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从冬至或立春起算，
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所谓“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便是由于阴历年比阳
历年每年要少十一天左右，必须设置闰月来加以调整。文化落后的秦国在秦
宣公时（公元前六七五年至前六六四年）也已“初志闰月”（《史记。秦始
皇本纪》）。春秋中期，由于采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能够精确测定夏至
和冬至，历法开始精确，以含有冬至之月为正月，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
日为一年，并开始采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的办法。到春秋、战国间，各国
应用着三种不同的历法，有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的，叫做“周正”；有以此
后一月为正月的，叫做“殷正”；有以此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做“夏正”。
春秋时代，晋国已应用“夏正”，因为“夏正”最符合于四季气候的转变，
最便利于农业生产。孔子已说“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篇》）。到战
国时，对于天文历法的推算已很正确。孟子曾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
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盂子。离娄下篇》）古人称冬
至、夏至为“日至”，根据孟子所说，可知战国时代测定阳历年的长短已极
有把握了。
古代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等，是我国古代建立在严密科
学基础上的历法。《颛顼历》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年左右①。这种古
四分历的岁实（回归年）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闰法为十九年七闰，
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它的回归年长度与西方古代名历《儒略历》
（创于公元前六四年）是相同的，但我国古四分历的创造要早三百年。《颛
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而闰月放在九月之后，有“后九
月“之称。
春秋时，晋国用夏历，其他各国都用周历。战国时，魏、赵、韩三国沿用晋的夏历。魏的《竹书纪年》即用夏历，《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秦简《为吏之道》所附），所记“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正合魏安釐王二十五年的夏历。《史记。赵世家》称三月丙戌三晋反灭知氏，知氏灭于周
①朱文鑫《历法通志》说：“今先证立春在营室五度，约在何时测定。试以营室零度台今室宿第一星。其赤经为三百四十五度十六分五秒半强（民国十六丰），则营室五度当在赤经三百五十度十一分二十秒半强（古历以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为周天，故古之五度，合今四度五十五分十五秒，加入室宿第一星之赤经，为营室五度之赤经）。今立春在赤经三百十八度九分二十五秒弱，已在营室五度之西三十二度一分四十五秒，以岁差七十一年又八月差一度计之，约距今二千三百年，是在周烈王时也（约在西元前三百七十年）。”又说：“近时日人新城新藏博士，根据两《汉书。五行志》所载日蚀，由在晦在朔之差，以推《颛顼历》制定年代，约在西元前三百七十年左右，亦相去不远矣。”按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八编，推断《颛顼历》制定年代在公元前三百五六十年前。
定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此年夏历三月丁丑朔，丙戌为初十。
据《秦本纪》与秦简《编年记》所载；月日干支参证，可知秦原用周历，从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六五年）起，改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从秦昭王四十九年起又恢复以正月为岁首，但仍沿用《颛顼历》，闰月仍为“后九月”，并沿用《颛顼历》的月日干支，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再改以十月为岁首。
①
楚国在春秋时用周历，楚称五月为夏杘，七月为夏■，十月为冬夕，原是用周历时所定名。到战国时代改以夏正的十月为一月，和秦以十月为岁首相同，但是秦虽以十月为岁首，仍沿用夏正的月份，因此秦与楚的月份不同。
云梦秦简《日书》中有“秦楚月份对照表”。兹将战国时代各国所用不同月份列表如下②：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周历（邹、鲁等）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正二夏历（魏、赵、韩）
正二三四五夏至六七八九十十一冬至十二嗣硕历（奏）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岁首十一十二楚历刑夷（四）
夏尿（五）
纺月（六）
七月（七）
八月（八）
九月（九）
十月（十）
爨月（十一）
献马（十二）
冬夕（一）
屈夕（二）
援夕（三）
据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竹简，楚七月名为夏■，月名有不同写法，如“刑
夷“作”刑尸“、”刑杘“，”冬夕“作”冬■“，”援夕“作”远■“。
据云梦秦简，“冬夕”或作“中夕”，都是音近通用。
由于我国古代使用阴阳历，十九年七闰，对于农业季节的掌握不大方便，
这时创立了二十四个节气。用二十四个节气注历，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我
国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二十四个节气是战国时代观测黄河流域的气候定下
来的（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那时霜降节定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
现在开封和洛阳秋天初霜在十一月三日到五日左右；那时雨水节定在阳历二
月二十一日，现在开封和洛阳的终霜期在三月二十二日左右。战国时代原来
定的二十四个节气，雨水在惊蛰之后，到西汉时才把雨水移到惊蛰之前。但
无论如何，目前的终霜期总在战国雨水节之后。这表明战国时代的气候要比
①秦从昭王四十二年起改用《颛顼历》，南宋吕祖谦《大事记》首先指出，清阎若璩又加论证。奉从昭王四十九年起又恢复以正月为岁首，清张文虎《校刊史记札记》首先指出，〔日本〕齐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一九九二年版）详为论证。惟齐藤氏等，误以为秦始终使用同一历法，符合于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因此秦简《编年记》始皇二十年七月甲寅，齐藤氏等以为“七月”乃“十月”之误。其实，《颛顼历》始皇二十年七月正是甲寅朔，可知秦简《编年记》不误，此时秦确用《颛顼历》。
②参见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王胜利《再谈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文物》一九九○年第三期。
现在温暖得多。
①
战国时代每日的记时，正由十二时制变为十六时制，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到战国末年流行十六时制，次序为平旦、晨、日出、夙食、日中、日西中、日西下、日来入、日入、昏、暮食、夜暮、夜未中、夜中、夜过中、鸡鸣，见于甘肃天水县放马滩秦墓出土秦简《日书》。
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
过去的纪年法，一般都只按照王公即位年次来纪年，例如铜器铭文常有“唯王几年”的字句。到战国时代，由于天文学的发达，便开始用天文现象来规定年名。他们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的规律来作为纪年之用。岁星在恒星星座中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循环一个周期，约需十二年。战国时的天文历法家便把黄道周围平均划分为十二“次”（古时称为“次”，现在称为“宫”），十二次就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他们以每年岁星在某一个“次”的天文现象来纪年，例如“岁在星纪”、“岁在玄枵”等。这种岁星纪年法，战国时代编著的《左传》和《国语》两书曾应用过，据研究，当是两书作者根据当时岁星所在的“次”而往上推定的，其推算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左右。
①到战国中期，天文历法家又进一步根据天文现象创造出了十二个太岁年名，就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例如《吕氏春秋。序意篇》记它的著作年代，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屈原在《离骚》上记他的出生年月日，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同时天文历法家又把十二个太岁年名用十二辰名来代替，其次序为寅、卯、辰、巳、午、未、申、西、戌、亥、子、丑。这个岁星纪年法的普遍应用，就是这时期天文学进步的具体表现。
至少春秋晚期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体系，这对日、月、五星运行的测定，
对恒星的观测以及编制较准的历法，都起重要作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
土的漆箱上有天文图，把二十八宿画成一圈，中间有北斗七星。《史记。天
官书》所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北斗之柄的指向，
随着四季变换而运转，因而可以凭斗柄指向来区分四季。《鹖冠子。环流篇》
就曾讲明这点。
①
到战国时代已有专门观测星辰运行的占星家，齐国有甘德，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史记。天官书》以为甘德是齐人，《正义》引
①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①卖测岁星的周天率，是十一年又百分年之八十六，约八十四年超辰一次。岁星应超辰，而《左传》所记的岁星纪年不超辰，可见《左传》岁星纪年，是作者根据当时岁星所在的“次”，往上推定的。据日本新城新藏推定，《左传》的推算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见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九编第五节。
①《鹖冠子。环流篇》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塞”读作“赛”，指春、夏、秋、冬四季报谢神的祭祠。《史记。封禅书》讲到名山大川，“春以脯酒为岁词，因沣冻，秋涸冻，冬塞祷祠”。《索隐》谓“塞”与“赛”同，“今报神福也”。这是说：天上北斗星的斗柄运转，与地下春夏秋冬四季变换相应，斗柄轮流地指向一方，四季报谢神祠都就完成，也就是说四季变换相应地成功，这就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道）具有一定的法则。
《七录》以为是楚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天官书。正义》引《七录》）。甘德和石申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六○年左右）精密地记录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②。
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一百十八座，计五百十一颗星；石申测定恒星一百三十八座，计八百一十颗星（郑樵《通志。天文略》）。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曾综合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命名的恒星，并同存异，合画成一张全天星图，总共有二百八十三组，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晋书。天文志》）。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七
十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它所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是五百
八十四点四日，比今测值大零点四八日；土星会合周期是三百七十七日，比
今测值大一点零九日；木星会合周期是三百九十五点四四日，比今测值小三
点四四日。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对行星能作如此精确的观测，是世界上罕
见的。《甘石星经》的测算，以“度”为基本单位，度以下的奇零用“半”、
“太”、“少”、“强”、“弱”来表示，而《五星占》已采用一度等于二
百四十分的进位制度，说明推算已较细密①。
所谓天象灾异的记载
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中间十三行一篇，主要讲天象灾异，称彗星
为“孛”，还讲到“天棓将作伤”，“天棓”是一种善星，因形状像棒棓而
得名，“伤”就是说将有伤害。《开元占经》卷八八引甘氏说：“扫星见东
方，名曰天棓。“又引石氏说：”替星出西北，本类星，未类彗，长可四五
尺至一丈，名曰天棓。“当时所谓天象灾异，主要是指彗星和火星、金星的
逆行。《汉书。天文志》说：“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
荧惑、太白即火星、金星。
《史记》上详细记载有战国时代彗星出现的年代，都是依据《秦记》的。
秦厉共公七年（公元前四七○年）、十年都有“彗星见”（《六国年表》），
秦孝公元年（公元前三六一年）“彗星见西方”（《六国年表》）、《魏世
家》），秦昭王二年（公元前三○五年）、四年、十一年都有“彗星见”（《秦
本纪》、《六国年表》），秦始皇七年（公元前二四○年）“彗星先出东方，
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秦始皇九年”彗星见，
或竟天“，四月”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三年正月
“彗星见东方”（《秦始皇本纪》）。据英国克劳密（Crommelin）的推算，
秦厉共公七年和秦始皇七年所见彗星是哈雷（Hally）彗星，哈雷彗星每七
十六年接近太阳一次。日本齐藤国治、小泽贤二推定秦始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哈雷彗星先见于东方，六月三日见于北方，六月九日再见于西方，即所谓“五月见西方”，并画出彗星运行轨迹图（见所著《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
②今本《甘石星经》（收入《汉魏丛书》）是后人伪造，唐代《开元占经》卷六五至卷七○保存有甘氏石
氏的言论，载有大约一百二十颗恒垦至黄道的距离及其离北极的度数，可以从此看出他们的成就。详见日
本上田穰著《石氏星经研究》和能田忠亮著《甘石星经考》（《东方学报》京都第一册）。
①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考古》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史记。天官书》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
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
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这是说彗星见有兵灾。从此长
期流行这种说法。据《吕氏春秋。明理篇》，天上的云、日、月、星、气中，
或有特异形状的，或有相互斗蚀的，或有特殊变化的，有种种不同的名目，
都是天象灾异的性质。如星有荧惑、彗星、天棓、天欃、天竹、天英、天干，
还有贼星、斗星、宾星等。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属于同样性质。
《战国策。魏策四》记唐且说秦王：“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
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侵降于天。“
“白虹贯日”和“彗星袭月”，都是对日月的侵袭，他们认为日月代表君王，
因而成为君王被刺的预兆，这对刺客来说，是祥兆的显示，所以说“休祲（祥
兆）降于天“。长沙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画有一龙形的图，下有注
文：“赤虹冬出，主□□，不利人主。白虹出，邦君死之。”“白虹”就是
“邦君死”的预兆。《周礼。春官》“眂祲”下说：“掌十辉之法，以观妖
祥，辨吉凶。“”辉“即”晕“字，是指太阳周围所绕的光气，这是观察太
阳周围光气的变化来判断吉凶的，因为太阳是代表君王的。“十辉”中的第
七辉叫做“弥”，郑众解释说：“弥者白虹弥天也”，郑玄又解释说：“弥，
气贯日也。“可知”白虹贯日“，实际上只是白色光气冲到了太阳，这与雨
后所常见的彩虹不同。
西汉初年邹阳《狱中上书》讲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划）长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史记。邹阳列传》）。所谓“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是指白起大破赵于长平而要进兵灭赵，派遣卫先生进说秦昭王增发兵粮，结果为应侯所害，事因而不成（见《史记。集解》引苏林之说与《索隐》引服虔之说）。这是说：荆轲爱慕燕太子丹而为他入秦刺秦王，此事感动了天而有“白虹贯日”的天变，但因太子丹畏惧，支持不够而未成。卫先生为了秦灭赵而进说秦昭王，此事感动了天而有“大白食昂”
的天变，但因昭王的疑惧，被应侯所害。据齐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太白是金星，当公元前二六○年长平大战前后，确有金星运行到昂宿的天象。
《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这是依据《秦记》所载的秦始皇将死的天变预兆。荧惑是火星，“守”是占居的意思，“荧惑守心”是说火星占居在心宿（《天官书。集解》引韦昭曰：“居其宿曰守”）。因为他们认为火星有变化将有兵灾，二十八宿中心宿是“明堂”，角宿是“帝廷”，房宿是“府”，如果火星占居心宿或房宿，就预兆君王将有大难。
①
从天文现象来看，火星（荧惑）在运行中，相隔一定时间，将出现由顺行变为逆行，再由逆行变为顺行的过程。在逆行的转变过程中就有留滞在心宿或角宿的天象。据齐藤国治、小泽贤二的推算，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二月九日火星由顺行变逆行之后，曾在角宿留滞；秦始皇三十七
①《史记。天官书》说：荧惑“出则有兵”，“心为明堂”，“房为府”，“角为天王帝廷”。又说：“火犯守角则有战，〔火犯守〕房、心，王者恶之也。”犯守即是占居，火星犯守房、心，君王将有大难，因而为君王所恶。
年（公元前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火星由顺行变逆行之后，曾在心宿留滞。
因此他们认为《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是“三十七年”之误。这是正确的。秦始皇死于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本纪》所记“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又记陨石或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接着又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忽不见，使者具以闻，始皇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所谓”祖龙“即指秦始皇。所谓”今年“
即指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所谓“不过知一岁事”。可知《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的记载，都该是“三十七年”之误。因为秦始皇死的那年，正巧有“荧惑守心”的所谓天变，于是这个天变成为历代重视的凶兆。据统计，历代正史上就记载有二十四个这样的凶兆，根据检验，其中有十三个是符合于当时天象的。
全国性的地理志的发表
这时由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所需原料的交流，商业的发展和各地土特产的交流，以及民族的融合，使得人们眼界宽广，地理知识大为丰富；同时为了适应统一事业的需要，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地理志。其中以《禹贡》与《山海经》两书最为重要。
《禹贡》假托是夏禹治水时期的作品。它把全国疆土划分为九州，分别叙述了山脉、河流、土壤、草木、田赋和少数民族分布状况；还总叙了全国的名山大川，记载了分五眼缴纳贡赋的制度。用九州来作为全国的区域规划，是适应即将建立的统一王朝的需要。所用九州的名称是新创的，有的采用了水名（如雍州、兖州），有的采用了山名（如荆州），也有采用古部族或古国名的（如徐州）。正因为九州的划分出于新创，《禹贡》的九州就和《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的九州不同，有如下表：
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职方九州冀兖青扬荆豫雍幽并吕氏春秋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幽
《禹贡》虽然假托夏禹治水，全文只有一千二三百字，却是一部有系统的地理著作。它对各方面有系统的叙述，代表了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它对九州土壤性质的分类已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它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山海经》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个部分。《五藏山经》的写作年代较早。它把全国疆土划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部分。《中山经》记述豫荆两州西部、南部和梁州地区，从它把这个地区作为天下之“中”来看，作者该是南方人。《中山经》记述氾水和役水同注于黄河，在这两水之间还有器难之水、太水、承水、未水注入役水。
这是鸿沟开凿以前的情况。鸿沟开凿以后，不但器难之水等四条水不注入役水而注入鸿沟，甚至连役水也不注入黄河而注入鸿沟。因此可以断定《五藏山经》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初期。因为它是南方的作品，和《楚辞。天问》一样有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它以记述各个地区的山脉为主，讲到了有关的水
流、草木鸟兽和矿物等特产，第一次对我国广大山区的地理和蕴藏进行了探索，作了具体的记录。这书既有科学的内容，也糅杂有巫术迷信成分。书中载有祭祀各地山神的仪式和所用祭品，还述及许多草木鸟兽和矿物可以用来防止蛊疾、疫疾、五官病、皮肤、外科诸病、脏器诸病，可以强壮身体。
①
邹衍的“大九州”学说
到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创立了“大九州”的学说，这是对世界地理的一种推论性质的假说。西汉桑弘羊曾说他鄙夷儒、墨两家“不知天地之弘、昭旷（宇宙）之道”，因而创立这个学说“以喻王公”（《盐铁论。论邹篇》）
的。邹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先探究中国的地理和物产，由此作出推论。邹衍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裤海环绕着；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邹衍说：“此所谓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因此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尸子》说：“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极左右，有不释之冰。”（孙星衍辑本下卷）已经推测到北极有常年结冰的情况。这种学说的创立，是和当时交通的发展和人们见闻的增长分不开的，有利于人们打破保守闭塞的成见。
①参看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和范行準《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三《人民自己创造的预防医学》。
三后期墨家的朴素唯物的自然观
后期墨家和《墨经》
墨子主张“天志”、“明鬼”，认为物质世界之上有超自然力的上帝、鬼神统治着，他的兼爱学说是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很重视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器械的不断创造，杠杆、滑车、斜面、轮轴等简单机械的应用，后期墨家对此有进一步发展，形成一种朴素唯物的自然观。
他们著有《墨经》，分上下两篇。《经上》每句都先提出一个名词，再下定义，著作年代较早。《经下》每句先提出一个论点，再说明理由，大概著作在《经上》之后。另有《经说上》和《经说下》是解释《经上》和《经下》的。《墨经》中有后期墨家对自然界的分析和对自然科学的探讨的内容。这是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必须分成章节加以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其内容。近年有些解释《墨经》的著作，不顾上下文，只就单句加以解说，就不免穿凿附会。
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分辨
后期墨家的朴素唯物的自然观，是和他们重视现实的认识论分不开的。
他们认为感性知识的取得有四个步骤：首先要有求知的本能，即所谓“知（认识能力），材也”。其次要有求知的意图，即所谓“虑，求也”。再其次要能接触到事物，取得印象，即所谓“知，接也”。最后必须根据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综合，即所谓“恕（同”智“），明也”（《墨子。经上篇》、《经说上篇》）。他们又认为知识的来源有“闻知”、“说知”、“亲知”三种，“闻知”是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推论得来的知识，“亲知”是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在“闻知”中又可分为“传闻”和“亲闻”两种，在“亲知”中又可分为“体见”（只见一部分）、“尽见”（全部看见）两种。
他们认为理性知识的追求，应该着重于“故”、“法”、“佴”三方面。
“佴”指现状，即所谓“佴，所然也”。“法”指怎样造成这现状的，即所谓“法，所若而然也”。“故”指为什么会造成这现状的，即所谓“故，所得而后成也”（《墨子。经上篇》、《经说上篇》）。
他们为了分辨事物，对于事物的同异也有了分析。曾经把“同”分为“重同”（两个名称同指一样实物的）、“体同”（同为一件东西的一部分）、“合同”（同放在一个场合的）、“类同”（有相类似之处的）四种。又曾把“异”分为“二”（名称和实物都不同的）、“不体”（不都是一件东西的一部分）、“不合”（不是同放在一个场所的）、“不类”（没有相类似之处的）四种（《墨子。经上篇》、《经说上篇》）。
关于物质构成和运动的学说
墨家曾经对物质世界进行具体的分析。他们把空间称为“宇”，把时间称为“久”（即“宙”）。如果一件实物所处区域的边际前，再也不容一线之地，这就是个别区域的空间穷尽之点。如果个别实物所处的空间中，始终
保持一个静止固定状态，就没有时间性可言，这就是个别区域时间穷尽之点。
①他们已认识到时间和物质运动不可分割的关系，脱离了物质运动就没有时间性可言，时间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这种看法具有素朴的辩证观点。
后期墨家认为“久”是由物质的运动而形成的，他们进一步对物质的运动作具体的分析。他们不但分析了运动的开始和停止或不停止，而且对运动的过程也作了分析。他们认为物质的运动共有六种方式，就是：（一）本质未变而外表已变，这叫做“化”；（二）一部分物质从整体分离了去，这叫做“损”；（三）另外有物质附加到原来的物体上去，这叫做“益”；（四）
循环旋转的运动方式，这叫做“儇”；（五）在一个空间内物体的更换，这叫做“库”；（六）一件物体所处的空间移动，这叫做“动”。他们把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归结为上述简单的六种运动的方式。①这样把物质运动区分为六种基本形式，和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年至前三二二
①《墨子。经上篇》说：“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穷，或（域）有前不容尺也。……尽，莫不然也。”《经说上篇》解说道：“久：古今旦莫（暮）。宇：东西家南北。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尽：俱止动。”这里说“久”是古今旦暮的总称，即今时间的意思。“宇”是东西南北的总称，即今空间的意思。“穷”是承上“宇”而言的，“尽”是承上“久”而言的。“穷”指个别空间的终极，如果一个实物所处的区限前不容一线之地，就是这个空间的“穷”处。“尽”指时间的终极，如果在个别实物所处的空间中，始终静止在一个状态，即所谓“俱止动”，也就是保持一个模样，即所谓“莫不然”，这样就无时间性可言，就是个别空间的时间的终极。
①《墨子。经上篇》说：“始，当时也。……化，征易也。……损，偏去也。……儇（环），俱柢。库，易也。动，或（域）徙也。止，以（已）久也。必，不已也。”《经说上篇》解说道：“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化：若恚（蛙）为鹑。损：偏也者，兼之体也。其体或去或存，谓其存者损。儇：呴民也（”呴民“二字有误，不可解）。库：区穴若斯貌常。动：偏祭（际）徙，者（当作”若“）户枢免瑟（虱）。止：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必：谓台执者也。
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在这一段中，开首的”始“，是论运动的开始，末尾的”止“是论运动的停止，”必“是论运动的下停止，”化“”损“”益“”儇“”库“”动“是论六种运动的过程。现在我们分别解释如下：（一）时有”有久“的时和”无久“的时，也就是说，有的经历若干时间，有的刚刚开端，未经历若干时间。所谓”始“就是运动的开端，正当”无久“的时。（二）”化“
就是变化，变化是外表的征象变易而实质未变，所以说：“化，征易也。”《荀子。正名篇》说：“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意思是和这相同的。古时缺乏生物学的知识，误认为蛙可以变鹑，《淮南子。齐俗篇》说：“夫虾蟆为鹑，水虿为蟌（蜻蜓），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经说》为了解释“化”，便举出了“蛙为鹑”这个下合科学的例子。（三）“损”就是损失。“兼”是整体，“体是部分，所谓”偏“就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在一个整体中，有一部分离去，有一部分存在，就其存在音来说就是”损“。
（四）“益”就是增益，增益的结果必然会使它扩大，所以说：“益，大也。”（五）“儇”就是旋转。
孙诒让《墨子间话》解说道：“以环之为物，旋转无端，若互为本，故曰俱柢。”也就是说：全部空间未动，仅各端把所处的空间转递罢了。（六）“库”就是更换，更换是空间照常而物已调换。（七）“动”
就是徙动，徙动是所处的空间徙移，所谓“或（域）徙”。“偏祭（际）徙”，是指一件物体的部分位置移动，例如门户转轴的转动。（八）“止”就是停止，停止就是停留苦干时间，所以说：“止，以（已）
久也。“凡是停止必须”有久“，”有久“才能算”止“。如果说”无久之不止“，和说”牛非马“相当，这是当然的事。例如射箭过楹，毫无时间的停留。如果说”有久之不止“，和说”马非马“相当，这是不对的。例如人走过桥，步步要停留到地，每步之间都有停留，严格地讲，就不能算”不止“。（九）”必“
就是不停止，所以说：“必，不已也。”不停止是指没有时间停留而言。如果说兄弟两人，各执成见，一个认为对，一个认为不对，争论不休，这不是“必”的意思。
年）所说六种运动基本形式有类似的地方。《墨经》的“化”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改变”，指质的变化。《墨经》的“损”和“益”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缩小”和“增大”，指量的变化。亚里士多德把所有机械运动统称为“位移”，而《墨经》则区分为“儇”（旋转）、“库”（更换）、“动”
（移动）三种形式。亚里士多德还从质的变化中，区分出“产生”和“消灭”
两种运动形式，而《墨经》则没有把“产生”和“消灭”列为运动形式，一概包括在“化”的里面。
后期墨家认为“宇”是由物质所构成的，于是就进一步对物质的组织构
造作具体分析。他们认为宇宙间的万物是由人体器官所能感觉到的物质粒子
构成的，由于物质粒子组织结合方式不同，也就产生了周围世界各式各样的
物体。其组织结合方式共有五种：（一）有空隙的组织结合，叫做“有间”。
（二）相互充满的组织结合，叫做“盈”。这是主要的组织结合方式，许多
物质粒子到处充盈着，物体就可能积厚起来成为体积。例如有“坚”的属性
的物质粒子和有“白”的属性的物质粒子到处充盈着，也就组织结合为“石”。
（三）相接触连结的组织结合，叫做“撄”。如果接叠得完全契合，就和“盈”
一样；如果只有一部分互相接叠起来，叫做“体撄”。（四）不规则的组织
结合，叫做“仳”。这种组织结合有的接叠，有的不接叠，是杂乱得没有规
律的。（五）有秩序的组织结合，叫做“次”。这种组织结合既没有空隙，
也不相接叠，是有秩序地排列起来的。①（续上页注后期墨家认为万物是多种
①《墨子。经上篇》说：“有间，中也。间，不及，旁也。……，间虚也。盈，莫不有也。坚白，不相外也。
撄，相得也。仳，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次，无间而不相撄也。“《经说上篇》解说道：”有间：谓夹之者也。间：谓夹者也。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穴。及，非齐之及也。……：虚也者，两木之间，谓其无木者也。盈：无盈无厚。于尺无所往而不得。坚：得二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撄：尺与尺，俱不尽；端与端，俱尽；尺与端，或尽或不尽。坚白之撄，相尽；体撄，不相尽。仳：两有端而后可。次：无厚而后可。“现在我们分别解释如下：（一）”有间“、”间“、”……“三句说的是有空隙的组织结合。”有间“是指夹在中间的物质粒子，”间“指不相连及的在旁的物质粒子。《经说》解说”间“
就是在旁的“夹者”，意思是相同的。“尺”是物体的边线，“区穴”是物体的表面，“端”是物体边线的顶端。《经说》为了解释“夹”起见，认为“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但是“端”连及“尺”，“尺”又连及“区穴”，就不能认为“尺”夹在“端”和“区穴”之间。《经说》又解释《经》文“及”
字，认为《经》文的“及”不是解释作“齐”的“及”，是连及的意思。“……”是指中间的空隙，《经说》为了解释《经》文“虚”字，具体地用“两木之间谓其无木者也”来比喻。（二）“盈”句说的是相混合的组织结合。所谓“盈”就是指某几种物质粒子相互充满在一个物体之内，所以说：“盈，莫不有也。”
也就是说，在物体的边线以内这几种物质粒子到处都有，所以《经说》又说：“盈，于尺无所往而不得。”
物体所以有“厚”（即体积），就是由于这种组织结合方式形成的，如果没有这种组织结合方式，也就没有体积，所以《经说》又说：“无盈，无厚。”由于这种组织结合方式的重要，《经》文特别以“石”的组织构造为例，在“石”的中间，有“坚”属性的物质粒子和有“白”属性的物质粒子是相混合结合的，是不互相排斥的，听以说：“坚白不相外也。”《经说》为了明了起见，作了反面的解说：如果有“坚”、“白”两种属性的物质粒子分别开来，各有处所，不相混合，相互排斥，这就“相外”了。因为墨家在讲“盈”的组织结合方式时，举出这样一个“坚”、“白”相“盈”而成“石”的例子，名家就集中这一点加以驳斥，创出了“离坚白”的说法。“盈坚白”和“离坚白”的争论决不是随便兴起的，在战国时代所以会争论得那么热烈，就是由于争论的是物质构造问题。（三）“撄”句说的是相接叠的组织结合。《经说》对此曾作进一步的分析：如果是物质粒子构成的线条和线条相接叠，不必能尽相契合。物质粒子互相接叠，才能尽相契合。线和点相接叠，有时可以尽相契合，有时不能尽相契合。例如“坚”、“白”在“石”
物质粒子经过以上五种不同的组织结合方式构成的，而且认为这种物质粒子具有不可分割性，这和古代希腊唯物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四六○年至前三七○年）主张万物是由一种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构成是一样的。《墨经》把几何学上的点叫做“端”，同时也把这种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称为“端”，并且对“端”的不可分割性作了具体解释。
后期墨家对物质世界作这样具体的分析，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空前的。
中相互接叠是尽相契合的，如果只有部分相接叠，就不能尽相契合了。（四）“仳”句是说不规则的组织结合，许多物质粒子之间，有相互接叠的地方，也有不相接叠的地方。所谓“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
在这种不规则的组织结合方式中，一定有彼此相接叠的物质粒子，也有彼此不相接叠的物质粒子，所以说：“两有端而后可。”（五）“次”句说的是有秩序的组织结合。这种组织结合没有空隙，又不相接叠，所谓“无间而不相撄也”。如果有接叠的地方，就会“厚”起来，如果有“厚”，必然有接叠的地方。所以说：“无厚而后可。”
四惠施含有辩证因素的自然观
惠施的“遍为万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