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系统化的表现，一是军中士卒以伍、什、属（五十人）、闾（百人）为单位实行连坐。凡属同一伍、什、属、闾的战士，有一人"干令犯禁"，如未得到揭发，整个伍、什、属、闾成员全部连坐，与犯禁者同罪。
军官中的连坐，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而今也实行了。据《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上至大将，下至什长，"上下皆相保"，形成一套连保体系。不论在哪一级出了问题，都要累及上下级。依据这套连保制度，军中做到了"父不得私其子，兄不得私其弟"。"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
军中连坐法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举荐人与被举荐人连坐。如奏昭王相范雎，曾举荐王稽为河东守，后王稽"与诸侯通，坐法诛"。依连坐法，范雎受到牵连，被免去相位。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的系统化，说明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宗法制度日益瓦解，过去那种过分依赖血缘关系来维持军队的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作法已经失去了效力。新的连坐法要求军中将士不论有否血缘关系，一律在法律的基础上实行连保，以使互相监视，互相揭发。军中连坐法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军队组织内部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远比传统的血缘关系更加强而有力，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
其五，出现了内容复杂的城防刑罚条令。
城防刑罚条令的出现是战国时大规模围城战的产物。其条令规定：一旦敌人围城，全城物质、粮食、人员即由国家统一调用。有敢于逃避守城责任者，处以族诛的酷刑。
军队按什佰编制在城上划分防区，称为"署"。每署吏卒都实行连坐，左右相保。吏卒出入署区必须佩戴标志。防区不准会客、传递信件、处理家事。有离署聚语、大声喧哗及处理家事者，杀。发出敌情警报后，要立即进入战斗岗位，行动迟缓或掉队者，斩。敌军来袭时，守城吏卒要肃静。有欢呼叫嚣、擅自行动者，杀。有相聚、并行、相视、相哭、举手相探、相指、相麾、相踵、相投、相击者，杀。
城受围攻时，全城即戒严。城中按街道划分戒严区，设将吏负责管理，纠查"往来不以时行"及"行而有异者"。通行者必有信符，四人以上要有大将信符。发现信符不合及号令不应者，立即拘留。有无信符而擅自通行者，斩。
城防期间，实行宵禁。"昏鼓鼓十，诸门亭皆闭"。入夜，大将派人巡守。夜间通行者，必有符节，否则处斩。
城防期间，士卒不得欺侮他人，横行霸道。后勤人员要保证物质供应，违令者罚。对于趁火打劫、偷盗、强奸妇女、扰闹滋事、做反宣传者，一律诛杀。
在城防中，乘城防守的将吏，必须把家属送到"葆宫"，名曰由国家保护，实际上是当作"人质"。
在城防战斗中，士卒失其令、丞尉，必须俘获敌方令、丞尉，否则论罪。而令、丞尉损失部下十人，"夺爵二级"。损失百人以上，革职遣戍边。只有杀获同样数目的敌人，才可以免罪。将士有临战后退或脱离战斗岗位者，杀。
凡城防期间有与敌人通信、通言、响应敌人友好表示的，杀。城中吏民有敢"以城为外谋"者，处以通敌罪，车裂其本人，斩其父母妻子同产，灭其三族。主管将吏或里正等未及时发现者，亦斩首。如能及时发现并报告者则免罪。
守城的士卒，有踰城投敌者，其同伍之人未能捕获，斩。有佰长投敌的，斩队吏。有队吏投敌的，斩队将。凡投敌者，其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守城的军吏、士卒、百姓有敢于"谋伤其将长者，与谋反同罪"。从战国充实和发展的军事刑罚中，可以看出，在死刑中，车裂和灭族的条款增多了，并出现了处分犯罪者"父母妻子同产"的条文。在肉刑中，出现了耐刑和劓刑。在赎刑中，罚甲、盾，罚戍边和罚服徭役的条文，已经很普遍了。
战国时军事刑罚的完备，一方面是它自身体系的不断系统化；另方面也是它向更高阶段发展演变的标志。
春秋以前的军事刑罚，主要以士卒为对象。依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奴隶主贵族在刑罚中享有"八辟"亦称"八议"特权。就是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在量刑时可以减免刑罚。如晋中军将荀林父丧师，未受刑罚，是以贤免。晋悼公弟杨干扰乱军行，魏绛仅戮其仆，杨干是以亲免等。
但是在战国时，新兴阶级提出了"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虽贵重必杀之， 是刑上究也， 赏及牛童马圉， 是赏下流" ①＜／ZSBJ12000030＿0196＿0／ESPL＞的新型刑罚原则，取消了奴隶主贵族享有的"八辟"特权。显然"刑上究，赏下流"与奴隶主阶级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对立的。这说明战国时的军事刑罚象当时上层建筑领域的其它社会制度一样也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七）募兵和骑兵的出现1. 募兵的出现募兵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军队。募兵与传统的征兵不同，征兵是依法服兵役制度，这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募兵是国家用金钱和其它物质条件雇佣的军队，是"赁市佣而战"的雇佣兵。募兵与国家则是金钱与契约的关系，有钱则战，无钱则散。
据《秦律杂抄·敦表律》记载，有"冗募"，即募集的军队。他们为国家服役，国家根据他们服役期限的长短和任务的轻重，给予报酬。
双方签定契约，如果冗募背"致"，即契约规定的日期，提前返回，便要受到惩处。
据《荀子·议兵篇》，战国时也有"近招募选"，即以钱财而招募的募兵。荀子在评论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性质时指出"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又说他们"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这说明战国时列国雇佣"市中佣作之人"当兵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据《庄子·人间世》，有位叫支离疏的人，身体残疾，在"上征武士"时，可以"攘臂而游于其间"。这也可以说明战国时募兵的普遍存在。但是，战国时招募的军队规模很小，在当时的兵制中不占主导地位。2. 战国时期的骑兵传统看法认为，中国古代骑术出现于战国，赵武灵王是介绍骑术入"中国"的第一人。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于省吾先生依据对甲骨文中的"先马"和"马射"等辞例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骑射早在殷代已经产生了①＜／ZSBJ12000030＿0197＿0／ESPL＞。
《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称"，说明西周时期仍保持着殷代单骑的传统。春秋时，晋大夫赵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父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也有单骑的习惯。
骑术虽然在殷代已经出现，并经历宗周、春秋数百年，但却没有发展成为骑兵部队，这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首先，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殷周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个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为一体的农村公社制度。农耕民族的保守性，农村公社的封闭性都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
其次，中国古代的战争还保存着"结日定地"的原始形式，在大平原上排好方阵进行决战，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次性的冲击。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骑兵的威力还不如车兵，"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①＜／ZSBJ12000030＿0198＿0／ESPL＞。所以在车兵盛行的时代，骑兵派不上用场。
其三，骑兵是一支灵活机动的力量，擅长散兵作战，可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而春秋时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等特点处处限制着骑兵的发展。
其四，骑兵要求将士有高超的骑术和良好的个人技艺。这对于非游牧民族来说，是需要长期训练和培养的。春秋时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民兵制，也培养不出具有专门技艺的骑兵。所以尽管殷、周时代中国已有单骑出现，但它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
战国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由于战争规模和战争方式的转化，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单骑迅速发展成为骑兵。
最早建立骑兵部队的国家是赵国。史称赵为"四战之国"，周边强国林立：东南为齐、中山；南为韩、魏。西为秦、林胡，北为楼烦、东胡，东北为燕。林胡、楼烦、东胡号称三胡，是崛起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勇猛骠悍，擅长骑射，对秦、赵、燕构成很大威胁，赵国受害尤烈。
由于中国北部多山地，特别利于三胡的轻骑，而不利于中原的车战。
赵武灵王为对付三胡的侵扰，毅然"变服骑射"，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胡人长处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
赵自建立骑兵以后，"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①＜／ZSBJ12000030＿0199＿0／ESPL＞。
又"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②＜／ZSBJ12000030＿0199＿1／ESPL＞。赵国的骑兵部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列国望风景从，也纷纷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骑兵作为新兴的技术兵种，对骑士的选拔十分严格。《六韬·犬韬·武骑士》的标准是：年纪在四十以下，身长在七尺五寸以上，体魄健壮，超过常人，善长骑射，矫捷灵便，进退周旋，敢于"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凡被选中为骑士的，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六韬·犬韬·均兵》说，战国骑兵的编制是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但在山地作战时，也有编为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的。这也与步兵的编制大体相同。战国时步兵编制基本上采取十进制，是："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在什、卒之间，经常还有" 属" ， 为五十人。" 卒" 也称为" 闾" ③＜／ZSBJ12000030＿0199＿2／ESPL＞。据秦始皇兵马俑的骑兵方阵，则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八骑为一阵。可见骑兵的编制因地形或国别不同，也有差异。战国时列国的骑兵兵种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兵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敌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成为了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
（八）军事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的进步军事后勤保障系统是军队的生命线，是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春秋时，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统由国家供给。国家专门设有收藏和发放武器装备的机构和官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兵农合一"一节中已经谈过。战国时列国仍承春秋之制，由国家设立的少府、府库等机构负责武器装备的统一制造和统一管理，定期发给军队使用。如果府库对武器装备管理不善，还要受到处罚。发放武器时，往往还要在武器上刻记"某库授某某"字样。
军事物资被统称为"委积"，由国家统一以"军赋"的名义征收。
关于春秋时的军赋及春秋战国时军赋征收的变化情况，前文我们也谈过。国家将所征收的军事物资，设专门机构管理，战时统一供应部队。
据《周礼·地官·司徒》，其《委人》之职，掌管供应军旅所需的"委积薪刍"。《廩人》之职，掌管"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而各地收藏"九谷之物"的仓人，则负责供应大军在国内行军用的粮食。当大军深入敌境作战时，武器装备虽然要依赖国内供应，而粮食最好是就地征用，这叫"因粮于敌"。军用马匹，则由校人、廋人、圉师等喂养、管理。
春秋战国时，军中专门设有负责供应军需物资的部队，叫"辎重"。
辎重部队随大军一道行动。公元前597 年，楚"荆尸而举"，讨伐郑国，"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其中所谓"左追蓐"，杜预释为"追求草蓐为宿备"，应是对的，就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以大车运送给养，故《易》曰："大车以载"。大车一般用牛挽驾，所以孙子称它为"丘牛大车"。大车所运载的粮秣、物资、衣装，重可达三十石，所以又称重车。据郑玄《周礼·车人》注，大车是平地的运输车。此外，还有在山地使用的小型辎重车，曰"柏车"。挽马的辎重车叫"广车"，以人力驾挽的辎重车曰"辇车"。
春秋战国时，一乘战车要配一辆重车。所以，《司马法》说："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①＜／ZSBJ12000030＿0201＿0／ESPL＞轻车就是战车，七十五人制是春秋中期以后和战国时的制度。重车就是辎重车，它有二十五位成员，即：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他们被称为军中的役徒，在春秋以前，多由野人充任。战国时国、野界限消失，统由征发的农民担任了。因此，一乘战车就是百人。如果出动革车千乘，就是十万之师，其中有辎重部队两万五千人。辎重部队是大军后勤供应的保障。
据《商君书·兵守》和《墨子·备城门》诸篇，在战国，设防的城邑受到进攻时，还要征发妇女充当军中役徒，而由老弱供应粮秣。又据《六韬·龙韬》，后勤部队分工很细：除有负责粮草，银饷和筑路、修桥的辎重部队外，还有专门负责医疗救护的人员。这应是战国时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个进步。
春秋时期，武器是由青铜制作的，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卫性武器两大类。据《周礼·司兵》记载，战车上的武器有戈、酋矛、夷矛、戟、殳五种长兵，还有刀、剑等防卫短兵。
戈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兵器。主要适于在战车上抡动作战，所以，战国时随着战车的衰落，戈也逐渐失去作用，为戟所取代。
矛是尖形的刺杀兵器。矛头分为身、骹两部分。身一锋两刃，锋、刃下端用来安柄的空筒叫骹。矛也是西周、春秋战车上最常见的兵器。
从殷周到春秋战国，矛的进步主要在于矛身逐渐加长，两翼逐渐缩小，以利于深中要害，加强杀伤力。《诗·鲁颂·閟宫》讲春秋鲁车兵兵器即有"二矛重弓"。二矛，就是酋矛和夷矛。酋矛长二丈（约为今4 米），矛头带有脊角。夷矛长二丈四尺（约为今4.8 米），矛头扁平无脊角。
矛柄的长短，可任人调整，以适应长距离刺杀。战国后期出现了铁矛，《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铁釶（矛）惨如蜂虿"，是很厉害的武器。戟是由戈、矛联体发展来的复合兵器，兼有戈、矛二者的杀伤能力。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出土的戈矛联体青铜兵器，就是"戟"的前身。
西周的戟，是戈、矛合铸在一起的，兼有啄、刺、勾三种功能。春秋中期以后， 出现了一种联装二至三个戈头的戟①＜／ZSBJ12000030＿0202＿0／ESPL＞。戈和柄的夹角加大，内和胡上加刃，以增加杀伤力。战国时，戟除了在上述方面有所改进以外，还出现了钢铁制造的戟。锋刺与援变得更为窄长尖锐，杀伤力也更大了。戟不仅适用于车战，也适用于步兵和骑兵作战，是军队最主要的攻击武器。
殳，是打击武器。由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竿装配而成。湖南长沙浏阳桥楚墓出土的春秋时的殳，长3.1 米，有棱无刃。战国时，殳的金属头往往带刺或带棱，以加强打砸杀伤力。
除战车五兵以外，车上的甲士还配有弓矢、刀或短剑。弓矢是远距离杀伤兵器。一般来说，一辆战车甲士三人，中间是驭手，左边的主射，右边的执戈、矛。甲士佩带刀或剑，以便在近距离时肉搏。剑在商代已经出现，但无格、无首。西周后期，剑出现了圆柱形的茎和圆形的剑首。春秋以后，剑形日渐完备。战国时出现铁剑，杀伤力很大。《史记·范雎列传》说"楚之铁剑利"，韩的铁剑、戟能"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韩策一》）。剑也就成了各级军吏随身佩带的短兵和士兵的护身武器。
步兵使用的攻击型武器与车兵一样，也是弓矢、戈、矛、戟、刀、剑之类。只不过戈、矛、戟等长兵的柄比车兵的短而已。
在远射武器方面，弓箭是殷周以来使用的传统的武器。据《周礼·司弓矢》，弓有强弓二种：王弓、弧弓。中弓二种：唐弓、大弓。弱弓二种：夹弓、庾弓。共六类。战车配备的一般是王弓和弧弓，射程远，杀伤力大。所以，选拔武士任车左，主射。
战国时期在远射武器方面的最大进步是列国普遍采用了弩。弩由弓与柄两部分构成。柄又称为臂，有"矢道"，尾部装弩机。弩机由郭、牙、悬刀和望山组成。弩射程远，杀伤力大，是当时的重武器。弩出现在春秋末期的楚国，世有楚琴氏造弩之说。《孙子兵法·作战篇》、《势篇》等多次提到"弩"。《周礼·司弓矢》将弩分为唐弩、庾弩、夹弩、大弩四种。战国时又发明了"连弩"和"超足而发"的"蹶张弩"。魏国武卒携带的弩有十二石的拉力。而韩国的"强弓劲弩"，竟可以射六百步之外。战国末年还出现了"连弩之车"，如《六韬·虎韬·军用》载有"大黄参连弩大扶胥"，就是这种战车。车上的连弩，可发十尺长的箭，单是铜制机郭就有一石三十钧（合现在34 公斤）重。
箭，又称矢，是古老的武器。殷周时的矢，主要由青铜制作。据《周礼·司弓矢》载，矢有八种之多。最常用的是"兵矢"。春秋战国时代，矢的样式很多，有双翼、三棱、四棱、镂空翼等形。它的进步主要是两翼逐渐狭窄，以便能深入命中，增加杀伤力。
战国时，在过去的攻城工具如轒辒、临冲等器械之外，发展起了一批新式的攻城器械。据《墨子·备城门》讲，是临（新式临冲）、钩（飞构梯）、冲（新式冲车）、梯（云梯）、轩车等。据《六韬·虎韬·军用》则有"震骇"、"武翼大橹"、"大扶胥冲车"等各种重型战车。
使攻城的威力大大提高了。
防卫武器有盾、甲和胄。
据《周礼·司兵》，春秋时战车有盾。重型战车上的大盾叫"橹"，安装在战车两旁。战国时出现的能"陷坚阵，败强敌"的"武翼大橹"，就是由春秋时的架橹战车发展来的。一般的战车装备两张盾，作战时，车左、车右各持一盾。
甲、胄是车兵或步兵常用的防卫装备。甲披在身上，形如衣服。胄戴在头上，形如帽子。最早的甲胄是皮制的，用一片片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周礼·考工记》说有"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属即排，五、六、七属即甲由五、六、七排甲片组成。周代还出现了铜甲，如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马坑即出土过一件铜胸甲。
战国时，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铁胄和铁甲。《战国策·韩策》载有"坚甲铁幕"，《史记·苏秦传》索隐即说是"以铁为臂胫之衣"。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燕国铁胄，共用八十九片铁甲编缀而成①＜／ZSBJ12000030＿0204＿0／ESPL＞。《吕氏春秋·贵卒篇》说："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杖以战"，也说明战国时出现了铁甲。金属甲胄的出现，加强了防卫功能，当是军事装备的一大进步。
七、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战国时期，战争频仍。争城争地之战，往往历时久，用兵多，又有步、车、骑兵协同作战，采取奇袭、包围、伏击、强攻等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因此，在丰富的战争实践中，产生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将领，如魏国的吴起、庞涓、尉缭，赵国的廉颇、赵奢、李牧，秦国的商鞅、白起、王翦、王贲，燕国的乐毅，齐国的孙膑、田忌、田单，楚国的庄蹻等。而在这些优秀的军事人才中，吴起、孙膑、尉缭等，则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他们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他们传世的军事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不知作者的《六韬》等，则是战国时期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代表。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一）吴起和《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原为卫国左氏人，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
后来弃儒学军事，在鲁国做过将军，并统兵大破齐军。魏文侯时，吴起入魏，文侯委任为将，率军击秦，夺得五座城邑。吴起做将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清廉公平，深得军心，又善用兵，文侯遂任命他为西河守，抗拒秦、韩。吴起治军任事很有名声，秦兵畏惧，不敢东侵。
魏武侯时，吴起与魏相公叔痤发生矛盾，公叔痤用计逼走吴起。
公元前390 年前后，吴起由魏入楚，受到楚悼王赏识，一年以后，被任为令尹。他实行改革，打击旧贵族，培养战斗之士，使楚国国势振作，"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公元前381 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攻杀吴起。
《吴子兵法》是吴起留给后人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在战国末期，《吴起兵法》已经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说明在汉代《吴起兵法》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也很普遍。《汉书·艺文志》说："《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它的内容很丰富。
但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吴起兵法》仅剩一卷，证明它在流传过程中，内容多有亡佚。在《宋史·艺文志》中，有《吴子》三卷，即今本《吴子兵法》三卷六篇。
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以《吴子兵法》中有"笳笛"二字，认为这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从而断定《吴子兵法》为伪作。其后，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从之。郭老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一文中说：《吴子兵法》"辞义浅屑"，有多处袭用《孙子兵法》，还有的袭用《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并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兽为例，说四兽出现在战国末年，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
但是，这些怀疑的说法，像当年有人判断《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为伪书一样，都没有确实的根据。近年，王式金、李硕之两同志著《吴子浅说》。在"吴子的作者和成书"一节中，分别从：史料著录《吴子》的沿革考察；考证《吴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器物；今本《吴子》中有些内容与吴起有关的史料记载相吻合；今本《吴子》中的有些内容，在汉以前的其它兵书中又有反映；今本《吴子》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论说今本《吴子兵法》不伪，是战国前期吴起所著，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的润色加工而已。其说很公允， 符合历史实际①＜／ZSBJ12000030＿0207＿0／ESPL＞。
《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
《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道、义、礼、仁"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争利"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义兵"是"禁暴救乱"的，"暴兵"是"弃礼贪利"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问题。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施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
《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击之勿疑"。
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师甚众，既武且勇"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敌近而薄我"，我"欲去无路"，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
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理、备、果、戒、约"五种才能。"理"
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
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良将"在此之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不劳而功举"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愚而信"、"贪而忽名"、"轻变无谋"、"富而骄"、"进退多疑"等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战方针等。在"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如为"智将"，则"勿与战"；如为"愚将"，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
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
（二）孙膑和《孙膑兵法》孙膑，齐国人，是"孙武之后世子孙"。《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他生在"阿、鄄之间"，这个阿、鄄之间应在山东郓城县古廪丘（今称水堡镇）①＜／ZSBJ12000030＿0212＿0／ESPL＞。孙膑少年时曾与庞涓一起从师"学兵法"。庞涓出师后在魏国做了将军，自感才能不如孙膑，就把孙膑诱骗到魏国，设计处以膑刑（去膝盖骨），然后软禁起来。后来，有位齐国使者出使魏国，孙膑以刑徒身份私下去会见，说动了使者。使者认为他是一位奇人，就偷偷用车载他回国。齐国将军田忌以客礼接待了他。
田忌经常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状，说你尽管和他们赌，我能保证你获胜。田忌遂与齐王和公子们约好赛马场次，赌注为千金。临赛前，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同他们的中等马赛；用您的中等马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赛后，田忌二胜一负，赢了王的千金。
田忌乘机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询问孙膑用兵事宜，孙膑回顾历史，从军事理论到用兵方法，回答得头头是道。威王对他很佩服，赞叹他"言兵势不穷"，于是命他为军师。
孙膑辅佐田忌打过几场胜仗，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354 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343 年的马陵之战。经过桂陵、马陵二次战役，魏国势力衰落，齐国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马陵之战后，齐相田忌与成侯邹忌发生了争权斗争。孙膑支持田忌发动兵变，企图赶走邹忌，结果没有成功。便随田忌一道逃亡到了楚国，在楚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高诱注和王符《潜夫论》都说他是楚人。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尝君列传》，齐宣王即位后，了解田忌被成侯邹忌所卖，又召回田忌、孙膑，复用田忌为将军。孙膑后来即终老于齐，有兵法留传于世。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齐孙子》八十九篇"。但这部书在东汉以后就亡佚了。所以，至宋代学界开始怀疑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存在，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一人；有人说孙武、孙膑虽为两人，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两人，《孙子兵法》则一部，是由孙武撰写、孙膑修订而成的，等等。直到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残简，这个历史的遗案才告终结。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经发掘者整理，于1975 年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但经过学术界十几年来的研究，文物出版社于1985 年重编《孙膑兵法》时，将原上编十五篇补入《五教法》，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十五篇，因无法确认为《孙膑兵法》而未被编入。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①＜／ZSBJ12000030＿0214＿0／ESPL＞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 ①＜／ZSBJ12000030＿0215＿0／ESPL＞。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
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
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
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
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尉缭和《尉缭子》战国时有两个尉缭。一个是魏惠王时人。另一个是秦王政时人，曾做秦的国尉。而《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则是魏惠王时的尉缭。其生平事迹，因为史简有阙，已不可详考①＜／ZSBJ12000030＿0218＿0／ESPL＞。
《尉缭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记载。其杂家类说："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兵形势家说："尉缭三十一篇。"可见，《尉缭子》在汉代不但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两种传本。但是，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只收录了杂家《尉缭子》。魏征所著《群书治要》收录的《尉缭子》四篇与今本相同。新、旧两《唐书》的《艺文志》、《经籍志》也把《尉缭子》列入杂家。但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则把《尉缭子》列为兵家。后来北宋元丰年间编《武经七书》，也把《尉缭子》收入。由此，杂家《尉缭子》变成了兵家《尉缭子》，相沿至今，尚存二十四篇②＜／ZSBJ12000030＿0218＿1／ESPL＞。但明胡应麟认为亡佚的是杂家《尉缭》，清修《四库全书提要》肯定这一说法，范老从之，恐与史实不符。
南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尉缭子》为伪书。此后，学术界即斥《尉缭子》为伪书。直到1972 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尉缭子》，这段历史疑案始告白于天下。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①＜／ZSBJ12000030＿0219＿0／ESPL＞，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 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 则可以死易生" ②＜／ZSBJ12000030＿0219＿1／ESPL＞，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③＜／ZSBJ12000030＿0219＿2／ESPL＞。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1）
"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 决不手软①＜／ZSBJ12000030＿0220＿0／ESPL＞。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 ②＜／ZSBJ12000030＿0220＿1／ESPL＞，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③＜／ZSBJ12000030＿0220＿2／ESPL＞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①＜／ZSBJ12000030＿0221＿0／ESPL＞，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 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②＜／ZSBJ12000030＿0221＿1／ESPL＞，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 令如斧钺， 制如干将， 士卒不用命者， 未之有也" ③＜／ZSBJ12000030＿0221＿2／ESPL＞。《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踰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四）《六韬》《六韬》是产生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托名太公吕望撰，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讲论治国平天下的军事问题。其真正的作者已不可考。
"《六韬》"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载女商说："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郭象注引司马崔说："《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chèn，音衬）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龙虎豹犬也。"《汉书·艺文志》将《六韬》收录在儒家类，说："《周史六韬》，六篇。"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唐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至唐修《隋书·经籍志》，将《六韬》列入兵家类，以后各代相沿不改。
至宋代，辨伪学兴起，学者始怀疑《六韬》非周初吕望所撰。如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就说，《六韬》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其后，明胡应麟撰《四部正■》、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为明白："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六韬》绝对不是周初吕望所撰，甚至也不是春秋惠王、襄王时代的东西。
但是，宋代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六韬》为"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是"秦汉间人之所伪撰"；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说是"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等等，也都没有确切根据。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武经七书注译》，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六韬》"或曰周显王时（公元前368-前321 年）"，又依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六韬》，判定《六韬》成书年代："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 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 ①＜／ZSBJ12000030＿0223＿0／ESPL＞这个结论应是可信的。虽然《六韬》文字"鄙陋"，"辞意浅近"，内容也多有与孙、吴兵法和《尉缭子》相重复之处，但在古代军事学领域仍有独到的贡献，宋代把它编入《武经七书》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六韬》一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总共六十篇。
《文韬》，计十二篇，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战略准备。它继承了《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认为治国取天下，应先政治而后军事。在政治当中，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而已"。要做到"爱民"，统治者必须以"仁、德、义、道"治理天下，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使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大农、大工、大商三宝"各安其处"，奠定战争的雄厚经济基础。君主所举贤才能"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辅国。建立"赏信罚必"的奖罚制度，"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统一全国全军的意志，使全军随人主和将军的意志任意行动，做到"用兵之道，莫过于一"。（《兵道》）治国、治军能达到这种程度，才称得上是"仁、德、义、道"，才能"同天下之利"，使"天下归之"，才能"守土"、"守国"，也才能夺取天下。
《武韬》计五篇，主要谈论夺取天下的政治战略，是"与天下共其生"。它指出政治战略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即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取胜的战略。这种战略，要求统治者要与人民"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所以能"无甲兵而胜"（《发启》）。这种胜利，就是政治上的胜利。它说："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顺启》）谁要想夺取天下，谁必须首先做"有道者"。
而有道者"行其道"，也要有策略：当敌国"天道无殃"时，不可以行启兵端；当敌国"人道无灾"时，不可以先策划兴师。而要"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等待"必见天殃，又见人灾"的大好时机，才能相机而动，兴兵征伐。
它提出"文伐"十二策，要点是：（1）投敌所好，使之骄傲；（2）
拉拢敌人近臣，削弱敌人力量；（3）贿赂敌国近臣，了解敌人情况；（4）助长敌人荒淫享乐；（5）敬其忠臣，贿以薄礼，离间他与君主的关系；（6）收买敌国君主的左右大臣；（7）用重礼贿赂敌君，使其不了解我方意图；（8）用宝器贿赂敌君，与他同谋别国，使他为我所用；（9）
用尊名颂扬敌君，使他狂傲而懈怠国事；（10）对敌君佯装谦诚，取得他的信任，以便控制他；（11）闭塞敌君的视听；（12）扶植敌君乱臣，迷乱其君主心智；选送美女，惑乱其君意志，等等。这十二策是加速敌人"天殃、人灾"的策略原则，是贯彻"与天下共其生"的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策略如能奏效，就可以兴兵讨伐敌人。"文伐"十二策以生动具体的内容，丰富了《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政治外交战略原则。
在文、武两《韬》中，的确贯穿着儒家的"仁义德礼"、"爱民"
等思想原则，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归为"儒家类"是有道理的。但值得提出的是，它还积极吸收法家的"刑罚"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墨家的"尚贤"思想和兵阴谋家的"权变诈谋"思想和兵阴阳家的五行思想等。这种杂揉战国百家之长的情况，使《六韬》在战国诸兵家学说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也是它的特有的时代特色。
龙、虎、豹、犬四《韬》，着重阐述具体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
《龙韬》十四篇，主要阐述选将、通讯和临机制敌的战术等三个问题。其一，选任将军，包括组织军中统帅部问题。《龙韬》认为，"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奇兵》），所以对将军要严格选拔，标准是具有"五材"，即勇、智、仁、信、忠。它把"勇"
放在"五材"之首，又列入"忠"字，显示了与其它军事著作所论将才不同的特色。它还指出将军要避免"勇而轻死"，"急而心速"，"贪而好利"，"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喜而信人"，"廉洁而不爱人"，"智而心缓"，"刚毅而自用"，"懦而喜任人"等十种缺点。选拔将领不仅要看外表，还要看内在素质。考察将领要通过"八征"来观察他的言辞、应变力、忠诚、德行、廉洁、操守、勇气和仪态。八者都具备，才是贤将。国家任命将军要举行隆重仪式，国君亲将斧钺援予将军，"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将军在军中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励军》）。在■中令行禁止，"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将威》），做到信赏必罚。
将军统帅军队，还要有"股肱羽翼"，计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伐鼓旗、股肱、勇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各种专门人才七十二名，协助将军处理军中各种事务。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组建军中统帅部。
其二，规定将军与君主的秘密通信方法。一为阴符，以符节的长短来规定各种暗号。二为阴书，将军与君主有机密大事，用阴书而不用符。书要"一合而再离"，即把一封书信分为三部分，而采用"三发而一知"的方法，即差遣三个人各送信的一部分，他们互相参差，谁也不知信的内容。敌人再聪明，也不会识破秘密。这种秘密通讯方法，仅见于《六韬》，而不见于其它先秦军事著作。它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通讯的宝贵资料。
其三，论述了"因于敌之动"而决定我军的行动方向，在"两阵之间"临机应变，随着形势的无穷变化而运用奇正谋略等一系列进攻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军势》）。指出将军在战术上造成"神势"的二十六种战术原则（《奇兵》）。提出了运用五音和五行来判断敌情的各种办法，论述了运用敌军士气盛衰、阵势治乱、军纪严弛等预见胜负的各种征兆。最后，论述了战时的兵器装备应与平时的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可以农具为兵器。如：耒耜可为"行马蒺藜"，锄耰可为"矛戟"，蓑薛、簦笠可为"甲胄、干楯"
等。这在古代强调兵农相结合的兵家中，也别具一格。
《虎韬》十二篇，主要讲部队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战的各种战术等三个问题。
其一，它详尽论列了一万人的部队所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这是其它兵书所没有的。据《军用》篇，一军可配各类战车九种：（1）武冲大扶胥，36 乘。这是一种大型战车，上面设有大盾为掩蔽；（2）武翼大橹矛戟扶胥，72 乘。这是一种装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战车；（3）提翼小扶胥，144 乘。这是装备有小盾牌的小型战车；（4）大黄参连弩大扶胥，36 乘。这是装有"大黄参连弩"的大战车；（5）大扶胥冲车，36 乘。这是一种攻城的临冲战车；（6）辎车骑寇，是一种轻快的战车；（7）矛戟扶胥轻车，160 乘。这也是一种轻便的战车；（8）木螳螂剑刃扶胥，20 乘。这是一种装有剑刃像螳螂臂式的战车；（9）轴旋短冲矛戟扶胥，120 乘。这是一种装有矛戟而可以旋转的战车，计有兵车六、七百乘。
军中攻守之器：大头铁棒1200 枚，大柯斧1200 把，方头铁槌1200把，飞钩1200 枚，木蒺藜20 具，铁蒺藜1200 具，各种相连接的铁蒺藜12000 具，方胸鋋矛1200 具，矛戟小橹12 具，附有绞车连弩。渡沟堑的飞桥，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带转关轳辘，八具。渡江河的飞江，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天浮（浮游器材）、铁螳螂（铁锚之类），圆形，外径四尺以上，用铁环连结，32 具。在天浮上架浮桥叫天船。各种铁链1200 条，四丈以上长绳600 条，带铁环的中等绳300 条，小号绳12000 条。天下雨时，辎重车还要盖上车顶板，再盖上用麻编织成的篷布。
各种军用工具：伐木大斧300 把，大锄300 把，铜杵300 把，铁耙300 把，铁叉300 把，方胸两枝铁叉300 把，大镰300 把，大橹刃300把，带环的铁橛子300 把，铁榔头120 把。
军中各类武器：强弩6000，戟楯2000，矛楯2000. 据《军略》篇，军中还配备有飞楼（望楼）、云梯。在渡江、河时，还有浮囊、皮舡等。此外，军中还有各类能工巧匠300 人，以备修治工具、磨砺武器。
这些详尽的记载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装备、军队的攻击能力、军事科技和军事生产水平的重要材料。
其二，它论述了野战中的伏击、迂回、防御、追击、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也论述了攻城战中的包围、阻击援军、防止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着重强调了攻城围邑要准备好轒辒（fén wēn，音坟温）、临冲、云梯、飞楼等器材。在行军时要准备武冲、大橹、强弩、天罗、武器行马等防卫器材。在江湖河沼作战时，要准备好飞桥、转关、浮海、绝江等渡河器材。一旦攻克城邑，要采取"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社丛勿伐，降者勿杀"等各种"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的政策。
其三，论述了斥候兵（侦察兵）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运用斥候兵的原则。斥候兵是军中耳目。在深入敌国作战时，"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在深草及丛林中行军作战，要以云梯、飞楼观察敌情，尤其要防止敌人火攻。如敌人发动火攻，我军要在敌人火攻阵地前也放火烧出一块黑地，还要在我军后方也烧出一块黑地。一则可以迟滞敌人进攻，二则我军可以退到黑地上防守。对于敌人的营垒，将军要善于观察，以敌营中的各种征侯，判断敌人的动态，是空营，还是乱营。如为乱营，要坚决进攻。
《豹韬》八篇，主要讲三个问题。其一，论述在森林、山地、江河、险隘等地形条件下作战的战术原则。如林战之法是：战车居前，骑兵为辅，"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利用林中地形，疾攻敌人。"更战更息，各按其部"。
在山地作战的原则是：组成乌云之阵，就是对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要进行戒备。要道、谷地，用战车防守；可攀登之地，派兵防守。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曰"山城"。确定奇正方略，部队组成冲阵，当敌人来攻时，全军急速战斗。敌军虽众，也可打败。
在敌国的江河地段作战，我军又处于弱者地位，则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迅速转移，在后面设下伏兵。如敌人已知我有伏兵，大军不肯渡河，而以小部队渡河牵制我军，我军则在便于作战地形结成"四冲武阵"，待敌小部队渡河后，发动伏兵，击其侧后，用强弩射其两翼。车兵、骑兵结成乌云之阵，待敌大军渡河来援救小部队，我军车骑冲其左右，伏兵击其后翼，可获胜利。
在依山傍水的险隘地形作战时，原则也是抢占有利地形。用武冲大车掩护前、后军，配置强弩，结成四武冲阵。以冲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卫，材士强弩保护左右，步军三千人为一屯，左、右、中三军齐进，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可以击败强敌。
其二，讲抗击敌军突袭的作战原则。敌军远来突袭，牛马必无饲料，士卒必无粮食。我以远方军队的精锐士卒约在暗夜，前后夹击敌军，可以获胜。如敌军攻城，我则事先在城外埋伏一军，在城上佯作守备。待敌大军攻至城下，我守、伏兵齐发，前后夹击敌军，敌军必败。
其三，论述抗击强敌夜间袭击的作战原则。如果敌人乘夜攻击我左右，则应挑选我方材士强弩，以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的前、后，既攻敌人阵外，又要攻入敌人阵内。敌军将被打乱，敌将必然因惊惶而失败。如果敌军乘夜阻截我前方，又攻击我后方，造成我三军混乱时，我则明审号令，出动勇猛斗士，使每人携带一支火炬，二人同击一鼓，探明敌人位置。部署我军或攻其外，或攻其内，佩戴暗号，互相识别，然后灭掉火炬，按约定信号，猛攻敌人。敌人必败。
在虎、豹两《韬》所讲的作战原则中，始终贯穿一个"勇"字，即"勇斗为首"。可见，《六韬》讲选将标准，把"勇"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犬韬》十篇，分别论述了各路大军约期集中、约期会战的原则，在战场上选择打击敌人的各种时机，挑选士卒、训练军队和编制特殊战斗队伍的方法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论述了车、骑、步三个兵种的特点、战力、编制和选拔车、骑战士的标准等。这也是其它先秦军事著作所没有的。它谈到三兵种的特点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战车》）。战车适于在平原作战，而切忌在山地、丘陵、草泽、沟渠、毁塌积水、粘泥地带作战，那是战车的"死地"。
骑兵适于配合步、车兵攻击敌先头部队，夹击敌两翼，长途奔袭，截断敌人粮道，而切忌陷入"天井"、"地穴"、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沼泽或低湿泥泞等各种险阻地形，也不要陷入敌车、骑兵的埋伏圈，这是骑兵的"死地"。步兵与车、骑兵作战，原则是"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可以战胜强敌。如无险阻可依，则用行马、蒺藜和牛马布成"四武冲阵"，在营垒外挖掘宽、深各五尺的环形壕沟，名曰"命笼"。步兵带行马前进，用车辆组成营垒，以材士强弩戒备左右。
车兵的战斗力很强，是军中的羽翼，善于攻陷坚阵，截击强敌，切断敌败兵退路。在平地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卒八十人，骑兵十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兵四十人，骑兵六人。
骑兵是军中的"伺候"①＜／ZSBJ12000030＿0231＿0／ESPL＞，机动性强，善于追击敌人败兵，切断敌人粮道，袭击敌人机动部队。在平地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八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四人。车、骑兵是军中的勇武之兵。十辆战车可以战胜千人，百辆战车可以战胜万人。十名骑兵可以击败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败千人。
选拔车战之士的标准：年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起来追得上战马，可以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善于前、后、左、右周旋，能擎住战旗，拉满八石弩，向前、后、左、右射击，名曰"武车士"。
选拔骑兵的标准：年在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健壮矫捷，超过常人，能在战马奔驰中射箭，善于前、后、左、右周旋，可以乘马跨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河，驰强敌，乱大众，名曰"武骑士"。车兵、骑兵属于当时的技术兵种，选拔较严格，待遇优厚，是当时列国军队中的强大打击力量。
当然，《六韬》与其它先秦兵书一样，也有把地形等自然物质条件理解得过于片面而看不到人的作用等缺欠，它所讲的利用"五音"、"六律"、"望气"来侦察敌情、判断打法及城邑可否攻取等，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则是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八、结语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现在我们再把本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因此，春秋战国军事史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衰落和瓦解是一致的。
春秋时期中国奴隶制度衰落的主要标志是天子失权，诸侯坐大，"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又"自大夫出"。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六军瓦解，失掉了统驭诸侯的权力。周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由一元变为多元。列国普遍扩军备战，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争相在兼并中扩充实力，并逐步形成了齐、楚、秦、郑等几个地方性的"小伯"。平王晚年力图振兴王室，但力不从心，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桓王继承祖父遗志，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于公元前707 年发动了繻葛之战，企图先从制服郑国入手来实现王室复兴计划。但因奴隶制度的衰落已如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所以桓王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王室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蛮、夷、戎、狄诸族也争相入侵中原，诸侯漫无统纪。一时之间，中原大地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成是春秋霸业的序幕。
公元前679 年，齐桓公奋起称霸。他北伐戎狄，南抑强楚，稳定了中原形势，春秋正式进入霸政时代。所谓霸政就是中国奴隶社会"方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齐霸衰微以后，晋、楚两强于公元前632 年发生城濮大战。晋文公战胜楚成王，成为中原霸主。此后，晋、楚两强迭胜迭负，展开了近百年的争霸斗争。其间，楚庄王一度在邲之战中胜晋，成为春秋"五伯"之一。后来，晋景公与楚共王争霸，爆发晋、楚鄢陵之战。又后来，晋悼公"三驾胜楚"，重新为晋国赢得霸权。
在晋、楚争霸的斗争中，还夹杂着晋秦争霸、晋齐争霸，并爆发过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和齐、晋鞍之战。
在长期的争霸斗争中，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列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各卿族之间矛盾日益发展，历史进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阶段。公元前546 年，中原诸侯一致倡议"弭兵"。从此，中原列国的争霸斗争告一段落，列国普遍转入内部斗争。而地处东南的吴、越两国则乘势崛起，先后闯入中原。吴南下制越，西向击楚，获破楚入郢大功，北上伐齐，获艾陵大捷，终于在公元前482 年诸侯的黄池大会上争得霸主地位。越王勾践曾被吴军打败，但经"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开始强大，并趁吴北上之机，袭破吴都，于公元前472 年消灭吴国。其后北上争霸，也争得了"伯主"地位。不过，吴、越二霸暴兴暴灭，已是春秋霸业的尾声。
在中原的大国争霸斗争中，侵入中原的蛮、夷、戎、狄诸族势力渐次被晋、齐、秦、楚等大国消灭，各族也与华夏族融合为一体了。而中原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则沿着历史的轨迹各自发展着。
春秋时的战争主要特点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这表明当时的大国，不论是晋、楚，还是秦、齐，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主客观条件。争霸战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沿续传统的车、步兵结合作战，不过战争的规模则较西周时大为扩大，列国动辄出动兵车六、七百乘。
随着春秋时兼并和争霸战争的发展，春秋时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兵役制度上，它打破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开始征召野人当兵，扩大了兵源；其次，军赋和车乘士卒的军事编制也随之变化。还出现了地方都邑（县）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但是，由于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的存在，所以，建筑在此基础上的周代"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却始终没有瓦解。
在春秋时代频繁战争的实践当中，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战术原则，这使那些古老的军事原则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孙武和司马穰苴又在吸收前人优秀军事思想成果和总结春秋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著了《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集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大成，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起过指导作用，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是我们民族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司马法》虽产生于周代，但在战国初已亡佚很多，经齐国大夫整理，且合并了《司马穰苴兵法》而成。它保存着一些周代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军事著作。
公元前453 年，赵、魏、韩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历史迈进了战国时代的大门。
战国作为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新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以暴力手段，即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内容。
战国时期的战争最初虽然仍具有春秋大国争霸的性质，如战国初魏国的争霸战争。但在战国中期，尤其是秦国崛起以后，战争的目的已由争霸转化为争取统一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大，历时久，已从春秋时以"结日定地"为特点列阵而战转化为大规模的野战、围城战，军队作战的阵法与武器装备也较春秋时代大为进步。
战国时期军事形势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魏国称霸时期，起于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354 年桂陵之战；其二，是齐、秦并霸阶段，起于公元前354 年，止于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284 年燕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国称霸中原，秦国开始崛起，并蚕食列国土地，中原出现了列国合纵御秦和秦国连横以斗诸侯的形势。后一时期，齐国破败，秦国势力大发展，在中原南、北、中三路败韩、魏，破楚入郢，北伐赵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已形成了统一天下之势；其三，秦王政统一全国时期，起于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即位，止于公元前221 年秦王政统一中国。主要历史内容是秦灭六国。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列国的变法运动。列国的变法运动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在这场封建化运动中，列国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首先，变法运动摧毁了传统的井田制与村社制，由此，以"兵农合一"为基础的民兵制度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随着常备军制的出现，职业化军官产生，中国的官制从此由文武不分走向将、相分职。由于战争的需要，列国在关塞要津普遍设防并修筑长城。变法运动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军权已集中于君主手中，卿大夫家兵遭到禁绝，地方兵已由国家掌握。新的军功爵制出现了。传统的以"礼"治军为以"法"治军所取代，出现了完备的军事刑罚体系，它是列国君主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车、步、水军三兵种之外，出现了骑兵。常备军制、军功爵制和新的军事法律体系已不再以奴隶制的井田制和村社制为基础，而以新的封建制的授田民与小农经济为基础了。它们促使奴隶制的军事制度像其它社会制度一样逐步转化成为新的封建制的军事制度。
在战国的战争实践中，诞生了一批著名将领和军事思想家。这些军事思想家以吴起、孙膑、尉缭和《六韬》的作者为代表，汇集成了灿烂的星群。《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在继承前人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战国战争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发展了《孙子》和《司马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中，《吴子兵法》的"教戒"思想，《孙膑兵法》的阵法原则，《尉缭子》中的军事条令，《六韬》中的军事装备和车、步、骑兵种的特点、性质、战斗能力等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使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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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14 春秋战国军事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本卷提要（缺）
一、春秋战国思想概述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 年）
到秦统一六国（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 年）。这段时期历史上又称"东周"，是相对"西周"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又可分为春秋时期（周平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770 年至公元前476 年）
和战国时期（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①。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社会的逐步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因为铁制农具的使用，在井田以外可以开垦出新的土地，从而产生了"私田"。这种"私田"越来越多，便使周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因为私田数量的迅速增加，以至于私田的收入超过了井田的收入。诸侯、大夫因为占有大量私田，从而使其收入大大增加。而靠井田收入的周王室，越来越衰弱。在王室无法控制诸侯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发展快、军事实力强的诸侯便以武力兼并力量较弱的诸侯。这种兼并战争不断发展，从诸侯的兼并而至于大夫的兼并，进而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衰微了。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就迫使诸侯、大夫增加财政收入，于是便向新开垦的私田按亩征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初税亩"的制度便应运而生了。私田得到承认，即地主土地私有制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标志着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了。
在政治上，则出现了几家大夫瓜分公室财产的事件。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孔氏三家，在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 年）"三分公室"，到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 年）又"四分公室"；周贞定三十六年（公元前453 年）韩、赵、魏三家大夫灭了智氏，把晋国公室也瓜分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而在齐国，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 年），大夫田常实际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了姜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田氏代齐"。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新兴地主阶级在这些诸侯国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确立。
在思想战线上，周平王东迁以后，西周的"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原来属于"王官"的学者流落到民间，从而形成了诸子百家。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以其知识的渊博与思想的深邃，在思想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在私人讲学中贡献巨大而创建儒家学派的孔子和从儒家脱胎出来而创建墨家学派的墨子，在春秋末与战国初，形成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战国初中期，因杨朱学派的创立，其势力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儒家中的激进分子，在三晋中的魏国，开始了向法家的转化。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等完成了由儒家到法家的转化，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推动生产
①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魏文侯的支持下，以子夏为首的西河 之学在这一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名实乖违的现象很多。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名家因此而产生了。
各家学派的出现，导致了互相间的争论与诘难。这种情况在齐国的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中，因其"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而得到顺利发展。老子的学说被改造为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导思想。而田氏政权则对诸子百家都不歧视，一视同仁，因而吸引了各国学者云集于稷下。阴阳家、名家、齐法家、兵家等都发展很快，"百家争鸣"形成了高潮。另一方面，由于各家各派云集稷下，使其互相增进了解而致于相互影响、彼此取长补短，因而出现了百家融合的趋势。
到战国后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的经营，逐渐强大并具备了统一六国的良好条件。吕不韦与秦王政相继执行了广招人才的政策，致使包括稷下先生在内的学者纷纷跑到秦国，《吕氏春秋》的编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荀子、韩非、尉缭等人的入秦，对秦国的学术与政治、军事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秦的统一，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基本结束。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是儒（主要是孔子和思孟学派、荀子学派）、道、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对秦王朝及其以后的各个朝代，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无论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和宋元明的理学，还是清代的考据学，都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阶级状况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然而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①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②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② 《周礼》卷十四《地官》。
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③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①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②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
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三）"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①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②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③ 《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
① 《史记·十二诸年表序》。
② 《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文物》1959 年第6 期第43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国语·晋语八》。八郤指郤氏一家五人为大夫，三人为卿，因势力大，被晋厉公诛杀。"士"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四）"百家争鸣"出现的特殊历史环境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
的盛况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宽容的学术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①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发掘报告》。
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宋荣子（即宋■）"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②《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①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湣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六）"百家争鸣"与传统文化的继承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
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②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由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①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②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版第1 期。
① 古本《竹书纪本》载"自武王灭商，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从武王灭商至幽王灭国，积年二百七十五年。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 年版，第184 页。
① 《左传》襄公十年。
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②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因此那时便没有私人的著述。殷周的奴隶主贵族垄断了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又和宗教神权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府里太史、太祝、太卜等官吏，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些人就是"王官"。而"王官"大都是史官，许多官都是以史命名。他们垄断学术文化是借神权统治来维持的，因而宗教迷信色彩很浓厚。他们还掌管着祭祀活动和占卜等等。这些活动，特别是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森严。
"王官"将保存在官府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汇编而成的典籍就是"六经"。其中宫廷的和民间搜集的诗歌，就是《诗》；国家的政令、国君的言论记录等档案材料，就是《书》；与卜筮有关的材料，就是《易》；典章制度与各种礼义的材料，就是《礼》；能歌唱的乐谱（已失传），就是《乐》；历史资料就是《春秋》。"六经"保存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精华。
"六经"典籍原是"王官"藏于秘图（官府的图书馆）或太史之家的。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不仅"王官"散入各诸侯国与民间，"六经"典籍也同时散入各诸侯国并流传于民间，从而成为诸子百家所据以创造新学说、新思想的主要和丰富的资料。
在古代，传统文化的保存，往往是以师徒、长幼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许多民间传说与诗歌，甚至包括历史资料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诸子百家形成其思想的丰富的宝藏。
（七）诸子百家的分类1.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分类的简况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即称为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简而言之称"诸子百家"。按照其时间早晚为顺序，大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钘、田骈、孙膑、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缭等等。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战国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论及儒、墨、杨朱以及农家许行，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墨子·非儒》抨击儒家。《庄子》的《天下》、《骈② 《左传》僖公五年。
姆》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韩非子·显学》主要评论儒、墨，也兼及杨朱等派别。《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将"诸子百家"归纳为主要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是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
最先在《论六家要指》①中指出的。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②2. 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首先是《庄子·天下》倡导诸子百家出于"六经"之说：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从汉代以后到近代的胡适，基本上没有突破以上三种学说。
侯外庐认为，这三种学说，"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且不论，充其量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①而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有相通之处。主张第二种即"王官"说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诸子百家虽各有短长，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是说，诸子百家的要指都是由"六经"演变出来的。而王官又是掌管"六经"的。章学诚《校讐通义》认为，《易》由太卜掌管，《书》藏于外史，《礼》保存在宗伯那里，《乐》隶属于司乐保管，《诗》收藏于太师之处，《春秋》储存于国史手中。可见，王官说与"六经"
说，就实质而论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庄子·天下》指出，《诗》是用来讲明事理的，《礼》是用来讲明行为规范的，《乐》是用来表达和气舒适的，《易》是用来表达阴阳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表达褒贬、定其名分的。"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而道之。"即"六经"的陈迹，散入各国，流布民间，诸子百家往往引用称道。这段话把诸子百家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得很清楚。可见，王官说与"六经"说，就其思想资料来源而论，是相同的。而《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这里仅就思想资料的继承而言，与"六经"说是一致的。因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没有私人讲学和著述之说。由此看来，"六经"说与"王官"说，"对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仅仅是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方面来进行的。当然这远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此，这两说仅从思想资料来源来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显然是不够的。
以上两说在历史上颇有影响，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张。如章太炎《诸
①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①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子略说》主王官说，并详为之解。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诸子不出王官论》，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并驳斥章太炎之说。应该说"应世之急"说所论学术之发生、发展，紧扣时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比仅从思想资料的来源来分类要进步。当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处。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诸子百家的形成，突破了上述诸说的旧框框。他认为，任何新学说，其根源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因此必须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述诸子百家的起源。在西周，因为"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之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而要打破这种格局，"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物质根据。
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①这种观点才开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研究的新阶段。
3. 先秦诸子分为"六家"或"十家"的长处与不足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划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十家"或"九流"。应该说这对于春秋战国思想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是也应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杨朱学派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颇大，孟子常把他们与墨家相提并论。而且杨朱与老子、庄子不同，其阶级立场更不一样，不宜列入道家，而应该是独立的一家。若是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勉强将其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兵家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提到"孙膑贵势"，并与老子、孔子、墨子等并列。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后世军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是当时，因为战争的频繁，兵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六家"
或"十家"中却没有兵家。《汉书·艺文志》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入道家，或者列入杂家，这样归类当然是不科学的。不过，班固并未否认兵家的存在。《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看来他认为"诸子十家"出于王官，而把兵家作为王官之武备。然而既列纵横家而不列兵家，有点说不过去。纵横家朝秦暮楚，颇能兴风作浪。但是就其学术而言，实在谈不上，远不如兵家。因此，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韩非所说，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①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②在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属一派，即思孟学派；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影响较大的就是这两派。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荀之间在
① 《左传》隐公三年。
①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28-30 页。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相当大。道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颇多不同。如果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两者虽然同属一家，但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于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钘、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偏于唯心主义、而宋钘、尹文的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与班固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或"六家"或"十家"的做法，给先秦诸子的分类标准，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春秋战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方便，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三、孔子的思想与儒家的创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与他所创立的儒家，在春秋战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思想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孔子思想与儒家产生于鲁国的历史根源孔子思想与儒家创立在鲁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西周时，鲁国在诸侯国中居于特殊的地位。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封国。因周公辅佐周成王有功，封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①但是，周公仍然留在朝中辅佐成王，而是派儿子伯禽到曲阜代他受封，即伯禽代就鲁公之位。周成王十分感激周公的恩德，使鲁国享有天子独有的祭祀天和祖庙的特权。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因此，"鲁有天子礼乐"。②《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子鱼说，周成王"分鲁公（伯禽）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即周成王将上画交龙的大旗及插旗的铜质金路、夏后氏所用的珍器--半璧形的璜、封父所用的良弓，分赐给鲁公伯禽。又分赐给鲁国附庸小国与太祝、宗人、太卜、太史等官，还有服用的器物、典籍简册以及卿、大夫、士等百官和宗庙祭祀的彝器。这些就使得鲁国文化繁盛，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
而周王室的文物典籍、礼器等等，在犬戎入侵之时，周平王东迁洛邑的动乱过程中，几乎全都丧失了。但是鲁国未遭此劫难，仍然保存着王室赐予的典籍简册、各种礼器以及史官的设置。因此，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聘问，从太史氏那里看到所藏的《易》、《象》和《春秋》等典籍文献之后，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①即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的感叹！《左传·闵公元年》记载仲孙湫说：鲁"犹秉周礼。"又说："鲁不弃周礼。"《周礼·明堂位》也记载，鲁国的"礼、乐、刑、法、政、俗"并没有什么改变。各诸侯国都认为鲁长期保存周礼是"有道之国"，所以天下诸侯的礼乐制度都仰仗于到鲁国去学习。
正因为如此，鲁国的儒士相当多。在孔子创立儒家之前，"儒"早已有之。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儒以道德民"时指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②可见，儒是用《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六艺"）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代，"官学"变而为私学，人们把从事教育的先生也称为儒。儒一般都穿着儒服。《庄子·田子方》记载："鲁多儒士"。又说，鲁"举国而儒服"。这都说明鲁国儒士之多。而穿着儒服的儒士，即《庄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皇甫谧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① 《左传》桓公十八年。
② 《左传》庄公十九年，二十一年。《国语·周语上》。
子》所说的"邹鲁之士，搢（缙）绅先生"。①而"邹鲁之士"的"邹"，是指孔子的故乡"陬"。"陬鲁"即是鲁国。《庄子》这里所说"搢绅先生"，是多能懂得《诗》、《书》、《礼》、《乐》等经典的，这说明郑玄上述的注释是有根据的。总之，这些都反映了鲁国是保留殷周文化传统最丰富的诸侯国。因此，孔子思想形成与儒家在鲁国产生，绝不是偶然的。
（二）孔子的生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代"贫且贱"，青年时代曾作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因为孔子努力求学，又懂得周礼，所以鲁昭公曾派他到周王室史官老子那里去学礼。后来，因鲁国内乱，避乱到齐国。回国后，鲁政局动荡，他只好从事教育，整理文献典籍。鲁定公九至十三年（公元前501-前497 年）先任中都宰，后任司空、大司寇；后因他与鲁国执政者季氏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弃官，离开鲁国，率弟子"周游列国"
14 年（公元前497-前484 年）。他曾先后到了卫、陈、曹、宋、郑、蔡等国，但都没有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鲁国，以"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的工作，为保存和传布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对他的言行的记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三）政治思想孔子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他认为当时"礼乐征伐"由诸侯控制，就是"天下无道"的社会。他反对春秋末期政权下移，认为由诸侯掌权，大约十代很少有不灭亡的；由大夫掌权，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而卿大夫的家臣掌权，则三代很少不失掉政权的。①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 年）晋国铸刑鼎，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孔子认为晋国抛弃了祖宗的法度，打破了"贵贱不衍"的秩序，因此表示反对。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即"田氏代齐"），孔子听说后"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兴兵讨伐陈恒。②鲁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家臣势力强大，控制着三家的都城费、郈、成。三家打算拆毁都城以限制家臣的势力；孔子则想利用这个矛盾，以达到扩张公室的目的。所以他和鲁定公合谋，支持三家的行动。从以上几件事看来，孔子在政治上是倾向保守的。
这种倾向还明显反映在他对"礼"和"正名"的看法上。
"礼"的原意是人通过敬神以求享福。它反映了人与神的关系。因此，最初是与神权政治相结合的，后来发展为贵族等级制度的亲疏、尊卑、贵贱、上下的严格划分。"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祭礼、丧礼、外交礼、作战礼、婚嫁礼等等，实际上包括社会关系与典章制度。它是
① 《左传》僖公十一年、二十五年。
①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三十二年。
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
孔子对周礼持改良主义态度。他对礼很重视，无论在朝还是在家，一言一行都严格按照礼的规定办。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周礼。比如《论语·八佾》说，子贡不遵守周礼的规定，认为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活羊可以不用，孔子表示反对，认为你爱那只羊，而我爱周礼的规定。又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弟子颜渊死了，没钱买棺之外的椁，弟子们建议把孔子的车子卖了买椁。他反对，认为他是大夫，按"礼"
的规定出门应该坐车而不能步行。弟子们又要厚葬颜渊，孔子认为不可。但弟子们没有听他的话。孔子急忙解释，厚葬颜渊不是他的意思，而是弟子们干的。孔子对他得意的弟子颜渊尚且如此，可见他是严格按照"礼"来办事的。
然而孔子对历代的礼，又主张改良。《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认为殷代的礼是根据夏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订的，周代的礼又是根据殷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订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礼的，虽然经过一百世也可以知道它的来源。他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作了比较以后，认为周礼比较完善，因为它参考了夏、商两代的礼。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论语·阳货》又记载，孔子说，如果有人要用我为政，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道。
因此，孔子对诸侯大夫、家臣僭越礼制的活动持反对的态度。比如，《论语·八佾》记载，鲁三家在祭祀宗庙之后，不应该唱《诗经·周颂》的一篇叫做《雍》的诗。因为它只有天子祭祀宗庙后，在撤去祭品时才能唱。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十分反对。因为用8 行共64 个舞女所跳的舞，是天子所用的礼。而季氏是大夫，当然不能用。所以孔子说，连这都可以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可见孔子对此是何等深恶痛绝。又比如，当时季氏祭祀泰山，而这是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以干的事，季氏只是个大夫，按礼是不可以干的。因此，孔子希望他在季氏手下办事的学生冉有来阻止这事。但是，冉有却不愿意。于是，他大发感慨，责备冉有。又比如，《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反对鲁大夫臧文仲把一种叫蔡的大乌龟放在雕梁画栋的房屋里。因为这是天子所用的礼，所以孔子批评臧文仲这样做算什么"明智"呢？
但是，孔子并不主张完全恢复周礼，而是主张改良。他要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题下，通过改良的途径来维护旧的制度。这种改良主要表现在他企图用"德"和"礼"来补充"政"和"刑"的不足。
他认为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民众还不够，应该进一步用"德"来加强思想教育和用"礼"来进行约束，这样民众就知道羞耻而服从统治了。①这是一种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的方法。孔子认为，只有统治者讲礼，民众也跟着讲礼，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稳定。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②他把礼看成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规定。有了礼，就可以防止人民的反叛。《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有道德的君子要学问渊博，用礼来约束自己，就不可能有反叛的事发生了。同时，他又在《论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序》。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周表后按语。
② 《论语》卷十六《子路》。
语·子路》中，主张在不违背周礼"亲亲"原则的前题下"举贤才"，即挑选有才能的人参与管理国家。在《论语·为政》中，他认为这样做就能使"民服"。否则，"民不服。"而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民之利而利之。"
这些都是从缓和阶级矛盾出发的。对于"礼"，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可以在形式上作一些修改，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比如，《论语·子罕》记载，过去用麻布作礼帽虽符合周礼，但很费工；当时都改用丝绸来做，比较节俭。孔子便赞成当时的做法。又比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认为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内心的悲戚。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的礼乐，很有感慨。《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孔子对"礼"的这种态度，正是他企图进行某些改良而不愿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
孔子的保守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他的"正名"主张上。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已是"礼坏乐崩"，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经常发生。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在卫时，子路问他："如果卫君用你管理国家，你打算首先做什么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变动而破坏了的"名"、"实"
关系匡正过来。孔子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只要把不符合周礼所规定的那些人和事物都统统匡正了，即建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能"名正言顺"，天下太平了。这就是要用"名"去规定"实"，而不是依据"实"赋予"名"。这种把"名"看成第一性，"实"看成第二性的"名实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由于"名"与"实"不符引起的。因此，他认为只要通过"正名"的办法就能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正名"。前者虽然主张维护旧秩序，但已经有所改良；后者则显得比较守旧。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孔子企图用周天子为统一的象征，但那时的周天子势力已经大大削弱，难以控制各个诸侯。因此，孔子的统一思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动乱，政权下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孔子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孔子这一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要求消灭混乱局面，形成有秩序的统一的社会思想；另一方面，他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又违反了历史规律。孔子的统一思想不符合春秋末期历史上的客观实际。但是，一旦统一的政权出现以后，这种尊君的统一思想，就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口胃。因此，从汉王朝统一局面形成以后，统治者就认识到孔子思想对统一政权的效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公羊学派直接继承孔子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孔子的统一思想，对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和国家是有利于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而分裂的局面则是不利的。从这点看，孔子统一的思想在历史上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对封建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四）经济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①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认为："义以生利"。即先有了"义"，才能生出利。《易传·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是把对立的"义"和"利"两者统一了起来。这种思想很符合孔子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晏婴说："义，利之本也。"义是利的根本。与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孔子反对片面追求功利。他认为在"利"的面前，必须时刻以"义"来衡量是否应该取。他说，符合道义然后才去取得，这样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取得。相反，"放于利而行，多怨"。①即片面追求个人私利，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许多的怨恨。因此，孔子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②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孔子还认为，种田的人就免不了饿肚子，而读书的人就能做官而享受俸禄。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 年），鲁国又"用田赋"，即按亩征收军赋，孔子也表示反对。①但是孔子却主张"富民"。他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对民众的剥削不应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他在《论语·阳货》中主张为政要宽，说："宽则得众"。他在卫国和弟子冉有论政，提出对民众要"富之"。②即富民的主张。在孔子看来，民众富足了，国君没有不富足的；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
① 1923 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牛尊，高33.7 厘米，牛鼻穿有鼻环。见浑源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
①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
② 《论语》卷八《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① 《左传》闵公二年。
② 《左传》成公七年。
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五）伦理思想孔子的伦理思想，即是他的"仁"的学说。据清人阮元统计，"仁"
在《论语》中有五十八章提到，而"仁"字出现共105 次。③"仁"的含义，主要是道德伦理学说，但也包括治国之道和学问之道。
"仁"字出现较早，但赋予其哲学意义是从孔子才开始的。据《说文解字·人部》说："仁，亲也，从人从二。"阮元解释"从人从二"
就是"人与人相偶"，④即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基本意思是"爱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要相爱。
主张"仁"的学说，并把它付诸实行，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又把它概括为"忠恕"两个字。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恕"就是自己所不希望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即《论语·卫灵公》记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忠诚，对人对君都要忠诚。也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满足的要求，也要使别人得到满足，即《论语·雍也》记载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的"仁"还包括恭敬、宽大、守信用、勤快、恩惠。认为居住在家谦恭、办事认真严肃。而刚强、果断、朴实、说话慎重，这样就接近仁了。孔子还认为仁者不轻易说话，指出那些"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少有仁的；而油嘴滑舌、常与别人争辩很令人讨厌。孔子还主张"志士仁人"没有因为求生而加害于人的，而"有杀身以成仁"。他还认为仁者也不贪财利。
孔子还常把"知"、"仁"、"勇"三者并提。他的弟子子贡认为这是孔子所具有的三种道德。孔子认为仁包含了勇敢。他说仁者必然勇敢，而勇敢的人未必是仁者。又认为仁者以仁为安宅，有知者以仁为有利。可见仁包含了知，仁者高于有知者。从修养来说，先达到"知"，然后才能达到"仁"。
孔子的"仁"还包括孝悌。孔门弟子有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因此，宰我不实行三年之丧，孔子就说他"不仁"。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厚待自己的亲族，则民众就可以实行仁了。孔子还认为仁是高于血缘关系的，他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①这种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反映了"仁"
与"礼"的关系。克制自己，使之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
具体的办法是凡不符合"礼"所规定的，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孔子认为，一旦做到"仁"，则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的。
③ 《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④ 《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
可见，"仁"的标准是"礼"。只有按"礼"的规定办事，才称得上"仁"。不过，孔子又把"仁"看成是纯主观的内心修养，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因此，实行"仁"并不困难，只要我想实行，"仁"马上就达到了。这是要求大家都来进行"仁"的修养，从而达到维护"周礼"
的目的。在孔子看来，民众是需要"仁"的，而且也可以实行"仁"。
因此，"仁"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内部，也适用于被统治者。
总之，孔子"仁"的学说是为统治者着想，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一般地说，实行起来不算难，但是真正达到标准成为"仁人"，又很不容易。可见，其目的是给人指出如何做人的努力方向。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之类的事经常发生，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都很尖锐，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孔子站在奴隶主改良派的立场，企图挽救社会的危机。他的办法是提倡"仁者爱人"来达到调和矛盾，即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对于前者很易理解；对于后者，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得清楚，既然"仁"的根本是孝悌，而民众懂得这一点都实行"孝悌"
之道，这样，就不会犯上作乱了。①但是孔子的"仁"学具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孔子说，民众可以实行"仁"，但实际生活中，民众又对他提倡的"仁"并不感兴趣。因此，他感叹说，"君子"里也有不仁的，但在"小人"里却没有-个仁者。①但是，孔子提出"爱人"的口号来修补过去的"克己复礼"，则是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一种反映，其中透露出劳动者在身份上的变化，这在思想上不失为一个进步。而孔子专门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孔子的"仁"的学说，被战国中期的孟子发展为"仁政"。到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仁的学说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封建统治的一套思想体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孔子"仁"的学说，也被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所接受和改造，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六）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命鬼神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②可见，天有无比的权威，是世间万事万物、凶吉祸福的主宰者。这就赋予天以意志，成为有人格的神。因此，他有"畏天命"的主张，进而又有"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主张。③他还认为，"道"是否行得通，这是由命决定的，人们要想阻碍也办不到。由此可见，孔子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但孔子又不完全是天命论者，他也承认天是自然之天，天并不说话，春夏秋冬四季运转，百物自然生长。
这里的天，没有任何神秘的意味。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孔子思想中有发
① 《国语·郑语》。
① 《诗经·鲁颂·閟宫》。
② 波梁斯著：《外国经济史》，三联书店1958 年版，第69 页。
③ 《论语》卷十九《季氏》。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他主张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但是，他又说，"知我者其天乎！"①这里仍然有天命的影子。在他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后，他又发出了"天丧予！天丧予！"的感叹。总之，孔子在天命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是西周末年，天命思想已经动摇，在孔子思想上的反映。
对鬼神的态度，孔子也与对天命的态度相似。他一方面赞美禹对鬼神的孝顺，一方面又说，祭祀与自己没有关系的鬼，是谄媚。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还是主张祭祀鬼神。但是他又与传统的鬼神观不一样。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②认为还没有能够事奉人，怎么能够事奉鬼神呢？还没有知道生，怎么能够知道死呢？这里孔子首先强调的是事奉人和知道生。而且他还"不语怪、力、乱、神"。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怀疑鬼神的，而把人事看得更重要。显然这是他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近）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孔子也具有调和的色彩。他认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经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要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而遇到困难仍不学习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人。③孔子还说，只有"上知"与"下愚"，即最上等的聪明人与最下等的人（愚蠢人），是不能改变的。可见，他把人分为若干等级。而"上知"与"下愚"的区分，反映他有知识是天生就有，不必通过学习和实践的先验论。但是，孔子从来没有称许过任何人是"生而知之"的。也不承认他是先天就有知识的人，而且还多次承认他有过错，并主张要改正错误。因此，实际上他所说的"上知"这一等是虚设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先验论。而仅就孔子"学而知之"的主张，即知识是通过学习而来的，这在认识论上就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学而知之"包括"多闻"，即多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且择善而从，即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去照办。也包括，"多见而识之"，①即多看并且把它记住。这里的"多闻"、择善、"多见"、"识之"，实际上讲述了求知的过程。孔子一身从事传授知识的教育工作，对这个过程是身体力行的。因此，对于孔子的认识论，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概以先验论而全面否定。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②所谓"中"，按照朱熹《四书集注》的解释，就是"无过无不及"。即既不过激，也不要不够。而"中庸"，正是《论语·尧曰》所说的"允执其中"的"中"，即恰到好处，最正确、最合理的意思。孔子认为，他的弟子子张太过激，而子夏又不够，太过激与不够都是不符合"中庸"
① 《韩非子·解老》。
② 《论语》卷七《雍也》。
③ 《论语》卷十九《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习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① 《周礼·草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赤刚土）用牛，赤，缇（赤黄色土）用羊，■壤（肥美的土）用麋，渴泽（塗泥）用鹿，鹹潟（盐鹹土）用貆，勃壤（粉状土）用狐，埴垆（黑色坚硬的土）用豕，强■（坚硬的土）用蕡，轻■（浮鬆的土）用犬。"郑玄注说："凡所以粪种首，皆谓煮取汁也。。。郑司农云：用牛，以牛骨汁渍其种也。谓之粪种。"② 《论语》卷七《雍也》。
的。"中庸"又可叫做"中行"。孔子认为，如果不能够与实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那么也要与积极进取的或有所不为的人（即"狂狷"）交往。因为这两种人要比没有是非标准，随波逐流的人（即"乡愿"）好得多。《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是主张"和而不同"的。"和"是有原则性，对错误的言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从而使之达到恰到好处。而"同"则是盲目服从，随声附和，根本没有原则性。"和而不同"的和，正符合"中庸"之道。可见，孔子的"中庸"并不是不讲原则的折中调和，而与"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毫无共同之处。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他的"中庸"的方法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即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弄清楚事物的两个极端，这样就对事物有所认识了。比如说，要认识一个人，只要看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他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什么方法，了解他对什么事情心安理得，对什么事情于心不安。这样，就能得出结论了。①因此，孔子"中庸"的方法论是具有唯物辩证法因素的。但是这种方法论对矛盾双方的斗争性缺乏认识，对矛盾的转化也不够重视，因此容易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歪曲为折中、调和而加以提倡，使它长期在封建社会中起着消极的影响。
（七）教育思想孔子几十年从事教育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著名论断，具有积极的意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首先，孔子教育弟子要有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这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②其次，在治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反复温习。他在《论语·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又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还主张，学习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努力前进，从不停止。孔子十分强调主观努力，把它譬喻为用土造山，要永远不休止地努力。同时，他还反对主观成见，即不猜测（"毋意"），不武断（"毋必"），不固执（"毋固"），不自以为是（"毋我"）。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学思相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③即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则是危险的。孔子对前人的知识很重视，主张借鉴，认为要踏着前人的脚步前进，才能获得成功。可见，孔子在学习态度与治学方法上都强调客观事实而反对主观成见。
第三，"因才施教"是孔子的教育方法。他根据弟子中不同程度、不同特点而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他还提出了启发式的教育法。即让学生独立思考，不到反复思考还是想不通的程度，就不去开导；不到反复思考已有了体会、想说又难以说得出来的程度，就不去启发；弟子要是不能"举一反三"，就暂时不答复。①第四，孔子教育不分贵贱等级的"有教无类"思想，使受教育的范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左传》桓公十五年。
③ 《论语》卷二《为政》。
① 见《说文解字》壤字解释。
围大大扩大了。他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72 人。②他们便是孔子所创建的儒家的基本队伍。可见，孔子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之，孔子思想虽然在春秋末期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但到封建政权巩固以后，孔子的思想便被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需要进行改造，使之形成一整套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孔子被抬到"至圣先师"的高度，而《论语》等儒家著作，被视为经典，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因而就传统文化而言，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又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我国社会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② 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引马融说。
四、邹鲁儒、墨显学之争孔子创建儒家之后，墨翟（约公元前480-前420 年）也在鲁国创建墨家，两家形成"显学"，互相争鸣，从而揭开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幕--儒、墨显学之争。
（一）关于百家争鸣的发端我们知道，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聃），不仅早于墨子，而且年长于孔子（孔子曾到周室问礼于老子）。为什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幕是邹鲁儒、墨显学之争，而不是儒老（或说儒道）之争呢？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学术由官府下到民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老子则远不如孔子。《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看到周王朝已衰落，便弃官离开洛邑，到了函谷关。守关的令尹喜请老子为他著书，于是老子才著了上、下篇论述道德的意义，约五千字，而出关西去。老子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最后死于何处，这些都成了千古之谜。因此，老子在当时影响有限。然而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在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开创私人讲学的历史潮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至于他是否为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无关紧要。据童书业研究指出，春秋时代，过去的"王室之学"逐渐消失，关于官办学校的史料几乎找不到，可能是"私人讲学之风"在这时逐渐兴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的叔孙豹说，鲁国过去的臧文仲大夫，虽已去世，而"其言立"，即他的言论能成立，流传于后世。由此看来，臧文仲等人已有私人讲学的事。至于孔子，本是个求学没有固定老师的人。
他的弟子子贡曾说，周文王、武王之道没有失传，这是在于有人将它传播开去，贤德的人能懂得其中大的方面，不够贤德的人只懂德其中小的方面。但无论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总还是有周文王、武王之道的。①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私人讲学的学者很多，而孔子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②我们知道，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的有72 人。这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是少有的。孔子的弟子遍布各诸侯国，在学术的许多领域里都有很深的造诣，影响颇大，确实称得上是"显学"。
与儒家对立的是墨翟创建的墨家。墨子的祖先虽是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鲁国，应该是鲁国人。他最初投师儒者，学习儒家之业。但是他后来认为儒家的烦琐礼节很难施行，特别是"厚葬"、"久丧"（三年之丧）的主张，浪费财物，使民众贫困，办丧事还要花许多时间，既损伤活人的身体，又妨害从事生产。所以，他"背周道而用夏政"③，即背弃周代烦琐礼节和"厚葬"、"久丧"的习俗，而用夏代的"节财"、"薄葬"、"简服"（三月之丧）的简朴精神。因此，墨子背叛了儒家而另外创建墨家。墨家发展很快，人数众多。《墨子·公输》记载，墨子对楚王说，他的弟子有"禽滑■等三百人"。而《淮南子·泰族训》
① 《孟子·告子下》。
② 《论语·宪问》。
③ 《国语·齐语》。
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吕氏春秋·上德》也记载，墨家的领袖孟胜为阳城君死难，他的弟子从他而死的有180 人。由此还可看出，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集团，有相当大的活动能力。关于儒、墨显学，据《吕氏春秋》说，在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①可见当时两家的盛况。儒、墨相互诘难，《墨子》有《非儒》，专门抨击儒家，儒、墨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
因此，把儒、墨之争作为先秦"百家争鸣"的发端，或者说第一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儒、墨显学之争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儒家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而墨子创建墨家也是在邹鲁，因而儒、墨显学之争也产生在邹鲁。我们知道，墨子最初是以儒者为师的。他创建墨家依据的思想资料也是《诗》、《书》等经典，继承的仍然是邹鲁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两家之争产生于邹鲁的历史根源。《吕氏春秋·有度》记载，儒墨之徒"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由此可见，两家虽然互相争鸣，但也有共同的地方。他们之所以相争，只是因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墨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曾作过宋大夫，但后来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他当过工匠，在《墨子·贵义》中被称为"贱人"，在《吕氏春秋·爱类》中被称为"北方之鄙人"。
可见其社会地位低下。而墨家的成员很多是下层社会的劳动者，他们多半穿着粗衣、草鞋，勤劳工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理之妙极。②他们常常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说话。荀子认为墨家的学说是"役夫之道"，①也可反映墨家是生产者的代表。因此，儒墨显学之争，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诞生的初期，统治阶级与小生产者对立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儒、墨显学之争还有其鲁国的时代背景。《孟子·告子下》记载，淳于髠说，"鲁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公仪子即公仪休，贤者，为官清廉，拒收贿赂。在其为政期间，鲁国政治上还算比较好。子思是孔子之孙，也是贤者，《孟子》记载，鲁穆公尊礼子思，为了使子思安心在鲁从政，经常派人去安慰子思，保证按子思的建议办事。孟子还谈到在穆公朝中任职的泄柳、申详。泄柳即子柳，亦即《说苑·杂言》所说的子庚。《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鲁穆公礼贤，最初亲自见泄柳。而泄柳"闭门而不纳"，即不开门与他相见。可见鲁穆公尚贤之一斑。申详，据《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为孔子学生子张的儿子、子游的女婿。当时儒家在鲁国势力颇大，鲁穆公时，孔子的弟子曾参已死，他的儿子曾申也是有名的儒者。那时年青的吴起从卫逃至鲁，便投到曾申门下。后来与曾申决裂，学兵法而成为鲁将。吴起之所以破格提拔为鲁将，与鲁穆公礼贤是分不开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谈
① 《国语·齐语》。
② 《论语·微子篇》有"五谷"之说。此外《孟子·滕文公篇》也有"五谷"的提法。
① 《国语·齐语》。
到鲁穆公礼贤诸人中有"南宫边"，列于墨子之后，②但墨子弟子中无此人，恐为南宫适之误。南宫适为鲁大夫，孔子的弟子。
墨子居鲁，为鲁人，其活动多从鲁出发而到其他地方。《墨子·鲁问》记载，越王派公尚过"迎子墨子于鲁"。《墨子·贵义》又记载"子墨子自鲁即齐"。与其他古籍相印证，正是如此。《吕氏春秋·爱类》说，墨子救宋，"自鲁往，。。见荆王"。《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此事则说，墨子听说"楚欲攻宋"，"自鲁趍（走）。。至于郢。"《墨子·公输》记载："子墨子归，过宋"。这是指墨子由楚而归鲁，经过宋国。可见墨子确是鲁人，常居住在鲁国。前面已经提到墨子学于史角的后人，也是在鲁国。当然，墨子的弟子禽滑■、耕柱子、高石子等，则不仅仅在鲁国，而是遍于各诸侯国了。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讲鲁穆公"礼贤"时，特别提出墨子，并说："在这里儒、墨两派特别活跃"。他还指出："鲁缪（穆）公把'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尸子》）的两派文化人兼礼。"①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墨子·鲁问》记载，鲁君对墨子说，我怕齐国来攻打，可以相救吗？墨子说：可以。这里所说的鲁君，孙诒让怀疑就是鲁穆公。②从时间上来看，孙说是对的。鲁穆公时，齐国多次攻伐鲁国。《墨子·鲁问》记载，墨子派胜绰在项子牛部下任职，项子牛"三侵鲁地"。孙诒让注指出，项子牛是齐国人，但"三侵鲁地"，不知在什么时间。从《史记·六国年表》与《田齐世家》来看，鲁元公十九年，齐国征伐鲁国的葛和安陵，二十年取鲁一城。穆公二年齐又伐鲁取郕。十六年伐鲁，取最。这大概就是指的"三侵鲁地"的事吧？③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仕鲁考》不同意孙诒让的说法，他认为，齐伐鲁国之葛和安陵，应为穆公四年齐伐鲁莒及安阳。鲁穆公四年（公元前412 年）为齐宣公四十四年，齐国派项子牛进攻鲁。这场战争，因鲁穆公起用吴起为将，战胜了齐国。
在这场战争中，墨子的弟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胜绰即在项子牛部下，参加了战争。墨子听说之后，派弟子高孙子去把胜绰从项子牛部下撤退出来，并严厉斥责他是"禄胜义"，①即过分贪图俸禄而不顾道义的人。
由此可见，鲁穆公的礼贤，在当时意义重大。它不仅使鲁国在这次战争中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且对儒、墨两家在鲁国并存，从而形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儒、墨显学之争，也起了促进作用。（三）墨子思想与墨家的创建1. 墨子的生平、《墨子》与墨家墨子为鲁人，也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曾到过宋、卫、楚、齐等国，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6 页。
① 《公羊传》僖公四年。
② 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③ 孙诒让：《墨子闲诂》卷十三《鲁问》，第428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① 《左传》闵公二年。
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般而止楚攻宋。楚惠工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②《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记录的汇集。它是研究墨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 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也有人认为《经上》、《经下》两篇是墨子的著作。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称为"巨子"。第一任巨子是墨子，后来的"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tún，吞）等。由"巨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巨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
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①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还踵"②的精神。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巨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巨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
不仅如此。墨子还是一个科学家，墨家也是一个科学家集团。他们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邓陵氏一派。《庄子·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代巨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② 《左传》僖公九年。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 年版，第196 页。
② 《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
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而墨子的十大主张，流于空想，而且自相矛盾，是比较肤浅的，没有像儒家那样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墨者往往陷入难以适从的境地。因此，常常背叛墨家而逃入儒家、道家或者杨朱学派。在魏国，子夏于西河讲学，弟子中就有墨者禽滑■。《孟子·尽心下》记载："逃墨必归于杨"。可见，墨者背叛墨家而逃入其他学派确乎是事实。而墨者后来成为墨侠，虽然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往往被人利用，站到反动势力一边，其破坏性也相当大。墨侠的历史作用如何？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这种极端的行为正是其不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应指出，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在逻辑思想史上还是有相当地位的。
2. 政治思想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①他们认为社会动乱攻伐，相互残害，就是由人们"不相爱"而造成的，所以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不只单方面的爱自己，而是还要爱别人；不是单方面的使自己有利，也要使别人有利。墨子认为，"兼相爱"就是大家都要树立把别人的国看成是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有了这种思想，就能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了。而且他还认为，必须我先做那些爱和有利于别人的亲人的事，然后别人再报答我的爱和有利于我的亲人的事。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互相残害了。因此，他说，要想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就应当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
"兼相爱，交相利"，是从小生产者立场出发的，具有反抗剥削压迫的意义。但是，墨子把"王公大人"、"士君子"与"农与工肆之人"都认为是出"力"者。墨子并不主张废除等级制度，认为他们之间也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这便使这一主张具有调和色彩。因为小生产者本身没有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革，只希望维持现状，使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使各方面的势力相安无事。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墨子"非攻"的主张，是"兼相爱，交相利"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墨子看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兼爱"原则的。他揭露这种战争在春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在田间收获。因此，它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①但是，墨子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只是反对无故"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而对防御性的战争，墨子则是支持的，他曾帮助宋国抵御楚国的进攻。"非攻"的主张，是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反对破坏生产，保全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尚贤"、"尚同"的主张，则是墨子"兼爱"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富有高贵是"无故富贵"，因为这些人是依靠血缘关系而取得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所以，墨子主张政治地位的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