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髀算经》卷上之一载，当周公向商高请教"用矩之道"时，商高答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这里的"矩"是指工匠所用的由互相垂直的二直尺做成的曲尺。可见，当时已掌握了利用"矩"的不同摆法来测定目的物的高度、深度和距离了；此外，还掌握了环矩求圆、合矩求方的方法。
2. 几何测绘由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修建了不少城防和水利工程。早在公元前6 世纪，大型土木工程中要预先进行距离、高低、厚薄、土方等测量，并作出工程进度、劳动力安排、粮食和材料的准备等方面的预算。这当然要运用大量的几何知识。如计算土方就是求各种形体的体积，包括立方体、正四棱台等，这都有确定的计算法则。《墨子》中记载了有关城墙、城门、垛口、城楼的一系列计算问题，都与立体几何有关。
春秋时期，在一些地区有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春秋》记载，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鲁国首先实行对公、私土地一律按田亩征税的"初税亩"制度。这必然要求对各种形状的面积进行丈量计算。可以相信，当时对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等各种面积，已经有了计算法则。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包含了不少测量绘图的记载。测量包括直线测量、水准测量和垂直测量，分别称为"绳墨"（或"准绳"）、"水"和"悬"。"绳墨"就是打墨线以取直；"水"就是以水平面为标准测量坡度和高程；"悬"就是用铅垂线以定竖直。《考工记·匠人》篇载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以悬，■以景。""水"就是指"水平"，"水地"就是以水平面作标准把地整平；"■"为木质的表，"悬"即用绳悬挂一重物，"以悬置■"就是用挂有重物的绳作准绳，把表立得和地面（水平面）相垂直。文中还指出，作为高水平的工匠，必须作到"可规可■（矩）可悬可水可量可权"，就是要掌握（用规）画圆、（用矩）画直、（用铅垂）定垂直、（用水平器）定水平，以及进行容积测量、重量测量的六种技巧，这才能称之为"国工"。在《墨子》等书上也有"直以绳，正以县（悬）"的说法。
当时在制造各种农具、车辆、兵器、乐器的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不同部位有不同角度的要求，这就需要进行角度的测定，于是就形成了角的概念和衡量角度大小的一些单位。《考工记》把角称为"倨句"（jùgōu，音巨勾），"倨"就是钝，"句"就是锐，用"倨句"表示角就像通常的语言中用"多少"来表示量一样。一个直角在《考工记》中称为"倨句中矩"或简称"一矩"。例如在"磬氏"节中讲"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磬为古代一种石制乐器，由大小不同的一组磬按次序吊起来，敲击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每个石磬背部折角的大小是一个直角（矩）再加上半个直角，即135°。
《考工记》"筑氏"节记有："筑氏为削，合六而成规"；"弓人"节又说："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这里说的"削"是弯成圆弧形的刀，六个削合起来可拼成一个圆环，说明每个削的圆心角为60°。"弓人"所述也是用圆心角的大小规定弓背的曲率，要按照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制弓。天子用的弓九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圆周，士用的弓三张就可合为一个圆周。如果把弓上的弦也连接起来，就会构成圆内接正九边形、正七边形、正五边形和正三角形。
《考工记》"卤氏为量"节说："量之以为■，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可知这个"■"是统治者颁布的度量衡的标准量（容）器。"■"通"釜"，齐国容量的单位是1 钟＝10 釜，1 釜＝4 区，1 区＝4 豆，1 豆＝4 升。所以1 釜或1■是64 升。当时规定1 釜的容积为1 立方尺，或1000 立方寸，所以1升的容积当为15■立方寸。
这些史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适应于战争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已经积累起了较为丰富的几何知识。
3. 测量标准和量的比较《考工记·匠人》载："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正朝夕"即测定东西南北方位。直立木杆于地作为圆心，描下日出、日入时的杆影，过影端作圆，连接影端作弦，再作弦的垂直平分线；然后参照白天中午的杆影和夜晚北极星的方位校正此垂直平分线，即指出正南正北方向，弦则指出东西方向。
《管子·七法》称："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
《墨子·非命上》也记载墨子的话说："必立仪。言而毋（无）仪，譬犹运钧（均）之上而立朝夕也。"这都指出了在运转的陶车之上是无法测定东西南北方位的，即测量必相对于静止的参照体系进行。《墨经》经下称"［经］取下以求上也，说在泽。［说］取：高下以善（差）不善（差）为度。。。"这里指出了高低的测量应以水面（泽）为基准而测出高下之差。这和现代以海平面为基准测各种地势的垂直高度是同样的方法。
《墨经》还指出了不同质的量不能相比较，如木之长与夜之长分属空间量与时间量，不能相比较；智慧与粮食不能比较多少，等等。
（三）组合数学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我国流传至今的最古典籍之一《易经》，是符号体系和概念体系的统一体。它的符号体系中包含有严格的数学逻辑性，梁启超就说过："易学也可以叫数理的哲学。"
《易经》的符号体系是由代表"阴爻"的"--"和代表"阳爻"的"-"两种基本符号通过排列组合而得出的"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集合。
把"-"、"--"各与"-"、"--"排列一次，共有2■＝4 种组合，就是"四象"；再把"-"、"--"与"四象"各配一次，即由三个爻组成一组，共有2■＝8 种组合，就是"八卦"。八种符号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事物，再相应赋予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八个卦名，同时还分别代表八个方向。把八卦的每一卦都和八卦相配一次，即取六个爻组成一组，共有2■＝64 种组合，即"八八六十四卦"。
由于"阴"和"阳"是我国古人对一切事物和现象中两种对立力量的高度概括，因而在逻辑体系上由"阴"和"阳"两种符号的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六十四卦"，就可以表示出事物和现象的六十四种可能的状态。如自然界的天和地、山和泽、水和火、风和雷；人的刚柔、喜怒、哀乐；人事的吉凶、祸福；事物的表里、虚实等。这些对立的事物和现象相反相成、互相转化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和发展。所以卦爻从下（第一个初爻）到上（第六个上爻）的每种排列，都可以表示出事物的某种发展过程。这样，《周易》就给出了一个朴素的、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描述体系。卦爻还反映了二进制的数学思想。如果把阴爻"--"以"0"代替，把阳爻"-"用"1"代替，可以看出易卦就是二进制数码组。八卦和二进制数码的对应关系为：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卦画 ■二进制数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十进制数 0 1 2 3 4 5 6 7所以，六十四卦也可表成二进制展开式和相应的自然数序：①000000／000001／000010／000011／000100／000101／000110／00011100／01／02／03／04／05／06／07001000／001001／001010／001011／001100／001101／001110／00111108／09／10／11／12／13／15010000／010001／010010／010011／010100／010101／010110／01011116／17／18／19／20／21／22／23011000／011001／011010／011011／011100／011101／011110／01111124／25／26／27／28／29／30／31100000／100001／100010／100011／100100／100101／100110／10011132／33／34／35／36／37／38／39101000／101001／101010／101011／101100／101101／101110／10111140／41／42／43／44／45／46／47110000／110001／110010／110011／110100／110101／110110／11011148／49／50／51／52／53／54／55111000／111001／111010／111011／111100／111101／111110／111111
① 按照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方图"译为二进制数表。
56／57／58／59／60／61／62／631698 年，德国哲学-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 年）在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白晋（1656～1730 年）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易经》。1701年4 月，莱布尼茨把自己研究的二进制数表介绍给白晋；同年11 月白晋把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两张图介绍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立即发现六十四卦就是0～63 的二进制数表，六十四卦圆图的结构和他研究的二进制算术是一致的。所以，莱布尼茨对于《易经》中的八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易图是留传于宇宙间科学中之最古纪念物。"在一封信中他说："《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是二进制算术。。。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 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①二进制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所采用的主要进位制。
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博奕活动中，为了进行筹划，"运筹"的思想有所发展。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他所著《孙子兵法》中就提出过以弱敌强要以"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的策略。这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兵力，用集中的兵力攻击分散之敌，形成局部"我众而敌寡"的形势，以取得以少胜多的结局。这个策略后来也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膑所运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战国初齐国大将田忌与齐威王以千金（1000 斤铜）为赌注进行赛马的事。各人都有上、中、下马各一匹，而田忌的三匹马都稍逊于齐威王的三匹马。孙膑向田忌提出对策：以己之下马对人之上马，以己之上马对人之中马，以己之中马对人之下马；结果田忌输了第一场而赢了后两场，以一场的失败换取了全盘的胜利，这是对策论中争取总体最优的一个范例。
（四）墨家和名家的数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实用数学知识丰富积累的基础上，人们也开始探讨一些抽象的数学理论问题，这种探讨在墨家和名家的著作中有较多的反映。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参加实际的生产活动，从生产技术活动中提炼出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在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传本中，有《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合称《墨经》，是墨翟和他的门人弟子所著，大约写于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前3 世纪之间，其中包含了有关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一些论题。在文字叙述上，［经］提出论题，［说］则对相对应的经文作出解释。
在《经上》和《经说上》中，记载了墨家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形学）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包括以下有关的定义和说明："平"（同高）；"直"（"参也"，即三点共线）；"体"（"分于兼也"，即部分之和）；"同长"（"正相尽也"）；"中"（对称性形体中心）；"圜"（"一中同长也"）；"方"（"框隅四观"）；"倍"（"为二也"）；"厚"（立体）；"端"（点）；"间"和"■"（"间虚也"）；"盈"（重合、涵容）；"撄"（相交）；"仳"（比邻、连接）；"次"（二相等形的迭合
① 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译文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 年第3、4 期，1982 年第2期。
或二形体相次）；空间的"有穷"、"无穷"和时间的"始"等。这些论述虽然主要是关于数学名词的界说和定义的文字，但却包含有丰富的数理科学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有不少内容与古希腊大约同时期的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极相符合。
在《经下》和《经说下》中，有关于"十进位值制"和用两种方法（"进前取"和"前后取"）分割线而得到"不可■"的"端"的说明。
在《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名家惠施和公孙龙等辩者所提出的一些与数学思想有关的论题，这些论题是：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③"矩不方"；④"规不可以为圆"；⑤"飞鸟之影未尝动也"；⑥"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⑦"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第1 条中的"大一"和"小一"，从物理学的角度可理解为"宇宙"和"原子"；而从数学角度来说，"大一"可理解为空间、时间的整体，"小一"可理解为空间的"点"和时间的"瞬时"。第2 条中的"无厚"可理解为几何学里的线和面，它们都"无厚"而"有所大"。惠施断言，积累线不能成面，积累面不能成体，这种认识比《墨经》更为深刻。第3、4 条中所说的"矩"和"规"是画方和画圆的工具，但用工具画出来的方和圆与它们的几何定义是不会严格相符的。
第5 条说鸟在天空飞翔的过程中，每一瞬时都会在地面上特定的位置形成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是没有移动的，这和第6 条所说的"飞矢"的情况一样。射出的箭每一瞬时都占有空间的一个特定位置，因而在该瞬时可以说是静止在这个位置上的，但它同时又正在离开这个位置，这就是"不行不止"的状态。公元前5 世纪，古希腊学者芝诺也提出过"飞矢不动"的辩题，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否定运动的真实性，以论证一切存在都是静止。而名家的这两个论题却没有否定运动的真实存在，只是深刻地揭示了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即动中有静，静不抑动。
第7 条中的"棰"同"■"，是古代一种策马杖。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其所剩下的长度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是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物质是连续的和可以无限分割的。从纯数学上说，这个命题相当于■虽然L 可以无限地趋近于零，但无论n 为多么大的数，L 却永远也不会等于零。
六、地理学的初步创立殷商时代的控制范围已由原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长江以南，北面到达内蒙古的河套以北地区。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势力影响的范围又向北、向西、向南扩充。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由于疆域的扩大，生产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商贸的繁荣和列国争霸，诸侯之间的战争和联盟以及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地理眼界大为开阔，对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积累了大量的地理资料，地理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地理"这个名词，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周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迄今所知我国古代"地理"一词的最早应用。据唐代孔颖达解释："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表明"地理"一词是指山河大地的地表形态。至于研究地理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管子·形势解》中强调，人们的活动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即不能违反天时，破坏地利，不然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礼记·礼器》篇也指出："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孔颖达解释后一句话说："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麦稻是也"，指出了地形条件与农作物种植的密切关系。可见，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一）地理著作为了对积累起来的地理资料进行初步的综合整理，以服务于生产和政治、军事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管子·地员》和《五藏山经》等。虽然这些著作都不以"地理"命名，但都从不同方面对区域地理作了有意义的论述。其他如《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孙子兵法》、《考工记》等古代典籍，也都记述了一些属于地理知识的内容。
1. 《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概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禹本人或禹时代（约公元前21 世纪）关于禹治水过程的一部记录，同时穿插说明了与治水有关的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以及把贡品送往当时的帝都所在地冀州的贡道。经近人研究确认，《禹贡》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 世纪前后，即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基本上是依据孔子时期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知识编写而成的。
《禹贡》中所谈到的中国当时的地理疆土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以及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和山东半岛，西面达到渭水和汉水的上游，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中南部。《禹贡》全篇只有1200 字左右，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个部分组成。"九州"部分主要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如把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以东、河南黄河以北、河北黄河以西的地区划为冀州；把山东济水与河北黄河之间的地区划为兖州；把湖北荆山与河南黄河之间的地区划为豫州等。这种区分具有明显的地理学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只以少数山川表明九州之间的分界，其山只限于岱（泰山）、华、荆、衡，水只限于河（黄河）、济、淮、黑水和海，岱、华只有定点的作用，黑水本身部位不明，所以九州的区界不很明确，只是提供了一个约略的范围。
按照禹治水途经的路线，《禹贡》对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特产、田赋和运输路线等自然条件，都作了描述，较真实地反映了各个地区的地理特色。如对冀州和兖州的描述，指出了冀州是一种松散的白色土壤，岁收属于上等，有些地方较差，田地属于中等，当地人都衣皮服（皮服可能为贡品）。兖州经过禹的治理，黄河的九条支流都流进自己的河道，雷夏这个地方变成沼泽，■河和沮河在此会合；此州以桑田养蚕，土壤是黑色的肥土，草木茂盛，树木高大，田地属于中等；贡品是漆和蚕丝，在贡品的篮子里有各种花纹和颜色的织品。
对其他各州的描写也都比较真实，如由兖州南下至徐州，此地已呈"草木渐包"的面貌。南方的扬州更是草木繁茂，正确反映了淮河下游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自然景观的变化。
关于水系，说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即沿济河、漯河，可入黄河；徐州则"浮于淮泗，达于河"，即从淮河下游的徐州，可由淮河航行到泗水（古泗水南入淮河），再入荷水（古荷水入泗水）。由于漯河是黄河下游的一个支流，古时济、漯相通，荷水又与济水相通，因而当时兖州、徐州和冀州的水系是相互贯通的。《禹贡》还讲到其他各州与冀州通过水路或某段海路、陆路相互衔接的多条贡道，如青州"浮于汶，达于济"；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扬州"浮于江海，达于淮泗"等。这就把以黄河为中心，主要利用水道通向帝都的水陆交通网络清晰地描绘出来。当然有些贡道的描述既不准确，也不实际。如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就是无法通航的。
《禹贡》根据土壤的颜色和性状，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这是有一定分类价值的。
《禹贡》中专论山岳和河流的"导山"与"导水"两部分内容，是纯粹地理的内容，它们开创了我国关于区域地形的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导"字被认为是"治理"的意思，以与禹治水的史迹相联系。
"导山"按照从北向南的顺序，采取列举山名的方式，把我国的山系分为由西向东延伸的四列。首先把渭水以北和潼关以东的黄河北部的诸山列为一条，从陕西西部的岍山、歧山开始，向东过壶口、雷首、霍山（太岳）、砥柱、王屋、太行、恒山到靠近渤海的碣石山，共12 山。这第一列在冀州境内最长，且多转折。第二列大部分相当于秦岭山脉，从青海的西倾山，经鸟鼠同穴之山、太华、熊耳、外方到桐柏，终于至今无法判定的"陪尾"山，共8 山。第三列从汉水流域的陕西■冢山到湖北的荆山、内方山，终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共4 山。第四列由长江流域的岷山、衡山到敷浅原（可能在今江西德安县境内）共3 山组成。这四列山都是由西向东延伸，而且西部集中，东部分散，正确反映了我国西部多高山，东部多平原的地形特点。四列可再细分为九段，即"导九山"。因当时平地为洪水所淹，故要在山地循行，"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形成沿大山行走的九条大道。一道沿岍、歧至荆山到黄河为止；一道从壶口、雷首到太岳；一道由砥柱、析成至王屋山；一道经太行、恒山、碣石山入海；一道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一道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道■冢至荆山；一道岷山至衡山；一道内方山到大别山。后来马融将它分为三条，即导岍为北条，西倾为中条，■冢为南条。这就是反映我国古人对山地地形认识的"三条、四列、九山"学说。汉代以后学者关于"山脉"的"三条四列"思想，概源于《禹贡》。
"导水"部分被认为是《禹贡》地理的精华。它按照先北后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顺序，对九州向靠近黄河的帝都贡赋所经过的水道中的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支流和入河口等作了描述，开我国水文地理的先声。
《禹贡》首先讲到的是雍州的弱水和黑水。弱水是甘肃张掖西部的一条内陆河。"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说明了它北经合黎山，流入巴丹吉林沙漠，这大致是正确的，也符合干燥地区内流水道的特点。但所说"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则是不真实的。从《禹贡》原文看，黑水似乎是从雍州西部南流经过梁州而流入南海的，这很难找到实地根据；文中提到的"三危"山也只是传说中的山名。所以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根据传闻写成的。接着讲到黄河、汉水和长江。关于江、河的发源地，文中说到"导河积石"和"岷山导江"。积石即青海的积石山，说明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已知黄河源在青海境内了。但由于对积石山以远地区的情况尚不了解，所以对黄河的了解未能达到最上源。至于"岷山导江"一句，本意是说禹治理长江时曾到达岷山，但包含有长江发源于岷山之意。由于金沙江源远流长，加之山高水急的阻隔，当时人们对它的状况还不了解，所以未把它看作长江的主源，而把远在东边、水量颇大的岷江看成为长江的正源，这是对长江之源认识过程中一个可以理解的历史曲折。关于汉水，由于了解较多，所以写的也较详细。对于当时独流入海的济水和淮河，《禹贡》指出前者"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被认为在冀州境，入于河的济，又从地下潜流到荣而为泽，再伏潜而出于陶丘北，这才是真正的济水。《禹贡》对济水与汶水以及淮水与泗、沂二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叙述。《禹贡》最后讲到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水和洛水，对于它们的发源和它们入黄河所汇的支流，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它不受诸侯割据形势的局限，把广大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以帝都为中心，向外扩展。500 里之内的地带为"甸服"，即王畿；再向外500 里之内为"侯服"，即诸侯领地；再次为"绥服"（已绥靖地区，即中国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区）。这表明了赋制和政治文化影响随距离帝都的远近而不同的事实。但由于所言的范围远超过当时实际了解的地域，对四周边缘地带只能作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的粗略交代，不过还是正确地指出了我国东临大海、西北为沙丘移动的沙漠的事实。以上这些内容，充分体现出《禹贡》在我国地理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我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而且它关于九州区划、山岳关联、水道体系、交通网络以及土壤、物产、景色的描述，都体现出明确的地理观念，所以它对我国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管子》《管子》一书传说是春秋前期齐国的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 年）
所著，但实际上内容庞杂，绝大部分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的情况。《管子》一书中的《地图》、《地数》、《地员》和《度地》等篇，都涉及到不少自然地理学的内容。这些篇章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有关地图、植物地理、植物生态、找矿等内容，将分别在他处叙述，这里仅就《地员》篇和《度地》篇中一些地理内容略作说明。
《管子·地员》按照农业生产的情况，对地形类型作了分类。由于当时不少地方是在山南向阳坡地进行开垦，整平高地和低地，引灌泉水进行耕种，所以《地员》篇把丘陵地分为15 种，山地分为5 种。《地员》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即"九州之土"。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特性，结合地貌、高度、坡面、水文和植被等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等级，每一等级再分为六"物"，每一物又以赤、青、黄、白、黑分为5 种。如上土包括五粟、五沃、五位、五■、五壤、五浮；关于五粟再分说其土区所长的许多草木、渔牧的发展以及人和泉。这种区分方法当然带有形式主义和烦琐的弊病；对任何一"物"也未讲清土质本身的特征以及不同土色有何本质的差异。不过，这种分类还是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的，大体上符合土壤性质的实际情况。如所谓"群土之长"的"息土"，就指出了它具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特点。而被列为"下土"之一的"植土"，则是一种重黏土，遇水而散，干燥即裂，当是一种贫瘠劣土。
《管子·度地》篇提出了治水的重要性，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包括水、旱、风雾雹霜、疠和虫，而"五害之属，水为最大"。接着又根据水的大小远近、来源去路，将水分为"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进而还指明了各种水道的特点，并提出"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以及"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的治水思想。关于"扼水"的方法，提出"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这反映了当时筑堤土功的经验。
《度地》篇还包括有由于河水与河床的相互作用而使河道发生演变的论述。说水之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杜"意"冲"，说明在河床弯曲处河水会冲击河岸使之崩塌，河水本身也会由于受激而跃动，因而流向偏斜，产生环流和旋涡，冲刷河床而挟容泥沙，泥沙在缓流处沉淀堆积，则会阻塞河道，使水道迁移；迁移中由于不断受到新的阻碍而继续变动，河水就不循旧道而妄行了。《度地》对于河道演变的复杂作用和变动过程的这种规律性的概括与论述，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3. 《五藏山经》《五藏山经》是《山海经》中最古老、地理学价值最大的部分。西汉末年才通行于世的《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而山经大约是战国后期写成的，包括五篇。在其结尾处有"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居地也，言其五藏"，因此早期以《五藏山经》之名通行。所谓"五藏"，可能兼有书分五篇，地分五区之意。今本《山经》之末有一段类似于"跋"的文字，说《山经》编写的目的是为"国用"；又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之所起也。"这段文字被认为是汉代添加的，但所举"出铁之山"远多于"出铜之山"，正是反映了继青铜文化之后，铁器盛行时代的特征即战国中后期的情况。
《五藏山经》全文15000 多字，山名347 个，它把我国的山地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走向系统，每个系统中的许多山又被分成若干行列，即若干次经，依次分别叙述它们的起首、走向、相距里数和结尾。"山经"含有今天所说的"山脉"之意，不过当时还只有把山隔成行列的概念，而缺乏山势连绵的意义。《五藏山经》中有些山名今天仍在使用，但由于原著对五大系统中各个山列的方位、距离的说明不够准确，加上一些虚构、夸张的内容，造成后人的许多误解和争论。不过，山经中有关地形的描述，基本上遍及我国各地，还是反映了战国时代已经认识到的"天下"形势。
《东山经》论述的范围大致在今山东省至苏北、皖北，东至于海。①其中
① 《山经》论述的范围，参看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包括46 座山，由西而东分成四次经，大致都呈由北而南的走向。
《北山经》论述的范围在今内蒙以南、贺兰山以东、河套以北，南起山西中条山，东至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部），北至内蒙阴山以北，不包括内蒙和辽、吉、黑等省，也不包括河北省中、东部。有山87 座，由西而东分成三次经。其中不少山名今仍可考，不过夸大了各山之间的距离。文中所说的管涔山、漳水、滹沱、洹水、滏水、沁河等名，至今沿用。
《西山经》论述的范围在今秦岭以北，甘肃、青海湖一线，新疆东南角，包括河西走廊，不包括罗布泊。北至宁夏盐池西北、陕西榆林东北一线，东至陕西黄河界。有山77 座，由南而北分为四次经，大致分布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大峡谷以西。
《中山经》论述的范围大致在巴、蜀和以东的湘、鄂、豫部分地区，不包括今滇、黔、桂等省，叙述最为详细，可能是作者最熟悉的地区。包括97座山，分为十二次经，基本上都为东西走向。
《南山经》论述的范围为今浙、闽、赣、粤、湘等省，不包括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有山40 座，由北而南排为二次经，皆为东西走向。
《五藏山经》通过这五大地区，基本上对遍及我国各地的地形作出了记述。在各个山列的记述中，又详略不一地论述了各地的水文、地貌、动植物、矿物、特产以及神话传说等，记载了许多非常宝贵的自然地理知识。
关于水系，《五藏山经》首先记述了作者最熟悉的现今晋、豫两省交界地区的水系分布，然后又相继说明了其他地区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山列的叙述中，都联系到了发源的河流，说明它们的流向、归宿、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以及有关的湖泊、沼泽等。《五藏山经》共记述358 条河流和湖泊，粗略地勾划出了北自黄河、海河流域，南至长江中下游的水系分布状况。
关于黄河之源，《北山经》称："敦薨之水，流入■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又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这似乎是想突破"导河积石"的传统说法，把黄河之源推向积石山以远地区，以夸大河源遥远，但又无把握说得太确切，因而把昆仑山以北很远的罗布泊水系与昆仑山之东的黄河水系不切实际地混连起来，把前者当作黄河的上源。这当然反映了当时地理考察的局限性，不过这个错误的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颇大的。
关于长江之源，《中山经》的中次九经把"岷山之首"称为女凡之山，其水是"东注于江"的支流，"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这是沿袭"岷山导江"的说法。
《五藏山经》关于其他地貌的描述也十分丰富。如南次三经所说南方岩溶洞穴："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辄入，夏乃出，冬则闭。"南禺之山指粤北英德一带石山，属峰林石山地形，石山脚下多有落水洞穴，春季雨水注入，夏季多雨使地下水位升高而由洞穴流出，冬季干旱无水。关于河水潜流现象，如"白沙之山。。鲔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灌山。。郁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关于北方河水的季节变化，如"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关于东部地区的涌泉现象，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关于流沙，有"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南望昆仑"。这是指塔里木盆地内版社1982 年版。
的沙漠地形。《五藏山经》还有关于火山的记述，如《西山经》中称："南望昆仑，其光熊熊"。这是讲昆仑山的火山现象，昆仑山至今仍有活火山存在。
《五藏山经》对不同地带动植物的记述，也很符合实际。如对西部高山地区的描写："申首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南山经》中记有"多桂"、"多象"、"多白猿"等，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的特点；《中山经》则有"多桑"、"多竹箭"、"多漆"等，反映了黄河以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特点；《北山经》有"多马"、"多橐驼"的描述；《西山经》有"多松"、"多犀兕熊罴"等；《东山经》写东部沿海地区"多茈鱼"、"多文贝"等。《五藏山经》还记载金属矿产地点170 多处和许多玉石的产地。
秦汉以后，人们又将《海经》九篇和《大荒经》四篇与《五藏山经》一起编成《山海经》。这两部分虽然提到一些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如《海内北经》和《海内经》讲到朝鲜），但大都不准确。文中反而包含过多的神话传闻和离奇怪诞的内容，所以地理学价值不大。
4. 其他著作中的地理知识《穆天子传》是一部神话式的、但却具有一定地理学价值的著作。此书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 年）河南汲县民不准（人名）盗发古冢所得，皆竹简素丝编。汲县是战国时魏地，此书出自魏惠王子令（魏襄王）之冢，当为公元前299 年魏襄王去世时的陪葬品，所以它应写成于此前，即公元前4 世纪。
《穆天子传》系小说体裁，追述西周时代的第五位君王周穆王满（公元前1001-前952 年在位）三次出游的经历。全书共六卷，前四卷叙述主要转向西方的远游，后二卷叙述两次向东的出游，三次都以南郑为归宿或出发点。这些叙述明显带有神话性质，特别是前四卷所述西游的故事。如说穆天子的"八骏之乘"由造父等四人为御，一日走千里。另如卷二"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卷三"天子宾于西王母，。。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等，显然都是神话。不过，结合着天子的饮宴、射猎、钓鱼、短途旅行等活动，大量叙述了这位天子所游历的高山、江河、沙漠、特殊氏族等，反映了我国大西北山川的形势，其中不少都大致可考。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已达到的地理视野。
极可能是战国后期编成的文字训诂类书《尔雅》，其中的《释天》、《释地》、《释丘》、《释山》和《释水》诸篇，都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与地理有关的内容。《释地》篇的"九州"条略去了《禹贡》中的梁州，而增加了"燕曰幽州"，将《禹贡》中的青州改为"齐曰营州"；各州的分界不再用山或海，而统用河、江、汉、济四水。关于城市四周远近不同的地带的称谓，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城市发展的状况及城野差异的扩大。关于不同地形的区分，文中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湿"。原、坂（阪）、陵、阜等名称至今在我国西北地方仍沿用。《释丘》篇中把丘按外形分为4种，即"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地理地貌条件，把丘又分为更多种。《释山》篇中称一重的山为"坯"；"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岭"；"大山恒"，"独山蜀"。今天不少山仍用这些名称，如"大坯山"、"恒山"、"嵩山"、山东南四湖区的"蜀山"等。此篇的末尾，提出五岳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霍山即天柱山，到汉初尚被称为南岳。《释水》篇中有关于大水与支水的分级："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关于河流在河床中的堆积地形或河谷地貌，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小■曰■，小■曰坻，人所为为■"。
于公元前240 年前后成书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述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它采用战国早期的九国作为九州的标记，并把以周为标志的豫州列于第一位，其他有冀州（晋）、兖州（卫）、青州（齐）、徐州（鲁）、扬州（越）、荆州（楚）、雍州（秦）、幽州（燕）。这里把九州的划分作为地理分区的概念，是地理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其他在《周易》、《诗经》、《周礼》、《左传》、《孙子兵法》、《考工记》等早期著作中，都有不少属于地理学方面的内容。
（二）大地水陆分布及域外地理的认识春秋时期，华夏民族主要活动的地区仍在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河、汉之间的地区，地理视野还是狭小的。所以当时人们把对东方的"海隅"和"海表"的认识加以扩大，产生了四方皆为海的设想，把"海"看作是世界四周的边际。
战国时期，由于四周诸侯的疆土日益拓展，各个民族接触频繁，地理视野空前扩大，于是就产生了"九州"、"四极"的概念。《禹贡》、《吕氏春秋》、《周礼》和《尔雅》中各自都有关于"九州"的说法，相互并不一致，不过还都属于对已认识的地理区域的划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国的邹衍提出的一种"大九州"的猜想，说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是一种以盖天说为基础而对世界大地水陆分布的大胆猜想。
"四极"之说更能反映当时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这是在对东方海域、西北方大沙漠认识的基础上，对北方（朔）和南方的一种类推性猜测，即北方亦至于流沙，南方亦至于海。《楚辞·大招》进一步描述"四极"说："东有大海，溺水■■只"，"南有炎火千里"，"西方流沙，漭洋洋只"，"北有寒山，■龙■只"。《山海经》还记载了许多国名以及怪异的动植物和种族，多数属于神话传说和想象，但也包括一些实际的地理知识①，如黑齿国、■题国，可能是南方的一些部族；钉灵之国，可能指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端玺■国可能就是敦煌。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讲到有人考证《山海经》中提到的文身国可能是千岛群岛有文身风俗的部落；白民国和毛人可能是指阿伊努族（Ainu）；郁夷国则是西伯利亚"有恶臭的未开化部落"。
战国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还产生了"三神山"的传说。《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写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60 页。
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三神山"之说，也反映了人们对东方远海地理知识的追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 年派方土徐福（徐市）率庞大的航海船队和童男童女数千人，由山东半岛出发，入海求"不死之药"，船队经过朝鲜而最终到达日本。（三）地 图地图以简明形象的特点，表示出地表的地貌和各种地理形象，是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有效手段。相传我国在夏朝就铸造过九尊大鼎（夏鼎），将九州的川泽山林、草木、禽兽等皆绘铸其上，以使人们了解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致远行时遭受意外的伤害。这个传说虽然无从考证，但我国在夏代或更早时候就出现了绘有表示山川分布的原始地图，是完全可能的。
从古书中有关地图的记载，可知地图的绘制多是由于政治、军事和生产等多方面的需要。
《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初年成王即位后，先后派周、召二公在洛河流域建新城。他们通过对洛河的两个支流涧水、■水附近的考察和占卜，"■来以图及献卜"。"■"即使者，将部位图和卜辞一并献给成王，后来就在这里建成王城和成周两座新城。
《论语·乡党》谈到孔子的行为时，有"式负版者"一语。"式"指表示敬意，"版"是刻在木版上的一国封疆图版。这大概是后来表示国家疆域的"版图"一词的来源。这种地图，常有专人背负运送，说明春秋末年这种"版"已普遍使用。
大约于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也有认为是西汉末年的伪托之作）中，有关使用地图的论述特别多，所载地图的种类至少在7 种以上。如有关于户籍的；有关于全国行政区域的"天下之图"；有关于山川林泽分布的；有关于矿产分布的；有关于道路交通的；有关于墓域的；甚至还有用地图作为打官司的凭据的。《周礼·地官司徒》称："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这里不仅说明当时已设有专门保管地图的官职"大司徒"，而且还说明了地图的用途和主要内容。
《管子·地图》突出说明了战国时期地图在军事上的主要作用，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这段精彩的论述，说明当时的地图对地形地物的表示已很完备，内容也很丰富复杂；而且可以想到，这种地图的绘制，必定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尺并使用多种符号和说明方式作出的。《战国策·赵策》记载，苏秦以合纵游说赵王时说："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能从地图上看出地域大小的倍数，肯定这种地图是按一定比例尺缩绘制的。
1978 年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更证实了战国时期的确已按比例尺绘制地图了。图中各个"堂"之间的间隔，"丘足"与"堂"之间的距离，所标注的数字与图示的大小基本上呈现1∶500 的比例；与实际墓地相对照，还可知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这些史料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地图的使用不仅已经很普遍了，而且地图的测绘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七、农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一）重农思想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铁制农具的出现和推广使用，同时借助于牲畜动力，对推动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开拓也逐渐取得进展。一家一户独自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生产谷物为主，种植桑麻和饲养豕、鸡、犬等小家畜为副业，形成了以五谷、桑麻、六畜为轻重次序的农业结构。由于可以做到深耕，多锄、及时施肥灌溉，并创造了畦种法、复重轮作法，进一步挖掘了土地的生产潜力，开始形成了我国农业生产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在谷物种植上，由于技术能力的提高，过去地位次于黍（黄米）、稷的粟（谷），栽培面积逐渐扩大，取代了黍、稷的地位。黍、稷的种植地区则向北推移。但由于当时抵抗旱灾的能力还没有很大提高，防旱的主要措施就是在栽培粟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同时，搭配播种一些耐旱"保岁"的大豆（大菽），而且大豆的播种要达到每人五亩的面积。《管子》称，"菽、粟不足"，民就会有饥饿之色；《孟子·尽心上》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即谓"圣人治天下"必须使菽、粟的生产达到用之不竭的水平。后来由于冬麦栽培技术的发展和种植面积的扩大，终于形成了菽、粟、麦三者并重的粮食生产组合格局。
冬麦栽培技术的推广所引起的一个重大改变，是部分地区过去一年一熟制开始走上复种轮作的道路，即把冬麦和一些春种或夏种的作物搭配起来，采取一些适当的技术措施，在一年或几年内，增加种植和收获的次数。春秋期间，"嵩山之东，河汝之间"，即今河南中部地区，已可以"四种而五获"①，即四年五熟。到战国时期，《荀子·富国》称，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即达到一年两熟。这是我国古代在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业主产的提高，也反映到诸子百家的著述中。这一时期既出现了如许行一样专门谈"神农之学"的农家学派②，也出现了专门的农学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前者为"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而作的，后者据东汉人应邵所说是"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③。它们当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可惜都散佚无存了。今天仍能见到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以及散见于其他先秦典籍中的零星资料。这些论述大体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水平。
1. 重农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农本论"为特色的重农思想，即把农桑耕织看作"本业"，把商贾技巧看作"末业"，崇尚本业、抑制末业的思
① 《管子·治国》。
② 见《孟子·滕文公上》。
③ 以上均见《汉书·艺文志》。
想。《管子·王辅》称："强本务，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管子·治国》称："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这是农本思想的代表性论述。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农本思想，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想，而是兼具政治的和军事的多种内容。从经济上讲，"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①。即只有发展五谷、桑麻、六畜的生产，才是国家致富之本。从政治上讲，《管子》指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所以，重农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从军事上讲，《管子》指出，粟多则国富、兵强，才能战胜、守固；相反，如果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
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农业生产三大要素的"三才"
思想，在春秋时期已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用"三才"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荀子在谈到致富之途时就指出，只有"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才能"财货浑浑如泉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反之，如果失掉天时、地利、人和，就会使"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吕氏春秋·审时》篇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就在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中，把人的因素放到了首要地位，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从等待自然恩赐，向主动地去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方向迈进了。"农本论"在农业生产上的表现之一，就是"集约经营"思想，即提高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战国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就表现出了集约经营的特色。李悝在魏国为相时，就曾对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说："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约合今六升）"（当时的一亩约合今三分之一亩）。《吕氏春秋·上农》篇更突出地强调了集约经营："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这是要农民起早贪黑，以大强度的劳动去努力增产；并规定"上田"每个劳动力要养活9 个人，"下田"每个劳动力要养活5 个人，牲畜的饲料还要包括在内。这样的劳动生产指标，是相当高的。
2. 精耕细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制造了铁犁，推行了牛耕，从而为深耕细作创立了物质条件。到战国时期，深耕的提法已遍见于各种典籍。
在西周时代，我国就很重视中耕除草和农田管理。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动力的推行，中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渐形成了"耕耨结合"的耕耘体系。"耕"主要指播种前的基本耕作，"耨"指作物生长期间的中耕管理，特别是锄草。当时诸子的著述中多有"耕耨"连述的，或者"耕■"连述、"耕耘"连述。《韩非子》中称："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吕氏春秋·任地》称："五耕五耨，必审以尽。"都强调了耕种之后要精细地锄多次，尤其在干旱时要锄地，即"人耨必以旱"，以使土壤疏松，减少水分散失。这种重视中耕除草和加强田间管理的措施，成为我
① 《管子》。
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为了利于涝时排水和干旱时保墒，《吕氏春秋·辨土》提出整地时"■（垄）欲广以平，■（沟）欲小以深"，这样就可以使作物"下得阴，上得阳"。在《任地》篇中更明确地描述了当时已实行的"畦种法"（垄作法），即"上田弃亩，下田弃■"的栽培方法。这是说在高田旱地或雨水稀少的地区，墒情不足，应该把庄稼种在沟里，即"种垄沟"的"低畦栽培法"，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并防风；而对于低湿田，水分过多，要把庄稼种在比较高而干燥的垄上，即"种垄台"的"高畦栽培法"。这是根据地势的不同，合理进行田间作物布置，以保证"上田"、"下田"都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科学方法。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汉代以后又发展了"代田法"和"区田法"。3. 多粪肥田和土质改良我国古人很早就对土壤的肥力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国语·周语》上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的说法。"膏"即指肥美的养料，"土膏"当然是指土壤的肥力。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人们就知道了土壤具有肥力这一基本特性了，而且还把"土膏"看作是"动"态的，即可以改变的。《禹贡》按肥力的高低把全国的土壤分为3 等9 级；《管子·地员》更进一步把全国的土壤分为3 等18 类90 种，这是世界上土壤分类研究的最早成果。《周礼》中有"草人掌土化之法"的说法，汉代郑玄注曰"化之使美"，即通过人的垦耕熟化，使土壤肥美起来。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土壤的肥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可以通过人的活动来加以改造。
如何提高土壤的肥力呢？在春秋时期以前，主要靠休闲来恢复地力，施用肥料还不是普遍的方法；而到春秋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周礼》记载当时已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和"再易之地"的区分，就是有连年种植不休闲和休闲一年、二年的土地。这不休闲的耕地显然要靠人工施肥来保持和提高其肥力了。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孟子·滕文公上》中有"粪其田而不足"的记载；《荀子》更提出"多粪肥田"，并说这是"农夫众庶之事"；《韩非子》有"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的说法。《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弃灰于道者刑"的规定，即把可以作为肥料的灰抛撒在路上的人要被治罪，说明对肥料的珍视。《吕氏春秋·任地》提出："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意思是说你能把粪便藏于田地而使它在土下不断发挥肥力作用吗？这说明当时已有了关于施肥的技术和学问。正是因为有这种基础，《任地》才能明确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即可以用人力改变土地的肥瘦。文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意思是说土壤耕作的基本原则，过于坚硬的要使之柔软，过于柔软的要使之坚硬些；休闲过的要种植，种植过的要休闲；贫瘠的要使它肥沃，过于肥沃的又要控制调节；过于致密的（粘土）要使它疏松，过于疏松的（沙土）要适当致密些；过湿的要使之干燥，过于干燥的又要使它湿润。这五项处理原则，包含了土质改良、轮作养地、施肥保墒等丰富的技术内容，为合理使用土地、提高土壤肥力和增加产量提供了保证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土地的较高产量。《荀子·富国》说"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吕氏春秋·适威》也说："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这都是说当时已可使产量为播种量的百倍。或许这有些夸大，不过当时农田产量较高还是可信的。
4. 防虫除草采取多种耕作措施来防治害虫、清除杂草，在春秋战国时期积累了不少经验。
通过深耕细作来消除杂草和减少害虫危害，是一个基本措施。
《吕氏春秋·审时》中总结了适时种植的麻、菽、麦抗虫免虫的经验，得出了"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青病）"的结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凡农之道，候之为宝"的科学真理。
（二）动植物形态、分类知识1. 动植物分类思想的产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治理好农业，并充分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就需要具有关于辨别不同动植物类别的知识。所以，关于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的知识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不小的发展。《周礼》在关于西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论述中，提到了所设置的一些专管农业的官吏，他们就有辨别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类别的职责。这说明辨别不同动植物的种类，当时已成为与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了。
如何对生物进行分类，当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分类原则，但是人们从生活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中，特别是基于对动植物形态认识的深化，还是逐渐形成了一些分类原则。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种分类方法①：①按照毛色分类。如黄牛、幽牛；白羊、黄羊；马有■（黑色马）、■（金色马）、■（赤色马）、骐（青骊色马）等。植物也有以色泽区分的，如粟有■（赤苗）和芑（白苗）之分。
②按照体形大小分类。如大兕、小■等。
③按照雌雄性别分类。如牡（公牛）、■（公羊）、■（公豕）；牝（母牛）、■（母羊）、■（母豕）等；大■有苴、■之别。
④按照功能、用途分类。如马有种马、道马、田马、驽马等。
⑤按照外形特征分类。如牛与羊以其犄角之大小区分；虎与豹有条形斑纹与铜钱斑纹之区分；龟鳖类体被介甲，鱼蛇类体被鳞甲等。植物有"木"本和"草"本的基本区别。
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动植物直观的形态特征为依据的。战国后期，随着动植物分类知识的增长以及后期墨家学派逻辑分类概念的形成，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了"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的观点。荀子发展了后期墨家"类"的思想，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的区分概念级别的方法。"大共名"即泛指一切物的最高类的名，如"物"；"大别名"即泛指某一类事物之名，如"鸟兽"。更进一步愈来愈细致地进行区分，达到"别则有别，至于无别"，最终"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就是个别事物的名了。荀子的这种具有逻辑学特色的分类思想，对生物学分类工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荀子·王制》篇中，荀子对自然界的事物作出了如下的分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是根据当时的"元气"本体论学说，以"气"、"生"、"知"、
① 参见芶萃华：《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科技史文集》第4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年版。"义"作为不同级别的"共则有共"、"别则有别"的标准，将自然事物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大类，有生命的（生物）又分为无感知的（植物）和有感知的（动物）两类，动物中又分为有义（理性）的和无义的（禽兽）两类。这种分类同时也给非生物、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下了定义。这就将前人经验性的分类方法上升到了理论性的分类思想。
2. 动植物的具体分类在具体的动植物形态、种类的认识和分类方法上，春秋时期都有所进步。《诗经》中记载的动植物约有250 余种，如农作物就有禾（粟）、稷、黍、麦、牟（大麦）、稻（■）、菽（大豆）等；蔬菜有葵（冬寒菜）、■、瓜类等；果树有枣、郁（郁李）、■（欧李）、杏等；经济树种有榛、栗、椅、桐、梓、漆等。动物有熊、狐、狼、鹿、雁、鸿、鸳鸯、鹈、仓庚、鲤、■、鲔、鲂、鲨、■、蛇、蜉蝣、莎鸡、蟋蟀、斯螽、蜩、螗等100 多种，其中鸟类有70 多种，昆虫20 多种。
《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的分类方法。"土会"即计土征纳贡赋，"五地"即各种不同地形。其中首次出现了"动物"和"植物"两个名词，而且分植物为■物（指柞、栗等果实有壳斗之属）、膏物（指生有橐韬的莲芡之属）、■物（指梅、李等核果类）、荚物（指生有豆荚的植物）、丛物（指"萑苇"之属）五类。这是根据果实的形状对植物所作出的最早分类。
关于动物，文中分为毛物、鳞物、羽物、介物与■物五类。毛物指虎豹之属，即兽类；鳞物指鱼类；羽物指鸟类；介物指龟鳖之属；■物指人类。按照现在的分类学观点，这五类都是脊椎动物。《周礼》中的这种分类方式，与现代把脊椎动物分为"人"、"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鱼类"基本一致。
在《考工记》中把动物分为"大兽"和"小虫"两大类。在谈及雕刻工匠（梓人）关于动物造型的创作时称："梓人为■■。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者、羽者、鳞者。。。外骨、内骨、■行、仄行、连行、纡行，以■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文中所说作为"宗庙之事"的牺牲的"脂"、"膏"二类，是根据用途定类的，没有分类学的意义。其他三类（■、羽、鳞）都是脊椎动物。结合于《周礼·地官》所述，"大兽"应包括这三类和毛、介两类脊椎动物。上文后半段讲的都是昆虫的形态，包括具有外骨骼和内骨骼的，有不同行动方式的，有以口、腹侧、翅和后足腿节发音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小虫"当指以昆虫为主的无脊椎动物。因此，《考工记》实际上已将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这是动物分类上的一个进步。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了。
战国以来，人们对动植物形态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入，因而在关于动植物形态、器官的描述以及动植物分类原则和分类系统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在战国后期成书的训诂之作《尔雅》中，《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诸篇，集中概括了这一时期积累下来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也成为一种分类系统。
《释草》、《释木》两篇，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中著录草本植物190 余种，木类中著录木本植物70 余种，两类中主要都是种子植物。此外，草类中还有菌藻类和羊齿类；木类中还包括"寓木"，即寄生植物。在《释木》篇中，把木本植物区分为"小枝上缭"的"乔木"，"族（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三类。乔、灌二词至今沿用。
在具体的分类中，《尔雅》注意把形态上相似和亲缘上相近的排列在一起。如把山■、山葱、山蒜这些山野生的百合科植物，蘩、蒿、蔚等菊科植物，芑、■、■、■等禾本科植物，壶枣、酸枣、羊枣、大枣、苦枣、■枣等枣属植物等，分别排在一起，"以类相聚"。《释草》中所说"槐棘■乔，桑柳■条，椒■■■，桃李■核"，则分别以"乔"（枝高耸）、"条"（枝低垂）、"■"（圆形聚合成球的■果）和"核"（核果）等形态特点作为区分槐棘、桑柳、椒■、桃李等植物的分类标志。
《尔雅》把动物（包括低等动物、高等动物和家养动物）区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再以其形状、形体大小、色泽、生态环境的异同作更细致的区分和叙述，从而较清楚地表现出了动物分类阶元的思想。其中所列的"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无脊椎动物；"鱼"为鱼纲、两栖纲、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为鸟纲；"兽"指哺乳类。《释畜》篇中的家养动物可分别列入鸟类和哺乳类。在虫、鱼、鸟、兽以下更详细的分类相当于现代所说的"目"、"科"的分类阶元。
（三）植物生态知识1. 植物与环境随着人们有关植物知识的增加，不仅加深了对植物个体形态的认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植物的生活习性、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植物的分布。
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庄子首先提出了"种有几"①的命题，"几"即环境，是说任何物种都有一定的生长地势、环境和条件。在更早的《诗经》里，就有不少诗句反映了人们对植物与环境的依赖关系的认识。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②，说明扶苏和乔松生长于干爽的山上，而荷花和游龙（马蓼）则生长在低湿的地方。《诗经·大雅·公刘》中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就是说要选择水源充足、湿润的土地，才适宜辟为农田生产粮食。2. 植物与水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对水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甚至水与植物不同器官发育的关系，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管子·水地》篇中称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说明水是植物的根、华、实赖以生长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时人们不仅知道旱生与水生之分，而且知道不同的水分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诗经·小雅·白华》称："■池北流，浸彼稻田"。水稻所需要的正是水可浸苗之地。
3. 植物与土壤、地势关于植物生长与土壤的密切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里也多有论述。《管子·地员》是一篇专门论述土壤与植被关系的文章。它把各地的土壤分为三等、十八类、九十种，分别说明了它们的特性和适宜的作物。如上等土壤中最好的三种是"粟土"、"沃土"和"位土"。粟土无干湿之患和
① 《庄子·至乐》。
② 《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泥泞板结之害，土质疏松，透水、蓄水性好，最适于粟的种植；沃土有五种，干而不坼裂，湿而不积水，持水性与透水性良好，适于植物生长；位土的水是青黑之色，无论高低保水性都很好。上等土还有"壤土"、"浮土"。中等土壤如"塥土""累然如仆累（蜗牛），不忍水旱，。。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说明塥土中有许多象蜗牛状的砾石，不耐水旱，作物产量比三种上等土壤低十分之四。下等土如"觳土"，贫瘠不耐水旱，只适于种植些豆类和果木。在这些论述中，都把持水性、透水性的好坏作为评价土壤的主要标准，这与现代理论是一致的。
关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文称："凡地之所载，纷纷纭纭，无所不有。而重视五土之辨，九谷之宜，盖将以养万民之生，尽万物之性也。""五土"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地形；"九谷"指黍、稷、稗、稻、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粱。说明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动物品种繁多，一定要辨明土质施种谷物，才可获得好收成，养活万民。
《管子·地员》篇还举出一个十分精彩的例子，列举了12 种植物随地势高下的顺序分布，说明了"草土之道"。文中说："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叶（荷）下于■（■或茭白），■下于苋（莞），苋下于蒲（香蒲属），蒲下于苇（芦苇），苇下于■（旱生之苇），■下于蒌（蒌蒿），蒌下于■（胡枝属，扫帚菜），■下于萧（蒿属），萧下于薛（薛，莎草类），薛下于萑（■，益母草），萑下于茅（白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这里从低到高、由"叶"到"■"、"苋"、"蒲"、"苇"、"■"、"蒌"、"■"、"萧"、"薛"、"萑"到"茅"，从深水到高陵，从水生到陆生，准确地说明了水生植物、湿生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在不同地势环境中的分布。现在看来，从"叶"到"苇"是低湿地的草本植物，属草甸土的成土范畴；从"■"到"茅"，是高地的草本植物，属草原土的成土范畴。这表明了"草"与"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有什么土壤，才有什么植物。
在《尚书·禹贡》中，也叙述了"九州"的不同土壤和植物分布生长的关系。如说明兖州（鲁西）为灰棕壤，草茂树高；徐州（苏北与皖鲁交界处）属棕壤，草木丛生；扬州（江、浙、皖南）为湿土，草丰茂，树木多高大的乔木。
4. 植物与阳光、气温、空气对植物生长与阳光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清楚的认识。《诗经·大雅·公刘》中已记载人们规划农田时要选择向阳的地块："既景乃岗，相其阴阳。"阴、阳分别指背阴和朝阳之地。《诗经·大雅·卷阿》说："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说梧桐生长良好的原因在于朝阳。《左传》云："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说明松柏林下阳光不足而草不茂盛。《荀子·劝学》篇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飞蓬是一种菊科野草，在光线充足的地方长势散乱，向四面八方争受光照；而在长得又高又快的大麻间隙里，被迫直立上长，以争取更多的阳光。这里已经认识到了植物争夺阳光的现象，即懂得了无论作物或野草，只有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才能良好地生长。
对于植物的生长与温度的关系，古人最早是根据植物叶子的春萌、夏荣、秋陨的现象认识到的。《夏小正》中已有多处记载。《诗经·豳风·七月》中也有"四月秀■"，"十月陨■"，即四月狗尾草抽穗，十月树叶凋落的现象。
植物需要呼吸，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又需要二氧化碳，所以空气对大多数陆生植物的生长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就知道农作物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使空气流通。《诗经·大雅·生民》和《诗经·王风·黍离》中提到"禾役■■"和"彼黍离离"，都是说禾谷一行行纵直通达，这是为了便于管理和使庄稼通风透气。在《吕氏春秋·任地》中明确提出了"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强调了农田的通风问题；接着在《辨土》篇中指出："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然后具体回答了使庄稼通风（和透光）的方法和作用："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夫心中央，帅为冷风。"这就强调了把作物种成行列的重要性，说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上已普遍实行条播了。不过，大风对植物的生长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如《五藏山经》的东次三经中有："无皋山，无草木，多风。"
地势的高低，地形的起伏，往往使气温、光照、水旱情况及土壤等都发生变化，从而使植物的生态条件也发生综合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植物的分布和生长发育。前面已述及《周礼·地官》中已记载了不同地形上生长的植物的不同；《管子·地员》在谈及九州的土壤时，也讲到了不同地形上植物种类的差异。如"其山之浅，有茏与斥（芹）；其山之枭（阜），多桔符榆；其山之末（半），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这是说山中浅水处有茏芹等水生植物，山阜之地有榆属树木，山腰处有悬钩子属植物，山边上则生长着葫芦科的贝母。
5. 植物分布界线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获得了关于我国第一条植物分布界线的认识。《考工记》载："桔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在《晏子春秋》卷六中也有："婴闻之，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是说桔子只能生长于淮河以南，如果把它移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另一种植物枳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淮河南北的"地气"或"水土"不同，即包括气候、温度、水分、土壤、光照等条件在内的地理环境是有差异的。现在我们知道，在地理学上，秦岭、淮河是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像竹子、茶叶、柑桔等亚热带植物，只有在这条分界线以南才能良好地生长。《考工记》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个植物分布界线的思想，是很可贵的，它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当然，桔变为枳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它们虽同是芸香科，但并不同属，在形态结构、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地理分布上也不相同；它们的叶子也不相似，桔具有单叶，枳则为具有三个小叶的复叶，用简单易地的方法使它们发生转变，是不可能的。另外，在关于植物生态的知识方面，我国古人对植物间的相互关系，也早就取得了不少直观的认识。《诗经》中就记载有植物的寄生现象。如"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施于松上"。①女萝即松萝，附生在针叶树上。
（四）动物生态知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动物生态学的知识，即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观察与概括，有的已初步提高到理论认识的水平。人们认识到，每一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并对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自然因素如
① 《诗经·小雅·頍弃》。
水分、温度、光照等产生一定的反应。
1. 动物与非生物环境的关系很多动物都栖息在山林、水域，这在古籍中有大量反映。如《诗经》中的一些诗句，便说明了鹤和大雁生活在沼泽地，鱼生长于有水藻的池泽，蝉生活在柳树茂盛的地方，黄鸟栖息在灌木丛中。
《荀子·致土》篇也指出："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说明鱼类和鸟兽栖息环境之不同；进而又指出："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反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又说明了环境条件的好坏影响到动物的存亡。
在对动物与水的关系的观察中，人们还发现了动物的形态构造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庄子·骈拇》篇讲到："凫胫虽短，续之则扰；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说凫（游禽）足短，正适于在水中游泳觅食，足长了反而不利于游泳；相反，鹤（涉禽）足长，正适于在浅水中行走捕鱼，足短了则不利于涉水逐鱼了。
关于水对动物的重要意义，《管子·水地》篇把水看作"诸生之宗室（本原）"，说："水，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说明动物靠水才得以正常地生长发育。人们还观察到不少动物对天将雨的反应。《孔子家语·辩政》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足之鸟，飞集于齐宫殿前，舒翅而跳，齐侯怪而遣使请教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此鸟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雨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①商羊虽然是一个被神化了的鸟类，但这个传说却反映了古人早已知道鸟类对将雨的天气会有反应的。
气温对动物生长和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各种动物的活动方式随一年内四季的变更而发生的周期性变化，如候鸟的南北迁徙，鱼类的繁殖和活动范围的改变，兽类的换毛和冬藏等，古人早就有了很多了解。《夏小正》、《尚书·尧典》、《诗经·豳风·七月》以及《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所记载的许多物候现象，都反映了这些知识内容。
关于昼夜以及月望、月晦的变化对动物活动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记载。《庄子·秋水》篇有一段议论说："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鸱鸺为角鹗类鸟，它与一般在白昼活动的鸟不同，夜间视物清晰，可以取蚤而食，白天却什么也看不见，《庄子》把这归为鸟类不同的特性所致。《吕氏春秋·精通》篇还记载了月亮的圆缺变化对某些海洋动物生育活动的影响："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这里记载的蚌、蛤等水生动物体内肉质随月望而充实、月晦而空虚的现象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此类动物的生殖腺在月望时增大，表明生殖期到来。由于古代把月亮和水生动物都看成是属阴的，所以上述这段记载不仅指出月相变化对蚌、蛤生殖活动的影响，而且还推广到月亮对所有水生动物（"群阴"）的普遍影响，即所谓"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汉代以后的《淮南子》、《论衡》等著作中也多有此类记载。发现月相变化对水生动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般说来，动物受地形的影响比植物为小，不过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
①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周礼·地官·司徒》中已提出了不同地形适宜于不同动物的生活，如："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川泽，其动物宜鳞物"；"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原隰，其动物宜■物。"即山林多走兽，江湖多鱼类，丘陵多飞鸟，水边低地适于水居陆生动物，平原地区最适合人类生活。这段论述虽然还较粗糙，也不完全正确，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根据生态学的观点去观察生物界了。
这诸多无生命界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动物也呈现出一种地理分布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我国古人逐渐认识到分布在各地的动物是不同的。《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各个地域动物分布的差异。如《南山经》记载的动物有蝮虫（蛇）、■鱼、犀、兕、象、白猿；《东山经》记载的动物有糜、鹿、虎、蛇、蜃（蚌属）、文贝（贝类）；《中山经》记载的动物有■牛、虎、豹、■羊、■羊、麋■、麂、麝、兕牛、白犀、象、熊罴、■■、白蛇、■、翟、鸠等。《南山经》、《东山经》与《中山经》中记载的这些动物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与所论述的地理位置相符合。《西山经》记载的动物有肥■（蝮蛇）、■牛、毫彘、旄牛、熊罴、鹿、同穴的鸟鼠、■、赤■等，显示了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色。《北山经》记载的动物主要有马、骆驼、牦牛、人鱼（■）等，为草原和干旱地区的动物。《考工记》中还提出了动物地理分布的界线问题，称："■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鹆即鸲鹆，俗称"八哥"，多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各省的平原和山林间。济水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自泺口以下至海。上文说八哥只能留居于济水以南；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不适宜生活在南方较暖的地区。汶今名大汶河，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上文说貉若越过汶水以南，就会因不适应较暖的气候而死亡。济、汶这条古代动物地理分布界线，与现在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古北界里的华北区的南界（秦岭、淮河）大致相当，说明《考工记》所讲的这条动物地理分布界线很有科学价值。
2. 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的古籍里，有不少关于动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记载。《诗经·小雅》中载有关于动物的寄生现象："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即螟蛉的小幼虫被蜾蠃带走的现象。经过历代药物学家的观察研究，才弄清楚这是一种寄生现象，即蜾蠃产卵于螟蛉身上，靠螟蛉身躯长育，最后食之而出。我国古人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寄生关系来防治螟蛉虫害。
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说："导渭自鸟鼠同穴。"这里说的"鸟鼠同穴"是山名，是说渭水流域有鸟鼠同穴的山区。《五藏山经·西山经》也有："（■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尔雅·释鸟》篇解释说："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鼷。"这是最早指出的同穴共居的鸟鼠的名称。这一现象是否真的存在，历史上有过长期争论，因为这个现象多出现在我国西北边远地区，人们知之不多，所以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后来不少人，如后魏时前往取经的和尚惠生，公元607 年隋炀帝杨广和文人牛弘，明代充军甘肃的岳正，清代文人宋琬和方观承等，都亲眼看到过这一现象。刘宋时的段国在《沙州记》里说："寒岭去大阳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虺，无尾，。。。"方观承1733 年随军出征蒙古时所写《从军杂记》写道："鸟鼠同穴，科布多河以东遍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鸟之鼠背，。。鼠名鄂克托奈，译曰野鼠，色黄。雀名达兰克勒，译曰长胫雀。"
在《庄子·山林》篇中记载了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获得食物而存在的激烈斗争现象。说一天庄周来到雕陵栗园，看到一只翅膀宽广、眼睛圆大的异鹊停在栗林中，庄周执弹欲射，忽见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被藏在树叶后的螳螂捉得；螳螂也因获得猎物而忘其形，不知已被异鹊发现而为异鹊利之；异鹊见利而忘其身，不知自身已陷于被庄周弹杀的危险之中。庄周见此情景而感叹说："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遂弃弹而走，不想被管林的虞人当作偷栗者"逐而谇之"。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人窥人、人弹鹊、鹊食螳螂、螳螂捕蝉等激烈竞争的关系，即"虞人--庄周--异鹊--螳螂--蝉"之间的相互制约的链锁关系，也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之间"相累-相召"的关系，实际上蕴含着"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萌芽认识。在动物的生存斗争中，为了适应环境、躲避敌害或迷惑对方，不少动物还逐渐形成了与环境相似的保护色，甚至可以随环境而变化其体色。《晏子春秋》外篇中记有"尺蠖食黄则黄，食苍则苍。"
（五）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我国古人很早就懂得了保护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先秦古籍中，就有不少有关这一论述和政策的记载。
如关于开发山林资源的问题，《周礼·地官》中说："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管子·立政》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修火宪（制订禁烧山林的法令），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说明保护山林与富国生财的关系。《管子·法禁》说："工尹伐材用，无于三时，群材乃植。"《管子·八观》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伐必有时。"《管子·轻重》甚至戒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就是说不能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是没有资格当一国之王的。
《孟子》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况更进一步阐述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①这就全面地论述了禁止乱砍乱捕，保护和有计划地以时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对于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具体记载了保护植物资源的政策："制四时之禁，山（非时）不敢伐材下木"；"正月禁止伐木"；"二月无焚山林"；"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四月无伐大木"；"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十一月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这些记载包括了不得违时砍伐山林，伐薪烧炭；不得烧山；不得在树木正长时兴土功；还包括了要派人巡山护林等多种法规和措施。
《管子·度地》篇还记载了在河堤上"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以柏杨，以备决水"的造林护堤的措施。
在动物资源方面，秦汉以前就认识到了乱捕、乱猎的危害，制订了依时
① 皆见于《荀子·王制》。
开发的法令。《荀子·王制》称："养长时，则六畜育"；《吕氏春秋·孟春纪》称："是月也，无覆巢，无杀孩虫、胎犬、飞鸟，无■（鹿子曰■）、无卵。"这是说初春这个月，不要翻鸟巢，不要捕杀动物幼崽和怀胎的狗，不要捕捉飞鸟、幼鹿，不要掏鸟卵，这样才能使鸟兽繁殖成长。《礼记·月令》规定初夏不得大事捕猎，初冬才可撤网捕鱼。这些认识和法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八、中医理论的初步创立（一）经验医学知识的积累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是我国"巫医结合"的时期。随着医学经验知识的积累，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门具有我国自己的思想特色和理论体系的传统医学科学。
1. 巫、医的斗争在疾患的治疗上，西周时期巫医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到春秋时代后期，由于周天子威望扫地，出现了对"帝"和"天帝"迷信的动摇，巫医的影响也日渐衰落。在关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等问题上，逐渐出现了用自然界的物质原因作出说明的思想。如公元前541 年晋平公患病，郑国的子产就认为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与焉？"齐国大夫晏婴也说齐景公的病是"纵欲厌私"所致，祈祷是无用的。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更决断地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据《吕氏春秋·知接》篇记载，管仲说过："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吕氏春秋·尽数》称："近世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意思是说用卜筮治病，疾病就愈发猖獗了。
这种时代的气氛，在巫的身上也反映了出来。《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说明巫咸、巫彭等虽然"索隐行怪"弄神弄鬼，但也不得不"采访百药"和用"不死之药"来医治病患。
2. 对疾病的认识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医学著作，只是在一些典籍中零散地记载了一些对疾病的认识和药物知识。
《诗经》中已出现了40 余种古代疾病的名称，并说明了不少疾病的证候。如■（人疲不能行走）、闵（伤痛）、狂（精神分裂症）、■（忧伤）、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病）、瘼（瘵，结核病）、癫（癫狂）、朦（视物不明）、瞽（盲）等。《易经》中记有"妇孕不育"（流产）、"妇三岁不孕"（不孕症）、"往得疑疾"（精神病）等。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载了38 种疾病，大都根据疾病的特点给出了固定的病名。如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和疫疾等23 种；明确记载症状的有腑（腑肿）、■（大腹）、腹痛、呕、嗌痛、聋等12 种；另有3 种如肿病、腹病、心腹之疾，病名较笼统。《周礼》中还记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黑而上偻"）、秃头、胼胁等疾患。这些记载反映了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3. 人体结构知识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的简单知识。如《管子·水地》篇有关于五脏（脾、肺、肾、肝、心）、五肉（膈、骨、脑、革、肉）、九窍（鼻、目、耳、窍）的记载。《吕氏春秋·达郁》篇称凡人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血脉、筋骨。《韩诗外传》释六腑曰："何谓六腑？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谷之府，小肠转输之府，小肠受盛之府，胆积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①《内经》明确提倡对人体进行解剖。《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中记载，人的大小肠的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与现代解剖所得比例37∶1 基本相符，说明当时确实已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的结构了。由上述记载可以知道，战国时代对人体的宏观构造如皮肤、骨胳、肌肉、血脉、肌腱、关节、五脏、六腑、九窍等，都已有了大体上正确的认识，为进一步探讨人的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4. 药物知识的积累春秋时期，治病所用药物的品种增多起来，用药的经验也日益丰富。《周礼·天官》所称的"五药"，指草、木、虫、石、谷，这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文中还记载有用"五毒"（胆矾、丹砂、雄黄、■石、磁石）炼制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是我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
《诗经》中记载的大量动植物，有100 余种都作为药物收入后世有关本草著作之中，如■■（车前）、■（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夷）、■（益母草）、壶（葫芦）、木瓜、枣等。对其中一些植物的食用作用也有说明，如说■■"食其子，宜子孙"，即有利于妇女生育。
《山海经》中记载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物最为丰富，并明确说明了它们的功效。种类达120 多种，包括动物药67 种，植物药52 种，矿物药3 种，水类药1 种，还有几种类属不明的；按其功能又分为补药、毒药、解毒药、醒神药、杀虫药、预防药、避孕药、美容药、兽药等。除此之外，还记有如桂、杞、桔梗、麝、雄黄、芍药、■■、术、门冬等60 余种药名，只是没有关于它们的功效的说明。特别可贵的是，《山海经》还对植物药的根、茎、叶、花、实，动物药的喙、翼、足、尾等不同部位在疗效和使用方法上的差异作了详细说明。如《西山经》中说浮山有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关于用药的方法，《山海经》记述有食、服、浴、佩、带、涂、抹等，如说"食之无疾疫"，"食之可御疫"，"食之不蛊"，"服之不狂"等。
5. 早期的预防保健思想在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渐产生了预防疾病、保持个人卫生的思想。
夏商时代，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礼记》中已有了人们定期洗澡、洗头的记载，还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治疗意义。《礼记》中提出了对病者要"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即更换内外衣；《易经·■卦》中还提出了在疫病流行时应远离回避，以防传染。
① 见《太平御览·人文部》第四。
在饮食和养生方面，《易经》中说，"能协于天地之性，虽得疾病，常可不死"。春秋末期的老子把"恬淡虚无，少思寡欲"作为养生的基本宗旨；孔子也强调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和保持恬静的心态。他在回答鲁哀公如何长寿的问题时说："人有三死，非其命也，已取也。"第一种便是"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还指出不同年龄的人要注意不同的问题："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①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物腐败、变色、臭恶、失饪、不时等皆"不食"；还讲究用姜、酱、醋之类的调味品。
《礼记》主张饮食要与季节变化相适应，"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吕氏春秋·尽数》篇指出："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指出过甘、过酸等皆害形，过喜、过怒等皆害神，过寒、过热等皆害精。所以"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所谓"知本"，就是要懂得致病之因而加以预防。文中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为立论的根据，指出"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则引起头、目、耳、鼻、腹、足等多种疾病，所以人们要经常活动形体；同时，"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庄子·刻意》篇也宣扬"道引之士，养形之人"的"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颈鸟申"的养生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称："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即以舞蹈使民防疾健身。
在婚姻制度上，当时也有了一些合理的主张。《礼记》称："三十曰壮，有室"；《周礼》称："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还说"礼不娶同姓"。《左传》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语》有："同姓不婚，恶不殖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这些晚婚优生的认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在环境卫生上，《周礼》、《诗经》中记载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等。《周易》中有"井者法也"的记载，说明当时为保护井水的清洁，甚至要采用法律的手段。《管子·禁藏》中还有"易水"的记载，说"春三月，。。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说春季要清挖井中的积垢淤泥，排除积水，换以新水。另外，《诗经》、《左传》、《周礼》中还有不少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应用的记载。在古代建筑遗址中，也发现了春秋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这么高水平的卫生保健措施，在世界医学史上是罕见的。
（二）中医理论的形成在医学实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疾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系统探索，医学理论开始萌芽。到战国末期，以生理学说、病理学说和诊断治疗为基本内容的中医理论，大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1. 精、气、神的生理学说中医的生理学说，与对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现象的本质的理解是密切联系着的。古人认为，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由无形的东西"气"变化而来的，人也是由"气"生成的。《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
① 《论语·季氏》。
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管子·内业》说："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即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气"，甚至人的思维也是由气的活动实现的。
"气"也被称为"精气"。《管子·内业》说人的精气来源于天气，人的形体来源于地气。《管子·水地》篇具体说明人经十月长成出生的过程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这是说男女的精气合成水样的流体，经3 个月形成包含五味的"咀"，再形成五脏，生出"五肉"、九窍，5 个月形成完整的人体，十月长成生出。这个过程虽有臆造的成份，但表明当时已试图以统一的"精气"来探讨人体的生成这个重大问题了。《管子·内业》还指出，这种精气充满人体，人就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肢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说明人的内脏、四肢、九窍的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泉源的。
此外还存在所谓"神"。《易经·系辞上》称："阴阳不测谓之神。"
《吕氏春秋·下贤》篇曰："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荀子·天论》说："列星随旋，明暗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些论述说明，"神"和精气一样充溢宇宙，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没有内部结构，以其不可测知的作用支配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管子·内业》还进一步指出："神"也是一种特殊的气或气的属性，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内在的、能动的作用；在人，则表现为人的精神作用。
气、精气和神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对生命现象的总理解。《管子·内业》强调"气"通和"精"存；《吕氏春秋·尽数》强调形、神、精、气的充实和正常活动，并说："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在《吕氏春秋·先己》篇中又说："用其新，去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这是说精气新陈代谢活动的正常进行，腠理肌脉遂通利不闭，就会保证正常的生命活动。
2. 气血、经络、心志学说《吕氏春秋·达郁》篇一开头就对人体的生理结构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这段话虽很简短，却是中医生理学说的中心内容。
上文指出，人的机体是由肢节、肌肤、筋骨、官窍、五脏、六腑等固形器官和组织构成其基本构架的。"比"为依附，所有的器官组织都要通过肌肤紧密联结起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血脉"包括血液和血管，对它的作用强调一个"通"字，这里隐含有对血液循环的初步认识。对"精气"，强调它的运行，因为人的肢体活动、血液流通、脏腑器官的作用等都是靠精气的运行来激活的。"气血"说也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机体的少、壮、衰老，都是由气血决定的。《论语·季氏》讲到了人在少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时期气血的兴衰变化，《国语》则称："若血气强固，将寿。"
气血运动的结合，可能是产生"经络学说"的基础。"经络"的概念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记载，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不过当时还未得到普遍的流行。至于经络学说体系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在战国末期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突然出现并达到那么完善的地步，至今尚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经络学说一经提出，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所谓"心志"，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和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所谓心志的"和"，是指各种不同的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与其他生理机能之间，都要平衡协调。《管子·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也者，智之舍也"；《管子·内业》又说："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这都强调了"心志"对人体一切器官活动的支配作用。所以《管子·内业》中主张："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平正擅匈，论治在心，以此长寿。"这也是中医在病因学说上强调精神状态和情绪变化的重要性的根据，这可以说是对高级神经活动与内脏机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朴素认识。
3. 脏器机能与"五行"关系的学说"五行"说在医学上的应用，主要是五行配五脏说。前文已提及《管子·水地》篇中关于五味、五脏和五肉的关系的论述。《管子·幼官》篇又把四时与五方（中、东、南、西、北、）、五色（黄、青、赤、白、黑）、五味（甘、酸、苦、辛、咸）、五音（宫、商、角、羽、征）、五气（和、燥、阳、湿、阴）、五类（倮、羽、毛、介、鳞）等联系起来。《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则把春夏秋冬四季和角征商羽、酸苦辛咸、脾肺肝肾、青赤白黑、木火金水等联系起来。这里因为是以四时立论的，所以各种事物都只谈到"四"，实际上所反映的也是五行与五音、五味、五脏、五色之间的联系。《周礼·天官》也讲到了酸、辛、咸、苦、甘、滑与骨、筋、脉、气、肉、窍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讲五味和机体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把身体内的五脏、官窍、组织与五色、五味、五气、五液、五音、五行、四时等相互关连配合起来，这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不过，在当时的各种典籍中，这种配合并不一致，大约有四、五种不同的配置方法。如《周礼·天官》是酸骨、辛筋、咸脉、苦气、甘肉；而《管子·水地》则是酸膈鼻、咸骨窍、辛脑耳、苦革目、甘肉舌。心脏今文属"火"，《管子》等书则把心归属于"土"、"水"或"木"。这种不统一，正说明它尚处于创立阶段，其中包含着种种臆造成份更是必然的了。
4. 病理学说·医和疾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开始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饮食起居、情欲哀乐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了。
公元前541 年晋侯平公患病，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子产）至晋，卜人说晋侯之病是由山川星辰之神"实沈"、"台骀"作祟引起的，子产则说是由饮食哀乐不节招致的，与鬼神无关；并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因晋侯甚至把同族女子也收为内官淫乐鬼混。当时秦国良医医和被聘赴晋为平公治病。《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这件事曰："晋侯有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指房事），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得此乎？"这里医和除具体指出晋侯之病是过度沉溺于女色、情欲不节所致之外，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六气致病说"。他将四时不正、六气太过看作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这里已包含了以四时、五节、六气等气候变化为主要病因的概念，是后世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说法，即后世"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变学说的先导。从医和的话中还可看出，当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渗入医学基础理论之中；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给后来的诊断、药理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之间有一定关系的认识，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这是指四季的多发病。《礼记》中还有四时气候异常引起疾病流行的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以及气候变化致病的认识，包含了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天人相应"的观念。古人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都受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所以人和天地自然是息息相通的。《礼记·礼运》称："人者其大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管子·五行》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淮南子·天文训》更明确地说："■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这些具体数字当然有牵强臆造之处，不过"天人相应"的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生活起居、水土环境致病的记载也多有出现。《庄子·齐物论》有："民湿寝则腰疾偏死。"《吕氏春秋·重己》称："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多阳则痿。"
春秋时期，人们还认识到喜、怒、忧、思、悲、惊、恐等情志异常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吕氏春秋·情欲》称"百病怒起"。《管子·内业》称"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中医非常重视精气血脉的流通和运行，一旦精气血脉的流通发生障碍，人当然就要患病了。《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孰为窒，处腹则为胀为■，处足则为痿为蹶。"说明"气郁"会引起头、足、内腹的多种疾患。《吕氏春秋》其他篇中也多有强调"气不达"和"血脉壅塞"是致病和不得长生的原因。
5.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扁鹊随着医疗知识的增长和巫医的衰落，专门以治疗疾病为职业的医生就出现了，如《左传》里记载的医和、医缓，就是当时秦国的良医。
《尸子》记载医■也是秦国的良医，约为公元前5～4 世纪的人，他曾"为宣王割痤，为惠王割痔，皆愈"；还给张子治"背肿"，也治好了。医■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齐■王疾病，使人请宋国医生文挚治疗，文挚用激怒的办法"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齐王的病治好了，文挚却被齐王"以鼎生烹"而死。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扁鹊。《史记》中为他专门立传，《战国策》、《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中也有他的片断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勃海郡■人"（今河北任丘■州镇人。又有说为齐国卢邑即山东济南长清县人），活动于公元前4 世纪。年轻时曾跟长桑君学医，后长期在民间行医，是一个周游列国的专业医生，足迹遍及齐、赵、卫、郑、秦等国。他医术高超，技艺精湛，遭到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而被谋杀。扁鹊医术全面，兼通各科，"随俗为变"。在赵为"带下医"（妇科），在周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在秦为"小儿医"（儿科）。在诊断上，扁鹊精通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他几次见到齐桓侯时，都曾根据他的气血变化判断他病在腠理，在血脉，在脏腑，直至发展到在骨髓，忠告他及时治疗，齐侯不以为然，延误了治疗，终于不救而亡。又记载赵简子病重"五日不知人"，众人以为无可救治，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认为脉象正常因而可愈，后赵简子果然痊愈。司马迁慨叹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在治疗方法上，扁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汤剂以及砭石、针灸、按摩、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按病情进行综合治疗。如为虢国太子治疗"尸■"（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方法而获显效，被传为"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列子·汤问》篇甚至说他还做过给公扈和齐婴二人互换心脏的手术，这就把扁鹊神化了。扁鹊还提出了"病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有"信巫不信医不治"，这也反映了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传说扁鹊曾著有《扁鹊内经》九卷和《扁鹊外经》十二卷。王叔和《脉经》中有"扁鹊论脉"的引文。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说过他从老师那里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话，可见扁鹊不但是个医生，而且也是一个医学著作家。司马迁说他为"方者宗"，扁鹊发明方剂和诊脉方法是有可能的，而他在这些方面的重大贡献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扁鹊的医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诊断与治疗的总体水平。
当时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诊断经验，形成了一定的诊断方法。《礼记·曲礼》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病人要向经验丰富的医师求医问药。《周礼·天官》说明诊病的方法是以"五气、五声、五色"的变化为主要征象，以"九窍"之变为辅助，以"九脏"之动为参考，进行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这可以说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到扁鹊的诊病方法是："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后世所谓"四诊"法这时已基本形成了，特别是诊脉方法，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临证治疗方面，食养、药疗、酒剂和针刺火灸等，都已广泛应用。《周礼·天官》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已采用了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对外科疾患，"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对外科疾患除用药物外敷外，还用内服药物和食补进行调理；药物中不但有普遍可食的五谷和"养"病的普通药，而且还有攻病的毒药；药物依据其酸、辛、咸、苦、甘、滑等性味，分别调养筋骨、血脉、气血、肌肉和九窍。这是一套攻、养、疗、节的"攻补兼施"的治疗方法。使用毒药治病，是春秋时期用药方面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药物，大部分是"汤液"、"醪醴"等比较平和无毒之药；这类药物虽然作用范围较广，但对某些疾病疗效不大。春秋时期则发现了一些作用专、效果显、能攻病的带有毒性的"毒药"。《尚书·说命》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疗"，可能就是指要使用一些带有毒性和副作用的、能使人晕眩的药，如附子、乌头一类毒药。《周礼·天官》有"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这是药学方面的一个进步。另外，也开始以"五气"、"五味"来推论药物的作用，这表明在药物使用上已开始向理论认识飞跃。
汤液即水药的普遍使用，也是个重大进步。因为在商代以前，人们的用药主要是单味药，且用重剂，疗效差，副作用大，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汤液发明之后，可用多种生药加水煎煮成药剂，就可以根据病情选用多种药味相互配伍混合煎煮，即由单味药转向复味药，既减小了药物的毒性，又提高了医疗效果；这样便促使了"方剂"的出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越人之为方也"，"以八减之齐"、"和者煮之"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关于针灸，《黄帝内经》中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用针灸治疗之法，记载的穴位达300 多个，已经有巨刺、谬刺、补泻等不同手法。外科疗法中有用砭石破痈脓的记载，如《战国策》记载扁鹊要以砭石给秦武王割除疾病，《韩非子》记载扁鹊治病有"以刀刺骨"的方法；前面已说过的医■给宣王割痤、给惠王疗痔的故事，也是外科手术方法。其他还有按摩、导引、汤熨、毒熨、熏蒸、洗浴等外治法。文挚为齐王治病的方法是采用情绪变化来治病的精神疗法。《内经》在说明这些治疗方法的起源时说："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摩从中央来"。说明当时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是综合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而且已经开始由经验向理论方面飞跃了。
（三）马王堆出土医籍战国时期，已有不少零散的医学著作，西汉初年淳于意从他老师那里接受的书目中，就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赅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黄帝内经》的引书中有《针经》、《上经》、《下经》、《脉经上下篇》、《刺法》、《奇恒阴阳》等。不过，这些医籍都没有保留下来。
1973 年冬至1974 年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的汉文帝初元12 年（公元前168 年）的葬品里，出土了大批医学帛书与简牍，内容包括4 个方面：一是关于十一脉和脉法的记述，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二是52 种疾病的医方《五十二病方》；三是关于导引养生的论述，有《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四是一些杂类，如专论胎产宜忌的《胎产书》，咒禁方术方面的《杂禁方》、《杂疗方》，以及《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属于"神仙"、"房中"类的著作。
关于这些医书的著作年代，据考证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从它们的内容来看，都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更为原始古朴，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已佚的医著。这批医籍为研究我国传统医学从经验医学向理论医学的过渡、早期经络学说体系的建立、针灸药物疗法的演变等，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足臂十一脉灸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关于经脉学的著作，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先足经、后手经的顺序，简明地论述了全身11 条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下肢"足"脉6 条：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上肢"臂"脉5 条：臂太阴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各脉在体表循行的路线，都是从四肢末端 到胸腹或头面部。"足臂十一脉"主疾候78 种，在各病症之后皆有"诸疾此物者，皆灸××脉"的说明，即只有灸法的治疗方法。《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种文体内容基本相同，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按先阳经、后阴经的顺序叙述了足巨（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脉、耳脉、齿脉、足巨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臂巨阴脉、臂少阴脉。各脉都叙述了其循行路线及所主共147 种疾病。《阴阳十一脉灸经》不仅以"阴阳"的抽象概念取代了"足臂"这样具体的部位性描述，而且对各种疾病只是指出了治疗的总原则，不再局限于灸法或其他一些具体的治疗手段，标志着经脉学说向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进展。不过，这几种"十一脉"的著作，均未有"经络"字样，只有11 脉而没有12 经，11 脉也没有互相衔接的说明，因而还未形成经络全身、"如环无端"的循环概念，恰恰说明它们是经络学说形成之前的过渡著作。
《脉法》是医家传授灸法和砭法的民间教材，缺损较甚。但还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家已经了解到血脉作不停息的、有节律的搏动和患病时脉搏异常的现象，创立了"循脉诊病"的方法。《阴阳脉死候》主要论述了由人体体表部位或器官的异常判断体内某些疾患的诊断方法。书中包含了有关肉、骨、气、血、筋"五死"的体征的论述，如"面黑目环、视衰，则气先死"；"汗出如丝，傅而不流，则血先死"等。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方书。全书约15000多字，有病名100 多个，治疗方剂280 余首，载药240 余种，内容十分丰富。《五十二病方》所载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各种疾病。外科病包括外伤、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痔病等；内科病包括癫痫、疟疾、食病、癃病和寄生虫病等。书中所载283 首治疗方剂多为二味药以上组成的复方，如治"疽"病的方剂由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组成，根据疽病的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如说"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包含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关于方剂的剂型，书中已提到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各种剂型。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都有说明。由各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和用法来看，有实践意义的方剂体系当时已初步形成了。关于外治方法，书中提到了手术、药浴、敷贴、熏蒸、熨、砭、灸、按摩等多种。在诸伤条下，记述了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治疗环节。如用燔发（血余炭）止血，用酒止痛消毒，用黄芩制剂和消石（芒硝）溶液冲洗伤口，用砭石穿刺皮肉，用酒类膏药涂抹伤口，用火灸法烧的创面形成瘢痂等；还讲到了继发感染、坏死等并发症的治疗。这些方法与现代创伤外科的处理方法十分近似。
马王堆医书中记载的养生方法，包括辟谷、食气、服食、导引等。《却谷食气》讲述不食谷物，只吃某些特定植物维持生命，以求法疾长寿的方法。《十问》中讲到按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环境、运用一定方法进行呼吸运动以达养生目的的"食气"之法以及多种"服食"方法。文中还谈到了劳逸结合、节制饮食、起居有常以及调和性情的辩证关系。《养生方》是以医方为主滋补强壮、增强体力的方法，其中包括一些黑发方、健步方和治疗偏枯、阴部肿胀的方法。《导引图》是一部古代医疗体育的导引图谱，绘有44 个不同年龄男女的导引动作姿态，大致可分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有些动作是模仿禽兽的飞翔、奔走、跳跃的姿态，称为"鹞背"、"龙登"、"信"（鸟伸）、"熊经"等，用这些动作进行锻炼以达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目的。
《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还讨论了"接阴"、房中术保健理论、房中导引的具体方法以及性知识、性艺术等；强调了性生活要有一定的法度，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达到两性关系的和谐完美和双方的身体健康；指出纵欲无节、粗暴强合将影响健康。《合阴阳》还讲述了性行为前激发女性性欲，性交中诱导女性高潮的"十修"、"十节"以及观察身体的"八动"使性行为达到和谐的方法。《天下至道谈》将正确与不正确的性行为分别概括为"八益"与"七损"，前者为房中气功导引的8 种形式，后者指明性生活中7 种有害的情况。文中称"善用八益，去七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长乐"。这些论述中虽然掺杂有许多糟粕，但不少内容还是符合生理要求和有益健康的，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关于性科学的研究水平。
（四）《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全面地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著作。它是伪托黄帝与其臣子歧伯、雷公、鬼臾区等论医之书。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学者意见分歧很大，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从书的内容、体例、遣文用语上看，并非出于一人一时，是汇集前后不同时期的医学篇章而成的。《内经》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经秦汉医学家的整理、综合、补充、修改，使其内容逐渐丰富。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明此书最后成书于西汉时代。
现在流传的《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共十八卷162篇。《汉书·艺文志》只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之说，无《素问》、《灵枢》之名。据西晋皇甫谧说，当时有《素问》和《针经》各九卷，即《汉书》所称《黄帝内经》十八卷，所以《灵枢》原称《针经》。《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言，其中提到《素问》九卷。由于战乱，《素问》到唐代已残缺不全，唐太仆令王冰根据其他古书补入第七卷中的7 篇，其余2 篇是宋嘉■二年（1057 年）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增补进去的。
《灵枢》在隋唐年间还称《九灵》、《九墟》。唐王冰注《内经》之后，《灵枢》之名才确定下来。《灵枢》在较长时间曾失传，北宋元■八年（1093年）高丽献来《黄帝针经》一部，哲宗下诏颁行天下。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史崧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校正刊行，即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到养生、疾病预防和针灸等，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它总结了过去医学理论的成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成为以后中医理论的基本准则。
1. 《内经》的气血、脏象、经络学说《内经》对生理现象和生理活动的认识，仍然重视精、气、神的作用。
但在《内经》里，"精"被看作是由气变成人的形体时最先形成的东西，它是由气变成的、化生人体脏器组织的始基。《灵枢·经脉》篇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素问·金匮真言论》称："夫精者生之本也"；《上古天真论》还把精看作生殖下一代的物质基础："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这里显然是指男子的精液了。"神"也被看作是一种气。《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灵枢·平人绝谷》篇又说："神者五谷之精气也"，说神是五谷转化成的血中的一种精气，所以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东西。"气"的概念在《内经》中有很大发展，包括精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脏气、经气等，均来自胃中的水谷化成和空中的大气吸入，它们所处的部位和作用各不相同。
"血"是由营气变化而来的，进入经脉，循环全身，营养脏器组织。《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灵枢·营卫生会》篇也说"血者神气也"。既然神被看作是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所以血的营养作用也就是给予脏器组织以生命活动的动力。《素问·五藏生成》篇说："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内经》认为人体的津液（包括汗、泪、溺、唾等）也是由水谷变化而成的，用以润泽脏器组织，滑利肢节关窍，津液和气也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内经》把精、神、血、津液看作是都可以和气互相转化的东西。运用这种"气化"的概念，可以对新陈代谢过程和许多生理、病理现象作出统一的说明，所以它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脏象经络学说，是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五脏即肝心脾肺肾，《内经》认为它们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是精神气血的贮藏之所，是生命的根本。其次，五脏又是全身其他脏器组织和精神活动的支配者，并和外界四时气候变化相联系。如肝主胆、主筋、主怒，属春、属风等。五脏中"心"是整个生命活动的最重要的器官。《素问·灵兰秘典》把心比作"君主之官"，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六节脏象论》也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内经》对于心和血液循环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素问·痿论》说："心主身之血脉"；《五脏生成论》有"心之合脉也"及"诸血者皆属于心"的说法。五脏中"肺"的主要功能是"主气"，是气血循环的起点。《经脉别论》说："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灵枢·营卫生会》篇称："营出于中焦，。。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说明对肺的呼吸作用以及它与血液循环的关系，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五脏中"肝"的作用，在临床上常用的是"肝藏血"和肝气"喜散"的特点，并有"主目"、"主怒"和"主筋"的作用。"脾"的作用是和胃肠等一起转化水谷成为气血津液等营养成份。《内经》认为"肾"的主要功能是"藏精"和"主水"，与人体健壮、生殖能力、诸多水肿和积水疾患有关，所以在五脏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内经》把五脏的生理功能与五行的特性相配，认为肝木喜条达，心阳（火）温煦，脾土为气血生化之源，肺（金）气肃降，肾水藏精主水等；进而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关系，来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体现在五脏的功能活动上，就是肝藏血以济心，心阳温脾，脾化生水谷精微上输以充肺，肺气肃降下行以助肾水，肾藏精以滋养肝血；肾水制约心火，心火制约肺金，肺金制约肝木，肝木制约脾土，脾土制约肾水。以上均属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若五行中有太过（相乘）或不及（相侮）者，脏腑之间的协调关系便受到破坏："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六腑包括胃、小肠、大肠、膀胱、胆和三焦，其主要功能是转化水谷和传导津液及糟粕。其中以胃的功能最为重要。《灵枢·五味》篇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三焦"之说在先秦诸子中没有记载，在人体内也没有与之对应的具体器官。《内经》认为上焦是卫气由胃到胸中的通道，中焦是营气由胃到肺脉的径路，下焦是津液由小肠至膀胱的径路。
除五脏六腑外，《素问·五藏别论》把形态与腑相近，功能与脏腑相似的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子宫）称为"奇恒之腑"。此外还有耳、目、口、鼻、舌、咽、喉、肛门、外阴和它们的功能的记述。
经络学说是中医生理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经络本来就是血脉，主干称为经脉，分支称为络脉。《内经》认为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传导系统。《内经》认为，全身主要经脉有12 对，左右对称，称为12 经，包括6 对阳经，6 对阴经。分布在上肢的6 对称为手三阴、手三阳；分布在下肢的6 对称为足三阴、足三阳。三阴的名称是太阴、少阴、厥阴；三阳的名称是太阳、少阳、阳明。"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①每一对阴经连属于一脏，并和一腑相连络；每一对阳经连属于一腑，并和一脏相连络。气血在经络中运行，从而构成"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循环径路，把人体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于是，脏腑发生的种种变化，就会通过经络反映到肤表腧穴上来，对体表有关腧穴进行针刺、火灸或按摩等，就可以通过经络的传递治疗内脏的疾病。这就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灵枢·经别》篇说十二经脉是"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的主要系统。这一学说被2000 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依据。
《内经》还以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构造和生理功能之间的关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它把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等，都分为阴阳。如人体的背为阴、腹为阳，体表为阳、内脏为阴，内脏中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五脏中心肺属阳、肝脾肾属阴，等等。《内经》还认为，外界环境的阴阳变化，也会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如白天为阳，人的阳气盛，活动多；夜间为阴，人的阴气盛，睡眠多；春夏秋冬的阴阳变化，也能影响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内经》强调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才不致于生病。《素问·生气通天论》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旦阴阳失去平衡，人体就会生病，"阴胜则阳病，
① 《灵枢·逆顺肥瘦》。
阳胜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调整阴阳失调的状态，恢复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2. 《内经》的病因病机和病变学说《内经》把发病的原因仍然归结到人的精神状态、生活起居、外界环境和气候变化上。
精神情志失常即怒、喜、思、忧、恐过度，会对不同脏腑产生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本神》篇则认为怵惕思虑伤心，忧愁不解伤脾，悲哀动中伤肝，喜乐无极伤肺，盛怒不止伤肾。虽然这种对应关系并不统一，但《内经》关于精神情志状态异常会引起疾病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生活状态失常包括饮食过量，"五味失调"，房事不节，劳倦过度等。
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上，《内经》强调风、暑、湿、燥、寒"五气"的影响，特别把"善行而数变"的风看作是"百病之长"，认为风可以引起多种不同的疾病。
《内经》把外界致病的因素统称之为"邪气"，认为即使有邪气侵袭，人体也下一定会发病，关键取决于体内"正气"（包括精神气血津液等）的强弱以及正气和邪气的力量对比。在一般情形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反之，如果正气不足，就会引起"虚"的病变；邪气"入客"和正气郁滞，则会引起"实"的病变。《素问·评热病论》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口问》篇称："邪之所在，皆为不足。"可见，《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特别强调人体内在因素的作用，这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疾病的传变，《内经》认为外邪侵入人体之后，将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地发生变化，即由皮毛而经脉，再由经脉最后侵入筋骨；或者由经脉而腧穴，由腧穴而冲脉，由冲脉而肝胃，最后传入募原；或者由经脉入六腑，由六腑而五脏；或者由皮毛直接传入肺。外邪传入五脏后，就在五脏之间按五行相胜的顺序传变，如肺（金）病传肝（木），肝病传脾（土）。疾病一般地都是"旦慧，昼安，夜甚"。《内经》根据这个理论，特别强调疾病要早期治疗，不要延误病情；对重病患者，夜间要特别注意。
3. 《内经》的诊法治则学说《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这是后世中医传统诊断法"四诊"的渊源。关于望诊，主要是审察面部、眼睛的五色变化，以及沉浮、聚散、泽沃、明暗等。《灵枢·天年》篇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神的盛衰是判断人体庭康状况的主要标志之一。对面部不同部位色泽的观察，也是辨别五脏六腑气血盛衰、疾病预后的主要手段。五色反映着五脏的病变。《灵枢·五色》篇说："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并由五色确定病变的性质："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内经》还描述了14 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所主疾病。
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不同脏腑的病变会引起不同的声音变化，并产生异常气味。《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①所以首先注意病人患病前的情志变化，如"尝贵后贱"，"尝富后贫"，"始乐后苦"，"忧恐喜怒"，"离绝郁结"；②其次是饮食起居的变化；再次是"故伤败结"，"伤于毒"等。问诊的目的在于探求病因，了解病史，掌握今病的临证表现。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因为气血通过脉而周流全身，故从脉象的变化可以判断出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情况。
《内经》关于脉诊的记述复杂多样，表现出这种方法属初期应用而尚未定型的情况。最初的切脉方法，可能是对12 经的动静进行全面诊察。其次是"三部九候法"，即对头部的两额、两颊和耳前，手部的太阴、阳明和少阴，足部的厥阴、少阴和太阴九个部位的脉象进行诊察。再次是"人迎（颈部两侧动脉）、寸口（两手太阴脉搏动处）"诊脉法。最后才发展到"气口（即寸口）诊脉法"。《素问·五脏别论》称："五脏六腑之气位，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所以单诊寸口之脉，就可以判断出五脏六腑的病变。后世中医的脉诊方法，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关于脉搏的变化，最初可能仅仅注意其动静盛衰，以后则注意到脉的"至数"（快慢）和其他细微的脉象变化。《内经》中提到了40 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提出了"五脏之脉"和"四季脉"，说明了脉象与五脏、季节的关系。
切肤是把脉的变化和尺部皮肤的变化相对照的诊断方法。尺部是上肢的掌侧面从尺泽到寸口的一段肌肤，又称"调尺"。尺肤的颜色和急缓热寒的变化与脉象存在着正常的对应关系；一旦出现反常，就是发生病变了。也可以单独根据尺肤上、中、下不同部位的变化来进行诊断。后来这种方法就演变成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诊脉"的定位法了。
《内经》强调临证应用四诊时要相互配合。《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指出："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余愿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这就是诊断学上所说的"四诊合参"。
《内经》有关治则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是强调早期治疗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八正神明论》也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其次是注意标本先后的原则。《内经》认为先得的病为本，后得的病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病因为本，病证为标。一般地说，"治病必求于本"；但也须根据标本缓急决定其先后次序。《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即病急先治其标，病缓则治其本。《灵枢·师传》篇还说："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内经》还强调了"扶正法邪"、"补虚泻实"的治疗原则。祛邪的方法有多种，如"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其在皮者，汗而发之。"①"虚"是精气不足引起的，治疗时应补充精气；"实"是邪气过盛引起的，治疗时应排除邪气。在实际运用中，则必须注意具体情况采取阴阳补泻的方法，以求重新达到"阴平阳秘"的平
① 《素问·征四失论》。
② 《素问·疏五过论》。
①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衡状态。
《内经》特别强调根据病机和病变来决定治疗方法，即根据疾病的特点、病人的体质、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内经》中记载的治疗方法有吐、下、内消、蒸浴、毒药、九针、砭石、灸■、切开、导引、按摩、热敷等；所载药方有汤、酒、丸、散、膏、丹等；治疗的一般原则是"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②"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病生于内，治之以针石；。。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③此外，《内经》中还记载了水疗法、灌肠法、穿刺放腹水法和截肢手术等方法。《内经》中关于针刺的记载和论述特别详细，大约记有气穴365穴，气府365 穴；同时对针刺的具体手法、针具和"禁刺"情况等都作了叙述，表明当时十分重视针刺治疗，治病的方法也是以针刺为主的。
4. 《内经》的预防养生思想《内经》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说明好的医生应见微知著，及早预防疾患的发生和发展。
和预防疾病相联系，《内经》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养生学说。《内经》吸收了诸家之说，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总结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以静养生主要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①以动养生主要是"形劳"，"广步于庭"，"导引按骄"，以促进气血流畅，达到"形与神俱"。《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身的三大宝，尤其把肾中精气的盛衰看作是决定人的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基本条件，所以将保养肾精看作是"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重要措施，要求人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
《内经》把"五味"学说应用于食物，把谷物、瓜果、畜肉、菜蔬都分为五类，分别归属于辛、酸、甘、苦、咸"五味"，说明何者养肝，何者养心，何种疾病宜吃什么不宜吃什么等等，这就是中医"食养"的根据。
《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针灸方药、预防养生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内经》不仅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代生命科学、医学的发展也有极有益的启示。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内经》作为医学经典。《内经》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内经》体系恢弘，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极其珍贵的典籍之一；它的丰富内容和重大意义，还在进一步发掘之中。
九、物理学的辉煌成就② 《素问·移精变气论》。
③ 《素问·血气形志》。
① 《素问·上古天真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提出了诸如物质本原、时间空间、运动静止等重要问题；以铁器的使用为代表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力、热、声、光等物理知识的积累，使物理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一）力学知识力学是研究宏观物体机械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也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力学已进入形成时期，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是以《考工记》为代表的实用力学知识的积累，诸如物体的滚动、箭矢的飞行、物体的沉浮等现象的知识；一是以《墨经》为代表的理性力学的萌芽，如时空与运动、力与重、重心和平衡、简单机械原理等方面带有理论性的粗浅概括。
1. 对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认识时空问题是一个既抽象又实际的根本问题。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时间、空间的本质和特性，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管子·宙合》篇最早明确提出了时间、空间的概念。"宙"含循环往复之意，喻日月往复，四时循环，所以一般指时间；"合"古义即"盒子"，上下四方为"六合"，意指空间。文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即万物纳于天地之中，天地又纳于时空之中。"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即天地四海皆包含于宙合之中，宙合更扩及到天地万物之外。 2000 多年前对时空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十分卓越的。
后期墨家更明确地论述了时间、空间的概念。《墨经》中用"久"不用"宙"，第40 条称："久，弥异时也"；《经说》释曰："久：合古、今、旦、莫（暮）。"所以久就是遍合所有不同时刻的总和。《墨经》第41 条称："宇，弥异所也"；《经说》："宇：东、西、家、南、北。""家"指"中"，这就说明"宇"即遍合所有场所的总和。"久"和"宇"是很有概括性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西汉成书的《尸子》中记载了战国时期的杂家尸佼（约公元前390～前330 年）的话："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来曰宙也"，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宇"是包括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的三维空间，"宙"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维时间。
战国时代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思想。墨家在《经说下》中提出了"久，有穷，无穷"的认识，说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所经历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古往今来的时间整体是无止境的；名家惠施所说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的"大一"，正是无限宇宙的朴素概念。《庄子·庚桑楚》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标）者，宙也。"认为空间是实际存在的，但又没有穷处；时间有古今之长，但古今之长却无始无终。《庄子·秋水》又指出："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说明事物的大小是无穷的，时间的长河也是无止境的，盈虚得失分之不常，终始日新故不可留。这里包含了空间、时间和运动变化的无限性思想。对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机械运动，《墨经》有明确的讨论。《墨经》第49 条称："动，或（域）徙也"，指出了运动即位置的变化，这是关于机械运动的一个准确的定义。《经说》称："动：偏祭（际）从（徙）者，户枢免瑟。""偏际徙"指转动，是说转轴以外的一切部位（"偏"）都发生了移动；门轴就是因不断转动而免遭蛀噬。《墨经》第43 条说："尽，莫不然也"；《经说》："尽：但（俱）止、动。"这是关于平动的定义，是说物体的一切部分止则俱止，动则俱动。《墨经》第50 条说："止，或（域）久也"，说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处有一段时间，即静止状态。这样，《墨经》就全面定义了运动和静止，转动与平动，概括了机械运动的主要形态。
关于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墨家已认识到了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墨经》第114 条指出："宇，或徙，说在长宇久"；"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莫（暮〕，宇徙久。"是说物体的运动必然经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每一时刻物体都有一定的位置（"有处"），而位置的变化（如从南到北）必然伴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从早到晚）；所以，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宇徒久"）。第164 条称："宇进无近，说在敷"；"宇：不可偏举宇也；进：行者先敷近后敷远。"这是说一个物体在空间行进，不可能同时处于空间的一切位置，只能由近而及远。第165 条进一步说："行■以久，说在先后"；"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也；先后，久也。民行■必以久也。"行经一定距离（"■"）就需要一定时间（"久"），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墨家这种关于时间、空间与运动紧密联系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科学认识。
《吕氏春秋·察今》中所讲的"刻舟求剑"的故事，隐含了同一物体（沉剑）对于不同的参照物（舟，江）其运动状态不同的意义，这是对机械运动的相对性的初步认识。
2. 对力的认识"力"是力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墨家最早给出了"力"的定义。《墨经》第21 条称："力，刑之所以奋也。""刑"同"形"，指物体；"奋"与"动"字意虽相近而实际上有重大区别，包括由静到动，由慢变快，由下上升等意思，泛指各种运动状态的变化。所以上面这段论述是说"力"是使物体由静而动，动之愈速和由下而上的原因。这和现代力学所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的定义是一致的。墨家对"力"的本质的这一高度抽象和准确的概括，实在是一个极其卓越而光辉的成就，是人类对力的最早的理性认识。《列子·说符》中也有"力盛者奋"的说法。在《经说》中更具体地说："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这里把"重"看作力的表现之一，认为物体的下落、上举，都是在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变化。在第127条中进一步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则下直"，说明凡重物，不从上面提升，不从下面托举，不从侧面推拉，它就必然竖直下落。这些论述表明，墨家不仅把"重"与"力"联系起来，而且对重力作用下物体的运动情况，已有很深入的观察概括了。
3. 对一些力学现象的描述与分析《墨经》第162 条说，球形的物体放在水平面上，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使之倾斜，只能使之转动，它总是正立的。因为它的中心总在圆球与平面的接触点的同一竖直线上。这是说随遇平衡的情况。如果球体沿一平面滚动起来，则此平面必为一斜面。《墨经》第126 条对横梁承重进行了力学分析。文中描述了一个横梁承重的实验：两端支起的一段横木，中间加上重物而不挠曲，说明它的抗弯力胜任这一重荷；而用绳索连起的两根木梁，即使不加重物也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挠曲，说明其抗弯力很小，因为在这里实际起连木作用的是绳索的抗拉能力。
《考工记·轮人》篇中关于必须使车轮尽量接近正圆形，以达到与地面的接触面最小（"微至"）的论述，实际上涉及到了滚动摩擦的问题。近代的滚动摩擦理论指出，滚动摩擦阻力是与接触面的大小有关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还有关于流体特性的一些记载。《孙子·虚实》讲："水无常形"；《庄子》中也说到水"莫动则平"的特性。《墨经》第157 条对浮力的作用原理进行了概括："荆（形）之大，其沈浅也，说在具"；"荆：沈荆之贝（衡）也，则沈浅非荆浅也，若易五之一。"这是说将一大的浮体放到水里，当浮力与重力平衡时，浮体下沉的深度小于浮体的高度（即浮体的上部露出水面）。浮体的高度与下沉的深度虽不相同，但浮体的重量与下沉部分受到的浮力却像市场上5 件甲商品与1 件乙商品的交换那样，是完全等价的。这段叙述虽不像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 年）所表述的浮力原理那样明确，但其含义却是一样的，而且比阿基米德的表述早约两个世纪。
惯性现象是物体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现象。《考工记·■人》篇中明确描述了这个现象。文曰："马力既竭，■犹能一取也。"意思是说马拉的车，当马不再去拉车时，车辕还能继续趋前一段距离，这里描述的显然是车的惯性现象。而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 年）在一个多世纪后还完全忽略了这种惯性现象，说"推一个物体的力不再推它时，物体便归于静止"。相比之下，我国古人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4. 杠杆原理和简单机械杠杆是我国出现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简单机械。春秋战国时期常用到的杠杆装置一是汲水用的桔槔，一是作为衡器的天平和杆秤。
相传"伊尹作桔槔"。《庄子·天地》篇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公元前520-？年）路过汉水北岸，见一老丈凿隧入井，抱■灌田，用力甚多而见功寡，随向老人说："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溢）汤，其名为槔。"《庄子·天运》篇也记载，孔子的弟子颜回（公元前521-前490 年）也说过："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这些记载说明桔槔的应用在当时已相当普遍。
至于我国古代的衡器，是先有天平，再有不等臂秤，然后才有提系杆秤的。史传我国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平，但迄今出土的最早的天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品。墨家根据桔槔和不等臂秤的运用，深入地探讨了杠杆平衡的问题。
墨家把杠杆中的支点到重物间的杆长叫作"本"，把支点到秤锤（权）
之间的杆长叫作"标"，用"本"、"标"、"权"、"重"的概念论述了著名的杠杆原理。《墨经》第127 条说："天（衡）而必正，说在得"；"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这段论述是说，如果秤的二边平衡，则秤杆一定是水平的（"正"）。"得"本意为取得，引申为契和，说平衡是由于秤锤（"权"）与力臂（"标"）、重物（"重"）与重臂（"本"）相互契和的联合作用造成的。这实际上已经表述出了杠杆原理的公式："重×本＝权×标"。进而指出，在平衡时，如果加重其中一边，这一边一定下垂；只有使权、重相若，即成某一比例时，才能达到二边平衡，此时必然"本短标长"；假如在二边增加相等的重量，"标"这一端必定下垂，这是由于"标"和"权"的联合作用较大所致，即"标得权也"。墨家用确切的术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不等臂杠杆的状态显现。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墨家还说明了杠杆之所以会产生不平衡的道理。墨家还用锥刺物作类比，说明不等臂秤能以较轻的秤锤举起较重的重物，就像利用锥子能够很容易地刺进物体一样。可见墨家已经懂得了利用杠杆能够以小力发大力的省力效应。墨家实际上比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早约200 多年就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斜面"这种简单机械也有广泛的应用。《墨经》将斜面称为"梯"或"■区"。轮轴和辘轳，都是斜面的变形，墨家对它们都有详细的研究。《墨经》第128 条说："倚者不可正，说在剃（梯）。""倚"指偏斜，"梯"为斜面之例，这是说在斜面上的物体，不可能使其水平或垂直放置，只能沿斜面下滑，原因是它放置在一个斜面上。在这一条的《经说》中，首先从受力情况对下滑、竖直下落和水平静置的三种运动状态作了比较，说明如果重物不受提拉、托举和侧移作用，就必然竖直下落，而物体沿斜面的下滑是由于受到从旁的作用力的缘故。其次，还说明了四种倚斜现象："倚：倍、拒、坚、■，倚焉则不正。""倍"同"背"，"坚"作"■"通"牵"，"■"作"射"。这四种最常见的倚斜情况就是："背负"，人负重物于背时身体必前倾，以使人与重物的共同重心适在双足的正上方；"抵拒"，大物将倾，以木撑拒之，此支撑之木必与地面倾斜才能得力；"牵曳"，用绳索牵曳重物前行，绳与水平地面成倾斜状；"投射"，将重物投向远方，一般要斜向投出，如斜上抛。在这四种情形下，"倚"都起主要作用，不能以水平或垂直代替，故曰"倚焉则不正"。
《墨经》第111 条中有一句谜语式的话："举之则轻，废之则重，非有力也。"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杠杆、轮轴、斜面等简单机械的省力效应的一个概括。放置于地的重物本身是很重的，但提举它时显得很轻，又不是提举人力气很大，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是因为利用了简单机械。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力学已有较大的发展，并且已由经验的积累向理性的概括过渡，达到了初步形成的阶段。这就为中国后世力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声学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物体的振动和发声的关系，各种质料和形态的物体所发声音的响度与音色，声音的共鸣现象等，已有较清楚的了解和详细的记载，并随着音乐娱乐活动的日益兴盛，创立了我国古代律学的基础。
1. 物体的振动和发声春伙战国时期，人们从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物体发声的高低与物体的振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在乐器制造中出现了一定的分工，造钟的工匠称为"凫人"，造磬的工匠称为"磬人"，制鼓的工匠称为"■人"。他们从长期制造乐器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关于物体振动与发声关系的经验。
《考工记·凫人》篇记载："凫人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指出声音的清浊是由薄厚不同的钟的振动产生的。所谓"清浊"，指的是音调，音调的高低决定于振动的频率。凫人已经掌握了物体发声的高低与发声体的薄厚有关。同样，"磬人"也从自己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凡乐器，厚则声清，薄则声浊"。从声学原理上讲，钟与磬的振动都是板振动，而板振动的频率正比于板的厚度。所以《考工记》指出："磬人为磬，。。已上则摩（磨）其旁，已下则摩其■（端）。"就是说声音太高时，就磨磬的两面，使之变薄，振动频率变低，声音就降至正常；声音太低时就磨其二端，使磬体相对变厚，声音就升高到正常要求。
与此相类似，弦乐器的音调是由弦线的长度、密度和张力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意林卷一·韩子》中记载："齐宣王（公元前342-前328 年在位）问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对曰：不也！瑟者，小弦大声，大弦小声，大细易位，贵贱易序，故儒者不为。"这个故事说明，至迟在公元前4 世纪，我国古人已定性地知道了弦的发声规律。现代声学原理指出，弦线的振动频率与线密度的平方根成反比，即与弦线的粗细有某种反比关系，确实是"大细易位"的。
2. 物体的发声和传播的物理性质春秋战国的古籍中，对物体发声和传播中的一些物理现象，如音调的响度、音品和共振等，都有所记载。
响度指人的听觉所辨别的物体发声的强弱，它与声源的振幅有关。《考工记·凫氏》篇载："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这里讲的就是钟的形状与响度、传播距离的关系。大而短的钟，振动的振幅小，响度（声强）小，单位时间内传出的能量少，故传播的距离也小；小而长的钟，响度大，能远闻。同样，在《考工记·■人》篇中也称："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钟、罄、鼓都属于板振动，它们的发声规律也是一样的。
各种物体所发声音的特性是不同的，用现代声学理论讲，即具有不同的频谱，这种特性称为音品，也叫音色。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不同物体的音品已有初步的认识。《礼记》中称："钟声铿，。。石声磬，。。丝声哀，。。竹声滥，。。鼓鼙之声灌，。。"这是古人对不同物体音色的最早描述。《考工记》中还讲："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从音乐声学角度来说，"石"与"播"都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石"指声音太闷，不响亮；"播"指声音太散，不集中实在。
物体的共振和声音的共鸣现象，在古籍中也早有记载。《庄子·徐无鬼》中记载，庄周曾对惠施讲过，西周初年的鲁遽演示过瑟弦的共振现象："（鲁遽）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废"为放置之意，这段记载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共振实验。分别放在堂屋和居室的两具瑟，在其一上奏出宫音和角音时，另一具上相应的弦就发出共振，这是基音的共振现象；若改调一弦使之与任何一音皆不合，则当弹奏它时另一瑟上的25 根弦皆振动，这是基音和泛音的共振现象。文中还用"音律同矣"对这种共振现象提出了解释，这是很确切的。《吕氏春秋·应同》中也说："类固（同）相召，。。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声比"二字既包含了基音之间（频率为1 比1）的共振，也包含了泛音之间（频率为整数比）的共振，真是准确恰当。特别是关于泛音之间共振的发现，我国要比西方为早。
利用声音的共鸣现象来侦探敌方的行动，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最早见于《墨子·备穴》篇。文中记述了用埋缸听声的方法判断地下声源方向的几种设计。如"穿井城内，五步一井，传（通"附"）城足。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顺（幂）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是说当敌方挖坑道攻城时，守军就在靠城墙内挖井，每五步（约6 米）远挖井一口，高处挖到一丈五尺（约合今3 米），低处挖到地下水位之下三尺（约60厘米）；以容积为四十斗（约78 升）以上的坛子，坛口绷以薄皮埋入井中，使听力好的人伏于坛口谛听，确定出敌方坑道的方位，从城内挖坑道迎击敌人。敌人挖坑道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比从空气中传来的衰减较小；这种声波又会和坛子中的空气发生共鸣，很易被人听到；利用三、四个相邻井内坛子的响度差，就可判断出声源的方位，即起到现代声学所说的"双耳效应"的作用。另外，地下水位之下的土壤，其孔隙被水充满，传声性能也会更好。古人在利用共鸣现象将声音放大之外，还懂得了有时需要消声的方法。
河北易县燕下都44 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空心砖，就是用于这一目的的。用空心砖砌成的墙壁有隔音作用，这可以说是消声技术的先导。
3. 律学和三分损益法所谓律学就是对乐器上各种音调的获得以及它们之间的频率关系进行数学研究的学科，现在也称为数理音乐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音乐活动和乐器制造的发展，我国古代律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谓"律"，既指构成音阶的每个音，又指选择音阶中各音的构成规律。人们从实践中发现，可以根据弦和管的长度与所发音调（频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出音阶中各个音调之间的数学比例，由此产生了乐律计算法。
在我国古代律学的发展中，选择五个音或七个音组成一个音阶的乐制，可能在公元前11 世纪已经形成了。唐代杜佑的《通典》称："自殷以前，但有五声。"《礼记·乐记》中也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注曰："五弦，谓无文武二弦，惟宫、商、角、征、羽五弦"。可见中国古代乐律是先有五声，后有七声。在七声的基础上，由于转调的需要，就产生了十二律。十二律产生的确切年代已无法查考。《国语·周语》记载，公元前6 世纪时一个叫伶州鸠的乐官已经把十二律的名称一一列举出来。文中记载周景王贵于其二十四年（公元前521 年）向伶州鸠请教乐律，伶州鸠回答说，十二律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相当于今之c、■C、d、■d、e、f、■f、g、■g、a、■a、b 这12 个调；"五音"是宫（do）、商（re）、角（mi）、征（sou）和羽（la）；再加上变征（fa）和变宫（si）两个音就成为"七音"。
乐律学发展到春秋时期，产生了一种计算方法，即"三分损益法"。《管子·地员》篇载："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为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征；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生角。"这段文字所规定的计算方法，就是"三分损益法"。即以一个被定为基音的弦（或管）的长度为基础，把它三等分，再加长一份（"益一"）或去掉一份（"损一"），就可以定出另一个律的长度。从数学上讲，即把基音的弦（管）长乘以4／3 或2／3，照此法依次进行下去，直到获得比基音高出一倍或低一倍的音，就得出一个五声音阶。具体推算方法如下：令黄钟宫音的弦（管）长为81（"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即1×3×3×3×3＝81，则征音弦长为81×4／3＝108；商音弦长为108×2／3＝72；羽音弦长为72×4／3＝96；角音弦长为96×2／3＝64.
上述五音依弦的长短顺序排列，则为征（g）羽（a）宫（c）商（d）角（e）
108 96 81 72 64这是一个五声征调音阶，它们的频率之比为■各音弦长之比均为2／3 或4／3. 由于弦长与频率成反比，所以这五音之间的频率之比均为3／2（即五度音程）或其倍数。所以，"三分损益法"得出的五声音阶，实际上是由许多相差五度的音调组成的，因此"三分损益法"就是"五度相生法"。"三分损益法"的提出，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研究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我国古代物理学应用数学的最早例证。
用"三分损益法"由五音再加变宫（b，弦长为64×■＝42■）和变征（■f，弦长为42■×■＝56■）两个半音，就可得出七声音阶。《吕氏春秋·音律》篇还记载了用"三分损益法"相生十二律的计算方法："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中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这里说的"上生"就是加长三分之一（乘以■）；"下生"就是缩短三分之一（乘以■），以此来定出另一律的长度。
（三）热学知识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通过对大量火烧、火烤、冷热变化所引起的物质性质和形态的变化的观察，我国古人逐渐积累了许多热学知识。不过相比较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有关热学知识的记载是较少的，更谈不上系统了。
1. 对热的基本认识热是什么，即关于热的本性问题，我国古人很早就作了探讨。在古代，人们常把热与火等同起来，殷商时代产生的"五行说"中，就把"火"看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元素之一。《墨经》中有"火离，然（燃）"的论述，认为火是包含在木头里面的，它一离开木，就产生木的燃烧。这和18 世纪西方流行的"燃素说"十分相似。
关于摩擦生热的现象，战国时期也有记载。《墨经》第48 条载："儇，■（俱）■（抵）"；"儇：■（煦）民（■）也"。"儇"即"环"，指圆环，在地面上滚动时其边缘各点都将依次碾地，这可以从轮辋（■）发热证明环上各点都碾地了。这段论述实际上是借摩擦生热作为论据进行论证的，说明摩擦生热已被作为一个基本常识看待了。
物体的体积受热膨胀、遇冷收缩的现象，当时也被应用于实践中。《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父子在领导修建都江堰时，为了开凿坚硬的山石，已经采用了"积薪烧之"的方法，即在岩石上凿一些槽沟，在槽沟和天然石缝中填柴烧的，使岩石因胀缩不匀而自行崩裂，从而加快了开凿速度。玉垒山的"宝瓶口"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凿的。这是把热学知识运用于施工技术的一个卓越创造。
冷热变化引起水的物态变化的现象，特别是雨露霜雪的形成，由于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诗经》中有"白露为霜"的诗句，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露和霜之间的内在关系了。他们把霜看作是白色的固态的露，这种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庄子》中还有"积水上腾"的说法，包含了对地面上的水与大气中所降雨水之间的循环转化的正确认识。
2. 降温术与高温技术我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降温和获得高温的一些方法。最早的降温术是接触降温法。《诗经·国风》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指农历十一月，"三之日"指一月，"凌阴"即冰窖，这是说冬天里凿下天然冰块贮于冰窖中，到夏天用来降温。《周礼》中也有："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大丧，其夷盘冰。""凌人"是专司贮冰事宜的职务，"鉴"为青铜容器。这个记载说明当时人们是冬贮天然冰，夏季用来冷藏食物和保存尸体。
高温技术与早期的制陶业以及商周以来金属冶炼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和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 年）时期，精美的彩陶和黑陶都是在陶窑内烧制成的。在河南庙底沟发掘的一座陶窑，由火口、火膛、火道、窑室等部分组成，可使窑内温度达1000℃左右。在烧制黑陶时要用渗水方法使窑内的木柴不完全燃烧或熄灭以产生浓烟，有些木柴可能因此变成木炭，这可能是木炭的最早来源之一。人们很快发现木炭比木柴的燃烧温度更高，这就为铜的冶炼创造了高温条件。对商周的炉壁和炉渣熔点进行的测定表明，其温度约为1100℃到1300℃。利用木炭作燃料虽然可以提高燃烧温度，但要达到这样高的温度，还必须利用鼓风助燃，表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原始的鼓风技术，这又为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手段。春秋后期我国出现的生铁冶铸技术，只有在炉温达到1150℃到1300℃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表明我国的高温技术又有了很大进步，可能已经采用了鼓风竖炉。
3. 测温知识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有关冷热知识的积累，必然会使人们萌生温度的概念。古汉字中很早就出现的"寒"、"凉"、"温"、"热"，实际上是对温度高低的差异的描写。在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的生产过程中，我国古人逐渐掌握了观察火候以判明温度高低的方法。"火候"初称"火齐"，可能得名于烹饪术。《周礼·天官》中有"水火之齐"的说法；《礼记·月令》中已称"火齐"。《荀子·强国》把"火齐得"视作冶铸青铜器的关键之一。东汉郑玄在《十三经注疏》中将"火齐"解释为用火的"多少之量"或"腥熟之调"，这可以看作是根据供输热量的多少对"火候"所作出的一个简单定义。根据"火候"来判断温度的高低，不再是单凭主观感觉，而是依据温度变化时物质物理性质的变化来作出判断的，这使温度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考工记·轮人》篇记载，当用火烧烤一根木条以把它弯成轮牙时，必须恰当地控制火候，以使木条外不断绝，内不折裂，侧不扭曲。《考工记·■氏》篇称："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根据青铜冶炼中焰色的变化来判断炉内的温度。《韩非子·显学》中也记有："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必以剑"。"察青黄"就是观察火候。
比观察火候更为准确的方法，是根据某些标准的恒温点（如冰点）来确定温度的高低和变化。《吕氏春秋·察今》中说："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汉初的《淮南子·说山训》中进一步指出："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这就是通过水的凝固（成冰）和冰的熔解（成水）来判断气温的变化趋势。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的验温器。
（四）关于电和磁的认识1. 关于电的初步知识自然界中的雷电现象，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早在殷商时代遗留下来的甲骨片中，已经出现了"雷"字；西周时代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有了"电"字，这当然指的是闪电。从出土的殷商文物上的云雷纹饰可以得知，人们早就把云和雷电联系起来了。《尚书·金滕》篇中有"天大雷兜风"的说法；《易·豫·象》中有"雷出地"的记载，说明已观察到雷云对大地的放电现象。
关于雷电的成因和本质，人们也按照当时的阴阳学说作出理解。《淮南子·坠形训》中说："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即认为阴阳二气相抗相迫产生雷，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则为电。
2. 关于磁的认识自然界存在着以四氧化三铁这类铁矿石为主的永磁性天然磁体，古人在寻找和冶炼矿石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类磁体，所以人们早在20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认识磁石了。《管子·地员》中记有："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和磁铁矿的最早记载。在《五藏山经·北山经》中也记载有"西流注于■泽，其中多慈石"。这些记载与西方最早发现的磁石吸铁现象的时间大致相同。
天然磁石的大量发现，为了解磁石的一些重要性质创造了条件。据记载，周大夫关尹子（关喜）对"慈石无我，可见大力"作过如下解释："金乌搦土，慈石吸铁，二物扭结，而生变化。"公元前4 世纪成书的《鬼谷子》中有："其察言也，若慈石之取针。"《吕氏春秋·精通》篇有"慈石召铁，或引之也。"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关于磁石吸铁的知识，已经相当普遍了。中国古代早先没有"磁"字，东汉以前都写作"慈石"。东汉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时说："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可见当时用"慈"字即表示磁石是"慈爱的石头"，字义中就包含了具有吸铁性的意义。
人们同时也发现了其他物体和金属均不受磁石的吸引。《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淮南子·说山训》中也有："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这不仅指出了磁石对铁性物质与非铁性物质的作用不同，而且还指出对这一现象不能用常识和主观想象去理解。《淮南子·坠形训》中还有"慈石上飞，云母来水"的说法，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不仅磁石能吸引铁，（重的）铁块也能把（轻的）磁石吸引上升，这里已经初步认识到磁力是一种相互作用。
3. 对磁性作用的利用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把天然磁石用于医疗实践的事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有"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的记载。"五石"指磁右、丹砂、雄黄、矾石和曾青，这种药即后人多用的"五石散"。
我国大约在战国时期已知道了磁体的指极性，即磁体自动取南北方向的性质，这个发现很快导致了指南器"司南"的制造。
在《鬼谷子·谋》篇中有关于"司南"的最早记载："郑子取玉，必载司南，以其不惑也。"《韩非子·有度》篇也有："夫人臣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当时的所谓"先王"一般指禹、汤、文、武，最晚的周武王也是公元前十一、十二世纪的人。"端朝夕"即正四方之意，这段话说明利用司南指示方向当为很古之事。《后汉书·南蛮传》和《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在周公姬旦辅佐成王时，越裳氏（古柬埔寨人，在今越南中南部）来朝，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他有帷幕、驾三马的■车以指南。从当时的技术状况看，这种装置不会是利用差动齿轮组造的机械式指南车，而应为装有磁性司南的车辆。
至于"司南"的形制，当时没有具体的记载。后来，东汉王充（约公元27-97 年）在《论衡·是应》篇中作了较明确的记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说司南形如汤勺，放在光滑的地盘上，勺柄便转向南方。可南南阳东汉墓出土的石刻上有司南勺的画图。今人王振铎根据考证认为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勺状的东西，底呈光滑的球形；把它放置于用青铜制成的光滑地盘上，拨动其柄使之轻微转动，静止后其柄即指向南方。
（五）光学成就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对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折射等一些具体规律，已有比较全面的概括与论述；并且还巧妙地做出诸如针孔成像之类的光学实验。《墨经》中对光学现象的系统论述，比西方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前275 年）的《光学》早约一个世纪。
1. 先秦的光源和对视觉的认识古人首先是以太阳为光源的，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学会了使用火在夜间照明。我国古人用竹、松脂等制成火炬作为人造光源。《周礼·秋官》中载西周设有"司■（xuǎn，音选，光明）氏"掌火禁，兼掌坟烛庭燎。树于门外的谓之火烛，在门内的谓之庭燎。另外在军事上为防备敌人入侵，还在边防设有告急用的火炬联络信号"烽燧"。用油点灯作为光源在我国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周礼》载司■氏在宫廷仪式中已用麻子油灯。战国时期沿海诸侯国宫廷中则用鲸鱼油或海豹油来点灯。当时人们还知道了用纤维或竹心外裹层层蜜蜡（用蜜蜂巢煎熔而得之蜡）制成蜡烛。这些光源直到近代以前一直被用于照明。
古时取火的工具也称为"燧"。我国古人早就利用凹面镜聚太阳之热取火，故称凹面镜为"阳燧"，也称"夫燧"。《周礼·司寇》有："司■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庄子》中也有"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的记载。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还具体说明了阳燧取火之法："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即将无边的金属杯磨擦光亮，正午时对着太阳，将艾绒放在光线会聚之处（焦点），即可受灼起火。在墨家的著作中，把球面镜的焦点称为"中燧"，即指阳燧取火的光线会聚处。
关于光线穿过透明体的折射现象，我国古人也早有所知，并加以利用。
《管子·侈靡》中记载："珠者，阴之阳也，战胜火。。。"唐人房玄龄解释说："珠生于水而有光鉴，故为阴之阳。以向日则火降，故胜火。。。"这里所说的珠，大约就是石英一类透明体，由于流水冲刷成为卵形，类似凸透镜，向日当可取火。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万毕术》记载，在公元前2 世纪我国就有人用冰作透镜向日取火："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2000 多年前作出的这种实验，真可谓巧夺天工的发明创造。英国的胡克在17 世纪也作过这个实验，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的震动。
《墨经》中提出了产生视觉的3 个条件：一是人自身的视觉功能（"明"）；二是视觉对象（"物"）；三是光（"火"）。进而正确地指出：人以眼睛见物（"以目见"），而眼睛则依靠光见物（"目以火见"）。这说明眼睛本身只是光的接受器，只有当光被物体反射到人的眼睛里后，人才可以看到物体，这是对视觉最早的科学说明。而古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却认为人的眼睛会发射某种东西接触到物体而引起视觉。与之对比，更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视觉的认识的正确性。
2. 关于光的直线传播光的直线传播原理是光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光的直线传播这一基本特性。特别是在《墨经》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精彩实验的明确论述和精辟的解释。
在公元前4 世纪，墨家就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的实验，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墨经》第120 条载："景到（倒），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光之人，煦（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文中的"景"为"像"，"午"指"交午"，"端"为"点"，指屏中的小孔。这条经文说明，光线从人体各个部位向四面八方直线射出，穿过小孔的光线均在小孔处（"端"）相交午；从人体下部射出的光线射到高处，从人体上部射出的光线射到低处。足部射向低处的光线被屏壁遮蔽，因而只能成像于幕的高处；首部射向高处的光线被屏壁遮蔽，因而只能成像于幕的低处。这样，便在屏后的幕上得到一个倒立的像，而像的大小则与交点（小孔）的位置有关。人离小孔的距离由远而近，幕上的像就由小变大。
《经说》中的"照若射"，用"射"字来形容光线径直前进、疾速如箭、远达他处的特性，确实是十分生动、形象和确切的。"库"当指屏幕内之意；而《墨经》第49 条又说："库，易也"，即上下易位之意，说明由于光的直线前进和小孔的存在，使物在屏后的幕上产生倒立的像。所以，"库"字可看作是墨家论述针孔成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指这是一个上下易位的过程。
墨家还利用光的直线传播的性质，讨论了光源、物体和投影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通常人们会认为，运动着的物体的影子也是随着物体一起运动的。墨家在分析了光、物体和影子的关系后却提出："景不徙，说在改为"；"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①这是说物体的影子并不随物体一起运动，只不过是由于物体或光源的运动，使原来旧的影子不断消失，而新的影子又不断生成（"改为"）而已。成影之处，有光一照，影子就立即消失了；如果影子不消失（"若在"），那是由于物体和光源都没有移动，所以影子也止息于原处（"尽古息"）。墨家的论述准确地阐明了影不动的实质，旧影不会移至它处成为新影，新影不是它处移来的旧影。墨家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用
① 《墨经》第118 条。
到"瞬时"的概念来理解物与影的对应关系了，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名家后来也提出"飞鸟之景，未尝动也"②的命题。司马彪释曰："鸟动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来。"《列子·仲尼》篇引公子牟曰："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曰："景改而更生，非向之影。"这些论述显然都是受到《墨经》的影响而发抒的。
《墨经》第119 条载："景二，说在重"；"景二：光夹。一光，一。
光者（堵）景也。"这一条说明了重影现象及其原理。如果一个物体同时受到两个光源的照射（"重"），就会形成两个投影，两个阴影相互重迭的部分形成更深的重影（本影），所以就会出现两个半影夹持着一个本影的现象（"夹"）。如果只有一个光源，则只有一个影子，影子是光线被堵遮而生成的。
墨家还讨论了杆影的长短粗细与光源、木杆、地面之间相对位置的关系③。当时人们普遍使用圭表测定日影以确定时辰和方位，这对历法的制定和建筑测量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研究杆影的变化规律在当时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
3. 关于镜面成像原理我国在4000 多年前已经出现了铜镜，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镜已相当流行。光线遇到镜面，就会发生反射现象，镜面成像，就是光的反射的结果。《墨经》中对平面镜和球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作了深入的研究，反映了当时在这一研究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墨经》第121 条载："景迎日，说在搏（转）"；"景：日之光反烛人，则景在日与人之间。"这条经文很可能是用来解释"月魄"成因的演示实验的记录。通常，日光直接照射人体，形成的人影是背着日的；但是，如果日光被一平面（如镜）反射后再照到人体上（"反烛人"），产生的影子就会迎着日（"景迎日"），即投在日与人之间，这是日光经反射而转变了方向的缘故（"说在转"）。如果把镜子看作是大地，人体相当于月球，背向太阳的人体表面就相当于"月魄"，由于它只是被大地反射的日光间接照射，所以只能显现出月面灰光。墨家的这个实验，在光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墨经》第123 条记载了一个平面镜成像的实验及其光学解释："临■而立，景到（倒）；多而若少，说在寡区"；"临：正■，景寡，貌能（态）、白黑、远近、■正、异（映）于光。■（者），景当俱就；去■（亦）当俱，俱用北（背）。■者之臭（糗），于■无所不■；景之臭（糗）无数，而必过正，故（估）同处。其体俱然，■分。"
此条有不同解释，一说是关于各种球面反射镜的总论①；一说是论述平面镜成像之理。我们从谭戒甫、钱临照、徐克明等说，作平面镜成像解。经文指一物（如人）俯临放在地上的平面镜边缘而立（如临湖水面照之），在镜中得一倒像。镜面所对范围很大，物体很多，而观察者从一个固定点只能看到不大范围内的物像，这是由于镜面面积较小（"寡区"）之故。任何物体在镜内只能 有一个像，物的形态、明暗、距离、斜正都由光线映射于镜。② 《庄子·天下》。
③ 《墨经》第122 条。
① 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88 页。当人（或物）走近镜子时，其像也一起走近（"■者、景当俱就"）；当人（或物）转身离开时，其像也同时离去（"去亦当俱"），人（物）与像是相互背离的（"俱用背"）。人（物）对着镜子的表面上的一切点（物点），在镜中无一不被照射出来（"■者之糗，于■无所不■"）。由于人（物）体表面之点无数，所以像的点（像点）也无数（"景之糗无数"），而且像点必位于镜面的另一侧（"而必过正"），估计与其相应的物点到镜面的距离相等（"估同处"）。像的每个部分与人（物）体表面相应部分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即分处于镜面二侧等距离的地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墨家在分析镜面成像时，已经懂得把物体表面析为"物点"（"■者之糗"），把像析成"像点"（"景之糗"），而且指出它们是对称地分布于镜面二侧，这在当时是光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造。"糗"字本指炒米粉或炒面粉，墨家在此取它来表示细小的点。
我国古代对于凹面镜聚焦特性的认识是相当早的，墨家对凹面镜面成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墨经》第124 条记载了一个凹面镜成像的实验及其光学解释："鉴位（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鉴：分鉴。中之内：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起于中缘（燧）正而长其直（置）也。中之外：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易。合于中而长其直（置）也。"
"鉴洼"即指凹面反射镜。经文是说凹面镜所成之像有两种，一种是物在镜面球心之外时形成的比物小的、倒立的像；一种是物在镜面球心之内时形成的比物体放大的、正立的像。后期墨家在《经说》中进一步作了准确的说明。实验分为"中之内"、"中之外"两种情形（"分鉴"）。"中"指"中燧"（焦点，阳燧取火光线会聚之处）到"合于中"（镜面球心，物与像重合之处）之间的这一段。如果物体在"中之内"，即在焦点之内，物体离焦点近些，所照也大些（"所鉴大"，即视角大），因而产生的像也大些；物体离焦点远些，则所照小，因而产生的像也小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的像必然都是正立的。这是物体从中燧（焦点）开始正立着向镜面方向移远其位置的情况（"起于中燧正而长其置也"）。
如果物体在"中之外"，即在球心之外，物体离球心近些，则所照大，产生的像也要大些；物体离球心远些，则所照小，产生的像也要小些。但在这种情况中，物体的像都是倒立的，这是物体在球心同自己的像重合之后，背着镜面向远处挪移其位置的情况（"合于中而长其置"）。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实验的记述中，墨家已经明确地区分了"球心"
和"焦点"，把后者称为"中燧"；而且还知道了物体和它的像在球心处重合，这种准确的描述是与当时所进行的多次周密的实验分不开的。当然，凹面镜成像还有第3 种情形，即物体在球心与焦点之间时在球心之外所产生的比物体大而倒立的像。墨家在作实验时可能还没有让像成于屏幕上，而是观察者面对凹面镜直接观察自身（物）所成之像，所以对在自己背后（球心之外）所成之像未能观察到，这是容易理解的。在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2400多年前，墨家能对凹面镜成像作出如此正确的概括，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关于凸面镜成像，墨家也进行了实验研究。《墨经》第125 条记载："鉴团，景一"；"鉴：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亓（其）远，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景过正，故招。"
"团"，圆也，指球体；"鉴团"即凸面反射镜。物体在凸面镜前被反射，无论和镜面距离远近如何，都在镜面后产生缩小的正立虚像，只有这一种成像情况（"景一"）。物体离镜近些，则所照显得大些，所成之像也大些；物体离镜远些，则所照显得小些，所成之像也小一些。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像必定都是正立的。物体过远，像就模糊不清了（"故招"）。
墨家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文中用"所鉴大"、"所鉴小"来说明像的大小，则是不准确的。因为凸面镜成像的大小决定于（虚）焦点对物体首尾二端所张的视角，而不是决定于物体对镜面二端所张的视角。
前述《墨经》中关于光的直进性以及各种面镜成像原理的叙述，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关于几何光学问题的实验记录和理论说明。首先以光的直线传播的性质为立论的基础，对光、物和影三者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作出了详细而准确的分析说明；进而又以精确的实验为依据，对平面镜和各种球面镜成像的现象和规律作了描述。墨家在光学上这些出色的研究，和近代光学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墨家的成果，在世界光学史上应当占有崇高的地位。
十、结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时期；形成后世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许多知识内容和学说，大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找到它的初始形态和萌芽思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最具特色和最为发达的天、算、农、医，在这一时期均有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天文学和医学，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概括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冶铁术的发明，特别是生铁冶铸、铸铁柔化和块炼铁渗碳钢技术的出现，加快了铁器工具的普遍推广，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作用。
（2）战国初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殷商时期的"神治"
被"人治"所代替，由此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各诸侯国为了消除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发展自己的霸业，也需要借助于各种新学说、新思想的支持，所以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出现了诸子百家自由探讨、相互争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对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中国封建时期所以能在科学技术、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不无关系。（3）以孔子私人讲学为肇始而产生的"士"这个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一大批来自"国人"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打破了少数统治阶级人员垄断文化知识的局面。"士"来自各方，与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是文化知识的主要掌握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既把已有的文化知识传播到国人中，又把国人中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搜集起来加以总结概括，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无庸置疑，农民和工匠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基础力量，尤其是实用技术的直接创造者。但是由于文化素养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力将在生产实践中摸索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巧作系统的总结、记载和进行更广泛的传播，更没有条件去实现知识的理论化。这些工作只能由受过系统文化教育训练的"士"去完成。
（4）和古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科学发展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出来的理论性自然知识是较薄弱的，特别是比古希腊逊色。但在实用科学方面，我国在相当长时期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大部分也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这个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政裕民"的政治主张，使他们急功近利，主要关心科学技术中那些能够直接转化为实用的内容。这也影响到"士"只能在"从政"过程中，从对"天地万物""善用其材"中来关心科学技术，而不去深究其"所以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况就明确说："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①就是说对"天地万物"只求"善用其材"而不求明白其"所以然"，即不必深究其中的科学道理；对"百官之事、技艺之人"，只需"善用其功"而"不与之争能"，即对其中的技术原理不必了解。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具有以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特点，又具有偏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的明显局限。
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个状况，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重人事的传统，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心社会伦理比对关心自然本身更受到重视。开始时显得很有生气的自然哲学学说，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它的发展方向。这又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缺乏理论性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缺少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重要的社会条件。但是，中国科学技术极强的实用性传统，也是阻碍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5）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丰硕成果，通过多种渠道，在世界各地陆续得到传播，对后世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天文学上的"四象"、"二十八宿"，数学上的十进位制，手工业中的炼钢术、蚕丝织绸和提花技术、漆器的制造等，先后都传播到国外。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方面，更有不少超前于西方的重要成就。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公正地评价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这当然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成果在内。一些国外学者曾说，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果似乎是从印度、阿拉伯乃至西方传入的，这种论点大都被考古的发现和史料的挖掘所否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古代，中国给予世界各国的东西，远比世界各国给予中国的要多。
① 《荀子·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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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18 春秋战国教育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书中从回顾西周教育的一般情况入手，探讨了处于政治大变革时代的春秋战国教育发生变革的原因，并系统介绍了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以及当时的著名教育家和他们的教育主张，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教育的总体情况。本书广泛吸收、融汇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注重史实与史论的有机联系；适于各级教育行政人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及各类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阅读、参考。
一、春秋战国教育概述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由诸侯分裂割据趋向全国大统一的时期。春秋开始，周王室还能作为140 多个诸侯国家的"共主"。以后，各诸侯国相互不断兼并，周王室反沦为大国的"附庸"。到战国初期，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十几个国家；及至战国末期，余下的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相继被秦灭亡，全国才真正统于秦。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处于长期分裂、战事频繁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往往要受到巨大破坏，社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文化教育尤其受到严重的影响。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却奇迹般地推动着一场全面的大变革。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促使奴隶制社会崩溃而过渡到封建社会。
教育的大变革，直接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各诸侯国国策的改变。奴隶社会中，国家大事唯戎与祀。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在学校中除了学习射、御以外，其他科目多与祭祀有关。到了春秋时期，宗族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已失去它的控制能力，诸侯纷纷立国，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治理政事、培植军事力量，以增强实力、盛大国势。他们的"大事"已不在戎与祀，而在戎与治，特别要求能适应新形势的新一代的管理人才。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正是最早广纳贤才破格用士的国君。他委任管仲以相仕，使齐桓公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称霸，并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像管仲这样能在新形势下大显身手的人才，决不是在继承西周教育传统的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事实上，春秋初期，官学中僵化的学制和陈旧的课程，早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各诸侯国的政治变革，逼使教育必须改革，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这场变革，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延续了五百多年。其特点是贯穿着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着人才需求这个中心发展的。官学和私学并不是对立的，相互并不排斥，官学和私学的兴衰过程，恰恰是彼此替代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替代方式，这决定于各国所制订的教育政策和政治改革的深度。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春秋初期至中期。各国开始改变西周的学制，并制订各自的教育政策。第二阶段，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诸侯国为了争霸或保持霸主地位而重用人才，器用人才，私学兴起，"师"的地位确立。第三阶段，约在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诸侯国间的分裂和兼并日益剧烈，私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不同学派，统治者逐渐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官学开始恢复。第四阶段，约在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向统一，分散的私学已不能发挥作用。官学的地位已超过私学，师资力量多向官学集中。执政者通过官学扶植统治力量，官学扩大，最后，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个阶段的教育变革，构成本书编写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教育史，实质上是一部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制教育的变革史。基于这个观点，本书从回顾西周教育情况入手，采取对比和分析的方法，使读者基本上掌握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虽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但有关史料却很缺乏，而且分散在一些古文献里，每每夹叙在历史人物的政治见解、伦理德行等言论之中。长期以来，有些教育史著作受史料的限制，对教育思想论述较多，史实较少。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史，史料更少。例如百家争鸣，联系到教育，即各个教育学派之争，就不如哲学思想争鸣的史料充实和广泛。因此，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分析和争辩，由于资料不足，又嫌记载简略，只能作一般推测。建国40 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成果丰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遗址、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出土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诸如铜器铭文、简牍、帛书之类，直接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种种活动，其中不乏与教育有关的资料。如韩非在教育改革中，提出"以法为教"，过去根据古文献资料，对"法"往往讲得很笼统，仅指法令政策而已，不能进一步具体化。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其中有许多是与"以法为教"密切联系的教材资料，这些都是具体说明学吏制度的宝贵记录。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就是力求将考古学资料和历史学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教育史，以期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教育的实际。
二、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西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约有300 年光景，这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较之殷商已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在教育方面，建立起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官学制度。这套教育制度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因而它只允许也只有贵族子弟能享受到学校教育的权利。尽管当时的教育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但是，在为奴隶主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方面，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成为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有效工具。直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变革教育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周教育制度的影响。
教育有着它自身独特的继承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实际是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教育，把教育权从奴隶主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教育变革是从西周教育的基础上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即使到了战国后期，在教学内容上，还有《诗》、《书》、《礼》、《易》等课程。所以，概括地对西周教育作些回顾，有助于加深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
（一） 学校由国家兴办学校由国家兴办，体现了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受教育权的绝对控制，这是奴隶社会教育的一大特点。所谓绝对控制，即不但在学校类别上，而且在入学年龄上，必须严格按照学生本人身份，区别对待。由于尊卑贵贱和地位高低，其差别十分明显。上层贵族的子弟不能与下层贵族子弟在同一等级的学校学习；即便是在同一等级学校学习的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年龄也有种种限制。
西周王室和诸侯各国，都建立了学校，可以分为两个等级，或称为两类：一类称为国学，办在王室京畿和诸侯国都。另一类称为乡学，办在郊区乡里。
《礼纪·学记》指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州）有序，国有学。"①塾、庠、序，都属于乡学，是地方学校；学即国学，是京都学校，也即是中央学校。
1. 国学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
王室和诸侯各国所办的小学，其名称和规模大小，都差不多；而所办的大学，不但名称各不相同，而且规模大小也相差很多。首先，在名称上，王室京畿的大学，是天子之学，由王室直接管理，叫做辟雍；诸侯国都的大学，是诸侯之学，由国君直接管理，称为泮宫（或頖宫）。其次，在建筑规模上，辟雍修建在形似圆璧的土台上，四周有水，如同在一个小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修建在形似半壁的土台上，东、西、南三面有水，如同在一处半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的规模只有辟雍的一半。吕思勉曾说："这是表明辟雍乃
① "术学序"，郑玄注："术当为遂之误。"毛奇龄在《学校问》中认为"术是州字之误"。本书采用后者意见。
天子独家拥有的学校"，"诸侯得杀其制"，"以其半以示诎于天子"①。国学招收的学生，自元士以上的贵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礼记·王制》说："凡入学以齿。"郑玄注释："皆以长幼受学，不用尊卑。"粗粗一看，好像西周的国学，凡是贵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入学，毋需再分尊卑等级。其实，这条"入学以齿"中的"齿"字，却很有讲究。恰恰是在这一"齿"字上，严格区分出尊卑贵贱，维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西周王室的宗族，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此外还有迁宗（分支）的规定。在臣属之间，又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层层严格的等级关系。这些人的子弟虽然都有资格进入国学，但是"子随父贵"，在入学的年龄上，也得按照等级差别，有早有晚。最低的元士一级，其嫡子和余子（妾所生之子）上小学的年龄，也要相差两岁。这是奴隶制教育的特殊现象，也正是"齿"字的实际含义。贵族子弟入学年龄，分为三种情况：王太子，8 岁进入小学。7 年读完小学，15 岁升入大学。
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13 岁进入小学。7 年读完小学，20岁升入大学。
嫡子以外的诸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即余子，也称众子，15岁始进小学，7 年读完小学，23 岁升入大学①。
从入学年龄的差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王太子15 岁进入大学时，同年龄的嫡子以外的诸子还刚刚进入小学。这种悬殊的差别，显示了王太子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客观上必然造成的效果是，使等级较低贵族的子弟，从小在思想上就深深留下奴隶主贵族内部存在着森严等级制度的烙印，并确认这是无法转移和变更的，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宗族观念和制度，从而使他们终身维护着奴隶社会的尊尊之法。
周代国学的设立，除了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在西周早期的一些青铜礼器铭文上，也已见刻铸。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周康王（钊）时期的青铜礼器"盂鼎"和"麦尊"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王太子要进小学学习的事实和康王在大学与诸侯合射的情况。这是西周早期确实建立了国学的最有力证据。
盂鼎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相传清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这件重器为康王时期一位名叫盂的大臣所铸，为了感谢康王对他的授封（册命），颂扬王的美德，铸作了用以祭祀盂的祖先南公的宝鼎。这件铜鼎，世称盂鼎，因为当年同出的还有一件小盂鼎，所以此鼎又称大盂鼎。鼎腹内壁有铭文19 行，计291 字。铭文记录了康王给盂讲述周代立国的历史和殷商丧国的教训，其中有"女妹（昧）辰又大服，余佳即朕小学，。。"等字句。据郭沫若对这段铭文的考释，"昧辰"即童年，是康王说王太子（昭王）幼年曾进小学学习，表明西周王室的王太子是要进小学学习的。①盂鼎铸造年代在康王23 年（公元前1056 年）。
①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古学制"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尚书大传·略说》："（余子）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按西周学制，小学7 年学成，15 岁入小学，则应23 岁升入大学。
① 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 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作者称："《大盂鼎》乃康王二十三年之器，当非王自就小学，余疑乃昭王幼年时事，说见《大系》"。《大系》即郭沫若所著《两周文辞大系图录专释》。
著名的青铜礼器麦尊，有长篇铭文166 字，其中有一段记载："■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禽，侯乘于赤旗舟从，。。"。②王即康王。铭文记他在宗周会见诸侯，在丰京与诸侯举行酒祀。第二天，在辟雍，王又同诸侯泛舟合射，王射中水上的大鸿雁。辟雍环水，水域也称灵池、大池，可以泛舟，可以射猎。铭文所记情况都和文献记载相吻合。西周成王、康王之际，政局安宁。《史记·周本纪》称那一段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人们安居乐业，奴隶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教育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王时代的青铜铭文中，出现了小学和辟雍（大学）记载。可以相信，当时的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铭文中还能见到有关国学的记载：宣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九代）的师■簋，记有小学："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事。。。"
共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两代）的趞曹鼎，记有射庐："共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
共王时期的■敦，记有宣榭："丁亥，王格（在）宣榭。。。"
懿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三代）的匡卣，记有射庐："懿王在射庐，作象舞。。。"
需要说明的是，从成王到厉王时期，在一些铜器铭文中，除了记有辟雍和泮宫外，还见到"学宫"①、"射庐"、"宣榭"等名称。这些地方都在大学范围之内，射庐、宣榭是大学的一部分建筑，因此，铭文中提到的这些地方，指的就是在大学。
西周的学校，既是从事教育的场所，也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往往要在国学中举行。遇有朝见、祭祀献俘等典礼，周天子要到大学来主持仪式或宴会，并举办一些娱乐活动，或合射，或乐舞。可见周代的学校机构，常用于官事，所以说官学设于官府之中。西周的铜器铭文，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
国学学生读完大学，谓之"大成"。经过官方考核而成绩优秀的，由国家任命为中、高级官员。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学则三代（夏、商、周）共之。"学，指南60）。显然，国学之分为大学和小学的体制，西周是沿袭于殷商，说明教育制度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继承性。
2. 乡学乡学，是招收郊区6 乡国人子弟入学的地方学校。根据《周礼》6 乡6遂的建制，周代王城和诸侯国都的近郊为乡，设家、比、闾、族、党、州等6 乡；远郊为野，设家、邻、里、酂、■、县等6 遂。居住在6 乡的平民，叫做国人，他们多为士或庶人，他们的子弟有进入乡学受教育的权利。居住在6 遂的都是奴隶，叫做野人。6 遂不设学校，因此，奴隶的子弟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② 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 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
① 见静簋铭文："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学射。"据郭沫若考释："史称宣王名静，本铭殆宣王为太子时习艺于学宫时事"。杨树达在《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中称："学宫者，所谓天子之大学，曰辟雍者是也。"
国人子弟所进的乡学，相当于国学中的小学程度，其学习年限是否规定7 年，尚不清楚。至于家塾、党庠、州序怎样衔接，更无史料可查。除了散见于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外，不如国学那样较有系统。目前，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也没有文字资料与之印证。陈梦家曾经根据两片甲骨（《乙》2803和4299）的卜辞，识读其中的"■"字可借读作"庠"，并且认为其意近于"殷曰序"、"周曰庠"的庠①。不过，有些学者对此字的确认尚有不同意见，还待今后的继续考定。与国学比较，能不能说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乡学的记载，就可以断定西周时期不曾设过乡学呢？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孟子·滕文公上》所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国学的设立，已在铜器铭文中见到，并且证实了周代的上层贵族学校确有两级：小学和大学。既然孟子所提到的"学"已为铭文所印证，那么，"周曰庠"，当也不是虚有其事，我们应该相信当时设有乡学。至于铭文中没有见到记载，这是符合周代铸造青铜礼器的实际情况的。在奴隶社会，青铜礼器多为王室贵族铸作。平民没有特殊的军功，不会得到君王赏赐，也根本不可能自铸重器。据目前著录的金文内容，凡是有长篇铭文的，内容多半记载朝廷大事或诸侯的受策命、赏赐等等。铸造者除了君主本人，便是贵族大臣，属于低级官吏或平民者未见一器。而朝见、册命、祭祀的活动，常在辟雍或泮宫中进行，很自然的，铭文中就会提到这些场所。上层贵族子弟不在乡学学习，他们有所活动，也往往在都城并不在乡州。天子或诸侯到学校巡学，也都在国学。凡此种种，铭文中不见有乡学记载，便容易理解了。
在乡学学习的国人子弟学成后，如果德行道艺都很优秀，经过乡里大夫的考察，可以向负责六乡教化的民政官员司徒荐举，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考定更为优秀者荐举给天子或诸侯，经过认可以后，便能升入大学（辟雍或泮宫），称为"俊士"。西周虽然建立了荐举制度，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真正能进入大学的国人子弟，毕竟是少数。
乡学学成的学生，经过地方官员的考查，成绩优秀的，将担任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吏。
（二） 教育内容由国家规定在奴隶社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引刘子语），将祭祀活动和军事战争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所掌握的学校教育，其讲授的知识和技能，就得紧紧围绕"祀"与"戎"这两件大事，选定有关的内容。祭祀一事在周代，是以祭祀祖先为主，不同于商代的"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以事神而佑天下；周室祭祖，求祖先降福，实质上是利用血缘关系把同一宗族及有关氏族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宗法制度。这说明，到了周代，单纯依靠天（神灵）的保佑来强化统治是不易维持的，还得重视人事，加强周人内部的团结，才能巩固政权。当然，周代的祭祀，更加强调仪礼，就在行祭的过程中，形成一套特定的程式，建立一定的秩序，并且逐渐固定下来，而称之为祭礼。祭祀的对象很多，内容繁复。例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
如讨伐出征，军队出发，要举行祭祀；凯旋归来，要举行祭祀；甚至献俘、庆功也要举行祭祀。在这类祭祀中，往往配有乐舞，仪礼十分隆重。国学子弟通常要参加仪式，接受祭礼教育。在周代，祭礼教育被认为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戎"，这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周代，对外既要有足够的力量防御异族入侵，也要有力量向外扩展；对内则要能够驯服奴隶，制止他们的叛乱。因此，就得有强大而精锐的军事武装力量。国人是主要的兵源，国人的子弟进乡学学习，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至于上层贵族子弟也必须到军队服务，他们不是充当一般的兵卒，至少要担任中、下级军官，也同样要在国学中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六艺课程，其中的"射"、"御"，便是传授射击和驾驶兵车，包括进攻和防御的军事知识技能的主要学科。非常清楚，这些学科都是根据"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要求制定的。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奴隶社会文武兼备的统治人才。
在西周的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文"、"武"两方面的教育学科，只不过国学中门类较多，而乡学中门类极少；在内容上，也还有繁简之别。1. 国学的教育科目在国学中传授的科目，总共分为五大门类，计有：德行、六艺、六仪、三乐和小舞等。①这些科目，在小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怎样安排，缺乏史料记载，其具体要求也无法得知。不过，国学对学生隔年定期的成绩考查和考查内容，却规定得很具体（请参阅下述《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中《学习考查》一节），可供我们大致了解不同年度对学生学习的不同要求。
（1）德行德行，即道德品行。具体内容包括三德和三行，合称德行。
三德，即"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其实，概括起来只用一句话便能说明：处处事事都做到不违背奴隶主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就体现了最高尚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