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月，美国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巡弋飞弹战争」(Cruise Missile Warfare)的文章(Pp.97-101.)，其系一篇非机密等级的评估报告。本篇报告由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提出，其认为飞弹击中军舰导致其失去行动能力的主要因素系军舰的长度。毕尔的推论认为，军舰的脆弱性系与排水量的立方根成正比的。由于排水量系与船长、船宽与吃水三个尺度成正比的，其立方根于是成为一维尺度。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指出，一枚大型弹头的攻船飞弹可使一艘300呎长的现代战舰失去行动能力，舰艇的长度每增加100呎，则需要增加一枚相同型式的攻船飞弹，方能达成与先前相同的效果。因此，美国海军学会月刊推论如下：杀伤(而非击沉)-艘航空母舰需要七枚飞弹，击伤d艘神盾级巡洋舰需要三枚飞弹，击伤一艘巡防舰需要一或二枚飞弹，但击伤一艘巡逻艇，一枚飞弹即已绰绰有余。
海军水面作战中心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军舰脆弱性分析，系由模式进行，大部分的损害模式均甚难反映火灾与泛水的渐进效应。1944年5月，海军舰政署署长(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奉海军军令郡长金上将(Admiral E. J. King)指示，完成了空中攻击对于舰艇脆弱性估计的细部研究，评估的空中武器种类包括了炸弹与鱼雷。此外，并对近似命中效应进行分析。这项报告系以战略而非战术观点考量，海军军令部长仅问及需要以多少空中武器命中(或近似命中)一艘军舰，方能将之击沉。舰政署搜集的资料不若韩福瑞的数据广泛。因此，这份报告仅系理论计算与判断的形式，并以战时实际资料予以补强 [ 原注：被纳入研究的仅有美国军舰。对战斗舰艇言，4起事故肇因于鱼雷攻击，在遭受攻击后，2艘幸存，2艘沉没。7起事故肇因于空中(轰炸)攻击，事件发生筏，5艘存活，2艘沉没，后者系来自于珍珠港遭日本袭击，韩福瑞搜集了22起战斗舰艇事故，这些舰艇皆系处于损害管制备便良好的状况。 ] 。舰政署对如何计算脆弱性进行了广泛讨论。此外，弹药库的脆弱性与保护措施亦系讨论重点。穿甲弹、半穿甲弹与通用炸弹的战术选择，亦被详加讨论。虽然空射鱼雷系讨论的重点，舰政署仍将潜舰与水面舰艇的鱼雷攻击纳入，增加了取样样本的大小。因此，美国小型的13号(Mark XIII)空投鱼雷被视为与日本长予鱼雷其有相同攻击效应。舰政署将驱逐舰至主力舰的八种不同等级军舰列成表格，表中显示特定数量命中(近似命中)机率。表6-3显示的是舰政署与韩福瑞各自搜集的资料，系在命中率80%机率下计算而得，本书亦将修尔特搜集的资料纳入，由该表可知一枚飞鱼飞弹产生的效应如同一枚1,000磅的炸弹。
这项结果使战术家揣揣不安，因为他们描绘出的杀伤曲线系平坦的。事实上，舰政署的资料显示，击沉战斗舰或航空母舰的命中次数略多于重巡洋舰。现代的舰船设计能否有效反制巡弋飞弹与弹道飞弹攻击，确保舰艇行动能力？先前曾提及，1990年代，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曾对此一议题进行研究，推论出许多措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惟这些做法将大幅提升舰艇的建造成本 [ 原注：Hansen and Gray. ] 。姑且不论是否如此做，美国海军主要资产系大型舰艇，此等舰艇具有强大的攻势能力，但其存活则仰赖降低易感性，此可藉战机巡逻，防空飞弹与软、硬杀等点防御系统构成多层保护。或许更重要的，美国军舰的存活仰赖向外侦察追踪敌人，此不仅具有效力，同时具有决定性。这些战术适用于舰队于开阔洋面行动，在滨海水域作战却失去其原有效能。
表6-3 过去与现在击沉一艘军舰所需弹药的粗略比较(以炸弹、鱼雷与飞鱼飞弹的数量表示)
军舰排水量 美海军舰政署 韩福瑞 修尔特
炸弹 鱼雷 炸弹 鱼雷 攻船飞弹
1,800吨/WW2前的驱逐舰 1.2枚通用炸弹 1.2 3.0 1.5 2.2枚飞鱼飞弹
2,400吨/佛莱契尔级(Fletcher)驱逐舰 2.0枚通用炸弹 2.0
3,000吨/目前的巡防舰 4.0 1.6 2.8枚
15,000吨/巴尔的摩级(Baltimore)重型巡洋舰 4枚半穿甲弹；6枚通用炸弹 3.0 9.5 3.5
33,000吨/埃塞克斯级(Essex)航空母舰 6枚通用炸弹 3.5
41,000吨/华盛顿级(Waashington)主力舰 6枚穿甲炸弹；多枚通用炸弹 5.5
45,000吨/目前的两栖突击舰 15.0 6.0
a舰政着的资料系标准排水量，因此，我们将其增加了15%，应接近该型舰艇的满载排水量。
持续战力的战术考量
我不希望读者将上述结果视为决定性的。当然，数据搜集是负责任的，统计分析亦符科学方式。资料系历史事件的精确体现，但是损害评估却是言人人殊，某些数字对战术讨画或未来设计具有决定性。战术家的这些作为，使我联想到戴蒙·朗勇(Damon Runyon)提出的赛马赌徒哲学，赛马通常不是快速进行的，亦非所有的竞赛部是激烈的，此即赌徒之道。依此推论，若干做法无疑地将未来美国海军战舰持续战力置于赌博险局之中。
倘若军舰的装甲、舱间区隔或其他保护措施不足，仅需一或二枚飞弹击中该舰，即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击中一艘大型舰艇所需的弹药，远较使其失去动力为多。然而，击沉一艘舰船所需弹药数量系使其失去动力的5倍的说法，值得怀疑。根据个人判断，对小型舰艇而言，其比值应为2：1，对于大型保护良好的舰艇而言，这项比值应系4：1。先前说法部分肇因于过度杀伤的作为。在第五章中，我们目睹攻击者具有某种倾向。即对一艘明显受损的舰艇进行欲罢不能的攻击，直到此艘军舰沉没为止，却让敌人的其他舰艇有机会继续与我战斗。鱼雷与大型飞弹可在一次攻击中击沉巡逻艇与巡防舰。因其携有的弹药威力远远超过击伤该舰所需的装药数量。
在滨海作战中，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将吸引不成比例的注意力。就像以往配备鱼雷的驱逐舰、潜舰与鱼雷快艇，将可对主力舰与巡洋舰形成巨大威胁一样。在现代海战中，数量众多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将使大型舰艇耗费大量弹药对其进行攻击。 [ 原注：美国海军通常将鱼雷快艇视为具危险性的牛仔(dangerous cowboys)，其对美国人形成的风险甚至远远超过敌人。由于其可以隐匿方式对敌进行攻击，于是被视为对大型舰艇形成致命威胁。 ] 由于小型舰艇拥有如此强大的打击力，将会造成大型昂贵舰艇的损伤，后者自然会集中火力攻击此等配备有飞弹的小型舰艇。战术规则的首要考量，即系让贝威胁的敌舰船失去行动能力，其后，再从容不迫地将其逐一击沉。火力杀伤系一有效的战术作为，击沉敌舰则系一适切的战役目标。
据我看来，美国海军舰政署的研究报告不具太大参考价值，主要原因在其搜集的样本数目过少。但对美国海军而言，这份报告却是项好消息，因其显示，一艘舰艇若较重巡洋舰排水量大出三或四倍时，其抵抗沉没的能力仅高出重巡洋舰些许。为了保有持续战力，韩福瑞以过去战舰为例指出：如俾斯麦号、沙恩霍斯特号、大和号(Yamato)与武藏号(Musashi)等，均有自身保护设计，如此在其沉没前，方能承受较多攻击。
滨海作战的成效检讨
评估舰艇设计性能时，美国的系统分析家几乎不变地以可以投送的战斗潜能做为决策标准。在相同的总成本下，大型舰艇享有经济优势，揆其原因在于其可携行较小型舰艇为多的油料、弹药、飞机或陆战队队员。分析得出的结论，则是舰艇愈大愈好。大型舰艇的最大缺点即是必须承受「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风险。但我们观察毕尔、韩福瑞与修尔特与美海军舰政署的不同研究报告，不难发现建造大型舰艇系不经济的。假使一艘60,000吨舰艇携行的负载系3,000吨舰艇的20倍，但是敌方仅须以击中小型舰艇所需弹药的3至4倍，即可使大型舰艇失去行动能力，此种不利态势抵销了其拥有的高承载优点。
对舰艇筹购而言，较战斗潜力为佳的一个分析指标应是：尽可能增加舰艇战斗时的净投送战斗力。此必须对舰艇执行任务期间，舰艇失去行动能力的可能性进行考量。
由于舰艇的功能不同，应根据任务需求，将数艘舰艇编成一个任务支队，相互支援，俾能有效执行任务。单一型式的舰艇应配合其他型式舰艇共同行动，俾能藉由联合运用，达成协调互补目的。对作战计画言，最佳评估标准应是：在舰艇纳编任务支队期间，使其净投送战斗力达到最大程度。
做为一个战术因素，具大负载的大型舰艇应受到小型屏卫舰艇保护，后者的损失系可被接受的。藉防御火力与软杀作为，降低因易感性导致的敌方攻击事件，惟相关作为在滨海水域仍嫌不同。在此等水域行动，突如其来与相对短距的攻击事件频率甚高。滨海水域将成为现代化舰队竞技的场所。
滨海战役
滨海作战具有两种不同类型，且皆充斥着诸多变数。小国与陆权国家的海军，主要任务在保护该国的海岸活动并防止敌人在此水际活动。此等国家海军战略的主要考量，系排拒敌人海上入侵，或以飞弹或飞机对敌方舰艇施以打击。海岸型的海军通常使用陆基设施进行搜索与攻击，此乃为比运用大型舰艇更安全、价廉与弹性的做法。这些国家的战舰排水量小但武装强，其仰赖成功的匿踪攻击与向外搜索对敌发动奇袭。他们拥有的舰艇不具良好的适居性(habitability)，因为此等国家海军执行的系短距任务。邻国经常被视为主要敌人，至少对舰队设计与计画者而言系如此，例如：台湾与中共、南韩北韩、波罗的海国家、秘鲁与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
最近有两篇文章，对海岸型海军的战略与战术做了详尽地描述，一是篇名为「滨海国家之海权」(The Seapower of the Coastal State)的论文，该文刊于1994年3月出版的「战略研究期刊」(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作者系挪威籍的薄连生(Jacob Borrensen)。在这篇论文中，薄连生将海岸防御的作战目标置于整体战略环境中进行考量：一个海岸型海军的国家，无须试图击败一个海洋国家的远洋海军，她祇须具备足够能力对其施以打击即可。如此，海洋国家几经考量后可能认为不值得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较近的另一篇作品，则是标题为「美海军之滨海作战：2000年与其后」(United States Navy Operations in Littoral Waters, 20OO and Beyond)的论文，这篇文章刊于1998年春季号的「美国海军战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作者系荷兰皇家海军中校裘金生(Tim Sloth Joergensen)。道篇文章对滨海作战的战术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作者提出警告：美国海军缺乏执行滨海作战的兵力组成或实际作为，因此无法在损失甚低的情况下，击毁一支海岸型海军。这两篇文章皆暗示着，一个非属高科技的海洋防御型海军，仍能对高科技的远洋海军造成严重损害。
海洋强权则可执行另一形式的滨海作战。即令无法各处兼顾，美国海军的主要责任系在尽可能地维护全球海洋安全。换言之，美国海军的任务在阻断敌人的航运并防止敌人将海洋做为战争工具。当前述任务圆满达成时，后者的执行就相当容易。若忽视这两项任务，将促使其他国家建立一支远洋海军，用以填补权力真空。藉由维持数量与品质的优势，进入廿一世纪时，美国海军在公海上并未遭到其他国家挑战。最坏的情况，则是可能面对他国运用潜舰或长程飞机进行海上袭扰。当海洋得以确保安全时，美国海军才能在全球滨海水域行动，确保战时的运输畅通与沿海区域的繁荣和平。
国家利益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其可简单地一分为二。南美各国海军、印尼海军(必须执行13,000个岛屿的巡逻任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各因战略考量不同被赋予不同的任务。对英国与阿根廷双方部队而言，福克兰战争出现了意想不到与充满困境的战斗环境。为了对战斗有所贡献，阿根廷海军必须在离岸400哩或更远处进行战斗。英国海军必须执行远洋护航，同时并重组了1945年以来的首支战斗舰队。
对海洋强国美国而言，其在滨海水域的主要任务，乃在传达或显示其有能力将战斗部队横越海洋送至敌人境内。远洋海军通常运用飞弹与飞机对陆地施以打击，其可在海岸外甚远距离处发起打击，藉由防御纵深保护本身安全。此外，藉防空飞弹、点防御、软杀措施、诱标及未经实战验证的新兴科技运用，后者如低观察度(low-observable)与匿踪技术，将可大幅地降低被攻击时的易感性。
在此同时，美国海军将在滨海水域以内活动，俾能将战争资产安全地送抵驻地国的港口或以两栖作战强行进入。此外，美国海军亦希望能摧毁敌人的近岸航运与渔船队。当远洋舰队与近岸舰队于近岸水域遭遇时，双方采取各自不同的行动与战术。更确切地说，海岸型海军的母港将成为双方海战的战场。过去诸多经验显示滨海作战系充满挑战的，这些战役发生在圣地牙哥、旅顺、加里波里、挪威、瓜达康纳尔、新几内亚、北非、琉球与仁川。这种远洋海军与近岸海军或海防要塞对抗的作战是有其巨大风险与报酬的。
结语
飞弹作战成为海军迈入崭新战术年代的一项特征，巡弋飞弹、战区弹道飞弹、防御飞弹与空对空飞弹等，构成了一个什锦盘，它的构成要素庞杂，并且将会成长得更巨大。
海岸区域将成为美国海军的行动场所。事实上，滨海水域充斥着友邦、敌人与中立国的海岸贸易以及渔船，钻油平台、小岛、频繁的空中交通、大型商船与复杂纠结的电磁发射。这些现象创造了一个混乱的环境，使得敌人能在我方无预警情况下，猝然发起匿踪攻击。
除美国海军外，飞弹时代的舰队战斗悉数发生于海岸水域。此类型战斗具有快速、猛烈与决定性等特点。飞弹的运用支配了海军战术发展，战斗行动多于夜间进行，或运用飞机进行战斗。
记得！次佳的武器通常会造成最大的损害。事实上，水雷即可证明此一说法，战后发生于美国海军的18起军舰受创事件，14起肇因于水雷攻击。即令如此，仍无法改变飞弹在滨海作战中的支配性地位。
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大量使用攻船飞弹攻击商船，空射攻船飞弹系最具效力的武器。这场战役使得护航船团再生，战斗舰队必须提供商船必要掩护。
对滨海作战而言，舰队的定义可能不再是一组战舰，因为陆基系统在此类型作战中扮演着日益显著角色。舰载外的陆基感测器，被用以执行侦测、追踪与定位等任务。飞弹在陆地与海上间穿梭进行攻击，海军战斗成为一连串持续行动的致命性攻击。因此，双方接战情形甚少出现，此种情形较像战场延伸的福克兰战争，而非进行短距离激战的中途岛战役。
冲绳外海的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系海军作战的一个转捩点，其隐约地标示着飞弹时代的来临。在这次战役中，美国舰队名义上取得了制海权，但是遭到陆基发起的自杀攻击而损伤严重。
舰队的战术目标，乃在藉由摧毁敌人舰队，取得当地水域的制海权。舰队的主要任务在保障我方货物与部队的海上自由运动，同时排拒敌人获得此种利益。当预期舰队作战不会发生时，拥有海洋优势的舰队，将可运用战机与飞弹对陆攻击，直接支援陆上战斗。此际，一般用以量度舰队性能、遭摧毁的敌人舰艇与飞机的方法不再适用，较佳的量度指标系海上兵力的战斗力投射能力 [ 原注：由于战斗舰队本身无法运输诸多战力要素，一个较宽广的看法，应包括运送保护良好且有组织的战斗人员。无论如何，就实用目的而言，吾人甚难对舰队效能进行足够量度。 ] 。舰艇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时，将无法投射任何战力。因此，舰艇或部队的攻击、防御与持续战力等，必须纳入一并进行考量。对于此点，吾人可以藉由估算舰艇或部队在战斗期间的净投射战斗力予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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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趋势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论战争原则
战斗程序
火力与反制武力
侦搜与反侦搜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体系
运动
火力
反制武力
侦搜
反侦搜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论战争原则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诸多著称的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战术架构往往因时而制宜，但战略的基础却如扎根于罄石之上，迄今屹立不摇。」马汉认为，与战术原则相较，战略原则较易由历史习得，因前者系「以人类制造之武器为工具，推动战术之变革与进步。」 [ 原注：Mahan，pp.8，88-89. ]
无论前述是否为真，军事原则——马汉或其他学者之理论——与衍生之行动间存有明显区别。包括战术原则研究在内，战术之变革并非意味战略原则恒久不变，设若真有战略原则。战略与战术皆受到「人类制造之武器」所影响。马汉未能预见未来武器如何影响战略或许情可原，但事实上渠在著述之时武器的改变已影响了战略。当军舰的动力由风帆转型为蒸汽时，所有之封锁战略作为即已改变。帆船部署时间可长达数月，汽船续航力低、极度依赖加煤站，而争夺加煤站一事，本身即对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智慧架构包括了认识论学者(epistemologist)认为存在却无法确定之「真理」(Truth)，吾人用以诠释真理之「原则」，以原则为基础统合行动之计画——「政策与准则」，以及政策与准则指导之个别行动——「战略与战术决心」。每一个环节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错误。马汉以自己所秉持的原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偏狭的战略预判，此点说明任何事情皆可能发生错误。
陆军对原则之研究向来较海军积极，马汉对此感到难过，但这种情形迄今并未改善多少。军事史学者引用战争原则时，皆避免将战略与战术原则(以及相关后勤)分别处理。渠等寻找真理的努力累积了许多著作，在兰德斯门上校(Captain S. D. Landersman)一份未出刊的报告中列出23项作战原则，部份为海军军官的创见。 [ 原注：所列项目见附录二。 ]
有原则必有例外，战争原则之例外情形至关紧要。李德·哈特(Liddel Hart [ 译注：1985-1970，英国军史学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倡导机械化战争，鼓吹战车作战与空中优势 ] )说过：「战争中，任何问题与原则如铜板般，皆有一体两面之特性。这是无可避免之结果，因为战争是牵涉两方之事务，有攻就有守。」 [ 原注：Liddel Hart,p.329 ] 克劳塞维茨并未提出任何原则，但他本人就是原则的始祖，渠提出之命题与变数，其中部份为反命题，混淆了读者。他鼓舞了实践家，却使理论家受挫。渠就兵力战略集中所作的一小段讨论文字，于此全文照录如下：
最高明的战略是，常能保持强大，先在全般态势方面，次在决战点。因此，除了兵力整备的努力外(而此多非统帅之职掌)，战略最高明且最简单的法则莫过于：集中控制其兵力。除因迫切目的将兵力他派外，任何部队不应脱离其主体。吾人须坚'于此项原则并奉为圭臭。在研析过程中，吾人应了解何种状况下得以分散兵力。此外，鉴于目的与手段之不同，兵力集中在每一场战争中未必获致相同结果。
乍听之下或许过于荒诞，但指挥官墨守成规，并无明确理由即行分割兵力之情事无以计数。
设若兵力集中成为常规，则任何兵力分割皆应视为例外，须有合理解释，如此方能全然避免愚行，而吾人将不会因未尽周延之理由提议分散兵力。 [ 原注：Clausewitz,p.204 ]
战争原则必有重大例外，此系肇因于大部分之原则皆相互冲突，少有原则以优先顺序排列。这正是应有之情形。原则冲突(集中与节约、安全与突袭)产生一种张力，亦即单一可靠之信念对抗全然之墨守成规，优先顺序之阙如使吾人得以选择适当之原则。各项原则有助降低战争之乱度(entropy)。但其风险在于吾人误将原则奉为圭枭，继而忽略内涵之研究。高阶军官对年轻军官最大的伤害就是教授各项原则条文而已，而未就原则之内涵详加说明。
战争原则的第二项缺点就是被简化成单字，例如「集中」。一个单字不代表一项原则，原则是事实之陈述。「集中兵力」一词是价值最小的最短陈述。「集结优势兵力打击敌部份兵力」则较具体，价值较高。「于决定性之地点与时间集中战斗力量摧毁敌军，但不可过度集结部队，避免遭敌火攻击」则更具体，但即使这项原则适用于今日，并不代表以往亦然。苏联亦有相同之说法：「在决定性之地点与时间集中主力，创造优于敌军之兵力与方法。」是否这就是吾人所言？一项战争原则如欲发挥功效，起码必须符合当时环境，而且相当周延，能清楚地说明应采取何种行动。
战争原则之第三项缺点系未对战略与战术(或作战艺术)予以明确定义，两者混淆不清。吾人可赋予定义，但从笼统转换到具体的过程却容易产生错误。苏联军方战争法与「法律规范模式」(law-governed patterns)立论明确，但仍相当抽象。苏联兵学体系最为严谨：相信理论与信仰决定论系吾人解读苏联军事计画与预测苏联军事行动之重要凭借。
战争原则的另一个问题系未能将陆战与海战明确区别。尽管地面与海上部队在战术上朝向密切互动的趋势发展，加上双方在战略上相互影响的事实早已存在，但在战斗中，地面与海上行动间存在明显之区别。下表中左栏系陆战之陈述，取材自杜普易(T. N. Dupuy)之著作「了解战争」(Undersanding War)第一章「永恒不变的战斗真理」(Timeless Verities of Combat)。右栏系笔者认为杜普易所言之海上作战版本。
陆战 海战
1.攻势行动攸关战果。 同左。
2.防御力大于攻击力。 防御较弱。
3.攻击如无法奏效，需采守势作为。 守势作为风险高，得不偿失。
4.侧翼与后侧攻击之成功率较正面攻击为高。 从敌未预期之方为发动攻击能居于优势，但包围战术无法与陆战相提并论。
5.掌握主动能发挥优势战斗力量。 主动对海上行动更形重要。
6.防御一方之成功机率与防御工事的强度成正比。 防御能力仅是为了争取时间从事有效攻击或反击。
7.攻击者只要不计代价，终将突破最坚强之防御。 只要有足够兵力，情况如左。
8.成功之防御需要纵深与后备部队。 忽视后备部队是一大错误。
9.如将奇袭、相对战斗效能、以及守势作为之优点纳为政体战力之要素，具备优势战力者将赢得作战。如各项要素皆已齐备，优势兵力有可能赢得海战。 然更具体而言，两军交战时能先有效发动攻击者将赢得胜利。
10.奇袭能提升战力。 如左。
11.炮火能击杀、干扰与压制敌军，并使敌部队溃散。 如左。
12.战斗行动缓慢，较预期之效果为低（与平时之测试、计画与演习相较）。 情形通常如此，但亦有诸多例子显示海战结束较预期为快，或许海战之「摩擦」较陆战少。
13.战斗过于复杂，无法用简单的语汇描述。 如左。
尽管杜普易所言并不全然适用于海战，但笔者无须对此多所着墨。战争原则正如同所有良好之理论，有助于厘清为何(实际作业则有关何时、何地与如何)。由于原则无法使人获致任何结论，最后令人感到失望。如将博学权威人士之理论一一过滤。试图找出完美理论，最后结果恐怕只是走入死胡同。或许原则对作战的贡献就是使吾人能战胜敌人。了解战斗程序系认识战术之良方。程序如果是导航科学与艺术，原则就是航行时协助定向之北极星。
战斗程序
战术研究之成果系于吾人是否了解战斗是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发生。战斗行动，或称战斗动能(dynamics)，系认识战斗之源泉。动能代表时间模式之推移，亦即战斗程序之描述。大体而言，模式系程序之影像，但居体而言则属于数学模式、模拟、与兵棋推演等之实验，然后再加人更多因素，直到战场最后成为吾人了解其功效的实验室。有了通用的作战辞汇，就能适当地研究战场动能。能力、潜力、能量、压力、质量、动力与力量皆为战斗人员在战斗程序中应用之实体动能。
吾人详细了解基本程序，即可重新检视历史，并在趋势、不变之原则、科技以及战场环境等方面获致某些结论。吾人将可了解，每项科技带动之变革如何影响每个环节。例如，吾人已目睹第一阶段，亦即火力投射之改变。帆船时代被巨炮时代取代，后来空中武力独领风骚。科技改变了武器投射之方式，集中火力之方式亦随之改变。趋势显示未来将成为飞弹主宰的时代。
从掉落的苹果就可以归纳出万有引力的存在，社会现象如同物理现象一般，但不能因为看到某些事情的表面就率然论断，下列论点并非自历史经验归纳而得。
海军战术植基于五项命题之上，每一项皆为一个程序：
海上作战以消耗战为中心。消耗战有赖火力投射之遂行。
侦搜，亦即确定敌军位置，俾有效执行火力投射，为战术程序重要之一环。
指挥管制系将火力和侦搜能力与战斗部队面临之状况结合。
无论是在对峙或交火状态，海战系两军对垒，双方皆互有损耗。如欲赢得胜利，须能有效先发攻击，故采取行动以干扰敌军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程序亦相当重要。
运动系战术程序之一环。事实上，战斗运动曾是战术之定义。运动系指挥管制单位将部队移动至适当位置实施侦搜与攻击。战斗运动之重要性不可忽视，但在下列讨论中其地位无关紧要。
吾人可将火力投射、侦搜与指挥管制排除在战术程序之外，而将其视为海军部队作业要素，亦即归类为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等系统。任一系统皆有其反制方式，包括反制武力、皮侦搜、以及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等系统。
火力与反制武力
火力系摧毁敌运用兵力之能力；反制武力系降低敌火力之效果。海战是非攻即守，但保留小部份的反击武力对防御的一方而言，将能对敌军火力采取因应行动。海军以往对火力的因应之道是强化战舰结构，藉以提升存活力——在16吋炮的时代称为持续战力，但此种作法今日已不普遍。
侦搜与反侦搜
侦搜藉由各种方式搜集情报，包括侦察、监视、破码以及情报作战之各种方式。侦搜作业须待战术指挥官获得情报方始完成，内容包括敌军位置、移动情形、弱点、强点与意图。反侦搜旨在瓦解、干扰或迟滞敌侦搜作业。笔者倾向于将此种干扰称为屏卫(screening)，然屏卫之意涵包括反侦搜与反制武力(亦即反潜与防空作战均着重于反制敌之攻击，同时降低其情报效能)。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体系
指挥决定部队需求，管制则将需求转化为行动，这就是程序。指挥管制体系之定义为，执行程序之装备与组织。指挥功能体现于指挥官、参谋以及渠等拥有之资源如战术决策辅助系统与情报显示面板等。管制功能则有赖通信系统、作战命令、舰队准则与信号书。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系限制敌人决策(指挥)与下达决策(管制)之能力，使用装备包括用以摧毁指挥中心与旗舰之飞弹，最普遍者为通信干扰系统；最隐密之方式系以情报人员植入假情报与假目标(目的在混淆战术人员之决心，而非分散火力)。然情报人员亦可执行侦搜作业，讯号截取(例如运用无线电定向仪)亦为侦搜之一环。
战术指挥官运用指挥管制系统分配兵力，执行四项任务：火力投射、反制武力投射、侦搜及反侦搜；敌指挥官亦然。许多武器系统皆具备这四项功能。就舰队指挥官之观点，其主要战术责任系指派任务予辖下兵力，同时结合不隶属之系统，例如国家侦察卫星、陆军防空武器，以及在其舰队与敌机场间之空军战机等。
吾人首先须检视有那些历史上的趋势改变了作战程序之特性，这些改变衍生了那些战术。本章着重于战术变革之因果关系。下一章则将探讨历史上恒久不变的要素——那些战术未曾改变？或那些战术之功能仍然可靠，例如奇袭？就笔者目前观察所得，对趋势与不变原则之了解同等重要。
然而若将作战程序之环节分别研究则会造成误导。统合之行动才会赢得胜利。战术指挥官须密切协调每个过程，如同乐团指挥结合各种乐器一般。在此同时，敌指挥官亦就其兵力运用与攻击时机下达决心，双方逐步推向战斗高峰与结果。除非战斗之结果早已注定，否则能团结一致，寻求有效先发攻击良机之舰队将赢得胜利。
运动
运动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透过运动，各单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进驻有利位置，当所有单位进入执行任务之适当位置后，将胜利在望。在海上，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尽管舰队部份单位属岸置单位) [ 原注：陆战则不然，先取得防御阵地者较具优势。 ] 。敌舰队位置与我方处于相对关系，当我方实施运动时，敌亦改变其位置。双方彼此之间在距离与方位上的关系在海战中系首要战术考量。而双方的同步运动持续在改变此一关系。舰队各舰相对位置亦极为重要，有时队形难以维持。
帆船以紧密纵队维持队形，并在敌上风或下风处找寻有利位置。战舰运动系对敌采T字战法(cross the enemy's T) [ 译注：此种战术系己方战斗线穿越敌航线，并集中火力射击敌先遣分队 ] )。哨戒潜舰则先期部署于敌可能行经之水域，进行侦搜与攻击行动。飞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CAP)，俾随时接受导引或自行运动至适当位置进行攻击。甲板上之待命机处于战备状态，俾能立即进入攻击位置。上述作为皆着重于兵力之适时部署，俾取得优势，执行侦搜与攻击。运动系一种方式，先达到中程目标——取得有利相对位，进而完成终极目标——遂行火力投射 [ 原注：至于地面战斗或战术则不然。 ] 。尤其在现代海战中，武器射程与感测器侦测范围主导了舰船，甚至飞机之运动，亦即变换位置之能力，故战术人员检视其部署与时程计画时，应将运动列为重要之考量因素。
此外，舰船、飞机与武器之速度常与下达决心和落实决心的速度混为一谈，但去除其间之模糊地带却可能使人无法认清其相互关系。孙子相当重视速度与乘敌不备，两者皆与机动有关。如欲乘敌不备，须快速移动至对敌不利之地区。马汉的格言：「战争的真正速度是不浪费时间，决不懈怠之精神。」尽管这句话系有关战线推进之速度，但仍不够明确。马汉和其他人一般，均了解适时集中火力需要结合所有因素：制定决心与决心下达、战略集结、战术部署及快速精准之火力。
运动(maneuver)与机动(mobility)两个名词有时可互用。吾人将机动视为战略、作战艺术、或大战术之要素。当马汉视机动为「海军战力之主要特性」时，即在表达一项战略真理。机动之内涵如下：
能独立进行长距离运动。机动后勤支援部队使这项能力得以实现。
地面部队移动，或新机场及岸置飞弹基地之建立时，能配合实施适当运动。
能长时作业达数月之久。海军基地与机动后勤部队使这项能力得以达成。
为达成机动力，舰船在没有机动后勤支援部队协助下须具备相当之独立持续作业能力。核动力水面舰具战略特性，但潜舰之核动力则提供机动、有效战术运动以及匿踪等性能。
运动系战术速度与敏捷度。舰队运动须采集体、协调之方式进行，故指挥管制与决心速度须相提并论。吾人可在侦察、了解情报、决策、下达命令、运动及发射有效火力等行动所需时间之间取得平衡。载台——舰船与飞机——之速度与灵活度系快速行动之两项要素。作战人员皆希望能取得运动优势，俾弥补其他缺失。
今日之运动出现两种趋势。第一系重心已由载台速度转变至武器速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舰队运动系战术重心，期间飞机速度取代了舰船速度的重要性。但战后飞弹之速度与射程产生了新的战术环境，舰船无须改变位置亦可发射武器。飞弹之速度与灵活性甚至使飞机之灵活性能无用武之地。战斗飞行员承认，飞弹之运动主导空战，一如飞机主导了舰船战术运动。
第二项趋势系第一项之必然结果。舰船运动之重要性日趋式微，并为侦搜所取代。斐拉凡佐(Guiseppe Fioravanzo)写道：「基本战术位置不再是两军间的几何关系，而是一项作战要素：早期侦知敌军所在位置。」 [ 原注：Fioravazo，p.209 ] 此种发展之重要性在于，当海上部队分散部署时，可于更远的射程外集中火力。这些发展皆为朱瓦特(Elmo Zumwalt)、贝格利(Worth Bagley)以及特那(Stansneld Turner)等上将当年所强调者 [ 原注：渠等系1970年代初期出色之海军将领。朱瓦特自1970至1974年担任军令部长，贝格利在这段期间为其首席副手。特那在1972至1974年担任海军战院校长时对海军的影响最大。渠等极其创造力与想象力，但对保守的海军而言，渠等违反了传统。 ] 。由于指挥管制需要集中火力，但又无须集结兵力，故笔者将于本章适当部份再予详细讨论。笔者已略微提到长程武器衍生出之新研究领域。兵力移动至战场(战略机动)与移动至适当位置进行攻击并赢得胜利(战术运动)两者之间，吾人已难加以区别。鉴于战斗可在远距外发生，故机动之价值可能降低，起码已有所改变；而机动部队快速运动至现场之战略能力，亦因飞弹之射程与力量而丧失作用。然而另一方面，长程投射系统使速度有了新的战术意涵，舰船可藉此脱离敌军长程飞弹之瞄准范围。
从历史经验得知，运动之目的有三：
取得优势，集中兵力进行攻击或防卫。除战略因素外，舰队运动之重要性已降低。
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攻击。这项要素之重要性永远不变，但舰船与飞机速度之重要性相对降低。
闪避武器以达防护功能。在这方面速度的重要性增加。灵活度仍然重要，但难以和以往相提并论。
火力
战争史上最为著称的发展是武器射程之大幅增加。帆船时代约为2哩，大炮时代为15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达300哩，今日更高达600哩以上。由于配备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射程达到半个地球，吾人已达到作战的高原：核战发生时，全球就是战术战场。
尽管这种趋势存在，最大射程却不是战术人员关心的事务，有效射程才是重点。帆船时代，舰炮有效射程不过300码，白炮(carronade)射程更短。大约在1900年时，亦即追瞄尚未问世时，一艘战舰在2,500码的射程约需50分钟方能瘫痪一艘敌舰。到了1914年(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在1万码射程内只需10分钟即可使敌舰丧失行动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口径舰炮之效能见图7-1(须具备以下条件：能见度良好、海象尚可、运用视觉测距仪)，当时火力管制系关键所在。其数据系约略估算，并未将烟幕掩护列入考量。在科罗奈耳海战(Battle of Coronel)、福克兰海战(Battle of the Falklands，1914年)、或在日德兰(Jutland)战斗巡洋舰的作战中，如能见度良好，万码之外即可分出胜负。能见度不佳时，舰队可效法德国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迅速将队形展开，避面陷入险境。
图7-1 战舰舰炮命中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达的涵盖距离改变了此种情形。舰炮搭配改良射控系统后，精确度大幅提升，即使中口径炮如5吋、6吋、8吋炮等，最大距离射击亦可精确命中目标。 [ 原注：吾人须切记，第五章所提，在所罗门群岛时舰炮效能之问题可能还会发生。 ] 从1889年到1948年的50年间，舰炮有效射程增加了十倍。
日益提升的舰炮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却因飞机角色的崛起而逊色。但飞机本身亦有武器投射最大距离与有效距离之别。1930年代，陆基B-17轰炸机旨在攻击航程内之战舰，然效果不彰。轰炸机难以获得远距离之海上目标，且无论在任何距离皆难以命中目标。航程短之海军战机反而在攻击战舰上最具效能。
图7-2 换算八吋炮后之发射率与射程
美海军研究院(Naval PostgIaduate Schoo1)之华胥本(A. R. Washburn)在一份未出版的短篇研究报告中就海航机与舰炮加以比较。渠将战舰与航母之火力换算为八吋炮，就火力与射程比较，见图7．2。美战舰爱荷华号(USS Iowa)与日本战舰大和号(Yamato)主炮射速每分钟分别为二发与一发，而舰载机的重出任务整备时间需要一小时。故企业号(Enterprise)航空母舰「主炮」(意指飞机)之射速与战舰相较之下微不足道。舰载机火力强大，与敌航空母舰作战时，航程远近攸关战果，起码在1942年与1943年时情况的确如此。在大战之前，战术人员的想法与华胥本相同。拥护战舰人士质疑空中武力是否对战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将防卫作战纳入考量时。然拥护航空母舰的一派认为，就轰炸机攻击周波而言，其威力是图7-2的60倍。一支空中联队对战力有决定性之影响。华胥本亦将1939年美国舰队之火力予以总合，见图7-3。由此吾人可得知何以在第二世界大战前，航空母舰兵力是否具备决定战果之潜力会引起诸多争议。
图7-3 1939年全美国舰队发射率
弹道飞弹与巡弋飞弹推进系统的问世将武器射程推的更远，精密射控与归向系统亦使有效射程大幅提升。杀伤力之重要性与射程不相上下，武器毁灭性愈来愈大。杜普易已就陆战武器进行系统性研究，渠有关武器杀伤力提升之研究见图7-4 [ 原注：Dupuy(1979).See especially p.7 and chapters 1 and 2. ] 。垂直标度系对数。杜普易将核武威力纳入考量后所得结论为，从十六世纪中期迄今，武器杀伤力已增加10万倍。渠亦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武器威力虽然提升，但一个时间单位内之人员伤亡率反而降低。原因为何？主因系部队在战场上散布的范围愈趋广泛。
图7-4 从古至今武器威力之成长
悬在人类文明之上的是达摩克利斯之核武之剑(Damocles sword of nuclear weaponry； [ 译注：达摩克利斯系暴君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西元前430？-367)之诸臣，曾于宴会上以一根发丝悬剑于其头部上方，展现惊栗之乐趣，取悦狄奥尼西奥斯。 ] )北美与亚洲跨洲交火的时代已为恐怖分子以核生化武器攻击之威胁所取代。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苏联时代末期，美、苏两国核武之射程与威力已达某个颠峰。由于这些武器从未实际运用，故就战术角度言之，其有效射程是否具有洲际性尚未可知。准确度低的武器将使人类文明承受严重后果，而战术人员在规划时亦须考量武器投射的效果不彰所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故能飞行数千里，误差不过数公尺的弹道或巡弋飞弹是最好的选择。
如第六章所述，核武威胁能产生无以计数的实际挑战。武器有效射程的增加，包括非核武，将产生下列影响：
防卫模式改变。本章稍后将探讨。
陆战与海战更难以区分，详见第十章。此处重点在于地面与海上兵力交战的可能性大增，这是亡项重要的战术趋势，凸显陆上与海上兵力之纠葛关系，前者恢复能力较高，旦后者因机动性高，较不易被锁定。
对无限度战争而言，这是战术与战略的结合。以下将作简短探讨。
由于洲际战争之可怕，加上众人对核子防护伞吓阻能力之信任，少有人思考洲际战争如何进行。战略武器品词有其矛盾之处：一旦核战全面爆发，整个世界实际上成为战术战场，由高司单位之指挥官与参谋主导。故战术人员应注意这个领域。
1960与70年代之核战模式如下：总统按下「红色按钮」(Red Button)，数千枚义勇兵与北极星飞弹齐发。吾人无须因此种不甚健全而且过时之想法而认为，在廿世纪末，吾人须建构更有效之指挥管制方式。在这种毁灭性的战争中，指挥管制中心将遭到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各指挥官与参谋，包括统一与特设司令部司令官，将位于战术指挥部执行全球性作战，选择目标、搜集情报以及下达发射命令。这群指挥官与参谋承担所有战术责任，包括作战计画、作战部队通信、适时下达移动与发射命令、取得侦搜情报，以及模拟战斗之战术训练。即令四星上将的太平洋总司令亦可能无暇单独思考战略与后勤问题。当他掌握目标并下令发射武器后，无论核武与否，他就是广大战场上的战术指挥官。
反制武力
就防御而言，趋势显然已由藉甲板厚度、隔舱、大体积与损害管制以提高存活力，转为掩护、欺敌与疏散队形。讨论防御时，吾人须区别「傻瓜」(dumb)武器——枪弹、炮弹以及炸弹——与「智慧」(smart)武器——有人飞机与导引飞弹。就分析角度言之，飞机与飞弹并无二致，差别在于飞机可重复使用。
在炮弹、鱼雷与炸弹主宰战争的时代，战舰之防护能力皆有可能大幅提升。当时之海战皆于视距内进行，故掩护与欺敌之方式有限。烟幕屏卫系当时最常用之作为。陆基轰炸机通常容易被闪躲，多舰反潜亦可发生短暂效果。
鱼雷反制措施系现代飞弹防御之滥伤。鱼雷威力强大，最佳防御之道莫过于加以回避，潜舰则以鱼雷扇形齐射因应。潜舰总是试图在近距离施放鱼雷，水面舰则协调作业，以最多次数同步攻击潜舰。由于鱼雷施放后无法回收，故在每次交战中，潜舰会尽可能接近目标。鱼雷与飞弹作战间有诸多雷同之处。
当甲板厚度与舰体强度提供之安全防护，被视为不如地下碉堡时，厚甲板之功能在于延长存活时间，抵挡敌火力，俾等待己方攻击发生效果。当时各国对火力、防护力与动力占用排水量的多寡问题有诸多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皆发展出其特有模式：美国牺牲速度，换取舰炮、厚甲板以及作战半径；德国选择防护力；意大利着重速率；英国(类似今日的美国)在大型军舰上将居住的舒适性纳入舰船设计，俾利在全球各地行动。
战舰时代进行之兵棋推演中，无畏舰(dreadnaught)约能承受20枚大口径炮弹攻击，更早期的战舰约能承受12枚。火力与机动力之丧失被视为遭击数量之非线性函数。在美国的兵棋推演中，无畏舰如被命中十发，将丧失半数以上之火力与速率。
一九二0年代，海军战院兵棋推演专家认为，如将火力与防护力结合，应可估算出战斗线(battle line)之效能。图7-5系在能见度良好，双方皆可进行侧舷齐射的情形下，对两支并行的敌对舰队之战斗线的比较。图上显示，太平洋舰队(蓝军)系由10艘战舰组成，其武力与装甲厚度均优于日军(橙军)的6艘主力舰与四艘战斗巡洋舰。两军在距离15,000码交火三分钟后，日军原始作战寿期(original life)损失20%，美军损失15%。日军相对战力急遽减弱。日军如欲赢得胜利，须在距离缩短前凭借速率优势采行T字战法；或者将双方战斗线距离维持在较具优势之25,000码(如图所示)。
图7-5 美海军战院两军战斗线比较图，1926年
如第四章所言，1920年代时美军与日军对这种情形知之甚详。美军最担心日本的下列优势：战斗线速度(日军23节、美军18节)、奇袭可能性，以及美军消灭日军后本身亦损失惨重(在兵棋推演中系以解放菲律宾为想定)。日军则希望以潜舰造成美军初期损伤，再以飞机和长矛(Long Lance)鱼雷重创，最后再以秘密加装八吋炮之最上级(Mogami)巡洋舰展开攻击，扩大战斗线。吾人皆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双方皆曾因对方奇袭而伤亡惨重。如今再次检视双方计画缜密性、美军对可能意外状况之重视，以及决策之迅速等议题，对吾人会有所助益。笔者所示之兵力比较图系常用之图表，而兵棋推演则是在类似图7-5的图表上加入各种因素。兵棋推演显示之快速破坏力实际上鲜少发生的如此快速，但仍极为惨重。故吾人可相信，战争的损耗并未因战前规划的辅助措施之运用而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防卫性武器之重要地位前所未见。1942年，军舰装配了新型防空武器，配有雷达感测器、近发引信以及性能优异之射控系统，能追瞄并射击快速目标。1944年时，进袭之飞机必须面对严密火网。到了大战最后一年，水面舰又重拾地位，与海航飞机相较之下不再逊色。
但这项优势为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问世，厚甲板毫无用武之地。掩护、欺敌以及先发制人之重要性大增。拦截机、防空飞弹及反潜武器之重要性大不如前。由于海军不可能展开先发攻击，更不可能发动核武攻击，故美国整个防卫态势显得更加诡异。如何争取足够时间对陆上发动大规模攻击系当时之战术重点。从苏联海军致力反制美国航母特遣部队之情形言之，美国在这方面作得相当成功，但亦付出相当代价：当一切以核战为中心时，舰船的设计忽略了面对传统炮弹时之存活力，所有重心皆置于长程防卫武器——拦截机与飞弹，漠视舰炮及现代近距离防御之需求。渠等亦未重视新型软杀(soft kill)与短程系统之发展。英国皇家海军亦忽略损害管制与近距离防御之重要性，故在福克兰战役中面对传统炮弹时承受了严重后果。相较之下，以色列军舰配备了软杀防御系统，在1973年战争中有效反制叙利亚与埃及武器系统，使得所有军舰都毫发未伤。
笔者在讨论火力时曾提到杜普易所言之矛盾现象：自十六世纪以来，武器威力虽已提升10万倍，但人员伤亡率反而降低。第六章之资料亦显示，海战伤亡率亦有降低之情形。武器威力愈强，但人员伤亡率反而下降，原因何在？
第一，战场上每个单兵使用高效能武器之数量降低；战车、战斗轰炸机与重炮系造成人员伤亡之主要武器。在现代作战中，许多伤亡并非由最具效能之武器所致：当火炮之射双杀伤力剧增后，步兵的小型武器反而造成更多伤亡。性能次佳之武器往往发挥更大效能，这是因为敌人竭尽所能避免最佳武器之攻击。 [ 原注：福克兰战争即发生此种情形。阿根廷空军面对英军最昂贵之防空系统海镖(Sea Dart)飞弹时，仅损失8或10%之战机。阿根廷空军飞行员深知，只要贴海飞行即能使海镖飞弹无法发挥功效，而英军击落之战机大多为近距离武器所致。尽管如此，但「效果不彰」的防空飞弹却限制了阿根廷空军飞行员活动的空间，使得英军近距离武器得以发挥效果，并迫使阿国飞行员于近距离内施放炸弹，部份命中之炸弹还因距离太近致使飞行员过于仓促而未完成此等炸弹的备炸状态。 ]
第二，以往在地面战斗时，如目标采取掩护措施，武器根本无法瞄准，从而性能无法发挥。当武器射程增加，精确度亦大幅降低，区域火力或可打散敌集中兵力并压制敌火力，但对敌军的伤亡效果不大。
第三，为求存活，部队间距逐渐加大。杜普易估计，从拿破仑时代到1973年以阿战争时，战场部队密度减少了200倍 [ 原注：Dupuy(1979)，figure 2-4,p.28. ] 。硬体装备，尤其是战车，被击毁之比率超过了人员伤亡率，此种情形对海战极具参考价值。愈危险之武器愈易遭受攻击，但由于这些装备不会产生人员密集之情形，故伤亡率并不大。
地面部队在战场上采群集但不均匀之方式分布。一排人员系小型之部队，战车系大型部队，海上军舰无论就火力、人力与价值而言，规模更大。采疏散部着的最小单位为一艘军舰。当舰队疏散系重要之防御手段时，小型军舰与火力分配系一项优势。目前许多有关军舰大小之争论，多落于小型军舰采疏散部署(敌人难以瞄准)与大型军舰兵力集中(击溃敌军)间何者为优。太平洋航母作战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些许资料。当时系依据防卫力决定应采集中队形或疏散部署。今日，舰队如配属拥有强大防卫能力之大型军舰，指挥官将会集中兵力攻击敌军。如为小型军舰且防卫能力薄弱，则采疏散队形。无论那一种情形，指挥官皆须争取足够时间执行任务，但这并非意味到处游走，等待被击沉。如防御无法换取足够时间发动攻势，舰队则应迂回至他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所参与之行动皆为传统性作战，而美军舰执行任务时皆在安全范围内，亦即在敌射程之外，除非与能力相差甚远之敌军(如北韩、北越与伊拉克)作战。美海军从事这种无聊的任务已达卅年，此种情形可能对战斗产生自满心态，但战斗永远不是一方的事情。这种心态将影响美海军对防御、损害管制、造舰与存活力之态度。
美海军现行来自海上之作战机动准则有矛盾之处。由于敌人武器精准，故其重点多置于规模不大且灵活度高之登陆部队，对于部署于敌外海，支援地面作战之舰船面临敌精确武器之威胁则着墨不多。
吾人须谨记，存活力系争取时间进行攻击不可或缺之要素。批评人士谈论到水面舰的缺点时，忽略了这点。其中认识不深的人士认为，昂贵的军舰应能在作战中永远屹立不摇；见多识广之士则认为大型军舰不值得投注如此庞大经费，如未来有更好之装备能投射更优势的兵力时，则渠等所言实属正确。
如欲了解相关讨论，须了解舰队战术人与如何看待防御兵力。防御系统之集体行动类似一过滤器(并非一面墙或马其诺防线)，可以吸引某些数量之飞机与飞弹。如计画顺利，每艘军舰皆可承受攻击，俾使战舰在干扰因素减少的情况下遂行攻势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之防空武器击落若干来袭飞机，同时运用火网干扰与他飞机。现代之软、硬杀防御功能亦然，在某个时刻，防御一方会承受高密度攻击。如攻击密度高且协调周密，防空系统在某个时刻会达到防御饱和点，大部分的飞弹与飞机在饱和点后会穿越防空网。现代密集之飞机与飞弹攻击旨在超越防御饱和点。
另有两项趋势值得注意。第一是战术无人地带(tactical no man's land)的增加，此一区域系双方军队无法在此运用其主力部队，而哨戒载具(飞机、潜舰、小型水面飞弹舰艇)则在此会有猛烈的小型战斗，俾创造敌人弱点或搜集情报。这块无人地带存在的原因在于防御需要空间。就传统战争而言，战斗空间旨在取得回应攻击的时间。但在飞弹作战时，没有任何防御方式能足以因应，而空间之需求旨在远离敌人可及范围，或使敌人难以瞄准移动中之军舰。较小之无人地带早已存在，以往的白昼水面作战距离不会少于2,000码：任何行动接近这个距离时，容易失败。两军战斗不会在距离10,000码时发生，这个距离系驱逐舰埋伏所在。航空母舰希望与其他战舰维持100浬之距离，避免误判或一个逆风就使自己处于敌军射程内，只要15分钟战果立见分晓。英国光荣号(Glorious)军舰发现了这点；栗田(Kurita)如果不过度紧张，并维持其绝对优势之水面舰队于原处，许多美海军位于菲律宾沙玛岛(Samar)外海之小型航母则可能陷入雷伊泰湾海战。
第二点系在港舰艇遭袭机会增加。对优势或劣势海军而言，港口向来是安全处所。尽管少有港口能提供完全免于攻击的环境，但海军实力较弱的国家认为，舰队留驻港内安全性较高。但这种情形已改观，港口安全性降低。珍珠港即为此一转变之象征，另有其他数件较不为人知之攻击港口事件。1940年11月11日，几架由英舰辉煌号(Illustrious)起飞之鱼雷机，偷袭意大利大兰多港(Taranto)内受到严密防护的舰队，使意大利六艘战舰中，三艘受到重创，无法执行任务长达六个月，另有一艘被击毁，意大利舰队仓皇逃至那不勒斯(Naples) [ 原注：Roskill(1960)，pp.110-14. ] 。1943年11月薛尔曼将军(Sherman)之航空母舰攻击拉布尔后，日本海军大为震惊，迅速撤退至特鲁克岛(Truk)。不久后，亦即1944年，航母突破了特鲁克岛的防御，由于日海军无力反击，加上美军战力强大，能集中庞大空中武力打击任何岛屿，日军只好退守至西太平洋。半世纪后的今天，舰艇在海上比在港内安全。
侦搜
侦搜之目的在于将目标置于武器射程内予以瞄准。侦搜作为系搜集与回报情报。侦搜发展之主要趋势在于搜寻能力以及侦察、监测与情报搜集范围之扩大。其理由显而易见：长程武器有此需求。较不显著的理由为，武器可向任何方向发射，侦搜作业之因应并不容易。图7-1至7-5显示的是火力。现在吾人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之侦察作业，其搜索区域如图7-6所示，为扇形区域。将敌人攻击距离增加两倍时，其搜索范围将增加四倍。阻栅搜索(barrier search)——一种侦搜线——可涵盖搜索范围之周边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发明，用以侦测航母前方之折线屏卫(bent-line screen)即为一例。然侦搜线仍无法满足战术指挥官之需求，因为侦搜线容易为敌所穿透：潜舰可潜航接近并发射飞弹，只要在飞弹射程内，这项威胁会在任何方向出现。另外，搜索永远无法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夜间无法进行侦察作业，故日军或美军负责战术支援之侦察或巡逻机于清晨出发时，对敌军所在毫无概念。
图7-6 搜索范围说明
现今大多数指挥官会追踪任何可能产生威胁之舰船或飞机。当武器射程增加时，搜索范围增加为武器射程之平方，这种范围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已为其侦察能力之极限，美军水面侦测能力亦受到挑战，问题不在于发现目标，而是在于如何辨别目标是否为敌目标，有无威胁性；在杂波密布的滨海水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另有一项发展会影响侦搜。首先让吾人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大舰队(Grand Fleet)使用之侦搜线。其重点并不在于舰炮射程，而是将讯号透过无线电转发给舰队司令杰立可(Jellicoe； [ 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英国舰队赢得日德兰战役 ] )所需时间，再加上二十分钟，俾利舰队在敌军进入射程之前，能从巡弋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如前所述，作战时空等于反应时间。当今飞弹的速度已达两倍音速甚或更快，反应时间短，故侦搜线须将飞弹射程与吾人因应飞机、舰船与潜舰所需时间纳入考量。某些权威人士用三层同心圆或扇形说明这个问题：最内层为管制区，此范围内之敌军务须摧毁；中间为影响或竞争区(region of influence or competition)，类似前述之无人地带；最外层系利害区(region of interest)，这个区域内之敌人，吾人须准备因应。内层之侦搜作业重点为取得瞄准资料；中间层为追踪；最外层为侦测。武器射程与速度的增加所产生之效应，不仅增加了武器可发射之范围，亦扩大战场范围，涵盖了整个侦搜区域以及初期运动所需之范围。
战场垂直空间亦已增加：深度更深，高度更高，以致使得战术人员须思考更复杂之事物，同时处理三种作战，而每一种作战皆有各种射程不同之武器、限制因素与侦搜能力需求。弹道飞弹无法转向，鱼雷有水阻问题，空对空飞弹则有G力限制。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战术决策与三个作战空间结合。潜舰自然是以鱼雷攻击水面舰，但当潜舰或水面舰发射飞弹时，状况转为空中威胁。战术指挥官并非同时玩三盘棋，而是一盘棋在三个棋盘上玩，棋子可能从这个棋盘跳至另一棋盘。
作战空间已延向第四个行动的空间——太空。就战术言之，地面与空中不同，而空中与太空亦不同。无人知晓太空战术与战斗将如何发展，但吾人可确定，太空作战势将发生。邓尼根(James Dunnigan)在其「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写道：「空中行动以情报搜集为中心；以往如此，如今亦然。」 [ 原注：Dunnigan，p.98。身为优良兵棋推演创始人以及不良战术的批评家，邓尼根堪称当代之佛列德·甄(Fred T.Jane，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普拉特(FIetcher Pratt，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邓尼根之研究与甄和普拉特水准相当，则其所言之75%皆为正确，还不算坏。 ] 飞机初期之战时角色为侦搜。由于飞机在这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从而产生反侦搜系统——驱逐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的其他功能与侦搜相较微不足道。这种情形亦将发生于太空领域。太空卫星对地面监测极为重要，其侦搜能力无与伦比。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防空炮火般，地面发射之反卫星系统并非最佳之反制系统，而目前之掩蔽与欺敌措施亦然。正如同侦搜所衍生之结果般，太空中之「驱逐」系统亦将产生，俾摧毁监测卫星。太空炸弹未来亦将随之问世。吾人可从过去的经验得知，则未来将会有一个杜黑(Giulio Douhet)预言，地面战斗将因太空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而结束；在廿一世纪时，则会有另一个米契尔(Billy Mitchell)预测，战舰将遭太空火力之攻击。
反侦搜
在大炮问世之前，海上的唯一掩护是炮火烟幕或偶而发生的雾气。大炮时代来临后，闪躲武器被视为作战之重要作为。水面舰闪避或延迟敌火力之主要方式为烟幕屏卫、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chasing salvo)、或搜寻鱼雷尾迹 [ 原注：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之理念如后：敌如发现落点过近，下一轮齐放时将增加射程，我军如接近原落点处，则敌下一轮齐放射程将过远。 ] 。这些作为系反瞄准措施，增加敌人投射武器之困难度。
武器威力与射程日增，闪避火力的方式减少，故重点置于降低敌侦搜效能。由于武器射程增加，侦搜距离亦增加，反侦搜方可能成真。掩蔽、欺敌与闪避等反侦搜作为旨在限制敌侦测、追踪与瞄准。 [ 原注：其他辞汇包括：匿踪以产生掩护，失真与假情报以达成欺敌，以干扰或诱标混淆敌人俾达到闪避效果。掩蔽能防止敌侦知我军所在；欺敌将使敌军误判我军所在，将其火力引至他处；闪避则是摧毁或延迟敌攻击。卡柏斯(Ervin Kapos)喜欢用C与D分别代表干扰(confusion)与过滤(dilution)。美陆军将掩蔽定义为防护，故其单兵掩蔽方式系挖掘散兵坑或躲避于岩石后方。 ]
潜舰以潜航躲避侦测与攻击。航母特遣部队指挥官则极力避免被侦测，并先发攻击敌航母。史普鲁恩斯(Spruance)认为日军将采包围策略，决定防卫塞班与关岛海滩。日军运用天候作为掩护，并利用夜间以高速航母攻击机场。陆基飞机胜于航母，但基地却固定不变。
雷达系优异之侦搜系统，但被动侦测雷达侦测距离较远，对战术极为重要。雷达反制措施能提供预警，但无法提供反制敌瞄准之资料。德国U型潜舰如欲躲避英国飞机，被动侦测已足够。对所罗门群岛之日军而言，早期预警相当重要，但无法提供武力投射所需之瞄准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信反制措施之重要性与搜索和瞄准不相上下。无线电定向仪与破码解密技术能找出敌人位置，利于集中攻击。另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例子说明密码分析之重要性。1941年时，德国水面突击舰、商用突击舰及绵密网络之补给舰与加油舰位置，因舰船间通信被破译而暴露，继而被歼灭。 [ 原注：Bessly，pp.g1-97；Hughes and Costello，pp.153-55 ]
搜索与通信反制措施自然会导致反反制措施的产生。在艾斯比蓝角(Cape Esperance)史考特(Scott)为防范敌人有所警觉而关闭雷达，但在战术上付出重大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整个通信架构植基于一项理论：你说话时，敌人在听。故在大战期间众皆认为，明语会使敌人了解内容，密语则使敌人心生警觉，虽可能泄漏我方位置，但起码敌无法侦知我方意图。但如今吾人已知，密语的风险不仅如此。另外，当速度与精确度至关紧要时，加密与解密所需时间、传送时之错误与误解等因素均会大幅影响指挥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六个月，美军战术人员因低估通信安全而造成干扰与消耗等问题。
认为自动加密与解密措施即解决上述问题之人士应再三思。除了情报可能被窃之外，装备造价，不相容装备于错误时间开启，如格瑞纳达行动期间发生之事情，凡此种种皆是问题。从表面看来，超长程作战的种种可能性预示，反侦搜的机会与侦搜之限制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然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必然之势。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在第一版的结论中笔者提到，指挥管制之重要性不如战争原则中不变之原则。这或许仍然正确，但一般人皆认为资讯作战系新的革命性作为。本部份已受到重视，原因在于科技专家预期，未来战术指挥官将可拥有清晰而立即之战场图像。另一项可预期但相当矛盾的趋势为，未来的作战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在飞弹作战中不稳定状况将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之问题。现代战术指挥官大多忙于处理有关敌军之电子信息(以及本身部队之电子信息)。帆船时代的指挥官能亲眼目睹战事的进行，而当今指挥官大多依赖电子信号，却仍无法看尽一切。杰立可与谢尔(Scheer； [ 译注：1863-1928，德国海军司令 ] )、史普鲁恩斯与南云(Nagumo)、田中(Tanak)与勃克(Burke)等皆曾无法取得重要情报，只好在黑暗中改变战术。以前情报阙如系战术上必然发生之事，故此种情形之发生并非意外。但从海军历史观之，未来战场将有许多意外之事。由于优异侦搜能力，敌人飞弹可于任何时间来袭，这种速度在帆船时代难以想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偶有出现。海上指挥官面对的是廿四小时战争。1798年尼罗河夜战在当时难得一见，在现代战争中，夜间行动是家常便饭。
卫雷(Bauton Whaley)的研究支持一项论点：奇袭重要性日益增高。渠在其著作「谋略：战争中之欺敌与奇袭」(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s in War)中，分析了从1914至1953年间发生的86场地面战。后来研究年代延长至1973年，增加了25场战役 [ 原注：是项著作于1969年完成。另外卫雷与谢尔曼(Ronald Sherman)又予以补充，见Daneil and Herbig，pp.177-94。卫雷着重于战略欺敌，而佛利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Van Vleet)对于地面作战则重视战术奇袭与欺敌。佛利特还收录获致战场胜利最普遍的方法。 ] 。卫雷之结论如下：近年来为达成奇袭目的，欺敌作为之使用日益增加；如无欺敌，奇袭难以达成。同样地，欺敌在海上之重要性日益提升。今日由于性能优异之监测系统，使舰队无法在敌毫无警觉下协调攻击行动。但由于侦搜系统之侦测距离、复杂性与多重备用装置，加上各系统结合作业的复杂程序，使得战术人员面对敌军采欺敌作为时仍有可趁之机。
战术人员将持续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哪种战斗领导人适合此种新环境？充满活力、毅力、体力的年轻人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全天候战场的另一个结果是，舰船在任何战备等级中都可能进行猛烈的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战备等级二、三 [ 原注：两者之战备状况低于全面战备——前者维持二分之一人员于战斗部位，后者为三分之一。 ] 到全面备战仅有一点时间。保持人员精力成为舰长在作战时最重要的事情，此种情形尤以冲绳海战为最。面临数日神风特攻队的威胁与持续压力，是项战役系吾人观察现代战场心理效应之最佳实验室。舰长与舰上官兵一般，均承受无情而令人衰颓之压力。战争持续之紧张关系系属新的现象。官兵无聊的时间渐少，恐惧的时间增多。的确，美国军舰在开阔海域有安全之空间，但在接近敌岸时，必须时时警觉，并须作出一连串毫无瑕疵的决定，这简直是难以摆脱的苦恼。因时时可能遭受奇袭的威胁，官兵将承受持续而痛苦的紧张情绪。史塔克号(Stark)与文森斯号(Vincennes)指挥管制能力不足适足以说明，即令敌人之攻击未经仔细计画，亦可造成严重危险。对近海海军而言，军舰只要出港即面临此种压力。当今海军舰船在设计与人员配置上，愈来愈多是针对战备状况二与三之需求而定。所有战术指挥官与舰长均应灌输下属越级思考之观念，因为战事可能在舰长到达部位以前已结束，无论输赢，负责之军官会问自己：「如果是舰长，会怎么作？」
现代奇袭作战之威力可用数据表示。当两方实力为2：3，并进行交火时，实力较低的一方并不容易靠奇袭扭转劣势。以费斯克(Bradley Fiske)之齐放交火模式为例，居于劣势的一方(简称B)如欲取得平衡，须先发射10分钟，而A毫无还击。如双方同时交火，十分钟大约是A歼灭B所需时间的60%。B如欲取得2：1的优势，须在A开火前射击20分钟。1807年时，美洲豹号(Leopard)即运用此方式取得军力平衡，使毫无准备的切萨皮克号(Chesapeake)丧失优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航母作战相较，如B有两艘航空母舰，而A有三艘，B可透过奇袭一次击沉两艘，立即取得优势。现代飞弹之协调攻击亦可对舰队发挥相同效果。如此规模之奇袭攸关现代海战之战果。武器射程增加了侦搜距离之需求，而武器速度将此需求更进一步提升。
未来密切协调之奇袭行动增加的可能性愈来愈高，而这也是必然趋势，指挥管制与对敌指挥管制之反制措施之重要性将愈来愈高。
战术人员将需要快速精确之情报处理与显示系统，方能与趋势齐头并进。武器射程增加时，感测器搜索之范围为射程之平方。而武器速度增加将缩短指挥管制反应时间，例如一马赫的巡弋飞弹与三至四马赫的弹道飞弹间就有相当差异；大型飞弹弹头与动能武器迫使吾人毫无犯错的空间。战术上日趋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与指挥上的干扰是否会因科技的提升而改善，并使指挥官能在战前与作战期间了解其处境？这种情形以前从未发生，未来则有待下一次的海战方可知晓。明智的指挥官会怀疑，大量资料是否有助状况的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效先发制人之重要性更甚以往，这有赖了解战场状况，取得优势。
现代指挥官对火力规画与投射所花精神较少，较着重侦搜计画与执行，并以反侦搜与指管反制措施来阻止敌方遂行同一作为。何以会有这种情形？因现代之火炮射控解算需要侦察与监测系统。未来战术之发展将使舰队指挥官与参谋获益匪浅，能以指挥管制因应致命性之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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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不变的原则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机动
火力
反制武力
侦搜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战术趋势与不变原则总结
海战史趋势
海战史中不变之原则
机动
作战理论有个问题，如何界定作战的开始与结束。致命性武力(火力)的交互攻击是否为作战的开始？维纳(Norbert Wiener； [ 译注：1864-1928，美国数学家，建立平稳时间序列预测理论和控制论科学 ] )在其著作「控制论」(Cybernetics)中提到眼镜蛇与蒙(mongoose)的故事。蒙具备特殊能力，相当敏捷，能处于眼镜蛇攻击的距离之外；在适当时机，蒙会攻击眼镜蛇头部后方，战斗随即结束。这场战斗是否从蒙的一跳开始呢？当然不是。同样地，第一炮也不是作战的开始。孙子、李德哈特与薄依德(John Boyd)皆认为，作战不仅在于火力运用而已，笔者亦认同此观点。还包括为达成日标而在初期实施之运动(不包括战略机动)。如马汉所言，战术是「作战前与作战时，能有效地结合各种作为之艺术。」 [ 原注：Mahan，p.10 ]
历史显示，运动之目的在于取得优势，斐拉凡佐(Fioravanzo)提出一项联系过去与现代部队运动间不变的法则。渠认为重要战术位置系能对敌及早集中更大火力之相对位置 [ 原注：Fioravanzo,p.209. ] 。代表动能之速度与时间转换成位置时就成为静止状态。在帆船时代，海军将领们皆了解进入射程前运动之重要性，以及受损而丧失速度之严重性。大炮时代，战舰的高速度却因大炮会使战事快速结束而无用武之地，因此运动仅在开火之前方能发挥功能。而今日的情势是：由于战场广大，加上武器速度快，军舰无论多灵活，运动速度相对之下却如牛步般缓慢，但仍须寻求有利位置。有利位置有赖速度与时间，战术指挥官须有远见。总而言之，现代战术指挥官切不可因距离的长远而被蒙蔽，渠等所采取之战略移动可能只是战术运动；且须谨记，有利位置为其目标，速度与时间为其达成目标之方法。
吾人平时过于高估战舰速度在作战时之优势。高速的代价是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并牺牲排水量与空间。计画人员平时并未考量到，舰队编队行动时系以速度最慢之军舰为考量。战术人员平时讨论时忽略了受损舰艇对整个舰队速度的影响。勃克(Arleigh Burke)担任第23驱逐战队长时曾向整个战队表示，决不会拋下任何受损之战舰，任其自生自灭。但事后渠却承认当时所言系出于感性而非理性。费斯克(Fiske)极为重视速度，并在其1905年海军学会获奖论文(Naval Institute Prize Essay)中将速度之重要性列为第一，后两项分别为管理性(manageability，亦即指挥与管制[C2])与火力。马汉则持不同看法，渠所提之「均衡速度」(homogeneous spee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当局战舰造舰决策，即牺牲速度，着重武器与装甲。鲍德利(Baudry)对着重速度的装甲巡洋舰嗤之以鼻，并不认为这种军舰能与陆军的骑兵比拟。在陆军，与步兵相较之下，骑兵是一支高级部队。鲍德利认为装甲巡洋舰不过是廉价的战争机器，渠写道：「有谁听过骑兵中队的成员是由小孩拿着木棍组成的？」 [ 原注：Baudry，p.47. ] 战斗巡洋舰的致命缺点是遭受短暂炮击后容易爆炸，费雪(Jackie Fisher)，亦即战斗巡洋舰之父，如能注意到鲍德利对速度的负面看法时，将会作得更为成功。丘吉尔重视速度，也在意装甲，如此方能在作战舰队前方支援侦搜线作业。
现代海军分析家并无法证明速度之效益何在，充其量是在防御性战术运动时有所助益。水翼船或气垫船亦未能证明效能及高速能有多少益处。新型攻击潜舰之高速率则是依据不切实际的理论的一种自圆其说。 [ 原注：单独行动的兵力，如潜舰或执行低空突穿任务的单一战机，其速度本身就是一项有待分析的问题。某一兵力是否能维持均衡的速率以及受损的军舰应如何自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依定义，单独行动的兵力是种不集中的兵力，而一个「不集中」的单位欲长期存活下去，必须保持不被敌人发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速率通常是我们保持行踪隐密的大敌。 ]
「海军作战之道」(How Navies Fight)一书作者邬利格(Frank Uhlig)认为航空母舰须具备高速度，俾利飞机作业。若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何种速度最适合航母。由于未来可能广泛使用短场垂直起降飞机，问题将更形复杂。其有垂直起飞能力(短场垂直起降飞机之最大优点)的飞机虽造价高昂，却可使航母舰队整体之动力需求减少50%，从而大幅降低造舰经费。军舰动力虽减少50%，但速度仍可维持原来之80%。高速还有另一个缺点，在水里会产生噪音而遭致潜舰攻击；航母能以低速率——甚至锚泊时——使飞机作业在某些时候极具价值。但笔者有不同看法；例如当部队前往印度洋时，战略速度仍是宝贵之能力。就战术闪避与反制瞄准而言，速度仍具相当之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卡罗莱纳级、阿拉巴马级以及爱荷华级(North Carolina,Alabama and Iowa classes)等军舰在速度上，系唯一能与航空母舰比拟之战舰。至于其他防空作战舰是否能在快速战舰上扮演更好的角色，似乎毫无意义。如科技能在没有牺牲其他能力的前提下提供更快之速度，吾人则应加以采用。如速率之获得必须牺牲其他能力，吾人则应三思。历史显示，吾人向来不遗余力地希望能使军舰速度快些，飞机除了速度要更快，还要更灵活；但五十年来在这方面并未有何进展。
火力
海上战术之成功遂行有赖有效地先行发挥攻势武力。如我方武器射程大于敌军，则战术目标系能处于敌射程外，集中火力摧毁敌军。如敌军射程大于我方，则战术目标应为遭击后仍能作战，并充分发挥剩余火力遂行任务。
对当今战术指挥官而言更重要的是，能集中并投射充分之有效火力，在敌发挥火力前遂行任务。反之则不应与敌交锋，因胜算极微，且对敌军无法造成损害。攻击的第二个不变原则是：当一切条件均相当时，战斗力上的些许优势将对战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且能产生累积性之效果。如能预知敌人将首先发动攻击，却不会产生决定性效果时，则吾人所拥有之优势会逐渐加大。在地面作战上，劣势兵力无法占据有利防御位置，并造成敌军重大伤亡。而劣势舰队必须承担风险，寻找有利时机率先发动攻击，否则应避开作战，采取闪躲、存活与蚕食策略，而遂行此等行为有赖运气与精湛之技术。
在前面几章中的部份理论或经验基础已获致此项结论。美海军战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举行之某些兵棋推演亦获致相同结果；两支分遣队交战结果系由下列衡量标准得知：两军相对战力(并非仅指军舰数量)如为2：1时，劣势兵力会被歼灭。如为3：2时，劣势者损失一半战力。4：3时，优势兵力将击败敌军，但其后在兵棋推演的剩余时间内将无法执行大型任务。 [ 原注：McHugh，PP.4-28及4-29. ]
笔者认为海战相对战力为4：3时，足以决定战果，但若劣势兵力先发攻击时则不然。3：2时，敌军将遭歼灭。某些国家曾试图取得5：3或2：1之优势，但这个数字大多基于战略，而非战术考量。 [ 原注：美国在华盛顿条约的谈判中，基于其在太平洋与大西洋都有战略责任的事实，而主张其主力舰兵力相对于日本主力舰兵力，应具有5：3的优势。而于本世纪初，英国担心会有一个「两强联盟」对其构成威胁，因此主张「两强标准」，也就是其海军兵力应大于实力在其后的两个强国海军的兵力之总和。 ]
另一项一再出现的现象由于过于普遍，故可称为不变之原则；亦即在战前高估武器效能。美西战争时，舰炮效能之低落出乎意料之外。到了1915年，射控问题多获解决后，能持续10至20分钟之精确火力即可决定战果。但在口德兰海战中，由于英军作战线灵活度不足，德军舰队运动敏捷，加上烟幕使作战现场能见度不佳等因素，使公海舰队逃过被歼灭的命运。太平洋战争前，航母指挥官对空中武力过于乐观。由于火力效能未如预期，舰队夜间行动杂乱无章，并未如兵棋推演时所示，产生简洁与决定性之效果。吾人须谨记这条规则：注意战争的「迷雾」，切勿低估敌可能躲过我方火力之可能性。下一场海战中，军舰发射飞弹后仅剩下空无一物的弹舱，看不出那些武器能对战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位仅存的战术家勃克将军被问到，对以其命名之新型驱逐舰勃克级(USS Arleigh Burke)会作何改变时表示，渠将在舰上添置一对水手使用之短弯刀（以御敌）。
决定性战果之可能性仍然未明。吾人观察到有些时候，攻击效能会因不良战术(墨守作战准则)，以及良好的装甲却配上低劣的射击与运动能力而大受影响(利萨海战[The Battle of Lissa]后)。但大体而言，攻击者较防御者更占优势；比提元帅(David Beatty； [ 译注：1871-1936，英国海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日德兰海战中指挥英国舰队。 ] )对于在五分钟失去两艘巡洋舰大感震惊；但相较之下吾人面对福克兰战役中，阿根廷折损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与英军折损雪菲尔号(Sheffield)就没那么寰惊。下列情况也不足为奇：英舰胡德号(HMS Hood)猎杀能力显得非常脆弱；中途岛战役时，日本海军的战力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就被摧毁；美海军舰队占有绝对优势，但于血腥的冲绳岛之役面对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每日折损一艘军舰以上。在现代战争中，军舰与飞机之折损率将极为骇人。但在武器威力上吾人发觉并未有多大进展。未来海战之决定性与毁灭性特质仍将如以往一般。
武器性能被高估，以及海战血腥四溢并快速结束，这两种说法间是否存有矛盾？中庸说法为：尽管战术人员未来所需之攻击能力远超过其所预期，但攻击力中之高威力与决定性效果仍然重要。杜威(George Dewey； [ 译注：1837-1917，美海军上将，美西战争时在马尼拉湾指挥美海军击败西班牙舰队，美国因而夺得菲律宾。 ] )与桑普森(William Sampson； [ 译注：1840-1902，美海军上将 ] )以优势火力赢得作战。日德兰海战就战术言之或许未分出高下，但科罗奈耳与福克兰群岛海战则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结果未明的战役，其实都已几近分出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航母空中武力足以横扫太平洋，但在1942年历经四次大战役后，几乎伤亡殆尽。当时对战机效能预期过高，影响飞机之战术部署，但就太平洋战区战略专家而言，此点并无关紧要。
反制武力
尽管防御敌炮火之成功机率涨落互见，且如今正处于衰退状态，但降低或摧毁敌攻势火力之重要性仍然不减。反制武力的不变原则如下：
除短期或特殊状况外，在海战中，防御从未如克劳塞维茨或其他陆战专家所言，能优于攻击。海战中决定性攻击之潜力尚未完全发挥。 [ 注 ]
防御展现了无比的弹性。防御的功能大多系争取时间，俾利攻击。然防御需求并不太大时，面临新威胁时可采其他方式因应。
由于攻击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故防御有时能发挥出更大效能。
战争肇始时，攻击与防御系摸索运用，但在战争初期，攻击效果较为显著。
海上作战另一项不变的原则是——海军是重要资产，难以取代。故以往舰队不会与配备相同数量火炮之陆地碉堡交火，战舰不会贸然进入适合布雷之水域，航空母舰不会攻击战机数量相同之机场。然而，如舰队在对岸上作战方面居于优势，以及掌握制海权时，则可能采取此类行动。1915年加利波利(Gallipoli)之役显示，海上兵力必须具备绝对优势，以及在适合布雷水域与岸置火力交战的风险性相当高的事实。三艘法国与英国主力舰，以及一艘英国战斗巡洋舰被击沉或受重创，而舰队突破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es)的行动功败垂成。
航空母舰对机场的作战亦有相同之风险。机场受损能立即修复，但受损之航母则不然。在传统战争中，在陆地之隐匿性、存活力与复原力均优于海上。军舰之优点在于机动力与兵力集中之特性。
核战发生时则不然。由于水面舰能透过战略运动远离威胁，透过战术运动可闪避飞弹攻击，持续战力较地面部队为强。潜射弹道飞弹之隐匿性优于陆基洲际弹道飞弹，故存活率较大。核战亦改变了一项原则：海上武力与陆基系统相较，前者较不容易进行战力补充，但在核战中，并不存在核弹头的补充问题，故这项原则不再适用。
侦搜
孙子写道：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 原注：SunTzu，pp.144-45. ]
此段出于「用间篇」，孙子如见到当今之破码技术与侦察卫星时，吾人可想见其兴奋之情。
海军指挥官向来希望其进行有效侦搜的距离能与其武器的射程相配合，亦即在相当远的距离搜集敌军情报(谨记前述之时间与运动之关系，吾人提到要「够快」)，俾利采取适当之攻击与防御行动。情报内容还须包括己方部队资料。一般人很难想象了解己方兵力动态之困难。在演习中，指挥官将所属部队列为攻击目标的情形时有所闻。任何专业人员均应谨记误击友军之风险性，初学者应详读摩里逊(Morison)有关所罗门夜战之著述，包括艾比蓝角战役(The Battle of Cape Esperance)。选择战术时应考量部队对战术了解与运用之娴熟度，在现代战争中，舰队如未事先演练而采疏散部署时，反而可能以长程飞弹误击友军。据称全球定位系统能避免友军误击，若果真如此，全球定位系统将改写海战的历史。
侦搜作业上不变的原则似乎是：情报永远不足。在帆船时代，巡防舰队在前方负责战略搜索(当时海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海上发现敌军)。当时并无多少方法能得知敌战略目标或位置。如同现代之卫星与超地平线雷达般，风帆巡防舰亦负责战术搜索，当时战略与战术搜索并无明显区别。发现目标后，巡防舰立即驶回至可互通旗号之距离，舰队方有足够时间编成纵队。如无足够之巡防舰，舰队可能在编队未完成时为敌所乘。圣文森角海战(The Battle of St. Vincent)即法国与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中的一个此类窘境的例子。海军指挥官极力要求提供更多巡防舰，但却不能如愿。
第三章指出侦搜作业上投注之庞大兵力。杰立可将军与谢尔将军投注25%之重型兵力用于从事侦搜作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侦搜部队包括更多舰艇与飞机。双方更极力运用信号情报(笔者认为，侦搜包括情报之发送——研析除外)。吾人现今已难以想象，如没有无线通信，舰队如何处理侦搜之问题；无线电通信有助舰队运动，系遂行侦搜作业之要素。
在两次大战之间，飞机成为主要之侦搜系统，执行欺敌、追踪与弹着观测——协助舰队火力瞄准。法国贝罗将军(Raymond de Belot)在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中海海战的描述中提到，意大利海军持续向空军请求侦搜机协助作业，如要求未果则士气大幅滑落。 [ 原注：Belot，pp.41-44,67-68,71-72, and 86. ] 美、日均派出潜舰、陆基飞机与舰载机执行早期预警与战略侦搜。美国航母舰队大量使用侦察轰炸两用机执行战术侦察，成果显著。日军使用航母舰载机执行侦搜起步较晚，多仰赖巡洋舰搭载之水上飞机，并尽可能使用陆基飞机。由于舍不得将飞机用于侦察作业，日军付出惨痛代价。优秀的指挥官会为了发现并标定目标，不惜牺牲其战斗力，将舰船与飞机应用于侦搜作业。战史中或许过于忽略空中搜索雷达在侦测与目标定位上对美军战术的贡献。在所罗门夜战行动之初期，雷达虽被误用，但太平洋战场上优异的空中与雷达搜索能力让吾人难以低估其效能。
当今战术指挥官仍将认为，侦搜作为永远不足。依据搜索距离、中心方位与散布角来配置侦搜装备将是指挥官最重要之战术决心。史普鲁恩斯、米契尔、海尔赛等人运用轰炸机执行侦察任务，杰立可将军运用快速战舰实施侦搜作业，而现代指挥官有时亦必须牺牲部份兵力进行情报侦搜作业。如洲际弹道飞弹或潜射弹道飞弹造成全球核战时，战术侦搜之角色仍将维持不变。太空与地面系统将成为瞄准、损害评估以及评估剩余兵力之必要装备。科技在下一场战争中会替吾人带来新的「雷达」吗？吾人是否能善加利用此一新装备，抑或如所罗门海战中依据过时的计画而弃之不用。最有可能的系统是小型无人载具，尤其是空中系统。吾人切不可低估将此系统纳入侦搜网络之困难度。
侦搜系战争中不变的重要原则，此一说法似乎过于平淡无奇。或许较好的说法是：胜利者在欺敌、追踪与瞄准等侦搜能力上优于敌人。就海战而言，良好的侦搜能力——比机动力重要，和武器射程同样重要，且通常和任何作战要素一样重要，因其不仅决定了何者可有效攻击，更决定了何者可首先发挥决定性之一击。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退休前仍担任海军电子系统指挥部(Naval Electronics Systems Command)首席科学家之劳森博士(Dr. J.S. Lawson)使用指挥管制一词代表指挥官运用职权，指挥部队达成任务之程序。大约在1977年，劳森博士与海军研究院慕斯教授(Professor Paul Moose)共同设计如图8-1所示之决策周期。 [ 原注：无独有偶地，欧洲盟军统帅部技术中心(SHAPE Technical Center)柯以尔博士(Dr.Geoffrey Coyle)也提出类似论点。苏联有关控制论的科学研究中亦有证据显示，早在1960年代苏联即已提出类似之指挥管制模式。见Abchuk等以及Ivanov等所着之作品，两者分别为1964年与1971年版之修订版。James Taylor(Pp.36-41)对苏联指挥管制之研究提供有助益之论点。 ] 内容包括决心(decision，指挥之一环)、感测(sensing，侦搜之一环)及行动(acting，透过通信进行管制之部份作为)，以及所有之战术程序。劳森、慕斯及其同僚将「感测」与「行动」纳入指挥管制程序中并置于回馈环路中，扩大指挥管制的内涵。渠等并研究指挥管制对火力投射与侦搜产生之效能，例如火力发射率或监侦情报品质(对战术相当重要)。有了指挥管制流程图后，吾人可检视整个战术环境与指挥管制之效能，观察火力投射、侦搜，以及指挥管制的每个步骤。战术分析人员可用其中两项为依据，仔细检视第三项。例如，分析人员假定双方之战术侦搜与武力投射计画后，即可专注于旗舰战情中心如何取得情报，以及这些情报如何在内部，流通(属指挥程序)。另外渠亦可研究命含在通信网络上之流程，例如将敌潜舰定位后实施攻击，并将重点置于运动路线以及完成攻击所需时间(管制程序)。
图8-1 劳森指挥管制流程
劳森1977年提出之指挥管制模式最显著的缺点之一为，将管制视为单方面之程序。劳森现今认为其模式应纳入敌管制流程，此一流程系依据作战环境与我军兵力运作。 [ 原注：取自1985年冬季于加州蒙特利(Monterey，Ca[ifornia)与劳森之谈话。 ] 图8-2显示敌我双方之指挥管制流程。图表看似清楚明了，却未显示引进敌管制流程后衍生的复杂分析问题。假设我军管制流程效能优于敌军20%，这是否代表吾人在战场控制权上取得些许优势、20%优势或全面优势？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无标准答案，但吾人面临之具体战术问题仍须加以解决。依据此流程而进行作业者，尚无人能区别具备回馈特性并管制「自然」(nature)之工程流程，以及两军依据各自目标而进行之管制流程之间有何基本差异。
图8-2 敌我军于相同环境同时实施指挥管制之流程
劳森强调之指挥管制系一种程序，亦即如何处理事情，其指挥模式系依时间作业之抽象概念，并无具体战术内涵。笔者着重指挥，亦即应完成何事。指挥攸关兵力分配——亦即战斗力之分配。战力分配系指挥管制之内涵。透过指挥进行之兵力分配系依时空为条件，此外考量因素还包括功能(例如依据侦搜与攻击，或攻击与防御需求分配兵力)与组织(就水平组织而言，兵力分配予下属指挥官，就垂直组织而言是分配予电战参谋官)。
战术内涵与劳森之「所欲状况」相近，亦即指挥所欲达成之目标。作战初期，所欲状况大多系于任务分配与兵力位置，并运用指挥管制反制措施影响敌行动。之后指挥管制所欲之状况是率先对敌实施有效的射击。
除非准则相当周延，或海上状况能准确预期，否则指挥管制计画作为应就全盘状况考量战术内涵(所欲状况)。谨就此点加以说明。有一种地面作战系沿一条阵线进行，各单位负责一个区段，达成赋予之目标亦即其所欲状况。增援部队负责支援战事困难之区段，待所有区段均达成目标后方可言获胜，此种胜利的关键在于侧翼不能暴露出来。另一种方式系在行动成功之处强化战果，使胜利如雪球般愈滚愈大，这有赖突破敌军后继续扩张战果。海战时，战斗群如愈遂行防御行动，须适时强化空中、水面与水下之攻击。最适合击落来袭飞弹的屏卫编队并不适合侦测、吓阻、与摧毁来袭潜舰或小型快艇。进行攻击行动时，舰艇之机动力有两项优点：能在许多位置对敌产生威胁，以及发现敌人弱点时能加以运用。
大体而言，什么时候实施防御，并扩大敌军弱点，什么时候采取攻击，强化战果？今日吾人如何运用此项战术原则。就攻击而言，现代网络架构能使分散各地之部队在重要时间与地点发挥协调攻击。经初步损害评估并精细计算后，再度攻击，俾获致初步战果。此系美军所谓之优势战场觉知与精准打击(Dominant Battlefleld Awareness and Precision Strike)。就防御而言——吾人应加以注意此点，当敌军掌握主动优势时，舰艇编队与指挥管制程序应利于各舰在面临威胁时，能立即自行采取行动因应。在此防御原则下，面对空中、水面、水下、太空与陆地威胁时，应采何种编队与那些措施皆应于事前制定，包括自由射击区与回避区。面临攻击时，防御部队指挥官则负责填补敌军打开之砖隙，并协助孤立无援之受损军舰。勃克中校在一项行动检讨报告中提到：「作战时无暇下达命令，各员在开赴战场前应了解各自之任务。」 [ 原注：取自Callo，p.64. ] 。
指挥官与其参谋汇整情报，决策辅助系统如能使相关作业更有效率，则应采用之。现代之地图或数字显示器亦能协助情报整合。人工情报系统亦具有颁布过程与(当超越此过程时)自动决策之功能。但在军事指挥决策辅助中，没有任何系统能比人类作出更好的决策；但有许多系统能使决策的某个部份作得更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有些射控系统能依据威胁程度对目标设定优先顺序，分配武器，并发射飞弹，完全无须人工介入。神盾系统虽仍可由人介入操作，但其运作系依预置之战术计画执行。
管制系一种执行决策之作为。声音、视觉与电子通信系管制之重要工具。有效之规画与训练系管制之基石。指挥管制之效能可透过持续实施之时间加以评估。另一项衡量标准系改变计画时所需之通信量。
时间与时机系重要因素。时间系持续之长度，时机则是指挥官谨慎下达战术命令之时间点。时间系吾人所欲节省之量；时机则是抉择之时刻。
压缩信号并运用通信网络以更快速度处理与下达命令可节省时间，决策辅助系统亦可节省时间；另一项节省时间之利器系团队合作，这有赖训练与准则规范方能达成。懒散、迷糊、体力衰竭与士气低落系时间浪费之主因。笔者怀疑，许多导致后果惨重之战术决策系由精神耗乏，体力衰竭之指挥官与战斗人员所制定者。美海军更上最严重之挫败——萨沃岛(Savo Island)战役，无疑地系导因于体力衰竭。美军于是役在兵力调配上仓促拙劣，而哨戒舰亦未能察觉三川(Mikasa)之巡洋舰队。
时机系战胜之关键。古希腊人有kairon lavien一词，代表掌握机会之绝佳时机。战术人员永远在一个问题上打转，渠是否已获得充分情报，俾能遂行攻击，而敌人亦搜集情报以找寻有利攻击时机。两军兵力相当时，完整之情报亦不能保证胜利操之在我。以下棋为比方，双方对一切了若指掌，并能有效管制其部队，胜者并非取决于战术情报。良好之时机除依赖情报外，还有赖本能与经验。
就其他方面言之，以棋赛比拟作战并不恰当，因相关问题在于主事者之智能对抗。未纳入的因素包括迷雾、威胁、降低人员精神张力，以及时机与攻击等问题。吾人曾数度引用勃克所言，优秀与拙劣领导者间仅有10秒钟的差异。指挥官应时时将时间与时机谨记在心。优劣领导者间之另一项差异在于渠等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以及传达了什么。
指挥官之首要目标系维持命令——即保持管制，或如班布里基-郝夫(Bainbridge-Hoff)所言：「尽可能避面混乱状态。」 [ 原注：Bainbridge-Hoff(1894),p.86. ] 。如果这只是开始，那么这也是战术规画开始之处。布雷克(Blake)与其他将领出海后立即将所有兵力编成纵队，命令下达后兵力随之集中。笔者敢言，美海军在所罗门夜战中之所以编成纵队，部份原因系除了维持管制，指挥官也不敢期望舰队能发挥何种功能。后来勃克以小队编组实施连续攻击，但渠充其量一次仅能协调两支小队之行动。在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 Augusta Bay)，梅利尔(Tip Merrill)以巡洋舰纵队为参考点，两支驱逐舰战队分别于纵队两端展开部署。这种三种编队的战术除了造成场面混乱外，对敌造成之损害不大。勃克下令舰队分别行动，勃克打转了一个多小时后试图集结兵力，结果完全失去管制能力。
美空军备役少将贾斯柏韦尔契(Jasper A. Welch)曾提到其个人对「完美指、管、通、情体系」之标准，依重要性顺序排列：
保持命令畅达与部队团结。
管制作战步调，避免致命错误(此两项标准系韦尔契所言之「避免失败之前提」)
确保行动不会发生零功效的结果。(韦尔契认为这是胜利的第一个前提)。
充分发挥兵力调配、战略或部队各单位之功能——有效能之指挥管制。(韦尔契认为就重要性而言，此标准应列于第17项)。 [ 注 ]
美陆军备役中将库贺曼(JohnCushman)亦就通信提出类似观点。
假设一种用来衡量指挥官对通信之满意度的方法分为100个刻度，0代表毫无通信设备，100代表完美。假设指挥官仅有勉强可用之基本通信装备，满意度可达50，有了完善的系统后，满意度不过是增加一倍。 [ 原注：Cushman，pp.6-111. ]
战术过于复杂化是平时容易产生之毛病，一旦情势由和平转为战争时，战术随即明显地简单化。战术理论家们低估了战事紧张时，实施复杂军事行动之困难度；熟于军事史者又过于急躁，亟欲找出从未被加以运用之机会。海军领导者在平时亦有此种倾向。复杂高超之运动最适合军舰作业，可透过高度训练达成，例如潜舰或小型单位。其他特殊例子如公海舰队可在作战期间实施180度转向，但这需要明确之准则与严密之训练，且条件是军舰数量不多。由于敌军亦可能了解己方经常训练之项目，因此复杂之舰队战术须在敌人了解的前提下仍能奏效。由于未来将使用性能更好之通信与决策辅助系统，故以精密系统执行复杂战术之潮流势不可挡。然而复杂之作为应在审慎考量与高度训练后方可实施。
攻击与防御兵力之集中相当复杂，但吾人却容易高估敌人这方面的能力。低估敌人后果堪虞，但依最坏状况制定计画并据以实施并不足够。有时候，我们被教导要以敌人能力作为吾人行动之依据，这是错误的观念。行动应反映出吾人对敌能力已作全面考量。了解博奕理论(game theory)的人都知道，此一做法类似指挥官正式之「状况判断」(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将各个数值纳入考量。依据博奕理论，吾人考量双方所有行动选项后，针对敌军最佳选项，制定我方最佳因应之道。但如同所有计画般，状况判断在实际作业中未必适用。判断属静态作业，作战系动态作为，时间与时机之不同会增加或减少替代方案之需求。(1862年5月至6月的申南多亚谷[Shenandoah Valley]战役中，杰克森[Stonewall Jackson]只不过比敌军更早制定替代方案，行动更快。)另一方面，情势的演变会造成许多事前未见之紧急情况。作战计画应考量到主要攻击开始前，军力平衡丕变之应变作为，这类状况并无法事先预判。举菲律宾海战为例，日军意图以航母战机执行长程攻击的计画，早在实施前即注定失败。因史普鲁恩斯早已摧毁日军陆基空中兵力，且其战机已掌控日军海航机预定降落之塞班岛与关岛机场。
状况判断虽有局限性，对劣势兵力指挥官而言，此点最为明显。最坏状况的因应计画并无法赢得胜利。状况判断系用以发觉敌对我最不利的行动方案，并设法消除敌人落实此一方案的可能性。具体的做法包括侦搜、欺敌、或快速猛烈之打击。对优势兵力指挥官而言，如计画面面俱到，意图打一场毫无风险的战争，反而会丧失诸多大好良机，浪费宝贵时间；时间对战略而言相当于战术上之兵力。海尔赛将军行事冲动，虽多次失利，但人们总是记得他对战略(担任西南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时)与战术(担任第三舰队指挥官时)两者间运用自如。但如将历史上战术指挥官排列名次，海尔赛洛于史普鲁恩斯之后。史普鲁恩斯作战时颁布细密，行事果敢。
状况判断之功能永远不变。状况判断对战术决心之影响力依然重要，但绝非决心制定之依据。劣势兵力在作战时难以避免地会面临诸多风险，对指挥官而言，状况判断之重要性在于提供依据，俾能承担风险。
以下探讨之主题相当重要，笔者之态度将较1986年时更加审慎。许多因素加速了金融、交通、商务资讯之流通，决策亦然。新知识产生之契机与竞争优势，以及大趋势与大进步等言论充斥于耳。美军亦拥抱商业网路科技的果实，俾使决策能快速精确地传达至遍布四处之部队，无论在时间、地点或网界(亦即电子资讯之管道与节点)上均需达到精确性。然商业竞争取决于资讯交换合作，资讯作战则在摧毁敌军资讯。资讯科技的确影响了美军战略：CNN效应只是一项结果。就平衡观点而言，两军交战时，指挥管制仍将面临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之制衡。故就战术言之，未来指挥决策与以往相较并无多大进步。
作战时，舰队指挥官须将决心制定之速度与执行决心之可靠性谨记在心。克里维德(Martinvan Creveld)在其「战争中之指挥」(Command in War)一书中，研究了从古至今地面战之指挥。渠指出不确定性系指挥体系必须因应之重要问题。但渠在文中写道：「本项研究最重要之结论为，科技决定论事实上在吾人面临不确定因素时，从未主导因应方式之选择。」从烟号到电报，以及从无线电到通信卫星，对识见不明之军事组织而言，科技反而是种陷阱。故吾人应如克里维德所言，「了解科技之限制，从而找出遂行任务之方法」 [ 原注：Creveld，pp.268 and 274-75. ] ，而不是依据可用之科技制定相对之行动。
以往解读旗号与灯号再据以行动所需之时间，是否与今日部署范围广泛之机舰作同样动作所需时间相当？吾人是否还记得，帆船时代作战时产生之烟雾影响信号解读能力？VHF无线电只因通信室与驾驶台间线路出了问题而无法操作？反潜飞机因少了UHF晶体或正确之通信计画而无法进行通联？吾人须谨记海军战术资料系统(Naval Tactical Data System)之经验，电子邮件与其他电子传输方式亦时有失效，敌人亦可干扰通信或对电脑网路散布病毒。与潜舰通信并不容易。武器射程与威力使编队间距大幅增加，而开阔之编队亟须仰赖通信卫星，但可靠度并非百分之百。故结论如下：尽管通信之速度与容量有大幅进展，但战时指挥与管制部队之能力可能未有多大改变。
此点有何重要性？此点攸关决策时机与命令下达。以往曾有指挥官因低估通信所需时间与品质，打乱了完善的作战计画。例如在瓜达康纳尔海战(The Battle of Guadalcanal)中，13艘军舰组成之纵队灵活度不足，柯拉汉(Dan Collaghan)难以管制；在艾比蓝角战役中，史考特所属舰队在运动时杂乱无章，射击命令更是含糊不清。为满足指挥管制系统之需求，吾人应在科技提升上不断努力。现代指挥官在作战步调与面临困难时，可参考历史上宝贵之经验。
作战步调之维持有赖指挥官及其参谋周延地制定计画。计画旨在将各种不同的部队结合成一支特遣部队。为使各单位能充分合作，特遣部队指挥官之所有参谋应可独力负责计划所有行动。空中、水面、水下与两栖兵力之派遣，以及攻击行动的实施等，参谋的角色是领导者，而非仲裁者。作战期间侦搜统合行动之规画与执行，包括电子发射之管制，均为该参谋之责任，且不可授权他人负责，这并非剥夺下层指挥官之职权。笔者认为，舰队如欲遂行任务，指挥官与其参谋对作战的各个层面应驾轻就熟。自从战舰、巡洋舰与驱逐舰的时代开启后，指挥官即全权指挥所有单位并协调部队之行动。
准则之发展亦为指挥管制之一环。滨海作战计画人员开始相信，只要有配套之实际通用作战准则与战斗教令，加上舰队实际勤训演练后，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将可充分发挥潜力。战时优异之战术有赖平时对战术之精研，娴熟演练有赖完善准则，完善准则有赖周延之战术思想，周延之战术思想有赖坚实之战术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战术无出人意料之发展，应可归因于廿世纪初大量战术著作出版之故。令人意外的是，战事肇始之际，相关战术与准则作为与科技之进步并无多大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海军作战时运用飞机，比夜战时运用大炮的成效更佳。战术效能与刊物中战术文章之品质有关。海军作战刊物之品质应就严整性、探讨主题及读者人数，与以往之舰队战术刊物比较。美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内容应与1900年至1910年般，以战术文章为主。海军战院之课程则应如1930年代般，着重于海军作战。兵棋推演不应将重点置于训练与增加经验，而应如1920至1930年代一般，从每一次的推演结果中学习。吾人之当代战术著作应与世界上一流的著作比较。海华德上将(Admiral Thomas Hayward)担任军令部长时兴起之战术思想复兴的风气逐渐式微。吾人对海洋战术相当纯熟，但在滨海作战与相关教令上仍有待努力。滨海作战爆发时可能之战术能力可从相关著述之品质观之——比平日之演习更具代表性。截至今日，相关著作大多在提醒人们应多注意滨海作战，却未提出相关战术因应之道。事实上，三篇有关滨海作战之最佳著作之作者均为外国人：挪威人薄连生着「滨海国家之海权」(The Seapower of the Coastal State by Jacob Borreson)、丹麦海军中校裘金生着「美海军之滨海作战：2000年与其后」("US. Navy Operations in Littoral Waters：20OO and Beyond", by Commander Tim Sloth Joergensen)、英国海军少校更塔克着「不干预：滨海环境中行动之局限性」("Non-lntervention：Llmlted Operations in the Llttoral Envlronment，by Lieutenant Commander Jeremy Stocker)。 [ 原注：Stocker，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utumn1998). ]
在没有任何干扰因素下，平时指挥的各项不变原则中何者最为重要？笔者看法与本书所述的其他观点不同，但却无任何事例可资证明。陆军上将库贺曼却有充分证明支持其观点。渠认为在战时，指挥之首要之务为遂行任务，平时则为战备整备， [ 原注：Cushman，pp.4-13. ] 此言或许言之有理。克劳塞维茨说过：「习惯会孕育出无价之性格与沉静」，这是否代表没有参与作战时，习惯必须由训练而得，究竟何者为重？还是指挥上最重要的是知己、知敌？这些观点皆均有相当价值。但笔者认为，指挥官平时最重要的是尽其所能发掘作战领导者，赋予这些人舰职，任职时间须比美海军现行之规定还长。每一个舰职指挥官之首要之务就是找出两个能力更好的军官，并竭尽所能协助渠等从事战备，如此方能发挥提纲挚领之功能，使其他事务进入常轨。
战术趋势与不变原则总结
海战史趋势
武器(鱼雷、飞机、飞弹)速度之增加较投射载台之速度(舰船或岸置单位)为快。
载台速度重要性次于武器速度，发射速度有赖侦搜与指挥管制之程序，以及武器本身之速度。
运动性对兵力集中与优先打击之重要性降低，但对闪避敌人武器而言，重要性不减反增。
武器有效射程之重要性超越了武器之威力。
武器威力大幅增加，特别是攻船武器。
武器射程与威力扩大了敌我双方舰队间之无人地带，此一地区之主要活动为侦搜与屏卫。
武器射程与威力增加亦提升陆地与海上之互动，岸置部队参与海战之程度逐渐增加。
防御之发展逐渐以防御力(火力与软杀)为重心，而非以往之持续战力(承受打击之能力)。
造舰工程师对前一观点的接受度过快。建造主要军舰时，仍应将持续战力纳入设计。
未来部队散布范围广大，有赖指挥管制集中火力。
在港舰与地面飞机容易遭受攻击。港口不再是安全的庇护所。
侦搜系统之搜索范围必须与武器射程齐头并进。
侦搜范围就垂直面而言已大幅增加。由于许多武器其有三度空间作战功能，故空中、水面与水下侦搜逐渐相互为用。
太空侦搜系统将导致太空作战。
武器、感测器与通信射程或距离增加，而反侦搜效能亦将随之提升。
海战史中不变之原则
依据预期战况实施运动仍是作战重要之一环，如今其实施之规模更大。
运动之目的系取得相对于敌人之优势位置，地面战中强调某些地点具绝对优势，在海战中不见得适用。但特定地点可能对战略结果有所影响。
吾人平时对军舰之机动力过于夸大，其战术价值须依据机动力的取得牺牲了哪些能力方能衡量。
首先发挥有效武力永远是首要之战术目标。
如双方持续交火，只需些微之优势即可产生决定性效果，甚而在未受相当损害情形下赢得胜利。
劣势兵力如具备优异侦搜与指挥管制能力，并一次发挥庞大火力(如齐射)，将可战胜。故劣势的一方须具备充足火力。
火力效果未如平时预期，然投射决定性火力之可能性普遍存在。
自有海战以来，作战中表现最佳之舰队不会保留战术后备部队。
反制武力、反侦搜以及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等旨在迟滞或降低敌军火力，待我军火力发挥效果。
防御无法主导海战，充其量能发挥迟滞功效。
防御在因应或抑制新武器效能上具有惊人的弹性。例如，当装甲成功地防御炮弹，而导致反装甲火箭问世时；当美军防空系统有效摧毁敌战机，而导致神风特攻队的出现时。
与陆军部队相较，海军部队较难以补充战力。由于海战中攻击具有绝对地位，因此高层较不愿置海军部队于险境。
战术指挥官一向希望其侦搜能力能与武器射程与发射速度相当。
侦搜能力似乎永远不足。
反侦搜成为压制敌人侦搜之主要利器。
战术奇袭之可能性增加。敌我皆可能发动奇袭。
由于两军皆有可能发动突然猛烈之攻击，故遭奇袭后，损伤愈益严重。
欺敌(亦即隐藏我火力、迟滞敌侦搜作业、干扰敌指挥)愈益重要，且攸关舰队战术成功与否。
指挥管制能力提升，但永远无法满足需求。汇整侦搜情报之现代决策辅助系统能改善决策时机，减少决策所需时间。
现代作战使战场处处充满危险。事实上，由于先行从事远距离部署在今日变成相当重要，故吾人难以界定现代作战于何时开始。
战术指挥官必须集中更多注意力在侦搜作业上，而非火力投射。
过去廿年来，感测器与通信网路之范畴与复杂性以极快之速度增加。
作战的趋势与机器系统有关。
战术指挥官应时时准备重新分配部队任务，牺牲火力从事侦搜与屏卫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