
距离的影响。因而远程作战必需拥有前进基地
对敌方基地实施攻击可能是对自己本身的当地权益的最佳防御
补给舰船的在场会对战斗舰队造成麻烦
对于退却之敌必需进行坚持不懈的追击
对马海战之前日俄舰队关系概述
敌人消失于追逐视野之外时的追击行动
攻击设防基地在于迫使敌方舰队交战
直布罗陀和亭可马里
面对位置适中和设防适当的两处敌对港口会对攻击舰队造成麻烦
一处港口拥有两处相隔很远的入口，则相当于两处港口。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
作战的理想位置
优势海军面对两处相隔很远的敌对基地所采用的传统做法
获胜后随之因交通线延伸而损及优势的海军所采取的传统做法
作战线如有可能便应向前推进
实例：1796年拿破仑于阿迪杰河；1794至1796年英国于科西嘉
阻敌前进：如何实施
转取守势的舰队所采取的传统做法
关于“防御乃是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的探讨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塞韦拉的冒险行动属于攻势
认真防御的重要因素
必须予以防御的位置靠近所属国所具有的有利条件
坚强要地在防御战役中的作用
既定区域内的设防位置既不应过多，但也不应太少
特别需要保持国家对遥远海域的控制
防护不应依赖海军
舰队负责掩护重要而未设防的位置所遇到的麻烦。举例说明
1796年的拿破仑与曼图亚。海外海上战场与此类似
以曼图亚和拿破仑分别为例说明守势作战和攻势作战的方式和方法
对强固要地进行控制时，陆、海军运动的差异。交通问题
拿破仑于曼图亚同纳尔逊于哥本哈根相对照
在战场上野战军的退却和追击的运动
在海上作战中纳尔逊的经历与此类似
在一支向前推进的优势敌军面前，劣势舰队的运动
舰队和设防港口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依托设防港口防卫海域的劣势舰队的运用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舰队所采取的方法则是采取攻势
以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为例予以说明
敌方的交通线和海外权益则是这种作战的目标
引述达夫吕伊的论述
变劣势为优势的问题
经验对于运用原理的价值
真正的经验不只限于个人经验
引述查理大公和拿破仑的论述
战争指挥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
战争的准则。引述若米尼的论述
拿破仑的名言
第十一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
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这一研究以敌对双方兵力相等为假定
因此，研究只涉及位置
然后，还必须考虑确定战场范围的那些理由
密西西比河河口和巴拿马地峡乃是两处首要权益据点
影响局势的政治事件
国际政治中的通商问题
关于战场边界的研讨
各海峡和其他水道的军事重要性
牙买加的军事控制位置
尤卡坦和密西西比河河口以西的墨西哥湾相对而言并无重要军事意义
为准备研究而画的基准线
列举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据点
美西战争后美国所获得的据点
这些据点的军事作用
研讨所列举的各个战略据点就其位置而言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佛罗里达半岛的作用
基韦斯特的位置价值
美国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类似情况
长岛和长岛湾的位置影响
继续研讨所列举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各战略位置的位置价值
古巴和海地对航船通行构成连续障碍
因而向风水道这一缺口便具有军事重要性
以一支胜任的海军依托附近基地以确保对这种水道的控制
一支对向风水道进行如此控制的海军对于企图在巴拿马地峡作战的敌对兵力的影响
控制向风水道的最佳位置。圣地亚哥、关塔那摩和牙买加在这一方面的对比
交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代海战中对所需煤炭的重要性
关于古巴和海地所具有的位置军事作用的分析
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军事影响会因拥有同等海军兵力的敌人占有古巴而消失
由此推论美国海军所需的规模
基韦斯特、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对这支海军所能给予的支援
哈瓦那的位置在控制上优于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
哈瓦那和圣地亚哥可以借助陆上交通进行互相支援
海港的战略特性和战术特性
位于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之间古巴南北两岸的隐蔽港口
关于西恩富戈斯港的战略和战术考虑
西恩富戈斯附近的暗礁海域为鱼雷艇和潜艇实施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
赫尔果兰的战略价值及战术配置
互相紧靠的港口应包括在同一防御计划之内
关于巴哈马浅滩和水道的战略考虑
1762年英国使用巴哈马水道进攻哈瓦那
第十二章 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续)
对以海军实力将古巴影响伸展至加勒比海的考虑
加勒比海的三处主要作战中心
设若拥有充足的海军力量，单只占据古巴便可将控制予以延伸
将控制延伸至莫纳海峡所需的措施
以1898年美西战争中对向风海峡未加戒备所造成的影响为例予以说明
无线电报的战略效能
适于对莫纳海峡实施控制的位置
海上交通线不应过长
由于取得关塔那摩和库莱布拉而对交通问题产生的影响
由此而产生的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区域优势
获取遥远海军场站的政策。香港，胶州湾，旅顺口，直布罗陀
美国对海地各港的可靠军事政策。以马耳他和旅顺口为实例
古巴对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作用的概括
在加勒比海应予控制的三项主要目标：1. 入口；2. 商业或军事的主要目的地；3. 入口至目的地的通路
对大洋和狭窄海域中的通路问题的一般研讨
以史例予以说明。纳尔逊，东乡
英国所采取的方式对拿破仑联合行动的影响
附近海港对交通线的影响
在这方面牙买加同古巴相比
同小安的列斯群岛相比
古巴同安的列斯群岛相比
牙买加的优势位置价值
由于远离支援，这一价值便受到削弱
在这方面古巴拥有优势
这些不利条件对牙买加所造成的结果
从两处远隔位置出发的兵力试图会合随时都会遭到危险
以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为例
古巴对其交通线拥有战略优势
牙买加则相应处于劣势
牙买加提供了关于美国关注欧洲国际局势的例证
对小安的列斯群岛作为加勒比海作战基地的价值的估计
古巴、牙买加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战略价值对比结论
关于加勒比海战略特点一般讨论的结束
海军战略原理具体运用于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权益
战略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
1887年和1911年国际形势同海军形势之间的对照
1887年和1911年美国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所拥有的位置的对照
基韦斯特的位置重要性
1887年所述的美国墨西哥湾基地的弱点
当时指出的补救方法
1887年以来的种种变化对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势力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基韦斯特在此期间的发展
关塔那摩和基韦斯特二者优势的对比
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支援关系和影响作战的攻势和守势关系
以关塔那摩为依托中心并取得基韦斯特和库莱布拉支援的舰队所发挥的战略作用
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奇袭效果均属有限
过去二十年来加勒比地区占有权的变迁结果的概括
蒸汽机的采用对海军作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以加勒比海和巴拿马地峡为例证说明现代海军战略的要求
地峡和运河同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岸相互支援的关系
加勒比海乃是通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锁钥
第十三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
本章课题对海军战略的价值
运用资料来阐明原理
首先选定俄国对战争的指挥予以研讨
“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
处理两种相反概念的正确方法
就军舰设计和战役计划，研讨“折中”和“协调”
以山地和江河的两种相反防御配系为例予以说明
装甲巡洋舰乃是折中的实例
“要塞舰队”乃是俄国概念
以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例子以说明
这一观念对俄国实践的总影响
俄罗斯民族对防御的偏见
“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分别代表防御思想和进攻思想
俄国概念对以下方式的特殊影响：
舰队集结于远东的方式
集结后又行分散的方式
对美国战斗舰队分散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提出警告
日俄战争中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战略价值的对比
俄国旅顺口舰队的守势姿态和守势活动的特征
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表明攻势目的
“存在舰队”理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活动可能受其影响
日本人的总方针表明，他们不接受“存在舰队”理论
军事“安全”与和平时期的安全并不相同
就军事意义而言，“可能”并不等于“现实”
奇袭成功并不等于切断交通
日本的攻城辎重在海上被俘获
拿破仑于阿克城下遭到类似不幸
俄国的要塞舰队概念对部署旅顺分舰队的影响
以1904年8月10日旅顺分舰队试图由旅顺脱逃为例，对该分舰队的指挥进行研讨
纳尔逊的名言适用于这种情况
俄国的行动乃是逃与战的思想的折中
8月14日上村同俄国巡洋舰的战斗
关于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舰队正确部署的研讨
第十四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续)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对其分舰队的指挥
统一的概念乃是衡量的准则
进入海战的战略战场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困惑
西蒙诺夫：《惩罚》“Rasplata”的陈述
踏上最后航程时携载煤量的问题
来自圣彼得堡的警告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影响
由此得出的普遍军事教训
投降问题；何时投降才能被证明有理
控制海洋乃是这次战争的决定性统一考虑
因而，罗日杰斯文斯基面临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俄国旅顺口舰队面临的问题
由这一考虑出发推断应当采取的适当步骤
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基本要求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采取的步骤方针
缺乏目的专一
迹象
同兰克关于英格兰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的情况的评论相对照
具体运用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面临的问题
补给船问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方针的研讨
引用朗弗雷对拿破仑的评语作为例证
日本的海军战略
在总体战役计划中便已担有风险
以数量居于劣势的海军控制海洋的措施
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目的专一。此为首要措施
随之采取的步骤表明了同样的统一概念
为保证达到控制敌方舰队这一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战术措施
这些措施挫败了俄国舰队逃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而取得战略成功
上村于对马海峡占据位置的战略原因及其他原因
日本人所采取的步骤就总体而言是正确的
日本人的步骤阐明“存在舰队”理论
冒险是必要的
拿破仑的名言
纳尔逊的名言
第十五章 海岸设防同海军战略的关系
海岸要塞位于陆军与海军的分界线上
故而不可避免会发生意见冲突
对海军同陆军联合作战中舰队和要塞的职能的分析
海岸要塞在联合作战中由于舰队驻泊其中，故其职能基本上是攻势的
故需于陆上一侧进行设防
军舰同要塞对抗处于不利条件
甚至最大的海军强国亦需于遥远海域拥有海岸要塞
直布罗陀，亚历山大，马耳他
于同一海岸线上拥有数处港口的战略效用
美国需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拥有海岸要塞
基地的安全对于舰队运动的影响
旅顺口对于日俄战争的决定性影响
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类似使用可能构成的战略条件
旅顺口所造成的形势
依据错误的原理，舰队于旅顺口成为要塞的附属
俄国人无意进行海军攻势作战
日本迫切需要于增援兵力到达之前将俄国旅顺口舰队摧毁
这一需要对陆上战役的影响
俄国的陆上战役计划
同拿破仑对查理大公于1797年的作战活动的评论相对照
固守旅顺口乃是俄国计划的主要特征
尽管旅顺口终于陷落，但却取得了重要的延缓作用
同1800年的热那亚相对照
俄国的计划应是真正的联合：兵力呈为二，但行动却为一。失败的原因
在对外贸易中拥有少量航运的国家亦需拥有海军。俄国和美国
对外权益并不限于贸易和航海
在代议制的政府中，海上权益为海军提供立法支持
美国的海外权益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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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原书前言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本书内封书名——同陆战原理相互比较和对照的海军战略——已将本书主题点明：本书实际上即是自1887至1911年期间的各个不同时期于海军学院所讲授的讲稿。
原讲稿只是相当于有条理的论述，而且颇为简短，包括连续的七章，即从第六章至第十二章。这七章的细节已做了某些修改，主要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引起了情况发生变化；但在大体轮廓上和设计上仍然沿用最初的结构。
承蒙海陆军联合杂志(伦敦)的主事人和编辑允许将1893年发表于该杂志的一篇论文重印收入本书，特此致谢。这篇论文便是本书222至224页 [ 译者注：系原书页码。 ] 的内容。
海军学院院长罗杰斯海军少将和学院院部的麦卡蒂·利特尔海军上校不断提供方便和给予协助，亦应一并致以谢意。
A.T.马汉 19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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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投笔从戎 [扫描] 2004
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一章 绪论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这部即将于本届(1909年)海军学院学术会议期间向诸位宣读的经过修订和增补的海军战略讲稿，最初于1887年写成；当年秋季开学后曾在海军学院学术例会上使用过，并于1888年再次使用。随之，作为独立机构的海军学院便被海军部长惠特尼解散；然而，不论是在海军学院同鱼雷场站暂时合并期间，还是在海军部长特雷西于1892年恢复海军学院使成为其单独建制后，这部讲稿或是由我本人亲自讲授，或是由其他军官代为宣讲，年复一年一直沿用至今。
在此期间，尽管对讲稿内容有时也增加过有实质性的资料，但从未试图要对讲稿要旨进行改写。其结构仍同初稿一样，旨在阐述原理。其中所做的增补或改动主要是引证历史实例或重新考虑当代的政治条件以阐明原理。所有这些修改都出于偶然，甚至出于凑巧。过去每当一个适当想法出现，我便随笔将其记下；但从未做过有条理的修订，只是由于海军学院创始人卢斯海军少将和海军学院院长梅里尔海军少将于1908年先后提出建议，我才开始着手修订。
因此，从最初成稿到正式修订共历时二十一年；这就是从诞生到成年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讲稿所增添的内容，只限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凑巧的发挥。在此期间，各种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战争的指挥，现在要想进行系统修订，就自然会促使我们对这些变化有所考虑。
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些变化，对海军战略这一课题本身来说，乃是外在的；而且必然会如此。这些变化对海军战略影响颇深；但它们是从外部施加影响。因为海军战略以基本事实为基础，基本事实一旦得到正确而有系统的阐述，即被称为原理；这些真理一旦得到确定，其本身便不再更改；但决不是说不可通过解释和重新陈述或凭战争经验以新的见解来阐明这些原理，并引进新的方法，来运用这些原理，这就必将有所发展；即在海军战略的实践中和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海军战略法则和原理的阐述中都有所发展。自然科学对此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类似情况。支配自然科学的法则，就以电学为例，是永久不变的；但在运用这些法则中，一代人的时间能证明，可能会有多大的修改和进步。这些修改和进步是经过众多有才智的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和通过已经完成的无数实验才成为可能进行以及得以实现；而在我们的战争专业中，类似的修改和进步则是通过作战经验才能得以实现。
对此，只须顺便提及战争所用武器的某些变化，似乎就合适当说明。特别应当指出，在战术中曾占重要地位的撞角战法现已无人过问；而在另一方面，潜艇却已取得进展，自动鱼雷的射程已经显著增大，无线电报已经发明问世。1887年，鱼雷的有效射程稍微超过五百码，长期构思的潜艇虽已获得明显进展，但尚未成为实用要素；而无线电报至少对公众来说，更是闻所未闻。当我1886年于海军学院初次授课时，即在对现有这些事物开始探讨以前，我就曾作为一种可能性谈到，一支封锁美国海岸的舰队，比如说在纽约、特拉华河和切萨皮克湾前方的各个分遣舰队，可以通过海底电缆保持联络 [ 注：见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第85页。 ] 。这在当时或许可行；然而，如今利用无线电便可确保更加迅速、更加容易、更加可靠地达到同样目的。
另一方面，潜艇和射程较大的鱼雷，给封锁者带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并迫使他们不得不保持更远的距离。这些成果并不会改变战略原理，但它们却能影响其运用。现举例对此予以说明，日本战列舰于远离旅顺口六十海里的长山列岛水域占据位置对该港进行监视，而且即便在那里也还采取了精心制定的预防鱼雷攻击的措施；同时又采取了其他措施，以保证一旦敌人出港便能及时赶到现场。由于无线电的作用，东乡便可在他选定的地方进行锚泊静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因为无线电可以确保东乡取捷径到达拦截点。如果单独依靠使用旗语和灯语传递情报的侦察方法，即使这一方法本身十分完善，东乡要想获悉敌人的动向，便也不得不靠近敌人的航线，而停留在海上可能相当不利的境地。但这对于公认的、古老的、关于内线作战价值的战略原理并未有所影响；然而，对于这一原理的运用确实产生了重大的修正，这就使我更加坚信若米尼的名言：武器的变化只影响实践，而不影响原理。
在这二十一年中，不论是战争经验，还是专职著作家们对战争的论述，现在都可直接将其作为促进海军战略发展的贡献予以考虑。就经验而论已有过三次战争：这就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04至1905年期间的日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海军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英国同非洲的布尔人的诸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从表面看来并不尽同，但仍可作为显著实例予以引用。英国海军虽是海军却未曾开过一炮；但在当时明显的欧洲形势之中，英国海军对于任何可能的联合反英力量所拥有的决定性优势，确保了对海洋的控制，从而使对方毫无机会对所必要的兵力的运输进行截击。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最近显现的德国海军所取得的发展及其对于英国情绪的影响，便可知道为何英国从那时起的几年中便如战争即将临头那样焦虑不安，以及为何德国当时要将其海军发展到如此程度。海军战略正处于阐明和发展之中；然而海军战略何时才会过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自从这部讲稿最初成稿以来，各国海军的配置便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海军战略还处于生气昂然的初始阶段，而且是初始阶段的早期。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座各位想必还没有年轻到无法回忆此事——二十一年前我们自己舰队的配置情况：当时有欧洲中队，亚洲中队和太平洋中队。这并非美国的独创，当时所有的大型海军无不如此。这在当时被称为是在执行警察勤务，这种说法十分确切；因为这种配置确属警察式的配置，而非军事组织为军事用途而实施的配置。美国军舰和其他各国军舰都是以单舰分布于世界各分散港口；像警察那样沿着一条规定的路线进行巡逻。
现在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一定的完全的集中——军事上的集中——已经完全取代了分散，坚持集中已不必要。这是海军战略适应条件变化的结果；然而，还应当指出，在着眼于这一变化时，必须重申海军战略的各项原理并未改变。只是依据经验和通过思考对原理予以进一步说明而已。人们的思想已经转到——更确切地说，又已回到——我们祖辈十分熟悉的那些想法和做法，这就是从战争本身中学习战争；然而，这些想法和做法由于缺乏杰出的指导者予以指导，已经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产生这种复旧现象的原因，部分是出自于我们所提到的历次战争；部分是出自于国际关系的显著变化；但大部分无疑还是出自于对海洋和控制海洋在战时产生的后果的估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考——深思熟虑——如何有效地使用海军力量，即出自于对海军价值的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持续思想演变过程。
这样运用海军力量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便是海军战略；而对海军战略展开系统的研究则是在海军学院这里开始的。以前，也有过种种海军战略；因为，在战争中有人运用常识，有人凭借才智都能察觉到也能正确运用达成目的各种手段；而且，海军战略如同海军战术一样，归根结底不外是正确运用手段以达成目的。但在和平时期，即在无事之时，这类问题便会被遗忘，除非为了把这些问题一直仔细观察而做出系统规定。为此才创设了这所海军学院。只要能使海军军官深刻认识到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分散作战舰队是愚蠢的，即使别无其他成就，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海军学院的存在和其所支付的经费是完全必要的。众所周知，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 [ 译者注：原文The General Board，或译作参谋本部，海军咨询委员会。 ] 曾经做出决议，认为将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两个大洋是不明智的，这一决议主要是受海军学院历次演习所获经验的影响而做出的。我是从已故海军上将斯佩里那里得知此事的，海军对他最近逝世深感痛惜。必须时时记住，美国参议院曾于1909年通过了向总统的建议，将现有的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如此配置，则位于每一大洋的海军分舰队对于存在于该大洋的一支外国舰队，便势必处于绝对劣势；如两支海军分舰队联合一起，便会对这支外国舰队形成均势或优势。我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实例能够使人确信，政治家和民众都需懂得一些海军战略的基础知识；而集中这一原理便是海军战略的ABC。正如希腊文的AB两个字母可以概括代表希腊文和英文中的所有字母一样，集中则概括了战争中的军事成效的所有其他因素，即其全部字母。拿破仑在其名言中用另一种说法将这一思想表述为：“目的的专一乃是获取巨大成功的秘诀。”目的的专一意味将意愿集中于一个目标而舍弃其余。于是便产生了思想观点和精神信念的集中，决心的集中，而在现实中便有部署兵力的物质集中；当一个军人怀有预先形成的这一精神信念时，则物质集中便随之而来，正如有其因必有其果一样。
可以引述三次事件作为实例来说明考虑之事物对海军战略的持久影响，考虑之事物与其说是原理，不如说是产生原理之源由，二者的关系有如果实结自果树，这些事件尽管在发生时间上相隔甚远，而在表面条件上又截然不同，但通过一条适合于它们的共同原理却可将它们紧密地贯联起来。
一、百余年前，当纳尔逊最后一次回到英国时，公众正对考尔德所率之英国舰队即将同优势之敌开战一事深感不安，而纳尔逊却说：“我敢断言，当他们将考尔德击败时，他们在今年之内将不会再为英国制造麻烦。”纳尔逊的意思是，敌人和考尔德都将退出战场，而英国的后备力量则仍将控制局势。
二、约在九十年之后，我在1892年海军学院学术例会开幕式上谈及关于战舰报废问题时，曾有机会引述那时的当代看法，我确信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引语如下：外国海军人员对待这些所谓废舰所表示的最新意见是，在战争进入后期，当最新的军舰已经破损并已在修理，当时能够启用最多的后备旧舰只的国家将赢得胜利。
三、以过去的先例直接对照当代的现例，从纳尔逊的74门火炮的军舰直到今日的无畏战舰，一脉相承，可引出一系列富有教益的引人注目的历史例证。1909年3月，在英国议会关于德国海军竞争问题的激烈辩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三年之后德国无畏战舰的数量必将接近英国。面对这一威胁现实，尽管对细节的估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识却完全一致。然而，当辩论即将结束时，首相却宣称(依我看，这一宣称是正确的)，单就无畏战舰而言，兵力在数量上可能是岌岌近于相等，但英国的二线军舰的巨大优势，仍然将保证对海洋的控制。因为，当双方的无畏舰队同归于尽时，不论胜利属谁，它们都将同1805年的考尔德和维尔纳夫一样，暂时——即纳尔逊所说的“今年之内”——退出战场，而后备力量便将发挥作用。
从上述三个时代的史例所得出的相同结论中，可以引出一条原理，这就是在决定性之点上保持一支优势兵力；通俗的说法，就是以最多的兵力先敌到达该点。这又是集中，适时的集中；战略的ABC扩展到DEF。在前面所引述的三项判断中，后备力量的价值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你能在数量上和位置上正确选定一支后备力量，你便能在紧急关头先敌握有一支最大的兵力；在战斗或战役的决定性阶段得以集中。这是保证数量优势的许多方法之中的一种，而每种方法的采用都应同其特定的时机相适应。出于对后备力量的考虑，从而使过早“报废”旧舰受到明智的限制，这一思想演变过程就其对战役的影响而言，则具有战略性质。假如俄国人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能适当地把握住后备力量的性能并加以运用，假如俄国海军自己的推理方法还未曾受到盛行的“要塞舰队”理论的彻底破坏，则他们在旅顺口也定会像纳尔逊于1805年那样做出判断：要是在东乡已经将旅顺口海军分舰队歼灭了时，东乡在一定时间内也就再无条件继续为害了，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便能安然前进。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任务是极为明确的，就是孤注一掷寻敌交战，为后备力量扫清战场。日本并无后备力量；而俄国却有。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已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而又将其抛入海中，那么俄国在最近的对日战争中便正是如此干的；这里所指的俄国并非无能为力并无职责的民众，而是那些在俄国政府中与今天仍然在位的美国政府中某些负责同样的事务的人。应由这些人对俄国的失败负责；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地利吞并，也是由于俄国无能，自身难保。俄国的软弱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对海军的治理不力，致使德国得以在其东部边境从俄国的威胁中解脱出来，这就促进了德国海军的成长，于是便导致东西两半球的国际形势大事改观。
这说来也不新鲜：简单的汇总原理，对于老手尚属有用，他们遇有疑难或困惑可用其坚定信心；但对于新手却无裨益，他们还不会从自身经验中引出例证来阐述原理；或是如前面所举实例那样从历史中，即从所记载的以备我们使用的他人经验中引出例证来阐述原理。对于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来说，原理无论如何正确，只不过是根据客观的权威所做出的论述而已，而他的内在的信念和鉴别对于这些论述的正确性尚未予以证实，而只有内在的信念和鉴别才能在需要的时刻产生力量。纳尔逊曾经写道，哥本哈根之战的形势，在战争新手看来，较其实际情况更为可怕。这是一篇运用自身经验分析当前情况和问题而写成的论述和说明。这是一篇以实践所赋予的直观能力估计形势而写成的综合性论述。法国人将此称为一目了然 [ 译者注：原文法文Coup d'oeil，军事术语，意为能看清局势的眼力。 ] 。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战场上，绝妙的灵感——又是一目了然——往往不外是回忆而已。这就证实了历史例证，即单纯记载的经验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不论是对某一他人行动的回忆，还是对亲自目睹的某一事件的回忆，都是依赖于往事。而且，这也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具体地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回忆，由于这一情况恰好熟悉，故一目便能了然。
下述两种论点彼此相辅相成。纳尔逊肯定经验的价值——经验乃是正在形成的历史——主张发挥迅速而确切地判断情况的能力。拿破仑重视历史的价值——历史乃是已经记载的经验——主张提供能够具体运用于紧急情况的先例。一个着眼于一般，另一个则着眼于特殊。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我热心地向大家推荐此书)，特别提到魁北克的征服者沃尔夫对他当时身为下属时所参加的那些军事活动所做的详细评论；保存自身经验的记录使他在未来担任统帅的成功事业中获益匪浅。然而，凡是这样记载自身观察资料的人，亦有从历史中搜集观察资料的爱好；这是研究人员的爱好。1864年，当波特的船队因水位下降受阻于红河瀑布上游时，幸赖其手下有些人曾经有过类似情况下的经验，才得以脱险。筑堤救船并非出自灵感，而是得助于经验和回忆。
原理同例证相互发生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明二者不可偏废。掌握原理的人，对于例证一目了然；并能正确评价其价值。卢斯海军少将在一篇由我们的海军学会发表的关于海军战略的论文中，引述了吴士礼勋爵论述美国南北战争的一段话：“综观这一时期的那些小规模作战的全程，我深为那些提供规律性的例证所激动，这一规律性使那些古老的战争原理得以维护其最高权威”；他详细地分析了两个实例之后说道：“两次失败都可能预先料到。”另一方面，掌握原理的人，当其初次遭遇战争事件时便能领会例证的作用，从而便会更加坚定地坚持原理；因为他对原理有了更好的理解。一个被火灼伤的孩子，在其接受了被火灼伤这一例证之后，对于火能灼人这一原理便有了更好的理解；而一个成年人只需通过观察他人被灼伤的结果，便可从中获得教益，这说明理智地注意其周围所发生的事物的重要性。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眼见别人遭难，甚至走向毁灭，而你却未能使自己更加明智，因为你并未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你之所以未能理解，或是由于你对他所违背的原理一无所知，或是由于你没有运用原理来分析他的情况，因而你也必定重蹈覆辙。
现举实例说明：当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决定将我们的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时，距俄国舰队被日本舰队所歼灭的时间尚不足四年，俄国舰队覆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分开配置于波罗的海和亚洲的俄国沿岸。俄国人鲁莽地违背了集中这一原理；俄国的兵力总和尽管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是最后并以最少的兵力到达战场。对于精通战略原理并熟悉其过去历史例证的人，就无需再举此例对其说明俄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看来这是低估敌人而造成的失误，因为就其所暴露的问题来看，与其说是出于无知，不如说是可能出于大意；然而，对于不熟悉原理的人，新的例证也是毫无用处。他们目睹邻居失火，却丝毫不去考虑其发生的原因；而且，就像一个未曾被火灼伤过的孩童一样，掉以轻心地将他们的国家推向同样的险途。
因此，切勿陷入低估军事研究的错误；研究不外是对于各种事变和事件进行理智的观察，并从中引出我们称之为原理的结论。这就是科学所进行的工作；而且，我们的例证——观察——的数量愈多，我们的论断就愈加可靠。过去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例证。我们所说的历史已经将例证记载下来，并从那些例证中形成了原理，以备我们使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继往开来；根据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将其运用到行动中去；并将自己或他人遵行或违背这些原理而产生的结果予以记载下来。
自从这份讲稿初次写成以来，在海军军官中主动关注当前事件和既往事件的兴趣大为增长。结果，便搜集到大量的过去未经系统阐述和整理的材料。请允许我再次引用1892年海军学院在新校舍重新开学时我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对这一进步的例证。当时我说：“自1886至1888年我实际居留此地期间以及其后的四年中，我一直向国内外主要的陆、海军军事图书销售商索取图书目录，并仔细查阅其内容。只要发现任何涉及海战艺术的书籍，我便为学院图书馆订购下来；结果，你们可以看到在楼下矮书架中单独有一架摆满了以海军战术为主题的书籍；而且其中将近半数是关于从保罗·霍斯特到肖帕尔时期帆船战术的杰作。”在这一讲话中我毫未涉及海军战略；因为，除了1890年出版的科洛姆所著的《海战》一书之外，尚无正式论著，只是偶尔有些论述文章散见于报刊之上。于是就只好完全借助于研究陆上战略的著作来推论海军战略原理了。
不用我说，在这二十一年中，精心撰著的有关海军战略的规范论述的出版，取得了一定进展，出书之多就是明证。陆上战略的规范论述尽管成书较早；但数量并未大增，仍是屈指可数。而且，普遍公认堪称为蓝本者仍然寥寥无几。然而，除了出版著述之外，还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各国对研究工作倍加关注，研究工作的潜移默化作用亦愈加显著。各国舰队的配置本身便证明比较正确的思想已经占据优势；而且其他各国也已认识到开展正规研究的必要，并开设了类似我们海军学院的课程。海军战略在各国司令部里以及相当于我国海军部的机构里，正在引起更大的注意。英国海军部根据1904年8月会议的决议对职权的重新调整，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决议所规定的集中于海军大臣手中的那些职权，在本质上则具有战略性质。
不少著作足以证明，广泛的兴趣已被唤起。仅就我所熟悉的法语和英语两个语种而言，像法国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或英国朱利安·科贝特的历史著作——我特别提出他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和《七年战争中的英国》这两本书——在三十年之前是无法写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恰到好处。这些著作那时无法写成；不是由于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料并不存在，也不是由于缺乏使用资料的人才，而是因为尚且缺乏将人才同资料结合起来使之产生成果的普遍兴趣。从德国的军事科学发展中，另外还通过寄赠给我的著作，我深切感到德国海军思想在这一方面颇为活跃，或许已经领先。我不懂德语，无法于我有生之年，从这一源泉中汲取专业教益，对此我一直深感遗憾。
海军学院在创设这一专业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假如我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则以此作用为线索溯流寻源找出创设这一专业的若干根源中的任何一个，便会深受启迪。你们大家都知道，海军学院的创立归功于卢斯海军少将向海军部提出的恳切要求。推动他提出并坚持这项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通过亲身经历痛感在当时指挥南北战争的海军部这一机构中缺乏一目了然的军事洞察能力。由陆军和浅水炮舰(其中一艘曾为卢斯所指挥)耗费数月时间、数百生命和数百万美元对查尔斯顿港展开直接正面攻击，其结果同其他事件一样，不外是将萨姆特要塞夷为废墟；城市虽为炮火摧毁，但仍巍然屹立，南部联邦的旗帜毫不示弱地飘扬于这堆瓦砾之上。当谢尔曼的部队由亚特兰大开抵萨凡纳之时，情景即是如此。
现将卢斯海军少将的描述直接引述于下：
“我从‘楠塔基特’号(浅水炮舰)调至‘庞蒂亚克’号担任舰长，并于1865年1月5日奉命到萨凡纳城向谢尔曼将军报到，接受在萨凡纳河同陆军协同作战的任务。”
“在司令部报到时，谢尔曼将军短短数语，简明扼要，并利用地图指明了他从萨凡纳向北推进的作战计划。斯洛克姆将军指挥左翼陆军部队预定向位于该城上游约40英里的姊妹渡口开进，并架设浮桥渡过萨凡纳河进入南卡罗来纳。‘庞蒂亚克’号炮舰的任务是，驶抵渡口上游保护浮桥，以防南部联邦部队从奥古斯塔城方向进行搔扰。‘当我立足于坚实的地面时，’他说(因为当时那一地区的许多地方均为水所淹)，‘那个家伙就只好滚蛋了！’随之他又用他同海军军官们谈话时常用的那种令人愉快的诙谐语调说道：‘你们海军弟兄们在查尔斯顿港外零打碎敲已有三年了。等着吧，一旦我进入南卡罗来纳我便切断其交通线，查尔斯顿港就会像一只熟透的梨子落到你们手中。’果然其经过情况正是如此。”
“在听取了谢尔曼将军对军事形势的清晰剖析后，我的眼界豁然开朗，我心中暗忖：‘这才是一位精通本身专业的军人！’我这才开始懂得，军事行动是有某些基本原理可循的，对其必须细加研究；这些原理可以普遍运用，无论是对于陆战还是海战均皆适用。”
“谢尔曼将军离开波卡塔利戈指挥部队向哥伦比亚挺进，轻而易举便占据该城。这就迫使敌军于1864年2月17日立即撤出查尔斯顿港，这距离攻占罗亚尔港刚好不久将满三年。罗亚尔港曾是海军在南卡罗来纳水域的前进基地，对查尔斯顿港的直接正面进攻便是以该港为依托。”
结合修订这部讲稿，除其他资料外，我选出四部著作——两部法语的和两部英语的——进行精读，这就是我前面向诸位提到的那些著作，这些著作是三十年来海军思想发生引人注目变化的确切例证。达里厄和达夫吕伊都喜欢大量引用实例进行说明，同时又严谨地、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系统地采用了直到现在才出版的我的这部讲稿中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他们首先提出经过他们研究讨论而创立的原理；然后引证阐明这些原理的实例，使原理披上衣服成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活人，而非一具僵尸。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推动那些业经阐明的原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说明方式同法国人的清晰思路和确切语言非常协调，同时，他们还沿用达夫吕伊特别喜爱的研究史学的方法。达夫吕伊说：“历史是经验的记录，只要精心研究，完全可以找出渗入战争中的变动不定的因素；因为尽管历史不能完整无缺，但决不会将变动不定的因素全部遗漏。历史乃是真实的写照；反之，也是一个推理方法。”——这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真理基础时，他便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必再受历史检验的自己的体系，“这一推理方法具有选择倾向。”简言之，历史为你提供所有的限定性因素，而推理则以其偏爱弃粗取精这一特性而易于忽略那些足以修改这些因素的成分。谢尔曼将军也曾一度以某种程度与此类似的思想向我表示，他对摹拟战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你无法掌握那些能够使人发生变化的因素，诸如恐惧和其他各种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精神作用。
忠实的历史为你提供历史的整体全貌；假如你能认真地运用历史，你便能从中受到影响并获得教益。假如你预先便握有业经阐明的原理所给你的这盏明灯，当你探讨历史时你便具有能够对其所提供的情况做出正确评价的能力。你便能依据准则来研究历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认识到，达里厄和达夫吕伊的著作，就其业已经受住检验而言还有我自己的这部讲稿，已成为研究我所提及的诸如科贝特的那些著作的必要的参考资料。科贝特是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他善于运用业经阐述清楚的原理，来探讨他提出的课题，他所运用的那些原理，都是他从优秀的军事著作家的著作中不断地提炼出来的。就我亲身经验而言，我就是将历史当成军事记录来加以研究。我就是依据若米尼所著的《战争艺术》(这是一部堪与达夫吕伊著作相媲美的严谨论著)并补充以他所著的《法国革命战争史》，着手编写历史教程这部讲稿，后来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为书名而出版。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随之对海军战略的原理展开了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都包括在这部讲稿之中，现在原稿经过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在这里宣讲的这部讲稿。其中的修订和增补主要都是新的例证和一些重新阐述；原理没有任何更新，只是在运用上可能有些更新。
我想将上述评论作为《海军战略》这部讲稿的序言，我相信通过上述评论我已将原理同历史例证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阐述清楚。二者都只能分别在一个侧面作为我们的师长，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全面的良师。二者之中，历史本身较之系统阐明的原理本身更为可靠；因为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记述行动，它起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的作用。它是实际经验的叙述。但愿我们大家已摆脱习惯想法，这种习惯想法认为，只有实践，只有亲身经验才是首屈一指的准则，它高于业经原理所阐明的、已为知识所提高的、经过多人从众多方面所发展的实践。请掌握你们的原理，然后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反复说明使别人接受这些原理。
在结束绪论时，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科贝特著作中的一个论点。我想在适当的地方从他的著作中引用若干作为例证的政治性事件；我在这里引用的这一论点，乃是海军战略思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去这一论点不仅常被忽视，而且还竟然遭到怀疑和诋毁。我所指的就是，在制定一切军事计划中必须正确估计国际形势，将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引证一个我们当前所见的实例。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造舰速度并扩充造船工厂，否则正式通过的德国海军造舰规划所规定的军舰一旦建成，德国便将拥有一支远远优于美国的海军。到那时，门罗主义将以何为依托？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又将赖何来保证？二者都以舰队为后盾。
这个问题，如果只牵涉到军事力量，那就简单了：如果优势幅度充分，当然优势舰队主宰一切。但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关系的问题，可能引出许多复杂因素；一个在政府中供职的军事顾问，必须熟悉形势并善于权衡形势，能够恰当地判断数量劣势的程度，并能从其他方面考虑如何可能对敌人施加压力来扭转这一劣势，否则便不能称职。每个海军军官都要研究并注意当前的国内外事件，而且还要考虑到可能有朝一日会担任政府顾问，并可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根据其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对事件施加有利影响。
上面我提出了一条原理，就是在军事计划中必须包括政治——国际——关系。现以德国和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关系为例来补充说明这一原理。例如：德、奥两国最近配合默契，由德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其置英、法两国立场于不顾而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当然，对于德国这一行为的整个意图，现在我还无法做出详尽的分析，但是我可以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假如德国试图派遣其舰队横渡大西洋进行冒险，它同其他欧洲各国的关系将会允许它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呢？假如我们没有舰队，毫无疑问，德国就会敢于一试。假如我们的军舰数量同其形成九对十之比，那它大概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抵抗，无论其结局如何，将会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失去舰队而面对欧洲。另一方面，假如我国太平洋沿岸的民众突然使我们陷入同日本交战的状态或者甚至只是陷入关系紧张状态，那么对我们所施加的压力就会增强德国舰队的力量。在我们同英国围绕门罗主义展开的长期争议中，我们不断取得进展，终于签订了十年之前的海-庞斯福特条约。这是门罗主义的一个胜利，但对于门罗主义只是在上月份(1911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才明确表示接受。在整个这一期间，我们的海军同英国相比，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有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劣势。我们终于胜利了。这一胜利是如何获得的呢？在同新兴海军强国进行可能的竞争中，我们是否还会处于类似的有利地位呢？假如我们同德国发生纠纷，英国会抱什么态度呢？反之，假如英国同德国发生纠纷，我们应抱什么态度呢？
科贝特的论点是，在七年战争中，英国的行动之所以强而有力，就在于海军、陆军还有外交等这些因素都掌握在老皮特这个大人物一人手中。他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进行统一权衡并将它们协调于共同行动之中，使它们相互支持对共同行动发挥最大的作用。这种令人向往的效果应当引起我们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这样的效果在我国决不是通过一个人，而是只有经过数人的合作才能获得。这数人包括政治家、陆军军人和海军军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其他的每一个人所掌握的情况，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合作卓有成效。这里所坚持的这条原理，受到最近(1911年)举行的大英帝国会议的极大重视，当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部长们同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共同参加的这次秘密会议上，英国政府向各位部长们解释了涉及帝国共同权益的大英帝国的形势和国际形势。在这些共同权益中帝国防务居于首位；而组织帝国防务确定无疑地则须依赖对国际关系的一致认识。过去陆、海军协同作战往往失利，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相互猜忌，不如说是由于缺乏相互了解；要想恰如其分地做好战争准备和制定战争计划，陆、海军军官就必须充分掌握有关国际关系的知识。正是这些关系影响着各个对手可能在各个不同地区部署的兵力数量。达里厄说得好：“海军的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同大国的关系，又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是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就这一连结关系，他引用了德国冯·德·戈尔茨所说的一段话：“不论何人撰写战略和战术，在他的理论中都不应忽视本国民众的观点。他应为我们提供一部民族战略，一部民族战术。”
现在，门罗主义已是美国公众的一个观点；任何战略规划——诸如舰队的数目和编成——如果忽略这一观点而不予考虑，便不可能稳固可靠。
现就绪论所谈及的论点，向诸位进最后一言，那就是必须掌握并跟踪当代历史的重大现行事件。正确理解其意义。对于你们自己的业务，即在军事方面，当然应当首先给予最密切的注意；但你们大家都要抽出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军事史，正确理解其教导，这样你们才能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达到这样的程度时，一旦你们身居要职，你们的目光——再次引用法国的那句成语，你们的一目了然能力——不论是在当前的还是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中，都能迅速洞察你们国家的权益的全貌。用纳尔逊的话来说，你们将不再是新手了；你们不再是新手，因为你们在你们的事业中，恰如纳尔逊在他的事业中一样，将能一直不断地运用你们经过专门训练而养成的判断能力。还要牢记纳尔逊的另一句话：“一个军官应当具备政治勇气。”要想使政治勇气具有良好的基础，就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学识。要想更有成效地将精力集中于这一必需的学识上，你就要避免使精力分散于国家的内部问题；诸如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等。惟有海军的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紧密相联。你们必须立志达到既是政治家又是海军军人这一目标。我们的海军人物传记和海军历史必将载有二者兼备的赫赫人物。我相信在我们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中，这样的人物定会相继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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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幹、田常吉、陈书麟、安常容 [翻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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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63 [OCR] 2004
投笔从戎 [校对制作] 2004
第二章 史例述评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美国]
[出自《海军战略》] 1911
在考虑任何一处实际的或可能的战区，或是一处想定的战场时，首要的问题乃是确定哪一处位置或哪一系列位置能以其固有的天然有利条件控制该战区或该战场的大部。一个研究者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在以后传授他人，就应该清楚地了解，对于战区或战场具有这种控制的种种缘由。
因此，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在研究自莱茵河向东直至波希米亚、自瑞士和蒂罗尔河向北直至美因河及其稍远地区的日耳曼广大战区时(见图5)指出，从乌尔姆至雷根斯堡这段多瑙河，不论由于武器发展或战术如何变化，二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控制该国的军事要地。牢牢控制住这段地域的一方在争夺控制整个地区的斗争中总是成为胜利者。查理大公列举数起历史实例来证明这一论述。这段多瑙河对于整个战区具有这样的决定性影响，其理由如下：这条河流就其特点而言，每处都是对军队自由运动的一大障碍——渡越困难；由于两岸陡峭，构成峡谷，特别是乌尔姆至雷根斯堡一段更为难渡。这段河流又居于全河的中央，它不仅居于战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之间，而且又居于敌对两军基地的东部和西部战线正面之间。乌尔姆距莱茵河同雷根斯堡距波希米亚相差无几。所以两军对垒，谁控制住能够保证自由横渡位于该战区中央的这一障碍的手段，谁就对对方拥有决定性优势，不论对方位于该河的哪一岸，都无法渡河到达另一岸；如其兵力位于两岸，也就难于会合。除自然条件所赋予的这一有利优势外，在这段多瑙河上还筑有大量桥梁，其中有些桥梁结构坚固并加重设防。各点之间，均有沿河道路直接相连，同时又有道路贯通南北各点。换句话说，这个国家的交通联络，军队及其辎重队所必经的路线，都是通过这些桥梁交汇贯通。三百年来，从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至查理大公和拿破仑时代，分布于这些地区的日耳曼诸邦都是法国和奥地利两国为了这种或那种权益而力图控制的对象，而这些政治角逐往往演变成为战争。因此，这一战区曾是众多经验的现场。
我们不会忘记，查理大公乃是拿破仑时代杰出的奥地利将领，他的才华在他那个时代可谓登峰造极堪与大皇帝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却未能同拿破仑并驾齐驱。不过，1809年，经过一场苦战败北后，他还是屈服于拿破仑的卓越天才而光荣隐退了。1796年，他曾驰骋于这一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由于他英明果断地进行调动，击败了分别由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两支法军，儒尔当和莫罗都是杰出的将领，两支法军的兵力总和远远超过奥军，他们按预定作战计划行动：一支向多瑙河以北进军，另一支向多瑙河以南进军，而查理大公本人却引兵后退，并扼守住决定性的要隘。于是敌人便被分割开来，而查理大公却由于控制着多瑙河，利用多瑙河赋予他的一切方便，急速引兵进击北路敌军(儒尔当)，并沿着和越过美因河将敌军迅速再逐回莱茵河。此时，南路法军(莫罗)发现查理已位于其翼侧和后方而且对他这支孤军占有优势，也只好便被迫撤退，莫罗不敢像进军时那样取道黑林山以北，而是穿过黑林山，而且不敢取道斯特拉斯堡而是分别在于南格和布赖萨赫两地渡过莱茵河，他进军时是从斯特拉斯堡出发的，但撤退时却未能返回原地。
1809年，查理大公再次在这一地区指挥作战(此次是同拿破仑本人直接交锋)，在此之前，多瑙河流域曾经两次成为法军所进行的重大战役的战场：一次是由莫罗指挥的有名的霍恩林登之战；另一次是在此稍后不久的1805年由拿破仑指挥的战果更为辉煌的奥斯特利茨之战。两次战役，奥地利军队都遭到覆灭性的惨败。由于这一战场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及其对奥地利命运的影响，所以引起查理大公对该战场格外重视。查理大公的军事才能，这一战场对他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他通过亲身指挥和履行职责所获得的真知卓识，他对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不管是他的敌人的还是他的部属的)失策所进行的非凡公正的评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这历史上著名的战场为根据，通过例证说明他所阐述的战略是有研究价值的。他战略研究的价值被这位著名军事著作家和评论家若米尼很有鉴别力地认识到之后，声价倍增，若米尼编译了他的著作并加了注释，有些注释表明他对查理大公的见解是完全赞同的。
以前我在这课堂上曾以详细例证来描绘1796年战役中军事上的运动；通过图解指明战役紧要时刻几支军队先后所处的位置和数量。现在看来，不须进行如此详细的阐述，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只要在图上用线条标出每支法军的前进距离，并标明当北路法军被逐撤退时双方各个部队的相对应的分布位置，就可不言自明。在北路法军撤退之后，如图所示，南路法军仍在继续向前推进，直到莫罗获悉他的伙伴已撤退以及意识到从那时起他自己所取得的进展正在将他自己引入陷阱，这才停止。显而易见，儒尔当不退到莱茵河便停止后撤；而其军队由于战败和后撤而士气沮丧，一时之间也无法牵制查理大公向南运动，对莫罗实施截击。于是莫罗也急忙开始后撤；然而在他回到莱茵河之前，奥地利军在莱茵河上游所施加的压力已很可怕，致使法军不得不回师向南，只能在布赖萨赫渡河以免遭到截击，而无法重返原来的出发地斯特拉斯堡。
现在我向大家提出一些历史实例来说明下列四点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一，集中；二，诸如多瑙河流域的中央线或中央位置，此为实现集中的方法；三，这样的位置所提供的军队运动的内线；四，交通线对军事占领及其成败的影响，前面所提莫罗被迫撤退便是一例。我将从较之1796年之战还要早百余年的战争中引出实例，以达到进一步详尽阐述的目的；这一实例较之查理大公所取得的脍炙人口的成就具有更为突出的优点，通过这一实例不仅可将陆军运动和海军运动加以对照比较使它们互为佐证，而且还可揭示出它们的实际协同作战。就其明显特色而言，其态势既具有陆军特色又具有海军特色。完全可以称为取决于陆、海军双方条件而构成的联合态势；因此，这些战役可称为联合作战活动，尽管这种联合表面看来并不如此明确，以致不加仔细分析便无法看出。随之，并将简略述叙1652至1654年发生于英荷两国之间的纯海战作为结束，这次海战本身足以详细阐明诸如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等这些课题。
这些实例的顺序如下：第一是前已提过的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的纯陆战；第二是1635至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之战所造成的陆、海军混合或联合态势，在这一态势中，中央位置表现为从西班牙经地中海至热那亚再经米兰至莱茵河流域这条重要交通线(见图8)；第三是1652至1654年英荷之间的纯海上冲突，这次冲突发生于法国与奥地利战争之后不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奥战争的产物(见图6和图7)。
多蒙科贝特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上述后两个实例提供了许多资料还提了几点建议；扩而大之，还必须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著作为海军史并通过海军史为通史增添了极有价值的一章。科贝特在这部著作中，通篇连续不断地介绍导致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偶发事件，并由于把其海军以地中海为稳固的基地而使英国成为地中海的强国；同时进而又说明了英国优势海军力量于地中海的存在，必然有助于陆军在陆上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事件的总体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一书所涉及的年代大约自1600至1713年；大略相当于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之死至安妮女王之死，或至乌得勒支和约为止。总的说来，我们将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数起事变；但我们论述的主要部分则是1630至1660年这三十年。直至这一时期的1640年为止，英国由于国王同议会发生内战已被削弱而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的力量由于黎塞留的努力而增强；法国同奥地利皇室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这一斗争一直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奥地利不仅统治着我们至今仍在沿用这一名称的日耳曼地区，而且还统治着西班牙。
波旁皇室同奥地利皇室之间的斗争是上起自1618年终于1648年的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历史的一部分，波及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这次战争就其起源和特征而言，主要属于宗教性质，然而，归根结底仍不外是上述两姓皇朝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双方都虔信罗马旧教，他们的对抗起因于奥属日耳曼在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指使下不断加强大部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力量的大集中依靠受奥地利皇室控制的西班牙的金钱和依然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前一世纪，在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手操纵之下，也曾出现过这样的联合。于是，防止这种局势的重演便成为法国的国策，这一国策由亨利四世制定并为黎塞留所接受。为此目的，法国便同北欧的新教诸强国荷兰、瑞典以及为数众多的地理上仍属北欧的独立但又较小的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同盟国家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因为它们标志着从曾经主宰过前一个世纪——宗教改革世纪——的宗教目的向一直延续到其后二百年的纯政治联合的转变。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于1650至1658年巩固了英国政权得以从事对外活动，他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带有宗教目的的色彩，而且深受宗教影响。
就两个附属于奥地利的国家而言，法国居于中央位置，而且其国力较二者之中的任何一方都强。因而，法国必须将它们隔离开来使它们无法相互增援。这种军事局面对于军事研究人员是屡见不鲜的，一旦出现又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所有这样的实例中，基本原理是永恒不变的；但其运用则会因环境而异，故其例证也会是新颖多样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法国形势，尽管环境有所不同，但在原理上仍不外是前面谈及的1796年查理大公位于儒尔当和莫罗之间的那种局面的重现；而且这一军事形势也有其多瑙河天险，这就是热那亚、米兰和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等一系列位置。起自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虽系从属于这些位置，但却同样地重要；从西班牙一方面可通达热那亚；另一方面可通达尼德兰。
西班牙如与法国为敌，你甚至不需查看地图便可知道，西班牙的部队和物资只有通过海路才能运抵奥属日耳曼。从比利牛斯山脉至莱茵河的法国全境横亘于它们之间；法国东部边境大体上——并不精确——以莱茵河为界，在其东部边境以外，奥属西班牙在北海控制着当时称为西属尼德兰的比利时，在北意大利又控制着米兰大公国。法国要想到达米兰，必须通过当时同西班牙结盟的热那亚。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在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中，谈及这些条件时写道：“一边是尼德兰同西班牙的联合；另一边是南意大利和米兰同西班牙的联合，这就是1500至1700年间主要左右国际政策的因素。”这是当时奥地利查理五世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所造成的结果。他从母系方面继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又从父系方面继承了荷兰和比利时。在我们现在所提及的1630至1650年这一时期里，荷兰实际上已取得独立，但尚未得到承认，而比利时则仍属西班牙。
由此看来，如海路畅通无阻，从西班牙一方面可以通达尼德兰，另一方面可以通达热那亚，继而从陆上进至，实际已曾多次进至日耳曼境内的任一中间据点。生于20世纪的人们，听到西班牙军队会在莱茵河中部作战，而且得知这些部队系来自比利时，定会感到十分诧异。当时英国海军因内乱而陷于瘫痪。直到内乱达到高潮时为止，查理一世尽管依然犹豫不决，而其政策却完全有利于西班牙；但荷兰海军却同西班牙为敌而且难以应付。它堵住了通过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抵达尼德兰继而进入日耳曼的通路。西班牙海军并非荷兰的对手。1639年西班牙试图循此水路输送一万名陆军部队，致使其护航舰队为寻觅英国的庇护，到了碇泊处唐斯时，遭到荷兰的攻击而惨败。
在地中海，情况就不同了。法国在那里没有保持一支像荷兰在北海那样的海军；于是西班牙便拥有一条畅达热那亚的通道，继而由此经米兰和蒂罗尔进入日耳曼内地。这条独特的路线根据当时的环境或战争的转折而不断变换；但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取道热那亚、米兰，继而经阿尔卑斯山要隘进入莱茵河流域或进入多瑙河流域。莱茵河是一条较近而又更为适用的航线，但当法国于此设防时，就只好取道较远的外线向东通过日耳曼心脏地带。
于是，多瑙河介于该河南北两地之间的这种条件，又出现在意大利领地和地中海海岸，它们一边毗连比利时和日耳曼，另一边毗连西班牙。西班牙的部队和财物只有通过地中海才能运抵热那亚。因此，西班牙必须控制这条狭长水域，而法国则必须将西班牙或是逐离这一水域，或是逐离意大利诸省，或是从以上两处一并将其逐出；因为这些水陆通道正像多瑙河上的桥梁一样，为奥地利军队从一岸渡至另一岸提供方便，从而得以迅速集中形成局部优势，而这正是一切军事联合所要达成的基本目的。假如这些战略要点，为法国所掌握，它就能集中一支足够的相对兵力以防止敌方的集中。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英国时期，即在英国国力尚未被内部纠纷削弱之前，正当斯图亚特的政策正在“亲西班牙”和“反西班牙”之间摇摆不定之时，沃尔特·雷利勋爵于1617年就曾建议组建一支远征军攻打热那亚。1624年，这项方案又再次提出交付讨论，但两次均无结果。这项方案如能成功地付诸实施，那么在热那亚被占领期间，西班牙的交通线就会遭到封锁。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也是一个同样关系重大的环节。
法国同其这一时期的两个对手西班牙和奥地利所形成的相对局面，正是我经常所提的战略三要素的一个例证，我们最好就在这里为这三个要素确定名称和确立定义，并举例向诸位说明。
1. 中央位置。以法国为例来说明：法国的国家力量和控制力量在陆地上横亘在其敌人之间。假如法国海岸配置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那就不仅在陆地上横亘在其敌人之间，而且法国舰队也横插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港口之间。多瑙河也同样是中央位置的一个例证。
2. 内线。内线的特征是中央位置向一个或更多的方向延伸，借此便可有利于在敌人的各个分散集团之间保持插入位置；继而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一路，同时以可能的明显的劣势兵力牵制其另一路。内线可设想为一个中央位置的延伸，或一系列中央位置的彼此贯联，恰似一条几何线是一连串的几何点的贯联。“内线”一词的含义表现为，一方能以快于对方的速度从中央位置将兵力集结于方向相反的两条战线中的任何一处，以此达到更有效地使用兵力。苏伊士运河同好望角相比，巴拿马运河同麦哲伦海峡相比，前者均为内线，这就是海上内线的特例。基尔运河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较之取道于环绕丹麦或通过丹麦各岛之间的天然海峡——厄勒海峡和大、小贝尔特海峡，也是一条内线 [ 注：这是促使德国海军各方面采取齐头并进、平行发展的方法和预先有过盘算的一个引入注目的实例。从下面事实可以看出：建造的三艘无畏战舰到1911年完工，加上这几艘大约将于1914年编成两个完整的无畏战舰中队(每个中队八艘)之时，基尔运河也将扩建完毕，供其通航。到那时将有一支拥有三十八艘战列舰的舰队中，包括这十六艘无畏战舰在内，其中八艘部署在北海，八艘在波罗的海，靠中央运河联系起来相互支援。这是一项不断用现在的无畏战舰替换以前的无畏战舰的精密预想方案。 ] 。这些有关“内线”的实例，使人想起少年时代所学的一条几何定理，在三角形内的一点向两个角划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均短于其相应的三角形的边。简而言之，内线就是较敌人能够使用的路线在时间上更短的路线。就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法国为例，法国出兵二万挺进莱茵河或比利牛斯山或向其中一处输送所需的补给，较之西班牙向莱茵河或奥地利向比利牛斯山派遣同样数量的军队(甚至假定海路对其军舰畅通)，费时要少得多。
3. 交通线。可用法国同日耳曼和西班牙所处的相对位置为例予以说明。“交通线”乃是军事集团、陆军部队或海军舰队赖以同国家实力保持生存联系的运动路线的通称。这是交通线的首要特征，因此，交通线基本上可视为守势作战线；而内线在性质上多为攻势作战线，它能使得利于交通线的交战一方对其对方战线的一个部分先于对方对其增援之前发起进攻，因为攻击一方较之其对方的伙伴更为靠近。前面提过的西班牙于1639年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从科鲁尼亚向多佛尔海峡输送援军所遭到的惨败，便是一个具体的实例。西班牙之所以采取此策，是由于恰在特定时刻法国的胜利使它控制了部分莱茵河流域，封闭了来自米兰的西班牙军队的通道；与此同时，由此稍东通过日耳曼的路线又为瑞典切断，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同法国结盟。于是只有英吉利海峡便仍是当时由西班牙至尼德兰的惟一通道，成为它们之间的交通线。即使西班牙的试图得以成功，其所循的路线仍不外是一条外线；因为万一军队以同等的运动速度由法国中部出发必将先到战场。
因此，法国所处的中央位置具有能攻能守二者兼备的有利条件。这一位置使法国拥有赖以出击的内线：一条较近的路线，又拥有位于战线后面受到前线陆军掩护的通向任一战线的交通线；换言之，同敌人从一条战线增援另一条战线所能使用的路线相比，法国所拥有的内线不仅较近，而且还有良好的防御。此外，法国位于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的各港，凭借其位置，又威胁着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
当前，德、奥-匈作为三国同盟的成员国在对抗俄、法、英三国协约，也拥有有利的集中的中央位置。
现在，请大家把注意力再转回到当时的战场多瑙河地区；在我们现在所谈及的时期里，这一地区，恰如1796年一样，战端迭起，接连不断。例如，1634年西班牙和南日耳曼诸邦对抗瑞典和北日耳曼诸邦战于讷德林根，就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战役。直到这次战役，大部法国海军一直集结在大西洋各港。在这种情况下，同热那亚和米兰的海上交通线便畅通无阻，正是通过来自米兰的西班牙部队同已在战场的日耳曼部队的会合，这次战役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此之后，西班牙部队便转移到尼德兰。前面已经讲过，一旦奥法之间爆发战争(过去屡有发生)，谁控制了多瑙河，谁就掌握了这一地区的中央位置。控制就是用兵力予以占领，这支兵力乃是一支进攻力量，可以全部用于向北或向南出击，较之南、北两方联合对其实施攻击，真是轻而易举；因为它距离每一方远比两方之任一方对其另一方要近得多(见图1)。假如北军想派大部队增援南军，它无法渡越被敌人控制的那段多瑙河，而必须绕道于该河的上游或下游；恰如1640年从西班牙向莱茵河开进的援军不得不绕过法国。在这样的陆上行军中，由于道路不允许多人并肩列成横队通过，只得列成长长的纵队。援军队形实际上日复一日沿途拉成一条直线；而且又是始终以侧面向敌，围绕敌人运动前进，敌人的位置恰在运动的翼侧，构成明显的威胁。不论行军路线是直线还是曲线，情况不会有所不同；构成威胁的原因在于队伍的延伸，因为路线本身过于单薄，到处都是弱点，其整体中的相对弱小部分易于遭受攻击。其交通线是暴露的，而敌人则拥有内线。
图1 中央位置的优越性图解
在抗击拿破仑的奥斯特利茨之战中，俄奥同盟军一方的特遣部队，提供了类似图1中的战术运动实例；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昌斯劳斯维尔战役中，斯通华尔·杰克逊所指挥的南部联邦特遣部队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战术运动。前者在拿破仑的监视之下运动，当运动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拿破仑则对敌人两翼之间的交通线发起集中的攻击，将敌方彻底击败。杰克逊的运动虽然亦同奥斯特利茨之战的同盟军一样冒险，但却成功了，因为联军总司令未能识破敌人的企图，以致没有意识到在他面前的敌军已经分兵为二，可以集中兵力将其分割开来。他只是注意到自己的右翼和后方所受到的威胁。
当时的态势如下：特遣部队，不论其大小，如果说是从北方开始运动，当离开时，其同主力部队之间的空间便立即变成一条交通线。日复一日不断运动，这条交通线也就愈来愈长。即使拥有足够的给养，但因交通线暴露，增援依然不易，只能依靠自立；这种情况将一直延续到进入南方支援可及的范围为止。在运动期间，全军(北军和南军)当时被一分为三；其中之一的特遣部队至少没有筑垒阵地可为依托，不可能像其两支主力部队那样，更不能像敌人那样可依托河流本身进行防御，还可于桥上设防。
居于中央位置就不会有这些不足之处。从一处向另一处进军就无暴露之虞。这并不意味着敌人不可能进行攻击，而是不会由于这种进军而增加暴露。一条被占据的线，可设想为一处位置，它并不见得薄弱；由于它是固定的，必须循其道路进军，这就不会发生紧急情况，而且还可根据互相支援这条惟一目的来配置部队。这就是中央位置所具有的防御力量；其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是安全的；没有缺口，也没有薄弱环节。要想发挥攻势力量则有内线存在。中央距离南北两方总比南北两方之任一方距离另一方要近；可在两方联合进行防御之前，投入全力攻击其一方；而且，在我们曾经研究过的那样的运动情况下，如果打算重新配置兵力以便改善总的态势，中央还可掌握时机对一分为三的敌军的一部分在其他两部可能赴援之前给以打击。
这是对拿破仑关于“战争就是处置位置”这一名言的一个有力例证。上述讨论全部都是围绕位置进行的；诸如中央、北方和南方的常规的、半永久性的位置；特遣部队沿交通线运动在交通线上所占据的连续位置。这是以个别实例来说明位置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决不仅限于此。要想充分了解，就必需研究陆军和海军的历史；牢记拿破仑的名言以及中央位置、内线和交通线的定义。
现以1877年俄土战争中土耳其所占据的普莱夫纳 [ 译者注：原文Plevna，有译“普列文”。 ] 这一位置为例，这是当代未老之人所熟知的一个实例。这个位置阻止俄国人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达五个月。原因何在？因为假如他们继续前进，则普莱夫纳就会接近他们的交通线，对于他们的前线部队和后方部队或多瑙河后面的地区就会居于中央位置(见图2)。这一位置非常之近，假如敌军前进很远，普莱夫纳的守备部队就会开赴位于锡斯托瓦横跨多瑙河的惟一桥梁，并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将其破坏；这就是说，普莱夫纳拥有通达极为重要之点的内线。在这样的环境中，仅只普莱夫纳就牵制了俄国的整个运动。在最近的日俄战争中(见图3)，旅顺口的舰队同样威胁着从日本至满洲的日本交通线，从而影响到战争全局。它对日本和辽阳或奉天来说，就居于中央位置。广泛列举例证说明各种不同环境中位置的作用，用以研究这样的条件，对于加深认识大有益处。
图2 普莱夫纳态势图
图3 日俄海战图
现在让我们从查理大公和多瑙河及其中央、北方和南方，回到西班牙海岸与日耳曼境内的奥地利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上来。假如奥地利皇室控制的西班牙要想取道意大利向多瑙河或莱茵河派遣大批援军，只要控制了海路而法国又未动摇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控制，便能如愿以偿。这样的条件就构成了畅通安全的交通线。但若不能确保对海洋的控制，又如土伦的法国海军的实力与其邻近的西班牙海军相等，就会有受挫的危险；假如法国海军有局部优势，就会有巨大危险，甚至会成为一场严重的灾难。在那样的情况下，法国海军或土伦军港便会从翼侧威胁西班牙的交通线；这又是一个位置的实例。就位置而言，土伦相当于普莱夫纳和旅顺口。这一实例说明，正如旅顺口的情况引人注目那样，位置的价值不单纯在于位置本身，而在于对它的使用。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恰如人所拥有的智力和财富的价值在于人对它们的运用。假如法国海军对西班牙海军在这一局部处于决定性劣势，则土伦就会丧失其本身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处位置，它仍然是有利的，但却未能加以使用。这样就成为一笔闲置未用的财产。在普莱夫纳，情况也是如此，假如守备部队少到不能进行野战，则该地就可能被占领或受到特遣部队的监视，而俄军主力则可继续向前推进。在旅顺口，俄国海军未能发挥作用，致使日军有机可乘。日军以陆军和海军监视该地，而继续向满洲进军。尽管如此，位置的固有威胁仍然迫使敌人抽出一支巨大的特遣部队对其进行围困，从而大大削弱了作战的主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