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风方法的革新，是提高冶铁技术的关键之一。惟有革新了鼓风方法，才有可能把炼炉造得高大，使炼炉的温度提高，从而加速冶炼的过程和提高铁的生产量。在中国古代，由于冶铁鼓风炉的进步，很早就发明了冶炼“铸铁”（即生铁）的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
本来，早期的冶铁方法是很简陋的。炼炉很小，构造十分简单，冶铁时把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了火，用一两个橐来鼓风。
①近人李恒德《中国历史上的钢铁冶金技术》（《自然科学》第一卷第七期），认为：“顾名思义，所谓‘排’可能是好几个风箱并在一起的，或是一个炉中有一排入风管。”这个说法是可能成立的。据日本下原重仲在一七八四年写成的《铁山必要记事》所附的炼炉草图，有一种鼓风炉，炉身不高大，由于有一排入风管，送进氧气比较充分，能冶炼出生铁来。
②《墨子。备城门篇》、《备突篇》、《备穴篇》中，都有用“炉橐”来作为地道战术中重要防御武器的记载。主要谈的是：凡是遇到敌人从地下掘地侗向城里进攻，必须察和其掘洞之所在，掘洞前往迎接它，使有一孔通敌方，烧炉灶，用“橐”来鼓动，把烟庄送到敌方去。这是战国时代普遍应用的一种防御战术，所以《韩非子。八说篇》说：“干城拒冲，不若堙穴伏橐。”（“橐”字旧误作“橐”，从王先慎《集解》据《荀子》杨倞注校正）《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虽是战国后期墨家论述“墨翟之守”的，但是这种地道战术和用炉橐作为防御武器的战术，在墨子时早已有了。《墨子。节用上篇》说：“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孙诒让《墨子间诂》说：“‘有’读为‘又’，‘侵就’未详，‘橐’以举火攻城之具，见《备穴篇》。……疑此‘侵’亦当为‘伏’之讹。”这种地道战术和用“炉橐”作为防御武器的战术的产生，就是由于开矿业和冶铁手工业发达而来的。《墨子。备穴篇》曾说：在从事这种战斗中，“必令明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所谓“明习橐事者”，也就是熟练地操作冶铁鼓风设备的冶铁手工业工人。
由于炼炉狭小，使用的橐不多，压送入炉的空气又不够充分，因此，炭火的温度就不够高，炉中的矿石就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即去了氧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这种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的熟铁块，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锻打，才有可能得到较纯的铁块。这种早期的冶铁法，有人称为“块炼法”。在欧洲，曾经长期运用这种“块炼法”来炼铁，到十四世纪使用了水力鼓风炉，才发明铸铁冶炼技术。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
秋战国之际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
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①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
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
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至少到春
秋晚期，中原地区这种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从公元前五一三年
晋国铸刑鼎这件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
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的文字不多，总该有些条文，要把这些条文
铸到铁鼎上，这个“铸型”不会大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
则的话，就不可能铸成功。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
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
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
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
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①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例。一九七七年七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二十三厘米（相当于当时一尺），高二十一厘米，腹深二十六厘米，出土时重三千二百五十克（相当于当时十三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铸铁。
①
铸铁铸造工艺的进步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
①例如江苏六合程桥镇春秋晚期吴国墓葬出土的铁条，是由块炼铁锻打而成；而同一地点出上的春秋晚期铁丸，根据金相分析是由铸铁铸造的。湖南长沙识字岭春秋晚期楚国墓葬出土的小铁锄，器形与一九五七年出土并经鉴定为展性铸铁的战国锄完全相同，应该属于同类产品。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早期灰坑中出土的铁锛，经检验是用白口铁铸成，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成为展性铸铁。见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①详《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二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发掘》。到了汉代，阳城地区冶铸铁器手工业又有很大发展，告成镇的东北和东南都发现有汉代冶铁遗址。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阳城设有“铁官”，见《汉韦。地理志》。
①铁鼎深圆腹，圜底，扁棱形腿，具有春秋铜鼎遗风。经中南矿冶学院烁钢教研组金相检验，确定为铸造生铁件，其中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亚共晶铸铁组织，含碳量接近百分之四点三。见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发展到相当的高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一九五三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上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与此同时，在兴隆一带也发现了与这些铸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铁斧、铁锄等。此外在今河北、山东等省所发现的铁工具和车具，从其形制和金相组织来看也有不少是用金属型铸成的。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
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
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
以提高很多。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
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
柔化铸铁的技术：
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
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
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①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②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二千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①河北石家庄战国村落遗址出土的铁斧和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铁臿，经鉴定，是经过脱碳处理成为一种钢和铁共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铁臿，经鉴定，是以铁素体和珠光体为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见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金属学报》第十二卷第二期。
②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河北燕下都遗址出上的两件六角锄，经查考，就是属于这样性质。见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汉代谈到剑，还是以“墨阳、
莫邪“连称（《淮南子。修务篇》），以”棠溪、墨阳“连称，还有”强楚
劲韩“的称号（《盐铁论。论勇篇》）。《荀子》说楚国”宛钜、铁他，惨
如蜂虿“（《议兵篇》），以前注释家认为”钜“即是”大刚“（《史记。礼
书。集解》引徐广说、《荀子》杨倞注）。“釶”即矛的别称，这是说宛地
所制钢铁的矛特别锋利。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说梁州（约当今四川省）
贡物有“璆、铁、银、镂”，以前注释家都认为“镂”是一种可作刻镂工具
的“刚铁”（《说文解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汉书。地
理志》颜师古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一九七六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三十八点四厘米，宽二到二点六厘米，脊厚零点七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七至九层叠打而成。①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①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固体渗碳制铜技术的发明和宝剑的制作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到秦王有六件“宝”，不是秦国所生产的。其
中一“宝”就是太阿之剑。太阿之剑，据《越绝书》说是春秋未年吴国冶炼
技师欧冶子和莫邪所炼制的三把宝剑之一。《吴越春秋》又讲到吴国冶炼技
师干将开采了“铁精”和“金英”冶炼宝剑，三月没有成功；他的妻子莫邪
“断发剪爪”，投入冶炼炉中，因此“金铁乃濡，遂以成剑”，炼制成干将、
莫邪两把宝剑。这个炼制宝剑的故事带有神话传说性质。清代学者王念孙早
就指出，“干将”和“莫邪”本是刀剑锋利的形容词，传说中变成了宝剑的
①钢剑是一九七六年四月长沙杨家山的长杨六十五号墓出土。从墓葬形制、陶器器形、纹饰与陶器的组合（有陶鬲、陶钵和陶罐），推断为春秋晚期墓葬。从剑端取样，经中南矿冶学院炼钢教研组金相检验，断定原件相当于含有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碳的钢，经高温回火的处理。见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①近年对燕下都四十四号墓有些剑、戟、矛作了检查，证明这些器件所用的铁没有经过液态，是用较纯铁矿石还原而成，即系“块炼铁”。有些剑、镞铤和矛是用“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件，碳的分布都不均匀。有些剑是用大约四、五片经过对折的渗碳钢片叠打而成，由于没有高温加热进行均匀化处理，或反复锻打，钢片表面为高碳层，中间为低碳层。有些剑和戟都是经过淬火的，因各部分含碳不均匀，淬火后形成不同的组织。见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名称，后来又演变为冶炼技师的名字（《广雅疏证。释器篇》）。但是传说中所说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冶炼技术，确是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冶炼史专家丁格兰（F. R.Tegengren）认为，所谓投入“断发剪爪”，实质上就是加入相当的“磷”质，起了催化的作用（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二编《中国之铁业》）。这个推断是有科学的根据的。长期流传在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焖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在陶制或铁制容器中，除了按一定的配方加入渗碳剂之外，也还使用含有磷质的骨粉作为主要催化剂，然后密封加热，使之渗碳而炼成钢材。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和错金书刀，经过分析，都表明含磷较高，错金书刀的刃部中间还有含钙磷的较大夹杂物，估计曾用含有磷质的东西作为渗碳催化剂。《吴越春秋》所说“铁精”当是质量较精的熟铁块，所说“金英”当是含碳较多的渗碳剂，所谓“断发剪爪”
是指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之类东西，用作催化剂。所谓“金铁乃濡”，是说“金英”的碳分不断地渗入到“铁精”中，“濡”具有相互渗透的意思。估计秦王所佩太阿之剑，就是用这样冶炼而成的优质钢材锻制的（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下编第一章第一节）。
铁矿的开发
这时人们在采矿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据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
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篇》），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义，所
谓“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的“美
赭“，《本草纲目》称为”代赭“，俗称铁朱，是和赤铁矿伴存的（章鸿钊
《石雅》）。
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
分布于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湖北省，即在战国时代秦、魏、赵、韩、
楚等国统治地区，其中在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的较多。①……
①《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在《西山经》中共有下列八处：一、符禺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华阴北；二、英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华县北；三、竹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渭南东南；四、泰（秦）冒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延安；五、尤首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西安北；六、西皇之山“其阴多铁”；七、鸟山“其阴多铁”；八、盂（孟）山“其阴多铁”。在《北山经》中共有下列六处：一、虢（号）山“其阴多铁”；二、潘侯之山“其阴多铁”；三、白马之山“其阴多铁”，在今山西盂县东北；四、维龙之山“其阴多铁”，在白马之山南三百里；五、柘山“其阴有铁”，在维尤之山南一百七十里；六、乾山“其阴多铁”。在《中山经》中共有二十三处：一、涹山“其阴多铁”，在今山西蒲县南；二、泰威之山有枭谷，“其中多铁”；三、密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新安；四、橐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陕县西；五、夸父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灵宝东南；六、少室之山“其下多铁”，少室即今嵩山西部，在今河南登封北；七、役山“多铁”，在今河南新郑西；八、大騩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密县；九、荆山“其阴多铁”，在今湖北南漳西；十、铜山“其上多金、银、铁”；十一、玉山“其下多碧、铁”；十二、岐山“其下多铁”，在今陕西岐山；十三、騩山“其阴多铁”；十四、虎尾之山“其阴多铁”；十五、又原之山“其阴多铁”；十六、帝囷之山“其阴多铁”，＼约在今河南泌阳、南阳之间；十七、兔床之山“其阳多铁”，约在今河南嵩县、南阳之间；十八、鲜山“其阴多铁”；十九、求山“其阴多铁”；二十、丙山“多黄金、铜、铁”；二十一、风伯之山“多铁”；二十二、洞庭之山“其下多银、铁”，在今洞庭湖旁；二十三、暴山“多文石、铁”，在洞庭之山东南一百八十里。以上所有令地的考释，依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当时已有效地采取了
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创造了分层充填的上行采矿方
法。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可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
架支护木送到井下，用辘轳、大绳和木钩等工具提运。斜巷从矿层面斜穿到
底部，主要是为了探测矿藏。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人们
把竖井分成多层，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地逐层开拓平巷，每层平巷装有辘轳，
可以逐层把矿石提升出地面。他们在井下将采得的矿石进行初步分选，以贫
矿、碎石和泥土充填废巷，借以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并减轻井下运输
和提升的工作量。在通风方面，创造了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
形成自然风流；并采用关闭已废弃巷道的办法来控制风流，使流向采掘的方
向，保证风流能达最深的工作面。在排水方面，把水引向井下积水坑，再用
辘轳吊挂水桶提升出地面。这一切，说明了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是相当进步。
①各国冶铁手工业地点
战国时代，各国都已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魏国的冶铁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的（《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
②秦国在卫鞅变法后，据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司马迁的第四代祖司马昌曾做秦的“主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梦出土《秦律》述及“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可见秦也必有重要冶铁地点。
③
至于赵国，其国都邯郸（今属河北）就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财富和“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崃）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本是赵人，“用铁冶富”的（《史记。货殖列传》）。因为邯郸西北地区就有丰富的“邯郸式”的铁矿。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因为淄河两岸有许多“朱崖式”的铁矿。直到今天，朱崖式和邯郸式两种类型的铁矿在铁矿床类型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釶（即铁矛）”（《荀子。议兵篇》）。韩国的国都新郑，有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新郑故城内的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钁、镈、刀等陶质内外范，同时发现有同样形式的铁器，当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遗址。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也有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告成镇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的残块，陶制和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和锄、、斧、铲、镰、削、刀、箭杆、矛、带钩等陶范。这该是铸造农业
①参看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②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的安邑、皮氏、绛都设铁官，都在魏的境内，安邑曾是魏的旧都，可能战国时已有冶铁业。
③据《汉书。地理志》，京兆尹的郑设有铁官。郑在今陕西华县。据《山海经。西山经》，英山“其阴多铁”，英山在今华县北。可能郑在战国时已有冶铁业。
生产工具为主的冶铁手工业作坊。当时阳城所以能够成为冶铸铁器的重要手工业地点，是和附近少室山“其下多铁”（《山海经。中次七经》）分不开的。①韩国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最多的，其著名的锋利剑戟出产在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冥山在今河南信阳东南，棠溪在今河南舞阳西南，合膊和龙渊都在今河南西平西，宛冯就是指宛，一度为韩占有；邓师就是指邓，在今河南孟县东南。燕国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
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内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燕国在今河北兴隆也有官营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十多件铸有“右廪”二字，知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产品。
①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
由于冶铁技术的创造和发明、铁矿的开发和冶铁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到
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普遍用铁制。《管子》的作者认为
必须有铁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
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在战国中期有
个“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孟子曾为此问他的弟子陈相
道：“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膝文公上篇》）也就是问：
许行用釜甑来蒸煮么？用铁制农具来耕田么？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确
已非常普遍，如果有人不用“铁耕”，已成为出乎常情的事了。从近年考古
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
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具有削、凿、斧、
锤等，但是还不能排除青铜工具和木石工具的使用；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
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
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铁农具有一字形臿、凹字形臿、空首布式锄、
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耙、、镢、V字形铁口犁、镰等，
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或铁挺铜镞）
等，其他铁器有铁鼎、铁带钩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
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有青铜篦纹镰，时代从春秋未年到战国中期，说明这一带青铜小农具还流行到战国中期。
①详《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发掘》。到了汉代，阳城地区冶铸铁器手工业又有很大发展，告成镇的东北和东南都发现有汉代冶铁遗址。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阳城设有铁官，见《汉书。地理志》。
①这铁范所铸二字，字体是战国时代的，同时伴存出上物有战国陶片和燕国铜币“明刀”等，足证其为战国时代燕国遗物。离它二十里地方又发现了两处古代冶铁场，在它附近的石屋中有七个直径一尺多的铜饼，其上刻有隶书“西卅”、“东四十五”、“东五十八”，有的刻着“二年”，可能为西汉初年之物。在它的附近有不少绳纹陶片、半圆形瓦当、明刀，这两处冶铁场可能也是创始于战国的。
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荀子。王制篇》）。
堤防的普遍建筑
我国堤防的建筑起源很早，到春秋时代，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局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建筑的工程比以前更完固了。他们对于防止堤防的溃决，已有重要的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魏国魏惠王时有个著名的大臣白圭（名丹），他不仅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商人，而且是个防止堤防溃决的专家。据说他经常巡视堤防，“塞其（蝼蚁的）穴”（《韩非子。喻老篇》），因为蚂蚁（特别是白蚁）在堤防作巢穴，经历一二十年后，巢穴扩大，堤防有空腔，就会被大水溃决，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挖塞所有的蝼蚁巢穴。白圭自己也曾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篇》）
战国时代所建筑的堤防，规模也较前为大，在许多大河流上都已建筑有比较长的堤防。但是，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七大国割据并列的局面，大国建筑大规模的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的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长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去，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长堤防。从此，在黄河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河水也就时来时去，当时黄河两岸，据说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
战国时代各国大规模的建筑堤防，虽然“各以自利”，不免产生像孟子批评白圭“以邻国为壑”那样的弊害，但是对于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堤防可以防止水灾，保护农业生产，还可以与水争地，开辟耕地。
《管子。度地篇》载有筑堤方法：“今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周“原误作”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这是一段有韵的经验之谈，被假托为管仲所说的。很明显这是春秋战国期间齐国沿黄河筑堤的经验。所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是说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防就得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用以防止堤防的泥土流失。所说“夹水四周，禾稼不伤”，是说堤防以内的耕田，四周要掘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的
伤害。因为黄河夹带泥沙，河底不断积泥而升高，因而堤防要逐年增高，即所谓“岁埤增之”。堤上还要种植荆棘，夹种柏杨，使堤防牢固而不被冲决。
《度地篇》还讲到了常年保养堤防的方法，冬天要巡视，春天待农暇加以修补；遇大雨要设法防护，见到水的冲击要加固挡住。因为“浊水蒙壤，自塞其行”，“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人之不能败”。
所说“浊水”即指黄河之水，春冬雨季河水旱浅，可以从河中取土筑堤，
使河底加深，堤防加高；等到秋夏河水上涨，浊水流入就不致造成祸害。这
可以说是齐国长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经验。
特别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当时所有沿大河的农民作了极艰苦的防泛工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黄河沿岸农民就是例子。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在“起堤防”和“排水泽”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
运河的开凿和水利工程的兴办
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曾在邗（今江苏扬州西北）筑城，在长江淮河间
开凿运河，称为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在今江苏淮安东南），
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在今淮安北五里）入淮（《汉书。地理志》江都县注、
《左传》哀公九年杜预注）。这是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公元前四八二年，
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一条运河通到宋鲁两国间，北面通沂水，西面通济水（《国
语。吴语》）。这条运河该即《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的菏水，它沟通
了济水和泗水，而泗水下流注入淮水，越淮水可以和邗沟相连接。这样就把
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连结了起来。春秋末年吴国开凿这些运河，固然为了便
于争霸，有其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交通和农业灌溉。
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就开始专为农业灌溉而开凿运河。魏国在魏文侯
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县令西门豹曾兴建“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
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的盐碱成分的“恶田”变
为能种稻粱的良田，成为改良土壤的典范。①魏国有个大湖泊叫圃田（在今河
南中牟西），是古代著名的大湖泊之一。公元前三六○年（魏惠王十年），
魏国曾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了一条大沟（运河），使黄河的水流入圃田，又
从圃田开凿运河。公元前三三九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又从大梁的北
郭开凿大沟（运河）来引圃田的水（《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
这是魏迁都大梁以后，在大梁周围开始兴修水利，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
鸿沟是战国时代陆续开凿成功的，是当时中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鸿沟的主
于，从今河南荥阳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的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今河
南开封）折而向东南流，经过陈的旧都（今河南淮阳），在今沈丘附近注入
颖水，而颖水下流注入淮水。这样就沟通了黄河和淮水的交通。另有丹水成
为鸿沟的分支，从大梁东流直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又有睢水从
①《史记。河渠书》曾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吕氏春秋。乐成篇》则说这个工程是魏襄王时邺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后，“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东南），经今安徽宿县、江苏睢宁以北，注入泗水。更有……水也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蕲（今宿县南）而注入淮水。这些河流的设计开凿疏通，显示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的进步。它充分利用了这片平原东南比较低下的地势，构成了济、汝、淮、泗之间一套水道交通网。这是战国前期魏国大兴水利的结果，既便利中原地区的交通，又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换。此外，其他中原诸侯国所开凿的运河也很多。
①
这时不仅中原和南方地区，从关中到巴蜀，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也兴办
起来了。公元前三六○年，魏国瑕阳（今山西临猗西）人曾从岷山（即蒙山，
在今四川芦山北）开导羌地的青衣水，使东和沫水（今大渡河）相合，到今
四川乐山入于岷江（《水经。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受到魏国
兴修水利的影响，蜀国聘请魏国水利专家前往进行水利建设，因而魏国吏官
特为记载。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要算是岷江水利工程了。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要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①，是个杰出的水利专家，他总结了过去治水的经验，因势利导，兴修了这个把水害改变成为水利的工程。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把岷江分为郫江（即内江）和检江（即外江）两支，并筑有水门调节两江水量②，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由于堤岸修筑在沙和卵石冲积根深的河床上，不容易修筑永久性的堤岸，于是因地制宜，创造了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成分水堤的方法，使堤岸能够经受洪水冲击的考验。③这个“穿二江成都中”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端，二千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有着巨大的灌溉效益。
其次要数到秦的郑国渠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韩国企图
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进说秦国使用人力，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籆泽）作为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穿过许多纵流的小河，从今大荔东南①，注入洛
①《史记。河渠书》说：“自是之后，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于齐则通灾、济之间。“这些沟渠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先后所开凿的。
①据《史记正义》引《风俗通》，李冰为秦昭王时人；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认为李冰是秦孝文王时人；《水经。江水注》从《风俗通》之说。据《史记。河渠书》和《华阳国志》，李冰尚有“解沫水之害”的水利工程；据《华阳国志》，李冰更有疏通文井江（即今邛水）和洛水的工程。
②宋人《堤堰志》说：“蜀守李冰凿离堆、虎头，于江中设鼻七十余丈，……指水一十二座，大小钓鱼护岸一百八十余丈，横潴洪流，以分岷江之水。”见《蜀中广记》、《灌江备考》等书所引。
③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犍尾堰（即都江堰）“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作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
①郑国渠故道久已淤塞，关于它的流经路线，存在不同的说法。杨守敬《嬴秦郡县图》和《前汉地理图》
水（即北洛水），称为郑国渠。这样把许多纵流的小河如冶谷水、清水等截断，引向灌溉总渠中，小河的水就成为灌溉的水源（详见《水经。沮水注》）。
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田亩四万余顷。相传人们利用泾水含沙而有肥效的特点，在一段平坦河床下游，利用木料筑成圆凛，填进巨石，成为“石囷”，用大量“石囷”排列成堰骨②，使泾水到此减低流速，沉淀部分粗沙，引进细沙入渠，既可用来灌溉，又可冲压、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收到改良土壤的效果，从而使每亩（相当于今零点七四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二升）。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常获丰收。
战国前期的魏国和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凿运河，兴修水利，主要用以灌溉农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水上运输，这对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魏国在战国初期、秦国在战国后期所以会富强，这也是原因之一。
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展，是和当时开凿运河工程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这时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比较锋利的铁工具。这些铁工具既然提高了开凿河道的工作效率，也便利了开凿技术的改进，不仅可以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运河，而且可以把阻碍水流的小山的岩石凿平。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水田的水利灌溉上取得了不少的治水经验，并且已经创造了调节水利的方法。
春秋战国间著作的《考工记》，曾经列举出当时农田大小沟渠不同的名目，有所谓“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s”（田间小沟）等（《考工记。匠人》）。人们不仅知道修筑沟渠和堤防都必须依据地势，而且懂得采取一再改变水流方向的方法，可以增加水速，把静水输送到远地；水流方向改变，增加水速，水的冲击力量加强，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作深渊。①这时运用沟渠来调节水利的方法已相当进步，人们不但注意水的流通、水的蓄藏，还注意及时地调节水量。《荀子》曾经指出“司空”这个官职的具体任务就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要做到“岁虽有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荀子。王制篇》）。当时对于农田水利的调节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潴（池塘）来蓄水，用防（堤防）
来防泛滥，用沟来流通水，用遂来均匀各块田间的水，用列（即s）来留住必要的水，用浍来泻去多余的水，即所谓“以猪（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水”（《周礼。稻人》）。这些水田的水利工程和调节水利的方法，大规模地运用起来，也就发展了大规
所画郑国渠，从今泾阳、三原、高陵以北，转而折向东北，过蒲城、白水以西，从白水县以北进入洛水。
这是不符合地理形势的。蒲城、白水地势远比泾阳、三匣、高陵为高，渠水不可能由低处流向高处。《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出冯翊怀德县。”怀德县在今大荔东南。这样渠水由西北流向东南，是比较合理的。
②《重修泾阳县志。水利志》说：郑国“来至秦北山之下，视泾河巨石磷磷，约三四里许，泾水流注其中，湛以作堰。于是立石囷以壅水，每行用一百余囷，凡一百二十行，借天生众石之力，以为堰骨；又恃三四里许众石之多，以堰势，故泾水至此不甚激，亦不甚浊。”
①《考工记》：“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郑注引郑司农云：“‘奠’读为‘停’，谓行停水沟，形当如磬，直行三，折以五，以引水者疾焉。”《考工记》：“欲为渊，则句于短。”郑注：“大曲则流转，流转则其下成渊。”
模的运河开凿工程技术。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和堤防建筑工程的技术
一样，是人民由于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总的说来，不外乎下列四项：
第一，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从春秋末年起一直到战国时代，多数运河的开凿都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吴国所开凿的邗沟，是利用射阳湖作为其水库的。吴国所开凿的菏水，又是利用菏泽作为水库的。魏国所开凿的鸿沟，是利用圃田泽作为其水库的。秦国所开凿的郑国渠，是利用焦籆泽作为其水库的。这样的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来开凿的方法，在不能用人力大规模兴建水库前，应该是水利工程中比较进步的方法。
第二，调节水量的“水门”的建设。《华阳国志》载李冰所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类水门的建设，在当时已很普遍。当时所开凿的运河和湖泊的接连处，都设有水门来“安水藏，以时决塞”。所以《荀子》把“安水藏，以时决塞”作为“司空之事”。当汉代汴渠决口时，据说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后汉书。王景传》），可知鸿沟原来也是设有水门的。水门的建设，对于水量的调节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也是治水工程中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中流作“堰”方法的运用。李冰在兴建都江堰工程时，曾经在今灌县西的岷江中流建筑大堰，扼住了岷江的咽喉，使水分向左右流，即《华阳国志》所谓“壅江作堋”，《水经。江水注》所谓“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就是现在都江堰的内外金刚堤，使岷江经此分为内江、外江，从而提高水位，并使内外江水量相当稳定。还设有内外江纵横的“马槎”，用以控制内外江的水量。当时采用这种“中流作堰”方法的，不止都江堰一处，所有沟渠工程常常采用这个方法。孟子曾说，“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篇》），正是由于当时治水有作堰“激而行之”
的方法，孟子才会这样说的。而且作堰的方法，能够因地制宜，都江堰用竹笼装满卵石筑分水堤，郑国渠用“石囷”列成堰骨，取材不同，方法一致。
第四，淤灌压碱方法的创造。郑国引用泾水作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①。就是利用“石囷”作堰，使泾水流速变慢，沉淀部分粗沙，引进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可以起冲压、降低耕土中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
①《汉书。沟洫志》颜注：“注，引也。‘阏’读与‘淤’同，……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田，更令肥美。”
三粮食作物、桑、麻以及漆园、果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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