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时机系指挥管制与反制敌指挥管制之主要考量因素。
指挥首要之务系维持管制，管制系战胜之前提。
状况评估、对敌状况评估与博奕理论等皆为指挥管制不可或缺之工具。
运用状况评估或其他规画过程时，劣势兵力指挥官必须承担风险方可赢得胜利。
舰队管制之步调从古至今并未有多大变化。计画、准则、训练与战斗经验等，能降低指挥官因作战节律而不知所措的可能性。
复杂战术系平时之假定，一旦战事爆发后，一切战术变得极为简单。
作战的不变原则都与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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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科技的趋势与不变原则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科技进展与战术变革
秘密武器与战时出敌不意之效果
平时之渐进式与革命性研发
论武器系统运用之转型
万帕诺亚格号轶事
促成转型
结语
科技进展与战术变革
本章系战术趋势与不变原则之补充。科技向来以改变战术著称，科技能促成战术的新发展，却无法影响战术不变之原则。事实上，科技的进展以及其时时改变战术的特质亦为作战不变之重要原则。重要的是，今日科学进步快速是否亦相对地影响军事发展。科技影响所及是否不限于战术？此种影响是否愈来愈大？
科技发展之速度是否亦加速了革命性武器与侦测器问世的可能？了解这个问题后，方能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新科技之效能须在一系列作战中运用多少次方足以影响战争之结果？亦即，新科技需要多少的使用频率与多大的规模？
新科技出现时，吾人如何看待，方能将之运用于作战？
杜普易(Trevor Dupuy)在其许多未出版之研究中搜罗多事例证明，在地面战中，新武器对战果的影响通常有其局限性，且效果短暂。渠认为，突飞猛进的科技本身从未有助于赢得战争，但衍生之战术革命则不然。拿破仑机动运用大炮的战术系革命性作为，然野战炮在当时并非新发明。英国发明战车，法国的战车性能优异且数量庞大，但德国却能以闪电战术充分运用战车赢得胜利。上例中大炮与战车在当时并非秘密武器，却以新的方式运用达到相当效果。战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新武器，英国在坎布累(Cambrai； [ 译注：位于法国，曾于1917年、1918年发生战事 ] 战役中大量使用，虽获致初步胜利，但未能将战果扩大。因此有人认为，在相关战术成熟之前，英国糟踢了战车科技。此点衍生一个问题，吾人是否可能在战时秘密且大量地发展某种武器以及相关战术与训练，俾掌握战局？抑或新武器之影响仅具有局部而短暂之功能？
秘密武器与战时出敌不意之效果
由于大型海战不多，故新科技对决策的影响较大。破码技术大幅提升同盟国的侦搜能力，历史上有一项秘密武器的重要性可与之相提并论：韩国海军将领李舜臣(Li Sun-Sin)发明之「龟船」(kwi-suns)于1592年在笔山与黄海打败日军。
另一项秘密武器系日本之长矛(Long Lance)鱼雷。即使到了1943年夏季，美军还无法确定这是何种武器，为何其效果卓著？长矛鱼雷于1930年代研发，日本巡洋舰与驱逐舰官兵均曾密集从事相关训练。美军在太平洋战争肇始之时脾睨日本科技，其过度自信之程度，与德国和日本认为其密码无懈可击时一般。
另一项秘密武器是原子弹。原子弹并非海军武器，亦不能视为战术性武器。1945年，原子弹对日本造成致命一击。是项科技研发历时四年，仅有两枚制成。在平时，吾人是否有可能将这个「终极武器」之研发列为机密？事实证明不太可能，尤其在美国。评多美国人认为秘密武器应公诸于世。桑默斯上校(Colonel Harry Summers)在其「战略论」(On Strategy)中提到，国家如未考量人民反应，将无法有效地长久作战。吾人如阅读过苏联战争律(Soviet Union laws of war)以及马汉、克劳塞维茨、甚至孙子等人之著作，即可了解森姆思所言并非新理论。人民、社会与政府的自由观将决定秘密武器之发展能维持在何种机密程度。读者亦应参阅35年前布希(Vannevar Bush)所着之「现代武器与自由人民」(Modern Arms and Free Men)。布希在结论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讯交流程度较高的国家与法西斯封闭国家如德国与意大利相较，对科技运用之程度较高。 [ 原注：Bush,pp.193-232. ] 诚然，吾人如欲赢得科技战争，须拥有较好之科技或保密度，两者皆不可逊于敌人。
然新武器所欲效果往往未尽人意，以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实例，大多为海军武器：
磁性感应水雷：德国用以封锁英伦三岛港口，功效良好，但由于过早使用，易遭反制。
美制鱼雷磁性引爆器：于战前研发，效果不彰，影响美军作战。短距离作战时，还可能造成美军严重伤亡。英军与德军之精密鱼雷早期亦产生若干问题。
近发引信：大战期间大多禁止于任何水域上空使用，避免德国人拾获，从而汲取相关科技来对付美国战略轰炸机。
夜间战斗机：功效优异，但数量太少，无法决定战果。
潜舰：功能强大，但其作为反制战舰之功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众所周知(并非秘密)。
声纳：反制潜舰之利器，发展时相当保密，但不足以消除潜舰威胁。
雷达干扰丝(window)：丝状铝箔，用以干扰敌战机侦测雷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已拥有干扰丝，但迟至盟军于1943年7月轰炸汉堡时方使用。双方皆认为雷达干扰丝系对战争助益极大之利器。
喷射机、V-1与V-2飞弹，以及呼吸管潜舰：大战末期方问世，对战局影响有限。
以下皆为新武器秘密或公开何以未能发挥功效之原因：
生产受限，例如磁性水雷。
测试受限，例如鱼雷引爆器。
复杂性高，作业人员须技术纯熟，并能结合至舰队战术中，例如雷达与夜间战斗机。
过于简单，可能为敌人所用，例如雷达干扰丝。
采用后失败之可能性，例如美国磁性鱼雷。
期望过高，如声纳。
长期研发期间保持机密之代价，如德国纳粹之秘密武器。
吾人因此可知，战时海军的新武器并不易发挥所欲效果。也因此战时新研发之武器可继续发展，直至相关数量、战术与训练皆已齐备。而指挥官在战时就是希望能用尽一切武器，也是未可厚非。对面临新武器威胁的一方而言，笔者认为无须恐惧，仅需戒慎即可。
平时之渐进式与革命性研发
平时之状况则与前述呈鲜明对比。敌人可在平时有充裕时间发现吾人之新武器科技，并在战争来临之前采取因应作为。但平时研发之新武器，吾人是否能在战时充分发挥其战术影响力？吾人如低估敌发展之新武器，未能投注经费研发反制措施，忽略因应之战术与训练，势将自尝苦果。显然地对战术人员而言，他的职责在于发挥现有武器功能：采分散部署、闪躲？还是采先制攻击？是否无视受损系统，将所余武器以更新或更好之方法加以运用？他事前如未发现新威胁并妥为准备加以因应，则平时发展且众所周知之新武器，在战时亦可能发挥秘密武器之效果。这才是真正的危险。现在这些武器有哪些呢？化武、太空系统、雷射、匿踪系统、无人载具以及水雷作战皆有可能。吾人是否已察觉其意涵？
一九九二年沙漠风暴行动即为一例，美军科技与战术出乎伊拉克的预期。自该次战争以来，各界对战争结果、美军武器、感测器，以及指挥管制系统等有诸多不同看法。仍有人批评各种武器系统之统合运用未尽完善。对一个海军理论家而言，并不适合就相关说法提出评论，但沙漠风暴正好说明笔者所欲表达之意念。攻击者成功机率与防御者之战备程度呈反比，即令防御的一方完全了解面对何种新科技，例如隐形战机、巡弋飞弹及侦察卫星。防御者完全无法想象，当这些武器系统统合运用时，会产生何种高度威力。除伊拉克震慑于美国庞大威力外，俄国也对美国陆、空军发挥了前所未见之战术优势而感到惊讶。
现在将话题转到较次要之事务，科技研究进步快速。无疑地，这种速度可称为趋势。但未有事例证明，科技研发之速度能相对地以更快的速度研发出更好的武器。美国在军舰、战机、武器与感测系统发展上棺当缓慢。在英荷战争期间，整个舰队军舰仅需一至二年即可建造完成。英国或荷兰只要有新武器问世，就能立即投入战事。如今美国从构思新型军舰、寻求支援、获得预算到制造第一艘原型需时15年。如果科技的进展决定了现代战争，何以吾人军舰服役期高达卅年，而战机与攻击机亦长达15年？俄国运用新武器之速度较美国快，但何以仍长期维持大量老旧军舰与战机？科技快速进步似乎对作战不会发挥快速的影响。科技愈精密，愈难以于短期内运用。
尽管如此，容吾人假设某种新武器的确能改变作战之步调。海军于1950年代与1960年代末分别对潜射巡弋飞弹与深海归向鱼雷进行试验。海军深切了解这两项科技之潜力，问题在于如何将其结合至实际作业；答案为逐步引进，而非以革命性的方式一次采用。在自由国家，逐步采用的方式可以运作。但由于美国对计画中之舰船、飞机与感测系统是否需要重新设计争论不休。鉴于巡弋飞弹未有任何有效之瞄准系统，海军决定将该计画延续卅年。先发展武器，瞄准系统随之应运而生。事实上，西姆斯(W.S. Sims)亦会主张应先发展大口径火炮，以待其射控系统能发挥功能。
美海军依据条约制造之巡洋舰系逐步发展之成功例子。两次大战之间海军军备条约对巡洋舰之限制为，标准排水量1万吨，主炮为8吋炮。因此其设计以排水量为主要考量，而成本效益不被重视 [ 原注：俄国海军少将史塔波(RearAdmiralStalbo)在俄国海军刊物Morskoy Sbornik中写道，即令现代，排水量仍是造舰之重要标准。见Stalbo,no，5.p.25. ] 。两艘潘萨科拉级(Pensacola)系依重量而设计，被戏称为笨狗，体型庞大装甲却不足。海军在潘萨科拉级建造时汲取经验，并运用于新型巡洋舰，每隔几年就有新型巡洋舰获授准建造，几经改良的结果造就出四型巡洋舰，最后也是最优异的是亚斯托立亚级(Astoria)，计有七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潘萨科拉级与亚斯托立亚级并肩作战，孰优孰劣却难分轩轻。潘萨科拉级虽为原型舰，不完美但却极具效能，并在战时促成一项突破——重型巡洋舰的问世，包括巴尔的摩级(Baltimore)、奥勒冈市级(Oregon City)、新港新闻级(Newport News)，均配备防空武器、搜索与射控雷达及半自动8吋炮。
诸多事例证明，单从武器外观无法了解其中有何隐藏性改良。例如枪管膛线、战舰之射控系统、电脑能力或密码技术之提升等皆无法从外部观之，太空侦搜系统起码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不易观测。罗滕石拉格(Karl Lautenschlager)博士表示，苏联奥斯卡级(Oscar)潜舰之特性不在于体积，而是其飞弹很可能由太空系统导引 [ 原注：Lautenschlager，p.57.渠曾担任海军空中情报官以及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研究员。 ] 。音响匿踪之潜舰追求更高之隐匿性，俾能超越敌人，潜舰音响反应愈低，愈难以被察觉。武器发展可透过以往系统所得经验为基础而精益求精。
论武器系统运用之转型
当科技其有革命性的潜力时，例如划桨时代出现帆船时、帆船时代出现汽船时、主力舰时代出现航空母舰时，虽然吾人已有明确发展方向，但如何将新系统运用于实际却成为复杂问题。阶段性引进新系统之目的并非在于避免现状维持派的注意。这些保守派能见微知着，察觉威胁所在，亦能辨别不存在之威胁。因此吾人之目标在于解决过渡时期产生之庞大问题。若新系统之战术难以研发，结合新旧系统之战术更难以研发。(例如航空母舰与主力舰须彼此提供战术支援即为错误的开始。)建立一支全新的海军，如美国在1881-1914年间建立新海军之过程，或许困难；但将一支存在已久，担任重要防御任务的海军予以转型，难度更高，如当代美国海军。
即使性能令人咋舌之新武器系统在技术发展上顺利进行，仍有诸多实质问题待解决：训练、结合新旧战术、后勤支援问题，以及其他例行琐事等方面。转型过程并非科技人员之责任，但革命性科技却会产生问题。另外，造价低廉但功能强大之新武器未必能节省国防预算。第一，在采用阶段，制造新装备的费用及短期内训练与后勤支援等成本，将曾使预算增加。第二，新武器之优势不久将成为敌人之优势；敌人没有理由不提供预算，对吾人新武器之反制进行研发，并且购买更多反制系统。
中心问题仍在于如何将老海军转型为新海军；正如美国现状所示，这是个庞大而复杂之问题。计有两派主张相互争执不休，一方为航空母舰派(其他国家正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另一方则几乎含括了华府所有有关人士。批评人士认为海军应以新的，具想象力的方式重建其架构，但这并非易事。前海军部次长伍尔西(R. Jamles WooIsey)曾提过，对海军应如何建立新架构的种种看法，比海军拥有的舰艇数量还多。纪德上将(Admiral Issac Kidd)曾说过：「海军正被一群鸭子啄得精疲力竭。这些咬啄并不会致命，但却让海军用尽所有时间予以应付。」华府有太多人可以轻易地否决某项改革，却没有人敢予以同意。布希提过，专制政府断然之决策可能造成科技上重大的错误，而民主国家透过意见整合制定出的决策较为周延。但布希可能未曾预期到，当今美国国防采购体系庞大复杂，过程复杂烦琐 [ 原注：Bush,p.193. ] 。军方人员对未能取得预算或许感到沮丧，但渠等亦应了解，预算人员在分配国防预算时亦面临庞大压力。目前华府的种种意见与以往有识之士掷地有声的见解相比，不过是群鸭聒噪罢了。布洛迪 (Bernard Brodie)在其著作中提醒吾人，与一流有识之士争锋并不容易：
那些曾被批评为缺乏想象力，不知进取之人士与其过度乐观的对手相较，却更能了解科技在能适当运用之前，哪些问题有待克服。对某件事情的预期，总有对错两方，对者未必代表其观察更为仔细……
问题在于陆、海军高层之保守主义，这方面已有相关著作加以讨论。发明者或改革者自然会对阻碍其主张者大加挞伐，最后其喧闹程度亦引起无关其事人士之加入，竞相为文批判权要与将领。
一八四二年，英国海军部因无视华纳上校(Captain Warner)发明之鱼雷而遭非议，时任首相之皮尔公爵(Sir Robert Peel)于提出辩护时指出，新武器的选择与否和公众意见间必然产生之某些问题。渠表示：「个人认为，公众人物如全然无视公共意见固不足取，如全然屈从亦不足取……。公职人员每日都在面临这些问题。」 [ 原注：Brodie(1943),pp.438-39. ]
万帕诺亚格号轶事
摩里逊(Elting E. Morison)曾支持海军保守主义，亦曾批判之。在著作中渠提过万帕诺亚格号军舰(Wampanoag;译按：万帕诺亚格系美国罗德岛纳拉冈塞特湾[Narragansett Bay, Rhodelsland]地区之印第安族群)。该舰系由技术天才艾西伍德(Benjamin Isherwood)所建造，但却被当时的海军弃置不用 [ 原注：E. E. Morision(1966),pp.98-122. ] 。1869年进行海上测试，海象不佳时速率可达17节，返回纽约时海象良好，速率高达23节 [ 原注：Pratt(1941),pp.343-46. ] 。当时其他国家最快的军舰为英国之亚德里亚海号(Adriatic)，海象良好之速率为15节。其后20年，万帕诺亚格号之速率无船能及。
由于万帕诺亚格号旨在猎杀南部邦联(Confederate)之武装快船，故须具备高速率，后来该舰用来攻击英国商船。其速度虽快，但航行距离短，这就是问题所在。1870-1890年，美国着重于西部开拓、内陆发展、与印第安人作战，以及建造铁路，万帕诺亚格号与海军就某种角度观之，似乎是多余的。摩里逊批评当时的海军因循旧习，当万帕诺亚格号停泊于纽约港时，海军竟然对自身未来视而不见。摩里逊将责任全然归咎海军是不对的，整个国家都应该负责。海军高层那些头发斑白的将领虽以荒谬的理由否决万帕诺亚格号，但罪仅在于未将真正原因明确说明，这是海军官员的老问题。其实渠等才是与预算艰苦奋战的人；政府无视海军，预算自然严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渠等还极力维持海军能在全球部署之能力。万帕诺亚格号可快速航行500浬，或巡航数日，但到不了非洲又有何用？吃水浅、流线舰形、以蒸汽推进时敏捷如猎犬，但以帆航行时却极度笨拙。1870年代时，海军军舰必须拥有相当续航力执行少的可怜的任务。当时海军领导人或许因此义愤填膺。但集内战英雄、帆船捍卫者以及轮机人员克星的称号于一身的波特中将(Vice Admiral David Dixon Porter)仍以风帆巡航，俾达节约目的，同时「告诫海军年轻军官，这是渠等最重要之职责。」当美国在西部节节胜利，无人关注海军。将近20年，政府虽未明确公布，但政策显示万帕诺亚格号无容身之处。弃置万帕诺亚格号的确令人沮丧，但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 [ 原注：有关美海军际遇低落情形见Albion,pp.199-204. ] 有些历史学家因科技之进步而认为万帕诺亚格号当时应被采用，但笔者不以为然。到了1902年英国在全球各地有诸多据点，但仍建造单桅帆战舰实施巡弋。
本段将继续探讨万诺帕亚格之科技与军事意涵。当时武装快艇之效能逐渐低落。从德瑞克公爵(Sir Francis Drake; [ 译注：1540-96，英国海军将领 ] 时代到塞姆斯(Raphael Semmes， [ 译注：1809-77，美国南北战争南方海军将领 ] 时代，再到瓦戴尔(James Waddell)时代，海上追逐战的效果逐渐式微。1875年时，舰船速率全面达到20节还有一段距离，仅凭一艘汽船并无法长期闪避二或三个战队。想想看，攻击商船之武装快艇组成的海军对十年后，约1889年的新海军会有何影响？吾人可以想见老海军如何抱怨：「罗德岛新港(Newport,RhodeIsIand)的老学究鲁斯(Stephen B. Luce)教出了好学生，马汉对海上指挥制定之新准则的确新颖。我们有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我们有许多类似艾西伍德所制造的万纳帕亚格号，我们知道任务所在——突击商船。让我们追求速度吧！战斗巡洋舰将成为下一批追求速度的舰船，接着就是奋进号(USS Indetafigable)、胡德号(USS Hood)、以及却敌号(USS Repulse)。万帕诺亚格号衍生而出的军舰将使吾人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海军，但吾人却无充分燃料进行训练与作战，甚至亦不足以闪避敌军。」
促成转型
人人皆应阅读摩里逊之著作，渠对美海军之看法几乎总是正确的。渠提出了许多事例，证明海军对科技的识见短浅，渠对此种情形发生之原因知之甚详：
当时[十九世纪中期]的美海军仅能称之已具备既定之规范、程序与组织表而已。虽算不上是架构完善的体系，但亦有自成一格之文化……。有时过于专擅、独断、高傲、冷漠……。如同所有封闭体系，海军在想象力与智能开发上相当有限。
但当时海军亦有某些重要特质，部份仍适用于今日。海军整个架构旨在使人员有效面对无情、难以预测的大海。更使人能遗世独立地在有限空间内长期共同作业，官兵对海军与海军威权文化的关系就如同传教士与其信仰力量之关系一般。 [ 原注：E.E.Morison(1977)，P.14. ]
摩里逊所有著作均强调，当代海军须以研发为基础，俾观察相关研发之潜力，深切了解后据以行动。万帕诺亚格号从未执行任务一事足以提醒吾人，科技产生出来之功能并不足够，还须就科技、战略、经费以及战术环境综合考量，俾决定速率、装甲、续航力、火力或感测系统间何者重要。
通常革命性武器系统之产生需要两种以上科技，例如风帆与大炮取代划桨战舰。蒸汽动力并不足以取代当时现役风帆战舰，需要蒸汽主机、车叶、金属船壳，方有可能装配后填武膛线大型火炮及射控系统。如无推力强大之飞机携带炸弹，航空母舰毫无用处；大型飞机需要升降甲板、弹射器与拦截器，以及长距离海上导航之技术。海军革命性之系统有赖各种科技之整合与领导阶层之合作。如无核动力与固体燃料火箭，李高佛(Hyman Rickover)与拉伯恩(Red Raborn)，以及深切了解作战、政治与快速行动价值之军令部长勃克(Arleigh Burke)等人，北极星飞弹潜舰不可能问世。
当今日海军主流之航空母舰地位式微时，高人将面临庞大复杂之变革，包括技术、战略、财务及战术。这并非代表笔者认为摩里逊对海军保守主义所言不再适用；事实上，钢铁与汽车业均了解趋势所在，但旧有习性会使新作为延迟一至二年。没有明确发展方向的海军情况益形严重。除短场起飞垂直降落(STOVL)与垂直短场起降(VSTOL)飞机外，还有其他三种系统科技可能作为海军新架构之基础。当本人所称的X系统之功能(将包含许多系统)渐趋明朗时，海军势必要解决转型问题。即令X系统成为主流后，航空母舰仍会扮演海权之重要利器长达一段时间。转型期间旧有系统仍将发挥功能。例如，主力舰虽因华盛顿条约备受忽视，但仍发挥相当功能。大口径炮问世后，小口径炮仍继续使用。当钢铁制的汽船初完成，尚未能执行任务时，仍有赖木制帆船执行任务。柴油潜舰亦然，第一艘核潜舰完成时问题仍层出不穷；即令30年后的今天，核动力潜舰仍无法完全取代柴油动力潜舰。
就战略功能言之，X系统须防卫水面，使商船与军舰能安全地穿越此一水域；水域的掌控意味制空权亦在我方手中。这就是美国特别国家利益，存在着契机与弱点。
就财务而言，转型至X系统须得到反对航空母舰人士之认同，渠等认为航母战斗群之成本过高。海军向来是昂贵的军种。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所以能促成各国签署条约，背后有不为人知之因素，亦即各签约国均无充裕财力从事军备竞赛。各国均知造舰经费高昂，必须放弃许多造舰计画。如笔者前述，以12O套X系统取代12艘航空母舰的成本不会更低，而转型所需成本高于一般预算水平。新海军支持者最大的贡献是，破除吾人希望以更低成本维持舰队的迷思。
外界支持者对海军转型能做的是在科技、战略与预算上提供协助，X系统之舰队战术则有赖海军自行发展。无论X系统如何运作，海军官员应以新思维研究如何运用，而非仅是将飞弹巡洋舰、战机或通信卫星之作战需求加以修订而已。从划桨船转型至帆船不仅是横队变纵队而已，而是战术全新研发，如同从陆战发展至海战时，海上战术绝对与地面不同。帆船纵队与汽船纵队看似相同，但战术截然不同。本书如有助奠定X系统新战术之基础，鼓舞军官发挥想象力，渠等未来必能解决相关问题，而不会将精神耗在争辩现有武器在战术上如何运用，或是否应制定更严谨之准则。
无论如何，外界不会主导海军如何运用X系统。技术专家或能提供替代方案；战略专家或能提出政策走向；预算人员与国会各委员会或许会好言哄骗或威吓；他国海军或许对我产生新威胁，使得吾人旧有系统失效；但海军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本章旨在使读者了解，重大转型是个错综复杂的深幽迷宫。尽管吾人不敢保证海军能及早走出这个迷宫，但可确定的是，外行人的过度热心只会使海军走进死胡同。
结语
科技带动战术(与战略)变革系一项不变法则。然科技快速发展与革命性新武器问世的速度似乎并无必然关联。
战时研发的武器中，少部份功能优异者对战果能发挥决定性之影响，其余大部分则效果有限，原因在于战时研发之武器除保密外，还须历经测试、生产与训练等复杂过程，而敌人侦知后更将影响其效果之发挥。战时如研发系统，应尽速投入作战。
平时公开发展之武器与侦搜系统，如搭配以完善战术、适当准则，以及受过相关训练之部队，将可助吾人赢得战争；但秘密发展之武器或侦搜系统或有重大助益，但由于保密之故，相关制造、准则制定与训练皆会受限，故连带影响武器之效能。为因应敌人战时运用秘密武器，吾人须跳脱海军一般训练与作战架构之思维，俾面对未预期状况时修正作为，迅速采用新战术，加以练习后立即采取行动。
新武器往往需要有识之士发展相关新战术。新武器与战术如采系列发展，透过运用不断改善，其功能将能快速地趋于完善。如无实际训练与测试，武器功能不可能持续改良，并进入大量生产与实际运用阶段；即令如此7一项武器仍须三至四代之发展方可能发挥完全潜力。寄望获得重大突破或获得终极武器者往往忽略武器外表看不出的重要变革。
战术前景与科技契机被一道看不见的墙阻隔，这也是两派人士摩擦之根源。海军战术人员总是识见短浅，意图将新能力纳入当前战术架构。而科技人员只是一味地倡导新能力，就好象支持万帕诺亚格号那群人般，强调速度，但舰船本身相当脆弱，用途不大，且在战术上会付出重大代价。
海军几次重大转型所花时间均较预期为长，原因在于武器功能的完善与制造充足数量需时甚久，此外战术变革亦需相当时间方能完成。新武器系统产生时，须制定计画俾利转型，在转型阶段新旧武器皆有其作战功能，而这些功能有赖转型期间之战术、准则与训练予以规划。然而即使新武器已问世，且吾人亦相当熟悉，但转型后的影响对战术人员而言可能极具震撼。
重大转型有赖下列因素之结合：科技人员能结合数种科学，产生截然不同之新武器或感测器；战术人员须深入了解新武器如何改变作战方式；而领导阶层则须排除政府中之障碍，俾获得核准，以发展新武器。转型往往由海军以外之单位或人士发起，但加以落实与推动则有赖海军本身的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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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变数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任务与部队
任务：结合战略
战争强度
劣势海军之任务与战略
兵力
兵力对比
领导统御
训练与士气
硬体
持续战力
恢复能力
战术环境
上述因素整合之结果
帝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Vice Admiral Makarov)在其「海军战术问题讨论」(Discussion of Quesfions in Naval Tactics)一书中提及拿破仑于1812年对俄国驻法大使所说的一段话：「你们因为读了约米尼的著述就自认为懂得作战，若作战可从著述习得，我怎会允许出版呢？」
的确，若理论能赢得战争，必将成为国家机密，但实情不然，理论不会赢得战争，因为理论未能预见决定战术与战果之变数。理论所见系趋势与不变之原则；而非战前无以预知却决定战术之各种因素，包括确切时间、地点与政策等，凡此种种皆因作战、地区与季节之不同而有变化。实际作战时，理论家对指挥官的帮助有限。战术各种可能性皆无法自理论或历史经验习得。
如一切仅止于此，则本章无存在之必要。如就影响作战的因素而言，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其次为指挥官平时之职责。战时指挥官之首要考量为任务，平时则为战备整备。但任务为何？当今美海军之可能任务如就规模与行动地区而言，不知凡几。
承平时期之指挥官系战时作战人员之专业先导。莫非特(William Moffett)-里维斯(Joseph Reeves)、普拉特(William Pratt)在战备整备上居功厥伟，极受海军敬重，但渠等从未实际领导部队参战。其他还包括负责视察、文书作业、舰艇维护之人员。机器运作、补给与人员留营等在战时是战力与情报之指标，但在平时却被误认为重要事务，使指挥官在忘了平时首要之务系更新准则与训练。
战时某些变数可立即得知：国家目标与军事战略、战区与部队选择。海军系依据其架构、限制因素与准则来评估如何作战。吾人训练之部队如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作战，开战后再调整装备与准则恐为时已晚。由于海军长久以来习于运用小单位部署于全球各地防范或抑制战争，如以大量军舰编成舰队进行协同作战恐有困难。舰队系依训练方式而战，美海军如无大舰队作战之经验，未来仅能以战斗群的方式作战。
战事接近时，愈来愈多的变数会趋于明朗，包括任务与战斗序列。但战术指挥官仍仅能以手边资源运作，渠或许可以进行少量训练，依据所处环境调整准则，将其信念灌输所属，惟须有充裕时间。如辖下舰长或单位调动皆会成为指挥官的问题，部队可能会如所罗门海战时之舰队般有勇无谋。舰队作战以两大因素为基石：舰队准则与作战舰队本身之稳定性。两者缺一则如巧妇无米，即令纳尔逊将军亦难以为炊。
最后一项影响因素为前一场战役之效应。战争之第一场战役如同足球赛，开赛前双方勤训苦练，只差实战；或如棋士，只与电脑辅奕，不到开战永远不知状况如何。而领导者、人员以及武器能力亦须届时方能展现。至于指挥官之战术选择，无论是实际或欺敌作为，复杂或简单，管制严密或松懈，皆有赖作战的最后一道神秘面纱揭开，暴露所有变数方能决定。吾人须特别注意自恃甚高，认为能在开战之前即制定战术之指挥官，渠永远无法取得足够资讯，制定完善战术决策。周延理论、平时准备、战时经验，以及指挥官之战术计画等因素齐备后，方可能赢得胜利。
任务与部队
作战逼近时，两项要素成为重心：任务与参战部队。任务与部队之关系和手套与手的关系一般，须密切契合；美海军多年前发明「特遣部队」以统合两者是了不起的创新：以适切兵力的部队来执行指定任务。本章结尾将进一步探讨此概念。
有关指挥官作战计画之各项事务皆源自任务，故优先讨论此要素。
任务：结合战略
任务之内涵包括任何影响战术之地理、海洋与其他物理知识，这些因素吾人皆知，但未必详尽。任务系由上级下达，指挥官须遵照执行。任务下达后需要部队执行，但有时候任务系针对既有之部队量身订作。
战略决定作战所需兵力与目标，但不代表战略主导战术。笔者并不赞同战略与战术间为主从关系，反倒认同克劳塞维茨所言：「一切皆取决于战术结果……。这也是何以吾人认为战略规画植基于战术作为上——此为决策之基石。除非吾人无视作战结果……即可仰赖各种战略之结合，寄望达成目标。」 [ 原注：Clausewitz，p.386 ] 完善之战略有赖吾人对部队与战术的充分了解，方能评估胜算如何。因此在海军战院，事先未详细研究战略之基础——兵力与战术，而欲研究战略并提出战略计画是行不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与猎人和猎犬一般，猎人如欲猎狐狸，却养了一只猎鸟犬，怎能猎得狐狸？
然战术目标仍旧是高层依据战略构想而决定。如笔者所言，海战系达成陆地目标之支援作为。就理论言之，舰队之作战目标系于决战中摧毁敌舰队，海军战略基本要义所提之原因如下：摧毁敌舰队将使敌门户大开。事实上，除非双方决定决战，否则海上大型作战鲜少发生。克劳塞维茨所言之战争此处亦适用于海上决战：战争之开启并非源于侵略者，而是防御者。因侵略者之目标在于占有，而非作战本身。 [ 原注：同上，p.377 ] 海军史上一方避免决战之情形屡见不鲜，这也说明何以海战并不常发生。
历史上曾有许多军舰留驻港内，作为「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之用，其目的在于避免被击败后，却未对敌舰队造成损害，使敌在赢得胜利后还有机可乘。现代海军武器的效能显示，存在舰队并不易维持，但在传统战争中仍可发挥若干功效。
如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章节所述，劣势部队唯有在敌军处于不利情势时方能与之作战。海军作战之目标不外制海与武力投射。制海旨在防卫海上交通线，但其具体作为通常是摧毁具有威胁性之敌军。武力投射旨在运用制海权，进行对岸攻击或两栖登陆行动。完美之武力投射有赖部队安全运载、兵力适时增员，以及地面行动能获得再补给，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负责防御滩头堡或增援其他部队之指挥官因任务目标繁多而不知所措。史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执行任务——防卫滩头堡，却因此遭人非议。海尔赛亦坚守任务，摧毁敌舰队，却使麦克阿瑟部队在雷伊泰(Lyete)海滩勉强逃过溃败之途。在所罗门海战中，舰队往往因从事与陆战有关之任务而受挫。敌军可能利用优势兵力任务负荷过度的问题，故战略阶层人员不可使战术人员负荷过度。
单靠战略并非常能达成目标，因此吾人可以理解何以须使敌人投入决战，以「投射行动」使其产生威胁感。由于现代武器射程远，因此大型武力投射行动益将加重指挥官之负担。战术指挥官须谨记下列两项任务中何者为重：摧毁海上敌军，或保护与岸上有关之行动。吾人从太平洋战争中发现美、日海军思维上的不同。日本海军首要之务为争取制海权，故摧毁敌舰为其主要目标。美海军虽深知摧毁敌舰为首要目标，却仍固执地防卫滩头堡，甚而因此付出惨痛代价。美军认为确保武力投射行动之遂行系明智选择，实情则不然。如非美海军拥有雷达、解码技术与造舰优势，日本海军恐不会惨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多事例显示，即令无制海权，亦可遂行武力投射。盟军到了1943年5月方有因应德国U型潜舰威胁之道，但仍在1942年11月成功登陆北非。在苏燊士运河战役时，德军将领隆美尔在未能降低马尔他或英国潜舰威胁的情形下，仍几近达成任务。英国海军支援希腊与埃及时，严密掌控制海权；德军却在毫无制海权的情况下占领挪威，英国海军部大感震惊，而首相丘吉尔为此愤怒不已。德军从空中占领克里特岛(Crete)，付出惨痛代价，此后不再实施此类行动，但任务顺利达成，而英国战舰因此役折损严重。然此种情形仅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汉尼拔(Hannibal; [ 译注：纪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 ] )时代到对马海峡战役 [ 译注：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舰队 ] 期间，任何海外陆地作战之遂行皆有赖制海权。成功之海外行动取决于海洋上作业之能力。从海上发动空中攻击、两栖作战，以及支援岸上部队等，皆有赖运用海洋，而上述任务由于具有两项主要目标(制海与任务本身)，使得指挥官面临严峻考验。现代美海军强调在安全水域实施精准打击，这种做法实际上有两项谬误。第一，以大量战机或飞弹对陆攻击的想法与「空权致胜论」(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无异。空中攻击有其必要，但决不足以达成国家军事目标。1999年春季北约海军与空军战略轰炸仅获致些许成功，此事足以说明空优有其局限性。这些行动或许对塞尔维亚之固执冥顽作了惩罚，却无法防止其部队在科索伏省的残暴行动，而这才是北约空袭所欲达成之目标。第二，如无能力于敌沿岸执行任务，就无法称为完整之舰队；如无能力将部队与物资送送达岸上，同时阻绝敌军于吾人使用之水域外，亦不足以称为舰队。
战争强度
另一项与任务有关却无法于事前解决之变数为战争规模，亦称战争强度。强度最小者为影响国家利益且须加以处理之危机，最大者为核战，两者之间则有各种层次不一之区域战争。
五十年来，危机处理已成为美海军之例行任务。部份危机能成功地予以吓阻(因此不受重视)，其余则爆发短暂作战，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成功打击公海上之美海军。美海军在危机处理上极具成效。
高强度的危机系传统武器战争。越战并不算是个最佳例子，越战也可归类于危机处理强度最强者。除东京湾事件外，所有海军行动——空中攻击、舰炮支援、封锁，以及南越军的河流作战，皆旨在支援地面作战。由于北越在海上不构成任何威胁，美海军轻而易举地取得制海权，运载作业亦能顺利执行。然美海军如认为目前仍能在安全水域毫发无伤地与他国作战，实为一大谬误。
美国在核战思维上仅限于吓阻，然只强调吓阻却对发展相关战术、指挥管制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因应系统无积极性作为，并不切实际。美国经历的大规模毁灭战是南北战争。历史上全面战争较佳的例子非布匿克战争(Punic Wars; [ 译注：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计三次：264-241BC，218-21OBC，149-146BC ] )莫属，迦太基最后灭亡。俄国经历较多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故其在如何从事与渡过核战的计画上较美国实际。
核战尚未发生时，如何避免其他战争？历史显示，吓阻系各阶层部队作战时之任务之一。考量海军各类功能(陆战队系海军重要组成)之正确之道，系就危机至全面战争，了解吓阻与作战之关系。偶有人提及，吓阻并非任务。这是提醒吾人，如无作战之能力与意志，吓阻不过是空泛之谈。1983年黎巴嫩之陆战队，以及1993年索马利亚之陆军，皆不过虚张声势，一旦奉召执行任务，即溃不成军。意欲将海军部队派遣至开阔地区之人士应多加考量，表象所隐藏的意涵为何。意志与鲜血之考验偶而仍会爆发。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1787年时说过：「自由偶而需要爱国之士与独裁暴君鲜血的浇灌，这就是它天然的肥料。」
吾人只须瞧瞧美海军平时作业任务之密集，却又试图维持特遣部队训练而引起之严重后果，即可了解，吓阻之任务繁重，且将影响战术之发展。就笔者所知，1990年代美海军执行危机处理任务之频率无与伦比。海军官兵对此情形深知肚明，但有些人士却认为，冷战结束反而减少参与此类任务之程度，下列统计数字应足以使渠等了解实情。就欧洲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而言，1970至1990年海军参与之危机处理任务平均为每年2.9次。1990至1996平均为5.0次。(总计这27年内共有91次危机事件，平均每年为3.4次)。但在同时，海军舰队规模缩减40%。更严重的是，危机持续时间逐渐增长，1989年平均时间为一个月，但到了1990年已长达一年。 [ 原注：Taken from an analyses in Crisis Response: Analysis of Historic Data,Decemberl997,by C.B. Barfoot，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representative on the CINCUSNAVEUR London Staff. ]
屋舍着火时，消防队能在火势扩散前予以扑灭就算有效达成任务，渠等并不需要扑灭整个芝加哥市的大火来证明自己能成功灭火。海军大部分舰队部署之目的系解除世界各地的各种危机。海军与陆战队因此在任务、战术、训练与部署上面临诸多挑战。海军之吓阻须全面发挥效力，如若不然则应采取行动，于冲突未起之时消弭于无形，而在其他方面继续发挥吓阻能力。从未有任何海军承担如此繁重且定义模糊之任务。
责任繁多和任务模糊与指挥管制有关。如欲制订完善之指挥管制计画，须先了解各种阶层作战之特性。美军指挥管制计画大多着重于第一阶层的作战——危机或冲突，此类行动目的旨在以适当之政治或战略方式发挥抑制危机之效果。海军在此一阶段须严格遵守接战规定。面临敌可能采突袭行动时，最大的问题为实施兵力展示。危机处理时，兵力展示系有利条件，但在战斗时却是不利条件。
美国面临危机时，系由国家指挥当局(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管制，而战术命令实际上是由华府直接下达，正规指挥体系往往被回避，因而不了解情势。为强化事件管制，国家指挥当局建立全球通信指挥管制系统，可直接与基层单位构联。
国际冲突中有一项真理，如欲胜利，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皆具优势。在大型战争中。政治事务扮演次要角色：世界舆论与国际法此时毫无作用，甚而被嗤之以鼻。在危机阶段，军事与政治考量之重要性无分轩轻；部队行动受限系当然之事。军事人员考量战术时，将执行任务时部队伤亡降至最低视为首要之务；政治人物则考量，将部队投入战斗或实施威胁后，将获致何种政治目标。因此军事与政治目标相互冲突。处理危机或冲突之战术指挥官难逃军事与政治目标之纠葛，治国之务限制了指挥官的军事长才。
尽管危机现场之官兵对于华府直接管制感到不满，然过去50年来都是如此，未来亦将如此。政府高层直接对战术指挥官下达行动细节命令，甚至包括射击，原因在于诸多政治考量。故有必要制定指挥管制准则。准则内涵应包括：(一)制定权宜措施，使国家指挥当局对危机现场制定计画与指导行动时能有统一论调； [ 原注：国家指挥当局好比希腊神话的九头蛇，命令往往前后不一。如联合国负责指挥时，情况更益形复杂。 ] (二)命令下达现场指挥官时，应通知原属指挥体系；(三)指派部队、增援及后勤支援任务时，须向执行部队直属指挥官适切说明内容；(四)为防危机处理失败或冲突升高，必要时须迅速将指挥权交由原指挥体系。
如能遵循上述规范，国家指挥当局直接下达行动细节明令并无不可。如能符合下列两项标准，高层指挥将发挥相当效能。第一，不可过度输越指挥权。战斗须因时因地制宜，指挥官方能指挥部属。第二，相关且适时之战术情报须随手可得。现代侦搜与通信系统性能优异，指挥官在远离战场之指挥所内所获情报与现场指挥官并无二致，甚而更多。然过去经验显示，指挥官在指挥所内容易高估战场状况之品质与适时性；然现场指挥官亦容易低估其战术决心对战略与政治之影响。
危机如升高为区域战争会出现一种危险情形——与下属指挥官之通信产生问题，从而影响国家指挥当局管制之范围，而作战步调快速推移时，现场指挥官须获授权，主动创机造势。故相关指挥管制上须对此予以规范。国家指挥当局或许不了解权责下授之必要性，越战即为一例，当时有太多命令并非现场指挥官所下达者。然更危险的是，战术指挥官们一再被灌输须等待命令，故需要主动行动时，反而按兵不动。对区域战争而言，即令通信不良，或战争迷雾弥漫时，作战步调与时机仍是一切的重心。
无论是核生化或传统长程飞弹加入战局时，情况益加紊乱。坚实之防御需完善计画、适当设施及适切准则，俾利指挥管制系统遭摧毁后能迅速恢复。陆上之地区司令部容易成为攻击、干扰与摧毁之目标，故吾人如认为总统与联参首长皆能避过洲际飞弹攻击，实为不智。因此吾人需事先规划，俾利部队掌握主动。另外一项防御上之错误为，所有监侦处理作业均于陆地实施。评多人认为，监侦情报应先由岸置单位如珍珠港先行处理后，再以几近即时之速度传送至战术指挥官。殊不知岸基单位在区域战争中或能免于攻击，但在全面战争时将难逃一劫，故海上机动载站台较为可行。空中指挥所亦能躲过攻击，然每隔数小时即须后勤补给。水上飞机指挥所——可停泊海上之飞机，遇袭时能快速移动——具备高存活力与长时独立作业之特性。
劣势海军之任务与战略
理论家在思考海战时，倾向于就两个强大海军对峙的角度出发。大陆国家之政策亦值得予以检视，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势将影响陆上与海上之战术。十八世纪时，习于荷兰侵略性作为之英国海军，决定效法荷兰之战术，向法国挑衅。然英军之战术并不适合无意作战之法国，故未能奏效。法国决定不派遣舰队与英军决战。英国对法国之政策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法国海军处于劣势的借口。然法国的想法无误——海军最终目标系在达成陆地上之目标——且其战略相当周延。
由于政策之故而使海军处于劣势时，切勿指望透过舰队执行防御，此举必定失败。劣势海军有何方案可选择？
第一，维持现有舰队，德国在口德兰海战后对公海舰队即采取此一方式，而法国帆船舰队亦然。然海军如采消极态度，能力将逐渐式微，时间一久，优势海军将发挥其制海权，冒险采取积极作为。
第二，削弱敌战力，俾于决战时使双方实力均等。此为公海舰队在口德兰海战时之目标，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之训练目标亦然。公海舰队系采欺敌作为，迫使英军亦以分遣队作战，从而取得优势。日本海军平时发展之战术适用于劣势兵力，但由于习惯使然，日军在居于优势时，却仍运用劣势兵力战术。
第三，当双方兵力比使劣势舰队有机可乘时，应掌握敌人当时弱点予以扩大，俾取得制海权。劣势海军切不可以敌军能力为行动基准，但务须判断敌意图，并据此承担适当风险，采取行动。无疑地，尼米兹在中途岛海战前，面临美海军舰艇数量少于日军的形势时，心中即有此盘算。渠下令佛莱契尔(FIetcher)与史普鲁恩斯(Spruance)，务须精算风险后，方可作战。 [ 原注：在一份补充作战命令之特别信函中尼米兹写道：「执行任务时，渠等务须仔细评估风险，如面对敌优势兵力，却无甚把握能对敌造成严重损害时，应避免暴露自身部队所在。」(S. E. Morison，vol.4，p.84)。 ] 劣势海军应着重优势侦搜作为。尼米兹与弗来契和史普鲁恩斯之作战计画皆以破码所获情报为基础。劣势兵力须结合主动与奇袭，克服自身限制因素，方能有效地先发攻击。
第四，建立局部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波罗的海，意大利海军与空军在地中海皆运用此作为。
第五，阻止海域为敌所用。此一作为之目的在于产生庞大之无人地带。大陆国家根本不需要透过制海达成其陆上作战之目标，阻止敌人接近其海岸即足以达到相同目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U型潜舰攻击英国航运系典型之此类作为。英国透过水下、水面与空中行动箝制隆美尔的海上交通线亦为一例。以空中或潜舰攻击俾扩大海上敌人无法活动水域，系苏联对抗北约与美国海军之中心战略。
阻止海域为敌所用即使无法赢得战争，仍可发挥相当功能，有利战事之进行。U型潜舰即为成功例子，起码盟军为了因应潜舰威胁，付出相当成本。神风特攻队并无法使日军重掌制海权，却能瘫痪或迟滞美海军，防卫日本本土。许多国家之滨海防御对公海上之舰队不构成威胁，然在国家存亡之秋，仍可进行惩罚性攻击，对象甚至可包括美国舰队。
另一项方案系大陆国家可透过陆上行动达成海上目标，此项方案可能遭马汉学派之鄙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派学者认为英国须避免将大部队投入欧洲。英国军队之功能应是保护世界各地之殖民地与贸易，其政策在于维持欧洲大陆军力平衡。包括陆军上将海格(Douglas Haig)在内的另一派理论是，战争时英国如作壁上观，将使欧洲大陆沦于德国手中。此派理论认为，敌人掌控欧洲大陆虽不会造成英国沦陷，但对英国而言并无益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陆军看法获得采纳，英国远征军急速前往比利时，却遭逢严重损失。
海上战略派因此感到其见地已被证明，且当时英国社会大声呼吁，勿再将子弟送入壕沟中。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大规模的部队远征欧洲大陆。1940年春季，德军发起闪电战，攻陷比利时、荷兰与法国，英军能从敦克尔克(Dunkirk)顺利撤军实为奇迹。吾人无须探讨当时环境是否需要英国投入地面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战略产生何种不同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因英国之助得以撑过德军攻击，德军只得将其舰队与U型潜舰部署于北非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攻陷，U型潜舰以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为基地；而希特勒如运用法国机场发动空中攻击，将可摧毁盟军海运。法国沦陷使得英海军作战极为困难。此例证明，陆上行动大幅改变了英国海洋战略，甚至几近将其改写。贝肯公爵(Sir Francis Bacon; [ 译注：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与政治家 ] )有句互古名言：「掌握制海权者……在战争中可随心所欲控制战果之大小。」然克劳塞维茨提到，战争中无所获者，将予敌人可乘之机。海上行动之影响力与陆地相较，速度较慢且不够直接，而且容易受到陆地情势之影响。海军对此点颇不认同。
战术任务有三项要素。第一，任务目标诚然会随着行动时间的接近愈益明朗，然作战整备却会使指挥官在战术选择上有所限制。第二，整备作业会受到吾人平时所预期之任务影响。第三，海军战术指挥官应注意海上兵力与地面情势之互动，理由有三。第一项纯属战术范畴：未来双边之互动势将更多；第二则有关潜在敌人之本质：其舰队、组织架构与军事哲学可能以陆地为导向，对吾人而言则相当陌生。第三，由于马汉之故，吾人习于将注意力着重于大型海战。无论有无作战，维持海上安全是庞大且复杂之使命。支援陆地作战亦是一项重责大任，故吾人须注意邻近滨海水域之管制与运用。本书在探讨战术时，多集中于为人忽视之部份，未将大型作战视为舰队的唯一目标。无论优势或劣势舰队，皆还有其他重要任务与使命。
兵力
为利执行任务，须赋予指挥官部队。木匠在制作猫笼时需要锤子与钉子，渠能评估需要何种工具；然战术指挥官并无法确定其敌人是只驯猫抑或猛虎。格瑞纳达行动时，美军低估敌军能力，幸而麦特卡夫中将(Vice Admiral Metcalf)适时获得增援，方能遂行任务。如第六章所言，战略侦搜的目的之一为了解敌军。高司单位指挥官依据相关情报判断为基础，在可容许的误差范围内赋予下属指挥官适当兵力。
战略指挥官如能像格瑞纳达行动一样拥有充分部队，则时间与时机为其计算之主导因素。部队愈多，集结或部署所需之时间更长，而时间对战略与战术人员同等重要。格瑞纳达行动时。时间攸关一切，因为伞兵与陆战队登陆后，麦特卡夫方发现更多占巴军队抵达并构筑防御工事。战术指挥官衡量状况时，可从拥有兵力判断与敌人作战时，能发挥多少效果；或者能承担多少上级期望之风险。
吾人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兵力与任务之关系，亦即战略指挥官依据现有兵力调整任务，此举有利作战时维持统一步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第三与第五舰队训练精良，战术适切统合。早期反潜机舰护航时，完成攻击某潜舰后，继续搜寻下一目标时，仍能保持行动一致。陆战队之地面、空中与海上兵力须持续统一行动，方能有效实施两栖攻击。上述所提皆以时间而非兵力规模为作战计画之参数。指挥官任务遂行之成果系依据执行任务之速度评估。
兵力对比
战术行动之效果在于详细评估敌我双方之兵力，且战斗序列中未必包含所有必要兵力。「兵力对比」一词相当简洁，意义明确，吾人怀疑此一辞汇出现前，军人如何传达此概念。孙子以下所言可表达其意：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孙子所言之量值得吾人深思。苏联制定之准则旨在发生冲突时，能结合兵力对比与方式之一切数量因素，包括时间与空间之优势与劣势。
以下所述系指挥官衡量之相对因素。
领导统御
少有理论提到指挥官作战时应如何发挥领导统御能力。人人皆认同卡莱尔(Thomas Carlyle; [ 译注：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与历史学家 ] )所言：「人类成就之历史实际上就是伟人的历史。」，而欧威尔(Goerge Orwell; [ 译注：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着有「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 ] )所言，领导者之职责系执行众人期望之事——亦即取悦群众，则并未被人接受。
兵力对比包括领导统御之比较。历史上诸多事例证明，了解敌军指挥官习惯极具价值。由于英军了解维尔纳夫(Villeneuve; [ 译注：1763-1806，法国海军上将 ] )之习惯，而法军深知勒伊特(Ruyter;译按：1607-1676，荷兰海军上将)之习性后，改采不同战术。日军可利用史普鲁恩斯的保守个性，使其坚守滩头堡。然而海战与地面战不同，战时了解敌指挥官习性之机率较低。蒙哥马利、艾森豪、隆美尔、巴顿将军等仁知名度高，敌军对渠等之风格了然于胸。多年来海军官员除少数杰出将领外少有机会公开展现其个性，包括纳尔逊、杰维斯(Jervis)、海尔赛，以及互为宿敌分属英国之修斯(Hughes)与法国之萨弗兰(Suffren)，两人自1782至1783年于印度洋计交手五次。
作战时领导者对领导统御之衡量须以客观为基础。威灵顿公爵(Duke Wellington)的确了解，只要拿破仑出现在战场上，就相当于一支4,000人部队；然威灵顿如能以客观角度观察拿破仑行事风格，就会了解拿破仑一定会在布鲁歇尔元帅(Marshal Blucher; [ 译注：1742-1819 ] )带领增援部队抵达前发动攻击，那么滑铁卢战役时，威灵顿可能会采取守势作为。
除兵力数量与侦搜作为，还有一项因素决定作战成功与否，亦即指挥官本身的个性与威望，这方面是指挥官判断力最差的地方。所有优秀指挥官皆具备优异能力，但不幸的是，大部分能力平庸之指挥官亦自认为如此。这方面笔者仅有一项建议：指挥官未历经战事考验前，须假设自己能力平庸，切勿自认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战场上，卓越的声望，其价值大于优异的能力，而不良名声却可能抹煞能力。这也是何以拿破仑总是需要运气好的将军。战术上全然依赖指挥官处处优于一流敌军，包括计画、才智与指挥舰队运动，将注定面临失败的命运。
训练与士气
亚里斯多德提到：「吾人藉由学习了解如何做事。」训练不是目标，而是有效作战之开端。橄榄球场上的包围与擒抱技巧之纯熟有赖平日勤训苦练与实际经验的累积，作战训练亦然。而士气无论在球场或战场的重要性都不可小觑。
理论上，训练须到战时方能验证其成效。指挥官如过度夸耀个人能力，反而容易低估敌我相对战备程度。杜威(George Dewey)与桑普森(William Sampson)上将在美西战争时以性能不佳之舰炮仍能赢得胜利。当时渠等有感于西班牙舰队战备程度不足，故采取快速决定性之行动。
所罗门海战时的美国舰队仓促成军，然并非所有问题皆肇因于此。事实上，日本骁勇善战的田中赖藏(Raizo Tanaka)亦面临相同问题，他对仓促成立的杂牌军颇有微辞。此言并非意味吾人可容忍杂乱无章，而是须对敌我训练与士气加以比较。
硬体
双方真正之战斗序列须考量装备妥善率。就军舰而言，即使装备损坏，仍须运用剩余装备继续作战。美舰休斯顿号(USS Houston)作战时，三门炮中往往有一门失效。推进系统更是有趣的例子。当舰队需要集中兵力时，如有一艘军舰推进系统运作不良，整个舰队将因此而放慢速度，除非放弃该舰。日俄对马海峡战役时，俄军远从波罗的海航行18,000哩至对马海峡，日军则守株待兔地享有速度优势。如今舰队部署之范围极为广阔，因此当一或二艘军舰推进系统出问题时，对整个舰队会产生何种效应实难以估计。
开战前夕，指挥官对本身舰队之数量、品质及组成兵力容易进行质的评估，对敌之评估则相当困难。评估对方侦搜系统亦不容易，原因在于情报来源有许多管道，有些系统双方指挥官皆未具备，而且感测系统之使用还得视战事开展之情形而定，而电子辐射亦在考量之列。
持续战力
作战持续力取决于战场部队之油弹存量。持续战力会影响战术与战略。杜威因误信弹药即将用罄的错误报告，而中止马尼拉湾(Manaila Bay)的行动。海军1960年代的一项研究指出，横越大西洋的反潜护卫船团容易因假目标而用尽鱼雷。后来英国海军在福克兰战役中，对阿根廷仅有一艘可作战之潜舰发射了数以百计的鱼雷即为明证。是项报告提出后，美海军军舰之鱼雷舱容量加大了三倍。当武器即将用罄时，例如飞弹，战术将会受到影响。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时，埃及海军之飞弹射程几为以色列的两倍，但以色列能诱使埃及海军用尽飞弹而毫无效果，继而逼近击沉埃及军舰。美海军似乎在重新检视军舰防御性与攻击性武器之配备比率。但是军舰的战力是有其限度的。弹药舱甲板不易防御飞弹攻击，而任何人不会置弹药补给舰于险境。飞弹本身造价昂贵，不允许让其大量地与军舰同沉大海。美海军研究院某学官在研究防空飞弹系统与点防御系统之恰当比例时意外发现，将美国与俄国战舰仔细研究，军舰预期作战寿期(就空中来袭之飞弹数量而言)与受创无法作战后所剩余之防空飞弹数量有关。该项研究结果被列为机密，但这项研究显示，参谋在评估舰队持续作战能力时，应就飞弹数量与部队预期作战寿期加以考量，后者一定会有所损失。
计画作战时务须衡量油料储量。1942年8月东所罗门海战提醒吾人，如忽略油料问题，将会产生何种严重后果。佛莱契尔麾下三艘航空母舰实际仅有二艘投入作战，另一艘黄蜂号(Wasp)须往南补充油料。该舰不仅未参与作战，反而被潜舰击沉。比较兵力的能力如未尽熟练，战术持续力反容易被忽略，从而造成严重问题。了解敌人持续战力缺陷何在有助吾人取得战术优势，对马海峡战役时，日军将领洞悉俄军弱点而赢得胜利。
恢复能力
指挥官进行计画作为时，应考量机动支援舰、舰队修复设施，以及船厂是否易于运用。战术考量因素须包括，在攻击后能恢复作战能力。准则中应包括遭袭后如何实施战损评估，以及简单明了之清点作业；而部队重新会合整补计画须因时地制宜。而如何运用敌人遭袭后之紊乱状态亦为战术考量因素。恢复能力之阻碍在于草率行事。
航空母舰受损以及空中行动暂停系预料中事，因此须时时准备快速修复飞行甲板并恢复攻击行动。如何在恢复期间保持存活之相关计画应列于作战命令中，其对象除航空母舰外尚包括任何受损之重要军舰，例如神盾巡洋舰、旗舰以及快速支援舰。这类特定而重要之战术变数应审慎加以思量，并于事前传达各部队，避免战事开打时已无暇因应。战损因应作为之最坏计画时机为事情发生后。
战术环境
气象、海洋、滨海陆地，以及滨海水域中之水雷、飞弹与潜舰可发挥奇袭效果等因素，皆会影响执行任务时运用之战术。笔者不确定是否已对滨海作战提供充分讨论，原因在于滨海作战在今日相当受嘱目，影响战术计画甚巨。海岸线、岛屿、小湾、浅滩、沿海空中与水面交通、密集之商用电子辐射、渔船、雾等皆对当地战术产生影响。本书提过，海战与陆战之差异在于地理对海战影响较小。然愈接近陆地，地面之影响愈大。因此战术环境将影响作战规画。大趋势与不变原则之理论在实际作为上功能有限。前美海军军令部长海华德(Thomas Hayward)说过：「不同水域需要不同战术。」
上述因素整合之结果
领导统御加上训练等于战力。持续战力加上恢复力等于战斗支援。即使将侦搜与通信系统纳入战斗序列，硬体之意涵仍较广泛，因硬体评估旨在平衡兵力与任务，同时评估装备之妥善率。
指挥官可依据部队攻击或防御之潜力，将领导统御、训练、硬体、持续战力、恢复力等因素加以整合运用。参谋亦可将所有项目予以排列，以各种便利方式标示各单位战备程度，或者列出反潜、防空、反水面与打击战力之水平。上述部队战力参数之计算包含敌我双方，或显或隐地衡量敌我实力，俾就任务提出详尽评估。战术环境系由敌我双方共享，但对双方之影响未必相同。战机分为昼间与全天候，作战行动时有搜索者与躲避者(声纳环境对猎潜舰与潜舰影响甚巨)。最佳之程序莫过于针对领导统御、训练、硬体、持续战力、恢复力等订出数值(数字或符号)，继而依据环境影响因素予以增减，最后比对双方兵力。
面对敌军时，质的评估与量的了解对战术的影响无分轩轾。纳尔逊从不在意其舰队会面对多少法国与西班牙战舰。由于在帆船时代，海战系以舰对舰的方式进行，纳尔逊之战术计画皆以其舰队拥有质的优势为基础。在所罗门之役时，美军较善于评估于何时何地进行夜战，但实际作战之效能较差。而日军在所罗门海战中战术似乎无懈可击，适合奇袭与各种不确定状况；而美军之战术起码在开战之初不若日军。
兵力比对须依据任务而定，并依战术计画执行。敌友军之关系将影响状况评估与行动计画，故行动计画须绵密周延 ，并预留空间因应突发状况。纳尔逊、杰立可、与勃克等例子显示，完善计画看似简单，实际上需缜密思维，将不必要之因素去除后，制定成统一可行之计画。其内涵须包括适时修订计画，但临时之修订对舰队行动会产生若干阻力，并且可能造成紊乱之状况，故尽可能避免在行动时修正计画。
决策辅助系统有助作战计画与执行，某些系统仅显示部队之位置与状态，有些系统则可协助部队部署以及计划侦搜作业，另外还有些系统利于适时行动。桌上型电脑对决策亦有极大助益，这个世界正历经资讯处理革命，处于这波电脑革命潮流的海军亦须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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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现代战术与作战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现代战争之飞弹齐发模型
变数与历史数据
以齐射公式进行计画作为
1．基本状况
2．以先发攻击取胜
3．以数量取胜
4.以数量优势胜过较小兵力之质的优势而取胜
战事开始前齐射公式之运用
战术网路
集中兵力从事防御
概述
现代海战模式：以武器与侦搜系统涵盖范围为中心
状况描述
现代战术范例
本范例之优点：结论
罗比森兄弟(The Robisons)提出著名之成功战术名言后，对攻击提出更详细之说法：「系一种以全面火力开始作战，俾遂行所有完善之战术。」 [ 译注：Robison and Robison，p.896. ] 读者对此会感同身受，这是研究历史后归纳出的结论，惟未提及后备战力之维持。然吾人检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的空中与水面作战时却发现，集中兵力的作法似乎有不妥之处。
为了解自罗比森兄弟时代迄今发生何种改变，笔者将就现代作战动能提出一套新模式，火力调配的问题笔者不再赘述。明智之道是直接探讨兵力集中之程序，从而发现其原则。
第一，航空母舰曾被视为具备无与伦比的打击力，一个航空联队可击沉数艘航空母舰，然太平洋战争并未出现此种情形。第二，所罗门夜战时许多舰船被一波波鱼雷击毁，这种攻击类似飞弹攻击。现代配备弹道与巡弋飞弹之军舰，加上充分军事系统之支援，显然能击沉数艘军舰。
三叉战飞弹潜舰如被击中，将会有192枚弹头随之沉入大海，以核武击沉此型潜舰根本无需如此数量。此型潜舰之执设计极具成本效益；为了节省成本，每一艘计有24枚飞弹，每枚配备8颗多目标独立重返大气层弹头，但却未将未来侦测技术发展至可以侦测此型潜舰时的可能性纳入考量。一旦美国认为此型潜舰可能被追踪，或者在港时会被攻击，即使此种可能性相当低，美海军可能会将三叉哉飞弹分配部署至更多潜舰上，尽管此举并非良策。 [ 译注：除经费问题外，还有管制问题。潜舰愈多愈难管制，危险性愈高。 ]
核弹头集中储存所产生之问题以携带10枚弹头之MX飞弹为最佳写照。第一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I)限制发射系统数量，弹头并未含括在内，因此敌人得有机会在第一波攻击中一举摧毁大量MX飞弹。
此类武器由于必须集中储存，容易遭受敌人第一波强烈攻击，因此产生若干战术问题。容吾人略过个案不谈，仅就全般状况分析，既有观念先搁置一旁，以开放态度面对任何集结、集中以及后备部队可能性等问题。吾人先质疑一项其理，亦即「永远以优势兵力打击敌部份兵力，并防止敌军采取相同行动」之适切性。
现代战争之飞弹齐发模型
首先界定我们拥有相关战斗资料的小型飞弹舰之核心特性，并将之应用于海军研究期刊以及军事行动研究学会(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出版刊物中提及之「齐发模型」(salvo model)。 [ 译注：见Hughes(1995)。文中包括38项参考资料，可供进一步研究。 ] 假设双方军舰数量为A与B，其他资料如下：
持续战力：舰船在失去作战能力前，所能承受攻舰飞弹命中之数量，设为a1与b1。
齐发规模：系成功发射之飞弹数量，设为a2与b2。这个数字不会出现在下列两项公式中，因仅有部份飞弹击中目标，定为Ha与Hb。
打击力系指命中目标之飞弹数量，分别为α与β，条件为对方无防御时。
防御力系处于警觉状态或备战状态时，摧毁来袭飞弹或使其偏向之数量，分别为a3与b3。(存活力系防御力与持续战力之总和)
公式中双方因飞弹齐发而受损且失去战力之军舰数量为△A与△B。以下为两项公式：
结果系A齐发后，B失去作战能力之舰船数量。
结果系B齐发后，A失去作战能力之舰船数量。
[ 译注：此公式可运用于分析菲律宾海战之空中攻击行动。军舰改成航空母舰，齐发之武器为飞行联队，对美国与日本而言，α、β、a1与b1均为1，a3与b3分别为1/2与1/7。 ]
此模型系依敌舰数量平均分配飞弹，然此举未必是上策，如各舰均可有效摧毁来袭飞弹或使其偏向，此次攻击全然无效，故对某些目标以较多飞弹攻击，应可使其无法作战。计算如何分配飞弹以达到最大损害效果并不难。以往即使目标已在目视距离内，仍无法将火力分配发挥至最大效果，未来在飞弹齐发上，亦不太可能获致最佳分配效果。平均分配之假设利于吾人计算。
持续战力系采线性方式计算，设若两枚飞弹能使一艘军舰失去战力，一枚飞弹命中时，将使其打击力与防御力均减少一半。
公式中并未将穿越防御网之飞弹纳入考量，吾人假设舰队防御能力毫无时隙，直到飞弹攻击超越饱和，突破防御。将穿越防御网之飞弹纳入计算并不困难，稍后将于「集结防御」段落中探讨。
两军舰炮作战以及航母作战之发展与运用模型相当简单，因此飞弹齐发作战的本质亦不难了解。
如一艘军舰之火力足以摧毁一艘以上之敌舰，吾人将一些假设数字置入公式中，俾说明飞弹齐发作战之基本特性。为说明小型军舰之庞大火力，假设B舰队中，一艘军舰可发射8枚飞弹，其中6枚命中目标，换言之，β＝6枚飞弹命中；1枚即可使敌舰失去战力，故a1=1；采行防御的一方运用点防御系统时，一次仅能对付一枚来袭飞弹，故a3=1；B方的一艘军舰可能使A方的三艘军舰失去战力：
然此三艘军舰被击毁的前提是，B所需之各项条件均搭配无误，包括能先行侦测与追踪敌舰，火力分配完善，发动同步攻击时目标均在射程内。即使将误差因素考量在内，规模较小之部队仍可有效攻击兵力集中之部队。因为一旦编队中某艘军舰遭侦测与追踪并受攻击时，其余军舰亦难逃一劫。本例中防御舰队之防御力与持续战力不佳。稍后吾人再探讨如防御力增强时，战术上会产生何种效果。
吾人如制作一份类似表4．1的表格，但加上前述惊人之打击力，即使B与A的数量为1：3，B仍有胜算。表11-1列出几项可能性。
表11-1 第一波攻击后所余军舰数量
原有飞弹舰数量(A/B)
2/2 3/2 2/1 3/1 4/1
A先攻击 2/0 3/0 2/0 3/0 4/0
B先攻击 0/2 0/2 0/1 0/1 1/1
同时攻击 0/0 0/0 0/0 0/0 1/0
上表中两军皆采集中兵力战术，双方火力强大，但却容易遭敌奇袭。较佳的战术是将飞弹舰疏散部署，避免所有单位为敌侦测，遭受同步攻击(图11-b)；抑或采单舰循序攻击方式，至少让一艘军舰避开第一波攻击(图11-c)。吾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航母作战计画即采图11-b或11-c的方式，以其他兵力为饵，让行踪不明的舰队发挥强力奇袭作为。
图11-a 集中兵力攻击
图11-b 分散兵力攻击
图11-c 循序攻击
依据前述状况，作战决胜因素在于侦搜能力与武器射程。另外，战术之选择亦受到侦测效能与武器射程之影响。为便于讨论，假设侦搜作业可由舰上感测系统完成，每艘军舰均可独自侦测敌军。设若B采战术3之循序攻击方式，且其感测系统性能与A不相上下，侦得对方军舰的机率相同(被动瞄准之间题容后再论)，则A的任何一艘军舰在侦得B的先导舰前，B侦得A的机率为1/8。B反而因A的总体侦测能力优势，而非火力优势，失去奇袭A的有利机会。
在相同状况下，假设B采战术2。就一般情形言之，战术2未必优于战术1。然设若B、A两军侦测能力相当，A为避免本身三艘军舰遭袭，必须侦得所有B舰，然此举并非易事。诚然，部份B军舰可能被A军侦得而折损，但只要有一艘军舰能率先侦知A军，则A所有军舰在劫难逃。
另外，设若A飞弹射程较远，B侦测范围较广。在战术2中，B应设法使一艘军舰进入射程内。若B通信能力良好，仅需一艘军舰开散感测系统；由于A可能采被动瞄准方式，该艘军舰可能被击毁，但其他军舰可接近A军，予以致命的一击。若B能侦知A军，并保持在A射程外，B军负责侦搜之军舰可导引友舰匿行至射程内发动奇袭。
设若双方皆有其他感测系统协助例如卫星，整个情形完全改观。如A射程较远，则整个战事由A唱独脚戏。如B必须作战，则须尝试战术2，并期望A在火力协调与分配上发生错误。
假设A系地面兵力，B在侦搜不会有太大问题(精确瞄准另当别论)。B应试图秘密接近，在未被发现时发动攻击。中途岛战役时，驻扎该岛的美国空军对日军作战计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A军的陆基部队拥有一支小型但火力强大之海上兵力，陆基兵力将会吸引B军所有注意，而A军海上部队将可重创B军。上述例子仅需在齐射公式中加上侦搜效能(笔者以σ为代表)作为剩余兵力的一部份(亦即σβB)即能明白表示。侦搜效能值以0至1衡量。0代表缺乏有关敌军之情报，无攻击敌舰之能力；亦代表目标虽已侦得追踪，但位于射程之外。1代表所有敌舰皆已侦知，位于射程之内，(如有充裕飞弹)皆可攻击。
如欲取得σ值，须如笔者适才所为，进行缜密思维，故σ系战术思维之精华。另一个颇有助益之辞汇为防御警觉度(defender alertness，笔者以δ为代表)，以修正公式右方之数值(例如δb3B)。和σ一般，δ值由0至1衡量。侦搜能力会影响δ值；如对敌人之存在与位置毫无概念，防御能力无法充分发挥。σ与δ亦代表人为因素，例如训练与战备状态；人为因素会影响齐发(αA或brtaB)与防御(a3A或b3B)之效能。
上述观点系现代飞弹作战之范本，特别与与核战有关：单舰之武力相当庞大，集中防御火力相互支援并不容易，侦搜范围与武器射程对攻击产生新的影响，火力可分配至小型军舰。然这是否代表由于小型兵力武力强大，遇上大型兵力时，须采循序攻击方式？答案取决于侦搜能力之对比。
弹道或巡弋飞弹潜舰执行任务时与以往单纵队编队之军舰一般，存有诸多问题：指挥管制不良、几无防御能力、无相互支援能力、几乎完全仰赖率先侦得敌军方能遂行任务 [ 译注：许多人认为核战取决于何者先行瞄准对方固定阵地，并发射飞弹。就许多角度而言此种观念有瑕疵，吾人希望相关讨论能从全般状况衡量。 ] 。在公开文件中，对核战时的战术未见任何着墨。或许公开讨论尚未必要，也未必是吾人所乐见。然核动力弹溅飞弹潜舰在某种状况下易遭侦测与攻击，其影响已在丹尼尔(D. C. Daniel)所着之「反潜与强权之战略稳定性」(ASW and Superpower Strategic Stability)一书中有所探讨。然是书与其他著作多将重点置于科技、战略与政策事务。吾人不可忽视有关作战详细作为之战术层面。
丹尼尔精辟的分析显示，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在海中不易被侦测、追踪与瞄准，然一旦被标定位置后，易遭摧毁。这就是吾人所须探讨之战术问题。然而，除核武外改变集中兵力战术的，尚有现代传统飞弹之庞大威力。运用优势兵力系吾人向来遵循之法则，如今已不适用，原因在于小型兵力亦可能具备庞大火力而赢得胜利。主导现代战术的两项概念为：(1)集合足够兵力，(2)发挥侦搜与指挥管制能力，率先发动有效攻击。至于防止敌人采取相同作为上，除传统之运动与武器射程较远外，亦须加上反侦搜。
变数与历史数据
齐射公式中任何数字的改变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假设B军每艘舰之持续战力为A军的两倍(b1=2)，A军的防御能力减半：
艘(而非3艘)战舰失去战力
如B军之防御力为A的两倍(b3=2)，结果为
艘战舰失去战力
军舰各种不同条件均可透过公式计算，部份结果相当有趣。吾人须信任此模式方能讨论各种数字间之关系，何况本章尚有诸多基本事务有待讨论。尽管如此，吾人前述齐射模式之研究获致四项结论，反映出全面适用且极为重要之特点：
齐射作战时状况会有变化：稳定意味在各种不同作战型态中，一方永远能胜过另一方。然公式中只要分子其中任一项因素产生些微变化(如持续战力与防御力)，损失战舰之数量亦将产生变化。
持续战力弱时会增加变数：当分母小于分子时持续战力薄弱。情形通常如此，因现代军舰只需一、两枚飞弹命中即无法作战。(鱼雷与水雷亦然)。
持续战力系受作战特性(包括不良战术)影响最小的一项舰船设计要素。战果如何将取决于战备、侦搜、装备性能及战术协调等因素，且或多或少难以预测。而持续战力优异，精密打造之军舰(提升分母值)可弥补战术缺失(此项会影响分子)。
数量上之优势永远是最重要的优势：例如，设若A军之打击力、持续战力、防御力均为B的两倍，但B军数量为A之两倍，双方损伤相当。此系依据公式计算之结果。
设若他人以相同公式计算飞弹作战，是否会获致其他答案？是的，但仅限于小规模作战。攻船飞弹被水面舰长程防空飞弹击落之情事仅有一例：伊拉克以二枚蚕式飞弹(Silkworm)攻击美舰密苏里号(USS Missouri)之细节，第六章已讨论过。此外所有作战大多为护卫船团或快速攻击艇间之交战。修尔特(John Schulte)研究1967年至1992年发生之攻船飞弹攻击行动，总计222枚 [ 译注：Schulte. ] 。结果如下：
目标无防御能力——大多为商船，63枚中57.5枚命中 [ 译注：1970年，埃及发射之一枚冥河飞弹虽击沉以色列奥利特，但几乎错失目标，故其命中值为1/2。 ] 。计击沉12艘，瘫痪42艘。命中率=0.913。
目标具备防御能力，却未发挥功能，例如美舰史塔克号 (USS Stark)与英舰雪菲尔号(HMS Sheffield)，38枚命中26枚。计击沉6艘，瘫痪13艘。命中率：0.684 [ 译注：两项命中率有所差异的理由如下。第一，无防御能力之目标通常体积较大，故较军舰容易命中。第二项原因纯属臆测，面对商船时，攻击者时间充裕，且可大胆行动。 ] 。
目标具备防御能力并采行防御作为。121枚仅命中32枚，击沉13艘，瘫痪16艘。命中率=0.264
由上述资料尚可归纳出一项重要数据，即防卫者击毁攻船飞弹之表现。因为飞弹虽可因对方之防御而未命中目标，亦可能错失无防御能力之目标。假设对军舰与商船之失误率均等，但加入飞弹成功穿越防御网之机率，则第三项之命中率则非0.264，而是为0.320。因此防御成功机率为0.68，或约2/3。修尔特无法确定主动点防御系统是否系防御成功之关键，因任何防御成功的行动中，电子干扰与干扰丝均派上用场。由此观之，软杀系统系重要性较高之防御措施。
以齐射公式进行计画作为
笔者已透过简单的战斗公式说明战舰、航母与飞弹舰等舰队作战本质。其目的在于超越旧有思维，如火力、排水量、舰炮数量等，直指作战动能。部份海军军官亦使用类似之公式实验新装备之设计与战术准则，笔者则准备将齐射公式运用于此。
笔者深知模拟作战与兵棋推演如今正如耀眼明星般受到重视，吾人亦就相关架构与运用投注庞大经费与心力，然模拟作战或兵棋推演内容过于繁琐，超越吾人所知之过去或未来之作战。笔者在后述例子中将以简洁易懂之方式说明全般状况。
有些读者或许对数字与公式无甚兴趣，渠等可直接阅读本章稍后之「概述」，该部份就此处计算结果予以总结，然阅读下一章之模拟作战时，读者可能必须回头再了解下列计算。
截至目前为止，笔者已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现代飞弹已使吾人质疑，甚至推翻集中兵力之原则。一艘小型舰艇配以大量飞弹，能摧毁许多军舰。海军军官或许需要一些状况不明、情势紧绷之例子。海军战术人员须习于思考数量问题，因战术与后勤往往需要计算。有多少、有多远、有多快、以及是谁等，皆为执行军事行动时之要素。
1．基本状况
舰队规模相同 A=B=10艘小型水面舰(排水量介于500至150O吨)
打击能力相同 α=β=3枚命中(a2=b2=6，H=O.5)
持续战力相同 a1=b1=2枚命中后，舰艇失去战力
防御能力相同 a3=b3=2枚被击毁或因敌舰防御措施失效
套进公式后，两军结果相同：
5艘敌舰失去战力，一次交火后双方各折损一半兵力。
2．以先发攻击取胜
若B侦搜能力优于A，且先发动攻击，A军所余5艘军舰战力不足，无法发挥效果：
B军舰全未被命中，还有能力多防御5枚飞弹。
3．以数量取胜
B军改为15艘军舰，其余数字与基本状况相同。A军如欲对15艘军舰平均分配飞弹予以攻击，效果为：
B军战果如下
A军全军覆没，B军还多余2.5艘军舰，游刃有余。
读者可发现，公式中数字的更改会产生相当影响：B军稍微增加数量后，战局随之对其有利。笔者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形，尽管其重要性未若其他因素，例如透过严密指挥管制网路达成之协调攻击与战备警觉。读者可以试试将侦搜能力不足值(假设σ=0.7)或警觉值(假设δ=0.7)置入任一方，即可了解结果。
4.以数量优势胜过较小兵力之质的优势而取胜
范例3中B之优势在于数量较多，且运用得法。假设B之数值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