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概要
最初兵力 实际残存兵力
航舰 战机 航舰 战机
A.日本 9 450 5* 34*
B.美国 15* 704 15 575*
米契尔在傍晚时以216架飞机对日本发起攻击，其相当于3艘航舰的舰载飞机数目。根据我们估算，此次攻击行动美军使得日本3艘航舰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事实上，美军击沉了2艘的日本航舰，潜舰则另外击沉了日本2艘航舰。
除日本航舰战机遭到严重损失外，日本战斗舰与巡洋舰的侦察飞机亦有些许损失，另外较大损失系日本驻扎关岛的陆基飞机。
美军并非所有航舰均系大型航空母舰，表中航舰并未进行明显区分，亦未对其做曲解的比较。这些数字系为人耳熟能详的。
美军损失了129架飞机，米契尔夜间对日反击动用的飞机约100架。
菲律宾海战役不再是一场搜索与攻击的激烈战斗。在这场战役中，防御压倒攻击。一年后，在一次罕见公开说明中，史普鲁恩斯表示较喜爱离开滩头进行攻击，然而他的任务却是保护滩头阵地。不论系高瞻远瞩或刻意轻忽，他的防御战术似乎真的见效。小泽的计画仰赖海基与陆基飞机联合运用予以达成。史普鲁恩斯接近塞班岛准备迎战日本舰队，藉此可以解除日本陆基飞机威胁，在航舰战斗时取得战机数量的优势。小泽的穿梭战术注定失败，此因美军战机对驻扎关岛或前往该处的日本飞机进行攻击。由于滞留附近水域，史普鲁恩斯得能控制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当美军在该处迎击日本舰队时，得能运用所有战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史普鲁恩斯的15艘航舰上共携行了470架战斗机，约占全部战机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军在舰载战机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
由于美军强大的防御能力与日军的飞行员素质欠佳，日本战机遭到美军战机迎头痛击。战果或多或少归因于此因素，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不大。祇要美国舰队保持有效战斗集中，是否意味着此即足以保证美军获得战斗胜利，战术集中已成为史普鲁恩斯的注册商标，甚至日将小泽都预期会如此。
若换成是1942年，史普鲁恩斯可能会追击日本舰队。当时攻势压倒守势，首击遂成为美日双方期待的有效攻击手段。美国四分之三的海军航空部队系由攻击战机组成。1944年时，环境已经大不相同。集中的美海军航舰战斗舰队，已展现有效进行自卫的巨大潜力。为了强化防御能力，美国海军航空部队的战机比率由25%增至65%。日本海军的航空兵力以攻击战机为主，总数三分之二的战机系俯冲轰炸机与鱼雷轰炸机。我们推测直至马里亚纳海战前夕，日本海军仍紧抱着奇袭的期望与攻势的信念。这场战役之后至二次大战结束，日本航舰兵力几乎损失殆尽，雷伊泰湾海战时航舰仅做为诱饵之用。
一九四四年时，越来越多的战机被当做攻击护航战机之用。1942年，击沉航舰的战斗逐渐成为摧毁战机的战斗。1944年6月起，美日的战斗遂成为日本陆基战机与美国航舰战机的战斗。
我们无法彻底明了海军评论家对此转变的不同看法。甚至报告指出，连史普鲁恩斯都认为此种转变系本能发生的，海尔赛(Halsey)则不同意这种说法。尼米兹对史普鲁恩斯因为其主要任务在于保卫滩头而致未能击沉日舰深感失望，而在雷伊泰湾海战时改变了优先次序而要求海尔赛以摧毁日本舰队为其主要任务。对海尔赛而言，他过度急切地要执行这项任务。在雷伊泰湾海战中，当日本运用航舰与战舰做为诱饵时，他匆忙地向北追击日本舰队，而脱离了雷伊泰湾的主要战斗。
战术问题的解决
进行了粗略与现成的比较后，吾人如何看待这五个重要的战术问题？
１．战术编队。首要问题在于每艘航舰应有各自屏卫抑或多艘航舰可以共用一个屏卫。珊瑚海战役时，日本系采航舰单舰编队队形。 [ 原注：WiIImott，p.260. ] 中途岛战役时，由于护航兵力不足，日军航舰采用重叠屏卫（1942年时，山本五十六仍认为航舰必须保护主力舰，而非主力舰提供航舰防御）。1944年时，由于巡洋舰与驱逐舰的大量沉没，日本航舰遂采重叠屏卫战术。在此同时，美国海军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航舰屏卫舰艇数量多寡问题。美国的15艘航舰通常以3艘与4舰的方式编成一个队，用以凝聚战力、强化管制与遂行对空防御。
较合理的推论为，1942年时最佳的屏卫方式应是每艘航舰应有各自屏卫队形。航舰有了自己的屏卫，航舰战机的起降具有较高效率，发起首击系其主要目标。每艘航舰相距10哩或20哩，如此可以回避攻击，如同瑚珊海战役的日舰瑞鹤号与东所罗门战役的美舰萨拉托加号。 [ 原注：5月8日，佛莱契尔(Frank Jack Fletcher)领军的两艘航舰约克镇号与勒星敦号，在珊瑚海遭到日本猛烈空中攻击，当时这两艘航舰位于12艘巡洋舰与驱逐舰组成的单一屏卫内。其后，这两艘军舰以30节的航速各自逃入了两个受屏卫的不同特遣支队中。 ] 1944年时，攻势的有效性使得美军放弃了紧密的防空编队，此一编队包括3或4艘航舰，整个部署相当接近，如此航舰编队皆在空中战斗巡逻涵盖范围之内。两艘以上航舰是否编成一个屏卫，端视防御效能而定。
２．散布或集中。第二个战术性问题即是，相互支援是否必须分散兵力，如此有可能损失一部份兵力，或削弱部队的作战能力。1942年时，这个问题一百困扰着日本的指挥官，在四场主要航舰作战中，他们必须对日本的入侵部队或增援部队进行掩护。他们的动机极为复杂，对于日本而言，他们希望引诱并击败美国舰队。尼米兹明了本身系处于劣势，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他不会贸然和日本决战。四场航舰作战的环境各自不同，山本五十六以不同方式部署舰队，一个特殊例子（东所罗门战役）系以航舰做为诱饵，似乎仅有一个推论可以对此进行说明：做为海军航空的前导者，山本五十六如美日两国的海军飞行员般地认为，两艘大型航舰之航空联队所发起的一次成功的奇袭，可摧毁远较上述兵力为多的敌人舰艇，一艘航舰可在一次攻击中击沉敌人二或三艘航舰，然而集结二或三艘航舰攻击敌人一艘航舰，有时可能无法获得任何战果。若此系山本五十六所持的理由，那么他将十分狼狈。密码破译使美军获得了许多战略情报，空中搜索雷达则提供了美军的早期预警。明显地，航舰战机的毁灭性打击力量不足以证明其具有二对一的潜在效能。
我们留下两个推论：其一，攻势火力的集中足以赢得一次的打击，通常这是含人满意的。原则上，此可运用长程飞机或飞弹予以达成。其二，集结决策的下达取决于强化防御能力或协同发起首击，倘若集结失败，分散可能较集结为优。在遽下结论前，由于现代飞弹其有多对一的攻势能力，隐匿与分散系正确的。若干有远见的分析家认为，搜索过程系首要的，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说明此一命题。
３．攻势火力与守势火力。第三项战术性问题则是，能否编成完美的队形用以进行防御与攻击，这个问题在二次大战的解答，意味着必须先行解决前述两项战术性问题。战争进行期间，美国海军不断强化其航舰的防御能力。首先，增加战机数量用以取代轰炸机。其二，防空火炮稳定地增加；亚特兰大(Atlanta)级防空巡洋舰加入舰队；东所罗门战役时，高速战舰整合纳入航舰屏卫。第三，舰艇的损害管制获得重视与改善。此外，防御成为战斗主要考量，飞机性能一日千里，其重要性远较航舰的摧毁力重要。
一九四四年，简单但精致的航舰战斗模式显然已经失效。1942年，倘若能够发现敌方航舰，一个航空联队即可击沉敌方一艘航舰。在菲律宾海战役时，防御作为曾被考量。1942年的航舰作战模式过于简单，输入项必须做若干修正，方能得到正确结果。然而，我们在撰写下列方程式时，可以轻易地将防御要素列入：
失去行动能力的航舰＝＜遂行攻击的战机联队数目＞-＜航舰战机挫败攻击战机联队数目＞
不同于1942年，这些统计数字不具太大意义，因为我们必须考量太多参数。即令如此，若将实际数据输入新的模式，可得菲律宾海战役结果如下：
美国海军失去行动能力的航舰＝＜日本海军航空联队＞-＜15艘美国海军航舰×1/2日本海军航空联队÷美国海军航舰＞＝小于零（换言之，没有损失）
日本海军失去行动能力的航舰＝＜3个美国海军航空联队＞-＜7艘日本海军航舰×1/7美国海军航空联队÷日本海军航舰＞＝2艘日军航舰
美军的防御非常强大，因为所有战机都用于防御第五舰队。此外，1944年时，美军巡洋舰与驱逐舰的防空能力更有效能。日本防御相当脆弱，日本战机在先前的美日海战几乎损失殆尽，因此无法有效降低美机攻击效能。此外，日本水面舰艇防御能力不若美国。
4．日间战斗与夜间战斗。第四项战术性问题则是，炮火在夜间海战中具有的支配性。珊瑚海战役前，日本试图进行一次夜间空中攻击，最后仍以进行夜间水面作战为主。1942年四起航舰作战中的三起，日本海军分遣部队皆发现了美军航舰行踪。由于美军的谨慎或是幸运，日军并未成功地与美军接战。若对1942年所罗门战役进行评论，这场战役大体而言系失败的。其后，当美国海军采全面攻势时，日本海军巧妙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编组，其将快速战舰由航舰编队中抽离，组成一个水面作战的战斗线。夜幕低垂后，火炮在海战中扮演重要角色，雷伊泰湾海战中此种情形则达于顶峰。在这场大规模战斗中，日军对进入其射程的目标，遂行最后的拼命攻击。对美军而言，最后与最有效的防御则是水面舰艇的火炮。
5．双重目标。第五个战术性问题则是，攻击发起者应如何区隔作战目标。1944年，当美国舰队一年内由夏威夷跨洋横扫至菲律宾时，由于其军力强大并能配合两栖部队作战，对于日军构成了强大的挑战。美军在航舰数量上享有2：1优势，此点具有决定性，若将飞行员与屏卫舰艇素质纳入考量，此一优势将更形扩大。尤有甚者，如此一来美军无须发起首击，而集结与整体行动系有效运用兵力的关键因素。战斗胜利并非一个争议议题，问题症结系在最少损失与最短时间内达成目标。
一九四二年，日本面对的战术问题并不单纯。战略命令驱策着山本五十六的战术。何以在珊瑚海战役中，日本几乎投入了两个航舰的打击兵力？由于山本五十六相当急迫，他的航舰兵力于是调度频仍。在四个月内日军兵力不断向各个方向伸张，向南系日本原油的供应地；向西南日军占领了新加坡并保护西部的东印度群岛；向东南日军夺取了拉布尔，并可保护东部的印度群岛。1942年11月与1943年1月，日军攻陷菲律宾与关岛后，山本五十六取得了日本至东印度群岛的海上交通线。他略过威克岛(Wake Island)直接向中途岛扑进。不同于美国，山本五十六通常将海基飞机与陆基飞机视为是互补的。
直到珊瑚海战役前，日军的前进并未受到太大的阻碍。其后，由于山本五十六的过度自信，日本海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山本五十六选择将日本帝国海军10艘航舰打击兵力集结，并将航舰兵力向南移动，这支兵力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但是移动速度缓慢。毕竟，美国海军拥有7艘大型航舰，其拥有战机数量较日方为多，他们很快就会到来。
然而，当山本五十六巩固其空军基地网络时，他迫切需要诱使美军与其进行决战。1942年，他仅能以入侵威胁达此目标，相同情形亦见于1944年美军诱使日军与其进行决战。珊瑚海战役显现了山本五十六战术选项的优先顺序。1942年4月间的各项行动，山本五十六意图在图拉吉(Tulagi)与莫斯比港(Port Moresby)建立前进基地，用以屏卫拉布尔，并对美国与澳大利亚进行威胁。然而，当美国两艘航舰出现并与日军接战时，山本五十六迅速派出井上(Shigeyoshi Inouye)中将担任战术指挥官，命令其调回入侵莫斯比港的入侵部队，同时亦将残存的航舰兵力调回。山本五十六命令瑞鹤号航舰执行追击约克镇号的任务，此系徒劳无功的。在这个阶段中，美国海军领导阶层并不比山本五十六有智慧。美国海军有两艘航舰正忙于协助杜立德(Doolittle)空袭日本东京，使得美军可用兵力唯约克镇与勒星敦号而已（萨拉托加号遭到日本潜舰鱼雷攻击而行动瘫痪）。
在中途岛战役中，山本五十六将其航舰分开运用，他的行动匆促，动机复杂。中途岛与吉斯卡岛/阿图(Kiska/Attu)系山本五十六的两个攻略目标，他必须能够掩护攻略这两地的入侵部队。由于入侵吉斯卡岛/阿图的部队系属牵制性兵力，入侵中途岛的兵力则在诱使美军与其决战。山本五十六将航舰打击兵力置于入侵部队之前，此种做法系正确的。山本五十六认为战舰系战场的最后决定者，除非能够建立空权，否则舰艇极易暴露行踪。事实上，山本五十六无须将兵力浪费在阿留申(Aleutian)附近水域，用以诱引美军两艘小型航舰。无论如何，他是正确的，他并未等到美军损坏的航舰修理完成投入战场后，再行与其进行决战。藉由合理估算，山本五十六必须面对的美军作战兵力，包括了两艘航舰与驻扎中途岛的陆基飞机。若多等一个月，约克镇号航舰已经修复，萨拉托加号航舰亦可加入战斗。再多等一个月，大黄蜂号航舰可由大西洋调至大平洋支援作战。
历史已对山本五十六的决策有所评论，他之所以在中途岛战役失败的原因计有以下几点：
美军获得日军行动战略情报。
南云忠一(Chuichi Nagumo)中将并未配备空中搜索雷达。
日本搜索能力不佳，南云忠一的空中搜索行动效力不彰。由于日本的空中侦察仰赖陆基飞机协助，其提供的协助有限。此外，山本五十六的潜舰部队就哨戒位置时间过晚。
史普鲁恩斯的战术娴熟。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英勇善战。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运气较佳。
若将上述六项因素之一剔除，那么日本很可能摧毁美国航舰并且占领中途岛。倘若运气可以左右战局结果，那么战果即无法成为计画者的指标。历史学者不能仅由战术家的聪明才智，评估其可能对战争结果产生的影响。
珊瑚海战役使得山本五十六采取行动时更为审慎，俾能确保作战计画达成目标。对山本五十六而言，中途岛战役的主要目标在诱引美军舰队与其决战。因此，他将两艘小型航舰派至阿留申群岛水域系一错误。随着日本防御范围的战略延伸，相关战术能力无法与其配合。日本海军战略指导值得商榷，因其所欲达成目标过多。
尽管我们无法使太平洋战争场景重现，但是我们可以预期一个战术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即具劣势兵力的指挥官会拒绝与敌接战。攻击陆上目标系引诱劣势敌军的一种手段，对陆攻击列为计画目标并不困难，但是其更大的目标常被遗忘，亦即摧毁敌人在海上航行中的兵力。
结语
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已成为海军的主要日间作战武器，此因其具有较远的航程与完整的能力，可以执行搜索、目标导引与协调攻击。并不是所有飞机皆可执行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对战斗损失率进行考量，非仅考量飞行员的伤亡而已。
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于飞机打击战舰效能的看法不是过份高估就是过份低估，这种两极化的看法导致了战争期间的非预期结果。其后，战术指挥官明了飞机系昼间打击敌方战舰的有效工具，同时亦学习其可能出现的限制。此外，我们演绎出一个航空联队可以击沉一艘以上航舰的论点，此一推论改变了航舰作战相关战术。
在此同时，随着战争的进行，由最初的偏爱空中攻击逐渐地移转至注重舰艇防御，两者获得平衡，众人亦明了此问题在战术上的重要性。空中攻击与舰艇防御系一重要的战术议题。倘若一艘航舰可在一次有效攻击中将两或三艘航舰击沉，那么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集结，否则极易在敌方攻击中全部损失殆尽。即令如此，集结两或三艘航舰（或重复的航舰打击）能够击沉敌方一艘航舰，集结足够兵力仍是相当重要（倘若分离兵力无法藉由指管进行协调，集结兵力就是唯一之途）。随着战争的进行，第三项战术性问题则是，两或三艘航舰火力近距离的集结是否可以产生较佳效应。攻势行动的兵力集结可获得相当优势，同时亦可解决分离兵力的协调问题。集结兵力主要用以防御，如此可以不必对匿踪、欺敌与分散兵力等进行考量。
战争初期，日本攻击行动相当有效。在美日双方承受相同战损情况下，长期而言，对日本相当不利。因此，日本海军在计算风险后，试图藉由匿踪、欺敌与分散兵力等作为回避此一不利态势。日军相信一艘航舰可以击沉敌方两艘航舰，此系一种赌博。即令是错误的，1942年初这种想法即是一种赌博，1942年末这种情形更加恶化。
吾人认为许多原因使得防御作为再度复活，防空机炮单独即可导出此种结果，然而最终与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美国成功的防御作为，因为日本无法将雷达与密码分析纳入早期预警计画。除了不列颠战役外，没有任何战役如太平洋航舰战斗般，雷达是如此具有决定性的。美军运用密码分析，使得日军几无可能发起奇袭。若踪与欺敌重要性日增，这种情况下，日军仅能依靠集结兵力方有机会打败美军，1942年时尤然，因为当时日军享有数量优势，而且双方战斗人员素质不相上下。1944年时，情况完全改观，无论在马里亚纳外海与行动谨慎的史普鲁恩斯作战，或是在雷伊泰湾与鲁莽冲撞的海尔赛交手，日军都无法取得任何优势。美军坚强的防御能力，使其能够长期存活并能伺机进行反击，美军的攻势优势则使日军遭致败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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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次大战的感测革命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搜索方法与反制措施
雷达
所罗门战役的水面舰艇夜间行动
阶段一：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阶段二：1943年7月至11月
所罗门战役的一个结论
雷达与防空
潜舰与感测器
陆上与海上兵力间的战术互动
搜索方法与反制措施
许多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检讨报告指出，战争期间感测系统较诸武器（如飞机等）对海军战术的革新更具影响力。将感测器、武器与战术分离系人为的，此三者的联合运用方能有效进行战斗。为了理解战争期间新型感测器对战术与武器性能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讨论架构。其次，我们必须能将焦点置于雷达，因其系所有新型搜索装备中最重要者。在1942年与1943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雷达充份地显现其在夜间海战中的巨大战术价值。然而，美军巡洋舰与驱逐舰在一连串的行动中并未要为利用雷达进行战斗。此外，二次大战期间，通信情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们可对大西洋战役的潜舰作战进行概要回顾，盟国藉由感测器的运用而得以击败德国舰艇，在这场类似资讯战争的潜舰作战中，感测器实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密码学(cryptology)对于搜索方法与反制措施的重要性，可以藉由最近解密的资料知悉，这些资料清楚地说明了二次大战期间的密码破译事例。
感测器战争系一场竞争激烈的决斗。由于武器所能企及的距离日增，电磁科学的竞争亦朝相同方向发展，诸多的长距离侦测与通讯方法被引进。在此同时，反制措施对新兴电磁技术的运用形成相当阻碍，电磁信号对部队战斗效能的提升，呈现在以下两个不同的面向：协助侦测、追踪与定位（亦即搜索）及执行指挥官的战斗计画（亦即控制）。在此同时，我方部队应试图降低敌方的搜索与控制能力。
一般而言，反制措施可以分成下列不同技术种类：摧毁、阻断、欺敌、排拒与利用敌方信号等。表5-1所列的可能反制行动甚难完全涵盖所有反制措施的技术分类。
表5-1系一静态显示，我们无法藉此判明信号运用的步调与时机，或争取时机干扰敌人的行动。除潜意识外，军方人员无法理解如何运用表5-1所列的各种分类方式，以处理敌我双方特殊装备与指挥架构可能发生的事件。表5-2所列系信号运用的各种事例，以协助进行一次有效的攻击。
明显地，若干的搜索系统能够执行数项不同的功能。举例来说：侦察通信卫星能够执行表5-2所列的战略侦测(A)、战术侦测(B1)、追踪(B2)与定位(B3)等数项功能。航空器的一项优点，即是其可在一次飞行中，执行追踪、定位、攻击与损害评估等多项任务。相对的，搜索来袭的攻船飞弹必须在其攻击前，执行战略侦测(A)、战术侦测与追踪等多项工作，为能有效执行这些任务，彻底搜索系必要条件，为能击中敌人航空母舰，攻击者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精确位置，尚须知道敌人的海上航行编队形式。此外，我方必须知悉敌人有攻船飞弹部署在航舰外的其他舰艇上，可对我进行惩罚性的反击，
表5-1 反制敌人信号的各项反制作为
敌人信号的功能
搜索(如雷达) 管制(如无线电)
摧毁 攻击 攻击*a
阻断 干扰 干扰*b
欺敌 提供假目标 提供假目标*c
排拒 避开敌方侦测器*d 使用秘密传输*e
利用 对敌进行反侦测 监视敌人信号传输*f
a．对航舰艇而言，攻击其武器系统通常意味着攻击其信号系统。由此衍生出的措施，包括攻击舰艇外之指挥系统、人造卫星、陆基超地平线雷达与其他相关的战术作为等。
b．干扰搜索系统系在争取距离，千扰控制系统则在获取时间，两者皆在追求位置优势。
c．欺敌亦可用以反制敌人武器。雷达干扰片可用以对敌方飞弹进行反制，噪音器可反制敌人的音响归向鱼雷，此等皆系最佳例证。
d．以目视、雷达与红外线甚难侦得潜舰，有时，潜舰还可以借着保持安静的方式来避免遭被动声纳侦测。
e．此系一种非对称的反制方式。秘密信号，如低拦截率(low-probability of intercept,LPI)无线电传输，可使敌人采用的主要反制措施如拦截与利用失效。因本表篇幅有限，无法进一步地探索这个问题的逻辑。
f．「利用」可能系此表所列的最重要反制措施，吾人应正视下列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亦即敌人比我方更早运用搜索系统。无线电传输可被截听与解密。此外，当敌人预期其无线电传递会遭到截听时，他将实施电子反反制相关作为。如此一来，他将散布错误讯息，小心防范本身受到欺骗。长期以来，军事更上充斥着诸多涉及一个以上谍报单位利用通讯进行的战略欺敌作为。然而，这并非本文关切的重点。有关此一议题的出色严谨著述，参见丹尼尔(Daniel)与贺比格(Herbig)合着的《战略军事欺敌》(Strategic Military Deception)一书。
原则上，攻击行动采取的一连串措施，任何时刻皆可能被一项反制措施中断。一项成功的反制措施，可以有效地挫败、延迟或降低攻击者的任一作为。然而，在本文中，我们无意对感测手段与反制措施进行细部讨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任何一方皆试图藉由重复配置、掩蔽、隐蔽、密匿通信与强大的电磁权等作为，迫使敌人无法执行表5-2所列的A至C各项作为。感测战争的目标，在于缩短本身执行表5-2各项作为时间，同时拉长敌方执行相关作为时间。表5-3系由表5-2修正而得，该表强调的系成功反制措施的相对重要性。
表5-2 有效攻击所必需的各项作为
战略侦测(A) 观察敌人主要兵力之部署或是未来在某区城之部署
战术侦测(B1) 对敌人位置定位以利进行攻击
追踪(B2) 获得发起一次成功攻击所需的敌人位置之充份资料
目标定位(B3) 确定敌人细部部署，俾能使攻击达到最大的效用
攻击(B4) 对协调攻击与集中攻击的管制
损害评估(C) 攻击后对战果的评估
我们可以看到，表5-3中并未将「利用」之反制措施列入。根本原因在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同于摧毁、阻断、欺敌或排拒。《利用》提升了战术侦测、追踪、定位与攻击等一种或多种手段的效力。前者构成了我方发起攻击的要素。《利用》具有本身的动态性，其系描绘战术景象的最佳方式，此可参见本书第十一章中现代战争的兵力对抗模式。
表5-3 成功反制措施的效应
为能目睹新型感测器在二次大战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其对资讯战争的强力支持。下文中，我们将观察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信号战争」(signal warfare)的动态过程。
雷达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雷达与雷达反制系最重要的感测工具。在我们对此进行的相关讨论中，应涵括近发引信（一个抗爆震的袖珍雷达）与其对武器效能的提升。海军使用五吋高平两用炮防御敌机攻击，近发引信不仅使射控散布误差(dispersion error)的容许度增加了二或三倍，同时亦将三度空间的射控解算简化成二度空间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家即已提出运用脉冲无线电波侦测舰艇与飞机的可能性。1930年代，数个国家已秘密地进行此项研究。1935年12月，英国在英格兰东海岸建立了五座雷达站。虽然，在不列颠空战时，雷达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装备，但它不似密码分析般地被视为秘密武器。换言之，雷达仅被敌方视为一种未知武器。雷达的出现与其重要性，很快地即被交战各国了解。雷达与雷达反制成为快速发展的科技竞赛，它吸引了大量科学资源，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辐射实验室，编列人员扩充了百倍之多。 [ 原注：该实验室人数由40人扩编至4,000人，Brodie and Brodie，p.209. ]
做为一种战争工具，雷达是无所不在的。1939年结束时，舰载雷达原型已测试完成，测试项目包括了对飞机的长程侦测、防空射控与水面追踪等。1940年起，在英美两国合作下，雷达的研发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942年，公分波长(centimeter-wavelength)的雷达已备便生产，其精确度足以应用于对单飞飞机之侦测、战机的昼夜指挥，以及水面与防空作战的精确枪炮定位。1943年前后，雷达已配备在为数甚多的侦察机上，其主要影响表现在对水面舰艇的搜索与攻击。此外，当为数甚多的反潜巡逻机加入战斗后，使大西洋的对德潜舰作战形势逆转。1940年起，雷达成为战机防御地面炮火的重要工具。诺曼第登陆前，雷达更成为协助战机与轰炸机清扫地面的最具效力装备。就对空防御言，雷达在海上的重要性甚于陆地。
雷达很快地成为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导航工具，亦使得狭窄水域的高速水面作战成为可能。由于舰艇对于雷达的仰赖甚殷，一旦其在夜间出现雷达故障时，对舰艇实体与人员心理皆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做为战争的一种更直接工具，1943年时雷达开始协助导引轰炸机，对德国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罗远(Loran [ 译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远距离导航系统 ] )被用做舰艇与飞机的导航协助，在全球各地的运用日广。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日本等国家，皆不遗余力地进行雷达研发。飞机的攻势与守势作战越来越仰赖雷达，如何对其进行反制就成为战术上的重要问题。首次亦是最重要的感测器战争出现于欧洲天空，特别是从不列颠战役至1945年的这段期间。这段史实提供吾人研究搜索与武器投掷手段、反制与反反制的最佳个案研究素材（北越战的史实更具研究价值，因为分析家迄今未能获得北越的战术作为相关资料。）
在太平洋的天空，吾人见识到美国拥有的巨大雷达优势。在东所罗门岛战斗中，美国运用雷达进行空中搜索，而得以侦测88哩外来袭的日本飞机，此一距离足以让美军53架战机有时间加满油后升空应战。在雷达侦测日机来袭后，美国能有足够时间派出空中拦截机，美军战机悉数朝向来袭日机，无须忧虑其他日机对其进行奇袭。
日本在雷达的研发上落后美国，致使美国舰队在1943年后拥有甚多机会，运用雷达对日本水面舰队进行搜索。甚至直到战争结束，美国在此领域仍遥遥领先日本。在所罗门群岛，日本飞机与战舰接近该岛时，长程巡逻机与海岸监视雷达给予美军早期预警（当日本海军密码完成变更后，密码分析在战略侦测上的重要性不再）。
由于昼间日本水面舰艇的行径暴露于美军的空中搜索之下，美军得以知悉日军几个小时之内即将抵达。1942年8月至1943年11月间，美国与日本进行了11场大型战斗，美国运用雷达对日本来犯水面舰艇进行侦测、追踪与定位，并能在其发现美军前，使用舰炮与鱼雷对其进行攻击。然而，美国海军却缺乏一项认识，即雷达固然提供了美军诸多的机会，但是仍然需要崭新战术与其配合才行。在此同时，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日本海军拥有一项秘密武器——长矛(Long Lance)鱼雷，美国海军战术指挥官业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罗门战役的水面舰艇夜间行动
夜间战斗战术的竞争存在于美日双方各自运用的新型战争工具之间，即美国的雷达与日本的长程鱼雷。1942年8月至11月间，美日进行了五次的战斗，日本帝国海军备便对美进行报复。在所罗门战役前，日本帝国海军业已发展出一套具连贯性的夜间战术，并积极勤奋地进行了这项战术的演练。夜间行动系日本海军设计用以削弱美军舰队的一种手段，使用时机通常在双方进行决战前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演练，通常系在昼间进行，方式则是将主力舰艇编成纵队进行接战。美军战术概念系在寻求有利态势，能够利于（或至少不妨碍）「阻止T字战法」的战术。所罗门战役中，显示美军的战术训练造成了反效果。
就战略背景言，所罗门战役自始至终可视为陆基飞机与舰载飞机的激烈竞争，双方主要目的皆在寻求控制机场与航舰周遭空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的最初六个月间，战役主要集中于瓜达康纳尔。美军在昼间可以掌控韩德森(Handerson)机场周遭空域，日本则控制了新不列颠群岛的拉布尔(Rabaul)机场，该处位于韩德森机场西北600哩处。当夜幕低垂时，空中兵力无由发挥，水面舰艇的战斗则悄悄地揭开序幕。每到夜晚时，日本战舰经常穿越所罗门群岛间的史拉特(Slot)狭窄水域南下。对美国人而言，敌人的战舰被视为恐怖的东京快递(Tokyo Express)，其可将增援部队运至瓜岛或是对韩德森机场进行猛烈炮火袭击。无论何时，只要美国军舰试图阻止日本行动，双方即在夜晚展开致命性的战斗。
美日双方的海军战斗，通常在任一方将焦点移转至巩固滩头或进行护航时，方会停歇较长时间。所罗门战役的各次夜间海战，其目的皆系为陆上目标进行战斗。最早的萨沃岛(Savo Island)海战，美军的主要目的在防御瓜达康纳尔的滩头阵地。在其后的各次夜间海战中，美日在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 Augusta Bay)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美军的目的系在保卫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在美日进行战斗时，日本方面始终面对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当试图在所罗门群岛周边增援或撤离时，皆必须与美军接战。美军曾将两个航舰战斗群部署于束所罗门群岛与圣塔克鲁兹群岛(Santa CruzIslands)，试图完全地攻略瓜达康纳尔。由于错误的战略，使得所罗门的日本部队零星四散，日军战术指挥官面临了极大的挑战。日军甚难对瓜岛驻军进行增援，因为日本舰艇仅能在夜间活动，无法在该处停留一段较长时间。对日本而言，应是处于相当不利地位的。然而，美国战术家却未曾利用此种优势。
在早期战斗中(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日本获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过于轻敌，此点表现在以下数个面向：
美国对于日本之致命武器，例如鱼雷，疏于了解。
美国缺乏适用于夜间近距战斗的相关战术。
美国学习速度过慢，而由于战术指挥官的快速补充，战斗进行的步调又超过美国人的认知。
特别是，美国并未运用雷达具有的潜在性优势，而雷达是可先期侦测与追踪敌方水面舰艇，同时亦可对其进行定位与射控解算。尽管并不是所有舰艇都能藉由雷达取得优势，但是雷达装备具有甚佳的运用价值。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美国海军承受了上述四项缺点的恶果。1943年8月至11月的水面战斗期间，美军运用崭新并能与雷达配合的战术，因而享有运用雷达的巨大利益。
阶段一：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
最初，日本战术系采短距、多纵队的方式接近，所有的舰艇可以立即行动；并借机动以反制来袭鱼雷。有时驱逐舰位于舰队前方担任哨戒任务，防止舰队遭到伏击。当侦测发现敌人踪迹时，这些舰艇将接近、旋轴，并在发射鱼雷后脱离战场。有些时候，日本舰艇甚至不曾发射一枚炮弹。
美国海军采取的战术，系将舰艇以长距、单纵队与紧密间隔进行编队。海军期待能够尽早发现敌踪，试图建立纵队。如此一来，各舰的舰炮均能对接近的敌舰进行攻击，交错形成T字型。倘若敌人的纵队保持完整，那么与其相距10,000码系最佳的距离。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敌人鱼雷攻击，同时有相我方舰炮火力发扬。若果真如此，战斗将以舰炮而非鱼雷揭开序幕（倘若运用鱼雷，推估最有效的距离应不超过5,000码）。
由于双方接近速度过快，日本舰艇并非停止不动，其鱼雷极具破坏性。战役最初阶段，美军的战术指挥官不愿在配备雷达的旗舰上进行指挥，因此下达的指令系暧昧与迟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系在近距离进行，甚至出现混乱的场面。其后，美军指挥官明了日本运用大量鱼雷进行攻击，将对其长距与紧密间隔纵队造成致命威胁。由于美日舰艇相隔距离甚近，并非其期待或需要的，但他们不曾了解日本长予鱼雷的有效距离，与美军巡洋舰和驱逐舰的舰炮有效距离相当。 [ 原注：一个鱼雷迅速发射实例：日本对着美舰炮火的闪光（有时系探照灯）处径行发射鱼雷。8艘舰艇的纵队编队大约4,000码长度，在距离敌舰4,000至8,000码发射时，鱼雷较易进入美舰纵队编队进行攻击。舰艇通常长度超过100码，间距约为500码至600码，如此每发射6枚鱼雷应该命中一艘军舰。若使用30枚鱼雷进行攻击，无须预测或是怀疑，将可对美军舰队形成致命性打击。因为仅须击中一艘巡洋舰或驱逐舰，通常即可达成火力杀伤。麦基尔尼(McKearney)的研究（1985）发现，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鱼雷的平均射程为8,500码，其攻击美军编队的平均航程为7,000码至7,500码(P.154)。他推得的结论，日军鱼雷接战的平均命中率为0.06。塔萨弗隆加与库拉湾(Kula Gulf)两个战役中，日军的鱼雷命中率接近0.20(搜录于附录A，pp.188-246)。美军的纵列并非皆以8艘舰艇编成，日军的鱼雷并非全都具有可靠的性能。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美国海军人员藉由理论估计，其有能力对日军的鱼雷航迹进行追踪。 ]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美军在瓜达康纳尔北端的艾比蓝角(Cape Esperance)夜战中，首次运用兵力对抗经由该岛南下的日本海军舰队，此次海战发生于美军于萨沃岛溃败五个星期之后。下文中将说明美日双方在第一阶段采取的战术，以及双方在此次战役的行动节奏。美军编成了一支包含9艘舰艇的纵队，部署于日本纵队轴向的垂直方位。日重的纵列中包括3艘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美军所处的位置极其优异。美军4艘巡洋舰的间距为600码，5艘驱逐舰的间距为500码。美军轻巡洋舰海伦娜号(Helena)与波夕号(Boise)配备有SG型水面搜索雷达。史考特(Norman Scott)将军的旗舰旧金山号(San Francisco)的雷达无法运作，因其系属旧式的长波雷达，极易遭受日军的侦测截断。下文中将对此战役的相关事件进行扼要说明（参见图5-1）。
图5-1 艾比蓝角海战节奏图
2325时，海伦娜号侦测到14海里外的空中飞行回迹，经仔细研判后，向上级报告并无任何发现，此事件历时七分钟。
2332时，史考特基于战术考量，将舰队航向掉转180度。他并不知道日舰正以每分钟1/2哩的速率接近美舰，由于其在机动过程中下达的信号过于模糊，使得前导的3艘驱逐舰进入巡洋舰的接战舷侧，双方争夺进入风向有利位置，此事件历时十分钟。
2342时，海伦娜号舰长发现日舰在美军纵队右舷6哩方位处；此系进行火炮射击的理想位置。由于雷达故障，史考特未能发现己方3艘驱逐舰的行踪。史考特陷入困境，他询问驱逐舰分队指挥官，3艘驱逐舰的位置何在。托宾上校(Captain Robert G. Tobin)表示，他觉得这3艘驱逐舰应在巡洋舰右舷的右翼或中间部位。其后，他修正了2艘驱逐舰的位置，另一艘驱逐舰邓肯号(Duncan)未在船艉方位。雷达幕上显现敌人已在4哩之外，史考特相信托宾能指挥管制这3艘驱逐舰。邓肯号航向日舰，日军并无登陆该岛企图。此事件历时三分钟。
2345时，5艘日本军舰尚不知本身已陷入险境之中，当接近至21/2哩时，日视发现美舰海伦娜号。藉由雷达接触，方知自己过于大意。舰长请求准予对日舰进行射击。由于信号模糊，史考特以为海伦娜号是在询问他是否收到另一信文，故回称「确定」， [ 原注：带疑问性的「收到」系一充满模糊意义的信号用语。 ] 没想到接下来海伦娜号遂以其15门6英寸炮与4门5英寸炮对日舰进行轰击。此事件历时一分钟。
2346时，美军的炮击使得日本目瞪口呆，直至美军出现时，日军方才恍然大悟，然其处境已如美军在萨弗战役般的狼狙不堪。在发射5枚鱼雷攻击美军失败时，日军立即转向180度脱离。 [ 原注：corpen系指尾随旗舰机动，corpen-18意指向右舨方位转向180度。 ] 事件发生时，美日舰艇相距2哩，系属近距发射。此事件历时一分钟。
2347时，史考特下令旗舰以外的其他舰艇停止射击。这项命令没有特别原因，由于法伦侯特号(Farenholt)与邓肯号两舰位于射线上，战斗进行中将迟缓美军各舰左舷6吋炮与5吋炮的射击动作。此事件历时四分钟。
2351时，史考特再下令开火，由于大部分的美舰并未停止对日舰的射击。美军舰艇并未拥有火力分配计画，各舰火力系朝所见日舰集中，两艘驱逐舰受损并起火燃烧，火力分配系一个不曾寻求解决的战术难题。
日本舰艇开始逃窜，没有任何舰艇热切投入战斗。美军4艘巡洋舰与5艘驱逐舰，对日本3艘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施予奇袭。美军2艘驱逐舰与1艘巡洋舰遭日本击沉或重创；另有2艘驱逐舰与1艘巡洋舰系自行凿沉或陷入瘫痪。许多损害系己方误击，邓肯号的沉没即系美军舰炮所造成的。
美国海军将艾比蓝角战役视为一次胜利，在美军的强大炮火与主动精神协助下，日军遭到彻底歼灭。在感测革命的早期年代中，美国运用的工具计有雷达、无线电、电子反制与笨拙的信号书。在艾比蓝角战役中，美军并未使用鱼雷。由于日军疏于准备，亦未备便进行反击，因此，日军并未使用致命性的武器——鱼雷。
美国海军兵力系现成的，摩里逊(Morison)指出，除炮火纵队(gun-column)计画外，美军并无其他战斗计画。此外，在雷达首次接触日军与美军下达攻击指令间，决策步调相当紊乱。最遭糕的是，由于艾比蓝角战役被视为一次胜利，导致美国在塔萨弗隆加(Tassafaronga)与日后的战役中，采取相同战术。
六个星期后的塔萨弗隆加战役，充份显露美军各项缺点，计有拼凑的团队、无经验的领导、与过时且紧密间距的单一纵队。再次，美国以5艘巡洋舰与6艘驱逐舰的压倒性兵力，用以对抗日军的8艘驱逐舰，这些舰艇当中的6艘系装载补给品之用的。这8艘驱逐舰的动向很早即被美军侦得，时间长到足以对其发动奇袭。配合雷达射控，舰炮的理想开火距离是8000码至10,000码。由于定时不够精准、鱼雷太晚发射，加上美军认为本身远在日军鱼雷攻击射程之外，这些因素交互影响，造成了美军在此次战役中的惨败。在这次交战中，日军指挥官为田中(Raizo Tanaka)少将，1941年起他即长期从事驱逐舰部队的训练。田中使用长矛鱼雷对美舰进行猛烈攻击，造成了美军5艘巡洋舰中的4艘沉没或重创，日军方面仅损失了一艘哨戒驱逐舰。此次战役，美军的指挥官系赖特(Carleton Wright)，作战计画并非由其拟定，而系战役前两天由其他人处获得这份计画。当尼米兹接到战役结果报告时，他指出此次战役给予美军的教训是：「训练、训练再训练！」但是，美军似乎并未从中获得任何教训。
阶段二：1943年7月至11月
萨弗战役届满一年后，美军在经历二次战斗后，终于夺下了瓜达康纳尔。日军如往常般地与美军进行激烈战斗。但是，其较以往更为专业，并能利用较佳搜索方式侦测美军，例如夜间空中侦察、雷达电子反制与基型搜索雷达等。美军面对日军顽强抵抗，但其战斗技能益趋成熟。首先，美军拥有训练良好的战斗部队。其次，美军拥有健全的战术作为。鱼雷由3或4艘驱逐舰组成的小型、紧密分队发射，两个分队用以执行这项任务，一个分队发射鱼雷后立即转向；另一分队冉行发射鱼雷，最后再以舰炮进行扫荡。巡洋舰出现后，其与日舰至少保持10,000码距离，避免遭到日军鱼雷致命性的攻击。然而，最佳方式则系让驱逐舰来攻击敌方，因为驱逐舰配备有杀伤性武器。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至七日，美目双方发生了维拉湾(Vella Gulf)战斗，美军将各项战术予以结合用于这次战斗。美国海军预知日本将对瓜岛进行整补，故派遣穆斯布拉格(Frederick Moosbrugger)担任指挥官率舰拦截日军，此次参战兵力由驱逐舰单独组成，美军得以将任务、火力与搜索三项优势融入战斗之中。根据波特(E.B. Potter)的说法，穆斯布拉格采用了勃克(Arleigh Burke)拟定的战斗计画 [ 原注：Potter,p.313. ] 。这份计画充分地显现勃克的锐利目光，计画精要参见图5-2。在这次战役中，美军编成两个单位，各由3艘训练良好的驱逐舰组成，其在战术遂行上系由雷达提供协助，得以精确进行机动。第一分队由穆斯布拉格指挥，携行了44枚鱼雷，将尽可能地对日舰进行鱼雷攻击。第二分队的3艘驱逐舰由辛普森(Rodger Simpson)中校指挥，由于各舰防空炮台较重，仅携行了24枚鱼雷。两个分队对着敌人舰船前进，其后转向并发射鱼雷。和日军的战术一样，美军采隐匿方式进行且未使用舰炮。鱼雷发射完毕后，美军使用舰炮对日本舰艇进行攻击，这个阶段驱逐舰应小心防范，避免遭到敌方攻击而损伤。
八月六日的热带暴雨，使得美军舰艇的SG型雷达功能混乱。柯隆班加拉(Kolombangara)与维拉拉维拉(Vella Lavellaj四周岛屿造成雷达回迹混乱，致使军事行动益形复杂。由于先前美军的夜间搜索飞机为日军发现，日本方面于是提高警觉。日军主要任务在对柯隆班加拉驻军增援，4艘驱逐舰担任人员运输任务。由于日军对美军的兵力比处于2：3不利态势，这项缺陷极可能使其在战斗初期遭到挫败。 [ 原注：无论如何，双方在战斗前，皆未精确地估计对方的兵力。 ]
图5-2 1943年8月6-7日维拉湾海战作战计画图
1．侦测距离：19,000码。 时间：0
2．第一艘军舰射出所有鱼雷。 时间：+6分钟
3．第二艘军舰接近、回转，并发射鱼雷。首批鱼雷命中。 时间：+12分钟
4．第二枚鱼雷命中：对敌展开追击并以火炮射击之。注意敌之鱼雷攻击！
穆斯布拉格在19,000码外侦得日本舰艇动向，他将这项讯息立即通报所属各舰。他藉由两次转向将航向右移了30度，并以左舷对左舷方式向日舰进行攻击。在敌舰非采固定航向与速率前进时，枪炮与鱼雷射控解算需快速进行。七分钟后，美日双方相距4哩。在如此的夜色中，瞭望的目视距离仅能及于2哩，因此反应时间甚短。穆斯布拉格下达开火命令，简单而明确，各单位皆能采同步行动接敌。三艘军舰舷边的24枚鱼雷皆已发射，鱼雷射程为6,300码，接敌距离为4,000码，设定良好，此乃众人期盼之事。一分钟后，穆斯布拉格下达转向90度命令，第一分队遂转向90度，双列纵队的左舷部分已无美方任何舰艇，此举乃在因应日军可能的鱼雷反击。在此同时，辛普森指挥的分队向左转向，并且接近日舰。
三艘日本驱逐舰的官兵，甚少人知悉其系遭到何人攻击，美方人员情绪已相当紧绷，特别在其备便进行扫荡，不由得忆起先前惨败情景时尤然。这个夜晚则不然。海军各次的成功战役，皆来自一份弹性的计画，其能将人员的训练、良好的搜索与致命的武器三者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战术。日本4艘驱逐舰中的3艘遭到美军击沉，美方付出的代价仅是一名炮弹装填手遭到机器辗伤。如同纳尔逊般，穆斯布拉格使得健全战术看似相当容易。
美国海军发现此一战术能与其具有的雷达优势有效结合，并能削弱日军拥有的鱼雷优势。如此一来，即能运用本身较优越之武器化解日本鱼雷攻击。良好的感测器与搜索方法，可以克服火力优势，美国战胜日本的主要原因，系其携行了数量庞大的武器。夜间作战中，驱逐舰的鱼雷较巡洋舰的枪炮更具支配力。命中与运动即是答案，而非T字战法，单位必须能够快速移动，而非采取固定与紧密的自杀式纵队。
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至七日，美军在维拉拉维拉战役遭到挫败。这次战役系指挥官缺乏经验与运用拼凑部队战斗的典型例子。美军参战兵力号称6艘，实则只有3艘，日军则是号称9艘，实则祇有6艘（驱逐舰）。美军指挥官为渥克(Frank Walker)上校，他选择以3艘驱逐舰与日军舰艇接战，而非等待十哩外的另外3艘舰艇加入战斗序列后再接战。渥克上校拥有雷达优势，他在距日舰7,000码距离处发射了14枚鱼雷，当鱼雷发射完毕后，他开始运用舰炮攻击日舰并将兵力后撤。由于停留在日舰舷侧，美军的3艘军舰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两艘遭到鱼雷击沉，第三艘则与受创两艘军舰的其中一艘碰撞。美军3艘军舰丧失作战能力，换得的是一艘日舰沉没，其遭美军击中而宣告沉没。
其后，接着发生的主要战役系奥古斯塔皇后湾与圣乔治角(Cape St. George)战役，这两场战役的指挥官是战术涵养甚佳的梅利尔(Stanton "Tip" Merril1)与勃克。在此，无须对此两场战役的细节进行说明。奥古斯塔皇后湾战役（1943年11月2日）看来似乎较实际缺乏决定性，日本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各一艘遭到美军击沉，一艘重巡洋舰与一艘美军驱逐舰碰撞，双方分别受到损伤。梅利尔的任务在防御布干维尔岛的登陆滩头。他指挥的兵力包括了4艘轻巡洋舰与8艘驱逐舰，与其对抗的日军舰队包括了两艘重巡洋舰与总计8艘的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双方兵力约略相等。梅利尔的战术计画系将巡洋舰以间距16,000码编队，当美舰位于日舰与滩头之间时，执行180度转向以扰乱日本舰队的鱼雷射控解算。为了执行这项战术，必须牺牲舰炮效用。由于距离过近，其6吋炮发射距离过短，美舰极可能遭到日舰鱼雷攻击而失去行动自由。纵队首4艘驱逐舰由勃克指挥，后4艘驱逐舰由奥斯汀(Bernard "Count" Austin)指挥，如此在美舰遭受鱼雷攻击时可以各自脱离。
三个各自分离的编队，使得战争结果变得极其复杂。勃克指挥的4艘驱逐舰队形溃散，他必须重行将其集中。在此同时，奥斯汀指挥的4艘驱逐舰开始以5吋炮对日舰进行射击。梅利尔将其属舰（4艘轻巡洋舰）以密集队形编队，俾能远离日本鱼雷攻击。他率领的巡洋舰对日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攻击，当日军舰艇装填炮弹进行射击时，遭到美军攻击而受到轻微损害。美军的攻击使得日军相当迷惑，他们转向并脱离战场，放弃了应执行的任务。这次战役中，日军舰艇并未发挥战力。美军舰艇已学会了在计画进行中维持本身生存。美军的炮火显然效用不足，根据摩里逊估计，美军发射了4,600枚6吋炮弹，仅有20枚击中日本军舰。夜间弹着修正相当困难，日军事后指称美军的炮弹经常出现弹着偏差现象。梅利尔拒绝对日军进行追击，因为黎明将即，若对日军进行追击，势将面对拉布尔机场日军陆基飞机的攻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日双方发生了圣乔治角战役，勃克有机会运用其独创的「先打左后打右」战术对付日军。勃克指挥5艘驱逐舰，并将其分为两个分队，第一分队由3艘驱逐舰组成，第二分队则由2艘驱逐舰组成，两者相距5,000码俾利相互支援。日军参战兵力则有2艘新型的驱逐舰与3艘运输驱逐舰(destroyer transport)，两者前后相距13,000码(约23分钟航程)。日军舰艇并未配备雷达，实因其系次要兵力，仅能提供保护而非相互支援。对日军而言，勃克的兵力具致命性。勃克运用雷达在11浬外侦得日舰动向，并且调整舰艇航向。13分钟后，勃克指挥的3艘驱逐舰与日舰相距3浬，他下令对日舰发射了15枚鱼雷，由于日军并未发现其前导的两艘驱逐舰遭到美军重创。其后，勃克对尾随在后的3艘运输驱逐舰进行攻击。美军舰艇转而驶向日舰，经过两个小时的追逐与回避日军鱼雷攻击后，美军击沉了一艘日本运输驱逐。勃克认为穆斯布拉格的战术适当，加上个人独创战术作为，而得以终结所罗门战役的夜间海战。
所罗门战役的一个结论
当吾人重行审视为期一年半的所罗门战役夜间战斗后，何者系整个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雷达系一新型的感测器，其必须与战术进行整合，夜间提供了雷达运用的最佳机会，黑夜系雷达操作的重要因素，给予了美军决定性的优势。
在所罗门战役的各次战斗中，穿越敌纵队进行攻击（T字战法）的情况甚少出现，最佳的战术系以前沿接近、转向（短纵队并列朝同方向前进）、进入射距发射鱼雷、再背向敌舰艉方向脱离。美国人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即遗忘了战斗系双方的竞争。纵队战术奠基于舷侧火力的基础上，其火力系为单舷接敌时火力的两倍。此战术却忽略了一项事实，当运用并列纵队转向敌人或脱离战场时，将使本身船腹暴露于敌方鱼雷攻击的机率较平时多出十倍。就兵力对抗的计算而言，美国海军采行此种战术必须面对的风险系采用纵队队形的五倍。
若五哩内没有巡洋舰支援，吾人甚难进行登陆作战。依据传统估算，藉由密集发射鱼雷，数量不多的小型舰艇仍可摧毁数量庞大或战力远较其强大的敌舰。在瓦尔哈拉(Valhalla)战役中，杰立可忽视了鱼雷在夜战中的巨大价值，造成束手无策的窘境，令人摇头叹息！1916年时，美国已由当中习得若干教训。
在战争最初阶段中，由于部队系杂乱拼凑的，未经良好训练即将其集合一处，加上水面舰艇军官实际经验有限，战斗纵队即成为唯一的舰队战术。或许最初阶段，美国海军仅有能力执行纵队战术。揆其原因，不仅来自日本海军威胁，尚因夜间高速运动与大部分于岛屿作战，才会导致此种结果。
此种印象仍然深植吾人脑海，早期的战术指挥官并不了解雷达的重要性与长距纵队的危险。尤其特别地，在早期战斗中，当敌人以高速向其接近时，战术指挥官似乎不具维持控制步调的判断力。战术指挥官有时在开火前，尚不断地调动所属舰艇，直至其与敌舰可能发生碰撞时始停止。日本海军则无此种问题。观察日军，吾人可以看到他们转轴与发射鱼雷，战术系连贯一致的。战事爆发前夕，日本人将鱼雷装至巡洋舰上，在此同时，美国人却认为现代海战系在鱼雷射程外以舰炮方式进行。
战争进行初期，日本战术指挥官通常系在最前部位，亦即进驻首舰进行指挥，东乡(Togo)元帅之后皆系如此。美国海军战术指挥官通常位于巡洋舰的旗舰上，该舰系在纵队后方（美日两次交战，其位置甚至在第六艘军舰上）。当需要快速行动时，由纵队中间部位进行机动缺乏效用。艾比蓝角战役的混乱不堪，应是此问题引发的结果。将旗舰置于中央部位系一良好的战术见解，但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此乃为传统的指挥方式漠视崭新战术环境的一个事例。1943年的最后五场战斗中，包括奥古斯塔皇后湾战役，梅利尔在此战役后将驱逐舰的间距扩大，美军战术指挥官亦将部位移至纵队前方，结果证明这是有用的。承平时期，日本即已从事夜战训练，官兵亦知初战之后应该如何战斗。明显地，对美国人而言，此系后见之明。
当我重读这些战役细节之际，我期盼能够发现美军指挥官藉由工作与训练，从中学习提升战力之道。在史拉特(Slot)的激烈军事行动中，读者可能将重点置于主要战斗的重大缺失，看到舰艇在夜战、巡逻、追踪与岸轰中逐一消失。在1943年间，这些事实有助于教育美军的领导干部与所属士兵，但我们并未发现任何一位美军战术指挥官，曾参与两次夜间战斗，并以其经验改善舰队的战术。此系舰艇与人员快速轮替所导致的结果。以怀特与穆斯布拉格为例，他们担任战斗指挥官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海尔赛(William F. Halsey)上将，从来不放过任何进行战斗的机会，因而一直都在搜寻军舰，特别是驱逐舰。没有指挥官领导过两次以上的战斗，亦无指挥官统率过相同的一批舰艇。勃克系唯一参与两次战斗的指挥官，并能将其经验用于改善舰队战斗。即令如此，在奥古斯塔皇后湾战斗中，他并不曾全程进行指挥。我们不禁会想，倘若勃克或梅利尔参与战斗的次数如同纳尔逊一般多，将会是何种光景？勃克系最有眼光的战术家，却始终未有机会与日本最顶尖的指挥官田中交手。 [ 原注：我们必须公平指出，日本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并未协同作战。然而，其准则的完整性与诸多实作的经验，使其维持相当的凝聚力。 ]
在所罗门战役中，兵力集结的旧有思维存在着诸多疑问。一支小型兵力可在近距离内享有优势，击败势力强大的敌人，并维持自身的生存。美国人遵循的战争胜利原则，即是藉由集结优势攻势兵力予以达成。我们再次检讨所罗门战役胜利的要素，即当小型舰艇配备诸多武装时，其其有的火力甚至可以超越敌方大型舰艇。
在此部分，我们可藉观察所罗门战役中的战略，特别系战役其有的战略重要性，推得一个适当结论。我们发现有一种趋势，亦即日军放弃优越据点（如珍珠港、珊瑚海、萨沃岛与沙玛[Samar]），顽固地追寻失败的作为（如瓜达康纳尔战役、田中不顾一切地增援瓜岛，以及菲律宾海战役）。1942年，日本成功的夜战战术系「打带跑」(hit and run)战术 [ 原注：日本停止拯救战役幸存者的做法，无损其勇气与胆量，盖因此种作为存有相当大的风险。日本的战术肯定了战前削弱美军舰队规模的战略考量。 ] 。1943年，美军成功的战术作为则系「打击、脱离与再打击」(hit and duck and hit again)。由于美军在战场的滞留，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其不时受到严重损伤。然而，有时成本昂贵的战术代价系在取得较佳的战略利益，
雷达与防空
奥古斯塔皇后湾战斗的终曲，即是1943年时，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已具使用雷达反制日军空中攻击能力。在此战役结束后，梅利尔已经进入拉布尔基地的打击范围内。他明了日军的全面空中攻击将在清晨展开，就像日军由瓜达康纳尔的韩德森机场撤出时，美国对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空中攻击一样。
梅利尔将他的4艘轻巡洋舰与4艘驱逐舰编成密集的防空队形。攻击发起时，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舰队，由于兵力集中与易于操控，故能对空中攻击进行有效反制。梅利尔的舰艇不断地发射防空炮火进行空中防御。4艘巡洋舰共发射了1,000发的五吋炮弹与超过13,000发的40厘米与20厘米炮弹。美舰遭到两枚日军炸弹击中受到些许损伤，此役日军损失了17架飞机。整个过程历时七分钟，此意味着美军巡洋舰每秒大约发射735枚炮弹，用以形成了严密的防空火网 [ 原注：S.E.Morison，vo1.4，p.321.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巡洋舰对每一架日机发射了超过800枚的炮弹。 ] 。雷达提供了梅利尔早期预警、陆基战机飞航指引与（本人猜测）近发引信，后者可使五吋高乎两用炮弹在战斗中发挥较佳杀伤效能。
三天后，亦即1943年11月2日，海军少将薛尔曼(Frederick C."Ted" Sherman)率领由海尔赛支援的萨拉托加与普林斯顿两艘航舰，对日军占据的拉布尔进行攻击。于是，拉布尔成为恐怖的战线。日军在该处驻有至少70架的战机，以及港口附近部署绵密的火炮，加上7艘以上的重巡洋舰与为数甚多的轻型战舰，日军在该处的防御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对该处进行大规模扫荡，海尔赛在没有重巡洋舰进行夜战情况下，他必须冒险对该岛进行空中攻击。海尔赛将45架攻击机与52架战斗机交薛尔曼运用，以执行空袭拉布尔的行动。 [ 原注：当海尔赛下达命令时，薛尔曼将所有战机派出，他的航空母舰推测系在陆基飞机涵盖范围之内。 ] 日军侦察机未发现美军，加上拉布尔没有雷达提供先期预警，美军的行动完全系一奇袭。美军以甚少损失获得了巨大利益，除了损失10架飞机外，投入兵力几乎全身而退。在此战役中，日军4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与2艘驱逐舰遭到美军重创，日军放弃了从布干维尔岛发起另一次夜间攻击。
此次战役见证了雷达的重要性，此装备彻底改变了机舰的固有态势与任务。美军飞行员较日军飞行员优异，但我们不应忘记，美国战舰加速了此一流程的开展，雷达更是早期预警与防空作战的有效工具。
潜舰与感测器
本书并未有太多篇幅对潜舰作战进行说明。两栖作战与空中打击必须由水面舰艇提供支援，因为舰队行动提供了控制海洋的最佳机会。潜舰可以用于遂行制海作战，但是无法用于遂行海洋控制。除了核子战争外，潜舰系一掠夺者，当前此种情形依然，其意图在此行动中扮演要角。
潜舰的角色有二：其一系支援舰队作战：其二系以各种不同海上游击模式对敌人的航运进行攻击。就支援作战而言，潜舰可对敌舰艇进行搜索，使其无法进行攻击，并可削弱敌军作战能力。潜舰曾在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与美国海军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四四年六月的菲律宾海战役，如同其他战役般，充份显现了潜舰在支援舰队作战时的重要效用。潜舰首先发现日军踪迹，并向上级报告其大略的兵力组成。在战斗结束前，美国潜舰击沉了两艘日本大型航舰，战果远甚于米契尔的航空部队。倘若将大型、轻型与护航航空母舰一并纳入计算，二次世界大战各国飞机共击沉了20艘航舰，总排水量342,000吨，潜舰共击沉了15艘航舰，总排水量306,000吨。（在中途岛战役中，瘫痪无法行动的美航舰约克镇号，系遭日本潜舰I-168号击中。但是，本人确信该舰系遭到日本战机摧毁）。水面舰艇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总吨位30,000吨。
潜舰用于海上游击战，打击敌方海上航运，表现在以下三个面向：德国在大西洋战役的作为；英国阻止德国对北非进行再补给；以及美国潜舰对日本进行的海上封锁（日本无法获得原油与其他的物资）。无论以何种标准而论，潜舰在上述各项行动中的表现相当成功。德国U型潜舰在大西洋战役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战果。苏联海军元师高希可夫(Gorshkov)指出，由于U型潜舰对同盟国造成了巨大与不成比例的损伤，致使盟国必须投入远较德国为多的人力与物力去反制德国U型潜舰，此点可视为德国在战略目的成功。由于当时同盟国的反潜作战缺乏效率，他们对德国潜舰束手无策。德国肆无忌惮地运用潜舰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同盟国须对海洋表面进行控制。
潜舰近来力被运用于行之多年的海上袭击行动。在极有价值的海上游击战年代中，德瑞克(Francis Drake)与霍金斯(John Hawkins)与当代（伊莉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得到下列两项利益：其一，捕获敌国商船，排拒了他们获得航运利益的机会；其二，所有战利品归英国所有。其后，美国南部联邦的阿拉巴马号(Alabama)舰长经常将商船摧毁而非拿捕他们以取得战利品。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密码分析、空中监视与雷达搜索，使得水面袭击者如史比号(Graf Spee)与俾斯麦号等海上掠劫者注定失败。为了逃避敌人追击，二十世纪的袭击者必须能够消失于水下。在整个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潜舰系在水面进行袭击，逃避攻击时则潜入水中。飞机可以迫使潜舰下沉（在距护航船团甚远处），而使其无法有效发挥战力。1943年中期，当潜舰每年潜藏水中的平均天数达104天时，飞机侦监潜舰的行动更是达于顶峰。同盟国赢得大西洋战役的主要原因，系能将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攻势空中巡逻与护航行动的守势空中巡逻结合。飞机配合雷达的运用，先是延缓了德国U型潜舰的航行速度，接下来使其在运输船团周围的活动大幅缩减。
对同盟国行动而言，雷达系不可或缺的要素，搜索雷达促成了侦察领域中的首次手段与反制的大规模斗争。我们无法在此说明英国如何藉由改变频率而让德军的侦测装置顿时落伍，这是一个极具教育性的故事。英国作战研究学者学到了搜集资料以研判德国潜舰动向的方法，即令U型潜舰并未与同盟国的雷达构成频率接触。 [ 原注：Blackett，pp.222-23.有关电子对抗的数个说明中，最佳与最简洁的著作参见Tidman，pp.75-80. ] 事实上，如此的分析绝非必要的，同盟国指挥高层业已因英国破解了德国的密码而得知实情。 [ 原注：1943年左右，美国作业分析家已能掌握德国潜舰的动向。如同泰德曼(Tidman)的报告所指出者，史坦哈德(Jay Steinhardt)即以无线电测向方法(radio direction finding，RDF)估算出德国潜舰的可能位置，此较英国人指称其应在何处出现，在精度上高出了十倍。他将此一令人困扰的事告知莫尔斯(Philip Morse)，也就是美国海军反潜作战分析小组的领导人，他将史坦哈德资料呈交海军当局。秘密已为人知晓，起码莫尔斯与史坦哈德都被告知了这个事实，但未有任何有关此机密的传闻在大量的作业分析相关文献中出现。 ]
U型潜舰使用的密码被列为极机密，此系大西洋战役感测战争中的最重要武器。杜尼兹(Donitz)在岸上指挥U型潜舰，1942年时，狼群(wolfpack)战术用以搜索与集中兵力对同盟国船团进行攻击。由于U型潜舰并不能自由地通信，柏林当局就成了重要的战术协调者，此点给予敌人削弱其所有战术信号的绝佳机会。1941年5月，英国由德国U-l10潜舰上取得了一部密码机，开始进行间歇性地解读敌人信号的工作。此外，同盟国亦藉由三点无线电测向技术定出德国潜舰的粗略位置，用以协助密码分析。德国潜舰人员认为短暂、技术复杂的点放讯号传输，绝无可能被三点无线电测向定位所利用，德国潜舰人员犯了错而不自知。
当然，解读出的密码信又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情报精确地指出U型潜舰的位置，无论系大西洋的战斗序列抑或在波罗的海的试航训练。密码破译机提供了同盟国有关德国U型潜舰与狼群运动的大量资料，指令系来自数千哩外的德国首都柏林。
由于能够读取「海蛇」(Hydra)信文（U型潜舰作战行动时使用的密码），因此获得了无以计数的好处。由于破解了德国的密码，吾人可以了解U型潜舰如何作战，甚至可以了解杜尼兹的作战构想。此外，明了了U型潜舰的指挥模式后，亦可知悉其前进与巡航的平均速度、各型U型潜舰的持续力、指挥官的特性、偏爱的巡逻线型式、视觉通信的精确意义，以及天候与位置报告等。 [ 原注：Beesly，p.116. ]
无疑地，美国一本顶尖的战术研究著述《二次大战的反潜作战》(ASW in World War II)，即曾对破解德国U型潜舱密码做了详尽的描述。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当时系属机密文件，该书内容丰富，名为「德国的王牌」(German Aces)的密码信文亦被纳入讨论 [ 原注：Sternhell and Thorndike，pp.4，10,11,2O,and 81. ]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的这些极机密文件保存得如此完整。在这本官方文件中，实际提到的密码破译事件仅有一起，此即1944年6月德国U-505号潜舰遭同盟国俘掳。作者认为历经此事件后，同盟国获得了许多的德国密码资讯。当时，美舰瓜达康纳尔号与其护卫舰艇能在一连串行动中猎杀4艘德国U型潜舰，当中包括U-505号潜舰，实因同盟国早已破解德国U型潜舰使用的密码，并能将资料送至猎杀群指挥官葛乐利(Daniel Gallery)上将处。
当吾人明了密码破译对大西洋与太平洋战事的影响后，可以做出下列合理推论：
海上游击战——现代的航运破坏战——若无掩护必将失败，现代的监视能力较以往大为进步。
由于高层的过份自信，讯号由陆向海传递，脆弱性相当高。当指挥官处于远方进行战术指挥时，战斗资讯的传送需要特别的信号纪律。
陆上与海上兵力间的战术互动
接下来我们将对有关感测器、搜索与反制措施以外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探讨。如同第一章中所强调的，陆上与海上事件的战略互动，主要取决于事件发生的场景、海战的规模以及敌人的目标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术互动性的重要性日增，此归功于飞机在战场上的崭新角色。在本节中，将对感测器革命的效应进行考量，此打开了诸多的可能性，影响范围涵盖资讯战争与海军指挥。
吾人首次目睹海军战术指挥官如何在岸上下达指令，山本五十六、杜尼兹、尼米兹与海尔赛均曾或多或少地参与所属部队的战斗调度。根据记录，海尔赛曾在诺米亚(Noumea)的岸上指挥所，对南太平洋的作战行动进行指挥，要求部队在特定时间至精确位置进行接战。战术指挥若以现在说法，可以称为作战艺术，可由陆上指挥机构进行。如此一来，海上的舰艇与飞机可以保持无线电静止，直至其被敌人发现为止。当密码分析与无线电测向无法使用时，信号数量传输分析仍可显现军事行动征兆，即令在内文无法破译时，标题仍能显示指挥单位与舰艇番号为何。
美日两国皆曾使用陆基侦察飞机，用以协助隐匿海上舰艇与舰载战机位置，因为陆基飞机其有较长的航程与较久的持续力。日本较美国更常运用外部侦察方式(external reconnaissance)，此可节约航舰战机兵力，用于遂行攻击任务。在地中海，由于未能妥善运用陆基空中侦察，意大利海军的信心与士气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此，无须对海基飞机对陆上目标的攻击再加赘述。相反地，必须对陆基飞机对海上目标的攻击特别留意。意大利与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应该都在于对海上的舰艇进行攻击。大体而言，他们系失败的。在意国领袖墨索里尼(Mussolini)的反对下，意国海军舰队没有部署飞机，侦察任务则由空军支援。由于支援不力，这项任务几乎陷入瘫痪。相反地，日本海军却成功地运用了陆基飞机，当中最着例子，即是以配备鱼雷的陆基飞机，击沉了英国海军却敌号(Repulse)与威尔斯亲王号(Prince of Wales)两艘军舰。运用陆基飞机攻击海上舰艇本身并无不妥，只要飞机的训练与配备系用以执行这项任务即可。二次世界大战时，缺乏机动性与兵力无法集结的两项战术限制，削弱了陆基飞机的打击效能。指挥架构不健全与缺乏特殊的训练，亦是陆基飞机打击水面机动舰艇失败的主要（而非合理）原因。
对于反制潜舰而言，陆基海洋巡逻机被证明系具有高度效用的，因其能进行长程、安全的单独巡逻任务。因此，陆基海洋巡逻机的机体较大且航速较慢，英国甚晚始发现陆基海洋巡逻机的巨大价值。英国军舰果敢号(Courageous)在战争爆发第一个星期，即被德国U-29号潜舰击沉。然而，英国海军未能利用陆基飞机的优越性能，反制德国U型潜舰对其进行的攻击。卑至三年半后，英国始改变此种想法，大西洋战事的迫切需要使得英国必须正视陆基海洋巡逻机的巨大价值。1943年初可视为转折点，英国将轰炸机指挥中队移交海岸指挥部管辖。在此同时，英国说服罗斯福总统拨专款生产新的「解放者」(Liberator)巡逻机，其后英美两国合作生产了数量庞大的反潜巡逻机，此种巡逻机为性能极佳的长程飞机。 [ 原注：Blackett,p.227. ]
纳粹德国错失在海上运用陆基飞机的绝佳机会。在攻陷法国后，德国空军的数次突击行动充份显示其拥有的中程轰炸机，可对同盟国的船团进行有效攻击。但是，德国空军元帅戈林(Goring)倾向将飞机做为攻击陆上目标之用，从而排除了以飞机做为攻击航运手段的可能性。这种情形一直到德国忧虑英国海军在海上所造成的因扰后，始起了根本性的改变。
应该由另一本专书来对两栖作战的前景进行讨论，两栖作战的战略意涵曾被深入研究过。无疑地，武器的射速与射距以及舰艇与飞机的机动性，彻底改变了拿破仑战争与二次世界大战间的两栖作战性质，这些基本改变绝非言过其实。二次大战的两栖登陆，显现日益增多的陆海兵力互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崭新两栖战术。对此，我们可以回忆下列事件：仁川登陆；因敌人布放水雷延滞的元山(Wonson)登陆；英国驱逐舰格拉摩根号(Glamorgan)遭阿根廷束福克兰群岛发射的岸防飞弹击中受损；美国运用飞机与战舰的机动性迅速占领格瑞那达；以及沙漠风暴期间美国的两栖佯动与突击科威特的威胁。
陆基与海基兵力彼此对抗潜力的多面向发展值得吾人加以审慎研究，目前此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对于搜索、通信、兵力控制与反制手段不应过份轻视，这些手段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感测器革命系引发上述变革的原因。陆海战术互动增加与感测器的技术进步，系未来海军战术两个重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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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飞弹时代的战术演进
韦恩·休斯 [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2000
核子弹头与长程飞弹
核武对于舰队战术与军舰特性的效应
战略作战思想的三项战术传承
飞弹在海军作战中的角色
油轮战争的战役观点
舰队间的飞弹战斗记录
福克兰战争的教训
海上伤亡
战争中的人员伤亡
舰艇伤亡比率
形成损害的兵器数量
损害与军舰大小及装甲之关系
持续战力的战术考量
滨海作战的成效检讨
滨海战役
结语
核子弹头与长程飞弹
二次大战接近尾声时，德国率先使用V-1与V-2进行飞弹作战，前者可视为巡弋飞弹的原型，后者则系无导引的火箭。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间，超过25,000枚的V-1与V-Z射向伦敦与安特卫普(Antwerp)。战争即将结束时，原子弹的发明如同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预示着战争面貌将出现重大改变，此种发展令人无法想象。一枚原子弹即可分别摧毁广岛与长崎，加上美国海军的飞弹研发计画——前有狮子座飞弹(Regulus)，后有北极星飞弹(Polaris)——使得此种变化益形加剧，这两型飞弹可将核子弹头精确地投掷至远处地域。吾人将其称为「战略武器」，如同战略轰炸机般，此等武器系用来摧毁敌人的战争资产。
二次大战结束之际，美国系全球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飞机系投掷此等武器的唯一载具(战略轰炸机)。在这种情况下，空军与海军发生激烈的对立，空军主张应由其担任战略轰炸任务，海军则持反对意见，后者认为跨洲执行轰炸任务相当困难，空军并隐瞒了将轰炸机部署至前进基地所需的钜额成本。海军主张应将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部署于航舰，如此航舰的机动性将使部署其上的轰炸机处于有利态势。不久后(1949年)，苏联成功地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美俄两国在战略武器上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外，对于美俄总体战争的战术分析方法益趋复杂，并出现了争论不休情形。
其后，苏联发展了用以投掷核子弹头的弹道飞弹，吓阻全面核战即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考量。因此，以非战争的手段来制约苏联的野心，或起码影响苏联的野心，成为非常重要的事。藉资源投入与先进科技的协助，1950年代美国海军研发并部署了携有北极星飞弹的核子动力潜舰，此型潜舰由于难以侦测并对其进行攻击，遂成为美国最安全与存活率最高的战略资产，确保了美国核子吓阻的稳定性。诸多战术研究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检讨：潜舰的可侦测性、下达攻击的指挥系统与防止非预期或全面性攻击的控制系统。1960年代，苏联部着了海基式战略核武系统，当美苏完成「陆基」与「海基」飞弹系统发展后，「存活」与「投掷」的战术变得更为匀称，总体战争的战术亦变得极端复杂。于是，跨洲战场的分析变得更加风格化，预想的真实战争场景如此恐怖，吓阻于是成为相关研究的基本目标。1960年代，美苏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咸认透过相互保证毁灭与渐次升级的回应，将足以维持美苏的战略核武稳定。
核武对于舰队战术与军舰特性的效应
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全面核战战术绝非海军舰队战术。然而，为维持稳固的核武吓阻，无疑会将舰队战术发展与海军作战决策涵括在内。在柯白(Corbett)所处的年代中，海权国家海军的首要任务，在保障海上贸易与航路畅通，当核子武器部署于航空母舰与弹道飞弹潜舰后，海军的功能必须扩大，例如平时与战时保护部署于海上的战略兵力即系一例。
核于飞弹的发展，主要效应显现在舰队战术面向。若干早期的苏联飞弹，系配备核子弹头的巡弋飞弹，其可部署于潜舰、水面舰艇与长程陆基飞机，用以打击美军水面舰艇，尤以航空母舰为然。核子武器在舰艇周围引爆时，将可轻易地摧毁该艘舰艇，即令藉由装甲、舱间分隔、损害管制等而保有动力，或是加大排水吨位承受战损，都不具太大意义。倘若核子武器设计系在被击中时引爆，那么就算防空机炮击落来袭飞弹，恐怕亦为时已晚。防空飞弹的发展，系在远距离摧毁来袭的飞弹或轰炸机，用以保障舰艇生存。擎天神(Talos)、梗犬(Terrier)与鞑靼(Tartar)等型防空飞弹，系美国海军首代采用的防空飞弹技术。
二次世界大战时，舰艇采用的密集防御队形不再适用，原因在于原子武器产生的强大爆炸与致命辐射，使得相距甚近的舰艇失去行动能力。吾人甚难寄望防空飞弹涵盖范围可以涵盖数舰。就二次大战期间的战术而言，本舰自卫亦能提供邻舰防御。就当前而言，防空飞弹造价昂贵，一艘军舰可携行的防空飞弹数量有限。由于此型飞弹相当准确，无须如二次世界大战般，使用20厘米或40厘米机炮在天空以数百枚炮弹形成弹幕，遂行防空作战。为了反制来袭的战机或飞弹，防空飞弹必须进行配置区分，将各舰的目标标定协调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
因此，舰队的队形必须能及时地疏散，使各舰具有更大的展开空间。例如发展「干草堆」(haystack)部署构想，以保护航空母舰，此系藉商船给予的诸多雷达接触，使轰炸机无法轻易地对航空母舰定位。如此一来，舰队的主要目标将在茫茫大海消失，如稻草堆中的针般。二次大战结束与整个韩战期间，藉由疏散维持舰队存活已非战术主流思想，当时为了建立有效的空中防御，必须仰赖紧密队形与防空炮火相互支援，如此方能形成弹幕，提供舰艇必要保护。
战略作战思想的三项战术传承
现代化的美国海军将成为过时核战略思想的受害者。至今，大部分的舰艇持续战力不足，若遭到一或二枚现代化攻船飞弹(飞鱼或鱼叉飞弹)攻击，将使大部分的舰艇丧失行动能力。为了提高被攻击后的存活率，保有持续执行任务的能力，美国海军舰艇很大程度上仰赖降低舰艇易感性(susceptibility)来达成此一目的。如此，可防止舰艇为来袭的敌飞弹击中。
直到最近，美国海军仍仰赖防空飞弹保护在其射程范围内的各型舰艇。1970年代，点防御武器的发展初具雏型，北约的海麻雀飞弹(短程飞弹)与近迫武器系统(一种高射速的连发机炮)即系例证。但是，美国海军对于点防御系统及软杀武器(如雷达干扰丝与电子反制措施)的追求，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军那么积极。
核子武器的第三项遗绪，使得紧密队形提供相互支援的战术为人忽视。越战期间，美国海军的编队得以加大，因为战舰能够在远距外投射武器。对其而言，施加敌人的攻击行动，相对较为安全。事实上，美国具有的海洋优势，甚少敌人胆敢在海上对美国舰艇进行攻击。美国海军在海上不受敌人阻挡地遂行兵力投射，此种作为脱离了力量对抗的海军战术典范。当然在敌境作战的海军飞行员与陆战队队员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过去五十年间，美国海军在大部分时间享有海上自由机动的优势。在此种有利情况下，美国海军舰队战术存在着一种矛盾，即原本舰队战术的主要考量，系在苏联攻击后维持远洋舰艇的存活，但我们却在黄海、日本海、台湾海峡、东京湾、东地中海与近来经常部署的波斯湾等限制水域(confined water)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中展现我们的海上打击力。其结果是，美国海军已习惯于单独运用作战舰艇，或运用强调攻势作战能力的组织松散的小型编队。
现在，曾被美国海军视为庇护所的海洋已经不再安全。长程陆基飞弹配合新式定位系统运用，可对在航舰艇形成严重威胁。联合滨海作战的遂行，使得舰艇必须在近岸水域作战。如此一来，舰艇必须面对陆上不同载台发射的巡弋与弹道飞弹、陆基飞机与小型水面舰艇的不同威胁，相关论点将在本书第十一章深入讨论。
飞弹在海军作战中的角色
我们不难发现攻船飞弹在世界各国海军的运用。此系对海军战术重塑最具影响力的武器。首先，我们很快地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度运用巡弋飞弹攻击海上商船，以及其与另类武器间的关系进行概略说明。在海军史上，运用巡弋飞弹攻击油轮与商船的事件出现于波斯湾水域。1981年5月，商船于波斯湾水域首次遭到攻击，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1988年中期，美军介入并对商船进行护航，这种情形才告完全终止。
两伊运用飞弹与火箭攻击商船的数据，可参见那比亚斯(Navias)与胡顿(Hooton)两人编辑的「油轮战争」(Tanker Wars)一书 [ 原注：Navias and Hooton. ] 。伊拉克运用法国军售该国的空射飞鱼飞弹，对航行商船进行攻击。两伊战争期间，波斯湾水域商船遭飞弹攻击的事件约在257次至261次之间，其中的80%系伊拉克所为。伊朗的飞弹性能不若伊拉克般精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横跨荷姆兹海峡(Straitof Hormuz)并位于波斯湾的上方，故其得以运用水雷、舰炮、舰载飞机与火箭榴弹(Rocket-Propelled Grenade)等武器，对207艘中立国家商船进行攻击。伊朗发射79枚蚕式飞弹，至少击中了两艘中立国的商船。伊朗与伊拉克对商船所作的攻击中，半数以上系以攻船飞弹进行，倘若以施加的损害做为指标，巡弋飞弹的重要性日增，因为渠等系造成商船损失的主要原因。
伊朗与伊拉克两国进行了两场主要、同时进行的混合战役。超过400艘的商船遭到相同形式的攻击，根据那比亚斯与胡顿的统计，共有411艘商船遭到飞弹攻击。遭到两伊攻击的商船，约有60%系油轮，其余40%则包括了货柜轮、散装货轮、通用货轮与小型的原料船。遭到攻击的船舶中仅有四分之一毁损，因为大型油轮较为坚固，大部分皆能很快地修复。
所谓的油轮战争系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船团的最大规模战役。在大西洋战役中，德国运用U艇击沉了同盟国2,828艘商船。此外，尚有数百艘商船遭鱼雷击中但未沉没 [ 原注：Roskill，p.447,and Valle. ] 。二次大战期间，平均一艘德国U艇击沉的盟国商船总吨位为5,000吨，相当于现代商船吨位的五分之一，对于油轮而言，这个差异相对更大。就运载量言，波斯湾水域的战役更令人感受触目惊心。根据估算，仅1986年受损而必须修理的船舶吨位总和，已超过二次大战同盟国被击沉船舶总吨位的20% [ 原注：Navias and Hooton,p.129. ] 。那比亚斯与胡顿估计，每月在波斯湾水域遭飞弹攻击的商船数量，不及航经该水域800至1,000艘商船的百分之一 [ 原注：Ibid.,p.130. ] 。这个比例与大西洋战役盟国商船的损失相当，远不及大西洋战役情况最坏时的27%损失率。如同大西洋战役般，航经波斯湾水域的商船损失逐渐增加，直到美国回应中立国要求，并对易帜的科威特油轮提供护航，这种情况始告改善。
油轮战争的战役观点
类似运用鱼雷攻击商船的直接与立即，战术飞弹如同鱼雷，其系设想并发展用以攻击战舰之用。摧毁商船并非力对力的战斗，而系单方面的、掠夺者捕食(Predator-prey)式的作战。如同潜舰追踪并以鱼雷攻击商船，伊朗与伊拉克使用飞弹或其他方式对无武装的商船进行攻击。两次不同时间进行的军舰护航存在着一个差异，但这并非决定性的，美军在波斯湾水域的护航作业旨在防范空中与水面攻击，避免在护航商船遭到敌方飞弹攻击。然而，对海军史进行回顾，在二十世纪中，护航作战最令人引以为傲的，系其保护商船在公海航行时免于遭到潜舰的掠夺攻击。
两伊在波湾水域对商船进行飞弹攻击，显现战术与作战已出现重叠。在滨海作战中，我们必须同时处理战术与作战的问题。就战役观点论，美国海军在西南亚的主要功能，系在维护海上交通畅通。美国海军航舰兵力无法提供航向波斯湾的油轮直接保护，仅有护航舰艇能够对抗伊朗舰队所为的攻击，后者使用的攻击载具包括了陆基飞机与小型近岸舰艇。护航舰艇必须得到空中掩护，就目前或未来言，这批战机来自美国驻泊于荷姆兹海峡外的海军航空母舰。
不要忘记！安全通航必须仰赖水雷清扫。波斯湾水域的水雷清除工作，大部分系由欧洲国家负责。1980年代中期，透过多国的共同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在北约组织中，水雷清除系一个国际性的任务。当时，欧洲国家具有较美国为优的水雷清扫装备。
滨海环境下的飞弹作战已经模糊了一支海军与一支「舰队」的区别；前者由军舰与飞机所组成；而后者之目的是在掌控海岸地区，俾能从陆上与海上发动攻击。这种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军舰与岸上的堡垒作战是件愚不可及的事」的说法应该加以修正，因为如要影响陆上的事务，军舰必须能设法摧毁敌人从陆上基地以飞机及飞弹攻击近岸海域目标的潜力。为了影响陆上事件发展，海洋国家必须能将战争资源横越狭窄水域投射至岸上，滨海水域不仅是混乱的所在地，也是要塞的所在地。
舰队间的飞弹战斗记录
二次大战后，除了美国海军经验外，其他国家的海军战术仍系以力对力做为典范。战后发生了大量的战斗，全部出现于滨海水域，若欲明了飞弹在这些战斗中的重要性，可研读修尔特(John Schulte)上尉的相关研究 [ 原注：Schulte，pp.3-14.不像那比亚斯与胡顿般，他们编辑了数量甚多商船遭到定位攻击的资料。修尔特则搜集了许多运用攻船飞弹攻击商船的报告，并由攻击者的观点讨论决定攻船飞弹效力的各项因素。他搜集的飞弹攻击商船数据比较狭隘，年份集中于1981年至1984年。 ] 。首次使用攻船飞弹击沉舰艇的事件发生于1967年，当年的以阿战争中，担任哨戒任务的以色列驱逐舰艾拉特号(Eilat)为埃及发射的攻船飞弹击沉，艾拉特号在埃及齐射4枚俄制冥河(Styx)飞弹后受创沉没。1970年，埃及进行了一次冥河飞弹实弹射击演练，该型飞弹可对小于驱逐舰的目标进行归向攻击。在发射74枚飞弹后，成功地将以色列渔船奥利特号(Orit)击沉。」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印度海军发射了9枚冥河飞弹，成功地击中了巴国数艘的军舰与商船，当中有若干船舶系停泊于港口之内的。
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战争，系研究飞弹作战的另一最佳例证。在五场战斗中，共发射了总数101枚的冥河飞弹与加百列(Gabriel)飞弹，结果造成了叙利亚与埃及海军舰队的严重毁损，以色列却不曾受到任何损伤。1982年发生于南大西洋的英阿福克兰战争，藉由空射飞鱼飞弹的运用达成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岸射飞弹亦在福克兰战争中首次运用，此一事件较不为人知。另外，皇家海军直升机以海贼雕(Sea Skua)飞弹攻击了两艘阿根廷巡逻艇，击沉了其中一艘，并使另一艘严重毁损 [ 原注：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巡洋舰与圣大菲号(Sante Fe)潜舰遭到英国海军水下武器攻击。 ] 。1991年2月，波斯湾战争期间，2枚蚕式飞弹由科威特的地面基地发射，目标为密苏里号(USS Missouri)，该舰拥有16吋主炮，当时系在执行对伊拉克阵地的岸轰任务。由于这两枚蚕式飞弹发生故障，因此并未对密苏里号舰造成任何损伤，但值得注意的，此乃为首次亦系海战史上仅有的一次以面对空飞弹击落攻船巡弋飞弹的例子，而创下此一光荣纪录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格洛斯特(Gloucester)号军舰所发射的海镖(Sea Dart)防空飞弹。运用飞弹攻击军舰的其他例子，尚有雪特拉湾事件(1986年；6枚鱼叉飞弹)，美舰史塔克号遇袭(1987年；2枚飞鱼飞弹)，油轮战争尾声时的「祁祷膛螂」(Praying Mantis)行动(1988年；11枚鱼叉飞弹与5枚面对面模式的标准飞弹，伊朗发射的1枚鱼叉飞弹)。总体而论，修尔特记录了155枚飞弹攻击军舰实例。无论就事件多寡、造成损伤的情形如何、攻击目标的武器类型 [ 原注：吾人应谨慎地进行射击。福克兰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曾对阿根廷一艘潜舰进行了超过两百次的反潜攻击，使用的则是造价昂贵的鱼雷。1969年，美国海军驱逐舰摩顿(Morton)号，在越南战场曾发射了15,000枚炮弹，这个数字绝非最高记录。大部分的骚乱与阻绝火力，系用以对可能存在的地下碉堡进行攻击。 ] 、或弹药耗费成本等因素而论，飞弹与飞弹作战在现代海战中都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
在本书的第十一章中，我们将仔细地考量命中机率的问题。简单地说，飞弹对于大型无防卫能力的商船进行攻击，拥有较高的命中率，然其所造成的损害却非致命性的。由于军舰具有相当防御能力，因此飞弹对于军舰的攻击，命中机率相对较低。然而，其所造成的损害却相对地较为严重。或许令人感兴趣与心生警惕的，应系攻船飞弹曾成功地击中了防护良好的作战舰艇，英国皇家海军雪菲尔号(HMS Sheffield)遇袭即为一例，根本原因在于该舰未能有效进行自卫。
另一起战术失败的例子，则是大西洋运输者号(Atlantic Conveyer)在福克兰战争中遭飞鱼飞弹击中并且沉没。阿根廷的两架超级军旗(Super Etendard)战机各以一枚飞鱼飞弹射向皇家海军伏击者号(Ambuscade)军舰，当时该舰位于福克兰群岛东边水域，系皇家海军编队的屏卫舰艇之一。伏击者发现飞弹来袭后，立即施放雷达干扰片，使得来袭的两枚攻船飞弹转向，免于遭到攻击。然而，在穿过雷达干扰片形成的干扰云后，这两枚飞鱼飞弹搜索并攻击另一目标。最后，这两枚飞弹发现了大西洋运输者号，摧毁了这艘船只与其上携行的各项重要物资。伏击者号成功救了自己，但却未能有效保护编队中的其他舰艇，屏卫任务完全失败。更讽刺的是，阿根廷飞行员希望能一举击中荷姆斯号(Hermes)航舰，并摧毁该舰飞行甲板上的海猎鹰(Harrier)战机。虽然，先进的感测器与精确导引武器业已问世，廿一世纪的海军作战仍旧充斥着混乱与奇袭。 [ 原注：See Woodward,pp.293-96 and elsewhere.他的著作「福克兰战斗群指挥官的回忆录」(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一书，系海军作战指挥官对现代海军战术真实描述的最佳著作。该书对飞弹威胁加诸其身的额外重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
福克兰战争的教训
当海军进入了崭新飞弹时代之际，并非表示其他的武器业已失去了他们的能力 [ 注 ] 。概略地说，英阿两国为争夺福克兰主权进行的激烈海战，我们不仅目睹到日益严重的飞弹威胁，同时见证到许多旧有的海军战术必须予以更新 [ 注 ] 。当战争达于顶峰时，若干观察家对双方军事行动做出了以下不甚准确的解释：
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遭到击沉，证明了核子潜舰令人惊讶的致命性。
英国军舰雪菲尔号的沉没，以及其后数天中英国水面舰艇的相继受创与损失，验证了水面舰艇在空中打击下其有的脆弱性。
水面舰艇是陈旧过时的，特别是大型与高价的水面舰艇。
致命攻击通常系在无预警情况下发生的。
假设核子武器运用于该次战争中，将使舰艇成为更容易打击的目标。
海军战斗变得越来越具致命性。
若对海军战史进行深入了解，可对上述事件提出较为合理的推论：
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系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舰艇，该舰遭击沉再次显示进行现代化战争必须拥有现代化武器。由于英国海军远较阿根廷海军为优，特别系以英国拥有核子潜舰为然。在开阔的洋面上，一支居于劣势的战斗舰队通常会为较强的舰队击败，后者通常不会出现太大损伤。由于意识到本身处于劣势，阿根廷海军于是后退至领海内，这是相当正确的做法。如此一来，居于劣势的阿国海军不致卷入战争。潜舰系具有强大战力的舰艇，其能攻击水面任何舰艇，此并非新鲜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潜舰一共击沉了1,300艘日本船舶，其中包括1艘战斗舰，8艘航空母舰与11艘巡洋舰。核子动力强化了潜舰作战能力。
雪菲尔号与其他3艘英国护卫舰在执勤时受创沉没，但其圆满地达成保护航舰与运输船的任务。由于自1945年以降，美国人不曾参与过舰队作战。因此，吾人忘记了海军战斗系快节奏、具致命性与决定性的。若欲从福克兰战争中抽离出新的教训，则此一教训不在于战舰在飞弹攻击下具脆弱性，而是在于轰炸机无法与配备先进防御系统的战舰对抗。阿国空军在三天英勇与密集的攻击中击沉了6艘英舰，但本身的战力也几乎被摧毁殆尽。6艘被击沉战舰中的4艘，沉没位置系在福克兰群岛附近。当皇家海军执行一项两栖行动时，舰队为了保护滩头堡，暂时失去了机动的战术优势。因为，敌人的搜索问题获得解决，舰队处于相当脆弱状态，必须仰赖本身的主动防御以化解敌方攻击。
美国不允许其水面舰艇变得陈旧过时。美国仰赖商船在海上的安全航行，以及运用海洋保护其在海外利益，当情况需要时，则将进行两栖登陆作战。若无水面舰艇，则无法执行上述的任务。大型与保护良好的舰艇如主力舰甚具价值，因其可以进行攻击与持续战斗。英国于圣卡罗斯湾(San Carlos Sound)遂行两栖登陆前。英国舰队的机动性使其能在福克兰群岛以东的水域安全行动。由于无法获得来自海上的支援，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部队名副其实地与大陆隔绝，阿根廷空军由于福岛距离本土遥远，无法提供决定性的协助。
在现代的海军战斗中，有效的侦察系有效投射武器的关键因素。英国与阿根廷的部队，皆因侦察能力不足致使行动受阻。阿根廷的空军与唯一的一艘潜舰，皆需要良好的侦察能力以遂行追踪，甚或更重要的，对英国主要舰艇进行定位。英国则需要可靠的战术预警，用以阻止阿国对其进行攻击。虽然英国的潜舰可以做为早期预警兵力，但是至少两艘英国水面舰艇系在执行雷达哨戒(也就是侦察)任务时遭攻击，当时他们与舰队编队主体距离遥远。我们很难获得飞弹攻击的预警，现代海战中由于双方舰艇均配备有飞弹，故在武器发射前，能否有效地执行搜索与屏卫对于战局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福克兰战争未给予吾人任何有关核子战争的学习课题。即令如此，我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用，将使陆上固定目标的脆弱性甚于海上舰艇，后者由于机动性高得以回避敌人攻击。
对参与者而言，海上战斗通常其有较高的致命性。然而，福克兰战争却证实了每艘受瘫痪的舰艇上的伤亡人数有逐渐降低的趋势，现代的陆战与海战对于武器装备具有愈来愈大的毁灭性，对人则不然。
海上伤亡
布拉得(Blood)等人汇编的数据，使吾人明确地知悉海战中人员伤亡比率有逐渐降低趋势。 [ 原注：Blood et al.,pp.124-34. ]
战争中的人员伤亡
福克兰战争期间，一共发生了23起英国军舰与辅助舰艇遭到战损事件。每次攻击事件平均造成5至8人死亡，8.3人受伤。此一数据，可与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的伤亡人数进行比较，美国海军驱逐舰(含)以上的舰艇在513次战损中，平均每次38人死亡，35人受伤；两栖舰艇与辅助舰艇在355次战损中，每次11人死亡，16人受伤。换言之，英国在福克兰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约略等于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伤亡人数的20%至25%。若将阿根廷损失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纳入计算，伤亡人数比率将会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海军战舰胡德号(Hood)遭德国战舰俾斯麦号(Bismark)击沉，全舰官兵罹难人数高达1,421人。此外，英舰光荣号(Glorious)遭德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与格列森瑙号(Gneisenan)火炮击沉时，死亡1,204人，此系英国海军的重大伤亡案例。
舰艇伤亡比率
对英国皇家海军而言，福克兰战争系高强度具危险性的，其派遣了36艘战舰与23艘辅助船只参与此次战役。1982年4月30日至6月16日间，布拉得等人记录了整个战役计1,723舰艇天(ship-days)，英国舰艇承受了23次战损攻击。换言之，每100舰艇天，遭到攻击的次数为1.34次。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其受袭比率远较前者为低，其值约为每100舰艇天遭到0.32次攻击。但是，1942年至43年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由于战况惨烈，美国海军受袭比例甚高。在1942年8月的瓜达康纳尔-吐拉齐(Guadalcanal-Tulagi)登陆作战中，美国海军每100舰即有6.36艘军舰遭到攻击。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冲绳战役，美国海军舰艇在日本神风特攻队攻击下损失惨重(二个月内，290艘舰艇遭到攻击)。然而，此次战役中美国海军舰艇每100舰艇天的受袭比率仅有0.44舰，揆其原因在于美国参与该次战役的舰艇数量庞大。伤亡率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数据，当战斗激烈时，许多舰艇将会沉没或受损。我们可以如此推论，一支舰队的行动并非必须进行激烈战斗，除非其行动发展至必须与敌方舰队或陆上兵力作战时，方会出现前述场景。
形成损害的兵器数量
在本书第一版中，业已搜集了攻击次数与损伤程度相关的各项数据 [ 原注：资料主要来自毕尔、韩福瑞与修尔特三人。 ] 。这些数据来自二次大战期间的沉没与受创军舰，此等军舰系排水量较驱逐舰(含)为大的各式舰艇，第一版中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运用相同的资料来源，韩福瑞(Richard Humphrey)与毕尔(Thomas Beall)两人进行了不同的课题研究 [ 原注：Brzozosky与Memmesheimer,1988年6月17日。他们先后被指派至Souchard进行机密研究。 ] ，前者的研究共搜集了49起遭炸弹毁损案例；30起因炸弹沉没案例；49起因鱼雷重创案例与48起因鱼雷沉没案例。这些受损与沉没的军舰，涵括了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与美国的战舰。不似韩福瑞的研究，毕尔的研究尚将炮弹对舰艇的损伤列入考量。另一方面，他将研究重点置于舰艇失去行动能力层面之分析。他们两人采取不同途径分析这些数据，获得相似结果，足以强化对方论点。表6-1所示的，系造成不同大小舰艇损害无法行动所需的平均兵器数量。
表6-1 二次世界大战达成火力杀伤所需的兵器数量
军舰排水量 毕尔 韩福瑞
平均需要相当于1,000磅炸弹的数量(TPBE)
3,000吨(满载排水量) 1.OO TPBE 0.71 TPBE
15,000吨 1.7 1.6
45,000吨 2.5 2.7
90,000吨(推测数据) 3.1 3.9
平均需要相当于21英寸鱼雷的数量
3,000吨 0.8(枚鱼雷) 0.6(枚鱼雷)*a
15,000吨 1.4 1.3
45,000吨 2.0 2.2
90,000吨(推测数据) 2.5 3.2
a鱼雷数量出现小数系表示一枚美制21吋潜射鱼雷的威力要让一艘3,000吨排水量的军舰失去动力可说绰绰有余。
毕尔计算出平均所需的炸弹或鱼雷数目，韩福瑞则以炮火对特定数量目标形成的损伤说明研究成果。为了获得最佳比较效果，本人采用韩福瑞的50%炮火杀伤率对两者结果进行比较。毕尔认为就相同的炸药量而言，炮弹齐射产生的破坏力是炸弹效力的2.5倍，此因炮弹具有较大的动能与穿透力。然而，若干数量的炮弹才能累积到与1,000磅炸弹同样的杀伤效果，后者所含炸药量为660磅。
韩福瑞计算出击沉军舰所需的炮弹数量 [ 原注：毕尔仅对火力杀伤感到兴趣，因为他的目的系在证明本书第一、四章提出的火力方程式。 ] ，表6-2显示的即是在80%击沉机率(Probability of sinking)时，所需炸弹或鱼雷数目。
表6-2 二次世界大战达成80%军舰击沉机率所需的弹药需求
军舰排水量 1,000磅炸弹 21英寸鱼雷
3,000吨(满载排水量) 4.0 1.6
15,00O吨 9.0 3.5
45,000吨 15.5 6.1
90,000吨(推测数据) 23 8.6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击沉一艘军舰所需的火力远甚于使一艘军舰失去行动能力所需的火力。对表6-1与6-2比较后，可知击沉一艘军舰所需1,000磅炸弹的平均数量系使其失去动力的5倍；鱼雷则需2至3倍。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已近五十年，若换成先进的舰艇与武器将会如何？对任何特定弹药施以的攻击，当前军舰的存活性不若往昔，因为持续战力并非现代舰艇之造舰重点所在。相较于二次大战期间，战后选取做为样本的军舰吨位较小，韩福瑞编辑并分析了38起各类武器所造成的军舰受损与沉没案例。他对二次大战前后获得的各项数据进行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他明了无法对其导出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正。他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战后遭击沉的现代舰艇吨位过小，老旧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巡洋舰排水量13,000吨，此系被击沉的最大吨位军舰；美国海军的里波里号(USS Tripoli)排水量18,000吨，此系军舰遭击中丧失行动能力最大吨位者，大部分重创或沉没的战斗舰艇吨位多在5,000吨以下。
同时，韩福瑞特别提及小型舰艇甚难为敌击中一事。在战时各类武器对于战舰的击中机率较高，对于小型舰艇则否。长期以来，此种情形一直困扰着攻击者，但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海军战术的不变道理已然发生改变。除了运用鱼雷与飞弹攻击无武装商船外，命中率很大程度上系与平时的训练程度一致。大型现代化商船与油轮极易被击中，但其不似小型现代化战舰或两次大战期间被击中的小吨位商船那么容易沉没。
另外，修尔特曾对30次成功的攻船飞弹攻击行动进行分析。他认为巡弋飞弹的动能与残余燃料的重要性，应与弹头承载不相上下。他选择下列三项尺度做分析，它们分别是弹头炸药重量(飞鱼飞弹为250磅)、飞弹总重量(1,439磅)与整个飞弹具有的动能(0.93马赫)，他得到一个符合飞弹动能的最佳函数。
截至目前为止，本人未提到击毁一艘军舰所需弹药总量的数值极端离散的情况，图6-1则显示出此一状况，该图系依修尔特研究所得所描绘出的概图，该图并未充分显示对于特定结果的预测功能。工程上的细部分析，可以计算出不同程度飞弹攻击造成的损害，但我们无法知悉舰艇遭到攻击时的实际部位何在。表6．1中较低的一条曲线，系使军舰失去行动能力所需的飞鱼飞弹数量，其系舰艇排水量的函数。较高的一条曲线，系击沉相同吨位军舰所需飞鱼飞弹数量的平均值，散布于区线四周的圆点与方块，代表前述不同数值，修尔特所绘曲线到60,000吨满载排水量即告停止。揆其原因，超过此等吨位的受损军舰资料相当稀少。
图6-1 以飞鱼飞弹击沉与瘫痪不同满载排水量的船只所需飞弹数量曲线图
由图6．1可知，对于小型的现代化战舰而言，击沉一艘军舰需要的弹药数量仅为使其失去动力所需弹药数量的两倍。这或许是因为，仅需飞鱼飞弹携行弹药的一部分，即足以使舰艇丧失行动能力。以埃及击沉以色列渔船奥利特号经验为例，埃及对该船发射了4枚大型的冥河飞弹，无一击中，飞弹仅与该渔船在近距离内擦身而过(近似击中)。即令如此，该艘渔船不仅失去动力尚且重创沉没。冥河飞弹系设计用以对付大型舰艇，它的弹头重达700磅，几乎是飞鱼飞弹弹头酬载的三倍。由于冥河飞弹的弹体重量高达5,000磅，飞行速率0.7马赫，因此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动能。
任何欲藉历史数据查明击中与损伤关系的作为，必须与「超量杀伤」(over kill)这个问题进行争战。出现于图6-1两条曲线上方的击中事件，显示击沉该艘舰艇所需的弹药数量远超过平均值。另一较小问题则是「低量杀伤」(under kill)，对舰艇丧失行动能力曲线下方的方形而言，其代表舰艇完全失去行动能力，问题是，此种状况会维持多久？
若将修尔特所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将见到与毕尔与韩福瑞相似的曲线。吾人可以推得如下结论：当我们试图预测事件结果时，可将直线做进一步切割细分。另一方面，修尔特提出的概略计算方式，可对第四章航舰作战年代相似议题进行分析，同样方式亦将运用在本书第十一章飞弹时代相关问题之探讨。
损害与军舰大小及装甲之关系
上述的分析，除了军舰的排水量外，并未反映军舰的任何其他设计考量。在此，诸多特定因素，如装甲、弹药库与其他各项特性是否必须进行考量？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曾对舰艇进行了极精细的脆弱性分析。其进行的定量分析系属机密性质，得出的概括性推论是，美国战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者，在攻船飞弹攻击下其有较低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