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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史-先秦别史资料

_37 杨宽(现代)
公元前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286 29 21 10 10 13 13 26 15 秦攻魏的河内,魏献安邑给秦。赵将韩徐为攻齐。秦败韩于夏山。齐灭宋,宋王偃死于魏的温。
285 30 22 11 11 14 14 27 16 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和赵惠文王在中阳相会。秦主谋合纵攻齐。秦将蒙骜攻齐,夺得九城。
284 31 23 12 12 15 15 28 17 秦昭王和魏昭王在宜阳相会,和韩釐王在新城相会,燕昭王入赵见赵惠文王。五国合纵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都临淄。魏攻取旧宋地,楚收复淮北地。
283 32 24 13 13 16 16 29 襄王元赵惠文王和燕昭王相会。赵攻取齐阳晋。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先后在鄢、穰相会。秦攻魏,到大梁,燕、赵救魏。
282 33 25 14 14 17 17 30 2 秦昭王和韩釐王在新城相会,和魏昭王在新明邑相会。秦攻赵,取蔺、祁二城。赵攻魏伯阳。
281 34 26 15 15 18 18 31 3 秦把攻齐所得的陶(定陶)封给魏冉。赵决河水,伐魏。
280 35 27 16 16 19 19 32 4 秦派白起攻赵,取光狼。秦派司马错由蜀攻取楚黔中,楚献汉北及上庸地给秦。赵攻取齐的麦邱。
公元前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279 36 28 17 17 20 20 33 5 燕昭王死,燕惠王改用骑劫代乐毅。齐田单反攻,一举收复齐的失地七十多城。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修好。秦派白起大举攻楚,攻取鄢、邓、西陵。黔中郡楚将庄鞍越过黔中部,一直攻到滇池。
278 37 29 18 18 21 21 惠王6 秦白起攻下楚都鄢郢,焚烧夷陵,攻到竟元陵、安陆,建立南郡,向南又攻取洞庭五渚、江南。楚迁都到陈。
277 38 30 19 19 22 22 2 7 秦派蜀守张若再度攻取巫郡、黔中郡。
276 39 31 安釐王元20 23 23 3 8 楚收复黔中十五邑,重新建郡抗秦。赵派廉颇攻取魏的幾。秦攻取魏二城。
275 40 32 2 21 24 24 4 9 赵派廉颇攻取魏的防陵、安阳。秦攻魏到大梁,韩派暴鸢往救,被秦大败,退走启封。魏献温给秦求和。
274 41 33 3 22 25 25 5 10 赵派燕周攻取齐的昌城、高唐。秦攻取魏蔡、中阳等四城。
273 42 34 4 23 26 26 6 11 赵、魏联合攻韩到华阳,秦派白起、胡阳救韩,大胜于华阳,打跑魏将孟卯,攻取卷、蔡阳等城,又战败赵将贾偃。秦又围攻魏的大梁,赵、燕来救,魏献南阳给秦求和。
272 43 35 5 桓惠王元27 27 7 12 燕相公孙操杀了燕惠王,拥立武成王。秦灭义渠。秦、楚助韩、魏攻燕。
271 44 36 6 2 28 28 武成王元13 赵派蔺相如攻齐到平邑。
公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元前270 45 37 7 3 29 29 2 14 秦派客卿灶(或作造)攻取齐的刚、寿。
269 46 38 8 4 30 30 3 15 秦派胡阳通过韩的上党攻赵的阏与,赵将赵奢往救,大破秦军。
268 47 39 9 5 31 31 4 16 秦派五大夫绾攻取魏的怀。
267 48 40 10 6 32 32 5 17 266 49 41 11 7 33 33 6 18 秦攻取魏的邢丘。秦起用范雎为相。
265 50 42 12 8 孝成王元34 7 19 秦攻取赵三城。秦攻取韩的少曲、高平。
264 51 43 13 9 2 35 8 王建元秦派白起攻取韩汾水旁的陉城。
263 52 44 14 10 3 36 9 2 秦攻取韩太行山南的南阳。
262 53 45 15 11 4 孝烈王元10 3 秦攻取韩的野王,切断上党通韩都新郑的道路。韩上党郡守归赵。
261 54 46 16 12 5 2 11 4 秦左庶长王龁攻取上党。赵将廉颇拒秦于长平。秦攻取韩的缑氏、纶。楚攻取鲁的徐州。
260 55 47 17 13 6 3 12 5 赵用赵括代廉颇为将,秦将白起大败赵于长平,活埋战俘四十多万人。
259 56 48 18 14 7 4 13 6 秦派王龁攻取赵的武安,司马梗攻取赵的太原。秦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
公元前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258 57 49 19 15 8 5 14 7 秦派王龁代王陵继续攻邯郸。秦相范雎起用王稽为河东守,郑安平为将军257 58 50 20 16 9 6 孝王元8 魏信陵君魏无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秦将郑安平降赵。秦又在河东大败。
256 59 51 21 17 10 7 2 9 楚灭鲁,迁封鲁君于颧。秦灭西周,西周君迁居于鼍狐,周赧卒。秦攻取韩阳城,负黍。
255 52 22 18 11 8 3 10 秦河东郡守王稽因罪被杀。秦相范雎死254 53 23 19 12 9 王喜元11 秦向魏河东反攻,攻取吴。魏向东攻取秦孤立在东方的陶郡,灭卫国。
253 54 24 20 13 10 2 12 楚临时徙都到巨阳。
252 55 25 21 14 11 3 13 251 56 26 22 15 12 4 14 燕派栗腹,庆秦带六十万人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年败。赵进围燕都。
250 孝文王元27 23 16 13 5 15 赵再度进围燕都249 庄襄王元28 24 17 14 6 16 赵又围攻燕都。秦用吕不韦为相国。秦灭东周,攻韩取成皋,荥阳,建立三川郡。
248 2 29 25 18 15 7 17
公元前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247 3 30 26 19 16 8 18 秦攻取了魏的高都、波。秦攻取赵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魏信陵君合五国兵攻秦,打败蒙驁于河外。246 始皇帝元31 27 20 17 9 19 秦又全部攻占韩的上党郡。秦派蒙驁平定晋阳,重建太原郡。
245 2 32 28 21 18 10 20 赵派廉颇攻取魏的繁阳。秦再度攻取魏的卷。
244 3 33 29 悼襄王元19 11 21 秦派蒙驁攻取韩十三城。秦攻取魏的畼、有诡。
243 4 34 30 2 20 12 22 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
242 5 景湣31 3 21 13 23 燕派剧辛攻赵,赵派庞煖反攻, 杀死剧辛。
王元秦派蒙驁攻取魏酸枣、燕、虚、桃人等二十城,建立东郡。
241 6 2 32 4 22 14 24 楚迁都寿春。秦拔取魏的朝歌。秦把卫君角迁到野王,作为秦的附庸。赵庞煖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至蕞。
240 7 3 33 5 23 15 25 秦攻取赵的龙、孤、庆都。秦攻取魏的汲239 8 4 34 6 24 16 26 秦派长安君成创( 盛桥) 攻赵的上党, 成创在屯留叛降赵国, 赵封成创于饶。
238 9 5 王安元7 25 17 27 秦派杨端和攻取魏的首垣、蒲、衍氏,秦长信侯嫪毐叛乱, 为秦王所平定。
公元前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237 10 6 2 8 幽王元18 28 秦免除吕不韦相职。
236 11 7 3 9 2 19 29 赵派庞煖攻燕,攻取狸、阳城。秦派王翦、桓。
、杨端和攻赵,攻取阏与、橑阳、邺、安阳等九。
235 12 8 4 王迁元3 20 30 秦征发四郡的兵,助魏攻楚。
234 13 9 5 2 4 21 31 秦将桓。
攻赵的平阳、武城,杀赵将扈辄。
233 14 10 6 3 5 22 32 桓。
继续攻赵赤丽、宣安,被赵将李牧大败于肥,桓。
出奔。韩派韩非入使秦国,劝秦先伐赵,旋即被迫自杀。
232 15 11 7 4 6 23 33 秦大举攻赵,一军攻到邺;一军由太原攻到番吾,为赵将李牧所败。
231 16 12 8 5 7 24 34 韩南阳假守腾投献于秦,秦升以为内史。
230 17 13 9 6 8 25 35 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韩王安,把韩国灭亡,建立为颍川郡。
229 18 14 7 9 26 36 秦派王翦率上党兵,直下井陉;派杨端和率河间兵,进攻邯郸,另有羌瘣带兵助战。赵起用赵葱、颜聚代李牧。
228 19 15 8 10 27 37 秦大破赵军,在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出奔代,自立为代王。
公元前周秦魏韩赵楚燕田齐大事227 20 王假代王王负28 38 秦派王翦、辛胜攻燕、代、在易水以西打元嘉元刍元败燕、代联军。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没有成功。
226 21 2 2 2 29 39 秦攻下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秦派王贲击楚,取十余城。新郑叛秦,韩王安死。
225 22 3 3 3 30 40 秦将王贲围攻魏都大梁,决河和大沟的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降,魏亡。秦将李信、蒙武击楚,李信败还。秦设右北平郡、渔阳郡、辽西郡。
224 23 4 4 31 41 秦将王翦、蒙武大破楚军,楚将项燕自杀。
秦设上谷郡、广阳郡。
223 24 5 5 32 42 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亡。
秦设置楚郡。
222 25 6 33 43 秦平定楚江南地,设会稽郡。秦将王贲攻取燕的辽东,俘虏燕王喜,燕亡。又攻取代,俘虏代王嘉,赵亡。
221 26 44 秦派王贲从燕南攻齐,俘虏齐王建,齐亡。
秦统一中原地区。
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
战国时代各国史事,是用国君在位的年数来纪年的。我们为了弄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除了用公元来纪年以外,不得不附上各大国国君在位年数,以便查考。但是《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各国国君的世次年数有很多错误,过去许多学者曾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来加以考订,校正了不少错误。
然而所有的考订都是不够完善的,因此我们在编排这个大事年表时,不能不作一些必要的考订。
一、关于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魏襄王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记魏文侯元年在周威烈王二年,即公元前四二四年。
记魏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十六年,即公元前三八六年。记魏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即公元前三七○年。记魏襄王元年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又有魏哀王元年记在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史记》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魏襄王的年代发此安排,是错得厉害的。
《孟子》记有梁惠王对孟子说的一席话:“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年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
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梁惠王上篇》)这里所谓”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就是指《史记。魏世家》所载魏惠王古十年太子申战死马陵之役;至于”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当是指魏南西河、上郡给秦的事:”南辱于楚“,当是指楚柱国昭阳破魏于襄陵的事。可是照《史记》说来,魏献西河给秦已是魏襄王五年的事,魏献上郡给秦已是魏襄王七年的事,楚破魏于襄陵忆是魏襄王十二年的事,魏惠王怎么能把身后的事说给孟子听呢?很显然的,是《史记》把年代弄错了。
《史记。魏世家》说: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立;哀王二十三年卒。而《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却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世本》也说“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史记。魏世家。索隐》引),其间并无哀王一代。原来魏惠王到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是改元又称一年,又十六年才死的。《史记》误把惠王改元后的年世当作襄王的年世,又误把襄王的年世作为哀王的年世。自从《纪年》出土以后,历来研究战国史的都根据《纪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这是正确的。因为《史记》的错误,从《史记》本身也可以见到。《史记。赵世家》说:“武灵王元年……
梁惠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这年据《史记。六国年表》是魏襄王十年,可是魏襄王名嗣(《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苏秦列传。索隐》引《世本》也说”魏惠王子名嗣“)。如果这年真是魏襄王十年的话,太子就不该是嗣。这年魏太子是嗣,分明这年率太子嗣朝赵的是梁惠王了。如果根据《纪年》,这年是魏惠王后元十年,那末,这时太子正是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纪年》的正确性。
是不是依照前人的考订,根据《纪年》把《史记》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史记》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问题就解决了呢?如果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校对一下,两者的年代还是不能相合的,有的相差二年,有的相差一年,这是什么原因呢?
《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一年的有五件事:
(一)《水经。河水注》和《路史。国名纪丁》注引《纪年》:“梁惠
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赵,围观,观降。“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三年齐败我观“。
(二)《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皆在〔梁惠王〕十四年。”而《史记。魏世家》和《六国年表》作“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
(三)《吏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记王劭引《纪年》说:“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梁于桂陵。”《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也说:“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即田忌)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水经注》说:桂阳”亦曰桂陵“,”阳“乃”陵“字之误),我师败逋。”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六国年表》略同。
至于《魏世家。索隐》说:“《纪年》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上二年,魏败韩马陵;十八年,赵(当作齐)又败魏桂陵。桂陵与马陵异处。”
这段活上文引的是《纪年》,下文“上二年”、“十八年”云云,只是根据《魏世家》上文用来说明“桂陵与马陵异处”的。前人每多把《索隐》的“上二年”、“十八年”云云作为《纪年》的文字,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纪年》和《史记》相合。
(四)《水经。淮水注引《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六国年表》同。
(五)《水经。浊漳水注》和《路史。国名纪己》引《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史记。商君列传。索隐》也说:“《纪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而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封大良造商鞅”在秦孝公二十二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楚宣王三十年。《秦本纪》也说:“孝公二十二年封鞅为列侯,号商君。”《楚世家》也说:“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
《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二年的有两件:
(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记王劭引《纪年》说:“(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魏世家。索隐》引《纪年》又说:“〔区梁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孟尝君列传》“败之马陵”下《索隐》也说:“《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三十年……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六国年表》略同。
(二)《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水经。泗水注》引《纪年》也说:“梁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史记。商君列传。索隐》引《纪年》也说:“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而《魏世家》作:“〔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六国年表》也说:“〔魏惠王三〕三十一年秦商君伐我,虏我公子卬.”又说:这年齐“与赵会,伐魏”。
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两相校对,相差一年的有五件,相差两年的有两件,年代相合的一件事也没有。前人做考订的,对于这个问题也曾接触到(如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等),或者认为《史记》所据的是《秦记》,用的是“周正”,《纪年》用的是“夏正”,因为这些
事都发生在“夏正”的仲冬或季冬,由“周正”来计算已是次年的一月、二月了,但是何以《纪年》上所载梁惠王时的事恰巧都在仲冬、季冬发生的呢?
何以《纪年》和《史记》的年代竟没有一件事不相差呢?或者认为一件事可能连续两年,战争是可能连续到次年的,但是秦封商君这样的事是不可能跨年度的;鲁、卫、宋、郑四国国君朝见魏惠王的事,也不可能持续到第二年。
我们知道,《史记》所根据的是《秦记》,大事的年代既不会错;《纪年》是魏国的历史记录,所记的魏国的历史事件年代也不会错,那末,《纪年》和《史记》所记魏惠王时的事怎样会相差一年至二年呢?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要想根据《纪年》来校正《史记》的年代是不可能正确的。这是校订战国年代的关键问题。
不仅《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年代有相差,所载魏文侯、魏武侯时的事年代也还有相差的。《史记。魏世家》和《六国年表》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十六年,而《魏世家。索隐》于“文侯卒”下说:“《纪年》五十年卒。”于“武侯卒”下又说:“《纪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和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都认为《纪年》为是,都根据《史记》武侯的卒年,就《纪年》的年数上推文侯、武侯的年世,因而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四六年),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可是《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赵烈侯元年在周威烈王十八年(《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在烈侯后误多武公一代),烈侯十四年应是周安王七年。为什么雷学淇、王国维的推算又和这相差一年呢?
如果说《史记》魏武侯的年世较《纪年》短少了十年,那末《史记》和《纪年》所载魏武侯时的事应该相差十年。可是我们校对的结果只是相差九年。
例如:
(一)《史记。魏世家》说:“〔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而《索隐》引《纪年》作“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
(二)《史记。韩世家》说:“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而《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
为什么按照雷学淇、王国维所考订的魏武侯年代和《史记。索隐》所引的《纪年》又相差一年呢?我们认为这和前面所说的《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一年是有关连的。
《史记。魏世家》说:“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秦本纪》也说这年“齐、魏为王”(《史记。田齐世家》和《孟尝君列传》略同)。
《史记》既误把惠王改元当作襄王元年,可知这年的惠王改元是由于齐、魏两国相互尊王号的缘故,正同秦惠文君因称王而改元一样。《纪年》既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那末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时没有逾年改元,正同田和的称侯改元一样。如此说来,魏惠王改元前的第三十六年,也就是改元的元年,如果把这年算作改元的元年,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由于司马迁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了“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记》魏惠王在改元前的年世就多出了一年,把魏惠王纪元和魏武侯的卒年都提上了一年。
《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的年份所以会相差一年,雷学淇、王国维考订的魏文侯、魏武侯年代和《史记。索隐》所引《纪年》的年份所以会相差一年,都是由于这个缘故。至于《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
事相差二年的,都是关于战争的记载,这是由于战争连续到了次年,《史记》根据的是《秦记》,《秦记》是秦国的史记,对于他国战争只记胜负之年,所以都记在次年了。
我们说《史记》魏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也还有科学的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说:“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日蚀。”照《六国年表》的年代,这年已是魏惠王二年。可是《开元占经》卷一○一引《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昼晦。”昼晦即是日蚀,《六国年表》谓“秦厉共公三十四年日蚀昼晦”,“秦献公三年日蚀昼晦”,都把日蚀和昼晦连称,可为明证。查这年是公元前三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时九分确是日有环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中《战国及秦日食考》)。《纪年》既说魏惠王元年昼晦,那末魏惠王元年决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六国年表》定魏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即公元前三七○年,显然是误上了一年。
《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下《集解》说:“荀勖曰:和峤云:……
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索隐》也说:”《纪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魏世家》”惠王卒“下《索隐》又说:”《纪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田世家》”魏惠王卒“下《索隐》也说:”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这都足以证明《纪年》的记载确是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雷学淇认为魏惠王在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这是很对的。但是据此便认为改元后有十七年,那就错了。《史记。集解》和《索隐》的“十七年”该都是“十六年”之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作“十六年”,可以证明。魏惠王因“齐、魏相王”而改元,改元后只有十六年。《史记》虽然把魏惠王的后元误作魏襄王的年世,但十六年是不错的。
总之,《史记》短少了魏文侯的年世十二年,又短少了魏武侯的年世十年,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魏惠王三十六年卒”,把魏惠王的纪元和魏武侯的卒年提上了一年,又误把“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作为魏襄王的年世,因而在魏襄王之后多出了一个魏哀王,把魏襄王的年世算作了魏哀王的年世。《史记》上这一连串的错误,我们是可以根据《纪年》来加以校正的。
我们根据上面的考订,可以明确知道:(一)魏文侯元年应在周定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四四五年。(二)魏武侯元年应在周安王七年,即公元前三九五年。(三)魏惠王元年应在周烈王七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到魏惠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改元又称一年,即是魏惠王后元元年。(四)
魏襄王元年应在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
二、关于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记齐威王元年在周安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三七八年。记齐宣王元年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三四二年。记齐湣王元年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二三年。《史记》将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的年代如此安排,也是错得很厉害的。
我们看《战国策。燕策一》说:“子之三年,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王因令章子(即匡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伐燕”(《史记。燕世家》同)。《战国策》认为伐燕子之的是齐宣王,可是《史记。六国年表》记这事在周赧王元年,照《六国年表》所排列的齐国年代,这年己是齐湣王十年了。究竟伐燕子之的是齐宣王还是齐湣王呢?据
《孟子》记载:沈同曾私下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说:“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篇》)接着“齐人伐燕”,“五旬而举之”,齐宣王曾为此问孟子应否“取之”。后来“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齐宣王又为此问孟子“何以待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接着“燕人畔”,王说:“吾甚惭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篇》)那末伐燕子之的一定是齐宣王。很显然的,《史记》所排列的齐国年代有错误。前人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想校正《史记》齐国的年代,例如《资治通鉴》曾把齐威王的年世加多十年,把齐宣王的年世移后十年。
《大事记》又把齐湣王的年世缩短十年,把齐宣王的年世延长十年。目的都在求齐伐燕的年代能和《孟子》、《战国策》相合,但是这样的移动都是勉强凑合,没有根据的。
我们要纠正《史记》齐国年代的错误,正如同纠正《史记》魏国年代的错误一样,唯有根据《纪年》了。《史记。索隐》引《纪年》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
(《史记。田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立十九年而卒。”(《史记。田世家。索隐》引《纪年》。
《魏世家。索隐》说:“按《纪年》,齐幽公之十八年而成王立。”“幽公”
当是“桓公”之误。)“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战马陵”(《史记。田世家。索隐》引《纪年》。《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引《纪年》说:“〔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湣败梁于马陵”)。“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史记。盂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据此可知,《史记》在田太公(田和)和田桓公之间脱漏了田侯剡一代,《史记》所说桓公在位年数六年和威王在位年数三十六年,都是错误的。田侯剡立于齐康公二十二年,即周安王十九年,其元年当在周安王二十年,即公元前三八二年。桓公元年在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三七四年。桓公十八年相当于魏惠王十三年,即周显王十二年,这年齐威王始立,那末齐威王元年当在周显王十三年,即公元前三五六年。马陵之役在齐威王十四年,相当于魏惠王二十七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亦即公元前三四三年。到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即周慎靓王元年,齐威王卒,齐宣王始立,那末齐宣王元年当在周慎靓王二年,即公元前三一九年。总计田侯剡在位首尾十年,田桓公在位首尾十九年,齐威王在位首尾三十八年。《史记》总共短少了田侯剡九年、田桓公十二年、齐威王一年,因而把齐威王、齐宣王和齐湣王的年世都拉上了,于是所记历史事件的年代不能和《孟子》、《战国策》相合了。
根据《纪年》,齐宣王元年既在周慎靓王二年,即公元前三一九年。那末周赧王元年(即公元前三一四年)的齐伐燕事件,是在齐宣王六年。这样,和《孟子》、《战国策》所有齐宣王伐燕的记述也完全符合了。《战国策。齐策二》载:“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吾将救之。‘田臣思(即田忌)曰:“……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所记也是这件事。而《史记。田世家》也有一段和这相似的记载,记在”桓公午五年“。这是由于司马迁误把这事和周安王二十二年”齐伐燕取桑丘“的事并为一谈,又误定田桓公元年在周安王十八年,就误以为田桓公五年的事了。
齐宣王的卒年,《史记。索隐》没有引《纪年》来比勘。据《史记。田世家》,齐宣王在位十九年,依《纪年》将齐威王的卒年下推,那末齐宣王的卒年和齐湣王的即位年份应在周赧王十四年,即公元前三○一年。这年齐相田文曾联合韩、魏,派匡章攻楚的方城,杀楚将唐蔑于批水旁的垂沙。据《荀子。王霸篇》,“破楚”已是齐闵王(即湣王)的事,可证这年齐湣王确已即位。如此说来,齐湣王元年应在周赧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三○○年。
我们根据上面的考订,可以明确知道:(一)齐威王元年在周显王十三年,即公元前三五六年。(二)齐宣王元年在周慎靓王二年,即公元前三一九年。(三)齐湣王元年在周赧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三○○年。
特别要指出,近人有把齐威王、宣王、湣王三王的年世改作齐威宣王和宣湣王两王的年世,更改《六国年表》而自称新表的,这完全出于凭空设想,毫无史料的根据,不符合历史事实,已在本书第六章第八节“沿用溢法的礼制”及注解中加以明辨,请注意。三、关于赵襄子、赵烈侯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赵国年表中赵襄子、赵桓子、赵烈侯三个国君的年代有错误。
《史记》把赵简子的卒年定在晋出公十七年,即公元前四五八年,这是不可信的。《史记。赵世家》一方面说:“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一方面又说:“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查《左传》记越围吴事在鲁哀公二十年、晋定公三十七年,即公元前四七五年。这年赵襄子正居简子的丧,可知赵简子已去世,而赵襄子元年应在公元前四七四年。
《史记。赵世家》说:〔烈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索隐》说:”谯周云:《世本》及说赵语者,并无其事,盖别有所据。“查《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十四年。“可知赵烈侯九年并未去世,《史记》所说”弟武公立“事,是不可信的。《赵世家》说赵烈侯名籍,赵敬侯名章,只是武公没有名字,而且赵烈侯、赵敬侯都称侯,何以其中会夹着一个称公的国君呢?分明是《史记》中多出了武公一代,把赵烈侯年世划分了十三年给武公。
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六国年表》中武公这一代,把武公的十三年归还给烈侯。
还有,《史记。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晋桓公十五年即魏武侯二十二年,亦即公元前三七四年,较《六国年表》所记赵敬侯卒年要迟一年。因为没有其他更精确的材料来校订,姑且仍从《六国年表》。四、关于韩哀侯、韩懿侯、韩昭侯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记韩哀侯在位六年,卒年为周烈王五年,即公元前三七一年。记韩庄侯在位十二年,卒年为周显王十年,即公元前三五九年。
而韩昭侯元年,即在次年。《六国年表》这样安排韩君的年世,是有错误的。
《韩世家》记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隐》说:“《年表》懿侯作庄侯。又《纪年》云:”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若山即懿侯也,则韩严为韩山坚也。“又说:”《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
《晋世家。索隐》说:“《纪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可知韩哀侯的卒年在魏武侯二十二年。晋桓公十五年,即周烈王二年,亦即公元前三七四年。
韩懿侯,《水经。沁水注》引《纪年》又作韩懿侯若,《史记。晋世家。索
隐》和《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又作韩共侯。韩懿侯在公元前三七四年杀死哀侯而自立,应该没有隔年改元。
《水经。济水注》引《纪年》说:“〔梁惠成王九年〕王会郑釐侯于巫沙。”郑釐侯即韩昭侯。梁惠王九年当公元前三六一年。《史记。赵世家》说:赵成侯十三年“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赵成侯十三年当公元前三六二年。可知《韩世家》把韩昭侯元年定在公元前三五八年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正确的材料可据,姑且定韩昭侯元年在公元前三六二年。五、关于秦简公、秦惠公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记秦简公在位十五年,秦简公之后是秦惠公,秦惠公在位十三年。而《古本竹书纪年》所记也有所不同。《史记。秦本纪。索隐》说:“又《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次惠公立。”
《秦始皇本纪。索隐》说:“王劭案《纪年》云:简公后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王劭是连敬公即位的一年计算的,司马贞只计敬公改元后的年数,所以两人同样引《纪年》,敬公的年数会有出入。《六国年表》记简公、惠公二人共在位二十八年,如果按照《纪年》的记载,简公只有九年,简公之后加上敬公十三年,那末惠公只剩七年了。因为这方面没有足够的材料订正,姑且依从《六国年表》。六、关于燕国国君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记燕献公在位二十八年,燕孝公在位十五年,燕成公在位十六年,燕滑公在位三十一年,燕釐公在位三十年,燕桓公在位十一年,燕文公在位二十九年。而《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大有不同。《史记。燕世家。索隐》说:“王邵按《纪年》:简公后次孝公,无献公。”“按《纪年》,智伯灭在成公二年也。”“按《纪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纪年》作简公四十五年卒。”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关于燕国国君的年代是这样的:(一)燕国世系中没有献公一代。
(二)燕成公元年在三晋灭知伯的上一年,即周定王十五年,亦即公元前四五四年。(三)《纪年》燕滑公作燕文公,在位二十四年;其次是燕简公,在位四十五年。(四)燕简公的即位年在“三晋命邑为诸侯”前的十三年,其元年应在周威烈王十二年,即公元前四一四年;由此上推,可知燕文公元年在周考王三年,即公元前四三八年。至于燕简公以后的燕国年代应怎样改订,已没有正确的材料可据,只得依从《六国年表》。但据《纪年》,燕简公卒于公元前三七○年,这年在《六国年表》已是燕桓公三年,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缩短燕桓公的年世三年了。
后记
这本《战国史》,初版印行于一九五五年,共二十多万字。原以为这样一部断代史,发行量不会很多。出版后出于意料之外,不但国内销行较广,而且海外也很有人需求,在香港一地,就发现有三种盗版印行。我曾收到国内外不少读者和史学工作者的来信,有的加以鼓励,有的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提出问题,有的希望再作补充。史学界的朋友们有作介绍评论的,有对个别问题相与商讨的,也有对一条注解的考证提出意见的。这就促使对其中许多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明辨。七十年代在考古工作中,先后发现了多种重要的战国新史料,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编年记》和《秦律》等,其中有些新史料足以证明我过去所作某些论断是正确的,也有足以证明我过去的某些看法有偏差而需要改正的。例如我主张苏秦不是如《史记。苏秦列传》所说那样和张仪同时而对立的,断定苏秦为齐相在诸侯合纵攻齐和燕将乐毅破齐之前;苏秦组织台纵攻秦,当在公元前二八八年齐湣王、秦昭王并称东西帝之后。唐兰先生和徐中舒先生先后有相同的见解。新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中的原始苏秦书信,证明这个论断是确实的,但是苏秦组织合纵攻秦和赵相李兑发动五国伐秦,应该是一件事,是由苏秦从中奔走组织,而由李兑带头发动的。
我过去看作先后两件事,是个错误而必须纠正的。而且这些新史料对于我有新的启发,有不少重要历史事件需要重新加以探讨而作修订补充。
战国时代是个连年战争的时期,七强之间合纵连横的形势,变化复杂多端。我们要明辨当时战争形势的复杂变化,必须首先考定七强所占有的疆域以及许多重要都邑的地理位置。我曾在七十年代初期专门从事于先秦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钱林书合作编绘了一册先秦历史地图,作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第一册。其中编绘了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地图,包括战国时代的《诸侯称雄形势图》、《韩魏》、《赵中山》、《齐鲁宋》、《燕》、《秦蜀》、《楚越》的图。同时,战国时代是文化学术上飞跃发展的时期,我又对于这时的科学技术分别进行了专门的探索,对于其中重要的技术如冶铁炼钢技术,曾经作为长期进行研究的目标,先后出版了多种有关这方面的专著。
在上述继续研究的基础上,一九八○年我就对这部《战国史》,作了很大的补充、修订和改写,作为第二版印行。因为此书已成为广大读者的读物,在改写过程中,力求写得脉络分明,条理清晰,行文流畅,深入浅出。这第二版扩展为四十二万多字,到一九八三年先后印刷十次,共印行五万七千多册,其中平装本印八次共四万七千多册,精装本印两次共一万册,这是我所有学术著作中印数最多的,影响较大的。
我把战国时代作为深入探索的一个重点,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而发展的时期,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早就指出这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我们认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规律,既没有经历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也没有经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春秋以前实行的是贵族统治下的“井田制”的生产方式,战国以后变革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从此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君主政权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且由此开创了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体制。战国时代的重大变革,正是体现了中国历史特有的历史发展规律。战国
时代小农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文化学术的繁荣、九流十家的思想,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直到如今。
我从事战国史的探索,开始于四十年代,从一九四一年起,就着手搜辑史料加以编年而作考订。因为战国史料的情况特殊,既没有像春秋时代那样有一部编年而详确的《左传》,更没有像汉代以后历朝有完整的历史记载,这是秦始皇焚书、烧毁了东方六国历史记载的严重后果。当司马迁作《史记》时,所见战国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秦记》既简略,纵横家书又非历史著作,所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献策之书,原是供纵横家的后学揣摩学习的,其中就不免有夸大失实之处,甚至有伪托著名纵横家的作品夹杂其中。
司马迁早已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传世的战国史料,不但很多残缺,年代有错乱,而且真伪混杂,不但《史记》和《战国策》中真伪混杂,甚至《资治通鉴》的战国记载也多出于后人伪托。
因此我们只有全面搜辑史料加以编年考订,才能去伪存真,从而辨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中看清合纵连横形势的复杂变化。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曾依据考订史料的成果,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了必要的考辨,先后写成三十篇短文,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益世报。史苑周刊》(顾颉刚主编)和《东南日报。文史周刊》(魏建猷主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粱惠王年世》、《再论梁惠王年世》、《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苏秦合纵摈秦考》和《乐毅破齐考》。
《梁惠王年世》(一九四六年八月《文史周刊》第六期)曾引起讨论,钱穆先生发表《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文史周刊》第十期),对我说提出商榷,接着我再发表《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九四六年十月《文史周刊》第十四期)作了答辩。《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一九四六年九月《史苑周刊》第四期),赞成清代学者黄以周主张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并作了进一步论证。《苏秦合纵摈秦考》(发表于《史苑周刊》,期数忘记)把《战国策》中不同于《史记。苏秦列传》的苏秦史料加以整理,断言苏秦合纵攻秦和出任齐相,当在齐湣王和秦昭王并称东西帝之后。《乐毅破齐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文史周刊》第二十四期),主张乐毅趁五国合纵伐齐时机,作为联军统帅,先率联军由赵东边出击,大破齐的主力军于济西,然后独率燕师乘胜由济西向东长驱直入,攻破齐都临淄。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述乐毅率燕师先攻克齐燕接境的河北,再经济上而攻入齐都,是后世游士为了夸大乐毅破齐的功绩而伪托的。
我从四十年代以来,所做战国史料的编年考订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中,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不断有补充修订;随着综合新旧史料钻研的深入,所作考订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使我对当时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初版和第二版《战国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我向来欢迎不同意见的提出,认为互相展开讨论,这是推动学术研究进展的必要途径。一九八五年李学勤先生发表关于《楚灭越年代》(《江汉论坛》一九八五年第七期,收入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李学勤集》)不同意楚怀王灭越,认为严格说来,越始终未被楚吞灭,越君系统在先秦未绝,闽越王无诸是战国末年越王退居闽中的。当时我因忙于别的研究工作,没有注意到此文,直到一九九一年有位《战国史》的读者来信,询及这个问题,我因此写了《关于越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一九九一年第五期),再次确认楚怀王灭越是事实,《史记。越世家》误把“楚怀王灭越”作为“楚威王灭越”,当楚灭
越前,齐国使者游说越王的话,所谈当时战争形势和参与战争的楚将,都足以作为明证。此后所谓越君系统,只是降服于楚而保留的。当秦始皇派王翦平定楚江南而创建会稽郡时,还曾“降越君”,使成为降服于秦的越君,这时独立的越国早已不存在了。战国时代已有所谓“百越”,包括闽越在内,闽越之君原为越所别封之君,无诸是战国末年的闽越之君,并非越王退居闽中的。
拙作《关于越灭亡年代的再商讨》发表后,承蒙谭其骧先生来函,认为楚怀王灭越从此可以成为定论,我们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战国时代全图》中绘有瓯越、闽越等百越,是正确的。他写这封信正当第二次“一过性中风”发作之后,来信说他常感头晕,有不少见解没有发表而感到遗憾。
后来他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就和我们永别了。我为此很感伤,因此想到我从事战国史的探索经历了半个世纪,尚有不少见解没有写进我的《战国史》中,应该及时作大规模的补充修订和改写,作为“增订本”出版,是必要的。
七强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和发动兼并战争,是战国时代的主要特点,纵横家往往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所谓纵横家,不仅参与纵横的游说和决策,而且十分讲求对外战争胜利的策略和权变,甚至直接参与间谍活动而阴谋颠覆敌国。杰出纵横家一次重要的连横和合纵的决策和行动,往往造成兼并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甚至造成七强之间强弱的变化。因此我在这次补充修订中,对第八章“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重新全部改写,大加补充,成为全书中最长的一章。例如战国初期秦和楚、齐对峙的局势中,张仪为秦相而主谋与韩、魏连横成功,于是发兵三路出击,先是中部大破楚军,接着中路和西路会合攻取了楚的汉中地区,然后东路越过韩、魏大败齐军于濮水之上,使秦的声势大振。我对整个过程作了较详的叙述,并附有示意的地图。又如战国中期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苏秦向燕昭王献计,由燕派苏秦出使齐国,以助齐灭宋为饵,骗取齐湣王的信任,出任齐的相国,作为燕的间谍图谋攻破齐国。苏秦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以便齐乘机攻灭宋国,使齐在攻灭宋国过程中,打得大损实力,从而加深齐和赵的矛盾,使燕得以和秦赵两强合谋,发动五国合纵攻齐,终于由燕赵两国“共相”乐毅取得破齐的结果,从此齐就削弱了。苏秦因此以“反间”罪而被车裂而死。关于苏秦为燕“反间”的经过,我在这次补订中作了详确的说明。
对于比较重要的战争,如赵武灵王攻取胡地和中山,乐毅为赵燕“共相”
和五国联军统帅而攻破齐国,秦的围攻魏都大梁而赵燕联军前来救解,秦将白起攻取郢而大破楚国,秦在和赵长平决战中得胜,秦的围攻赵都邯郸而魏、楚前来救解,也都有较详的叙述和分析,并附有示意的地图。
战国之世是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为此我对第十章“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作了很大补充,与一般思想史的叙述不同。道家方面除对老子学说作分析以外,补充了稷下道家的“精气”为“道”之说与“水”为万物本原之说,增补了鹖冠子的“大同”学说,认为他所说“大同”已不是指原始社会而是一种高级的理想。儒家方面补充了两大节,一节依据《大戴礼记》所载《曾子》十篇,阐明了孔子弟子曾参修身治国的学说,指出《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也是这派著作。《中庸》是子思所作,推尊孔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至圣”,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接着就鼓吹从尧舜到周文王以及孔子以来的“圣人”道统。另一节阐明《易系辞传》的学说,认为这是《易传》流传到楚国,楚国经师在传授中以儒家学说融合了道家学
说产生的结果。法家方面增加了齐法家学说一大节,依据齐法家所编著的《管子》来分析的。此外特别增加了方士的“方技”一节和术士的“数术”一节,方术之士过去是不被列入诸子百家中的。
古人所谓“方技”“数术”,是科学技术和迷信巫术相混合的,为此我在第十一章天文学一节中,增加了“天象灾异的记载”一大段;又在“阴阳五行家”一节中,增加了“具有月历性质的《楚帛书》”一大段。我认为《楚帛书》四周所画十二月神像中,包涵有四季的神像;中间八行一段所谓伏羲生下四子,就是四季之神,炎帝命祝融使四神共同奠定“三天”和“四极”,使日月正常运行,这是太阳神的创世神话。世界上有不少原始民族有太阳神的创世神话。接着又增加了“五常附会五行之说”一段。又在“医学的发展”
一节中,补充说明了气功疗法。
同时我在第十二章“艺术的发展”一节中,对当时乐器,依据新出土乐器结合文献,作了补充说明;还增加了“改进生活的技艺的进步”一大节,对于烹饪调味、开造水井、丝织、染色、刺绣、竹木器和漆器、金银器和玉器、琉璃器等工艺,大都依据考古发现有所阐释。又在“史书的编著”一节中,对春秋时代历史书的编著,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对《穆天子传》的编著提出了新的看法。
作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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