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战国史
前言
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二千二百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这种变革和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是不错的。这时农业生产，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开发，生产技术的进步，荒地的开垦，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农田产量很有增加，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得以成长。魏、秦等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良民”身分授田的制度，规定一夫授田百亩，于是国家规模的自耕小农发展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地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普遍地推行着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战国前期各国先后进行变法，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奖励农民为国家努力“耕战”，由此富国强兵，从而谋求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战国时代这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到近代。
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战国时代是七国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战国这个时代名称就是由此而来。这时战争的性质和以前春秋时代不同，春秋时代战争主要是为了争霸，这时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兼并土地。同时战争方式也有变化，春秋时代的军队以“国人”（贵族的下层）
为主力，乘着马车作战，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由双方用排列的车阵作战来决定，一次大战的胜负常在一二天内就分晓。战国时代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征发成年的农民作为主力，开始以步骑兵进行战斗，军队的人数大增。由于锋利的铁兵器的使用，特别是远射有力的“弩”的使用，已不能用车阵作战，于是广泛采用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
作战的指挥开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兵法开始讲求，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军和兵法家因而产生。这个变化开始于春秋晚期，春秋末年已出现著名的将军和杰出的兵法家。
战国时代主动出击的国家，为了谋求战争胜利，多方争取与国参与合作，常常使用合纵连横的策略，因而有纵横家的产生，纵横家往往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所谓纵横家，不仅参与合纵连横的游说和决策，而且十分讲求胜利的策略和权变，甚至直接参与阴谋颠覆的间谍活动，他们和兵家一样十分重视使用间谍取胜。著名纵横家一次重要的连横或合纵行动的成功，往往造成兼并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甚至造成七国之间强弱的变化。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和苏秦就曾起着这样巨大的作用。
当战国前期秦连续攻魏，迫使魏献给河西之地之后，继续向河东进攻之时，张仪来到秦国，参与指挥攻魏的战役，迫使魏与秦连横而将上郡之地献给秦国。张仪因此被秦惠文君任以为相，造成秦、魏、韩和楚、齐对峙斗争的局势。这时秦正谋向中原开拓，已占有函谷关以东的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和占有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於即於中，在今河南西峡东，两地相连合称商於之地），成为秦伸向中原的两个矛头，对楚的威胁很大，楚因此派出“三大夫张九军”包围曲沃和於中。楚由于齐的帮助，一举先把曲沃攻下，计谋攻取商於之地。张仪为缓兵之计，准备调发大
军反攻而歼灭来攻的楚的主力，假装被免去相职，出使到楚向楚怀王游说，声称秦所憎者为齐国，若楚与齐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听信他欺骗的话，与齐绝交，派人接受所献之地，张仪回说只有六里，于是楚王大怒，发大军进攻。这时秦已发出大军分三路反攻，中路由魏章为将从商於之地反击，西路由甘茂为将向楚汉水流域进攻，东路由樗里疾为将进入韩、魏，和韩、魏一起反攻。结果秦中路大败楚军于商於之地东部的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斩首八万，俘虏楚大小将官七十多人，接着中路和西路会合，攻取楚的汉中六百里地；同时东路帮助韩军打败了楚将景翠，帮助魏军大败齐军于濮水之上。从此楚就开始削弱了。
燕原是七国中较弱的，曾因内乱一度为齐宣王所攻破。赵在赵武灵王攻取中山和胡地、收编胡骑之后，开始成为强国，造成齐、秦、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国土地的斗争形势。燕昭王想乘此时机报复齐过去破燕之仇，苏秦来到燕国，献计出使齐国为间谍，阴谋颠覆齐国。苏秦向燕昭王保证，他要做到“信如尾生”，按密约行事，守信到死。他奉命出使齐国，以助齐灭宋为饵，骗得信任而为相国。他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以便齐乘机攻灭宋国，使齐在连年攻宋战争中打得筋疲力尽，大损实力。他同时又挑拨离间齐、赵之间的关系，使燕得与秦、赵结盟，发动五国合纵攻齐，于是乐毅被任为燕赵的“共相”和五国联军的统帅。乐毅先以赵相职司，统率赵燕之师会合秦军从赵的东边出击，大破齐的主力于济西；接着乐毅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军，从济西乘胜向东追击，长驱直入攻破齐都临淄。苏秦因此被齐以“反间”之罪车裂于市。司马迁评论苏秦说：“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而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苏秦列传》末尾太史公日）苏秦所讲的权变之术不是别的，就是“反间”之计，就是《孙子兵法。用间篇》所说的“死间”。
《用间篇》是以殷的伊尹和周的太公望作“死间”的榜样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倚，在“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下，增加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当为战国末年人所加。乐毅在破齐之后，留在齐五年，先后攻取七十多城。燕昭王死后，燕惠王改用骑劫代乐毅为将，齐将田单乘机收复失地而复国，但是齐就因此变成弱国了。
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战国时代又是从分裂割据趋向全国统一的时期。这时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中原地区比较先进，边缘地区比较落后。同时在政治上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不仅七大国（魏、韩、赵、齐、楚、秦、燕）各自割据一方而相互兼并，而且还有中山、宋、卫、邹、鲁等小国存在，有所谓“泗上十二诸侯”。
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逐渐趋向统一。经济方面由于国际间贸易的发展，水陆交通的频繁，彼此的联系已较密切，荀子讲“王者之法”，已经指出“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归“读作”馈“），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
政治方面由于各国先后变法改革，创建了以将相为首脑的官僚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推行了郡县制的地方行政组织，公布和执行了制定的法律，颁布了度量衡制而定期校验，使得各国政治结构和设施趋向一致。当时各国有作为的国君，为了进行变法改革，奋发图强，纷纷招徕英才，礼贤下士，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英才常常得到国君的尊重或重用。一个平民出身的文人学士，经过学习和从师，经过推荐或游说，往往一席活经国君赏识，便能得到重用，甚至一跃而为执政大臣，因此从师和游说成为进入仕途的主
要门径，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以及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成为一时风尚。在文人学士这样广泛交流活动的影响下，各地文化的发展也趋向一致。应用文字在广泛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成为后来篆书和隶书并用的起源。
度量衡器在广泛使用中，所用单位的长度、容量、重量也逐渐趋向统一。所有这些，成为后来秦朝实施“书同文、车同轨”
以及统一度量衡制的先导。
战国时代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造成人民极大的灾难，因此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完成统一，著名的各派学者纷纷提出完成统一的办法。他们把完成统一称为建成王业，因为“王”是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称为“王”。到战国时代原来的周王已虚有其名，早已不能号今天下了，因此当时强国之君很想取而代之。战国初期魏国变法成功而强盛起来，魏惠王就第一个自称为“王”而企图号今天下。魏惠王先曾率小国之君所谓十二诸侯朝见周显王，由于商鞅前往游说，认为统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不足以王天下”，于是召开逢泽之会，穿着王服，乘着“夏车”，自称“夏王”，要求小国君主把他看作天子来朝见。不久魏国在秦、齐两国夹击中失败，于是魏惠王听从惠施的计策，“变服折节”而朝见齐威王于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推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追认魏惠王的自称为“王”，这就是所谓齐魏“徐州相王”。等到秦惠文君用张仪连横的策略成功，秦惠文君就自称为“王”，迫使韩，魏之君前来朝见，并且承认韩、魏之君的称王。接着公孙衍为了合纵抗秦，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同时称王而互相尊重，即所谓“五国相王”。共同称“王”就成为合纵或连横的一种手段。等到战国中期在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秦相魏冉图谋采用齐、秦连横的策略，联合五国一举灭赵而瓜分，因为此时“王”号己不尊贵，魏冉致送“东帝”的称号给齐湣王，同时秦昭王在宜阳自立为“西帝”。“帝”原是上帝的称号，这时上帝的神话已演变出黄帝的传说，齐君已把黄帝称为自己的“高祖”，“帝”在古史传说中已成为德行比“王”高一级的称号，因此魏冉要用“帝”号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成为后来秦始皇自称“皇帝”的先声。
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战国时代又是文化学术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重大变革和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九流（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家）、十家（九流加小说家）。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的办法。包括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奖励农民努力为国家“耕战”的政策，谋求富国强兵的设施。他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向君主游说，相互辩论，因而出现百家争鸣的热潮。由于他们著书传授，积极栽培，一时各派的英才辈出，影响深远。
农家之学着重于生产技艺，对农业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法家之学顺应战国初期各国变法的需要而产生，对各国的富强起很大的作用。纵横家顺应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和兼并战争的需要，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兵家讲究使用“义兵”从而除暴救民，还讲运用灵活的战略和兵法取胜，对于完成统一战争的胜利，是很有作用的。道家之学是总结过去列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产生的，有助于国家保持强盛和防止衰亡。儒家之学讲究修身治国，主张用“王道”、“仁政”来治理国家和完成统一。墨家主张用“兼爱”来解决小农的“三患”（饥、寒、劳），从而谋求国家的富强。阴阳家重视解释
事物发展的规律，讲究制定历法和时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名家对宇宙万物的构成加以分析和解释。后期墨家和后期名家对于物质构成和运动曾展开辩论。小说家认为讲故事和小说，借此可以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学说，如甘茂、范雎等人入秦游说，都从讲故事入手。所有九流十家都曾在当时起过不同的作用。
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法家、纵横家、兵家、杂家和间谍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商鞍的变法，集了法家之学的大成，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效果，奠定了秦富强的基础。张仪为秦连横成功，“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进一步奠定了秦富强的基础。到战国中期，在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由于苏秦作为燕的间谍，阴谋颠覆齐国的行动成功，使得秦相魏冉乘机与赵、燕结盟，发动五国合纵攻齐，结果由乐毅出任赵、燕“共相”和五国联军统帅而攻破齐国，使得秦的大敌齐国从此削弱了。接着范雎为秦相，提出了“远交近攻”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战略，对秦此后完成统一起着很大作用。秦将白起是杰出的兵法家，在伊阙、鄢郢、华阳、长平等四大战役中，先后残杀了韩、魏、楚、赵四国一百万以上的兵力，取得了许多战略要地和广大领土，对秦完成统一起着重大作用。杂家吕不韦招徕各派学者，编著成《吕氏春秋》，主张综合各派学说的长处，鼓吹用“义兵”完成统一，有助于秦完成统一的大业。王翦“少而好兵”，也是优秀的兵法家，为秦始皇所重用，终于建立了灭赵、灭燕和灭楚的战功，为秦完成统一。秦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一方面是由于重用外来的英才，如商鞅和吕不韦是卫国人，张仪和范雎是魏国人，秦历代执政大臣除秦昭王时的樗里疾和魏冉以外，大多是外来的客卿。另一方面是由于从行伍中依军功选拔将才，正如《韩非子。显学篇》所说“猛将必发于卒伍”。
同时也还由于使用间谍的成功。秦始皇采取尉缭使用间谍取胜的计谋，由李斯主持其事，派遣间谍收买六国的“豪臣”，“离其君臣之计”，从而各个加以击破，先后灭亡其国。秦先收买韩的南阳假守腾成功，使腾投献南阳给秦，再由腾攻破韩国而俘虏韩王。接着秦收买赵王宠臣郭开成功，使郭开诬告赵名将李牧、司马尚谋反而处死李牧；赵王要重新起用出走在大梁的名将廉颇，派使者前往看廉颇是否尚可用，郭开又多与使者金，使回报老态而不能用，因此秦得以攻破赵国。后来奏的攻灭齐国，也是由于齐相后胜多受秦间谍的金玉，既不助五国抗秦，又不作抵抗准备所致。当时兵家和纵横家都是主张同时使用间谍取胜的。
秦在兼并六国过程中既多使用残暴手段，继而又施用暴政以加强统治，因而秦虽快速完成统一，却不久即亡。由于齐急谋扩张而衰落，秦又因猛用暴力而短命，于是主张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得在汉初流行一时而被重用。
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特别应该重视的，这时又是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即铸铁）冶铸技术的国家，春秋晚期已能冶炼生铁，铸造铁器，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柔化处理技术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已能把硬脆的生铁加以柔化处理，使变成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用来制造铁工具，使农业生产大为发展，小农经济开始成为立国的基础。这个发明又比西方早二千三百年。与此同时又创造了独特的炼钢技术，已有高水平的技师，使用固体渗碳制钢技术，炼制钢材而锻造成著名的宝剑如干将、莫邪、太阿之类。这种冶金技术的创造和发展，大有助于生产的高度发展。这时经
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很明显是和生产的高度发展相关的。
这时不仅有关“生产”的科学技术（包括农家之学）有高度发展，有关“生命”的科学技术也有突出成就。这时生理卫生学已有发展，认为养生之道，必须使“精气”在身体中运行流通，疾病是由于“精气”运行有阻塞。
同时在疾病的治疗护理中，对于作为“精气”运行通道的“经脉”的路线和循行方向，逐渐认识确实，“经脉”学说的理论到这时已基本形成。“经脉”
学说是中国医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针灸疗法、推拿疗法和气功疗法，都是以经脉学说为基础的，着重治疗发生疾病的“经脉”及其穴位，促使“精气”运行流通而除去病源。
这时科学技术，无论天文历法、医学卫生、炼钢铸铁技术，都有重大的创造和发展，而且影响广泛而深远，普及到东方各国。同时九流十家的学说影响也广泛而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
以上所说战国时代是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是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战争时期，是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是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是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都是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其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今日认真地分析和深入地探讨。
第一章绪论
一战国史的重要性
中国上古历史有所谓“三代”，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是古史
传说中第一个开始实行君主世袭统治的朝代。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族
在东方兴起，商的首领汤打败了夏王桀，在中原黄河流域刨建了强大的商朝。
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族又在西北的渭水流域兴起，周的首领武王（名发）
联合了西南的许多部族打败了商王纣，创建了周朝，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
安西南）。周公东征胜利之后，更建设了东都成周（即洛邑，在今河南洛阳），
并推行大规模分封制，分封了许多诸侯。历史上称为西周时代。公元前七七
一年周幽王被申、缯（即曾）两个诸侯国联合犬戎所杀，继立的周平王在中
原晋、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迁都到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时代。从此统一
的周朝瓦解，周王徒有“天子”的虚名，因而出现了齐、晋、秦、楚等大国
争夺中原霸主的形势，不断发生争霸的大战。历史上又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
时代。春秋这个时代名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这部书来的。鲁国
《春秋》的编年，起于公元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终于公元前四八一
年（鲁哀公十四年）。但是春秋时代的终年，历史家依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
看法。战国时代，是指春秋时代之后，七大强国相互兼并，直到秦完成统一
的这段历史。
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时代特征
“战国”这个名称，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原来不是时代的名称，而是指
当时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七大强国魏、赵、韩、齐、楚、秦、燕而言。当西
汉初年司马迁著《史记》时，所用战国这个名词的意义没有变化，他是用“六
国“或”六国时“作为春秋之后的时代名称的，他所作《六国年表》就是战
国时代的年表，他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
表六国时事。“东汉初年班固著《汉书》时，依然常用”六国时“作为这个
时代的名称，见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六国”，原是指秦以外的东方
六国而言，把秦排除在外，当是沿用东方人敌视秦的习惯，显然是不确切的。
把“战国”作为时代名称，起于西汉末年刘向汇编的《战国策》，这是确切
的，因为连年进行兼井战争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1
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兼
并。春秋、战国之交，正是这两种目的不同的战争的过渡时期。春秋末年东
南的越族兴起，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之后，就兼并吴国，接着迁都琅邪（今
山东胶南西南琅邪台），北上争霸中原。公元前四六八年（鲁哀公二十七年）
越王遣使到鲁国，约定鲁、邾两国之间的疆界，这是因为鲁侵犯邾的疆界，
1 ①“战国”这名词在战国时已经有了。例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代有德。”《兵令上篇》又说：“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战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顷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知当时七大强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汉代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没有变化，例如《史记。平准书》说：“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到西汉末期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名称。
越王以霸主地位迫使鲁国君臣服从（《左传》）。越王勾践就是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与此同时，齐、晋、楚、越四国正在进行兼井的战争。墨子就曾说这四国“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墨子。节葬下篇》），又说这四国“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墨子。非攻下篇》）。当时南方的楚、越，兼并的主要目标是附近的小国。例如宫这个小国（在今山东安邱、诸城、沂水、莒、日照等地间），先为越和齐两大国从东西“夹削其壤地”（《墨子。非攻中篇》），后来为楚所灭。蔡（今安徽寿县以北）、杞（今山东安邱东北）也为楚所灭。越还曾攻灭膝（今山东膝县西南）和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两小国。
当春秋末年，中原晋、齐两国的权力实际上已掌握在强大的卿大夫手中。
晋国强大的卿大夫共有六个，即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和中行氏。
其中知氏最强。先由知氏联合赵、韩、魏三氏战胜范氏和中行氏而瓜分其地，
接着知氏统率韩、魏二氏围攻赵氏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三年未能攻
克，后来韩、魏二氏反过来和赵氏联合，夹攻知氏而三分其地。从此晋国为
赵、韩、魏三氏所瓜分，即所谓“三家分晋”。当时晋国国君虽还存在，实
际上已被赵、韩、魏三家所控制。晋出公就是因为反对三家瓜分知氏而被驱
逐，出奔到楚的。到晋幽公时，只有绛（今山西侯马西北）、曲沃（今山西
闻喜西北）等邑，反而要朝见三家之君（《史记。晋世家》）。此后晋君所
居都邑常被三家所夺走。公元前三四九年赵氏夺取晋君所居端氏（今山西沁
水东北），把晋君赶到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屯留早已为韩所占有，晋君
因而为韩大夫所杀，于是名义上的晋君绝灭。
①
与此同时，齐国卿大夫田氏（即陈氏）逐步取得齐的政权。公元前四八
一年陈恒（即田常）杀死右相监止，并杀了齐简公，从此田氏出任相国，“专
齐之政“。陈恒传了三代，到田太公（即田和）时，齐康公被迁到海边，以
一城之地作为食邑。公元前三八六年田太公得到周天子正式承认，立为诸侯，
沿用齐的国号。公元前三七九年齐灵公去世，吕氏的齐君从此绝灭。这就是
所谓“田氏代齐”。
自从中原地区赵、韩、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再加上原有的
秦、楚、燕三国，于是七强并立而相互兼并的形势出现，直到秦完成统一为
止。
春秋、战国之交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从春秋末年起，连同整个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这是过去历史学家早已认识到的。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确是至理名言（《读通鉴论。叙论四》）。他指出：春秋以前“其富者必为贵者”，惟独贵者才能富有，等到郡县制度逐渐推广，富贵的情况就发生重大变化（《读通鉴论》卷五《汉哀帝》条）。顾炎武在
①《赵世家》载赵肃侯元年（公元前三四九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韩世家》载韩昭侯十年（当作十四年，公元前三四九年）“韩姬杀其君悼公”。《索隐》云：“《纪年》姬作玘，并音羊之反，姬是韩大夫。”可知此年赵夺取晋君的端氏，把晋君徙至屯留。屯留早已为韩取得，《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云：“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即韩）取屯留、尚子、涅。”晋悼公不为韩所容，为韩大夫所杀。晋悼公谥为“悼”，当即因被杀之故。
其名著《日知录》中早已指出：春秋时代还在讲究周礼，尊重周王，注重祭祀，讲究宗姓氏族；列国间朝聘会盟，常常赋诵《诗经》，有死丧事故要赴告别国，供史官记录。所有贵族重视的礼制，到战国时代都不讲求了，因而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势，这是周末的风俗大变（《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所有这些分析，限于他们的认识，固然是浮面的，但是春秋、战国之交确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从此废去了自古以来贵族统治用的礼制，开始了走向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这期间各国统治者所以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无非是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取得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这种谋求富国强兵的变革，春秋末年晋国的六卿已经开始。从新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篇》所载孙武对答吴工阖闾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到，当时晋国六卿已经废弃原有的井田制，不同程度地放宽了田亩制度，分别采用了不同税率的实行按亩征税制度。其中赵氏采用最大的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同时免除征收地税，孙武认为赵氏这样的经济改革，足以“富民”，由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能够在六卿相互兼并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晋国归焉”。晋国六卿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春秋、战国之交大变革的开端，影响十分深远，此后战国初期魏国李悝的变法，秦国商鞅的变法，就是晋国六卿所推行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公元前四五三年困守晋阳的赵氏，得到韩、魏的帮助而反攻知氏，得胜而共灭知氏，三分其地。赵襄子的相国张孟谈接着就推行“广封疆，发千百（即阡陌）”的改革（《战国策。赵策一》，“千”字原作“五”，从日本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改正）。
所谓“广封疆，发阡陌”，就是推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此后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就是沿用赵氏所用的大亩制而加以推广。
概括说来，当春秋、战国之交，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一系列的大变革和新发展如下：
（一）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提高，农民耕作“百亩之田”可以养活五到九人（《孟子。万章上篇》），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农民不肯尽力耕作井田制中的“公田”，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废除“公田”上的“助法”（或称“籍法”），改为按亩征税的制度。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初税亩”，公元前四○八年秦国“初租禾”，都是推行按田亩征取租税的制度。于是田亩的租税成为君主政权的主要财源，小农经济成为君主政权的立国基础。
（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的推广，手工业跟着进步。既有与小农生产相结合的家内手工业，又有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更有豪民所经营的盐铁大手工业，还有各种官营手工业。随着山泽的开发，四方物产的交流，铸造货币的流通，手工业和商业集中的城市兴起，富商大贾因而出现，于是统治者征收各种工商业的税增多，成为君主政权另一个重要财源。
（三）随着经济的改革，政权机构也相应发生变革。原来贵族使用家臣来统治的体制逐渐废弃，开始出现推行俸禄制度和年终考核的“上计”制度的官僚组织。大体上，俸禄制度是从工商业的雇佣劳动中发展出来的，年终考核的“上计”制度是从买卖交易和借贷“合契券”的办法中发展出来的。
从此国君可以任意选拔和雇用合适人才充任官僚，管理政治，这样就便于集中权力，创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成为立国的基础，农民成为作战主力，实行按年龄征兵的制度。郡县不仅是地方行政组织，而且成为征兵的地区单位，“郡守”成为一郡行政兼武官之长。从此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方式改变，由“车战”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开始讲究兵法，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军和军事家。君主政权既设有相国作为“百官之长”，又设有统军作战的将军。
（四）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文化和学术也相应发生变革。原来由贵族掌握的文化，由官府主管的学术，开始推向民间。原来保持有“六艺”才能的“士”大为活跃，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战国初期魏文侯进行变法，开创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从此杰出的学者都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潮，有所谓“九流十家”。所谓“九流十家”，实际上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为维护和发展这种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同时所有文学艺术汲取了民间的养料，有了蓬勃的新发展。所有科学如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数学以及科学思想，都有光辉的成就，对此后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规律，很明显不同于欧洲的历史，既没有经历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的奴隶制，也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春秋、战国之交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贵族统治下的井田制的瓦解，按亩征税制度的推行，是个开始变革的关键。从古文献看来，西周、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就其本质来说，很明显是贵族统治下所保留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既有共同耕作“公田”的“助法”，又有一“夫”受田百亩的规定，为了使得“财均力平”，还有“三年一换土易居”
的办法。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公田”的“助法”，推行按亩征税的制度，从此主要的农业生产者，是耕作“百亩之田”、纳“什一之税”的“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从魏国李悝变法，直到秦国商鞅变法，无非是推行奖励这种小农努力“耕战”的政策，于是小农经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秦、魏等国都普遍推行按良民的户籍授给田宅的制度，云梦出上的《秦律》中的《田律》和《魏户律》（《为吏之道》的附录）都有明文公布。由此可见杜佑《通典》所说商鞅变法实行按户授田之制，“百亩给一夫”，确是事实。
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中原地区已普遍推行这样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是由于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所造成的结果。早在春秋晚期中国已发明了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这个发明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又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能够制造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的工具，这个发明又比欧洲要早二千多年。正是由于这两种冶铁技术的重要发明，使得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能够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使得耕作技术飞跃地进步，“深耕易耨”的耕作方法普遍推行（“易耨”指快速的耘田），牛耕得以推广，水利工程得以开发，灌溉方法得以改进，荒地加强开垦，农业生产得以提高，一年两熟制得以推行，使得农民耕作“百亩之田”，可以养活五人到九人，从而“五口”到“八口”
之家的小农，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于是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可以成为立国的基础。
应该看到，中国历史早有高度发展的经历，这是由于作为生产力重要因素的科学技术，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的经历。过去我们探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着重于精神文明的差别，其实物质文明更有重大的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不相同。中国整个冶铁技术发展历史，与西方根本不同，有着独特的先进发展道路。一般说来，冶铁技术的发展，前后有两个阶段，早期用“低温固体还原法”（也称为“块炼法”），因为炼炉小，温度低，只能炼出海绵状的小铁块。由于产量少，加工锻炼费时，所制铁器不可能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后来经过技术革新，炼炉扩大，炉温提高，发明了冶炼铸铁技术，铁的产量增多。但是铸铁性脆，还不能用来制造需要强度和韧性的农具，必须经过加工锻炼。西方冶铁技术发明很早，远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埃及和两河流域等地已能用“块炼法”炼制铁器，然而进步非常缓慢，直到中世纪中期的十四世纪，由于水力鼓风炉的采用，才使得冶炼铸铁技术得到推广。中国发明冶铁技术较迟，目前考古发掘中出土最早铁器是西周时代的，但是进步迅速，真是“后来居上”。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已能冶铸白口生铁，用来铸造铁器。这是因为商周时代已有高明的冶铸青铜器的技术，使用着有鼓风设备的大型熔铜炉，冶铁技术得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和革新，于是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冶炼铸铁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紧接着，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之际，又进一步创造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用来制造耐用的韧性铸铁农具，从而使得铁农具得以广泛使用。这个发明又要比西方早二千多年，又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战国史对今后的深远影响
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实行按户授田的制度，造成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当时七大强国的总人口不过两千万，除了地处中原的魏、韩等国人口密度较高外，大多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因而君主政权可以推行这种按户授田的制度。当时各国统治者曾先后扩大井田制的亩制，但是每户授田的亩数，依然沿用井田制以“百亩”为定额，因为“百亩之田”正适合于一户农民耕作的能力，用来维持一家生计的需要。按“八口”之家耕作一百亩田来计算，每人平均十二亩半，战国的尺度较短，亩制也和后世不同，折算起来，当时一百亩田相当于后世的三十一点二亩，十二亩半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四亩。清代学者洪亮吉在《意言》的《生计篇》中讲到：“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可知直到清代，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差不多。这种小农接受国家所分配的“份地”耕作而上交租税，并有定期服兵役和劳役的责任，但是性质上根本不同于欧洲领主封建制下的农奴，因为他们是编入户籍的“良民”，具有后世自耕农的特点，除规定的服役以外，生产工作和生活是自主的，并且拥有住屋、家畜、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和生活上必需的财物，能够自己安排生产和生活。大多数是《秦律》上称为“士伍”（即编伍的“士卒”）的无爵庶民，但可以接受君主赏赐的低级爵位而成为有爵者。如果彼此有争夺财物和争夺军功的纠纷，可以经过诉讼而按法律解决。《秦律》的案例中就有对“争牛”和“夺首”（争夺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的判决，说明他们的财物和所得功勋，是可以得到国家法律
保障的。正因为他们不是农奴，能够比较自由安排生产和生活，能够拥有所需的财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因而生产的积极性比较高，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期留存，从此成为二千多年君主政权的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秦汉以后历代统一的王朝，所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制度，都是沿袭战国时代的成就而有所发展，同时文化和学术也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趋势而有所变革。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的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战国时代，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先进的，所有保护和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进步的，因而能够促使社会繁荣、人口增长和文化发达。但是秦汉以后，二千多年来，历代统一王朝始终保持着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沿用着战国的制度，就不免要转化为落后，造成人口、资源、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如果人口增长而资源不足，地主豪族进行土地兼并，统治者加重赋税徭役，小农经济衰落破坏，引发饥荒，造成农民流亡，就不免要引起社会动乱，激发农民起义。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一冶一乱”和大起大落的周期性的大循环，都是以小农经济的稳定繁荣和衰落破坏作为关键的。每当王朝初期，总是推行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使社会繁荣，人口增长。每当王朝末期，总是由于人祸天灾，造成小农经济的衰落破坏。周期性的全国大动乱和朝代的兴亡，在大循环中起着调节作用，从而长期保持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立国的经济基础，造成社会经济始终停滞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从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就日益落后于西方了。
二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
战国主要史料的特点
我们要进行战国史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因为现存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残缺分散，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着完整的历史记载。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分散，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秦始皇“烧天下《诗》、《书》（指《诗经》、《尚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由于《诗经》、《尚书》和先秦诸子，民间多有收藏，秦不能尽烧，后来还能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的史官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即《史记》）时，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主要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因为秦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于是《史记》的战国部分记迷，就有不少残缺和错乱，特别是所记东方六国的史事，不但有残缺，而且年代有很多紊乱。顾炎武早已指出，春秋、战国之间是历史上转变剧烈的时期，然而“史文阙（缺）轶（佚），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二“周末风俗”条）。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
家书，就是司马迁所说：“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当秦、汉之际和西
汉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的风气依然盛行。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如蒯
通、主父偃等人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
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
就是依据当时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六种选本：《国策》、《国事》、《短
长》、《事语》、《长书》、《修书》。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一种帛书的选本二十七章（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就是民间所藏的
一种选本。而且蒯通等人为了传授其“纵横长短之术”，也有选编的选本流
传，《汉书。蒯通传》称：“通论战国时之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
号曰《隽永》。“
在战国时代连年不断的相互兼并的战争中，盛行合纵连横的相互斗争方式，因而纵横家成为当时九流十家中最盛行的流派，常常充当秦、齐等强国的相国等高官，主谋合纵连横而谋求在战争中得胜的策略，往往一次重大的合纵连横的决策和行动，造成兼井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纵横家实质上就是为强国君主主持外交和谋求对外兼并战争胜利的谋士，刘向把编辑的战国纵横家书定名为《战国策》，就是由于“战国时游士辅所用国为之策谋”（刘向《校战国策书录》）①。纵横家所讲究的“策谋”，就是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史记。六国年表序》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六
①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窃疑周、秦间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曰《策》。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又说刘向“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本义”。此说似若有据，实为谬说。《国策》之“策”原指策谋，“短长”亦指策谋之短长，故“短长”与“纵横”常连称为“纵衡短长之说”或“长短纵横之术”。
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衡短长之说起。“所谓”纵横“，就是指外交和兼井战争的合纵连横。所谓”短长“，也是指谋求外交和兼并战争胜利策略的短长，而自称为策谋最长的，因而汉初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选本，有称为《国策》的，有称为《短长》的，更有称为《长书》或《修书》的。”修“就是”长“的意思。蒯通所编纵横家书称为《隽永》，颜师古《注》说：”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又深长也。“纵横家一贯重视计谋策略的作用，认为”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战国策。秦策二》），或者说：”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存亡之机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蒯通语）他们认为得计而听从，便可建成”王“业。
他们常言道：“计听知顺逆，虽王可也。”（《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四章，《战国策。秦策二》相同，惟“顺”作“覆”）纵横家以为“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蠢篇》）：“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
（《韩非子。忠孝篇》）。所谓“王”，就是完成统一，从而建立统一的王朝。
由于纵横家重视计谋、策略和权变，纵横家书所搜辑汇集的掌故以及历史经验教训，不限于合纵连横的游说和决策，包括有许多谋求对外兼井战争胜利的计策，兼及法家与兵家谋求胜利的故事和游说辞。如《战国策。赵策三》长篇记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的争论和经过，其所持理论为法家主张，兼有“兵技巧家”讲求改革战斗技艺的性质。又如今本《战国策》未章（姚宏据苏辙《古史》所引而收辑的），记秦将白起长篇回答秦昭王的言论，阐明所以能攻克楚都鄢郢，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的原因，“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这是“兵形势家”的见解。由此可见，《战国策》中确实保存了许多战国的重要史料。
但是《战国策》主要是纵横家所编选的游说故事和游说辞，原是供游士作为榜样而揣摩和学习的。许多游说辞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许多献策的信札也是供游士模仿的。当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有些纵横家夸大游士合纵连横的作用，有伪托著名纵横家和将相所作的游说辞和书札的，甚至虚构合纵或连横的故事，这是必须认真加以鉴别的。
《竹书纪年》和校正《史记》东方六国纪年的考订
《史记。六国年表》所载东方六国君主的世次年代，有很多错乱，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叙述夏、商、西周、春秋的晋国和战国的魏国吏事，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整理者定名为《竹书纪年》。此中所记战国史事，不但可以补充《史记》的不足，而且能够用来纠正《史记》所载东方六国纪年的错乱。不幸原书宋代已经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有许多错误。清代以来学者曾依据宋以前人所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加以编辑考订，尚不免有脱误。历来学者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所载六国纪年的错误，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考订还不够完善，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细密考订。
用《古本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中六国纪年的错乱，魏惠王的年世是个关键问题。《史记》称魏惠王三十六年卒，惠王子襄王十六年卒，襄王子哀王二十三年卒。前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认为魏惠王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是改元又称一年，又十六年而死。只要把《史
记》中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实际上，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武侯和魏惠王时的大事加以对勘，便发现两书所记大事的年代都相差一年或两年，而年代相同的一件也没有。相差两年都是战争，战争是可以连续两年的，但是像秦封商君和鲁、卫、宋、郑四国之君来魏朝见，是不可能跨年度的。特别要指出，《史记。六国年表》记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三六九年）日蚀，此年按《史记》是魏惠王二年，而《纪年》（《开元占经》卷一○一所引）称秦惠王元年“昼晦”，“昼晦”就是日蚀。查公元前三六九年西历四月十一日确是日有环食。据此可知《史记》魏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该是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逾年改元，惠王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史记》误以惠王三十六卒，于是惠王改元以前的年世误多一年，因而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连带魏文侯、魏武侯纪元都误上了一年。
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是对于改正《史记》中东方六国纪年的错误，牵连很大。
《史记》所载田齐君主世系和年代的错误是较多的，我们可以据《田世家。索隐》、《魏世家。索隐》、《孟尝君列传。索隐》等所引《竹书纪年》加以校正。《庄子。肢箧篇》谓“田成子（即田常）弑齐君，十二世有齐国”，而《史记》所载，田常以后，经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疆（疆）、滑王地、襄王法章，到王建被灭，只有十世。以《纪年》和《史记》比勘，可知庄子白以后脱去悼子一世，太公和（即田和）以后又脱去侯刻一世。《史记》谓桓公“六年卒”，而《田世家。索隐》说：《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可知《史记》所说桓公六年卒，“六”为“十八”二字之误。《史记》从田和以后，既脱去侯刻一世九年，又误桓公十八年为六年，短少十二年，以致误把威王的年世移前二十一年，同时把宣王和湣王的年世都依次移前，于是《史记》所载历史事件，都和齐威王、宣王、湣王的年世不相符合。最显著的例子是，《孟子》和《战国策》等书都说齐宣王乘燕王哙传位给相国子之后所引起的内乱，派遣匡章统率大军攻破燕国，而《史记。六国年表》把此事记在周赧王元年，即齐湣王十年，可知《史记》所记宣王和湣王的年世必然有误。据《盂尝君列传。索隐》所引《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可知齐宣王元年在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九年），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齐伐破燕，正当齐宣王六年，正和《盂子》、《战国策》等书所记相合。
合纵连横史料的去伪存真
纵横家的缺点，偏面强调依靠外交活动造成合纵或连横的有利形势，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苏秦和张仪是推行合纵或连横的策略得到成功的代表人物，向来为纵横家所推崇，作为揣摩学习的榜样，因而两人的游说辞和献策书信，成为传诵的范本，于是后人伪托的作品为适应这个需要而出现。
他们把苏秦和张仪说成一纵一横而同时对立的人物，其实张仪是秦惠王的相国，苏秦是齐湣王的相国，两人并不同时对立。当时和张仪的连横对立的，是公孙衍的合纵。
《汉书。艺文志》的纵横家，著录有《苏于》三十一篇和《张子》十篇，《苏子》居于首位而篇数最多。《战国策》所载纵横家的游说辞和书信，也
以苏秦最多，就是因为其中夹杂有许多伪作。司马迁早已看到这点，曾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
可借司马迁未能去伪存真，反而以伪为真，所作《苏秦列传》即依据大量伪作而成，并夸称“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己指出，此“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近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著有《苏秦的小说》一文（刊于越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亚洲研究》，《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六号有冯承钧译文），以为《苏秦列传》年代错乱，不符事实，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小说”。其实不是小说，这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所伪托，用来夸大苏秦合纵的计谋的。今本《战国策》中所载张仪、苏秦游说的史料，真伪参半。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一部分提供了苏秦为燕反间和发动合纵攻秦的可信史料，我们可以据此鉴别《史记》和《战国策》中所有苏秦史料的真伪。①……
乐毅破齐史料的去伪存真
自从赵兼并中山和略取胡地之后，形成齐、秦、赵三强鼎立斗争的局势。
秦昭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间（公元前二八八到前二八四年），是三强相互争
夺宋地而激烈斗争的时期。秦昭王十九年秦相魏冉约定齐、秦两君并称为
“帝”，并约五国合纵攻赵，以便兼并赵国而三分其地。二月后，齐滑王听
从苏秦计谋，放弃帝号，转而与赵合作，发动五国攻秦，结果迫使秦废帝号，
并归还了一些所侵赵、魏的城邑。齐就乘此时机攻灭宋国，激起了赵、魏等
国的反对。秦于是主谋发动合纵伐齐，与赵合作而拉拢燕国，推举燕相乐毅
兼为赵相，并为五国联军统帅而攻齐。秦昭王二十二年秦将蒙骜伐取齐河东
九城，作为合纵攻齐的先声，于是乐毅以赵相名义，统率联军由赵东边攻取
齐济西的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次年乐毅率联军大败齐军于济西，齐将触
子败走。接着乐毅以燕相名义，独率燕师乘胜长驱直入，打败齐守军于秦周
（在齐国都临淄西门雍门之西），齐将达子战死，于是临淄失守，齐湣王出
奔。从此乐毅留守于齐五年，先后攻下齐七十多城。乐毅所以能够一举攻破
齐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乐毅兼为赵、燕两国的“共相”，先以赵
相名义率联军从赵出击，击溃了齐的主力军，因而能独率燕师乘胜长驱直入。
其次由于齐湣王中了苏秦的反间计，苏秦原是燕昭王派入齐国的间谍，得到
齐湣王重用而出任相国。苏秦在齐发动五国攻秦，是为了使齐可以乘机攻灭
①《秦策一》载苏秦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淆、函之固。”秦昭王三十年秦国才取得巫郡、黔中郡，秦惠王时怎能“有巫山、黔中之限”？《燕策一》载苏秦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但燕国在东北有这样辽阔的疆域，该在战国后期秦开大破东胡之后。至于云中、九原是赵地，不是燕国所能有的。《齐策一》载苏秦游说齐宣王，说齐宣王有意“西面事秦”，是不合当时的形势的。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就曾说：“前辈谓苏秦约从，秦兵十五年下敢窥山东，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近人辨这事的更多。近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更明确地可以证明《史记。苏秦列传》所载苏秦长篇游说辞出于后人伪造，《战国策》中所有苏秦的史料也是真伪参半。可参看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和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中。
宋国，更是为了使齐连年攻宋而国力大损，并使齐赵的关系恶化，以便燕能够借助于秦赵联合进攻而乘机攻破齐国。
乐毅破齐是当时运用合纵策略所得最成功的结果，因而乐毅成为纵横家所竭力推崇的人物。可惜后来燕昭王去世，继位的燕惠王对乐毅猜忌，改用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因而出走赵国，于是乐毅又成为纵横家所非常叹惜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既有夸大乐毅运用合纵策略成效的纵横家作品流传，甚至还有伪托乐毅所作《报燕惠王书》传世。
《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世家》，说燕昭王即位招贤，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经二十八年而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因而大破齐国。昭王即位招贤而尊郭隗为师，当是事实，但是所说乐毅与邹衍、剧辛都因此入燕，燕因而得以破齐，是后来游士出身的纵横家为游士张目而虚构伪托的。剧辛为燕将在战国末年，邹衍和剧辛为同僚，都不可能于燕昭王即位时入燕。乐毅入燕在赵武灵王因内乱而饿死之后，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而且乐毅并非游士出身，原为魏国名将乐羊之后，曾为赵的大臣，早在齐宣王因燕内乱而伐破燕国的时候，乐毅就曾为赵武灵王主谋联合楚、魏而伐齐存燕（《战国策。赵策三》），赵工因而派遣乐池护送流亡在韩的燕公子职入燕立为国君，便是燕昭王。后来乐毅在赵武灵王死后，去赵入魏，再作为魏的使者入燕，因而得到燕昭王的重用。
不仅燕昭王即位招贤而乐毅前往之说出于游士所伪托，甚至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也出于游士的伪作。此书称乐毅向燕昭王献策，主张约结赵国，再联合楚、魏，“四国攻之，齐可大破”，因而出使于赵，回来就起兵击齐。
其实乐毅统率的是秦、赵、韩、魏、燕五国之兵，《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记载明确，楚不在其内。而且联合出兵之前，秦、赵两国之君会见在先，并由秦将蒙骜首先攻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进攻之先声。五国合纵攻齐，是出于秦的主谋，就是苏秦献书赵王所谓秦“以齐为饵，先出声于天下”
（《史记》、《赵策一》）。此书所说作战经过：“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以为乐毅先攻克齐与燕接境的河北，接着攻占济上，再由济上长驱攻入齐的国都的。其实燕师并未直接南下攻取齐的河北，而是追随赵军经赵东边南下，会合五国之师大败齐的主力于济西。接着乐毅就独率燕师从济西乘胜向东追击，在秦周又得胜而攻克临淄。乐毅破齐，主要经历两次战斗，即在济西大败齐将触子，又在秦周得胜而齐将达子战死。事见《吕氏春秋。权勋篇》和《战国策。齐策六》。《吕氏春秋。贵直篇》讲到齐湣王的失败，也说：“此触子之所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由此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出于游士为夸张乐毅单独主谋合纵破齐而伪托，只是因为作者讲究文章笔法，文采华丽，很能感人，为世传诵。司马迁说：“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其实此书所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的虚假
《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比较详细，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更是出于后人伪托。《通鉴》信从燕昭王即位“乐毅自魏
往，剧辛自赵往“之说，记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又在周赧王三十一年记乐毅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和乐毅有争论，剧辛主张”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深入无益，而乐毅主张乘胜深入，”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等到乐毅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湣王出走“，乐毅因而得入临淄。这是为了夸大乐毅有先见之明，预见齐将内乱而深入得胜的。其实这段剧辛和乐毅的争论出于虚构，剧辛并不和乐毅同时。《通鉴》又记赵将庞煖攻杀剧辛在秦始皇五年，即赵悼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二年），是依据《赵世家》的。若按《通鉴》所记，剧辛为燕将前后有七十年之久，若剧辛年二十入赵，试问九十岁还能指挥作战么？
《通鉴》又称乐毅在齐“禁止侵掠，宽其赋敛，除其暴令”，后人因此谓：“此孟子所以教齐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大事记》引延平陈氏之说）这是把乐毅说得如孟子所说的“王者之师”。《通鉴》又说乐毅入临淄以后，分兵四路出击，“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因而“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这与《史记。乐毅列传》所说“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合。黄式三《周季编略》评论说：“《稽古录》于周赧王三十五年书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是司马氏后知其误而不能追改《通鉴》也。”其实《通鉴》所载燕军分四路出击，全出虚构。《通鉴》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载：“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宫，左军、后军围即墨。”以为原来分向四方出击的四路大军，又分别从远处调来会合，以围攻宫和即墨，更不可信。至于《通鉴》称：乐毅在齐，“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是不可能有的事。整个战国时代燕之封君可考者不过数人，怎么可能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所有这些，都是后人夸饰乐毅为“王者之师”而虚构的。相传周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史记。殷本纪》）。可见后人有以乐毅破齐比之周武王克商的，因而仿造出这些政绩来。看来所有这些伪托的乐毅政绩，符合于《通鉴》作者的所谓“治道”，因而被采纳了。
《通鉴》记述乐毅攻莒和即墨一年不克，就解围而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结果三年犹未攻下。有人进谗言于燕昭王，说乐毅要“久仗兵威”而“南面称王”，燕昭王于是杀谗言者，宣称“齐国固乐君所有”，派遣相国到齐，“立乐毅为齐王”，乐毅誓死不受，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此事不见于《史记》、《战国策》及先秦文献，也该出于后人伪托。司马光所作《通鉴》战国和秦八卷，是作为样本先呈献宋英宗的，想不到竟如此辑录杜撰历史以符合作者宗旨！
载有战国史料的著作
由于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我们必须广为搜辑，细密地加以整理和考订。载有战国史料的著作，主要有下列四十二部书：
（一）《史记》汉司马迁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其中“本纪”、“世家”是帝王和诸侯的编年大事记，“列传”是大臣和其他历史人物的传记，“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另有“年表”。有关战国部分的，主要有《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天官书》、《河渠书》、《齐
世家》、《鲁世家》、《燕世家》、《卫世家》、《宋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世家》、《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陈轮犀首列传》、《樗里子甘茂甘罗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剪列传》、《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信陵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范雎蔡泽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列传》、《屈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扁鹊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等。清代梁玉绳著《史记志疑》，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此有校订。近代日本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有前人所有的校订成果。
（二）《汉书》汉班固著。西汉一代的纪传体史书。其中述及战国史事的，主要有《百官公卿表》、《刑法志》、《食货志》、《天文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西南夷列传》等篇，可以补《史记》的不足。清代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
（三）《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东汉一代的纪传体史书。其中述及战
国史事的，主要有《西羌传》、《南蛮传》等记述四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可
以补《史记》的不足。清代王先谦著有《后汉书集解》。
（四）《战国策》西汉刘向汇编的战国纵横家的著作。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失，曾巩增补重编，今本出于南宋姚宏校补，据云访得晋代孔衍《春秋后语》订补。南宋鲍彪又改编而作新注，吴师道继作补正，成为另一注本。清代于鬯有注未刊，日本关修龄著《战国策高注补正》，横田惟孝著《战国策正解》。近代金正炜著《战国策补释》。近年诸祖耿著有《战国策集注汇考》。可供参考。何建章所著《战国策注释》，又收辑有于鬯、关修龄与横田惟孝的校注。
（五）《战国纵横家书》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的一种。
共二十七章，其中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提供了有关他的可信史料，可以由此辨别《战国策》有关史料的真伪，并纠正《史记。苏秦列传》的错误。
（六）《古本竹书纪年》战国初期魏国史官所作编年体的史书，到魏襄
王二十年为止。其中战国部分不仅可补《史记》的不足，还可用以纠正《六
国年表》所记魏、齐等国的年代错乱。原书在宋代已经散失，今本《竹书纪
年》出于后人重编，其中有不少错误。清代朱右曾首先从《史记》的《索隐》、
《集解》和《水经注》等书所引，编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相继作《今
本竹书纪年疏证》和《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于是这种从古书中辑出的《竹
书纪年》佚文称为“古本”，现存《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近年范
祥雍对王国维的“辑校”加以订补，著成一书；方诗铭、王修龄更重新辑录
佚文，直录原文而不相合并，并加疏证，著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但是
从朱右曾以来所辑《古本竹书纪年》，尚不免有沿袭今本的失误①。
①例如公元前三三四年（周显王三十五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会徐州相王”，因而次年楚威王“破齐于徐州”。《吏记。越世家》记楚威王“大败越”而杀越王无疆，与“北破齐于徐州”同时。《索隐》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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