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春秋时期日益频繁的战争使兵员不断增加，"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打破国、野界限，开始向野人征兵，就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冲破旧制的是晋国。公元前645 年，晋在韩原之战中败于秦，军队损失惨重。为重建军队对抗强秦，于是始"作州兵"②＜／ZSBJ12000030＿0016＿1／ESPL＞。据徐中舒与蒙文通两先生解释，作州兵就是取消国人当兵的限制，使野人也服兵役。这种解释是对的。清代学者惠栋也说过；作州兵是晋国兵制的改易，晋国由此走向强大③＜／ZSBJ12000030＿0016＿2／ESPL＞。
继晋国之后，公元前590 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 年，郑国"作丘赋"。"丘"字，据《周礼·地官·小司徒》，它是与"甸、县、都"相联系的，都是鄙野居民组织的编制。所以，所谓"作丘甲"、"作丘赋"，无疑也都是向居住在鄙野的农民征收军赋。而依据周制，兵役和军赋是统一的。当兵者纳军赋，不当兵者不纳军赋而纳税。如今郑、鲁开始向野人征收军赋，自然也就开始向野人征兵了。所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不仅意味着新的兵役制度的出现，而且也是新军赋制的出现。这个新的军赋制，据杜预注说就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晋、鲁、郑所创的新制，在春秋中期以后，似已为列国普遍接受。
故《孙子兵法·作战篇》就以"丘役"两字概括当时的军赋制度。由上述可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实是春秋时代兵役和军赋制度的重大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野界限，征召野人当兵，而且也促进了春秋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底层的野人通过服兵役取得了自由民资格，最后，和国人融合为一，演变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农民。
但丘赋制度还不是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演变的终结。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这是一种按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军赋的制度，故以"田"字命名。而"丘赋"则是按居民行政编制单位纳赋的制度。由"丘赋"到"田赋"的改革，是由于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据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春秋末年，晋国的中行氏、知氏、范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也采取了按亩论赋的军赋制。这说明"田赋"制在春秋晚期已经很流行了。
春秋时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当然远不止于兵源、兵役和军赋制三项内容，还有军事编制、军阵阵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等等，但因为这些问题在后面有专章讨论，故此从略。
（二）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战国起于公元前453 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历时232 年。战国是秦、齐、楚、魏、赵、韩、燕七雄割据并争取统一的时代。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内容。汉代刘向说战国时代的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①＜／ZSBJ12000030＿0018＿0／ESPL＞。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不论从政治制度上说，还是从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上说，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战国时期兴起的列国变法运动是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标志及其总结。这一运动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赵烈侯任用公仲连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齐威王任邹忌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任乐毅改革为代表，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封建化运动。但从各国统治者变法的主观目的上说，无一不为的是"富国强兵"。列国变法与列国扩军备战是紧密相连的。事实证明，凡属变法获得成功的国家，其武力必然强大。七国中，以秦的商秧变法最为彻底，也就造成了秦国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
随着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尤其是随着战国变法运动的发生，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与春秋时期完全不同的变化。
从战争方面看，先就战国战争的目的与动机而言，春秋时期的战争当然含有兼并的内容。如齐、晋、秦、楚等大国无不兼并弱小国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不是春秋时战争的最高目的。春秋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争夺中原霸权，取得支配其它诸侯国家的权力。在早期的争霸战争中，齐、晋都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这说明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列国还不具备取代周天子、统一天下的主客观条件。而战国则不然。战国时王室已经威信扫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国，失去了号召诸侯的政治力量。这使得霸主政治也成了过时的东西。统一天下，消除割据局面已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孟子所说的天下"定于一"，即指此而言，它集中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战国的战争不再是那种以战败国纳贡受盟为目的的争霸战争，而是争城夺邑，兼地略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
战国战争的规模也远较春秋时为大。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两军的一次性交锋。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如楚庄王围宋，历时九个月，已属罕见。投入战争的兵力一般也不过数万，战车不过数百乘。如城濮大战晋出兵车700 乘、鞍之战晋出兵车800 乘等。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不相同。交战双方参战的兵力之众、历时之长，都是前所未闻的。如马陵之战，"魏惠王悉起境内之众"，结果"覆十万之师"。秦、韩、魏伊阙之战，秦杀魏、韩士卒"二十四万"。长平大战，秦前后斩杀赵卒"四十五万"。就战争时间来看，魏军围赵"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都是春秋前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与大规模的战争相适应，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也大为改进了。杨宽先生曾说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①＜／ZSBJ12000030＿0020＿0／ESPL＞，是正确的。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已经复杂化，设伏、截击等战术原则也被经常采用，但仍保持着某种原始性，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步兵结合作战。交战双方事先"结日定地"，约好决战的时间和地点，以战车为核心摆好"堂堂之阵"，然后击鼓冲击、厮杀。一些"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也"等古老的军事信条，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由车步兵组成的战阵，虽有"鱼丽"、"盂"、"鹳"（guàn，音贯）、"鹅"、"角"等名目，但究其实质，均不出殷周以来"三阵"或"五阵"的藩篱。
春秋晚期，战争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从《孙子兵法》看，兵不厌诈已成为兵家的共识，交战国家已普遍利用设伏、诱敌、包围、要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以逸待劳等一切"诡道"来克敌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更成了军事家信奉的至理名言。
战国时随着大规模野战和包围战的出现，战争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仅排兵布阵一项，据《孙膑兵法·十阵》，就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这些军阵不但能适应截击、坚守、突破、弩战、惑敌、火攻、水攻等各种攻守形势，而且要求车兵、骑兵、步兵乃至水兵等各兵种协同作战。春秋时期，列国争霸的战场，主要是平原旷野或城郭都邑，如《左传》的门于某邑，即攻打某城城门。在国家的关隘要津之处，一般并不设防。
而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不论平原、山地，都已开辟为战场，列国的关塞要津更成为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如秦据崤函之险，即被看作是"天下雄国"；而魏处中原，无险可守，反被视为"四分五裂之道"。因此，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①＜／ZSBJ12000030＿0021＿0／ESPL＞，表现得相当残酷。
从兵器制作方面看，由于战国时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兵器制造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制以至于钢制兵器在战争中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楚国的铁剑，韩国的"强弓劲弩"，吴、越的铁剑都技高一筹，闻名于当世。
从军事制度方面看，由于战争规模、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势必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故此从略。战国七雄争霸和争取统一的战争大体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 年）止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 年），历时百年，是魏国称霸中原时期。
周定王二十四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师事卜子夏、田子方，重用李悝，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奖励农耕，行平粜之法。用吴起为大将，取秦河西列城五座。任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河灌田。命乐羊伐中山。十数年间，国富民强。文侯在外交上团结韩、赵两国，东摒齐，西拒秦，南抑楚。在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 年）时，楚侵入中原，灭莒国，势力伸展至鲁南境。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 年），魏联合韩、赵二国，在乘丘击败楚军。周安王十一年，魏再与韩、赵联合，在榆关击败楚军，魏国占据了大梁，并进一步攻占襄陵（今河南睢县），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去世，其子击嗣立，是为魏武侯。武侯未能执行文侯团结韩、赵的外交方针，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 年）与韩争夺郑国；在周烈王四年，又与赵争夺卫国，在北蔺（今山西离石西）
打败赵军，因而与韩、赵结怨。此后，魏与赵、韩连年冲突。周烈王六年，韩、赵攻魏，夺取葵地。魏在平阳打败韩、赵军。次年，魏又在马陵（此马陵在今河南温县北，非马陵之战之马陵）打败韩，在怀打败赵。而后，赵则在浊泽打败魏①＜／ZSBJ12000030＿0022＿0／ESPL＞，一度围魏安邑。魏、韩、赵的联盟彻底破裂，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从此，魏国四面受敌。但因武侯直承文侯之业，武力强大，所以国家并未衰微。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死去，其子■嗣位，是为魏惠王。魏惠王时，魏不但与韩、赵冲突，而且与秦的矛盾冲突也日渐剧烈。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 年），秦在石门（今山西运城）击败魏军，斩首六万级。周显王七年，魏在泾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夺取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县东北）。但秦乘魏与韩、赵交战之机，攻打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击败魏军，俘虏魏军主将公叔痤，夺取了庞城（陕西韩城县东南）。
周显王八年，魏迫于河东受赵、韩、秦三面包围的形势，将首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同时又在国内兴修水利，选拔武卒，与赵、韩调整交换土地，开通道路，使魏的国力达到了极盛。同时也就在魏惠王时期，受到了齐、秦的致命打击，并走上下坡路。其转折点是周显王十五年的桂陵之战，齐胜魏败。11 年后，魏又在马陵败于齐。从此，魏国称雄中原的局面为东、西的齐、秦两强所取代。
第二阶段：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 年）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 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284 年乐毅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秦两强的势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其中，秦孝公变法图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秦国势力发展很快，出现了山东六国合纵御秦和秦国以"连横"蚕食六国的斗争。后一时期，因齐国破败，天下以秦为最强，是六国抗秦和秦国大发展时期。
周安王十一年，齐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周安王十六年，田和立为齐侯，是为齐太公和。从此，田氏齐国取代了姜氏齐国。至齐威王（公元前356 年至前320 年在位）时，齐威王发奋图强，锐意改革，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垦土地有功的即墨大夫，诛杀"田野不辟"的阿大夫，齐国大治，在诸侯中最为强大。
齐威王用军事家孙膑为军师，先后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魏军，奠定了在诸侯中的王霸地位。
威王死，子宣王立（公元前319 年-公元前301 年在位）。宣王喜好文学游说之士，一时各国学者聚集于齐国的稷门之下讲学，号稷下学派。宣王皆赐列大夫，不治而议论，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当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①＜／ZSBJ12000030＿0023＿0／ESPL＞。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 年），齐湣王即位。湣王专恃武力，曾进攻楚国，侵伐三晋，灭掉宋国，迫使泗上诸侯邹鲁之君向齐称臣。但是湣王不修内政，杀戮大臣，使百姓不附，亲族离心。公元前284 年，燕乐毅率燕、赵、魏、韩、秦五国联军讨伐齐国，齐国城邑大多沦丧，临淄被破，唯有即墨、莒二邑未下。湣王逃至莒，为淖齿所杀。后来，齐将田单虽战胜燕国，尽复齐国故地，但齐国从此走上了衰落道路。
秦在战国初年"僻在雍州，不与诸侯之会盟"，中原诸侯都把秦国看作"夷翟"。周显王八年，秦孝公即位，下令国中求贤，用魏国中庶子卫鞅为大良造，先后两次颁布变法令，奖励耕织，集小乡邑为大具，化大家族为小家庭，建立军功爵制，实行什伍连坐。卫鞅的变法最为成功。经变法后，秦国乡邑大治，国家富强。周显王二十九年，卫鞅大败魏军，虏魏将公子卬。卫鞅因功受封"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 年-公元前311 年在位）继孝公之后，重用客卿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俘虏了魏将龙贾，迫使魏国将河西土地献给秦国。同时，秦国势力深入魏国的河东与河南。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 年），秦惠文王又用张仪为相。张仪提出连横政策，蚕食三晋土地。所谓"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主要目的在于拉拢齐、楚等国而攻击魏、韩，亦称远交近攻之策。周显王四十七年在公孙衍（犀省）担任魏将时，提出合纵御秦主张。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 年），齐、楚、燕、韩、赵支持公孙衍做魏相，合纵局面形成。次年，韩、赵、魏、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赵、魏、韩三国还出兵伐秦。次年，秦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大败三国联军。
秦在战胜三晋以后，大规模向外扩张。周慎靓王五年，秦用司马错计，灭亡巴蜀。周赦王元年（公元前314 年），秦打败义渠，兼并义渠徒泾（在河西郡）等25 城。周赧王三年，秦在丹阳（今河南省峡县西丹水以北）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斩首八万，夺取汉中六百里土地，设汉中郡。楚发兵报复，又在兰田被秦军击败。秦国势力空前扩张，已造成了兼并中原的形势。
秦武王继惠文王之后，继续向中原扩展势力。周赧王八年，秦攻夺了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秦国的领地伸展到了中原。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继立。昭襄王在位56 年，这是秦国势力进一步大发展的时期。昭襄王在南路对楚，在中路对魏、韩，在北路对赵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屡次获胜，领地扩张到中原腹地，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先说南路：周赧王十四年，秦用计离间楚与齐、韩、魏的关系，并联合齐、韩、魏出兵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杀楚将唐昧，夺取了楚国宛、叶以北的土地。次年，秦伐楚，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夺取了楚国的襄城（今河南省方城县北）。
周赧王十六年，秦再次出兵伐楚，夺取楚国八城，并用计骗楚怀王至秦而拘留了他。后来，楚立顷襄王。秦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桐柏山以北）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用白起为将，率兵攻楚，先后攻夺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北），次年攻入楚国首都郢。接着又东攻到竟陵（今湖北潜江县西北），南攻到洞庭湖一带，建立了南郡。楚顷襄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楚国势力大为削弱。
再说中路：周赧王十九年，楚怀王客死秦国，诸侯再创合纵抗秦之议，齐、韩、魏、赵、宋五国联军伐秦到达盐氏（今陕西安邑县），迫使秦国求和。
但是是年韩襄王、魏襄王连续死去。次年，赵发生沙丘之变，武灵王又死去。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一年，秦乘诸侯内乱，发动了攻击韩、魏的伊阙之战。次年，秦将白起在伊阙山之狭隘地区歼灭韩、魏联军24 万。
韩、魏二国从此一蹶不振。前291 年秦又乘势占据韩国的宛、楚的邓（在今河南省南阳及邓县）地区。秦昭襄王借势尊齐为东帝而自称西帝，以分霸中国东、西两区。
周赧王三十九年秦在破楚拔郢以后二年，又掉转矛头指向魏国，攻拔二城。次年，再大举攻魏，兵临魏都大梁。韩派暴鸢救魏，也被秦军击败，斩首四万。魏不得已割温地求和。周赧王四十二年，魏联合赵国攻韩，兵进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将白起救韩，大败魏、赵之师，斩首15 万。秦、韩进攻大梁，魏被迫割南阳（今河南修武县）求和，秦始退兵。秦把所得魏南阳、楚上庸的两地合并，建立南阳郡。
秦胜魏以后，中原列国中韩处秦三面包围之中，已无力再抗秦兵。
魏国自伊阙战后，大梁三次受到秦国进攻，国力大损。楚国在迁都以后，顷襄王仅收东地十余万人，勉强自保。齐新遭燕败，国土虽复，但残破无力再图中原。燕在惠王时期为齐田单所破，国势中衰。在山东六国中，唯有赵国还保存一定实力。赵惠文王文用蔺相如为相、武用廉颇为将，国力雄厚，成为六国中抗秦的主力。因此，秦向北路发展，就不能不与赵国冲突。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兵袭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拉开了秦、赵之战的序幕。赵派将军赵奢带兵救援阏与。赵奢用屯兵不进之计麻痹秦军，在阏与战胜秦军。秦遭阏与之败，锐气受挫，于是改变策略，寻找新的进攻路线。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夺宣太后和穰侯魏冉之政，任客卿范雎为相。改用"远交近攻"策略，决定先取韩、魏，再攻齐、赵。在公元前265 年到前262 年间连续攻韩，先后夺得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割断了韩国上党郡和本土的联系。但韩上党守冯亭降了赵国。于是秦、赵为争夺上党展开了"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在长平战胜赵军，坑杀赵降卒40 万，赵国受到巨大打击。次年，秦兵又攻赵，围邯郸，魏信陵君救赵，击败秦兵。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 年）秦灭西周，俘周赧王。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 年），又灭东周。秦庄襄王三年，秦乘魏、赵与燕混战之机进攻赵、魏。魏以信陵君为将，率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军，直追到函谷关，封塞而还。秦兵再次受挫。
五国诸侯虽败秦兵，但因各怀异心，不久合纵之盟宣告瓦解。而强大的秦国在惠王和昭襄王时经过不断扩张，已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郡、黔中，南阳、北地诸新郡，领地开拓到西南、西北和中原腹地，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在六国合纵抗秦期间，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而齐、燕，燕、赵之间又发生了混战。
第三阶段，起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 年），止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1 年），历时25 年，是秦灭六国时期。
秦在惠文、昭襄两王时已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前246 年秦王政继位，任吕不韦为相，秦王政继承先人遗志，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
由秦王政三年秦派蒙骜攻韩开始，至公元前221 年秦将王贲灭齐止。
秦国在二十余年间陆续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二、春秋时期的战争春秋时期因天子失权而引起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是时代的特点，而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必然引起频繁与激烈的战争。据孔子《春秋》一书统计，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 年间，就发生过大小军事行动483 次。这些战争，若以战争的对象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五类，即：天子与诸侯的战争，诸侯与诸侯的战争，诸侯与卿大夫的战争，卿大夫之间的战争，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的战争。其中，天子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争，秦、晋、齐、楚、吴、越等大国的争霸战争和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的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所以，本章就从这几方面入手来写春秋时代的战争。（一）周桓王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争周室东迁洛邑以后，王畿尚辖有方六百里领地。这块领地，据清代学者顾栋高说，在"太华外方之间方六百里"。太华即华山，外方即嵩山，两地之间处今河南嵩县至陕西华阴县。它"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背泽、潞，富甲天下；轘辕、伊阙披山带河"①＜／ZSBJ12000030＿0029＿0／ESPL＞。桃林之塞为陕西潼关，申、吕在今河南南阳，泽、潞是山西潞城、晋城二县，轘辕在河南偃师，伊阙在河南洛阳市南。这600 里王畿据有今河南洛阳市、沁阳地区及临汝县。周王室拥有这片土地，在春秋初仍不失为大国。但是，周平王庸碌无能，不思振作，在位51 年，王室没有恢复气象。郑武、庄公以英主之姿，兼任王朝卿士，然而处心积虑图谋郑国自身发展，并不以复兴王室为意。平王晚年看到这种苗头，欲分政给虢公，结果因不能驾驭局势，落得个"周郑交质"的后果，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反而加深了王室与郑国的矛盾。
公元前719 年，周桓王即位。桓王秉承祖父（平王）遗志，很想重振王室，也选择了郑庄公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因为郑庄公当时任王朝卿士，执掌王朝权柄，郑在春秋初又号为"小伯"，要能制服郑国，对于复兴王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平王没有办到的事，桓王照样办不到。当桓王准备立虢公为王朝卿士时，遭到了郑庄公的强烈反对，周郑关系恶化，立虢公为卿士的事就被搁置了。
平王东迁时，主要依靠了晋国和郑国的支持。现在周、郑关系恶化，桓王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晋国。当时，晋国分裂为二：一为晋侯，居住在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一为曲沃庄伯，居住在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 年），桓王派王室大夫尹氏、武氏帮助曲沃庄伯讨伐晋的都城翼，翼侯逃到随国。但事隔不久，曲沃庄伯背叛了桓王。这年秋天，桓王改变了支持曲沃的态度，转而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在翼邑立了晋哀侯。
春秋初，王室虽然衰落，但天子在政治上仍为天下共主，还享有一定的权威，能支配一些中小国家。例如郑国，虽号为春秋初"小伯"，且与周的关系已经恶化，但在宋国不朝王室时，它还要打着王室的旗号去进行讨伐。
周桓王三年（公元前717 年），郑庄公到成周朝见桓王。这本是改变周、郑关系的一个契机。但周桓王对郑庄公不加礼遇，致使周、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趋紧张。周桓王五年，桓王正式任命虢公忌父做王朝左卿士、迈出了他收回郑庄公王朝执政权的重要一步。
但是，郑庄公老谋深算，一方面以郑国的强大武力为后盾，另一方面利用他担任的王朝左卿士职务，借口"宋公不王"，于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 年）联合齐、鲁两国伐宋，夺取了宋国的郜（在今山东省武成县）、防（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一并送给了鲁国。这就团结了齐、鲁两个较大的国家，为以后对抗王室而不至于招致大国的反对打下基础。蔡、卫、郕三国拒绝参加郑国的讨伐行动，这年秋，宋、卫、蔡又攻入郑国，郑在戴（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大败三国之师。之后，郑又以郕"违王命"为借口，联合齐师攻入了郕国。经过一系列讨伐战争，郑争取了盟国，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周桓王八年，桓王从郑国夺取了邬（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刘（在今河南偃师县南）、■（wěi，音伟）（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邗（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四邑的土田，而把叛王投狄的苏忿生之田十二邑交给郑国。用自己不能占有的土田来换郑国的土田，这种做法自然招致了郑庄公的怨恨。但郑庄公表面上泰然处之，反而拉拢虢公，用虢国军队伐宋，大败宋师。
周桓三十三年，桓王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和努力，终于撤消了郑庄公王朝卿士的职位，剥夺了他王朝执政的权力。郑庄公也就不再朝王。于是，桓王征召陈、蔡、卫三国军队，于这年秋一道讨伐郑国，爆发了周、郑繻（xū，音需）葛之战。
讨伐军共分三路，桓王亲自统帅中军，王朝左卿士虢公林父统帅右军，蔡、卫二国跟从。王朝右卿士周公黑肩统帅左军，陈国人跟从。
郑庄公亲自带兵抵御。他分兵摆下三个方阵，号为"鱼丽之阵"。
即以公子突为左矩（左翼方阵）统帅，抵御蔡人、卫人。以公子忽为右矩（右翼方阵）统帅，抵御陈国人。郑大夫原繁、高渠弥带领中军跟随庄公。在这个"鱼丽之阵"中，每25 辆战车组成一偏，冲锋在前。车下步卒每五人编为一伍，弥缝在战车的空隙间。
在战前，郑国"左拒"统帅公子突分析周军形势说："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
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当时，陈桓公死去，国内发生变乱，战士无心战斗，确是周军的薄弱环节。当周、郑两军在繻葛交战时，郑国抓住了周军的这个薄弱环节，中军首先用大旗指挥左右两个方阵击鼓攻击，陈国人溃败。周军一边战斗，一边照顾陈国的退兵，阵容发生变乱。蔡、卫两国支持不住，也溃败了。然后郑国集中三军兵力，进攻周军，周军大败。郑大夫祝聃射中桓王肩膀，桓王仍然指挥全军退出战场。
繻葛之战在春秋初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桓王为维护和恢复王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东周王室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桓王为维护王室权威而进行的最后一搏。如果桓王侥幸能战胜郑国，那么王室的权威和声望则可以继续维持，并且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为此，桓王自即位以来，就在王朝内外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在王朝内部，重用周公黑肩。在外部，依靠虢国，拉拢曲沃，后又扶植翼侯，逐步削夺郑庄公王朝卿士的权力，团结了陈、蔡、卫等一批小国，从而发动了繻葛之战。
但是，对于桓王来说，郑庄公是一位强大的对手。他号为"枭雄"，老谋深算。自即位以来，在内部削平了共叔段的叛乱，对外用兵，连战连胜，入许、胜陈、救齐、败戎，并拉拢和团结了齐、鲁两个大国。所以，桓王输掉这场战争是必然的。繻葛之战的失败，使桓王恢复王室权威的努力化为泡影，王室声威大为下降，从此以后沦落成为一般诸侯了。至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 年），惠王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赏赐给郑厉公，将酒泉的土地赏赐虢公。周襄王十五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今河南嵩县）。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5 年），襄王将南阳的阳樊、温、原、欑茅的土田赏赐晋文公。此后，王畿领地日益缩小，王室除了空有天子名号以外，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了。
（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争霸战争在春秋五霸中，史称齐桓公最盛。但桓公之盛，盛在政治方面，专就军事成就而论，齐则远逊于晋。关于这一点，史家早有定评。清人顾栋高说："齐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晋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战而天下翕然宗晋。齐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灭弦，又踰年而楚人围许、灭黄、伐徐，楚之桀骜曾不稍减其分毫。"①＜／ZSBJ12000030＿0032＿0／ESPL＞当齐桓公之时，北方、西方戎狄势力强大，甚至直入中原腹地，如狄人灭卫、灭邢，伊洛之戎祸患王室。有的侵扰华夏周边国家，如山戎危害燕国，淮夷危害杞国等，楚则在南方大力北进。但当时的形势以北方最为紧要，所以齐桓公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北方，拯灾恤邻，救危扶倾，团结中原诸侯，共御强敌。戎、狄自然成了他讨伐的首要对象。《史记·齐世家》说："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 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孤竹在今河北卢龙至辽宁喀左一带。齐征山戎至孤竹，这在当时是一次远征。据《韩非子·说林上》，桓公这次远征春往冬返，打得很艰苦。在孤竹境内，曾迷惑失道于山中。"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受围于山中时，没有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经过与敌军和恶劣自然条件的斗争，齐军获得胜利，完成了救燕的任务。《国语·齐语》记载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说："刜（fú，音扶）（击）令支（在河北迁安西），斩孤竹而南归。"归途中，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国境。桓公根据"诸侯相送不出境"
的周代制度，将燕庄公所至之地划归燕国，显示了他的团结和大度。
《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 年），狄人伐邢（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桓公准备派兵援助，鲍叔建议待狄灭邢以后再行动，管仲却说：戎狄好比豺狼，贪婪无厌；中原诸国互相亲暱，不可丢弃。安逸等于毒药， 不可怀恋。《诗》说： " 岂不怀归， 畏此简书" ①＜／ZSBJ12000030＿0033＿0／ESPL＞，简书的意义就在于列国诸侯要同恶相恤。请援救邢国遵照简书办事吧！齐桓公采纳管仲意见，出兵救邢。公元前659 年，桓公帅齐、宋、卫三国联军驱逐狄人，治备各种用具，帮助邢国迁居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
狄人在击溃邢国后，又于周惠王十七年冬十二月，移师卫国。当时卫国国君懿公是位昏庸君主，他玩物丧志，喜欢养鹤，让鹤乘坐卿大夫的轩车。所以，当狄人大兵压境时，懿公向国人发授兵甲，准备出征。
国人不愿作战，说：鹤享有禄位，让鹤去作战吧！我们怎能作战？大部分溃散而去。懿公率勉强凑合起来的卫军去迎击狄人，在荧泽被狄人打得大败。卫军败后，懿公还不收藏自己的战旗，被狄人俘虏。"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①＜／ZSBJ12000030＿0034＿0／ESPL＞，卫国灭亡。卫国灭亡后，遗民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居民总共五千人，在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立公子申为君，是为卫戴公。齐桓公特派公子无亏率战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去戍卫。并赠给戴公乘马三百匹，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五套祭服和各种建筑门户的材料，赠送戴公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轩车和细锦三十匹。第二年，齐桓公又率诸侯修筑楚丘（在河南滑县东）作为卫都，把卫国迁到这里。卫戴公做国君仅半年就死去了，文公继立。卫文公勤俭治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授方任能"，使卫国势力得到复苏。文公元年仅有战车三十乘，末年就发展到了三百乘。
齐桓公为惩戒狄人，曾率军西征白狄。《国语·齐语》说："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但是桓公的这次西征，由于史籍阙失，详情已不可知了。
周襄王百年（公元前647 年）夏，淮夷危害杞国。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国君在咸地（今河南濮阳县东南）聚会，商讨对付淮夷的办法。次年，九国诸侯修筑缘陵城（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时在齐境），把杞国迁到这里。桓公赠送杞国战车百乘，士卒千人帮助守卫杞国。
周襄王八年，淮夷侵凌鄫国。齐桓公在淮地（今江苏省盱眙县）会合鲁、宋、陈、卫、郑、许、邢、曹八国国君，策划救援鄫国。并帮助鄫国筑城以防御淮夷。
桓公北破戎狄，稳定中原形势之后，即转而南向，对付强楚。当时，楚成王依据强大武力，一意北进，陈、蔡、郑、许等国皆屈从楚国。桓公抗楚采取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的方针。
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 年），楚人伐郑，齐桓公在荦（今河南省淮阳县北）会同鲁、宋、郑、曹、邾五国国君，商讨救援郑国。
次年，齐为与楚争夺江（在今河南息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北）二国，在贯地（今山东曹县南）与江、黄之君会盟，江、黄转而服齐。冬，楚成王讨伐郑国，俘虏了郑大夫聃伯，企图打击投靠齐的中小国家。
周惠王二十年（公元前657 年），桓公为打击楚国，坚定江、黄两国服齐的决心，再与宋、江、黄三国之君会盟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策划伐楚。阳谷会后，桓公亲临鲁国重叙旧盟。冬，鲁大夫公子友赴齐结盟，加强了齐鲁的同盟关系。
经过一系列政治、外交准备，齐桓公在周惠王二十一年以中原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之师讨伐楚的盟国蔡。伐蔡的导火线为蔡姬事件。蔡姬是桓公夫人，与公乘舟游池苑，荡舟戏桓公。桓公怒，归蔡姬，但并未断绝关系。蔡国则将蔡姬另嫁他国，桓公即兴兵伐蔡。蔡国溃败，联军遂侵入楚境，并到达楚国的陉邑（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楚成王率军北进，并派遣使臣责问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问。"使者回答说："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①＜／ZSBJ12000030＿0036＿0／ESPL＞齐、楚两国势均力敌，楚为新兴大国，齐为中原盟主，统八国联军。但桓公忧虑劳师远征，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难以深入取胜。反之，楚见齐为诸侯霸主，联军阵容强大，也担心齐"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不敢轻启战端。于是，齐、楚双方在召陵缔结了盟约。召陵之盟虽未在军事上给楚造成什么损失，但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楚国起到了威慑作用，这是齐国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后二十余年间，楚国没有北进争郑，而是掉头东向，向淮河流域发展势力。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历史形势下，创建霸权四十余年，团结了广大华夏国家，在军事上南征北讨，沉重地打击了北方、西方戎狄族的侵扰，有力地阻止了楚国势力的北进，维持了中原三十余年的稳定局面，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
（三）晋、楚间近百年的争霸战争从公元前632 年城濮之战起，至公元前546 年诸侯弭兵止，在近百年当中，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一直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其中较重要的军事活动有四次：一是城濮之战，二是邲之战，三是鄢陵之战，四是晋"三分四军"与楚争郑之战。
1. 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关于城濮战前的形势，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泓之战后，中原列国郑、许、陈、蔡、鲁、卫、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国的军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齐国谷地（今山东省东阿县），拥立公子雍，造成对齐国的威胁。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势力强盛、声威方张。晋国自文公即位以来，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壮大军旅，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以与楚国针锋相对，争夺中原霸权。晋、楚之战势在难免。这是城濮之战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战的直接原因是晋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 年），宋成公因为其父襄公当年善待过晋文公，与文公有旧交，遂"叛楚即晋"。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包围缗（mín，音民）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次年冬，楚率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告急。晋中军元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采纳先轸建议，准备起兵救宋。他在被庐检阅军队，扩编三军，任命了将佐，从而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晋国君臣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总体战的方针。在军事上，决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讨伐曹、卫。因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一着制敌方案，既可引诱楚师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劳之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年）春，晋国出动三军、战车七百乘伐曹，借道于卫，卫人不允许。晋军遂绕道南下，在南河（今河南省淇县南）渡过黄河。正月初九，攻取卫国的五鹿。并挥师东进，攻占敛盂（在今河南濮阳东南），遣使至齐国通好。二月，晋文公与齐孝公结盟，成功地把齐国拉到了自己一边。卫侯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晋文公不答应。卫侯又想亲近楚国，国人不同意，就驱逐了卫侯。晋军不战而得卫国。
战前，鲁国追随楚国。在晋军攻卫时，鲁曾派公子买帮助戍守卫国。
现见晋军势大，卫侯逃亡，而楚国救卫没有成功，便召回公子买而杀了他。一面向晋国报告说他擅自兴兵，另一面又向楚国报告说他没有完成防守任务，玩弄两面手法，坐待投靠胜利者。三月，晋军南下攻曹。十二日，攻入曹都（今山东定陶）。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晋军若南下救宋，诱楚北上之战略意图则无法贯彻。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国，陷于战略被动地位。面对这种形势，晋大夫先轸又建议：让宋国使者去贿赂齐、秦二国，使齐、秦劝楚退兵。晋则捉住曹共公，分曹、卫的田地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人，逼其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劝楚不成，必然坚定了站在晋国一边的立场，决定出兵对楚作战。这是晋走出的第二着高棋。
楚成王见晋军破曹降卫，与齐、秦结成了联盟，中原形势已变，就退回申邑（在今河南南阳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齐国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围宋的军队，并告诫子玉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又说："《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①＜／ZSBJ12000030＿0039＿0／ESPL＞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骄傲，不听楚成王劝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请求出战，要求增援。楚成王首鼠两端，既不愿与晋交战，却又向子玉增派援军东广、西广与若敖氏之六卒。
子玉得到楚成王的增援，更加狂傲。他派宛春赴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玉虽然狂傲，但身为楚国令尹，也并非无谋之辈，他的这个计划就是一石三鸟之策。如果晋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戴楚国。如果晋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晋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张拒绝子玉的建议。但晋中军帅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 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 何以战乎？ " ②＜／ZSBJ12000030＿0039＿1／ESPL＞于是，晋国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这是晋国走出的第三着高棋。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这种刺激，冒然率军北上攻击晋军，终于被晋军牵上了鼻子。
当初，晋文公以公子身份颠沛流离时，曾路过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款待。酒席宴上，成王问文公："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这次，文公果然实践诺言，面对楚军的进攻，命令自曹国后撤三舍，与宋、齐、秦三国军队一同驻扎在城濮（今山东省范县南）。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表面上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实际上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再次上钩。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表现出一派骄横之气。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①＜／ZSBJ12000030＿0040＿0／ESPL＞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右军。子上（斗勃）统率左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今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一战使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在城濮之战中，宋、齐、秦的军队虽然到了城濮，但未参加实际战斗。晋国以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击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十余万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晋国的胜利在于，认 识到楚是强敌，君臣团结一心，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周密策划，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终于击败了楚国。楚国则不然。楚自战胜宋襄公以来，中原诸侯无一能敌，官兵上下已养成一片虚骄之气。子玉虽为一代枭将，不但不能革除积弊，反而更加骄狂。面对这样的大战，竟意气用事，掉以轻心，结果被人牵了鼻子，导致战争失败。楚成王得到楚军败报，派人指责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羞愤自杀。
四月二十七日，晋军进入郑国衡雍（今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今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2. 邲之战城濮之战后，晋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北方，中原诸侯望风景从。
楚虽受挫于城濮，一度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衂，井未影响国力，仍然为南方大国。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中间地带诸中小国家上展开拉锯斗争。
晋文公以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 年为太子商臣所杀，太子商臣即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特点。公元前613 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借伐陆浑戎之机，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问鼎大小轻重，想取周天子而代之。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邲战时，秦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宋也诚心事楚。惟有郑国挡在晋南下路上，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 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 年）的三年中，晋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 年）到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 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郑国认为" 晋、楚无信， 我焉得有信？ " ①＜／ZSBJ12000030＿0042＿0／ESPL＞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邲（bì，音币）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 年）春，楚国准备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的打击，出兵围困郑国。楚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右军，子反将左军。经过三个月，楚军攻入郑都，郑伯"肉袒牵羊"，至楚军前卑词请降。郑处中原，为晋、楚必争之地，楚国志在服郑，而不在灭郑，也无法灭郑，所以退军三十里，接受郑国的投降，两国结盟。郑派子良到楚国做人质。楚征服郑国后，即挥师北向，驻军于郔（yán，音延），即郑之廪延（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郔为城濮之战时晋军南渡之地，楚驻军于此，旨在封锁黄河渡口，一则阻止晋军南下，二则向郑、宋、陈、卫诸国宣示兵威，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不仅是"饮马于河为名而去。"①＜／ZSBJ12000030＿0043＿0／ESPL＞夏六月，晋救郑大军开赴黄河边上。荀林父统率中军，先縠辅佐。士会统率上军，郤克辅佐，赵朔统率下军，栾书辅佐。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鞏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听说郑国已降楚，两国媾和，晋军将佐就进与退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中军帅荀林父说：郑国降楚，救助已无济于事，不如等待楚军南归以后，再行伐郑。这也是楚、晋两国争郑的一贯方针。上军将士会赞同荀林父意见，他说：用兵之道，在于观衅而动。楚国没有违反德、刑、政、事、典、礼诸端，无衅可寻，不可以抵敌。晋军应见可而进，知难而退，选择弱而昏昧者攻击。但中军佐先縠却大唱反调，说："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②＜／ZSBJ12000030＿0043＿1／ESPL＞他不听将令，率领所部之军渡过黄河南进。下军大夫荀首认为先縠的部队很危险，遇敌必败，违令之罪，责在先縠。但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彘子（先縠名）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
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荀林父认为有道理，遂率领大军渡过黄河。
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在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孙叔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反驳说：若战而胜利，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了。若战而不胜，我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您怎能吃到呢？孙叔敖下令"南辕、反旆"，即掉转车头，大旗反向，准备退兵。
伍参对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
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郑国为求生存，希望两强决战，以便择胜而从。特派皇戌为使者，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设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一定答应郑。赵括、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枝江县东）以来，其君在国无日不教训国人，民生艰难，祸至无日，戒惧不可以懈怠。在军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终于灭亡。君臣不骄，军事有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能决断。
楚军派少宰来试深晋国军情，说：我军的行动在于抚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请贵军不必久留此地。晋上军将士会回答说："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縠认为答词诌媚，派赵括重新更改为：寡君派我们把楚军赶出郑国，说：无辟敌！我们不敢违命。
楚军洞悉晋军将帅不和，又派使者向晋求和，晋国答应了。但在约定了会盟日期以后，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驾单车向晋军挑战，逼近晋军，车右摄叔跳进军垒，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晋人分三路追击。楚乐伯射中一麋，奉献于晋追兵鲍癸，鲍癸下令停止追击。
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现在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
晋将魏锜、赵旃，一个求做公族大夫，一个求做卿，都没有得到，所以心怀怨恨，想要使晋军失败。他们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要求去请盟，被允许了。
二人走后，上军将、佐士会、郤克指出：大军一定要做好迎战准备，否则必然失败。但中军佐先縠说："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拒绝做战斗准备。于是上军将士会命鞏朔、韩穿在敖山前设七道伏兵，进行警备。中军大夫赵婴齐派所部在河岸准备了船只。
魏锜先至楚营挑战，为楚将潘党所驱逐。夜间，赵旃又至楚营，在楚军门之外席地而坐，命部下袭入楚营。楚王指挥左广追逐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晋军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迎接。楚将潘党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晋军至矣！"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有闪失，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工尹齐将右矩，唐侯将左矩，向晋军攻击。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楚军迅速进击，"车驰卒奔，乘晋军。"
在进击中，楚将潘党所率追击魏锜的四十乘战车也加入了唐侯的右翼方阵。
晋中军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心中慌乱，竟在中军敲响战鼓说："先渡过河的有赏！"中、下军混乱中一道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船中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
晋军向右翼溃败。楚右矩追逐晋下军，左矩追逐晋上军。晋上军因有战备，从容退去。此役晋仅上军未败。
在晋军的溃散中，晋下军大夫荀首之子知■被楚大夫熊负羁俘虏。
荀首立即率所部族兵，由魏锜驾车，向楚国反攻。下军士卒也多跟随，去寻找知■。在反击中，射杀楚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大夫公子穀臣。
荀首的反击虽为救援其子，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晋中、下军渡河的作用。
溃散的晋军，争舟渡河，喧嚣之声，彻夜不绝。有的战车陷入泥坑，无法前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马仍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战车才冲出陷坑。晋军回头对楚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次日，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
这年秋，晋荀林父率残兵回到晋国，自请死罪，晋景公想答应，经士贞子谏止，晋景公仍用荀林父为中军元帅。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楚胜晋败，郑国自然屈从了楚国。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宋国。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 年）秋九月，楚庄王出师伐宋，经九个月围困，宋国陷入困境，达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爨"的程度。而晋不能救，遂于次年三月力尽降楚。宋降楚后，鲁也转而依附楚国。楚又与齐通好。一时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权。
晋军之败，主要在于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晋为救郑而来，但直到晋、楚两军隔河相望时，晋军统帅还在争论打不打的问题。荀林父提出待楚军退后，再行攻郑，实不失为制郑上策。但此策既不能实行，而全军已渡过黄河。渡河后，中军帅荀林父还举棋不定，明知魏锜、赵旃去楚营挑战，也不做战争准备。楚军攻击，又张惶失计，不思退敌良策，终于导致全军溃败。
邲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重又展开。
3. 鄢陵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 年），上距邲之战（公元前597 年）二十二年。
晋在邲之战中失败，除了自身将帅不和造成失误以外，它的外部环境也有诸多不利因素。强大的赤狄在其背后；晋、秦因崤之战而交恶，秦转而联楚制晋；在齐、鲁矛盾冲突中，晋支持鲁国抗齐，晋、齐失和。这和在城濮之战中，晋因得秦、齐两大国的支持而战胜楚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邲战之后，晋国为全力对付楚国，复兴霸业，在改善外部条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 年），晋灭赤狄潞氏；次年，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翦除了身边的祸患。周定王十八年，晋在鞍之战中战胜齐国，然后与齐结成联盟。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 年），晋联吴制楚，使吴成为楚国肘腋大患。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 年），晋以诸侯之师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大败秦师，俘虏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使秦从此无力东进。然后，晋即倾全力对付楚国。
春秋时期列国间的形势是变化无常的。邲战之后，郑曾服楚。但随着晋、楚两强势力的消长，郑又叛楚。所以，当时楚国在积极寻求措施治服郑国。周简王十年（公元前576 年），楚共王伐郑，到达暴隧（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又侵入卫国，到达首止（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南）。
由于郑派大夫子罕从后路袭击楚，攻取新石（在今河南叶县境内），楚被迫退兵。楚见武的不行，便改为文的。次年，楚共王把汝阴之田（在今河南郏县与叶县之间）割让给郑，向郑国求和。这一着当即奏效，郑获得汝阴之田后，即背叛了晋国，派大夫子驷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与楚共王结盟。随后，郑国仰仗楚国势力，派子罕大举攻宋，宋大夫将鉏、乐惧在汋陂（今安徽寿县南）打败郑军。但将鉏、乐惧因胜而骄，在汋陵（今河南宁陵县南）中郑埋伏，双双被俘，全军覆没。晋国得知郑国叛离而附楚国，并兴兵伐宋以后，晋当政者就商讨伐郑救宋之计。
大夫士燮见晋厉公无道，晋多内忧，主张留楚为外患，以为警惕。但中军将栾书认为伐楚时机已经成熟，"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决定兴兵伐郑。楚军听说晋伐郑，亦举兵北上，双方再次以争郑为导火线爆发了鄢陵之战。
晋军阵容是，晋厉公亲统四军：中军将栾书，士燮辅佐；郤锜将上军，荀偃辅佐；韩厥将下军，军佐荀■留守国内；郤犨将新军，郤至辅佐。诸侯宋、齐、鲁、卫诸国都出了兵，但并未赶到战场。
楚军阵容是，楚共王亲统三军：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辛将右军。共王亲兵左广彭名驾驭战车，潘党为右；右广许偃驾驭战车，养由基为右。郑成公亲率郑军，石首驾驭战车，唐苟为右。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来到，中军佐范文子（士燮）想退回去，说："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①＜／ZSBJ12000030＿0049＿0／ESPL＞栾书不同意。
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相遇。晋军内部就战与和问题，再次发生争论。范文子强调："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②＜／ZSBJ12000030＿0049＿1／ESPL＞认为不应与楚作战。新军佐郤至说：韩原之战，惠公没有凯旋；箕之战，先轸死亡；邲之战，荀林父失败，"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范文子反驳说：我们先君所以屡次征战，是有原故的。秦、狄、齐、楚都强大，不努力作战，子孙将会削弱。现在狄、秦、齐三强都制服了，敌人只有楚国而已。惟有圣人能内外无患，假若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内部必然发生忧患，何不放弃楚作为外部的戒惧呢？范文子的意见没有被元帅栾书采纳。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楚军压在晋军营前布阵，企图出敌不意，赶在晋国征集的齐、鲁、宋、卫诸国军到来之前，即与晋军决战。受到楚军压力，晋国军吏感到担忧。士燮之子范匄建议：填井平灶，就在营中布阵，放宽行列间的距离。栾书想坚守营垒，等待宋、齐、鲁、卫军队到来，再行攻击。郤至不同意，说：楚国有六点空隙，不能失掉机会：他们的二位大臣相互憎恶，王卒由旧家子弟中选拔，郑国的阵势不整齐，蛮人的军队无阵势，排列军阵不辟晦日，将士在阵中喧嚣，合成大阵后更加喧嚣。楚、郑、蛮各军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旧家子弟不一定精良，晦日用兵冒犯天忌。我们一定能战胜楚国。晋厉公采纳了郤至的建议，就地在营地内布阵。
当晋军在营内布阵时，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观望晋军营垒。晋亡臣伯州犂在楚王左右，把晋军的"召军吏"、"合谋"、"虔卜于中军"、"将发命"、"将塞井夷灶而为行"、"听誓"、"战祷"等战前军事活动一一报告楚王，并向楚王指出晋国的精锐部队是公卒。与此同时，楚亡臣苗贲皇也在晋厉公旁边向厉公报告楚军情况，并向厉公建议："楚之良，在其中军王卒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①＜／ZSBJ12000030＿0050＿0／ESPL＞厉公听从他的意见，作如下部署：将晋中军精锐分为两部，由栾书、士燮统帅引诱楚中军王卒，由荀偃、郤锜、郤至率上、下、新三军攻击楚子重、子辛所率左、右军。击败楚左、右军后，晋四军集中围攻楚中军王卒。布置既定，开营接战。
晋军冲出营垒，步毅为晋厉公驾车，栾鍼做车右，栾、范两族兵在左右护卫厉公。厉公战车陷入泥沼，栾书想用己车载公。栾鍼阻止说：书退下！国家有大事，你怎能一个人包揽？而且，侵犯他人职权，这是冒犯；擅离自己的岗位，这是扰乱。有三种罪过，不可违犯。他自己掀起厉公战车，脱离泥沼。
在两军激战中，晋将魏锜射中楚共王眼睛。楚王受伤后退，唤来养由基，交给他二支箭，命他去射魏锜。养由基一箭射死魏锜，剩一支箭回来复命。
楚王受伤，楚右军中蛮夷之军乱，向西后退，影响全军，楚中军、左军也向后退。郤至率新军截击楚王卒，三次遇到楚王的士兵，看见楚王，表现十分礼貌。楚王派工尹襄赐送一张弓以问候，郤至不敢受，行三个肃拜之礼以后退去。
晋韩厥在率下军追击郑军中，虽然能够俘获郑伯，但以"不可以再辱国君"为由②＜／ZSBJ12000030＿0050＿1／ESPL＞，没有将他俘获。郤至赶来，一同追击郑伯，郑伯吓得连忙把战旗收藏起来，逃遁而去。
晋军把楚军赶到险阻之地，楚大夫叔山冉、养由基率部反击。养由基连续射杀晋军战士，叔山冉以晋俘当作武器投掷晋军，迫使晋军停止进攻。晋人俘虏了楚公子茷。
晋栾鍼在追击楚军中看到楚令尹子重的旗帜，为表示晋军"好整以暇"的气概，特派使者送上美酒，子重饮后，击鼓再战。这一仗，由早晨一直打到黄昏尚未停止。
是夜，楚中军元帅子反命令军吏检查战士受伤情况，补充车兵与步兵，修缮甲兵，陈列车马，准备鸡鸣而食，明晨再战。晋国人很担心。
苗贲皇建议通告全军："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厉公同意。并有意放纵楚国俘虏，把消息泄露给楚军。楚共王得到消息，召子反谋划，准备再战，子反因喝醉酒不能见。楚王叹道："天败楚也。"命令全军连夜退走。
晋军在第二天进入楚营，吃上了楚国粮食，三天后凯旋。直到晋楚交战的第二天，齐军才到战场，卫、鲁军才从国内动身。
楚军退到瑕地，子反受到共王谴责，令尹子重又加逼迫，子反自杀而死。
鄢陵之战，晋胜楚败，表明晋在与楚的争霸斗争中军事实力又占据了上风。但是，鄢陵之战也暴露了晋国的内部矛盾，如：三郤骄纵，诸卿不和，君臣猜疑等。所以，军事胜利没有给它带来预期的政治利益。
在战前，齐、鲁、卫军队即观望不前；在战后，鲁大夫宣伯曾说："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宣伯的话代表了当时诸侯的一般心理。郑国也没能服晋。尽管晋在鄢陵战后的二年中先后四次伐郑，也未能改变郑国的态度。晋、楚的霸权之争仍在中原激烈地展开。
晋厉公年幼即位，诸卿擅权。鄢陵战后，厉公想借鄢陵战胜之威，削弱诸卿权力，而立其左右嬖臣胥童、长鱼矫、夷阳五等。于是，他们首先发难，率八百甲士杀了"富半公室、家半三军"、积怨最多的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但同年，栾书、中行偃便杀掉厉公嬖臣胥童。
次年，又杀厉公，晋国陷入混乱，霸业遭到严重挫折。
4. 晋"三分四军"与楚争郑之战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 年），晋大夫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迎立周子，即晋悼公。
悼公是位贤君，即位后为恢复晋国霸权，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内政上，悼公注意修明政治。首先着力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命令百官施舍并免除人民对国家的债务，照顾鳏寡，起用贤德之人，救济贫困，援救灾患，禁止邪恶，减轻赋税，宽赦罪过，节约器用。在农闲时使用民力，有土木工程，不得侵犯农时。其次，他调整政府各部门的长官，任用魏相、士鲂（fáng，音房）、魏颉、赵武为卿，任用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命士渥浊为太傅，右行辛为司空，弁纠御戎，荀宾为右，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程郑为乘马御。这些措施平衡了各卿族的利益，消弭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史家说悼公"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①＜／ZSBJ12000030＿0052＿0／ESPL＞。
在外交方面，悼公转变以前的霸主作风，增加与诸侯礼仪往来，团结广大华夏诸侯，并加强了与东南吴国的联系。他还采纳魏绛的建议，实行和戎政策，获得了和戎"五利"，即"戎狄聚居，贵货轻土，土可贾而得之，一也；边鄙安宁，民获稼穑，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咸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远至迩安，五也"①＜／ZSBJ12000030＿0053＿0／ESPL＞。这使晋国在同楚国的争霸斗争中毫无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对付楚国。
楚在鄢陵之战中虽遭到挫折，但仍然控制着郑国，并于鄢陵之战后二年（公元前573 年）会同郑国侵伐宋国，攻取幽丘（今安徽萧县）、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把宋国的五位叛臣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安置在彭城，派兵车三百乘戍守，以威胁宋国。说明楚国在中原仍有很大势力，控制宋、郑两国仍然是晋、楚争霸中原的焦点。
周简王十三年夏六月，在楚攻取彭城、安置宋国五位叛臣、威胁宋国以后，宋大司马老佐与华喜起兵攻彭城。十一月，楚令尹子重救彭城而攻宋。老佐解围回军，中楚埋伏，老佐战死。宋国向晋告急。晋卿韩厥向悼公进谏："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悼公采纳韩厥建议，于次年春，会同宋、卫、鲁、曹、莒、邾、滕、薛九国联军救宋，在靡角遇到楚军，楚军不战而退。诸侯军攻克彭城，俘虏叛宋的鱼石、向为人等五大夫。悼公此役旗开得胜，解除了楚国对宋国的威胁，恢复了通吴的要道，使晋、楚争霸的战略形势得到初步改观。
同年五月，悼公又命晋卿韩厥、荀偃率诸侯军伐郑，攻入郑都外城。
在洧水岸边打败郑国徒兵，进驻在鄫地（今河南睢县东南），进而侵伐楚国的焦、夷两地，到达陈（今河南淮阳县）。悼公与卫侯帅兵驻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县北）作为后援。楚兵不出，诸侯军遂撤退。是年秋，楚大夫子辛率军侵伐宋的吕、留二地（均在今徐州市附近），郑大夫子然率兵攻宋，攻取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这是一种骚扰战，企图疲劳诸侯军。
周灵王元年（公元前571 年），晋率宋、卫之师侵郑，转而在戚地会合诸侯，共商服郑方略。鲁大夫孟献子献计："请城虎牢以逼郑。"
晋采纳孟献子建议，当年冬，大会诸侯，修筑虎牢城，以逼迫郑国。虎牢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县，南为嵩山高地，北临黄河，东为敖山，是军事上的天险要地。晋据其地，南下可直趋郑、许之都，继而进逼楚之方城。晋城虎牢，郑国被迫求和。次年，即公元前570 年，晋悼公在鸡泽大会周王室卿士单子、齐、鲁、卫、郑、宋、陈、莒、邾九国诸侯，缔结盟约，奠定了霸业基础，中原形势转而有利于晋。当时，楚国发生公子申与子辛、子重争权相杀事件，无力顾及中原。是年冬，晋悼公以许国不参加鸡泽之会为名，命荀■伐许，图谋向南扩张势力。当时，陈国也叛楚服晋。楚国派公子何忌率师进驻繁阳，准备伐陈。
周灵王三年春，楚军尚在繁阳，听说陈成公去世，遂退兵，而陈人不听楚命。夏，楚彭名再次侵陈。冬，楚人又命顿子趁机伐陈。陈人反击，包围顿国。晋正思谋对策，无终子嘉父派孟乐来求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想出兵讨伐。魏绛说："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
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提出和戎策略。悼公从其计，派魏绛与戎结盟，解除了晋国的后顾之忧。公元前568 年冬，晋率鲁、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齐、吴、鄫十四国军队戍卫陈国。楚国不得已，追究失去陈国的责任，责在令尹子辛向陈国索取重贿，所以共王杀子辛，而命公子贞（子囊）为令尹，使其率军伐陈。晋率鲁、齐、宋、卫、郑、曹诸国军进驻棣城（今河南原阳县北）以救陈，楚军无功而退。
周灵王六年，楚令尹子囊又率军围陈，晋悼公在■地（今河南省鲁山县境）会同鲁、宋、陈、卫、曹、莒、邾诸国军救陈。楚军又无功而退。次年夏，晋悼公在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与鲁、宋、郑、齐、卫、邾诸国大夫结盟，确立了晋国的霸权。
在邢丘会盟之后，郑国面对晋、楚两强的激烈争夺，内部分裂为从楚、从晋两派。邢丘会议前，郑曾出兵侵蔡，俘蔡司马公子燮献于邢丘大会，意欲挑起晋、楚战争，以便郑国选择胜利者来服事。这年冬，楚令尹子囊果然率军侵郑，讨伐它侵犯蔡国。郑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要从楚，而大夫子孔、子■、子展欲等待晋救援。子驷执政，断然决定从楚，说："敬供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遂与楚讲和，又派王子伯骈报告晋国从楚的苦衷。楚国此时与晋争郑的策略是：晋来则退，晋退则来。楚又连结秦国，共同对晋。周灵王八年冬十月，晋悼公率晋四军并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诸国军大举伐郑。十一日，鲁、齐、宋军跟随晋中军荀■、士匄攻击郑国■门（东门）；卫、曹、邾军跟随晋上军荀偃、韩起攻击郑国师之梁门（西门）；膝、薛军跟随晋下军栾黡、士鲂攻击郑国北门；杞与小邾跟随晋新军赵武、魏绛砍伐郑国道路两旁的树木。十五日，大军驻扎在汜水（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命令诸侯"修器备， 盛■ 粮， 归老幼， 居疾于虎牢， 肆眚， 围郑" ①＜／ZSBJ12000030＿0055＿0／ESPL＞。郑国人见诸侯准备长围久困，即向晋国求和。晋中行献子（荀偃）想继续围郑，等待楚军前来，与之决战。中军帅荀■则定下疲劳楚军的计谋，说："许之盟而还，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
就答应了郑国的求和。十一月十日，晋率诸侯在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结盟。郑国服从了晋国。
晋师退去，楚军又伐郑，郑又与楚媾和。
晋悼公回国，计议让人民休息的办法。魏绛建议：向人民施舍，把国家积聚的财物借给人民。从晋侯以下，有积聚的，全拿出来。国家没有不流通的财物，也没有困乏的人民；政府不禁山林川泽之利，人民也不贪求。祈祷神灵用财币代替牲畜，招待宾客仅用一种牲畜，不再制作新的器物，车马服饰够用即可。这些措施实行一年，国家富足。于是，晋准备展开"三驾胜楚"之战。
晋为加强"三驾胜楚"的攻势，首先在周灵王九年率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诸国诸侯、齐世子光在柤地（今江苏邳县北）会见吴王寿梦，促使吴加强在楚侧翼的牵制活动。会后，诸侯军灭偪阳，分其地予宋，以确保晋通吴之路的畅通。
楚为打击晋国的计划，于是年六月联合郑国出兵伐宋，攻击宋之桐门。而此时晋为打破秦、楚联盟，解除西鄙之患，正集中力量攻秦，无暇顾及宋国，遂命卫出兵襄牛（在今山东省范县境）以救宋。楚则令郑出兵攻击卫国，郑派大夫皇耳伐卫。楚、郑军又转而侵入鲁国西鄙。楚军打击宋、鲁，旨在压迫两国脱离晋国。但郑侵卫之军被卫击败，主将皇耳在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西北）被俘。楚见军事计划难以实现，遂回军围萧，并侵入宋国北部。而晋在胜秦后则立即会合诸侯，展开了"三驾胜楚"之战。
公元前563 年九月，晋悼公会合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十二国军队讨伐郑国。当大军云集牛首（在今河南通县西北）时，郑国发生了内乱，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被杀。晋悼公没有趁乱对郑用兵，而令诸侯增筑虎牢，晋军则修筑梧、制二城（皆在虎牢附近），令士鲂、魏绛戍守。郑被迫再次与晋媾和。
当时，楚子囊率军北上救郑。十一月，晋中军帅荀■率上军及诸侯军绕过郑国南下，到达阳陵（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后，晋上军帅栾黡率军独进，与楚军夹颍水而阵。郑见诸侯有退兵之意，又叛晋从楚，与楚结盟。晋中军帅荀■见疲劳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诸侯退兵。回军路上听到郑又叛盟的消息，便侵入郑国北鄙，然后还。楚见晋撤军，也退了兵。史称晋此行为"三驾胜楚"的一驾。
次年，即公元前562 年，四月，晋中军帅荀■又率新军及齐、宋、卫之军伐郑。齐、宋攻击郑之东门，卫侵郑之北鄙，荀■率新军到达郑国西郊，向东侵伐属郑的许国旧地。六月，晋、齐、宋、卫军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县北）聚会，然后，兵进向地（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又西北行，进驻琐地（河南新郑县北），包围郑国都城，在郑都南门外展示兵力。诸侯后续部队则从西渡过济隧河而到达郑都。郑国人害了怕，向晋求和。秋七月，诸侯在亳地（今郑州商城遗址之北）会盟。史称此举为晋国"三驾胜楚"的"二驾"。
晋国二驾服郑以后，楚为与晋再争郑国，就拉拢秦国，遣使向秦国乞兵。秦派右大夫詹率军助楚。公元前562 年秋，楚共王会合秦军北上伐郑。郑见楚势强大，又叛晋从楚，并引导楚、秦联军伐宋。九月，晋悼公悉起诸侯之师伐郑，在郑东门展示兵力。郑在晋的强大压力下，又请和于晋，同时派使者向楚国报告不得已服晋的情况。至此，楚因连年兴师，疲惫不堪，无力再出兵与晋抗争，只好逮了郑国的使者以泄愤。
史称此即晋"三驾胜楚"之役。九月二十六日，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九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初一，诸侯会于萧鱼（今河南许昌市）。晋悼公宣布：赦免郑国俘虏，撤回诸侯侦察兵与巡逻兵，禁止士卒掠夺。郑经此役后服事晋国二十余年。萧鱼会后，秦曾派左右庶长率军救郑。
次年冬，楚令尹子囊与秦庶长无地又伐宋，但中原服晋大局已定，楚、秦二军皆无功而还。晋悼公经过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不断努力，终于使晋国霸业得到复兴。
综观晋在悼公时，君臣上下齐心努力，发奋图强。首先，发展经济，革除弊端，奠定了霸业的基础。其次，在政治、外交方面，能团结中原广大华夏国家，实行和戎政策，壮大了国力。在军事上，采取"三分四军"的战略，疲劳楚军，与楚争郑，终于"三驾胜楚"，使郑国服晋，二十余年不再背叛。后来，晋、楚二国各因国内问题严重，不能再争，诸侯也普遍厌战，遂于公元前546 年召开了诸侯"弭兵"大会，中原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而晋、楚两强的百年争霸战争也就进入了尾声。
（四）晋秦、晋齐的争霸战争秦、晋、楚、齐是春秋时期的四个大国。在晋、楚百年争霸过程中，秦、齐也时刻觊觎中原霸权或谋求地方霸权，从而不断引发晋秦、晋齐的战争。其中，著名的有晋秦崤之战、晋秦麻隧之战和晋齐鞌之战。
1. 晋、秦崤之战秦是春秋时的西方大国，穆公在位时又以贤名。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一批贤臣，国势渐强，从此竭力图谋向东发展，参与中原争霸斗争。他先后支持晋惠公、晋文公二位国君归国，其目的也正在于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在东方寻求盟国或立足点。晋在文公时，同秦国保持了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城濮之战中，秦又出兵助晋，帮助晋文公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 年），晋文公会同秦穆公围攻郑国，讨伐郑国对晋怀有二心。晋军驻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县），从东、北方面围郑；秦军驻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县南），从西面围郑。郑文公为挽救国家危机，派特使烛之武劝说秦穆公：晋、秦围郑，郑国知道要灭亡了。但是郑国灭亡对于秦国来说并无好处，它只会增强晋国的力量。而晋国力量的增强则是秦国力量的削弱。如果不灭郑国，而留下它作为秦国的东道主，供奉秦国往来的使臣，这对于秦不是更好吗？何况，贵君曾有恩于晋君，晋君答应割给秦焦、瑕之地，但晋君早晨渡河归国，晚上就对秦国设防。晋如果向东并吞了郑国，那么向西不侵掠秦国，土地从哪里取得？所以灭郑其实是损害秦国以利于晋国的下策，请贵君考虑吧！
烛之武一席话使秦穆公如梦初醒，他不但不再助晋灭郑，反而与郑国单独结了盟，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位大夫助郑戍守，自己则率兵归国了。
秦军撤退后，晋大夫狐偃等对穆公的背信弃义行径大为不满，主张攻击秦军。晋文公则从大处着眼，认为秦有恩于晋，攻击秦军是不仁。
同时，晋为保持中原霸权，失去秦国这样一个盟友也是不智。所以，晋也与郑国媾和，然后退了兵。晋、秦伐郑事件虽然这样结束了，但它却为秦、晋交兵种下了远因。
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晋文公先后谢世。戍郑的秦大夫杞子等向穆公密报，说他们掌握着郑国都城的城防，建议穆公派兵偷袭郑国，由他们作内应，则郑国可灭。秦穆公多年以来处心积虑谋求向东发展，这个建议正中下怀，如能袭取郑国，即可进入中原，分享晋国的霸权。
于是，穆公向大夫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辛劳大军远道奔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跨越千里去袭击别人，人家怎么会不知道？我军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人家有所准备，是不会成功的。但袭郑的诱惑力很大，穆公主意早已拿定，遂不听蹇叔意见，命令百里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三帅率兵东进。
秦军袭郑，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至郑都（今河南新郑县），历程一千五百余里，中经桃林、殽函、轘辕、虎牢等数道雄关险塞，是一次冒险性的军事行动。
周襄王二十五年，春二月，秦军经过王都洛邑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表现轻佻无礼。秦军行抵滑国（在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遇郑国到周做生意的商人弦高。弦高见状，一面以郑君名义先送四张牛皮，然后送牛十二头，犒劳秦军，说："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厚）敝邑，为从者之淹（久），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①＜／ZSBJ12000030＿0060＿0／ESPL＞一面派人乘传车急回国内报告。
郑穆公获得弦高报告，立即派人去探察秦将所居的馆舍，见秦兵已"束载、厉兵、秣马"，准备作战了。于是，郑穆公派大夫皇武子辞谢秦将说：君等久留在敝国，敝国已无法供应粮秣、牛羊。现在听说君等要离开，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请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让我们闲暇一下如何？秦将见机密已泄，杞子逃亡到齐，逢孙、扬孙逃亡到宋。
秦帅孟明见内应已逃遁，郑国有了准备，认为"攻之不克，围之不继"，不如退兵，就袭灭滑国，满载战利品而还。
晋在文公的国丧之中，得到秦国偷袭郑国的情报，中军帅先轸认为，秦穆公不听蹇叔忠告，而以贪婪兴师，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击敌的机会，力主攻击秦军。大夫栾枝则认为没有报答秦穆公赐给的恩惠，反而攻击他的军队，这不是为先君着想。先轸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又说："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①＜／ZSBJ12000030＿0061＿0／ESPL＞襄公采纳了先轸建议，发兵击秦，并联合姜戎一道行动。襄公穿着丧服亲自督军，梁弘为他驾车，莱驹做车右。晋与姜戎联军在殽函地区的东、西殽山之间设下埋伏。
公元前627 年四月，秦军进入埋伏圈，在晋与姜戎夹击下，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三帅被俘。
晋军全胜而归，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向襄公请求释放秦国三帅，说他们是构成秦、晋二君间隙的罪魁，请让他们回国去接受杀戮。襄公即释放了秦国三帅。先轸得知，责备襄公处置失当。襄公又命阳处父去追击，秦三帅已登舟渡河。孟明等三帅回到秦国，穆公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更加信用，使专任军事。
周襄王二十七年，秦孟明率师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秦师失败。同年冬，晋大夫先且居率宋、陈、郑联军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
次年，秦穆公亲自率军伐晋，渡过黄河，焚烧船只，以示决心死战。
攻取晋国的王官（在今山西闻喜县南），兵锋直达绛都之郊。晋人不出，秦军掉头向南，由茅津再渡黄河，到达殽山，封殽中秦军尸骨而后还。
此二役则是殽战之余波。
殽之战是春秋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秦、晋两国根本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秦在殽之战中轻启兵端，孤军深入，千里远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从此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晋国扼制，穆公不得不向西用兵，"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①＜／ZSBJ12000030＿0062＿0／ESPL＞，殽之战标志晋、秦关系由友好转为世仇。此后秦采取联楚制晋之策，成为晋在西方的心腹大患。而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对付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虽未参加郩之战，但却是殽之战的最大受益者。
2. 晋、秦麻隧之战从殽之战（公元前627 年）至麻隧之战（公元前578 年）五十年间，晋、秦两国不断冲突，大小十余战，影响较大的有公元前620 年的"令狐（今山西临猗县南）之战"、公元前615 年的"河曲（在今山西风陵渡附近）之战"、公元前594 年的"辅氏（今陕西省大荔东）之战"等。这些战役，多是晋胜秦败，表现了晋在晋、秦斗争中始终居于上风地位。晋、秦麻隧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 年），是晋景公霸业的持续。晋自殽山战役以后，霸业受到秦、楚联盟的困扰，陷于对秦、楚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所以，在灵、成二公时，霸业中衰，楚在中原占了支配地位。至晋景公时，采取了几项新的部署：其一，消灭赤狄，改善了晋国的战略地位；其二，在鞍之战（公元前589 年）中战胜齐国，打破了齐楚联盟，逼迫齐国向晋靠拢；其三，派巫臣通吴，联吴制楚，在楚侧翼扶植它的心腹大患；其四，拆散秦、楚联盟，以便各个击破。
其中，前三项部署，景公已经完成。中原战略形势已向有利于晋国方向发展。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 年）冬，晋景公主动释放楚国战俘钟仪，让他回国为晋通好。楚共王也派公子辰回报晋国，"请修好，结成"。
次年春，晋又派大夫籴茷至楚回报公子辰之聘。一时，晋、楚之间出现了媾和的局面。但这年五月，晋景公忽然病故。不过，厉公继立后仍奉行和楚政策。周简王六年，宋大夫华元利用晋、楚两国的愿望，促成晋、楚两国的和议。次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会楚大夫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形成了晋、楚间第一次和局。晋大夫郤至至楚，楚大夫公子罢至晋，互相聘问。
晋、楚的和局，实质上是晋国拆散秦、楚联盟，实现各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正当晋、楚两国间谋和的时候，晋厉公也对秦作出了和平试探。两君曾约定在令狐（今山西省临猗县西）相会。这年冬，晋厉公先至会所，而秦桓公不肯渡河，仅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结盟。晋也只好派大夫郤犨到河西同秦伯结盟。秦国对这次结盟并无诚意，归国后秦桓公即背叛了令狐之盟，并联络楚国和狄人共谋伐晋。楚共王拒绝了秦的要求，并向晋国通报了情况。晋见秦、楚联盟有了裂痕，立刻抓住时机，专力西向对付秦与白狄。晋、秦麻隧之战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
周简王七年秋，秦人约白狄攻击晋国，晋在交刚击败白狄。次年，晋厉公即一面派使者征集诸侯军队，准备伐秦；一面在四月五日派吕相（即魏相）赴秦，宣布与秦断绝关系。其说辞是迄今所见春秋史上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也是一篇讨秦檄文。该文文笔犀利，语言生动，它历数晋、秦两国之间数十年的积怨，把责任全推到秦国一边，把秦国描绘成三心二意、背信弃德的国家。在政治上，它起到了动员诸侯参与伐秦的作用，也使楚国失去联秦、救秦的理由。这篇文告充分显示了晋国君臣在政治与外交斗争中的高超智慧。
五月，晋厉公率晋军并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直压秦境，拉开了麻隧之战的序幕。
晋厉公亲统晋国四军：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将士燮，上军佐郤锜。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新军将赵旃，新军佐郤至。郤毅为厉公驾驭战车，栾鍼做车右。加上齐、鲁、宋、郑、卫等八国联军，组成强大兵团，直抵秦国。秦见诸侯大军压境，亦起兵进至泾水以东进行迎战。五月四日，双方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展开激战，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诸侯方面，曹宣公死于军中。秦军残部败退，晋及诸侯联军渡过泾河追击到侯丽（今陕西省礼泉县境），然后回师。秦经麻隧之败，数世不振，已不再构成晋西鄙的大患。
晋在麻隧胜秦以后，完成了"秦、狄、齐"三强服晋的部署，又转而全力制楚。晋厉公终于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 年）的鄢陵之战中战胜了楚国，实现了晋景公重建霸业的愿望。
3. 晋、齐鞍之战晋、齐鞍之战发生在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 年），上距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97 年）仅八年。
邲战之后，楚国西联秦，东北联齐，东联吴越，灭江、六、舒、蓼，控制了中原，声威赫赫，较之城濮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晋国势力则一落千丈，不仅受到来自西方秦、南方楚联盟的威胁，而且北有白狄之患，东有赤狄之祸，陷于秦、楚与赤狄、白狄四面包围之中。
齐在桓公以后，虽然失去霸权，但仍不失为东方大国，独立于晋、楚、秦三强之外，屡次兴兵侵卫、侵鲁，在东方扩张势力。晋、楚双方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都想结好齐国。在邲战之后，晋国势力削弱，这就助长了齐国称霸东方，欲与晋国一较高下的野心。
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593 年），晋在消灭赤狄以后，想在断道（今山西省沁县东北）召开诸侯大会。次年春，晋侯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赴会。齐顷公侮慢郤克，郤克回国则时刻准备报复，而齐顷公又拒绝参加断道之会，这就为晋国伐齐找到了借口。晋、齐鞍之战由此爆发。
周定王十六年，晋侯、卫太子臧伐齐，兵进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齐顷公被迫在缯地（在阳谷附近）与晋景公结盟，并派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这时，晋国的主要意图还在于联合齐国。但是，周定王十七年（ 公元前590 年） ， 楚遣使通齐， " 齐、楚结好" ①＜／ZSBJ12000030＿0065＿0／ESPL＞，齐顷公又背叛晋、齐缯之盟约。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 年）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攻克鲁北国境上的龙邑。卫派大夫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军救援鲁国，在新筑（今河北魏县南）被齐军打败。鲁、卫二国向晋国乞师。晋中军帅郤克力主伐齐。晋景公见联齐不成，为阻断楚、齐联盟，各个击破，遂决定伐齐，由晋郤克统帅中军，士燮率上军之一部，栾书统帅下军，韩厥为司马，起兵车八百乘，以救鲁、卫。鲁大夫季孙行父也率军来会。
齐闻晋军出，即退却，晋军追至莘地（在今山东省莘县北）。六月十六日，晋军又迫至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之千佛山），与齐军形成对峙局面。齐顷公派人向晋军帅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晋人回答说："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指齐）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久）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顷公说："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①＜／ZSBJ12000030＿0066＿0／ESPL＞齐将高固向晋军挑战，生俘晋人而乘其车归，向齐军宣示说：想勇敢的人，买我的余勇。
次日晨，晋、齐两军对阵于鞍（在今济南市西偏）。齐将邴夏为顷公驾驭战车，逢丑父做车右。晋将解张为郤克驾驭战车，郑丘缓做车右。齐顷公狂傲地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马不披甲即杀向晋军。在激战中，晋中军帅郤克中箭受伤，但仍击鼓督战。其御解张也为流矢射穿手肘，但仍努力驾车。车右郑丘缓见有险情即下去推车。解张见郤克伤重，左手把握缰绳，右手执鼓槌击鼓，率战车冲锋不止，晋大军跟进，齐军大败。晋军一路追击，绕行华不注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厥驾车追击齐侯，其车左、车右皆中箭身亡。晋大夫綦母张丧失战车，也乘上韩厥战车，等他们追上齐侯战车时，齐侯车右逢丑父趁韩厥俯身去扶车右的机会，机智地与齐顷公换了位置，并叫顷公下车去华泉取水。齐顷公副车载顷公逃脱。晋军追击齐师，从丘舆（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南）进入齐境，攻击马陉（在丘舆北）。
齐军失败，顷公派大夫国佐求和，献出灭纪所得的甗（yǎn，音演）
和玉磬，并愿割地。郤克不受，说："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回答说：萧同叔子为寡君之母。晋、齐匹敌，也是晋君之母。以国母为质是不孝。晋怎能以不孝号令诸侯？又说：先王疆理天下，实行因地制宜。怎能"尽东其亩"，惟晋国兵车是利？如果晋再相逼迫，齐国只有背城借一，决死战斗。当时，鲁、卫二国也劝郤克与齐讲和，郤克听从了。秋七月，晋、齐在爰娄（今山东临淄县西）结盟。晋让齐国人归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
鞍之战是构成晋景公争霸事业的一部分。经过鞍之战，晋国成功地打破了齐、楚联盟，而把齐拉到了自己一边。鞍之战次年（公元前588年），齐顷公亲自朝晋，建立晋、齐联盟。晋为加强这一联盟，不得不牺牲鲁国利益，在周简王三年（公元前583 年），又命鲁国将汶阳之田划归齐国。晋、齐联盟的建立，是晋景公继消灭赤狄、联络吴国之后，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晋景公所创建的霸业，经过厉公、悼公的努力，一直持续到顷公、定公时代。而鞍之战在晋景公的争霸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五）吴、楚之战在晋、楚的争霸斗争中，晋以联吴策略制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 年）派巫臣通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国始逐渐强大。由周简王二年到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 年）的六十余年间，吴向西发展势力，与楚国争夺淮河中游一带的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州来北）、巢邑（在今安徽巢县东北）等重镇，展开了大小二十余战，成为楚国的肘腋大患。在公元前546 年诸侯"弭兵"大会之后，中原进入了相对平静的休战状态。而吴、楚之间的斗争，则在淮河流域继续展开。其中，吴、楚的鸡父之战和吴破楚入郢之战最有代表性。
1. 吴、楚鸡父之战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 年），吴在长岸击败楚国舟师，迫使楚国改变战略，增修州来城，而采取守势。吴、楚之间出现了五年的短暂和平。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 年），吴、楚围绕争夺州来，拉开了鸡父之战的序幕。这一年，吴王僚与公子光率兵攻击州来。楚平王在鸡父会集顿（今河南商城县南）、胡（今安徽阜阳县西北）、沈（今河南沃邱县）、蔡（今河南新蔡县）、陈（今河南淮阳县）、许（今河南叶县）
六国大军，准备救援州来，讨伐吴国。吴军撤至钟离，等待楚军。楚令尹子瑕不幸病死军中，大军士气不振，退回鸡父。吴公子光分析楚军形势说：跟随楚国的诸侯都是小国，因畏惧楚国才出兵，他们七国同役不同心。更兼楚国令尹新死，代理元帅身份微贱，政令不能统一。因此，楚军是可以打败的。于是，吴军追至鸡父。
吴公子光献破楚之计说：楚军方面，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国大夫齧治国不通权变，若分兵先攻击这三国军队，他们一定溃败。他们一溃败，诸侯军必然军心动摇。诸侯军一乱，楚军一定败逃。吴王从其计。
次日，即七月二十九日，是兵家忌讳的晦日。吴王用三千囚徒打头阵攻击胡、沈、陈三国军，以为诱敌之计。三国军见吴囚徒兵散乱，争相追击俘获，陷入吴军重围。吴王僚率中军，公子光率右军，公子掩余率左军，大败三国军，俘虏胡、沈之君及陈国大夫。吴又放纵三国的败兵向许、蔡、顿三国军中溃逃， 大喊说：" 吾君死矣！ " ①＜／ZSBJ12000030＿0068＿0／ESPL＞吴军随后鸣鼓攻击许、蔡、顿三国军，三国军惊骇败退，楚军也随之大败而退。
鸡父之战，是小国战胜大国、一国战胜七国、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春秋战争史上有重要意义。
楚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在鸡父之战中失败于吴，固然因为吴是新兴强国，但更主要的在于楚国的内部问题。楚自灵王即位以来，贪婪不仁，引起公子比等人叛乱，杀死灵王。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楚平王。平王即位后，宠信谗臣费无极谋害太子建，惨杀大臣伍奢、伍尚。楚国的内争势必削弱了国力，使它大不如从前。
鸡父之战以后，吴占有州来，楚在淮河流域失去重要屏障。在与吴的斗争中，地位更加衰弱不振。而吴占州来以后，对楚进可攻，退可守。后来的破楚入郢之战，于此役已见端倪。
2. 吴破楚入郢之战鸡父之战以后，楚平王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 年）去世，子昭王嗣立。昭王年幼，楚令尹囊瓦执政。囊瓦贪残庸暴，也宠信费无极，残杀大夫郤宛、阳令终、晋陈等，楚国内政愈发紊乱，诸侯离心。吴公子光于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 年）杀王僚自立，即吴王阖庐。阖庐延揽人才，重用伍员、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家日益富强。
吴为大举讨伐楚国，于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 年）灭巢、灭钟离，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以后，加速西进，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 年）灭徐。然后采纳伍员分全国军队为三部，轮番侵敌，"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之计，疲劳楚军。同时，于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 年）讨伐越国，以扫除伐楚的后顾之忧。楚国则一面筑城防守，一面联越制吴，但收效不大。周敬王十二年（公元前508 年），吴又利用舒鸠人引诱楚国伐吴。秋，楚令尹囊瓦率军至豫章，中吴埋伏，大败而归。吴趁势再攻巢邑，俘虏楚大夫公子繁，从此，楚在大别山以东的城邑及属国悉为吴有。至此，吴所采取的三分其师、轮番攻楚的策略已经奏效。楚国无岁不有吴师，楚军被吴兵的骚扰弄得精疲力竭。
周敬王十三年，楚令尹囊瓦释放了被他无理拘留在楚国三年的蔡侯。蔡侯归国，矢志报仇，向晋国求援。周敬王十四年，晋在召陵会集十八个国家商讨伐楚。晋大夫荀寅因为向蔡国索贿不成，就建议说：不能伐楚。因为，晋与楚国定有"弭兵之盟"。再者，晋西北边境又有中山之患。执政大夫范鞅从其议，辞谢了蔡侯。这年冬，蔡侯以公子乾与大夫之子为人质于吴，向吴求助。吴人遂发兵攻楚，蔡侯及长期受楚欺凌的唐国也发兵相助，吴、楚双方遂展开了柏举大战。
吴军乘船由淮河逆水而上，到达淮汭（在今安徽霍丘县附近），舍舟上岸，在豫章与楚军夹汉水而对峙。
楚左司马沈尹戌向令尹囊瓦献计：令尹率楚军主力沿汉水布防，阻止吴军渡河。沈尹戌率方城山以外的军队直扑淮汭，捣毁吴军的船只，然后扼守大隧（今豫、陕交界的九里关）、直辕（今名武胜关）、冥阨（今名平靖关）等险阻，切断吴军归路。令尹再率主力渡过汉水正面迎击吴军，沈尹戌从吴军背后攻击，一举打败吴军。囊瓦同意，沈尹戌依计行事。
但沈尹戌走后，楚大夫武城黑劝囊瓦速战求胜。大夫史皇也对囊瓦进言说：楚人平日厌恶令尹而喜欢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汭毁掉吴国船只，阻塞城口（指大隧、直辕、冥阨）要道，从后攻吴，是司马独获破吴大功。令尹一定速战，不然免不了恶名。囊瓦以为很对，就率全军渡过汉水，沿小别山（在今河南光山县至湖北黄冈县之间）到大别山（今安徽霍县之安阳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军交战，三战三败。囊瓦见吴军精锐难胜，想要弃军逃跑，被史皇劝阻。囊瓦率军退至柏举（在今湖北省麻城县东北），吴军跟进。十一月十八日，两军摆开决战阵势。早晨，吴王阖庐之弟夫概王向阖庐建议："楚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阖庐不允许。夫概王认为臣义而行，不须待命，就率所部五千人冲击囊瓦的中军，囊瓦中军抵敌不住而逃奔，楚军陷于混乱。吴军全力进击，楚军大败。囊瓦逃亡郑国，史皇力战而死，大夫薳射被俘。楚军退至清发河（在今湖北安陆县）东岸，吴军乘其半渡，发起攻击，又大败楚军。渡过河的楚军退至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做好饭正待要吃，吴军又追至，楚军弃食逃奔。吴军吃罢楚军丢下的饭，继续追击楚军。
楚左司马沈尹戌发方城外之兵疾进淮汭，去捣毁吴军乘船，兵至息地（在今河南息县），听说楚军已败，遂迅速回救楚军，在雍澨打败吴军，但自己也受了重伤。沈尹戌带伤率师与吴军力战三阵，终于败亡。
吴军大举西进，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入楚国郢都。
楚昭王带着妹妹和鍼尹固乘船西逃，吴兵追至。楚军点火燧系于象尾，纵燧象群冲向吴军，昭王始摆脱吴军追击。
昭王渡过雎水（今湖北沮水）、长江，经云梦泽，进入郧邑（今湖北京山县），又转入随邑（今湖北随县），吴兵追至随。随人掩护楚昭王，吴兵不获楚王，只得退兵。
吴军进入郢都后，纪律松弛，君臣各分居于楚君臣之宫，各妻楚君臣之妻。夫概王与公子山为争夺囊瓦之宫几乎动武。吴君臣贪恋楚国财富与女色，数月不归。
周敬王十五年春，楚大夫申包胥赴秦国求救，秦派大夫子蒲、子虎率战车五百辆救楚。在沂邑（今河南正阳县境）大败吴夫概王。秦、楚联军灭掉唐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城镇）。吴在雍击败楚反攻的军队，而后秦又击败吴军。吴军退居麇（今湖北安陆）。楚薳射子薳延率柏举的散兵，会同楚大夫子西在军祥（今湖北随县西）打败吴军。是年夏，越乘吴军在楚，国内空虚，发兵侵入吴国。
吴夫概王在沂邑战败后率军回国，自立为王。吴王阖庐见国内有变，统帅大军向东退走，在公壻之谿被秦、楚联军击败。楚昭王回到郢都。
吴王阖庐率军回国，攻击夫概王，夫概王兵败，逃亡到楚国，后成为楚的堂谿氏。
周敬王十六年四月，楚国不甘心柏举、破郢之败，决心向吴报仇。
派舟师顺流而下，讨伐吴国，被吴太子终累打败。楚舟师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被俘。同时，楚大夫子期所率伐吴的陆军也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被吴军打败。于是，楚国震动，君臣恐惧，乃迁都到鄀邑（在今湖北宣城县东南），以避吴军锋芒，并改革政纪，安定楚国。
这都是吴破楚入郢之役的余波。
楚是南方大国，土地数千里，兵车数千乘，号为春秋四强之一，竟然遭此大败，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楚长期称霸，恃强凌弱，造成附属国众叛亲离；其次，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君臣不一，将帅不一，不能团结对敌；其三，吴为新兴国家，国力正在鼎盛时期，吴伐楚不仅得到蔡、唐等原楚附属国的支持，也得到东夷氏族的支持。
楚遭受破郢的打击之后，国力大为削弱，一时再也无力北上争霸。
晋在十八国召陵会盟之后，也陷入内部矛盾之中，卿族互相火并，势力削弱，诸侯离心，无力再图霸业。齐在东方趁机扩展势力，郑在中原乘王室内乱而侵吞王畿城邑，中原局势趋于分崩离析，又呈现出春秋初期的无统纪状态。
吴王阖庐虽有破楚入郢之大功，但他入郢之后，满足于微小成就，沉溺于声色，不听孙武劝谏，表现志虑短浅，终于功败垂成，被秦、楚联军赶出楚境。所以，后人论史，不把阖庐列入春秋"五伯"之中。
（六）吴、越之战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 年），楚采取联越制吴之策，率诸侯、东夷及越大夫常寿过伐吴，从此拉开了吴、越之战的序幕。当吴破楚入郢之时，越即乘吴国空虚之机，抄吴后路，兴兵伐吴。吴回军击越，越始退兵。
吴破楚入郢战役以后，中原无伯主，诸侯陷入自相混战状态。而此时，吴兴起于东南，越继吴而起。吴、越毗邻，两国互争三江五湖之利。于是，吴、越的战争就构成了春秋后期历史的主要内容。
吴在破楚入郢之后，开拓疆土，北接齐、鲁、宋，西达陈、蔡、驾邑（今安徽芜湖西）、宛邑（今安徽宜城县），与楚相邻，南抵杭州湾北，与越接境，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王阖庐、夫差时，有贤臣孙武、伍员辅佐，国力空前强大。
越国疆土小于吴，南至句无（在今浙江省诸暨县南），北至御儿（在今浙江省崇德县东南），东至鄞地（今浙江鄞县），西至姑蔑（今浙江省龙游县南），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县）。
越在允常时期（公元前520 年-前496 年在位），因得贤臣文种、范蠡辅政，国势强大，始成为吴国大敌。吴、越领土接壤，同为"断发文身"之族，不是吴灭越，就是越灭吴，所以二国的争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1. 吴、越槜李之战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 年）五月，越王允常死去，吴王阖庐积多年的怨愤，乘丧起兵伐越。越嗣王勾践率兵抵御，双方在槜（zuì，音醉）李（今浙江嘉兴县西）摆开战场。勾践见吴军阵势严整，命令敢死队冲锋，为吴军擒获。再次组织敢死队冲锋，又为吴军所擒，而吴军阵势仍然岿然不动。勾践见二次冲锋不能成功，另派罪人排成三列，各持剑注于颈上，走到吴军阵前说，现在吴、越二君交兵，臣等违犯了军令，在君的队列前面行为不果敢，不敢逃避刑罚，谨敢自首而死，于是都自刎而死。吴军注目观看，惊骇不已。勾践抓住机会，突然进攻，大败吴军。越大夫灵姑浮挥戈攻击吴王阖庐，斩落他的脚趾。阖庐身受重伤，在败退途中，死在陉地，距槜李仅七华里。阖庐临终命其子夫差：一定不要忘记越国的仇恨。
槜李之战，虽然以吴败越胜告终，但当时吴国领土广大，兵强马壮，实力远超过越国，越并不是吴国的对手。然而，越却战胜了吴国，这就教育了吴国的执政者，要争霸中原，必先灭掉越国，以扫除后顾之忧。
由此又引发了吴、越夫椒之战。
2. 夫椒之战自吴王阖庐战死，夫差即发誓为父报仇。他派人站在庭中，每逢他出入，那人就对他说："夫差！而忘越王之杀尔（你）父乎？"夫差回答说："唯。不敢忘。"①＜／ZSBJ12000030＿0074＿0／ESPL＞吴日夜练兵，准备报复越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 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日夜练兵，准备伐越，想先发制人，趁吴兵未出，抢先伐吴。大夫范蠡劝谏，勾践不听，说："吾已决之矣。"①＜／ZSBJ12000030＿0075＿0／ESPL＞遂兴兵伐吴。吴王夫差闻讯，征发全部水陆军迎战，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太湖 中的椒山）展开激战，越军大败。吴乘胜直捣越都会稽，攻破会稽城。越王勾践率残兵五千人退保会稽山，吴军将勾践团团围住。
勾践在危难中问计于大夫范蠡。范蠡要勾践卑辞厚礼向吴请和；如吴人不许，即举国降吴，以身追随吴王。勾践从其计，派文种赴吴军乞和。
夫差想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进言说："天以越赐吴，勿许也。"
②＜／ZSBJ12000030＿0075＿1／ESPL＞就拒绝了越国的要求。
文种回报勾践，勾践想杀妻子、焚宝器，力战而死。文种知道吴国的太宰嚭素与伍子胥不和，就利用这个矛盾，劝阻勾践说，吴国的太宰嚭贪婪，可以利诱，请私下里求他，可以成功。勾践就命文种带上美女和宝器，私下献给太宰嚭。太宰嚭接受贿赂，就领文种去见夫差。太宰嚭劝吴王说： " 越以服为臣， 若赦之， 此国之利也。" ③＜／ZSBJ12000030＿0075＿2／ESPL＞伍子胥再次反对媾和，说：现在不灭越国，以后必然后悔。勾践是贤君，范蠡、文种是良臣。他们若再回到越，将会叛乱啊。夫差不听，终于与越议和而后退了兵。
夫椒之战是吴灭越的最好时机，而翦灭越国则是阖庐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基本战略目标。但是，夫差目光短浅，听信谗言，轻率地放弃了这一根本战略目的，这就为后来越国灭吴埋下了祸根。
3. 越灭吴之战越灭吴之战，由三个主要战役组成：其一，越袭吴都之战；其二，笠泽之战；其三，围攻吴都之战。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 年），越降吴后，勾践留文种守国，自与范蠡入吴，在吴执贱役三年，于周敬王二十九年正月始被吴遣放归国。
勾践归国后为报仇雪耻，与范蠡、文种共同策划复兴国家的大计。
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其一，奖励生产，充实国力，"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①＜／ZSBJ12000030＿0076＿0／ESPL＞；其二，奖励蕃衍人口，"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有生多胎者，国家抚养；其三，照顾孤子、寡妇、疾病、贫困者家庭，国家发给廪食，教育其子弟；其四，尊贤礼士，延揽人才，对于"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对于四方之来士，必告先君之庙，以礼招待。在外交方面：其一，遮掩越国的实力；其二，鼓励吴国北上伐齐、晋。吴已与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再伐晋、齐，是结怨于三国。相反，越则"结齐、亲楚、附晋"，联合三国以制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终于强大起来。
吴在降服越国以后，即开始向中原发展，自周敬王二十六年至周敬王三十六年十年间，先后六次出兵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其中尤以周敬王三十六年代齐的艾陵之战最为著名。是役吴国出动四军，夫差自将中军，大夫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大夫展如将右军。齐国出动三军：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五月二十七日，双方展开大战。吴右军击败齐上军，齐中军击败吴上军。但吴上军得到吴中军与王卒的支援，扭转局势，大败齐军。吴俘获齐中军将国书及大夫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并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当吴国出兵伐齐时，越为施展疲吴之计，勾践亲率其众朝吴，向吴王及将士馈赠礼品，吴人皆喜。唯大夫伍子胥谏阻吴王出兵伐齐，吴王不听。吴王夫差胜齐归来，用太宰嚭谗言杀了伍子胥，专用太宰嚭。吴国从此也就走上灭亡之路。
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命王子地、王孙弥庸辅佐太子守国，亲率国内精兵北上，与晋在黄池争盟。越王勾践趁此机会，发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及诸御千人讨伐吴国。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舌庸统帅，循海而逆入淮河，以断绝吴兵归路。另一路由勾践统帅，逆吴江而上，攻击吴都。
六月十一日，勾践先头部队由畴无余、讴阳率领，先攻至吴国郊区。
吴将王孙弥庸看见越军打着他父亲的"姑蔑之旗"，即要求出战，吴太子友不允许。但弥庸不听，于二十日率兵五千出击，王子地帮助他，双双得胜，弥庸俘获畴无余，公子地俘虏讴阳。勾践大军赶到，王子地则入城防守。二十一日，两国再次交战，越军大败吴师，俘虏吴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焚毁姑苏台，尽获吴国大舟。吴派人向夫差报告国内败讯。夫差为防止此事泄露，在帐幕中连杀七个知情者灭口。
七月六日，夫差在黄池摆下赤、白、黑三个万人大方阵，以兵威胁晋国，争得先歃血主盟的角色，然后回师。吴军回国后，因都城已失，士卒疲惫，无力再战，就派太宰嚭向越求和。勾践见吴军主力尚存，胜负不可预料，遂于吴国媾和后班师。
吴、越虽然媾和，但吴国因长期争战，又经此打击，国力大为削弱。
吴、越力量的对比，吴国已由优势转化为劣势。夫差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佯作息民姿态，暗中作战争准备。
笠泽之战。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 年），吴国遭受旱灾，"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人民移往东海之滨，以就蒲蠃之食。越大夫文种乘机献伐吴之计。勾践接受文种之计，起兵伐吴。临行简选精兵，命一家兄弟四、五人在军中者返回一人，命将患疾病者、老弱者、智力不足以听命者遣返归家。同时斩杀畏缩不前者。号令军中：有"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者，"身斩，妻子鬻"①＜／ZSBJ12000030＿0078＿0／ESPL＞，以统一号令，使全军皆有致死战斗之心。
勾践率越军大举攻吴，吴王夫差则率军到笠泽江（今江苏吴县松江）
抵御。吴在江北，越在江南，两军夹江水布阵，准备明日在江上水战。
入夜后，勾践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左、右两队，令左队衔枚溯江而上五里，就地待命；令右队衔枚顺江而下五里，就地待命。夜半，令左、右两队鸣鼓渡江，在水中央待命。
吴军获讯越军分两队渡江，准备夹击吴军，不等到天明，也将军队分为二部，以抵御越军。
越王遂率三军，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主力，偷渡过江，不鼓不噪，突袭吴中军，吴中军大乱，于是溃败。越左、右队趁势渡江追击。
吴军三战三败，退保吴都。吴国大片土地沦落入越。
越国攻吴都之战。
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 年），越王勾践发兵侵楚，目的在于欺骗吴人，使他们不做战争准备。楚公子庆、公孙宽率军阻击越军，越军旨在欺吴，所以迅速撤回。
次年，十一月，越王勾践率大军包围吴国。当初，吴公子庆忌屡次劝谏夫差，要他改变穷兵黩武政策，以免吴国遭到灭亡惨 祸。但夫差不听，公子庆忌即迁到艾邑（今江西修水县西）居住，后来又到楚国避居。他听到越军围吴的消息，便回到国内，想除掉不忠于吴国的大臣，而与越国媾和。而夫差则把他杀了。
越军包围吴国三年，吴军不战自溃。吴王仅率亲近卫士与大臣，突围西上姑苏台，派王孙雒向勾践请和。勾践不忍心灭吴，准备答应媾和。范蠡谏阻勾践说："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勾践醒悟，拒绝吴国的求和。夫差则轮番派使者前来，言辞越来越谦卑，礼节越来越恭敬。勾践又动了心，想答应媾和。范蠡进谏说："孰使我早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弃之，其可乎？"并左提鼓，右援枹，代替勾践回答吴国使者说："昔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①＜／ZSBJ12000030＿0079＿0／ESPL＞打发走吴国使者。
范蠡不报告越王，即率兵攻下姑苏之宫，俘获吴王。勾践要把吴王送到甬东（今浙江定海县东之翁山），赐给夫妇三百人，以奉养天年。夫差叹息说："孤老矣，焉能事君？"随即自杀，吴国灭亡。
勾践灭吴后，尽并吴国土地，乃率军北渡淮河，在铜山（今江苏省铜山县）会见晋、齐诸侯，并遣使致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他为侯伯。勾践把吴人侵占陈、宋二国的土地归还陈、宋，把吴属淮河上游的土地送给鲁国，把吴属泗水以东的五百里土地送给楚国。于是，诸侯毕贺，勾践遂号为霸王，成为春秋史上最后一位霸主。
三、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一）"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
《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的军事制度时，首先讲村社居民组织，说："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它的军队组织则建筑在居民组织之上，是"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齐军的"三军"由国君和国、高二子统帅，所以"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仲称这种制度是"作内政而寄军令"，特点是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叫做"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两者互相适应。《齐语》所述军制与《周礼》所述周代军制完全符合。汉代刘劭说春秋以前军制是"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①＜／ZSBJ12000030＿0082＿0／ESPL＞，宋代叶适说是"寓兵于农，寓将于卿"②＜／ZSBJ12000030＿0082＿1／ESPL＞。都是对"兵农合一"制度的精辟概括。
齐国的军制很有典型意义，其他国家的军制，从《周礼》一书的记载看，大体与齐相同。
南方的楚国虽然在军制与官制的设置和名称上往往与中原不同。但"兵农合一"这一点则是一致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 年）说楚王在国"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则"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楚国的国人也是具有亦军亦民双重身份，在国为民，故训之"民生之不易"；在军为士，故申儆之"胜之不可保"。这种制度无疑也是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
"兵农合一"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井田制度。
《汉书·刑法志》所说周代"因井田而制军赋"，正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在井田制度下，每一具有士兵身份的村社社员都得到一块由村社代表国家分配的足以维持自己和家属生活的份地，并为国家负担兵役。份地是他为国家服兵役的基础，兵役则是他因份地而产生的义务，两者相辅相成。
"兵农合一"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散在为民时，兵器收归国家统一保管，临事征兵时，同时发授武器，与终日兵不离手、手不离兵的常备军明显不同。这就形成临战集结和临时授兵制度。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说："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乃略狄土，立黎侯而还。"这种临时集结军队的作法，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0 年）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襄公十三年说："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襄公十八年说："楚将侵郑，子庚帅师治兵于汾。"这些事例足以证明终春秋之世列国都是在战前临时征集部队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也说，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兵抵御晋、燕二国的侵袭，同时任命宠臣庄贾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日中会于军门"。说明也是临战征召部队。既然临战前征召部队，当然也在战前发授兵器，这种临战授兵的事例也习见于古文献。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 年）记载，庄公准备讨伐许国，五月甲辰那天，在郑国的祖庙发授兵器，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为争车发生矛盾，"颍考叔挟辀（zhōu，音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庄公四年（公元前690 年）说，楚武王排列成"荆尸"①＜／ZSBJ12000030＿0083＿0／ESPL＞之阵，向军队发授战戟，去讨伐随国。又，闵公二年（公元前660 年）说，狄人伐卫，卫将战，"国人受甲"。军队的武器，战时由国家发授，战后复缴还国家。因此，国家专门设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机构。据《周礼·夏官》载其《司兵》职掌"五兵五盾"的授受。《司戈盾》职掌"乘车"、"贰车"及"旅贲及虎士"戈盾的授受。《司弓矢》职掌"六弓四驽八矢"的授受。《校人》职掌"五马之政"。据《周礼·春官》，《司常》职掌各种战旗，《鼓人》职掌各种战鼓与金器，《车仆》职掌各类战车等等。《左传》襄公九年则记载，宋国有工正掌管"出车"，校正掌管"出马"。
他们"备甲兵，庀武守"。官府收藏武器的专门场所叫做"库"。当时列国都有这种武库，如鲁国曲阜有"库"，高余也有库，郑国有"襄库"等。
在"兵农合一"制度下，平时管理村社和国家事务的各级官吏，战时就是军队中的各级军官。齐国的"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平时治民，战时统军，正是这种村社和军旅的双重官吏。晋国的六卿，平日为政府官吏，战时为三军将佐。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马、司空，战时皆为军帅等。总之，列国的政事官也兼军官，都是文、武职责不分的。
"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决定了春秋时期军事训练必然要在农闲时进行的特点。这其实也是自夏、殷、周三代以来村社生活的一般规律。《国语·周语上》说周代"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务农的三时是春、夏、秋，讲武的一时是冬，属农闲季节。《国语·齐语》说："春以蒐振旅，秋以狝（xiǎn，音显）治兵。"《司马法·仁本》说："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这也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列国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闲时，也要组织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国家组织进行。二是通过"蒐狝"，即狩猎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春秋时鲁大夫臧僖伯讲得十分清楚："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 ①＜／ZSBJ12000030＿0085＿0／ESPL＞讲事就是习武，蒐、苗、狝、狩是四时田猎之名。这是国家组织村社居民借田猎而习武的明证。从《左传》一书看，春秋时期的蒐狝活动，的确多是军事活动。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 年）说，晋"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僖公三十一年，"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昭公八年（公元前534 年），鲁"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
春秋时期"兵农合一"制度的特点取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奴隶社会形态有两种形式：一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一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东方家庭奴隶制的特点是：其一，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其二，专制制度基于公有制。就我国奴隶制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井田制）和君主专制政体这两点来看，无疑属于古代东方家庭奴隶制类型。这种类型的奴隶制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农村公社制度。所以它反映到军事制度上就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兵农合一"制度，并不只存在于先秦时期，为华夏族所独有。在由原始的氏族制度向奴隶制转化过程中，宋代辽东生女真完颜部所建立的"猛安谋克"制度、明代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都是这种集军民于一身，"出则为兵，入则为民"②＜／ZSBJ12000030＿0085＿1／ESPL＞的民兵制度。
（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春秋时实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依据这种制度，服兵役者纳军赋，不服兵役者不纳军赋。军赋的基础是井田制。所以《汉书·刑法志》说这种制度是"因井田而制军赋"。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 年），楚国司马■掩治理军赋，就首先清丈全国各类土地，然后"量入修赋、赋甲兵、徒卒、甲楯之数"。从■掩治赋中，也可以看出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性质，因为其赋既包括车兵、徒兵、甲楯各种军械，也包括甲士、步卒等服役人员。《司马法》一书载有春秋以前的两种军赋制度。其一，" 成井三百家" ， 出" 革车一乘， 士十人， 徒二十人" ①＜／ZSBJ12000030＿0086＿0／ESPL＞；其二，"甸十六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②＜／ZSBJ12000030＿0086＿1／ESPL＞从这两种军赋制度看，也都既有甲士、步卒，又有戈楯、车、马、牛，是赋役合一的。《孟子·滕文公》谈到春秋时的赋税制度说："使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助"，就是税。其时野人不服兵役，所以不纳军赋而纳税，税率是九分之一，即"野九一而助"。"赋"就是军赋，其时国人服兵役，所以交纳军赋，赋率为十分之一，即"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人既纳军赋，便不再纳税。赋与税是有区别的。《汉书·食货志》对春秋以前赋与税的区别讲得很明白："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即赋供军队需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即税供国家祭祀，政事需用。
但是，有些学者对于春秋时期的赋、税分制往往认识不清，误会为一，结果造成一些混乱。
春秋时这种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制度，其实正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的一个内容。它与恩格斯所说马尔克公社中的服兵役者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六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军赋与兵役是统一的，所以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赋"字就常被用来泛指军队而言。如《左传》隐公四年（公元前719 年）卫州吁对宋国说：贵君要讨伐郑国，翦除贵君的祸害，"敝邑以赋与陈、蔡从"。"敝邑"是卫州吁对自己国家的谦称，"赋"，即卫国的军队。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 年），郑大夫子家对晋国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贵国的谅解，"将悉敝赋以待于儵（shù，音树），唯执事命之"。"敝赋"二字，就是敝国的军队。又《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 年），晋、齐发生鞌之战，战前晋军统帅郤克请求晋侯出兵，"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这个"赋"字不但指的是军队，而且指出了这支军队所辖战车数量。又《国语·鲁语下》载，在诸侯平丘会上，晋国人捉了鲁大夫季平子。鲁子服惠伯对晋国说，过去齐乘晋乱攻晋，取朝歌，我们先君襄公不敢安居，"使叔孙豹悉率敝赋"，跟从晋国攻击齐的左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说："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这里的两个"赋"字，无疑指的也是军队。
在春秋早期许多诸侯国还实行两级兵役制：一级曰"正卒" ①＜／ZSBJ12000030＿0087＿0／ESPL＞；另一级曰"羡卒"。《周礼·地官·小司徒》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这就是说，一家兄弟虽多，但只有一人是准备服现役的正卒，正卒以外的男子都称为羡卒。一般的"徒役"，一家只出一人，而当军事训练，即田猎或追捕盗贼时，则是羡卒、正卒全部出动。春秋时期的兵役是民兵制度，"正卒"是从服兵役者的战士身份来说的。而从他们在村社的社员身份来说，则称为"正夫"。从他们服其它劳役的身份来说，则为"正徒"①＜／ZSBJ12000030＿0088＿0／ESPL＞。"羡卒"又称"余夫"。他们是不服现役的"卒"，但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国有大敌时动用，其实是预备役人员。
但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列国兵源不足，晋、鲁、郑等国已经向野人征兵征赋。所以羡卒也就被征调到战场上来了。
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在彭城之役前，"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晋为大国，其时老幼孤疾都上了前线，一家之中往往有二人在军中服役，其他国家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当然也就突破了春秋时早期"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 ②＜／ZSBJ12000030＿0088＿1／ESPL＞的旧制。《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起兵伐吴说："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一家有四、五个兄弟在军中服役，这当然是全部羡卒都已走上战场了。而这说明，战国时期的普遍兵役制度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在酝酿当中了。
春秋时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作为"兵农合一"制度的一个内容，它决定于春秋时代存在着的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相统一的制度。周代的军赋因井田而作，周代的兵役因村社而作。而井田制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村社则是井田制的居民组织形式。二者是统一的，它的统一性就决定了兵役制度赋、役合一的统一性。春秋时期，井田制和村社制虽然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例如出现了"隶农"、"隐民"、"初税亩"、"作爰田"等情况。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井田制和村社制。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的"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实行的"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等等，就是统治阶级维护旧的井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证明。井田制和村社制的存在，就决定了军赋与兵役制度相统一制度的存在。
（三）车、步兵相结合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以战车为核心的车、步兵结合编制，是春秋时军事编制的一大特色。
《周礼·夏官·司马》说，春秋时代列国的军事编制有六级：伍、两、卒、旅、师、军。"伍"由五名战士组成，是战车下的步卒，他们以战车为依托从事战斗。"两"由五伍二十五名战士和一乘战车组成，所以称"两"，说明战车是战斗核心。卒由四两，即战车四辆，卒100 人组成。旅由五卒，即20 辆战车、卒500 人组成，师由五旅，即100 辆战车、卒2500 人组成。军有五师，即500 辆战车和卒12500 人组成。《周礼》所讲的军制，与《司马法》记载的"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军制，基本一致。《司马法》的这条记载，据杜预《左传》宣公十二年注说是旧编法。即由西周延续下来的春秋早期车、步兵编制法。据清代学者金鹗、孙诒让等人研究，《司马法》所说的"徒二十人"中包括役徒、厮养五人。专就战车而言，也是五伍二十五人。春秋时晋国的军事编制正与《周礼》所讲的军事编制相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鲁国向晋军将佐行贿时，讲到晋国有军、师、旅三级编制。《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通吴于晋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说明晋军有两、卒二级编制。《国语·周语中》说晋国"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整治。"又证明晋军有卒、伍二级编制。这些材料证明，晋军编制恰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
晋国的军队编制应能代表春秋时列国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
齐国的军队组织在桓公时由管仲进行改革，所以与《周礼》的记载有所不同。它裁减了"师"级建制，形成了"军、旅、卒、小戎、伍"
五级。其战车一乘，即"小戎"较"两"的战斗人员增加一倍，为卒50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也裁减了"师"级单位，为"军、旅、卒、什、伍"五级①＜／ZSBJ12000030＿0090＿0／ESPL＞。什由二伍组成，自什以上，卒、旅、军皆为十进制，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军，万人。"卒"又称"彻行"，是战斗时排为一长队。旅又称"旌"，由十彻行组成。
春秋中期以后，车、步兵相结合的编制，即古人所谓之车乘士卒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战车"三十人制"，发展成为"七十五人制"。
这个变化也由《司马法》反映出来，它说"四邑为丘"出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曰"匹马丘牛"；又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据蓝永蔚先生研究，"七十五人制"的车乘士卒编制是"春秋编制"②＜／ZSBJ12000030＿0090＿1／ESPL＞。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编制。其制用"匹马丘牛"和"乘马"来命名，所以孙武称其为"丘役"，清代学者称其为"丘甸法"，或"丘乘法"。而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以后产生的制度，所以系一个"丘"字。
"三十人制"编制是春秋早期的制度，这在《左传》中还可以寻找出踪迹，如周惠王十七年（前660 年），齐派遣"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战车甲士十人。《诗·鲁颂·閟宫》说鲁国在僖公时代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也与每乘战车"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的《司马法》车乘士卒编制相符。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断出现的车乘士卒编制就与"七十五人制"相联系了。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说："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又，《左传》定公十年记晋大夫赵鞅率军伐卫，"（邯郸）
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另一晋将涉佗"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击卫国的城门。《左传》中不断出现的"徒七十人"这个数字， 蓝永蔚先生认为就是步卒" 七十二人" 的统称①＜／ZSBJ12000030＿0091＿0／ESPL＞，这应是正确的。
春秋时期车乘士卒编制的变化，主要是车下步卒的增加，这表明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到战国时发展成为了步兵与车兵的分离，形成了以步兵为主力，以车兵和骑兵为羽翼的编制形式。
步兵本是最古老的兵种。《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时出动"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但据《尚书·牧誓》，武王要求周军在交战中"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显然指的是步兵。可见，步兵在牧野大战中担负着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改进，春秋进入了车战的发达时期，春秋大国争霸的战争无一不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如《左传》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 年），晋、楚城濮大战，晋车七百乘。
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其后在殽山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匹马只轮无还"。
宣公二年（公元前607 年），宋、郑大棘之战，郑俘宋战车四百三十乘，战士二百五十人。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
成公二年（公元前589 年）齐、晋鞍之战，晋出动战车八百乘。
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双方皆"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秣马利兵，修陈固列"。
定公五年（公元前505 年），秦子蒲、子虎帅战车五百乘以救楚。
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 年），艾陵之战，吴俘获齐战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周礼·夏官·司马》说："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犬韬·战车》也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山区、丘陵、洼地、河沼、浚泽、殷草、横亩等都被兵家看作是战车的"死地"。只有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战车才能纵横驰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春秋时代战争所保持的某种原始形式--"结日定地"，即交战双方战前约好交战的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列阵而战，也为车战提供了方便条件。韩原之战前，晋惠公派韩简向秦军请战，秦穆公说："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城濮之战前，楚令尹子玉派大夫斗勃向晋军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双方约定"诘朝将见。"鞍之战前，齐侯派人向晋大夫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这三次战役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即"结日定地"而后交战的典型战例。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着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这就是军阵。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①＜／ZSBJ12000030＿0093＿0／ESPL＞。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兵是排列成军阵作战的。恰如恩格斯所说："关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 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 ②＜／ZSBJ12000030＿0093＿1／ESPL＞春秋时期的"军阵"，名目很多。仅见诸《左传》的，就有"鱼丽之阵"、"左右矩"、"荆尸"、"鹳"、"鹅"、"盂"、"角"等等。其基本阵形，大多为"三阵"或"五阵"。
《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 年），周、郑繻葛之战，郑摆下"鱼丽之阵"。"曼伯为右矩，祭仲足为左矩，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杜预注说："矩，方阵也。"特点是以左、右两军居前为"拒"，中军居中殿后，配合为"鱼丽"之型。这种阵式，其实就是一种"三阵"。
如图所示：在这种进攻型的阵势中，车、步兵的排列队形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为战车编队，每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伍"是步兵编队，以五位战士为一小队。车兵冲锋在前，步兵填充在战车的空隙，联结成一个战斗阵式。
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率左、子上将右。晋先轸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统率下军。阵势也都是"三阵"。
又，《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617 年）记载楚子与宋公、郑伯在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田猎，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所谓"左、右盂"与"左、右拒"和"上、下军"一样，都是军阵中的两翼。《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在诸侯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会上，排列士卒百人为一彻行，计彻行百行的白、赤、玄三个方阵，也是"三阵"式。
由"三阵"发展到"五阵"，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 年）讲楚国行军的"荆尸"阵法说："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楚国行军的"荆尸"阵法，创始于楚武王。其法盖"分其军为五部，而各有所任"①＜／ZSBJ12000030＿0094＿0／ESPL＞。即："前茅"，就是前锋部队，以茅为标帜。"中权"是中军，为全军的指挥部。"后劲"，是殿后的精兵。"右辕"，为右路军，"左追蓐"，为左路军。合此"前、中、后、右、左"五部分适成一个大军阵。"五阵"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比"三阵"更为先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 年）记载，齐庄公讨伐卫、晋二国，其行军阵法也是五阵：即"先驱"、"申驱"、"胠"、"启"
和"大殿"五支军队。依杜预说，"先驱"是先锋军，"左翼曰启"、"右翼曰胠"，"大殿为后军"。这都是对的。唯有杜说"申驱"为"次前军"不确。因为据《左传》齐庄公及其副车在"申驱"，说明它不是"次前军"，而是指挥中心所在的"中军"。所以它也是一个由"前、后、左、右、中"五支军队组成的"五阵"。《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军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发生了一场战争，无终及群狄是步兵，为对付无终及群狄的步兵，晋国也舍弃战车，把车战的五阵"两、伍、专、参、偏"改编成了步战的五阵"前、后、左角、右角、前拒"，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宋人阮逸所撰的《李卫公问对》讲古代五阵说："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字井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①＜／ZSBJ12000030＿0095＿0／ESPL＞其配置图如下：这种"五阵"，自然是"前、后、左、中、右"五阵。说它起于黄帝时代当然没有史料根据，但它对春秋以来阵法的说解则相当精辟。
战国时，阵法的名目和种类更加复杂，仅据《孙膑兵法》就有"方、圆、疏、数"等十阵。作战的五阵式也发展成为"八阵式"。"八阵"
的阵式，与《李卫公问对》的五阵大体相同，不过把它讲的闲地也填充上了军队。其配置如图：＃ ＃ ＃（阵地）
＃ ○（大将居中）＃＃ ＃ ＃刘心健先生说："八阵为一方阵，大将居中，八方部署兵力。'散而成八，复而为一'。"①＜／ZSBJ12000030＿0096＿0／ESPL＞刘说是对的。
孙膑讲运用"八阵"作战说，八阵作为一个整体，要有先锋部队和后续部队。在作战时，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击敌人，其余三分之二，做为预备部队，以为接敌部队的后盾。在春秋时的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佐胥臣以下军之一部用虎皮蒙马突击楚师。《吕氏春秋·简选》说晋文公有"锐卒千人"，吴王阖庐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其实这些部队就是先锋军。孙膑说，部队作战时"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也"。总之一句话，没有先锋和后续部队的军阵，在作战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春秋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战阵则以"三阵"和"五阵"为主，而到战国时则发展成为了"八阵"。
（四）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所以鄙野的都邑不能设立武装。统治者把与国都相匹敌的大都邑看成是国家祸乱的根源①＜／ZSBJ12000030＿0097＿0／ESPL＞，所以严厉取缔都邑武装。
但是春秋初期，在郑、晋、楚等国，有些势力很大的卿大夫已开始凭借都邑的力量，组建军队，严重威胁本国的政权。如《左传》隐公元年（前722 年）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在封邑京城组建军队，"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结果被郑庄公消灭。《左传》桓公二年（前710 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利用曲沃的地方兵讨伐晋都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杀了晋孝侯。《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灭权，指派大夫斗缗为权尹，斗缗率权邑地方兵叛变，为楚武王镇压。
郑国京邑、晋国曲沃、楚国权邑建立的地方兵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地方兵，但这些地方兵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卿大夫组建的，所以在当时是不"合法"的。
最早建立由国家管理的地方都邑兵的是郑国。郑国因为领土褊小，国人兵源不足，又屡受强敌侵犯，为避免国破家亡，捍卫边疆安全，所以，首先在一些较大都邑建立了地方兵。如"制"（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即虎牢关）是郑国的险要所在，"栎"（在河南禹县）是郑国的别都，因此，郑国首先在这两个都邑上建立了地方兵。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 年），郑国的公子曼伯与子元率制邑军队在北制打败了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的军队。周桓王二十二年，偏安郑国栎邑的郑厉公，依靠栎邑军夺回了郑国的政权。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由于"作州兵""作丘甲"和"作丘赋"所开辟的兵源，使列国在地方都（县）邑普遍建立起都邑军队。
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 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追击齐军，俘虏了齐大夫晏■。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 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王室大乱。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少数民族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把周悼王迎接回王城。晋的东阳泛指属晋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即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焦、原、温在今河南陕县、济源、温县，瑕在今山西芮城县。这五邑建有强大的地方兵，说明晋国的都邑普遍建立了地方兵。"九州之戎"。就是"陆浑戎"。周景王二十年，晋灭陆浑，然后编陆浑为九州，并建立了九州戎人的地方兵。这是晋地方兵中的少数民族军队。
齐国。周灵王五年，齐大夫在东阳筑城，并率领东阳之兵围莱（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周灵王十八年，齐阉臣夙沙卫叛齐，占据高唐（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齐大夫庆封率军围高唐，不能攻克。齐襄公时，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叛乱，杀襄公。齐渠丘大夫雍禀率渠丘兵平息叛乱，杀了公孙无知①＜／ZSBJ12000030＿0098＿0／ESPL＞。齐国东阳、高唐、渠丘之邑的武装力量，应能代表各国地方都邑兵的一般状况。鲁国。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 年），齐顷公攻击鲁国北境上的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龙邑人俘虏了齐顷公的嬖臣卢蒲就魁。
顷公亲自上阵击鼓助战，经三日激战，始攻克龙邑。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502 年），鲁国陪臣阳虎准备杀掉执政大夫季桓子，命令都邑的兵车在九月四日集中到蒲圃。这证明鲁国的都邑都有了地方武装。龙邑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大国相抗。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郈、成也都有强大的都邑武装，三家的宰臣南蒯、阳虎、侯犯、公孙宿先后据三都叛乱，几乎倾覆鲁国。
宋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宋景公到空泽（在今河南禹城县南）去游玩，死在驿馆。大尹发空泽的甲士千人奉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沃宫。
空泽是宋国的都邑，有甲士，有武装。又如宋国的公子鲍曾利用肖、蒙二都邑的武装力量杀掉宋昭公， 夺取了宋国政权①＜／ZSBJ12000030＿0099＿0／ESPL＞。
楚国。楚国的地方兵名为"县"兵。楚国的"县"，多是由被其灭掉的国家改设的。如楚文王"改县申、息"二国以后，申、息二县之师就成了楚国北进的主力。到春秋后期，楚灵王"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周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公子弃疾等率陈、蔡、不羹、许、叶诸县地方兵杀掉楚灵王，公子比立为楚君。既而，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为楚平王。周景王十七年，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检阅楚西部地方兵，派屈罢在召陵（今河南偃师县东）检阅楚国东部地方兵。楚国东西两区地方县邑兵最高领导权都操在楚王手中，由楚王任命"县公"或"县尹"统帅。这就形成了以郢都为中心的网络状军事体系，内可以屏障郢都，外可以捍御强敌。所以楚在春秋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同中原诸侯一样，也都建立有地方兵。
据《国语·吴语》，越大夫文种在向勾践谈伐吴策略时说，吴国自黄池退兵后，不戒备越国，越应利用这个机会攻吴。吴国边鄙的地方兵因过于疲罢而不能速至，吴王又将以不与越国交战为耻辱，所以必率国都的军队迎战，越可以战胜吴国而占有其地。如果吴的地方兵赶来援救，越国可以用"御儿"的地方兵抵御。这就清楚他说明了吴、越二国都有地方都邑兵。
但是应当指出，春秋时列国的地方都（县）邑兵还只是国家军队中的辅助力量，主要职责是防卫地方。周景王二十一年，郑国遭受火灾，执政大夫子产命令国人"伍列登城"，保卫国都。而"使野司寇各保其征"①＜／ZSBJ12000030＿0100＿0／ESPL＞，即保卫本地安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地方都邑兵虽以防卫本地为主。但在强敌入侵时，国家会责无旁贷地出兵支援地方。如《左传》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 年）载，莒人伐鲁东鄙围台（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南），鲁季武子率兵救台。昭公二十七年（前515 年），吴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兵包围楚国潜邑（在安徽霍山县东北），"楚莠尹然、工尹麇率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率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等，即属这类例证。
地方兵还要配合国中之师作战或受命单独完成某些军事任务。如晋国曾以焦、瑕、温、原之师安定周悼王，楚国曾以戎狄及丰、折二地之师逼近晋国，鲁国曾以各卿大夫家室的兵车抵御齐国等，都属这类性质。至于楚国的申、息、许、叶和不羹、陈、蔡之师甚至已经成为了楚国家军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卿大夫的采邑家兵其实是都（县）兵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也就是在卿大夫自己所封的都（县）所建立的地方兵。这种都邑兵建立的较早，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
依照西周制度， 卿大夫都有采地或食邑①＜／ZSBJ12000030＿0101＿0／ESPL＞。据《周礼·地官·载师》，卿大夫的采地一般分别在国郊以外的鄙野之地。卿大夫的采邑武装由邑人充任，由国家设"家司马"管理，在"家司马"以下，于每一较大的采邑还设立"马正"②＜／ZSBJ12000030＿0101＿1／ESPL＞协助"家司马"管理采邑的军事事务。在春秋时代，卿大夫"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国家遇有军事行动，执政的卿大夫要准备百乘战车随同行动。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阶段，这些卿大夫的采邑武装，是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仅由卿大夫统率而已。所以孔子说：" 臣无藏甲， 大夫毋百锥之城。" ③＜／ZSBJ12000030＿0101＿2／ESPL＞但是，卿大夫作为一级封君，当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军权下移于卿大夫，采邑武装就化为他们的私家武装了。而采邑武装私有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危害公室，削弱国君的力量。如鲁国季孙氏的采邑费，始封于僖公元年，襄公七年筑城，其后就成了季氏私家的武装堡垒。孟孙氏的采邑成与叔孙氏的采邑郈，发展步骤也同"费"一样。三家的采邑武装成了他们专制鲁国政权的强大军事后盾。其后三家的家臣长期祸患鲁国，如周景王十六年季氏家臣南蒯以"费"叛，周敬王十八年季氏家臣阳虎再以"费"叛，周敬王二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也都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强大的采邑武装。春秋中期以后，宋国的萧、蒙，齐国的渠丘、高唐，晋国的朝歌、邯郸、晋阳、曲沃，卫国的蒲、戚等大采邑无一不有强大武装，成为公室的心腹大患。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国有大城，未有利者"①＜／ZSBJ12000030＿0102＿0／ESPL＞。采邑武装危害公室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采邑武装私有化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加强了列国卿大夫之间的火并。卿大夫之间一旦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就到采邑去动员和组织力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在与范氏的斗争中失利被驱逐的晋大夫栾盈，依靠齐国的帮助潜回采邑曲沃。"四月，栾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与范氏、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诸家展开了一场血战，失败后又退回曲沃。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大夫赵简子（名鞅）与范氏、中行氏发生火并，"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晋阳是赵氏的采邑，有雄厚的物资储备和武装力量，范氏、中行氏不能攻克，后被赵氏消灭。后来，在赵襄子（名无恤）与智氏的斗争中，赵氏再次退保晋阳，智氏率韩、魏三家联军久攻不下。赵氏反而串通韩、魏两家把智氏消灭在晋阳城下，形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格局。这就充分说明了采邑武装是春秋中晚期卿大夫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卿大夫的家兵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族兵"。
"族兵"是卿大夫的亲兵。西周在卿大夫之间实行宗法制度，所以每个卿大夫家族都有一套大小宗的宗法体系，有所谓宗主、宗邑和族人。族人负有保卫宗主、宗邑和宗族的义务，于是就形成了以族人为骨干的"族兵"。其制在春秋时仍然存在。在春秋时代的战场上，"族兵"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如在城濮之战中，楚军统帅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这个"若敖六卒"就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宗人兵"，亦即族兵。在鄢陵之战中，晋的栾氏、范氏二大家"以其族夹公行"，即以其族兵做晋厉公的左右亲兵。在邲之战中，楚军俘虏了晋大夫知■，其父知庄子率领族兵反击楚军，射死楚连尹襄老，获其尸并俘楚将公子穀臣。
"族兵"在战场上是军中主力或亲兵，在平时则与卿大夫聚族居于国中，所以在与公室斗争中，或在其它突发事件中，调动起来极为迅速。周灵王九年，郑国的尉止等五族发动叛乱，攻杀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子西听到消息后，"不儆而出""乃归授甲"。子产听到消息，立即"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召集族兵"成列而后出， 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 ①＜／ZSBJ12000030＿0103＿0／ESPL＞。族兵如果不与卿大夫聚族而居，兵车十七乘是不可能马上集结起来的。周景王十三年，齐国陈、鲍、栾、高四氏的大火并也是这样。陈、鲍氏听信传言，说栾、高氏准备攻击陈、鲍氏，陈桓子、鲍文子马上在家中向族兵"授甲"，接着发起向栾、高二氏的进攻。栾、高二氏的宗族长子良、子旗正在饮酒，突遭攻击，也迅速集结族兵，与陈、鲍展开激战②＜／ZSBJ12000030＿0103＿1／ESPL＞。这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情况也足以说明卿大夫的族兵无疑是与卿大夫聚族而居的。在春秋晚期，"族兵"与"采邑兵"一样，统称卿大夫的私属或家兵，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兼并的工具。
依据周代"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分封制度，"家室"与"公室"
一样，原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卿大夫家兵、包括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族兵和以地域团体为基础的采邑兵，最初都是构成奴隶制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在君权强大时，它自然要为公室效力，甚至是国家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但它由卿大夫族人或采邑居民组成，战时由卿大夫亲自统率，被称为"私属"或"私卒"，对于公室军队来说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一旦君权旁落，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春秋时列国卿大夫的家兵史正是这样一部演化史。
春秋末年，列国卿大夫的家兵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 年）说："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即说鲁国各卿大夫之家的兵车总数比齐国派出攻鲁军队的兵车还多，仅季氏一家的兵车抵抗齐军已有余裕。而季氏一家还有甲士七千人。晋国卿大夫的私家军队又使鲁国望尘莫及。晋国的卿大夫多在采地设县，所以晋的采邑家兵又称县邑兵。在晋平公、昭公时代，公室的军队虽然"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①＜／ZSBJ12000030＿0104＿0／ESPL＞，但其卿大夫家兵却得到了飞速发展，"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②＜／ZSBJ12000030＿0104＿1／ESPL＞。晋的一县可出兵车一百乘，四十九县可出兵车四千九百乘，其力量之强大是其它中原国家所无与伦比的。
春秋时期军权下移，卿大夫专权和互相兼并是促使卿大夫采邑兵普遍建立和家兵逐渐脱离国家控制转为私有化的前提条件，反之，卿大夫家兵的私有化又加剧了卿大夫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互相火并。
（五）具有常备性质的禁卫军周代天子的禁卫军名曰"虎贲"，诸侯的禁卫军名曰"旅贲"。据《周礼·夏官·虎贲氏》，王在出行时，虎贲在前后警卫；王休止时，虎贲宿卫王的行宫。王在国，虎贲守卫王宫。国家在遇到大敌、大丧等非常事变时，虎贲守卫王门。此外，虎贲还可以跟随士大夫出使四方，或在道路不通时奉征令之书向四方传达。据《旅贲氏》，王在出行时，旅贲氏执戈盾在王乘车两侧随行警卫。乘车停止时，扶持车轮。凡祭祀会同，穿着斋服随王乘车左右而行。王者丧，穿着斩衰葛经的丧服，执戈盾警卫嗣王。在军事行动中，披着铠甲随行。《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驾崩，"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说明周礼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大夫叔孙豹说："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证明了这个问题。说明周代的禁卫军制度在春秋时仍然存在。
但是，春秋时代列国诸侯的禁卫军并不称"旅贲"，而各有自己的名称。如楚国国君禁卫军叫"乘广"，分左、右两广，每广战车三十乘。右广鸡鸣时驾车值班，至日中卸车休息。左广接着值班，至日入时卸车休息。依春秋晚期每乘战车甲士三人，步卒72 人计，60 乘战车计有战士4500 人，这是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晋文公回国继君位时，秦穆公特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这三千人其实也是晋文公的禁卫军，所以杜预注说"以兵卫文公诸门户仆隶之事"。《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残暴不仁，枉杀无辜。执政大夫赵盾屡次进谏，灵公不听。灵公怕赵盾再谏，假设酒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甲士准备杀他。晋侯埋伏的甲士又叫"公介"、"公徒"，其实他们就是晋侯的宫廷禁卫军。越王勾践伐吴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勾践的私卒君子就是他的禁卫军。依此四例可以推知，春秋时列国诸侯的宫廷，是都有禁卫军的。不但诸侯有禁卫军，有些国家，如楚国，太子也有禁卫军。在城濮之战时楚军中有一支名曰"东宫"的部队，就是楚太子的"宫甲"。据《左传》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 年），楚国太子商臣就依靠这支"宫甲"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楚成王而篡夺了王位。
春秋时期诸侯的禁卫军多由公族或卿大夫子弟组成。他们平时警卫王宫，战时在王左右，是军队中的主力。如晋的"中军公族"①＜／ZSBJ12000030＿0106＿0／ESPL＞ ， 又称" 公卒" ②＜／ZSBJ12000030＿0106＿1／ESPL＞，显然是晋侯的禁卫军。"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③＜／ZSBJ12000030＿0106＿2／ESPL＞，显然也是由"乘广"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部队。晋国在献公时代有骊姬，"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乃宦卿之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可见晋国的公族是由卿大夫子弟构成的。余子又称公路。公路与公行是主管戎车的职官，所率戎士应是禁卫晋侯的车兵甲士。
公族与卿大夫子弟称为"国子"或"贵游子弟"，平日由公族大夫教育培训。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 年）说，晋悼公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据《周礼》国子还接受师氏，保氏的教育。师氏教国子以"三德"和"三行"，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和"六仪"。其六艺是："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驾，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六仪是："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在当时是完备的品德、文化和军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实践形式，他们要在师、保统带下守卫宫廷。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之后，诸侯才从他们当中挑选出王宫卫士。这种挑选在春秋时虽缺无显证，但从战国时赵国左师触龙请太后先许其子"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可以得到证明。
以"旅贲"为代表的禁卫军虽然是列国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又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这就是它与一般的"师旅"不同。一般的"师旅"，兵员来自国人，平日为农，战时为军，是"兵农合一"的。以"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则不然，他们来源于国中的"贵游子弟"，是由卿大夫子弟组成的"国子"，平时脱离生产劳动，可以世袭父兄爵禄，一旦入选禁卫军的行列，就成了食禄的职官，位为士，可以继续升迁为大夫、卿，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以"旅贲"为代表的由"国子"组成的诸侯禁卫军，无疑是一支常设的部队。但这是一支纯粹的贵族军，类似沙俄时代的士官生，而且人数仅三四千余，所以它不是春秋时代列国军队的主体。因而它的存在并不能影响春秋时代列国军事制度"兵农合一"的性质。
（六）吴、楚、越三国的水军春秋中期以后，在水道纵横的南方，楚、吴、越等国出现了以"舟师"为名的水军。
最早建立水军的国家应是吴、越。吴、越地处中国东南，是水乡泽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①＜／ZSBJ12000030＿0108＿0／ESPL＞，乘船弄潮为二国健儿所专擅。据《左传》，吴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 年）
以前尚无较强的陆军，水军是其传统的兵种，但春秋初年，吴国的水军也不强大，仅能自保而已，所以它臣服于楚国。后来，由于吴楚、吴越频繁发生战争，才使吴国的水军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国的"舟师"，即水军，由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两部分组成。
吴国的水军虽然是陆战部队的辅助力量，但有较强的实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败楚舟师"就是双方发生水战。水战的结果是吴胜楚败，吴军俘获楚国水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这说明吴国的水军是比较强大的。《国语·越语》记载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越国，我要战胜它，能占据它的土地，能乘坐它的船只。又《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伐吴说："明日将舟战于江。"在江上舟战当然是水军交战。《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485 年），吴大夫徐承曾率领"舟师将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退回吴国。这些都证明吴国确有水军，并同楚、越等国进行过水战，其水军并曾沿海北上伐齐。
吴国水军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运输部队。在春秋中叶，晋国采用巫臣通吴的建议。" 教吴乘车， 教之战阵， 教之叛楚" ②＜／ZSBJ12000030＿0108＿1／ESPL＞以后，就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吴国的陆军往往主要依靠舟师运送并保障后勤供给。从这一意义上说，吴国的舟师实际是吴国军队组织的命脉。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吴国水军运输部队的这种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吴地利于水行，不利于陆行。诸侯平丘大会，晋征召吴来参加，吴人以水道不通谢绝了。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 年），吴在黄池会晋，也先在商鲁之间开挖深沟。由此知吴国一日也不能废舟楫之用①＜／ZSBJ12000030＿0109＿0／ESPL＞。顾栋高的说法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 年）载，吴楚在长岸交战，楚军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乘舟"就是吴国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船。《左传》昭公十三年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
水道不可，吴人辞，乃还。"《左传》定公四年记吴楚柏举之战，吴、蔡、唐三国"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在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国交战，三战三胜，击败楚军的吴师，正是由水军运送的。《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艾陵之战，吴师北上也是沿着汶水行军，以便仰赖水军运输部队和粮草给养。《国语·吴语》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时，也"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沂，即沂水。济，即济水。沟通二水当然是为了保证水上交通线畅通，正因为水军是吴国军队的命脉所系，所以越王勾践偷袭吴国，"入其郛，焚其姑苏"，也要"徙其大舟"，破坏吴水军的运输能力。
越国的水军同吴一样，也分战斗部队与运输部队两部分。上面说过越曾与吴约定"明日舟战于江"。又，《墨子·鲁问》篇说："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利用这种有利特点，在水上屡败楚军。舟战是地道的水军交战。越楚两国因处江河有上下游之别，所以其水军攻守利害形势也不同。越国水军的规模颇为可观， 有" 戈船三百艘" ②＜／ZSBJ12000030＿0109＿1／ESPL＞，这在当时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越水军的运输部队，见于《国语·吴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之机，命令大夫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
亲自率领中军主力"泝江以袭吴"。越军或"沿海泝淮"，或"泝江以袭吴"，显然是利用水上通路，以舟师运输部队。《淮南子·齐俗》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也证明舟船是越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勾践袭吴出动的兵力说："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司马贞《索隐》解释"习流"说是"流放之罪人，使之习战，任为卒伍。"但徐天佑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此所谓习流即是习水战之兵。若曰罪人习战，越一小国，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①＜／ZSBJ12000030＿0110＿0／ESPL＞。徐天佑的说法是正确的。习流二千人应是越国的水军。另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越有楼船之卒二千八百人。楼船就是越国的运输船队，其部水军几近三千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楚国的水军主要是为对付吴国而建立的。自晋通吴以后，"吴始伐楚、伐徐、伐巢"。吴成为了楚国的肘腋大患，使"楚国一岁七奔命"。为对付擅长水战的吴国，楚特地组建了舟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这是楚国的水军首次作战的记录。昭公十九年，楚国出动舟师伐濮。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动用舟师伐吴，侵入吴疆。定公六年，楚舟师大败于吴，统帅被俘，损失惨重。楚的"舟师"自然也是楚国的水军作战部队。
像吴、越一样，楚国也用水军运输陆战军队。《左传》昭公十七年，长岸之战，楚军沿江从"上流"而下，显然是用船运送军队。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前，吴、蔡、唐伐楚，楚军与吴军夹汉水而处，楚军沿汉水而与吴军对峙。由此可知，楚军也由舟师运送而来。
从楚国的水军常败于吴国看，它的水军远不如陆军精锐，人数也不很多。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所俘楚水军统帅潘子臣、小 惟子，爵位并不尊贵，这与陆军动辄由令尹、莫敖、司马等高级官吏统帅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楚国水军的确不如陆军重要。楚的关注重心在北方，在于争夺中原霸权，所以陆军强于水军，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
春秋末至战国初，楚国的水军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墨子·鲁问》说："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钩是钩近敌船的工具。强为拒，是阻止敌船的工具。楚国水军制造钩强之器正是舟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证明。
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一）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可以考见的有《军志》、《军政》和《司马法》。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曾引《军志》三句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这三条都是战术原则，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哲理。"允当则归"，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知难而退"，是说敌人力量强大，我方应当主动撤退。宣公十二年，晋大夫士会引作："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兵法·料敌篇》同）"有德者不可敌"，是说政治清明，无懈可击的国家，不可与对敌。
《左传》文公七年晋大夫赵盾说："先人有夺人之心。"而宣公十二年楚令尹孙叔敖引这句话谓是《军志》所说。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国■邑大夫濮也引《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条战术原则，无疑也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人有夺人之心"是说先发制人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挫折敌人的战斗意志。"后人有待其衰"，是说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时再行进攻。《左传》宣公十七年有晋赵盾"逐寇如追逃"一句话，据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说也出于《军志》。是要求部队驱逐敌人像追击逃兵一样果敢。
《左传》所引的《军志》，显然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可惜它久已亡佚，除了这一鳞半爪外，人们无法窥看它的全貌。
《孙子兵法·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与《军志》一样，也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两者的不同在于，《军志》重在讲战术原则，是指导军队作战的。《军政》重在讲军事条令，是指导军队建设的。
周代的《司马法》至战国初已经失传，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曾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就是古《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璧。
而流传至今仅剩五篇。
《汉书·艺文志》在"兵阴阳家"类中，有《黄帝》十篇，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孙子兵法》下篇保存有"黄帝伐赤帝"一篇等。这些著作多是后人伪托或附益传说而成，不仅不是黄帝时代的东西，而且也不可能早于春秋。今天，它们已经全部亡佚了。
（二）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大地上就不断出现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进入夏、商、周三代这种冲突和战争更加激烈。周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ZSBJ12000030＿0113＿0／ESPL＞，干脆把战争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周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正是这些战争实践的总结。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日趋激烈，所以在周代早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在《孙子兵法》产生以前，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
从战略思想方面看，春秋五霸所创建的霸业都有一套总体战略。例如齐桓公，他首先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把华夏诸国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他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势，认识到戎狄之患急切但祸小，楚国之患舒缓但祸大。所以他先北后南，从戎狄之祸入手，伐狄、北伐山戎，解决北方后再掉头南下制楚，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戎狄之祸主要靠军事手段，而制楚则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战略，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