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研制成马达发后，曾用于与欧洲人的作战。1325 年，他们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大胜而归，并将马达发这种火炮技术也带到了西班牙。随后，西班牙又将马达发的使用制造技术传到了西欧。欧洲人于是以马达发为模式，仿制成欧洲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手持枪"（handgun）。这使欧洲的作战方法产生了巨大变化，并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盛以至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日本京都大学薮内清名誉教授于1982 年5 月高度评价了中国火药西传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中国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西传，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这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
中国的火药火器传到阿拉伯诸国后，促进了他们的武器制造业，他们制造的武器返回来又传入中国，在蒙元军征伐南宋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蒙元军在征服了阿拉伯诸国后，征用了不少回回炮及其炮手参加了对南宋的战争。这种炮类似中国的抛石机，运用杠杆原理将火药包或石头抛射出去，其中有一种叫满尼拉得，能发射800 磅重的巨石。蒙古军在攻打南宋的襄阳城的战斗中，曾派回回人亦思马因在襄阳城外东南角装置了能发射150 斤重石头的这种回回炮。此炮发射时声震如雷，无坚不摧，使襄阳城宋朝安抚吕文焕束手无策，只得投降。亦思马因也因功升任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后亦思马因病死，其子布伯袭职，元军开始大举渡江，布伯用回回炮在长江北岸击溃宋朝舟师。渡江后，重大战役都有回回炮手参加，为灭南宋立下了功劳。元廷对回回炮及其炮手亦非常重视。至元十一年（1274 年）置回回炮手总管府，二十二年改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秩正三品，府置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等官，下辖千户所三翼。
2。陶瓷术陶瓷制品是中国元代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据史书记载，元代陶瓷曾随着庞大的海陆商队出口至印度、阿拉伯地区、东南亚、日本、朝鲜及非洲诸国。
元朝时非洲著名旅行家、曾到过中国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在其所著《游记》里曾记载了元朝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据他说，中国的瓷器非常精美，经印度及阿拉伯地区运销至其它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他的故乡摩洛哥。考古资料也表明，在亚丁，在东非海岸各港口，在埃扎卜，在开罗，在摩洛哥，均发现了大量中国元代的瓷器及碎片。元代青花瓷是传世珍品，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城遗址，就发现了这种青花瓷碎片达数百件。东非人喜欢把中国的瓷碟、瓷盘和瓷碗镶嵌在建筑物上作为装饰品。
元代瓷器销往东南亚诸国的也不在少数。如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沙捞越、北婆罗洲、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均有中国元瓷发现。1958-1959 年期间，考古学家在菲律宾巴坦加省卡拉塔甘半岛的诸贝遗
① 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42 页。
址开掘了609 座坟墓，得到完整的瓷器共约1200 件，其中92％是碗和碟。中国瓷器又占85％，泰国瓷器占13％，越南瓷器占2％。研究者认为，中国瓷器中大部分是元瓷。另汪大渊《岛夷志略》里也提到向菲律宾、苏禄、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占城、交趾、真腊、缅甸、马来半岛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运销中国元瓷的情况。这些瓷器主要是青瓷、白瓷、青花瓷等。
元代朝廷虽然与日本数次开战，两国间关系不是很融洽，但互相贸易并未受多大影响。日本商船和中国商船都运载了大批瓷器去日本经销。1976 年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发现和打捞的一条海底沉船，就是从中国海域开出路经高丽的一大商船。据考证，此沉船的形制和大小与元代二千料左右的海舶船一致。其遇难时间大约在1320-1330 年间。其实物有：青瓷3406 件，白瓷2281 件，其它瓷器770 件，金属器物230 件，铜钱33 包（计106000枚）。这说明元代中日贸易的活跃，其中又以瓷器为主。
中国元瓷这样大批量地出口，说明这些被出口国家地区人民对中国元瓷的喜爱。他们不仅将其作为宫廷御用和富庶人家珍藏，还有一些奇特用途。如除用作建筑物装饰外，还用作随葬、祭祀、欢度节日，以及标榜权力与财富等。
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喜爱中国瓷器，所以他们进行了仿制。据说东南亚的暹国（泰国）国王敢木丁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 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曾带了不少中国陶瓷工匠回去，因而开创暹国的陶瓷业。据近代学者研究，速古台（宋加洛）等地的瓷窑遗迹，历史悠久，所发现的大批古代瓷器多与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相同。只是这些瓷器的图案改为象、鱼等动物，具有其本国特色，但颜色仍仿青瓷。①可知暹国的陶瓷制造技术是在元代从中国传入的。另外，埃及在元代也大量仿制青花瓷，菲律宾祖贝尔遗址古墓中发掘出的大量瓷器除中国制造者外，泰国制品占13％，越南制品占2％，说明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入了这些国家。
① 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第172 页。
十二、结语元朝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很重要和很有特色的朝代。过去的一些史学工作者过多地渲染其腐朽、黑暗、残暴面，将其说得漆黑一团，什么都糟得很，这是不恰当的。固然，元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存在着不少腐朽黑暗面，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但由于它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环，它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继承了前朝传统，所以它所存在的弊病，其它朝代也有，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过多责备，也要看到其进步面。如人们习惯提及的蒙古统治者围地放牧，那实际上是蒙古汗国初期的局部事情，进入元朝后已及时得到了纠正，并鼓励垦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说元朝不进行科举考试，使知识分子沦为下层，没有出路，也不够全面。蒙元初期，蒙古统治者就学习汉法进行灵活的考试选材，并重用知识分子，给予豁免身役，仁宗延祐年间更是作为定制，按期进行科举考试。所以，对于元代这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科学技术史这一角度来看，元朝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由于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其次，元朝统治者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加之对科技发展比较重视，从科技本身的延续性和组织保证方面促进了科技进步，另外，元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交通的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展开等，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客观环境。这最后一点是元朝科技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为以前历朝历代所不可比拟。事实证明，不管任何国家的任何朝代，要想发展进步，没有一个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环境是不行的，封闭没有出路。还有，元朝由于国内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西藏第一次划入我国版图，云南等边远地区再也没有脱离中央王朝的统治，加之元朝统治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作用非常重视，大量少数民族科技人才及其成果的加入，为中华科技的发展起了推动与丰富作用，这些时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是由于具备了以上条件，所以使元朝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某些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高峰期，甚至在世界范围也居于领先地位。如天文历法、数学、手工业及医药学等。天文历法方面的历法编制测算、恒星及天象观测、天文仪器制造；数学方面的天元术、四元术的提出与解决；手工业方面的火炮术、纺织术、制瓷术；医药学方面的医学流派形成及其成果等。并且对我国明清的科技发展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如珠算在元朝粗具规模，到了明清又得到长足发展，以至今天仍为一种重要运算工具；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是明清制定历法的重要参考依据；医学方面"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及其成果为明清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临床经验；远洋航海技术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保证；中外科技交流和国内各民族科技交流的空前活跃，为明清科技交流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等等。可以说，元代科技成就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环，它起了一个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研究了解我国明清科技及整个中国科技史，对元朝这一重要环节是不容忽视的。
元朝立国时间不算长，但它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这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深入探讨其中缘由。本书由于受作者水平及篇幅的限制，只是大致勾勒出了其概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如此本书的抛砖引玉作用也就起到了。
另外，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参考了大批有关专家学者的成果著作，除书中随文给予注出外，由于参考方式不同，若有遗漏，还乞见谅，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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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6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元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元代教育史的学术专著。著者在广泛搜集、阅读、疏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元帝国的兴起、强盛和衰落，元代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元代的文教政策，元代的官学及其管理，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元代的科举制度，元代著名教育家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元代教育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翔实的阐述。元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研究者极少，是教育史研究上的一块"生荒地"。著者用精取宏，由博返约，对史实进行精心的鉴别、选择和提炼，经过审慎的思考、分析，得出自己独立的看法，同时注意吸收、融汇近年来国内有关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成一家之言，填补了元代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全书立论通达，观点鲜明，史料丰富，例证典型，文笔生动，结构完整，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融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断代教育史著作。
一、元代教育概述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兴起于漠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全国性封建统一王朝。
虽然元代正式建国、统治中国的时间不到百年，但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不仅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推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繁荣，而且在提倡文治、推行"汉化"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传统，继承、充实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育传统，谱写了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章，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来就强调以教兴国，历代统治者对教育事业大多是十分重视的。我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各个朝代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自秦汉以来，各封建王朝在继承前朝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相继建立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有元一代，虽然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贵族中国，但这一具有深厚根基的教育传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嬗变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重视武备，精骑善射，而轻视文化教育，把过去看做是上品的读书儒生，下降到了"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南征初期，蒙古统治者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的一整套的文化教育制度，对汉族儒生同样杀戮或用作驱口。但在灭夏、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说过："祖宗肇造区宇，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①元世祖对蒙古族的发展状况有清醒的认识，是有元一代文教政策的奠基人。他为了有效地辖制中国广袤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尤其是辖制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同时为了学习汉族的治国之道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以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因而采取了主张文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重用儒士、推行"汉化"的政策，从而缓和了蒙元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矛盾，加速了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此后，元代的各朝最高统治者，对教育都是相当关注和重视的，其中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对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元廷任职的重臣和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耶律楚材、刘秉忠、赵复、姚枢、许衡、吴澄、刘因、许谦、金履祥、程端礼、郑玉等人的教育思想，毫无例外地都曾受到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
正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元代理学家的广泛传播，发轫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到元代取得了正宗的地位，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了官学。受元代统治者和元代理学家重视的《四书》、《五经》、《小学》、《孝经》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以及朱熹等人的注疏，成了国子学和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的必读教材。这虽然对人们的思想起了禁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儒学经典和程朱理学研究的兴趣，从而对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的学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办学在京师设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设有各级儒学和社学、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等。庙学的普遍设置，私人办学的兴盛和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并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均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各阶层文化素质的提高。
元代科举基本上是承袭唐、宋旧制而又有所兴革。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虽然应试对象较为广泛，但民族歧视特别严重，还规定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元代科举制度规定得十分明细、周详。这都对明、清两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清各朝的科举，从总的方面看，仍是遵循元代科举的程式和实施办法的。
元代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萨满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并存，但重视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各种宗教各自开展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教育，在宫廷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为深远。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元代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由于当时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元代教育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二）元代教育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和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新建政权，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逐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及其剥削方式，倡导文治，学习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重用儒士，尊重理学，兴办学校，开科取士，从而打破了过去单以武功、世袭、荫叙、保荐等授官的惯例，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有可能踏进仕途，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为蒙元政权服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元代统治集团官僚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元代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如：欧阳玄（1274-1358 年），又名欧阳元，字原功，号圭斋，为宋欧阳修之后。元浏阳（今湖南省浏阳县）人。幼受母李氏亲授《小学》、《论语》等书，8 岁成诵，10 岁即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中进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后为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元文宗时，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元顺帝时，编修《四朝实录》，并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任总裁官。欧阳玄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朝廷制诰多出其手，有《圭斋集》传世。
不忽木（1255-1300 年），一名时用，字用臣，元康里部人。忽必烈的侍从燕真次子。忽必烈即位后，命给事太子真金（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从学于国子祭酒许衡，熟习儒学。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 年），与国子学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儒学，设学校以育才化民。在世祖、成宗两朝，历任中书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等显职。他主张"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①他反对败法乱政之人，反对佛教信徒耗财祠神迷信之行，是元代卓然有成的著名政治家。马祖常（1279-1338 年），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曾祖月合乃累官礼部尚书，父马润同知漳州路。祖常7 岁知学。既长，益笃于学，受业于蜀儒张■。元仁宗延祐年间行科举，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学，拜监察御史。历任翰林侍制、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祖常为人刚正不阿，仁宗时，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他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②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曾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等，受赐优渥，元文宗曾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
元代兴学明教，培养人才，不仅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文化素质，而且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少数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野蛮愚昧。由于他们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技术，促使其文明程度有明显的提高。正如《元史记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所言："初，世祖下云南，以赛音迪延齐为行省平章政事，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合，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子弟莫知读书者。赛音迪延齐始教民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置学田。其后，赛音迪延齐子库克斯相继为行省右丞，复请下云南诸路遍立孔子庙，选经学之士为之教官，而文风始兴。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不仅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如此，国内其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三）元代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和私学、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有著名的理学家和名儒、学者，还有卓有成就的诗人、戏曲家、画家、书法家、史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元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中虽然民族歧视严重，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为培养人才和让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在元代，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培养出的汉族杰出人物有：陆文圭、徐明善、王桢、袁桷、郭守敬、柳贯、胡助、张养浩、揭傒斯、欧阳玄、虞集、王结、黄溍、程端学、吴师道、许有壬、陈旅、郑元祐、苏天爵、郑玉、贡师泰、余阙、刘仁本、危素、汪克宽、陶宗仪、陈高、吴海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建树。
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一些蒙古、色目权贵、官僚的子弟得以进入国子学和其他学校、书院学习，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成了"汉化"了的蒙古人、西域人，其杰出人物有：阔里吉思、拜住、阿邻帖木
① 《元史·不忽木传》。
② 《元史·马祖常传》。
儿、廉希宪、阔阔、达识帖睦尔、泰不华、月鲁不花、达理麻识理、潮海、普鲁不花、赡思丁、赡思、不忽木、夔夔、回回、秃忽鲁、萨都剌、丁鹤年、高克恭、察罕、马祖常、铁木尔达识等。其中如：拜住（1278-1323 年），元世祖所重任蒙古札剌儿氏安童之孙。5 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袭为宿卫长。后历任太常礼仪院使、大司徒、中书平章政事、左丞相等职。每退朝，"必延儒士谘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拜住改革朝政，重视教育，"每以学校政化大源，似缓实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致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①他关心民生疾苦，起用汉人儒臣，颁行《大元通制》，为一代贤相。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本答失蛮氏人，一说是回纥人。祖父因功留镇云、代，即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治）定居下来。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官至河北廉访经历。著有《雁门集》。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诗人。他本以写宫词、艳情乐府著名。诗风清丽俊逸，亦有豪迈奔放之作。名篇有《芙蓉曲》、《燕姬曲》、《过嘉兴》、《上京即事》等。他的词成就比诗高，《满江红·金陵怀古》为读者传诵的成功之作。毛晋跋《雁门集》，有"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落前人一字"的评语，萨都剌又善书画，故宫博物院藏品收有他《严陵钓台图》和《梅雀》两轴。
（四）元代教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元代在大力推行"汉化"教育的同时，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教风俗，建立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教育体系。总的来说，元代教育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以至学校体制、科举制度等设施，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承袭唐、宋的教育体系而加以兴革，同时发扬本民族的特性和习俗，使汉化教育与民族教育并举，中原儒学与北方部族风尚双行，并将回回语（波斯语）列入教育整个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格局，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教育格局，不仅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扩展了古代教育所辖的领域，而且推动着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推动着地区性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使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秦汉之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尔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学校教育也逐渐向南发展，出现了中原文化南移和南北文化的差异。到了元代，由于蒙元统治者大力推行"汉化"，在各地兴建学校和书院，伴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又出现了中原文化回归和中原文化向北、向西、向西南扩展以及南学、北学结合的重大变化。在云南、东北、西域等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兴旺发达，并被纳入元代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确达到了"远被遐荒"、"古昔未有"的局面，这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认同，对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通过连年征战，使中国的势力向西、向北一直伸延到波斯和阿位伯等国，并达到俄罗斯和北欧；向南则深入到东南亚诸国，直至南洋群岛，这就在客观上为沟通
① 《元史·拜住传》。
中欧、中亚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蒙元的三次西征，阿拉伯和欧洲民族曾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蒙古统治者挟军事上的胜利，曾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中国，这些移民中有工匠、商人、传教士和携带家族、部属投顺的上层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使用汉语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蒙元帝国在它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于在阿拉伯文化薰育下包括许多西迁的畏兀人在内的回回人和那些被俘到中国或在中国经商、传教、传艺的欧洲人，以上统称为色目人。色目人中有的在元廷供职，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重要官职，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教即宗教教育活动而使之得以加强。与此同时，汉人和蒙古人也成批地移民到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欧洲，从而使得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明进一步走向世界。总之，元代各民族间的迁徙和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吸收，从而开创了一个人类文化史上绚丽多彩、繁荣发达的时期。
元代诸帝，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明政策，接纳和重用外籍学者。如蒙古人原来使用的畏兀儿文，是经聂斯脱里教士假借叙利亚文演化而成；曾在翰林院任职的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让其到回回国子学讲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据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丁《史集》一书记载，在蒙古大汗的宫廷里也传授西方教育，蒙哥汗曾让回回学者讲授经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修订过的一种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并命旭烈兀在平定木剌夷后送纳速拉丁·杜西来华，亲为讲授；波斯学者札马鲁丁因精于历算，应召入华，讲授天文学，并进献《万年历》，在大都建立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地理仪器；通晓多种语言的西域弗林人爱薛，在元廷执掌过星历、医药二司，向中国同行传授西域星历、医药知识，元世祖对爱薛非常器重，认为他"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元世祖礼遇并宠信意大利学者马可·波罗一事，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可·波罗在元廷中任职17 年，他回国后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轰动，使许多欧洲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富庶、文明的昌盛为之倾倒，推动了哥伦布驾舟西航去寻找他要找的日本国和中国的行在（杭州）城；被尊为"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的伊本·贝图达，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见过元顺帝，他在所撰写的《游记》中，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认为"中国人民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至于绘画，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才能是非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与之相比。"①当时，我国的科学文化正雄踞世界之首，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加广泛地传入阿拉伯世界、欧洲和东南亚诸国。儒家学说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所注目，丝绸、瓷器、茶和工艺品等成了这些国家达官贵人的爱物。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发明的火药、雕版印刷和指南针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其中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元代传入西方的。这是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与文化交流史都应载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① 转自引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27 页。二、元代的文教政策蒙元统治者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以中原为腹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的多民族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以及由各不同民族建立起的政权，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是迥然有别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落后的甚至野蛮的征服者，最终总是要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的、先进的文明所征服。蒙元统治者在征服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政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国家的较高文明的影响；而以具有先进封建文化传统的汉族人民为主构成的南宋政权，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机构设置、政令措施等，对元代更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因如此，元代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就与宋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袭关系；但由于元代社会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元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又有着自己独有的鲜明特色。
（一）推行"汉化"，兴学重教蒙古族占领中原之初，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向早期游牧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对于蒙古贵族来说，掠夺财富，是他们从事征战的主要目的。从金银财宝到牲畜、人口，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因此，在蒙古铁骑经过的地方，社会经济普遍遭到极大的破坏。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有768 万多户，4580 多万人口；而到了元太宗五年（1233 年）、七年（1235 年）两次括户，人口总计不过100 多万户。泽州（山西晋城）六县，金代有近六万户，到元太宗七年，只剩下973 户。其中沁水县仅有30户。①往昔繁庶之地，战乱后变成一片废墟，榛莽丛生，狐兔出没，百里不闻人声。蒙元贵族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空出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这是他们进行游牧生产的前提条件。一些蒙古贵族，在所攻占的地方，强行屠戮百姓，驱赶农户，圈占农田，辟为牧场，面积之广，有达十余万顷者。如山东沿海文登、莱阳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②但是在民丰物阜的中原地区，要实行这种灭绝人口、"竭泽而渔"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激起汉族和其他受压迫民族的人民的更加猛烈的反抗，并且使蒙古军队本身的给养发生困难。因为，农业区人民所能提供的财富，要大大超过游牧畜牧业；而消灭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就等于断绝了蒙古贵族进行剥削、压榨的物资来源。还有，对于那些投靠蒙元政权的汉族官僚、地主来说，庶民百姓更是他们财富和兵力的根基，因而他们也极力奉劝蒙古统治者，停止杀戮、圈地和无限制掠夺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于金戈铁马的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逐步与被征服地区的较高经济水平相适应，大胆吸收汉族的先进封建传统文化，改变对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的统治方式，提倡"文治"，有意识地保存中原原有的一些封建制度，全面推行"汉化"。
① 李俊民：《庄靖集·泽州图记》。
② 《山左金石志》卷二二，许时献：《胶州知州董公神道碑》。
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1190-1244 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和玉泉居士。他出生于一个居留金中都的"汉化"了的契丹族贵族家庭，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3 岁时丧父，由母亲杨氏教育成人。"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①在思想上，兼受儒学和禅宗很深的影响。耶律楚材19 岁时，就在金国通过科举考取进士进入仕途，金章宗时任开州同知，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金亡，成吉思汗闻知耶律楚材的名声，于元太祖十三年（1218 年）在漠北召见。次年，随成吉思汗西征，成为成吉思汗的高级顾问。后经元太宗、定宗、宪宗、世祖诸朝，为蒙古政权的发展和巩固立下了功勋，被看成是元帝国的骄傲。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他任掌管汉文字的"必阇赤长"，行宰相职权，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文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耶律楚材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推行保护、优待和任用汉儒的一系列政令，以守成必用儒臣为理由，主张开科取士。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钜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由于耶律楚材的进言，蒙古统治者才逐渐改变了残酷戮杀及大量迁民漠北的做法，转而对被征服人民设官置戍；改变了抢掠和任意勒索的剥削方式，而过渡到采用适应中原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的赋税制度。这样，才未使中原广大地区化为牧场，人民也才免除流离失所之苦。当耶律楚材把从各地征收上来的金、银、帛、粟等陈列在朝廷上，让元太宗过目时，这个大汗才真正懂得了推行"汉化"的好处。此外，耶律楚材还建议采取了"定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等一系列"汉化"的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耶律楚材倡导的这些进步措施，却遭到了蒙古权贵、色目商人和汉人世侯的强烈反对和阻挠。这些"汉化"的主张，实际上只有部分得到实现。
元宪宗元年（1251 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大汗位，他受命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任用汉族儒臣，对河南、陕西吏治多有改进，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从而为他日后推行"汉化"、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基础。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在蒙古统治集团里，围绕着推行"汉化"还是否定"汉化"的问题，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北藩王曾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市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化'，其故何如？"①与此相反，为忽必烈所亲信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刘秉忠、王文统、郝经、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明确提出，蒙元政府只有推行"汉化"，才可长治久安。刘秉忠认定："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即皇帝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① 《元史·高智耀传》。
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桀然一新。"①归附元朝的汉族著名学者郝经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②反而言之，如果不能用士和不能行中国之道，即不推行"汉化"，就不能成为中国之主。另一著名学者许衡，在他给元世祖的奏疏中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化'即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汉，汉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③他还以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幽燕食寒、蜀汉食熟为例，形象、生动地说明实行"汉化"是时势使然、大势所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化'无疑矣。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那就必然要遭到保守、落后势力的反对，所以许衡恳切希望元世祖"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夫有不可变者。此有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当时，蒙古铁骑已经攻占了广大的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加速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元世祖忽必烈顺应时势，锐意改革，大量任用汉人，推行"汉化"。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决心"建极体元，与民更始"。①元世祖忽必烈推行的"汉化"，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年号、国号和礼仪制度，并把都城移向中原地位，升燕京（今北京市）为大都；"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②确定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政策，设大司农司，专职劝导督察农事，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兴学设教，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让其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之术。
由上可知，所谓"汉化"，不只是指维持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地区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指它所包含的一整套与封建统治制度相适应的较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文物制度、生活方式和心理定势等在内。它是与落后、保守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政治概念。"汉化"的采用，表现了蒙古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江南后必然要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族农业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的相互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进程，使蒙元帝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同时，这一国策也使得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民族矛盾得以逐步缓和，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兴办学校，继承和传播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使其为巩固元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既是元王朝推行"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达到推行"汉化"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
① 《元史·刘秉忠传》。
② 郝经：《陵川集·与宋两淮制置使书》。
③ 《元史·许衡传》。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② 《国朝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就曾有过兴建学校之议。元世祖即位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安定，兴办学校提到了议事日程。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 年）八月，曾下诏曰："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各路官司，常切主领教劝。"①至元六年（1269 年），复诏曰："事由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源也。诸路虽设有学官，所在官司例皆视同泛常，不肯用心勉励，以致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知礼法，轻犯宪章，深不符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②对各地兴学设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年，在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决定各地学田由官管交由本学管理，以防学田收益挪作他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诏告各地官司："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租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③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诏令"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④不难看出，元世祖在推行"汉化"过程中，为兴学明教，培养人才，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优待的措施。
但由于蒙古族兴起于漠北草原，以弓马取天下，历来重武轻文，因而在征服全中国的过程中，尽管最高统治者元世祖提倡"文治"，诏令各地兴办儒学，但却并未为各地掌握实权的蒙古贵族、官吏所理解，在有些地方，不免出现阳奉阴违、虚应故事的情况，使得学校的设立有名无实。这从集贤直学士程钜夫、监察御史王龙泽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就可知其大概。程钜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上奏疏说：臣闻国于天地，必需才以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国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参之历代可考也。国家自中统至元以来，中外臣僚，亦时闻表表伟杰者，皆自往时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历时既久，以次沦谢。迩来晨星寥寥，无几何矣？臣不知更十余年后，人物当何如其琐琐也。而主国论者，恬不知怪，视学校为不急，谓《诗》、《书》为无用，不知人材盛衰，张本于此。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然则无怪乎选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后当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饩禀，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择可以为人表仪者，条具闻奏，令有禄可养而不匮职。比亲民而加优，视教化之废兴为考第之殿最。其诸生有明经行修者，特与蠲免赋役，依已降诏旨施行，似望国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随取随足，无临事乏材之叹，天下幸甚。①六年之后，王龙泽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在呈送朝廷的奏文中，对有些地方办学流于形式的状况揭露尤为深刻："即日各道、州、县，有见设学校之处，或微有隳废，失时修营；或旧曾欹倾，遂至覆压；或初制浅陋；或旧无规式；或为军人之聚庐，借为设局往来游宴。且如两淮来安、清流诸县，旧无学校，为日已久，其间颓废局促，十而八九。卑职乡郡之武义县学不修，
① 《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一·学校》。
③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
④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 程钜夫：《雪楼集·学校》，《四库全书》本。
废坏为甚；先圣庙宇，粪土堆积；明伦堂后，税务指占；至于斋舍，税官铺军居止。上安下恬，官莫之禁。即此推之，非所目见如此类者，必多甚非。"①一些地方官吏，对兴办学校持这种消极的态度，正是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保守势力对推行"汉化"的抵触和抵制。
自元世祖以后，元成宗、武宗、仁宗各朝对兴办学校都是重视的，下过好多道诏书。如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年）诏曰："所在蒙古儒学教官，务要用功讲习，作养后进。有钱粮去处，有司毋得干预侵借，廉访司以勉力宣明，为职所至之处，严加程督，毋得废弛，教官不称职任者纠劾。"②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 年）诏曰："国家内置监学，外设提举、教授，将以作养人材，宣畅风化，今仰中书省自国子学为始，拯治各处，州、郡正官、肃政廉访司申明旧规，加意敦劝，若教官非才、学校废弛者，从监祭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劾。"③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 年）诏曰："农桑、学校，为政之本。盖务农所以厚民，劝学所以兴化。累圣相继，具有典章。仰各处提调官，常切加意，勉求实效，勿事虚文。其科举贡试之法，并依旧制。"④但由于掌握地方实权的蒙古权贵的抵触和反对，由于元代吏治的腐败，尽管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达兴学重教的诏旨，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近年以来，委任不得其人，教养之道，寂然无闻；侵蠹之风，相扇成俗；其视学廪，不啻己物，营私规利，侵坏不存。坐视庙学隳颓，不顾祭器损缺，经版散失，略不修完，在学有圣像、书籍，盗移驰送官员。甚者将学舍拆毁，田粮隐瞒，枵腹而来，饱载而去。任满得替，结托本处官司，馈赂提举司官吏，椿捏虚文褒美，滥行保举，欺诳上司，别求选用。且如教授、学正，提举司申保学录以下，自行委用，为提举者不问其寿几何、学业优劣、德行有无，以苞苴之多寡，为职事之高低，以致侥幸躁进之流，无才有为者，得以滥充师席，志成前辈有科名者，耻与此辈为伍、介然自守不可出仕。此等之人，营干之时即有所费，到任之后窥视学廪，惟务吞图，是以礼仪风衰，廉耻道丧，欲求其教行俗美，作成人材也难矣！"①这说明，元自世祖以来，虽将推行"汉化"、兴学重教作为国策，但自始至终，先进和保守势力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中央的政令、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
（二）尊孔重儒，提倡理学有些史书传言，说元代不重儒术，轻视儒生，有"八娼、九儒、十丐"
之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贵族没有受到汉族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儒生同样遭到杀戮，或被沦为"驱口"，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从整个元代历史来看，最高统治者对孔子是尊敬的，对儒学是崇尚的。正如魏源在《元史新编·选举志》中所说："至明人说都称蒙古代宋，第其人为十等，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兵、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又或谓元取士有辞曲科，皆无稽之谈。"
① 《庙学典礼·王御史言六事》。
②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③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④ 《元章典·圣政一·兴学校》。
① 《庙学典礼·教官任满给由》。
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元太宗窝阔台占领燕京，他即接受宣抚王檝的建议，将全国的枢密院改成宣圣（孔子）庙；后又诏令各路、州、府、县复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纪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元太宗还优待和重用儒生。在他登位的第七年（1250 年），蒙古大军南下掳掠汉水流域各地。当攻克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时，因为城中居民曾进行过抵抗，蒙古军队大肆杀戳，然而对儒生则另眼看待，"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①元太宗还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生，得4030 人，授予各种官职。
在元太宗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曾奏请元太宗考用儒臣、旅行儒教。
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又说："君父教臣子，亦不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地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②都得到了太宗的赞同。他还多次上疏重修宣圣庙，并写诗以志纪念，如："精蓝道观已重新，独有庠宫尚垝垣。试问中州士君子，谁人不出仲尼门。"③"宣尼万古帝王师，可叹荆榛灭古祠。重整庠宫闻文教，颙观日月再明时。"④在征战过程中，耶律楚材还多方搜集宋儒著作，保存下历代著名书画、金石及数千卷遗文，为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作了重要的贡献。
色目人高智耀，为蒙元统治者出谋划策，对促进蒙元统治者崇尚儒术、重用儒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元史·高智耀传》称，高为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登西夏进士第。夏亡，隐居贺兰山。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求改变这种做法，皇子从其言。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一次。宪宗即位，高入见帝，说："儒者所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者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诏令各地免除儒士的徭役，使之专心向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二次。元世祖即位召见，高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当时在淮、蜀等地儒士被俘虏者皆没于奴，高上奏说："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历天下。"帝然之。即命他循行郡县以区别之，得数千人。贵臣或言其诡滥，帝诘之，对曰："士，譬则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浅深，谓之非士亦不可。"帝悦。这是高智耀为儒者尽力的第三次。高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西夏官宦家庭，西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庙祀孔子，重用儒士，因而高智耀向元廷提出上述建议，是不足为奇的。
作为元代文教政策奠基人的元世祖忽必烈，还在潜藩时期，就已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本人率先钻研儒家经典，曾敕令从臣秃忽思等人辑录《毛诗》、《孟子》、《论语》、《春秋》等，供其学习之用。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张德辉启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他欣然接受。他的分封地
① 姚燧：《牧庵集·序江汉先生死生》。
②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③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重修宣圣庙疏》。
④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邳州重修宣圣庙疏》。
在京兆，于元宪宗五年（1255 年），任命著名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广设学校。即位以后，重用汉儒郝经、王鹗、许衡、姚枢、窦默、王恽等人，在他们的辅佐下，推行"汉化"，尊孔重儒，改革吏治，强化国家管理和开创元朝的事业。
继元世祖之后，元朝各代君主，遵循元世祖的国策，都是崇尚儒学的。
元文宗时，曾集勋戚大臣子弟于奎章阁，延请汉族硕儒为授经郎，悉心讲授经书大义，从此，"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①元世祖吸收西夏、金国统治者统治汉族的成功经验，崇奉孔子，提倡"三纲五常"，用以安定社会秩序，消弭汉族人民的斗志。中统二年（1261 年）元月诏令各地："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常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工匠于其中营造，违者严加治罪。"②并对在孔庙中孔子及先哲的位置排列和祭祀的礼仪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至元四年（1267 年）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③在祭孔时，孔子与三皇、社稷、风雨雷师的祭祀相同，春秋两祭，享受最高的礼遇。
元成宗即位之初（1294 年），尚未改元，即诏令"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诣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依照世祖皇帝圣旨。。施行。"④到了元武宗即位（1308 年），进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立碑碣，颂扬"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蒙古文）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①更是将尊孔崇儒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理学亦称"道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在古代，汉儒治经侧重于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称。理学是先秦以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也吸收了老庄、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它发轫于北宋的胡瑗、孙复和石介，实际的创始人为周敦颐，故周被称为"道学宗主"，其代表人物还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陆九渊等，至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程颢、程颐兄弟（史称"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习惯上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朱熹虽是徽州婺源（宋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但他出生于福建延平龙溪，晚年又侨居福建建阳，他的学说故被称为"闽学"。所谓"洛闽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
宋金对峙时，随着宋廷的南迁，程朱理学在南方得到了流传和发展；而在北方，由于"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②理学家的著作传入金朝统治区的，为数极少，偶尔有一些传入到北中国，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虽然金国的统
① 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②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③ 《元史·世祖本纪一、三》。
④ 《元章典·礼部四·学校·儒学》。
① 《元史·武宗本纪一》。
② 《元史·赵复传》。
治者也尊崇儒学，但他们所崇尚的是汉、唐以来的传统经学，只是讲些训诂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蔽之中。他们尊崇的不是程朱理学。蒙古军队南下后，北方儒士纷纷投奔蒙古统治者，从耶律楚材到杨惟中、姚枢、许衡、窦默等，充当蒙古大汗的幕僚、谋士、虽然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政治主张，但都建议推行"汉化"，革新政治，尊孔重儒，兴学明教，不免对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影响；尤其是在攻灭金国和南宋的过程中，他们的建议对于保护汉族知识分子和以汉族儒学为主的文化典籍，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程朱理学在北方的广泛传播是比较晚的，那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的事了。正如郝经所说的："尔靖康之乱，吾道（指理学）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汉，自江汉入于闽越。。。于是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主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赵复）始。"①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县）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元太宗七年（1235 年），即金亡的第二年，窝阔台命太子阔出（又译库春）帅师伐宋，姚枢从征，奉诏于俘虏中寻求儒士。赵复全家都遭杀害，他刀下逃得性命，正欲投江自尽，被姚枢救起，安置军中。"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②赵复自江汉至燕京（今北京），"学子从者百余人"，在潜邸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杨惟中听到赵复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后，"始嗜其学"。元太宗十年（1238 年），耶律楚材支持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并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君子配祭祠中，选取这些人遗留下来的书籍八千余卷，聘请赵复主讲，教授学生。由于周敦颐、"二程"之后，儒家的书内容广博，学习者难以融汇贯通，赵复便推求伏羲、神农、尧、舜所以能继承天道建立准则的原因，孔子、颜回、孟子所以能立下永世长存的教诲的原因，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所以能发扬、阐明、继承儒学的原因，撰写了《传道图》，将有关书目条列于后。又著有《伊洛发挥》一书，以揭示出"二程"思想的主旨。朱熹的门徒，分散在四面八方，赵复根据从有关记载中看到的和从传闻中得到的共53 人的情况，撰写了《师友图》，以寄托自己敬仰他们且无法请教的意愿。他又根据伊尹、颜回的言行，撰写了《希贤录》，使学者知道有所向往和敬慕，然后如何求得行为端正和如何继续努力的方法便齐备了。姚枢退隐苏门后，便是赵复传播他的学问。由此，许衡、郝经、刘因等人都获得了赵复的著作，并且崇敬、信任他。这样一来，程朱理学便在北方广泛流传开来了。①除赵复外，早期在北方对传布程朱理学作出贡献的，还有杨惟中、窦默、许衡等人。元太宗八年（1236 年），"于军前行中书省事"的杨惟中从征伐宋，共得儒学名士数十人，广泛搜集伊洛诸书，集于燕京："逐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②窦默在元兵伐金时被俘，逃脱后来到孝感（今湖北孝感县），随谢宪子学伊洛性理之学，后被杨惟中招集北归，隐于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于是名声大噪。元
① 郝经：《陵川集·与江汉先生论性书》。
② 《元史·赵复传》。
① 《元史·赵复传》。
② 《元史·杨惟中传》。
世祖在潜邸亲自召见，"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③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宣扬程朱理学。元初大理学家许衡，官至左丞、国子祭酒，身名显赫。他的一些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④他著书阐扬程朱理学，在国子学中，以程、朱注疏儒家经典的著作为基本教材，从而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他逝世后，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 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元廷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加上许衡，"从祀孔子庙廷"。①可见元朝政府对理学重视的程度。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以至于"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②比起南宋来，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更广、声势更盛。到了元朝中叶，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③元代的理学家，大体可分为三派，许衡、许谦、张■等人主朱（熹）学，陈宛、赵偕等人主陆（九渊）学，吴澄、刘因、郑玉等人则调和朱、陆两派的理论观点。但从总的情况看，在元代，主朱派的理学家处于优势地位。而在上述理学家中，尤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元代三大"学者"，其中许衡、刘因又是"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④元代的理学家，其政治态度和治学特点是迥然有别的。如许衡、郝经、窦默、姚燧等人，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主张积极用世，身显廊庙，慨然"以道事君"，将行"道"与推行"汉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儒家的道统能得以继承和发扬。而刘因、许谦、吴澄、郑玉等人却高蹈不仕，闭门著书立说，兴学教授门徒，其治学也趋于幽玄，他们着意于儒的"贵重"，潜心钻研学问，认为"不如此则道不尊"。元朝政府对后一类理学家也很重视，尊为贤学之士，征召不就也不勉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因为，在统一全国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蒙元统治者认识到：这些理学家，不管是在朝或在野，只要是宣扬程朱理学，对于朝廷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
元代统治者，将儒学定为"国是"，科举取士的考试办法以朱熹的《贡举私议》为蓝本，考试内容则以程、朱等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主，"非斯言也，罢而黜之。"①京师国子学，各路、府、州、县的儒学，各乡村的社学，各地庙学，一律以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疏为主，将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之为"圣经章句"。宋、元许多理学家的著作，都由元廷明令雕板发行。凡发现有敢于"非考亭（朱熹）之学"的论著，即被当作"邪说"毁掉。②元人所著《宋史》，别立《道学传》，其"序"说："后世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此法矣。"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的"治国安③ 《元史·窦默传》。
④ 欧阳玄：《许文正公神道碑》，载《许文正公遗书》卷末。
① 《元史·许衡传》。
② 《元史·许衡传》。
③ 《宋元学案·鲁斋学案》。
④ 《宋元学案·静斋学案》。
① 《通制条格·传习差误》。
② 黄溍：《金华先生文集·邓公神道碑》。
民"之道。这样一来，在元代，程朱理学就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以后明、清各代亦然。从此，完全确定了程朱理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绝对统治地位。
（三）重才养士，巩固政权元代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力，促进吏事的革新、社会所需各项事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恢复、繁荣，推行重才养士的文教政策。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政策。
还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后期，元廷就收罗了耶律楚材这样卓有治国兴邦才能的儒士，为元帝国的建立和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特命姚枢随军南伐，从杨惟中"于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①被俘人员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令脱释，得大儒赵复等人。元世祖在潜邸，召见姚枢询问治国安民之道，他为书数千言，其中提到"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②受到元世祖的重视。
元世祖即位后，对重才养士更为重视。中统二年（1261 年）四月，"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③同年七月，原金国状元、后任元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上奏文说："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元世祖表示赞同，开始建立翰林学士院，作养人才，并荐举李冶、李昶、王磐等为学士。同年九月，王鹗又"请予各路选委傅学者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④同时，朝廷重用许衡、窦默、姚燧、刘肃、王磐、王恂等名儒。至元十三年（1276 年）二月诏曰："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⑤这一年还下诏曰："该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复相同，申台呈省，以凭录用。"⑥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三月又下诏曰："该廉干人员，不肯贿赂权臣，隐晦不仕；在近知名者，尚书省就便选用；在外居住者，所在官司以名荐举。"①可见，元世祖在位期间，他为举贤任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有效的措施。
此后，元朝历代最高统治者，都遵循元世祖的成例，对重才养士也是重视的，将它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 年）六月，在所下诏书中进而做出规定："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也。仰御史台、
① 《元史·姚枢传》。
② 《元史·姚枢传》。
③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④ 《元史·王鹗传》。
⑤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⑥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翰林院、国史院、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诸色人类，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已（以）上；行省台、宣慰司、肃政廉访司各举五人，务要皆得实材，毋但具数而已。"②重才养士的实际举措之一，就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后面将于详述。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兴办以宣扬儒家道义为宗旨的国子学、地方各级儒学和伸延到基层乡村的社学；还重视民间祭孔时随堂讲授的庙学；积极鼓励私人办学；对各地书院也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使之向官学化的方向演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还重视兴办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蒙古字学、蒙古国子学，和兴办培养翻译人才的回回国子学和专门人才的医学和阴阳学等；对于宗教教育也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这就是说，元廷不仅重视治术人才的培养，而且还重视各类实用人才的培养；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重才养士的另一实际举措，就是恢复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发现和选拔人才，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正式颁行科举条例。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侍臣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①元仁宗时虽然恢复了科举，但考虑到科举取士之途未免过于狭窄，真才实学者可能有所遗漏，故于延祐七年（1320 年）又下诏旨："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才，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长官，具姓名行实，牒报本道廉访司，复察相同，申台呈省，闻奏录用。"②元代统治者为增强国力，不但重视蒙古族、汉族贤才的选拔任用，而且也重视对其他少数民族人才的选拔任用。除本章前面提到的耶律楚材、高智耀外，元廷还任用了西域人益福的哈鲁丁为翰林学士，传授"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任用不花剌（布哈拉）人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阿合马、云南僰人（今白族）信苴日、彝族首领蛇节等担当显职，特别是任用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喇嘛、藏传佛教萨迦派等五代祖师八思巴（亦译八合思巴、发思八，意为"圣者"）为帝师，赐玉印，统领释教僧徒和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还受命创制八思巴字（即称为"国字"的蒙古文字）。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对本国各族人才的任用，而且还重视对外国贤能之士的任用，如来自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爱薛、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波斯人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都在元廷担任要职；他们对传播域外宗教，加强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② 《元章典·圣政一·举贤才》。
① 《元史·仁宗本纪一》。
② 《元史·仁宗本纪一》。
三、元代的官学元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大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金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结合实际创造出一些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新的办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元代对中国的统治虽然不到百年，但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方面较前朝有所进步，尤其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教育和民间庙学、书院的发展，是很有特色的。后来的明、清各朝，从总的方面来说，基本上都不曾改变元代的办学模式。
元代的学校体制，可分为官学和民间办学两大类别。由政府管理的官学，又可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元代官学的学制，见下页图。
（一）元代的中央官学中央官学即国子学，这是中央政府主要为贵族、官僚子弟所办的高等教育学府，元代统治者对它非常重视，正如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的臣属所说："国子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300 人，仍增陪堂生20 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又说："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①可见，元代最高统治者，对直接培养高级统治人才的国子学，常常是亲自过问的。元代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除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外，还在京师建置了以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蒙古国子学和以"亦斯替非文"（即波斯文）进行教学的回回国子学。
1。国子学元代国子学即系指汉学（即儒学）而言，以示与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
① 《元史·仁宗本纪一》。
学相区别。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 年），打败金国不久，曾在金朝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市）改枢密院为宣圣庙，设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18 人入学"①，是为建置学校之始。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创立国子学，设总教国子之官。据《元史·许衡传》载：至元八年（1271 年），许衡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元世祖曾"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并请征诏其弟子王梓、刘季伟等12 人为伴读，充任各斋斋长。在国子学里，生员不分种族，凡蒙古、色目、汉人皆可入学。其资格仅限宿卫大臣子孙、卫士世家子弟及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弟。凡平民俊秀者，须经随朝三品以上朝官的保举，可充当陪堂生（相当于现在的旁听生）。生员名额最初定为80 人，以后陆续增至300 人，另有陪堂生20 人。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正式设置国子监，以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为祭酒，直接管辖国子学。总结过去国子学办学的经验，重订国子学的规程，对国子学的管理、课程、教授和考试等，均作了相应规定，这在《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中有较详细地记载：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许衡又著诸生入学杂仪，及日用节目。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 年），始定国子生，选拔其中品学兼优者授予官职，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大德十年（1306 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200 人，三年各贡2 人，到有关部门任职①。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召吴澄为国子监丞。至大四年（1311 年），国子学生员定额300 人，陪堂生20 人。同年，复立国子学贡举法，选其中优秀者授予官职，蒙古人授官六品，色目人正七品，汉人从七品。在考试录用时，对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②表现出明显的民族间不平等的歧视政策。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国子学增置生员百人，陪堂生20 人。这时，教学、考试和选拔人才的办法又有所变革，采用了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代替过去的贡举之法。具体的办法如下：一曰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左曰游艺，右曰依仁，凡诵读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左曰据德，右曰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左曰时习，右曰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二曰私试规矩：汉人验日新、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斋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
① 《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者，许令充实；限实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化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中，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有分同阙少者，以坐斋月日先后多少为定。其未及等，并虽及等无阙未补者，其年积分，并不为用，下年再行积算。"①由上可知，虽然国子学所用教材仍是汉儒经典，生员仍是蒙古、色目和汉人，但在教学、考试上则由贡举法更改为贡试法，分斋授课和积分升斋，下斋生每季考试列优等而不犯规者升中斋，中斋生每季考试列优等而不犯规者升上斋，全年积分达到八分者，就可升为高等生员，岁终荐举，给予任职。到了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 年），从国子生员中选拔人才任职的办法又有变动，仍变贡试法为贡举法，回复到元初时的做法，依循元世祖时的旧制，与那时的规程大体相同，不过执行的学规比元初更为严密，岁贡的人数也略有增加。"是后，又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②2。蒙古国子学蒙古国子学是元代中央政府为蒙古族子弟和色目、汉人官员子弟设置的蒙古语高等学府，隶属于蒙古国子监。元朝统治者效法金朝，从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狭隘的民族政策出发，十分注重本民族的高等教育--蒙古国子学，其目的是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传统。
蒙古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 年）。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护卫军）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学生名额初无规定，以后逐渐增加。凡经过选拔的庶民子弟也可就读。蒙古国子学生员分正额（正式生）和陪堂（陪读生）两种：正额为官员子弟，陪堂为庶民子弟。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年）春二月，增加蒙古国子学生员廪膳，人数也由30 人增至60 人。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蒙古国子学除正式生员外，定伴读生员40 人，以籍上有名的生员中之学问优长者补之。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冬十月，"以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宜增其廪饩，乃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听陪堂学业，于见供生员一百名外，量增五十名。"①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内容，除学习蒙古文字、研读用蒙古文字译写的《通鉴节要》等教材外，还要学习封建礼仪，成绩优秀的官员子弟可兼学算术。蒙古国子学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与国子学大体相同。
3。回回国子学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回回国子学是以教授波斯文为主要内容的高等学府，专以培养诸官衙波斯语翻译人才为目的。它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称："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始置国子学。"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复置回回国子监，设国子监官，直接管理回回国子学的有关事宜。到了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 年），由于回回国子学就学生员较多，除原已给予津贴补助膳食的生员27 人外，又新增加补助员额20人。
回回国子学以"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教学，偏重于培养波斯语的翻译人才。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外语翻译高等专科学校。元朝政府规定，"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吏，皆从本学取以充焉。"①波斯文用于葱岭以西诸国。元代有许多西域和中亚诸国的人在中国做官或经商，这种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②回回国子学的建立，对于发展中国与西域、中亚诸国的关系，促进中国与西域、中亚诸国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元代的地方官学元代统治者对地方官学也很重视，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元代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政府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此外，在最基层的乡村设置带有普及教育性质的社学，在各地设置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和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医学、阴阳学等。
1。儒学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崇儒设教，对地方儒学十分重视，各级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相应的儒学，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据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按《元世祖纪》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之数，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1288年），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二十八年（1291 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可谓盛矣。"上述学校，主要指的设置于各地的儒学和社学，由此可见，当时地方学校设置的普遍。
元太宗窝阔台初定中原，即议建立学校，曾下诏指出："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正，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才。"①并免除儒人部分赋税差役。可惜当时战事频仍，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建立学校之议无法实行。然而尽管如此，元太宗对于儒学、儒士始终是重视的。如太宗五年（1233 年），诏令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太宗九年（1237 年），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余生，中选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① 《庙学典礼·选试儒生免差》。
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②从各地选拔了大批汉族儒生，充实政府各个部门，使之为新政权服务。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兴办学校也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曾下过好几次兴学重教的诏书，已如前述。至元六年（1269 年）11 月，诏令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官，负责地方官学的管理工作。至元九年（1272 年），各地儒学相继建立，路学规定设置教授、学正、学录等学官各一人，府学以上、中州学设教授一人，下州学设学正一人，县学设教谕一人，担任各级儒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和《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 年）夏四月，命云南诸学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1286 年）二月，元世祖驾御德兴府行宫，诏令江南学校的旧有学田，归还学校用以培育人才。二十七年（1290年），立兴文署，掌经籍版及江南学田钱谷。二十八年（1291 年），又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自元代以后，明清王朝地方儒学的建制，基本上是遵循元世祖时的定例，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元仿宋制，对地方儒学设置学田，作为修缮文庙和学舍，朔望（农历初一、十五）祭祀、学官俸禄、奉养贤才等之用。元太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诏令江南诸路学，学田由官府改归本学管理，以防止学田的收益挪作他用。
关于地方儒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除《诗》、《书》、《礼》、《易》、《春秋》外，还须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此后，《四书》与《五经》并列，同为各级地方儒学的必修教材。
2。蒙古字学蒙古字学是元代专习蒙古文字的地方官学，设立于各路、府、州。教官由通晓蒙古文字的译吏担任。
蒙元时期先后通行两种蒙古文字：一是蒙古畏兀字；一是由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创立的蒙古新字，通称八思巴蒙古字，或称蒙古国字。蒙古字学所教授的蒙古文字，指的是后者，即八思巴蒙古字。这种蒙古文字系根据藏文字母改制而成，字呈方形，自上而下直写，自右向左运笔，当是参照了蒙古畏兀字和汉字的构字和书写方式，共有四十一个基本字母，可以用它拼写汉语、波斯语和其他语言。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 年），正式颁行八思巴蒙古字，宣布以后颁降诏谕，都以这种文字为主，同时以各地各民族通用的文字为副。至元十八年（1281 年），规定省、郡、台、院的奏文和其他文书，都要用这种蒙古文字，怯薛（护卫）和必阇赤（文书）在一百天内都要学会它。到了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进而要求各处大小衙门的表章都要用这种蒙古文字书写。八思巴蒙古文字，由此而成为官方的法定文字。元廷还决定在中央设置蒙古国子学，在地方设置蒙古字学，大力推行这种文字。
关于蒙古字学的设立和发展，《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作了如下的记述：至元六年（1269 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颁行条件，诸路、② 《元史·太宗本纪》。
府、州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八年（1271 年）春诏曰："间者采近代之制创为国学，已尝颁告天下，然学者尚少，今复立条画，其令有司明谕四方，庶几多所兴起，以传永久。。。翰林院见设诸官译写《通鉴节要》，颁与国子学诸路教授。。。一、二、三年后，选择习学生员出策题试问，中选者约量授以官职。。。十九年（1282 年），定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
又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 年），确定蒙古字学学官的任职和升迁办法："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 年），"命有司割地，给诸路蒙古学生员饩廪。"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 年），对蒙古字学的生员数额又作了新的规定：散府20 人，上、中州15 人，下州10 人。后来，元廷还进一步规定，路、府、州蒙古字学的教官，比儒学的教官高一级；生员学成后，经从翰林院考试，凡合格者，可分配担任译吏和学官。3。社学社学是设置在最基层的乡村、带有普及教育性质的地方学校，实行边耕边读，农忙务农，农闲入学就读。这种灵活自由的办学形式，对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元朝政府规定："劝农立社，尤一代农政之善者。。。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增至百家，别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社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仍于田塍树牌杙，书某社某人地段。社长以时点视。。。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①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 年），转发江浙等处儒家提举司的奏文，重申"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弟忠信，敦本抑末，依乡原例，出办束修，如自愿立长学者听若。积久学问有成者，申复上司照验。"②大德六年（1302 年），元廷强调"王政必以农桑庠序为先"，各社社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立学师，每社农隙教诲子弟，孝悌忠信，勤身肥家，迁善远罪。"责成按察廉访官要认真"劝课农桑，勉效学校"。③从上不难看出，元代的社学是地方官学的一种，由大司农和儒学提举司共同管理，对学习优秀者由上级有关部门照验；社学是带有普及性质的初级学校，学习对象不受限制，各乡社员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其广泛性为其他办学形式所不及；学习时间根据农业生产的忙闲灵活安排，一般在农闲时开办，以免影响农业生产，耽误农时；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史记》等，我们可将它看成是各路、州、府、县所设地方儒学的延伸。开办社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封建道德教化和农桑耕种技术的教育，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① 《新元史·食货志》。
② 《庙学典礼·成宗设立小学书塾》。
③ 《元章典·户部九·农桑·立社》。
盾，安定社会秩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最终达到维护元代封建统治的目的。4。医学元代不设中央医学，而于各路设置医学教育机构，成为地方官学的一种，隶属于太医院。这是一种培养为人、畜看病、治病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所任命的医学学官，由提举掌管行政，由教授负责教学。
医学设立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 年），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载："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士，学非所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置医学。其生员拟免本身检医差占等役，俟其学有所成，每月试以疑难，视其所对优劣，量加劝惩。后又定医学之制，设诸路提举纲维之。凡宫壶所需，省台所用，转入常调，可任亲民，其从太医院自迁转者，不得视此例，又以示仕途不可以杂进也。"而且还具体规定，各路医学，由教授出降十三科疑难题目，送呈太医院，审核后再下发诸路医学，令医学生员依式习课医义，年终登记在簿，送呈上级主管部门。
虽然元世祖时各路就设置了医学，且规定了检查考核办法，但医学教育办得并不理想，质量不如人意。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 年），平阳路泽州知州王祐上言："窃闻为世切务，惟医与刑。医者，司命于人；刑者，弼教于世。唯人也，以风寒暑泾■其疾，以放僻邪侈陷于罪。深其疾，须用医以治，陷于罪，当施刑以断。而医有明不明，刑有滥不滥。医不明则不审气血虚实，而妄许药饵。。。药饵妄许，则无益反害。。。故医欲明，须玩前贤之经训；刑不滥，在讲究本朝之典章。。。今各路虽有医师学，亦系有名无实，。。今后，宜督责各处有司，广设学校。为医师者，命一通晓经书良医主之。集后进医生讲习《素问》、《难经》、仲景叔和《脉诀》之类。然亦须通《四书》。务要精通，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医。。。务要成才，以备试验擢用，实为官民便益。"①医学生员，既须精通《四书》，因为"《四书》实为学之本，进德之门，凡文武医卜，俱当习而知之"。同时，尤须精通专业。元代医学分成十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除共同学习《素问》、《难经》、《神农本草》外，还要学习《圣济总录》中的相关专业知识。不精本科经义者禁治，不得行医。并规定每月朔望，生员俱要去三皇庙圣前焚香，各说所行科业，治过的病人，讲清受病根因，用何药饵，是否治愈等，呈报各路教授，考核优劣，备申擢用。②太医院拟定出医学生员的考试办法，每月一私试，试以医学各科疑难；每岁一公试，既考医学知识，又考《四书》，考生成绩都要上报太医院，成绩优秀者可参加科举考试，或到太医院任职。
5。阴阳学元代中央不设阴阳学，而于各路、府、州设置阴阳教学机构，成为地方官学的一种，原先隶属于司天台，后隶属于太史院。这是一种培养知晓天文、地理知识专门人才的学校，按当时地方儒学常例，由提举掌管行政，阴阳学
① 《元章典·礼部之四·学校·医学》。
② 《元章典·礼部之四·学校·医学》。
教授负责教学。
元代阴阳学设置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①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规定"阴阳人授差，依儒、医例考其科目：曰占算，曰三命，曰五星，曰周易，曰六壬，曰教学，曰婚元，曰占才大义书，曰宅元周易秘奥；曰入宅通经论，曰茔元地理新书，曰地理明经论。"②当时，元朝中央设置司天台，掌管"万象之事"。它下面有天文科、算历科、三式科、测验科、漏刻科和阴阳、司辰等业务。元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扎马剌丁等以其艺进。"③对元朝阴阳学的发展无疑起过推动作用。后设置太史院，"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监）"④。
元代为什么重视阴阳学，在地方广设阴阳学教育机构呢？主要是由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需要。阴阳学研究天文、地理、历算、季候、气象等方面的知识，与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败，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农业生产的丰歉，所以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同时，这也和蒙古族过去从事游牧，文化落后，崇信迷信有关。阴阳学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的占算、五星、三命、六壬和《三元经书》--婚元、宅元、茔元，主要是封建迷信的内容，与唐代医学中的咒禁科颇为相似。因而，对元代阴阳学中的精华，我们应予肯定和继承；而对于其中封建迷信的东西，则应加以摒弃和批判。
（三）元代官学的管理在官学的管理上，元代主要是继承了金朝的管理办法，同时也吸收了唐、宋的经验，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官学管理体制。
1。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元朝中央政府设置集贤院，统管全国的学校教育。据《元史·百官志三》载："集贤院，秩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在集贤院之下，分别设立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具体领导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
国子监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在此之前，成立了国子学，任命了官员而未设国子监机构。"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①在国子监里，设置下列学官："监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掌学之教令，皆德尊望重者为之；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 《元史·百官之六》。
④ 《元史·百官之六》。
① 《元史·百官志三》。
监丞一员，正六品，专领监务；典簿一员；令吏二人；译吏、知印、典吏各一人。"②同时，对国子学的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也作了具体规定："国子学，秩正七品。置博士二员，掌教授生徒、考较儒人著述、教官所业文字；助教四员，分教各斋生员。大德八年（1304 年），为分职上都，增置助教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二员，督习课业；典给一员，掌生员膳食。"①蒙古国子监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较国子学早十年。蒙古国子监和国子学的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如下："蒙古国子监，秩从三品。。。置司业一员。二十九年（1292 年），准汉人国学例，置祭酒、司业、监丞。延祐四年（1317 年），升正三品。七年（1320 年），复降为从三品。后定置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监丞一员，正六品；令史一人，必阇赤（文书）一人，知印一人。蒙古国子学，秩正七品。博士二员，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学正、学录各二员，掌教习诸生。。。至元八年（1271 年），置官五员。后以每岁从驾上都，教习事繁，设官员少，增学正二员，学录二员。三十一年（1294 年），增助教一员，典给一人。后定置博士二员，正七品；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并正八品；学正、学录各二员；典书二人；典给一人。"②由此可知，蒙古国子学设置在前（1271 年），蒙古国子监设置在后。
回回国子监创立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管辖回回国子学。只知道回回国子监和回回国子学也都确定了行政等级和学官设置，与国子监、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蒙古国子学大体相近，但因缺乏具体的史料，无法详述。地方官学在中央归集贤院主管。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一人。"③各行省还设"蒙古提举学校官，秩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至元十八年（1281 年）置。惟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之，余省不置。"①关于路、府、州、县官学和书院，其学官设置元廷亦作了具体规定："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中、上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录、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交任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中、上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后改直学考满为州吏，例以下等举人充正、长，备榜举人充谕、录，有荐举者，亦参用之。"②"儒学教授，至元十九年（1282年），定府、州一任，准正九；再历路教一任，准从八。大德八年（1304 年），② 《元史·百官志三》。
① 《元史·百官志三》。
② 《元史·百官志三》。
③ 《元史·百官志七》。
① 《元史·百官志七》。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定须年五十以上。"③对地方官学的管理体制、学官的设置和迁升，是叙述得相当清楚明白的。
各地的蒙古字学，根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的记载，路、府、州均设教授。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蒙古字学的教官，无论在路、府、州，都比儒学的教官职位要高一级。社学带有普及教育的性质，亦耕亦读，中央政府除集贤院兼管外，由大司农司主管；在行省则由儒学提举司管理，各路、府、州、县一般由当地儒学兼管。各路医学由太医院管辖，行省之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设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官医提举司的任务，是"掌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①，医学下设教授。"诸教授皆从太医院定拟，而各路举善亦拟同教授，皆从九品。凡随朝太医，及医官子弟，及路、府、州县学官，并需试验。"②阴阳学原属司天台、后属太史院管辖。"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③2。教师的任用和学生的来源元代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师资，主要由儒士即汉族知识分子充任，但也吸收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任教。中央官学，包括元朝后期一些著名书院的教师，皆由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宿儒、学者、进士，以及在科举考试中落第、但本人又有举人出身的人担任；而地方儒学的教师，则由"通晓儒经"而又"志成"的儒生担任。元世祖至元初年，国子学以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教育家许衡为国子祭酒。许衡之后，在国子监任职的有王恂、耶律有尚、苏郁、向栋等人。其后，吴澄、肖■、李孟、齐履谦等著名学者，都曾相继掌管国子监和国子学，从而提高了元朝中央国子学的教学质量和声望。据《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记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夏四月，"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选用。'。。（李）孟等言：'方今进用儒者，更志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励'。帝从之。"该书还记载，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夏四月，朝廷曾"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教授。"该书又记载，在元顺帝元统二年（1339 年）的诏书中强调指出："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以上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对儒学师资的任用标准是唯才是举、德才兼备，表现出比较开明的政策。
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子学和医学、阴阳学带有专门学科的性质，主要选拔通晓蒙古文字、波斯文字和医学、天文、星历的有专长的人担任教师。如益福的哈鲁丁精通回回文字，就将他由翰林院调至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文，培养这方面的专门翻译人才。但元代统治者在任用这些专科学校的教师时，除要求他们通晓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懂得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将它作为考核和任用的标准之一。这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各③ 《元章典·吏部三·教官》。
① 《元史·百官志四》。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类学校教师在"德"方面提出的要求--用儒家的"道"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又表现出元代统治者崇尚儒学，使之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用来麻痹人民的斗志，为巩固元朝的封建统治服务。
元代官学学生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官宦子弟。在国子学里，汉族官僚子弟的地位又比蒙古、色目的官僚子弟地位要低，而庶民子弟在国子学中只能当陪堂生。元朝政府规定：国子学"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①元世祖至元年间，国子学招生200 人，一半是蒙古贵族、官宦子弟，一半是色目人和汉人官僚子弟。其中蒙古权贵子弟不忽木、别儿怯不花、帖木儿塔识、脱欢、月鲁帖木儿等，在国子学里的地位尤其显赫。①蒙古国子学"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②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 年），又"增蒙古国子生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充之"。③元仁宗延祐年间，所设生员一百人，蒙古人占一半，汉人三十，色目人二十。回回国子学生员则以"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子弟"④为主。地方上各类官学的生员主要是当地官僚和富户子弟充任，少数庶民子弟茂异俊秀者，也要经官府的荐举，才能入学就读。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官学的生源，反映了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的状况，入学就读的，基本上为蒙古、色目、汉族的贵族、官僚、地主的子弟所垄断，汉族人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各族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汉人，除能在社学亦耕亦读外，很难有机会外出到其他官学就读。
3。师生待遇和奖惩元朝中央政府所设置的集贤院，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各行省儒学提举司、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官医提举司，各路、府、州、县的各类教官，朝廷都规定了具体的品秩，并按品秩由政府定期发放薪俸。
元代地方官学，效仿宋制，设置学田，使之有固定的办学经费。《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载：元世祖"用廷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统诸路、府、州、县学祭祀钱粮之事。未几，复从桑哥等言，钩考江南学田所入羡余，贮集贤院以给有才艺之士。"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由官府改归本学管理，以便给养。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各自掌，春秋释奠以外，以廪供给师生及寒士。政府还鼓励"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捐献学田，蔚为社会风尚。学田的收益，主要用于修缮文庙、春秋释奠、朔望祭祀、学官请俸、住学生员食供和各项杂项开支，若有耆宿名儒实无依倚者，亦于学田收益内约量给付①政府还严禁王公贵族、地方豪强和寺院强行霸占学田。又规定，学官职吏对于学田，如有以熟为荒，减额征租，或接受贿赂，
① 《元史·百官志三》。
① 参看《元史》中不忽木、别儿怯不花等人的列传。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③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④ 《元史本末纪事·科举学校之制》。
① 参看《庙学典礼·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和《庙学典礼·庙学田地钱粮分付秀才每为主》等文。
纵容豪强占领，或巧立名目，欺蒙冒支者，由提调官严加查究。②各类生员入学，政府还规定可免大部或全部差役和税赋。
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学官，由礼部、吏部和肃政廉访司考核其优劣，决定其升降奖罚。地方各类官学的学官、教师，由各行省提举官考核其成绩，各路、府、州、县有关行政部门予以配合，对各类官学的管理甚为严密，定期或临时派员前往各类学校视察，"必使讲课有程，训迪有法，赏勤罚惰，作成人材，其学政不举者究之。"如诸教官在任，"侵盗钱粮，荒废庙宇，教养无实，行止不臧，有黍师席，从廉访司纠之。"③各国子学，地方各类官学和书院对生员的内部管理，与宋代大体相同。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中具体规定：诸蒙古、汉人国子监学官任内，验其教养出格生员多寡，以为升迁。博士、教授有缺，从监察御史举之，其不称职者黜之，坐及原举之官。诸国子生悖慢师长及行礼失仪、言行不慎、讲诵不熟、功课不办，无故废学、有故不告辄出、告假违限、执事失误、岔戾斗争，并委正、录纠举。除悖慢师长别议，余者初犯戒谕，再犯、三犯约量责罚。。。诸国学居首善之地，六馆诸生，以次升斋，毋或躐等。其有未应升而求升、及曾犯学规者，轻者降之，重者黜之。其教之不以道者，监察御史纠之。诸国子监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初犯殿（往后推延）试一年，再犯除名，并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周岁者，并除名。除月假外，其余告假，不用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较。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笃勤者，勒令出学。。。无故不入学，第一次罚当日会食，第二次于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第三次于学士院及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三次不改，奏闻惩戒黜退。
国子学在教学方面，实行按程度分斋教学的制度，设上、中、下三级六斋，每一季考试及格而不犯学规者，即可依次递升。而选拔人才就任官职，有先后实行贡举法和积分法两种。"其贡赋之法，从监学所拟。。。其本学正、录各二员，司乐一员，典籍二员，管勾一员，及侍仪舍人。。于上斋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范后学者为正、录，通晓音律，学者优赡者为司乐，干局通敏者为典籍、管勾。其侍仪舍人，于上、中斋，举礼仪习熟，音吐洪畅，曾掌春秋释奠、每月告朔明赞，众与其能者充之。"①至于岁贡充部令史者，各朝有不同定例，前已记述。积分法为计算生员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大概是：月试一次，优者一分，中者半分，劣者无分，年底通计一年积分，得八分者为及格，可升高等生员，或给予出身、官职。在前面"国子学"那一节中已作详细论述，可以参看。如何考试积分呢？具体规定是："每月初二日早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誊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复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通考。"②各级地方儒学，对就学生员的奖惩，规定得尤为具体、明确。凡肄业儒生，如无特殊原因，每逢朔望（农历初一、十五），均须到文庙陪拜听讲，②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
③ 《元史·刑法志二·学规》。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未请假而又无故不到者，由学官检举议罚。在听讲时，由教官预先出题三章，揭示廊庑，听其讲究精熟，置之签筒，遍写该讲生员姓名，到当月十五日，伺登堂听讲毕，请教官临时掣签，引至案前，对众将初一出的题目对讲三次，文理不通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教道训诲，再行习读，伺降供满日，引上复念讲说，文理通者，许令回参，不通者从学官议罚。儒生课式，每月由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诸生各供本经全篇，每五卷中取一名，头名三分，正名二分，三名一分半，通榜者各一分。教官考核，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如十二试积及十分者，次年正月从教官申请本路文资，正官、廉访司官一起来到学校，集中积及十分的儒生，帘引文义通畅者，取首名保申上司，以具岁贡；其余籍记姓名。所有十二试俱黜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训诲，逐日在斋习读，伺降供满日，再行引试，中格许令回参，其连三月不试者，从教官议罚。①元朝政府还具体规定了医学的奖罚办法。各路医学大小生员，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及在学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苟应故事者，教授、正、录、提调官罚俸有差。初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罚中统钞七两；再次，教授罚俸两月，正、录倍罚；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其提调官、视学官吏减等。诸医人于十三科（后改十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太医院不精加考试，辄以私妄举，充随朝太医及内外郡、县医官；内外郡县医学不依法考试，辄纵人行医者，并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②其他官学对师生的考核、奖惩办法，大体与国子学和地方儒学、医学的办法相同或相似。只是由于各自专业不同，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变通。
① 《庙学典礼·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
② 参见《元史·百官志三·学规》和《新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四、元代的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在元代，除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外，民间的办学形式还有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政府对它们也都采取了保护、扶持、鼓励和倡导的政策，使之有所发展，其中书院的建立尤为普遍，对普及文化教育、传播宗教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元代的庙学庙学是在孔庙中对孔子和曾参、颜回、孟轲、朱熹等先哲祭祀礼拜后进行的以宣讲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学形式。在元代，有无名氏辑录《庙学典礼》六卷，收录了自元太宗丁酉年始到元成宗大德年间止的"一代庙学之制，"①共78 篇文章。粗略地加以区分，这些文章中有关儒人、秀才免差的9 篇，严禁搔扰孔庙、学校的4 篇，学官薪俸、保勘、提调迁转、任满给由的33 篇，学田种养、押发、取勘的5 篇，岁贡儒吏、举荐贤才的3 篇，儒籍管理的6 篇，重视学校、诣庙讲学的5 篇，申明学校规式的3 篇，儒人公事约会的3 篇，其他7 篇。通过这些收录的文章，我们可了解到元代有关各类官学的政策法令和管理制度，它涉及到国子学、社学、庙学和书院，包括生员的学习、考核和任职，教师的聘任、待遇和奖惩，科举考试规程及其与学校的关系，各类学校财政的管理等。《庙学典礼》中的所谓庙学，是广义的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各级各类儒学。还有一种是狭义的庙学，专指在孔庙（又称文庙）中定期举行的讲学活动。在《庙学典礼·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今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同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日就月将，教化可明，人材可冀。
在《庙学典礼·崇奉孔祀教养儒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诸路、府、州、县、邑，应设庙学、书院，。。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诸人毋得侵夺，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礼及师生廪膳，贫寒老病之士，为众所尊敬者，月支米粮，优恤养赡，庙宇损坏，随即修完。作养后进，严加训诲，讲习道艺，务要成材，若德行、文学超出时辈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体复相同，以备选用。上面的两则引文中的庙学，指的就是狭义的庙学。这种教学形式，与地方儒学不同，是以孔庙为基地、在孔庙中进行的，是在每年春秋两次大祭和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对孔子和儒学先贤祭祀烧香礼拜后进行的一种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讲学活动，属于整个祭奠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一活动由当地政府首脑率领僚属吏员参加，由当地的学官或孔庙的负责人主讲，要求当地官学、书院的生员必得参加外，民间子弟愿就学者可自由参加，资格不受限制，类似于佛教"俗讲"的形式，一般规模较大，形式较为隆重。它和地方官学另一不同之处，是庙学并非常年设置，进行系统教学之地，而是以祭孔为中心所进行的一种附加的教学活动，是一种面向广大群众、任何人均可参加的一种间隔性、普及性的教育形式。庙学的教学内容和地方儒学、设于基层乡村的社学大体相同，它们都是以宣讲儒家经义为主要内容，重点是进行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庙学典礼》。
孔、孟和程朱理学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存天理，去人欲"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地方儒学是由政府管辖，有学官主持，常年进行，有严格地教学规程和考核办法；社学除学习儒家经书外，学习内容还涉及到农业科技知识；而庙学虽是专门宣讲儒家经书，却是间隔性的，一月内只有两三天时间，听讲的对象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在庙学里，一般都有庙产和赡学地土产业，主要用于奉孔祭奠和师生廪膳、维修文庙、救济贫寒老病儒生等，凡参加庙学听讲者，不必自备膳食，有的还可得到书籍和笔墨纸砚。经过庙学的常年教育，如发现"德行、文学超出时辈者"，可由政府有关部门保举，肃政廉访司审核确实后，量才录用。由上可知，元廷之所以重视庙学，这是和他们所实行的尊孔重儒、提倡理学的文教政策完全一致的。这种以孔庙为活动中心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教育普及形式，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封建道德和礼法教育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二）元代的私学元代的私学十分兴盛，它继承了宋、金的私学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但在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宋、金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元代的私学一般有家长督课、学生自学、私塾授课、名师传授等多种形式，教学内容则侧重于儒家经典，又以朱熹等人注疏的《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这我们可从后面将要谈到的程端礼的《程氏私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加以印证。此外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地处北中国的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和西域各少数民族，其权贵、官吏和富有者都十分重视传授儒术的私学，这在宋以前是比较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们分析，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异常激烈，有时还出现这一少数民族势力的统治者取代现政权中处于掌权地位的另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因而各少数民族和有地位的家族迫切需要培养本民族、本家族的治术人才；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加速实现封建化，不得不借助于私学这种教育形式，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北中国几个政权并立，战事频仍，社会极不安定，官学发展很慢，甚至停办，依靠官学远不能满足人才的需求，而汉族儒学已在北方广泛传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开展，这就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中的权贵、官僚、富有者和儒士们兴办家塾和私人讲学授徒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私学因而也就兴盛起来。
元朝统治者对私学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在兴办地方官学的同时，规定"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①事实证明，通过私学这种教育形式，的确培养出大批有用的人才。如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他就得益于家学。据史书记载，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为契丹族贵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从小聪慧异常，5 岁即能作诗，长大后才华横溢，金章宗时考取进士，任尚书右丞，在金朝《辽史》的修撰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耶律履发挥家学所长，他的几个儿子耶律辨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后来都成为博学多才之士，其中耶律楚材的表现尤为特出。"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①成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他19 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成才，除了他本身天资好、家里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外，主要是家学渊源的影响，特别得益于幼年时母亲杨氏的教子有方。还有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大父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时刘秉中、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中学。"②可见，郭守敬的成才，与家学和名师传授也是分不开的。
除耶律楚材、郭守敬外，我们检阅《元史》列传，还可举出下面一些人物，通过自学成才或通过家学和名师传授而成才，以了解元代私学的一般情况。
（1）阔里吉思，为成吉思汗的驸马，"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③（2）只必，元太师木华黎的后裔，"幼嗜读书，习翰墨。至元十四年监东平，官少中大夫，多善政，以清白称。尝出家藏书二千余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肄之。"④后官至江南、湖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
（3）唐仁祖，字寿卿，畏兀人，"少颖悟，父殁，母教之读书，通诸方语言，尤邃音律。"⑤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4）千奴，伯牙吾台氏和尚之后，曾任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晚年，"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①（5）拜住，中书右丞相安童之孙，"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拜住之贤，母之教也。"②官至中书左丞相。
（6）康里脱脱，曾任右丞相、御史大夫等职。"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③（7）太平，"初姓贺氏，名惟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太平资性开朗正大，虽在弱龄，俨然如老成人，尝受业于赵孟頫，又师事云中吕弼。"④官至中书参知政事、御史大夫。
（8）马祖常，曾任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职，元史专家陈垣考证马是基督教世家，非出自中国。"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稍长，益笃于学。蜀儒张■讲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甚器之。"⑤（9）小云石海涯，"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之意表。""。。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
① 《元史·耶律楚材传》。
② 《元史·郭守敬传》。
③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附阔里吉思》。
④ 《元史·木华黎传·附塔塔儿台》。
⑤ 《元史·唐仁祖传》。
① 《元史·和尚传·附千奴》。
② 《元史·拜住传》。
③ 《元史·康里脱脱传》。
④ 《元史·太平传》。
⑤ 陈垣：《西域化华化考》、《元史·马祖常传》。
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⑥后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
（10）泰不华，伯牙吾台氏人，年幼时，"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侍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西行台监察御史。"①（11）余阙，唐兀氏人，"少丧父，授徒以养母，与吴澄弟子张恒游，文学日进。"②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 年）赐进士及第，官至中书刑部主事，曾参加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2）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逊都思氏人，"未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成，桀然成章。"③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大都路达鲁花赤等职。
（13）董俊，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初为金将，后降木华黎，任龙虎卫上将军等职。蒙军克汴时，"以侍其轴为贤，延归教诸子。尝曰：'射，百日事也；《诗》、《书》，非积学不通。'"④（14）董文用，董俊之第三子，"生十岁，父死，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⑤后官至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御史中丞。
（15）严忠嗣，严实之第三子。"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⑥曾任东平路管军万户。
（16）石天麟，顺州人，"好学不倦，于诸国书语无不习。帝命中书令耶律楚材厘正庶务，选贤能为参佐，天麟在选，赐名蒙古台。"⑦后官至荣禄大夫、司徒等职。
（17）洪君祥，小字双叔，征东行省右丞洪福源之第五子，"年十四，随兄荣丘见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刘秉中相之。秉忠曰：'是儿目视不凡，后必以功名显，但当致力于学耳。'令选师儒诲之。"①官至中书右丞。（18）董文炳，董俊之长子。"父殁时年始十六，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②后官至山东东路经略使、参知政事。
（19）董士选，董文炳次子。"幼从父文炳居兵间，昼治武事，夜读书不辍。。。宋降，随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书图籍，静重识大体，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官至御史中丞。"士选平生以忠义自许，尤号廉介，自门生部曲，无敢持一毫献者。。。在江西，以属椽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⑥ 《元史·小云石海涯传》。
① 《元史·泰不华传》。
② 《元史·余阙传》。
③ 《元史·月鲁不花传》。
④ 《元史·董俊传》。
⑤ 《元史·董俊传·附文用》。
⑥ 《元史·严实传·附忠嗣》。
⑦ 《元史·石天麟传》。
① 《元史·洪福原传·附洪君祥》。
② 《元史·董文炳传》。
禄起之。"③（20）刘秉恕，元开国功臣刘秉忠之弟，"好读书，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④后官至礼部侍郎、淮西宣慰使。
（21）郝经，家世业儒。"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⑤后官至国子祭酒。
（22）王磐，世业农，"年方冠，从麻九畴学于郾城，客居贫甚，日作糜一器，划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磐为师，授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⑥后任翰林学士。（23）李昶，"颖悟过人，读书如夙习，无故不出户外，邻里罕识其面。""以父忧去官，杜门教授，一时名士，若李谦、马绍、吴衍辈，皆出其门。"①官至吏、礼部尚书。
（24）李谦，"幼有成人风，始就学，日记数千言，为赋有声，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谦为首。"②官至侍读学士，翰林承旨。
（25）杨恭懿，"力学强记，日数千言，虽从亲逃难，未尝废业。年十七，西还，家贫，服劳为养。暇则就学，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③官至直学士、兼太史院事。
（26）王恂，父亲王良"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帙，辄识风、丁二字。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岁己酉，太保刘秉中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中学于磁之紫金山。"官至太子赞善。"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学。"④（27）杨桓，"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弱冠，为即诸生，一时名公咸称誉之。"⑤（28）杨果，"幼失怙恃，自宋迁亳，复涉居许昌，以章句授徒为业，流离坎坷十余年。"⑥后官至怀孟路总管。
（29）魏初，"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比冠，有声。中统元年，始立中书省，辟为椽吏，兼掌书记。未几，以祖母老辞归，隐居教授。"①后官至治书侍御史。
（30）李之绍，"自幼颖悟聪敏，从东平李谦学。家贫，教授乡里，学③ 《元史·董文炳传·附董士选》。
④ 《元史·刘秉中传·附刘秉恕》。
⑤ 《元史·郝经传》。
⑥ 《元史·王磐传》。
① 《元史·李昶传》。
② 《元史·李谦传》。
③ 《元史·杨恭懿传》。
④ 《元史·王恂传》。
⑤ 《元史·杨桓传》。
⑥ 《元史·杨果传》。
① 《元史·魏初传》。
者咸集。"②后官至国子祭酒、奉政大夫。
（31）陈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③后官至浙东道宣慰使。
（32）申屠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墨庄。家无余产，教诸子如师友。"④（33）雷膺，"七岁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归浑源，艰险备尝，织纴以为业，课膺读书。膺笃志于学，事母以孝闻。太宗时，诏郡国设科选试，凡占儒籍者复其家，膺年甫弱冠，得与其选，愈自砥砺，遂以文学称。"⑤后官至行台侍御史。
（34）刘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⑥（35）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宋亡，家居，益自立于学。"⑦后官至集贤侍讲学士。
（36）曹元用，"资禀俊爽，幼嗜书，一经目，辄成诵；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父忧其致疾，止之，辄以衣蔽窗默观之。"①后任礼部尚书。（37）齐履谦，父齐义，善算术。履谦"七岁读书，一过即能记忆；年十一，教以推步星历，尽晓其法；十三，从师，闻圣贤之学。自是以穷理为务，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②后任司天台官和国子司业。
（38）姚燧，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枢隐居苏门，谓燧暗蒙，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燧知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③后任大司农丞。
（39）夹谷之奇，"少孤，舅杜氏携之至东平，因受业于康晔。"④后官至吏部尚书。
（40）李孟，"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⑤官至中书平章政事。
（41）吴元珪，"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简重，好深沉之思，② 《元史·李之绍传》。
③ 《元史·陈祐传》。
④ 《元史·申屠致远传》。
⑤ 《元史·雷膺传》。
⑥ 《元史·刘因传》。
⑦ 《元史·赵孟頫传》。
① 《元史·曹元用传》。
② 《元史·齐履谦传》。
③ 《元史·姚燧传》。
④ 《元史·夹谷之奇传》。
⑤ 《元史·李孟传》。
凡征谋治法、律令章程，皆得于家庭之所授受。"⑥后官至江浙行省左丞。（42）陈颙，"幼颖悟，日记诵千百言，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门。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诸国语，颙兼习之。"⑦后官至集贤大学士。
（43）孔思晦，孔子五十四世孙，童年，"读书已识大义。及长，授业于导江张■，讲求义理，于词章之习，薄而弗为。家贫，躬耕以为养，虽剧寒暑，而为学未尝懈，远近争聘为子弟师。"①后袭封衍圣公。
（44）虞集，其母为国子祭酒杨仲文之女，杨氏未出嫁前即通程朱性理之学。"集三岁时即知读书，。。于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苏、欧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集与弟槃，皆受业于家庭。"②后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
（45）揭傒斯，"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③后官至侍讲学士、中奉大夫，为修《辽史》、《金史》、《宋史》的总裁官。
（46）柳贯，"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必见诸躬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仕至翰林侍制。"④与黄溍、揭傒斯、虞集齐名，人称"儒林四杰"。（47）欧阳玄，"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文。。。部使者行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年十四，益从宋敬老习为词章，下笔辄成章，每试庠序，辄占高等。弱冠，下帷数年，人莫见其面，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⑤后官至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为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48）王思诚，"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儿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儒邪！'思诚愈自力弗懈。后从汶阳曹元用游，学大进。"①后官至通议大夫、国子祭酒。
（49）李稷，"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孙。镇、回孙皆名进士，长于《春秋》，稷兼得其传。"②后官至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50）成遵，"幼敏悟，读书日记数千百言。年十五，丧父。家贫，勤苦不废学问。二十能文章。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一日，愤然曰：'《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愈于《史（记）》、⑥ 《元史·吴元珪传》。
⑦ 《元史·陈颙传》。
① 《元史·孔思晦传》。
② 《元史·虞集传》。
③ 《元史·揭傒斯传》。
④ 《元史·黄溍传·附柳贯》。
⑤ 《元史·欧阳玄传》。
① 《元史·王思诚传》。
② 《元史·李稷传》。
《汉（书）》韩（愈）、柳（宗元）。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③发愤自学，后中进士第，官至中书左丞。
（51）张翥，"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忧，今请易业矣。'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阳，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④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52）张■，四川导江人。"金华王柏，得朱熹三传之学，尝讲道于台之上蔡书院，■从而受业焉。自《六经》、《语》、《孟》传经，以及周、程、张氏之微言，朱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究极根柢。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致江宁学官，俾弟子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以■游，或辟私塾迎之。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称曰导江先生。"①（53）金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②终生不仕，以授业传道为业。（54）许谦，京兆人。"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③许谦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之一，卒后朝廷赐谥文懿。
（55）陈栎，"生三岁，祖母吴氏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概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教授在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④（56）肖■，"性至孝，自为儿时，翘楚不凡。。。读书南山者三十年。
制一草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辄倚其榻，玩诵不少置，于是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数，靡不研究。。。学者及其门受业者甚众。"①官至国子祭酒。
（57）安熙，"既承其家学，及闻保定刘因之学，心向慕之。熙家与因所居相去数百里，因亦闻熙力于学己之学，深许与之。"他"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②③ 《元史·成遵传》。
④ 《元史·张翥传》。
① 《元史·张翥传》。
② 《元史·金履祥传》。
③ 《元史·许谦传》。
① 《元史·肖。。传》。
② 《元史。安熙传》。
（58）韩性，"天资警敏，七岁读书，数行俱下，日记万言。九岁通《小戴礼》，作大义，操笔立就，文意苍古，老生宿学，皆称异焉。及长，博综群籍，自经史至诸子百氏，靡不极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儒先性理之说，尤深造其间域。其为文辞，博达俊伟，变化不测，自成一家言。四方学者，受业其门，户外之屦，至无所容。"③终生不仕。
（59）陆文圭，"幼而颖悟，读书过目成诵，终生不忘。博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通乡选。宋亡，隐居城东"。"东南学者，皆宗师之。朝廷数遣使驰币聘之，以老疾，不果行。"④（60）李孝先，"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泰不华以师事之。"⑤后官至秘书监丞。
（61）伯颜，哈剌鲁氏人，"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早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桀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辩，同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侍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①（62）赡思，大食国人，"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②（63）赵弘毅，"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为役，夜则借书读之，或闵其志，但使总其事而不役焉。尝受经于临川吴澄。"③曾任国史院编修，大乐署令。
（64）孙辙，"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树立。比长，学行纯笃，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门庭萧然，而考德问业者日甚。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④终生隐逸不仕。
（65）李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金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
还有许衡、吴澄、程端礼、郑玉四人，他们的成才立业，也都得益于私学，因在后面将列专节作具体介绍，此处从略。
从以上所举的实例中，我们对元代私学发展的情况，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其一，私学的兴办，除主要是汉族外，还有蒙古族、畏兀族、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西域各少数民族，以至阿拉伯等民族，它表现了各民③ 《元史·韩性传》。
④ 《元史·陆文圭传》。
⑤ 《元史·李孝先传》。
① 《元史·伯颜传》。
② 《元史·赡思传》。
③ 《元史·赵弘毅传》。
④ 《元史·孙辙传》。
⑤ 《元史·李杲传》。
族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是元代私学所独具的最鲜明的特色。其二，从教学形式上看，有矢志自学，刻苦攻读者；有家学渊源深厚，受教于父兄或祖母、母亲者；有由家庭延请名师授业者；有儒生亲自访求名儒或明师，得之口传心授者，形式不拘一格。其三，私学的学习内容，一般都以儒家经典为主，即以《四书》、《五经》和程、朱的注疏为基本教材，但也兼及天文、地理、律历、算数、医学等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的内容。其四，当学有所成后，大部分儒生通过各种方式踏入仕途，为世所用，在功业上有所建树；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儒生"耻事权贵"，"不屑仕进"，或闭门教诲子弟，或在乡里设学授业，或隐居山林讲学传道，他们为保存、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普及文化教育，培养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三）元代的宗教教育在元代，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因而，元代的各种宗教都比较兴盛，其中尤以佛教的势力最强，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种宗教通过寺、观、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宗教教育开展的较为普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蒙古人历来信奉传统的萨满教（亦称珊蛮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尤其信仰"天"，认为"天"是至高无上、永恒不灭、力量无穷的，这个"天"就是元代诏书中写在最前面的"长生天"。朝廷中的"蒙古巫祝"，"蒙古巫觋"，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国俗旧礼"，履行各种祭祀仪式。这种以蒙古语"告神"、"告天"、"祝赞"、"念咒语"，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①指的就是萨满教的宗教活动。然而，萨满教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教义和仪式，虽在漠北草原广为传播，并进入元代宫廷，但它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具有很大稳定性和排他性。
以后，蒙元统治者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利用的态度，不取此舍彼，不尊此抑彼。他尊崇各宗教中虔诚的、有学识的人，乐于向他们优礼求教。如他在西征途中召请全真道（道教的一支）领袖丘处机，求教"为治之方"，并给予极高礼遇就是明证。②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蒙哥本人始终保持着对萨满教的信仰，贵由则倾向于基督教，而元朝的创建者元世祖忽必烈则特别尊崇佛教，他本人最终改信了佛教在西藏的分支喇嘛教。此后，元朝各代皇帝对佛教都优渥有加。蒙元最高统治者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变化，是各民族在接触、交往过程中蒙古族较落后的文明接受较先进的文明的具体表现之一。
当时，在元大都和一些大中城市，各种宗教的礼拜场所林立，它们以各种方式宣扬本教的教义，吸引人们信奉本教，宗教教育活动十分普遍。当然，最盛行的还是佛教中的喇嘛教。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传教活动都予以保护和支持，但却要求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必须符合"长生天"的信仰，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仪式为自己告神祝寿，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权威使本教的
① 《元史·祭祀志六》。
② 《元史·丘处机传》。
信徒顺从元廷的统治。这一总的要求是各种宗教都必须切实遵守的。这样，在元朝的统治范围内，各种宗教就成了禁锢人们思想、麻痹人们斗志、忠实地为蒙元政权服务的有力工具。
蒙元统治者进入中原后，最先接触到的是佛教，当时似是中原汉地的禅宗。元太祖九年（1214 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省五寨北），禅僧海云年仅13 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①次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要部属对临济宗僧侣中观、海云师徒"好与衣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蒙古语自由自在的意思--引者）行者"，②让其统领汉地僧人，免除其差役赋税。元太宗窝阔台逝世，在乃马真皇后称制的1242 年，海云禅师又北觐忽必烈，讲说佛法大意。在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北方，文化凋敝，可是佛教《大藏经》却得以继续印刷发行。蒙哥汗统治时期，中原的佛教势力己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下恢复和发展起来。大约在此前后，吐蕃佛教--喇嘛教的影响亦开始渗入到蒙古宫廷。元宪宗三年（1253 年），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谒忽必烈于潜邸；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佛教；至元元年（1264 年），诏令八思巴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统辖佛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至元七年（1270 年），又进封八思巴为帝师，地位高贵显赫。元世祖忽必烈在佛教内部，为压抑禅宗的势力和影响，推行"崇教抑禅"的政策。他在召集江南佛教上层人物聚会时，"升教居禅之右"。③还从北方派遣禅宗以外各教派的僧侣三十人，到江南各大寺院宣讲，以扩大他们的影响。④而其中，尤以喇嘛教地位最为尊荣。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说："元起朔方，固己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为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以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元代皇帝受佛戒的共九次，许多佛寺都得到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享有种种特权。有些大的寺庙，僧众多至数百上千。少数上层僧侣利用特权，在地方上为非作歹，霸占土地，搜括民财，奸淫妇女，戕害人命，无恶不作，在《元史》中多有记载。由于元代最高统治者的尊崇，佛教的势力发展很快。据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寺宇42318 所，僧民213148人。所以，元代有人说："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①佛教的教育形式通常是"俗讲"，即由道行高深的僧侣用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实例宣扬佛教的教义，劝人皈依佛教。听讲的不受限制，男女老幼，只要愿意崇佛者皆可参加。"俗讲"往往与祭礼祝祷结合在一起，有似元代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
②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
③ 《佛祖通纪》卷四十八。
④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祠祀志》。
① 危素：《危太朴文集·扬州正胜寺记》。
庙学在孔庙中对孔子和先哲祭祀礼拜后所进行的讲学活动一样，也是整个崇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史·释老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若岁时祝厘祷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镇雷阿兰纳四，华言庆赞也。有曰亦思满兰，华言药师坛也。有曰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有曰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儿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有曰察儿哥朵四，华言回遮也。有曰笼哥儿，华言风轮也。有曰■朵四，华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儿，华言出水济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华言回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儿，华言常川施食也。有曰静坐，有曰朝鲁，华言狮子吼道场也。有曰黑牙蛮答哥，华言黑狱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儿麻，华言护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华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镇雷坐静，有曰吃剌察坐静，华言秘密坐静也。有曰斟惹，华言文殊菩隆也。有曰古林朵四，华言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有曰必思禅，华言无量寿也。有曰睹思哥儿，华言白伞盖咒也。有曰收札沙剌，华言《五护陀罗尼经》也。有曰阿昔答撒哈昔里，华言《八千颂般若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阔儿鲁弗卜屯，华言《大轮金刚咒》也。有曰且八迷屯，华言《无量寿经》也。有曰亦思罗八，华言《最胜王经》也。有曰撤思纳屯，华言《护神咒》也。有曰南占屯，华言《坏相金刚》也。有曰卜鲁八，华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儿刚者。其作答儿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
这里的"华言"也就是指当时广大汉族居住地区所使用的语言。上面的引文就是在崇佛祝祷和"俗讲"时对梵语、藏语的佛教专用术语用汉所作的翻译和解释，以使人们能正确了解它们的含义，从而达到宣扬佛教教义的目的。当然，佛教教育除了"俗讲"这一主要形式外，还有佛经的翻译刻印，传布四方；佛寺里的雕塑、壁画，民间流传的宣扬佛法无边和向善去恶、因果轮回等内容的话本、戏剧，更是一种形象性的教育形式；至于佛教僧侣和信徒们的崇佛祝祷和禁咒祛邪等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教育形式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也就更为普遍和明显。
一些精通佛经、道德高尚的僧侣向民众进行佛学教育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传八思巴（1235-1280 年）3 岁时能念咒语，7 岁时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大略地通晓其中的含义，8 岁时能背诵《本生经》，9 岁时即向人们讲经。西藏人称为八思巴，即"圣童"的意思。年纪稍长，八思巴即精通"五明"（内明--指哲理；因明--指逻辑；工巧明--指工艺技术、天文数学；医方明--指医术、药剂、卫生；声明--指文法、训诂）之学，所以又称他为班弥怛。就八思巴本人而言，他的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佛学教育。他经常为王公贵族和世俗民众讲经，"年有十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①在与道教名流相互辩难时驳倒了对方。一生著作，有《彰所知论》等三十余种，是蒙古新字的创始人。他对普及藏传佛教，促进元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八思巴的弟弟、侄儿和门徒等，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显要职务，都为普及佛教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阿鲁浑萨里就曾拜八思巴为师，从他那里学习佛教经典和非常广泛的知识。②
① 《元史·八思巴传》。
② 《元史·阿鲁浑萨里传》。
有元一代，所采取的都是元世祖忽必烈定下的尊崇佛教而又对其他宗教兼容并蓄的基本宗教政策。在大都和各地的寺、观、教堂所在地，一般都立有这样的碑："。。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夫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教著，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什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税粮休与者，不拣是谁没体例休倚气力者，不拣甚么他每休断拽夺要者，寺院里休断人者，官粮休顿放者。。。"①这是当时流行的生硬地译自蒙古文的文字，"和尚"指的是佛教僧侣，"也里可温"指的是基督教士，在元代包括景教教士和罗马公教教士，"先生"指的是道士，"达生蛮"指的是伊斯兰教的教师，"每"即"们"。对于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传教者来说，一般都免去他们的赋税（后规定部分交纳，但执行也不严），而不充当任何差发，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皇帝告天祝寿祈福。使臣不得占用他们的房屋，不得干预他们的传教活动，并应及时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特权，所有宗教的传教者都同样享有。然而，不同宗教在地位上实际还是有区别的，这可从元廷设置的管理各宗教的专门机构的品级就可看出。掌管佛教的宣政院，院使从一品，仅次于中书省，和枢密院、御史台的地位相等；在地方上，与行政机构并列，设有各教僧司衙门，分别管辖本地区的佛寺；掌管基督教的崇福院和掌管道教的集贤院，院使从二品，比宣政院品级要低一级；在地方上，道教和佛教一样，设有衙门，"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莅政施刑。"②而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中央不设专门管理机构，由地方官兼管，地位就要低一些。这主要是根据各宗教信教的人数多寡以及它们在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或由地方官兼管。
当时的元大都，成了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宫廷里，各教的名流为皇帝、权贵祈祷祝福和治病，有的不失时机地提出政治上的某些建议。在元大都城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萨满巫祠等，各种宗教的殿堂都能见到，他们各自从事着传教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宗教教育，宣传教义，扩大信教的人数。在全国各地，道观的建立比较普遍，北方主要是全真教派，在南方主要是正一、太一教派。为了争取道教的正宗地位，扩大传教手段，由全真教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保藏的元刊《玄都宝藏》，设经局七十二处，共计七千八百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一千四百卷。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全国曾设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可见在许多地方都有也里可温（主要是景教）在活动。现在有记载可考的，在扬州、镇江、杭州、温州等地，都修建有基督教的教堂。十三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教士数人，以孟德维诺为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来中国传教，在大都兴建教堂，招来信徒，宣讲基督教义，同来的教士则分赴福建等地传教。以后又有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鄂多立克来中国传教，他还在杭州灵隐寺与佛教僧侣辩论生死轮回之说。元代可里温教（包括景教、天主教等）共有信徒四万余人，多系蒙古人和色目人中的康里、阿速以及中亚的回回人，也有少数汉人。在元代，"回回之人遍天下"，①他们"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园
① 《元典章·礼部六·释道》。
② 吴澄：《吴文正公文集·杭州玄都观藏室记》。
① 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见《文物》1961 年第8 期。
也"。②伊斯兰教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有的记载说："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③未免有所夸大，但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寺院较前大有增加，传教活动十分广泛。明代田汝成在他的《西湖游览志》中谈到杭州的"木速蛮"（即穆斯林--引者注）："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种。"他们都是"隆准深眸，不啗豕肉"、"诵经持斋，归于清净"的伊斯兰教徒。元代诗人张昱对大都伊斯兰教礼拜传教活动作了如下形象的描绘："花门（唐代指回纥，这里借指回回--引者注）齐候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呼阿弥。"①由此可知当时伊斯兰教的礼拜传教活动的一般情景。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和犹太教等，随着西域、中亚、印度和犹太各族人民的来华经商、传艺、作官并定居，在我国各地，尤其是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有所传播。婆罗门教元代时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一赐乐业"教，陈垣考证"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②在开封、大都等地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犹太教徒的记载。这些宗教也进行过一些宗教教育活动，不过没有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
（四）元代的书院及其演变"书院"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原来只是官方藏书、修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O 年）建立的庐山白鹿洞国庠，可看成是含有教育性质书院的滥觞。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书院兴隆发达。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金、西夏、西辽基本上没有建过书院。蒙元统治者承袭宋代的传统，对书院采取利用和控制的方针，积极地加以提倡、扶持并给予奖励，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从而使元代的书院较之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蒙元亡宋以后，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不少汉族的儒家学者，不愿到元朝的政府部门做官，也不愿到元朝所设的官学中去任教，甚至不愿让自己的子弟到官方所设立的学校去就读，于是他们就退而自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如：安徽歙县的汪维岳，入元不仕，自比陶渊明，建友陶书院，在此读书讲学；江西务元的胡一桂，隐居于婺源湖山书院授徒讲学；安徽休宁的汪一龙，宋亡不仕，自元世祖至元年间起，即在婺源的紫阳学院讲授程朱理学。面对这种情况，元朝统治者吸取辽、金两朝的统治经验，采用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因势利导，对各地书院的建立和恢复加以鼓励和提倡，并将书院与地方上路、府、州、县官学同等看待，归官府统一管理。元太宗窝阔台登基后的第八年（1236 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阔出（又译名为"库春"）伐宋时，就曾搜集大量宋儒所著的书籍送回燕京（今北京市），并在燕京立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祠，创立太极书院，延请名儒赵复、杨粹到书院讲授程朱理学，这是元代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官方书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元世祖在关于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的诏书中，明文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回回沙碛》。
③ 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见《文物》1961 年第8 期。
① 张昱：《张光弼诗集》卷四《辇下曲》。
②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①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对书院的承认和提倡，也为汉族士大夫及其子弟开辟了一条出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学术和讲学、求学的场所，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为发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因而从此以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在元朝就更加兴盛起来。据《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以养之，几遍天下。"
然而，蒙元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对承认和鼓励、扶持设立书院的政策不够理解，甚至加以反对。据《元史·许有壬传》载："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日，设义学，训诸生。既殁，而诸生思之，为立东罔书院，朝廷赐额设官，以为育才之地。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缘睚眦怨，言书院不当立，并构浮辞，诬蔑有壬，并其二弟有仪、有孚。"可见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虽然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存在波折和斗争，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奖励，元代各地书院发展很快，到元末顺帝时更是遍地开花，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据王坼的《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除最早建立的太极书院外，元代著名的书院还有下列四十所：昌平--谏议书院 河间--毛公书院景州--董子书院 京兆--鲁斋书院开州--崇义书院 宣府--景贤书院苏州--甫里书院 苏州--文正书院苏州--文学书院 松江--石洞书院常州--龟山书院 池州--齐山书院婺源--明经书院 太原--冠山书院济南--闵子书院 曲阜--洙泗书院曲阜--尼山书院 东阿--野斋书院凤翔--岐阳书院 郿县--横渠书院湖州--安定书院 湖州--东湖书院慈溪--慈湖书院 宁波--鄮山书院处州--美化书院 台州--上蔡书院南昌--宗濂书院 丰城--贞文书院余干--南溪书院 安仁--锦江书院永丰--阳丰书院 武昌--南湖书院武昌--龙川书院 长沙--东冈书院长沙--乔冈书院 益阳--庆州书院常德--沅阳书院 福州--勉斋书院同安--大同书院 琼州--东坡书院《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在列举了上述书院后接着说："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据《元史》、《宋元学案》和后人吴景贤所著《安徽书院沿革考》、柳诒正所著《江苏书院志初稿》，刘伯骥所著《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等文所载，未见于《续文献通考·学校考》的书院还有：济南--历山书院 济南--子思书院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宜宾--石室书院 镇江--淮海书院金华--四贤书院 江州--景星书院洪州--东湖书院 潭州--石林书院衢州--明正书院 歙县--师山书院饶州--双溪书院 绍兴--和靖书院信州--道一书院 兰溪--斋芳书院当凃--采石书院 鄱阳--玉溪书院四明--宣公书院 四明--稼轩书院弋阳--迭山书院 慈溪--泽山书院浏阳--文靖书院 乐安--鳌溪书院饶州--高节书院 温州--岱山书院慈溪--龟山书院 金华--说斋精舍道州--西山精舍 歙县--友陶书院婺源--湖山书院 婺源--紫阳书院舒州--龙眠书院 歙县--初山书院婺源--阆山书院 无为--秀溪书院无为--兴文书院 黟县--集成书院绩溪--翚阳书院 合肥--三贤书院饶州--高节书院 江宁--江东书院宿州--文山书院 江宁--南轩书院江宁--昭文书院 苏州--鹤山书院昆山--玉峰书院 江阴--澄江书院崇明--三沙书院 松江--西湖书院曲江--相江书院 顺德--翠岩书院海北--濂泉书院 惠州--丰湖书院东莞--聚秀书院 遂溪--文明书院新会--古冈书院 海丰--海丰书院番禺--玉岩书院 雷州--平湖书院上列书院也是不完全的，实际数目当为更多。据曹松叶的《元代书院概况》一文的统计，元代新建书院143 所，恢复书院65 所，改建书院19 所，总计为227 所。特别是元末顺帝至元、至正（1335-1368 年）年间的三十多年中，元朝兴建了140 多所书院，占元代书院总数的59.3％，充分显示了元代书院发展的盛况。从元顺帝时书院的地区分布看，书院的设立仍以江南为最多，长江流域有152 所，占全国总数的66.96％；珠江流域有32 所，占总数的14.10％，二者合计184 所，共占有总数的81.06％。这是因为有南宋的书院作为基础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北方的书院较少，黄河流域共43 所，其中河北11 所，河南9 所，山东10 所，山西7 所，陕西6 所，合计仅占全国总数的18.94％。①虽然北方的数量较少，但它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起来的，改变了南宋时书院集中于江南一带的情况，使书院这一新型的办学形式，在我国北方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和巩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元代的书院除少数是由官方所办的外，绝大多数则为民办，这说明自宋
① 曹松叶：《元代书院概况》，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 集第112 期。以来儒家学者民间讲学的风气到了元代不但没有衰微，反而有所发展；同时也说明元代统治者为了争取和利用儒家学者，鼓励他们自立书院或去各地书院讲学，这在客观上为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延续、发展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元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杨惟中，姚枢、赵复、王粹、许衡、郝经、刘因等一批儒家学者，他们有的参与了书院政策的制定，有的主持著名的书院，有的是书院的主讲。据《宋元学案》的记载，在各地书院讲学的著名学者有：赵复（太极书院）、同恕（鲁斋书院）、胡炳文（明经书院）、黄泽（景星书院）、赵介如（双溪书院）、程绍开（道一书院）、唐良骥、仁山金（斋芳书院）、欧阳龙生（文靖书院）、程端礼（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祝蕃（高节书院）、陈麟（岱山书院）、郑玉、鲍元康（师山书院）、黄叔英（和靖书院和采石书院）、周棐（鄮山书院和宣公书院）等，他们都担任过书院的山长，又是书院的主讲，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元朝政府对书院虽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对教学活动则未多加干涉或过问，不论是官办书院还是私立书院，学术空气都比较浓厚，可以自由地讲学，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少受到干预，没有太多的拘束。所以那些淡于荣禄、讲求修身治人之法的儒家学者都愿到书院讲学。这就有效地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对蒙元政权的对立、反抗情绪，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起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作用。这正是元代统治者实行比较缓和的文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元代书院的突出特点是官学化。政府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乃至经费供给等都加以控制。书院的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备案，即使是边远地区，也概莫能外。书院的经费由政府划拨的官田和私人捐助的田产供给，但由官府掌管。元朝政府规定："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①书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依据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在第六部分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书院的学生要任政府官职，也由政府考核任用："自京师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②元朝政府对书院的严加控制，主要是出于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书院在管理、财政、人事、教材等方面受到政府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学术思想的活跃；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教师任免、学生来源、财政收入、教学秩序等才得以制度化，有了可靠的保证。这种鼓励社会办学，政府从宏观上加以管理和进行具体指导的做法，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它积极的借鉴意义。
元代书院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以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程朱理学形成于宋代，但它真正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统治思想却是在元代。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他的《四书集注》也就成了儒家的主要经典，确定为各级各类儒学的基本教材。这在南宋已开其端，然而最终确立其法定地位、并普遍推广实施的，也是在元代，元仁宗时制定的科举制度，以朱熹注疏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这更影响到各级儒学和书院的教学，使程朱理学成了儒生学习的法定教材和必读书。元代书院的许多山长、主讲，或是著名的理学家，或以宣传程朱理学为己任，他们讲授的内容毫无例外的都是儒
①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② 《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朱熹等理学家的注解。有的还自己著书立说，作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这么说，元代书院因有理学家的讲学而得以兴盛，书院的兴盛反过来又推动了程朱理学的普及和发展。
元代书院不仅教学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教材，而且书院祭祀的对象也是以道学家为主。除在文庙祭祀孔子、孟子等先哲外，元代最早建立的太极书院，设立周子（敦颐）祠，就以朱熹等六君子配祭，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布，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访问各人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①同年十二月，又加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熹之父为献靖。②以后，还诏令许衡从孔庙祭祀。由此可知，各级儒学和书院祭祀的对象，除孔、孟及其弟子外，就是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和有名学者。
由于元代书院都是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朱熹等人的注解为教学内容，这就使得书院成了科举的附庸，必然箝制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知乐常足，安份守己，不敢有非份之想。而这样，正是适应了元朝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淡化民族意识、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需要。元代书院随着数量的增多，由朝廷任命山长和教员，无法保证质量，渐渐出现了"滥竽充数"的现象，这和南宋时书院山长和教员大都由名师巨儒充任是难以相比的。元成宗时，著名学者、集贤修撰官虞集曾痛言师资猥杂的情况："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资格注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他积极建议："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自求经明行修之士，身师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操履近正，确守经义师说，为众所服者；又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动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①根据虞集的建议，元仁宗于延祐二年（1315 年）四月，"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学正。"②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 年）三月，又采纳监察御史成遵等言："可用终场下等举人充学正、山长。国学生会试不中者，与终场举人同。"③这样一来，山长、学正的数量增加了，而素质却大大降低了，混进了一些不学无术之人，从而使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① 《元史·祭祀六·宋五贤从祀》。
② 《元史·祭祀六·朱熹加封齐国公父追谥献靖》。
①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② 《元史·仁宋本纪二》。
③ 《元史·顺帝本纪四》。
五、元代的科举制度科举，指的是隋以后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举士而得名。这种制度，与隋以前各王朝实行的"养士"、"乡举里选"（包括"贤良方正"、"孝廉"、"茂才"等）、"公府征辟"、"九品中正"等选士制度有所不同，就是选拔人才不经过推荐，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或皇帝本人亲自进行考试以录取人才，选拔官吏。实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元代封建官僚阶层的文化素质，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通过考试获得从政的机会，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在客观上加速了蒙元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私学、书院的兴盛，对当时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