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编年记》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释文见《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记事起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三○六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共九十年，具有墓主喜的年谱性质。其中虽记墓主的重要经历及其亲属生卒，但多数记载，是有关秦进行统一战争的大事，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史记》的不足，纠正一些《史记》记载的错误和混乱。
（八）云梦出土《秦律》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有写在竹简上的《秦律》五种。其中一种《法律答问》以“秦”
与“夏”对称，谈到“欲去夏”、“欲去秦属”、“诸侯客即来使入秦，当以玉问王”等等，当写成于秦完成统一以前。这不仅是研究秦国法律的重要资料，而且是深入分析研究秦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五种《秦律》的释文，见《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七期和第八期。
（九）《世本》先秦贵族的家谱，其中有战国时天子和诸侯的世系。宋代散失，清代有各种辑本。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十）《华阳国志》晋代常璩著。记述西南地区远古到东晋的史事，其中述及战国史事，可补《史记》的不足。
（十一）《逸周书》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其中少数确是《周书》的逸篇性质，宣扬周武王武功以及武王、周公的文治的。多数是战国人模拟的作品，又有假托的故事，如《王会篇》所记四方少数民族贡献特产给周成王，反映了战国时代少数民族的情况。清代朱右曾著有《逸周书集训校释》，唐大沛著有《逸周书分编句释》，何秋涛著有《王会篇笺释》。近年有黄怀信等编辑《逸周书汇校集注》。
（十二）《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记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周威烈王列魏、赵、韩为诸侯，并追叙“三家分晋”之事，卷一至卷七记述战国史事，这是首次对战国史事作编年的考订，有些考订是正确的。其中有后人伪托的故事，如所记乐毅破齐的经过，并不可信。也有由于对史料理解错误而记述失真的，如所记周显王二十年“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即是一例。
①
（十三）《墨子》这是一部墨家论文和墨子言行录的汇编。其中《尚贤》、
年》来比勘，谓“按《纪年》粤子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无楚败越杀无疆之语”。《索隐》所引《纪年》“楚伐徐州”，当即指楚威王破齐于徐州。《索隐》又说“无楚败越杀无疆之语”，是说《纪年》并不记楚灭越杀无疆与楚伐徐州同时。《今本纪年》记周显王二十二年“楚伐徐州”，是依据《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所载越的世代年数推算，推定无颛死后十年是周显王二十二年。《今本纪年》又于周显王三十六年记“楚围齐于徐州，遂伐於越，杀无疆”，又是依据《六国年表》所记楚围徐州之年和《越世家》的，于是《今本纪年》既有楚威王代徐州，又有前十二年的楚宣王伐徐州。朱右曾同样依据《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所载越王年世，定“楚伐徐州”在魏惠王二十四年即周显王二十二年，以为与楚威王伐徐州为“两事”。后来辑《古本纪年》的都沿袭此误，于是《古本纪年》只有楚宣王伐徐州，反而没有楚威王代徐州了。其实《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越王年世有脱误，不能据以推定“楚代徐州”的年代。
①《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三四八年）“初为赋”。《索隐》引谯周曰：“初为军赋也。”董说《七国考》卷二解释为“口赋”，是对的。云梦出土的竹简《秦律》，称为“户赋”，是指按户按丁征收的军赋。这是商鞅新创的征赋办法，《资治通鉴》把它解释为“更为赋税法”，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的著作年代较早，约在春秋战国间。《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都记墨子言行，《法仪》、《七患》、《辞过》等篇都记墨子的议论，时代也是较早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文字较简要，谈的问题方面较广，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备城门》以下诸篇，讲的是守城的防御战术，该是战国后期墨子弟子禽滑釐一派后学讲守城战术的著作。
①
（十四）《孙子兵法》春秋末年孙武著。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有《孙子兵法》，发现《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今本的重要佚文。《吴问篇》讲到了晋国六卿改革田亩制和税制的情况。《用间篇》“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下，有战国时人所加“燕之兴也，苏秦在齐”。
（十五）《孙膑兵法》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释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这是一部久已失传的古书。其中有记述孙膑在桂陵之战中取胜的专篇，又有他和齐威王、陈忌（即田忌）
的问答，更有他阐述军事理论的著作。
（十六）《六韬》战国前期兵权谋家假托西周初年太公望所著，曾收入
宋人所编《武经七书》中。一九七二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六韬》残简，与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竹简同墓出土，可知确为先秦古
籍。从其所载内容看来，所用兵器有“强弩”和“八石弩”，重视战车、战
骑陷阵袭击的作用，当著作于战国前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书中，未见
《六韬》而另有《太公》一书（共二百三十七篇，著录于道家著作中），《六
韬》当为《太公》的一种选本。这是假托周文王访得渔夫太公望立以为“师”，
太公进献“伐灭”殷商的阴谋奇计的故事，从而阐明伐灭敌国的种种谋略的。
此书主张伐灭敌国，要在“武攻”之前，先作“文伐”。所谓“文伐”是指
不使用武力而采用促使敌国政权分裂瓦解和敌国君主腐化堕落的谋略，要因
顺敌国君主谋求强大扩张的欲望，“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
必缺“。苏秦所读的《太公阴符之谋》，当即《太公》一书。苏秦为燕间谍
而入齐阴谋伐破齐国的策略，当即由此发展而来。《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与
各卷内容不相符合，疑出后人追加。
（十七）《老子》旧说以为春秋后期老聃所著，但根据全书内容来看，
①近人朱希祖曾著《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系汉人伪书说》一文（载《古史辨》第四册），列举《号令篇》
所载官名有执盾、中涓、曹、令、丞、尉、大守以及刑赏有城旦、复，《杂守篇》所载官名有城门司马、
城门侯、都司空等，认为这是汉代制度，因而断定《备城门》以下诸篇都是汉人伪作。但是，我们认为战
国时已有太守（《赵策一》）、令、丞（《商君列传》）、尉（《白起列传》）等官职，“复”的赏赐在
战国时也早已有了，例如《荀子。议兵篇》说魏国考选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商君列传》
载商鞅的变法令说：“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这些并非汉代才有的制度。战国时各
国制度很多不同，已不可详考，我们不能因其中有少数官名不曾见于战国书中，便断言是伪作。墨子主张
非攻和讲究守城战术和防御之器械。他曾亲自赶住楚都，“止楚攻宋”，曾说：他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多
人已持守御之器守在宋城上。《备城门》以下诸篇当是禽滑釐一派墨者讲究守城战术的著作，《战国策。齐
策六》载鲁仲连给燕将书说：“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这几篇虽
非墨子当时的著作，必是战国后期墨家论述“墨翟之守”的。
当是战国初期道家的著作。对战国中期以后的道家和法家有很大影响。
（十八）《列子》道家列子及其后学所著，原为八篇，经永嘉之乱，残存《杨朱》、《说符》二篇，后由张湛的父辈搜辑残篇补充成八篇，由张湛作注。此中混杂有后人作品，但全书井非出于伪作，确保存有列子主要学说。
（十九）《尹文子》道家尹文所作，原为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今传本分为二篇，即《大道》上下两篇。
（二十）《孟子》这是儒家孟轲的言行录。孟子在宋王偃称王时，曾到宋国，又曾游历邹、膝、鲁等国，晚年到魏，曾和梁惠王谈论，接着一度为齐宣王的客卿，正当齐乘燕内乱而攻破燕国的时候，从其谈论中可见这个事件的经过。
（二十一）《庄子》这是道家庄周及其后学的论文集。其中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七篇，传统看法认为是庄周所著，其余为后学所著。末篇《天下篇》总论古代学术源流，是一篇重要论著。
（二十二）《经法》和《十大经》等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经法》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中期黄老学派著作。
（二十三）《荀子》这是儒家荀况及其后学的著作。荀子在齐湣王时，曾进言于齐相孟尝君，见于《强国篇》；又曾入秦，见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发表长篇大论，见于《儒效篇》和《强国篇》。接着又曾与临武君议论兵法于赵孝成王前，见于《议兵篇》。李斯曾从荀子“学帝王之术”，荀子有对答李斯的长篇议论，见于《议兵篇》。
（二十四）《韩非子》这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其中有关韩非的记载，有《存韩》、《问田》等篇。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的，如《初见秦篇》。又《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依据，可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
（二十五）《吕氏春秋》这是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会集宾客综合各家学说汇编而成，准备作为完成统一和新创王朝的指导思想的。书中保存有阴阳五行家、法家、农家、道家、兵家等各派学说的资料，议论常引征战国史事，有史料价值。
（二十六）《公孙龙子》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
（二十七）《商君书》法家卫鞅（即商君）的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更法篇》记载商鞅刚入秦时和旧贵族之间的辩论，其中有袭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的言论，当出于商鞅后学的增饰。《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述怎样采取措施来奖励垦荒；《徕民篇》主张招徕三晋人民来秦垦荒，是推行于战国后期的，其中述及秦、赵两国的长平大战，这说明成书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整部书大体上是总结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的。
（二十八）《管子》这书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下一致。其中多数是战国中后期齐国法家假托管仲议论的著作。《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篇》）可知韩非时《商君书》、《管子》两书已很流行。但这书中杂有道家、兵家、阴阳家、农家、货殖家的著作，也还杂有不少秦、汉时代的作品。
（二十九）《尉镣子》《汉书。艺文志》载兵形势家有《尉缭》三十一
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
七书》中。唐代《群书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
汉墓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有《尉缭子》残简六篇，
基本上都和现存《尉缭子》一致。可知现存《尉缭子》当即《汉书。艺文志》
兵形势家著录的《尉缭》。
（三十）《鹖冠子》鹖冠子是战国末年楚人，因隐居山中常戴武冠（鹖羽装饰的冠）而得名。《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一篇，唐代韩愈所见有十六篇，今本三卷十九篇。其中有其弟子赵将庞煖论兵法的，当是后人采取庞煖著作附编进去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著录有《庞煖》三篇。
（三十一）《易系辞传》《易传》原为孔子讲授《易经》的弟子记录。
《易系辞传》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当是战国初期《易传》传授到楚国之后，楚国的经师加以发挥补充而写成，因而这是儒家的学说，融合有道家的理论并有所改革和发展。
（三十二）《大戴礼记》西汉戴德依据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辑有关“礼”
的“记”选编而成。其中有《曾子》十篇，是曾子言论的汇编，当即采自《汉
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的《曾子》十八篇。其中又有《孔子三朝记》七篇，
记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而发表“治国”的意见，出于七十子后学的追记，当
即采自《汉书。艺文志》《论语》类著录的《孔子三朝记》七篇。
（三十三）《礼记》又称《小戴礼》。西汉戴圣依据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辑有关“礼”的“记”选编而成。其中《月令篇》当采自七十子后学中“阴阳明堂”一派著作，分十二个月记述自然界气候变化以及相应适宜的行政工作，后为《吕氏春秋。十二纪》采用力首篇。其中有《中庸》二篇，乃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又有《大学》一篇，引有曾子的话，当为曾子后学所作。
（三十四）《周礼》战国时儒家编辑的政典，分述国家各级官职的职掌及与之相关的典章制度，杂采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加以理想化、系统化后编成。全书按天地四时，分为“六官”。西汉初期因《冬官》散失，采用《考工记》来补充。《考工记》大体上是战国初期齐国的著作。
①
（三十五）《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是战国中期以后假托夏禹治水
的地理著作，是我国最早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全国性的地理志。分全国为九州，
分别叙述了山川、薮泽、土壤、物产、交通、贡赋，代表了当时中原的地理
知识水平。清代胡渭著《禹贡锥指》，对此有较详的校释。
（三十六）《山海经》我国最早记述山川、物产、民俗和文化的全国性
地理志。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大部分。
《五藏山经》写作于战国晚期，《海外经》、《大荒经》也是战国末年作品，
《海内经》是西汉早期所作。其中保存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以及民俗，矿物记
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清代郝懿行著有《山海经笺疏》。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胡”条，认为北狄名胡始于战国，《考工记》说“胡无弓车”，“以此知《考工记》亦必七国以后之人所增益矣”。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考工记》讲到“秦无庐”、“郑之刀”，讲到齐鲁间水，用齐方言，是“东周后齐人所作也”。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收入《开明书店廿年纪念文集》），认为是春秋后期齐国人的著作。从其分工细密和工艺进步来看，当作于战国初期。
（三十七）《素问》我国现存的最古医学理论著作。主要部分大概是战国末期编成的①。
（三十八）《楚辞》屈原及其后学的文学创作，西汉刘向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为作章句。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其风格，具有楚国地方文学的特殊情调以及方言声韵，描写楚地的风土物产，歌颂楚地的神话传说。其中以《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最为世人所传诵。
（三十九）《说苑》和《新序》两书都是西汉刘向编著。分类编辑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用以阐明儒家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其中所记战国史事有史料价值。近年赵善诒著《说苑疏证》和《新序疏证》，附录有与诸书互见的资料，便于参考。
（四十）《韩诗外传》汉景帝时韩婴编著。韩婴著有《韩诗内外传》，
《内传》在两宋之间失传。这本《外传》都是先讲一故事，而后引《诗经》
以证。所讲故事与诸书有出入，有史料价值。近年许维遹著《韩诗外传集释》。
（四十一）《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此书以注解前人所作《水经》的方式，分别叙述我国各条主要水道的源流分合、经历地点及其有关历史。书中多处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某些地点有关战国历史的情况，也还述及楚方城、魏长城、齐长城、燕长城以及秦郑国渠的经历情况，都是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其中有些重要史料，可以补《史记》等书所不及的。例如《酒水注》谈到秦将白起攻楚的别都鄢时，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式，使楚的军民沉死数十万。杨守敬、熊会贞合著《水经注疏》井绘《水经注图》，可资参考。
（四十二）《古史》宋苏辙著。重编的先秦传记体史书。保存有少数宋代以后散失的史料，例如《白起传》中有长篇记述白起对答秦昭王的话，是白起反对秦进攻邯郸的意见，前人已作为《战国策》的佚文，附录于《战国策》后。
战国史料的编年整理和考订
由于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紊乱，真伪混杂，研究者对此作编年的整理和考订，是非常必要的。《资治通鉴》的前七卷可说是首次对此作编年的整理和考订，其中有些见解是正确的。例如《通鉴》不取《魏世家》“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之说，主张魏……与公中缓争立，杀公中缓而立，这是正确的论断。①此后南宋吕祖谦《大事记》、清代林春溥《战国纪年》和
①江永《群经补义春秋》部分讲到“医和言六气”时，认为：“《灵枢素问》疑是周、秦间医之圣者为之，托之黄帝、歧伯”。近人也都认为《素问》是战国时代作品。
①《魂世家》称：“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仲）缓争为太子”，韩、赵“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后因韩赵不和，韩退兵。太史公因而评论“故曰：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资治通鉴》则云：“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又谓韩退兵，“……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两相比勘，当以《通鉴》为是。《魏世家》谓“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和下文所述不合。《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云：“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邺师”当指魏……之师，“邯郸师”即指赵国之师。《魏世家》载公孙颀曰：“今魏……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邺与上党相近，盖魏……据有邺而与公中缓争立，又挟有上党。
黄式三《周季编略》，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大事记》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这是为上接《春秋》的编年记载，终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九○年）。书中列举作者所认定的大事，很简略，其中略有考订和阐释，见于所附《解题》。《战国纪年》起于周贞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只是把作者所认为重要史料按年作了排比，略有考订。《周季编略》也起于周贞王元年，综合搜辑《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战国史料加以排比编辑，并注有出处，较为完备。作者黄式三对此终身用力很多，其子黄以周还曾校阅改订，黄以周因此著《史越世家补并辨》一文，收入《做季杂著》的《史说》部分，考定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并把这个结论编入《周季编略》。这是可信的。
总的说来，所有这些编年的战国史书，限于作者所处时代和认识水平，有下列三方面的缺点：
（一）未能全面改正错乱的纪年关于魏惠王和襄王的年世，《通鉴》等书都已按《古本纪年》加以改正。但是对于齐威王、宣王和湣王的年世，《通鉴》等书就未按《古本纪年》改正。《通鉴》只是把威王加多十年，把宣王移后十年，而《大事记》又把宣王延长十年，把湣王缩短十年（《周季编略》从《大事记》），目的只求齐宣王破燕的年代能和《孟子》等书相合，这是勉强的凑合，井无根据。至于其他国家的年代错误也未能纠正。
（二）未能作“去伪存真”的鉴别《通鉴》、《大事记》等书依据《史记》，把苏秦合纵六国的游说，记在周显王三十五到三十六年间（公元前三三四到前三三三年）；又把张仪为秦连横五国的游说，记在周赧王四年（公元前三一一年）。所有游说辞的内容都和当时斗争形势不合。周显王三十五、六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会徐州相王”，因而楚威王伐破齐于徐州。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能有合纵六国攻秦的事，而且苏秦还不可能参与其事。其实苏秦为齐相，和李兑约五国合纵攻秦，是在齐湣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七年）。
张仪对楚、赵两王的游说辞中，讲到了苏秦被齐王“车裂于市”，这是齐湣王十七年的事，张仪怎能在二十多年前已知道呢？所谓苏秦和张仪一纵一横的对立斗争，原是出于后世游说之士所伪托，《通鉴》不仅记载了《史记》上已有伪托的纵横家游说辞，而且还收录有后人进一步伪造的纵横家的史迹，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所谓乐毅破齐的经过，出于后来学者的伪托。如此真伪混杂，尤其是大量长篇伪作的混入，就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真相。
（三）未能全面搜辑史料加以考订《周季编略》虽然搜辑史料较完备，但还不够全面。特别是重要历史事件和改革设施，当时人有议论，或者在论著中引以为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未曾全面收辑，就不便于剖析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改革设施的效果。
前人依据《古本纪年》来纠正《史记。六国年表》错误的，有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和《竹书纪年义证》、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梦家《六国纪年》（原刊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燕京学报》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期，合订本于一九五五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雷学淇是清代学者中考订和注释《纪年》最有成绩的，其中有纠正《史记》年代错乱的见解。所著《竹书纪年义证》
韩既退兵，邺师又打败赵国之师，因而战胜公中缓，杀死公中缓而自立为君，未逾年而改元。《通鉴》称“……遂杀公中缓而立”，是正确的。
原来只有抄本流传，四十年代才有修埂堂铅印本。《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最用力的名著，主要是考辨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的。他为了正确断定年代，依据《古本纪年》详细纠正了《六国年表》的错误，不仅作了许多“考辨”，还把结论列为《通表》。“考辨”中曾考定战国时代重要战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从而阐释战国年间形势的变化。也还附带考证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如《战国时宋都彭城证》、《淳于髡为人家奴考》等，都有高明的见解。因此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战国史的考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我曾先后发表《战国史事丛考》三十篇，其中《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因《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武侯和魏惠王时的大事都相差一年或两年（相差两年的都是战争），推定《史记》魏文侯、武侯和惠王的纪元都误上了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史记》误以为三十六年卒，因而误多了一年。钱穆因此发表《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一文，对此表示异议，并对相差一年的事加以解释，认为有的《史记》错误，有的前人引用《纪年》不确，并说：“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接着我又再写《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文，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释，证明两书记载确实相差一年，并举出两书所记日蚀相差一年①，作为明证。
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间，陈梦家发表《六国纪年》，专门根据《古本纪年》来考订《史记》年代的错误，同我一样断定《史记》魏文侯、武侯、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但是他依然认为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因而把惠王后元和襄王纪元移后一年。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我们以《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纪事比勘，相差一年的有五件，相差两年的两件，都是战争，战争可能连续两年的，年代相同的一件也没有，而且所记日蚀也相差一年，所记秦封商君也相差一年。《史记》惠王纪元误上一年是很明显的。我们再以两书所载惠王改元以后和襄王时的纪事比勘，年代是一致的。陈梦家所提出的三条相差一年的证据，都是不确实的，《史记忻己载这三件事本来就有出入，他片面地选取了部分不正确的记载来和《纪年》比勘，这样得来的结论是不可信的。②根据《纪年》，齐威王死于魏惠王
①拙作《梁惠王的年世》，刊于《东南日报。文史周刊》第六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钱穆《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刊于《文史周刊》第十期（九月五日）。拙作《再论梁惠王的年世》刊于《文史周刊》第十四期（十月三日）。
②《史记。魏世家》载魏哀王八年“伐卫”（《六国年表》作“围卫”），《索隐》引《纪年》云：“八年，翟章伐卫。”《魏世家》载魏哀三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六国年表》同），《索隐》引《纪年》作“晋阳、封谷”。足以证明《史记）和《纪年》魏襄王的纪元是一致的。楚先后两次围雍氏，一次在周赧王三年，即魏襄王七年，据《史记。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纪年》和《史记。秦本纪》、《田世家》是相同的；一次在周赧王十五年，即魏襄王十九年，据《史记。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纪年》和《史记。韩世家》又是一致的。至于陈梦家所提出《纪年》和《史记》所载梁惠王后元、魏襄王纪元相差一年的三条证据，都是片面地选取了部分《史记》的材料来和《纪年》对比，这样得来的结论是不可信的。现在列举如下：（一）《纪年》载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齐湣王三年（相当于梁惠王后元十四年）“封田婴于薛”来比较，但是《史记。孟尝君列传》说：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所谓“即位三年”，除去即位之年，从其改元起算，正当《六国年表》的齐湣王二年，这就和《纪年》相合了。（二）《纪年》
后元十五年，陈梦家因而连带地把齐威王的卒年和齐宣王元年都移后一年，也是不正确的。
战国典章制度的分类编纂和考订
春秋、战国之交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大变革的时期，此后秦、汉统一王朝所用的制度，大体上都开创于战国时代，因而对战国时代制度作分类编纂和考订，也是研究战国史的一项必要工作。当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田亩制度、租税制度、货币制度和户籍制度有着一系列的变化。随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改革，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产生，文武分职的官僚制度确立，层层控制的郡县制度推行，统一的法律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公布，爵秩的等级制度规定，新的封君制度创设。当时七大强国所进行的改革，时代有先后，进度又有不同，同时各国原有不同的条件，因而七国的制度大体相同，又各自有其特点，需要分别加以编纂和考订。
明清之际董说著《七国考》，搜集七国的制度方面史料作了分类编纂，可惜是一部草创而未完成的手稿，所分十四门类很是杂乱，春秋时事混杂了十分之三，所引史料有出于伪书和小说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指出：“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要。”而且所引古书有出于董说伪托的，例如卷十二“魏刑法”有《法经》条文，引自所谓桓谭《新论》，就是出于董说本人伪造①。近年缪文远作成《七国考订补》，订正了其中许多错乱，并依据原有体例加以补充，这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是有帮助的。可惜原书的体例杂乱，没有能够全面地把制度方面的史料加以搜集而分类编纂，不能适合今天研究的需要，因此重新编辑一部新的《战国会要》还是必要的。
载梁襄王九年五月“张仪卒”（《史记。张仪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来比较，但是就在《六国年表》秦表中记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年正当魏襄王九年，与《纪年》正相合。（三）《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爱率师代我，围皮氏”
（《水经。汾水注》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来比较，但是《史记。魏世家》把这事记在魏哀王十二年，字句也相同，正和《纪年》相合。该是这个战役前后经历两年，因而记载有出入。陈先生所举出的三条证据既然都是片面的，那么，《六国纪年》中魏惠王后元和魂襄王元年一律比《史记》移后一年的说法，当然不能成立了。
①一九五九年捷克斯洛伐克鲍格洛（TimoteusPokora）发表《李俚法经的一个双重伪造问题》，载于《东方文献》（ArchivOrientalni）二十七期，认为桓谭《新论》早已失传，《七国考》所引出于董说伪造。文章发表前，曾寄来文稿征求意见，我支持他这个主张。因为《七国考》所载《法经》条文分为正律、杂律、减律，与《晋书。刑法志》所说不合。所引杂律分为淫禁、狡童、城禁、嬉禁、徒禁、金禁，也与《晋书。刑法志》所说有出入。所引“徒禁”说：“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不合情理，不能执行。所引“金禁”说：“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考魏文侯时，魏没有丞相这个官名，秦武王“初置丞相”之后，才见丞相官名，或用作相国的通称。犀首是公孙衍的称号，有人解释为官名是错误的。《七国考》卷一“魏职官”中误以丞相与犀首为魏的官名，据此可见《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就是出于董说伪造。董说《七国考。自序》称：“尝读秦书至十族之法及魏李俚《法经》，不寒而栗也，作《刑法》第十二。”更是出于董说作伪而故弄玄虚。详细的考辨，见于拙作第二版《战国史》的后记。
战国地理的考证和地图的编绘
战国时代各国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由于合纵连横的关系，战斗形势常有
变化。各国的疆域常有变迁。因此当我们研讨战争形势的时候，很需要参考
有关地理的考证和新绘的地图。
关于战国时代的地名，清代学者从事这方面考证的，有张琦《战国策释
地》（收入《史学丛书》）、程恩泽、狄子奇《国策地名考》（收入《粤雅
堂丛书》）和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等。其中以顾氏所搜集的较为全面，程、
狄两氏考证较详，还都不够完善。程、狄两氏有对“诸国姓氏地”的考证，
把各国大臣的姓氏都列为地名（如苏秦的苏之类）加以考证，显然是错误的。
杨守敬所编《战国疆域图》（收入《历代舆地图》中），基本上依据程、狄
两氏的著作编绘的，实质上只是《战国策》的地名图，也还沿袭了程、狄两
氏的“诸国姓氏地”的错误。近人钟凤年写的《战国各国疆域变迁考》，陆
续发表于《禹贡》半月刊，没有编辑成书出版。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间，
我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和钱林书合作编绘《中国历史地
图集》第一册，到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其中战国地图是在清代学者已有成
绩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改正，而设计重新编绘的。战国中期（公元前三五○年
左右）的《诸侯形势图》，以及各国的郡和封君的封邑的分布，大体依据我
的初版《战国史》编绘的。
考古发现的新史料
由于原有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考古发现的新史料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不仅可以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原有史料的错乱，并用作鉴别真伪的标本。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的重要性。北宋时期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开始重视古代石刻和铜器铭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因而唐初发现的《石鼓文》得到重视，从凤翔迁到了京师。并且在嘉祐、治平年间，先后在凤翔（秦的旧都雍所在）和朝那湫（祭祀湫渊水神的所在）等地，发现了《秦诅楚文》石刻三块，得到苏拭、欧阳修等文人学士的重视，加以著录和考释。原石和原拓南宋已不见，现在只有南宋的《绛帖》和《汝帖》所载以及《元至正中吴刊本》，近人容庚曾依据《绛帖》和《汝帖》编入《古石刻零拾》，并作了考释。郭沫若又依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另作《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考古编》）。这是秦王使宗祝在巫咸、大沈厥湫等神前，咒诅楚王，请神加祸于楚王从而“克剂楚师”的。宗祝这个官，是宗庙的巫祝，具有巫师性质。巫咸是巫师的祖师，据说能沟通人间和天堂而上通于天神的。大沈厥湫是湫渊的水神，据说如同河伯一样，能作祟而为地宫的主宰。据此可见，当时秦国和宋国一样，流行着在战前由巫师咒诅敌人君主的巫术。容庚断定这是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秦相张仪欺骗楚王献商於之地后，楚大举发兵攻秦时，秦王使宗祝咒诅楚王的作品①。这确是一篇很重要的史料。
①郭沫若以为《诅楚文》的《亚驼文》出于宋人仿刻，是可能的。《绛帖》和《汝帖》都未收《亚驼文》。
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不理解这种巫师咒诅之辞的性质，以为《诅楚文》
一九四二年九月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楚帛书》（或称《楚缯书》），现在陈列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摹本最早见干一九四四年蔡季襄所著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九六六年大都会博物馆用航空摄影的红外线胶片摄制照片，使许多模糊字迹重新显现。许多学者对此作了考释。帛书略近长方形，四周分别绘有四季十二月的彩色神像，每月神像旁边，记有神名和此月所适宜或禁忌的大事，四角画有青、赤、白、黑四色树枝叶，可知这是一种简单的月历，主张按阴阳五行家“天人感应”之说来行事的。这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即《礼记。月令篇》）相比，性质相近而富于神话色彩。帛书中部有两段文字，一段八行，另一段十二行。八行一段先讲雹■（伏戏）使四神轮流主管一年“四时”（即四季），再讲炎帝命令祝融，使四神下降，奠定天地，主管“四时”变换和日月昼夜运行，是创世神话。十三行一段主要讲日月运行不当，四时气候失常，要造成天灾，如果不敬百神，祭祀不庄重，上帝就要使四时和日月的运行紊乱。可见中间这两段文字是和四周所载四时、十二月神像相配合的。这是楚国阴阳五行家的作品，和《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重黎（即祝融）奉命开天辟地、主管日月运行的神话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四八年陕西鄂县出土的《秦封右庶长■宗邑瓦书》，是先刻字于干坯，再经高温窑烧成，字划涂朱，瓦面光滑。原藏西安段绍嘉，今藏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首先由陈直作简要考释（《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这是秦惠文君四年（公元前三三四年）策封宗邑的文件，指派官吏送至宗邑所在，经过相应仪式而埋藏于地下，有似后世的土地凭证。瓦书载“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即《秦本纪》所记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六国年表》同。
一九八○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九年）
命丞相甘茂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木牍载二年十一月己酉朔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戊即甘茂，”戊“与”茂“通，《韩策一》和《说苑。杂言篇》正作甘戊。据《秦本纪》，此年”初置丞相“，甘茂为右丞相，正与木牍相合。这是具体说明秦的田亩制度的重要史料。
近年在湖北、湖南两省考古发掘战国墓中，时常发现竹简，大多是遣册（死者的随葬品记录），从此发现楚国有许多文献不载的封君，如从随县擂鼓墩两墓和江陵拍马山一墓的简文中，发现了十一个楚惠王时的封君，又从荆门仓山二号墓的简文中，发现了二十三个楚怀王时的封君。由此可见楚国封君之多，而且越封越多。
三石全出唐未间人伪作，证据不足。陈氏谓文字可疑，字体是小篆而不是战国文字，其实战国时已有二种字体，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属于工整一体，正是小篆的起源。铜器刻辞和应用器物上文字以及竹简、帛书属于草率一体，又是隶书的起源。《诅楚文》石刻就是工整一体，如巫咸的“巫”字作“十”，写法正与甲骨文、金文相同。近人就是依据《诅楚文》而认识甲骨文和金文这个“巫”字的。陈氏又谓情理可疑，史实可疑，其实这是巫师在“巫术”中咒诅之辞，原是不讲情理的。巫师咒诅敌国君王“倍（背）盟犯诅”，也是把过去史书所载亡国君主的罪状强加给敌国君王的。陈氏又谓词语可疑，多因袭前人。其实这是巫师的咒诅之辞，唐宋间文人是不可能捏造的。苏拭有侍云：“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围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就是不理解《诅楚文》性质而说的。详拙作《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刊于《文学遗产》一九九五年第六期。
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
战国铜器铭文，大多是简短的刻款，作为史料没有像西周、春秋时代铭文那样重要，但也有不少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现在列举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下：
（一）楚熊章镈北宋曾出土于安陆（今湖北安陆），见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墓又出土一件，铭文记载楚惠王于五十六年（公元前四三三年）曾制作曾侯宗庙所用礼器送往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南）祭奠，可知当时曾国建都西阳，因为按当时礼制，君主宗庙设在国都。
（二）……氏编钟共十四枚，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与日本泉屋博物馆。铭文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四年）韩将……羌“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即《古本纪年》所载“晋烈公十三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也就是《吕氏春秋。下贤篇》所说：“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这年三晋伐齐大胜而入齐长城，迫使齐侯一同朝见周威烈王，请求“王命”于次年立三晋为诸侯。
（三）陈侯午敦共两件。十年陈侯午敦原为容庚所藏，现藏华南师范学院，《商周金文录遗》著录。十四年陈侯午敦，《攟古录金文》著录，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记。田世家》称桓公午六年卒，《古本纪年》谓十八年卒。据上述两器，可知《纪年》为是，《史记》“六”字乃“十八”二字的形误。
（四）齐量三件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三件，一八五七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等书著录，上海博物馆编印有《齐量》一册。现在子禾子釜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纯釜和左关■藏于上海博物馆。
子禾子即田和子。依据铭文可以看到齐国量器制造和管理制度，实测容量可知田齐的釜相当于别国的斛，田齐的■相当于别国的斗。
（五）商鞅方升亦名商鞅量。原藏合肥龚心铭（字景张），龚氏后迁居浦口汤泉，著录于《浦口汤泉小志》。此后《秦金石刻辞》等书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柄左面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铭文，柄之对面刻有重泉（今陕西蒲城），盖分发至重泉应用。底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柄右面刻有“临”
字，盖又发至临应用，临地不详。
（六）曾侯乙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于钟架。一九七八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每钟标有音名，可以敲出两个乐音，能配合演奏。铭文还记有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
（七）鄂君启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四枚，一九六○年又发现一枚，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其中有车节和舟节，是楚怀玉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授予封君鄂君启水陆两路商品运输中关卡免税的通行证。
（八）中山王舋鼎和中山王舋方壶一九七八年河北平山三汲（即中山都城灵寿所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现藏河北文物管理处。鼎的铭文述及齐宣王破燕时，中山相邦司马明攻燕，取得“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壶的铭文讲中山王舋“皇祖文、武，桓祖成考”，可以考见中山
王的世系。参以《赵世家》记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隐》引《纪年》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迁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可知武公是魏文侯所灭中山之君，居于顾（今河北定县），桓公为复国之君而居于灵寿。
（九）战国兵器刻辞战国时各国兵器，流行刻有监造长官和工师、工匠姓名以及置用地名，不仅可用以探索兵器的监造管理制度，而且有助于研究当时战争形势。例如一九八三年广州象岗越南王墓出土秦戟，刻辞称“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王四年”是秦惠王更元四年（公元前三二一年），张义即文献上的张仪，庶长操即《六国年表》惠王七年平定义渠内乱的庶长操。文献称张仪为秦相，因连横成功，在惠王更元三年出任魏相，因而免去秦相，据此可知张仪因连横成功而为魏相，实际上仍兼秦相，以便进一步推行连横策略。此戟刻有置用地名钖，在今陕西白河东，正当南郑（今汉中）东北。南郑一带原为秦、蜀争夺的地方，这时已为秦占有。秦庶长屯兵于钖，正是为此后攻取楚的汉中作准备。
第二章春秋战国间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战国之交农业生产有着飞跃的发展，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
技术有着突出的进步。农业生产工具所以能够突出进步，是由于冶铁技术的
两个重大发明，就是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正是由于这两个重大发明，使得铁农具很快很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促使农
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治铁鼓凤炉的重大进步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
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井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
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
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
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一点二到一点五米左右，炉
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
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曾
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①，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
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
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
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
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
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
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
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
高炼炉的温度。①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
就称为“橐”②。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
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
其犹橐篇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鼓风设备很
富于弹性，在空虚的时候是鼓起来的，愈是鼓动它，空气也就愈吹出来，确
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这种鼓风设备曾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后世称
① “一鼓铁”，《孔子家语。正论篇》作“一鼓钟”，宋代欧阳士秀《孔子世家补》和清代卢文弨《钟山札记》，都认为“铁”是“钟”字之误。但是，《左传正义》引服虔注说：“取晋一鼓铁以铸之。”杜预注又说：“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计令一鼓而足。”可见服虔、杜预所见《左传》原本都作“一鼓铁”。《孔子家语》一书，清代学者都认为出于王肃伪作，抄袭古书每多增损改易，是不足信据的。
①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在于改进炼炉和提高炼炉的温度。要使炼炉的温度进一步提高，非要扩大和改进鼓风的设备不可。由于冶铁必须有优良的鼓风设备这一特点，因而冶铁往往被称为“鼓铸”或“采石鼓铸”
了。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解释“一鼓铁”说：“冶石为铁，用橐扇人，动橐谓之鼓，今时俗语犹然。”
②橐的形式，据黄以周《释囊橐》说：“橐之制与冶家所鼓炉橐相似，两端紧括，洞其旁以为口，受篇吹垂，以消铜铁，故《老子》谓之橐篇，亦谓之排橐。”又说：“卧其橐如驼峰，故谓之橐驼。”（《儆季杂著。史说略》）。
为“排橐”，或称为“冶橐”（《说文解字》“■”字解说）、“排囊”（《后汉书。杨璇传》）、“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八）、“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十三），也简称为“排”、“橐”、“■”、“■”，这四个字都是同音通用的。
当时橐是牛皮做的，《墨子》曾说“橐以牛皮”（《备穴篇》）。每个炼炉上所使用的橐不止一个，越是大的炼炉，所使用的橐就越多。《墨子》曾说“灶用四橐”（《备穴篇》），这就说明当时炉灶所用的橐确是有好多个的。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这个铸造两把剑的炼炉上，参加“鼓橐装炭”的多到三百人，这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大概这时炼炉上由于装置了几个入风管，送进去的氧气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温度，改进了冶铁技术。“籥”原是由一排竹管编成的一种管乐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籥”
字和“籥”字所从的“籥”字，都像一排竹管编成的样子，当时鼓风管称为“籥”，可能由于当时炼炉使用多管鼓风的缘故。
①
同时，由于开矿技术的进步和炼炉鼓风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不
但使用了地道战术，而且把鼓风设备作为抵御地道战术的防御武器，用鼓风
设备把烟压送到敌方地道中去窒息敌人。
②
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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