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这是要求学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上，在不同的人际关系能够妥善相处，不产生种种矛盾，便是最完美的品行。
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需要有一整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维护宗族秩序，保持和巩固团结。德行这一科，正是要求学生从小立德立行的主要课程。（2）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六项训练的技能科目，内容繁杂而具体，要求却很高。
礼有五礼，即吉、凶、宾、军、嘉等五礼。
吉礼，是指有关祭祀的典礼，主要有祭宗庙、祭社稷、祭天地等。在这些不同的祭典上，有着不同的仪式和活动，学生要学会参加种种不同的仪式和活动的本领。
凶礼，是指有关丧葬哀悼的典礼。大致分为"复"（为死者招魂）、"敛"（裹尸以后将尸体放入棺材，也叫入敛）、"殡"（即暂时将棺材停放在家中择日待葬）、"葬"（将棺椁运至坟地埋入地下，称出殡下葬）、最后是"服"（为死者服丧，表示哀悼）。学生要懂得凶礼的全过程，也能参与其
① 五大门类的科目，是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和《周礼·春官·宗伯》有关内容综合的。事。当然，服丧情况，需要根据死者与学生的关系，并遵守服丧的有关规定。军礼，是指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包括校阅、用兵、田猎等活动。校阅、用兵与军事有关，容易理解。而田猎，即是郊野行猎，与军事训练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代利用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训练军队作战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仲春时节进行田猎，叫做春蒐，主要用鼓，金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坐作、进退、疾除、疏数"等阵法和战术。在仲夏时节进行田猎，叫做夏苗，主要训练军队露宿，模拟夜间守备和作战。学生参加军礼，也是实习军事活动。
宾礼，是指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和礼仪，正是对未来官员的准备课程。周代诸侯朝见天子时，都要携带珍贵的礼物，如玉帛、兽皮等，贡献给天子，所以又称"朝贡"。天子也要用玉帛、珠宝等物回赠诸侯。除此，诸侯还得根据自己的爵位穿戴相应的服饰，手中拿的表明自己身分的礼器，一点都不能错乱。如公执的九寸桓縠，侯执的七寸信珪，伯执的七寸躬珪，子执的五寸縠璧，男执的五寸蒲璧。就连朝见时所站的位置也有区别，公立于东面，侯立于西面，伯、子、男从侯而立。这种种礼节，都要在国学中学会。
嘉礼，是指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大体上可分为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把社稷宗庙的祭肉，分赐给同姓之国，表示同享福禄）、贺庆等礼。其中以婚礼、冠礼、射礼、飨礼、宴礼、贺庆礼最为重要。嘉礼仪式十分繁复，以冠礼为例，加冠的仪式就很复杂。古代男子年满20 岁，要由他的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冠礼的日子是由父亲占卜（筮）确定的。行礼的日期确定后，要通知为儿子加冠的来宾。到了这天，行冠礼的席位安置在宗庙阼阶（堂前东阶）北端，将加冠的儿子从东堂领出就席，宾客们为他梳头、挽髻、加簪、著■（用于束发的黑帛）。然后，在父亲的主持下，再由已请定的那位宾客十分庄重地为加冠者加冠。开始，戴上缁布冠，表示今后能够治人、治家；再戴上皮弁（一种用白鹿皮缝制成的帽子），表示今后要尽服兵役的义务；最后戴上爵弁（一种形状像冕而无旒的帽子），表示今后有权参加祭礼活动。经过这三加，才完成冠礼。
五礼为六艺之首，内容繁缛，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整个奴隶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这些礼节制度，如果不在学校学习并且 进行实习，是不容易掌握的。
乐有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又称大舞。
其实，六乐既是舞曲，也包括乐舞的歌词，分别歌颂黄帝、唐尧、虞舜、禹、汤和文武六代历史人物的功德，乃是史诗性的舞蹈音乐。如《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我将》和《臣工之什》中的《武》，便是《大武》舞曲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歌词。前者叙述武王在征伐殷商纣王前，祭祀上帝和文王，祈求他们的保佑。后者叙述武王征伐纣王取得了胜利，继承了文王并为其子孙开创了基业。西周时期，每举行重大的庆典，都要有大舞，这也是进入官场需要掌握的一门技能。贵族官员不一定参加舞列，但至少要能够歌唱，或懂得歌词内容及其意义。
射有五射。射，指射箭的技术。五射，即指五项射箭的技术，即白矢、参连、剡（Yǎn 音眼，锐利）注、襄尺、井仪，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
白矢，要求射出的箭能够穿透箭靶，在靶的背后见到箭镞，这需要有强劲的臂力。
参连，要求接连射出飞箭，即通常所说连珠箭法。这种快捷发箭，使得敌人难以躲避。
剡注，要求离弦的箭，向着目标水平飞行，速度快，冲力大。这种射法容易射中目标。
襄尺，要求射箭时姿态正确，拉弦时，肘必须保持平稳，在肘上能够放一杯水。这样射出的箭不会偏离方向，保证射中目标。①井仪，要求四箭连射，射中靶时，箭头分布呈井字，即射在四方形的四角，这样，杀伤力大。
这五项射艺教学要求很高，训练也很艰苦。周代铜器铭文中曾多次提到在大学内训练射术，周天子也十分重视这项技艺的训练。著名的《静簋》铭文中有两段记述了某年周天子到学宫去亲自监督国学子弟训练射术的情况。第一次在6 月，王命静（即周宣王）领导贵族子弟习射，并且察看他们学射的技能。第二次是在8 月，王又到学宫，主持大家在大池中习射，成绩不错，天子给予奖励。②这些记事虽然简单，但证实了西周学校中确有"射"的学科，并且是一门重要的技能训练学科。
军事训练的习射与平时在某些仪礼活动中进行的射礼是不相同的。作为射礼，并不要求达到五射的标准。孔子曾提出，在礼乐活动时的射，不要求箭镞都得穿过靶子。所谓"礼射不主皮"，即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不同于军中的武射。
御有五御。御是驾驶兵车（战车）。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骑兵，御都是指的驾车。五御，就是五项驾车技术，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贾公彦疏，能达到这五项技能要求，也很不容易。
鸣和鸾：要求车辆起动时，装在车辕前端衡上的铃（称为鸾）和装在车箱前边轼上的铃（称为和），同时发出锵锵响声，说明起步非常平稳。
逐水曲：水曲就是水势，水流的方向。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驾车的人能够掌握水流情况，顺着河水流势前进，既快又稳，避免翻车。过君表：要求在驾车途中遇到路障，能够不碰撞障碍物，迅速安全通过。平时训练，多半在辕门设障，教练学生驾车。
舞交衢：衢是大路，交衢是十字路。要求车辆到十字路口，遇到车多拥挤时，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
逐禽左：在驾车出猎时，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利于射获。
西周时期，两军作战，以车战为主。所以，要求在种种复杂的环境中，能熟练地驾驶兵车。
书有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和谐声。西周的识字教学，是将汉字的构成分为六书进行的。
目前，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经出土的文字实物资料，有
① 五射解释，参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疏及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二章，第106 页。"襄尺"，《周礼》疏为："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射艺不同射礼，本书不取其说。
② 铭文解释，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甲骨文、金文、陶文、帛书、简牍、印玺等，说明当时已广泛使用书面文字。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据统计已见到5000 多个单字。到了周代，单字增加更多，写法也繁复起来，有的字笔画多到20 多笔。识读和书写这些单字，应该是学校教学中一项必修的课程。在国学和乡学中都有六艺，也都列有"书"的科目。但究竟当时有没有这项教学内容，目前尚有不同说法。其理由之一，就是在青铜铭文中没有习书学书的记载。但是我们从铭文本身演进的情况，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以铜器铭文出现时间来说，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最早见于殷商后期。开始不过作为一种标明器之氏族的标志，以后逐渐从标志性质转为记人记事，词汇不断丰富，铭文字数也逐渐增加。到了西周，长篇巨著已成常例。如武王时期的大丰簠，铸铭76 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铸铭122 字。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铸铭291 字，小盂鼎铸铭近400 字。三代之际，记事文字发展很快，文体也有很大变化，一般多为策命、赏赐记录，次为训、诰等。1976 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过程，并赏赐利（人名）的情况。这是一篇简短而耐读的记事文，全文22 字。其中所记灭商的最后战斗过程，只写"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是说：在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这天晚上就取得了灭商的胜利。实在是一篇难得的精短的文章。1975 年，陕西歧山董家村出土的训匜（Yí音移，舀水或盛酒的器具），铸字157 字，记载了周王重臣伯杨父处理一件诬告的案子，实际上是一篇最后审理的判决书。这篇判决书，讲事由，叙经过，最后提出处理办法，是一篇叙述有条理的应用文。这些不同的文体，虽然不需贵族王公自己动笔撰写，但是，由臣隶写成以后，王公应该能够全篇识读。因此，子弟们在学校中便不可缺少地要学好"书"这一门艺了。可以推知，国学中，小学以识字为主，大学就要学习读写文章了。史书载，"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是可信的。周太史籀（
hòu 音咒，人名）著大篆15 篇，史称《史籀篇》，很可能是当时在小学中使用的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育学童书也。"从铜器铭文的演进情况分析，周代出现识字课本，也当是可信的。
数有九数。数，包括算术和数学，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勾股等九种运算方法①。这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运算方法，如丈量土地，计算重量，修建防御工程的材料配置等。有的内容，如方程、盈不足、勾股的运算，与现代数学的代数、几何相似。
西周规定，六岁儿童就要学习简单的数数。《礼记·内则》记载："6年教之以数与方名。。。9 年教之数日。10 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计即筹算，小学便开始学习简单运算。传说，《周髀算经》已作为学校教材，这虽难以断定，但计算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应早在西周以前便进行了。甲骨文的"学"字，简单的写法为爻。爻最初表示算筹交错，意作数目概念。这可以理解为，由于最初的学习是从记数入手，所以把爻转意为学。周时儿童入学要学"数"，这是可信的。至于数有九数，甚至包括方程、勾股，目前尚缺乏证实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六仪
①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到东汉时，才有人给九数注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 ... ... "等九项。
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种种规定和内容，演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六仪，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和车马之容。
西周的贵族官员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参加祭祀、宴会、朝聘、出征等活动时，他们的举止行动都要符合规定的一套进退礼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允许有一点差错，不然就是有失仪态，有失身份，就是无礼。这方面真是繁文缛节，十分复杂。春秋时期，鲁国是周礼保存最完善的国家。连孔子到周公庙，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发问，以免有所差错。有人不理解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很懂得礼呢？他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一一向别人请教。"孔子听到了这话，解释道："我这样做，正是有礼呀！"鲁国太庙的仪礼如此繁杂，周室之六仪，条条框框更是可想而知。这是国学中一门繁重的科目。
（4）三乐三乐，指乐德、乐语和乐舞。乐在西周学校中是一门主科。
乐德之教，在于运用艺术的感染力量，陶冶性情，修养情操，这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乐语之教，在于要求学生能够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飨饮酒礼、庆功贺节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歌曲。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
乐舞之教，在于训练学生能与乐曲配合，既能歌又能舞，培养学生的多种艺术才能。
礼与乐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礼记·文王世子》说得很中肯："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将礼教寓于乐教之中，学生容易接受，对提高修养，懂得礼节都有积极效果。《礼记·乐记》说得更深一层，进行三乐教育，就是要"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从乐舞和歌曲声中，使人们很自然接受奴隶社会的种种礼尚和道德。因此，这也可以称为形象的教育。
（5）小舞小舞，有6 种舞蹈，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
旄舞、羽舞和皇舞，舞者要执羽毛而舞，或者用羽毛装饰而舞。
旄舞，舞者要抡■牛的尾而舞。
干舞，舞者要执兵器而舞，也叫兵舞。
人舞，舞者不执道具，以手袖舞动。
据《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这些舞蹈，用于祭社稷、宗庙、四方、辟雍（天地）、兵事和星辰。小舞是向年幼学生传授的舞蹈，20 岁以后才学大舞。前者只训练舞蹈步伐动作和队列，后者要求掌握歌词乐曲。
综括上述的五大门类学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周国学很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这也是周室百年来遵循的立国国策，进而成为周代的教育传统。当然，所以形成教育上的传统，是因为接受了历史上血的教训。周武王灭商后，将殷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为殷君，仍旧建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武王死时，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武庚公开叛周。待平定武庚和东征以后，周初分封诸侯时，成王就将商奄（今山东省曲阜）故墟，赐给周公旦长子伯禽，并封他为鲁公。据《说苑·君道》记载，伯禽受封时，成王告诫他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武王的这番话，说明王室的巩固，一定要重视文武俱行，这是立国之本。进而，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文武和德威逐渐形成传统，成为后备贵族官僚培养的目标。
2. 乡学的教育科目乡学中传授的学科，只有德行和六艺两门，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学简单得多。（1）德行乡学中讲授的德行，其教育目的与国学相同，要求学生立德立行，符合贵族内部的道德品行和行为规范。
德有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
知，在于教育学生明事达理，不轻举妄动。
仁，在于教育学生能够爱人，内善于心而外及于物。
圣，在于教育学生善于观察事物，分析情况，并且有预见性。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在事先能及早掌握。
义，在于教育学生处理种种事物，能够把握适度，当机立断，抓住最佳的时机。
忠，在于教育学生能够表里一致，忠诚老实，对国君顺从，这是奴隶社会要求国人最基本的做人态度。
和，在于教育学生为人不刚不柔，既不倔强固执，盛气凌人；也不优柔寡断，无所适从。
行有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这是作为六德的行为补充。六德偏重于思想教育，着力于认识；六行则偏重于行为教育，着力于实践。六行的具体要求是：孝敬父母，兄弟友好，和睦九族（直系亲属为：曾、祖、父、己、子、孙、曾、玄之九代；旁系亲属为：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善结外亲，朋友信任和恤赈忧贫。（2）六艺六艺的内容与要求基本上和国学所传授的相同，也为礼、乐、射、御、书、数。不过，在学习的范围和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如"礼"，国学所教为"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而乡学所教的名为"六礼"，却是冠、婚、丧、祭、飨、相见六个方面，多半着重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
乡学中所传授的两门学科，一门重于品德培养，一门重于技能训练，似乎不强调乐舞。这是因为乡学学生，都是国人（即平民）子弟，不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毋需学习在一些隆重典礼上施行的种种仪礼。他们学成后，将是国家的兵源，因而在各种技能中，军事技能的训练，才是最为重视的。
附带要提出的是，西周时期，纵令是贵族的女子，也没有入学资格，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据《周礼·内则》记载，女子到了10 岁，就得留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如学习说话，和气顺从，会修饰美容，善于听命依嘱等。并且她们还要学习执麻枲（Xǐ音喜，大麻的雄株），治丝茧，能够用丝、麻、毛等编织绦和绶带，能纺织缝纫，制作衣裳等。这些所谓女事，古时称为妇功。妇功的好坏，也是作为女子有否家教的一个衡量标准。
（三） 教师都是国家官吏西周的学校，全由国家开办，教师也都由国家政府官吏担任，官师合一。所以，学校称为官学，教师称为官师。官师担任的教学职务，一般都与其所任命的官职相符。例如乐师，他们在宫廷祭典活动需要配合乐舞时，负责组织、排练、指挥乐队，因此，他们在国学中担任小舞教学。但是，也有例外，如师氏，他是带兵守卫国门的武官，却负有"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诏告于王"的任务，①在国学中执教德行，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在国学中担任教学的官师，都是兼任的现任官吏，没有专任教师。在乡学中任教的官师，有兼任也有专职的。兼任的是现任的地方官吏，专职的是由曾经做过低级官吏现已退休回乡的大夫和士担任。
1. 国学和乡学的教师根据《周礼》中的《地官司徒》和《春官宗伯》记载，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中的教师情况，大致如下：国学教师，在古文献中没有将他们清楚地区分为大学和小学职别，统称之"教国子"。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成均是古代大学又一名称），管理大学的学政，他也担任三乐的教学。遇到国家重大事件，按照惯例，如需要举行大型舞蹈，他还负责从国子中挑选优秀者去演出乐舞。
师氏，除以三德教国子外，因为他还"掌国中、失之事"。所以，在国学中，他讲解国事，将历史上曾经在礼仪方面做得好的经验（即中礼）和做得差的教训（即失礼）教给国子。
保氏，负责向国子传授六艺和六仪。保氏和师氏一样同是武官，负责守卫王闱，即宫内巷门的警戒。
乐师，负责教国子小舞。凡遇到国之小事①，要用乐舞时，则由乐师负责组织。周天子祭祀宗庙后，撤去祭品、祭器时，叫做"彻"。此时乐师要带领国子唱《雍》的乐歌，叫做"歌彻"。《诗经·周颂·臣工之什》中载有《雍》一首，是"彻"的唱词。
大胥，掌国子之版，以待致诸子，就是管理国子的学籍簿册。如登记学习乐舞优秀的学生，必要时，便召集他们参加盛会演出。他是大司乐的教学助手，负责训练国子在大舞中的步调和安排出入程序等。遇到宗庙之祭，大胥要击鼓召集国子，从中挑选优秀者去表演乐舞。
小胥，掌国子之征令而比之，觵（gōng，音公）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就是每当大胥召集国子练习乐舞时，小胥负责察看国子集合和学习态度。发现有人迟到时，要给以处罚；练习乐舞时发现有人怠慢，也会被小胥抽上几鞭，督促学生认真练习。
乡学教师的教学职务，没有国学教师那样分工明确。
大司徒，掌施十二教，范围广泛。如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等等。并且"以三物教万民"。三物即六德、六行和六艺。因为大司徒是六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负责教育乡民的同时，也担任乡学教学。
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
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① 参见《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贾公彦疏。
① "国之小事"，见《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党正，掌其党之政令教治。
父师，70 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大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少师，70 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庠、序都属于乡学。州长、党正都是地方官吏，很可能在乡学中也担任教学，这是根据各人担负的行政职务比照国家教师情况推知的。至于其他如籥师，教国子舞羽吹籥等，因过于细琐，没有列入。
2. 西周学官世代相袭奴隶社会，推行世袭官制。学官由官吏兼任，自然也是世代相袭的。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
1974 年12 月，在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有西周中、晚两个时期的器物7 件。其中的师■鼎、即簋和师丞钟三件礼器，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与晚清以来著录的师望鼎属于同一家族。它们的辈分排列是：师■鼎、师望鼎、即簋和师丞钟。师■、师望、即和师丞是相继连续的四世。李学勤认为师■一家世代为"师"。①■、望、丞三人的名字前面都冠有师字，说明他们的职务相当于《周礼》中的师氏。即的名字前面，虽然没有出现"师"字，但是在铭文中记录周王赏赐他的物品和师■鼎所记相同，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同样是师。师■这个人曾经引导穆王改正他犯过的错误，使穆王乐德。因为穆王没有任何理由便远征犬戎，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对的，穆王成了一个失德的君主。师■劝告他要善道。在西周，对王的劝谏正是师氏的职责，所谓"掌以媺（Měi 音美，使物美善）诏王"。师氏在国学中，也以三德、三行教国子。文献所载与鼎铭相符。
师■自称为"伯大师"的"小子"，师望也自称为"大师小子师望"。
李学勤根据两器的铭文，考定师■所称的"伯大师"，是他的父亲虢季；师望所称的"大师"，是他的父亲■。伯大师也就是大师，相当于通掌国学的大司乐，是学政方面师氏的上级。
虢季是昭王时人，■是穆王、共王（孝王）时人，望是懿王、孝王时人。按年代推知，当虢季担任掌管国学的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师氏；以后，当■升任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了师氏。祖孙三代，逐代递升，由此可以证明西周时期，学官一职，也是代代相继的世袭的职务。
（四）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西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制定了一套具体的管理办法，以保证培养学生成为奴隶社会合格的统治阶级后备人才。这些办法，分为学习考查和奖励惩罚两大部分。
1. 对学生的学习考查西周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考查，都是隔年举行的。据文献记载，考查的内容偏重在道德品行方面，而且规定得很为具体。
学习一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离经辨志"能力。离经，指对于经文能顺句读断，又能分析文理辞意；辨志，则要求学习经文后，能够总结对经文
①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及《师■鼎剩义》，两文均载《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的哪些内容体会深刻，感到兴趣。
学习三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敬业乐群"情况。敬业，指十分重视学业，学习态度端正，能够专心致志努力钻研。乐群，指能够适应集体学习生活，能够主动积极地与同伴们切磋学问，共同进步。学生在校切实做到敬业乐群，这是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保证。
学习五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博习亲师"情况，博习，要求学生在学业上能够广博多闻，这是衡量学生自学能力强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不能经常主动向老师请教，与老师亲近，接受老师的教导。这也是检验学生的虚心向学，争取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七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论学取友"情况。这是要求学生在研讨学业的基础上，能够善于选择志同道合的学友。论学，即能够与同学一起相互学习，辩论是非。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说明在学习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察看他所选择的学友，是不是能够从品德才学上去考虑。
学完七年，也就完成了小学学习阶段，谓之"小成"。通过考查，学业符合要求，便升入大学。
学习九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知类通达，指在学习上能够熟练地掌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并且会举一反三，运用自如。强立而不反，指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再违反师长们的教诲。
学完大学，谓之"大成"。
乡学的考查情况，文献没有记载，推测可能与国学的小学阶段考查要求差不多，从党、州长到大司徒官员的设置，以及"选士""俊士"等推荐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肯定，乡学的学习考查也是相当严格的。有了考查，在乡学学习的学生，才能评出成绩优秀者；经过乡大夫荐举给大司徒，再经大司徒挑选上报给天子或诸侯，便可升入大学。
2. 学习奖惩西周学校的考查，是同奖惩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考查得到通过，国家给以奖励；考查没有通过，则要给以适当教育。经过教育而仍不见效果，甚至不服管教，便要给以严厉的惩罚。
奖励有两种：一是升级升学，一是授官受禄。
在小学学习，通过隔年考查，学满七年，成绩优秀者，便能直接升入大学。乡学学生，经过推荐，也能升入大学。
在大学深造后，由天子或诸侯任命为官，颁发官禄。乡学学成后，由地方政府授以官吏。不过，后者还是以服兵役为多数。
惩罚也有两种：轻者体罚，重者开除。
学生在校，不能很好学习或者犯了错误，如习舞时，怠慢涣散，教师可随时进行体罚，所谓"扑作教刑。"扑是戒尺、鞭棒之类，用以鞭挞学生，作为管理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
如果学生不服管教，经过一再教育，还是不改正错误，那么，不论在乡学或在国学，最后都要开除，并且遣送远方，"终身不齿"，即永远不再录用他们了。
在乡学，遇有不服管教的学生，先由乡大夫提名上报，由上级选定一个合适的日子，把乡里的耆老请到学校来，为不服管教的学生举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这是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射礼以尚武精神教人守纪服德；乡饮酒礼要饮"元酒"，教人不忘古人先世创业之艰辛。进行这种活动时，还特地邀请学习优秀并已被荐举为选士的学友，回到学校为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充当服务生。通常，能够参加这些礼仪的服务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荣誉。选士们的行为示范，可以激励那些不服管教的学生改过奋进，成为遵守纪律，服从和尊敬长者的好学生。经过感化教育，仍不见效果，便要改变其学习环境，将原来在右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左乡的乡学去，原来在左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右乡的乡学去。然后，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再进行一次感化教育。如果依旧不见效果，便要把犯错误的学生转送到郊外，同样再举行射礼和乡饮酒礼进行感化教育。如果学生还是不服管教，就得送到郊野奴隶居住的地区，由遂大夫主持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感化教育了。如果学生还是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学校只有开除他们，由政府将他们遣送远方，而且"终身不齿"。
在国学，遇到不服管教的学生，其处理过程，较之乡学要慎重得多。国子在大学学成毕业之际，由小胥、大胥和小乐正将学生中不服管教者，上报给大乐正（即大司正），再由大乐正上报给天子。于是，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到学校去，一方面重新审查这些不服管教的学生，同时也要给他们习礼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经过教育，如果不见效果，周天子就得亲自过问，到学校去考察学生情况。同样，再给学生一次习礼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最后感化改造他们。若是学生仍旧无动于衷，继续不服管教，周天子便要三天"不举"，即三天内停止杀牲并不设盛馔，表示对不服管教的学生感到不满和遗憾。然后开除学生，将他们遣送到遥远的西方或东方，也是"终身不齿"，永远不能再返回家乡了。
这种奖励和惩罚的做法，非常清楚地体现出奴隶社会的国家教育宗旨：凡是能够接受学校教育，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就有机会被国家选用，成为中央或地方官吏；如果学习成绩不佳，还不服管教，没有培养前途者，不但取消将来被任命为官的资格，而且还开除学籍并迁送远方，永远不再录用。西周时期的这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奖惩办法，是适应奴隶制度的需要的，它为奴隶制国家政权培养大批各级管理人材，为西周奴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确立，西周奴隶制的教育制度，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需要。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阶级为了富国强兵和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培养出新型的人材，对西周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我们之所以在这一章重点对西周的教育进行介绍，就是为了使读者在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为什么要变革；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以及哪些方面对西周教育行之有效的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时，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模式。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原因西周是奴隶制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始终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宗族制度为宗旨，以传授宣扬等级森严、尊贵卑贱的礼乐为中心。总之，是为培养奴隶主统治阶级各级管理人才服务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之间不仅兼并争霸，而且对王室也越来越分庭抗礼。原来由周天子强行建立的一套唯天子独尊的礼乐制度，随着控制力量的削弱，也逐渐出现礼崩乐衰的局面，这也必然影响到西周的教育实施。最明显的是奴隶制官学的衰落。春秋初期，周室政权软弱，财力枯竭，与宗周时期已非同日而语。因此学校不易维持，造成学官四散，导致学术下移，而私学兴起。春秋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政权，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及至战国晚期，周代教育的种种措施，从制度到内容都作了彻底的变革，逐渐完成向封建制教育的过渡。这种变革，既与奴隶社会的解体有关，也同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教育提出新的相应的要求有关。
（一） 王室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代官学衰落的最直接原因，自然是王室的不支，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西周时期，天子控制着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是各国贵族子弟游学的地方，集中了大量图籍和人才，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但自东周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四散，图籍流失，最高学府徒负其名，甚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重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周平王迁都洛邑，表面上还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诸侯贵族并不顺从，还向王室争权夺利。如东周初，天子还占有土地约600 里。可是为了拉拢诸侯，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往往要拿土地赐给立功诸侯，或封给王族、公卿、大夫作为采邑。有时，一些诸侯借着某种理由威胁王室，侵夺、强索王室土地，就连外方民族，如戎族也乘机占领王室土地。东周王室土地被侵占，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和庶民被一同转移，人口相应也减少了。这些，严重地影响了谷物农产品的收入和劳动力的征召，周天子的财源一再枯竭。
其次，各诸侯国既然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他们也就不再严格遵守朝聘的义务，这又是王室收入的另一重大损失。
"朝"，是指诸侯按规定的期限进京拜见天子的一种礼节。"聘"，是指诸侯不能亲自朝见天子，派遣使者入朝。商代规定诸侯五年一朝。周代则根据各诸侯国都城距天子京都的远近，规定朝聘期限。凡距京都1500 里以内的国家，每年朝见一次；1500 里以外的，每远500 里，便延长一年期限。到了朝见的年限，如果诸侯不进京朝聘，便认为"大不敬"，要受到天子和其他诸侯国的讨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的不按期朝聘，是作为周天子对诸侯国征伐的一项重要理由。朝聘天子时，诸侯除了述职外，还要携带玉帛、兽皮、珍玩以及本地区的土特产等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朝贡"。春秋初期，诸侯逐渐强大，对于日见衰弱的周王室表现出藐视不敬和傲慢态度，最明显的就是经常不按期限朝见天子，甚至数年不进京一次。到后来，不但诸侯自己不愿去朝见天子，连派遣使节也不再敷衍了。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为亲近。在春秋时期，鲁君朝见天子也不过3 次，鲁大夫聘周也不过4 次，其他国家的朝贡就可想而知了。
周天子在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的同时，又严重地短少了"朝贡"，因此国库匮乏，无力支撑庞大的政府机构，养不活大大小小众多的官员，不少人因此而丧失官职，只得离开王室分散到各诸侯国去谋生。天子因此失官，周官外流。
王室统治集团的内讧，也是失官的另一个原因。内讧主要是争夺王位。
如周景王死后，周敬王立，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带着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和一批丧失官职的人逃到了楚国。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祖先司马氏，原是世代掌管国史的，因为周惠王与王子颓，周襄王与大叔带先后两次发生王位之争，为了逃避京城内的乱动，太史司马氏便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天子失官，为什么会连带出现"学在四夷"呢？
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以文官居多，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他们的出走，也随身带走了自身学得的文化学术。如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 年）记载，王子朝失败以后，一批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仅此一举，便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楚国，推动了楚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再如司马迁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是在周室掌握周史的。他到了晋国，必然将有关的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晋人。何况，司马氏到晋国以后，他的子弟又再分散卫国、赵国和秦国，文化学术的传播就远远超出了晋国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子失官，就是周王室失去了人才。《论语·微子》记录孔子的一段话，说明东周时期，天子连身边的乐师也留不住，而分散到各国。孔子曾说，周王室的"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室走出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在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此处指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海边。这些人的走出，同样会将周乐传到各诸侯国。1978 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其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之乐相媲美。曾侯如此，其他大国更当过之了。天子失官，文化学术随之下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的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曾建议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即所谓掌握"五官技"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①他说，懂诗的人，可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有了这五种有技艺的官，便能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如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以免出现差错。懂"时"的官，提前说明情况，以免错过时机。懂"春秋"的官，远占得失，作为前车之鉴。懂"出行"的官，指点道路，免得弄错方向。懂"易"的官，预测祸福吉凶，以免发生错乱。吕思勉认为管仲提出的建议，正是"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②。这说明周代官学中的某些课程内容，春秋初期已经散传到民间了。
到了春秋中期（公元前525 年），郯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27岁，他曾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即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少皞氏"？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道："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只有王室的史官才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这使我确实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了。"
学已散在四夷，王室自然不能再垄断文化教育。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私学得以兴起。
（二） 各诸侯国不再维护王室官学春秋开始，奴隶社会的体制逐渐向封建社会的体制转变，作为奴隶制国家基础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步瓦解，陈旧的宗法制度失去了控制力量。各诸侯国之间，强侵弱，大欺小，兼并日益剧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记·太史公自序》），各国诸侯早置周天子的礼制于不顾，王室的那套官学教育，更不被他们所重视了。春秋以后的各诸侯国，真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教了。
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周代的学制体系。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天子京都和诸侯国都，乡学设在城郊六乡。到了春秋时期的楚国、秦国等，每占领扩大了新地区以后，他们不再依照西周原来行政建制管理，废除了国野、都鄙之制，不再分封子弟功臣，而是设县治理，以县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这样，原奴隶主国家管理体制动摇了以后，必然影响到学校的设置。事实上，土地的大量兼并，原来划分的乡遂难以按照原样维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庶人和奴隶，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状况，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
春秋初期，管仲帮助齐桓公治政，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划定士农工商的住区，不允许他们随便迁徙和杂处，而要求他们教育好自己子弟。如对于士，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① 管仲的建议，见《管子·山权数》。
②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六艺》。
其幼者言弟"，能做到这样，"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对于农、工、商的子弟，也都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内容，由其父兄负责。这也是为了"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使专业手艺后继有人，保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其次，变更了人才需求的渠道。
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是培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的主要渠道。虽然当时执行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官制，但是公卿大夫的子弟仍需要进官学学习，以取得官学考查认可，因为，在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都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需。这种培养方式，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已不合乎时代潮流，他们不再需要只会依靠森严等级制度作为管理手段的旧式人才了，他们要求能适应新形式的新一代管理人才。这些人才自然不是周代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家几乎都撇开了官学，而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求人才，这也迫使教育必须变革。
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霸主，正是他不拘泥于官学教育，不拘泥于世袭制度，善于启用人才。他重用管仲，不嫌管仲出身低微，曾替人家做过买卖，甚至不考虑管仲曾经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而任命他为相。齐桓公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对西周官学的一种否定，对西周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立，执政无常。齐国大夫鲍叔牙感到国家要乱，便怂恿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逃到莒国，管仲则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鲁国的公孙无知杀死襄公，齐人又杀了无知。本来，准备迎接公子纠回国为君，可是鲁国不放。于是，公子小白从莒国抢先一步回到齐国，立为齐桓公。公元前685 年，鲁国伐齐，与齐桓公战于乾时（今山东临淄东南）。管仲也参加了战斗，他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国打胜了，公子纠被齐国押回杀死，管仲则被囚在鲁国。管仲小时候同鲍叔牙是好朋友，他家贫母老，常常得到鲍叔牙的济助。鲍叔牙为了振兴齐国，特意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开始，齐桓公忌恨管仲替公子纠出力，还险些要了自己的性命，但终因人才难得，被鲍叔牙说服。但是，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鲁国大夫施伯是一位善谋家，如果他知道齐桓公要重用管仲，一定不肯交还。鲍叔牙想出了一个办法，对齐桓公说："我们可以派人向鲁庄公疏通。就说齐国国君的叛臣管仲现在囚在鲁国，齐桓公要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以为儆戒。讲明了原因，鲁国会把管仲交给我们的。"齐桓公便依鲍叔牙之计，派人到鲁国去，嘱咐他一定要按鲍叔牙所说的向鲁庄公交涉。使者到了鲁国，庄公把齐桓公要求押回管仲的事告诉施伯大夫。施伯说："我想齐国不会这么傻，他们一定是要器用管仲的！管仲是天下最有才干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也能逞强于天下。如果我们把管仲放回齐国，那么，鲁国便要长期受到威胁了。"庄公听完施伯的话，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施伯主张先将管仲杀了，再把管仲的尸体还给齐国。齐国的使者得知这一信息，赶忙向庄公要求说："我国国君就是要把管仲亲自杀戮，以报一箭之仇。如果交还的是管仲的尸体，还要派我来干什么呢？无论如何，请把活的管仲交给我押回齐国。"结果，庄公没有坚持施伯杀死管仲的建议，却将管仲捆绑以后交给使者带回。管仲一到齐国，齐桓公亲自赶到郊外迎接，以礼遇相待。齐桓公如此诚意纳贤，是因为他看中了管仲的五大才能：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fú音浮，鼓槌）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史记·管晏列传》所记管仲"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这样的才能，西周官学是培养不出来的。从齐桓公求得管仲的事例可以看出，诸侯们已放弃了西周时期培养人才的选士、俊士、造士等做法。随着旧的政治的变革，影响到新时代人才的需求；这类人才的谋求，必然要突破旧时代的教育传统，这就有春秋战国时期广纳贤才的风尚，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
第三，摒弃了官学僵化的教材，采用实用学科。
西周官学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官学中传授的学科内容已脱离实际，僵化无用。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到了春秋时期，宗族制度已难以维持，宗法制度已毫无约束力。宗族也好，宗法也好，都要依靠种种"祭祀"繁杂的礼仪加以维系。西周宗室所利用的血缘关系，到了东周时期已逐渐松弛，甚至破坏。因此，用以维系宗族制度的教育和教学内容，就随之要加以改变，这也是促使教育变革的原因。
诸侯对西周传统的国学，已不感兴趣。原来公、卿的子弟都应该进国学学习。但是，从春秋初期起，一些国家的国君和贵族，不将自己的公子送进国学，而是聘请师傅，在宫廷中给公子传授知识。诸侯称王以后，便将公子改称太子。有时国君还要询问师傅们的教学情况。如春秋中期，楚庄王请士亹为太子箴傅，另外还向申叔时请教有关教学的内容。申叔时提出的科目内容，已与西周国学所教的三德三行，六仪三乐完全不同了。
申叔时提出的教学内容，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择，内容切合实际，共列为九门：《春秋》，当时各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楚也有《楚国春秋》，记录楚国的历史，教之使人从善而厌恶，并懂得约束自己。
《世》，这是楚国先王的世系，教之使人知道哪些先祖明德，哪些先祖愚昧，使之明白应该精励图治，警惕昏乱废世。
《诗》，在孔子重订后和《诗经》里，没有明确标出楚国的诗篇，但这不等于说楚国没有"诗"，没有民间歌谣。其实，《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都是南方的作品。《召南》所采集的诗的地域，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一带。这个地域内，就包括有楚国。楚国在春秋以后，文化迅速发展，应该有诗。《召南》中有歌颂功臣的诗，有讽刺国君的诗，有咒骂官吏残害人民的诗，也有民间欢舞娱乐的诗，教之使人导广显德，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人做事。当然，《诗》也包括西周时期人们歌颂成汤、文武功绩的一些赞美诗篇，以励其志。《礼》，这时的《礼》已不完全是周礼。春秋初期，各诸侯国逐渐都不服从周室的朝聘制度，再侈谈周礼，已失去了现实意义。礼，当有楚国自己制订并遵守的礼，教之使人知道"上下之则"。则，即是法，守礼与守法联系起来，有着强制性质。把守法的观念融合到守礼的行为中去，已不是西周那样单纯的"尊尊之礼"了。
《乐》，西周的乐，偏重于祭祀和国事。春秋时期，周乐渐衰。楚国之乐，已从内容和形式上注意到移风易俗，荡涤邪秽的作用。教之使人趋向风雅，避开邪秽，陶冶情操，行为谨慎。
《令》，令指先王颁布的法令，如同现时的法规条例。周有天子之法，各国也有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的法令。教之《令》，使人掌握国家的法禁，监督百官的事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语》，指先王治国时讲过的精语警词。这些语词，总结了过去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西周国学中所传授的"乐语"。
《故志》，记载西周包括其他诸侯国家的成败之书，不限于楚国历史上的成败。读这样的书，使人了解国家之所以兴废的原因，从中警醒自己，不犯错误。
《训典》，五帝先王之书，内容多为典章制度。《左传·文公三年》："告之训典，教之防利"。知道了国家的典章制度，能守本份，不贪多求。这些就是楚国太子学习的内容。把《春秋》、《世》列于《诗》、《礼》之前，非常实用。既扩大视野，又能深知历史的演进，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培养治国能力。春秋时期，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制度的痕迹还不可能完全清除，虽然诸侯各自为教，也不是完全创新，诸侯不再强调西周的立德立行教育，但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意识仍在起着一定的影响，有时各诸侯还加以利用。如齐桓公称霸，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所尊的是周天子，但却又连续灭掉了西周分封的谭、遂等小国。齐桓公的做法，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再如，鲁僖公（公元前659-前627 年）的"修泮宫"；公元前542 年，郑相子产的"不毁乡学"，也是继续维持旧的学校教育制度。可见，旧的教育传统在较短的时期，是难以完全改变的。一直到战国时代，由于私学盛行，西周旧的学校教育残痕才得到彻底清除。
（三） 士的崛起增强了变革的实力士在西周，虽然也列在贵族行列，但是属于下层，地位很低。所谓人有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僚、仆、台。士是贵族等级最低的一级，在士的下边，便是庶人和奴隶了。士作为一个固定的等级是无法变更的，可是，这个等级成员的来源却很复杂，陆续加入的人数愈来愈多，有些是从上层贵族子弟中"分离"出来下降为士。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如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都没有资格继承父辈爵位，除非因为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否则，只能降到士这一等级。士的嫡长子可以继承为士，其庶子别支则下降为庶人。而庶人中的优秀分子，又能通过选士和贡士，晋升为士，这是由庶人上升的士。
士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禄田的微薄收入。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①士所赖以为生的小块禄田，不易维持生活，多数人以充当武士为业。即使在官府干点差使，无非是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一些职事官。春秋开始被齐桓王重用为相的管仲，原系姬姓贵族后裔。《史记·管晏列传》说他少时贫困，由于周室衰落，没落为士。孔子年轻时也是一个士，就曾经在季氏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往往要依附于比他高一级的大夫，作为大夫采邑的管理人员，有时还被人歧视。
春秋时期，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变化中，王室土地一再被诸侯强索，小国相继被大国吞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一再遭到破坏。士所得到的一小块禄田越来越靠不住。他们所充当的职事官，也因局势变幻，常遭丧职，唯有依靠
① 《国语·晋语四》。
自己的知识技能另谋生路。士的本身因此不断分化，活动范围却越来越广，有的士交王侯，有的士结氓隶，在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成为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养士之风渐起，社会上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士们也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管仲帮助齐桓公治国取得成效后，诸侯各国从中认识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利害关系，争相养士用士，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西周青铜器中，几乎没有见到记载"士"的活动，更不见有"庶人"参与宴会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士"与"庶人"，并且很得公卿的看重，足证士这一阶层的地位，确实有了提高。
《邾公钟》记："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自作龢钟。。以匽（宴）大夫，以喜诸士。。。"
《邾公华钟》记："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用铸龢钟。。。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①邾国的贵族选用最好的铜质铸造乐器，在宴会上演奏，"以喜诸士"，"以宴士、庶子"，这在西周铜器铭文上实难见到，而在春秋时期，竟也在礼器铭文中占一位置。这不能不承认，士们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里，起到了一定作用。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度的观念还没有被彻底冲破，即便养士用士，初起也还受到"举不失亲"传统影响。齐桓公开始用士，虽然公开宣称"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但是，他使用"三选法"所选中的"匹夫"，只限于乡人，实际上仍是过去的国人，而国人原是属支系较远的贵族。如齐桓公所养游士80 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其中有隰明、宾胥无、戚宁等，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西周时期，国人以上才有受教育权。而春秋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来不及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只得从奴隶主贵族子弟中选用人才。
随着郡县制的推广，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各国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一般都不能世袭了。机构的改变，职务的更动，需要补充新的人员，除了使用旧日的士，还必须着手育士，培养新生力量。教育变革便应运而起。官学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利用官学毕竟"育士"有限。私学的兴起，承担了这方面的历史任务。因此，当私学一经出现，立即得到支持并迅速发展。这时四处寻求谋生之路的士们，成了促使教育制度变革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保证了创办私学的师资力量。
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人数总达三千。在这些弟子中，不少人"贫且贱"，没有社会地位。如子思，住的是狭小的茅屋，门扇用蓬蒿编成，门枢用桑树的枝干做成，窗口用破瓮堵塞，屋内用挂着的粗布帘隔成两间；雨天，房屋漏，地下湿，简直不能住人。再如曾参，家里也很穷，冬天御寒的衣服破破烂烂，几乎十年不曾添制过新衣。他面色虚肿，常常三天两头掀不开锅盖。也就是这些学生，学成以后，很多人被公室或私门所用所养，进入了新兴士人的行列。
私学兴起，在造就人才方面，确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担任私学的老师，也发表了种种尚贤、举贤的见解，推动了诸侯重视和选用人才，使教
① 郭沫若：《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育直接为社会变革服务。因此，西周那一套过时的奴隶主贵族的教育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孔子提出"举贤才"的主张，是对尚贤、举贤时仍不放弃"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旧传统的批判。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勇敢地坚持"有教无类"，正是对旧教育传统的有力抨击。战国初期，墨子讲得更为透彻，即国家有了贤良之士，就能强国富民。在《墨子·尚贤上》中，他颇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古者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能够富强。可是，在一些国家中，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其原因就在于"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墨子说，能够召纳大量贤良之士的国家，政权必定巩固。贤良之士较少的国家，政权一定不稳。可见国家的强弱，与善于发挥贤良人士的才能有直接关系。墨子也同孔子一样，反对旧时的用人传统，主张对那些虽然处在农与工肆的人，只要他们真有才干，应当加以器用。
孔子和墨子，在私学兴起之时，是两门显学。他们的闻名，不仅仅在于学术和教学，也在于他们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培养了有用的人才。
以后，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更加清楚地要求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并要为士人开辟广阔的仕途。在客观上，也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发展道路。因为大量的人才，还得依靠私学的教育和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士最初分文士与武士。战国时期，文士情况复杂起来，有所谓"游说之士"、"法术之士"、"有方之士"、"智能之士"等等。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士是以做大官、取富贵为目的，如苏秦、张仪。他们替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却不兴教育，无助于学术下移，对教育改革没有起什么作用。另一类是有志于传道的文士，他们多数人也不免谋求仕途，但总的说来，这类文士是属于学者或教育家，如儒家、墨家。他们一方面将文化学术传播到民间，著书立说，培养了许多庶人学者；另一方面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封建社会教育学的基础。
士的崛起，增强了教育变革的实力。而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大批文士，成了这时期教育变革的主力。
（四） 社会生产发展推动了变革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密切联系着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考古学资料，铁已见于商代。西周时已能使用锻铁，但是数量很少，不能普遍应用，属于一种珍贵的金属。到了春秋时代，冶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已能大量生产铸铁，并且开始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他说，如果美金（铜）多了，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多了，铸锄斧，"试诸壤土"。当时，齐国也有了专门监制、推销铁器的官员，叫做铁官，他们讲解使用铁器的效益，推销由官家作坊制成的铁器，为国家增加收入。管仲又向齐桓公介绍了铁官十分精明的理财办法。他很有启发地列举了一段理财之道，从侧面说明了铁器使用确很普遍：每一女必须有一枚鍼（针）和一把剪刀，才能做她的妇功；每一个耕者总得有一张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才能完成他的耕作；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工匠总得有一把斧，一把锯，一把锥和一柄凿，才能完成他的作业。如果缺少这些工具而能完成各人要做的事情，天下决无此理。铁官在推销这些工具的时候，把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个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就等于一个人交纳的人口税，别的铁器价格都照这样的标准加价，那么只要人们都能动手干活，增加的这点税收就没有负担不了的。①管仲所说的是理财之道，其中提到的耕者要备犁、备铧、备大锄，据此可以认为当时已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推广，使耕地面积加速扩大。私田的大量增加，意味着私人所有的财富不断增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井田制受到严重破坏，贵族地主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豪富起来。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易于取得，民间出现了私营的铸造手工业和个体工匠。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实用工具方面，几乎替代了铜器。从战国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制遗物来看，品种很多。"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器等，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鍤、铲、锸、镰、锄、耙和掐刀（爪镰）；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锛、凿、刀、削、锉、锤、锥、钻、针；武器和装备有剑、戟、矛、镞、匕首、甲胄；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炭盆、杯、环、杖和带钩，此外，还有用作棺钉和刑具的，等等。铁器，到战国时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了②。生产工具的大量供应，促进了制作业的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交换更加活跃，又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兴起。如郑国商人的足迹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越国的大夫范蠡，协助勾践复国后，不愿担任勾践加封的高官而去经商。他游于江湖，三致千金，成为殷富商人，号称"陶朱公"。经商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在物资交流的同时，人才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并且促成了城市的繁荣。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的国都方圆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的才三百丈，小的仅百把丈。邑中居民，一般最多是千家上下，普遍是百家，最少才十家。战国时代，却出现了许多"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郡县制度逐渐确立，郡下设县，小郡十几县，大郡三十多县，集中了很可观的人口。当时最大的城市是齐国国都临淄，有7 万户居民，可以出兵21 万。①城市拥挤热闹，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史记·苏秦列传》）这些都市既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聚居的地方。都市客观上也为官府、豪门、富商所好的养士之风，提供了生活和物质条件。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秦吕不韦等，都养士达数千人。著名学者也往往带着弟子到那里去著书立说，讲学辩论。如荀子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公孙龙带门人依附于平原君。所以，养士之家，对于繁荣学术，发展教育也有所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正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变革。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铜、铁之类的金属容易购得，使得一些小手工业
① 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关于征收人口税的一段话，见《管子·海王》。
② 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①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第46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发达起来。他们制作的日常用品中也包括一些文具用品，如刀削等，这对私学的兴办，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生所学习的教材不少是训典经籍，或由国家发给书册，或由教师口头传授，或命学生各自传抄记录。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用竹片木片制成的简牍。学生的传抄记录，都写在简牍上，然后编连成册。训典经籍，都收藏在官府，还设专门管理的官吏负责收藏，不能轻易流传，民间更难见到。加上当时制作简牍和书写工具都不易取得，即使有人口授，也无法记录。文具用品的不普及，也阻碍了文化教育的传播。
东周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走出国门，图籍流散民间。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墓葬中，多次出土"文具箱"，箱内盛放着成套的制作简牍的文具。这些制简小型铜质文（工）具可能是墓主生前用物，足以说明制简文具已易备置。因而学习文化，书写传抄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
不论官学或私学，在讲授知识时没有书籍而光凭口授，这样的教学活动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学生学习没有书籍，又不能传抄，光凭记忆也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何况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记录老师的讲解，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呢？尤其是习字作文，更少不了书写材料。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制作工具也较复杂，有用于锯竹段、劈竹片、削光面等等用途的工具。过去我们对制作简版需要使用哪些工具，是不很清楚的。现在见到了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文具箱内保存的铜锯、铜锛、铜刀、铜锥和铜削等，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知道简牍制作的几道工序了。由于铁制的小型工具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的都是铜器。
竹简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竹子锯成一段段的竹筒，再破开劈成竹片，打磨光滑，便成了一根根简。字就写在篾青以里的部分，即篾黄，也叫篾白。刚劈成的竹简很湿，无法写字，要用火烤干。烤制的过程称为"汗青"，也叫"汗简"、"杀青"。因为湿的竹片，受到火烤，要渗出水珠，像出汗一样。后来，人们便把"汗青"特指史册。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正是指的史册。简有长短之分，战国的竹简，一般长23～27 厘米，即当时所谓尺简。1965年，在湖北江陵纪南城望山一号、二号墓出土了一批楚简。一号墓楚简的内容似为论述《祭仪》的文稿，二号墓楚简的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遣策》。整简长64 厘米左右，宽0.6 厘米，厚0.2 厘米，这可称为长简了。解放初长沙杨家湾所出竹简，仅长13.5 厘米，则是比较特殊的短简了。单独的一片竹片叫做简（或称牒），许多简编连起来叫做策（通册）。单独的一片木片叫做版（或称札），正方形的版叫做方，一尺长的版叫做牍，①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许多版牍捆扎在一起叫做函，等等。
上述简牍的这些名称，有的在春秋以前已经采用，有的则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古代它们的称法就不统一。比如，《礼记·中庸》中提到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于方策。"方，指的木版。策，指竹片编连的简册，合起来，指的典籍。孔子告诉哀公，周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经验，都写在典籍上。《庄子·列御寇》里则有"小
① 有人认为要在木片（版或札）上写了字以后才叫牍，还有人认为，单片方版叫方，单片长版叫牍，更有人以为数块版编成篇章始称牍。
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的话。古时赠人礼物需要包裹，苞苴指包裹礼物的材料，借用为馈赠礼物的别称。竿牍，就是简牍。这里指的是"苞苴以遗，竿牍以问"。《墨子》里的《尚贤》、《兼爱》、《明鬼》、《非命》、《贵义》等篇，都说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便"书于竹帛"，此处的"竹"，就是经过加工的竹简。由上可知，古代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都要使用竹简或木牍。春秋以后，文化下移，学术下移，因而读书写文章的人以及官府的文牍也多起来了，竹简的需要量增多，使制作竹牍的工具，便成为必备的日常用具。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多次发现书写用品，而且盛放在"文具箱"内。特别是竹牍的制作工具，门类多，也很完整。其中有的锯、锛、刀、锥，装有木柄，便于使用。这些工具虽然与鼎、簋、簠、壶等礼器同出，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自难相比的。但是从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同样是较为珍贵的发现。
1957 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楚墓左室内，随葬一只盛放文具的小木箱（发掘者称之为书写工具箱），长35.9 厘米，宽16.1 厘米，高14.7厘米，大小与现在的鞋盒差不多。箱内放了12 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制作简牍的，计有铜锯（截断竹片），铜锛（劈开竹筒，铲平竹片），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剃除茸毛，刮光简面，并在简边刻出固定简册编绳的缺口），铜锥（钻孔编册）；另一类用于书写的，有毛笔、笔管（装笔用）和铜削（刊削笔误。同墓出土多枚有字竹简，个别简上有刀削痕，被削去三、四字）。这些今天看来感到十分特殊的文具，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确是制作简牍经常使用的"文具"。
1965 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望山一号楚墓的前室，也出土了一只小型文具木箱。箱内只放了制作简牍的工具，没有书写用的毛笔之类。除了铜锛、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使用锛、刀刮削的时间长了，刃钝不利，需要砺石修磨。该砺石经过加工，方整见棱，比一般磨刀石精细小巧。1981 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发掘的战国墓南壁壁龛土台上，发现一件长方形文具盒，外面涂漆，可惜已朽成碎片。盒内有铜刀、铜刻刀、铜削、砺石，还有陶线锤两件。线锤是编制长册（策）时用的。制作简册时，竹简按简文顺序编妥，然后用线（丝线或麻绳），将各枚简夹住编连，这时，两头要用线锤拉紧编绳，把简夹牢。在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盛放在精致的特制漆盒内，表明人们对这些用品的爱惜和珍视。
文具箱内所放的"文具"，门类齐全，推知在战国时期，制作简牍和书写的用具已相当完备。这些用品既然可以作为随葬物埋入墓内，说明当时的文具用品已易于取得，可以满足墓主人的生前爱好。而在其死后随葬墓中，也反映文化、学术确已下移，开启了以文具入葬之习俗。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贵族显宦和殷实富商，他们所用的书写文具，并不必由自己动手制作，完全可以命侍臣家奴代劳。因此，这些人所使用的文具盒内，不需要再放置一套齐全的制作竹牍的工具。1954 年，在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木椁墓的头箱内，出土一件放置文具的竹筐，内有毛笔一枝，套在小竹管内，另有铜削一把和小竹筒一个（推测是贮放墨块的）。此外，还放了表面光滑的竹片25 片，这是尚未使用的竹简，如同今天的空白纸张。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笔墨和竹简，说明当时的书写用品基本上齐备了。
春秋战国使用的简牍制作工具，形制小巧，便于携带。直到两汉，其形制都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铁制品越来越多。砚，则由石砚（磨成薄薄的石板，又称研石）改进为厚实的台砚，有石制也有砖制、陶制，形状也不限方形。墨由碎块改进为胶墨。变化较大的是毛笔的制作，经过秦时的改型，到汉代就已定型，一直保持到今天的样子。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早期的毛笔，距今已有2400多年。1957 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文具箱内，发现一支毛笔。这支毛笔，杆为竹质，杆径0.9 厘米，毛笔通长23.4 厘米，笔毫系用绳捆缚在杆的四周，笔锋长2.5 厘米，出土时，笔头还套在一支竹管内。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 号秦墓内，出土了3 支毛笔。笔杆都是竹质的，上端削光，下端略粗，并镂空而成毛腔，用以插入笔毛。其中一支较长，杆长21.5 厘米，径0.4 厘米，毛腔里的笔毛长约2.5 厘米。出土时，笔杆全部放在竹管制的笔套里。
很清楚，到了秦代，毛笔的笔毛已由原来围在笔杆四周改为插入杆腔。
这一改型，基本上与现代毛笔的制法相同了。也许，这就是秦笔专称的由来，以与过去的毛笔相区别。晋崔豹撰《古今注》说，自有书契，便应有笔。而蒙括所造之笔，实是秦笔。过去，人们对这句话，解释不甚清楚，有了战国墓和秦墓出土毛笔的实物比较，就十分明白了。原来秦笔是将笔毛插入杆腔，完全改变了将笔毛围在杆四周的旧型。
1975 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内，出土一支毛笔。杆是竹质，上端削尖，径0.3 厘米；下端略粗，径0.5 厘米。下端有毛腔，笔毛已朽。毛笔通长24.8 厘米。出土时，笔杆插在笔套内。此墓是西汉初期的墓葬，这时的毛笔完全依照秦笔制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毛笔制作，在汉初已趋向定型。1973 年，地处西陲的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中期的毛笔，也与秦笔制法一样。说明我国的毛笔制作，就连边陲地区，在汉代也和中原地区一样趋向定型了。
毛笔的改型，适应了当时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将笔毛插入杆腔，能使笔头多贮墨汁，有效地提高了书写数量和速度，从而大大方便信息量的传递和知识量的积累。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的易于取得和文具本身的不断改进，为文化下移提供了物质条件，并有力地推动文化的传播和私学迅速发展。也可以说，书写工具的普及和改进也是教育大变革的成果之一。
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并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条主线是：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个中心是：对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官学由衰而兴，并不是指官学衰落以后，再度"兴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是指其所衰的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官学，其所兴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官僚建立的官学。这两者的教育宗旨是绝然不相同的。
教育变革的进程，开始于春秋初期，结束于战国晚期，可分成四个阶段。整个过程从西周旧官学衰落到秦统一全国确立"以吏为师"的新官学兴起，初步完成了从奴隶制教育到封建制教育的过渡。
第一阶段，从春秋初期到中期。这时期，周王室的官学趋于衰落，列侯诸国为适应自身的发展需要，着手改变西周传统的教育制度，并制定自己的教育政策。这时的教育变革是初步的，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教，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西周教育的某些传统。私学的兴起尚在萌芽之中。
第二阶段，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此时各诸侯国间的以强侵弱，以大欺小，兼并剧烈。为了争夺霸主和保持霸主的地位，各国都十分重视、重用人才。这时的新"官学"制度不健全，无法解决人才培养的任务。私学应运而起，逐渐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受到诸侯国家的支持。私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被确认，"夫子"受到尊重。
第三阶段，从战国初期至中期。春秋时期的五国称霸，逐渐转成七国争雄，列国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剧烈。这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更为复杂，对于治国、治军、立法、理财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士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私学教师以士为主，私学成为育士的学校，推动了广泛的从师风尚。不同的学派，培养出了不同学派的人才，各自游说纷纭，形成了在教育学说上的百家争鸣。
第四阶段，从战国中期至晚期。七雄相争的过程，正是全国逐渐趋向统一的过程，由秦统一天下的趋势逐渐明朗化。私学的人才培养，已不能适应战国后期政局变化的形势，不能满足在完成中央集权大业的过程中统治者的要求。齐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了封建社会官办学校的先例。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确立法治，以吏为师，"官学"取代了私学。
官学和私学，在教育变革时期并不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春秋私学是在周室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以一种替补的性质兴办起来，正是表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教育。官学复起，则是在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和私学的彼此兴衰，完全是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因此，这个时期所建立的私学和官学，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一） 各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教西周奴隶主贵族官学的衰落，自有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当时官学本身的僵化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发生在郑国的两次废学和毁校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在郑国国学学习的学生自己放弃学业；另一次是郑国乡人不愿维持乡校。这种公开抵制和反对官学的行为，都发生在郑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战乱不止，学校失修，学校教育本身暴露出来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迫使诸侯必须着手整顿学校教育，各自制订教育政策，这是教育变革的基本情况。《诗经·郑风·子衿》是一首讥讽郑国国学废弛的诗篇。《子衿》中分析所以产生废学的原因，在于"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所谓"不修"，是由于郑国处于乱世，国家官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学校，更谈不上对学校学习环境的改善了。其实，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官家自顾不暇，官师常遭丧职，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学校涣散废弛是可以想象的。《子衿》反映了国学学生学习情绪低落，学校秩序混乱，听任教师和学生随便去留。留在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抱怨离去的同学轻易放弃了学业，唱出的《子衿》表达了对旧时友谊的怀念。其诗第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流露出郑国学生的忧伤心情。学校不修，必然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学生不安心学习，学校便等于虚设。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传统西周式的国学，就势在必改了。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 年）记载，郑国人游于乡校，大家议论起国家当前的政局。有位叫然明的人主张不如毁掉乡校，并认为毋需再建立这样的教育场所。后来被郑国正卿子产（公孙桥）劝阻，才没有毁坏。孔子为了这件事，还赞许子产一番。孔子的原意是，不毁乡校，能够保留东周的文化传统。可是，他却没有觉察到，这正说明人们对乡校这种教育形式已不再感兴趣。
诸侯国家对于国学教育如此消极，京畿的学校教育则更是不景气。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认为不学亦可，这种厌学的情绪，也影响到官员。《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 年）记载，这年秋天，周大夫原伯鲁到曹国去参加曹平王的葬礼。鲁国有人遇见他，在同他谈话中，发现周大夫对学习的事情很不重视。鲁国人从曹国回来后，告诉鲁大夫闵子马。闵子马听了，感到这将是周王室衰乱的预兆。因为他判断，如今在东周一定有许多人都不爱好学习了。厌学情绪不断往上反映，王室的官员们听多了，竟也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周大夫所说的，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表明政府官员对待办学的态度。因此闵子马认为，在东周可以听到"不需要学习，不学习无害处"的奇谈怪论，说明官员们对学校教育发生怀疑，官员们如此，周室还能不乱吗？闵子马已经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没有道出问题的要害。周大夫所说"不悦学"的原因，首先要从学习内容方面去分析。西周学校所传授的，除了射、御等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外，其他所谓的"学问"，都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即使学得优秀，成绩斐然，却不能与社会需要接轨，学了又有什么用途？学生们肚子里全是一套颂扬奴隶社会的德行、礼乐，却根本不受诸侯各国统治者的欢迎。所学的东西虽优，但不能为仕，而且被拒于千里之外，反而成了谋生的障碍，学子们怎么能对学习感到兴趣呢？周大夫原伯鲁提出的"不悦学"，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的反映。所学知识不能实用，当然"可以无学，无学不害"。
官学废弛和衰落，不等于社会上就可以没有教育，学校就可以停办了。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统治者不感兴趣的，只是周王室所实施的那套陈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制度。而他们自己还是重视国内的教育，着力于改革旧的教育，以适应富国强兵政治需要。他们一方面制定了基本的对国人大众进行教育的政策，另方面则积极改进学校教育。
周代的教育实施，立脚点是在"祀"与"戎"上，即培养学生的宗族观念和战斗能力。春秋以后，奴隶制的宗法和氏族系统渐被破坏，"祀"已不能成为维系天子与诸侯的宗法血缘和等级关系纽带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王卿根本不再理会这一套，周"祀"几乎被废除。他们重视的是现实，关心的是国家威力。因此，国之大事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治"与"戎"上。不过，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多少还受到西周传统观念束缚，尚没有完全提高到"法治"的高度，而是着重于建立新兴地主阶级新的行为规范，以"礼治"为主，要求人们以礼来约束自己并注意到守法。当然，春秋各国所守的礼，除了鲁国保存较多的"周礼"外，其他国家同周王室所制定的"礼"是不完全一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礼"，严格区分尊卑贵贱，深受宗法制度牵制管束，即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上下等级和必须遵守的一定秩序。如有违背，便是失礼，失掉身份。而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虽然也用礼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秩序，毕竟这个"礼"，已不用来严格区分贵贱尊卑，而是要与道德人品相联系了。社会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都形成某种反映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应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自有它自己确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德作为内在修养，礼便成为外表形式。封建初期的所谓守礼讲德，实质上是遵守国君的旨意。秦汉以后，便是顺从帝王的旨意。这种封建式的德治，奠定了人治的基础。到战国中期以后，法家立法，才公开要求法治。最明显的是秦国。秦国的教育政策，重点便放在教育大众知法守法上了。
各诸侯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即使是相邻近的两个国家，由于当地民情风俗各异，受到周代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再因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差别，所施行的教育政策也不一样。齐鲁两国是相邻的大国，属地同样是殷人的发祥地，曾有过高度发展的东夷文化。姜尚和伯禽分别受封于齐鲁以后，施政情况有别。到了春秋时期进行教育变革以后，两国的教育政策就很不一样了。
西周成王时，姜尚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尊为师尚父，受封于齐。他到了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尊重当地习俗，仅仅简化了一些当地的礼制，也没有完全搬用周礼，因此思想比较开放。齐桓公时器用管仲为相，采纳管仲积极改革的建议，允许采取不同旧日传统的一些做法，就是例证。管仲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的教育政策，强调以礼、义、廉、耻作为治理国家的四维来教育国人。如果这四维都不能积极推行，那么，国家就很危险，甚至要灭亡了。礼为四维之首，以守礼带动奉公守法，防止越出本份。因此，要求士能够"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工能够"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商能够"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车，以周四方"。农能够"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冬日备耕，春天耕种，"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鎍，以旦暮从事于田野"。①即各行各业都能勤于职守，安居乐业，便是高度的知礼和守礼，达到了国家教育的要求。因为齐国提倡寓教于武，齐人因之好勇，而这又是与礼、义、廉、耻联系起来的。勇如果灌以爱国主义教育，便能知耻，英勇捍卫国家。所以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齐有霸迹者，武政（教）也。"对齐国的教育非常称许。
① 见《国语·齐语》。此处所说的士，不同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从管仲规定的"士乡十五"定居编制分析，应是指披甲执锐的武士，是国家军队的一支后备力量。
齐国为发展教育选拔人才，还对乡大夫、属大夫执行"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制度。如果在乡里有人"为义好学、慈孝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明。如果在乡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贤。如果在乡里"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合上令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下比"，即同这些坏家伙沆瀣一气。凡是犯有"蔽明"、"蔽贤"和"下比"的过失者，都要治罪。这样一来，对乡里大众也是很好的教育，使得大家都明白"有善而得举"，"不善而得诛"。当然，齐国也不仅仅停留在"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水平上，国家还行使更加积极的手段，提出如果乡里"匹夫为善者不多"，肯定是乡大夫、属大夫的教育不善。政府还规定："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齐语》）这种把教育效果直接同国家政局安宁相结合，对教育实施不得力者加以惩处的作法，加强了乡、属大夫在乡里进行教育的责任感，保证了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应该指出，虽然西周时期，六乡六遂也设置了不少教育乡民遂人的官吏，职责分明，权力不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考察他们教育效果的办法，更没有颁布他们失职后的惩处办法。因此，越到后来，政府对乡遂越是不易管教，政局也越加不能安宁。而齐桓公能成为春秋初期的第一位霸主，是同他制定的教育政策和实施办法分不开的。西周武王时，周公旦封于鲁，是为鲁公。但是周公旦没有到鲁国去，仍留在武王身边，帮助武王治政。周公死后，子伯禽才去鲁国。他到鲁地，"变其俗，革其礼"，做法完全与齐国不同。这是因为伯禽恪守他父亲制订的"周礼"，也因成王为褒扬周公之德，给了鲁国特别优待，准许这个侯国拥有天子之乐，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为完整的国家。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访问，见到鲁国收藏的丰富文物典籍，惊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这里说的"礼"，是指奴隶主贵族的全部文化。刘向在《说苑·政理》中不提鲁国霸迹，却说"鲁有王者迹，仁厚也"。所谓仁厚，无非是指鲁国能够长期把周礼奉为圭臬。因此，鲁国统治者思想上比较保守，这也是产生儒教的历史渊源。鲁国的教育，自然要把重点放在"六艺而训于礼"之上，以周礼为教诲。孔子首倡仁学，强调立礼、复礼，这同他从小受到鲁国奉行周礼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成王立，封姬虞于唐，是为唐侯。古时，唐是尧的居地，原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叔虞之子姬燮以尧墟南面有晋水，改称晋侯，又称为晋国。春秋时期，晋的四周，东有齐，西有秦，北有燕，南有楚，都是一些大国强国。晋人要立足于强国之间，必须在思想上要敢于进取，行动上要勇于竞争。因此晋国统治者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同齐鲁两国的教育政策就有所差别。
晋地受周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较之齐鲁为少。因此，晋国受周礼条条框框影响也没齐鲁两国那么繁多。晋文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34 年），他准备出征，被子犯劝阻。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首先要以义、信、礼教育好老百姓，才能培训出优良的军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使民知义，在于教育他们能尊重国君；使民知信，在于教育他们能服从国君；使民知礼，在于教育他们遵守纪律；对于战士则加强军事训练，这也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必须指出的是，晋国的教育不再以礼为先了，义、信既重于礼，又偏重于法。因此，公元前513 年，晋才有铸刑鼎之举，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铁鼎上，称为刑鼎，着重于向国人进行法制教育。到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纵横家、名家中有不少人出于三晋，是有一定原因的。
楚地在周时被看作荆蛮边境地区。周成王时，封高阳后裔熊绎于楚蛮。
楚国最初迁到江汉地区时，还是"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中原国家总是认为楚国文化教育落后，不开化，好利而不好义，往往以蛮地蛮人相对待。春秋初期，原来常因周人侵伐而被迫局限在汉水之南的楚国，减轻了来自周王室的军事压力，迅速强大起来。先后使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族的部落或小国臣服，北面多是周王室建立的姬姓国或周的与国，有的被楚所灭，有的被楚屈服。到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2年-626 年）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楚国因距离中原较远，所受周文化影响也不大。但是，他们并不拒绝周人文化。楚庄王为他的儿子聘请教师（傅），教材中就有《礼》、《乐》、《诗》、《语》等，这是为了治国安邦。楚庄王在公元前611 年灭掉庸国以后，推行寓教于武的教育政策。他一方面经常向国人宣讲"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的道理，要求国人提高防御的警惕性，不能有一刻松懈；另方面，则要求军士不断提高战斗力量，告诫他们不努力训练，就不可能保证常打胜仗。正是庄王紧紧抓住对国人的现实教育，遂称霸于中原。楚国称霸，后继力量很强。因为楚国已认识到"骤胜而骄"的危险性，要求全国上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向国人进行的治家治国教育，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巩固政权的需要。
春秋初、中期的教育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各诸侯国除了制订教育政策以外，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国学可能未废，而国学教师和讲授内容，肯定有所改变。史籍记载晋国设公族大夫管理国君宗族和卿之子弟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晋厉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1-前573 年）时，韩厥的长子韩无忌已为公族大夫。公元前573 年，晋悼公即位，任命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或为重新任命）四人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这是因为荀家惇惠，荀会文敏，栾黡果敢，无忌镇静。晋悼公还以这四人的特点为例，讲出了教育贵族子弟的一番道理：①膏梁子弟（即贵族显宦和富贵人家的子弟），骄放任性，不容易教育。
所以要请荀家这样质朴忠厚的人去教育他们道艺，处处都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松懈。要请荀会这样礼法思捷的人去引导他们立志，可以顺势而使他们进入新的境界。请栾黡这样果断敢为的人指点他们的错误得失，教育他们有了过失不再隐瞒而能勇敢改正。要请无忌这样情绪平稳修养有道的人帮助修心养性，教育他们能够约束自己，不再任性。
悼公能够从惇惠、文敏、果敢和镇静等角度去考虑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无疑比所谓用六德六行教育要高明得多，实际得多。特别是看到膏梁子弟在特殊环境中养成骄放任性的恶劣品德，对症下药，任命了得力的公族大夫负责教化，这比西周固定教材、固定学官的做法，从教育效果上看，要高明得多。公元前537 年，晋平公以韩襄为公族大夫（韩无忌之子），继续负责公族子弟的教育。公族这类的官职，当时或仍有世袭的。
春秋初期，国君的儿子开始并不去国学学习，而是在宫廷内聘请教师辅导公子（国君称王时，其子由公子改为太子）学习，叫做"使某某为公子（太子）傅"。据《大戴记》称："傅，傅其德义。"事实上，傅的职责范围很
① 《国语·晋语七》。
广泛，"傅其德义"仅是一部分，还得辅助公子从政，跟随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等。傅，一般由大夫担任。国君和公子是很尊重傅的，而傅也得忠于国君和公子。傅与受教的公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一直沿续了二千多年，直到清代也还是如此。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帝党首领。在变法维新期间，老师为学生出谋划策，忠于光绪的政治改革。
齐僖公（在位年代公元前731-前698 年）使鲍叔牙为公子小白（齐桓公）傅，请召忽担任公子纠的傅，鲍叔牙和召忽当时都是齐国大夫。据《史记·齐世家》记载，僖公死后，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与异母弟公孙无知发生矛盾。鲁国支持无知，杀襄公，立公孙无知。齐国混乱，鲍叔牙跟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召忽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随后，为了争夺王位，又相互斗争，公子纠败，召忽自杀。老师也为弟子殉"职"。
齐灵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2 年-前554 年）为公子牙（后立为太子）
请了两位老师，使高厚为大傅，夙沙卫为少傅。齐灵公死后，原来被太子牙徙到东鄙的公子尧，复立为太子。他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杀高厚于临淄城，杀夙沙卫于高唐城。太子牙罢为公子，连老师也受害。
鲁国也设傅。《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 年）》载，闵公的傅夺取鲁大夫卜■的田地。当时闵公不过10 岁，不可能去阻止这件事。后来，庄公之弟共仲（即庆父）怂恿卜■在宫中虎门袭杀闵公。当然闵公之傅也不能幸免。
晋献公（在位年代公元前677 年-前651 年）曾请杜原款为太子申生傅。后来，晋献公伐骊戎，获骊戎君之女骊姬，立以为夫 人。骊姬生奚齐，她想立奚齐为太子。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想方设法迫害申生。有次祭祀，骊姬在酒里下了毒药，命申生献上，献公将酒洒在地面，地面拱起。他把酒给犬喝，犬死。给小臣喝， 小臣也死了。申生知道这是骊姬害他，逃到新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他的老师杜原款却受到牵连。杜原款知道自己总不免一死，便叫人带口信给申生说："这是我太无知了。平时我不去打听情况，又不敏感，不能及时对你教导，才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这都是怪我没有深料国君（指晋献公）的心度，没有早早提醒你丢弃太子身份逃到别国去隐居起来。唉，早能提防，就不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
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以后，晋献公为他请荀息为傅。因为奚齐虽立为太子，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成了晋献公的心病。他在病重的时候，把荀息叫去，问荀息道："我把弱小的孤儿奚齐交给你了，你怎样培养他成人呢？"荀息回答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教导好太子，并且以自己的忠贞来作保证。如果教育得好，这完全是国君的灵佑。如果教导不好，我可以拿生命担保"。献公又问："怎样叫做忠贞呢？"荀息说："凡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把它做好。对待先君或者侍侯新君，我都是始终如一，不会变卦。这就叫做忠。安排好死者，扶养好生者，死去的人感到得其所任，活着的人不感到内惭于心，这就叫做贞。"公元前651 年，晋献公死，里克在杀奚齐之前，先告诉荀息："你怎么样？"荀息说："我也将死。因为我对先君（指献公）说过的话是不能变的。"
晋文公在外避难时，胥臣（也称臼季）跟随着他。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学读书于胥臣。有次，文公读了些书受到启发，便对胥臣说："我没有到过远的地方，却知道了不少东西。"也许文公领会到读书的好处，即位以后，便请晋大夫阳处父为太子■（即晋襄公）傅。但是，他又躭心阳处父能否教育好■，便问胥臣。胥臣回答得非常合乎教育学的理论。他说，教育效果，首先在于■。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学习者本人。教育不是万能的，正如直着身子不能弯下腰的人，就不要求他俯视；弯着身子佝偻的人，就不要求他仰望；身材短小的人（僬侥），就不要求他高举；短小又发育畸形的人（侏儒），就不要求他攀登；眼睛瞎了的人，就不要求他去察看；哑巴就不要求他讲话，聋子就不要求他聆听；智能很低的人，就不要求他出主意想办法。根据学生本人的条件，加以引导，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违反学生本人具有的条件，教育便不起作用了。。。凡是懂得教育的人，他会教不能直身的人去学撞击鎛钟（乐器），会教不能弯腰的人去学敲击玉磬，身材矮小的侏儒去学戏，盲人可以学修理乐器，聋子可以学烧炉灶（炊事）。这样，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同山溪水源，根据地势利导，就能汇成大江大海。人，因势利导，也能达到才尽其用。①晋大夫羊舌肸（xì音希），即叔向，精于春秋。晋悼公时，经司马侯推荐为太子彪（即晋平公）傅。平公即位，任叔向为太傅，参与国政。有次，平公射■（一种小雀），没有射死，他命叫襄的跟从赶快去捕捉，却没有捉到。平公大怒，把襄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叔向听说了这件事，晚上平公也来告诉他这件事。叔向认真说："你一定要杀了襄。从前，我们的祖先唐叔在徒林中射兕（sì音四，雌的犀牛）。因一箭就射死了兕，周武王赏给他一副铠甲， 允许他在戎狄间立国。如今作为先君唐叔的后代，连小雀都射不死，捉也没有捉到，这不是给先君丢尽脸吗？你一定要快些杀掉 襄。同时，切不可把这件事传出去。"平公听了叔向这段有讽喻的话后，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下令免掉对襄的惩处。在晋国，国君做错了事情，老师还可以从旁指点，可见傅对君主的影响很大。
楚国虽在荆蛮，国君也为太子请傅，而且非常认真。楚庄王（在位年代公元前614 年-前591 年）请楚大夫士斖为太子箴（即共王）傅。士斖推辞说："我没有才干，教育太子不会有长进。"庄王说："这就全靠你教导有方了。"士斖又说："其实主要还在于太子自己是不是积极进取。他要想上进，自然会有人来教导他。他如果不想上进，那么教导便不顶事了。古代的尧、舜、启、汤和文王，都是道德高尚的君王，可是他们也有很坏的子弟。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启的儿子五观，汤的孙子太甲，文王的儿子管、蔡，不都是不争气的不肖子孙吗？做父辈的决不会希望后辈们堕落，但实在是难以办到呀！"可是庄王知道士斖的为人，硬是要他为太子彪傅。随后，庄王又问楚大夫申叔时怎样对太子进行教育。申叔时开列了九门课程，提出教授这九门课程的具体要求。并且说如果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见不到一点教育效果，那么，就没有资格担任师傅了①。庄王为太子彪请士斖为傅，态度诚恳坚决。同时，又去请教申叔时有关教育内容，说明庄王十分重视师傅的教育作用。
春秋初期的第一阶段，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开始不以周天子为命，为了争当霸主，充实国力，纷纷大胆破格选用出身低微的士担任重要官职，也聘用有才学的鄙野之人充当公卿子弟的老师。齐桓公是第一个破格用士的国君。继之，晋文公依靠出身卑贱的赵衰、狐偃等人成就霸业。以后，秦穆王器用
① 参见《国语·晋语四》，胥臣讲的一段话有的地方是意译的，不尽依原文。
① 申叔时所说的一段话，详见《国语·楚语上》。
逃亡于楚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鄙人"孙叔敖为令尹，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就有希望进入仕途。这种破格用人的举动，既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也对私学的兴起，起着"催化"作用。就是说，私学的兴起与官府的提倡不无关系。官府鼓励兴办私学在于为执政者培养人才。公元前535 年，鲁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在促进私学发展中，是颇有影响的。这正是经春秋第一阶段教育变革以后，统治者从思想上改变了对西周教育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以私学兴起为重点，更加受到各国当权者的重视和鼓励。
（二） 私学兴起，重视智能春秋初期，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诸侯各国纷纷各自为教，并努力创造办学条件。首先，扩大了在国人中的受教育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使教育内容更适合各国的国情，从而使教育成为强国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专设公族大夫管理，并根据公族大夫本人的特长，分工负责；宫廷中则延聘师傅，成为太子、公子的私学教师，改变了西周国学中长期维持的一些传统就学制度。特别是春秋以后专为太子、公子聘请师傅的做法，实际为发展私学提供了先例。私学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奴隶主贵族已彻底失去了对文化学术的垄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西周时期，推行的是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政府，一切听从于官员。因此，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活动场所。而私学的兴起，改变了奴隶社会学校的性质。因此，春秋时期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是我国教育 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
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不断的兼并和政治斗争，在一定意义 上，乃是一种智慧和技能的竞争。各诸侯国争相养士用士，重用 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实质上，就是为了在智能上胜过别的国家。强国富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应有长足的发展。齐之称为首霸，楚之迅速逞强，都与文化教育的较快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吕氏春秋·赞能》说得好："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在纷争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事态之中，某些人物智能的发挥，具有特殊的作用，常常会使事态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一计的得失，常常引起政局改变。某些国家或因此而进入列强，或因此而一蹶不振，这方面各诸侯国是十分清楚的。进入战国时代，所以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说法，决不是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而是说明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凡是富于社会实践经验，并且能够与时代前进步伐合拍的士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春秋初、中期开办私学之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支持，其特点之一，就是私学具有育士性质。聚徒听讲的几乎都是成年人。他们来到私学之前，已经有过一段长短不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社会地位低贱、经济贫困家庭中走出的人，对政会的弊病，体会更深。他们进入私学，便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去理会老师的讲解，从而使教育效果非常显著。孔子弟子有72 位贤人，其能称之为"贤"者，正是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智能。以往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对私学的评价，忽略了其成人教育的价值。现在，应该认为，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也是古代成人教育的最繁荣时期。私学到战国时期以"育士"成为专门职能，因此学校逐渐成为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场所，为封建社会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师的地位也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成为专门的固定的职业。
私学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孔子创办私学以前，肯定已经有人办过私学了。至于是哪些人和具体的办学时间，因缺乏史料记载，尚难得知。不过，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
首先，孔子办的私学，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相当成熟。他教有理论，学有课程，而且在培养生徒，向官方推荐弟子等方面，都做出一定成绩。如果是首创者，不会有如此完善程度。这是因为教学是一项繁复的知识剖析和传授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并掌握一定的讲解技术。孔子办学能够受到学生欢迎，应该说是他接受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不然，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摸索经验的。实际上，孔子似乎没有经过摸索阶段。历史上，把孔子说成是私学的首创者，在于他所办私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最多。因此千百年来都尊孔子为先师，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
其次，与孔子同时期聚徒讲学的，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在鲁国有少正卯和王骀，在郑国还有邓析等。
据《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是鲁国"闻人"，与孔子同时办学。大概他聚徒讲学，传授的内容与孔子不同，并很有吸引力。所以，有一段时期，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相传只有颜由（颜回的父亲）一直跟着孔子学习，没有改换门庭去少正卯那里听讲。
据《庄子·德充符》记载，王骀是鲁国人，大概因触犯了某种刑律，而被砍去一只脚。他办的学校很有名，因此到王骀那里去 学习的人竟和孔子所收的门徒差不多。有次，一位鲁国的贤人问 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而跟他学习的人，几乎与先生的学生一样多。王骀站在那里却不教导人家，坐在那里又不同人议论道理。可是，到那里学习的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得。回来的时候，却学到了许多东西。难道说，本来就有所谓不言之教，不需要采取任何形式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了吗？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孔子对王骀评价很高，他回答说："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问是不及他的。现在，我还没有到他那里拜师。我得去拜王骀为师，何况那些还不如我的人呢？不仅仅在鲁国，我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也应该到鲁国来跟王骀先生学习。"《庄子》所记的这件事，不少人发生过怀疑。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鲁国办私学的，决不止孔子一人。
《汉书·艺文志》把郑国的邓析（公元前545 年-前501 年）列入名家，即"名辩"的倡始人。他也曾设学并广收门徒，教人学习辩讼，使人懂得"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相传他"好为智巧，"曾运用古代力学原理，设计并制成汲水用的桔槔。邓析在郑国也曾拟订一些刑律科条，刻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刑"，作为郑国原有《刑书》的补充。后来，他不幸遭到执政者驷驷杀害。因此名家邓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应是我国一位较早兴私学的教育先行者。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私学的兴起。孔子虽然不是私学的首创者，但是，他创办的私学有不少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在鲁国办学先后有过三次。
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是在他已经30 岁（公元前552 年）以后的事了。他自己说的"三十而立"（《论语·为政》），这时，由于人已步入中年，他在学业德行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具备了当老师的条件。随着当时兴起的讲学之风，他开办了私学。第一批学生中有比孔子小6 岁的颜由（颜回的父亲），小7 岁的冉伯牛，小9 岁的子路。孔子起初办学，可能由于学生对他还不太了解，所以做老师的孔夫子还要亲自动员学生来学校学习。孔子就曾经动员过子路，其事记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有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爱好什么？子路回答说："我爱好的是长剑"。孔子说："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如今你已有了这样的才能，再加上学到的知识技艺，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子路听了不以为然，说："南山上长的竹子，用不着人工去栽培，天生就很直。把它们砍下来制作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甲盾。如此说来，学习有什么必要呢？"孔子根据子路话，引导他道："如果把竹子刮削以后，装上箭羽，在箭头上再装上磨得尖尖的镞，射到犀革上不是更加深入吗？"子路听了茅塞顿开，连连下拜并对孔子说："我一定要听从你的教导。"
公元前515 年，孔子从齐国回鲁国，在都城第二次开办私学。这段时期办学年代最长，达15 年之久（从37 岁到54 岁）并且整理了《诗》、《书》、《礼》、《乐》等教材。这时，孔子的门生子弟越来越多，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赶到鲁国来受业，其中不乏从楚、晋、秦、陈、卫、吴等地慕名而来者。他这时招收的弟子，年龄已逐渐偏小了，大多是青年学生。如学生仲弓少孔子29 岁，颜回少孔子30 岁，子贡少孔子31 岁。只有少数人年龄偏大些，如冉求只少孔子9 岁。就是在孔子的这段办学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子贡和子路。他们一文一武，都是当时社会欢迎的人才。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很器重他，仅次于颜回。子贡是孔门私学中文科学生的佼佼者，是孔子培养出来的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4 年前后，齐国田常准备伐鲁，子贡出使齐国说服田常不妨用伐鲁之兵去伐吴国，然后又去怂恿吴国借救鲁之名去伐齐。吴王怕越报复，准备平越以后再伐齐。子贡又提出要吴"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就可以成为霸业。然后，子贡又到越国要越王乘吴伐齐而困于晋的时刻，出兵伐吴，必定胜利。又再去晋，要晋国提高警惕，做好修兵休卒防止吴国转攻晋国。最后，子贡完成了纵横捭搕于各国诸侯间的穿梭外交任务，回到了鲁国。果然不出子贡的安排，吴王发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师，并乘胜转打晋国。因为晋国此时已有了准备，吴师大败。而越王听到吴败的消息后，马上兴兵袭击吴国。吴王赶忙从北方撤兵与越战于五湖。吴国三战不胜，结果吴王夫差被杀，越国称霸。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转辗游说，"子贡一出，有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10 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单凭子贡一人，就改变了五国的现状，确实表现了这位外交家的惊人才干。这样的人才，与孔子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仲由，卞国人，字子路，通称季路。他性情粗犷、刚直。他投身孔门之下，最听老师孔夫子的教诲，是个躬行实践的好学生。子路63 岁时，仕于卫国，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蒉聩和孔悝作乱，袭攻国君出公。恰好子路这时不在卫国，当他听到出公逃到鲁国的情况后，便赶紧奔回卫国。这时，蒉聩已立为庄公。子路在城门口遇见子羔从城内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逃出去了，城门也关闭了，你也可以返回了，不要再去自找灾祸了。"子路回答道："我既然给孔悝办事，就不会逃避灾祸的。"子路进城后，见到蒉聩和孔悝都在高高的台上。他对蒉聩说："你怎么能够器用孔悝这样的人呢？应该杀掉他！"蒉聩不听，子路就打算烧掉高台。蒉聩害怕起来，派石乞、壶黡去围攻子路。在搏斗之时，子路的冠缨被击断。他牢记孔子关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条，正要重结缨带时，被敌方砍成肉酱。武士对统治者能诚笃忠信如同子路这样，当然是春秋战国期间统治者所欢迎的将才。子贡之文才，子路之武勇，应是孔子教育之道的成果。由于孔门弟子的才干出众，所以培养他们的老师--孔子，在各国越来越有名气了。
孔子第三次在鲁国办学，是外出14 年之后。他由卫国回到鲁国，这时已68 岁了。如果说，前两次在鲁国办学，孔子对他弟子的仕途十分关心。那么，他第三次办学，重视的是自己学说的建立和传播。孔子的晚年，培养出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弟子。其中不乏接受老师衣钵，传授老师道业的门徒。较为著名的是子夏等人。
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少孔子44 岁。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文学科的高材生。他在孔夫子的循循善诱下，精研《诗》教，明于《春秋》大义，对《易》、《礼》也很精通。子夏与孔夫子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很有一定深度，甚得孔夫子的赏识。子夏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著名论点，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子夏也曾入仕，任鲁国的莒父宰。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地方创办讲学据点，广收门徒，是为"西河之学"，在学术和教育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孔子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弟子，因此他在诸侯间很有名声。虽然孔子时私学初起，但很快得到发展，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统治阶级需要大量培养人才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大批文才武士很快从私学脱颖而出，这也正是私学胜过官学的地方。
由于孔子培养了不少才华出众的子弟，也使一些国家对他感到畏惧。公元前489 年，楚昭王打算给孔子一片封地，把孔子留在楚国。但楚国令尹子西认为孔子得地后留在楚国，身边有一帮弟子相助，恐怕对楚国不是好兆头。他接连向楚王提出几个问题，以提醒楚王注意。如"你派出去办外交的使者，有如子贡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得力助手（辅相），有如颜回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将领统率大军有如子路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官员中能有宰予这样的人吗？"①楚王说："没有。"接着子西又把问题的实质挑明，即如果孔子带了这一大帮能人将才到了楚国，楚国怎么应付得了。虽然子西拒绝孔子定居楚国是另有一番打算，只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但从他说的一番话和所提的问题中，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教育效果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以后，墨子所办的私学，名声也不错。孔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儒学，而墨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了墨学。虽然墨学是儒学的反对派，但他们所办的私学都很有成就，因此被称为当时的"显学"。墨子重视生产知识，门下弟子都十分义勇。相传他的弟子三百人，个个都能赴火蹈刃，有高度的敢于牺牲精神。到战国时期，墨家学说进一步传播广泛，《孟子·滕文公下》有"墨
①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宰予曾因白天午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但是他的学习还是名列前矛的。他与子贡并列为孔门中言语科的优秀生。孟子称赞宰予"智足以知圣人"。翟之言盈天下"的记载。
私学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将受教育权夺回到民众手里，将文化知识回归给民众。当时官学和私学的并存，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双轨制的学校制度。
春秋时期开办的私学和西周官学比较，其所谓的"革命性"在哪些地方呢？私学的兴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私学摆脱了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体制。如前所述，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场所。学校的教师、教材和活动，都依附于官方，听从于官方。而私学则完全从国家机构中独立出来，教育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现象，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唯有这样，教育才能与政治活动分离，才能专业化。尽管到了战国后期，"官学"渐起，私学衰落。及至秦国统一天下，废除私学。但由于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所以到了汉代又有所恢复。在封建社会，私塾、村学以及宋代的书院制度，都具有私学性质，仅仅形式不同而已。
私学在春秋时期的独立现象，确是非常特殊的。当时各国对私学，没有什么条款的限制，甚至讲授的内容也不加以干预。如孔子在鲁国讲周礼，推崇礼乐制度。而王骀相传是讲老子道学，同样能够自立门户，各传衣钵。不仅如此，聚徒讲学还可以随师而迁，停停办办，各听自由。孔子在鲁国办学，第一次开办，只讲了几年便停办了，他到了齐国。两年后，从齐国回来，第二次开办，讲了十几年，又去了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十几国"周游"，到了那些国家，带着弟子，不停讲学。随后，又回鲁国，第三次开办私学，依然无阻。孔子三次办学，鲁国国君自昭公、定公而至哀公，都没有进行过刁难。显然，春秋时学校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至于教师的身份，西周学校的教师，都是由现任官员兼职，担任什么官职，就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规定严格。而私学教师，没有什么兼职之说。孔子第一次担任教师时，无官职，无爵位，也无封禄。第二次办学时，开始也不是一位官员，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 年），孔子已经51 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提升为司空。鲁定公十年，又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并列的司寇。仅3 年时间，孔子的官运不通，就匆匆弃官离开鲁国。在他当官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带徒讲学。这种高官兼教，如同学术辅导一样，成为私学的一种特别形式。鲁哀公11 年（公元前484 年），孔子返鲁。虽然鲁哀公曾向他问政，却没有器用他。他继续聚徒讲学。孔子曾经在鲁国担任过高级官吏，现在重新办学，也没有人去非议他。这都足以说明，私人办学在当时确是比较自由的。教师已成为自由选择的职业，要想办学就办学，要停办就停办。政府不负担经费，不提供设备，只要能招收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办私学。
其次，私学既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学校中一切事务，包括教学活动在内，都由私学的主持者负责，不受国家限制，不受国家审查。
周代官学的教学内容，规定得很为具体。而且，国学和乡学各有一套教材，其程度深浅各不相同，要求也不一样。由国家安排了具体的考查内容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政府官员还对犯了错误不服管教的学生，负有再教育的责任。最后，对国学和乡学的毕业生，也由政府安排他们的官职。私学没有这些情况，统由教师自己料理。
私学的教学内容，随教师本人的学识而定，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安排学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孔子的教学内容强调四教（文、行、忠、信），教学科目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材选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基本上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培养技能技巧等三个方面。其中传授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比重较多，这同孔子说过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教学虽然也十分注意传统文化，曾经"行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由于他认为孔子讲的"礼"，太烦琐不切实际，因此"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他自己创立的学说，即兼爱、尚同、非攻等。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孔子以培养"君子"为目的，墨子则以培养"兼士"（人人平等相爱，爱人若爱己者）为目的。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培养目标提出过什么意见和干预。
第三，改变了西周官学中师生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转为学业上的师徒关系。单纯的上下级师生关系，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讲的话就如同命令一样。而在私学中，学生承担了全部学习费用并自愿而来。如果对老师传授的课业不感兴趣，便可以自由离去，甚至转到别的老师那儿去学习。因此，师生之间是从学业上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老师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尽自己的努力，诲人不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而学生则是接受老师学业教导，尊重老师，正如《吕氏春秋·劝学》中所说的，"事师之犹事父也。"像在家庭中对待父辈那样亲切、尊重、融洽。孔子死后葬在鲁城，他的弟子都为其服丧三年。据《礼记》载，服丧三年应算是服长孝。孔子的弟子不论在孔子生前或死后，确实是以父辈敬之。学生们服丧三年后，相互道别，同窗之情难舍，不免还哭泣一阵。子贡不舍离开恩师庐墓，又坚持守墓三年，师生之情更胜过父子了。
春秋时期学校师生关系的转变，促使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在教育变革的初期，对改变西周学校教育的传统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师生关系的转变，不以上下级服从为前提，也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循循善诱，循序渐进，也正是在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情况之下，体现了教师自身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决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应该包含师生之间感情关系的转变和教师责任感的提高。有些时候，优秀教师的一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其他教师总是学其形式而领会不到要领，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这些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只看成是技术创造，而没有探其实质，因此往往得其皮毛而不及精髓。
改变奴隶制学校教育中隶属状态的师生关系，使之成为平等相处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变革中的一场重要革命，孔子在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后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首先是因为在师生关系上，他是一个突出的模范。在春秋时期，教师和学生能够展开平等的辩论，而且教师能够接受学生的正确意见，改变自己的初衷。孔子曾经三次平等对待子路提出的不同意见，这在官学时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孔子私学之所以越办名气越大，学生越多，是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分不开的。孔夫子与学生间辨难析疑，从善如流，留下了不少对后人很有启迪的佳话。
还是在子路到孔子私学读书不久，有一天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来请孔子，孔子准备到公山弗扰那儿去了。子路知道了，向老师提出意见，并且不高兴地说："难道老师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吗？为什么偏要允承公山弗扰，到他那儿去呢？"原来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图谋反叛，孔子到了那里，便是与叛者合谋。孔子听了，解释道："公山弗扰派人来找我，自然不会白白把我请去的。我的主张是：如果有人肯用我，我就在那地方宣扬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使它恢复广大。"在《论语·阳货》提到这件事，但没有记载孔子是否去了费邑。从孔子回答的语气来看，他可能采纳了子路的意见。孔子在卫国时，曾接受了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召见。南子在卫国，因有不检点的行为，名声不好。开始，南子要召见孔子，孔子是辞谢的。后来，经不住她一次次派人来催促，不得已进到宫中去见南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子坐在细葛布编织的幔帷中，孔子进门以后，便向着北面稽首，而南子在帷中一再回礼。南子回礼的时候，身上佩戴的玉器玎玲作响。孔子对南子说："我一直没有来见你，现在以礼答之。"这件事，子路也表示很不高兴。孔子知道以后，急着发誓说："假使我做得不对的话，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他没有反驳子路，只是向学生表白了自己。
孔子曾到过晋国。晋大夫赵简子（即赵鞅）为支持公室，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当赵简子攻打范氏家臣佛肸担任邑宰的中牟地方时，佛肸派人来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也想去。子路知道后对孔夫子提出了批评。他说："我曾听老师不止一次的讲过：君子是坚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明明是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到那儿去，这又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对自己讲过的话是承认的。他说："对呀，我有过这样的话。"随即又解释说："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硬的东西，怎么使劲磨它也不会磨薄。最白的东西，也不容易染黑。我又不是匏瓜，难道只能长期挂在墙上而不给人吃吗？"言下之意是说，总不能放过出仕食禄的机会呀！老师在学生面前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与学生处在平等的立场。
另有一次，孔子在郑国时候，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到处寻找老师，一位郑国人告诉他说，在东外门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好像丧家之狗一样。子贡到东门外找到老师以后，告诉了孔子刚刚听到的话。孔子听了一点都不恼怒，反而欣然笑道："说我像丧家之狗，太像了，太像了！"这种情况，一是说明了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学生在老师面前说话比较随便，不拘形式，不必忌讳。二是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爱精神。因此，孔子凡是遇到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总有学生跟随老师，和老师一起共同患难。从私学独立于官府并不受官府牵制，私学教师自由安排自己的全部教学工作和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第二阶段，私学的兴起与时代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三） 私学学派增多，官学开始恢复周威烈王23 年（公元前403 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世卿瓜分，并且各自正式成为诸侯，这是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的标志。此时，周天子不仅已完全失去了共王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依靠着大国的保护，苟延残喘的小国。战国初期，在春秋大国争霸兼并的基础上，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战国时期，群雄相争，各国都力图革新。因而一方面使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另方面也对于西周文化传统进行了更猛烈地冲击，从而使战国时期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顾炎武曾概括地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称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尊严祭礼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卷十三）这种变化，完全消除了周代的奴隶制影响，逐渐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过渡。这种变化，也使思想意识形态步入了新的领域，即创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系。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开始受到从分裂趋向统一的政治影响。
1. 各国教育政策，开始重视法治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教育政策，虽然从西周教育的以"祀与戎"为中心转变成以"治与戎"为中心。但所谓治，仍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某些周礼。这是因为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或暂时还不能与新的客观形势相适应。因此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之中，还不免借用一些"周礼"作为手段。齐桓公称霸，能够"九合诸侯"，是因为他不得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否则便对各国诸侯失去号召力。但到了战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周王室的威信和影响丧失殆尽，各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他们对礼治也产生了反感，完全解脱周礼的束缚，采取更加接近现实的法治。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始了变法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虽然在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已进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例如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创立了新的土地法等。也制定了某些法律，如公元前536 年，郑人铸刑书，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郑国大夫邓析又作《竹刑》，补充原来所铸刑书的不足。公元前513 年，晋国赵鞅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成刑鼎。公元前501 年，郑相驷歂借故杀掉邓析，可是却依旧使用他所著的《竹刑》。这些新制度和法律的制订，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导，标志着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在各国执行的教育政策中，也以法治和尚武相结合，教育人民守法和加强武备。
战国初期，魏国文侯（魏斯）于公元前445 年即位，任用李悝为相。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很懂得"崇法尚武"之教。他为魏文侯在上地守卫时，想法教导人们掌握精良的射箭技术，他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如果民间有人对某事产生怀疑，而要打官司的，就命他射箭。只要一箭射中靶心，便算打赢官司。射不中的，便算败诉。这道命令发布后，上地人个个都争着练习射箭，日夜不休。后来魏国同秦兵作战，大败秦兵，全靠了上地人民的高超的射箭本领（《韩非子·内储上》）。李悝著有《法经》，收集了各国的刑典，强调使用法律手段来"富国强兵"。他还建议魏文侯废除残余的世袭禄位制度，剥夺那些才疏无能的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和"使有能而赏必行"的原则，尽量把禄位赐给为封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说苑·政理》）。魏文侯继李悝之后，又以军事家吴起为将，并任命他为西河郡守。有次，吴起同魏臣商子谈话说：治理国家，最要紧的是教导人民顺服，改变不良的习俗。训练士兵，就是教导他们乐死若生，要能够做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战鼓敲响，三军之士勇往前冲，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吴起的军事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魏将公叔痤打败韩、赵联军，魏惠王要以田百万赏给公叔痤。公叔痤曾说，这次打仗，士兵们只要不倒下，个个勇往直前。不管敌人兵力多么强大，士兵们硬是不屈服。这些都是吴起教导出来的好战士，是吴起的教导有方！魏国正是由于贯彻了以法为教和以武为教的教育政策而富强起来。魏文侯死后，吴起受旧势力排挤，出奔楚国，又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开始以吴起为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守，不久又升任令尹。他帮助楚国改革内政，提出明法审令，采取与魏国同样处理旧贵族的办法，废去徒负虚名的公族旧宦，并大力主张抚养战斗之士，重在强兵，还教育人民守法等，因此楚国国势日臻强盛。
春秋晚期，赵国赵简子曾进行一些变法，注意改革田制、军制和政府机构。到赵烈侯时，重视选拔人才，节约财政开支，从而使国家有了起色。及至赵武灵王时为了加强对夷狄的作战力量，对军队又进行改革，公开提出建立"胡服骑射"的部队装备。赵武灵王的改革很坚决，聘周绍为太子傅，同时要求周绍教育太子，也得身穿胡服，"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若于学"（《战国策·赵策》）。"义"，就是要求周绍根据赵武灵王的"崇法尚武"政策教育太子，不要使他沉溺在先王的诗书之中而忘掉了习武。一些宗室贵戚对赵武灵王的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他说装备好坏，在于是不是使用方便。而礼制好坏，在于行使是不是有效果。如果兵器使用起来很不顺手，这样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改进？实施的教育对国家管理秩序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能改变它的内容和方式？赵武灵王认为，坚守陈旧的东西，总是仁义道德那老一套，决不能使夷狄顺归赵国。因此，他明确指出："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不能用旧日教条来束缚人民，应该从当前的新形势出发，教育并引导人民坚持改革。
公元前386 年，齐国世卿田和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姜姓齐国的国君。到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1 年）时，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治。邹忌建议齐王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而不要被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蒙蔽。他要齐王广开言路，使大家都敢说真话，法治也就能够顺利推行。与此同时，齐国还推行"尚武"。经大将田忌的推荐，齐威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田忌推荐孙膑，是他看到了孙膑的才干。当孙膑还在魏国时，由于庞涓妒嫉他，陷害他受了膑刑。他逃回齐国后，齐将田忌以宾客相待。但由于孙膑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才能，所以田忌没有立即向齐王推荐。有一次田忌和齐国的宗族公子跑马赛射，孙膑发现参赛的马匹力量速度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他向田忌说，"这回同他们比赛，我保证你能够取胜。"田忌非常相信孙膑的话，要同齐王和诸公子赌千金。到了比赛那天，孙膑向田忌献策说："请用你的下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上等马匹，用你的上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中等马匹，再用你的中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下等马匹"。三次赛毕，田忌一次失败两次得胜，结果千金归田忌所得。比赛过后，田忌看出了孙膑的神谋策算，把他推荐给齐威王。
孙膑整军经武，著有《兵法》一书。但此书失传已经1700 多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竹简《孙膑兵法》。该书共有竹简240 多枚，字数在6000 以上。孙膑在书中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睘西"。即有了功劳当天就赏，有了过失当时就罚。孙膑还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此，在他的兵书中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强调提高他们的素质，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不然的话，"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①如果人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数数算筹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财富雄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量一量粮食的多少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取得胜利，那么胜负也就太容易知道了。光靠兵多、粮足和装备精良，并不能保证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关键是重视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因此，孙膑的治军理论与培养人才的道理是一致的，这对齐国的教育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法和习武结合的教育政策在战国七雄中，以秦国推行得最为彻底。秦国在春秋初期还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被文化先进的东方六国看做是戎狄之邦。公元前316 年，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下令征召贤能之士。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应募从魏入秦。起初，他想用孔子的儒术说服秦孝公，孝公不感兴趣。继而他改为鼓吹法家学说，孝公便采纳了。他变更旧法创立新法，因仕秦有功，被封于商，号商鞅。商鞅强调"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提倡以法为教。"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商君书·定分》）就是说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流传到后代，必须有老师讲授，才能了解书中的意思。假使没有老师传授，而是各人凭自己的体会去议论，恐怕到死也不能知道书中的内容和道理。所以圣人为了贯彻制定的法令，必须设置相应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教育大众能够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怎样守法，即所谓"名分"。名分确定下来，即使是十分奸诈的人也会变得忠实，很厉害的强盗也会老实起来。从而每个人都能懂得安分守己。这样，也就达到法治的目的。自此以后，秦国实行法治，大力推行以吏为师。不过这时已接近战国晚期，全国统一的形势已非常明朗。虽然秦国实行法治对统一中国起到了保证作用，但私学在秦国已无法存在了。
战国时期，各国对公卿教育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据推测，各国还是有专门的官师负责管理教育的，很可能如楚国的公族大夫那样。
至于宫廷中的私家教育，仍如春秋时期一样，各国国君都为太子聘请师傅，这有不少史料记载。
秦孝公聘请公子虔为太子嬴驷（即秦惠王）傅，公孙贾为太子师。有次，他们唆使太子犯了商鞅新定的法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是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不可以施刑。但他所以触犯了律法，是同教育他的师傅教育不当有关，其师傅罪应所得。于是，便由太子傅公子虔和师公孙贾替太子受刑。这和春秋时期，因太子或公子的祸事而牵连到宫廷教师，大同小异。
楚襄王（横）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做为人质留在齐国。楚怀王死，太子横向齐王辞别回国奔丧。但齐王刁难，要求楚国把东边五百里地割给齐国，才能放回太子。如果不愿割地，太子就不得回楚。太子横说："这件事我得去请教老师慎子。"太子横的傅慎子说："我们献地，正是为了赎身。你舍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下编，《客主人分》。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不得土地而不去奔丧，这是不对的。"结果，被迫答应了齐王提出的要求后，太子横才回到楚国。在战国时代，到别国去作人质的太子，还要随身带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应该指出，秦太子嬴驷的二位师傅，唆使学生反对商鞅，干预政治。而楚太子横的老师，为学生定主意献地回国等，都超出了为师范围。
其他各国，如赵武灵王曾为太子赵何（即楚惠文王）请周绍为傅，燕国最后一任国君燕王喜，也曾为太子丹请鞠武为傅。
傅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很高，受到国君和太子的尊敬。战国初年，魏武侯子击（在位年代公元前369 年-前319 年）尚为太子的时候，有次偶在朝歌路上遇见他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马上把所乘的车辆避到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行礼问候，但田子方却并不回礼。子击见田子方这种傲慢态度，故意问道："如今，是富贵的人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田子方回答得很为深刻，他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请你想一想，诸侯们如果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国家。大夫们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家业。贫贱的人则不一样。如果他们的举止不合富贵者心意，他们讲的话富贵者听不进去，那么，他们就可以到楚国、越国去，走得远远的，这好像脱掉鞋子那样方便。为什么一定要使人家和自己取得一致呢？"太子击知道田子方这番话意有所指，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赶紧走开。父亲的师傅是不能得罪的。
战国时期，国君为太子聘请师傅的这种宫廷中的私家之教，一直保持到战国末年。秦国也接受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的"宫官制度"，为太子延聘师傅。这种宫廷中的"私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更确定为一种制度，为太子教者也有了一定官称。《通典》卷三十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为太傅、少傅）。逮于列国，秦亦有之（孝公时，商鞅设法，黥太子师傅是也）"。汉承秦制，也在宫中设立二傅制度，确立太子官，首位就是太傅和少傅。
到了汉初，宫中就专为皇太子设太傅施教了。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汉代太傅秩次为真二千石（《汉书·百官表》作二千石），礼如师。《汉书》中有关太子太傅的记载很多。如汉宣帝时，肖望之为太子刘奭的太子太傅，他给刘奭讲授《论语》、《礼服》等课程。
汉代对二傅也是十分尊敬的。《通典》卷30 说："汉魏故事，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而太傅不臣。"
2. 私学盛行，尚贤之风也盛行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个开办私学的大师。随后，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私学的盛行和学派的林立，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有极大关系。
首先就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春秋时期各霸主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而成其霸业，对战国时的各国国君有很大影响。齐桓公善于用士，得管仲而振兴。晋文公在外流亡19 年，依靠随他历尽险阻艰难的赵衰、狐偃，创建霸业。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发展农业灌溉，加强战备，成为继晋而起的霸主。秦穆公器用百里奚而争霸中原。百里奚少年时生活贫困，只得到齐国乞食，并替人家养牛谋生。后来，他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到晋，又作为陪嫁的媵臣，押送秦国。中途百里奚乘机逃走，却被楚国扣押。秦穆公深知百里奚的才能，用五张黑色公羊皮把他赎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五■大夫"。秦穆公就是在他的辅佐下，称霸西戎的。越王勾践得出身卑贱的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养"君子六千人"（君子，即齐所谓"士"），锐意灭吴雪耻。公元前473 年，越灭吴，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历史的实例，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论出身低微，地位卑下，都有希望被破格任命，进入仕途，大显身手，充分发挥才能。春秋五霸的事迹，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
魏文侯是尚贤之风的首创者。战国初期，魏国是一个较为先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最早，但魏国地处中原，成为列国相争的中心地带。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魏国对内必须实行改革，开发地力，广收贤才，加强国家治理；对外必须利用矛盾，争取与国，以巩固立国阵地。在这种形势下，魏文侯在当政的50 年（公元前445 年-前396 年）中，使用了一批勇于改革的人士，对魏国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了重大改革。他任用李悝为相，一方面严格执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的原则；另方面又认真对待犯罪的人，采取"罪必当"的措施。李悝还把各国的刑典汇集起来，著有《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李悝是子夏的门生，正是在他老师变古、改革的思想启迪下，制订出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部《法经》。魏文侯还器用翟璜、翟角、魏成子、西门豹、吴起、北门可、屈侯驸、乐羊子、魏挚等。其中吴起为西河郡守，乐羊子为将领，西门豹为邺令，而翟角是魏国策士，曾主谋伐中山，开拓疆土。这些人都为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足证魏文侯的善于用士。魏成子向文侯推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并以礼待段干木。①说明魏文侯又善于养士。魏国兴起的用士养士之风，对私学盛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李悝、军事家吴起、学者段干木等，都是子夏的弟子， 成为西河学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魏文侯用士养士的政策，招揽了大批有识人士，从而使魏国强大起来，并对各国的统治者以极大的影响，因而也相继效法魏国。战国中期以后，最着力招贤揽士的是秦孝公和燕昭王。
秦孝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62 年-338 年）深感中原诸侯瞧不起秦国，继而大力征召贤能之士，特别善用别国来秦之士，所谓客卿，与之谋国以开霸业。秦国先后器用的客卿有商鞅、张仪、魏冉等。此外，著名的别国来士如范睢是魏国人，楼缓是赵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春秋中晚期在诸侯各国的争霸角逐中，中原大地已出现了"楚材晋用"、"晋材吴用"、"晋材秦用"等人才交流的现象。不过，这些人才的交流，还以贵族阶层人物为主。但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才交流中，大批布衣庶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秦国广招的贤士，多数就不是来自贵族阶层。
燕国昭王曾为争夺王位，受到齐国干涉，被迫流亡在韩。后由赵武灵王召立为燕王，发兵护送他回国。昭王即位（在位年代公元前312 年-前279年），立志要报受齐凌辱之耻，他屈身崇礼以招贤者。为了吸引天下有才之士，他首先从礼遇本国大臣郭隗做起。昭王认为，帝王的臣子，应该如同师友，魏文侯已做出了先例，燕国也应以礼遇厚待贤臣，连郭隗这样不是第一流学者的人，燕国都给以"礼贤"的厚待，别国的名士就一定会更乐于到燕
① 见《吕氏春秋·察贤》。又《韩诗外传》："李克（即李悝）谓翟璜曰：'魏成子受禄日千钟，十一在内以约聘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国来。于是，他特地为郭隗筑台建宫，尊为老师。昭王的这一招揽天下贤士政策，果然收到很好效果。一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溱燕"。乐毅是魏将乐羊的后裔，长于兵术。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剧辛原居赵国，是武士。这些各有专长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燕国。
由于各国招贤纳士，使士的地位日益提高，身价倍增，甚至士人敢与国君分庭抗礼，而统治者也奈何他不得。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慕颜斶（chù音触）其名，有次亲自召见他。当颜斶与宣王见面时，宣王不太客气地直呼其名说："斶，你走到跟前来！"颜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宣王，你走到我的跟前来！"宣王当然很不高兴。左右侍臣们忙向颜斶提意见说："宣王是君主，你颜斶是臣子。你这样同君王说话，是不好的。"颜斶一点都不让步，回答说："我要到宣王跟前就是表示慕势，而宣王到我跟前就是表示趋士。与其要我去巴结权势，不如宣王来尊重士人。"宣王听了，变了脸色说："是作君王的高贵呢？还是士人高贵？"颜斶说："自然是士人高贵，君王不高贵。"宣王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有事实说明。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军队过鲁国时，如果有人敢到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墓地50 步周围砍柴的，死不赦。'另一道是：'有人得到齐王脑袋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柳下季不过是一位名士而已，他职低位卑，而贤能称著，受到世人尊敬。齐王虽显赫，但他的脑袋，为什么不如柳下季坟边树木那样尊贵呢？"宣王一声不吭，窝着一肚子火。左右侍臣不但没有能说服颜斶，反被他所说服了。最后，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君子是不可侮辱的，并且愿意成为颜斶的弟子。宣王还说："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但颜斶没有接受齐宣王的优厚待遇，回答说，"。。我是尽忠直言的人，现在，宣王也已通圣明之事，我希望能安步当车回到自己家乡。"宣王之所以尊重颜斶，目的还在于使颜斶能为宣王所用。颜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谈"士贵而王不贵"，宣王不加严斥，反而愿执弟子礼。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士之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大大超过了前期。
不但公室，而且私门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都竞相用士养士。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成为著名的广揽士人的国君。至于私门，战国中期有些封君，为了自立门户，更是招揽天下士人。最著名的便是所谓"四大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①等。
齐国的孟尝君名田文，他是齐国宗室大臣田婴之子，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田文为了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弃其家产而厚事宾客，客无所择，一律优待。所以他的食客达数千人，人人都觉得孟尝君跟自己十分亲近。
赵国的平原君名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宾客，客至数千人。著名的典故"毛遂自荐"的毛遂，就是平原君的座上客。
魏国的信陵君名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他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由于魏国信陵君多客，人又贤明，所以有十多年之久别国诸侯不
① 见《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各篇。敢轻易侵犯魏国。
信陵君求士之诚，恐怕当时任何人都比不过他。有次，他听说有位叫侯嬴的隐士，已70 岁了，虽家贫，但有才华，做过夷门的守门小官吏。他便亲自去请，还送给侯生厚礼。侯生不肯接受，说："我已修身洁行数十年，决不能因为守门小吏贫困而接受公子钱财。"信陵君决定大设宴席，聚会宾客以迎接侯嬴。设宴那天，宾客们到齐以后，信陵君却赶着车子，空出车厢内左边的坐位，亲自去夷门迎接侯生。侯生也不客气，拿着破旧的衣冠就上了车，大摇大摆也坐在左边，打算看看公子究竟是什么态度。只见信陵君亲自拉着鞭绳，态度非常恭敬诚笃。侯生向公子提出："我有客人在市街上，能不能把马车到那里转一转。"信陵君便把车子驾到市街。侯生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便下了车，一面故意同朱亥交谈长久，一边偷偷观察着公子。市街上的人都看到信陵君拿着鞭绳站立车旁，和颜悦色地等候，一点也不显得烦躁。可是，这时魏国的宗室将相都已聚集在公子家中，正等着信陵君回家入席哩。跟着信陵君的侍从都很着急，暗暗地咒骂侯生耽误了大事。侯生见到公子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才谢客上车。车到了家门，信陵君一直把侯生领到上座，还向所有宾客介绍侯生，宾客们都为侯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惊讶不止。席间，信陵君站起身来，亲自为侯生斟酒。直到这时候，侯生才说："今天我也太难为你了。我不过是个守关门的人，而公子能亲自为我驾车，亲自迎我到众人广坐之中，实在是对我过于荣宠了，而公子却要这样做。原来我想以公子名望来炫耀我自己，所以故意要公子在市街上过久逗留，街上的人都瞧着公子。而公子愈是恭敬，市街上的人就愈把我当做小人看待，也就更敬佩公子有长者风度和能够礼贤下士了！"侯生接受了信陵君的迎请，成为上客。公元前257 年，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就是侯生出的主意。楚国的春申君名黄歇，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 县。后改封江东，以故城吴墟（今江苏苏州市）为都邑。春申君也是著名的爱士者，有门客三千多人。有次，赵国平原君派人来见春申君。此人头上插着瑇瑁簪，所佩刀剑的鞘都用珠玉装饰，原想在楚人面前显示财富。但是，春申君的上客都穿着宝珠装饰的鞋子与赵使相见，使赵国使者见了自惭形愧。他自以为珍贵的簪、鞘，却远远比不上春申君上客脚下的宝珠。可见士们享受的待遇极厚，奢侈惊人。
春秋战国时期，尚贤并不是统治者的目的，而是一种求得人才的手段。
然而，在实践中，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君懂得：尚贤不仅能表现自己的礼让风度，而且在尊贤礼士的同时，也使自己提高了声望和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而那些不知尚贤，甚至对士人流露卑视的君主公卿，不但留不住士人，反而被社会舆论瞧不起。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提倡尚贤，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使贤者能者，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大家仰慕之人。因此，尚贤不仅提高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又为贤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在春秋时期，像曹刿、管仲等人由布衣而为卿相，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而在战国时期，"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事例，是虞卿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相见，虞卿戴着长柄笠，穿着草鞋。赵王赐给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相见，就拜虞卿为上卿。（《史记·虞卿列传》）
从师现象起于春秋，而高潮的掀起则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找到用武之地。于是不少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奔赴贤者能者门下，投师学艺。在尚贤之风的带动下，进一步掀起了从师之热。儒、墨、道、名、法诸家都兴办私学，而且都有一批学生随着老师游说讲学，所造声势和影响很大，其中以孟子较为典型。他到各国讲学，车辆从者很多。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彭更对老师说："老师后面跟随几十辆车子，随从的人也有几百。这一大帮人从这个诸侯国游食到另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孟子回答说："如果不符合正道，就连一小竹篮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要是符合正道，就如同舜接受尧的天下一样，也不算过分。"因为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孟子听了学生提出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事实上，各诸侯国的国君为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也往往自动给这些人提供资助。如孟子离开齐国，齐王送他兼金（质量好，价值高的金子）一百镒。他离开宋国，宋公■送金子七十镒。离开薛国，薛侯送给他金子五十镒。可见各国对流动讲学是很欢迎的。尽管有的学者派头不大，师徒仅数人，但所到之国照样招待。农家代表人物许行带着门徒数十人，穿着粗麻衣服，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当他们来到滕国后，滕文公以礼相待，还给他们安排住处。
从师之热的高潮，表现在庶人工商及其子弟的到处投师游学。孔子门生中的子贡，就是一位经商能手，这仅是开其端。公元前493 年，晋国赵鞅与郑国交战。赵鞅在前线誓师，说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①其中的"庶人工商遂"，是说庶人和工商如果立了军功，可以上升为士。周代奴隶主贵族强迫"庶人工商各守其业"，"民不迁，农不移"。而春秋初期，齐国管仲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仍不能摆脱对工商迁其地变其业的限制。现在，凡是立功的工商者，就能提高社会地位上升为士。一旦取得士的身份，就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便有希望进入仕途。工商者既跻身于士的行列，自然更要积极获取官职，以进一步改善其较为卑贱的身份。因此，这些人对投师游学感到极大兴趣。
赵襄子（在位年代公元前475 年-公元前425 年）时，任登为中牟令。
任登有一次告诉襄子说："中牟有两位叫中章和胥己的名士，他们颇有修养，学识广博，您完全可以器用他们。"襄子说："你既然见到了，我就打算任命他们为中大夫。"旁边的高级官员提出意见，认为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如今中章和胥己两人，没有一点功劳却被任命较高职位，恐怕不太妥当。何况国君还没有见到其人，仅仅是听说而已。襄子说："我器用任登是自己亲耳听亲眼见的，任登推举贤者也是他亲耳听亲眼见的。难道耳听眼见还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吗？"于是，任登一日之内荐举了两位中大夫，并且给了他们田宅。一时，"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①两位普通的士人，一日间升为中大夫，自然给中牟之人以极大震动。大家都不愿再种耕，卖掉宅圃而从师学习。这种从师热的兴起，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盛行。
由于统治阶级提倡尚贤和士人的纷纷从师，使私学更以培养社会所需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己任。也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施政主张并不一致，所以私学就得讲述不同的政治见解，传授相应的为政之道，以适应统治者的不同需要。战国初期，不同政治观点的讲述，形成不同学派，逐步为百家争鸣
① 见《左传·哀公二年》。遂，是进的意思。《礼记·月令》有"遂贤良"句，即达到贤良。庶人工商上一等，是士。此遂可作"进于士"解。
①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与《吕氏春秋·知度》，韩书写"王登"，吕著写"任登"，本书从后者。打下了基础。到了战国中期，学术争鸣便繁荣起来。
如果说，春秋初、中期，私学兴起的早期阶段是由一些丧失官职或地位不高的士人从事知识技能传授，他们只是为了谋生，尚没意识到要通过讲学来创造新说，并建立自己的新学派。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便大有改变。他们一方面讲学与游说结合，只要游说的内容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有受命为执政大臣的希望。那时，稍有名声的学者，几乎人人都在"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篇》）另方面，战国中期以后，诸侯国间的战争和兼并日益加剧，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已不能吸引弟子了。也就是说，私学盛行之时，不能只进行教学和传授知识，而且还必须以传播新思想观点来吸引学生。不少弟子仰慕老师的学识，往往同老师的学术流派很有关系。因此，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聚徒讲学更多地采取流动形式。一帮师徒东游西转，他们或言仁治，或言法治，或言合纵，或言连横，或言兼爱，或言术势，在七国之间既讲学又游说，并且努力树立自己的学派，旗帜鲜明。在游说过程中，也不断吸取新来投师的生徒。
农家许行，楚国人，晚年到滕国游说，曾向滕文公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这时宋国学者陈相听说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步行到滕国，拜许行为师。陈相原来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他弃儒学农，曾受到孟子的非议。孟子对他说：陈良在楚国生长，爱好周公和孔子之道，并曾到北方中原地区学习过。当时，北方的学者，没有超过他的，他真算得一个豪杰之士了。而你们兄弟俩（指陈相、陈辛）跟他学习了几十年，老师一死，就背叛了他，这是往不好的方面变呀！
孟子的话反映了当时各派学说之间竞争很剧烈。学者以自己所创的新说拉拢吸引弟子，而从师者则随着自己对事物变化的理解，可转变观念而改换老师。
战国时期的私学形式，基本上还是聚徒讲学，但流动讲学要比春秋时期频繁。这是因为各国诸侯都需要采纳对自己国家最有效的治国策略，欢迎并倾听不同学派的为政之道。遇到来讲学游说之士，一般各国都不加拒绝；即使话不投机，也都以礼相待。梁惠王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政论，但他还是奉孟子为座上客，以保持他礼贤孟子的名望。其他国家也都如此，所以孟子的流动讲学，到过的国家最多。
战国时期私学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学术派别增多，讲学内容各异，因而各立私学，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这也和各诸侯国的尚贤和从师之热有着一定的关系。尚贤与从师，都存在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不限于个人爱好，而是受到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最初只有儒、墨两门显学。后来又有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家（略去小说家）之说。这些不同的学派，其"救时之弊"各有特色，正如《尸子·广泽》所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而《吕氏春秋·不二》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百家殊业，兼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各家都着力于治，其争鸣的内容在于如何治国，因而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各国国君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从多方面总结执政的得失，博采各家的政见供自己选择。因此，他们对待各家各派"兼而礼之"。形势的发展使各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百家争鸣，虽然阐明了"大义"，但真正管理好国家，还得靠教育来培养人才。战国初期，魏文侯就有意识地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孔子的门生子夏到魏国讲学，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受到魏文侯的重视，并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在魏文侯的鼓励和支持下，子夏创立了"西河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是不图虚名，讲究实际，志在改革，并主张经世致用等，完全体现了魏国统治者对私学的要求。
教育变革的第三阶段，私学盛行是最大特点。不过，这个阶段的私学与前一阶段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讲学内容，各派政论不同，论述各异，但是都注重联系实际。一些空泛论议，无助于改革的学说，自行消失。一家一派的学说，其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修正，才得以继续存在。战国以后，私学教学十分重视实际需要。子夏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而他的一些观点则显然与孔子不同。孔子论《乐》，认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而子夏论《乐》，则将音乐与政事、武备结合起来，认为这才是治国大道。他与魏文侯论《乐》时，提醒他要加强武备，准备打仗。随着形势的改变，子夏讲学内容也在改变，这对他的门生掌握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起着良好作用的。荀子则根据各国普遍重视法治教育，提出了"重法爱民而霸"的主张，并且写出《议兵》篇，总结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用兵的要术。儒家思想中融进了兵家和法家的观点，说明这时讲学已不能固守一家之言，必须把自己的学说与政治变革，特别是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生存。
第二，招收生徒，仍不限出身，而且更加放宽。段木干是子夏的高足，但他是"晋国之大驵也"。"驵"即是侩，他是一个大商人。索卢参，是子夏门生禽滑厘的学生。他被称为"东方之巨狡也"，原来是一个大骗子。这种来者不拒广收门徒的做法，几乎成了私学招生的传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个特点。秦汉以后，官学建立，入学子弟逐渐又有了严格限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列为"刑戮死辱之人"，诸如"大盗"、"大驵"、"暴者"、"巨狡"等，就根本不可能再踏进校门了。
第三，战国初期以后，虽然私学盛行，但是往往把讲学与游说同时进行，流动性较大。而各国统治者却对办学的相对稳定感兴趣。子夏到魏国，迁居西河聚徒讲学。他针对魏国改革的实际需要，提出的见解并不拘守于孔子的学说，深为执政者重视。他又将西河做为讲学的固定场所，不再外出游说，更受文侯欢迎。讲学地点的固定，便于各方人士投师；较固定的私学发展，也便于向所设国的当政者输送人才。《吕氏春秋·当染篇》记田子方学于子贡，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但他们又先后相集于西河，"受业于子夏"，并且都有所成就，被推举给魏文侯。
第四，教者与官府关系逐渐密切。战国以后，教者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魏文侯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利用私学并按照自己意图培养人才，可以组成一股不小的潜在势力。因此他尊贤礼士，支持学派，并因势利导，尊师子夏。这样，子夏的倾向性就非常明确，西河私学也成为直接服务于魏国政治的学校了。这种私学与官府密切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导致了学官的设立，官学开始恢复。
在教育大变革的第三阶段，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从师者也不必终奉一师，出现了复杂的师承关系。如法家、兵家、墨家各派人物，都曾到西河来求学。这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活跃了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开拓者，往往通过开办私学建立自己的学派，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私学也就成为培植某一学派势力的重要场所。
（四） 私学衰落，官学确立战国中期盛行的私学，到了战国晚期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少中小国家陆续灭亡，士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游说讲学受到很大限制，因而私学逐渐衰落。教育变革的第四阶段，有关官学复起的史料，记载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便是齐国国都临淄所办的一座著名的官学：稷下学宫。这所学宫有两大特点：一是创办的时间最长，从战国中期一直办到晚期，直到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学宫才告结束。二是这座官学是建立在私学的基础上。
战国初期，魏文侯接受子夏的意见，创立西河学派，聚徒讲学。子夏迁居西河后，一直没有移动。这种较为稳定的由官府支持的私家办学形式，给各国采取新的办学形式以启发。魏文侯礼贤下士，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并把教育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相结合，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西河学派出来的人，如李悝的同学吴起由魏入楚，李悝的学生商鞅从魏入秦，先后都被楚、秦两国国君重用，也都为两国做出重大贡献。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正际七国争雄，政治上变法改革兴起，学术上百家争鸣渐入高潮之时。但齐国并没有如魏国那样，只支持子夏一派，而是对当时来稷下讲学的各学派兼容并包。稷下学宫是封建社会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堂，不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促进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齐国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先后经历桓公（田午）、威王、宣王、涽王、襄王、王建等六代，历时约150 年左右，中间曾因战事被迫停办数年。大体上可将稷下学宫的兴衰分为下述三个阶段：公元前374 年-前320 年，桓公、威王时期，为初创期。
公元前319 年-前284 年，宣王、湣王时期，为兴盛期。
公元前283 年-前221 年，襄王、王建时期，为衰落期。
第一阶段，稷下学宫的初创期。
学宫的确切创建年代，因缺乏史料，已无法考定。有关稷下学宫的初期活动情况，也未见具体记载。但汉代学者有两条记载，可供我们据以研究。东汉末徐干《中论·亡国篇》记载："齐桓公（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桓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75 年-前359 年）死时，孟子15 岁，也许就在公元前359 年，曾游于齐。现在有人认为15 岁外出游学不可能，对孟子在齐桓公时游学齐国表示怀疑。但有人据《风俗通义·穷通》记"孙卿（即荀况）有秀才，年15，始来游学。"既然荀子15 岁已到稷下游学，那么徐干所记孟子之事，或有根据。也有人对齐桓公创办学宫之事产生怀疑，但不知其所据史料。
桓公之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已有稷下先生。稷下先生是稷下学宫内教者的一种特别称呼。西汉刘向《新序·杂事》里记述了一段故事说，齐威王立志改革，求贤心切。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分析琴音调而天下治的道理。威王听了很高兴，三月后就任邹忌为相。这时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却大不以为然。淳于髡等一帮72 人都看不起邹忌，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故意要难倒邹忌。一天，大家相约一同去见邹忌，他们态度很傲慢，邹忌态度却非常谦卑。淳于髡说："一件白色的狐毛皮衣，补上一块坏的羊皮，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不敢把坏人混到好人中间。"淳于髡说："方座之内要放进圆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在办理公务的地方，不敢招待宾客。"淳于髡等人又问："有三个人共同放牧一只羊，羊不能很好吃草，人也不得休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减少多余的官员，不让他们去麻烦老百姓。"淳于髡出的三个怪题，邹忌都回答得头头是道。那些原来想上门诘难邹忌的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临走的时候，邹忌反而占了上风，淳于髡等人却显得谦卑辞屈。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有淳于髡与邹忌（驺忌子）的一段与上述相类似的对话，但没有刘向所述详细。这完全可以说明，至迟在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已经建立。因为稷下先生的称呼，只有在建立了稷下学宫以后并聘请了讲学的教师，才可能有此专称的。
稷下先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敢于进谏。稷下先生淳于髡思路敏捷，善于言词。他在治学上，则仰慕管仲，师承晏婴，兼隆礼法。齐威王即位初期，不理政务，好长夜饮，把国家管理大事委托卿大夫办理，九年之间百官荒乱，诸侯并侵，齐国危亡，在于旦夕。可是，朝内左右没有人敢向威王提意见。淳于髡挺身而出，向威王提出一个非常巧妙而寓意深刻的问题："国中有一只大鸟，停在王宫的庭院内。整整三年，这只大鸟不飞也不鸣。请问威王，这只大鸟在干什么？"威王想了想，理解了淳于髡的用意，便说："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后，齐威王振作起来亲自主持政事，赏罚分明。对敢来侵犯的诸侯，奋兵出击，国势转为强盛，此后齐称雄36 年。但是威王积习难改，又犯了长夜饮的老毛病。有次，还特地在后宫置酒，召见淳于髡，并赏他酒喝。威王问他："先生能喝多少的酒，才算醉倒？"淳于髡回答说："我喝下一斗也能醉，喝下一石也能醉。"威王听了，很不理解，请淳于髡讲明理由。于是，淳于髡层层进说，最后归纳道："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乐极生悲。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决不要做过头。事情做过头了，必定会产生不幸。"淳于髡的这番话，使威王再一次受到启发，才完全改掉了他的这一积习。
可见，在学宫初创时期，稷下先生对朝廷的政务就已有相当的影响了。
第二阶段，稷下学宫的兴盛期。
齐威王晚年，齐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和，特别是将相之间矛盾尖锐，邹忌与田忌发生分裂，竟然发展到田忌领兵袭击临淄，要捉拿邹忌。结果没有成功，田忌便和孙膑一起逃到了楚国。邹忌也因此被免去了相国之位，而由威王之子靖郭君田婴任相国。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这场政治动乱，不能不影响到稷下学宫。
威王之后，宣王（辟彊）即位。他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继续任田婴为相，整饬吏治，加强合纵同盟，特别是齐国与魏国马陵一战，大败魏军，国势因而大振。宣王又多方面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又出现一派兴旺气象。《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①、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此处讲的"复盛"，显然是指威王时因邹忌和田忌之争，引起稷下学宫一时不景气。宣王时扭转了萧条局面而发展到创办以来的高峰。《盐铁论·论儒》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稷下学宫容纳的众多学者，虽然没有都任命为行政官吏，却鼓励大家参与议政，无疑成为齐王的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是齐国统治者管理国家高于别国一筹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述"霸王之术"的《管子·霸言篇》指出的那样："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丰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要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有了得力之人，如虎添翼，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齐威王就非常明确地把贤士看成国家的瑰宝。他更下令："群臣吏民，能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对统治者当面批评，能够得到上赏。写书面意见，能够得到中赏。即便在市场上议论政事，传到统治者的耳朵里，也能够得到下赏。命令传下后，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宣王也欢迎学者议论政事，不仅从本国招聘贤人，而且从他国招聘，也不限制学派。据文献记载，在稷下学宫兴盛期间，齐宣王接见过的各派学者，有孟轲、貌辨、颜斶、王斗、尹文等。
在齐宣王在位的10 多年间，稷下学宫发展到高峰，确实与他能采纳群言，广纳士人的豁达胸怀分不开的。如他对待颜斶这样的事例，在战国时期也不多见。再如他能接受王斗的批评意见，也是不容易的。前者劝王贵士，后者讥王不好士，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
有次，齐人王斗去见齐宣王。他开门见山道：从前先君桓公有五好，使他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宣王只保留了四好。宣王说："我是愚陋的。我守着齐国，就怕有所失误而失国，那里还保得了四好？"王斗说："你讲得不对。先君爱好马，王也爱好马。先君爱好狗，王也爱好狗，先君爱好女色，王也爱好女色。只有一样，先君爱好士人，而王不爱好士人。"宣王辩解说："当今世上没有士人呀！我怎么爱好呢？"王斗说："世上少有的骐驎、騄耳（八骏之一）这样的好马，你的马群中已有了。世上少有的东郭逡和卢氏之狗，你养的狗中也有了。再如世上少有的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你的宫中已很多了。你仅仅是不爱好士人，并不是世上没有士人啊！"宣王说："我是忧国爱民的，非常愿意士人来与我一同治理国家。"王斗说："王是忧国爱民的。但是，却不如珍爱你的尺縠（一种縐纱做成的帽子）。"宣王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斗说："你要找人做縐纱的帽子，不去找一些平时善于奉迎的人，而定要去找工匠，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他们有工艺技能。现在，王要治齐，除了左右那些奉迎的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所以我说你的所谓爱士，真不如爱那顶縐纱的帽子呢！"宣王听了王斗的这番话，很受震动。他很感谢王斗提出的意见，说："这确是我的过错，有罪于国家。"于是他就下令举士5 人任官，齐国从此大治。
① 邹衍（公元前306- 前240 年）在稷下学宫，当为齐湣王时，《史记》或有误。齐涽王当政（在位年代公元前300 年-前284 年），奋三世之余威，对待各诸侯国，"不由礼义而由权谋"（《荀子·王霸篇》）。他南破楚，西诎秦，又攻占了韩、魏的部分土地。公元前288 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而尊齐湣王为东帝，一时齐国极盛。涽王前期，稷下学宫尤为发展，"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①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湣王拒绝纳谏，不肯接受稷下先生的意见，自己一意孤行。而到了后期，他更是骄横专行，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使一个强盛的齐国，弄得国力衰竭，民怨沸腾。稷下学宫的大批学者，见到齐国每况愈下的形势，深感失望，相继离去。正如西汉桓宽概括的："诸儒（指稷下先生）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况）适楚。"（《盐铁论·论儒》）
公元前284 年，燕昭王派乐毅率领六国（燕、赵、魏、韩、秦、楚）联军伐齐，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所杀。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受到破坏，学宫师徒四散逃亡，学宫停办了五、六年之久。自此，稷下学宫进入了衰落时期。
第三阶段，稷下学宫的衰落期。
燕国乐毅率大军伐齐所向披靡，齐湣王逃到莒地被杀。莒人和齐国亡臣又拥立湣王之子齐襄王（田法章）即王位，襄王在莒留居5 年之久。齐将田单据守即墨孤城，一直坚持抵抗燕国，直到燕昭王死，田单利用燕国君臣的矛盾并依靠民众力量，乘敌不备，用火牛阵突击燕军，才解即墨之围。齐军乘胜前进一举收复70 余城。燕国军队基本被赶出齐国后，又从莒地迎接襄王回到都城临淄。虽然齐已复国，但元气大伤，稷下学宫恢复后也大不如过去了。"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很清楚，宣王时期的一批著名学者如田骈等都已死去了，再次从楚国回齐的荀况，已是资格最老的稷下先生了。稷下学宫现出一派衰败的现象，已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原来学宫中有一大批人被授以上大夫职位，而到襄王时，名士稀少，只得勉强修列大夫之缺。惟有荀况为三祭酒（学宫之长），被列入"上卿"。
襄王继承了尚贤的传统，广招人才。但是，他不能积极使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士人的作用。即使荀况担任学宫的主持人，但也无力回天。他这时所处的情况依然如去楚以前一样：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因此，襄王重建后的学宫，仅仅为了维持这所高等学府而已，缺乏生气，也不可能与昔日的稷下学宫同日而语了。
襄王死后，其子王建继位（在位年代公元前264-前221 年）。因为王建年少，由他的母亲，即襄王之后（史称君王后）摄政。君王后是齐国史上第一位"女主"。她在辅助王建治国和王建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保守退让的政策，正适应秦昭王的远交齐国，近攻三晋的策略。齐国自保，加之又不在秦国第一批打击国家的总战略目标之内，因此大约有40 多年，齐国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荀况在稷下"三为祭酒"期间，曾到秦国考察过秦国国情。此时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国势强盛，可是齐国面对日见强大的秦国，却不是积极治理国家，以防强敌。而是处处妥协，苟且偷安，国家前途非常危险。荀况向齐相进行谏说，却因此受谗而不得不离开齐国，再度奔楚。荀况在楚国被任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晚年在此著书立说，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死于兰陵。
荀况的离去，使有学识的稷下先生也难于久留。因此稷下学宫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学宫每况愈下，徒负虚名了。
在稷下学宫的衰落期，除了荀况，著名学者还有邹衍和邹奭。他们都是齐国人，阴阳家。邹衍善辩，人称"谈天衍"，他曾与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名家学者公孙龙争辩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邹奭的文采很好，人称"雕龙奭"。但这已是凤毛麟角了。
公元前221 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降秦，齐国灭亡。此后，战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一座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也宣告结束了。
在教育变革的最后阶段，私学活动已逐渐缩小，而官学规模逐渐扩大。
各国执政者已不依靠私学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由公家建筑校舍，并且有了一套管理师生的办法，通过官学来扶植培养统治阶级的力量。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兼并使得统一的趋势逐渐加强。官学的恢复，正是适应了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因此，官学要秉承执政者旨意，既是制造舆论的机构，又是人才培养的场所。做为齐国官学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无不与齐国企图一统天下的"大欲"有关。淳于髡等所作的《王度记》，书中提出了统一帝国将要建立一套新制度。这些制度，既有继承西周以来旧制度的某些内容，也有参照各诸侯国的现行制度，加以增设的新制度。这些主张，自然要通过官学传授给学生。因此，威王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今后统一天下制造舆论，积蓄人才。
战国中期以后，称雄的诸侯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依靠私学来培养统一国家的治理人才，确实是很难奏效的。在稷下学宫中，虽然各个学派都聚在一起，兼蓄并包，但是在全国趋向统一的形势下，以法治国要比以礼、德、仁等治国显得更有吸引力。
商鞅是法家的奠基者。他在与秦孝公谈论制定统一的法令时，就提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官学思想设计。秦国虽也尚贤，却没有办起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式的官学。随后，韩非又把商鞅的主张发挥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国因而采取了"崇法尚刑"的教育政策。李斯为秦始皇相国以后，进一步实行以法为教，禁止一切儒家经典流行，取消私学。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官学和私学教育制度在秦国都被取缔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教育也很发展。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里。一些高科技部门，如天文、历算，更是官职世袭，子就父学，严加控制。即使是一些手工工艺，也因为"工商食官"而受官府管理，不能在民间传授技艺。春秋初期，"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历书》）畴人，指掌握天文历算者，因其技术、官职世代相传，所以名之，也称畴官。"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失的官包括畴官，而学在四夷，也包括科学技术。至于官家手工工艺，随着百工四散，便流传于民间。这些情况，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科技教育的发展。
周代的科技已很发达。《周礼·冬官》虽已亡佚，但所补《考工记》记载的器物制作方法，却非常详尽。当时制作各种器物，分工很细，制作要求严格，凡使用材料、成分、尺寸、重量等，都有一定规格，不能马虎，并且设有专门管理的官员。制作器物百工，基本上也是父传其子，世代相袭的。到了春秋时期，流落民间的工艺技师，为了谋生或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始设学收徒或以师带徒，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职业学校"，但是技术的传授比之周代，已很普遍了。
工艺传授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从《礼记·学记》中的一段记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技术教育的特点和所进行的教学方法。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
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是说，凡善于修补金属器物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缝补毛皮衣服做起。善于做弓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弯曲荆条柳条编成箕筐做起。这同小马开始练习驾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必须让小马跟在车辆后边，随着车子行走，时间长了，再训练小马驾车，小马也不会惊恐了。想做学问的人，能够细细观察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下决心学习了。
《学记》的记述，介绍了练习手工技艺的实例，说明君子要"志于学"
的道理。所举的例子，却是总结了技术教育的传授经验。不同工种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学习之初，并不马上传授某项工种的专门技术，而是借用别类作业方式，由练习最简单的基本手法开始，再转入复杂的手艺。这也是循序渐进的有效措施。可见，古代的技术教育是有一套很好的传授经验的。但是，这些宝贵的技术教育经验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因此没有人进行系统总结，以致自行消亡而不可考知了。现在出土的不少古代器物，我们只能叹其精致，慕其美饰，但怎样制造，又怎样修饰，甚至怎样修补都不知道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教育的主要科目有：农学、天文和数学、冶金学、医药学等。春秋时期，冶金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如生铁的冶铸技术、铸铁柔化技术、炼钢、合金和锻打技术；此外，还创造出合范铸造中的失蜡法。1978 年在湖北随县（现为随州市）擂鼓墩1 号墓发掘出土的盘尊，是一件盛酒器，通高30.1 厘米，口径25（以透空附饰的边缘计）厘米。盘尊的附饰是铜制立体镂空的蟠虺纹饰。"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所组成。表层纹饰不同于其他青铜器上连续的镂空花纹，它们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承，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构成为一个整体。""附饰用锡青铜铸成，没有经过锻打，也不曾留下铸接和焊接的痕迹，而形制的高度复杂又排除了浑铸或分铸的可能。"①这件盘尊，经过鉴定，确认为采用失蜡法铸造，也是我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先秦的失蜡法所铸标本。过去，这种工艺被认为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传入或从西方传入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滇族贮贝器盖附饰，是我国最早的失蜡铸件，年代为西汉。擂鼓墩1 号墓盘尊的出土，经科学鉴定为失蜡法铸件，这样就把我国失蜡法铸造技术提前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说明那时冶金铸造技术的传授，一定有其制度与方法。学术官守，不散民间，而从擂鼓墩1 号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包括整套的编钟）来看，工艺匠人当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技术培养是通过怎样的机构和方法，可惜没有文字记录下
① 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 年7 期。此器出土时定名尊盘，因以盛酒的尊为主，应称盘尊。
来。可能，当时是在生产实践中，采用手把手的传授方式，即从基本的简单的手艺开始再逐渐复杂。而着重实践，应是手工技艺传授的最大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历经几百年的教育大变革，对后世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实施，影响是很深刻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学而优则仕"的培养目标。奴隶社会官吏的选拔，限制在以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之内。而春秋时期以后，宗法制度废弛，士、工商者、庶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成为高官将相。社会尚贤的风气和仕途的开放，刺激了人们的从师进学。而办学者，也以其荐举人才的多少和所授职位高低而扬其名声。孔子主张"学也，禄在其中"，并赞同子夏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从春秋开始，学与仕就紧紧结合起来了。应该说，当时把从师作为求仕的一条途径，对于士的解放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学官制度的建立。春秋时期，私学教师不受官府任命。虽然当时官学未废，但学官的名称不详。据史籍记载，战国时期以后，官学又逐渐恢复，学官职称也重新建立，如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汉书·贾山传》称贾山的祖父祛，曾经是魏国的博士弟子。博士所教授的学生叫博士弟子，可见魏国学校中设有学官。而齐设有祭酒，辅佐太子学习的学官，名师名傅。秦、汉以后，仍袭学官制度，太子的老师称太傅和少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为"太子少傅"。汉时设六经祭酒，晋初改为国子祭酒。博士是教席官，祭酒是行政官，这些都是最高学府的学官。而学官的制度，在西周时期是世袭的。自战国以后，改为任命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第三，制定管理学生的守则。奴隶社会，国学和乡学中都有了学生不听教诲给以惩罚的办法，尚未见有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记载。目前，史籍记载的最早一份学则，是收集在《管子》一书中"弟子职"一章。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详细内容见下一章）学则。其中具体列出学生应遵从的学习和生活行为的规范：如对老师，"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等。这也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教师就一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使官学由衰而盛，私学由盛而衰，其发展轨迹，又都与政治的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几度起伏，最能说明问题。只有国家经济力量雄厚，政局稳定，各种事业蓬勃发展，将人才需求和技术开发提到日程上来时，国家上下才能重视教育，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教育才能全面发展，也才能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而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整个国家更加兴盛。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的种种变革，不是离开社会的发展而单独进行的。而教育的种种变革，既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步伐，也能阻滞社会的进步。因此，教育对国家的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五、教育变革中的三项典型事例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经历了从西周的官学衰落、各诸侯国的各自为教，到春秋中期私学兴起、士的作用扩大，及至战国中期以后，封建制官学建立，教育管理渐趋统一。这五百多年间的变动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我国后世教育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春秋战国处于战争频繁的年代，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也不安宁，但由于诸侯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重视人才培养、重视知识分子（士人），各国诸侯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力图称霸争雄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教育变革和文化知识的传授。尤其在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教育事业得到格外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中，涌现出许多新生事物。其中，如孔子创办的私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和管理学生的《弟子职》等，对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具有深远影响。因为，这些事例，已初步勾勒出封建教育制度的粗糙轮廓。就以儒学的教育来说，两汉以后各个朝代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和一些具体措施，诸如学官的设立、教师的地位，特别是教材的选用等，几乎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奉为圭臬。应该指出，汉代董仲舒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为推动儒家流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也使儒学所总结的一些教育实践经验，包括教育的思想、方法、内容等等得以流传下来，一直为后世封建学校教育所依遵。直到近代的一些村塾里，学生进校，还要向先师孔子画像、牌位行礼。这些残痕，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强迫命令，乃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封建教育传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封建教育传统影响之深，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一） 孔子创办的私学孔子创办私学，已是春秋中期了。在中国教育史上，每称他为我国私学的首创者，但这并不是很确切的。在孔子之前，西周王朝的一些学官已陆续离开京畿，散到四处。不少图籍，也分散各地。西周的官学衰落，给失去官职外流的人员，提供了传授知识技能的机会。社会不可以没有教育，知识的传授不可能中断。因此在春秋初期，应该说已有私学产生，只是史书缺乏记载而已。而孔子在鲁国聚徒讲学，与其同时鲁国就有少正卯，郑国有邓析等。这些人讲学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可能是在前人办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而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则各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如孔子和邓析，前者重礼，后者重法。从现有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在最早的一批私学的创办人中，孔子所创办的私学，保留的历史资料较多，贡献也最大。因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教育史上私学的出现都归功于孔子，并把他作为私学的首创人。
1. 办学形式周代国学或乡学的校舍都由国家建立，而建立在什么地方，也由国家统一指定。这些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便变动。但私学就不受这方面的限制了。孔子和少正卯同时在鲁国都城开办私学，可见在什么地点，开办多少所私学，由谁开设，政府并不加干预。不过，私学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孔子的私学因受少正卯私学的影响，曾经"三盈三虚"。学生自由择师，流动量也很大。聚徒讲学，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到适合社会需要，主要是能为诸侯、国卿的利益服务。同时在办学形式上，也要为学生考虑到就学方便。孔子办的私学，做到住校和走读两便，并不强求一律，这也是私学的特点之一。
孔子办的私学校舍，有"堂"和"内"。堂，就是教室。古代的教室不完全是学生学习和听讲的地方，也作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的场所。内，也称弟子内，就是学生的宿舍。《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死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司马迁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特地到曲阜去，亲自看到了仲尼故居改作的庙堂里所陈设的车服和礼器。
孔子讲学，外地来的学生不少。"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除了来自今山东境内的齐、鲁以外，还有从楚（湖北）、晋（山西）、秦（陕西）、陈（河南）、吴（江西）所属地区慕名而来的学生。远地而来的人，自然要住在学生宿舍里了。
在《论语·公冶长》中还记载了孔子学生宰予"昼寝"的事情。有次宰予白天睡觉，被孔子发现了，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意思是说，白天不学习却如此贪睡，这样的人，好像腐烂了的木头，能雕刻出什么呢？粪土似的墙壁，再也无法粉刷了。《论语》用了"昼寝"两字，不是指随便打个瞌睡，可能指在学生宿舍里白天睡大觉。至于走读，记载最具体的为颜回的事情。颜回是鲁国本地人，住在都城。《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住在小巷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孔子能见到他的住食情况，正说明颜回不是在学校住宿，而是住在家中，上学走读。
春秋时期，聚徒讲学，执教者不一定常驻一地，每有转移，便把讲学与游说结合起来。其原因，一是为传播自己建立的学说，在移地讲学的同时，吸收更多门生，树立学派，结成具有政治性质的集团，谋求建立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立足点。二是游说各国诸侯，使自己的治国学说能被某一统治者采纳，这与当时各个国家革新图治的要求是一致的。三是较长时间在一地办学，其间或因学生减少，或因不再受该国权势欢迎，或为学生谋仕找出路，而临时移地讲学。孔子创办私学，就曾有两次外出。第一次出外2 年左右，那是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 年）冬，因鲁国内乱，孔离开鲁国到了齐国，昭公二十七年回国，继续讲学。而第二次在外达14 年之久。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 年），因孔子在鲁国做官碰壁以后，匆匆忙忙带着学生一同离开。当时的情况是，鲁国的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季桓子手中，齐国统治者专门挑选了美女80 名，穿上华丽服装，载歌载舞。又挑选骏马120 匹，都披上精美的绣缎。把这些送给鲁国君臣，用意在于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而疏远孔子。因为孔子当时官居大司寇，齐人怕孔子"为政必霸"，想出如此的投人所好办法。结果，季桓子果真接受了齐国的"厚礼"，一连三日不上朝听政。子路觉察到了，对孔子说："事情已很清楚了，老师可以离开了。"孔子开始还有点犹豫，他还想季桓子能憣然悔悟，所以对子路说："鲁国快要举行郊祭了，看看他们是不是仍旧把祭祀用的膰（fān 音烦，祭祀用的熟肉）按礼送我一份。如果送给我，我还可以留下来。"然而，孔子参加陪祭仪式以后回到家中，一直不见祭肉的影儿。孔子终于忍无可忍，才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离开鲁国到卫国去。从此，孔子师徒一群人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大小几个国家奔走了14 年。《论语》中提到卫灵公、陈惠公等都向孔子请教过，孔子也在各国继续讲他的"仁道"。即使在途中，只要有机会，他仍坚持讲学。如公元前493 年，孔子在卫，当看到卫灵公没有器用他的意图，便从卫到宋。途中，孔子曾在一棵大树下讲礼习礼。宋国的大夫司马桓魋知道了，想杀害孔子，赶去砍倒了那棵大树，作为对孔子的警告。弟子们都催孔子赶快离开，孔子只好改变装束穿过宋国，改道到了郑国。再如公元前489 年，孔子在陈，正赶上这年吴国侵犯陈国，他又不得不离陈，到楚地负函去见诸梁①。当他们途经蔡地时，已有好几天没有粮食吃了。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孔子还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和唱歌。
孔子的两次外出，游说情况似乎不太理想。所经过的国家，欢迎他们的不多。每到一处，居留时间也都不长。孔子弟子三千人中，有的就是在外地流动讲学时招收的，这种游说兼流动教学的方式，战国时期开办私学的其他著名学者们，也常采用。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等一些学者，都去过不少国家。当然，流动讲学也有明显的求仕的目的。孔子在鲁，从中都宰升到司空，又当上了大司寇，如果他官运亨通，不与季桓子发生矛盾的话，他会留在鲁国，不会四处奔跑去求仕的。因此，春秋时期驻地办学是私学讲学的主要形式。而流动讲学，则是在驻地讲学遇到困难时，作为解决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与流动讲学结合，却成了时髦之举。2. 招收学生孔子招收学生，有两条原则：一条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另一条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关于"束脩"，一般的解释是："只要能主动送点见面礼，我是不会不给他教诲的。"脩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脡（挺），十挺为一束。古代往往用干肉作为见面的礼物。学生上学，初次见到老师，要送上束脩，如同交纳学费一样。孔子的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束脩"不是见面礼物，而是指年龄已过15 岁，即束带脩饰的意思。《论语·述而》郑玄注："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又《孔子家语·本姓解》："凡所教诲，束脩以上三千余人。"因此，有人认为孔子办的私学，基本上属于成人教育。他只招收成人学生，不收儿童。
事实上，要招收较多的弟子入学听讲，凭收交的学费是很难维持的。鲁国当局给了孔子相当的资助，孔子自己说："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①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他赞助千钟，确给孔子办学帮了大忙。
至于招收学生的"有教无类"原则，也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说法，认为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是对西周控制的官学制度一次重大突破，私学招收学生，并不严格限于王室贵族子弟。只要愿受孔子教导，他都接受，没有年龄、贫富、社会地位和地域的区别。
孔子招收的弟子，年龄相差十分悬殊。有少孔子6 岁的颜元繇，少7 岁
① 诸梁，楚国大夫，正驻守在负函（负函属楚地，在今河南信阳）。孔子到过楚地负函，也可以说他曾到过楚国。
① 《说苑·杂言》："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的冉耕和9 岁的仲由，也有少孔子50 岁的冉孺、曹卹、伯虞，少孔子53 岁的公孙龙等。
孔子招收的弟子，贫富相差也十分悬殊。
相当贫困的，如：颜回，少孔子30 岁，吃的是"一箪食，一瓢饮"，住的是"陋巷"。
仲弓，少孔子29 岁。他的父亲是个"贱人"，家穷得几"无置锥之地"。子路，少孔子9 岁，卞地的野人。他经常吃的是藜藿（野菜），还要到百里之外背米养活母亲。
原宪，少孔子36 岁。他住在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屋顶盖的是茅草。门户是用蓬蒿编成，而且东歪西斜。户枢是用桑树干，而窗口用破瓮堵塞。室内用挂着的粗麻布隔成两间。遇到雨天，雨水不断下漏，地皮没有干燥的地方。
曾参，少孔子46 岁。他种菜园子，帮助母亲织布。家境贫寒，有时几天揭不开锅。一年到头穿着破烂的衣服，10 年不曾添制一件新衣。
闵子骞，少孔子15 岁。他受后母虐待，冬天穿里塞芦花的衣服，保暖御寒。
家境富裕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他们兄弟俩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
端木赐（子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富商。
公良孺，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孔子招收的弟子，社会地位相差也很悬殊。社会地位高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贵族子弟。社会地位低的，如：公冶长，曾被判刑入狱。颜涿聚，曾是一位大盗。（《群书治要》卷36）
"有教无类"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类"字应该理解为智能品德方面的差别，而经过教育后，便不存在智和愚、贤和不肖的差别了。因此，有教无类，所说的应是教育的效能，并不是指教育的对象。颜师古注释这一句话是："言人之性术在所教耳，无种类。"人的智能、品德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例如，孔子分析他的几个学生："柴（高柴）也愚，参（曾参）也鲁（迟钝），师（颛孙师）也辟（偏激），由（仲田）也喭（yàn 音宴，卤莽）。"然后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性格和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如教育仲由，孔子针对他胆量大，勇于作为，但是卤莽，就得常常提醒他，想办法牵制他，使他胆大而又谨慎。所以，汉代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说："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关于孔子的"有教无类"，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孔子自己还是掌握一定标准的。正如有次南郭惠向子贡探问："为什么你们老师办的私学，招收学生那么杂呀！"子贡回答说："我们老师确是这样的，他也十分认真对待这件事。要来学习的人他从不拒绝。如果不愿学习而要离开的人，他也从来不加阻止。"其实，子贡讲的这番话，并没有全面领会老师的意旨。孔子虽然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但他招收学生，并不是随随便便，只要交了学费就一概收容，而是有着一定规章的。合于规章要求，才能被收为弟子。孔子所定的入学规章，有以下三条：其一，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人介绍或由孔子自己选中。如鲁国武城人澹台灭明，是经武城宰子游推荐给孔子的。而仲由则是孔子自己选中的。
其二，有了推荐介绍人，还得经过面试才能入学。孔子对从师的人要"面试"，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容貌仪态。如宰予"利口辩辞"，很使孔子高兴，便被收取了。澹台灭明，因容貌丑陋，孔子不十分中意，但他是子游推荐的，所以才勉强收取，列为"以次相传"的弟子。不过，仅从外表观察的面试也不一定可靠，宰予入学后，曾有"昼寝"毛病，学习怠慢。而澹台灭明入学后，退而修行，很得人心，尤其是学成以后，南游至江，弟子从者300人，成为孔门著名的传道者之一。为此，孔子作过自我检讨，认为光凭听人家的夸夸其谈，就感到他有才学，便会像宰予那样，这是不对的。再如见到澹台灭明，嫌他长得丑陋，就以为他很薄才，这也是错误的。孔子所说的这一番自我反省的话表明，他招收学生，是要经过面试才录取的。
有时，学生即使有人推荐，如果孔子不乐意，照样拒之门外。鲁国的恤由死了，鲁哀公向孔子推荐孺悲到私学来学习士丧礼。孔子不喜欢孺悲，便推托有病，连见都没有见孺悲。孺悲刚刚离去，孔子马上弹瑟唱歌，故意让孺悲听到，以使他知道孔子是不欢迎他这样的人。
其三，能主动交纳学费。学生要以十条干脯作为从师的见面礼，也算是求师的礼节，就和现在办入学手续一样。
3. 教学内容孔子教学的内容很丰富。《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说："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归纳起来，孔子的教学内容可分为三方面："四教"，指文、行、忠、信。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
四教的内容，有人说是以文字、品行、忠诚和信实等教育学生，有人说是以历史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待人忠行和人际信实教育学生。在孔子的弟子中，四教的优秀学生，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等。言语有宰我、子贡等。政事有冉有、季路等。文学有子游、子夏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是"四教"，其中，德行，可能就是"行"，文学可能就是"文"。而言语、政事指的是什么呢？因此有人认为，四教是春秋时期，士人应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文化素质，政事、言语，应相当于"忠"、"信"。古时，"教"字与"学"字相通，因此四教也就是四学，这是孔子制定的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六经的内容，即孔子删编整理的六种书籍。春秋初期，周代官学中传授的一些典籍，还比较完整。管仲曾向齐桓公介绍过《诗》、《时》、《春秋》、《行》、《易》、《卜》等书，申叔时也向楚庄王介绍过《春秋》、《世》、《诗》、《乐》、《礼》、《令》、《语》、《故志》、《训典》等书。到了春秋中期孔子办私学的时侯，"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因此，在他的教学中有些书籍已经不提了。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书籍的内容，仅适于奴隶主贵族子弟学习，到春秋时期已经过时，毋须讲读了。二是官学一再衰落，古籍一再散佚，到春秋时期，有些书籍已经不再存在了。由于教学的需要，孔子曾经两次整理过古籍，并加以适当改编。如《诗》、《书》、《礼》、《乐》都作过两次修编。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15年，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没有当上大官以前，他"退而修《诗》、《书》、《礼》、《乐》"。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84 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整理、删定，成为定型的教材。
孔子整理古籍有一条原则，就是"述而不作"，尽量保留原来的文献内容。
孔子教《诗》，是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在于提高学生的想像力，使之产生联想，激发情感，寄兴于物，表达自己的意念和政治企图。"观"，在于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从诗中所反映的贵族和平民生活各个方面，学会观察社会动态，观察民情风俗和国事盛衰。"群"，在于提高学生的合群能力。学诗，使人温柔敦厚，起到陶冶性情作用，使人易于合群，也乐于合群。"怨"，在于提高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怨与"讽"、"刺"意义相近。《诗经·关睢序》指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即用诵诗方式来批评政治和当时社会的不良风尚。"谲谏"是指托辞不直言，使对方自己去领会其中的弦外之音。学诗既能成为齐家治国的手段，也可以作为文明交际的手段。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宋人邢昺《论语注疏》说："以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若不学之，何以为言也？"在春秋时期君臣聚会、朝聘、诸侯合盟、宴饮等等一些社会活动中，常常以赋诗引诗来表达各自意见。《左传》上记载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共达二百五十一次之多。如果在集会上，有人不能赋诗，也不懂引诗的意义，就要被大家看不起，有失身份。公元前530 年，宋国元公即位，便派大夫华定到鲁国以通聘问，以表达新为宋国君的元公与鲁国昭公继续友好。华定到了鲁国，宴会上鲁国演奏诵唱起《诗·小雅·蓼萧》。诵唱这首诗是向宋元公表示感谢，并为宋元公颂德祝福。而华定却坐在席上如同木头人一样，不知道东道主为什么唱《蓼萧》，也不懂怎样以诗回答。他被昭子奚落一番，当场大出其丑。可见，学诗与从政也有着密切关系。
孔子教《书》，要求学生从《书》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培养从政人才。《书》是一部历史文献，内容主要是古代的道德知识和政治思想。《史记·孔子世家》提到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以古谕今，既是历史教材也是政治教材。
孔子教《礼》，在于树立弟子的崇尚理想，并且能够躬身力行。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衰，正是因为周代制定的一套礼乐制度遭到破坏，造成了诸侯争霸，动乱不止的混乱局面。他强调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如果周礼真正恢复了，天下一定能够太平。因此，孔子认为礼是立国立人的根本大道。"礼"在《论语》中出现74 处之多，①说明在孔子的讲学中，有关礼的内容比重很大。
孔子教《乐》，在于陶冶性情。礼是仪，乐是情。他的弟子中不少人都擅长音乐，就连仲由这样卤莽的人，也会鼓瑟弄弦。孔子认为，诗、礼、乐三者是互相结合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振奋，礼可以立身，乐是两者的统一。
孔子教《易》，在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易》是探究事物发展变化的书籍，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休戚。能够掌握这些事物变化的规律，可以正确处理或应付遇到的变化。孔子对《易》讲述不多，但他说过"加吾数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中华书局1984 年版。
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学《易》避过，正是他传授这门学问的目的。
孔子教《春秋》，在于使学生了解各诸侯国的政绩及其兴废，对学生未来从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春秋》并不单是记载鲁国的历史，通过编修，表达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他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更能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关于"六经"的教育意义，孔子自己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六艺的内容，属于技艺，偏重技能训练，详细内容已在本卷《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一章中介绍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春秋时期的士人应具备的技能。但孔子对射、御讲得很少。有一次，卫灵公与孔子谈起关于军中阵法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能孔子热衷于周礼传道，而在军事方面兴趣不大。因此在他的学生中，所见的将才也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