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晋文公，他首先也"勤王"，通过安定周襄王，取得"尊王"
大旗，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以团结华夏诸国。其次，在外交上联秦、联齐，拉拢宋、卫、曹等中小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楚国。第三，在军事上，则采取诱敌北上方针，坐收以逸待劳之利。完全可以说正是晋文公"侵曹伐卫"以救宋的策略方针，开启了战国孙膑"围魏救赵"的先河。晋文公的争霸战略是十分高明的。
楚庄王创建霸业，则首先西联秦国，如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 年），秦、楚、巴连兵灭庸。东北联齐，如邲战前一年。即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 年），楚派大夫申叔时结好齐国。其次，东联吴越，如周定王六年，楚灭舒蓼，"盟吴、越而还"。北结鲁、卫，然后讨伐郑、宋，控制黄河，阻断晋军南下之路。
晋景公的争霸战略是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他面对秦、齐、楚、狄皆强的局面，首先采用士会之计，陆续消灭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解除心腹之祸。其次，发动鞍之战，败齐后联齐，割断齐、楚联盟。其三，采取联吴制楚方略，在楚国侧翼培植反楚力量。其四，发动麻隧战役，击败秦国，打破秦、楚联盟。经过十年努力，秦、齐、狄三强皆服，而后专力对楚，经过厉公、悼公的继续努力，终于恢复了晋国的霸权。
吴王阖庐破楚入郢的战略，是北联晋、齐、鲁，西向灭钟离，徐国，南向征服越， 又采取" 为三师以肄之" ， " 多方以误之" ①＜／ZSBJ12000030＿0115＿0／ESPL＞的策略，最后才取得栢举大捷和入郢的胜利。
越王勾践灭吴的战略则是"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怂恿吴国北上争霸，然后乘虚袭击吴国。
纵观春秋五霸的创业战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关系上考虑问题，都把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争霸事业的首位，使争霸的军事力量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战术思想方面看，当时列国创造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避强击弱。公元前707 年，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大夫子元分析周军阵营的形势说：陈国发生内乱，人民没有斗志，首先攻击陈国军队，陈军必然败溃。郑庄公从其计，大败周军。公元前704 年，在隨、楚速杞（在今湖北应山县）之战中，隨大夫季梁主张首先攻击楚国的右军，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主张攻击楚军的薄弱环节，隨君不从，结果遭到大败。公元前519 年，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首先选择的打击对象，也是其"君幼而狂"和其"大夫齧壮而顽"
的胡、沈、陈三军，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大败楚方的七国联军。此类例证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这些即足以说明，避强击弱已成为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
其二、诱敌设伏。公元前714 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命令"勇而无刚者"率前队迎战戎人，随后设三道伏兵。前队与戎人接战后，即佯装败退，将戎人诱至伏击圈内，三道伏兵突然杀出，将戎兵截为数段，全歼伏击圈内戎兵，戎人大败。公元前703 年，楚与巴联合侵伐邓国，楚将斗廉把军队横列在巴师中间，与邓师交战后，佯败退走。邓人追击，越过巴师埋伏线，楚师回军攻其前，巴师前进击其后，邓军大败。公元前700 年，楚师伐绞，利用"绞小而轻"的弱点，不派兵保护上山采樵的役徒，以此引诱敌人。一支大军埋伏在山下，一支大军守在绞国北门。绞人争相出城到山中去，俘获楚国的采樵役徒，遇到伏兵，被杀得大败。公元前548 年，楚伐舒鸠，吴军来救。楚国公子强率私卒先进攻吴师，大军列阵随后埋伏，吴军见楚私卒人少，进行追击，进入埋伏圈，楚伏兵、私卒合击吴军，吴军大败。公元前560 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之战，楚将养由基率先锋军引诱吴军，楚令尹子庚设三道埋伏接迎。养由基把吴军引到庸浦，楚伏兵四起，大败吴军。
公元前541 年，晋与无终和群狄在太原作战，大夫荀吴改变车兵阵法为步兵五阵，即：伍、两、专、参、偏，引诱狄人来攻。狄人未及列阵，晋军伏兵突起，将狄人围困在险阻地区，然后战胜了狄人。
从这几例可见，诱敌埋伏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战术原则之一。
其三，设伏截击。这个原则又与诱敌设伏不同，诱敌设伏是先用少数主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内，而设伏截击是在敌军的必经之路直接埋伏截击。公元前627 年，秦、晋的殽之战就是春秋时代设伏截击的典型战例。晋襄公率晋与姜戎氏联军在伐郑秦军归国必经之路殽山（在今河南省济宁县西北）设伏，一举全歼秦军。公元前519 年，修筑翼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的邾军归国，途经鲁国武城，武城人派兵挡其前，设伏其后，邾军自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以下全部被俘。鲁国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
其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春秋时流传的《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讲的就是在战役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问题。这是春秋继承前代的一种战术原则。公元前597 年，在晋、楚邲之战中，楚王乘左广追击晋国的挑战者赵旃，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陷落在晋军中，即决定先发制人，命令全军列阵，突击前进，"车驰卒奔，乘晋军"，获得胜利。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想抢先击鼓进兵，鲁将曹刿不允许。待齐军三通战鼓敲响过后，鲁国才敲响战鼓，大军随即冲杀过去，大败齐军。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说的就是一鼓作气，后发制人。
其五，示形作伪，巧布疑兵。公元前632 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将栾枝命辎重车拖着柴禾伪装败逃。楚左军以为晋下军真的败逃，挥军追击，结果遭到晋中军，上军的两面夹击，落得大败。公元前555 年，晋、齐平阴之战，晋人命令司马多派斥侯在平阳南部山泽间的险要所在，即使部队不到，也要建起旗帜，并布列成阵势。又命令战车左实右虚建起大旗在前，大车拖上柴禾随后驰驱，使尘土飞杨，疑作大军奔驰。齐灵公登上巫山（在平阴县东北），观望晋营，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遂离开军队只身逃归，齐军随他连夜遁逃。这是晋用疑兵之计惊走齐灵公。
其六、骄兵之计。公元前760 年，楚武王伐随国，大夫斗伯比献骄兵之计说，我们在汉水东部不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扬厉军威，用武力君临他们，他们恐惧而团结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东诸国，隨国最大，如让隨国骄傲自大，它一定舍弃小国，小国同隨国离心，是楚国的大利，楚武王采纳斗伯比的建议，掩藏精兵，以老弱疲惫的士卒接待随国使臣。隨国果然产生轻慢之心，两年后楚国打败隨国。
公元前658 年，晋、虞联军伐虢国，灭掉虢国宗庙社稷所在的下阳邑（在今河南平陆县东北）。但虢公不知畏惧，于当年秋在桑田（今河南省宝灵县之稠桑镇）打败戎人，因而骄傲。轻视晋国又不抚恤自己的人民，所以两年后被晋国灭之。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以"侵曹伐卫"之计，引诱楚军北上。以后，晋又退避三舍以骄敌。楚军统帅子玉狂傲地说："今日必无晋矣。"结果被晋军杀得大败。
其七，分兵惑敌。公元前564 年，晋国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别配合上诸侯的军队，轮番攻击郑国，借以疲劳救郑的楚军。
行之三年，楚不堪疲劳，晋获"三驾胜楚"之功。郑国服于晋，二十多年不再离叛。
公元前512 年，在吴、楚之战中，伍子胥献"为三师以肄之"之计，即将吴军三军分作四部，轮番袭楚，"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以疲惫楚军，待楚军"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阖庐从其计，"楚于是乎始病"，吴则在两国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478 年，吴、越笠泽之战，两军隔江对峙，越王勾践分其军为左右两队，在笠泽江上、下游，夜半鸣鼓渡江，以迷惑吴军。吴军获悉匆忙分兵两路去阻击越军。越中军趁机渡江，突袭吴营，吴军大败。
当然，春秋时列国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原则远不止这七点，但限于篇幅，兹不再叙。
（三）孙武和《孙子兵法》1. 孙武生平家世孙武（ 约公元前535 年- 公元前480 年） ①＜／ZSBJ12000030＿0119＿0／ESPL＞是我国春秋末世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孙武七世祖为陈国公子完。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 年），陈国内乱，公子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工正"之职，主管齐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孙武曾祖父田桓子（字无宇），在齐已位为上大夫。他以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收买人心，并成功地讨伐了栾、高氏。齐景公封给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为采邑，田氏遂成为齐国大家。
孙武祖父田书（字子占）为田桓子次子，因在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省莒县）有功，受封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为采邑，赐姓孙氏，从此与田氏分离，另立家族。
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无宇、祖父孙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的相互火併，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公元前548 年，齐大夫崔杼、庆封弑庄公，立灵公，并掌齐国政权。两年以后，庆封利用崔氏的内部矛盾，灭了崔氏，独执齐国大权。次年，即公元前545 年，齐栾、高、陈、鲍四氏又剿灭庆氏。
公元前532 年，陈、鲍两氏联合又消灭了栾、高氏，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此后，陈氏为独掌齐国大权，陆续消灭了鲍氏、国氏、高氏（齐高傒后）。作为陈氏一支的孙氏，自然会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漩涡。而孙武则厌倦了这种互相倾轧，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 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①＜／ZSBJ12000030＿0120＿0／ESPL＞，至吴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潜心钻研兵法，待机施展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相识，结为挚友。
周敬王五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阖庐为振兴吴国，与楚争霸，"任贤使能，施恩行惠"，重用伍员等贤臣。
伍员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即向吴王推荐孙武。
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吴王看后十分赏识。为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吴王挑选宫女180 名，要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作两队，令吴王的两名爱姬分别做左、右队长。孙武对她们讲清了向左、右、前、后动作的规定，然后设置斧钺刑罚，三令五申说不听从命令者诛杀。言毕命令击鼓向右，众宫女哈哈大笑，不听从命令。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②＜／ZSBJ12000030＿0120＿1／ESPL＞再把军令重复数遍，然后命令击鼓向左，众宫女还是大笑不止。孙武说，既已讲解明白而不执行命令，是队长的罪过。下令依军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要斩宠姬，大惊失色，急忙下令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斩也。"孙子说："臣既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斩了二位队长，巡行示众。用他们下面的两个人做队长，继续演练。两队人前、后、左、右跪起等动作都符合规定，再无人敢出声。孙武请吴王下台来看。吴王说将军回客舍休息罢，我不想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吴王阖庐深受触动。
于是任命孙武为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
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然后乘势追击，获破楚入郢之大功，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
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公元前494 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北上攻齐，公元前482 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公元前482年的诸侯黄池盟会上，争得霸主地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说，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巨太宰嚭又从中挑拨，所以夫差胜齐之后即杀了伍员。孙武与伍员为至交，伍员被杀，孙武遂告退隐，而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前480 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2.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部继我国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它着重阐述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寓意精邃、论理精微，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孙子兵法》十三篇。《计》篇列为第一，主要论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略运筹学和用兵谋略等，可以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
篇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开篇即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军事的重要性，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注意。
其次，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五事"和"七计"。"五事"为道、天、地、将、法。"道"讲政治问题。"天"讲阴阳寒暑时制气候等自然条件。"地"讲地理条件。
"将"讲将领的素质。"法"讲军队建设。其中政治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列为第一。"七计"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武指出比较战争双方的"五事"
和"七计"，谁占优势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本篇，孙武还提出了"因利而制权"的战术原则，即善于利用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策略，造成战场上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策略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即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要做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即善于分析对手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最后提出了著名的战术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第二为《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他指出兴"十万之师"要"日费千金"。所以，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是"兵益胜，不益久"，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第三为《谋攻》篇，论述政治战、外交战和军事战略的计谋。
开篇即把政治战和外交战放在单纯军事进攻的前面，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伐谋"、"伐交"的政治战与外交战。在运用军事谋略时，孙武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则要"决一死战"。而如果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就要摆脱敌人，转为退却或防御。孙武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第四为《形》篇，主要论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在攻敌之前先要做好战略防御。
"形"字，指的是看得见的军事物质要素，诸如兵员、武器、装备、营垒、要害等。而对敌我双方的物资要素，必须利用"度、量、称"等手段进行评估，借以做出孰胜孰负的判断。
善战者首先要做到"先为不可胜"，再"以待敌之可胜"。"先为不可胜"，要求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步才是"以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样才能达到"能自保而全胜"。
"形"胜者的军队作战，好像开决八千尺高山河流中的积水，一泻千里，威不可当。
第五为《势》篇，论述在战略进攻中运用奇正相辅相成的策略，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
《势》是《形》篇的姊妹篇。如果说《形》篇着重讲战略防御，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内涵和静态；《势》篇则着重讲战略进攻，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动态。
《势》开篇提出四对范畴："分数"，指部队人数；"形名"，指阵形与指挥系统；"奇正"，指运用常规与非常规的战略战术；"虚实"，指避实就虚，选择攻击敌人的弱点。在以上四对范畴中，本篇着重阐述运用"奇正"的策略，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著名战术原则。"正"是正面交战，是常规战；"奇"是以非常手段，攻敌不备，出奇制胜。
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意即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互变，变化无穷。
运用奇正的原则作战时，要善于捕捉战机，造成激水漂石的"势"
和"飞鸟之疾"的"节"。其"势险"有如张满的弓弩，蓄劲待发。其"节短"有如触发弩机，短促而猛烈。
第六为《虚实》篇，通过"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
的阐发，进一步论证"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说能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所左右，这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形人而我无形"，是说能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而使敌人不了解我方情况。
兵形如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常形即是"无形"，达到"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而虚实运用到这种程度，也就随时能做到"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
第七为《军争》篇，论述在两军相争中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交兵中的禁戒。
本篇总的战略原则是后发先至、制敌先机。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化迂回为直进，化祸患为有利。这就需要在迂回运动中，利诱迟滞敌人，以收到后发先至之效。
行军战斗要坚持以下战术原则：其一，以欺敌立足，以利益行动，分兵合兵依形势变化。其二，战机来临，动如狂风；战机未至，静如森林；攻敌时，如烈火燎原；防御时，如山岳不动；隐蔽起来，如阴云蔽日；动作起来，如雷霆万钧。其三，侵掠敌"乡"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深入敌国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其四，先知化迂回为直进之计，即可战无不胜。
用兵还有八戒，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也是重要的"用兵之法"。
第八为《九变》篇，论述临机制敌，趋利避害之策略。
所谓"九变"，就是多变、善变。着重阐述要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本篇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通于九变之利"，这样才说得上是"知兵"，才可以"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用兵的法则在于"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讨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通权变的将军，是"用兵之灾"，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用将的君主，对此不可以不省察。
第九是《行军》篇，论述行军宿营的各种行动原则、迎敌措施和侦察判断之术。
首先指出大军处在山地、河川、沼泽、平陆等不同地形上的行军、迎敌措施。其次，指出宿营要领：不论何种地形条件下，选择营地都要贵"高"、贵"阳"、贵"养生"。本篇还论述了行军中侦察敌情的各种方法，即敌方的营垒，敌方行动征候，敌方使者，敌方布阵，敌方士兵的表现，敌方营地，敌方将领，敌全军的表现等方面判断敌方情况。
并指出，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士卒能并力，将领能料敌，这样即足以胜敌。切忌无深谋远虑而又轻举妄动。
第十为《地形》篇，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利弊，论述怎样选择地形用兵。
本篇与《行军》篇所讲地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行军的角度谈的，本篇则是从交战的角度谈的。
本篇首先将千态万状的地形划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类："通"是敌我双方往来方便者；"挂"是易往难返者；"支"是敌我双方出入皆不利者；"隘"是两山相对的通谷；"险"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远"是两军营垒间较长的中间地带。作战方法依不同地形而有别：在"通"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控制交通要道；在"挂"形上，要乘敌不备，出奇兵制胜；在"支"形上，要诱敌来战；在"隘"形上，要抢先占据谷口，严阵以待。如敌已先占，重兵防守则不攻，兵力不多则迅速攻克；在"险"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阳面以待敌，若敌已先占，我即主动撤退；在"远"形上，利于待敌来攻，不利于我方进攻。了解利用地形作战的各种战术原则，是将领的职责，不可不明察。
其次，归纳了六种常见的战败情况：曰"走"，即攻击十倍于我之敌；曰"弛"，即士兵强悍将吏懦弱；曰"陷"，即士兵懦弱，将吏强悍；曰"崩"，即将吏怨怒，不服从指挥，遇敌擅自出战，将军又不了解他们的才能；曰"乱"，即将领软弱无威，教令不明，士卒无常法可依，布阵混乱；曰"北"，即将军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军中又无精锐做中坚。指出导致战败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客观条件不利，而是将帅的主观过失。
本篇又指出，地形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只是辅助条件，真正料敌制胜的，还是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所以，在战争中将军必须保持独立的决策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将军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用兵之宝也。"这些提法在专制的奴隶制时代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辉，是难能可贵的。并在最后提出了："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著名论断。
第十一为《九地》篇，论述九种交战地形的运用以及深入敌境后的用兵策略。
本篇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指出在九种地形上作战的战略和战术。
是对《九变》、《行军》和《地形》诸篇的补充。
九种交战地形是：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在《九变》的"圮、衢、围、死"之外，又补充五种。即：散地，是说在本国作战，距家乡近，士卒易散；轻地是深入敌方国境不远；争地是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交地是交通方便之地；重地是深入敌国之地。
作战原则是：在散地，宜固守或将战场引入敌境；在轻地，应迅速前进，乘锐破敌；在争地，宜抢先攻取。若敌已先占，则诱敌出战而相机夺取；在交地，要各军互相连接，防止被敌阻绝；在衢地，要交结邻国，争取盟友；在重地，要夺取并保障后勤补给；在圮地，不要稽留，防敌袭击；在围地，要巧用计谋，定而后战；在死地，要奋勇死战，摆脱危机。
不论在哪种地形条件下，都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在九种地形上作战，不但有常规法则，也有变通法则，即九地之变的"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如：在散地，要统一将士意志；在轻地，要使各军连属相续；在争地，要善于后发先至，等等。
在本篇，孙子谈到最高的治军理想是建立一支王霸之兵，标志是："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因此，王霸之兵不争着与诸侯建交，也不在别国培植势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于敌，攻拔其城邑，毁灭其国家。王霸之兵，士卒能"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将军能"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在巧妙中办成大事。
最后，本篇指出：要严守军事秘密。一旦战争发生，要封锁消息，禁止使者往来。军事行动要秘密决策。不与敌人约定战期，寻找敌人可乘之机。战争开始，要静如处女；一旦有机会，动作如脱兔，使敌人措手不及。
第十二为《火攻》篇，论述以火助攻的各种战术，但又主张慎用火攻。
本篇指出，火攻有五种形式："火人"，焚烧敌军的营寨、人马；"火积"，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蓄；"火辎"，焚烧敌军辎重；"火库"，焚烧敌军的军需库房；"火队"，焚烧敌人的行军队伍。
采用火攻战术，要有人员、物资准备，要选好气候条件。施行火攻之后，要依据火发后的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火发于敌营，要乘乱进攻。火发而敌未乱，则待机进攻。敌营设在荒草中，要从外部放火攻击。火势发自下风，不可逆风攻击。要利用白天风大、晚间停止的特点，施行白昼火攻。
本文还比较火攻、水攻的特点、作用，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即说水攻不如火攻，水攻仅可隔绝敌人，而火攻则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最后指出：战争是残酷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主应慎战，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第十三为《用间》篇，论述运用间谍的意义、间谍的种类和作用。
"用间"，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情报工作。知己知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做到"知彼"，就要用间。对间谍要优待，要不惜金钱和爵禄。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间，就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间谍有五种类型：其一，因间，即利用和收买敌方境内的普通间谍；其二，内间，收买敌方高级贵族和官吏而形成的间谍；其三，反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效力；其四，死间，是了解我方虚假情报后潜入敌境，又为敌人发现和捕获，供出假情报而被敌人斩杀的间谍；其五，生间，是我方派到敌国收集情报后可以回来报告的间谍。
间谍的任务是收集敌方的军队、城防、人员等各种情报。特别是要侦察敌人潜入我方的间谍，并利诱他们为我所用。在"五间"当中，反间最为重要，待遇也应最优厚。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理论基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
在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时代，孙子则提出天是"阴阳、寒暑、时制"，是自然的天，而非神明主宰的天。自然的天是客观的、发展运动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天地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人们应善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孙子把这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引入战争，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关系到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将帅指挥、军队情况等各个方面，来探讨战争的规律，从而提出临机制敌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而，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反对迷信、反对鬼神观念。力主军中"禁祥去疑"，一再申明判断敌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占卜）于事，不可验（主观推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兵法》十三篇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原则，如虚实、强弱、胜败、利害、众寡、奇正、饥饱、劳佚、进退、远近、治乱、得失、安危等等。他认为这些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矛盾双方，都是可依一定的条件转化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所以要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正面，还要看到反面。用兵要"以正合"而"以奇胜"，奇正是相生的。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但要看静态，还要看动态，看发展变化。"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不仅要看到变化，还要创造条件促进转化，使乱转化为治，怯转化为勇，弱转化为强。一部《孙子兵法》处处闪耀着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兵学圣典"，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它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一例看待。夸大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贬低士兵的作用。主张愚兵政策，说将军"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才是真正的将军等，就是这种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瑕不掩瑜，《孙子》的这些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作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瑰宝的崇高地位。
（四）司马穰苴和《司马法》1. 司马穰苴的时代与身世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的苗裔，齐田氏家族的支庶。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大夫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即委任穰苴为将军，率兵去抵御燕、晋之师。
穰苴向齐景公说，自己平素卑贱，骤然间被提拔为将军，"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景公派一名贵臣做监军，景公即委派了宠臣庄贾。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在军门会面。
第二天，穰苴早到军中，立木表，设漏壶，专候庄贾。庄贾平日骄纵，现既任为监军，亲戚左右欢送，留他宴饮，迟至日暮，他才姗姗来到军中。穰苴责问他迟到原因，他说因为有大夫亲戚相送，所以来迟。
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依军法当斩。庄贾害怕，急派人驰报景公。使者未及返回，穰苴已斩了庄贾。三军为之震慄。景公使者持节来救庄贾，驾车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随后问军正：随便驰入军中犯什么罪？军正说："当斩！"使者听到害了怕。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遂斩了车夫，砍去车左边的立木，杀了最左边的那匹马，向三军宣示。并派人向景公报告处罚结果。
穰苴在军中亲自过问士卒的生活、饮食、住宿条件，照顾生病者，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士卒欢迎。晋、燕之军闻风退走。穰苴指挥部队追击敌兵，顺利地收复了失地。回国后，受到景公重用，任大司马之职，故后人称他为"司马穰苴"。
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他们向景公诬陷穰苴，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有兵法著作流传后世。
2. 《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①＜／ZSBJ12000030＿0132＿0／ESPL＞王应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②＜／ZSBJ12000030＿0132＿1／ESPL＞都是对的。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司马之法"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法规"。
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专"，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阜财"，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众有有，因生美"，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右兵"，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作其气，发其政"，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顺天、利地"，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阵用于防守。坐阵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编在一起，所以它的军事思想又有前后互相矛盾之处。如：它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
同时，它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也带有一代比一代"德衰"的退化论观念。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五、战国时期的战争（一）魏国的争霸战争魏文侯是战国时著名的英主，他重用李克、翟璜、吴起、李悝一批贤臣，较早地实行了变法，推行封建化运动，在战国初期国力发展很快，成为当时的霸国。魏国的争霸战争，还带有春秋争霸战争的性质。文侯争霸的战略是团结韩、赵，使三晋力量汇合为一。西击秦，东击齐，南击楚，以创建由魏国领导而由韩赵辅佐的中原霸权。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413 年），魏国开始向秦国进攻，在郑（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次年，魏又派公子击攻取了秦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东南）。周威烈王十七年，魏文侯又任吴起为将，率军攻秦，在两年当中先后夺取秦在河西的列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等，并把各城寨连结起来，筑为魏西境之长城。在魏军的连续打击下，秦的河西领土全部落入了魏国手中。秦被迫退守洛水（今陕西北部）。
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又派将军乐羊率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经过三年战争，终于把中山灭掉。
魏国东向击齐，南向击楚的军事行动，是联合了韩、赵一道进行的。
三晋联合作战军事力量无疑较春秋时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齐公孙会带廪丘（在今山东郓城县境）叛归赵，齐军伐赵。魏率韩、赵与齐大战，三晋获胜，"得车二千，得尸三万"①＜／ZSBJ12000030＿0141＿0／ESPL＞。第二年，魏、赵、韩联军又攻入齐国长城，齐国为之震动。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魏、韩、赵为抑制楚国势力北进，又联兵在乘丘打击楚国。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 年），文侯又与韩、赵联兵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大败楚军，乘胜追至榆关（今河南舞阳县），再败楚军，并进占了襄陵（今河南睢县），使楚国在中原受到严重挫折。大梁从此成为魏国领地。周烈王五年（公元前371 年）魏又攻夺了楚的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扩大了魏在黄河以南的领地。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即位。武侯的才智较之文侯相去甚远。在内政上，不善于任用贤人，致使吴起离魏去楚，痛失栋梁。在外交上一改文侯团结韩、赵的方针，经常与韩、赵磨擦，三晋关系出现裂痕。周安王十九年，魏为争夺卫国与赵国冲突，在兔台大败赵军。两年后，赵联合楚国战胜魏军，攻取了魏的棘蒲（今山东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 年），魏、楚在榆关交战时，韩乘机灭了魏的与国郑。
周烈王六年魏武侯死，国内发生了公仲缓与公子■的争位之战，引起韩、赵两国干涉。赵企图杀公子■，韩要杀公仲缓并肢解魏国。韩国因与赵国意见不和退了兵。公子■得以打败公仲缓与赵国，夺得君位，即位为魏惠王。惠王在位时，也未能修复与韩、赵的关系。虽然他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暂时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他们自身根本利益的冲突，互相争夺、互相斗争迫使他们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
三晋分裂以后，魏因隔着赵国无力控制中山，于是公元前380 年左右，中山乘机复国①＜／ZSBJ12000030＿0142＿0／ESPL＞。
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 年），魏、韩联军在洛阴败于秦。两年以后，秦攻魏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魏又战败，损失兵力达六万多人。
周显王七年，魏为扩展领土再与韩、赵冲突。魏相公叔痤在浍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俘虏赵将乐祚，夺取了赵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同年，秦庶长国率兵攻魏大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大败魏军，俘获魏相公叔痤，攻占了庞城（即吴起夺取秦的繁庞）。
魏在秦、赵、韩的夹击下，于周易王八年迁都到大梁。
魏迁都到大梁后，与赵、韩交换了一些土地。魏把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浮水一带交给赵，而赵把伸入魏国境内的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交给魏。魏把鹿地交给韩，而从韩取得了平丘（今河南封丘县东）、户牖（今河南兰考县北）、首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轵首（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这样魏在中原的土地连成一片，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地位。
但是，由于魏惠王不听相国公叔痤之计，未能信用卫鞅，又凭借祖父余威向秦、齐、韩、赵、楚四邻挑战，"致四邻洶洶自卫，环起与之为难"，终于导致桂陵之战，使魏在中原的霸业走上了下坡路。
（二）齐、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在惠王时，位于中原东、西、南三面的齐、秦、楚相继转强，惠王又不能团结韩、赵共同对敌，所以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在惠王继位的最初十几年，为与秦国争夺河西先后交战六次。周显王元年，齐、魏又在观津发生战争。周显王七年，魏再与韩、赵联军冲突。惠王为摆脱困境，继续发展文侯事业，恃其强大武力，采取先制服赵、韩，再图争霸中原的战略方针，发动了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五年，魏惠王命将军庞涓率军八万，进攻赵国邯郸，攻势甚猛。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齐相邹忌主张不救，段干朋则主张救，说："不救不义，且不利"①＜／ZSBJ12000030＿0143＿0／ESPL＞，可以先派兵去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以疲惫魏国，待魏军攻下邯郸，再乘魏军精疲力尽时救赵攻魏。威王采纳段干朋主张，派兵联合宋、卫会攻魏国襄陵②＜／ZSBJ12000030＿0143＿1／ESPL＞。
秦乘魏国围攻邯郸之机，在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打败魏军，攻占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楚宣王也派景合为将率兵救赵，攻夺了魏国睢水、■水之间的地区。
魏国围攻邯郸近一年，于周显王十六年攻克邯郸。齐见疲魏目的已达到，遂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八万精兵救赵。孙膑针对齐、魏两军的形势，提出"批亢■虚"之计，即大军不北上直接救赵，而直捣魏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迫使侵赵魏军"释赵而自救"③＜／ZSBJ12000030＿0143＿2／ESPL＞。这个计谋后被人称为"围魏救赵"之计。齐国进入魏国后，孙膑又建议田忌首先派齐城、高唐两位都大夫去攻击魏国在东阳地区的重镇平陵（ 郡安陵， 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①＜／ZSBJ12000030＿0144＿0／ESPL＞。平陵南有宋、北有卫、中途有魏国的币丘，攻城军粮道易被切断。而齐军偏偏选择这颗钉子来拔，目的是向魏军示疑，给魏军造成齐将"不知事"的假象，齐两位都大夫未到平陵即在中途被魏军打败，起到了疑敌的作用。田忌、孙膑为疑误魏军又派轻车锐卒直攻魏都大梁，以激怒魏君，让他逼迫庞涓回军来救。同时又分少量步兵随车兵而进，麻痹敌人，而主力大军则集结待命。庞涓果然中计，他凭借胜赵之余威，率军回救，见齐军的布署大不以为然，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令大军抛弃了辎重，昼夜不停地前进，并亲率轻兵奔袭齐军。田忌、孙膑则率齐军主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设伏截击，庞涓率追兵赶到，齐军突起一战而克，歼灭魏军，活捉庞涓。
桂陵之战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尽管在桂陵之战后，魏惠王凭借文侯奠定的雄厚基业，一度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稍稍挽回一些颓势，但从此走上下坡路则是确定无疑了。齐国在桂陵之战后，声威大振，开始取代魏国，成为中原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
桂陵之战以后，魏虽然走上下坡路，但仍保持着强国的声势，卫鞅仍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对于魏国不敢掉以轻心。周显王十九年，魏国攻秦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王相会讲和。周显王十八年，魏与赵成侯在漳水上结盟，同时将邯郸归还赵国。周显王二十一年，魏又与刚刚继位的赵肃侯在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相会，与赵修好。魏在采取了与秦、赵讲和的同时，则开始打击韩国，企图对四邻各个击破。周显王二十四年，魏在马陵（今河南温县西北）击败韩国。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召集宋、鲁、邹、卫等小国诸侯相会，秦也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在会上自称为"王"。
魏国称王的举动，引起了齐、楚、韩等大国诸侯的不满，以韩国的抵制为最力。
所以，周显王二十七年，魏再次任命庞涓为将，率兵伐韩国。韩遣使向齐求救。齐威王大会群臣，商议对策。齐相邹衍说："不如勿救"。将军田忌主张早救，说："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孙膑则认为："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
主张待韩、魏交兵、双方疲惫之后，再发兵救韩，是"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①＜／ZSBJ12000030＿0145＿0／ESPL＞。威王采纳孙膑意见，私下答应出兵救韩。韩仗恃齐国，与魏展开五场大战，接连败北，只好举国听命于齐。齐威王遂于次年（公元前341 年）选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做军师，率兵救韩。
齐军的行动如桂陵之战一样，仍然直捣大梁。魏惠王闻齐军出动，命攻韩之军归国，为雪桂陵之耻，大兴十万之师，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迎击齐军，想与齐军决一死战。
齐军得到魏国起兵迎击的消息后，孙膑向田忌分析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 蹶上将军。五十里而趣利者， 军半至。" ②＜／ZSBJ12000030＿0145＿1／ESPL＞就利用魏军急躁冒进的特点，献诱敌轻进的减灶之计。命全军在后撤的第一天建供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供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又减为供三万人吃饭的灶。庞涓见齐军军灶锐减，认为齐军胆怯，士气低落，大喜过望，说："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于是抛开步兵，只率领轻车锐骑兼程进击齐军。
孙膑预计魏军行程，日落时当至马陵（在今山东郯城马陵山）①＜／ZSBJ12000030＿0146＿0／ESPL＞。马陵山系低山丘陵地带，沟壑纵横，马陵道状似葫芦，齐军主力在这里设下埋伏，专候魏军。待庞涓率军追至马陵道，天色已黑。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庞涓羞愤自杀。齐军乘胜进击，消灭魏军主力，俘虏主将太子申，使魏国遭受沉重打击。
齐在马陵之战后国势更强，后来宣王、湣王继承父祖之业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而魏自马陵战后，次年又败于秦，韩、赵也乘机侵掠魏国土地。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魏二败于齐，再加上与韩、赵斗争，国力大为削弱，这就为西方秦国的东进造成了有利的机会。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二十余年间国力日强，周显王二十九年，秦趁齐败魏之机，一举夺取了魏在河西的大片领地。从此开始了秦东进中原，蚕食诸侯的局面。
（三）秦的崛起与秦魏战争秦的强大起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孝公继位时天下形势是"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遇秦，屏斥之不得与中原之会盟。于是， 孝公发愤， 布德修政， 欲以强秦。" ①＜／ZSBJ12000030＿0147＿0／ESPL＞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商鞅于当年和公元前350 年两次公布新法，主要内容是：①编制户籍，居民实行什伍连坐。②奖励军功，依军功大小受爵，宗室无军功，不得入属籍。③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免除赋役；怠惰者收其妻子为奴隶。④招徕三晋农民垦田；⑤合併小乡、邑集为大县。⑥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⑦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是一场彻底的封建化运动，秦国随着这场运动的推进，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周显王十五年，秦攻占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同时，夺取了韩国的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新郑县东北）三地。次年，秦派商鞅攻入魏的河东，一度占领了安邑。周显王十八年，商鞅又围攻魏的固阳（今陕西米脂县）。同年，又在武关（今陕西商县南）修筑要塞以对付楚国。次年，秦迁都咸阳，并东取函谷关。至此，秦已囊括了关中全部领地，控制着东进、南下的函谷关、武关两道雄关，成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逐步展开了东进的战争。秦国东进的首要障碍是魏国。秦、魏两国的形势是"非魏并秦，秦即并魏。"②＜／ZSBJ12000030＿0147＿1／ESPL＞秦、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秦自孝公时起就确立了兼并魏国的战略。
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乘魏马陵之战失败之机，派商鞅率兵攻魏。魏以公子卬为将军，率兵迎敌。在两军相持中，商鞅设计引诱公子卬相会并俘虏了他，然后大败魏军。魏惠王见魏军屡败于齐、秦，而国内空虚，无力再战，被迫割河西之地向秦国请和。魏国领土日削，国力更趋衰弱。周显王三十年，秦又进攻魏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大败魏兵，俘虏魏将魏错。魏又一次遭到惨败。
周显王三十一年，秦惠文王即位。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仍用商鞅之法，继续推行东进攻魏的战略。周显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任命犀首（公孙衍）为大良造，率兵伐魏，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大败魏军四万余人，俘获魏将龙贾。次年，魏献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向秦求和，秦更其名为宁秦。周显王三十九年，秦再次出兵围攻魏国河南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等地，魏再次割河西土地向秦求和。
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任张仪为相。张仪采取"连横"政策，派公子桑率兵攻占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然后，张仪又劝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并亲自入魏，去游说惠王。经张仪游说，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一并献于秦。次年，秦归还魏的焦与曲沃。周显王四十五年，秦相张仪派兵攻夺了魏国的陕城。至此，秦、魏两国之间的黄河天险已完全落入了秦国的掌握之中。两年后，秦又攻击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平周（今山西宁休县西）。
面对强大的秦国，入魏为相的公孙衍倡导"合纵"御秦，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于是，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 年），魏、赵、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发动一次攻秦战争。义渠乘秦与五国构兵之时，在李帛大败秦军。但五国实际上只有赵、魏、韩三国出了兵，而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将三国联军杀得大败。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利用齐宣王攻燕，三晋救燕的机会，攻夺了魏国的焦（今三门峡市西）和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南）。又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
大败韩军，迫使韩国屈服。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进攻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次年，破宜阳，斩首六万。韩国遭到惨重损失。秦兵还渡河取武遂（今山西临汾县境），修筑了城池。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即位（公元前306 年-公元前251 年在位）。
秦在昭襄王时代是对外大扩张时期，在对魏、韩的战争中，又取得了伊阙大捷和兵伐大梁的胜利。
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因为国内发生诸公子争位，国势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齐国孟尝君于周赧王十七年联合魏、韩二国，发动了一次三国攻秦的战争，历时三年，一度攻到函谷关。秦国被迫返回了魏国的河外封陵和韩国的河外武遂，三国始退兵。
后来，秦昭襄王用魏冉为相。魏冉转而采取争取齐国，打击韩、魏的战略。主动拉拢齐国，齐国为灭宋，也愿对秦和解，任用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齐、秦两国由对抗转为联合。秦见联齐战略奏效，即转而向韩、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周赧王二十年，秦派司马错率兵出武关，由穰邑（今河南邓县北）
攻陷魏的襄城（今河南方城县东北）。次年，秦又派兵进攻魏国的解邑（今山西解县），威胁安邑。韩、魏两国即派重兵进军宜阳，企图伺机夺回宜阳，巩固西部疆界安全。
同年，秦将向寿率兵攻韩的武始（今河南洛阳市西），左更白起率兵攻韩新城（今河南洛阳市南）。次年，韩王僖命公孙喜率韩、魏联军24 万人救新城。秦相魏冉向昭襄王推荐白起代向寿为主将。白起为战国名将，他采取出奇制胜的策略，率秦军主力绕道韩、魏联军后方，把韩、魏联军压缩到伊阙山（今河南洛阳市东南龙门）的狭隘地段，一举歼灭，斩杀联军24 万人，俘虏韩将公孙喜。并乘势攻占韩在伊洛地区的五座城邑，又涉河攻取魏安邑以东的地区。经此一役，韩、魏两国精锐损失殆尽，无力再战，从此只有听凭秦、齐等大国的摆布。
秦乘伊阙胜利之余威，于周赧王二十三年攻克韩国的垣（今山西垣曲县东南），次年又夺取了韩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邓（今河南孟县西）和魏国的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公元前290 年，韩被迫将武遂（今山西垣曲县东）200 里土地献给秦，魏也向秦献出河东400 里土地。秦国侵入中原的势力，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周赧王四十年，秦在破楚拔郢之后，又以魏冉为将大规模进攻魏国，兵锋直逼大梁。韩王僖见魏如果灭亡，韩亦不能独存，遂命暴鸢为将率兵救援。魏冉又大败韩暴鸢军，斩首四万。暴鸢败走开封。魏冉连克魏国三城，魏王又命芒卯率军迎敌，也被秦军击败。齐襄王见魏连败，担心魏亡齐亦不保，不得已起兵救魏。秦军乘势在大梁北击败齐、魏军，斩首四万。魏不得不再忍痛割温邑向秦求和。次年，魏、赵攻韩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派白起率兵救援。白起大败赵、魏联军，斩首15 万，魏将芒卯败走。魏被迫再把南阳（今河南修武县）献给秦国，秦兵始退。后来，魏在安■王时代，由于信陵君救赵成功，一度夺取秦的陶郡（即山东定陶）、灭卫和夺回河外部分土地。但随着信陵君被免职，河外的土地又得而复失。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改任客卿范雎为相。范雎曾向秦王献计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
①＜／ZSBJ12000030＿0150＿0／ESPL＞于是，自周赧王五十年始，秦大举攻韩，连续四年，先后攻占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少水湾）、高平（即向，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太行山以南的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并割断了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
韩在秦频频打击之下，领土日益缩小。至战国末期，领土只剩下阳翟附近十数邑，韩桓王虽有王名，实际上不过一小侯而已。魏国的状况与韩一样，在战国后期，领地只有大梁附近数十邑，不过秦的一郡。
（四）秦、楚之战楚在战国初期，为七强中领地最广大的国家，它"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泗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①＜／ZSBJ12000030＿0151＿0／ESPL＞。吞灭吴越以后，拓地东至海，掩有今湖北、湖南、安徽全部及四川、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之一部，号称富大。但楚国除悼王时用吴起变法，稍稍振作而外，长期走下坡路，直至灭于秦。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401 年），楚悼王即位。悼王时，楚连年与三晋交兵。公元前400 年，赵、魏、韩伐楚，至乘丘。公元前391 年，赵、魏、韩伐楚，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军。大梁从此落入魏国版图。楚悼王为改变楚国的不利形势，下令求贤。公元前390 年前后，吴起由于在魏国受到排斥，转而投奔楚国。悼王素闻吴起贤，先用为"苑守"。一年以后，任为令尹，主持变法大计。吴起针对楚国的"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等弊端，实行变法：①削减贵族的爵秩等级，平抑贵族的禄食费用，用节省的钱"砥砺甲兵"。②裁汰冗官冗员，减少百官禄秩，封君子孙传三世者，即收其爵禄，节省的钱也用来"奉选练之士"。③禁绝私门请托， 整顿楚国风俗等等。吴起的变法" 行之期年" ①＜／ZSBJ12000030＿0152＿0／ESPL＞，楚国开始强盛，于是南收扬越，北并陈蔡。但是，一则由于吴起变法时间短，二则由于反对变法的贵族势力强大。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吴起即被杀，新法亦夭折，所以成效并不显著。此后，楚国"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然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②＜／ZSBJ12000030＿0152＿1／ESPL＞因此，在秦、楚战争中，楚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秦国大规模进攻楚国，始于秦惠文王时。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赵、魏、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并由三晋出兵伐秦。
但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大败三晋联军。随后，秦采取了先制服韩、赵、魏，然后再回头制服楚国的战略。秦在具体制楚时，又采取了外交欺骗与军事进攻互相配合的方针。周赧王二年，秦派张仪赴楚，离间楚、齐关系，说楚如能"闭关绝约于齐"，秦则献"商淤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得土地，答应了秦的要求，与齐断了交。待楚孤立以后，张仪竟说原答应给楚国的土地仅是商於之地六里。楚怀王受了欺骗，愤怒地派屈匄率兵攻秦。而秦国早有军事进攻的准备，即命庶长章率兵迎击。
周赧王三年，秦、楚两军在华阳（今河南省陕县西丹水以北地区）
展开大战，秦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匄以下列侯及执珪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并乘胜攻取了楚国的汉中。华阳之败，使楚怀王更加愤怒，再次征发大军反攻秦国。秦、楚两军在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③＜／ZSBJ12000030＿0152＿2／ESPL＞举行大规模会战，楚又败于秦军。韩、魏两国联军也乘楚军之败南下攻楚，直攻到邓（今湖北省襄樊市北）。秦攻占了楚国的汉中以后，造成了关中与巴蜀联成一片的形势，国势更加强大。
秦昭襄王为专力进攻楚国，转而对韩、魏采取和平策略。周赧王十三年，秦昭襄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会见韩、魏之君，并归还了所占魏国的蒲阪，结好韩、魏。次年，即派庶长奂会同韩、魏联军大举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斩首二万，杀其将唐昧。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 年），秦派华阳君再次攻楚，杀楚将景缺，斩首三万。次年，秦又诱骗楚怀王入秦，并予以扣留。怀王被囚以后，客死秦国。楚国立太子横，是顷襄王。楚在秦的一再打击下，国力日益削弱。
周赧王三十五年，秦利用韩魏在伊阙战后国力尚未恢复，齐国正遭受燕国进攻，赵在秦将白起打击下，连失数城，仅能自保的大好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破楚入郢战役。秦兵分三路大举进击楚国。
秦将司马错率陇西之兵由蜀地攻克楚的黔中郡，然后分兵由巴郡东下，出巫峡攻击楚郢都西部地区。
另派一路由武关东下，攻击楚国的汉北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进入桐柏山。
次年，秦将白起统率汉北、上庸之军攻取了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县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在攻鄢战役中，白起采用水攻战术，引鄢水（又称蛮水）灌城，楚军民死伤数十万，损失惨重。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率三路大军合围楚郢都，楚军被歼，楚顷襄王夺路东逃，都城随之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楚国经此沉重打击，国势一蹶不振，再无力参与中原抗秦事业。秦国趁势兼并了楚西江、汉、湘、黔之地，在楚郢都设立南郡。
（五）秦、赵之战在秦国败韩、魏，破楚入郢以后，中原惟有北部的赵国保持着强大地位，成为秦东进中原的劲敌。秦、赵之战也就很难避免了。
赵国的强大始于武灵王（公元前326 年-公元前295 年在位）时，赵武灵王在周慎靓王三年曾参加韩、魏、燕、楚五国伐秦联军，被秦军击败。次年，赵、魏、韩三国攻秦，又被秦击败，赵损失八万人。同时，赵的北部、东北与西北部还常常受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为对付三胡和强大的秦国，赵武灵王下决心学习秦国变法图强。周赧王八年，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赵武灵王在大臣肥义等的支持下，说服叔父公子成，在国内变法易服，"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来，又破原阳改为"骑邑"。新法实行仅短短几年，赵国人民就练成个个矫捷善射的骑手。
于是，自周赧王九年起，赵武灵王即统率精兵大举进攻中山，经过五年苦战，终于灭掉中山。
接着，赵国向北击败林胡、楼烦，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掩有今漠南之地。自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后，赵遂称强于北方，成为列国中的一支劲旅。
周赧王十六年，赵武灵王自号主父，传位于太子何，是为赵惠文王。
惠文王时，赵武灵王曾亲自伪装成使者，入秦探察虚实，准备拟定对付秦国的计划。不幸的是，周赧王二十年，武灵王死于公子章之乱，使赵国抗秦的计划未能实施。
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他重用名相蔺相如，名将廉颇、赵奢，国富民强，保持了赵的强国地位。周赧王三十二年，廉颇率兵攻取齐的昔阳（今河北晋县西北）。三年后，赵奢又攻取了齐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周赧王三十九年，廉颇攻占了魏国的几（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次年又攻克了魏的防陵、安阳（今河南安阳县西）。二年以后，赵将燕周攻占了齐的昌城（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和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战国策·赵策三》说："今赵万乘之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观之，赵于天下不轻。"《战国策》此言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山东六国中，赵确实是秦东进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派重兵奇袭邯郸西方门户阏与。赵惠文王派赵奢率兵前去援救。老将赵奢采用欺敌之计，伪装畏惧秦军，出邯郸30 里安营，但令士卒增筑营垒，准备固守，不准谈论进兵，麻痹秦军。当得知秦军果然中计，麻痹轻敌时，赵奢命令全军以两天一夜的功夫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筑成军垒。秦军见赵军突至，仓猝出战。赵奢命赵军厚结阵势，并派一万人抢先攻占北山，居高临下，大败秦军，解除了阏与之围。
次年，秦派中更胡伤再攻阏与，仍未攻克，无功而还。阏与之败是秦东进以来首次遭到的大败，秦军锋芒受到挫折。
秦昭襄王见两次未能攻下阏与，就采纳范雎"远交近攻"的建议，改变了直攻赵国的战略，转而先略定韩、魏，做为攻赵的准备。
周赧王四十七年，秦派五大夫绾伐魏，夺取了魏的怀邑（今河南武陵县），略定了南阳地区。接着于周赧王五十年攻取韩的少曲、高平。
次年，秦将白起攻取了韩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又次年，攻取了韩的南阳（今太行山以南地区）。到周赧王五十三年，白起再夺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把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切断了。
韩上党守冯亭率上党投降赵国。赵派大将廉颇去防守。廉颇未至，秦军已攻克上党。廉颇便依据险阻扼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将王龁攻击长平。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
廉颇是员老将，战斗经验丰富，他率军扼守险要。王龁军猛攻赵军前垒，赵军损失一裨将与四尉，但主力军仍坚壁固守。尽管秦军一再挑战侵扰，并攻陷赵军几个前垒，杀了二尉，但赵军主力仍坚守不出，秦军无法进展。两军对峙三年，不分胜败。
秦见廉颇坚守不出，苦无破赵之计，遂派人至赵行反间计。扬言说："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与，且将降秦矣。"赵孝成王也认为廉颇坚壁不出是畏敌，又责备他损失了一些兵力，准备改用赵括取代廉颇。蔺相如进谏说："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不可用为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见赵王欲用赵括，连忙上书反对，也说赵括不可用。但赵王执意不从，把他派到了长平。
秦王听到赵任用赵括为将的消息，就暗地里委任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传令军中有敢泄露白起为将的机密者，斩首。
周赧王五十五年七月，赵括来到长平前线。他改变廉颇的部署，更换将吏，率兵出击秦军。秦将白起采取诱敌之计，佯装败走，而组成二支奇兵从后劫击赵兵。赵括见秦军退却以为败走，遂乘胜进击秦军壁垒，而秦垒坚固，赵军无法攻入。秦国奇兵25000 人趁势切断了赵军后路，又一支奇兵5000 骑把赵军截为两部，阻绝了赵军粮道。白起派轻兵袭击赵军，赵军接战不利，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只好筑垒坚守，等待救援。秦昭襄王得到赵军被围的报告，亲自来到河内，下令赐民爵各一级，征发15 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长平，参加堵截赵救兵和粮食的战斗。
到九月，赵军被围困已经46 天，疲乏饥饿，甚至出现了内部互相杀食的惨剧，就分兵为四队，轮番向秦兵冲击，仍然无法突围。赵括亲率锐卒搏击，被秦兵射杀。赵军大败，40 万士卒降秦。白起仅释放了240名年幼战俘，把其余40 余万赵国降卒全部用欺诈手段活埋。长平一战，赵国前后损失兵力达45 万余人，国力大大削弱。从此在东方六国中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单独抗击秦兵的力量，这就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白起歼灭赵军后，十月，命司马梗北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县），命王龁攻武安和皮牢（今山西和顺县），亲率主力略定上党地区，准备乘胜攻击赵都邯郸。赵国派人向秦相范雎游说，请求退兵。范雎也忌妒白起的功劳，向秦王进言说：秦兵已经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休息士兵吧。秦王遂命秦兵从太原退守上党。白起因此未能获得灭赵大功，所以怨恨范雎，两人产生了隔阂。秦国没能乘长平之胜攻灭赵国，并造成将、相分裂，这是它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损失。而赵国则得到喘息的机会，一方面整顿战备，一方面建立了合纵御秦的阵线。
周赧王五十六年九月，秦再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由上党进攻邯郸。因赵已有准备，所以王陵屡战失利，直至第二年正月，仍无进展。
秦派兵增援，又伤亡4000 多人。秦昭襄王想重新任用白起为将，白起托病坚辞不出。昭襄王就命王龁代替王陵。范雎又推荐知交郑平安为进攻邯郸主帅。但在赵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秦军进展仍不顺利。
邯郸被围之后，赵曾派人向楚、魏求救。公元前257 年，楚、魏谋救赵国。楚王派春申君救赵，魏安■王也派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魏又害怕秦国势力，所以脚踩两只船，命晋鄙军驻扎在汤阴观望。魏相信陵君公子无忌为救赵国，设法盗窃了魏王虎符，假传君命，令勇士椎杀晋鄙，夺取了魏军指挥权。他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同时楚春申君也命景阳率军赶到。在赵、魏、楚三军的夹击下，秦军王龁部大败，引兵西退。其后军郑安平部二万人被赵军围住，郑安平被迫率部降赵。
赵乘胜夺回太原及上党附近诸地。这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
秦在邯郸之战中的失败，使其在中原的威望大为下降，赵、魏、楚诸国仰赖此役挽回了一些颓势。中原诸侯合纵呼声再起，遂有后来信陵君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伐秦之举。但因列国勾心斗角，互不信任，而且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形成，所以诸国的合纵御秦战略终成泡影，惟有苟且偷生，一任秦国宰割了。
（六）齐、燕之战齐、燕是接壤的两个大国，齐在今山东偏北的大部和河北东南部。
燕国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山西东北角。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 年），正当秦国势力向东发展，公孙衍在山东倡议六国合纵御秦的时候，齐、燕两国竟置合纵大计于不顾，在北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和拚杀。这就是齐宣王破燕和燕昭王破齐之战。
1. 齐宣王破燕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 年），燕易王死，子哙立。燕王哙昏庸无能，燕相子之专权。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 年），燕王哙在鹿毛寿和苏代的劝告下，主动让位于子之。子之当国三年，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发动兵变谋攻子之。燕国大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市被及太子平战死。公元前314 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命匡章率"五都之兵"
及"北地之众"攻进燕国，仅50 天就攻下燕国的都城，燕王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为肉酱。燕国在七国中力量本就较弱，经此打击，势力更为削弱。齐军入燕后，残暴对待燕国人民，引起燕国人民反抗。二年后，齐军被迫撤退。
中山国也乘机攻击燕国，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中山王■命司马■率三军攻进燕国，"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①＜／ZSBJ12000030＿0159＿0／ESPL＞。
赵武灵王听说燕国大乱，从韩国召来燕公子职，立为燕昭王，派乐池送回燕国。
2. 燕昭王破齐周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昭王发誓向齐国报仇雪恨，卑身厚币以招揽贤才。郭隗虽才能平庸，但他师事郭隗，为其筑宫室而居。一时，天下贤士争相赴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苏秦自东周来归。
燕昭王尊重贤才，一一委以重任。命乐毅为亚卿，派苏秦为使者，奔走于齐、赵、魏国之间。昭王与苏秦密计复兴燕国的外交方略：联赵抗齐。苏秦衔命在齐、赵间游说，主要目的在于破坏齐、赵关系，防止齐国攻燕。苏秦又劝说齐攻宋国，让齐国四面树敌，以造成"弱燕敌强齐"的局势，为着洗雪国耻，昭王伪装屈从齐国，当齐攻宋时，燕派将军张■带兵二万，接受齐军指挥。张■被齐湣王杀死，燕昭王连忙向齐国谢罪。
周赧王二十九年，齐攻灭宋国，拓地至淮北。而这就危害了韩、魏、赵和秦国的利益。于是，以秦为首的赵、魏、韩四国形成了对付齐国的联盟。这正是燕国多年以来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燕昭王继位后，即"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燕策一》）。
经过28 年的努力，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国内条件已经成熟。
现在，四国倡议伐齐，燕国正求之不得。所以在赵的拉拢下，燕国参加了五国联军，并成为联军的主力。
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征发全国军队，命乐毅为上将军，出兵伐齐。秦派尉斯离率兵和韩、赵、魏三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即统率五国联军攻齐。齐国任命触子为将军，统率所征发的全国士卒迎战。两军战于济西，齐军统帅触子临阵逃亡，齐军大败。齐将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在秦周（今山东临淄雍门以西）之战中，齐军大败，达子战死。于是，乐毅遣回秦、韩二国军队，分魏军进攻齐占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逃经卫、邹、鲁，而后到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而自己又被齐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到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县东），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进兵，要求部下"修整燕军，禁止侵掠"，并将燕兵分为五路：左军略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经过6 个月战斗，攻下齐城70 余座，皆划为燕国郡县。齐城所未攻下者，仅即墨和莒二城而已。
周赧王三十三年，乐毅合并右军、前军包围莒邑；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邑人共推田单为将，率兵民抗击燕军。乐毅见包围两城经年不下，遂下令军队后退九里筑垒围困。乐毅为威服二城人心，下令不得俘获出城之人，赈济贫困者，让城内人民"各复旧县，以安其心"。又经三年，即墨、莒仍未攻克。周赧王三十七年，燕昭王死去，惠王即位，惠王做太子时不喜欢乐毅，齐国乘机进行反间说："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 唯恐他将之来。" ①＜／ZSBJ12000030＿0161＿0／ESPL＞燕惠王猜疑乐毅，遂令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逃亡到赵国。
骑劫远不是田单的对手。田单诈言齐士卒害怕割鼻子、掘祖宗坟墓。
骑劫即令燕军割齐俘之鼻和挖掘齐人坟墓。结果反而使齐人民愤怒，誓欲死战。田单又欺骗燕军，假意约期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更加放松了战备。于是田单收城中牛千余头，披上缯衣，上画五彩龙文，在牛角上绑缚尖刀，在牛尾系上油脂苇束。反攻之夜，把城墙掘开数十穴，燃着牛尾，纵牛出城，选5000 士兵随其后冲入燕营。燕军见牛披龙文，尾燃烈焰，触人即死，以为神兵。更兼即墨城上战鼓、金铎，响声震天，燕军斗志全无，大败而走。骑劫被齐兵杀死，田单乘势追逐燕军至河上，将沦陷的70 余城皆尽收复。田单遂迎齐襄王（湣王子法章）回到临淄。
襄王以功封田单为安平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的故事。
齐在战胜魏国以后，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与秦并称东、西帝。但就实力而论，齐并不具备灭掉燕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齐宣王伐燕虽然五旬而举，但欲并吞燕国领地则招致了失败。燕昭王发奋图强，谋划洗雪国耻，经过28 年的努力，终于破齐。同样，燕也不具备吞掉齐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乐毅未获灭齐全功，而骑劫又终以失败而告终。燕国从此再没有辉煌的举动。齐虽然收复了失地，但从此也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国争锋。
（七）秦北灭义渠、南并巴蜀之战义渠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是西戎中较强大的一支，经常与秦发生冲突。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35 年），义渠曾在洛水流域打败秦军。四年后，义渠因发生内乱，国力不振，秦庶长操率兵前去平定。周显王四十二年，义渠臣服了秦。秦对义渠的态度是："中国"无事于秦，秦就向义渠拓地烧荒，进行劫掠。"中国"有事于秦，秦就向义渠出使纳币进行抚慰。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 年），秦大举进攻义渠，攻到郁郅（今陕西省庄阳东）。二年以后，韩、魏、赵等五国攻秦，秦就送给义渠君"文绣千匹，好女百人"，进行拉拢。但义渠君识破了秦国的手段，并不买账，乘势起兵袭秦，在李帛大败秦军，至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 年），秦在击败韩、赵、魏、燕、齐以后，又回头大举攻击义渠，夺取了义渠25 城，向西北扩充了势力。
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襄王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接着起兵攻灭义渠，尽并其土地，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巴、蜀与秦接壤，在秦国西南部、物产丰富，是块富庶之地。秦惠文王时，为了向外开拓，张仪和司马错就秦军战略打击方向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张仪主张攻伐韩国与周，司马错主张攻击巴蜀。他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 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 诸侯不以为贪。" ①＜／ZSBJ12000030＿0163＿0／ESPL＞如果得到巴、蜀，可以从水路通楚，是"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②＜／ZSBJ12000030＿0163＿1／ESPL＞。惠文王从其计。这时正逢蜀国与巴、苴二国交战，苴侯向秦求救。秦惠文王遂于周慎靓王五年派张仪、司马错和都尉墨率兵经石牛道入蜀，蜀王率兵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迎击秦军。秦大败蜀军，杀死蜀王，灭掉蜀国。张仪、司马错乘胜进兵，又攻灭巴国和苴国，俘虏巴王。
秦并巴、蜀以后，没设郡县，而是实行羁縻政策。"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③＜／ZSBJ12000030＿0163＿2／ESPL＞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又封公子通为蜀侯。三年后，蜀相陈庄杀蜀侯。次年，秦武王派甘茂入蜀，杀陈庄。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封子辉为蜀侯。七年后，蜀侯子辉反秦。秦昭襄王再派司马错入蜀，杀蜀臣郎中令婴等27 人，子辉自杀。次年，秦昭襄王又封辉子绾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秦又杀死蜀侯绾。从此结束羁縻政策，在蜀地设蜀郡，任张若为蜀郡守，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北灭义渠，南灭巴蜀，有了一个既富庶又巩固的后方。不但秦兵东进不再有后顾之忧，而且雄踞汉水和长江上游，顺流而东，可以威胁楚国，造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又一有利条件。
（八）秦灭六国秦自孝公发奋图强，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益增强。孝公之世，商鞅即伐魏而取河西之地，又夺取楚的武关，掩有关中全域。"孝公既殁，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①＜／ZSBJ12000030＿0164＿0／ESPL＞已掩有大半个中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公元前247 年，秦庄襄王死，太子立，是为秦王政。秦王政初年，吕不韦执政。吕不韦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国势已达于极盛，时刻策划吞并六国。公元前237 年，秦王政罢黜吕不韦，亲自执政，信用客卿李斯。李斯也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向秦王政进献灭六国的大计说："今诸侯服秦，譬如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②＜／ZSBJ12000030＿0164＿1／ESPL＞秦王政做为一代英主，接受了李斯建议，开始规划进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1. 秦灭赵公元前236 年，正当赵、燕发生战争，赵将庞煖带兵攻燕时，秦王政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yǐ，音椅）率两路秦军攻赵。第一路由王翦统率，经由上党，攻克阙与和橑阳（今山西左权县）。第二路由桓■统率，攻取了赵国河间六城，接着又攻取了邺（今河北磁县南业镇）、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两城。赵军也分两路迎击：西路李牧抗击王翦，东路扈辄抗击桓■。两军形成僵持局面，旋即罢兵休战。次年，赵悼襄王死，子迁立，为幽缪王，是位昏愦的君主。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 年），秦桓■由南路迂回到扈辄侧翼，攻击邯郸东南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杀了赵将扈辄。赵王乃派李牧南下，进行反攻。李牧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和肥（今河北晋县西）两地展开激战，李牧大败秦军，桓■逃到燕国①＜／ZSBJ12000030＿0165＿0／ESPL＞。李牧因功受封武安君。公元前232 年，秦王翦再次领兵伐赵，由太原进攻井陉关，并攻击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李牧率军阻击，秦兵无法突破山隘，双方遂罢兵。
公元前229 年，赵国发生旱灾，秦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主力军由井陉关直攻邯郸北部地区，杨端和率河内军进围邯郸。赵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秦军受阻，无法突破赵军防线。于是，秦国展开外交活动，大搞离间计，派人贿赂赵国权臣郭开，诬陷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昏庸，不辨是非，杀掉李牧，用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为将。秦国取得了战场上未能取得的胜利。次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秦军攻陷邯郸，俘虏赵王迁，赵灭亡。秦在邯郸建立邯郸郡。
赵公子嘉率亲族数百人逃亡到代郡（今山西恒山以北地区），自立为代王。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贲领兵伐代，虏代王嘉，灭代。
2. 秦灭韩秦王政十一年，正当秦倾全力伐赵时，仅有都城阳翟附近十数城的韩国慑于秦之声威，于秦王政十四年派韩非为使者纳地奉金向秦请降。
公元前231 年，秦王政派内史腾到韩国受降，虏韩王安归秦，把韩地划为颍川郡，韩灭亡。公元前226 年，韩国旧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秦平叛后，将韩王安处死。
3. 秦灭燕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灭赵后，准备率兵攻燕，大军屯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国形势危急。燕太子丹募得壮士荆轲，委为使者，带上秦国追讨的逃亡将军樊于期（即桓■）的头颅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新城等地）的地图，佯装请求"举国为内臣"。实则意欲劫持秦王政，逼他交还历年所侵诸侯土地，不然就杀死他，制造混乱。荆轲在秦廷借展开地图之机，把持秦王衣袖以匕首劫持秦王。秦王惊起，袖断走脱。荆轲掷匕首击秦王不中，被捕获肢解而死。秦王大怒，次年派王翦、辛胜率大军攻燕。燕、代两国出兵抵御，在易水西被秦兵击溃。是年冬，王翦大军继续北进，攻克燕国都城蓟。燕王喜与太子丹东逃到辽东。秦将李信率兵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向秦军求和。秦军停止追击，转而向南击楚。公元前222 年，秦灭楚后，又派王贲率兵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4. 秦灭魏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伐魏，包围魏都大梁。大梁城垣坚固，屡攻不下。王贲乃引黄河、大沟之水灌大梁。经三个月，大梁城崩坏，魏王假出降。王贲杀魏王，灭魏。秦在魏国东地设砀郡。
5. 秦灭楚秦破灭赵、韩、魏、燕四国以后，中原北部局势已定，于是掉转矛头南下攻楚。
公元前225 年，秦王政欲灭楚，问青年将领李信伐楚需要多少兵力，李信答需20 万。秦王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则说非60 万人不可。秦王政以为王翦已老，李信"果断壮勇"，遂命李信及蒙恬为将，率20 万大军伐楚。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蒙恬攻舆（今河南沈丘县南），大败楚军。李信又破鄢郢，在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会合蒙恬军。
楚将项燕乘秦军战胜后放松戒备，跟踪反击，"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①＜／ZSBJ12000030＿0167＿0／ESPL＞秦军损失惨重，退出楚境。次年，项燕拥立昌文君为楚王，在淮南反秦。本来，楚国已同秦约定，献长沙以西土地求和，现在乘胜向秦南郡进攻。
秦王见李信大败，亲自到频阳（今陕西富平县）请已告老还乡的老将王翦复出，率60 万大军，以楚背约为借口，大举伐楚。公元前224 年，王翦率军到达陈地以南的平舆一线，即停止前进，构筑堡垒，坚壁不战。楚将项燕也坚守不战，但楚王负刍数遣使令楚军出战，项燕被迫屡攻秦垒不破，乃引军东去。王翦下令追击，大败楚军，在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杀楚将项燕。接着，王翦令秦将蒙武率兵略定楚淮北，而自率大军直捣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公元前222 年，王翦陆续平定了楚国江南地，降服了百越，在楚地设置九江、鄣、会稽三郡，楚国灭亡。
6. 秦灭齐齐作为东方大国，其时是齐王建在位。他是位昏庸的君主，在秦"远交近攻"政策的影响下，坐视秦翦灭赵、韩、魏、燕、楚五国，既不救援各国，也不修战备自强。公元前222 年，秦既灭楚，又转向北击灭燕代。次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入齐，大举进攻临淄。齐王建听信齐相后胜计，不战而降，秦虏齐王建。王贲分兵略定齐地，齐灭亡。
秦自王政即位后，君臣即筹划统一天下大计。秦王政亲政以后，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20 年的努力，终于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秦的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旧的奴隶制度的解体和新的封建制度的诞生。从此，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东方出现了。
六、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战国是个大变革的社会，随着列国大规模变法运动的进行，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国变法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所以战国军事制度变化的特点，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军制的解体和封建制军制的诞生。这一变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常备军的出现春秋军制的特点，一是"兵农合一"，二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是由古老的村社制和井田制决定的。但战国时由于列国普遍实行的变法运动摧毁了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了"兵农合一"的社会基础，因而导致了"兵农合一"为基础的兵役制度的改变。
这个变化首先是由秦国开始的。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①＜／ZSBJ12000030＿0169＿0／ESPL＞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商鞅又"集小乡、邑，聚为大县"②＜／ZSBJ12000030＿0169＿1／ESPL＞，以新的行政编制取代了旧的村庄体制。随着新的行政编制的出现，春秋时的国野界限完全泯灭了。于是，一种在新的国家授田制和行政编制上的军赋制度诞生了。《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十四年："初为赋。"《索隐》引谯周说："初为军赋也。"所谓"初为军赋"，与过去"因井田而制军赋"不同，是一种按户数按人口而征收的军赋。亦即秦墓竹简所说的"户赋"。以这种军赋为基础的兵役制度，是一种普遍兵役制。据《汉书·食货志》说是每一名到法定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二年，即一年为正卒，"给中都官"。一年当戍卒，戍守边疆，曰屯戍。又据《秦简·秦律杂抄》有罚服徭役，戍边四年的，可见服役期限可以超过一年。据《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29 岁的喜在秦王政"十三年，从军"。这就是依法服兵役。"屯戍"在《秦简·除吏律》中又曰"徭戍"。这种依法应征的"正卒"和"戍卒"已不再是民兵而是常备军。表明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在新的具有封建性的授田民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新的行政编制为单位，实行了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这种制度是与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根本不同的。
秦国的普遍兵役制是比较典型的。山东六国的情况虽因史料的缺失，没有秦国记载的这样典型，但它们在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的基础上，都实行了新的普遍兵役制，则是没有问题的。据《商君书·徕民篇》说，商鞅变法以后，在韩、魏、赵三国出现了大批上无户口、下无田宅的贫苦农民，这证明在三晋，井田制和村社制已均告瓦解。据《管子·问篇》，战国时期齐国也出现了一批"未有田宅者"、"债而食者"的农户，这是齐国井田制和村社制破坏的标志。孟子向齐宣王宣传的明君要"制民之产"，实即要恢复井田制①＜／ZSBJ12000030＿0170＿0／ESPL＞。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追述了一番井田制的优越性。这一切说明在战国中期以后，井田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兵役的负担就不能再与土地制联系在一起了，转而以户和人口为单位来计算。
凡是适龄的男子都在可征发之列。兵役不再是一部分人独占的权利，而成为全民应尽的义务。可见，由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兵农合一"制度向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的转变，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它是构成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普遍兵役制的出现是与封建军制的诞生相联系的。
普遍兵役制的特点是全部适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齐临淄有七万户，每户有三名男子可供征发当兵，一役可以发兵21 万，这当然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魏策三》说："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魏国的"百县"，可以征发30 万胜兵，这当然也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东周策》说韩国："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楚策二》说楚国东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战国策·赵策二》说赵武灵王"变籍而弃经"，大胆"破原阳以为骑邑，"等，说的也都是普遍兵役制。
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所征发的军队已经是具有职业化性质的常备军，而不再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它征发的范围也突破了国人的小圈子而扩大到了全民。因此，这种兵役制度能组织成庞大的军队，以适应当时各种战争形势的需要。据《战国策》所说，七国兵力如下：秦：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齐：带甲数十万。
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魏：武力20 万，苍头20 万，奋击20 万，厮徒十万，车600 乘，骑5000 匹。
韩：卒30 万，除守徼、亭、鄣、塞，见卒20 万。
燕：带甲数10 万，车700 乘，骑6000 匹。
当然，《战国策》的记载为纵横家言，其中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是，它可以说明列国当时无不实行普遍兵役制。而依这种制度，列国可以征发境内所有适龄男子当兵。
战国时征兵的年龄界限也较春秋时期相应扩大了。春秋时男子长到"七尺"，即20 岁左右，才开始服兵役。但战国时期，因战争频仍，军队人数激增，所以一些国家把服兵役的年龄提前到16、17 岁。《秦简·编年纪》载喜17 岁即"傅"。这个"傅"，就是服徭役。而当时服徭役与服兵役的年龄界限是一致的。当战争紧急时，列国甚至征发年14、15 岁的成童上阵。如长平之战时，秦曾"发年15 以上悉诣长平"。在燕、赵战争中，赵曾征召"未壮"的"孤儿"组成童子军，迎击燕军①＜／ZSBJ12000030＿0172＿0／ESPL＞。楚国东地大司马昭常曾发"悉五尺至六十， 三十余万" 抵御齐军。" 五尺" 就是15 岁左右的成童②＜／ZSBJ12000030＿0172＿1／ESPL＞。列国征召全部丁壮，甚至成童服兵役，以起倾国之师，体现了普遍兵役制的优越性。
在丁壮之外，由于战争需要，列国往往还征发妇女老弱。据《商君书·境内》篇说，秦国就曾将四境之内的男女都登记入军籍。又据同书《兵守》篇说，壮男编为一军，壮女编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编为一军。壮男之军主要从事战斗，壮女之军主要从事构筑工事，辅助作战。老弱之军负责放牧牛马，供给粮草。
齐、赵诸国甚至有妇女、老弱从事战斗的事例。公元前279 年，齐将田单在防守即墨时，就曾把"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使老弱女子乘城"。当他纵火牛攻击燕将骑劫时，老弱又"击铜鼓"
①＜／ZSBJ12000030＿0173＿0／ESPL＞助战，声动天地，大破燕军。公元前259年，秦攻赵国邯郸，平原君赵胜亦"令夫人编入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以飨士"②＜／ZSBJ12000030＿0173＿1／ESPL＞。田单、赵胜是二位贵族，其妻、妾尚编入行伍，一般平民家庭的妇女，则可想而知了。
据《墨子·备城门》、《号令》、《旗帜》、《备穴》诸篇，战国时期列国用妇女老弱乘城防守，充当军中役徒，乃至直接参加战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列国的普遍兵役制能够动员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从而保证了常备军组织所需要的兵员。
（二）将、相分离--职业军官的出现职业军官的出现是中国军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春秋以前，由于实行民兵制度，卿与将职责不分，卿是将，将也是卿，平日理政是为卿，战时统兵即为将。平日的各级乡官，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如春秋时晋国的执政卿，战时也就是中军统帅。楚国的令尹平时是最高行政官，战时也统帅军队。齐国的国、高二子平日为上卿，战时即分别为一军统帅。童书业先生指出的" 春秋以上， 贵族文武不分职" ①＜／ZSBJ12000030＿0174＿0／ESPL＞，是很有见地的。
由于春秋以前将相不分，文武不分，所以春秋以前的教育也文、武并重。主要教育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是文化教育，而射、御则是军事教育。
到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要求有一批具有军事专长的人来担任各级将官，并要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寓将于卿"的制度始渐趋瓦解，文、武官职从此渐次分离，产生出职业军官。《尉缭子·原官》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反映了战国时期列国官僚机构的特点。
以"将军"为代表职业军官队伍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将军"一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②＜／ZSBJ12000030＿0174＿1／ESPL＞，是由晋国的"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的三位军将简化来的。后来，"将军"一名就成了统帅军队者的专业名称。"将军"有时单称"将"，是一军的将领。在春秋以前将军皆由命卿来担任。
在战国初期这种将、相分离的制度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确切地说，在列国变法以后，将相分离的趋势则加强了，而且列国普遍设立了"将军"一职。
秦国，魏冉、白起、王翦、王龁、李信、王贲曾先后为"将军"，白起还做过"上将军"。齐国，有将军田忌、田婴、田单。赵国，有大将军廉颇、李牧，将军赵奢、乐乘、司马尚。魏国，有上将军太子申、将军庞涓、晋鄙。韩国，有将军韩举、■、中差。燕国，有上将军乐毅、将军市被、骑劫、栗腹、秦卿等。
楚国官制别具一格，其统兵之将称"柱国"或"上柱国"，而不称将军。柱国的地位仅次于令尹。杨宽先生说："战国时代楚国柱国的职位相当于他国的将军。"①＜／ZSBJ12000030＿0175＿0／ESPL＞至于《史记·楚世家》所说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是以他国制度比附而言的。
"将军"一词，实有两种涵义：其一指三军统帅，位高权重，所以又称"大将军"或"上将军"。其二指一般军事将领，如将军市被、将军司马尚等。在一国之中，大将军的地位仅次于相，是最高武职人员，是王的左右手。在军中，大将军地位最高，是三军统帅。在大将之下设副将，是大将的助手，亦曰"裨将"。在长平之战中，秦王即以"白起为上将军，而以王龁为尉裨将。"裨将以下又有"左右将"，是左右各军的将。《尉缭子·束伍令》说，"左右将得诛万人之将。"说明左右将之下还有"万人之将"，再以下是千人之将、佰长（即百夫长）、什长、伍长等。
由上至大将下至伍长所组成的一支庞大的军官队伍，与《周礼》所说春秋时代的"军将、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旧军官已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批专门化的职业军官，而后者则是临时性的军官，他们本为政府和村社的各级行政长官，一身兼备文、武二职。
在战国时，"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②＜／ZSBJ12000030＿0175＿1／ESPL＞军、政基本上分家了。大将、裨将，由国君亲自任命，直接对国君负责。大将受命后，军中一切号令皆由大将指挥。新的军官系统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军官多从立有军功的行伍中选拔，它与春秋以前军官多由乡官或贵胄子弟担任有了重要区别。所以职业军官的出现，是与新的军事制度相联系的，它标志着旧的"寓将于卿"制度的瓦解。
当然，战国时的将、相分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它不可能是完善的，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如秦国的庶长、大良造等爵秩，就既管理政务，也可以被任命为统军将领，率军作战。商鞅在任大良造时，就既主持变法大时，又统兵攻打过魏国。至于列国的地方长官，则大多数仍文、武不分。如魏吴起任西河守，就兼管军政、民事，使"秦兵不敢东乡"。
余如齐国的檀子、盼子、黔夫等地方官，也都兼管文、武二事。
（三）春秋战国间军事训练制度的变化春秋时代军事训练制度的特点是在农闲时进行，名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种与田猎结合在一起的训练形式，又称为"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是殷周时代传统的军事训练方式。在旧时的军事训练中，以"冬狩"最为隆重，时间也最长，因而这种制度又被称为是"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每隔三年，必有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叫做"三年而治兵"。这种训练方式是由军事制度所具有的"兵农合一"性质决定的，也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战国时期，由于常备军的出现，经常化的军事训练已被列入军队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所以"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古老训练方式宣告中止。
旧的军事训练由司马和各级村社组织实施，通过"蒐狩"活动，采用集团方式训练。而新的军事训练则是在各级军官的指挥下进行，抛弃了"蒐狩"活动的形式，直接按军事编制系统进行。"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卒长教成，合之佰长。佰长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 合之裨将。裨将教成， 合之大将。" ①＜／ZSBJ12000030＿0177＿0／ESPL＞这是一种分级训练方式，即先由"什伍"
等基层单位开始，然后逐次提高，直到全军。分级训练在军营中进行，最后才"合之大将"，进行全军训练，陈三军于"中野"，从事实战演习，称为"教成试之以阅"②＜／ZSBJ12000030＿0177＿1／ESPL＞。
经常性的专门训练，使列国培养出的士兵各具特色，战斗力很强。
荀子说："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锱金。""技击"即武艺，齐国的士卒个人技艺很高。但齐国的技击之士，不如魏的"武卒"。魏国的武卒，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轴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而魏国的武卒还抵不住秦国的"锐士"。"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③＜／ZSBJ12000030＿0177＿2／ESPL＞秦国勇猛顽强、天下无双的锐士，是经过更加"酷烈"的方式训练出来的。
军事训练的经常化为选拔勇士作突击部队的作战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战国时列国在军中都要建立突击部队。《吴子兵法·料敌》称他们为军中的"虎贲之士"。《孙膑兵法·威王问》把他们称为"选卒之士"。《吕氏春秋·简选》称他们为"选练角材"。列国的突击部队无不是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主力军，身系战争胜负之任，所以被称作"军命"④＜／ZSBJ12000030＿0177＿3／ESPL＞。他们自然都是由经常化的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
战国军阵的复杂化也要求军事训练的经常化。战国时的军阵已相当复杂，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各种形式。并且每一处军阵又有"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①＜／ZSBJ12000030＿0178＿0／ESPL＞等多种变化。士卒只有熟练掌握军阵阵法，才能执戈上阵，从事战斗。如果士卒缺乏训练，不掌握军阵作战的技能，是注定会吃败仗的。
战国的军阵训练是相当严格的。首先，它要求士卒能够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和高山、大川等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不论敌人布下方阵、圆阵、斜阵，都要勇于去争取胜利。不论敌人在山、在渊，都能敢上敢下去攻击，"求敌，若求亡子"②＜／ZSBJ12000030＿0178＿1／ESPL＞。其次，它要求战士熟悉军中的各种号令，掌握各种战斗动作。作到"出卒陈兵有常令， 行伍疏数有常法， 先后之次有适宜" ③＜／ZSBJ12000030＿0178＿2／ESPL＞。在战斗时"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利。
战国时期军事训练的经常化，还促进了一些军事体育活动的发展，如"技击"、"角力"、"蹴鞠"、"扛鼎"等，培养出了像乌获、孟贲、任鄙这样一批勇士，也训练出了新的骑兵、弩兵等技术兵种。而这一切，都是旧的、"农隙讲事"的训练方式所办不到的。
（四）城邑和关塞要津的设防春秋以前，列国除国都以外，一般城邑和关隘要津多不设防。这从军事上说，主要是由当时的民兵性质决定的。如秦穆公袭郑，从华阳（今陕西华阳县东南）出兵，一路经过函谷关（今河南宝灵县东北），二崤山（今河南济宁县西北。崤山有二：曰东崤、西崤）、环辕、伊阙，而后到河南偃师，行程二千余里，途中遇到郑商人弦高始被发觉，所有周、晋的关隘要道均无兵防守，就是很好的一例。
但是，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繁和常备军的出现，过去那种"津梁未发，城险未修，渠答未张"①＜／ZSBJ12000030＿0179＿0／ESPL＞的情况已成为历史了。
战国时的城邑一般都驻有重兵。据《商君书》、《战国纵横家书》、《尉缭子》等，一个万家之邑或百丈、千丈之城，即有一万战士防守。
如遇敌人来攻，还要动员全城男女老弱上城助守。
设防的城市，城墙要修得"厚以高，壕池深以广"。城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一个候楼，既是守城的屏障，又便于监视敌人。各设防的城市应能独立作战，又应互相支援，做到内有坚守之兵，外有救援之军。
"关梁"，在春秋以前本是阻绝交通、雍塞道路的障碍，而战国时却忽然发现是"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盐铁论·险固篇》说："诸侯之有关梁。。盖自战国始也。"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统计，七强的主要关梁达四十余处。如秦的商、洛、殽、函，楚的巫山、方城，齐、赵的常山、河、漳，韩的巩、洛、成皋、商阪之塞等。魏在七强中无"名山大川之限"，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被人看作是"四分五裂之道"。总之，战国时"备边境，充要塞，谨关梁，塞蹊径"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列国还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驻兵御敌。
楚国的长城号曰方城，以鲁关（今河南鲁山县鲁阳关）为中心向东经犨县（今鲁山县东南），到达瀙水，折向东南，到达沘阳（今河南泌阳县），由鲁关向西，东北连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县南），南向达穰县（今河南邓县）①＜／ZSBJ12000030＿0180＿0／ESPL＞。特点是东西两面有城，南北与山连接，故号曰"方城"。
齐国的长城规模也很大。《齐记》说："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 东至海， 西至济州， 千余里， 以备楚。" ②＜／ZSBJ12000030＿0180＿1／ESPL＞据杨宽先生考证，它起于平阴县的防门，东向经五道岭，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经历泰沂山区，一直到胶南县小朱山入海。
魏国的长城有二条。一条在西北，南起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经渭水、洛水，北到上郡（今陕西北）与秦接壤之地。另一条在魏国西南部，起于卷（今河南原阳县西），经阳武（今原阳县东南），折向西南， 到达密（ 今河南密县西北） ， 全长六百余里③＜／ZSBJ12000030＿0180＿2／ESPL＞。
燕的长城有南北两条。南长城称易水长城，按易水走向，西起河北易县，东到文安，长达五百余里。北长城西起造阳（在上谷，今属内蒙赤峰市），东至辽宁襄平（今辽宁辽阳），蜿蜒2000 余里。
赵国也有南北两条长城。南长城在漳水以北，赵南界，大体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经今磁县，到今肥乡县南。主要用于防御魏、秦。北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经云中、雁门，西北折入阴，至高阙（今内蒙乌拉与狼山之间的缺口），全长1300 里，主要防御燕和三胡。
秦的长城在西北境，主要防御胡人。据杨宽先生说它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今渭源县北，又西北到古狄道（今甘肃临洮），又北到今皋兰， 经兰州市东北行， 入于今宁夏①＜／ZSBJ12000030＿0181＿0／ESPL＞。
除七强而外，位于今河北中部的中山国也筑有长城。罗哲文先生说："中山长城的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纵贯恒山，从太行山南下，经尤泉、倒马、井陉、娘子关、固关以至于邢台黄泽关以南的明水岭大岭口，全长五百余里"②＜／ZSBJ12000030＿0181＿1／ESPL＞。主要防御赵、齐。
与关塞要津设防相适应，战国时出现了"符节"制度。符，一般用于军事行动，称"甲兵之符"，是金属所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在君，左半在将，是调动军队的信物。如信陵君救赵，夺晋鄙军权，就是先盗得存在魏王处的半个虎符。又据秦新郪虎符铭文，在边境有突发事件时，虽无兵符，也可以便宜从事。"节"用金属或竹节制成，上有铭文，是往来使者和行旅通过关塞要津及城邑的通行证件，现存的鄂君启节是最好的实物证明。据桓谭《新论·离事》说，公孙龙"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战国时，不但城邑的四门设有专门检查行旅符节的官吏，而且在遇有战事时，在设防的城邑中"巷术周道、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 非有信符， 勿行。不从令者斩之" ③＜／ZSBJ12000030＿0181＿2／ESPL＞。
（五）军功爵制的确立军功爵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先秦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春秋以前列国普遍存在"世卿世禄"制度。国家在选拔人才，包括军事将领时，实行一条"亲亲尊尊"的路线，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中选取。平日村社的各级首领，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战场上的军功一录于村社首领名下，普通士兵无论在战争中立下多大功劳都被看作是因村社土地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军功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
战国时列国推行的变法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就为新的军功爵制的出台准备了社会条件。
魏国变法最早，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军功爵制的性质。吴起在楚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然后用所收减的爵禄"以奉选练之士"，也具有军功爵制的特点。
秦是推行军功爵制最彻底的国家。秦的军功爵制最典型，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时代特点。军功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勃勃生机。
在变法运动的推动下，赵、燕、韩、齐等国也实行了新的任官制度。
如：赵孝成王依据赵襄子时代"功大者身尊"的法规，下令对降赵的韩上党守冯亭等"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 吏民能相安， 皆赐之六金" ①＜／ZSBJ12000030＿0183＿0／ESPL＞。在燕国，实行了"公子无功不当封"。
乐毅破齐有功后，"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②＜／ZSBJ12000030＿0183＿1／ESPL＞。并以上功、中功、下功、无功来区别赏赐的等差。在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 的任官制度， 规定" 见功而与赏， 因能而授官" ③＜／ZSBJ12000030＿0183＿2／ESPL＞。在齐国，齐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赵、燕、韩、齐实行的这套新制度，也就是新的军功爵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秦国施行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
其原则之一，是"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韩非子·定法》说，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
其原则之二，是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依秦制，划分爵位为二十级，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斩杀敌人八千以上，野战时如能斩杀敌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五大夫（九级）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重，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赐邑"、"赐税"、"税邑"等。而对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则只赏赐官爵一级，或者最多加赐几千钱、几个奴隶而已，没有"赐税"、"赐邑"、"税邑"等重赏。
其原则之三，是赏罚并行，立功有赏，无功者罚，赏罚分明。秦国军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所以秦军战士要想得到"斩一首爵一级"的奖赏，必须是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方能获得。这样一来，士兵要想获爵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魏国实行军功爵制最早，所以战国初魏国以武力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便"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①＜／ZSBJ12000030＿0184＿0／ESPL＞，国势大张。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最强。据《荀子·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孟子·万章下》说，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①＜／ZSBJ12000030＿0185＿0／ESPL＞。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盐铁论·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世卿世禄"
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六）军事刑罚制度的发展军事刑罚制度是我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军事刑罚产生于夏殷时代，从古代文献上看夏代有《禹誓》，殷代有《汤誓》。所谓"誓"就是一种临战而设的简约军事刑罚条文。西周春秋时，军事刑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种类趋于复杂化，内容趋于多样化。
周代军事刑罚的复杂化主要表现是军"誓"的种类有所增加。夏、殷两代的"誓"，主要是临战设誓，周代保持了这个传统，如《尚书》所载的《牧誓》，《国语·晋语》所载的"韩原之誓"和《左传》所载的"铁之誓"①＜／ZSBJ12000030＿0187＿0／ESPL＞等。但是，周代增加了：（1）战前总动员的"誓"，如《尚书·费誓》。这是周初鲁公奉命征讨管、蔡等叛乱时所做的"誓"。是一篇总动员令，其中提出对违令者要处以"常刑"和"大刑"。（2）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中的"誓"。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西周和春秋时，在春、夏、秋、冬四时之田中，都用"誓"来约束民兵，对于违犯军令者，一律惩处，重者诛、斩。（3）出现了各种军事禁令。如春秋时郑国遭火灾，执政子产为预防敌国打劫，令"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使野司寇各保其徵"、"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②＜／ZSBJ12000030＿0187＿1／ESPL＞。据《周礼·士师》规定，凡有军事行动，士师要"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者与犯师者"。《乡士》要"各掌其乡之禁令"。《布宪》要掌邦的"刑禁号令"。《掌戮》专掌"军旅田役"中的"斩杀刑戮"事宜。
军事刑罚种类的增加使军事犯罪的名目随之增多。
其一，战争失败，将领未能赴敌战死，即构成犯罪，这叫"军败，死之"③＜／ZSBJ12000030＿0187＿2／ESPL＞。春秋时列国因兵败被杀或自杀的将领，不胜枚举。如楚莫敖屈瑕因伐罗失败被杀；楚将子玉因城濮战败自杀，楚大夫阎敖因失守那处被杀，晋中军佐先穀因邲战之败而被杀等。
其二，在军事活动中，不服从或违背命令，构成"违命"罪。如春秋时，晋下军佐胥甲因拒绝追击秦兵，晋人处以"不用命"罪。越王勾践伐吴，对军中"不从其伍之令"与"不用王命者"皆"斩以殉"。晋将颠颉、魏犨违犯文公命令，火焚僖负羁氏，构成违命罪等。
其三，在军事活动中，将士不能克尽职守，构成渎职罪。如春秋时晋大夫祁瞒在城濮之战，"因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犯玩忽职守罪。鲁公子买戍卫，不能胜任，鲁以"不卒戍"，即不能克尽职守罪，杀了他。晋中军帅荀罃限令荀偃、士匄七日攻克偪阳，否则以渎职论罪等。
其四，在战场上，将士脱离战斗行列，构成"失次犯令"罪。将领被俘、部下面上无伤，构成"将止不面夷"罪。说假话贻误士众，构成"伪言误众"罪。同乘共伍的战士有战死者，其他人构成"不死伍乘"
罪。
其五，里通外国，构成通敌罪。如春秋时在鄢陵之战中，晋大夫郤至可俘而未俘郑君，又接受楚王聘问，即犯了"战而擅舍国君，而受其问"的通敌罪。晋中军佐先榖勾结赤狄伐晋，犯通敌罪而被灭了族。
春秋时的军事刑罚包括有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和流刑等一整套刑罚体系。其死刑有戮、杀、斩、车辕、灭族等。
戮，即杀的一种。在春秋时，晋司马韩厥曾"戮"赵孟的御者，司马魏绛曾"戮"晋悼公弟杨干的御者。"杀"，是砍头。如春秋时楚武王曾杀败将阎敖，晋文公曾杀违令的颠颉、祁瞒、舟之侨等。"斩"，是斩腰，也可以是斩首、折首。春秋时军中斩杀犯人的事例很多。如靡笄之役，晋韩献子斩人。韩原之战后，晋惠公使司马说斩庆郑等。"灭族"，又云族诛。晋处分通敌的先穀，即"尽灭其族"。"车辕"，就是车裂，是分解肢体。春秋时虽有其刑名，但未见到军中有车裂犯人的实例。
其肉刑有鞭、抶、贯耳、墨等。
鞭，就是鞭打。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在■治兵，曾鞭打七人。抶，是杖击。春秋时，楚左司马文之无畏曾"抶"宋君的车夫。贯耳，是以矢穿耳，战国时改称为"射"。楚子玉在■治兵时，也曾"贯三人耳"。墨，即黥，是在人面颊上刺字后涂以墨。在周代《■匜》文中的"■■"字样，就是"墨"刑。据《周礼·条狼氏》说，这是制裁军中小吏违犯誓命的一种刑罚。
财产刑，古称"赎刑"，是以罚金抵罪。
据周金《师旅鼎》铭文，周初成周八师统帅白懋父曾判处不服从王命的师旅众仆交罚金"三百寽（lǜ，音虑）"。《国语·齐语》载，春秋时齐桓公曾下令：判重罪者可以犀甲一戟赎罪，轻罪者可以鞼盾一戟赎罪，小罪者以金赎罪，要求诉讼的交12 矢，才能立案。据《尚书·吕刑》，周代判定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赎金的数目，分别是"百锾、二百锾、五百锾、六百锾、千锾"。
自由刑。周代军事刑罚中的自由刑，主要是剥夺犯罪将士家属的自由身份，罚作奴隶。据《国语·吴语》，越王勾践对犯罪的将士，就实行"斩"其身，"鬻"其妻子儿女的严厉惩罚。这与夏殷周三代的"孥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流刑，就是流放。周初，蔡叔因参加叛乱被"以车七乘，徒七十人"
流放到边地①＜／ZSBJ12000030＿0189＿0／ESPL＞。春秋时，晋曾流放军犯"胥甲父于卫"②＜／ZSBJ12000030＿0189＿1／ESPL＞。
周代实行的是奴隶制专制统治，君权大于军法。因为君是"礼乐法度"和"五刑"的制作者，又是最高执法人。所以军法的执行与否受君权的制约。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执法上的"畸轻畸重"现象。如晋魏犨与颠颉同犯违命罪，但在量刑时，晋文公因爱魏犨之才，所以只杀颠颉了帐。又如晋赵穿与胥甲均不服从军令，但因赵穿是中军帅赵盾的"侧室"，晋君的女婿，所以胥甲被处以流刑，而赵穿却逍遥法外。这种君权超越于军法的现象，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军事刑罚的特点。
战国时期军事刑罚发展的更为完善，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转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战场上军事刑罚条令更加完善。
战斗编队条令是构成战场上军事刑罚的组成部分。这种条令，《尉缭子》称为"经卒令"。它规定："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各军具有不同的旗帜、羽志，主要是为保证部队的整齐划一，兵将相识，以利于指挥。《经卒令》又规定："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分别置章于前、项、胸、腹、腰。每军的战斗行列又用不同的徽章相区别，这就保证部队在战斗时行列不发生紊乱。如果有"亡章者"、"乱先后"者，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统一军中号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军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有妨碍执行军令的，一律诛杀。"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①＜／ZSBJ12000030＿0190＿0／ESPL＞金鼓旗铃是将军指挥全军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如"鼓之则进"，"金之则止"。
在战斗中，"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旗铃而动者有诛"
②＜／ZSBJ12000030＿0190＿1／ESPL＞。保证军中号令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
束伍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核心内容。据《尉缭子·束伍令》说，在战场上同伍战士有阵亡的，其他人必须杀死如数的敌人来抵偿，否则即处以"身死家残"的重罪。伍长、什长等下级军吏阵亡，也必须杀死敌方的伍长、什长，否则全伍、全什都要论罪。若将领阵亡，则应杀死敌将。如未能杀死敌将，即处其部下以临阵脱逃罪。倘若大将战死，其部下将吏职在五伯长以上未战死者，"大将左右近卒在阵中者"，一律构成死罪。其余军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
对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或投敌的将领，"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男女公于官"。吏卒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投敌，"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身死家残"就是杀头抄家。"男女公于官"，就是鬻卖家属为官奴隶。秦将樊于期（即桓■）战败逃到燕，秦国就抄杀籍没了他的"父母亲族"，并悬赏"金千斤、臣万家"
购求其头颅。对于临阵脱逃的士卒，后续部队一经发现可以就地诛杀。
"卒逃归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构成包庇罪，与逃兵同罪。对已上报死亡但又活着回来的士兵，要夺其军爵，惩罚其同伍之人，并罚他本人做奴隶。
在战场上的各级将吏，享有相当大的杀罚权力，称为"将诛之法"。
依此法，什长可诛杀什中之人，佰长可诛杀什长，千人之将可诛杀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可诛杀千人之将。左右将可诛杀万人之将。大将军可诛杀任何将领①＜／ZSBJ12000030＿0191＿0／ESPL＞。在春秋以前诛杀地位较高的将军，权力操在国君手中。至战国时，这种情况改变了。军中一切生杀大权悉由大将掌握。战诛之法是列国保证军队服从长官，全军服从大将的有力法规。
其二，出现了常备军营区刑罚条令。
春秋以前实行民兵制度，军队无常驻营区，自然也就谈不上常设营区刑罚条令。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常驻营区刑罚条令也应运而生。
据《尉缭子·将令》，大将颁布发兵命令后，在国门外"期日中设营"，将士必须按时报到，届时不到者受刑罚。将军入营后，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在军营中，前后左中右各军都有专门的营地，以行垣相别，不准逾越。在一军之中，将帅、佰也各有专门营地，以沟渠相别，禁止随便通行，违令者受罚。
在营区的纵横道路上，每120 步，设一标帜，派人分段把守。凡在营区通行须持有将吏颁发的符节，否则不准通行。军中采樵、放牧者出入军营要排成队列。军吏出入营区不持符节，士卒出入营区不排成队列，一经发现就地诛杀。这就有效地保持了营区的井然秩序。
在行军中所建的临时营地，也要"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以为固"①＜／ZSBJ12000030＿0192＿0／ESPL＞。对有逾越界线、扰乱驻地者，一律诛杀。
常备军对于自己的防区，要划分地段委派专人誓死坚守。
其三，充实和发展了军事训练中的刑罚法规。
在春秋以蒐狩活动为特点的军事训练中有一套"诛后至者"，斩"不用命"者的刑罚条令。但这些条令很简要。
战国则不然，军事训练主要已转移到军营中进行。其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形成了"兵教之法"
②＜／ZSBJ12000030＿0192＿1／ESPL＞。在训练中无论哪一环节出了毛病，都构成"犯教之罪"。"兵教之法"的特点是"明刑罚，正劝赏"，奖优罚劣。要求教练者做到"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而不疑"。教练的成果要经受实践的考验。据《秦律杂抄·除吏律》说，发弩啬夫经训练后射不中靶，罚负责教练的尉二副甲，罚发弩射夫二副甲并免职，另行委任他人。驾驺（驭寺）已任用四年，但仍不能驾车，罚教练者一副盾，免驾驺职务，并补偿四年徭戍。战士在临阵时畏葸不前，不能"尽死于敌"，就要惩处平日教练士卒的各级军官。军官对于训练结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其平日对训练要求之严，也就不言而喻了。
什伍的教练因陋就简进行，"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
对违令者，加"犯教之罚"。卒、伯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中期阶段，其程序与什伍训练大致相同。大将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在中野进行，摆成阵势，"去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骛，习战以成其节"。违令者，以犯教之罪论处。
经过严格训练，要求部队成为"守者必固，战者必斗"的铁军。
其四，军中什伍连坐法更加系统化。
军中的连坐法起于夏殷。据《尚书·甘誓》、《汤誓》，凡违犯军令者除自身遭受杀戮外，家属也要被罚做奴隶。但连坐的对象都与罪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对于非血缘关系的什伍连坐滥觞于春秋，春秋时列国军中即有："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①＜／ZSBJ12000030＿0193＿0／ESPL＞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