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统治者虽然重视擢用人才，但科举制度正式建立的时间比较晚，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世纪以后，离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元帝国已有四十余年。蒙元贵族以弓马取天下，重武轻文，蒙古、色目人进身为官有多种途径，科举取士并没有占到重要地位。《元史·选举志·序》谈到："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那些出身学校的，有国子监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医学、阴阳学等。而出自荐举的，则有遗逸、茂异、求言，进书和童子。还有的出自宿卫（宫廷禁卫军）和勋臣之家，并不按寻常的次序提升。那些在宣徽院和中政院做官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另外，虽然因先世的功勋按等级次第赐官爵也有一定的规定，但选用的名义可使他们得到越级升迁。由中书省和皇帝的侍卫提拔为官的，也被认为有清白的名望。而以多纳税、粮求得做官的，照例被看作是多余的职位。捕获盗贼的人因功做官，缴纳粟米的以钱财进升，甚至于工匠也有班位，轿夫走卒之流也能跻身官位。诸王和公主所宠爱的人户，也能得到保举任职。边远之地和境外，也给一些人授以官职，让他们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况且，儒者还有岁贡的名义，官吏补用的办法，如椽吏、令吏、书写、铨写、书吏、典吏等所设的名目，难以一一枚举。至于各省、台、院、部和路、府、州、县，做官的途径，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即使是朝廷声名显赫的大臣，也往往是从这些途径跻身上去，获得高贵的爵位的；而那些低级的小吏，也就因此得以窃居权势，舞文弄法了。这些掌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对科举取士一般不感兴趣，有的甚至持反对的态度。这就是元代最高统治者较长一段时间对实行科举制度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所在。
元代的科举实际上只设进士一科，其他如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都未设立。元代前后共进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其中有十次是在元朝末代皇帝顺帝（惠宗）时举行的，且每次录取的名额有限。有元一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还不到元代文官总数的3％；加上科举考试时民族岐视严重，因而元代科举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远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元代科举虽然承袭唐、宋旧制，但它是蒙古贵族入主中国以后在推行"汉化"过程中实行的科举制度，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却也有着自己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元代科举的发展历程元代虽然明令正式实行科举的时间较迟，但在元帝国建立之前，就曾考虑过开科取士的问题。元太宗窝阔台攻灭金国、夺取中原地区之后，中书令耶律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①提出了"儒术选士"的建议，受到了元太宗的重视。元太宗九年（1237 年），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和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开科取士。设策论、经义、词赋三科，日期定为三天，凡专治一科不失文义者中选，能兼者参加几科的考试听其自便。凡汉族知识分子在战乱中被俘为奴隶者，也可参加考试，如主人藏匿不遣者处以死刑。考试中选者给予他们享受赋役的优厚待遇，任命他们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这次考试共录取东平杨奂等4030 人，皆为一时名士，使朝廷及时得到了为加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但蒙元贵族世居漠北，对汉族的文物制度十分生疏，他们或以在征战中战功卓著而获得高官厚禄，或靠举荐和特权作官，一些色目人则靠对朝廷效忠而担任要职。如前所述，这些人从维护既得利益和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出发，对实行科举不感兴趣，"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②以后，一些汉官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曾多次上疏，请求开科举士，但都没有回音，结果不了了之。据《元史·选举志一·科目》记载：世祖至元初年（1264 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1267 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途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奏上，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十一年（1274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至二十一年（1284 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如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屡次向朝廷提出开科取士的建议，如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上书言策时提到："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以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①翰林学士王恽上世祖皇帝万言书中也提出："设科举以收人才。方今名儒硕德，既老且尽，后生晚进，既无进望，例多不学。州、府、乡、县，虽立教官，讲书会课，举皆虚名，略无实效，以致非常之才，未闻一士，州郡政治，苦无可称，思得大儒硕德，难矣。臣愚以为不若开设选举，取验之速也。夫进士选号，历代取士正科，将相之才，皆从此出，前代讲之熟矣。理有不可废者，若限以岁月而考试之，将见士争力学，人才辈出，可计日而待也。"①又说：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 《元史·刘秉忠传》。
① 王恽：《秋涧集·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四库全书本。
"科举选士，历代讲究，既公且当，无逾于此。若将十一年已定程式格式举行，其允当也。但科举定罢日久，欲收实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学校，选教官，择生徒，限以岁月，方可考试，如是则能得实才，以备国家之用。臣愚所以为言者，选举人才最为方今切务，不可缓也。顷年，世宗皇帝及裕宗皇帝所以将行而未遑者，天其意欲以遗陛下，俾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欤！"②元世祖提倡"文治"，采用"汉化"，也曾有过实行科举制度的打算，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终未得以实施。自元太宗时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之后，历经乃马真后称制、定宗、海迷失后称制、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七朝，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前，共七十六年，均未曾开科取士。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科举之事未得实行，但"选举之制已立"，为后来的正式开科取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七十余年里，虽未开科取士，但也采取了一些在儒生中选拔官吏的临时性措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 年），曾下诏令："诸路岁贡人吏，补充内外职官。"规定上路总管府三年一次，贡二名，其中儒一名，吏一名；下路总管府二年一次，贡一名，儒吏递进。③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又诏令"南方儒人，若有隐逸、德行、文章、政事可取者，其依内郡体例，各路岁贡一人，朝廷量材录用。"①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 年）七月，又"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所贡不公，罪其举者。"②这里采取"岁贡"的方法，大体上相当于汉代的"公府征辟"。这是元代在科举制度没有实行之前选拔儒士为官的一种暂时的补救办法。
到了元仁宗皇庆年间，元代才正式制定科举程式，举行科举考试。规定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只设进士一科。进行了七次科举考试后，到了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 年），在朝廷里，就是否继续实行科举一事，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至元元年，（彻里帖木儿，一译彻尔特穆尔）拜中书平章政事。首议罢科举，又欲损太庙四祭为一祭。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列其罪状劾之，帝不允。诏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时罢科举诏己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争之。太师伯颜（又译巴延）怒曰："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曰："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言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贡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② 王恽：《秋涧集·承华事略卷第二》。
③ 《庙学典礼·岁贡儒吏》。
① 《庙学典礼·各路岁贡儒人》。
②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参政坐，无多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彻里帖木儿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言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没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众则笑而罢。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①从双方的反复争辩来看，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这是就科举是否当行的问题，以伯颜、彻里帖木儿为代表的蒙元贵族和以许有壬、吕思诚等为代表的已进入元廷的汉族儒士之间的争论，是蒙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实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结果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遂于这一年的十一月"诏罢科举"。五年以后，至元六年（1340 年），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提出："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②元顺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再度恢复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一直坚持到元末。但程式稍有变化。其中还规定："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人。"①后又增加副榜二十人。
（二）元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十月，中书大臣启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几得人。"②奏文中反复强调实行科举制度乃是元朝历代君王的愿望，它对笼络知识分子、繁荣文化教育、巩固元朝的统治，均大有裨益。这样，仁宗皇帝才终于同意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建议，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后：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举保，以礼敦遣，贡举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
①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②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①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魏源：《元史新编·选举志》。
②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躁，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
流官子孙荫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
在官未入流品，愿试者听。若中选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资级，比附一高，加一待注授。若无品级，止依试例从优铨注。
乡试处所，并其余条目，命中书省议行。①这一诏令，对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任务、指导思想、开考时限、考生资格、考试程式、应考内容、中选者品厧等，均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中书省根据元仁宗诏书的旨意，对举行科举考试的有关条目，作了更为翔实、具体的规定，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凡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至申礼部，限定该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
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八月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试古赋、诏诰、章表科一道。八月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会试：省部依乡试例，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试第一场；初三日试第二场；初五日试第三场。
御试：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试官二员，监察御史二员，读卷官二员，入殿廷考试。每举子一名，由怯薛文（宿卫士）一人看守。汉人、南人，策试一道，限一千字以上完成。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完成。
选考试官员，行省和宣慰司以及腹里、各路，有行台和廉访肃政司的，与台宪官一同商议选差。上都、大都从省部选差，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肃政司官各一员监试。每处差考试官、同考试官各一员，并于现任、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还有弥封官一员，誊录官一员，选廉干文资正官充任。凡誊录试卷并移行文字，皆用朱笔，仍须设立关防，不得使致容私作弊。省部会试，由都省选委知贡举、同知贡举官各一员，考试官四员，监察御史二员，弥封、誊录、对读官和监门等官各一员。
乡试，在11 个行省（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和二个宣慰司（河东、山东）、直隶省部分四路（真定、东平、大都、上都）同时进行。
全国共录取乡试合格者三百人参加会试，再于参加会试者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25 人。蒙古人取乡试合格者75 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15 人，上都6 人，河东5 人，真定等地5 人，东平等地5 人，山东4 人，辽阳5 人，河南5 人，陕西5 人，甘肃3 人，岭北3 人，江浙5 人，江西3 人，湖广3 人，四川1 人，云南1 人，征东1 人。色目人取乡试合格者75 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10 人，上都4 人，河东4 人，东平等地4 人，山东5 人，真定等地5 人，河南5 人，四川3 人，甘肃2 人，陕西3 人，岭北2 人，辽阳2 人，云南2 人，征东2人，湖广7 人，江浙11 人，江西6 人。汉人取乡试合格者75 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大都10 人，上都4 人，真定等地11 人，东平等地9 人，山东7 人，河东7 人，河南9 人，四川5 人，云南2 人，甘肃2 人，岭北1 人，陕西5 人，辽阳2 人，征东1 人。南人取乡试合格者75 人参加会试，名额分配如下：湖广18 人，江浙28 人，江西22 人，河南7 人。
凡参加乡试、会试者，除《礼部韵略》一书外，不许将其他任何书籍、文字怀挟带进考场。差搜检怀挟官负责此事。每名举人，差一名军人看守；没有军人的地方，差巡军看守。
由提点官全面检查试院，差廉干官一员，度地安置考生的房间坐位，一定要使各人的坐席相隔一定距离。自考试官入试院后，考生有多次妨碍职守的，将其监押外门。
进行乡试、会试时，弥封、誊录、对读官下所需吏人，于各衙门从便差设。
凡试卷不合考试规定，犯御名、庙讳以及文理纰缪、涂注乙50 字以上者，不列入合格考卷。誊录所承受试卷，并用朱书誊录正文，实计涂注乙字数，标写对读无差，将朱卷逐一即送考试所。如朱卷有涂注乙字，也都要标写字数，由誊录官书押。候考校合格，中选人员已定，抄录字号，索上原卷，请监试官、知贡举官、同试官，对号开拆。
举人的试卷，由各人自备三场文卷并草卷，各12 幅，于卷首书三代、籍贯、年甲，在此之前半月将其于印卷所投纳。置簿收附，用印钤缝封完毕，各还举人。
在就试之日，日未出入试场，黄昏交纳试卷。受卷官送弥封所，撰上字号，待封弥完毕，送誊录所。
科举已经实行之后，若有各路岁贡及保举儒人等文字到官，一并令其还赴本乡应试。
凡是出身倡优的家庭以及患废疾的，还有犯十恶奸道之人，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举人在试场里，不得喧哗，违者治罪，并往后推二举。
举人与负责考试的官员有五府内亲者，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自陈者，也往后推一举。
参加乡试、会试，若发现有人怀挟及令人代作的，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而应举者，均往后推二举。
国子监学岁贡生员及伴读出身者，并依旧制，愿试者听其自便，凡中选者，于监学合得资品上从优铨注。
别路附籍蒙古、色目、汉人，上都、大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从两都官司，依上例推举就试。其余去处冒贯者，治罪。
以上是中书省所拟定的科学考试条目。为贯彻、实施这一条目，知贡举以下官员又会集至公堂，议拟合行事目，那就更加详备、具体了。主要内容如下：凡有人私自到弥封所取问举人试卷的封号、姓名并加以泄漏的，治罪。
各种试题在考试前泄漏出去的，许人告发。各对读试卷官不亲自对读试卷而随意令人吏代为对读的，其对读完毕而出现差误有碍考校的，加重责罚。各官司故意纵容举人将试卷拿出试院之外，以及祗应人知而为传送者，许人告首。各监试官掌管试院的事情，不得干预考校。各试院官员凡在帘内的，不许与帘外的官员交谈。各色人等无故不许进入考试场所。凡有举人谤毁主司、率众喧兢、不服止约的，要予以治罪。各举人参加考试，无故不戴帽子及擅自移动坐次的，或偶与亲姻相邻坐次而不自陈的，或怀挟、代笔和传义的，都令其离开试院。凡拆毁试卷首家状的，要推究治罪。各举人在试卷上写上与考试内容无关的语言的，由考试官纠驳其是非而予以放黜；凡试卷发现有谤讪内容的，要推究治罪。在考试的时日，凡为举人传送文书、及因而收受财物的，许人告发。各举人在别纸上起草的，出榜退落。各科文内不得自叙苦辛门第，委托誊录所点检清楚，如发现有人违犯，不得予以誊录，并移文考试院出榜退落。凡冒名参加考试，别立姓名，以及接受财物为人怀挟、代笔、传义的，许人告发。凡被黜落而妄自告发的，要推究治罪。各监门官严格检查人物的进出，所携带的物品允许带入里面的，都要折封点检。各巡铺官和兵役，不得在试场里喧扰，也不得随意查看考试的文章，更不得纵容举人在试场里无故往来，不是因为公事，不得与举人私语。各试卷弥封用印完毕，以三不成字为号标写，仍于涂注乙处用印。
每一名举人，给祗应的巡军一人，隔夜入院，分宿席房。在考试之日，击钟为节。第一次击钟，院官以下人等都得起床盥漱。第二次击钟，监门官开启门钥，举人进入试院，待搜检完毕，即将解据呈纳。礼生赞曰："举人再拜"，知贡举官员隔帘受一拜，跪答一拜；试官受一拜，答一拜。第三次击钟，颁示题目，就坐应试。当日中午，赐膳。其纳卷首的，到受卷所作揖而退，不得与他人交语。受卷官员书写举人姓名于履历上，举人作揖后退出，取解据出院，巡军也一同出院。到晚上，鸣钟一次，锁上院门。第二场考试，举人入院，依前次之例加以搜检，每十人一甲，按次序立于至公堂下，作揖完毕，颁题就坐应试。第三场考试，礼仪与前两场相同。
各受卷官收到试卷，即时查看后发给弥封官，将家状草卷，腰封用印，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开列卷，以三不成字撰号。每名举人累场同用一号，于卷上亲书，及在履历内标附完毕，牒送誊录官置于履历上，分给吏人，并用朱书誊录正文，仍在原卷上涂注乙及誊录涂注乙字数，在卷末书誊录人姓名，誊录官具衔书押，用印钤缝合，牒送对读所。翰林椽吏负责誊录完毕试卷总数，呈报监察御史。对读官以原卷和朱卷同照，亲自对读没有差错，具衔书押，呈解贡院，原卷发还弥封所。各所行移，都用朱书，试卷依照原号附薄。
诸试官评阅考卷，知贡举坐在中间，其他试官相对向坐，共同进行考校，分为三等，每等又分成上中下，用墨笔批点。考校既定，收掌试卷官于号簿内标写分数，知贡举官、同试官、监察御史、弥封官共同取上原卷对号开拆，知贡举于试卷家状上亲书省试第几名。拆号既毕，所有试卷并付礼部搁架，贡举诸官出院。中书省以中选举人分为二榜，公布于中书省大门的左右。三月初四这一天，中书省奏准皇帝，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试官和诸执事人员。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应试举人撰策问进呈，等候皇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向宫阙方向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完毕，蒙古人作一甲，按次序列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宫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各位。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礼仪同前。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当日中午，赐膳。进士纳卷完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对策分判其高下名次，分为三甲进奏皇上。分作两榜，用敕黄纸书，公布于宫廷前红门的左右。
在前一天，礼部告谕中选的进士，第二天到宫阙前，具体负责此事的官府准备好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黄道吉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的为中书省官，凡参预考试的官员均参加宴会。预宴官及进士都簪花至所居住的地方。择黄道吉日恭敬地来到宫殿，上表谢恩。再过一天，到中书省参见。再选择黄道吉日，各进士到先圣庙行舍菜礼，由第一名祝文行事，刻石题名于国子监。①元仁宗皇庆年间所拟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的具体、详细、周全，方方面面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和严密的防范，在《元史》、《新元史》中都予以全文转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一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实行科举取士的办法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元以后的各封建王朝对科举制度多次进行修订，无不是以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蓝本，在它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元代实行科举的情况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在元世祖忽必烈建元立国四十多年以后，终于正式举行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年秋天，全国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又举行会试；三月，相继举行廷试，录取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56 人为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年）春三月，在乡试、会试的基础上，廷试录取都护答儿、霍希贤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50 人。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达普化、宋本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64 人。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捌剌、张益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86 人。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阿察赤、李黻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86 人。
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笃列图、王文烨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97 人。
元顺帝（惠宗）元统元年（1333 年）癸酉科，稍异其制，左右榜各3 人，皆赐进士及第，余皆赐进士出身。当年春三月廷试录取同同、李齐等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共100 人。这是元代廷试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
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 年）"诏罢科举"，七年后又予恢复，但稍变其科举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变更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表章内又科一道。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拜住、陈祖仁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8 人。同时规定国子学依例参加廷试，录取18 人，其中蒙古人6 名，从六品出身；色目人6 名，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共6 名，从七品出身。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普颜不花、张士坚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8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
① 参见《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阿鲁辉帖穆而、王宗哲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8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八年四月，中书省奏准，监学生员每岁取积分及格生员40人，三年应贡参加会试者，相加凡120 人。除例取18 人外，今后再取副榜20 人。其中蒙古、色目人各4 名，前2 名充司钥，后2 名充侍仪舍人。汉人取12 人，前3 名充学正、司乐，次4 名充学录、典籍管勾，以下5 名充舍人。不愿者，听其还斋。至正十一年（1351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朵列图、文允中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83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共38 人。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 年），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自此以后，累科南方的进士，才开始有任御史、宪司官和尚书的。至正十四年（1354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薛朝晤、牛继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62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即录取正榜18 人，副榜20 人。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侻征、王宗嗣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51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此时，由于战乱连年，不少儒士从家乡流寓京师或外地，于是，朝廷听取中书右丞成遵等人的建议，在京师、福建、陕西等地，别设流寓乡试之科。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 年）春三月，在乡试、会试的基础上，廷试录取买住、魏元礼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35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科之数。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宝宝、杨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62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名额如前之数。
此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蔓延全国，江南、四川等广大地区都遭战乱，只有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数道的局势还比较安定。元政权摇摇欲坠，但在这种情况下，仍决定按时举行乡试，并"倍增乡贡之额"。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3 人。并且，对进士优其品厧：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务郎，从六品；第三甲，授从仕郎，从七品。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正榜增至20 人，其中蒙古7 名，正六品；色目6名，从六品；汉人7 名，正七品。副榜20 人照旧。两年以后，元朝灭亡，这是元代进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①元廷自仁宗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举行最后一次廷试，前后共举行了十六次录取进士的廷试，其中有十次是在末代皇帝元顺帝（顺宗）时举行的。元代总计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1139 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700 人，占进士总数的61.45％。元末还将国子学与科举考
① 参见《元史·选举志一·科目》和《元史·百官志八·选举附录·科目》。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采取优惠照顾的政策，最后一次廷试又进一步提高了国子学录取生员的品秩。元代通过廷试，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共284 人，全部为元顺帝时所录取。元顺帝在位36 年，虽然中间曾一度"诏罢科举"，但前后共进行了十次科举考试，从总的方面来看，顺帝时科举制度还是实行的比较好的。元代对会试下第举人，也采取了优惠照顾的政策。除前面谈及的元仁宗、顺帝时对会试下第举人诏令授以各类学官外，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 年），中书省奏准："当今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①元代科举制度中，也设置了童子科，选拔少年中的拔尖人才。这是唐、宋科举旧制的做法，没有固定的名额，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拔。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 年），举童子杨山童、海童；大德五年（1301 年），举安西路张秦山、江浙行省张升甫；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举童子武福安；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 年），举江浙行省俞傅孙、冯怗哥；延祐六年（1319 年），举河南路张答罕，另学士完者不花举丁顽顽；延祐七年（1320 年），举河间县杜山童、大兴县陈聃；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 年），举连江县陈元麟；至治三年（1323 年），举河南行省张英；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 年），举福州叶留畊；元仁宗天历二年（1329 年），举杜夙灵；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年），举答不歹之子买来的。前后共举16 人，"皆以其天资颖悟，超出儿辈，或能默诵经文，书写大字，或能缀缉辞章，讲说经史"①而入选。其中张秦山尤精篆籀，陈元麟能通性理，叶留畊能通《四书》大义。凡举童子科入选者，并不授以官职，皆令入国子学继续进行深造。
（四）元代科举的特点及其影响元代科举基本上是延续唐、宋旧制，又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实行科举制度的某些经验教训，但它毕竟是兴起于漠北、精于骑射，以弓马之利纵横天下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入主中国之后，在提倡文治推行"汉化"进程中，主要为笼络、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因而就必然有着某种先天的不足，表现了自己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实行科举制度的其他封建王朝相比较，元代实行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是：1。在科举中的民族歧视在元代，民族等级的划分是其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这在科举中亦有明显的反映。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贯穿于整个科举制度之中。如，蒙古、色目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少，汉人、南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各地参加会试的名额和廷试录取进士的名额，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各占一半，这本身就很不合理。元廷规定，科举考试的程式，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却要考三场；所出考试题目二者的繁简深浅亦大相悬殊：
①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蒙古、色目人的试题比较简浅，不考古赋、诏诰和章表，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 字以上；而汉人、南人的试题就要艰深得多，规定第二场于古赋、诏诰、章表中科一道，古赋、诏诰限用古体，章表用四六骈体，参用古体，第三场试策以经史时务内出题，限1000 字以上；如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的，中选者加一级注授。廷试录取进士，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界限十分明显，人为地造成各民族间知识分子的不平等。汉人、南人录取为进士的，不能担任尚书、御史、宪司官，这种情况一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 年）才有所改变，而这时离元朝覆灭只有十六年了。很显然，这不过是蒙元政权在走下坡路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扩大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尽忠的一项措施。后期还规定，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依例参加廷试，录取者所授官职品秩，蒙古人高于色目人，而色目人又高于汉人和南人。
2。元代科举所设科目少，录取人数少，但应试对象较为广泛和元以前的唐、宋王朝和元以后的明、清王朝相比，元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远逊于它们。如前所述，在蒙古统治集团里，进身为官的途径多种多样，科举选士授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途径罢了，不同于其他封建王朝将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元代科举制度正式实施的时间比较迟，是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个多世纪以后，在元世祖即位五十四年、建国号为元四十三年以后，才正式开科取士，实施的时间不过五十余年，其中在元顺帝时还有七年"诏罢科举"。据史料统计，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强，数量微乎其微，所以科举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远不如其他封建王朝。
元代的科举只设进士一科，科目单一。而元以前的唐代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还有俊士、一史、三史、三传、开元礼、道举、童子举和弘文崇文生等不定期举行的开考科目；宋代除"制举"和"学选"外，"常贡"的开考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和明法九科，那就复杂得多了。元以后的明、清王朝，承袭元代的旧制，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但规定文武官吏皆由科举而进，新设武举，考试的程式更为繁复、周密，且都采用"八股"的排偶文体，科举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元代虽也设有童子举一科，但它并不授以官职，而是"令入国子学教育之"，①与其他封建王朝赐以出身或授官赏赐金带等有所不同。
有元一代，只是在后五十余年里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每次录取进士从三五十人到七八十人不等，最多的一次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为100 人，录取的名额有限。前后一共录取进士（包括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1139 人，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正副榜284 人，总计为1423 人。与唐、宋、明、清王朝相比，元代科举取士的数量是最少的。据史料记载，唐代289 年间，仅进士一科就录取6077人，而秀才、明经诸科录取的数额更是远远超过进士科。在宋代，仅仁宗之朝十有三举，就录取进士4570 人。明、清两代仕路以科举为正，而科举又以翰林（廷试除状元、榜眼、探花外，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授为翰林官）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为重为荣。明、清王朝通常三年一大比，通过科举录取授予官职者，虽无精确的统计数字，但肯定要比元代多得多。
元代科举对应试对象的资格，规定的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严格，显得较为宽松，除蒙古族、汉族知识分子外，西域、中亚各少数民族即色目人中的知识分子，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元廷依其归附的先后，将他们划归为汉人或南人的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元代科举与学校教育的联系也不如其他封建王朝那么紧密，并不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非各级官学、书院就读者，规定"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举保，以礼敦遣，贡诸路、府。"①而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只限于"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道之人。"②比其他封建王朝，条件就宽松多了。这反映蒙古贵族入主中国后，所受封建门第和封建礼教的影响不如其他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那么深重。
3。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先秦的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且又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程颐、程颢等人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为依据，实际上就是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出题的范围。如规定经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设问出题，并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经义规定的《诗经》、《尚书》、《周易》等，均以朱熹、"二程"和其他理学家的注疏为主。元代的各级儒学、书院、庙学甚至私学，教学的也是这些内容，到后来就使得各级儒学、书院乃至私学，逐渐演化成了科举的附庸。因为只有学习程朱理学，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正是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到元代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并通过科举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在学术上乃至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成了蒙元政权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与元代现实生活相距甚远，这就必然使得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才空疏无学，不切实用。这正如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的翰林国史院检阅官、集贤直学士袁桷所指出的："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敝，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之亡国，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龄诸生，相师成风，学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日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诟诮。"①所以他主张"进士当诵当代之文"，学习"见经济之实"的"当世之要务"。而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和科举的主要内容，
①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②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国学议》，《四库全书》本。
就在于它"学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只知"大言以盖之"、"博而寡要"、而远离"见经济之实"的"当世之要务"，崇尚"清谈危坐"，只会误国并导致亡国，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禁锢人们的思想，恪守儒家教条，是很难选拔出懂得"当世之要务"的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的。
4。科举场上营私舞弊严重元仁宗时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防止营私舞弊的发生，在考试程序、方法上作了审慎、周密的考虑，场规规定的相当细致、具体，对违犯者的惩处也是十分严厉的。但是，由于元代政治的腐败，学风的不正，加之名额的限制，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企望通过科举为进身之阶，所以，尽管科举考试防范严密，而营私舞弊之风，却相当盛行，越到后来越发严重。搜禁愈严，而规避愈巧，营私舞弊者愈多。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 年），元廷内发生的有关是否继续实行科举的争论，彻里帖木儿和伯颜之所以请求"诏罢科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俩认为"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冒蒙古、色目名者"，"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①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许有壬也不能不承认，可见元代科举场上营私舞弊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形，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所收无名氏所撰《非程文》，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时当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 年），江浙行省举行乡试，录取举人，揭晓后，有人撰四六长篇，对营私舞弊现象痛加斥责，题曰《非程文》，与《省榜》同时刊行，在各地广为流传。现将原文抄录于后：设科取士深感圣世之恩，倚公挟私无奈吏胥之弊。岂期江浙之大省，坏于禹畴之小刘（主持江浙行省乡试的刘锡--引者注）。斯文孔艰，衷情痛愤。待士无礼，呼名散饼于路傍；怀璧有谋，打号贴图于墙上。厨传用猾吏，内外之消息可通；试官取贪夫，上下之机关不泄。阳揭题驾言无弊，实自生奸宄之心。觅厚赂力举还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亲不避，故违国朝之典章。杂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应才鼓勇于终场之日，局长之信已通；刘环知名于未榜之前，代笔之钱尽去。万物侯之关节可验，丈人峰之气力何勤。吕将（指铅山万户吕天泽--引者注）监门，进乐平之八子；海郎（指吴县主簿海鲁丁）受卷，通括苍之二。林（指林松庆、林彬祖--引者注）本生之地增辉，同列之情不薄；黄璋干首，二三月已买试官。鲍恂在榜中，十四名全赖妻父；借开元真人之力，叶氏（指叶瓒--引者注）礼经，依永嘉县尹（指林泉生--引者注）之门。江郎兄弟刘大在列，赖为省郎之师；沈小（指沈惟时--引者注）登科，谁知运吏之壻。黄岩赵蔺得家兄为帘外之官，瑞安高明托馆主有堂上之友。纷纷在眼，历历难言。许瑗作魁，三百定卖几千株之木；邹成驼榜，十八日纳七万户之钱。左者如斯，右者可见。尺牍先来于柏府，仕宦势高；稿文潜出于棘闱，师生情密。递手帖全凭巡绰，写怀挟不避军人。四子入场，代笔有此刘之手；一家在榜，瞒人起各路之文。所谋不臧，其忠何在？王贺省中典吏，不读书亦解成名；李思（齐）婺山村童，未知礼焉宜中选。错《春秋》之年份，临海（赵）梦龙；乱《周易》之阳阳，平江俞鼎。耳目之所及者如此，心术之潜运者难知。姑舍举人，更陈坐主。俞镇（建德知事--引者注）夤缘考试，这番丰卒岁之赀；吴暾（峡州知事--引者注）买题登科，方得证旧时之本。麟经错乱因贿取，林泉之生生如何。《易》义驳杂，以名寻，夏日（指会稽尹夏日孜--引者注）之孜孜安用，其余泛泛，不必叨叨。分经考卷得便私情，自开科曾无比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论，虽刊板仍是讹传。历观解据之
①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非，益见衡文之缪。指实告官者，反罹其罪；怀才抱艺者，虚费其劳。赵俶、蒋堂空仰天而叹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资嗟；潘伯修、蔡余庆两举奚为，闻梦吉、陆居仁再来告免。呜呼！文运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污滥坏今年之选举。既生圣世，进修翼异日之公明。此非一日之经陈，实来众贤之愿告。有人心者，念天理焉！①到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在蒙元政权即将崩溃的前夕，吏治更加腐败，科举场上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有所发展，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慨，于是，又有人撰《非程文》加以嘲讽。文中谈到："科场作弊，丑声莫盛于今年。启奸人侥幸之门，负贤相宾兴之意。事既如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试官实文章之司命，讵能伪定于临时；员外郎执科举之权衡，安可公然而受赂。■谋既遂，清议难容。"②下面具体列举了营私作弊的官员和考生的姓名，揭发了他们伙同作弊的卑劣手法。这里揭露的尽管只是江浙行省举行乡试时营私作弊的情况，但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从中可以看出元代科举考试之一般。不难想象，其他行省、宣慰司乡试的情形，当与江浙行省大同小异。就是赴京师参加会试，甚至廷试，也都免不了有营私舞弊的种种现象发生。
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前后虽然只进行了16 次，录取进士的名额才1000余人，但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开始的举棋不定到后来正式开科取士，这是元代提倡文治、推行"汉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本身又是"汉化"的实质内容之一，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蒙元政权的封建化的进程；其二，实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元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同时还加强了和各民族间文化教育的交流，使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通过科举而在各民族间广为传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其三，实行科举制度，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有可能通过科举进身仕途，担任各种官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蒙元政权的统治基础，缓和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间的矛盾，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维护和巩固蒙元专制政权效力和尽忠。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元末仗节死义者，大多是通过科举赐以进士及第、出身的知识分子。如：台哈布哈为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 年）进士，死于方国珍之难；余阙为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 年）进士，守安庆，死于陈友谅之难；李齐亦为元统元年进士，守高邮，死于张士诚之难，等等。赵翼还提到李黻、郭嘉、王士元、赵琏、孙柄、周镗、聂炳、刘耕孙、绰罗、彭庭坚、布延布哈、伊噜布哈等人，他们有的镇压农民起义军，有的击退倭寇的进犯，有的在与明军对抗时献出了生命，都为捍卫蒙元政权效力或尽忠。尽管他们表现的节义不一，但俱得自科举之赐，故最后赵翼总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①其四，元代所实行的科举制度，对以后的明、清王朝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清王朝开科取士，大体上采用的仍是元仁宗皇庆年间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罢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自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科目由繁到简，只设进士一科；开考时间固定，一般三年一次，称为大比；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又规定以程、朱等理学家的注疏为蓝本；科举程式除增加了童试外，其他乡试、会试、廷试照旧；而在实施的具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非程文》，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非程文》。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
体措施上明、清则有所发展，与元代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这么说，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过渡到明、清，不断走向完备、成熟以至僵化的一个转折点。当然，与此相适应的是，自元以后，科举取士的弊端也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六、元代著名教育家元世祖忽必烈和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是元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对元代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他们作为元代基业的开创者，其主要成就并不在教育方面。他俩的重视教育，实施开明的文化教育政策，这只不过是其卓越不凡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元一代，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有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等人，现分述如下：（一）许 衡许衡是元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尊敬和重用，在推行"汉法"、提倡理学、发展学校教育、促进汉蒙文化交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许衡（1209-1281 年），字仲平，号鲁斋，元怀庆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许衡家世业农。父亲许通，于金朝末年全家因避战乱迁居新郑，许衡即生于此。他自幼聪慧异常，7 岁入学，老师讲授《四书章句》，他便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回答说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做官的目的。他反问道："如斯而已乎？"老师感到非常惊奇。他每读一书，都要探求书中的精神和深刻的意蕴，老师解答不了，就对许衡的父母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许衡的父母强求他留下来，终未能阻止老师的离去。其后，随着许衡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一连换了三个老师都不能满足他如饥似渴探究学问的要求。后因遭受战乱，逃难途中，家贫无钱买书，见到别人家有《尚书疏义》一书，便请求借宿数夜，将此书全部抄完才离开。在他避乱逃入徂徕山时，得到王辅嗣注释的《易经》，他细心抄录，"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有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说的是许衡曾经在酷夏中路过河阳，口渴极了，道旁的梨树上有熟透了的梨子，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摘梨吃，独有许衡神态自若地端坐在树下不动。人问其故，他答："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旁边的人解释说："世乱，此无主。"他又严肃地回答："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由于许衡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并能用"慎独"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被人视为有高尚道德的人，逐渐有人登门向他求教。
战乱后，许衡回到故乡。他往来于黄河、洛水之间，以游学的方式结识了元朝的著名人物姚枢和经学大师窦默，他从姚枢那里得到了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著作，益发刻苦钻研，大有所得。不久，移居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北），与姚枢、窦默互相讲解，探讨学问，"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忽必烈为秦王时，任命姚枢为劝农使，经姚枢介绍，诏许衡为京兆提学。秦地的人民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想学习而没有教师，听说许衡到来，许多人都感到欣喜和幸运前来就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许衡返回怀州，学生们殷切地挽留他，但是不行，一直将他送到临潼才依依不舍地回去。元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曾召窦默至京，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窦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①元世祖本命许衡为太子太保，五辞不就。后改授国子祭酒，才欣然从命。当时，阿合马官居中书平章政事，管理尚书省及六部事务，因为独揽大权，势倾朝野。一时间，大臣们大多阿谀奉承他。许衡每次与他议事，必定言语严正，一点也不让步。至元八年（1271 年），元世祖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选择诸蒙古子弟跟随许衡学习，许衡听到诏令，高兴地说："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于是请征召其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等十二人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诸子尊师敬业，蔚为风尚，在学业上均有所成就。
许衡的热心教育的精神，深为丞相安童所嘉许。安童曾以许衡为榜样，教育同僚们说："君辈自谓不相上下，（若与许衡相比）盖十百与千万也。"翰林承旨王磐气盖一世，目中无人，唯独敬佩许衡，常说道："先生，神明也。"
至元十年（1273 年），许衡"因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恳请辞职，回到故乡，设学授徒，兼事田园，同劳动人民多有接触。"老来情思，苦厌喧杂，课督儿童，种田读书，虽拙课谋，但喜自幸！农夫野叟，旦夕相遇，与之语言，固不尽晓，要其中无甚险阻。"②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因制定新历再召许衡，授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领导太史院。至元十七年（1280 年），在许衡、王恂的帮助下，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新制仪象圭表，日测晷景，编定《授时历》，颁行全国，许衡也就告老还乡。次年，许衡病逝于家乡，享年73 岁。怀州百姓听到许衡病逝的消息，无论贵贱长幼，都前往许家门前痛哭祭奠，各地学生也从四面八方来到许衡墓前哀悼祭祀。
许衡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曾一为提学，三为国子祭酒，他在辞官还乡时，仍设教授徒，学者盈门。为表彰许衡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大德元年（1297年），元成宗赠其谥号曰"文正"。至大二年（1309 年），元武宗诏令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动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 年），元仁宗又诏以许衡与宋代朱熹等九位著名理学家一起"从祀孔子庙廷。"元仁宗延祐初年，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给田奉祀事，名鲁斋书院。"①许衡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和教育地位都是很高的。他继赵复以后传播和阐释了程朱理学，使之得以在学校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终于定为一尊。许衡被认为是朱熹理学道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所著有《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论明明德》、《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后人收入《许鲁斋集》或《许文正公遗书》。
2。教育思想许衡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承袭宋代程朱理学而又有所发展。许衡对程
① 《元史·窦默传》。
② 《鲁斋遗书·与某郎中书》、《四库全书》本。
① 以上均见《元史·许衡传》。
朱理学推崇备至，奉若神明，精诵不辍，笃志力行。元初，不少汉儒学者因怀念亡宋或亡金而不愿为元朝出力，许衡不赞成这种消极态度，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迎接社会的变化，争取与元朝统治者合作，说服统治者行"汉化"，尊理学，兴学校，育贤才。在他看来，是"非如此则道不行"，强调元代的文教政策应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
许衡也和宋儒一样，把人性分成"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提出"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虚是本然之性，气是物禀之性。又曰：仁、义、礼、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贫富、贵贱、死生、修短、祸福禀于气，是气禀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形而上者谓之道，理一是也。气者，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殊是也。"①他认为本然之性是善的，气禀之性则可善可恶："人禀天命之性为明德，本体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②"盖人之良心，本无不善，由有生之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③由于人的气禀有善有恶，参差不齐，就可能使天赋、天理、明德受到不同程度的掩蔽。许衡还将人的气禀概括成几种类型："有清者，有浊者，有美者，有恶者。得其清者，则为智；得其浊者，则为愚；得其美者，则为贤；得其恶者，则为不肖。"④他又提出气禀"三品"说："人生气禀不齐，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⑤显然，这是一种把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不科学的。他为此还自创了以"明德"为基点的"计分区别法"："明德之存得二三分，则为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则为上等人；存得一半，则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则为恶常顺，为善常难。明德在五分以上，则为善常顺，为恶常难。明德正在五分，则为善为恶，常交战于胸中。"而教育就正是要在这等人身上发挥作用："战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则明德长而为善。"①许衡认为，除少数大善大恶之人以外，最多的还是属于中品的即正在五分的气禀驳杂不齐的芸芸众生。对于这大多数人，许衡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兴学设教，去改变他们的气禀。"圣人设教，使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②即一方面发扬本善的"本然之性"，另一方面革除存在恶的"气禀之性"，使这些人受教育以后去其昏蔽，复其明德，识见天理，遵行天道。这里的所谓"道"，也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伦常关系。许衡强调指出："此天性也！"有如那"蜜蜂儿有个头儿，便自理会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吃它孩儿，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厮随着成行飞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认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义的道理"③一样。设教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发扬光大这种"道"。"盖为教而不本于道，则非教也；为学而不本于道，则非学也。"④如果对这个问题有
① 《鲁斋遗书·语录下》。
② 《鲁斋遗书·语录下》。
③ 《鲁斋遗书·小学大义》。
④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⑤ 《鲁斋遗书·小大学或问》。
①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②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③ 《鲁斋遗书·大学要略》。
④ 《鲁斋遗书·语录下》。
了足够的认识，那么，"则为师者，知所以教人之道；为弟子者，知所以进学之方矣。"⑤关于教育的目的，许衡认为就是"明伦"。他说："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⑥又说："人之赋命于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如父子之有亲，君臣之有义，夫妇之有别，长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此所谓天伦也。三代圣王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天下者无他。明此而已。盖人而不能明人之伦理，则尊卑、上下、轻重、厚薄，淆乱而不可统理。其甚者，至于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分，岂止淆乱而不可统理，将见祸乱相寻，沦于禽兽而后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伦为教，古之学者必以明伦为学。"①许衡所宣扬的仍是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他还认为通过教育使人"明伦"以后，就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达到"上知所以御下，下之所以事上，上下和睦"②，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许衡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在于培养"志士仁人"。
他说："贵为公相不可骄，当知有天下国家以来，多少圣贤在此位。贱为匹夫不必耻，当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贫贱者。"③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这两种人："贵为公相不可骄"的"圣贤"和"贱为匹夫不必耻"的"志士仁人"。这也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在当时社会动乱、人心不古的情况下，许衡更多地强调学校教育是培养"贱为匹夫不必耻"，又"甘于贫贱"的"志士仁人"，这是与他继承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重在斩绝"人欲之萌"，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
关于教学内容，许衡主张儿童入学后，"令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④先从熟悉封建礼仪开始，进而学习《小学》、《四书》、《五经》等书，教给他们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据《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记载："先生自得《小学》，则主此书以开导学者。尝语其子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书，虽他书不治可也。'"姚燧在《鲁斋遗书·古今儒先议论》中也说：许衡"其教也，入德之门，始惟由《小学》而《四书》，。。而后进于《易》、《诗》、《书》、《春秋》。"将这些儒家经典和朱熹等理学家对这些经典的注疏作为学习的基本教材。除此之外，许衡还给学生讲授子史、书算、名物、星历、兵刑、食货等方面的知识，这是他对宋代理学在教学内容上的扩充和丰富。3。教学方法姚燧曾对许衡一生治学施教的特点作了这样概括性的评述："其为学也，以明德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为教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当柄凿，不少变⑤ 《鲁斋遗书·语录下》。
⑥ 《元史·许衡传》。
① 《鲁斋遗书·小学大义》。
② 《元史·许衡传》。
③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 《元史·许衡传》。
其规矩也。"①在教育和教学方法上，许衡主要强调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许衡认为，人的品类不一，气禀不同：有早熟的，有晚成的；有可成其大的，有可成其小的；有属于少数上、下品的人，有属于大多数中品的人；有兴趣爱好近于此科而远于彼科、或近于彼科而远于此科者，故教学方法不可划一，而应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随其时机，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这就是他所说的："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②具体地说，"因觉以明善"，是指在学生有了初步领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给以进一步的启发，使之"明善"--明辨真伪、善恶、是非，不做坏事；"因明以开蔽"，是指在学生明白大义的条件下，引导他们进一步除去障蔽的东西，明确"道"之所在；"相其动息以为张弛"，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学生平日活动和静息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状态，针对性地进行"张"或"弛"的适当处理。一句话，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教学，才能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第二，注重"治生"，教育要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
许衡与传统儒学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最突出的不同之点，是他提出了为学以治生为首务的主张。他说："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①在他看来，为学者不能只注重空疏的学术探讨，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味似的，还要注重"治生"的实际问题。只有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了后顾之忧，才有利于为学，不受干扰。除务农之外，必要时也可从事商业活动，但要"不失义理"，合理地赚钱。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许衡举例说：三国时诸葛孔明身为蜀国的宰相，他逝世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洁之所以能如此者，是因为他在成都有田土种植粮、桑，后裔的衣食自给有余的缘故。许衡提出的为学不忘"治生"的主张，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儒家尤其是在理学家中是罕见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程朱理学的新发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影响。它不但对学风的改变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丰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成为后人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禁欲主义的借鉴。
第三，提倡"持敬"和"慎思"。
许衡提出："为学之初，先要持敬，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浊者不得长。美者愈美，而恶者不得行。静而敬，常念天地鬼神临之，不敢小忽。动而敬，自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①持敬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不要"逐物"，为物欲所拘，而是要加强个人修养，经常省察内心，排除外界物欲的引诱、干扰，做到"身心收敛，气不粗暴"，心地平和，专心致志向学。这也就是许衡在《鲁斋遗书·语录上》中所说的："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汲
① 姚燧：《欧阳元神道碑》。
② 《元史·许衡传》。
①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① 《鲁斋遗书·论明明德》。
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情也。非止学问如此，日用事为之间，皆当如此。乃能有成。"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都应采取一种豁达的态度，"物来不乱，物去不留"，做到"专一"即专心致志、聚精会神，那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许衡又提倡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独立思考，不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拾人牙慧。他说："慎思，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要个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无邪。"②意思是：凡所见所闻都要加以独立思考，这样，感觉到的东西，经过分析综合的思考功夫，才能上升到理性的阶段，从中获得精深奥微的知识。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为学就要多思多问，要思想纯正。据《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记载："先生说书，章数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见学者有疑问，则喜溢眉宇。"许衡在教学上不片面追求讲书章节的多寡，而注重于对所学内容的反复钻研，咀嚼消化，从中发现疑问之处和发掘精妙的意蕴所在，认为这才是学问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许衡提倡"慎思"，这对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习的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主张教人所短和教人"先使有耻"。
许衡提出："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①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使有"所短"的学生得到长足的进步，最后成为有"所长"的人。教师不应因学生的天资愚钝、品行不端而放弃教育；恰恰相反，正因为学生有所短，才更需要教师的关怀和教诲，使之通过学习逐步成为有"所长"的有用人才。而要使学生为学向善，成为有所长的人，许衡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是非观念，有知耻之心，增强自尊心和荣誉感。他说："教人使人，心先使有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②有了知耻之心，就会向善去恶，行为上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此外，许衡还提出为学要循序渐进，学不躐等；教学要有先后次序，反对躁进。许衡这些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是他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第五，提倡尊重学生、热爱学生。
据《元史·许衡传》称："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许衡在国子学任教时，"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既热情关怀，又严格要求。翰林学士承旨王磐在元世祖面前也称赞许衡"教学有方"。他尊重学生的人格，"练之如成人"；虽然严格要求学生，却"其言煦煦"，态度和蔼可亲；他注意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提倡"持敬"、"慎思"和"先使知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以身作则，对所主张和倡导的身体力行，"言动必揆之意而后发"；他爱生如子，奖罚分明，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在他逝世的时候，"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末尝及门，传其余绪，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② 《鲁斋遗书·语录上》。
①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② 《鲁斋遗书·语录上》。
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①其教育和教学方法，取得了明显有成效。（二）吴澄吴澄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曾被誉为"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可以说吴澄是元代理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吴澄（1249-1333 年），字幼清，晚年改号伯清，程钜夫题其所居草屋为"草庐"，故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元抚州路崇仁（今江西省临州县西南）人。吴澄自幼聪颖好学，刚满3 岁，教他读古诗，他随口就能背诵下来。他5 岁时，入私塾读书，每天能记诵上千个字，常常读书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母亲耽心他学习勤奋过度，伤害身体，往往限制他读书用的灯油和蜡烛。但他等到母亲熟睡以后，又悄悄地点燃烛火继续学习。9 岁时，每逢乡校举行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吴澄从15 岁起，开始钻研朱熹的《大学章句》。16岁在考场上结识了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的学生程若庸，遂拜程为师。其后，他又师事程绍开，遵循其"合为朱陆"而发扬光大之。19 岁著《皇极经世续书》和《道统图》。23 岁那年，他在遍读经、传各书后考中举人，但以后多次参加南宋的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 年），即宋恭帝德祐二年，他愤然辞别考场，隐居于布水谷，专心钻研学问，曾著有《孝经章句》，校定了《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礼记》。由于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故当时社会上有"南吴北许"之称，将他同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并列。
吴澄29 岁入元以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侍御史程钜夫推荐他到京师任职，不久以母老辞归。为了保护吴澄的学术成果，朝廷特派使臣到他家里将他的著作全部抄录，陈列于国子监，供太学生们研读。元成宗元贞初年（1295 年），朝廷任命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仅在任三个月。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召为国子监监丞。元仁宗皇庆元年（13l2 年），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元英宗继位（1321 年），又越级升迁他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 年），任命他为经筵讲官和撰修《英宗实录》的总裁，次年实录修成，还未上报，他便辞官归家，专门致力于著述、讲学的工作。这一时期，他将早年校注的《五经》，加工、整理、补充而发展成《五经纂言》，包括《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和《三礼考注》等。除以上提到的各种著述外，他还有《学基》、《学统》两本专论，并校正了《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郭璞的《葬书》等。后人合其所著而编辑成《吴文正集》和《草庐吴文正公全集》，流传于世。
吴澄从20 几岁开始，到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 年）病死家中，在长达近60 年的岁月里，除四次入京做官，总计时间不到4 年外，其绝大多数时间是从事著述和私人讲学，可以说是一个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他先后到过乐安、宜黄、福州、龙兴、扬州、袁州、真州、永丰、建康、燕京等地
① 《元史·许衡传》。
讲学，每到一处，学生莫不望风云集。正如《元史·吴澄传》所说的："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元贞初年，他游学龙兴时，按察司经历郝文将他迎接到郡学，每日听他讲授、论说，记录学生的提问和他的回答，共几千字。行省椽元明善以自己的文章和博学而自负，曾同吴澄一起探讨《易》、《书》、《春秋》等书的深奥意蕴，大愧不如地感叹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于是，他在吴澄面前执弟子礼，终身如此。吴澄"少暇，即著书，即将终，犹不置也。"他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其书"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记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①元文宗元历三年（1330 年），朝廷以吴澄耆老，特任命他的次子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吴澄享年85 岁而逝，朝廷追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加封号为临川郡公，谥号为"文正"。
2。教育思想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他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远承孔、孟，近接朱、陆。全祖望评价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朱熹之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陆九渊之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常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①吴澄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秉承朱熹的"理气同一"的主张，也把抽象的"理"（精神）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作为"气"（物质）的主宰，认为离开了理，也就不能有气。他说："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有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为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气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②吴澄还把"理"与"性"相联系，并赋予"性"以伦理道德的属性。他认为："夫人之性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成形，以天地之理付卑而有性。""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礼、智是也。"③在他看来，人性是得之于天的，天理便是人本然之性的反映："生而爱其亲，长而敬其兄，出而行之于朋友，娶而行之于夫妇，仕而行之于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于天，而人人所同也。"④而人之所以有善恶不同，全在于气质上的区别："以其所禀之气，所赋之质，不能且清且淳，故于伦理之间，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⑤正是由于人的气质殊异，从而造成了人性中有善与恶的区别。
既然人性属于天理，是天理的具体体现，那么，为什么说又有"性善"、"性恶"的说法呢？吴澄的见解是："人之生也，受气于父之时，即有或清或浊之不同；成质于母之时，又有或美或恶之不同。气之极清、质之极美者
① 以上均见《元史·吴澄传》。
①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送南城教谕黄世弼序》。
⑤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率性铭》。
为上圣。盖此理在清气美质之中，本然之真无所污坏。。。其气之至浊、质之至恶者为下愚。上圣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寡，有万不同。惟其气浊而质恶，则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碍沦染，而非复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万不同也。"①他不同意荀况、扬雄"人性恶"的看法，认为荀、扬"以性为恶，以性为善恶混，与夫世俗言人性宽、性偏、性缓、性急，皆是指气质之不同者为性，而不知气质中之理谓之性，此其见之不明也。不明者，谓其不晓得性字。"②他也不赞成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看法："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孟子但论得理之无不同，不曾论到气之有不同处，是其言之不备也。不备者，谓但说得一边，不曾说得一边，不完备也。"③吴澄赞同"二程"、张载、朱熹等人主张的"性即理也"的观点，认为"正是针砭世俗错认性字之非，所以为大有功。。。盖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非有两等性也。故曰：'二之，则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则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气质中，所谓形然后有气质之性也。气质虽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则一。"④气质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而来，所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是同一的。"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当用功以知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现，谓之知。既认得日用之间，随其所发现，保护持守不可戕贼之谓养。"⑤人的气质尽管不同，而其本性之善则是一致的。因此，善与不善的人，皆可通过教育"以知"、"以养其性"，识见天理，回复和发展他的本然之性，促使他向善、为善。
吴澄非常重视教育在改造人、造就人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气质中有不清、不美的一面，从而"污坏了"性善的本质，这就需要教育（学）去变化它、改造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变化和改造人的气质。他说："气质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坏，故学者当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汤武。反之也之反，谓反之于身而学焉，以至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存于气质之中。故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夫，能学气质可变，而不可污坏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复如前污坏于气质者矣。"①一个人气质的变化，靠的是为学，即教育的功夫。教育的任务便是"使人顺其伦理，克其气质，因其同，革其异。"②"教者学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训，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彻于心，心允蹈于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经邦济时，而非但呻哔摛辞之谓。"③在教育过程中，吴澄主张德育与智育并重，相得益彰。他把"尊德性"
当作德育的范畴，把"道问学"当作智育的范畴，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而应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⑤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送方元质学正序》。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儒林义塾记》。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果何学哉？"④又说："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①吴澄提倡"以德性为本"，即德育、智育并重，但整个教育却应以德育为根本，强调教书育人，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善人格，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同孟子一样，吴澄也十分注重教育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他在《瑞州路正德书院记》中说过："蒙山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贫；远于都邑，则其俗陋。"但环境毕竟只是客观的外在条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后天的教育。所以吴澄又强调指出："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殆如孟子所谓饱暖逸居而无教矣。故夫居之以群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学者于是而学当学之事。"②吴澄强调教育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一个人的成才关键在于"学当学之事"，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关于教学的内容，因为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受到赵复的影响，所以他仍主张学习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对这些书的注疏，即程朱理学。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 年），吴澄在担任国子司业时，曾参考程颐的《学校奏疏》、胡瑗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把国子学分成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大门类。经学包括研读《易》、《书》、《诗》、《仪礼》、《周礼》等书；行实包括遵守孝、悌、忠、信、睦、姻、任、恤等封建伦理；文艺主要是学习古文和诗词歌赋；治事则包括学习选举、食货、水利、星历、教学、礼仪、乐律、刑法等方面。但主要的还是学习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吴澄一生著作颇丰，也多为精研儒家经典所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的道统。吴澄平生提倡学有用之学，反对一味地死读儒家经典，"往往滞于此而溺于心。。。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词反俾。"①他的这种主张与有些理学家崇尚清谈是不同的，大大扩充了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得以开扩视野，增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3。教学方法在教育和教学方法上，吴澄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提出教学贵在"实悟"和"实践"。
吴澄认为，教学或读书，不应只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穷理，而贵在"实悟"和"实践"。在他看来，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求诸己之心"而不是"求诸人之言"。什么是"求诸己之心"呢？"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无也。"②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学必以德性为本"，教学的任务在于发扬天赋的德性，而不在于所获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岳麓书院重修记》。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建昌路庙学记》。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书本知识的多少。他曾说过："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坠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又说："学者功夫，当先于用处着力。""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言，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③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①他还举例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好比有人打算到燕京去，观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启程，大约两个月可到达目的地。到了燕京以后，亲眼看到宫阙是什么样的，街道又是什么样的，风沙如何，风习如何？皆了然于心，不待问人。如今他本人不打算去燕京，却只是将曾到过燕京的人所记述的逐一地去加以探究，参互比较，见其他的人所记述的又有所不同，就必然愈添惑乱。这都是因为本人没有亲到燕京，但凭他人所说，因而是愈探究就愈难以了解其真实情况。吴澄在这里反复强调"实悟"、"实践"的重要，指出脱离实际只学书本知识的弊病。所谓"实悟"，是指读书时要深入思考，不能只限于了解表面文字上的意思，而是要"必究竟其理"；所谓"实践"，是指读书时要将所学到的儒家经典的内容付诸于自己的行动，不能只知不行，而是知行同进，也就是"必敦谨其行"。这样，理论联系实际，将知与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实悟"、"实践"有了切身的体验，才能从中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
吴澄主张通过教育（为学）去识见天地，那么，又如何去达到这一目的呢？吴澄推崇孟子的"反身而诚"和"求诸己"的主张，即求自身去发现，从本心而求善端，而不是像朱熹所提倡的通过格物致知、读书穷理去达到。他说："夫学，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非无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大矣乎！"②他认为邵雍的"心为太极"，周敦颐的"纯心要矣"，张载的"心清时视明听聪"，程颢的"将之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等看法，都是得之于孟子的正传，强调通过为学去修养心性，回复本然之性。正因如此，他才明确提出："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者也。"
第二，提出"主敬"、"主静"的自我修养方法。
由于在教育过程中吴澄强调"实悟"、"实践"和"实学"，所以他特别重视自我修养，提出了"主敬"、"主静"的修养方法。他说："欲下功夫，惟敬之一字为要法。""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①吴澄把"主敬"看成是排除外物干扰、守护本然之性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人之一身，心为之主；人之一心，教为之主。"②"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③吴澄在强调"主敬"的同时，还强调③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答人问性理》。
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主静"，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和强化"主敬"。他说："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于止水，"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主静的功夫在于"心不妄动，""约爱、恶、哀、乐、喜、怒、忧、惧、悲、欲十者之情，而归之于礼、义、仁、智四者之性。""万物无足以挠心。"④由此可知，主静就可抵制外界的各种干扰，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做学问，最后就可达到"主敬"的境界。
第三，强调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吴澄还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成为学者自觉的愿望。他说："读书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⑤把培养学习兴趣看成是求学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在教学时十分重视引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使他们从读书中感到乐趣，以增强他们的求知欲和学习的自觉性。
在教育和教学中，吴澄既强调择师的重要性，又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说："今夫学者资于师，习于己，语于人。"①"盖学而有得于师者视其所仰，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向切履行，弗忘弗措。"②择师首先要看师德："师者，不必记览之多也，不必言语之工也"；择其用实行孝于亲、悌于长、敦于宗族、笃于外■、信于朋友、仁于乡里。。"③重视师德，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师德看成是遵守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这是吴澄思想上的局限性。然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要想在学业上有所进步，除了择师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学生本身的主观努力，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如吴澄所说："敞学宫以育人才者官之事，进学业以应时需者士之事。"④"故居学而不为学，自薄也；为学而不知所以学，自误也。"⑤学业上要取得成效，最终还是取决于学生本身，内因是最根本的条件。
第四，提倡研精慎独，日省日新。
在学习方法上，吴澄还提倡研精慎独，日省日新。他遵循朱熹的遗教，认为学道需要经过两道关口：一是格物关，一是诚意关。他说："朱子尝谓：'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人兽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醒梦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既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号为读《四书》，而未离乎梦，未免于兽者，盖不鲜。可不惧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①在这里，吴澄把"研精"、"慎独"作为"真儒"必不可少的品质，进而达到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这种人与禽兽没有两样。那么，如何学为真儒呢？吴澄又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主敬堂说》。
④ 均见《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⑤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融斋记》。
②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重修李氏山房书院记》。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茜冈义塾记》。
④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建昌路庙学记》。
⑤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宜黄县学记》。
①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提出了自省自新的思想："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语人者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语人者为非，非则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复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谓日日新又日新。"②严于律己，自省自讼，知过必改，自新不息，这是儒家和宋代理学家的一贯思想，吴澄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将它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我们剔除其封建道德的内容，将它作为道德自我完善的手段和途径，在今天仍然有可取的地方。
第五，在教学上主张循序渐进，循循善诱。
通过长久的教学实践，吴澄深切地体会到教学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坚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切不可急躁贪多，以免造成"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他说："学者须是已能一事，然后再学一事。若无节次，杂然施之而不顺序，则所学多端，必皆隳毁梦乱而不修治也。"③教师要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这里有一个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知到行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为师者一定要善于掌握教学的进度和教学内容的多寡深浅，做到恰如其份。如果教师"不观其已知已能，而进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者，先后失宜"；"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必知必能，是其求贵于人者深浅莫辨。"①那是达不到教学的效果的。吴澄本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正如《元史·吴澄传》所记述的："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早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他的这种忠于职守，为教育英才而倾尽心血的敬业精神，表现了封建时代为人师表者的崇高节操，是弥足珍贵的。（三）程端礼程端礼是元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学宗朱熹。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元代一部专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史称"读书工程"或"进学规程"。元代国子监曾将它颁示各郡、县，下发到各类学校，明代诸儒学者亦将它奉为准绳，清代曾多次刊印此书以资广泛流传，对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家塾、书院和学校教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程端礼（1271-1345 年），字敬叔、敬礼，人称畏斋先生。元庆元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他年幼时颖悟纯笃，稍长即通《六经》大义。他曾师从理学大师史蒙卿，"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夜化。而其弟端学，刚明动，有师法，学者咸严惮之，人以比河南两程氏云。"①自南宋末年以来，在江浙一带，大都崇尚陆九渊之学，而朱熹之学不行，"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②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仁宗延祐年间，程端礼先后任广德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池州建德县② 《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③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礼记纂言·学记篇》。
①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礼记纂言·学记篇》。
① 《宋元学案·静清学案》。
② 《元史·儒学二·程端礼传》。
（今浙江省建德县）儒学教谕，台州路（今浙江省临海）、衢州路（今浙江省衢县）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等，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卒年七十五。其著作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畏斋集》六卷，《四库全书》均收录。
2。《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主要内容程端礼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总结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和吸收他人的教学经验，撰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
在此书自序里，程端礼谈到当时私塾、书院和学校教育教学上的主要弊端是："今父兄之爱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岂特子弟与其师之过？为父兄者，自无一定可久之见，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为文，而书无一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他认为教学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以此踏进仕途，难免求之过急，"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以致造成经不能治、理不能明、治道不能通、制度不能考、历史不知晓、作文词不达意的不良后果，使学者身心无所得且无益于国家，导致教学的失败。为了匡救这一时弊，程端礼认为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要遵循教学的规律，注重教学的程序，才能"已得不忘而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浃，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法可传于后"，"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达到预期的目的。
程端礼学宗朱熹，以阐扬理学为己任，因而他以理学教育的精神贯穿于《日程》的全书。在《日程》的卷首，抄录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全书的纲领，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者提出的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养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主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然后，抄录有关的学规、学则，诸如要求学生在学时，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
全书共分为三卷。
第一卷依据朱熹的读书方法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切己体察，著紧用力。"规定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学习程序，并作详细说明。
学童8 岁未入学之前，读程逢源增广的《性理字训》，以此代世俗的《蒙求》、《千字文》，每日规定读三、五段；并将朱熹拟定的《童子须知》贴于壁上，让学童在饭后记说一段。
学童自8 岁入学以后，至15 岁以前，先读《小学》一书的正文。"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以后，指导学生依次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并《三传》的正文。同时，指导学生影写智永千文楷字，止令影写，先不自写，由少到多，掌握要领，心领神会，永不走样。如要考字，还要阅读《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傍、点画、六书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在此基础上，再指导学生开笔作文。"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如果发现有的学生在学习上失时失序，没有达到学习的要求，就让他们停下，只让他们诵习《大学章句或问》一书，仍兼补《小学》。
学生到了15 岁志学之年，就应让他们树立明确的志向："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这就是说，求学应当以宣扬理学道统为志向，为人应当以达到圣人的标准为志向。从这一总的目标出发，学生从15 岁到20 岁左右，依次学习《四书》的注疏，先学《大学章句或问》；再学《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然后，抄读《论语或问》、《孟子或问》中之合于集注者和《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并节抄所选定的注解。对于如何抄读经书的注疏，《日程》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下举《周易》为例：治《周易》，抄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抄《彖传》、《象传》附每段经文之后。先手抄四圣经传正文，依《古易》读之。用别纸依次抄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朱子《本义》。次低正文一字，抄所主程子《传》，其连解《彖传》、《象传》者，须截在《彖传》、《象传》正文后抄。次低正文一字，节抄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抄陆氏《音义》。次节抄胡庭芳所附朱子《语录》、《文集》，何北山《启蒙》、《系辞发挥》，朱子孙■所集《易遗说》，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节抄董氏所附程子《语录》、《文集》。次低正文三字，节抄胡庭芳所纂朱子《解》及胡云峰《易通》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本义》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义》为主。每段正文既抄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抄。其读《易》纲领，及先儒诸图及说，抄于卷道。图在《启蒙》者，不可移。读法，其朱子《本义》、程子《传》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须令先读《五赞》、《启蒙》及《发挥》；次《本义》，毕：然后读程子《传》，毕；然后读所节古注疏。其所附抄，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其程子《传》、古注疏与朱子《本义》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卦作一册。
以下对《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诸书的抄读方法，都一一作了明细规定。程端礼认为，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既可记牢学通儒家经典的大义，又能在治学为人上向古代圣贤靠近了许多，最终达到"为人以圣为志"的目的。
第二卷规定在通读儒家经典及宋代理学家注解的基础上进而读史作文的程序。
作者认为："《四书》既明，胸中已有权度，自此何书不可看。"他选定的史书教材是：《通鉴》、《韩文》和《楚辞》。在学习《通鉴》时，应选择一些参考书。如两汉之前，参看《史记》、《汉书》；唐代参考《唐书》、范氏《唐鉴》等，以扩大知识面，加深对史实的深入理解与巩固。读史"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虚心反复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皆当仔细考求强记。又须分项详看。如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类，以项目写贴眼前，以备逐项思玩当时之得失。如当日所读项目无者，亦须通照前后思之，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合如何区处。"学者要独立思考，对史实进行考核，判断，然后再参看诸儒对此一史实的议论，看是否相合，以验学识之深浅。决不可先看他人的议论，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没有个人独到的见地。不然，就如同矮人看场，必然无所收益。
在学习《通鉴》之后，再诵读韩愈的文章。阅读韩文的要求，是要掌握议论、叙事两种常用文体的写作要领，"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对每篇文章，都要反复详看，细心揣摩："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程端礼还举例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就好比在看一棵树，从整体上看由树根到树表，干生枝，枝生花叶，大小次第而为树，然后再折一干一枝来看，则又都是各有枝干花叶，好像是一棵树一样，不曾有丝毫的杂乱。用这样的方法去看作文，就可对文章中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所了解，这样也就掌握作文的方法了。在学习《通鉴》、韩文之后，再读屈原的《楚辞》。阅读《楚辞》，以朱熹的集注为本，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对其他的赋篇只看而不必吟读熟记。作者还对读史学赋的次第作了具体的规定。
20 岁以后，学生除温习既往所学的课程外，应集中两三年的时间专心致力于练习作文，为今后参加科举考试作好准备。作文之法，除以韩愈的文章为范式外，还可选读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柳宗元、苏轼等人的文章、同时参看《史记》、《汉书》等。"若未忘场屋，欲学策，以我平日得于《四书》者为本，更守平日所学文法，更略看汉、唐策，陆宣公奏议，朱子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范文正公、王临川、苏东坡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陈利害则得矣。。。欲学经义，亦仿《或问》文体，用朱子《贡举私议》中作文法为骨子。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这样，"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程端礼规定学生读经、作文的日程安排是："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读看制诰表章九日，作一日；读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将读书和作文密切结合在一起，从所阅读的儒家经典和先贤们的文章中学习、领悟、掌握各种文体写作的规范、要领、要求、方法和技巧。程端礼还强调："文体既熟，旋增作文日数，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则笔力不馁。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如通篇主意间架未定，临时逐旋摹拟，用尽心力，不成文矣。"程端礼在这里提出作文当以立"意"为主，将"意"作为文章的主脑、统帅和灵魂，而事料、字句和篇章结构等，均应服从并服务于"意"。他所提出的"意"，相当于我们在写作学、文艺学中"主题"、"主旨"的概念。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程端礼认为，按照这样的学习程序，到了二十二三岁，至迟二十四五岁，就可去应科举考试了。如果"失时失序"，只要通过补课，再增加两三年的时间，到三十岁以前，也可以完成学业，掌握作文要领，参加科举应试。
在第二卷的末尾，还附有批点《四书》句读例和批点韩文凡例，以及读经、看史、看文、读作举业、小学习字演文五种表格，注明每日功课的纲要。《日程》的主要内容在第一、二卷，第三卷是附录。它抄录了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的方法；抄录了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和《调息箴》二文，宣扬了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卷末是一篇作者自撰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对朱熹提出的读书六法作了全面、充分的肯定。
3。教学方法程端礼在制定读书分年日程的同时，为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成效，总结自己和他人的教学实践经验，还论述了正确的教学方法和读书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强调为学必须立志，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
程端礼提出，学生到了十五岁，就为"志学之年，即当尚志"。"孔子之教序，志道、据德、依仁居游艺之先。"只有确立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以身任道，为学以明伦习礼为重，"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才始可言学，并能学有成效。他援引朱熹的教诲，指出："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雅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需反复思量，究其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只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程端礼强调为学必先立志，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不应将学习的目的只局限于参加科举，求得一官半职，这是正确的；但他把为学立志看成是"以身任道"，继承和发扬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的道统，把古代圣贤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明封建之人伦，习封建之礼仪，仍然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一套，这是他的局限性。
第二，主张教学要坚持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的原则。
贯穿于《日程》全书的，就是程端礼特别重视在教学和读书时，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和居敬持志的原则，将其看成是为学有成的关键所在。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那么，什么是循序渐进呢？程端礼解释说："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可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若奔程趂限，一向趱看了，则看犹不看也。"他指出当时家塾、书院和各类儒学教学上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跟着科举的指挥棒转，为应付科举考试，教学"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作者正是为了匡救时弊，才撰写了《日程》一书，强调教和学都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前后衔接，在巩固的基础上扩展学习内容，使经学、理学、举业毕贯于一。如果在教学上失时失序，程序紊杂，那就必然会学而无成，终身陷于务外，悔且老矣！与此同时，教学居敬持志，持之以恒。"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一可放入无何有之了，须时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也就是为学要刚毅果决，锲而不舍，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排除各种干扰，长此以往，积以时日，最终必能获得成效。第三，提倡读书要少而精，"沉潜玩索"。
在教学和读书方法上，程端礼还提倡要少而精，要专一，不要贪多。他明确要求："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必待一书毕，然后方换一书，并不得兼读他书，及省遍数。"同时，主张倍读已读之四。每日清晨，即先倍读过去读过的书，以加深记忆，并针对生疏或误读的地方，打上记号，等待晚间温习功课时再加补正。他提出："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读，师标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册首书烂熟，无一句生误，方是功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间与平日已读书轮流倍温，乃得力。。。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他反对学童在年幼时不认真读书，就急于让他们学习作诗作对，认为这是"虚费日力"，徒劳无功。他批评当时的教学方法是："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强调老师在向学生讲授课文时，"不可杜撰以误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既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即令自反复，面试复说果通，乃己。久之，才觉文义粗通，能自说，即使自看注，沉潜玩索，使来试说，更诘难之，以使之明透。"讲授时，不能只是老师一人唱独角戏，一定要加强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向学生提出问题，促使学生"沉潜玩索"，独立思考，真正弄懂教材的内在意蕴。在《日程》一书里，程端礼经常提到"玩索"二字，可见他对"玩索"之重视。所谓"玩索"，指的就是对课文要反复咀嚼，深入思考和认真分析，掌握其精神实质。一定要防止只死记呆背课文而不领悟文章要义的弊病。要真正做到"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要切实弄通弄懂，不可疏忽大意，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至于作文，程端礼主张以唐宋名家古文为楷模，既守法又不为法所囿，"当知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
第四，主张为学要切己体察，知行并进。
程端礼以阐扬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为己任，主张为学明道后当切己体察，身体力行；反对知行不一甚至相悖，虚演应付。他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提到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的主要弊病之一是："惜乎宾兴有制，而学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学，不过随其学官之所知所能，故犹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沉潜自得之实。所试经义，固守反复虚演之旧格，而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①他援引朱熹的教诲，强调指出："入道之门，是将自己个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原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程端礼主张学用结合，知行并进，以所学到的道理指导自己的言行，切身实践，反对空谈、清谈，知而不行，理论和实践脱节，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我国古代私塾、书院和学校教育的一个详
① 程端礼：《畏斋集·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四库全书》本。
细、具体的读经学文的教学计划。它重视为学立志，注重教学程序，强调坚持少而精和持之以恒的教学原则，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强调经常复习和经常考查，提倡"沉潜玩索"和"思玩"，提倡切己体察，知行并进，这对匡救当时私塾、书院、各级儒学的时弊，树立优良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日程》唯朱熹之言是从，认为"博文岂可不以读书为先，而读书又岂可不守朱子之法？"①甚至作文作诗，都要求以朱熹"一集律天下万世"，以偏概全，这未免失之偏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论也。"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日程》虽产生于元代，却影响到明、清，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学校教育的一份最典型的"教学计划"，被诸儒学者奉为圭臬，迄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郑 玉郑玉是元末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样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的窠臼，但在某些地方又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情趣。正如全祖望所说："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②1。生平及其教育活动郑玉（1298-1358 年），字子美，号师山，元徽州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他生活于元朝末年，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极其动荡不安。郑玉幼时敏悟嗜学，年龄稍长，就对《六经》很有研究，尤其精深于《春秋》，他生逢元未乱世，生活颠沛流离，志不得展，曾应进士举不第，于是绝意仕途，隐居山林，讲学授徒，受业的门人很多，乃至居所不能容纳。后由门生友人集资择地，修建师山书院，以广教泽。
郑玉撰写的文章，严而有法，不事雕琢修饰，质朴无华，有个人独到的见地，流传到京师，很得当时任京官的著名学者揭傒斯、欧阳元和虞集等人的赏识。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 年），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知其名，欲推荐他出仕，他以生病予以推辞。次年，朝廷授以他翰林待制、奉议大夫的官职，并"遣使者赐以御酒名币，浮海征之。玉辞病不起，而为表以进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遣陛下，使与天下贤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职，臣非其才，不敢受。酒与币，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与人，酒与币，臣不敢辞也。"①仍然托病坚辞不就。他避开世俗的纷扰，家居乡下，过着"自食其力，无求于人"的自由自在的隐士生活，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以此为乐。著有《周易纂注》，已佚。今尚存者有《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师山文集》八卷。另有《师山遗文》五卷，为后世裔孙所编。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的部将邓愈率明军攻入徽州城，欲罗致郑玉为新政权服务。郑玉慷慨激昂地向邓愈说："吾岂事二姓者耶！"
① 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四库全书》本。
② 《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① 《元史·郑玉传》。
因而被囚拘。他在狱中七日不食，犹作诗文，从容如平日。他的妻子程氏托人告诉他说："君苟死，吾其相从地下矣！"郑玉让人转告："若果从吾死，吾其无憾矣！"遂整肃衣冠，北向再拜，自缢而亡。②2。教育思想郑玉自幼攻读程朱理学，尤其推崇朱熹，深有所得。他自己曾说过："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①又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古：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②认为陆象山、朱熹总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知，郑玉的教育思想，深受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影响。关于教学的目的，郑玉也和一些前辈理学家一样，主张学道行道，学如圣人。他说："古之学者，忧道不忧贫，正谊而不谋利；苟其心俯仰无所愧作，达者推以及人，穷者独善于己，所谓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以之参赞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岂但不辱其亲乎？"③郑玉提出的这种"立教"的目的，既体现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主张，又继承了理学家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比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明人伦，知礼法"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主要是强调向古代圣贤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古代圣贤的高尚情操和美德，做到"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然而，郑玉又说："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矣。静虚故明而通，动直故公而溥，此至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学者之所以当学也。"④认为教学的目的还是在于使人"无欲"、"合天德"，达到"静虚而动直"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圣人。这说明，他"立教"的目的虽与朱熹有所不同，却又受到朱熹深刻的影响。从本质上讲，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属于程朱理学的教育体系，不过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罢了。
关于如何去学道行道的问题，郑玉所强调的是体用结合，学道正是为了行道。他把这看成是获得真知、达到学如圣人、行圣人之道的关键。他说："夫静者，体也；动者，用也。岂有有其体而无其用者乎？在学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静而不能动，有其体而无其用者，非吾圣人之所谓道，又何以告以圣人之学乎？"①郑玉认为"体"与"用"是相互结合的，它们统一于"道"中；静是道之体，动是道之用，有体必有用，即有静必有动；学道（致知、穷理）与行道（有补于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学道是为了行道，要行道必先学道，二者密不可分。在这里，郑玉把"体"看成是学道，也就是明理；把"用"看成是行道，也就是实践。如果只有"静"的即"体"的东西，而没有"动"的即"用"的功夫，学而不用，"体"和"用"分离，那就根本不值得去为学、立教，即让学生去受教育。所以，郑玉明确提出："幼而② 见《元史·郑玉传》和《新元史·郑玉传》。
① 《师山先生文集·洪本一先生墓志铭》。
② 《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③ 《师山先生文集·肯肯堂记》。
④ 《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① 《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不学，则无以穷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壮也，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未有用而不本诸学、学而不究于用者。当其学也，若无所为于世，而人以为晦；及其用也，则人以为其有补于世而谓之显。"②学道就是为了用道，有所为于世，"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然而时运不济，不能为当世所用，则应修心养性，退而养晦，做一个正直的人。郑玉本人就正是这样做的："余以才疏学陋，无所用于世也，退而躬耕垅店，将以自养。间有朋游相从讲学，及筑室师山之上，以为肄习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③如前所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教育思想，一贯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郑玉尊儒重道，推崇程朱理学，虽然"绝进取之心"，"深爱山林之趣"，对儒家这一人生哲学和传统教育思想仍是服膺不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愿出仕，归隐山林，将以自养，"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以传授儒家之"道"而为己任。
正是从学道行道的这一思想出发，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的标准应将品行放在首位，学识放在其次，即坚持以德行为本。他以元代的科学选士为例来加以说明："科举之士，台省馆阁，往往有之，不为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严且详矣。然朝廷不以是为难为，必曰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然后得与是选焉，岂非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乎！"①他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盖当天下离乱之际，苟德在己，则起而应天顺人，救民于水火。"只有坚持以德行为本，那么，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或贬官，或逐斥，或流离颠沛，或除名削籍，或为人误解，或遭人谤讪，都能忍辱负重，泰然处之。如同唐代的陆贽、韩愈，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等先贤那样，"不害其为出处之正"，事业彪炳，文章传世，千古流芳，万代敬仰。相反，唐太宗李世民虽有"命世之才"，但他却"人过于德，识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祸"，造成"千古之遗恨"，②这是不足为法的。
由于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都应坚持以德行为本，所以他认为治学应以知晓"大本大原"为宗旨。他说："为学之道，用心于枝流余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见其能造道者鲜矣。"①又说："况自孟子没，《诗》、《书》出秦火中，残坏断缺，无一完备。重以汉儒章句之习，破碎支离；唐人文章之弊，浮夸萎靡。虽有董仲舒、韩愈之徒，或知理之当然，而终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学，得以乘隙出入其间，以似是而实非之言，饰空虚无为之说，诱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见性之场；下焉者，惑祸福报应之末。而吾儒之徒，无复古人为己之学，徒以口舌辩给，而卒不能以胜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聋聩。其士者，如饮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如康衢砥道，东西南北，无不可往；如通都大邑，② 《师山先生文集·养晦山房记》。
③ 《师山先生文集·三乐堂记》。
① 《师山先生文集·送唐仲实赴乡试序》。
② 《师山先生文集·唐太宗论》。
① 《师山遗文·跋太极图西铭解后》，《四库全书》本。
千门万户，列肆洞开，富商巨贾，轮辏辐集，所求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盖古人之学，是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学。今人之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离家，所见虽远，而皆空言矣。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学者之得罪于圣门，而负朱子也深矣。"②郑玉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是不科学的，对汉以后儒学的评估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对朱熹如此推崇只能说是一己之私见，并不允当。但他强调学道要知晓"大本大原"，掌握其本质意蕴；反对用心于支流未节，反对"游心千里之外"的不切实际的"空言"，"徒以口舌辩给"为能事，于世毫无补益。他的这一主张，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学习的内容，郑玉认为就是"道"，别无其他。而"道"与《六经》又是密不可分的。他说："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①因此，郑玉主张求道就必须学习《六经》，唯有从《六经》中才能求得道。郑玉这里所说的《六经》，指的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和《春秋》三传，和通常所说的《六经》略有区别。他指出："《易》、《诗》、《书》言其理，《春秋》载其事。有《易》、《诗》、《书》而无《春秋》，则皆空言而己矣！"②在学习儒家道统的同时，强调了学习古代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学习《春秋》并三传等历史典籍，以至于达到"是以明之者尧、舜、禹、汤之治可复，昧之者桀、纣、幽、厉之祸立至"③的认识，以史为鉴，从中领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并身体力行之。
郑玉虽然主张教学内容应以《六经》为主，通过学习《六经》而学"道"，但却反对只钻经典，死啃书本，在训诂词章上下功夫，成为书蠹，最终是不能学到"道"的。他认为："孟子曰：'性无有不善。'程子曰：'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秦、汉、晋、唐以来，文章之士，相继而作，非无学者，而曰'孟轲死，千载无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训诂词章之习。故虽专门名家，而不足以为学，皓首穷经，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学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后唯，性与天道，岂必老始而闻？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知而不行，则又秦、汉、晋、唐以来诸儒者之罪人矣！"④在选择学习内容时，只要是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均可学习，而不应拘泥于某一学派，党同伐异，而应兼容并蓄，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消化吸收，为我所用。郑玉评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各有其优长，又有其不足："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①他进而批评当时不良的学术空气："又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② 《师山先生文集·与汪真卿书》。
① 《师山先生文集·余力稿自序》。
② 《师山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阙疑序》。
③ 《师山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阙疑序》。
④ 《师山遗文·王居敬字序》。
① 《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②"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江东（崇朱派）之指江西（崇陆派），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③那么，到底如何来对待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呢？郑玉主张兼容并包，不以师门之见为是："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④反之亦然。只有如此，才能吸收各派学说的精华，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使之成为自己精神上的营养，为我所用，而不囿于一家之言，一派之见。这才是学者真正治学的态度，从而使个人学术上得到充实和提高，并推进整个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3。教学方法郑玉从他主张的学道行道、学如圣人的教育和教学目的出发，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主张耕读结合，劳心与劳力并重。
郑玉考察上古时代教育的状况及其发展，认为那时劳心与劳力是不分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秦废井田，开阡陌，焚诗书，坑学士，先王之道灭矣。汉兴，虽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复淳古之风，而士农分矣。于是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出。后世有能昼耕夜读，以尽人道之常者，人共以为异而称之，其去古道益远矣。鲍生从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鲍生，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虽复三代之制，不难矣！"①显然，郑玉缺乏历史唯物观，对上古社会是过份地美化了。当时实际的情况是：上古社会同样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绝大多数直接从事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奴隶，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处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上学就不一定参加耕作；至于民间办学，就学者大多是自由民，也包括一部分中、小奴隶主贵族，却根本没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参加；当时实行耕读结合，边耕边读，这是为上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郑玉对上古时代教育状况的分析是不科学的，提倡"复淳古之风"、"复三代之制"也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倒退，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然而，郑玉指出的"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从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状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状况是不好的，表现了他思想上的进步性；他当时主张耕读结合、劳心与劳力并重的教育思想，是弥足珍贵的。这是郑玉教育思想中的精华，表现了他的教育和教学方法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对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第二，提倡读书在得其大旨，要有真体实认。
② 《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③ 《师山先生文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④ 《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① 《师山先生文集·耕读堂记》。
如前所述，郑玉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学道行道，要像古代圣贤那样有益于世道人心，不论在显达或穷晦的境遇里都能"其心俯仰无所愧怍"，因此，对受教育者来说，不应只是获得某些知识，而贵在"精义入神"，能见书中之大旨，才能有益于个人德行的提高。他说："处士名廷珍，。。读书见大意。谓圣贤作经，意在言表，岂拘拘注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当真体实认，见于日用常行间耳？"①又说："曩岁，同学时某，懵然未有知识，日用心句读、文词之间，而无所得焉。。。乃知道理在天地间，非真积力久，心融意会，不可恍惚想象，以人而遽为去取也。"②"先生尝谓学者曰：'师道之懿，不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广远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穷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觉后，庶乎无愧于古之人矣。'"③他的这一观点与他评价和选用人才"以德行为本"、治学以知晓"大本大原"为宗旨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学道要"真体实认"，"见于日用常行间"，"不可恍惚想象"，脱离实际，对所学的东西要真正的深入领会，即"得其本旨"，"心融意会"，于读书中见其精神实质，于关键处掌握其精髓之所在，而不仅仅用心于"句读、文词之间"，也不在于"高虚广远之际"。这样，才真正学有所成，并将所学的"行乎日用常行之中"，对世道人心的转变才能有所裨益。
第三，注重"存养省察"，加强自我修养。
郑玉主张在教学上要切实加强自我修养，做到"其心必有乐乎吾儒存养省察之功"，才能达到学道行道、学如圣人的目的。他说："定夫名家子，世读圣人之书，今虽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乐乎吾儒存养省察之功，修己治人之学。"①所谓"存养"，就是保持、保养天赋的善心、善性，也就是郑玉在《王居敬字序》中所说的"去其恶以存善"，始终保持其"吾性本善"，不要伤害和丧失它，使它长久地存在于人的本性即精神品德中。所谓"省察"，就是经常进行自我内省，切己体察，严格要求自己，每日反省自己的言行有否违背圣贤教诲的地方，如有，及时改正，切实加强自我修养的功夫。这也就是孔、孟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正因为如此，郑玉进而倡导为学"以敬为主，以谨独为要，则功夫无间断而自强不息。"②这里所说的"以敬为主"、"谨独"、"自强不息"，就是郑玉对"存养省察"所提出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第四，提倡学友间的切磋互助。
在学习上，郑玉十分重视学友间的相立切磋，彼此帮助，共同进步。他强调择友的重要性，反对滥交："大凡取友，有可交者则交之，至于无人，则上交千古、下求知于百世之后可也。又岂可以无友之故，辄与人交？不成辅我之仁，成我之德，适足以为我之累，亦所当戒也。"③他十分看重学友对个人学习的切磋帮助："其是始至终、自少至老，长吾之志，成吾之才，惟
① 《师山先生文集·处士王君墓志铭》。
② 《师山遗文·与汪真卿书》。
③ 《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① 《师山先生文集·静虚斋记》。
② 《乐元学案·师山学案》。
③ 《师山遗文·与鲍仲安书》。
朋友是赖。""朋友之伦，虽非无属，而于人之情则至近且密也。"①由于学友同窗之间，朝夕相处，彼此了解，感情融洽，友谊深厚，因而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彼此相帮，解答疑难，交流心得，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就能收到共同提携、学业日进的成效。郑玉重视学友间学习上的切磋互助，发挥群体优势，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他的这一主张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① 《师山先生文集·燕乐堂记》。
七、结语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蒙元统治者在实行军事征服、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认识到倡导文治、推行"汉化"、尊孔重儒、兴学明教、培养人才、开科选士的重要性，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元代继承了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又有所兴革和发展。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最有特色的是蒙古族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而设立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字学，此外还有带普及性的非常年教育的社学、庙学，以及具有专科教育性质的回回国子学、医学、阴阳学等。元代坚持蒙古语、汉语、回回语教学并重，从而促进了蒙古族、回回族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开展，为我国古代的"双语"、"三语"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元代私人办学的兴盛，开明、清家塾、义塾之先河。元代对各宗教的传教活动采取不干预的政策，对佛教则大力推崇，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元代对书院采取提倡、鼓励、支持和保护的政策，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这对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活跃学术，缓和民族矛盾，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元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实行较晚，但程式和实施办法周详、具体，基本上为明、清两代所遵循。在元代统治者的提倡和理学家兼教育家许衡、吴澄等人的广泛传播下，程朱理学成了官学。元代教育呈现出"远被遐荒"的前所未有的盛况，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则应看到，元代已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整个封建制度已日趋腐朽没落，因而元代在教育上的各种弊端也就越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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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6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元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元代文学，上接金代文学，下连明代文学；约始于1234 年蒙古帝国灭金，迄于1368 年朱明王朝推翻元王朝，计130 余年。
元代文学与以往时代的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歌、散文相对衰微，俗文学，特别是戏曲文学兴盛起来。最能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是元曲。
本卷重点叙述元代戏曲文学史。第一章概述，在说明元代社会和元代 文学的关系的同时，介绍了元代杂剧兴盛的原因、分期、渊源、体制等问题。接着以四章的篇幅叙述元代杂剧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发展概况，以一章篇幅叙述元代南戏概况。
散曲和杂剧同为元曲的组成部分。本卷第七章叙述了元代散曲的兴起和发展概况，以及前后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元代诗文的成就虽然不及元曲，但也有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本卷第八章叙述了它的特点和主要作家的文学业绩。
本卷熔铸了著者学习和研究元代文学的心得，并汲取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元代文学中已被公认的新成果，对元代文学史的叙述力求做到全面、系统、准确、深刻，重点突出，可读性强。4一、元代文学概述（一）正统文学的衰微和俗文学的兴盛1。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学公元1234 年，即金哀宗天兴三年，宋理宗瑞平元年，成吉思汗之子、蒙古帝国第二个可汗窝阔台灭金，夺取了女真族统治下的中国北部政权。1271年，即元世祖至元八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古帝国第五个可汗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大元"；又于1279 年，即至元十六年，灭宋一统中国。1368 年，即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元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被明王朝推翻。元代文学，上接金代文学，下连明代文学，计130 余年。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君临全国的封建王朝。它结束了从五代开始的持续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存在着的委靡不振的政治局面；它的版图超过了汉、唐，"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今日中国的辽阔疆域，即是在元代基本上定下了轮廓。元代尽管历时不长，却由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并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的开放时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丰富的内容。在元代，一方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南北方之间的渗透、交融得到了加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元性，有了新的发展，其文化成就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元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元代文学与以往时代的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歌、散文相对衰微，俗文学，特别是戏曲文学兴盛起来。
元代以前的文学，从《诗经》、先秦散文，到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八大家散文，尽管作品不可计数，但不出诗歌、散文两种形式，小说还只是雏型。至元代，诗文作家、作品依然不少，刘因、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和杨维桢、萨都刺、王冕等人也均有一定成就，但只不过是文坛的星点之光。从总体上看，其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前代都大为逊色。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说，即如元诗"四大家"，与宋诗相比，"特太山之卷石耳。"而王世贞则称有元一代无文章。这个说法未免绝对，但以高官显宦的知识分子为主要作者的元代诗文，多受官方哲学理学的濡染浸淫，确实内容空泛，专事雕绘，很少有创造性。
占据元代文坛主要地位，取得最突出成就的是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曲向来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所谓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在民间说唱艺术影响下形成的更适合使用口语的新的诗歌形式。虽然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许多作品散失，但现在可考的元代散曲作家仍有200余人，作品4300 多首。杂剧文学更是一种属于俗文学之列的全新的文学形式，具有与诗歌、散文迥然不同的特征："至其体则全与诗词各别，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盖此乃叙古人之言语，使愚夫愚妇共见共闻，非文人学士自吟自咏之作也。"①它已跳出了文人的圈子，而以下
① 《元史·地理志》。
① 徐大椿（1699- 约1778）：《乐府传声》。
层平民百姓为对象。杂剧自金末元初在北方产生之后，很快风靡全国，放射出灿烂的光彩。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年）是杂剧创作和演出的鼎盛时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元代杂剧作家约有200 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有500 种，元代无名氏的作品有50种，元明之际的无名氏作品有187 种，总计737 种。保存至今的作品共162种，其中明代臧晋叔的《元曲选》收入100 种，今人隋树森汇集近几十年发现的元杂剧刻本和抄本的《元曲选外编》有62 种。由于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剧本也大量散佚，元代杂剧的实际作家和作品数当超过以上数字。元代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要远比散曲大，因此人们也把元曲作为杂剧的同义语，说"元曲"指的就是元代杂剧，如上面说的《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都是元代杂剧选，并不包括散曲。在元代，深受平民百姓喜爱的杂剧，取代了先秦以来诗歌、散文的地位，提领起一代之风骚，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
2。杂剧兴盛的原因作为元代俗文学也是整个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杂剧，它的兴盛是有其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元代杂剧的兴盛有赖于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蒙古贵族在灭金战争中，铁骑所至，玉石俱焚，大片耕田被辟为牧场，使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至元世祖忽必烈时，实行劝农政策，鼓励开荒，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禁止军队占农田为牧场和践踏庄稼，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元代的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以及漕运、海运，均相当发达，这就使城市经济十分繁荣。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大都（今北京）已成为东方商业的中心，"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来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至所有珍宝之数，更非世界上任何城市可比。"中国南北各地，商业城市星罗棋布。杭州、宁波、温州、广州等邻近海滨的城市，也极为繁荣。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发展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演出场所、舞台设备、服装道具等等必要的条件；而城市经济的繁荣，则使城市人口增多，杂剧有了众多而又集中的观众，得以兴盛和繁荣。据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经常在大都演出的名演员就有20 多人。
其次，元代杂剧的繁荣，也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特殊爱好。
南宋孟琪《蒙鞑备录》说："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蒙古贵族在征战中都要以女乐相随，统治中国后更加提倡歌舞、戏曲。马可·波罗就曾谈到，元朝宫内团拜，席散后，有音乐家和梨园子弟演剧，来娱乐宾客。元蒙统治集团的爱好，使杂剧能够迅速发展、流行，在排场、音律、演技等方面也不断提高。元蒙统治者虽然也查禁戏曲作品，但他们查禁的是戏曲的内容，而不是戏曲本身。这恰恰说明他们对戏曲社会作用的重视。元蒙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需要出发来对待杂剧，有不利于杂剧发展的一面，但他们对杂剧的爱好和重视，又无疑地促使了杂剧这一新的文艺样式的繁荣。
第三，元代思想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开放，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大大加强，也对元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代统治者虽然极力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欧洲各藩属人）、汉人（原辽金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四等，在政治上、法律上规定不同的待遇；但这些以武力得天下的统治者，对思想控制却不很重视，对言论不加干涉，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只要不是直接咒骂蒙古统治者和直接鼓吹反抗的，都不会受到禁止。这使杂剧能够比较自由地发展。又由于元代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大大密切，一方面在政治上存在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各民族却互相渗透、融合，北方民族豪放粗犷的性格，激越高亢的乐曲，丰富了元代杂剧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使元代杂剧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文学艺术的新特色。
第四，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科举制度较长时间的废止，使很多文人走向勾栏瓦肆，与艺人合作，促使了杂剧的昌盛。元代统治者对文人不重视。谢枋得《送方伯载归山序》记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感叹："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知识分子历来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仅在灭金之后举行过一次，此后废去八十年之久。正如马致远的杂剧《荐福碑》中所唱的，当时的社会"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知识分子只能沉抑下僚，甚至生活在社会底层。坎坷的遭遇使他们能够正视现实，底层的生活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熟知人民群众的感情。既然他们的才华不能施展于治国平天下，便用在杂剧创作中，借剧中人抒发胸中之块垒。他们既有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精深的文学修养，又和艺人交契甚厚，如关汉卿以散曲赠予"当今独步"的杂剧女演员珠帘秀，马致远与演员红字李二共同创作杂剧，他们甚至可以"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登台演出，有精湛的戏曲艺术技巧，因此能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杂剧剧本，供演出。这些编写剧本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才人"。他们还成立行会组织--"书会"，推动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如果元代的知识分子能够仕进，生活优裕，那就很难产生如此众多而优秀的剧作家、如此众多而优秀的杂剧作品。
3。元代杂剧的分期和南戏、话本小说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发展，以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4-1307 年）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234 年蒙古灭金至大德年间，杂剧的成就十分突出，以大都（今北京）为创作与演出的中心，作家都是北方人。后期由大德末年至元末，创作与演出的中心南移至杭州，作家多是南方人或北方流寓南方的作家。由于元代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恢复了科举制度，剧作者中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艺术上墨守成规，只讲究词藻、音律，追求典丽工巧，使后期杂剧除少数作品还有相当成就外，日趋衰落，终于被另一种俗文学--从南方民间戏曲发展起来的南曲戏文所压倒。
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早在南宋时便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至元代末年，继杂剧的衰微而出现繁盛的局面，为明清时流传全国的主要剧种--传奇戏曲奠定了基础。
此外，元代话本小说也有一定发展。但因多经明代人修改，具体写作年代很难判断，现只有陆显之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小说能指为元人所作，《三国志平话》等几种历史平话，基本可断定是元代说书人备用的话本。元代话本小说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二）元代杂剧的渊源和体制1。元代杂剧的渊源元代杂剧的兴盛还是中国戏曲自身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杂剧"这个名称，约始见于晚唐西川节度史李德裕给唐文宗李昂关于南蛮军陷成都一事的奏章，其中提到南蛮军掠去"杂剧丈夫两人"。"杂剧丈夫"，即扮演杂剧的男演员。但是晚唐所说的"杂剧"，是个总括的名称，指各种各类的杂戏。宋、金时也有杂剧，虽然还不是纯粹的戏剧，不过又有了一些发展。北宋末年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搬演）《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可见宋代杂剧的盛况。但其形式如何，尚不清楚。南宋《梦梁录·妓乐》中说："杂剧中末泥（脚色名）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即杂剧之后散段也。""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为隐为谏诤也。"大致勾勒了宋杂剧的形式和内容。金代杂剧，与宋代相同。金杂剧末期，又称"院本"，因它是行（háng）院（艺人居处）演出的脚本。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又谓之五花人爨弄。"其内容继承了宋代杂剧的滑稽、歌舞的传统性质，以耍闹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唱一两支曲子，已成为独立的短剧。《南村辍耕录》还说到："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即元代初年，杂剧才从院本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戏曲形式。这部书记有院本名目，共690种。如果和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记的《官本杂剧段数》对照，可以发现金院本和宋杂剧有若干剧目相同；再和元杂剧的名目及现存作品对照，又可发现不少元杂剧是根据金院本改编的。由此可见，元杂剧和宋杂剧、金院本有继承关系。
元杂剧除了吸取宋杂剧、金院本的戏剧因素外，还吸取了宋金时代流行于民间的诸宫调的演唱文艺因素。诸宫调是一种讲唱文学体制。它以唱辞为主，间以说白，配合音乐，来讲唱一个较长的、完整的故事。唱辞方面，将同一宫调的两个以上的曲牌联缀起来组成一套，再把多种套曲联接起来成为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唱辞。宋代的诸宫调现已佚失，金代则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诸宫调演出时由一个演员以第三者的身份说唱故事，因此还不是真正的戏剧。但这种体制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说有唱，还有伴奏，已和戏剧十分接近。如果由几个人分别扮演故事中的人物，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再加上表演动作或舞蹈，以及舞台布置等，就成为戏剧了。元杂剧与诸宫调也有着继承关系。它由末或旦一个角色主唱，很多地方带有叙事体的痕迹，便是证明。从渊源上说，元杂剧主要是融合了宋杂剧、金院本和宋金诸宫调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戏剧形式。
2。元代杂剧的体制元代杂剧的体制，首先在结构上一般是四折一楔子。一折相当于现在的一幕，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大段落。在一折中还可有几个小段落，场景有所变换。元杂剧一本四折，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每一折用同属于一个宫调的若干曲子，每折所用的宫调不同。一本杂剧相当于一个诸宫调。楔子比较短小，不用套曲，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通常放在第一折前或折与折之间，起类似序幕或过场戏的作用。每本杂剧的末尾有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在散场时念出来，叫作"题目正名"，用以概括全剧内容。元杂剧也有个别作品一本为五折（如《赵氏孤儿》）或六折（如《秋千记》）。一般一本为一剧，也有些作品超出一本，如《西厢记》为五本。
元杂剧的剧本由宾白、唱词、科介三部分构成。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多数是散语，也有韵语，分对白、独白、定场白（角色第一次登场时的说白）、旁白（称"背云"，角色背着同台其他人物向观众表述心情的说白）、带白（称"带云"，唱辞中插入的说白）等。宾白主要用于叙事，展开故事情节，也表现人物的个性，还起逗笑的作用，活跃舞台气氛，或进行讽刺。唱词是杂剧的主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元杂剧，有的只有唱词，没有宾白。如《双赴梦》、《赵氏孤儿》、《疏者下船》等，但没有只有宾白而无唱词的，唱词其实是在诗词和民间说唱文学基础上形成的新诗体。有严格的格律，以符合演唱的要求，但也可以增加衬字，甚至增句，以利于情意的自由表达。元杂剧四折的唱词一般由一个主要演员演唱，同一折的各折曲子押同一韵，但可四声通协，韵字也可复用。唱词的主要作用是抒情，同时也起贯穿情节、渲染景物的作用。科介简称"科"，是关于演员的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的提示，如"做掩泪科"、"做战科"、"舞科"、"雁叫科"、"庙倒科"等。元杂剧的角色名目很多，可以分为末、旦、净（包括丑）、杂四类，而以末、旦二色为主。末是男角，男主角叫"正末"，其他还有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末泥等。旦是女角，女主角叫"正旦"，其他还有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色旦、搽旦等。由正末主唱的剧本叫"末本"，由正旦主唱的剧本叫"旦本"。净扮演刚强、狞猛或滑稽的人物，多为男角，也偶有女角，有净、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杂是不属于以上三类或角色不明的其他杂角，如孤（官员）、卒子（士兵）、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细酸（书生、穷秀才）、儿（小孩子）、邦老（盗贼）、杂当（杂色人等）等。
由以上体制可见，元杂剧已是相当成熟的戏曲艺术，此后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正是由元杂剧奠定了基础。
二、关汉卿（一）关汉卿的生平和作品1。关汉卿的生平关汉卿是我国文学史上名标千古的伟大作家之一。他的一生主要从事杂剧创作活动，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家。
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史册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现一般认为，汉卿是他的字，名不详，号已斋（一作一斋）。他大约生于1220 年左右，卒于130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他是金代之遗民，生年当于1210 年左右。另有人认为他生于金亡后的蒙古时代，在1240 年左右，卒年在1320 年至1324 年之间。关汉卿的籍贯，史料上有三种说法：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是"大都（今北京市）人"；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 年）修订的《祁州志》卷8"关汉卿故里"条，指出关汉卿是"元时祁之伍仁村（今属河北安国县）人"；元代朱右的《元史补遗》和《元史类编》、《山西通志》、《解县志》等书则称关汉卿为解州（今山西运城县）人。可能关汉卿祖籍解州，后定居大都。《录鬼簿》还记载关汉卿曾任太医院尹。有的版本《录鬼簿》作"太医院户"，有人据此认为关汉卿没有任何官职，只是属于太医院的一个医户。
元末熊梦祥（字自得）在他编纂的《析津志》中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初戏曲家贾仲明为《录鬼簿》中的杂剧作家补写挽词时，称赞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还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关汉卿是元代前期杂剧界的领袖人物，当时大都杂剧写作组织"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费君祥、梁进之等，散曲作家王和卿等，以及杂剧女演员珠帘秀、顺时秀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南宋灭亡后，他曾南下漫游，到过杭州、扬州等地。关汉卿广泛接触社会，又长期生活在瓦肆勾栏之中，有着丰富的舞台艺术经验。这对他的杂剧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汉卿的生活、性格、志趣、爱好，在他晚年所作的自叙性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有过生动的描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他还说自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套曲子是了解关汉卿的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材料。它把关汉卿本人作为一个投身于市井之中、与勾栏艺人为伍、多才多艺的书会才人的形象活生生地刻画出来了。曲中玩世不恭的语词，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揶揄和反抗。更可贵的是，它还以第一人称坦露胸怀的方式，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不屈从强暴高压的铮铮铁骨和倔强的性格特征。这对于认识关汉卿杂剧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都很有帮助。
2。关汉卿的作品关汉卿是个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杂剧剧本60 多种。这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也罕有匹比。关汉卿的大部分剧作未能流传下来，但现在仍存有18 种：《感天动地窦娥冤》、《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温太真玉镜台》、《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以上8 种见明臧晋叔编《元曲选》）；《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以上4 种见《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山神庙裴度还带》、《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刘夫人庆赏五侯宴》、《状元堂陈母教子》、《王闰香夜月四春园》、《尉迟恭单鞭夺槊》（以上6 种见明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其中《五侯宴》较多地描写了关汉卿其他剧作中不曾出现过的农村生活场景，还采用了其他剧作中不曾用过的五折一楔的形式；《陈母教子》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和关汉卿其他喜剧迥异，因此有人怀疑这两个剧本不是关汉卿所作。还有人因为《录鬼簿》于关汉卿名下未著录《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也怀疑《鲁斋郎》非关汉卿作，但《元曲选》诸书都题关汉卿撰，从该剧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色来看，都和关剧肖似，因此现一般定为关汉卿的作品。此外，天一阁本《录鬼簿续编》载元末明初贾仲明也有《裴度还带》剧，有人认为此剧为贾仲明所作；《尉迟恭单鞭夺槊》在《元曲选》、《古名家杂剧》中题为尚仲贤撰。
关汉卿的剧作，另还有《唐明皇哭香囊》、《风流孔目春衫记》、《孟良盗骨》等3 种的残文传于世；其他44 种：《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丙吉教子立宣帝》、《薄太后走马救周勃》《太常公主认先皇》、《曹太后死哭刘夫人》、《荒坟梅竹鬼团圆》、《风月状元三负心》、《没兴风雪瘸马记》、《金银交钞三告状》、《苏氏造织锦回纹》、《介休县敬德降唐》、《昇仙桥相如题柱》、《金谷园绿珠坠楼》、《汉匡衡凿壁偷光》、《刘夫人写恨万花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晏叔元风月鹧鸪天》、《姑苏台范蠡进西施》、《开封府萧王勘龙衣》、《柳花亭李婉复落娼》、《甲马营降生赵太祖》、《贤孝妇风雪双驾车》、《双提尸冤报汴河冤》、《老女婿金马玉堂春》、《宋上皇御断鸳鸯簿》、《崔玉箫担水浇花旦》、《隋炀帝牵龙舟》、《风雪狄梁公》、《屈勘宣华妃》、《月落江梅怨》、《管宁割席》、《白衣相高风漂麦》、《孙康映雪》、《唐太宗哭魏徵》、《武则天肉醉王皇后》、《翠华妃对玉钗》、《汉元帝哭昭君》、《刘夫人救哑子》、《刘盼盼闹衡州》、《吕无双铜瓦记》、《萱草堂玉簪记》、《楚云公主酹江月》、《鲁元公主三噉赦》、《醉娘子三撇嵌》等，已全部失传。
在关汉卿的作品中，既有催人泪下的悲剧，也有让人捧腹的喜剧；既有反映婚姻问题的爱情剧，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公案剧；既有现实生活的题材，也有以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传说为题材的历史剧。。显示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了解，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
关汉卿不仅是一位旷世的杂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在元代散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散曲作家。他的散曲现存套数14 首，小令35（一说57）首，本书将在"元代散曲"部分述评。
（二）关汉卿的悲剧代表作--《窦娥冤》《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最优秀的悲剧作品。近代著名中国戏曲理论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还认为《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窦娥冤》的剧情梗概和主题思想《窦娥冤》的题材，来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干宝的《搜神记》中"东海孝妇"的故事。这个故事说，东海郡一个很孝顺的寡妇周青，为侍奉婆婆，矢志不嫁，婆婆遂自缢而死，小姑诬周青谋杀，官府不察，判以死刑。临刑前，周青指着身边的竹竿说，若我无罪，血就沿着竹竿倒流上去。后果应验，且东海郡大旱三年。新来的郡守为她雪冤，天立时下起雨来。
关汉卿采用这一传说，结合元代的社会现实，大大丰富了思想内涵，编织出一个年青寡妇被黑暗社会戕害至死、鬼魂复仇的动人故事。《窦娥冤》写窦娥三岁丧母，七岁因父亲窦天章上京赶考需要盘缠，被卖给蔡婆做童养媳。十六岁与蔡婆儿子成亲，不久又丧夫守寡，婆媳相依为命。一天蔡婆向赛卢医讨债，几乎被赛卢医勒死，遇张驴儿父子得救。张驴儿父子借机要霸占蔡婆婆媳，窦娥执意不从。张驴儿误将亲父毒死，嫁祸窦娥，窦娥与他见官评理。但昏官桃杌却严刑逼供，为使婆婆免受皮肉之苦，窦娥含冤承招，被判死刑。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素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果真应验。朝廷派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娥鬼魂诉说冤情，最终得以昭雪。
据《元史》卷八十六《百官二·肃政廉访司》，窦天章所任的"肃政廉访使"，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才有的事，由此可以断定，该剧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这部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映。这里写到了残酷的羊羔儿利息（即年利等于本金）的高利贷现象，流氓地痞的横行霸道，贪官污吏的枉法酷虐，下层文人的穷困潦倒，平民百姓的有冤无处伸等等，显示了元代复杂而又尖锐的社会矛盾。它所表现的内容和思想意义，几乎超过了元代所有其它杂剧。但作为《窦娥冤》的主线，则是一个民妇的冤案；它的主题则是鞭笞"官吏每无心正法"、贪污受贿、饕餮百姓的元代吏治，讴歌人民对冤狱遍于域中的黑暗统治的反抗和斗争。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目"条可知，当时内外官吏总额为两万六千人；但《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纪四》记载，大德七年（1302 年）的一次官方调查，发现贪官污吏竟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之多，占总数的十分之七！《窦娥冤》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它对元代社会现实的反映面十分广阔，但它的主要意义，则在于表达了广大人民对黑暗吏治的愤怒谴责和不屈斗争。
2。《窦娥冤》的人物形象《窦娥冤》主人公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典型人物。悲剧成功地塑造了她善良而又正直的性格，写出了她对封建统治由委曲求全而走向反抗的发展过程。窦娥在楔子中出场时，已是个苦命的女孩，没了母亲、又被父亲抵债做了童养媳。十三年后，她和婆婆两个寡妇相依为命。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下，她逆来顺受，安分守己地听凭命运的磨难。她在第一折中唱道：【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又唱道：【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然而，尽管禀性驯良厚道的窦娥甘愿遵循封建礼教，捱苦度日，暗无天日的社会却仍要对她进行迫害和摧残。张驴儿父子闯入家门，强要娶她婆媳为妻，使她尽孝守节、清苦宁静的生活都过不成了。"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这句唱词是她代表一切孤儿寡母对黑暗社会的愤怒的控诉。她断然拒绝张驴儿的非礼行为，初步表现出了对恶势力毫不示弱的刚毅性格。
在第二折，窦娥的性格继续得到发展。张驴儿弄巧成拙毒死了自己的老子，却诬赖窦娥，以此要挟。窦娥不怕要挟，毅然和张驴儿上公堂。这时她既是坚强的，又是天真的，对官府充满幻想，"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咱。"但昏官听信诬告，滥刑拷打，使她认清了官府的黑暗，唱道：【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哪，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她被打得昏死了三次，仍然倔强的申辩："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只是官府又要拷打她年迈的婆婆，窦娥不忍婆婆受害，才饮恨屈招。她唱道：【黄钟尾】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
这里，表现了她的善良，她的正直，更表现了她对官府幻想的破灭，她的炽烈的复仇的愿望！
第三折是全剧的高潮，窦娥的性格也发展到了高峰。她不再是一个让人同情的弱女子，而是奋起抗争的斗士！在阴森恐怖的刑场，她毫不畏惧、恐慌，而是怒火中烧，对原先她俯首听命的天地也敢于痛快淋漓地斥责、咒骂。她上场时唱的两支曲辞是对天地鬼神，对黑暗社会震撼人心的声讨：【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冤，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么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这两段叱天骂地的唱词，实际上表达了被压迫、被凌辱的人民，在走投无路时对至高无上的封建秩序和统治集团的怀疑和抗议！
窦娥不仅斥责、诅咒天地鬼神，还要驱使它们为自己昭示冤屈。临刑时，她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誓愿，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感天动地的斗争性格。
第四折写冤案昭雪，这是窦娥死而不屈，化作鬼魂复仇的结果。窦天章虽然是她的亲父，还自称"廉能清政，节操坚刚"，但却迂腐、主观，初见窦娥鬼魂时不问青红皂白，责骂她"犯了十恶大罪"，要"罚在阴山，永为饿鬼！"只是由于窦娥不散的冤魂不放弃斗争，"自来折辨"，才得以翻案平反。当她复仇之后，又叮嘱父亲照顾衰迈的蔡婆婆。窦娥鬼魂坚强而又善良的性格，与生前一脉相承。
窦娥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的，她的被杀又是因为她不屈于恶势力的胁迫（不答应张驴儿的要求）和不忍心他人的受苦（不让蔡婆婆受酷刑拷打）而主动选择的。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乃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因此她作为悲剧人物具有殉道者的意味，忠于某种原则和理想（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节、孝等封建因素），甘愿牺牲生命，其悲剧性十分深刻。
《窦娥冤》中的其他人物，如蔡婆婆、张驴儿等，也刻划得很成功。其中楚州大守桃杌，虽出场不多，但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元代吏治的肮脏和残暴。桃杌是昏官酷吏的代表，就是他，一手制造了窦娥的冤案。他声称："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活现出贪赃的丑恶嘴脸。而在审案时，他又根本不听窦娥分辨，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下令重刑拷打，"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窦娥"肉都飞，血淋漓"，昏死了三次。把窦娥问成死罪后却又轻巧地吩咐说："今日无事，将马来，后宅去吃酒。"可见他视人命如同儿戏。据《元典章》卷三十九"不得法外枉勘"条载："今之官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鞫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辄加拷掠，严刑法外，凌辱囚人，不胜苦楚。锻炼之词，何求不得？致令枉死无辜，幸不致命者亦为残疾。"桃杌所造成的窦娥的冤案，就是这种元代吏治的缩影。
3。《窦娥冤》的浪漫主义手法和悲剧性《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然而写窦娥三桩誓愿的实现和鬼魂的复仇，却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在当时的社会里，冤案不可能得到昭雪，人们就只得借助于幻想和想象，抒发善恶有报的愿望，用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来治服现实生活中害人虐物的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不但没有削弱悲剧的意义，恰恰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剧性，给人以更浓重的悲剧感。断头的窦娥依然正气凛人，冲破拦阻，伸冤复仇，令读者、观众加深对她的崇敬和认同。崇高，乃是悲剧的本质、内核。窦娥正直、善良、宁死而不失其为人的道德准则、死后又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这表现了崇高性格，这完全符合悲剧精神，这也就是窦娥冤感天动地原因之所在。因此，《窦娥冤》的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与现实主义紧密结合的浪漫主义。它进一步突出了窦娥的反抗性格，深化了主题，加强了悲剧性，同时也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元代黑暗吏治、要求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
《窦娥冤》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戏曲的保留剧目，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明代万历年间，剧作家叶宪祖把它改编为一部三十三出的传奇：《金锁记》，后来京剧又据《金锁记》改编成折子戏。上演最多的是《探监》、《法场》等折。近世地方戏曲和曲艺也都有以窦娥冤为题材的作品，故事已家喻户晓。《窦娥冤》也是进入世界艺术宝库的不朽作品。早在1821 年伦敦出版多马斯当东翻译的《康熙使臣土尔扈特见闻录（1712-1745）》（即图理琛撰《异域录》），其中就有《窦娥冤》故事梗概的译介（译题为《学者之女雪恨记》），此节译介还被转译为俄文，载于1829 年版《雅典娜神庙》杂志上。至1838年欧洲文坛又有了巴尊（A。P。L。Bazin）的原剧法文全译本，20 世纪初有了宫原民平的日译本，此外还有英、德等译本。前苏联还曾演出过全剧。
（三）关汉卿的爱情剧关汉卿擅写"旦本"--以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在他现存的18 种杂剧中，"旦本"有13 种，占了绝大多数。这反映了关汉卿对妇女命运的关心。其中除了揭露吏治黑暗的《窦娥冤》这样的悲剧外，也有描写爱情婚姻生活的喜剧。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往往最能显现出各色人等的心态、思想、感情，它总是和社会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关汉卿的爱情剧，写出了元代社会的众生相，让人们可以从中窥见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也表达了关汉卿本人的爱情观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认识，激励人们惩恶扬善，追求美好、理想的生活。
1。《望江亭》和《救风尘》《望江亭》和《救风尘》是关汉卿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剧本中最为著名的两出喜剧，堪称辉映中国喜剧史的"双璧"。
《望江亭》写年轻貌美的寡妇谭记儿在白道姑的撮合下，与她的侄儿白士中结为美满的夫妻，随后同往潭州赴任。早已垂涎谭记儿的花花太岁杨衙内听说后，便向皇帝诬告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骗取了皇帝的势剑、金牌、文书，赶往潭州，要取白士中的首级。谭记儿得知后，不象丈夫那样愁苦失措，而是镇定自若，计上心来。她于中秋之夜乔扮渔妇，以献新切鲙为名，登上杨衙内泊船的望江亭，利用杨的贪杯好色，百般挑逗，使之神魂颠倒，从而赚得了势剑、金牌与文书。此后让杨在公堂上出乖露丑，受到了惩处。
《望江亭》虽然属于爱情题材，但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杨衙内是权豪势要的代表，他凭借皇帝的威势飞扬跋扈，可见统治集团的黑暗与腐败。《望江亭》讴歌谭记儿为保住自己美满幸福的婚姻，敢于孤身一人深入龙潭虎穴，智斗杨衙内，具有反权贵的意义。
《望江亭》最大的成功之处，则在于以欢畅的笔调创造了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妇女形象。这出戏的明快的喜剧性，从第一折白道姑"恶叉白赖"撮合谭记儿的婚事就显露出来。在第二折，谭记儿看到白士中愁苦失措产生误会，又引起观众善意的哂笑。在笑声中，观众逐渐感受到谭记儿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和对爱情的专一。第三折是全剧最富有喜剧性的一折。谭记儿假意和杨衙内眉来眼去地调情，实际上把这个蠢货玩弄于股掌之上。她在赚得了势剑、金牌、文书后，对被她灌醉了的杨衙内唱道：【络丝娘】我且回身将杨衙内深深的拜谢，您娘娘向急颭颭船儿上去也，到家对儿夫尽分说那一番周折。
【收尾】从今不受人磨灭，稳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悦。俺这里，美孜孜在芙蓉帐笑春风；只他那，冷清清杨柳岸伴残月。
这些唱词充分表现出谭记儿对鲜廉寡耻而又愚蠢可笑的权贵的蔑视和嘲弄，表现出取得胜利后的喜悦心情。第四折让杨衙内在公堂上出尽洋相后，谭记儿一曲【得胜令】的末尾又唱道：。。这一只渔船，只费得半夜工夫缠，俺两口儿今年，做一个中秋儿月圆。更是当面对杨衙内的挖苦和讥笑，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望江亭》对反面人物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使全剧的喜剧性更为强烈。如第三折开头写杨衙内两个亲随李稍、张千争相在杨衙内鬓上捉虱子、捉跳蚤，既是以插科打诨的手法写出奴才们向主子的献媚争宠，又暗指这些为非作歹者的灵魂的肮脏和丑恶。写他们三人本来都贪杯嗜酒却又都假模假样发誓不喝，最后又找借口痛饮，他们心口不一的拙劣举动，不仅博得观众大笑，而且也把奴才和主子之间钩心斗角、虚伪龌龊的心理暴露无遗。元杂剧的体制，全本多由一人主唱到底，为了刻画出主仆三人在丢失势剑、金牌、文书之后的狼狈相，在第三折的末尾破例让他们合唱了一曲【马鞍儿】：（李稍唱：）想着想着跌脚儿叫。（张千唱：）想着想着我难熬。（衙内唱：）酩子里愁肠酩子里焦。（众合唱：）又不敢着傍人知道；则把他这好香烧、好香烧，咒的他热肉儿跳！
这里既有分唱，又有合唱，把他们有口难言、尴尬着急的情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让人们感到他们的滑稽可笑，快意于他们的倒霉、失败。
与《望江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救风尘》，写涉世不深的妓女宋引章因急于跳出娼门，不听结义姐妹赵盼儿的劝阻，嫁给巧言诱编她的"同知"（州县副长官）之子、花花公子周舍；进门之后便惨遭虐待，只得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找到周舍，大施风月本领，索得休书，使宋引章免于危难，嫁给了真心爱她、忠厚善良的安秀才，获得了真正幸福的爱情生活。
赵盼儿有着与谭记儿一样的不同寻常的智谋胆识。但她是为了他人的婚姻的美满而和残忍、狡诈的官僚子弟周旋，更表现出助人危难的侠义心肠。赵盼儿是一个饱经风霜、阅世甚深的妓女。长期的屈辱生活，使她对"乔做胡为"的周舍之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劝宋引章择偶要慎重，不要嫁甜言蜜语的周舍，而要嫁老实可靠的安秀才。当得知宋引章嫁给周舍后果然不出她所料遭到毒打、欺凌后，她便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不顾势孤力单前去搭救。赵盼儿不但有义，有勇，还有谋，她的对手周舍虽然没有像杨衙内那样操生杀之大权，但却比杨衙内更加奸诈。赵盼儿深知其人，巧设计谋，抓住浪荡公子贪恋女色、喜新厌旧的心理，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机智，采用风月手段，将周舍一步步赚入预伏的圈套，她先用周舍当初诱骗宋引章的一套花言巧语来骗取周舍的欢心，又安排宋引章吵骂，让周舍写休书。周舍耽心："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于是赵盼儿就发誓赌咒，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羊、酒、红罗等为定，使周舍深信不疑，写了休书。后来周舍发现上当，从宋引章手里骗回休书咬碎，还说赵盼儿受过他的财礼，"也是我的老婆"，殊不料赵盼儿早就从宋引章那儿用假休书把真休书换下，而羊、酒、红罗本是赵盼儿的，并无受财礼之说。无言可对的周舍，便气急败坏地把她们二人拉去告官，却不知安秀才也已按照赵盼儿的吩咐，前来告周舍强夺他聘下的宋引章为妻，最后周舍得到了惩罚，被料事如神的赵盼儿彻底击败。在这富于戏剧性的惊险紧张、扣人心弦的斗争中，赵盼儿的机智、泼辣、练达、仗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赵盼儿是关汉卿杂剧中创造的最为生动、最有风采的妓女形象。她的智谋胆识在举止动静、言谈笑貌、斗争方式上，都有与作为官吏夫人的谭记儿不同的特点。例如她在回答周舍"你曾说过誓嫁我来"的责问时唱道：【庆乐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誓，早死的绝门户。
这段唱词真是快语！明明白白地说透：我就是不守誓言，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她深知对周舍这样狡诈的人，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火辣辣的针锋相对的意气，来自于长期沦落于风尘之中而对于凌辱她们的周舍之流的刻骨铭心的愤慨。这是出身于官宦人家、受过温柔敦厚教养的谭记儿所不可能有的。
《望江亭》和《救风尘》这两部杂剧，都以爱情、婚姻问题为题材，表现和社会恶势力的斗争。剧中的两个女主人公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美满婚姻，敢于和权豪势要周旋。她们凭着本人的聪明才智，利用对方的贪婪好色，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她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拜月亭》和《调风月》《拜月亭》和《调风月》是两部以金代为背景的杰出的爱情喜剧。前者描写小姐的爱情。它以蒙古军队围攻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为历史背景，写金国兵部尚书王镇之女王瑞兰随母逃难失散，恰遇寒门秀才蒋世隆寻妹，两人结伴而行，在患难中产生爱情，结为夫妻。罢征而归的王镇巧遇他们，嫌女婿乃一介书生，便强行拆散，只把瑞兰带回家中。瑞兰拜月，祈祝夫君安康，夫妻早日团圆，被母亲逃难带回的义妹瑞莲听到，原来瑞莲便是蒋世隆的亲妹，两人互道心曲，相互提防的姊妹变成了相知相亲的姑嫂。后来蒋世隆与结义兄弟陀满兴福分别考中文武状元，瑞兰和世隆团圆，瑞莲和兴福结合。这出杂剧从侧面反映了金元之交的战乱中"白骨中原乱如麻"的凄惨景象，有着广阔的社会内容；但主要是表现青年男女反对封建门第婚姻制度，追求自由的爱情、自主的婚姻。它是关汉卿现存作品中描写大家闺秀的爱情生活最为成功的杂剧。女主人公王瑞兰忠于和蒋世隆的爱情，当被"横拖倒拽"从丈夫身边拉走时，她唱道："一霎儿把这世间愁都撮在我眉尖上"，万分痛苦。但是她的身分和经历所造成的性格，使她不可能和家庭决裂，而只能在庭院对月祷告时发出深深的怨嗟。她焚第一柱香，就是"愿削减了俺尊君狠切"；她诅咒道："谁无个老父，谁无个尊君，谁无个亲爷，从头儿看来，都不似俺那狠爹爹！"这是她所能发出的最大的反抗。尽管如此，她拜月时说："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却充分表现了不矜门第、忠于爱情的反封建思想。此语和《西厢记》剧终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样，同为封建社会中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的心声。
《调风月》写的是婢女的爱情。元杂剧中主要写婢女爱情生活的，可能就是这一部。此剧写婢女燕燕受主人亲戚小千户的诱骗委身于他，并产生了真诚的爱情。但小千户却又爱上了尚书之女莺莺。燕燕在他们成婚之时说出原委，主人遂把燕燕许给小千户为侧室，两桩婚事一次办。《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在她的爱情受到挫折时，表现出与《拜月亭》中的小姐瑞兰不同的性格特点。她多情而又倔强，当发现受骗，她并不是只会自怨自艾，自叹命苦，而是难压怒火，毁掉当初的信物，让"降尊临卑"前来的小千户吃闭门羹；当她被主人所逼，为小千户向莺莺提亲时，她却破口大骂破坏了她爱情的莺莺"不识羞伴等"，要在暗中破了这门亲；当小千户成亲之时，她更按捺不住满腔怨恨，当着主人和满座宾朋咒骂新娘"是个硬败家私铁扫帚，没些儿发旺夫家处。可使绝子嗣，妨公婆，克丈夫。。"怎么解气怎么骂，要把小千户加给她的痛苦、委屈全部发泄出来。她就是这样的心高气傲，锋芒毕露，敢于抗争和报复。但剧中结尾写由主人出面，燕燕被许给小千户为妾，她唱道："。。只是当作婢为奴，谢相公夫人抬举！怎敢做三妻两妇？只得和丈夫一处对舞，便是燕燕花生满路。"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是不符合燕燕的桀傲不驯的性格的发展逻辑的，因而是不真实的。
《拜月亭》和《调风月》都是用喜剧手法来写悲剧冲突。《拜月亭》充满误会、巧合，让人发笑，但在现实生活中贵族小姐不可能和寒门书生结合，这个故事的内核是悲惨的、令人心酸的，它的"大团圆"的结局也是虚假的。《调风月》风趣、诙谐，喜剧气氛很浓，但是它所蕴含的内在意义却是控诉贵族子弟对下层婢女在肉体上、心灵上的欺凌和摧残，燕燕所遭遇的乃是悲剧性的命运。
《拜月亭》和《调风月》现仅存曲词和少量宾白，不过它们的基本结构和情节脉络仍很清晰，两个女主人公的举止风采和性格特征也鲜明生动，跃然纸上。出色的艺术描写和深刻的社会内容，使它们具有感人的力量，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拜月亭》后来还被改编为南戏《拜月亭记》（一名《幽闺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3。《金线池》和《谢天香》《金线池》和《谢天香》是两部写妓女爱情生活的杂剧。这两部剧加上《救风尘》，是关汉卿以妓女为主人公的三部杂剧，占他现存剧作的六分之一。而《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共收有元代杂剧162 部，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只有十部，关剧就占了近三分之一。足见关汉卿比元代任何一个剧作家都关注和同情妓女的命运。
《金线池》写妓女杜蕊娘与秀才韩辅臣一见钟情，欢爱半载，但杜母却因韩秀才囊尽，挑拨两人关系，后来石府尹设计使他们圆和，结成眷属。杜蕊娘是个追求生活理想、不屈从命运摆布、气高性犟的女性。她不顾生母鸨儿要把她当摇钱树"夜夜留人夜夜新"的逼迫，真心和韩秀才相爱；和生母反唇相讥，毫不退缩。而当她受离间，误以为韩秀才薄幸另觅新欢时，则表现了断然决裂的态度；即使韩秀才哀求、下跪，请她"打我几下吧"，也丝毫感动不了她的心。从杜蕊娘身上，可以看到被践踏的妓女不甘于屈辱的地位，对非人的生活强烈地进行抗争。而这正是关汉卿所发现和歌颂的人的尊严。
《谢天香》写能诗会唱的妓女谢天香和"一代文章"柳永相爱，柳永进京赶考，把她托付给好友钱可。钱可新任开封府大尹，把谢天香"娶"为小夫人（侍妾），实际是把她藏在家里。三年后，柳永中榜归来，钱大尹主持柳、谢成婚。此剧中的谢天香和赵盼儿、杜蕊娘一类敢说敢做、敢于反抗、敢于追求的妓女形象不一样。她是一个弱女子，虽然多才多艺，本领出众，但由人摆布，听人玩弄，随遇而安，不敢反抗和斗争。请听她无可奈何、苦不堪言的心曲：【煞尾】罢、罢、罢！我正是闪了他闷棍着他棒，我正是出了■篮入了筐。直着咱在罗网。休摘离，休指望，便似一百尺的石门教我怎么撞？便使尽些伎俩，乾愁断我肚肠，觅不的个脱壳金蝉这一个谎！
谢天香的形象，并不是人民群众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却是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和封建意识的毒害下，许许多多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难逃罗网、前途无望的底层妇女的典型形象。她的性格的缺陷和局限，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不合理的社会所铸成的时代的悲剧、妇女的悲剧。这也正是《谢天香》这部杂剧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因此，《谢天香》虽然也用了很多喜剧手法，逗人乐，但人们在观看时，内心深处却有压抑之感。
（四）关汉卿的公案剧公案剧是以诉讼勘狱为题材的戏剧，是元代杂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公案剧计有24 种，约占现存全部元杂剧的六分之一。其中关汉卿创作的，有前面介绍过的悲剧《窦娥冤》和《鲁斋郎》、《蝴蝶梦》、《四春园》等4 种，又占元代全部公案剧的六分之一。关汉卿的公案剧通过对讼狱事件的发生、成案的过程及案件的审理等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贪官污吏的贪赃枉法，热情地歌颂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和为民除害伸冤的清官。这些公案剧是对元代黑暗社会现实直接的、集中的反映，是对元代统治集团、特权阶层、地痞流氓的贪婪残暴的本性的严厉鞭笞，也是对人民群众向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理想愿望的表现。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1。《鲁斋郎》《鲁斋郎》是关汉卿除《窦娥冤》外最优秀的一出公案剧。如果说《窦娥冤》主要抨击了元代贪官污吏的罪恶的话，那么《鲁斋郎》则有力地控诉了元代权豪势要的罪行。所谓权豪势要，是在元代民族压迫异常尖锐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权阶层。他们受到封建官吏直至皇帝的庇护和纵容，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如元世祖的宠臣阿合马，据《元史·奸臣传》载："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民有坿郭美田，辄取为已有"，光是被迫献出妻女财物的就数以百计。《马可·波罗游记》也说他"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关汉卿所塑造的鲁斋郎的形象，就是在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下，"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的这一特权阶层人物的艺术概括。
鲁斋郎是个比《窦娥冤》中的张驴儿、《望江亭》中的杨衙内、《救风尘》中的周舍都要凶狠、骄横得多的官僚恶霸，他一上场就自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无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还说自己"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份人。"完全是一派蛮横无理的无赖腔调。关汉卿的剧作着重揭露他霸人妻女的罪行。他在许州看见银匠李四的妻子长得漂亮，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抢走，还有恃无恐、趾高气扬地对李四说："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告我去！"等糟蹋够了，又另去找"生得好的女人"，看到张珪的媳妇貌美，就命令张珪："把你媳妇明日送到我宅子来！"并对手下人说："他若来迟了，就把他全家尽行杀坏。"气焰十分嚣张。鲁斋郎还把玩腻了的李四的妻子送给张珪，算作对张珪送媳妇的"酬答"，真是无耻至极。作品不仅用鲁斋郎本人的言语行为暴露他的丑恶凶残的嘴脸，还以颇有权势的张珪作为烘托来表现鲁斋郎的不可一世。张珪是位居郑州六案都孔目的中级官吏，曾扬言："谁不知我张珪的名儿！"要为李四报仇。但当听李四说，仇人是鲁斋郎时，吓得忙俺住李四的口，说："哎哟，唬杀我也！"要李四"忍气吞声罢"，再也休提此事。因为"那个鲁斋郎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蹅踏（践踏）。赤紧的（实在是）他官职大的忒稀诧（太希奇）！"而当鲁斋郎要他把妻子送上时，他也不敢不照办。他对妻子说：鲁斋郎"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他便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也还算是好的。"这段话固然表现出张的软弱、怯懦，造成了"妻嫁人，夫做媒"的怪事；但更说明鲁斋郎的狠毒、残暴、灭绝人性，他是造成这种怪事的根子。这种今天看来的怪事，在元代却并不少见。上文说的阿合马，就曾强迫别人献出妻女达133 人之多。因此剧作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鲁斋郎之流的。
鲁斋郎最后被人民所向往的清官包公智斩了，被鲁斋郎害得四分五离的张珪、李四两家也团圆了，但这在元代那样的黑暗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仅仅是一种幻想。所以结尾一折写得远不如前几折生动、真实。作为公案剧理应具体表现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的经过，却只是由包公的简短口述交待出来：他上奏"鱼齐即"苦害良民，犯法万端，待皇帝判斩后，再改为"鲁斋郎"。不过从包公的口述中，可以知道鲁斋郎的后台就是皇帝，连执法如山的包公也只得用计谋骗过皇帝才能给他治罪。这一笔含有深意。
2。《蝴蝶梦》和《四春园》《蝴蝶梦》也是写清官包公的故事，剧中的葛彪，是和鲁斋郎一类的人物。他仗恃自己是蒙古人，被当做皇亲国戚，到处横行不法，声称："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只因王老汉经过他马前，他就把人打死，还撂下话说："只当房檐揭片瓦相似，随你哪里告来。"十分猖狂。王老汉的三个儿子为父报仇，不意将葛彪打死。按照元代法律，蒙古贵族打死人不必偿命，而汉人打死人必须抵命。（《蝴蝶梦》便是元代这种黑暗政治的真实反映，但不便直说，假托宋代的事，借古喻今罢了。）因此，老汉三子必有一子抵命。包公尽管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但审理此案时，并不问此案的起事根由，误杀还是故意杀害，只一味勘定三子中谁来偿命，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包公以偷马贼代死，三子必有一人处死无疑。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元代法律的不公和残酷。
《蝴蝶梦》在批判黑暗政治的同时，也讴歌了普通百姓贤良、刚毅、深明大义的美德。王母是关汉卿剧作中贤妻良母的典型之一。得知丈夫暴死，她决意要"拿住那杀人贼我乞个罪名儿"；得知须有一子抵命，她毫不畏惧："止不过是一人处死，须断不了王家宗祀！"面对肃杀的公堂，无情的律条，她敢于据理力争："那厮每情理难容，俺孩儿杀人可恕！"尤为可贵的是，她留下了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而让自己亲生之子抵命，表现了仁义贤德的高尚品质，为世人立了楷模。包公正是由此举而联想一梦：大蝴蝶救出在蜘蛛网中的两只小蝴蝶，对另一只小蝴蝶却见而不救。因此大受感悟，设法使其子免死。
《四春园》是公案剧与爱情剧结合的佳作。写王员外之女王闰香和李十万之子李庆安原指腹为婚，但因李家衰落，王员外嫌贫，拟悔婚。而王闰香却劝李庆安不要因贫穷自卑，派丫环梅香送财物给他。不料梅香被歹徒裴炎图财害命。王员外认定李庆安是杀人凶手，拉去见官，被判死刑。开封府尹钱可复勘此案时，发现有冤情，后查找到真正的凶手裴炎，明正典刑，王闰香、李庆安由他主婚结为夫妻。这出剧反映了剧作家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对爱富弃贫和礼教束缚的民主思想，同时又表现了剧作家对清明政治的追求，明断案件的钱可就是他理想中的官吏。《四春园》另名《绯衣梦》，全名《钱大尹智勘绯衣梦》，这个剧名更突出了此剧为公案剧的特点。
一般的公案剧难免俗套，容易写成公式化。但是关汉卿的几个公案剧都不同寻常。如《鲁斋郎》和《四春园》都是用两条线索交互发展进行，情节波澜起伏，曲折动人，结构丝丝入扣，出奇制胜。再如《蝴蝶梦》里塑造的富有牺牲精神的王母的形象，在元杂剧中也很不多见。特别是把她放在生死关头情与理激烈的冲突之中，用如泣如诉的大段唱词着意表现她的复杂细微的心理波折，有极强的感染力，使人对这位贤良、大义的母亲肃然起敬。（五）关汉卿的历史剧历史剧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戏剧（如果只假借历史人物而无历史事件作为情节的基础，还不能称为历史剧），在元杂剧中比例很大，约占现存元杂剧的三分之一。关汉卿也是写历史剧的高手。从剧目看，他所创作的60 多种杂剧，大部分是历史剧。其中流传下来、最著名的历史剧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借历史故事，间接地、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现实斗争，寓托着剧作家的思想感情，体现了时代的情绪。
1。《单刀会》《单刀会》是关汉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历史剧。关羽单刀赴会的史事，见于《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原只有一句话的记载："肃邀羽相见，各驻兵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经过关汉卿的精心渲染，关羽被塑造成为举世仰慕、忠贞神勇的英雄，演出了一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活剧。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等有关资料可知，关汉卿是非常崇拜关羽的。
他自己的取名，很可能有景仰关姓祖宗，甘作辅助汉室之卿相之意。因此，他对关羽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单刀会》写得与其他杂剧不同，在主角关羽上场之前，竟用两折戏反复铺垫。这两折写吴国鲁肃为从蜀汉手中索回荆州，设计请关羽赴会，先分别和元老乔公、贤士司马徽商议作陪，两人反劝鲁肃作罢，在劝说中，历举关羽的英雄业绩，盛赞他的智勇双全，所向无敌。这样从侧面把关羽的精神面貌作了烘托，造成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第三折关羽才正式登场，通过独白、与关平的对话、唱词等，回顾了自汉皇创业至三国鼎立的艰辛历程，抒发了"豪气有三千丈"的壮烈情怀，使人更加感到关羽的单刀赴会，并非一逞匹夫之勇，而是要保全汉室江山、勇谋兼备的非凡之举。元杂剧的第四折大都是"强弩之末"，以"大团圆"敷衍结束。而《单刀会》的第四折却是全剧的高潮之所在，写关羽过江赴宴，和鲁肃的矛盾冲突正面展开，关羽凭着一身豪气，在唇枪舌战中节节取胜。在这一折里，关羽忠于汉室和神勇无敌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最为充分、鲜明。他对口口声声说"这荆州是俺的"的鲁肃怒斥道：【沉醉东风】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
关羽击破鲁肃阴谋，在被关平接应凯旋而归时，最后还教训鲁肃道："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些义正辞严的唱词，反映了关汉卿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想，流露出恋念故国江山、不容异族蹂躏的民族感情，也是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反对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在演出中必然大快人心。清代钱谦益在《重编义勇武安集》中评论说："侯单刀往赴，掀髯谈笑。肃惧伏莫敢出气，尽撤陆口伏兵，送侯还营。其词曲发扬蹈厉，观者咸拊手击节，"由于关汉卿的《单刀会》的出色描写，关羽的忠贞坚毅、英勇威武的英雄形象长久地屹立在人民的心目中。《单刀会》可以看作历史英雄人物的颂剧，很少有在关汉卿其他剧作中常见的插科打诨，风格庄重、豪放。此剧抒情性多于戏剧性，情节简单，唱词优美，是用诗写成的剧，把关羽对蜀汉的赤胆忠心、坦荡胸怀以及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第四折关羽乘船来到大江中流观景抒情的两支曲子最脍炙人口：【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风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支曲熔铸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意境和词语，却要比苏词更加悲壮、雄放；吊古抚今，显示出关羽的英武豪迈的怀抱。因此至今传唱不绝。2。《西蜀梦》和《哭存孝》《西蜀梦》也是取材三国故事的历史剧。现仅存曲词。写关羽、张飞被害后，幽魂不灭，回西蜀托梦刘备，尽诉悲怆，决心共同报仇雪恨。如果说《单刀会》是振奋人心的凯旋英雄的颂诗的话，那么《西蜀梦》则是让人义愤填膺、落魄鬼雄的悲歌。这出戏的三、四两折全是张飞阴魂的唱词。张飞已不是豹眼圆睁、叱咤风云的虎将形象，而是感伤郁愤、急切要求雪恨的复仇鬼魂，他的一举一动都"分明的报冤仇"。关汉卿之所以这样描写，不仅是为了揭示张飞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更是要喊出处于元代蒙古贵族血腥统治下的汉族人民的亡国痛、民族恨，表达强烈的民族复仇愿望。
《哭存孝》是由《五代史平话》、《五代史记·义儿传》等史籍记载敷衍而成的悲剧。写名将李存孝被奸臣李存信、康君立诬陷，惨遭车裂而死。其妻邓夫人哭诉其冤，主帅李克用悔悟，车裂好人。其实，历史上的李存孝虽然勇冠三军，但确有谋逆行为，因而被李存信捕杀。关汉卿有感于豺狼当道、宵小弄权的社会现实，把此事改写为英雄遭小人谗言而屈死的悲剧故事，可谓用心良苦。由此剧更可知，关汉卿的历史剧并不是要解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是以古喻今，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题材来写今人、今事罢了。（六）关汉卿杂剧的成就和影响1。关汉卿杂剧的成就明初曲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正是关汉卿，开创了我国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新时代，使杂剧成为元代取代诗文正统地位的新文学。
关汉卿作为元代杂剧的奠基者，他的创作成就首先表现在取材广泛，塑造了众多的风貌各异的艺术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元代杂剧作家，往往各有所长，惟有关汉卿不囿于某一个题材、某一种场景。他的剧作形形式式，几乎无所不包：既有千百年前的历史故事，也有就在眼前的现实生活；既有诉讼勘狱的公案寻查，也有悱恻缠绵的爱情波折。。然而不论是哪一种题材、哪一类故事，都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都是对元代社会精细的剖析，对黑暗现实猛烈的抨击。即使如《单刀会》等历史剧，同样浸透着时代精神，被用来表达当时人民反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心声。
关汉卿在题材上写得最多的是妇女戏。他笔下的妇女大都出身低微，受尽欺压，却又都聪明机智，不甘屈辱，敢于抗争。关汉卿把妇女问题作为剧作的中心题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因为底层妇女最集中地反映了元代人民的痛苦、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从《西蜀梦》、《窦娥冤》中可以看到关汉卿写鬼魂一类非现实的情节十分得心应手，但在他广泛的取材中，却唯独没有神仙道化一类的剧作，这不能不说是由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
由于取材广泛，关汉卿笔下的艺术形象来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有不同类型、不同身份：文官武将、书生小姐、妓女丫环、地痞流氓。。什么人物都有。其中既有善良、正直的正面人物，也有歹毒、凶恶的反面人物，还有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些人物即使同一阶级、阶层，也都禀性不一，风貌各异，例如同是妓女，赵盼儿热情机智，宋引章天真幼稚，杜蕊娘倔强执着，谢天香怯懦多情，都有着各自的鲜明的个性。关汉卿所塑造的众多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元代社会的众生相。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如此广泛地描绘各色人等，如此传神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此宽广而深刻地揭示社会现实。
关汉卿杂剧的艺术形象之所以能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得力于他的高超的塑造人物的艺术本领。他善于描绘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从尖锐、曲折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性格。如《蝴蝶梦》中王母的丈夫被无辜打死，三个儿子被投进监狱，就是元代百姓受欺压的黑暗现实的缩影；王母贤良、刚毅的性格，就是在她所遭遇的苦难之中，在感情（难舍亲生儿）和理智（决定舍弃亲生儿）的纠葛之中突显出来的。这样写，不仅使作品具有戏剧性，人物形象也很饱满、鲜明。关汉卿塑造的人物，其性格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随着剧情发展变化的。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出场时还是个见生人忙躲避、对世事心灰意懒的年轻寡妇，但嫁给白士中后，听说杨衙内要来标取丈夫首级，变得坚强起来，形成和发展了保卫幸福婚姻的勇敢性格。其他如窦娥、杜蕊娘、燕燕等人，原来也都是温柔敦厚、安分守己的女性，当受到屈辱后就在斗争中培养了反抗精神。关汉卿还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用人物的大段唱词直接刻划心理活动，如《鲁斋郎》第二折写张珪送妻去鲁宅时，接连用好几段唱词细致地描绘出他的矛盾、痛苦的感情，有时则用景物或某些细节间接地抒发人物的心理，如《拜月亭》中王瑞兰逃难，用风雨表现内心的愁苦，以及《调风月》中燕燕见飞蛾扑火时引起的自喻、《谢天香》中谢天香听鹦哥念诗时发生的感慨，都是如此。关汉卿对桃杌、葛彪一类反面人物，还常用漫画手法，寥寥几笔，夸张地勾勒出他们的嘴脸，给以无情的嘲讽。关汉卿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为中国的元代文学留下了多姿多采的人物长廊。
其次，关汉卿重视舞台艺术实践，他的杂剧是"本色当行"派的最优秀的代表，在处理戏剧冲突和运用戏剧语言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具有强大的舞台生命力。
关汉卿熟谙勾栏瓦肆，本人也曾粉墨登场，是个"当行"的剧作家。他的杂剧不是只能看、不能演，仅供文人学士欣赏的"案头剧"，而是按照舞台演出的要求精心创作的，主线突出，矛盾集中，结构严谨，戏剧性强。如《救风尘》写得很紧凑，主要围绕赵盼儿的侠义行为展开，前有伏笔，后有呼应，丝联环扣，曲折动人。其中写赵盼儿与周舍斗智，先安排两个细节，一是自带酒、羊、红罗，二是赌咒起誓。后来周舍说赵盼儿吃了他的酒、羊，受了他的红定，也是他的老婆，赵盼儿就回答他这都是自己带来的，"怎么是你的？"周舍又质问："你曾说过誓嫁我来！"赵盼儿便快人快语地挑明："若信这咒盟誓，早死的绝门户。"至此，赵盼儿的形象就更加光采照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指出："结构致密手法最为灵动的作品，便是《救风尘》。"正是由于它的结构精巧，致使喜剧情节迭出多变，造成妙趣横生的演出效果。关汉卿的其他名剧也都是不枝不蔓，次要情节吝于笔墨，过场戏很简洁，但很注意结构的完整和统一，剧情设计扣人心弦，戏剧场面摇曳多姿，十分吸引观众。
关汉卿的戏剧语言既本色又当行。语言的"本色"是指它的质朴、自然，不务新巧，不避俚俗，不加藻饰。这种与王实甫、马致远等"文采"派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不仅在关汉卿杂剧的宾白中有最直接、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写的曲词也一样通俗、流畅，明白如话。如《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段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傍人议论。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恓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所说的："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当然，关汉卿的曲词并不都是如此，有时根据剧情的需要，也写得极富文采。如《调风月》里写小千户的书房："翠筠月朗笼蛇乱，碧轩夜冷灯香信，绿窗雨细琴书润。"就很华美。
语言的"当行"，是指曲白酷肖人物声口，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规定场景下的思想情绪。如窦娥的刑场哭诉悲亢激越，谭记儿的江亭调侃轻松活泼，关云长的大江抒情雄放壮阔，王闰香的拜月寄情哀怨婉约，杜蕊娘斥骂韩辅臣泼辣强硬，王母诉说愁苦浅显自然，真是不拘一格，变化多端，"说一人，肖一人"。关汉卿在《调风月》、《拜月亭》、《哭存孝》、《五侯宴》等作品中，还根据塑造人物和剧情的需要，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女真族、蒙古族的语言，颇有特色。如《哭存孝》中的李存信一上场，说了一连串的蒙汉混合语：米罕（肉）整斤吞，抹邻（马）不会骑；弩门（弓）和速门（箭），弓箭怎的射？撒因（好）答剌孙（酒），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醉），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贼），都是狗养的。
听了这段不蒙不汉、不伦不类的话，观众就会立即明白这是一个民族败类。明代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二》中说："总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乐府，文彩烂然，在淹通闳博之士，皆优为之。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故称曲上乘，首曰当行。"关汉卿达到了元杂剧"行家"的最高境界，使他因此而成为元代最伟大的戏剧家。
第三，关汉卿还兼擅悲剧、喜剧、悲喜剧（正剧）等多种戏剧形式，为我国各类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关汉卿具有多方面而又出众的艺术才华，是娴熟地运用各种戏剧形式的全才。他不仅写《窦娥冤》、《哭存孝》一类催人泪下、惨烈悲壮的悲剧，也写《望江亭》、《救风尘》这样让人捧腹、幽默风趣的喜剧，还写《单刀会》等令人肃然、气氛庄重的悲喜剧、历史剧。像这样各类戏剧都写得出类拔萃的全才，不仅在我国戏剧史上是罕见的，就是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只有晚于他三百年的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匹比。
关汉卿的杂剧还在悲剧和喜剧的结合上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悲剧具有喜剧的因素，他的喜剧又有着悲剧的成分。如《窦娥冤》、《哭存孝》等悲剧中的反面形象地痞张驴儿，贪官桃杌，谄害忠臣的奸人康君立、李存信等，都是用夸张变形的讽刺喜剧手法塑造的丑角，他们可鄙可笑的言谈举止，恰足以反衬悲剧人物的崇高精神。而在《拜月亭》、《调风月》等喜剧中，则有战乱逃难、夫妻分离、惨遭遗弃等等悲剧性的场景、情节和心理描写，也不是纯喜剧。这种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互相渗透、融合，拓宽、加深了戏剧的表现面和力度。悲剧中的喜剧因素，使悲剧不至于过分的平板、压抑；喜剧中含有悲剧成分，也能使喜剧避免肤浅、浮泛，让观众在发笑的同时引起严肃的思考。
关汉卿创制的悲剧、喜剧和悲喜混杂剧的成功，使他成为古老的中国戏曲之父，并置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优秀的戏剧艺术大师之列。
关汉卿的杂剧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他所塑造的清官形象多为概念化的类型，远不如贪官生动；一些底层妇女的反抗性格到了最后居然会变为妥协、屈服，很不合情理；有些杂剧的结尾，生拉硬扯成"大团圆"的结局，也削弱了思想意义和艺术力量。
2。关汉卿杂剧的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关汉卿剧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无与伦比的。
他在当时就负有崇高声望，影响了一代的杂剧作家。如红极一时、写了30多种杂剧的高文秀，因其年轻、多产，富有才华，近似关汉卿，而被称为"小汉卿"；名蜚江南的杭州杂剧作家沈和甫，风流倜傥，执意效法关汉卿，而有"蛮子汉卿"之誉；还有一位杂剧作家孟汉卿（一作益汉卿）的表字，也是由于仰慕关汉卿的声名而取。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到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都把他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杂剧，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他塑造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为争取美好的理想生活而奋斗；他在结构布局、戏剧冲突、语言运用以及创作各种戏剧类型上所显示出来的艺术造诣，成为后世戏剧家学习的典范，对我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调风月》、《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五侯宴》、《蝴蝶梦》、《四春园》等许多杂剧都曾被后人改编过，在舞台上演出，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自《窦娥冤》于1821 年被介绍到西方之后，关汉卿的影响逐渐波及世界。他的《玉镜台》、《谢天香》、《救风尘》、《蝴蝶梦》、《鲁斋郎》、《金线池》、《望江亭》等杂剧在1851 年巴黎版的《亚洲杂志》上也相继有了译介。进入20 世纪后，对关汉卿的介绍和评述、论著更多。1958 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 年纪念大会。关汉卿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伟大戏剧大家"（见《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五卷《元代戏剧》辞条）。他的杂剧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王实甫（一）王实甫的生平和作品王实甫是元代首屈一指的杂剧《西厢记》的作者。但是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却很少。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从《录鬼簿》所列的剧作家名次来看，比关汉卿稍晚，后人推测他的生卒年大约是1260-1336 年，主要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年），这正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
关于王实甫的事迹，可从明初贾仲明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窥见一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词中所说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也就是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勾栏"。可见王实甫常混迹于这些地方，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倡优有密切交往的文人。由于他的剧本词章风韵优美，获得了同辈、同行的钦佩、称赞。
王实甫有一首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园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从中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弃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纵游园林的生活，至少活到六十岁。
王实甫的杂剧，《录鬼簿》著录14 种，今仅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3 种，另有《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两剧各一折曲词。
《西厢记》共五本，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录鬼簿》和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把《西厢记》著录在王实甫名下。后来社会上流行关汉卿作《西厢记》的说法，明代中叶后又有王实甫写了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的说法，还有人认为是关作王续，皆不可信。《西厢记》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就为人推重，被称为杂剧之冠。
《破窑记》写穷书生吕蒙正变泰发迹的故事，通过对吕蒙正和刘月娥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描写，批判了富贵人家弃贫爱富的思想，赞扬了反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斗争，表达了进步的婚姻观念。剧中刘月娥的形象很有光彩，曲词清新自然，质朴本色，与王实甫其他剧作典丽娴雅的风格不同。《丽春堂》写金代右丞相乐善和右副统军使李圭争宠斗胜的故事，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作了一定的揭露。第4 折越调套曲多用当时新奇的女真曲调，颇有特色。现仅存残曲的《芙蓉亭》、《贩茶船》分别写崔伯英和韩彩云、双渐和苏小卿的爱情故事，曲词细腻委婉。
王实甫的散曲传世很少，今存小令1 首，套数3 首（其中有一残套），词采旖旎多姿。【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写一女子思念远离的情人，绵密婉丽，是元代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二）《西厢记》故事创作源流1。元稹的《莺莺传》《西厢记》故事的最早来源，是唐代元稹（字微之）所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张生在蒲州普救寺寄寓时与崔莺莺恋爱、后又遗弃莺莺的曲折故事。传中的莺莺是个深情而又软弱的悲剧性人物。她在被张生追求时曾经顾虑重重，后来才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和张生结合；但被张生遗弃后，却只有哀怨，而不敢责难，甚至还觉得与张生结合"有自献之羞"。张生是个"始乱之，终弃之"的轻薄负情的文人，抛弃莺莺之后，竟然还反诬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为自己辩解。作者却称许张生为"善补过者"。经后人考证，张生其实就是作者元稹自己的影子。这篇传奇小说，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元稹以张生自喻，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①《莺莺传》的"文过饰非"诚然不可取，但它却叙述了一个贵族少女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结果被抛弃的动人故事，且又写得婉转华艳，颇切人情；加之元稹早有诗名，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便在当时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不少诗人咏叹题诗，如元稹的朋友李绅、杨巨源、李公垂、白居易、沈亚之等都曾为此唱和、题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