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
① 《元史·食货志》。
② 《大元海运记》卷上。
③ 《元史·食货志》。
④ 《元史类编·海运考》。
南北，便可南达江淮，北通京津。并绘图上奏。世祖忽必烈诏准。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元灭南宋后，全国归于统一，开凿济州河的条件已成熟。后经过3 年准备，于至元十九年正式动工。次年8 月"济州新开河成"①。这样就沟通了济宁南至大清河150 公里的河道。同时，为了保证济州河水源，还进行了一些配套工程。即依据郭守敬等人"北引汶水，东引泗水，分流南北"的建议，由兵部尚书奥鲁赤主持疏浚洸河、府河，引汶水、泗水入此二河转入新开运河，初步解决了其水源问题。
济州河凿通后，南方来的粮船可以沿淮扬运河北上，由济州河循大清河（古济水）到渤海，再由界河口（今海河口）上溯白河，抵通州。但是，这段航程中，由于大清河的水量偏少，落差又小，还有潮汐顶托，泥沙容易淤积，所以漕运转海运受阻，无法通航，被迫"舍舟而陆"，改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卫河）"②，再由运河水运京师。从东阿旱站陆运至临清，长约200 里，"地势卑下，夏秋霖潦，艰难万状。"③元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好在济州河以北继续穿凿东阿至临清的会通河。
2。开凿会通河首先提议开凿此河的是寿张县尹张仲辉，《元史·河渠志》记载他说："开河置闸，引汶水舟达于御河。"丞相桑哥据此上奏朝廷开安山至临清间长约265 公里的运河，诏准。经过一段时间充分准备，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由江淮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主持开工。同年6 月峻工，并马上通航，"滔滔汩汩，倾注顺通，如复故道，舟楫连墙而下。起堰闸以节蓄泄，定堤防以备荡激。"①这条新河南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西南，经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全长250 里②，赐名会通河。
会通河的开通不仅结束了东阿至临清间200 余里的艰难陆运，而且沟通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而实现了南自杭州，北达大都的全部漕运。会通河与济州河相接，是为山东运河。由于这段地形比较复杂，丘陵多，坡度大，所以解决水源以行舟成为关键问题。元政府大体上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引水济运，一是阶梯开发，使用闸化运道。
引水济运主要还是采取修通济州河时所采用的办法，引洸河、府河、汶水、泗水入运河，以增加其水量。但仅有此还不够，因为山东运河地势高低落差比较大，引入的水有深有浅，浅处就很难通行。所以元人又采取置闸分流，"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池。"③即船行一段上面闸打开放水下来，下面闸关闭，使水位提高，利于航行。一段一段以此类推。先后在山东运河上建了31 座闸，北起临清，南至沽头。其中会通河上建闸14 座，济州河上建闸4 座，古泗水运道上建闸13 座。此外，还在泗水、汶水、洸河、府河、盐河等天然河道上修建济运闸坝13 座。建闸工程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
① 《元史·世祖纪》。
② 《元史·食货志》。
③ 《山东运河备览》卷一。
① 《山东运河备览》卷四，引杨文郁《开会通河功成碑》。
② 《元史·河渠志》。
③ 《元史·河渠志》。
止于至正元年（1341 年），历时52 年方完成，较好地解决了山东运河的水源问题。
3。开凿通惠河元代济州河与会通河开通以后，使京杭运河裁弯取直，直达通州（北京通县），然后再从通州解往大都。但通州至大都城却是一段卡脖子路程。当时有一条水路与一条陆路可以通行。若依水路，唯有较小的坝河水道可以通漕，但因不能航行大船，满足不了需要，如遇旱年水浅，更是无法通行。若依陆路，一方面费用太高，另方面如遇雨天，行走十分困难，"方秋霖雨，驴马踣毙，不可胜计。"①这就迫使元政府必须另辟水源，穿凿新河--通惠河。
首先提出穿凿通惠河的是伟大水利学家郭守敬。郭守敬考察了原有渠道地势，认为此次穿凿必须解决水源问题。他提出引导温榆河上源诸泉水接济漕河的新方案。即自昌平县的浮村到神山泉，西折南转，会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长河入古高粱河，至西水门入都城，环汇于积水潭。然后东折而南出文明门（北京崇文门北），循金闸河（即旧运粮河道）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②。全长160 多里。其中建闸坝10处，共20 座。郭守敬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春诏令开工，共动用军人、工匠两万多人，用去工日285 万多个，用钞152万锭，粮38700 石，第二年秋峻工，费时一年多。此河修好后立即投入使用，适逢忽必烈从上都回来，路经积水潭看到"舳舻蔽水"，十分高兴，赐名通惠河。
通惠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段，也是开凿时间最晚的一段漕河，它的完成不仅结束了通州至大都的卡脖子运输，而且真正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发自杭州的漕船可直接到达京城积水潭。另外，海运至通州的漕粮亦可经通惠河直接到京城。
京杭大运河全长3000 多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一条运河。它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和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是元代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它的修通同时带动了沿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当时的通州："市井复喧嚣，民风杂南朔。"淮河口"水次千家市，蛮商聚百艘。"大运河成了流经地域的经济命脉，因此当地人把疏浚河道、护防河堤看作十分重要的事。在淮海一带有这样的说法"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
（二）海运与航海事业元代为了加强南北联系，将江南财粮调入大都，非常重视漕运的发展建设。这漕运包括河运、海运、水陆联运。虽然元代对开凿京杭大运河等河运倾注了很大力量，但由于运河受泥沙淤积等客观及主观条件所限，所以就运量而言，海运实际上占了绝大的比例。如元代每年从南方运至大都的漕粮约300 万石，其中由运河送至大都的也只不过二三十万石，而大部分则是由海
① 《元史·郭守敬传》。
② 《元史·河渠志》。
运到直沽（天津），再从直沽循北运河和通惠河进入大都。这主要是由于元初在山东境内开凿的济州、会通二河水源不足，又时常受黄河浸淤的影响，运河本身也因"河道初并，岸狭水浅，不能负重"①所致。
为了解决河运不足，元政府另辟蹊径，下令发展海运事业。实际上元军攻下临安的至元十三年（1276 年）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时统帅伯颜鉴于河道不便，曾命令下属将南宋的库藏、图籍和货物海运到了大都。后为避免海运风险开凿大运河，但修成后亦有不足，还需发展海运，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至元二十年（1283 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并增置二万户府。二十八年，行泉府司撤销后，原四万户府削减为二，以朱清、张瑄为首。朱、张二人原是海盗头目，后来归附元朝，在开创和经管海运方面有很大的功劳。三十年，又增立万户府一，提调香莎糯米的征收和运输。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朱清、张瑄以"叛逆"罪名被杀，三万户府合而为一，名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江苏苏州）开司署事。万户府下按地区分设七个千户所。与海运有关的还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武清县西北）设都漕运使司，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等。海运官吏也得到朝廷的优厚待遇，"漕臣之长，必天下重望。"可见元朝廷对海运的重视。
元代从至元十九年（1282 年）到至元三十年，曾开辟了3 条近远海航线。第一条航线是于至元十九年开通的。它自刘家港（江苏太仓县浏河）启航入海，向北经崇明州（今崇明县）之西，再北经海门县附近的黄连沙头及其北的万里长滩，沿海岸北航，经连云港、胶州，又转东过灵山洋（今青岛市南海面），沿山东半岛的南岸，向东北航，以达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由成山角转而西行，通过渤海南部向西航行，到渤海西头进入界河口（海河口），沿河可达杨村码头（天津武清县境）。最后转运河达大都，全程约6600 公里。这一航线主要是近海航行，离岸不远，浅沙甚多，航行不便，加之我国东部的近海，自渤海以至长江口，全年均受由北向南的东中国寒流的影响，船逆水北上，航程迟缓且危险，另外线路曲折费时，往往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到达，这样显然不能满足漕运要求，必须别辟航程。
至元二十九年开辟了第二条航线。该航线从刘家港入海，过了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后，驶离近海海域，如得西南顺风，一昼夜即可航行约1000余里到达青水洋，再过黑水洋即可望见沿津岛大山（山东文登县南）；再经刘家岛、芝罘岛、沙门岛（今蓬莱县西北庙岛），最后直抵海河口。这条航线，自刘家港至万里长滩的一段航程，与第一条航线相同，但从此后即指向东北航经青水洋，进入深海（黑水洋），利用东南季风改向西北直驶成山角。这段新开航线比较直，在深海中航行，不仅不受近海浅沙的影响，而且可以利用东南季风和夏季来临的黑潮暖流帮助航行，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快的时候半月即可到，"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折，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①这条新航线的开辟，突破了以往国内沿海航线只能近海航行的局限性，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是元代海运对我国沿海航路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至元三十年（1293 年）开辟了第三条航线。这条新航线"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
① 《行水金鉴》卷九十九，引《山东全河备考》。
① 《新元史》卷七十五，《食货志八》。
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②此航行与第二条航线相比，其南段的航路向东更进入深海，路线更直，全航程更短，加以能更多地利用黑潮暖流，顺风时只用10 天左右即可到达，又大大缩短了航程。从此以后，元海运漕路均取此路，再无重大变化，就是直到今天，从上海到天津航线仍走这条线路。
在远洋航行方面，元代在宋代的基础上，交通范围比以前更有扩大。如曾两次附商船游历东西洋的汪大渊在其所著的《岛夷志略》里曾记载了他所经历的海外诸国。地域涉及东自澎湖、琉球，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之层拔罗（今桑给巴尔）等地，包括南洋诸岛及印度洋沿岸各国，也都有航路可通。大德年间（1297-1307 年）陈大震等人所修的《南海志》亦记载海上贸易国家与地区多达145 个。总体看达到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各国，以及欧洲地中海沿岸。
元代近海航运为保证航行安全，在沿线设置了航标船、标旗、航标灯等指挥航行。这航标的设置，是中国海运史上的重大成就。
远海航行已可通过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是用优质乌木制成。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时，左手执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求出北极星的高度，就可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于1292 年，乘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去波斯的中国海船，从福建启航返乡。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述了当时我国海船和航海的情况，海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
元代的航海技术资料曾传到明初，为郑和航海提供了借鉴。据福建集美航校搜集到的《宁波海州平阳石矿流水表》中记载："永乐元年，奉使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躬往东西二洋等处，。。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图形一本，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明确记载了明永乐元年郑和一行"较正牵星图样"，这牵星图样就是元代的"牵星术"。说明元代海上航路的发展，为郑和七下西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其他水利工程元代大小不等的水利工程很多，除修通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外，在治理黄河与发展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等方面亦多有开拓。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它哺育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但同时它又是一条频繁地给沿岸人民带来灾害的河，历代统治者为治理它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 年）黄河改道侵入淮河后，使黄淮沿岸人民饱受水患的灾难，元代黄河决溢更是频繁，达200 余次。顺帝至正四年（1344 年）五月，大雨下了20 余日，黄河水暴涨决溢，北破白茅堤，平地积水二丈多。遭受灾害的涉及数省。在此情况下，元政府下决心治理黄河。先让众臣访求治河方略，并特命贾鲁为都水监提出具体方案。这就是有名的贾鲁治河。1344 年，"（贾）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② 《元史·食货志》。
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①但鲁"会迁右司郎中，议未及竟。"至正九年（1349 年），号称"贤相"的脱脱复相后，治理黄河事再次提出，并上报朝廷批准采用贾鲁所提第二策。至元"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①据《至正河防记》记载，要鲁治河自4 月22 日开工，至11 月11 日合龙，前后计170 天左右，动用人力近20 万，合计用工约3800 万，疏浚河道280多公里，堵塞大小决口107 处，总长达3 里多，修筑堤防上自曹县下至徐州，计770 里。不仅为元代治理黄河的最大工程，在我国治河史上也是罕见的。贾鲁的成功一方面是朝廷给予他全力支持，另方面是他经过实地考察，采取了较科学的治理方法。他采取了疏、浚、塞并举的方法，先疏后塞，然后引河东行，使复故道。所谓疏、浚，就是把淤塞的故道疏通，其疏浚故道280里50 步而强，其深者达2 丈2 尺，宽者达180 步，并采用了相停、相折等古算法取平地势。所谓塞者，就是把白茅决口堵塞住，引河水入故道。整个工程先疏后塞，就是先把故道疏浚好，然后堵塞决口放水入之，这样就避免了水中作业。整个疏浚工程完成后，最后堵塞决口，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即用27 艘大船组成3 道船堤，每堤9 艘，用铁锚固定船身，并使3 船堤连为一体，船中略铺散草装满石子，以合子板钉合之，同时下沉，船堤上再加草埽3 道。最后合龙时，水势暴涨，船基撼动，观者以为难合，而贾鲁镇定自若，指挥十余万民工奋力拼搏，终于在11 月11 日合龙，使所绝北河道绝流，故道复通，治河取得了成功。后又覆压小土、土牛、草帚等使之更加固定。元代治理黄河据《元史·河渠志》载还有多次。如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七月，卫辉路新乡县广盈仓南黄河北岸决口50 余步，八月又决口183步，派都水监丞马良弼与当地官吏一起率领民工修复。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黄河在河南归德府等处决口，百姓被灾。元廷差官修复。共修7堤25 处，长39092 步，用去苇404000 束，径尺树24720 株，动用民工7902人。仁宗延祐五年（1318 年），黄河在杞县小黄村决口，淹没土地，直逼汴梁，为害百姓。命都水监汴梁分监负责修复。
另外，中书省所辖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搞得很好。至元三年（1266年），总管郑鼎领导平阳人民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①。十一年，绛州（山西新绛）人民导浍河入汾河，灌田2000 多亩。中书省怀庆路（河南沁阳）于世祖中统二年（1261 年）开凿了长达677 里的广济渠。该渠流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等5 县463 处村坊，灌田3000 多顷，居民深得其利，至大德年间仍"利泽一方，永无旱暯。"②元代对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也非常重视。如郭守敬于至元元年（1264年）随张文谦到达西夏后，主持修复了沿黄河的许多河渠。其中有长200 公
① 《元史·贾鲁传》卷一百八十七。
① 《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六。
① 《元史·郑鼎传》卷一百五十四。
② 王祯：《农书·浚渠》卷十八。
里的唐来渠，长125 公里的汉延渠，以及其它100 公里长的大渠10 条，又支渠68 条。这些河渠的修凿，可以灌溉90000 多公顷的土地，对雨量比较稀少的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效益。郭守敬修复这些河渠所采取的工程技术措施，也具有很高水平。他在各河渠河水入口处的附近设有滚水坝，水涨的时候就从坝上溢出，以削减水势，过了滚水坝，又设两、三个退水闸，水小的时候闭闸，大则酌量开闸，以调节水量，过了退水闸，才是渠道的正闸。这一套闸坝的设计很科学，后来开凿京杭大运河也利用了此技术。
云南地区在大理国统治时期，由于国政荒乱、水利失修，洪水泛滥，经常发生水患。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回回人赛典赤，在云南任职六年，很注意发展水利事业。在他主持下，修建了松华坝、南坝，疏浚或新开了盘龙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筑河堤、水闸，控制水流，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这不但减轻了水患，扩大了灌溉面积，而且因排泄了湖边积水，增加了良田百余万亩。据当时记载，亩产量一般可达二石。从元世祖至元初年开始，直到成宗大德间，昆明州海口的工程还在继续。据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描述，云南州（祥云）以西30 余里的品甸有个清湖，嵓人（白族）用来灌溉，其利可达云南州城郊。白嵓甸（弥渡）有赤水江可以兴利，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州甸（凤仪）川泽平旷，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少旱虐之灾。大理点苍山泉源喷涌共有18 溪，功利布散，皆可灌溉。
大漠南北蒙古地区的水利建设也受到了元廷的相当重视。据《元史》记载，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敕拨都军于怯鹿难（怯绿连）之地开渠。二十五年四月，浚怯烈河以灌口温脑儿黄土山民田。同年六月，发侍卫军千二百人浚口温脑儿河渠。元武宗时，哈剌哈孙以太傅左丞相行和林省事，亦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英宗延祐七年七月，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这些水利工程对发展漠北畜牧业与屯田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水利学著作元代水利学的发展与进步，还表现在涌现出了一批水利学家及其著作。
如回回人赡思及其《重订河防通议》，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录》，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王祯《农书》中关于水利的论述等。
赡思，字得之，至元十四年（1277 年）生于真定（河北正定）。是元代博学能文的政治家和水利学家。其祖先是阿拉伯人，祖父鲁坤于13 世纪初从中亚东迁，居平州（内蒙古托克托县）。他幼年好学，曾师事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博览群书，为乡里所推重。早年轻仕途，直到50 多岁（1330 年）才应召为奉翰林文字，进《帝王心法》。顺帝至元二年（1336 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谏奏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数军、一刑章、宽禁纲等十事，皆为时臣所不敢言。三年，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敢于惩治贪官，平反冤狱，有政绩。至正十年（1350 年），召为秘书少监，以疾辞。1351 年去世。赡思不仅博洽经学、文史，而且精通水利、天文、地理、算术，并旁及外国之书。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都臣列传》、《审听要诀》、《文集》三十卷、《河防通议》等。但除《河防通议》借《永乐大典》收录而保存外，其它皆散快。
《河防通议》二卷，至治元年（1321 年）成书，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曾刊刻流行。该书详论治河之法，将宋人沈立的《河防通议》和金朝都水监的《河防通议》两本书"合之为一，削去冗长，考订舛讹，省其门，析其类，使粗有条贯，以便观览，而资实用"①，故又称《重订河防通议》。全书分河议、制度、功程、输运、算法六门，门各有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输运以及安桩、下络、叠埽、修堤之法，条列品式，颇为详备。该书虽系编校前朝旧书，但也加入了自己意见。赡思曾在至正年间黄河决堤时，应诏参加议论治河的方法，所以此书不仅体现了编者编辑考订功力，亦反映了他的治河经验，是我国治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另外，赡思的《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学著作，亦当有一些水利学方面论述。赡思的《河防通议》被《永乐大典》录入后，又有《守山阁丛书》本、《明辨斋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多种版本。
任仁发，字子明，号月山，松江青浦（今属上海）人，生于1254 年，卒于1327 年。初任元朝宣慰掾，后授青龙镇水陆巡官。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升海道副千户，旋改海船上千户，转漕直沽。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奉命疏浚吴淞江，被授都水监丞。武宗至大年间，参与修凿通惠河、会通河等河，因成绩显著，升任都水少监。后又主持修浚黄河归德（河南商丘）决口、浙东海塘、镇江练湖、吴淞江旧河及乌泥、大盈二河等水利工程。他将这些丰富的治河经验形诸笔墨，著成《浙西水利议答录》（浙西水利全书本）流传。
《浙西水利议答录》主要论述浙西太湖、吴淞江等水系的治理疏浚。元初对浙西水利建设是不够重视的，"浙西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为吴松江，东汇淀山湖以入海，而潮汐来往，逆涌浊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时设置撩洗军人，专掌修治。元即平宋，军士罢散，有司不以为务，势豪租占为荡为田，州县不得其人，辄行许准，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久矣。"①任仁发作为一个水利官员，对家乡这种水患肆虐的状况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浙西河港、围岸、闸窦，无官整治，遂致废坏，一遇水旱，小则小害，大则大害。"更可贵的是任仁发敢于仗义直言，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朝廷治水不力，并对此进行了批评。如他说："今朝廷废而不治者，盖募夫供役，取办于富户，部夫督役，责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乐。所以，猾吏豪民搆扇，必欲沮坏而后己。朝廷未见日后之利，但厌目前之忧，是以成事则难，坏事则易。"②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录》是直接上奏朝廷的，所以他在此书中不但指出了造成浙西水害的原因，而且提出了具体治理办法。如他在此书中说："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即主要采取深疏河、高筑堤、多置闸等办法。
在任仁发等有识之士呼吁下，元政府终于在世祖至元年间、成宗大德年间、泰定帝泰定年间，数次下令整治浙西水害问题。任仁发参加了大德、泰定年间的治水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在大德年间升任都水监丞。《浙西水
① 赡思：《河防通议序》。
① 见《元史·河渠志》卷六十五，引《浙西水利议答录》。
② 见《元史·河渠志》卷六十五，引《浙西水利议答录》。
利议答录》即是他多年从事水利工作和浙西水利建设的理论指导。
另外，继任仁发之后，海宁（今浙江海宁）人周文英，也著有《论三吴水利》一文，提出"掣淞入浏"之说，以解决浙西农田遇涝问题。后来张士诚占据吴地，根据周文英之说，疏浚了白茅、盐铁诸塘。王祯的《农书》不仅是一部著名的农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颇有影响的水利学著作，其中有不少关于水利建设的论述。如书中论述我国水利资源的丰富说："海内江淮河汉之外，复有名水万数，枝分派别，大难悉数，内而京师，外而列郡，至于边境，脉络相通。"这些水利资源"俱可利泽，或通为沟渠，或畜为陂塘，以资灌溉。"如果利用得好，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利的，"灌溉之事，为农务之大本，国家之远利。"①那么如何才能利用这些丰富的水资源呢？王祯在《农书》中以江南为例进行了论述。他系统地对江南的农田水利灌溉方式进行了总结，将其利用方法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是在水源高于耕地的情况下，以修陂塘蓄水为主，采取自流灌溉；其二是在水源低于耕地情况下，利用翻车、筒轮、戽斗、水车等机械工具，进行机械灌溉，或者打井以解决水源。另外，《农书》还对灌溉工具及圩田、围田等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其中《灌溉》篇是专门论述水利灌溉事业的。
欧阳玄撰有《至正河防记》一卷。该书是欧阳玄对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河防使，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 年）四月至同年十一月治理黄河事的记述与总结。欧阳玄当时受命制河平碑文，他向贾鲁了解了此次治河经过，又访问过客，查对吏牍，撰成此书。文虽简略，但较系统地记述和总结了贾鲁用疏、浚、塞三法结合治河，使黄河复故道东汇于淮，又东入于海的方法与经验。《元史·河渠志》录有该书全文，另有《学海类编》本。详细内容见贾鲁治河部分。
① 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
七、医药学（一）医药学成就元代医药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较突出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药学组织的健全，学校教育的重视，医学流派的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各科诊治的深入，尤其是外科骨伤科成绩显著，以及一大批医学家及其著作的涌现等方面。
在医药学组织方面，世祖中统元年（1260 年）设立了中央医疗机构"太医院"，掌管全国医药事务，领导所属医官。至元六年（1269 年）设立御药院，管理药物的制造与储藏，十年又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和上都两处药物事。十九年成立典医署，领导东宫太医，后改为典医监。特别是世祖至元七年成立的广惠司，是元朝的独创。广惠司聘用阿拉伯医生，配制回回药物，服务对象是皇帝诸王、大臣卫士以及大都百姓。二十九年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一回回药物院，于是在中国境内设立了三个阿拉伯式的医疗机构，为中外医学交流和促进中国医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另外，元代还设立了为贫民治病和专为军人治病的医疗机构。如除广惠司兼及为贫民治病外，还专设广济提举司为普通百姓服务。至元八年在全国各地设的多处安乐堂，专门为军人看病。其间聘请名医诊治，并选派健康人服侍，颇像今日的护理人员。元代不少名医就出身于上述医疗机构。
在医学教育方面，元政府从世祖中统三年起，就在各地建立了医学学校。至元九年又设有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医学提举司，凡各地医生的考核、选拔、医书的编审、药材的辨验，都属其职责范围。元代医校分科比较细，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正骨科。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元代不仅注重对学生的严格考核，而且对各级教师也同样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为元代医学教育及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是中国医学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医学史上标榜的金元四大家有两家系蒙元时期。李杲创"补土派"（或称温补派），朱震亨创"养阴派"（或称滋阴派）。金元四大家的出现及其不同学术主张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四库全书·医家类》中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他们的学说，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去"泥古不化"的状况，打破了因循守旧、一味崇古的局面，开创了中医学术的讨论、交流与争鸣，成为后世医家的表率。如李杲师从张元素，并将张的学说应用于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最终创立了"脾胃论"，自成一家之说，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影响。朱震亨也在吸收前人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实践，提出在"相火论"基础上的"阳有余阴不足"学说，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元代医学成就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分科比前代更细。唐代分四科：即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发展到宋代成为九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到了元代增至十三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等十三科。由于分科越细，钻研也就越精，从而在医籍整理、医疗诊断，内外骨伤、儿科等科的治疗，以及针灸学、药物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医籍整理方面，以滑寿的《难经本义》影响最大。《难经本义》二卷，1366 年刊行。该书根据古医书《难经》原著编次较乱，遗文缺字较多，而历代的注本又多不能准确释义的情况，参考元以前《难经》的多种注本资料，对《难经》进行了考订辨析。并能融前代20 多家学说，阐发自己的见解，对《难经》进行了释义与发挥。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赞扬说"辨论精确，考证亦极详审"。
在医疗诊断方面，以脉象和舌象诊病表现的较为突出。元代医家戴起宗的《脉诀刊误》是一部关于脉象学的著作。该书参照《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历代名家论述，对高阳生《脉诀》的原文进行了考订辨误，并对每一处脉象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发挥，时有真知灼见。另外，名医滑寿也精通脉学。他的《诊家枢要》成书于1359 年，对脉象大旨和辨脉法作了详细论述，阐析了浮、沉、退、数等29 种脉象及其主病，特别是还谈到了妇女和小儿的脉法，全书内容丰富，影响较大。李杲的《脾胃论》里分析了根据舌象辨病的若干情况。他认为舌干而口苦无味，多为阳气不伸；舌干而咽干，多为饮食不节；舌干而胸肋痛，多为肝木妄行，为后世以观舌象而诊病树立了典范。其后医学家熬氏，集宋金元诸家之长，著成《金镜录》一书。该书内载辨别伤寒舌法12 首，附舌象图12 幅，是为舌诊专著。至正元年（1341 年），杜本又在熬氏《金镜录》基础上，新增补了24 幅舌象图，共合36 幅，并加文字说明，撰成《熬氏伤寒金镜录》流传至今，是我国最早的验舌专著。该书舌象图中有24 幅论舌苔，4 幅论舌质，8 幅二者兼论。说明文字结合脉学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不少时至今日仍有临床意义，受到后世高度评价。明代薛己评此书"专以舌色视病，即图其状，复著其情，而后别其方药，开卷昭然，一览俱在。"
在内科方面，以对伤寒病的研究诊治最有成绩。代表人物有王好古、李杲、朱震亨等人。
王好古（约1200-1264 年），字进之，号海藏老人，赵州（河北赵县）
人。他进士出身，博通经史，广览医籍，曾拜著名医家张元素、李杲为师，尽得其学。他还随军出征，给将士治病，并曾任过赵州公立庠校教授，兼提举管内医学，晚年归居乡里。著有《阴证略例》一卷、《医垒元戎》十二卷、《汤药本草》三卷、《仲景详辨》等多种。他推崇仲景学说，特别注重伤寒阴症的研究，所著《阴证略例》对阴证的发病原因、证候、诊断与治疗，都作了详细阐述，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如他对于阴证的鉴别，把口渴、咳逆、发热、便秘、少尿、脉沉而细或浮按无力等，作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在治疗上主张温养脾肾，并扩大了伤寒六经病的治疗范围，打破了伤寒与杂病的界限，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
元代最著名的内科专家当首推李杲、朱震亨二人。其详细情况专节介绍。在外科和骨伤科方面，元代的成就最为突出。元新增设了正骨科。这是因为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将他们善于接骨治伤的经验也带了进来，与中原传统医学结合，促进了外科及骨伤科的迅速发展。突出代表为危亦林、李仲南、齐德之。
危亦林尤擅长骨伤科，在骨折复位手术和麻醉上有重要贡献，著有《世医得效方》十九卷。其详细情况专节介绍。
李仲南于文宗至顺二年撰有《永类钤方》二十二卷，其中最末一卷"风损伤折"篇，专门讨论了骨伤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概括为明辨经络，相度损处，推按骨臼，拔伸收捺，接理夹缚，活血止痛，整洗敷贴等方面。重点论述了头骨、颈椎、脊椎、胸骨、肋骨、肱骨、前臂骨、指骨、膑骨等部位的骨折，以及肩、肘、髋、膝、踝关节的脱位。他提出用牵引法治疗颈椎骨折，"令患人卧床上，以人挤其头，双足踏两肩即出。"他对挠骨远端骨折"手腕失落"，其整复手法是："用衣服向下承住"，"用于拽伸"，"摇动二、三次"，然后"使手捻住"，"贴药加缚"固定。这与现代整复挠骨远端骨折的方法完全一致。另外，有关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整复法，小夹板固定治疗前臂骨伤等都与现代相同，治疗腰椎骨折的过伸复位法，也与近代华生--琼斯氏（Wotson-Jones）法相似。书中还载有许多切实可行的诊断方法。另李仲南还创制了缝合针"曲针"和引丝线，以及由内向外逐层缝合的方法。
齐德之曾任医学博士，御药院外科太医，长期从事外科医疗，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他于顺帝至元元年（1335 年）撰成《外科精义》二卷，被誉为14 世纪中医外科的代表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德之此书，务审病之所以然，而量其阴阳强弱以施疗，故于痛科之中最为善本。"齐德之强调外科疮肿"皆由阴阳不和，血气凝滞"所致，即疮肿虽发于局部，但与全身紧密相关，重视整体观念。因此在治疗上注重辨证论治，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改变了以往外科疾病"惟恃攻毒之方，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的现象，对后世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齐德之内治主要根据不同症状，用去热疏郁、祛寒驱邪、活血托里等药物；外治有砭镰法、贴肋法、溻渍法、针烙法、灸法、追蚀法等。他的《外科精义》中载汤、丸、膏、丹145 方，并介绍了温罨、排脓、拔毒、止痛等多种方法，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外科领域中的新成就。
在针灸学方面，出现了一批针灸学家及其著作。如滑寿、罗天益、王国瑞、杜思敬、忽泰必烈等人。
滑寿是元代著名针灸学家，又精内科、儿科等，所著《十四经发挥》三卷，对十四经穴循行部位、所主病症和奇经八脉均有专题论述。他的情况另有专节介绍。
罗天益，字谦甫，元真定路藁城（河北藁城）人，曾为太医。他师从李杲，又向窦汉卿太师学习针灸术，著有《卫生宝鉴》、《试效方》、《内经类编》、《药象图》诸书。
罗天益以《内经》及李杲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金元四大家的针灸学术思想，注重辨证论治，将针灸与服药结合起来。如他治癫痫病，曾取天柱、申脉、照海先各灸二七壮，次与沉香天麻汤3 剂而痊愈。他师承李杲脾胃论，认为元气不足，诸病由生，而元气不足的原因，又是脾胃之气损伤的结果，所以在治疗上特别重视补养脾胃，钩玄李杲针法之精华，处方着重于中脘、气海、足三厘3 穴，其中绝大部分又以灸治获效。
罗天益对针法补泻颇多论述，时有新见，对穴法取法提倡"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度两横纹相去为一寸，以为定矣。"他的《卫生宝鉴》中开列了多种灸法治疗处方，如风疾内作以三棱针在20 余处穴位刺之即可痊愈；面生疣瘤，采用灸患部十壮之法治疗。下焦虚寒证及小儿惊风、癫痫、肋下满、腹痛等也各有针灸疗法。罗天益丰富了温补学派内容，并有所突破，促进了后世针灸的发展，为明、清医家如薛立斋、张景岳、郭古陶、夏春农等人所效法。
王国瑞，元代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的得意传人。曾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1329 年）一书。该书依次为120 穴玉龙歌85 首，注解标幽赋1 篇，天星11 穴歌诀12 首，66 穴治证，子午流注心要秘诀，日时配合6 法图，盘石金直刺秘传，针灸歌及杂录切要等。对各穴的补泻法及其位置进行了精研论述；在继承窦汉卿针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子午流注针法；特别是他独创的逐日按时取穴的"飞腾八法"针法，受到学界高度赞扬。此针法以八脉交会八穴为基础，与八宫八封的数字相配合，再根据日、时干支数字变化而演成，是明代广为应用的"灵龟取法飞腾针图"的先驱。周仲良赞誉他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说："此书之道，犹玉之孚尹、旁达火焰，愈久而不磨。"当不为过。
杜思敬，元仁宗时名医，精医术，亦通针灸，曾辑《济生拔萃》，内有《针经节要》、《针经摘英集》等针灸作品流传于世。他以《灵枢》为针灸学之源，引用了其中九针式、折量取穴法、补泻法等内容；他重视腧穴，特别是重视五腧穴在针灸中作用，对其体位取穴很注意；摘录一条"治耳聋耳鸣刺翳风，针透口中。"当为我国透穴刺的前身。
忽泰必烈，字吉甫，元翰林集贤学士，中顺大夫，曾著《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惜今失传，今可从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中窥其大概，知其对人之手足三阴脉、三阳脉论述颇精详。
另徐凤、葛乾孙及金元四大家对针灸也有不少精辟论述。徐凤把当时的补泻手法总结为三才分部法、调气法、烧山法、透天凉等，并归纳了"龙、虎、龟、凤"的飞经走气四法，为后世针灸学家所习诵。
在药物学方面，元代也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
李杲著有《药类法象》、《用药心法》二书。《药类法象》主要分用药法象、药性要旨、升降者天地之气交、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药类法象、标本阴阳论、五方之正气味等。《用药心法》主要分随证治病药品、用药凡例、制方之法、用药酒洗曝干、用药各定分两、用药根梢身例、用圆散药例、升合分两、汤药煎法、古人服药活法等。此二书虽然是对其师张元素《珍珠囊》理论的继承和发挥，但比《珍珠囊》更广泛系统，且有不少独创。如第一书中"用药法象"部分，即根据药物气味厚薄归类，用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归并了百味药，是为李杲创造，对后世用药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杲此二书部分内容存王好古《汤液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中亦有转引。
王好古著有《汤液本草》三卷，是易水学派诸家药理学说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上卷集录李杲《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部分内容及王好古自己论说，题为药埋，相当于全书总论。中下卷分类评议药物200 余，集录了《证类本草》中偏于临床用药的一些言论和张元素、李杲之说，资料丰富，要言不烦。反映了元药物本草学记载药物药性简要求实，而多在理论层次上探求阐述的特点。如将药物与脏腑经络、四时六气、阴阳五行等相联系，使中医用药从经验处方完全上升到理论处方阶段。
另外，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世祖忽必烈曾命撒里蛮、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撰成《至元增修本草》，惜今已佚，内容也无从考。后医官尚从善编撰有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本草元命苞》九卷流传至今。该书在《大观本草》基础上，选其实用者468 品，详加论述，纂而成章。瑞州教授胡仕可也撰一部普及性药物学读本《本草歌括》，日本人冈西为人还将它称为"后世续出的药性歌端绪"。
元代医药学的成就还表现在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医药学家及其著作，反映了各民族医学文化的交流。如蒙古族医学家萨谦斋及其《瑞竹堂经验方》，回族医学家爱薛。一些少数民族独特的医学及外国药物也传入中原。（二）李杲及其医学著作李杲在金元四大家中与张从正的医学理论针锋相对，他力倡"人以脾胃为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脾胃论，反对滥用寒凉之品与攻下之法，被称为"补土派"。后世也有人称赞其医学理论为"医中王道"，号召后世有志学医者必尽读其书方可言医。
李杲（1180-1251 年），字明之，真定（河北正定县）人，因汉高帝前真定名东垣，所以李杲自号东垣老人。他家境殷富，幼年即开始读儒家经典，通《春秋》、《诗》、《书》、《易》等经书。后母病，他延医服侍，尽心尽力，可终为庸医所误，至死都不知何病症。此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深为不明医理而后悔，从而发愤学医。于是捐千金拜易水名医张元素为师，数年后尽得其传，并多所阐发。
李杲拜师学成后，即行医社会，广为百姓治病，人以"国医"称之。他的好友元好问对他得此尊称犹有疑虑，于是随他遍历汴梁、聊城、东平等地行医数年，深为他药到病除所折服，于是盛赞他"一洗世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弊。"①他治病能联系社会现实，准确辨证。如他生活在金末元初，战火连年不断。元太宗四年（1232 年），蒙古大军围汴梁城数月，内外不通，百姓断粮，加之疫病流行，死人无算。其症状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与感冒相似，诸医忽视社会因素按感冒进行治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加速了死亡。李杲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城困民饥，脾胃受伤所致。这种情况以前在东平、太原、凤翔等地围城时也发生过。他采取治疗内伤补脾胃的办法治之，效果很好。
李杲在丰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很注意理论归纳与总结。先后著有《内外伤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伤寒会要》、《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等。
李杲医学思想的主要点是关于脾胃的论述。他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源，所以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进而论述人体之本的元气有升降浮沉规律，并指出其升降的关键在脾胃。这是因为脾胃供给人体营养，同时也排泄废物，从而推动了脏腑精气的上下流动，循环化生。而这化生中上升是非常重要的，如谷气上升，元气才能充沛，反之便会产生种种病变。如他说："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脾胃虚则九窍不通"。
李杲认为脾胃虚弱是由于元气不足、阴火过盛所致。而这阴火产生以至过盛的多种表现是"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乃生寒热"，即阳气不升，伏留化火；"营血大亏，营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即津伤血弱、内燥化火；"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即谷气下流，湿火相合；"心生凝滞，七神离形，而脉中惟有火"，即心君不宁，化
① 见《东垣试效方》王博文序。
而为火等。进而归纳总结出饮食不周、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是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精神因素又起着先导作用。他对汴梁城中饥民患病的辨识，就是基于这种理论根据。这些论述主要见于他的《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两书中。
李杲既然对脾胃虚弱致病有了如此深刻论述，那么他对如何调理亦提出了很好见解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尤其对中气不足所致的阴火病证，更是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来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大热。他认为"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阻，甘寒以泻其火则愈。"他创制的治疗脾胃机能的配方如"补中益气汤"，主治内热伤中，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等证，被作为代表方剂制成丸药出售，一直到今天中药店里都可看到。李杲在主要使用补气升阳法时，有时在阴火亢盛的情况下，还根据不同病证借苦寒药物从权施治。说明他对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治法也不完全舍弃。但他认为苦寒泻火和解表泻火的目的也是为了照顾元气，与升阳降火相反相成。另外，李杲还将他的升阳汤用到其它各科疾病的治疗。如用圣愈汤治外科恶疮止血之证；黄芪肉桂柴胡酒煎汤治阴疽坚硬漫肿；用黄芪当归人参汤治妇科经水暴崩；用圆明内障升麻汤治眼科内障等。至于他的"补中益气汤"更是一方用于多科。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总的治疗特点。
李杲创立"脾胃说"，形成补土派，实际上是向后人展示了一种增强脾胃功能，治疗脾胃疾患，增加人体免疫功能的总原则，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三）朱震亨及其医学著作朱震亨是金元四大家中最晚出的一位，他学习前三家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并加以创造发挥，创立了"滋阴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震亨（1281-1358 年），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浙江义乌县）人。
因世居丹溪之边，后人尊称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他幼年用功读书，能诗能文，稍长变得崇尚武勇，好打抱不平。乡里如有仗势欺人者，必出来理论。年30 岁，他母亲患病，久治不愈，为了给母亲治病，他自学医道，经五年治疗，居然治好了母亲痼疾。从而追悔伯父、叔父、妻儿之死。年36 岁，他听说朱熹的再传弟子许谦在家附近的八华山中开门讲学，遂去拜许为师，研讨理学。许谦知他夙志医学，后又鼓励他去学医，于是他再下决心，将科举书籍焚毁，专门学习医学。
朱震亨当初学医治病，多采用陈师文、裴宗元的《和剂局方》成方，后觉得要想成为名医，仅此是不行的。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遍历江南、江北各地。最后于泰定二年（1325 年）夏，在武林（浙江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他随罗学习两年，尽得罗氏之学，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归乡后，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面学到了多大本事，继而看他治病用药有神效，遂衷心佩服。
朱震亨在医学理论研究方面既认真学习借鉴前人经验，又不为前人所囿，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所以主张"推陈致新"。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著成《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书。
《格致余论》是朱震亨的代表作，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以"阳有余，阴不足"为基础的医学思想。他认为天与日为阳，地与月为阴；天运于地之外，故天大于地；日属阳常满，月属阴常亏，故日明于月。而"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所以"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更加之人体的生长、发育与壮大过程中，以及人的视、听、言、动都需要阴气供给，因此阴气常处于"难成而易亏"的状态。更何况"人之情欲无涯"，人心易受声色犬马等物欲引诱而心动，这心动则引起相火妄动，进一步损伤阴精，这阴精虚损就是多种疾病的致病机理。朱震亨对这相火妄动而损伤阴精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几方面。这是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所以，朱震亨在临床治疗上，主张以补阴为主，或滋阴降火。他认为"补阴即火自降"，而泻火也即可以补阴，倡导泻火养阴之法，被后人称之为"滋阴派"。他的这种学说，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以益气升阳为主的"阴火说"。他创制的"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滋阴降火名药，一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朱震亨力主滋阴降火，其中又以治疗脾胃病方面表现的最为具体。他认为脾胃在人身号称"中宫"，胃纳脾运，滋养气血，人赖以生，诸病赖以治。脾司升清，胃主降浊，脾胃升降是人体生理代谢的重要环节"升降之枢纽"，一旦"七情内伤"或"动作劳苦"、"六淫外侵"、"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等因素长期侵犯人体，都可使"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发生"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所以他主张"诸病先观胃气"。强调"补养脾土，全其运化之职"，促使浊败之气"其稍清者，复回而力气、为血、为津液；而浊败者，在上为汗，在下为溺，以渐行分消矣"，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滋阴降火之治病目的。《格致余论》里有很多关于诊治脾胃之心腹痛、泄泻、呕吐、肿胀、鼓胀、中风、痰证、郁证等行之有效的验方。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虽然以"阳有余阴不足"为其主要点，治疗上主张滋阴降火，但他也很注重辨证施治，该补阳的地方亦补阳。如他提出痰热生风理论，认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其治疗方法应以治痰为先，而"实脾土，燥脾湿"，即燥阳降湿为治痰之本。又如对郁病的论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而郁又分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等6 种，它们既可单独为病，又常常相兼致病。一般气郁为先，郁久则多能化热生火，其治疗就要重在调气，郁久须兼清火。朱震亨这种灵活用药、因病治方思想，对后世是多有启迪的。
朱震亨《格致余论》中还专辟"饮食箴"、"食欲箴"、"茹淡论"、"养老论"、"房中补益论"等篇章，对人的养生诸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青年时应当晚婚以待阴气长成，结婚后应当节制房事，不能纵欲无度；饮食方面应当节忌肥腻食物。他还特别强调注意动静与养生的关系，主张在动的基础上要注意静，动静相间，以静为主，清心寡欲，保养阴气，才能使人体保持阴阳平衡，从而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
《本草衍义补遗》是朱震亨关于本草药物学方面的著作。全书载药153种，各药叙述无定式，内容或详或简，或仅数字言其主治，或详论药理及药材鉴别。如石膏条，先归纳药品命名多以色、气、质、味、能为依据，进而引出鉴别石膏与方解石的证据。朱震亨论药，除仍借助寻常药性外，尤其重视各药的阴阳及五行属性，并以此推演药理。如"鲫鱼：诸鱼皆属火，惟鲫鱼属土，故能入阳明而有调胃实肠之功"等等。是朱震亨对本草学方面的贡献。明人李时珍对此书给予了褒扬。另朱震亨的《局方发挥》对当时医界机械搬用《和剂局方》，大量使用辛香燥热之剂，耗损阴精，提出了批评，主张要善用滋阴养阴药物。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与临床成就，在元末明初医学界占有极重要地位，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直接师承他的有10 余人，私塾他的弟子就更多了。同时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日本就在15 世纪成立过"丹溪学社"以研讨提倡朱丹溪的学说。
（四）危亦林及其《世医得效方》危亦林（1277-1347 年），字达斋，南丰（江西南丰）人。他出身于医学世家，其高祖云仙长内科，伯祖子美精妇科、骨科，祖父碧崖善儿科，伯父熙载专眼科。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医籍，深得家传。他对内、外、妇、儿、眼、骨伤、口腔咽喉等科均有研究，尤其擅长骨伤科。他学识渊博，医术高超，曾任南丰州医学教授。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深感古代医方浩如烟海，难于检索应用，于是参考元代医学13 科目以分类，"依按古方，参以家传"，自泰定五年（1328 年）起，历时10 年，于顺帝至元三年（1337 年）编成《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后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阅，在至正五年（1345 年）正式刊印。
《世医得效方》是一部系统而丰富的综合性医著，特别是在骨伤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达到很高水平，为祖国传统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书中对人全身的骨折及关节脱位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作者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纳为"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即指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是指肱骨、前臂骨、股骨、胫腓骨四大长干骨骨折。并强调在诊断骨折的时候，必须要触摸辨别骨折移动的方向，首次记载了肩关节有前上方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指出足踝部骨折脱位有内翻和外翻的区别。进而对邻近关节部位的骨折，或脱位合并骨折又有较深刻认识。这表明我国元代骨伤科已对人体主要骨折与关节脱位有了较深刻认识，大大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
《世医得效方》在骨折与脱位的治疗方面有很多发明与创新。如其中第十八卷正骨金镞科（骨伤科），记述了危亦林在治疗最棘手的脊椎骨折时，首创世界悬吊复位法的成功治疗过程。危亦林认为脊椎骨折大多由挫伤所致，往往引起压缩性骨折，单靠手法整复难以复位，因此需要用悬吊的方法才行。具体做法是"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即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利用自身重力，使脊椎复位。最后又用大桑皮固定。这种悬吊复位的方法，不仅是我国骨伤科史上的重大发明，而且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英国医生达维斯（Davis）在1927 年才应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比危亦林晚了600 多年。
危亦林在治疗肩关节脱位时，采用"架梯复位法"和"杵撑坐登法"，在世界医学史上亦处领先地位。其复位原理类似唐代"椅背复位法"，但已不需医者的牵引和旋转，仅借助患者自己的身体下坠力来达到复位的目的。另外，《世医得效方》里记载危亦林对肘部脱臼骨折的治疗方法，除用手法复位外，还提出用夹板外固定。对足踝关节骨折脱位，则主张用牵引、反向复位的方法。在骨折复位后，强调要进行适当的活动，以防止关节的粘连。如肘关节复位固定后，"不可放定，或是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曲直不得。"治疗膝关节也指出："服药后时时用屈直，不可定放。"
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还特别重视麻醉术在骨折脱位治疗中的应用。他主张在骨折、脱臼复位时，先行麻醉，待病人不知痛时方可下手。他常用曼陀罗、乌头等麻醉药物，对其功效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使用剂量应根据患者年龄、体质、出血状况等而定。这是危亦林在我国医学史上继华佗之后对麻醉方法的新的发展，而华佗麻醉法详情已不得而知。危亦林关于麻醉法的这些论述与要求，与现代医学麻醉原则基本相同。在欧洲于19 世纪中叶发明乙醚、哥罗仿等麻醉药之前，日本著名外科医生华冈青州曾于1805 年使用过曼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佳话和先例，实际上他比《世医得效方》记载晚了460 多年。
《世医得效方》对骨伤科以外其它各科疾病的诊治也多有记载。如载有以盐水催吐，治疗霍乱、心腹暴痛、宿食不消的成功经验。有他进行外科手术的情景，他说："肠及肚皮破者，用花蕊石散敷线上，轻用手从上缝之，莫待粪出，用清油捻活，放入肚内。"缝合时必须"从里重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此书里还记载了危亦林既学习借鉴前人宝贵经验，又不为所囿，能根据不同情况辨证施治，灵活运用，勇于探索发挥的事实。实际上他编著《世医得效方》一书，本身就突破了祖传秘方秘不示人的传统观念。他化用古人小柴胡汤，视病证适当加大黄等药，不仅可清表解热，还可清恶血，利便溺。反映了他善于化裁古方的创新思想。
危亦林是我国元代一位著名骨伤科专家，另外在其它各科疾病诊治方面亦有较深造诣，是我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五）滑寿及其《十四经发挥》滑寿（1304-1386 年），字伯仁，号樱宁生。他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生于江苏仪征。自幼聪敏好学，能诗能文，曾拜儒学大师韩说为师，学习儒家经典诗文，并考取乡举。后遇京口（江苏镇江）名医王居中来仪征行医，他便转投王居中门下学医。在此期间，他在王居中指导下，精读了《素问》、《难经》等中国古典医籍，并对其进行了考订校释，著成《读素问钞》、《难经本义》，学业大有长进。
后来，滑寿不满足于已有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医术，并有感于当时医界对针灸学不够重视的现实，转而致力于针灸的学习。他认为，当时"方药之说肆行，针道遂寝不讲，灸法亦仅而获存"，故"针道微而经络为之不明"，"经络不明，则不知邪之所在"，于是遍访名家，拜著名针灸学家高洞阳为师，学习针灸。高洞阳为北方名医，学术思想类似李杲，医术全面而高深，滑寿经过几年工夫，尽得师传，并结合临床实践著成《十四经发挥》一书。《十四经发挥》为滑寿的代表作，共3 卷，成书于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其上卷为手足阴阳流注篇；中卷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下卷为奇经八脉篇。全书对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的起始与终点，穴位的分布、位置，气血、经络的运行，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督脉和任脉，有经有穴，和其它奇经不同。滑寿认为，人身上有任脉和督脉，好比天地有子午线。人身上的任、督是以前后的腹背而言，天地的子午线以南北而言，可以分亦可以合，分开来好象阴与阳不会混淆，合起来就浑然成一个整体。所以任、督两脉应该与十二正经并列，称为十四经。滑寿在《十四经发挥》中，还对十四经脉及周身657 个穴位图章进行了考证训释，并附以韵文表达，使他所论述的经络循行，空穴的部位等内容非常清晰明了。
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其理论根据是古代医籍《内经》和《难经》的一些观点，但他经过自己的精心研究，多所发挥。如对任脉、督脉的认识以及其它十二正经的阐释，补入了各经所属的经穴等，从而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成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正如近代针灸学家承淡庵所说："元代针灸能够盛行，应归功于滑寿。"滑寿《十四经发挥》不仅在国内有如此影响，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等国。日本国针灸医学的兴盛，就是从《十四经发挥》传入以后。
《十四经发挥》成书后，到清代国内只有薛内斋附刻于《薛氏医案》一种，直至近代承淡庵医师去日本考察针灸时，才发现了它的古本，买了回来。这个版本比日本人译本和薛氏本均详细。从此，《十四经发挥》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滑寿不仅擅长于针灸，而且在内科、外科、儿科等科亦有独到之处。时人称他精于诊而审于剂。他著有《伤寒例钞》，对伤寒等杂病有不少妙方，《宋元明清医类案》就选入了其中数则。
滑寿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而且医德亦高尚，他治病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求于他，即马上前往诊治，有时还无偿施医施药。所以在江南北和浙东西一带享有盛名，有病者以得他一言诊断而死亦无憾。
（六）蒙古族医学家萨德弥实及其《瑞竹堂经验方》萨德弥实，号谦斋，又名沙图木苏，蒙古族。初任石首县达鲁花赤，武宗至大四年（1311 年），陈南台御史，入为监察御史。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迁南台经历、江浙行省郎中。泰定年间，擢为江西建昌路总管。他同时是一个具有较深医学造诣的医学家，他利用工作之便，钻研历代名医方书，搜集民间验方，将其确有效验者，分门别类编成《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瑞竹堂经验方》成书于泰定三年（1326 年），共15 卷分作15 门，每卷1 门。其中诸风门，载药方40 个，主治腰酸腿疼，半身不遂，手足麻木，口眼歪斜诸症；心气痛门，载方5 个，主治急慢性心痛病；小肠疝气门，有方14 个，主治小肠疝气，阴囊肿痛，偏坠搐痛，脐下胀痛等症；积滞门，载方16 个，主治消化不良，肚中有虫，胸膈痞满，四肢困倦，呕吐等病；痰饮门，有方12 个，主治肺病，支气管炎等病症；喘嗽门，有方4 个，主治咳嗽、气喘等病；羡补门，载方60 个，是本书中重点。其方多为滋补类，有不少是人参、鹿茸、麝香等贵重药品。主治肾虚，体弱多病，眼目昏花，脏腑虚弱，五劳七伤等症；泻痢门，载方11 个，主治红白痢疾、腹泻肚疼等病；头面口眼耳鼻门，载方34 个，主治偏正头疼，眼目昏花，视物不明，眼内障病、红眼病，以及耳聋、鼻衄出血等病；发齿门，载方18 个，主治头发脱落、牙疼，白发等病症；咽喉门，有6 个方剂，主治单双乳蛾，咽喉肿痛等症；杂治门，有医方22 个，主治小便白浊、遗精，毒蛇咬伤，狂犬病，破伤风，刀伤，反胃呕吐等多种疾病；疮肿门，载方53 个，主治疔疮、背疽、疥疮、头疮、皮癣、刀斧伤等各病；妇人门，载方16 个，主治妇女月经不调、难产、血崩、血积疼痛等多种妇科疾病；小儿门，载方33 个，主治小儿心腹胀满，呕吐气急，腹泻，消化不良、痢疾，脏腑怯弱、口疮、热毒斑疹、心神烦闷、咳嗽等儿科各种疾病。
《瑞竹堂经验方》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卓有成效的药方，在我国药物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明《永乐大典》称此书"其处方最为醇正。"元人王都中、吴澄在此书序中说："谓病之有方不难，而方之有验为难"，而萨德弥实书中之方"遇有疾必谨试之，屡试屡验"，并断言《瑞竹堂经验方》将流传后世。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就吸收了大量此书的内容。此书后还流传入日本。
《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在我国数百年来一直流传不断，时至今日中医常用的一些方剂中，不少仍是此书所载原方，或经过后人加减修改演变来的验方。如现在常用的八珍散，即萨氏书中所载的四君子汤、四物汤的并方，今天的四制香附丸等成方，亦多出自此书。此书疮肿门中所载返魂丹，与今天所常用的梅花点舌丹、夺命丹多所相似，所治病症也相同。另外，此书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作为一个蒙古族，他很注意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和蒙古族人民由于游牧生活，很容易发生骨伤阴冷病的实际，在书中所载验方，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数量占有很大比例。如活络丹、木瓜虎骨丸、黑弩箭丸、换骨丹、七乌丸、接骨丹等。这些是"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在成药方面，此书中所列方剂大都是散、丸、膏、丹，汤剂很少，这也适合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民游牧生活的需要。在分门别类方面，也较合理得体。由此可知，《瑞竹堂经验方》确为我国14 世纪初的一部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其部分内容并鲜明地反映出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其实际功效与使用价值也为几百年来的医学实践所证实。
《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在元明时期曾多次刊行，共15 卷，但原版今已难觅，今可见者是《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转录的部分内容，只有5 卷24 门。后清人丁嘉鱼又从明滇府《袖珍方》里再辑录一部分编入《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中，其集方188 个。1957 年，国内曾按此版本校印出版，但从所载方剂数字来看，"计亡阙已十之五六"，且有不少重复与虚漏之处。1982年，浙江中医研究所与湖州中医院，经过广泛搜集，重订出版了此书。他们将诸多版本史料相互校对，删重补缺，合辑得方344 个，并按各方药性编入相关门类，编辑成《重订瑞竹堂经验方》一书，于1982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该重订本比较接近萨德弥实原书的面貌，是研究萨氏《瑞竹堂经验方》最好的本子。
（七）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医药学我国诸多少数民族在医药学方面亦有自己独特而悠久的传统，及符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特点，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与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多所交流，为丰富发展中华医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医药学。
1。蒙古族医药学蒙古族地处大漠南北，气候条件较恶劣，同时由于从事游牧生产，容易跌打损伤，所以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特别是与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病治病方法。诸如灸疗、正骨、外伤、内科、饮食疗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如蒙古族的灸疗，在很早以前就有记载。成书于1000 多年前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中，就记载有"蒙古灸"。蒙古灸疗是从热敷疗法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奶油）拌小茴香涂在毛毡上加热裹敷的疗法"。中国古代医籍《内经》里记载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虽然《内经》所说泛指北方民族，但肯定也包括了蒙古族的先民，并指出内地的灸焫（即灸法）亦最早由北方传进来。灸疗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疗法，具有操作简便，用具简单，疗效确实，适合游牧民族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及北方寒冷气候的特点。
据13 世纪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所著《史集》中言，早在蒙古汗国以前，蒙古人就有自己的药剂与疗法，如他们掌握了用"合迪儿"（一种烈性药）来治病。此书又说蒙古兀剌速惕、帖良古、客失的迷诸部"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方法很好地治病而闻名于世"。虽然由于史书对这些药物及其疗法详情疏于记载，但此时蒙古人已懂得用药物方剂来治病是肯定的。
蒙古族在古代对骨伤和外伤的疗法有独到之处。如在蒙古汗国前后史书已记载蒙古人用烧红的烙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窝阔台汗的箭伤就接受过烙治。他们还用刚刚宰杀的牲畜皮裹于患处治疗外伤，用蒸气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热血浸疗法治疗箭伤。如《元史》里记载，成吉思汗的名将孛斡尔出在一次奋战中"身中数矢，太祖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遍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孛斡尔出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另外，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蒙古汗国时期，蒙古人已习用大黄等药物治疗军中流行的瘟疫，《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蒙古牧民喜用肉苁蓉治病。西藏著名医学家宇妥的传记中，有关于蒙古刺血疗法传到西藏的记载。刺血疗法是蒙古族的传统外治术之一，它对于治疗外感风寒，简便易行，确有奇效，至今仍为蒙古族人民所习用。
古代蒙古族人民虽然有一定的医疗手段，但毕竟受自然条件与科技水平的限制，缺医少药，所以，他们很注意利用饮食来达到防病治病目的。他们认识到，一般随处可见的食物如奶食、肉食、肉汤之类，只要食用得当，都可以起到滋补强身、防病治病的作用。特别是羊肉性暖，对暖肚祛寒有奇效。这是古代蒙古人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饮食疗法的前身，这种治疗法很适应于以游牧为主、狩猎为附的蒙古族人民的劳动与生活。其后他们用马奶酒治病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朝建立后，蒙古社会制度也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加之国内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与国外交往也空前活跃，所以，蒙古族医药学也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蒙医学已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医疗理论，并有太医院、上都惠民司等医疗机构进行管理。
在医疗理论方面，据史书记载，蒙医学者已认识到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主要靠赫依、希日、巴达干"三要素"来维持。三者在体内相互平衡时保持着人体健康，如失去平衡则会出现病变。其中赫依可以调节生命活动的各个环节，它是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如果人体因忧虑过度、精神紧张、饮食劳倦、房劳不节及吐泻和失血过多等原因，就会造成赫依失常偏盛，引发神经衰弱甚至失常及腰腿关节疼痛等症状。希日，是维持人体体温及各组织器官热能的物质。它属阳性，与肝胆等脏器关系最为密切，可滋生阳火、振奋精神、消化食物。但如果因天气炎热、饮食不当、劳累过度等，希日就会偏盛，造成口苦、烦渴、狂躁等热性病状。巴达干，是存在于人体内的营养性物质，性属阴。如果它的比例适当，可增强体质、帮助消化、滋润皮肤，如着冷受凉、劳累过度、过食油腻等就会使它失调，从而出现消化不良、腹胀满闷、腰腿酸痛等寒性病症。当然，这些论述多见于明清以后的蒙医学著作，不过从其论述中亦可窥到元代蒙医学也已通晓这些道理，并辨证施治。明清以后，蒙医学对这三者论述更详细缜密，每一因素失调引发的病证多达数十种，相应采取的方剂也很多。
另外，元代蒙医学大量采取的灸疗法，以热动物皮裹患处等疗法是以热治寒的理论为指导的，而以马奶酒进行滋补治病又是以寒治热理论的体现。此二者说明今日蒙医学将疾病分为寒热两大类，在元代已初其端倪，或者说元代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在人体解剖方面，元代蒙医学者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如据史书记载，世祖中统三年（1262 年）的一次战争中，一勇将左肩中箭拔不出，为治疗其箭伤，上命取死囚二人杀之作解剖，知此位置深浅方位，然后取出了这位勇将体内的箭，治好了他的箭伤。这种以人体解剖指导治疗，不但丰富了蒙医学对人体构造的认识，也促进了其骨伤科的发展。
在骨伤科方面，元代蒙医学已突破了前期只能一般正骨治外伤的局限，将其发展为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的学科。其正骨已不只是一般的脱臼复位，而且对脊椎骨伤等疑难病证也可治疗。有的笔记体史书里曾出现这样的记载，一勇士脑袋被砍下，医者赶快杀了骆驼，开腔将勇士头与脖颈放入使其热，然后相接，鲜活如初。当然这种记载未必可信，不过借此说明当时蒙医学骨伤术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或许可为佐证。蒙医学治疗骨伤的技术在元代传入内地，还促进了中国元朝骨伤科的发展。另外，蒙医学在使用热动物皮治病的基础上，在元代还扩展为用鱼皮裹患处亦可治病。如《元史》里记载世祖忽必烈曾遣使赴高丽取鱼皮以治脚疾。说："以其（鱼）皮作靴（穿）则立愈，盖帝有足疾故术之。"于是高丽王献鱼皮十七领。动物皮即用是热的，而鱼系冷血，其皮当然也是冷的，冷热皮裹患处都可治病，这可以说是蒙医学的一个创造。今天用羊皮、艾虎皮裹患处治病，在内蒙古牧区或半农半牧区仍有使用。
在饮食疗法方面，元代蒙医学的认识比前期更进了一步。如知马奶酒性冷、味甘、止渴、治热，广泛应用。《鲁布鲁克东行纪》里写道："忽迷思（马奶酒）为蒙古人游牧习用之饮料。。忽迷思可以久存，相传其性滋补，且谓其能治瘵疾。"说明对马奶酒等饮食治病已有了深刻认识。
另外，据史书记载，元代蒙古人还善于治疗脑震荡。惜具体治疗法语焉不详，无从知道，不过从今天蒙医学者治疗脑震荡的具体操作可知，是采取"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先震后静"的辨证治疗方法，即根据不同症状采取不同治疗法。
元代蒙医学还吸收了国内外其它民族的先进经验。如曾将本草类书译成蒙文，元政府设了广惠寺，由阿拉伯医生主持，元上都有意大利医生行医，以及藏族医学等，这些都对蒙医学产生了良好影响。同时，蒙医学对其它民族的医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代是蒙医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为后代蒙医学的完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蒙医学在诊断方面采取望、问、切，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方法，治病多用成药，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有不少在元代已有记载。
2。藏族医药学藏族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时，是藏汉医药学交流的时代。文成公主于唐贞观十五年（641 年）进藏时，带去大量书籍和百工技艺（包括药品和医生）。这些书籍中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等，并被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后来金城公主进藏时再次带入大批医药人员和书籍，当时汉医马亚纳（藏文译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根据这批医学著作编著成《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这种交流促进了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藏族医药学的真正系统创立，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王室御医宇妥·云丹贡布做出了重要贡献。8 世纪后期，宇妥·云丹贡布受吐蕃王室的派遣，数次入唐，在五台山、打箭炉，以及藏南、日喀则、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游历，学成医药学返回吐蕃后著成《四部医典》（或译作《医方四续》），分为"根本续"、"详解续"、"口诀续"、"外续"，对于人体病理、病症分类、治疗方法、炮制药物等，作出全面辨证论述，奠定了藏族医药学的基础。宇妥·云丹贡布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到了元代，由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藏族医药学在《四部医典》的指导下，无论在理论充实、临床诊治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此时藏族医药学对蒙古族等民族的医药学影响尤为明显，现代蒙医学仍将《四部医典》作为重要典籍来学习，同时蒙古族及汉族等民族的医药学也对藏族医药学产生了影响。
元代是藏医学的承前启后时期，它对今天藏医学的繁荣发展的贡献亦是很大的。藏族医药学的主要理论认为：由经脉肌骨和五脏六腑构成人体，存在着3 种基本因素（风、火、水土）、7 种物质（饮食、血、肉、骨、脂、髓、精）和3 种排泄物（尿、粪便、汗），人体因内外因素失调而产生疾病。其诊断学主要特点为望、闻、问、切，如望舌苔、辨尿色味、询问病情和以3 个手指切诊寸、关、尺脉等。其治疗方法分内外两种疗法，内疗服用药物，也有因迷信而服用符箓等者；外疗有手术、针砭、艾灸、拔火罐、按摩、敷药、熏蒸、擦浴等方法。药物主要有动物、植物、矿物及人体之物等，将其炮制成丸、散、膏、丹、汤、浆、油、酒等使用。另外，元代还有念诵经咒祈祷等治病方法。
藏族医药学还有建立学校培养学生的传统。元代主要是在寺院里培养，到了1916 年，拉萨成立了"门孜康"，汉意为藏医藏历院，使这种教育更走上正轨。
3。维吾尔族医药学维吾尔族医药学亦有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亦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唐代官方修撰颁行的药物文献《新修本草》中，就记载有新疆出产的药物100 多种，说明当时维吾尔族先民就已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施药治病方法。另早在高昌回鹘（西州回鹘）时期，维吾尔族已有回鹘文医书，其中有许多治疗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妇产科的药方，并包括了食疗方。在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时期，能进行外科手术的著名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曾撰写了《医疗法规解释》一书。
到了元朝，维吾尔族医药学与汉族等民族的医药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如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安藏曾将《难经》、《本草纲目》等汉文医学著作，翻译成维吾尔文，向维吾尔族人民介绍汉族的医学成就。汉族等民族也吸收了维吾尔族医学的一些独特治疗方法。这种交流与学习，使维吾尔族医药学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具体临床诊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形成独特体系。如其理论方面坚持以"土、水、火、空气"为代表的"四大物质学说"，及"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的"四津体液学说"，在人与自然，人体内部也有系统的辨证理论。在诊断方面，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在治疗方面，对内科疾病以服药为主，多用糖浆剂和膏剂，并有熏药、坐药、放血、热敷、拔火罐、饮食疗法等方法，对心脏病、肝胆病、胃病、结石、痢疾、精神病等病症有较好疗效。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就记载有维吾尔族饮食疗法。对外科疾病的治疗有服药、敷药、烙法、热罨、结扎与普通手术等方法。在吐鲁番等地还有埋沙疗法，此种方法对治疗各种类型的关节炎、慢性腰腿疼、坐骨神经痛、脉管炎、慢性附件炎等，有明显疗效。这种方法后还传入了蒙古地区及内地。
八、食疗学与养生学食疗学与养生学本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源远流长，在二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及其它著作中已有记载，其后历代不衰，到了元代，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加之统治者比较重视，使其又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本书单辟一章给予介绍。
元朝统治者对食疗学比较重视，如元著名饮食家、饮膳太医忽思慧在上世祖忽必烈表中说："钦惟世祖皇帝圣明，按周礼天官，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分职而治，行依与故，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于本草内，选无毒无相反，可久食补益药味，与饮食相宜，调和五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积制。。。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朱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①可知元代开国之初，即非常重视宫廷饮食卫生，专设饮膳太医4 人，掌管宫中饮食起居，并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具有相当的科学水平。
元统治者对养生学亦非常重视。早在太祖成吉思汗时代，就曾召著名道教人物长春真人邱处机到西域论讲长生之道。世祖忽必烈登基称帝后，施行汉法，对儒、释、道、医、卜等文化人相当重视，让佛、道等宗教派别自由发展并加以扶持鼓励，使其气功等养生法在阐释前代典籍的基础上颇多发挥。
正是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在中医理论及道家等养生学说的指导下，元代涌现出了一批食疗养生学家及其著作，标志着元代在食疗养生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蒙古族食疗与养生学家忽思慧编纂的中国饮食学史上第一部食疗养生著作《饮膳正要》；元政府主持编纂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贾铭的《饮食须知》；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长春真人邱处机关于养生的论著；李道纯关于气功养生的专著《中和集》；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等。另外，一些医学名家如朱震亨、李杲、危亦林、滑寿等人的著作里，谈饮食养生的内容亦随处可见。
元代由于国家空前大一统，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所以，其食疗学与养生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民族特色。如涌现出了少数民族食疗营养学家，其著作中有不少论述少数民族的食疗与养生学知识，丰富了中华食疗养生学。
（一）蒙古族食疗营养学家忽思慧及其《饮膳正要》忽思慧，又名和斯辉，元代著名的蒙古族食疗营养学家。他在仁宗延祐年间曾任宫廷饮膳御医，他利用这有利条件"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①。
《饮膳正要》成书于文宗天历三年（1330 年），全书共3 卷。它共辑录了314 种饮食品种，并详细介绍了其制作过程、烹调技艺、避忌适宜，及其
① 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序。
① 忽思慧《饮膳正要》序。
医疗作用。每卷内又有大量插图，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其第一卷包括三皇圣纪、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聚珍异馔等6 部分。"养生避忌"主要论述人们要善于保养，食不过度，动不太劳，才能健康长寿。"妊娠食忌"与"乳母食忌"两部分主要谈妇女在妊娠与哺乳期间在饮食方面要有所避忌，才能保证母亲与婴儿的健康。"饮酒避忌"主要讲饮酒不能过量，否则对身体不利。"聚珍异馔"是第一卷的主要部分，讲述了94 种对人体有好处的膳食的性质、做法。其中既有汉族传统食品，也有各兄弟民族的食物。如汉族常吃的"鲤鱼汤"、"芙蓉鸡"、"鱼脍"等。鲤鱼汤能"治黄疸、止渴、安胎"。其做法是取鲤鱼去鳞，剖内脏，加芫荽、葱、盐、酒等腌拌后下锅。更多的是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食物，其中以羊肉或羊内脏做原料的就占75 种。如"柳蒸羊"、"颇必儿汤"，以羊肉羊骨做原料，可"主男女虚劳，寒中羸瘦，阴气不足，利血脉，益经气。"还有今新疆地区的"畏兀儿茶饭"，已失传的西夏民族的"河西米汤粥"、"河西肺"。河西米汤粥对人体有"补中益气"的作用，以羊肉、河西米为原料，河西肺以羊肺、韭面、酥油、胡椒等为原料。另还介绍了回回饮食，如其"秃秃麻食"，俗称手撇面，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食品，能"补中益气"。
第二卷包括诸般汤煎、诸水、神仙服食、食疗诸病等4 部分。其中"诸般汤煎"主要论述了56 种汤茶之类饮料。这些膳食菜汤都是具有各种滋补作用的补养汤。如"人参汤"，可"顺气、开胸膈、止渴生津"，其原料是"新罗参、桔皮、紫苏叶、沙糖"，其做法是"用水二斗，熬至一斗，去滓澄清"。任意饮用。另还有不少浆、膏、丸、煎和饼等饮食，亦可滋补身体，有的原料还包括麝香、檀香等贵重物品。特别是其中还介绍了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饮料。如马思哥油："取净牛奶子，不用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为酥。"这与今天蒙藏等民族的黄油、酥油是一样的。"诸水"部分主要介绍了"玉泉水、井华水、邹店水"等。"神仙服食"部分，主要介绍天门冬、茯苓、枸杞、生栗子、胡麻、菖蒲、莲子等对人体的滋补作用。特别是其中提到用诸药相配成一种药枕有医疗保健作用，可说是我国医疗史上最早介绍药枕的范例。"食疗诸病"部分，介绍了61 种食物的医疗保健作用，并且明确谈到，五谷杂粮、各种肉类，只要搭配得当，完全可以起到医疗保健作用，说明元代我国食疗学确实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如其中羊肉羹：可"治肾虚衰弱，腰脚无力"，用羊肉、萝卜、苹果、陈皮、良姜、胡椒、葱白为原料，水熬成汁，入盐酱熬汤，下面■子，作羹食之。将汤澄清，作粥食之，亦可。
第三卷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米谷品"，介绍了米、面、豆、麻等23种食品的性质、味道及医疗保健作用。特别是其中介绍各种酒类，如"阿剌吉酒"，系由"回回"传入，阿剌吉阿拉伯语意为"出汗"，此酒用蒸馏法制成，类似汗珠。我国古代用酒曲制酒，游牧民族则用马奶发酵酿酒，用蒸馏法制酒即今天的白干酒，则从阿拉伯传入，对我国制酒业产生巨大影响。第二部分"兽品"，讲了31 种家畜野兽肉食。其中最多的是羊肉，言"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羊头，凉，治骨蒸脑热，头眩瘦病。羊心，主治忧恚膈气。羊肝，性冷，治肝气虚热，目赤暗。羊血，主治女人中风、血虚、产后血晕闷欲绝者，生饮一升。羊五脏，补人五脏。羊肾，补肾虚，益精髓。羊骨，热，治虚劳，寒中羸瘦。羊髓，味甘温，主治男女伤风，阴气不足，利血脉，益经气。羊脑，不可多食。羊酪，治消渴，补虚乏"。这可说是在我国营养学史上，对羊的各部位食疗价值介绍的最详细的史籍。第三部分"禽部"，介绍了17 种家禽、野禽肉的味道、性质及对人体的滋补治疗作用。其中尤以对鸡介绍最细。第四部分"鱼品"，介绍了22 种鱼、虾、蟹等食品。如说蟹肉，主胸中邪热结痛，通胃气，调经脉。蛤蜊，味甘，大寒无毒，润五脏，止渴平胃，解酒毒。第五部分"果品"，介绍了39 种水果食品，分别罗列论述了其药用价值。如梨子，味甘寒无毒，主治咳嗽，利小便。第六部分"菜品"，讲了46 种青菜的性质及对人体的作用。第七部分"料物性味"，介绍了28 种佐料的性质及其保健作用等。《饮膳正要》作为我国第一部食疗营养学著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详细的论述，在我国食疗养生学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它继承了我国食、养、医结合的优良传统。它对每一种食品的叙述都涉及养生和医疗两方面的效果和作用，其所载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且均详述其制作方法和烹调细则。这些饮食既是佳肴美味，又是强壮体质，延年益寿，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良药。
其次，该书在论述饮食营养的同时，还有不少篇幅谈论人体健康的诸多方面。如序中说："保养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脏，五脏和平，则气血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都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强调既要饮食适度，时间相宜，新鲜勿陈，又要精神愉快，心志安定，才能诸邪不侵，调和守中。注重精神愉快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另外，还指出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防病胜于治病"。这些都从综合角度论述了人体保健的重要性。再次，本书可补本草之不足。忽思慧在序中曾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如卷一炒狼汤条："古本草不载狼肉，今云性热治虚弱，然食之未闻有毒"；卷三更详细载狼肉、狼喉嗉皮、狼皮、狼尾、狼牙的功用、主治。卷二对某些药物的功用作了补充，如"治小便不通，鸡子黄一枚生用"，亦为以前本草所不载，颇有参考价值。明代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引用不少此书内容。如书中"羊"条下所引《饮膳正要》食疗方就有治骨蒸久冷方，治腰痛脚气方等五则。
另外，《饮膳正要》很重要的一条贡献是反映了当时国内各少数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饮食文化交流的史实。作者作为蒙古族，除大量反映本民族食品外，还介绍了维吾尔祖先的"畏兀儿茶饭"，回族先人的"回回饮食"，古西夏国的"河西米汤粥"、"河西肺"，古天竺国（印度）的"八儿不汤"等。这些宝贵资料不仅为研究我国饮食文化史提供了佐证，而且对研究当时社会现实及中外交流亦可作参考。
《饮膳正要》现有明经厂刊大字本（残存卷二），涵芬楼影印明景泰间刊本，1934 年商务印书馆铅印国学基本丛书，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等。（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与饮食交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日用百科全书，它成书于元代，文字通俗，内容丰富，诸如家法家礼、择居出行、种植牧养、饮食卫生、修身养性等关乎百姓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縻不记载，所以在民间流传很广。特别是在饮食方面，它基于元代交流空前活跃，所以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及国外民族的食物亦多记载，对了解其饮食文化交流有很高参考价值。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共10 集，每集以天干划分，其甲集为"为学"与"家书通式"等；乙集为"家法"与"家礼"等；丙集为"仕宦"与"周公出行吉日"等；丁集为"宅舍"与"牧养良法"等；戊集为"农桑类"与"宝货辨疑"等；己集为"诸品茶"与酒曲类等；庚集为"饮食类"与"染作类"等；辛集为"史学指南"等；壬集为"卫生"与"治诸病经验方"等；癸集为"谨身"与"修养秘论"等。
该书在庚集"饮食类"里，详细介绍了面酱和生黄酱的制作方法，其原理今天不仅仍广为农村手工操作所延用，而且工业生产也习用此法。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里，此书可为最早最详细的介绍，说明我国最迟在元代已掌握了用面团蒸熟经霉化和发酵制甜面酱，用黄豆煮熟拌面粉发霉发酵制豆酱的技术。
元代民族交流融合的加强，使我国人民的食谱也愈丰富多彩，不仅有大量的汉族传统食物，而且还有不少"蒙古饮食"、"回回饮食"、"女真食馔"、"畏吾儿茶饭"和"高丽糕点"等美味佳肴。这些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里均有详细介绍。
如"蒙古饮食"类有：暗木宿（蒙古饭），不杂（蒙古粥），兀都麻（蒙古烧饼），罗撒（蒙古汤面），口涅（蒙古馒头），马思哥油（酥油），舍儿别（果子露）和阿剌吉酒（蒸馏酒）等。
"回回食品"类有：秃秃马失（小面饼煮熟，入炒肉汁食），八耳搭（蜜汤调豆粉），古剌赤（鸡清、豆粉、酪拌匀，做薄饼），海螺蛳（鸭卵汁、细切羊肉、酒料、豆粉调糊入瓶内煮熟，切片），河西肺（用豆粉面蜜酥，果仁包，灌羊肺，煮熟），哈尔尾（炒面入蜜水按片切作），糕麋（烂羊头去骨、下米粉蜜作），卷煎饼（百果作馅，油炸）等。
"女真食品"类有：厮利菜冷羹葵（用葵菜嫩心、鸡羊肺丝加五味作），塔不剌（用葱椒油酱熬开后，下鸭或鸡鹅，慢火煮熟），撒孙（熟煮野鸭或鹌鹑，酱芥盐拌），柿糕（粘米干柿同捣，粉蒸熟，入果仁作饼），粟糕（粟为粉，少加粘米粉，蜜水蒸熟）。
元代不仅国内各民族饮食相互交流，而且国际间饮食交流也相当普遍。
如用蒸馏法制作烧酒就是元代时从阿拉伯传入的。元画家朱德润在《阿剌吉酒赋》中说：烧酒原名阿剌吉，元时西征欧洲，归途经阿拉伯，将酒法传入中国。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得其法。"还有营养丰富的胡萝卜也是在元代传入我国的。《本草纲目》中说：胡萝卜"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蔬菜小品》与《辞源》等书也都有关于胡萝卜原产欧洲，元时由西域传入我国的记载。同时，我国特产茶叶也是元代由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第一次带到欧洲。这些内容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里亦有记载，由此可见此书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三）其它食疗营养学著作1。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倪云林所编纂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是元代一本食疗营养学专著。
全书共载饮食品46 种，其中有菜肴类31 种，点心10 种，饮料4 种，调料1种。它详细记载了各种饮食的取料、加工和烹调制作法及营养价值，并附制香灰法和洗砚法。倪云林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如其后记中所说："饮食，人之大欲存焉，固日用之不可缺者，若何胤朵颐碪几，以刳脔取味，非所为训。东坡晚年戒杀，一茹蔬菜，亦非先王养老之意也。是编为云林堂饮食制度，烹饪和谙，既不失之惨毒，而蔬素尤良。百世之下，想见高风。使好事者，闻之斯敛衽矣。"即将饮食这人类生存之最基本要素的制作和营养等介绍给世人，使人们有所遵循，并希冀流传后世。
本书记载了酱油、点心、菜肴、饮料等的制作方法及营养价值。点心方面有：煮面、煮馄饨、黄雀馒头、冷淘面、糖馒头、手饼、蜜酿红丝粉、熟灌藕、白盐饼子、水饼等10 种；菜肴方面有：蜜酿蝤蛑、煮蟹法、酒煮蟹法、新法蛤蜊、雪庵菜、煮麸干、蚶子、青虾卷、香螺、江■、螆鱼、田螺、■肉羹、腰肚双胞鸡、醋笋法、烧萝卜法、糟姜、煮摩茹、煮鲤鱼、蟹鳖、煮猪头肉、川猪头、鲫鱼肚心羹、黄雀、烧猪脏或肚、烧鹅、江鱼、煮决明法等31 种；饮料方面有：郑公酒、菊花茶、莲花茶及香橼煎4 种。本书对这些食品的取料、烹调、烧煮、制作、酿造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而具体的介绍，所选食品都比较精美而富有营养价值，经过加工后都是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2。贾铭的《饮食须知》贾铭（1269-1374 年），字文鼎，号华山老人。元明间浙江海宁人。资雄海上，好宾客，能赈人之急。入明，他已百岁，明太祖朱元璋召见问他颐养之法，他对曰："要在饮食"。寿至106 岁而终。他所著的《饮食须知》成书于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全书共8 卷，记载食物325 种。其中卷一为水火，专论各种水及燃料不同的煮食用火；卷二为谷类，共33 种；卷三为菜类，共74 种；卷四为果类，共51 种；卷五为味类，共32 种；卷六为鱼类，其中包括爬虫类共64 种；卷七为禽类，共32 种；卷八为兽类，共39种。
《饮食须知》内容丰富，囊括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以及各种植物果菜，其中最显著的特色是主要论述这些饮食的性能及适宜禁忌。如本书序中说："饮食藉以养生，而不知物性有相宜相忌，丛然杂进，轻则五内不和，重则立兴祸患。是以养生者亦未尝不害生也。历观诸家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半，令人莫可适从。兹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查耳。"由此可知，贾铭对食物的相宜相忌有一明确认识，他知道如果诸物杂进，不讲科学，就会不利于养生，重者会立致病患，所以他鉴于诸家本草注疏对此不够重视，因而重点选择食品的反忌给予论述，编纂成此书，以利于食者检索。从而亦可看出，此书确为颇具特点的食疗学著作。《饮食须知》有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较易得。
另外，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杲有《食物本草》，朱震亨的《格致余论》里也有不少食疗方面的内容。
（四）邱处机及其养生理论邱处机是位得道高人①，他在养生学方面修养颇深，元太祖成吉思汗曾慕
① 邱处机生平经历详见《地理学》部分。
其名于1219 年召他到西域雪山，请教长生不老之法。他的养生理论主要见于他的弟子李志常根据他赴西域雪山拜见成吉思汗经历而写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根据他在西域雪山与成吉思汗论道内容而整理成的《玄风庆会录》，以及他所著的《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等书中。
邱处机养生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去声色、屏滋味、保中和、养气血。如他在西域雪山对成吉思汗说："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唯学此耳。。。故世人爱处不爱，世人住处不住。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但有执著，不明道德也。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乎气。譬如气鞠，气实则健；气散则否。人以气为主，逐物动念则元气散，若气鞠之气散耳。"①道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一个中心观念，也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和根本教义，邱处机引用此来说明世界万物均由道而生，人当然也不例外。人由道而生后，就"以气力主"，如逐物动念，追求声色犬马就会使此元气散，人当然也就谈不到健康甚至也就不存在了。
这气又是何物呢？邱处机说："夫神为子，气为母。气经目为泪，经鼻为■，经舌为津，经外为汗，经内为血，经骨为髓，经肾为精。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常使气不散则如子之有母；气散，则如子之丧父母，何恃何怙！"②即邱处机认为气与神的关系犹如母子，母亲对人来说当然是绝不可缺少的。具体诠释"神"与"气"二者的意义与关系，显然此处的神是指中医理论中常说的"神"，即广义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包括生理性或病理性外露的征象，"气"是指人体内流动着的富有营养的精微的物质，同时也泛指脏器组织的机能。所以，邱处机所言的犹如母子关系的神与气，气是神的物质基础。气供给人体各部位营养，没气人就没有了依靠，当然也就活不成了。可见，邱处机把保气放在人体养生中的极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才能够保气呢？这就进一步涉及到了邱处机养生理论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即要去声色、屏滋味、保中和。其中由于邱处机为出家人，对去声色更为重视。他说："夫男阳也，属火；女阴也，属水。唯阴能消阳，水能克火。故学道之人首戒乎色。夫经营衣食则劳乎思虑，亦散其气，而散少；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而散之多。"邱处机从道家观念出发，将男女比作水火不相容，指出男女色欲比经营衣食更伤精神。并愤而指责："其愚迷之徒，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恣其情，逐其欢，艳其精，损其神，是致阳衰而阴盛，则沉于地为鬼，如水之流下也。"①虽言之过于激切，但从养生学角度来看，节声欲对人体保健确有好处。他其后对这种观点也有修正，如其说："（色欲）虽不能全戒，但能节欲则几于道矣！"这就更富科学性了。
其次，邱处机对节制物质享受，保持精神愉快方面，也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他说："出家学道之人恶衣恶食，不积财，恐害身损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饮食居处珍玩货材亦当依分，不宜过差也。"即一般人也不应过分贪求物质享受，应有所节制。他还说："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
① 《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27 页。
② 《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27 页。
① 《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30 页。
即太怒、太喜、太思虑忧愁时对健康也是不利的，要保持身体中气的中和。邱处机上述养生理论无疑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符合我国中医关于养生的论说，直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另邱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是一本专门论述养生的著作。此书分四季阐述，每季之前以该季摄生消息为题，开始数句摘录《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文，然后随文释义，附以摄养注意事项；次则介绍该季所应之脏腑，最后论述该脏相病法。如"春季摄生消息"，先摘录《内经》文，次述"肝脏春旺"，最后介绍"肝脏相病法"。其它亦依此法。此书所谈养生法，亦与他前述养生法一脉相承，主要阐述要节欲保身、无为清静思想。《大丹直指》二卷，是邱处机关于道教内丹方面的著作。该书以天地生成、人体禀生过程阐明内丹的基本原理和行功方法，认为人与天地禀受相同，出生之前，在胎中混混沌沌，为先天之气，出生以后，脐内所藏元阳真气逐时耗散，以至病夭。指出人须"先使水（肾气）火（心气）二气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脱出真精真气，混合于中宫，用神火烹炼，使气周流一身"，方能"气满神壮，结成大丹"。全书用图、诀、诀义等详述9 种炼丹的方法，即"五行颠倒，龙虎交媾"、"五行颠倒，周天火候"、"三田返复，肘后飞金精"等为小成之法，能补虚益气，返老还童。"三田返复，金液还丹"、"五气朝元，太阳炼形"、"神水交合，三田即济"为中成之法，谓可长生不老。"五气朝元，炼神入顶"、"内观起火，炼神合道"、"充壳升仙，超凡入圣"为大成之法，谓可成仙。
（五）其它气功养生学著作气功养生是我国一种独具特色的养生方法，它丰富了中国的医学理论，为人们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的历史悠久，历经数千年发展，特别是到了近30 年，气功养生学在医学、养生学、人体科学和其它科研领域被日渐广泛应用，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并还形成一股股气功养生热。这其中元代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涌现出了一批气功养生学家及其著作。如除上面提到的邱处机及其著作外，还有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李道纯的《中和集》，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陈致虚的《金丹大要》，王珪的《泰定养生主论》等。
1。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李鹏飞，字澄心，元代池州（安徽贵池）人。少聪慧，通儒学，后转学医，人称儒医。后在淮遇一宫道人，年90 而鹤发童颜，问其长寿诀窍，答曰此本正常。人本来应有天、地、人三元180 岁，由于不戒慎、禁忌、保养，才致寿短。李鹏飞有感于此，编著了《三元延寿参赞书》，其目的也是使人们节欲、慎食、保健康。
《三元延寿参赞书》五卷，成书于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全书以天、地、人三元立论，以精气不耗、起居有常、饮食有度为养生原则，从理论到具体摄生之道对人的养生作了论述。其中卷一为《人说》和《天元之寿精气不耗者得之》章，主要论述了要节欲。强调要"欲不可绝"、"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欲有所忌"，具体指出男女之欲要有节制，少男少女不宜早婚，男子酒后或妇女身体不好不宜行房事，以及孕妇和婴儿的诸多禁忌等。卷二为《地元之寿起居有常者得之》章，主要阐述勿喜怒不节、悲思太甚等精神调养内容，并介绍起居有常、四时调摄、天时避忌、爱惜津唾、栉浴洗面、栉发、衣着、行立坐卧以及大小便等日常生活的养生之道。卷三为《人元之寿饮食有度者得之》章，主要论述要饮食有度、谨和五味才可健康长寿。其中又分"五味"、"饮食"、"食物"、"果实"、"米谷"、"菜蔬"、"飞禽"、"走兽"、"鱼类"、"虫类"等部分，介绍了150 余种食物的宜忌。卷四为《神仙救世却老还童真诀》章，主要介绍延年益寿秘诀，包括服食补药、导引法及还元图等内容。其中所谓秘诀，即就是要保养元气，不受欲念、饮食不当及喜怒哀乐等侵蚀。卷五主要为论理，包括"神仙警世"、"阴德延寿论"、"亟三为一图歌"等。《三元延寿参赞书》所载养生之道，颇为系统，蔚为大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言："仆此书不过顺夫人之天，皆日用而不可缺者，故他书可有也，可无也，此书则可有也，必不可无也。"此书今有明万历三十一癸卯（1603年）虎林胡氏文会堂校刻格致丛书本及多种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影印本较易得。
2。李道纯的《中和集》李道纯，字元素，号清庵，别号莹蟾子，元代仪征人，出于白玉蟾门人王金蟾门下。自称其宗曰"全真"，证明他合流于全真道北宗，为江南最早的全真道士。他著述颇多，除《中和集》外，尚有《道德经注》等。《中和集》书名取自他的匾额名。
《中和集》六卷，元初传统气功内丹术的主要著作。全书以守中为要诀，说："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并以儒、佛、道之说来解释其"中"的含意。儒家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佛家说："不思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佛家之中也；道家说："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可见李道纯说的所谓"中"，即指排除喜怒哀乐情绪，使人体处于中和静定状态。具体修炼法，李道纯主张"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并"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静为丹基，无为为丹母；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并主张性命兼修，先性后命，修炼法方面还提出分顿法与渐法两类。
《中和集》卷一主要论述太极与道；卷二有《金丹妙诀》、《三五指南图局说》、《试金石》等阐述内丹，并有金丹、火候等图；卷三有《问答语录》、《全真活法》；卷四有《性命论》、《卦象论》、《死生论》、《动静说》、《原道歌》、《炼虚歌》、《破惑歌》、《玄理歌》、《性理歌》、《龙虎歌》、《无一歌》、《抱一歌》、《挽邪归正歌》；卷五、卷六为诗词集，以诗词解说气功内丹术颇为别致。其中除理论阐述演义外，解释抽添、烹炼、九还、七返、三关、三宫、玄牝、鼎炉、黄婆、金公、水火、金木、沐浴、养生等气功法及术语，甚为明白清晰，具有很高的价值。
3。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萧廷芝，字元瑞，号紫虚，又号了真。他出于白玉蟾门人彭耜门下，著有《金丹大成集》。
《金丹大成集》亦是元初重要的传统气功内丹术著作。全书不分卷，包括《无极图说》、《金液还丹赋》、《金液还丹论》、《金丹问答》93 则，《橐籥歌》、《乐道歌》、《茅庐得意歌》、《剑歌》、《赠谌高士辞往武夷歌》、《赠邹峰山歌·为剔奴剑图书》、《金液大还丹诗》、《七言绝句》81 首、《西江月》12 首，《南乡子》12 首，《读参同契作》、《解注崔公入药镜》、《解注吕公沁园春》等部分。此书以说、论、歌、赋、诗、词等体裁论述内丹术，剖析详尽，内容丰富。其中金丹问答93 则，将象喻意言、幽隐难晓之词，一一指明，可使后人正确理解丹经中的各类譬说。如"问曰：何谓药物？答曰：即此药物，顺则成人，逆则成丹，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五行顺利，法界火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如"问曰：呼吸何如？答曰：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呼吸风云，凝成金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气功术语隐语，探微索隐，深入浅出，为后世习练道家内丹术功法提供了很大便利。
4。陈致虚的《金丹大要》陈致虚，字观吾，号上阳子，江右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年40 始从北宗赵友钦学道，讲神仙炼养之术。后遇青城老师授以南宗阴阳双修丹法，遂精通二宗之奥秘，倡导性命双修的内炼之道，成为融合南北二宗为一体的重要人物。他有不少弟子，著名的有初阳子王冰田、一阳子潘太初、碧阳子车兰谷、南阳子邓养浩等多人。他著述颇丰，除《金丹大要》外，尚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金丹大要图》、《金丹大要仙派》、《夜人经注》、《悟真篇注》等。这些书均收入《道藏》。《金丹大要》还被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 年影印出版。
《金丹大要》全称《上阳子金丹大要》，共16 卷，气功养生学名著。成书于元代。全书综合全真道北派列祖的心法，论述金丹大还最上乘之道，认为金丹由神与气、精调和而成，迎送动止皆主于意，所以"求丹取铅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炼沐浴以意守之，温养脱化以意成之"（《总旨》）；要能息意静念，见性明心，穷理尽性，则丹成道就。书中在养生学方面强调人皆秉受先天真阳之气而生，年至16，则阳气充盈，后因酒色贪欲，邪气百病，使人精损神劳，真阳之气日趋衰竭，以致死亡。所以修道者必须逆转此趋势，禁欲去色，采先天之真气，以补人身日益亏损之阳气，使之复为纯阳。并认为儒、佛、道三教之道惟一心而已，皆当明性与命，金丹之道即性命之道，故必须性命双修。最后两卷为同门人论玄释见性之语。
另外，王珪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亦是元代一本重要的养生学著作。此书以道家虚无养生的观点，阐述人生自幼及壮到老各个阶段的生理调摄，认为才不逮而强思，力不胜而强举，深忧重恚，悲哀憔悴，喜乐过度，汲汲所欲，戚戚所患，谈笑不节，共寝失时，挽弓引弩，沉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欢呼哭泣，皆为过伤。强调"以不流于物故谓之摄，以安其分故谓之美。"另外，书中还谈到五运六气、病因、诊断和治疗等内容，并附载一些验方。
（六）蒙古八珍等营养食品蒙古八珍是元朝宫廷御膳的佳品，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疗与营养价值，是有元一代食疗养生学在皇家饮食中的具体体现，且极富民族特色。元代诗人白珽曾品尝过蒙古八珍，并写诗赞美道："八珍肴龙凤，此出龙凤外。荔枝配江■（海蚌），徒夸有风味。"蒙古八珍包括野驼蹄、鹿唇、驼乳、醍醐、元玉浆、■源、天鹅炙、糜等。
野驼蹄：即蒙古骆驼蹄、驼掌。它肥大厚实，抗寒耐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肉细嫩而有弹性。一般食用的是指骆驼的掌心，骆驼四蹄虽大，掌心却没有多少，所以显得格外名贵。早在汉代时，驼掌就被列入"迤北八珍"进贡皇帝，元朝时更是宫廷及蒙古王公贵族酒席上不可少的佳品。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并具有特殊的滋补作用，可补中益气。
鹿唇：即犴唇，今言犴鼻。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的混交林或针叶林内，它的嗅觉极为灵敏，其鼻构造也很特殊，软骨膜联着一层层薄薄的肌肉，含有丰富的骨酸和蛋白质，烹食具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犴鼻营养价值极高，同熊掌、鹿尾并为大兴安岭的三大珍品。
驼乳：即骆驼奶，是一种营养补品和治疗痞病的良药。尤以白骆驼奶更为珍贵。在元代文献中有不少用驼乳治病的记载，明代蒙古达延汗患痞病，据说也是用驼乳治好的。
醍醐：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炼乳酪时，上层凝结为酥，酥上如油的为醍醐，味极甘美，有顺气暖肚作用。后世成为蒙古人供佛的佳品。
元玉浆：马奶酒的雅称。蒙古族酿制饮用马奶酒的历史很悠久。《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世祖忽必烈在皇宫宴会上，就是用马奶酒和驼乳作为饮料的。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也介绍了马奶酒的制作与药用价值。元代不少文人墨客更是写了大量诗文赞美马奶酒。如诗人许有壬的《马酒》："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熏白，绝品挹清玄。骥子饥无乳，将军醉卧毡。"员炎的《马酮》在赞美了马奶酒的香美后，说"坐中一混华夷俗，或有豪吞似伯伦。"指出中原汉族人民亦喜马奶酒，马奶酒为民族间交流亦起了积极作用。
马奶酒醇香而微酸，乙醇含量很少，不但清凉解暑，富于营养，而且具有很高的滋补药用价值。它有滋脾养胃、除湿、消痞积、利便消肿的作用，特别是对肺病有特殊疗效，对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肠胃疾病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直到今天，内蒙古的蒙汉族人民仍把它作为一种食疗饮料，每逢8 月马奶酒生产的高峰期，便有不少人到锡林郭勒盟饮马奶酒治病。
■沅：即麇的幼羔。麇是獐的别称，獐肉在蒙古族食谱中被列为高级食品，其幼羔肉尤为鲜美。
天鹅炙：即烤天鹅，类似今天北京烤鸭。
麋：指麋鹿，俗称四不象。其肉香美，曾为蒙古汗赐给臣下的赏品。
据史书载，蒙古八珍由专任"亲烹饪奉上饮食"的"博尔赤"（蒙语厨师的尊称）做的，多在元帝每年6 月3 日举办的诈马宴和8 月举办的马奶宴上御用，同时又是一种赐左右大臣的荣典。后逐渐流入民间，到今天更成为内蒙古的名菜，丰富了我国的饮食文化。
另外，元宫廷以至民间食用的名菜还有鹿尾、鹿膝、鹿筋、熊掌、驼峰等。
鹿尾、鹿膝、鹿筋均为高级食疗营养品。其食用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到了唐代，特别是元代被列为贡品，大量传入内地，成为中国名菜。这几种菜均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可补肾壮阳，治腰膝疼痛、虚劳损伤、风湿性关节炎、手足无力、抽筋等症。又是高级宴席上的珍馔。
熊掌是蒙古地区的土特产，具有很高营养价值，据现代科学分析测定，其干品含蛋白质50％以上，含不饱和脂肪酸类40％，还含有少量无机盐和碘胶，是一般动物食品难以相比的。它的中药特性为性平味甘，可入脾胃二经。干品浸泡后煮食，有滋补气血，祛风健脾胃的功效。可治脾胃虚弱，风寒湿脾及各类虚损症。
驼峰：即骆驼背上那两个高耸的"肉鞍"子。它是骆驼营养贮存库，与背肌相连，由营养丰富的胶质脂肪组成。每个骆驼峰可达40 公斤。它在元代即为名菜，今天也是难得的珍肴，可与熊掌齐名。适宜炒、炸、扒，不宜炖、蒸或汤用。它味甘，性温，有润燥、祛风、活血、消肿的功效。可治风疾，麻痹，筋肉挛紧，疮疡，毒肿，折伤等疾病。
九、建筑学元朝幅员辽阔，民族交往活跃，城市经济繁荣，表现在建筑学方面，上承宋、辽、金，下启明、清，形成自己特色，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在城市建筑方面，元首都"大都"（北京）是自唐长安以来的又一个规模巨大而规划完整的都城，并为明清继承下来，奠定了600 多年以北京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局面。元上都不仅规模较恢宏，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此外，元朝又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建筑了许多军事或兼有某些生产性质的城堡。如居庸关云台，集宁路城、应昌路城等。元朝中叶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中原和江南及沿海的若干城市逐步繁荣起来，如中定（济南）、京兆（西安）、太原、涿州、扬州、镇江、苏州、泉州、广州、杭州等城市。为了沟通南自长江，北达沽口（天津）的水运，元朝改建了山东境内的运河，促进了沿河各地的繁荣，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城镇。这些城镇的产生是手工业与商业繁荣的结果，从而又促进了宋以来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出现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以及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其次，由于元代民族众多，信仰多种宗教，所以这宗教的交流融合给传统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增加了若干新的因素，出现了大批宗教建筑。元代宗教建筑风格多样，相当发达。这是元代建筑的一大特点。其中佛教中的喇嘛教寺庙最盛。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建万安寺，其中主要建筑是尼泊尔名匠阿尼哥设计的大圣寿万安寺塔，明代称妙应寺白塔，以及护国寺、东岳庙。江南佛寺有上海真如寺、浙江金华天宁寺，武义延福寺等。道教在元代也受到推崇，其建筑也不少。如为元朝皇帝祈福而建的永乐宫，有少府官匠参加建设，基本反映了金元之际官式建筑的特点。元代伊斯兰教建筑随着色目人移民遍布全国各地，重要遗存今有新疆吐虎鲁克玛扎、泉州清净寺、杭州真教寺等。吐虎鲁克玛扎、泉州清净寺尚属中亚样式，而杭州真教寺已在窑殿上加汉式屋顶，出现了与中国传统建筑结合的趋势。
再次，元代为了配合天文学的发展，还修建了几处天文台，蒙古民族独特的建筑居室"蒙古包"也传入中原，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出现了建筑学著作或有不少著作涉及建筑学内容。从而又推动了建筑学的发展。如元代官方编纂的《经世大典》，其中工典分为22 项，一半以上同建筑有关。薛景石著的《梓人遗志》是一部关于木工技艺与纺织技术的著作。可惜这两部书大部分内容已失传。《梓人遗志》今散见于《永乐大典》。其中有元中统四年段成己序说："古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今合而二，而弓不与焉。"可知此书内容包括建筑中的大木作、小木作及其他木工技术。《永乐大典》卷3518-3519真门制两卷，前一卷中有格子门、板门两类制造法式，均收自《梓人遗志》。另元代尚有民间匠师用书《鲁班营造正式》，记录民间尤其是南方建筑形式和尺度。明代以此为底本改编成《鲁班经》，增加了大量家具农具做法的资料。
（一）元大都城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它地处现北京小平原，三面有山环绕，东南一带在古代为大片沼泽地。西南角接近太行山，地势较高，是通向华北大平原的门户。东北及西北可通过南口与古北口峡谷，通往蒙古高原及松辽大平原。雄伟险要的地形使这里成为军事要地。春秋战国时，燕国的蓟城即建于此。从秦汉至隋唐，蓟城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心，为北方一大都会，也是军事重镇。辽时在此建南京，金又扩建为中都。蒙古灭金，中都宫城建筑被烧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自上都迁都于此，在金中都东北郊以琼华岛金大宁宫一带为中心建设一座新城，即大都城。
大都城由刘秉忠主持规划，先后参与规划与营建的还有阿拉伯人也黑迭儿等人。他们按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进行设计，历时8 年建成。以外城、皇城及宫城三套方城组成。
外城城垣南北约7400 米，东西约6635 米，接近方形。共有11 个城门，北面2 个，其余3 面各3 个门，门外设有瓮城。城四角建有巨大的角楼，城外还绕以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城墙全部用夯土筑城，基部宽达24 米。
皇城周长约20 里，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其中部为海子，即中海、南海与北海，东部为宫城。皇城东北部为御苑，西部有隆福寺及兴圣寺等。宫城在皇城内偏东部，在整个大都城的中轴线上。皇城的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北门（后载门）在今景山少年宫前。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两垣的附近。宫城中为朝寝两大殿，呈工字形。
大都城西面平则门内建社稷坛，东面齐化门内建太庙，商业集市集中布置在城内北部鼓楼一带。这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符合中国传统的都城规划模式。商业区除皇城以北的集市外，还有毗邻旧城（金中都）的顺承门里和四门关厢一带，如文明市外通惠河是漕船必经之地，车船辐辏；齐化门关厢，凡江南直沽海道经通州来大都的，多在此旅居；平则门外关厢，也聚居着西部来京的客商。另外，大都城内有不少宗教建筑，如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护国寺、东岳庙等。宫殿内墙壁上挂有毡毯和毛皮，画有喇嘛教题材的壁画及雕刻等，又反映出其民族特色。
大都城布局严谨，井然有序，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如其以宫城（大内）为中心，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后载门，经万宁桥（地安门桥）直达天寿万宁宫的中心阁。由此向北，轴线略为西移，通过鼓楼，直达钟楼。这条轴线为明清北京中轴线的基础。
大都城的街道很整齐，其分布形式是通向各城门的街道组成城市干道。
这干道南北向贯穿全城，东西向由于受皇城与海子阻隔，形成若干丁字街。在南北向主干道两侧，等距离地平列许多东西向胡同。中轴线上的大街宽达28 米，其它干道宽25 米，胡同之间相隔约70 米，胡同宽5 至7 米。胡同内院落式住宅并联建造。这种东西向胡同的布局方式，适合于北方住宅对日照、通风和交通的需要。今北京城许多街道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痕迹。
大都城的给水、排水系统很宏大科学。其给水系统主要从西北郊外导引了很多小流泉以解决城内用水问题。其中主要供水河道有两条：一是由高粱河引水经海子、通惠河通往城东通州，使漕运可直达大都城内；一条是由金水河引水入太液池，再流往通惠河，保证了宫苑的用水。高粱河自和义门北入城，汇成积水潭。来往船只停泊在积水潭内，使其北岸、钟鼓楼一带成为商旅繁华地区。城市的排水，是在干道两侧用石条砌宽1 米的明渠，将废水通过城墙下预先构筑的涵洞排出城外。
大都城不愧为唐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平地起家新建的城市，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继承发展了唐宋以来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以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布局的传统。这种布局从邺城、唐长安、宋汴梁、金中都到元大都逐步发展成三套整齐规划的方城相套，中轴线对称也更加突出。从而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也可看出元世祖忽必烈对中原传统汉文化的学习与继承。
（2）宫殿的规划与苑囿的不规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元大都建设以前，就把金中都风景优美、未遭破坏的万宁宫及附近大片湖面包括了进去，后又建筑了整齐对称的宫殿等，使整座都城庄严肃穆中又有山水风景以及市肆街坊，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3）完善的给水、排水系统。给水河道的水源充足、渠道畅通，不仅解决了人们的饮水问题，而且又便利了商旅及城市物资供应，同时还美化了城市环境。排水的科学完善，亦保证了人们生活的方便与城市整洁干净。
（4）城市建筑前，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科学论证，建筑开始后，又进行了统一领导与指挥，认真贯彻了设计意图。如建筑前水利专家郭守敬就为大都城规划了水系工程；建筑开始，刘秉忠等人又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严格要求，科学施工，先铺设下管道，再营建宫殿等，从而可看出其严密性。（5）在结构方面，大都城门洞已采用了砖券拱门的技术。在元以前，城门洞上部一般做成梯形，用柱和梁架支撑，从元代起有一些城门用半圆形砖券。如建于1358 年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洞，用四层砖券砌筑，不用伏砖，四券中仅一个半券的券脚落在砖墩台上。这种技术不但美观，而且结实。明清盛行砖券结构无梁殿，正是元代这种技术的发扬。
（二）上都与和林及北方其它城市上都是元朝的陪都，遗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20 公里闪电河北岸。此处金代称金莲川或凉陉，筑有景明宫，为金帝避暑之处。蒙哥汗时，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将藩府移至金莲川地区。后在此建藩邸，取名开平府。1259年蒙哥汗死，次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中统四年（1263 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取代了和林作为都城。后建立元朝，迁都至大都，把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格局。
上都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它与大都有4 条驿道可通，往北又可循贴里干驿道通漠北。元廷在上都设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掌管一切。
上都城遗址今仍存，城墙基本完好，城内外建筑遗迹与街道布局尚依稀可见，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上都城分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居皇城正中偏北，东西约570 米，南北620 米，城墙夯土外包青砖，四隅有角楼，东西南三面有门，南门与外城南门相对，门为券门。皇城正北中有矩形宫殿基址，东西长150 米，南北长45.5 米，基址南面两侧各有向前突出部分。宫城建筑布局明显受汉族传统影响，将统治者围在中心，同时也符合蒙古的军帐制度。
皇城在全城的东南，城墙夯土外砌砖石，东西各2 门，南北各1 门，每面墙长1400 米，呈正方形。其东北角是华严寺，西北角是乾元寺，东南和西南二角亦各有一座庙宇。四角亦设有角楼。
外城城墙全由黄土筑成，东墙和南墙由皇城的东墙、南墙接出。外城的西北两面各长2200 米，东南两面至皇城东北、西南两角各长800 米。外城北开2 门，南开1 门。西面原有2 门，元代后期毁一存一。南面1 门建圆形瓮城，四面皆设壕。外城南部为一般建筑区，北部地势较高，自成一区，是当时养花木禽兽供统治者玩赏的御园。东西南三郊各有长600 米到1000 米的街道，与城门相连，组成了很大的关厢区。北郊则有很多寺庙、宫观等建筑。元上都是元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规模比大都小而又比和林城大，既有中原汉族城市规划的传统，又有鲜明的时代民族特色。
和林是蒙古汗国时期的都城，元朝时岭北行省的治所，全称哈剌和林。
明初，北元政权据以为都，后废。故址在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和林城建于1235 年，南北约4 里，东西约2 里，大汗所居的万安宫在其西南隅，有宫墙环绕，周约2 里。《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说："和林城方圆约5 公里，在很辽远的古代，鞑靼人最早在这里居住。这地方没有石头，周围全部用土块围绕起来，作为城墙，垒得极其坚固。城墙外面距离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堡内有一间富丽堂皇的巨大建筑物，是当地总督的住宅。"另外据1253 年到和林访问的法国使臣鲁布鲁克记载，和林城内有两个居民区，一为回回区，内有市场；一为汉人区，居民尽是工匠。除此而外，和林城里尚有许多官员住宅以及12 所佛寺及道观，2 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由于蒙古汗国的强盛，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者、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成为中外各族人民交往的集中地。世祖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城即位，其幼弟阿里不哥则据和林地区自立为大汗。次年冬，忽必烈依靠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打败了阿里不哥，进占了和林。四年，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次年升燕京为中都（后改大都），蒙古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和林城仅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 年），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统辖北边诸地，并置和林路，为行省治所。皇庆元年（1312 年），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路改名和宁路。和林虽失去都城地位，但仍为漠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元朝曾派大臣出镇，遣重兵防守，并于其地开屯田，建仓廪，立学校。
元朝在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集宁路城和应昌路城。
集宁路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西部集宁市东南25 公里土城子村，是元代集宁路总管府所在地。全城分里、内、外三城。里城长宽60 米，南墙中心有门。内城东西宽630 米，南北长730 米，四面各开一门。外城东西宽1000 米，南北长1100 米，东北部分内外城合用一墙，四面共开5 门。东门外有瓮城，城内道路丁字相交，通向各城门。全城南部为工商业集中区，有东西三条主要横街，两排房屋密布排列。里城中心为文庙，系一整组的三合院。文庙在元代城市建筑中一般占很重要位置，在元代其它城市中也是这样的布局。内城里当时总管府衙门所在地。
集宁路城处元上都与大都之间，是元朝蒙古腹地的重要行政中心。另从今出土的坩埚、炼铜、铁渣、灰烬等遗物看，此处还是元朝北方的手工业中心。
应昌路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北距锡林浩特市90公里，西南距元上都约150 公里，是元代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代表。其全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50 米，东西宽约600 米，方向为偏西10 度。城墙今最高残存3 米，东西南三面开门，并有瓮城。城内东西门间有横街，宽约10 米。南门内有南北向街一条，宽约20 米。城市南部为坊市，有不少市肆建筑。西南部多为居民，有小巷相通。北部为官署所在。城东门内有一组较大建筑物，四周有围墙，平面为长方形，是儒学遗址。城北有鲁王府故址，四周有院墙围绕，长约300 米，宽约200 米。鲁王是全城最高统治者，所以其它建筑布局围绕鲁王府展开。
应昌路城为囊加真公主于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建成，初名应昌府，后名应昌路，后世为鲁国大长公主及鲁王所居，当地居民习称为"鲁王城"。明朝占领大都后，顺帝北奔，曾驻应昌府。顺帝于1370 年死后，应昌路城废弃。今从此城遗址中发掘出《应昌府新建庙学记》、《加封孔子制诏碑》及《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等文物，说明此城儒、佛等文化曾经比较繁荣。
（三）佛教与道教建筑元代佛教与道教建筑以广胜寺、北岳庙、永乐宫为代表。
广胜寺在山西省洪洞县东北17 公里的霍山之麓，相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 年），元大德七年（1303 年）毁于地震，九年重建，明清两代又有重修重建。广胜寺包括上寺、下寺、水神庙三部分。其中下寺、水神庙的建筑基本是元代修建的，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遗迹，上寺虽经明清修葺，但基本布局变动不大。
下寺建在山脚下，有山门、前殿、后殿。整个建筑群前低后高，由陡峻的甬道直上为山门，经过前院再上到前殿。左右贴着殿的山墙有清代修建的钟鼓楼。后院靠北居中为后殿（即正殿），东西有朵殿。整体结构前后两个院落，形成不同空间，是传统的建筑布局法。
下寺山门，面阔3 间，进深3 间6 椽，单檐歇山筒瓦屋顶，前后檐下出雨搭，明间开门。它的构架为殿堂型五辅作分心槽，明间前后檐各用3 椽栿伸到中柱上，另在明间前后檐柱与两山中柱间搭抹角梁。为元代建筑。
下寺后殿建于元至大二年（1309 年），面阔7 间，进深4 间8 椽，单檐悬山筒瓦屋顶，前檐明、次间装格子门，梢间开直棂窗，尽间及两山、后檐砌墙。殿内在后金柱之后为佛坛，有三世佛和文殊、普贤菩萨像，均元代佳作。殿内壁画亦是元代精品，惜已于1929 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去，下寺后殿在梁架结构方面很有特点。首先，使用减柱和移柱法。柱子分隔的间数少于上部梁架的间数，所以梁架不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横向的大内额以承各缝梁架。殿前为了增加活动空间，又减去了两侧的两根柱子，使这部分的内额长达11.5 米，负担了上面两排梁架。其次，使用斜梁。斜梁的下端置于斗拱上，而上阔搁于大内额上，其上置檩，节省了一条大梁。下寺后殿这种大胆而灵活的结构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筑的一大特色。
水神庙，在下寺西侧，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祭祀水神的地方，有戏台、山门、明应王殿。明应王殿是主殿，重建于元延祐六年（1319 年）。殿身深广各3 间，周围有深1 间的副阶，形成重檐歇的建筑，明间开门，其余用墙封闭。殿属殿堂型结构单槽形式。殿内后金柱间为神龛，供明应王及侍从塑像，龛前有官员立像四躯，均元代塑像精品，殿内四壁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所绘壁画。前壁左次间有著名演戏图，上题"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是研究戏剧史的珍贵资料。元代是中国戏剧形成发展的高峰期，所以元代的祠祀建筑及许多公共建筑的特有形式是正对着大殿建造戏台。这戏台为了适应表演需要，平面尺度基本一致，前后台没有固定分隔，以中间挂幔帐来区别，如水神庙壁画演戏团。
北岳庙，在河北曲阳县城西南部，是从汉代至清初千余年间历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的地方。汉代和北魏时已有修建，后经宋元两代扩建重建，至明代中叶臻于完善。其中主殿德宁殿重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为现存最大的元代木结构建筑。
北岳庙分前后两院，并有内外两重围墙。主要建筑置于中轴线上，无东西配殿。其前院仅存明代所建八角三檐式的御香亭（敬一亭）一座。后院建筑自南向北有凌霄门（3 间）、三山门（3 间）、飞石殿、德宁殿。德宁殿为庑殿顶，殿身正面7 间，进深4 间，环以副阶。正面5 间设隔扇门，两间设槛窗。后檐明间设板门，其余各间砌檐墙。大殿平面柱网布置，外槽前部扩大，增加了殿内参拜活动的使用面积。德宁殿内有许多精美壁画，如东西檐墙里壁绘满元代道教题材的巨幅《天宫图》，平均高7.7 米，长17.6 米，其中又以飞天神最精彩。另外殿内还有北齐迄清各代碑碣137 块，又以元代赵孟頫书写碑艺术价值最高。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永乐宫，原址在山西芮城县西20 公里的永乐镇，故习称永乐宫。相传永乐镇为道教祖师吕洞宾的故居，乡人于其地建吕公祠，金末改祠为观，后毁于火。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 年）重建，易观为宫，名大纯阳万寿宫。是元代道教典型建筑，亦是道教全真派的重要据点。
永乐宫现存龙虎、三清、纯阳、重阳4 殿。每殿都坐落在高大台基上，各殿之间有甬道相通。其中三清殿为宫中主殿，正面7 间，进深4 间。前檐当中5 间装满木槅扇，后檐仅当心间装板门，其余部分和东、西两面砌墙，内墙面绘有壁画。各殿平面布置不拘一格。
永乐宫采用抬梁式构架的殿堂形制，下架用"明栿"，上架用"草栿"。外围柱都有明显的侧脚生起，角柱直径大于平柱，加强了建筑重心的稳定性和四角刚度。与前述广胜寺大殿不同，仍遵宋金结构传统，规整有序，是元代官式大木结构的一种典型。
永乐宫的建筑彩画十分精美，其中尤以三清殿为最。三清殿内檐彩画，不做油灰地仗，采用"勾填法"，先以墨线勾勒图案轮廓，然后填染颜色。阑额彩画，采用泥塑与绘画相结合的做法，找头画旋花，枋心画锦地，再将泥塑的行龙和牡丹花钉在阑额的画面上。栱眼壁画流云，泥塑金龙。三清殿彩画以清绿色为主调，兼施金、红两色，大体上属于碾玉杂间装做法。它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建筑彩画的传统工艺，另一方面出现了若干变体和创新。其中以青绿色调为主的彩画到明清时期成了官式彩画的主流①。
永乐宫内还有960 平方米的壁画和大量碑刻，其中三清宫殿壁画《朝元图》是现存规模最宏伟、题材最丰富的元代壁画。画中人物形像生动，色彩和谐，技法和构图都达到了很高水平。1959 年因原址修水库按原样将全部建筑与壁画迁至芮城县北3 公里龙泉村东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
（四）喇嘛教与伊斯兰教建筑喇嘛教是佛教在西藏流传发展的一个支派，又称藏传佛教。元朝时蒙古统治者大力提倡喇嘛教，封其首领为法王、帝师，使其得到了很大发展，相应地表现在建筑方面留下了不少喇嘛教风格的寺院等建筑物。如萨迦寺、夏鲁万户府、妙应寺白塔为其代表。
萨迦寺地处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奔波山麓的仲曲河两岸，为西藏喇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的主寺，分南寺和北寺。
北寺在仲曲河北岸，依山而建，始建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 年）进行了扩建和修缮，但今已毁。南寺在仲曲河南岸，建于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 年）。其坐西面东，为一约160 平方米的夯土城堡，外有护城河。城堡只有一个从东开的门，其它三面有城楼，四角有角楼。城内主楼平面面积约为81×81 米，高21 米，由大经堂、灵塔殿组成，是大型内院式建筑。西南两面建筑为二层，东北两面为三层。建筑的外墙和内隔墙，均为厚实的夯土墙，这一点与后来的格鲁派（黄教）寺院多用石墙不同。建筑内部梁架均为藏族传统的纵架木梁柱结构。城堡内还有元帝师八思巴的公署及僧舍等建筑物。大经堂正面11 间，进深5 间，总体面积呈长方形，与后来黄教寺院多近方形有所不同。殿堂内有柱40 根，高约10 米，柱身为原木稍加修砍，保留树干原有形态，体现了西藏早期寺院建筑中的粗犷手法。灵塔在院内北部，内存早期11 位萨迦法王灵塔。南面的殿堂是萨迦法王从事密宗宗教活动的场所。
萨迦寺内还有大批关于萨迦派创始人萨班与八思巴等形象，以及反映早期坛城的巨幅壁画。这些壁画画工精细，色彩鲜明。还有如来等三世佛铜像，大批文物、图籍等。其中以泥金、泥银、朱砂为墨，手抄的甘珠尔、丹珠尔等佛经尤为珍贵。
萨迦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夏鲁万户府在西藏日喀则，建于14 世纪中叶，是一个行政统治据点，有城墙环绕。其中夏鲁寺是喇嘛教寺院，约占全城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夏鲁寺的主要建筑是夏鲁杜康，由门廊、经堂和佛殿三部分组成。经堂很大，中部凸起开设天窗，以便采光。大殿前有围廊环绕的庭院，这种建筑的形制，到明清时仍沿用，并发展为"格鲁派"的"札仓"（经学院）的形制。其结构用木柱、密梁、平顶，但某些部分采用汉族形式的屋顶，上覆琉璃瓦，屋顶结构手法如斗拱等也是元代内地的典型式样，由此可看出当时汉藏两族建筑的交流与融合。
元朝喇嘛教建筑还传入内地，如世祖至元八年（1271 年）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遗物。
妙应寺白塔在今北京市阜成门大街，原称大圣寿万安寺，是大都城内的巨刹之一，也是当时文武百官演习礼仪的地方。寺内设有元世祖及其子真金的影堂。1368 年，寺毁于火，只剩白塔。明代更名妙应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是中国早期喇嘛教建筑的重要实例，是现存最大的元代喇嘛塔。塔高50.86 米，全部砖造，外涂白灰。下部基座为两层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以硕大的莲座金刚圈承托平面圆形而上肩略宽的塔身，塔颈和相轮（俗称13天）的顶部冠以铜制的华盖与宝顶，华盖四周缀以流苏和风铃。全塔比例匀称、轮廓雄浑、气势磅礴，是喇嘛塔中的杰作。
喇嘛教建筑中还有一种特色鲜明的类型是过街塔。这种类型在元代也传入内地。如北京、桂林、镇江等地就有不少这样的遗迹。其中又以今北京西北郊的居庸关云台最为著名。云台现只存石台基座，据考证，原来上部有3座喇嘛塔。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特别是门道两侧的4 幅四大天王的浮雕十分生动精美，每幅高达3 米，宽4 米左右，这在其它地方不多见。还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蒙文、维吾尔文、汉文、西夏文等6 种不同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文，为研究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其中人物等雕刻均为高浮雕，恣态神情很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对于明清建筑艺术产生不小影响，特别是对官式建筑影响更大，而过街塔类型的建筑在明代仍继续建造。
伊斯兰教建筑，在唐宋时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通商港口以及长安等地，其平面布局、外观造型以及细部处理多受阿拉伯建筑形式的影响。到了元代，由于对伊斯兰教的重视及大批西域阿拉伯人的涌入，伊斯兰教建筑遍及全国各地，并形成两种风格。从地域看，元代伊斯兰教建筑在今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及大运河两岸的城市为多，从建筑风格看，一种仍保持了中亚的风格形式，一种出现了以汉族传统建筑布局和结构体系为基础，结合伊斯兰教特有的功能要求，创造出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
保持中亚风格形式的如新疆霍城的吐虎鲁克玛札。吐虎鲁克玛札是成吉思汗七世孙吐虎鲁克铁木耳的墓（玛札意为墓），建于14 世纪中叶，在新疆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中具有重要影响。附近还有规模较小的吐虎鲁克铁木耳的父亲和儿子的墓各一座。
吐虎鲁克玛札的墓祠平面呈长方形，正面宽10.8 米，进深15.8 米，全部用砖砌筑，正中为一穹窿顶，祠内有暗梯可登临屋顶，总高9.7 米。墓祠造型简洁雄伟，同中亚各国伊斯兰教作法接近。正面入口作成尖拱式，除门楣和门边用阿拉伯文装饰外，其余壁面全部用紫、白、蓝色琉璃镶砌，琉璃面砖砌组成各种图案和花纹，精致华美，有浓厚的新疆伊斯兰教艺术风格。明清时期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建筑主要是继承这种形式并结合地方传统加以发展。此外，泉州清净寺创建于宋，重建于元，全部石造，虽殿顶已毁，不能了解全貌，但据现存大门和殿的平面来看，也是西亚形式。开门见山，进大门即为礼拜殿，大殿周围布置各种建筑，不象内地清真寺那样重重院落，强调轴线对称。
吸收汉族传统的伊斯兰教建筑，元代所建已大多经后代重建，但从现存明代初年建造的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看，无论整体布局或单座建筑的处理，多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木结构体系，加之礼拜殿为圆拱顶或平顶，不难推测这种新型建筑形式在元代已经形成了。
无论哪种风格形式的伊斯兰教建筑，其清真寺必须遵循如下几条原则：①不论寺的大门朝向何方，但大殿的神龛必须向西背向麦加，这是因为按伊斯兰教规，做礼拜时必须面向麦加，而麦加在中国之西。这样，就往往出现大门在大殿后面或左右侧的情况。②大殿内不供偶像，殿的规模大小取决于附近教民的多少，其平面布局亦多种多样。殿内满铺地毯，教民做礼拜要脱鞋进入。③殿内神龛前左侧建讲经台，是阿訇讲述经义处，位置固定，但式样无定制。④室内外装修常用植物纹、几何纹或阿拉伯文字，一般不用动物纹样。
（五）蒙古包蒙古包是蒙古等游牧民族传统的住房。古代叫"穹庐"，又叫"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语称"嘎勒"、满语叫"蒙古包"或"蒙古博"。满语"包"意为"家"或"屋"，所以从清以后就一直称蒙古包。
蒙古包是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创造的一种易于拆装、便于游牧的居所，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它自匈奴时代就已出现，如被匈奴滞留的汉朝李陵在答苏武书中就有"韦■毳幕，以御风雨"的句子描写匈奴人居所。公元5 世纪左右，林胡与东胡人的居室开始用的是用树枝草木搭成的"马脊架"，后由于游牧搬迁的需要，又仿照"马脊架"制作了皮布"幔帐"，类似今天的帆布帐篷。蒙古人崛起于大漠南北后，由于蒙古高原风沙大，雪多，气候又异常寒冷，长方形的幔帐冬不保暖，夏不凉爽，春天经常被大风掀翻，冬天有时被大雪掩埋，于是为了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对这种幔帐进行了改进。他们从祭神的敖包周围不积雪，不直接受风得到启发，于是制造了圆形蒙古包。
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0-160 厘米，长230 厘米，用木条编成网状，几块连接。帐顶与四壁覆盖或围以毛毡，再用绳索固定。西南壁上留一木框，用以安装门板，帐顶中央留一圆形天窗，以便采光、通风、排放炊烟，夜间或风雨雪天用毛毡遮盖。包内还设有火塘或炉灶。蒙古包一般高3 米左右，直径4 至5 米，大者可容数百人。蒙古汗国时期可汗及诸王的帐幕可容2000 多人。元代诗人柳贯的《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对超大型豪华蒙古包有生动描述。他说："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祠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壁衣面面紫貂为，更绕腰阑挂虎皮。大雪外头深一尺，殿中风力岂曾知。（自注：御宴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失剌斡耳朵"系蒙古语，汉意为黄帐，亦称金帐，一般为皇帝行宫。其外施白毡，后亦有包银鼠、貂皮及虎皮的，内以黄金抽丝与彩色毛线织物为衣，柱与门以金裹，钉以金钉，冬暖夏凉，深广可容数千人，极其华贵宽阔，是为蒙古包之极致。柳贯亲眼目睹并作了描述，可使后人知道元代蒙古包不只三五人居住之简陋毡包，亦有如此华贵者。
元代蒙古包已分固定式和游动式两种。半农半牧区多建固定式，周围砌土壁，上以苇草搭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可拆卸与不可拆卸两种，可拆卸者用牲畜驮运，不可拆卸者用牛或马车拉运。蒙古包一直到今天，游牧区仍有居住者，并且在大城市里也有仿蒙古包样子的建筑，有的城市还把它作为一种旅游景点建筑引入，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十、手工业技术（一）组织机构及其管理生产情况元代手工业主要包括官办与民办两种。而官办又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其官办手工业空前发达，无论在管理机构还是生产规模与产量方面，均远超宋金时期。
蒙古统治者在建元之前的蒙古汗国时期，就在北方设立了许多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局院。到建立元朝全国统一后，官手工业的局院已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手工业系统。其中政府直接控制的主要有工部系统、将作院系统、大都留守司系统、武备寺系统及地方政府系统等。
工部主要"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修葺，材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①其所属生产性机构主要有诸色人匠总管府、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提举右八作司、诸路杂造局总管府、大都人匠总管府、提举都城所、受给库、符牌局、撒答剌欺提举司等。涉及雕刻、塑造、纺织、冶炼、铸造及城池修缮等方方面面。
将作院主要"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等①。其下属机构有诸路金人匠总管府，"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又有制造玉、玛瑙、金丝、鞓带、烧瓷、妆钉、雕木、玳瑁、漆纱冠冕、采砂等司局十余所。大都留守司"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其下属有木、泥厦、车、妆钉、竹作、绳等局。又有祗应司、器物局、犀象牙局、窑场、木场等。祗应司下又有油漆、画、销金、裱褙、烧红等局。器物局下有铁、减铁、盒钵、成鞍、网刀子、旋、银、轿子、采石等局；犀象牙局下有雕木、牙等局。
武备寺主要"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②其下在北方太原、辽州、济南等地设军器局司三十余所，制造各式兵器及军用品。
地方各路、府、州、县均设有手工业局院。诸路总管府下有织造局、杂造局。织造局主要织造、印染纺织品，杂造局制造兵器及其它杂物。据王允恭在《至正四明续志》里记载，有些地方织造局的规模是很大的。如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织染局，拥有土库3 间、库前轩屋3 间、厅屋3 间，前轩厅后屋1 间，染房4 间，吏舍3 间，络丝堂14 间，机房25 间，打线场屋41间，土祠1 间，计98 间，可见其规模之大。
除上述由政府管辖的手工业外，皇太子、后妃、驸马、诸王贵族等也控制部分手工业，作为政府的补充。其主要有皇太子名下储政院所属各机构，后妃名下的中政院、长信寺、长秋寺、承徽寺、长宁寺等所属各机构，诸王驸马的各局院等。
元代官办手工业种类繁多、机构庞大。据《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叙》记载，其大类即有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石工、丝枲、皮工、毡
① 《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
① 《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
② 《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六。
罽、画塑、诸匠等22 类。其中建筑9 项，手工业生产及工艺品生产12 项，徭役1 项。其名称一般称局、院、提举司、所、库等，设院长、大使、副使、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提领等官员，其下又有管勾、作头、头目，堂长等。据《元典章·吏部·循行选法体则》中说，工匠在500 户以上者称提举、副提举、同提举；300 至500 户者称院长、提领、提点；100 至300户者称大使、副使。政府还另设覆实司，对官办手工业的产品质量、原料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
另外，元代还存在着作为官办手工业补充的民间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在官方垄断了原材料、劳力、技术、资金以及市场的情况下，发展颇为吃力。其特点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家庭手工业具有普遍性。即规模不是很大，产品种类也远远比不上官办的多。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纺织、陶瓷、酿酒方面的。冶炼业除铜矿外，也有一些民办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在手工业及其它制造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突出者如兵器业、纺织业、造船业、印刷业及陶瓷业与漆器业等。
（二）兵器业兵器业是在元朝得到优先发展的一个行业。因为元朝统治者在灭亡南宋建立元王朝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继续进行对内对外的战争，急需先进的兵器。他们对兵器的制造首先在组织管理机构方面给予了保证。如前所谈到的兵器制造主要由武备寺负责。世祖至元五年（1268 年）成立了军器监，二十五年又改为武备监，隶属于卫尉院，二十六年又改为武备寺，与卫尉院并立，由正三品卿掌管。下属有制衣甲的寿衣库、制造军器的利器库、管理外路各军器局的广外库，京外各路也大多设有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军器局、各路下府、州、县还有甲局、弓局、箭局、弦局、杂造局等。另外在灭南宋后，还将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600，及蒙古、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的技术人材，集中在首都，让他们研制新式兵器。由此可看出元统治者对兵器的重视。其结果是研制出了我国兵器史上第一个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
在未灭南宋以前，蒙古军中所用兵器除刀枪弓箭外，还有西域传入的抛石器械，即回回炮。这种回回炮是中国古代原有的抛石机传入西域后的改进型，其射程与威力更大。曾在蒙古军攻打襄阳（湖北襄樊）等城市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蒙古汗国工匠曾制造了大量回回炮。建元后研制出了新型火炮--火铳。
火铳是利用火药在金属管里爆炸产生的气体压力，把弹丸发射出去，与今天枪炮的原理是一致的。显然它比回回炮更为先进，杀伤力也更大。现出土数尊元代火铳，如阿城铳、西安铳、黑城铳、通县铳、至顺三年铳、至正十一年铳等，从这些铳的制造与功能上可看出元代兵器业的成就。其中：阿城铳，1970 年黑龙江阿城出土，故名。它是单兵使用的手铳，由铳膛、药室、尾銎三部分组成。铳身全长340 毫米，铳膛长175 毫米，口径26 毫米，重3.55 公斤。
至顺三年铳，文宗至顺三年（1332 年）造，铜质，铳身全长353 毫米，口径105 毫米，尾底口径77 毫米，重6.94 公斤。它与手铳不同，铳身较粗，铳口较大，可以发射大型炮弹，适宜于守御隘口，攻城破坚。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至正十一年铳，制造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 年），全长435 毫米，口径30 毫米，重4.75 公斤，铳身从铳口至尾端共有6 道箍。是一种远程炮，发射的弹丸较小。现藏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这些铳有手提式、远程式、近距离重炮式，用途各不相同，所用弹丸有大有小。说明当时已能根据不同需要制作不同型号与用途的火铳，也能根据不同的要求配制大小不等的弹丸。其制作工艺精细，冶铸要求很高。在世界上也居领先地位。
元火铳的研制成功，是吸收了回回炮，特别是宋代突火枪的技术的。如发射原理元火铳与宋突火枪基本一致，但火铳管是用金属做成，突火枪用竹子做成。火铳比突火枪射程远，火力猛，能承受更大的压力。突火枪是将火药放进枪筒内，点燃后将火药喷射出去，火铳则把火药做成弹丸，利用气压把它射向远方，因此威力更大。从竹筒到金属筒，反映了元代冶炼铸造技术的进步。元火铳研制发明后，官手工业局制造了很多，并很快用于实战。如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达理麻识理为抵御孛罗贴木儿进攻大都，将"火铳什伍相联，一旦布列铁幡竿山下"①，给敌军造成极大威胁。
火铳的使用还离不开火药，元代在火药的配制方面也非常先进。如西安火铳出土后，其药室中尚残存有疏密结实的块状火药，经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分析检测，认为该火药中硝、硫、炭的组配比率大致是60％、20％、20％。同宋代火药相比，硝的含量已明显增加，除硫黄和木炭外，各种杂质已经剔除，是一种较好的粒状发射火药。同欧洲14 世纪中叶所用火药的组配比率67％、16.5％、16.5％相比，大致相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火药西传的情况。这种火药的爆炸力很强，除火铳发射给敌方造成伤害的记载外，另从"扬州炮祸"事件中也可看出。至元十七年（1280 年），扬州炮库发生了一次大爆炸，史称"扬州炮祸"。宋元之际的周密在其《癸辛杂识·炮祸》中，对炮库爆炸后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作了详细记载，他说炮库起火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靡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可见此炮、此火药之威力。
元代火铳、火药制造在当时世界上地处于领先地位，另外其弓箭、刀枪、盔甲等制造也颇多可赞之处，数量不少，品种繁多，质量精良，总体反映了元代兵器业的突出成就。
（三）纺织业元代纺织业主要包括丝织业、棉织业与毛织业三部分。
1。丝织业丝织的主要原料是蚕丝，蚕的主要食物是桑叶。元代在种桑、养蚕、缫丝、织物、染色等方面形成了一条龙生产体系，推动了丝织业的发展。
据元代官方编纂的《农桑辑要》记载，元代大力提倡农桑生产，并将桑
① 《元史·达理麻识理传》卷一百四十五。
树分为荆、鲁两大类。称"荆桑多椹、鲁桑少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干条叶坚劲者，皆荆之类也。叶圆厚而多津者，鲁桑也。凡枝干条叶丰腴者，皆鲁之类也。"又说"荆桑根固而心实，宜为树，鲁桑则盛茂，宜为地桑。"这说明对桑树的分类及其各自特质已有明确的认识，进而为了发挥各自特长，在种植方面采取了嫁接技术。王祯《农书》总结了6 种常用的嫁接方法。第一种叫身接（即冠接）；第二种叫根接，接根部；第三种皮接，即现在的"抱娘接"；第四种为枝接，类似皮接；第五种是靥接，现称片芽状接，以小树为宜；第六种是搭接"将所接条并削马耳，相搭接之。"这样就提高了桑叶产量质量，为养蚕提供了良好条件。
元代对养蚕有细致、严密的要求，《农桑辑要》归纳为十体、三光、八宜、三稀、五广及杂忌等。十体即从寒、热、饥、饱等十个方面去体会养蚕的条件；三光即从蚕的白、青、黄等不同肌色决定饲叶的多少；八宜是指根据蚕的不同生长时期，选择不同的光线、温度、风速、饲叶速度等八种条件；三稀指下蚁、上箔、入蔟时要稀疏；杂忌将对影响蚕生长的声音、气味、光线、颜色等不利因素列于禁忌。如此严格科学的要求，在前代是不见记载的。蚕茧出来就要进行缫丝，《农桑辑要》对元代缫丝工具及生产过程有详细记载。依次为热釜、冷盆、突灶、軠车、打丝头、缫丝等程序。详细情况见《农桑辑要》卷四记载。
关于丝织工具，王祯《农书》中专列织纴一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丝■、络车、经架、纬车、织机及梭子等丝织工具，说"凡纺络经纬之有数，梭枘槯机杼之有法，虽一丝之绪，一综之交，各有伦叙。"特别是薛景石在其《梓人遗志》这部木工技术的专著里，详细记载了元代丝织所用的华机子（提花机）、立机子、罗机子及络丝所用掉■座和穿综所用的泛床子等，并分别对这些机具的用材、功能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评述。该书中的华机子、立机子、罗机子等虽然前代也已出现，但此书的可贵处是对"每一器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分则各有其名，合则更成一器。"对每一机具的零件如龙脊、卧牛子、特木儿等都有详细说明，并附有装配法。对研究我国织具演变有重要史料价值。
总括各种文献资料，元代织机形制可分素机（平机、立机）、花机、罗机、熟机（用于织小提花）、云肩栏袖机（织妆花用）等多种，其制造组装备不相同，使用也有严格要求，说明元朝丝织技术的进步。
元代丝织品有绫、罗、锦、缎等。这些织物继承前代技术，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如织金锦在元代十分流行。据元人戚辅之《佩楚轩客谈》记载，当时有长安竹、天下乐、雕团、宜男、宝界地、方胜、狮团、象眼、八答韵、铁梗襄、荷花等十种织金锦流行。元代称这些织金锦为纳石失或金搭子，其区别在于织金区域的大小。宫廷用料均大量使用织入金线的锦。其织金法有片金、捻金等。片金是将金打成金箔，然后贴于锦纸上切成金条，用于织造。捻金又称圆金，是将金片包在棉线外加捻而成金线。还有用丝线染以金粉而成金线的，称软金。通常用金线、纹线、地纬三组纬线组成，称地结类组织，也有加特结经的情况，金线显花处有变化平纹、变化斜纹，这种组织一直沿用至今。
缎在元朝也已广泛纺织，迄今地下出土实物最早的是元代的缎。如江苏无锡元代墓出土了六枚缎组织的素缎和五枚正反暗花缎；山东邹县李裕墓出土了一顶女花缎帽，上织杂宝云纹图案，地花组织是经纬五枚；苏州娘娘墓中也出土了织金缎，是五枚正反缎地上再以圆金织入，呈现菱花主纹。这些缎物织制精良，纹样繁杂而清晰，表现了当时织缎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另外，罗、绫等丝织物也很多。椐《元典章》记载，当时文武百官公服均用罗织物制成，贵族的帐幕也多用罗。罗的品种不断翻新，有刀罗、芝麻罗、嵌花罗，还有织入金丝的罗。绫据出土文物看，较常见的是四枚的异向绫。
这些绫、罗、锦、缎均要印染。其程序是先用酶练法脱胶，然后上色。
色彩有红色类、黄色类、青绿类、紫色类、褐色类、黑色类、白色类等多类。每大类中又包括多种相近颜色，如褐色类里包括30 多种，要区别其色彩只有靠染料配合、配方及工艺条件的改变方能达到。具体染色工艺多用媒染，根据所用染料种类多寡分单色染和复色染，整个工艺可分为打底、预媒、初染、后染4 步。另外，元代印金工艺也有较大发展，其明显不同于宋代处是印金已施行于整件衣服，而宋朝则主要用于衣襟局部。
2。棉织业棉织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棉花。据文献记载，我国的棉花种植是从印度引入的，南北朝时就在四川成都等地有种植。唐代又经北路传到新疆，经南路传到两广、福建。到了元代，棉花种植地域更有扩大，南路开始传入长江中下游，北路传入甘肃和陕西。种植技术也有很大提高。从育苗到栽培、采摘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如《农桑辑要》记载："新添栽木棉法，择下湿肥地，于正月地气透时，深耕三遍，摆盖调熟，然后作成畦畛，连浇三水，用水淘过籽粒，堆于湿地下，。。待六七日，苗出齐时，旱则浇溉。锄治常要洁净，稠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开花结实，直待棉欲落时为熟，旋熟为摘。"王祯《农书》也有如何种植棉花的记载。棉花的大量种植，为棉织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元代织棉技术已相当成熟，从其使用的工具来看就知其先进性。综括有关史料记载，元代治棉机有如下数种：搅车 亦称"踏车"、"轧车"，是挤轧棉籽的工具。据《农书》卷二十一载："夫搅车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又说："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棉）出于外。"这种木棉搅车，已利用了曲柄碾轴、杠杆等力学原理，生产效率较前沿用很久的轧棉铁轴或铁杖提高了很多，是我国治棉技术的一大进步。前此铁轴或铁杖容易造成原棉积滞，不能迅速轧籽，改用此法"木棉虽多，去籽得棉，不致积滞。"
弹弓 是用来弹松棉花的工具。元初继一尺四五寸的小竹弓后，出现了四尺许的大弓，绳弦竹弧。其优点是弓身长大，便于用弹椎击弦，因而有助于弹棉效率的提高。
弹椎 亦称"弹槌"，是用来敲击弓弦的工具。以前一尺四五寸的小竹弓，线弦竹弧，不可能借助弹椎击弦弹棉。元代创制了大弓，就可利用弹椎进行弹棉，提高了效率。
卷筳 此是卷棉为筒的工具。卷棉为简，是治棉的第三步工序。
纺车 此是纺纱工具。据《农书》卷二十一载："木棉纺车，其制比苎麻纺车颇小。夫轮动弦转，筟繀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绩于筟繀，牵引渐长。右手均捻，俱成紧缕，就绕繀上。。此即纺车之用也。"可知其纺纱过程中如何捻绪纱缕与纱绪如何绕绩于筟繀之上，以及纺车的动力是"轮动弦转"。元代已有了手摇纺车。
绕籰和牵经工具此两种工具主要是上机就织以前，须绕籰和牵经打纬所使用，目的是接长经线。牵经工具又有拨车、軠车。织布所用经线量很大，用拨车来旋，不能满足供应，故又创制了更为先进的軠车。
织机 最后织成棉布的工具。元代已出现了提花织布机。
元代棉纺织业，黄道婆是其中重要人物。她对棉纺织技术的传播与改进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道婆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一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因家境窘迫流落到海南岛崖州谋生。当时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很先进，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一套制造棉织机的技能与崖州织被面的方法。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 年）她搭乘顺道海船返回原籍。她见家乡人们还在用手剖剥棉桃籽，用"线弦竹弧"拨弹棉花，便把从黎族那里学的技术传授开来。她教给大家"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她还传授了相当高级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带、帨（毛巾），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①其后本地人民根据她教的方法所织成的被面，闻名全国。当时的乌泥泾被面，犹如现代四川的棉被一样有名。她又织造出各色各样的棉布，并在其上绣以各种纹理。
中国的棉纺织业，在黄道婆提倡棉纺织以前，受到技术等方面的严重限制，生产效率低下，也影响了棉花的种植推广。经过黄道婆的悉心改进治棉工具，推广棉纺织技术，就初步解决了以前的种种束缚。她改进的治棉工具详细情况已不可知，不过根据资料分析，可能与前述种种相仿。她在崖州少数民族地区学得的一手精良的棉纺织技术，经过返回后的热心传播，促使棉纺织业在广大的长江下游地区兴起。松江人民为了感激黄道婆在棉纺织业上的贡献，特地为她立祠祭祀。②自元而后，中国的棉纺织业已经遍布到全国，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了。
3。毛织业毛织业在元代主要指毡罽业，它是在元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纺织系统行业。我国北方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很早就注意毡罽的生产。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宫廷、贵族对毡罽的需要量猛增，诸如铺设、屏障、庐帐、蒙车、装饰等物均需要毡罽，因而官方对毡罽业的发展很重视。当时掌管制毡工业的有大都毡局、上都毡局、隆兴毡局等3 所。还有剪毛花毯蜡布局。大都毡局有工匠125 户，镇海管理的宏州局内也有不少工匠，汴京有织毛褐工300 户。世祖中统三年（1262 年），又在和林设局制造毛织品。这样，使元代毡罽生产数量很高，以大都毡局为例，中统三年设局的当年就织造了羊毛毡3250 段，以后3 年内又织成白毡810 片，悄白毡180 段，大糁白毡625 段，熏毡100 段，染青小哥车毡10 段，大黑毡300 段。另外还染毡1225 斤①。又如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属下的察迭儿局，泰定元年（1324 年）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2772 尺，青毡8112 尺，四六尺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
② 褚华：《沪城备考·黄道婆寺》。
① 见《大元毡罽工物记》。
青毡179 斤②。其花色品也很多。从大德二年（1298 年）到泰定五年间，随路诸色人匠总管府为上都皇后宫殿、斡耳朵、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就有剪绒花毯、脱罗毡、入药白毡、半入白帆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12 种。其中至治二年（1322年）所造的一条地毯长50 尺，阔22.5 尺。另外，从山西大同元墓出土的毡帽、毡靴等物来看，其质地细致，保存完好，说明元代毡罽业的工艺水平很高。
（四）印刷业与造船业1。印刷业元代印刷业包括官方与民间两部分。官方印刷业由中央官府管辖的有国子监、兴文署与艺文监等。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兴文署掌刊刻经史，属集贤院。《元秘书监志》也载："至元十年（1273 年），太保大司农奏，兴文署雕印文书，属秘书监。本署设官三员，令一员，丞三员，校理四员，楷书四员，掌纪一员，镌字匠四十名，作头一，匠户十九，印匠十六。"在如此严密组织下，元代官府刻书甚多，其中尤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刻得最早最好。另外，地方官府刻书主要以书院为主，书院的山长（院长）亲自校勘，刻印了不少比宋代书坊刻本更好的书籍。
民间印刷业又包括书坊经营和私家刊刻两部分。元代书坊刻书比官府和私家更多。著名者如福建建宁、建阳、建安，江西庐陵，山西平水、平阳，浙江婺州等地的书坊。私人刻书家也有平阳府梁宅、平水许宅、建安郑明德宅及陈忠甫宅、花溪沈氏家塾等36 家。刻书甚多。
元代印刷业如此发达，还得益于印刷术的进步。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北宋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在元代又有了显著改进。其突出标志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锡活字的创制和木活字用于刻书，以及使用转轮排字法。这其中又以王祯的贡献为最大。
锡活字是以锡为原材料铸成的字模，在元初已有创制。王祯在《农书·造活字印书法》中叙述了锡活字的研制与使用情况。由于当时没有好的油墨，容易印坏，所以未能推行开。为了克服其缺点，王祯用木活字代替。其法是"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楔楔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印之。"①在刻字之前，先按韵分类写在纸上，然后糊于板上再刻。之、乎、者、也及数目字等常用字则分一类，便于挑拣。印墨用棕刷顺界行竖刷，不可横刷。王祯所著的《旌德县志》就是采用此法印刷了100 部。《旌德县志》是我国第一部木活字印本，其后就多了。
王祯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法，大大减轻了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转轮排字法即做一大轮，轮置两面，一轮将活字按韵编好放入，另一轮面放常用字。排版时一人坐中间，依号码拣出活字，放进盔盘，十分方便，并大大提高了② 见《大元毡罽工物记》。
① 见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卷二十二。
工效②。
另外，元代印刷业还广泛采用了套版印刷和铜板印刷技术。所谓套版印刷就是在一张纸上印几种颜色，这样，一张纸需用尺寸相同的印版分作几次印刷。最初的套版印朱墨两色，是用红黑两版合印而成的。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 年），中兴路资福寺刊刻的无闻和尚所著的《金刚经注》，就是朱墨两色的印刷品。这比欧洲第一本套色印刷品《海因兹圣诗篇》（ HainzPsalter）早117 年。铜板印刷，元代的钞票就是用这种方法印刷的，后来还用于佛像的印刷。
2。造船业元代河运、海运非常发达，这就与造船业起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河运、海运需大批高质量的船只，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造船业又反过来为河运、海运提供了可靠的船只保证。
元代船只无论数量还是规模质量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发展。如《元史·河渠志·会通河》载："始开（会通）河时，只许行百五十料船，近年（1314年左右）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这是说明其船只航行之多。至于其大且精可从今打捞的海底沉船与时人描述看出。1975 年在韩国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海船，船长约95 英尺，宽25 英尺，全船分为12 间船舱，载重达400 至500 吨。其中有一支四尖叉的锚，长7.5 英尺，重700 磅。另《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马可·波罗返国时乘坐的中国海船情形。其用松木制造，船室有5 至60 个，每船分隔成10 余舱，互以厚板相隔，船身损坏时不致沉船，有一舵，2 至4 根桅，无风时用橹，橹极大，用4 人操作。船上有水手200 人，另有2 小船系其后，每小船有船夫4 至50 人。这些说明元代海船之大，质量之精。另元末一些史籍记载"华船之构造、设备、载量皆冠绝千古"、"船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之上云"、"大型之船，有四层甲板"、"普遍四桅，时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云"等等①，亦可看出元海船之庞大精美。
元代船只制造方法，据马可·波罗说：船用好铁钉结合，船底另加二层厚板，用一种特殊材料粘合，然后用麻及桐油掺合涂壁，绝不透水。这种船舶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直至加到六层厚时为止。海船两旁用大竹帮夹，以保持航行时的稳定。船上有大铁锚，重数百斤，下有四爪。船型主要有平底和尖底两种。平底船能坐滩，不怕搁浅，稳定性强，装置量大。尖底船多用作战舰。
（五）陶瓷业与漆器业1。陶瓷业瓷器是元代对内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需要量很大，从而促进了陶瓷业发展。元瓷形制，继承宋代诸窑烧制技术，又有自己特色。如元代瓷器在釉色方面釉厚而垂，浓处或起条纹，浅处仍见水浪，这是其独特之处。另元瓷受蒙古民族习俗的影响，有些式样为前代所无。如仿奇兽怪鸟形状做② 见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卷二十二。
① 参见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版。
成的器物，以及壶上附以大耳等。其次元代好尚武勇，其武力强盛为前代所无，故这种胜利者的心态亦反映在瓷器上，如中国陶瓷史上色彩绚丽、光辉灿烂的戗金瓷器就盛行于元代，表现了其气焰万丈之概。这种五彩戗金瓷器，以及其它带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器具，颇为别致。
元代瓷器品种很多。以景德镇烧制的进御瓷器为例，就有青瓷、白瓷、印花、划花、雕花等多种。这些御用瓷品土埴白而细腻，多小足印花及戗金器。还有高脚碗、马蹄盘、耍角盂，蒲唇、弄弦碟等器，器内有枢府字号。特别是青花瓷器的烧制，自晚唐创始以来，历经宋金，到元代趋于成熟。其中又以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为代表。景德镇之所以能在元代烧制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水平的青花瓷，一方面是由于此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已积累了丰富的烧制影青瓷的技术经验，另方面是当地盛产优质瓷土，利于烧制精瓷。元代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器。其装饰图案一般比较繁复，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四件青花大盘，其盘心系用三种不同的花纹组成图案，三种纹饰用简单的线条隔开①。青花瓷器发展到明代成为明瓷的主流。
元代陶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龙泉窑的分布进一步扩大。元代龙泉窑已由宋金时的大窑和溪口，迅速向欧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当时有龙泉窑150余处，其中分布在欧江与松溪两岸的就占三分之二。这样，龙泉窑瓷器就能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运到国外市场。龙泉窑是沿用长条形的斜坡式龙窑。其烧制的瓷器胎骨渐趋厚重，器身在转折处作棱角和凹槽。圈足垂直，足底齐平，釉层较薄，色呈青黄。不但种类多，而且富有特色。近年在大窑和竹口等地出土的大型瓷器，如高达约1 米的花盘，口径为60 厘米的瓷盘，就标志着当时龙泉窑在制瓷技术上的成就。
元代宫廷内室所用瓷器，基本上是景德镇烧制的。景德镇已成为元代制瓷工业的中心。据元代蒋祁在《陶纪略》中记载："景德镇窑者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②政府还特设浮梁瓷局，管理景德镇及其它地方的制瓷业。景德镇制瓷业在色釉、纹饰、品种三方面有突出成就。其色釉在红紫两方面仿宋代钧窑很有成就。尤其紫色方面更突出，后代称为"元紫"。在黑釉方面加以戗金，对宋代上釉给予了发展。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说："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甚可爱。"其纹饰亦承宋制，如印花、划花、雕花等。其青花、釉里红，到元代又发展法花三彩，最后发展到五彩，当时称为"五色花"。元代瓷器在装饰方面出现了褐色点彩，并且普遍有花纹。纹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手法，其中印花和镂刻，是元代新发展起来的。纹饰的题村，有新兴的雷纹、锯齿纹、方格纹等。在瓷器上还大量出现了文字。另外，在品种方面，元代瓷器不仅多种多样，如碗盏、盘皿碟、盂钵、洗、瓶炉等，而且有的瓷器还有了新的用途。如《格古要论》说："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盂。茶锺壶盘，皆胡人所用，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可知古壶不必有嘴，元代以后才将有嘴的称壶，无嘴的称瓶①。
2。漆器业
① 参见冯先铭《十四世纪青花大盘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文物》1959 年第1 期。② 见《江西通志·经政略》所引。
① 参见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元代制瓷工业的发展》。
元代漆器业从流传文物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主要是雕漆的成就比较大。雕漆又称剔红，是一种名贵的漆器。其制作方法是将漆涂在木胎（或锡胎）上，一层一层涂刷多次，每次上完漆后剔出深浅不同的花纹，故称雕漆。据清康熙年间人高士奇在其《金鳌退金笔记》中说："朱漆三十六次。"当代工漆专家也说，这种雕漆工细者多至百层，所以可称为一种精细的工艺品。这种雕漆的历史比较悠久，按照曹昭《格古要论》中的说法，我国宋代已经有了这种精美的雕漆工艺品。但宋代实物未见流传，故其情形如何难以评说，元代的雕漆工艺品近年发现数件，件件制作精美。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张成制作的剔红山水人物圆盒，杨茂制作的剔红花卉渣斗，张成制作的剔红花卉圆盘，以及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张成制作的剔犀漆盒，1969 年在元大都后英房居住遗址中发现的螺钿漆器等。
张成与杨茂，均为浙江嘉兴人，元代著名的雕漆工艺家。清康熙时《嘉兴府志》记载："元时张成与同里杨茂，俱善髹漆剔红器。明永乐，日本琉球购得以献于朝，成祖闻而召之，时二人已殁，其子（张成子）德刚能继父业，随召至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复其家。"可知元代漆器工艺已取得了很高成就，并影响到了明代。明初的剔红漆器就是继承了元代的优良传统。
杨茂制作的剔红花卉渣斗，以土黄色罩漆为地，用朱红罩漆堆起，约有50 道左右的漆层，雕成秋葵、山茶纹样，底和里面用的是数道纯黑色退光漆，底部近边处有针刻的"杨茂造"字款。此器用朱不厚，底部和里面满布所谓"牛毛断文"。元大都遗址发现的螺钿漆器，是平脱的薄螺钿漆器，现存大量这种漆器均为明代作品，此还是元作品的首次发现。这件圆形漆器出土时已残破，但仍五彩斑斓，嵌片精细。其直径为37 厘米，胎用1-1.5 毫米的木片做骨，在骨上敷漆灰，将螺钿片直接嵌于漆灰之上，然后涂漆再磨显出螺钿，使螺钿片与漆面相平，最后刻划细致纹锦。这种螺钿片用盘大鲍或杂色鲍的壳，依其呈现的光泽，截磨成各种不同的小片，组成一幅以"广寒宫"为背景的图画。此物属平脱薄螺钿漆器，全部用片嵌，不论其精密细致的技法，或是随彩而施缀的艺术效果，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①。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年第1 期。
十一、中外科技交流13 世纪蒙古族的兴起及其建立元朝，揭开了我国中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从太平洋西岸直到黑海之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蒙古汗国及元朝的统辖之下，从前的疆域界限尽被扫除。在这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内，元朝与其各大汗国如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都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或中国其它城市到中亚、波斯、黑海及黑海之北的钦察草原与俄罗斯、小亚细亚各地，都有驿道相通。元人形容其时交通方便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其间窝阔台汗时期的和林与世祖忽必烈时的大都则处于这一国际交通网的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和林城中，不但有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而且有匈牙利人、弗来曼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大都城里也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贵胄、官吏、传教士、天文学家、阴阳家、建筑师、医生、商人、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乐师、美工和舞蹈家等。其中元政府允许和鼓励各国商人经商，进行国际间贸易，蒙古贵族还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并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元朝者极多。正是在这种空前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格局中，中华科技与域外科技交流空前展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华科技交流的极盛时代。
元代中外科技交流主要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地理学、建筑学，以及手工业技术方面展开。
（一）天文历法交流蒙古统治者对天文历法很重视，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采用了金人赵知微所重修的《大明历》。但《大明历》也有其不足，因为它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标准而测算的，所以在其它地区就会出现误差。如1220 年5 月蒙古军西征至撒马尔罕（寻斯干城），撒马尔罕天文学家报告将有月蚀发生，随军中国历法家耶律楚材持否定态度，结果月蚀真未发生。又一次，耶律楚材报告说1221 年10 月某日要发生月蚀，而撒马尔罕天文学家又说不会，结果还是发生了。不过日子说对了，可原说子时达高峰，可初更时就出现了，反映出中国历法测算也有不足。
这件事引起了善于吸收国外先进知识的耶律楚材的重视和思考。他受回历中朴素的地球经度概念的启发，发现了地上的距离与历法的推算有直接关系。他失误的原因是由于所依据的《大明历》系以中原的测算标准，在西域就会有误差。这就是他所创的"里差"概念的根据。进而他以《大明历》为基础，结合里差法，以撒马尔罕为标准，按经纬度不同，以差距乘4359，取得里差，用来加减经朔弦望小余，"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即中朔弦望日及余，以东则加之，以西则减之"，编订了一部新的历法《西征庚午元历》。另外，据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记载，耶律楚材曾将西域历法介绍到中国，编了一部《麻答巴历》①。此历可能是参考了欧麦·卡雅（C·1048-1124年）在内沙布尔天文台编制的哲拉里历，这种历法要历5000 年才相差一日，比之格里高利历积3330 年相差一日更为精密，后来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大约
① 见《元文类》卷五十七。
也是这种经过改良的波斯历。
耶律楚材编历受到了阿拉伯历法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历法学，是为蒙古汗国时期阿拉伯天文历法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影响。
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对西域阿拉伯天文历法更为重视，他们下令征召回回天文学家到中国，建立回回司天台等。世祖忽必烈在即位之前就曾下令征召"回回为星学者"，波斯人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应召东来。世祖中统年间（1260-1264 年），元政府设立了西域星历之司。至元四年（1267 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忽必烈下令予以颁行。同年，扎马鲁丁制造了7件"西域仪象"，即7 件阿拉伯式的天文仪器，有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有的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开拓了中国学者的眼界。
至元八年（1271 年），元政府设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十年，正式将回回、汉儿二个司天台归秘书监管理，设秘书监2 人，由焦友直、扎马鲁丁2 人负责。在回回司天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可马剌丁曾为安西王"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并协助扎马鲁丁编制回回历。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元亡后的第二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 年），元朝回回司天台的14 名工作人员还被明王朝征用。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回回历法中的五星纬度是中国历法所没有的，所以受到明朝政府的重视。《明史》卷37记述这种回回历说："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合。"这种回回历在明代主要用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仪式，比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要进步得多。
元秘书监中收藏了大批回回书籍。据元人王士点、商企翁所编纂的《秘书监志》卷九"回回书籍"条载：世祖至元十年（1273 年）10 月北司天台收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籍总计有23 种。其中天文、历法、算学、占星书14 种。天文著作以《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与《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最为重要。《麦者思的造天仪式》是希腊天文学家托雷美的名著《行星体系》（或《天文大集》Almagest）的阿拉伯文节译本，取名《行星体系萃编》。（khulāsatal－mijistT）《积尺诸家历》是波斯语《天文表》（al－zij），可能是《伊利汗天文表》（al－zijal－ilkháni）。此表于1272 年完成，由于也有中国天文学家参加工作，所以很快传到了中国。
大批阿拉伯天文历法书籍及天文历法学家进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历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郭守敬著《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就吸收了回回历的五星纬度计算法。这种计算法比较严密，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当也作为一种参考系数。另外郭守敬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星表，也受到了撒马尔罕和马格拉天文台的启发。郭守敬测量28 宿杂座诸星入宿去极度，编制了星表，又将前人未命名的1464 颗星以外的无名星编为星表，这些都是中国天文观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郭守敬设计制造的13 种天文仪器，不仅总数上与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而且功能方面也颇多近似。如其中的玲珑仪、浑仪、浑天象、立运仪、候极仪及简仪，分别与马拉格天文台的同类仪器壁象限仪、浑天仪、天球仪、希巴库经纬仪、二至仪、黄赤道转换仪的功用相仿。郭守敬在设计制造这些天文仪器时，受到比他早出现的马拉格仪器的启发，经过改进创造，比其更适用、更先进。明代大批吸收阿拉伯天文历法学，应该说是在元代基础上的继续与发展。
元代是我国天文历法发展的高峰期，当时在世界范围也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国先进的天文历法理所当然对阿拉伯诸国的天文历法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如前述耶律楚材与撒马尔罕天文学家关于天文历法的讨论，使他们对中国天文历法有了了解。中国天文学家在预测日月食、恒星观测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严密的计算使对方折服。另外，中亚马拉格天文台在编制《伊利汗天文表》时，由中国天文历算学家与波斯、阿位伯学者共同研讨编制。其中明显吸收了中国天文历法的成果，以至于成为此表的重要内容。还有曾主持撒马尔罕天文台的著名阿拉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ī，？-1436 年），非常精通中国天文历法。他于15 世纪初年编制的著名的《兀鲁伯星表》四卷，第一卷就论述了中国历法年置闰的原理。此历曾广泛流传于亚洲、欧洲等地，将中国历法的某些先进东西也带到了这些地方。（二）数学交流13 世纪是中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数学家及其著作。
其中元初的李冶和宋末的秦九韶，与德国的内摩拉里、意大利的菲波纳西、摩洛哥的哈桑·马拉喀什，被誉为13 世纪世界五大数学家。中国数学史上的这辉煌成绩的取得亦吸收了阿拉伯的代数、历算、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阿位伯数码字在元朝由于回回司天台的使用，渐入中国数学界和社会。
1957 年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城东北3 公里处的元代安西王府故宫殿遗址的夯土台基中，发现了五块铁铸的阿拉伯数码幻方。幻方也叫纵横图，是n2 的方格数字组合。是数学中组合分析的一支。在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幻方被认为可以辟邪，常常被置放在重要建筑物的地基中。埋入元安西王府台基中的是六六幻方，纵横斜六个数字相加都是11，如图：■据考证，安西王府的奠基年代是1273 年，这些幻方的发现表明，此时阿拉伯数码已经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另外，中世纪初印度、阿拉伯数码都已用○表示空位，在此表示法影响下，宋元之际中国数学家也使用空位的零号。如李冶在所著的《测圆海镜》与《益古演段》里，就以○代替唐宋时的用□位表示空位的办法。
元代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也通过阿拉伯算学著作的介绍传到中国，成了元代数学家研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多桑蒙古史》和拉施特丁的《史集》里记载了蒙哥有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解说的若干图式。蒙哥所依据的《几何原本》本，可能是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来华后修订的版本。元秘书监在1273 年收藏的书籍中有《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兀忽烈便是当时译写的欧几里得，四擘是阿拉伯文算学（Hisāb）意。这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一次传入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比1605 年利马窦口授、徐光启笔录《几何原本》早300 多年。元秘书监所藏回回数学著作，除《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外，还有《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船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是摩洛哥数学家哈桑·马拉喀什（al－Hasanal－marrākushī）所著的中世纪著名的天文数学著作；《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为12 世纪希伯来天文学家阿伯拉罕·巴·海雅·哈--纳希（Abraham bar Hiyya ha－Nasi）所作，《算法段目》是他写的《实用几何》（Hib－hur ha－meshihahve－ha－tishboret），《仪式》是他的历算论文《推步术》（Heshbon ha－ibbur）；《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是9 世纪阿拉伯大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剌子密的名著《积分和方程计算法》（Hisāb al－Jabr wa'l－Muqábalah）。这些阿拉伯数学名著的大量传入中国，并有阿拉伯数学家在具体演示，对于推动中国数学和历算的进步肯定会产生积极作用。
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计算编制《授时历》时，曾受回回历算的启发，应用球面割圆术。此术是中国传统计算法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历代天文计算不用球面三角法，黄赤道都用二次差的内插法进行近似计算，郭守敬引用了这种新的割圆术。另外，郭守敬还受哈桑·马拉喀什《允解算法》的启发，在计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时，开始应用对算弧三角法。
中国数学的伟大成就也传入了阿拉伯及亚洲其它国家。印度人在沙盘中利用位值制数码进行四则运算，其运算方法就与中国筹算法大致相似，分数的表示和四则运算也和中国分数算法相同。这种方法还通过印度陆续传入伊斯兰国家。9 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的著作中有中国公元一世纪出现的《九章算术》中"盈不足"问题的论述，后来这种算法长期流传在阿拉伯数学界。直到15 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的《算术之钥》中，这种"盈不足数"被称为"契丹算法"（al-khattaa-yn），可知宋元时期又进一步传入伊斯兰国家。阿尔·卡西对中国数学非常熟悉，他的《算术之钥》中关于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他介绍的开任意高次幂的方法，与宋元中国数学家秦九韶、朱世杰等人的论述多所相近。另外，杨辉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年）著成的《续古摘奇算法》中，根据中国古代的九宫纵横图，仿制成四行、五行、六行、七行、八行、九行、十行的纵横图。这些纵横图传入阿拉伯国家，又经阿拉伯数学家发挥，发展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格子算"。此算法把被乘数按格记入右行，乘数记入上行，以乘数每位数字依次乘被乘数，所得数据记入相应的格子，最后按斜行相加，便是所求的数字。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中的某些算法就与此算法相同。
（三）医药学交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波斯的古代医学都很发达，很早就互相进行着交流。到了元代，中国人与波斯、阿拉伯人大批进入对方国家，因此使这种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蒙古汗国时期，在汗廷中就有不少回回医生。如"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的爱薛就曾到和林城充当拖雷（世祖忽必烈父）妻唆鲁禾帖尼的近侍，担任教士与侍医的职务。撒马尔罕名医撒必，也由于治好了拖雷的病而当上了太医。世祖中统四年（1263 年），忽必烈命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在至元七年（1270 年）改置广惠寺"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并将爱薛在大都所设的"京师医学院"并入，仍命他掌管①。广惠寺的主要职官有20 多人，其间任职的均为回回医生。他们用回回医法，使用回回药物，医术很高明。如在元统元年（1333 年），顺帝皇姊的驸马刚哈剌
① 《元史·爱薛传》卷一百三十四。
咱庆王得了一种怪病，坠马后，两眼俱无，舌头吐出至胸口，诸医束手无策，请广惠寺卿聂只耳诊治，以剪刀剪舌，痊愈②。另据陶宗仪《辍耕录》卷22"西域奇术"载：任子昭在大都亲见邻居家孩子头疼难耐，有一回回医官用刀割开小儿额上，取出一坚硬如石的小蟹，小儿疼病竟痊愈。又载：在苏州有一兽医老回回，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将马左腿内割取一小块状物，马便立即可骑。这些记载与传说，难免有夸大与掠奇之处，但说明回回医生医术在当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回回药物在元宫廷和民间也享有较高威信，受到皇帝贵戚、诸王大臣以及百姓的重视。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元政府在太医院下专设回回药方院和回回药物局两个阿拉伯式的药学管理机构，分管上都和大都的宫廷医药。后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 年）才将此二处机构合并于广惠寺统一管理。另外，至元六年（1269 年）创设了御药院统一掌管各国进献的珍贵药物，其中有不少为阿拉伯国家及印度所献。忽思慧在其所著的《饮膳正要》里，也记述了不少回回药物及方剂，可看出回回药物的神奇作用。
元代回回医药学著作也有不少传入中国。元秘书监所存回回书籍中，有一种《忒毕医经十三部》，据考证可能是阿维森纳（伊本·西拿）的名著《医经》（Al－Qánūn fi al－Tibb）。③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回回药本》残本4 册，可能就是元秘书监所藏本①。《回回药方》残本四册，元末由阿拉伯文译成，明初木刻印刷，其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科，是一部部门齐全、包罗丰富的医学百科全书。
元代回回医生不仅在宫廷供职，而且还有很多人散居民间各地，行医卖药。王沂《伊滨集》卷五载《老胡卖药歌》："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竟来集。。。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人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回回老医生在江南街头行医卖药的情景。当时一些兼做药材生意的回回商人也擅医术。元末客居四明的丁鹤年是西域人，能诗善文、精通医药，先祖从阿拉伯来中国经商，后定居江南。他就常靠卖药自给。并兼给百姓治病。这些回回医药学的精华，早已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部分，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不少回回药物和医法。
中国医学对波斯与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前述阿维森纳在其所著的《医经》中就广泛采用了中国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也被译成波斯文。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著有《史集》的拉施特丁更编纂了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取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Tanksuqnamah－i Ilkhan darfunun－i ulum－ikhitai）。此书涉及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医学科目。其中提到了中国晋代名医王叔和（265-317 年）和他的《脉经》，并附有3 个中国式的医学图片。一个图中画出八卦，并将它划成24 等分，和昼夜相配，表示患者体温的升降；第二个图为内脏解剖图，画有心脏、横隔膜、肝脏和肾脏；第三个图以图示脉经。其图完全仿造中国医书。从拉施特丁此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医书和医疗方法传入阿拉伯诸国的情形。而且此书至今流传，是为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② 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79 页。
③ 见《光明日报》1955 年7 月7 日马坚文。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
典范。
（四）地理学交流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于中外人士互相来往的激增，出现了大批描写其所见所闻的游记性地理学著作。其中除中国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外（见本书第四章第5 节），还有欧洲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乞剌可思·刚扎克赛的《海屯行纪》等。
1。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年），意大利威尼斯人，著名的旅行家。他的父亲、叔父曾经商至中国，奉元世祖忽必烈命出使罗马教廷。世祖至元八年（1271 年）他随父亲、叔父到元廷复命，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叙利亚、伊朗，越中亚沙漠地带、帕米尔高原，过我国的喀什、于田、罗布泊、敦煌、玉门，至元十二年（1275 年）到达元上都。受到世祖忽必烈赏识，从此侨居中国17 年，并代表元政府多次奉使中国各地，到过陕西、四川、云南、河南、江浙等行省数十城，又自称曾治理扬州3 年。后获准回国，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随伊利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去波斯，从泉州由海道西行，1295 年回到威尼斯。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居热那亚监狱，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同狱庇隆人思梯切诺（Rusticiano）笔录成书，即为《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于1298年获释，后成为巨富。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马可·波罗东行时沿途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记载了元朝初年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及大汗朝廷、宫殿、节日、游猎等情况，讲述了大都、西安、开封、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福州、泉州等各地各城繁荣兴旺景况；介绍了中国近邻国家日本、缅甸、越南、老挝、暹罗（泰国）、爪哇、苏门答腊和印度等地的情况。
此书流传甚广，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对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东方影响极大。欧洲的地理学家曾根据它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另据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也是受到了此书的鼓舞和启发。哥伦布看到此书后，深为中国的文明富裕而激动，决心冒险东航到中国，并带了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只是航行失误到了美洲。此书还是研究我国元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受到蒙元史家的高度重视。现有1935 年冯承钧的汉译本流通较广。
2。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 年），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建人之一，是最早来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曾任德国、西班牙等教区大主教。1241 年蒙古军攻入匈牙利、波兰等地，欧洲震惊。1245 年，罗马教皇在德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柏朗嘉宾被作为使臣先期派往蒙古，了解蒙古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并携带教皇书信，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掠和侵犯基督教国家。他从里昂出发，经孛烈儿（波兰）、斡罗思，于1246 年4 月抵也的里河（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拔都又命他前往觐见大汗。7 月，到达和林附近昔剌斡耳朵。8 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臣推举贵由为大汗的盛典。11 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 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此报告先后出版了德、英、俄、法及拉丁文等文字本。1985 年耿升、何高济译为汉文时，按中国学者习惯译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以作者亲所见闻为依据，具体生动地描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政治宗教与蒙古军队的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与东西历史地理交流的重要原始资料。3。鲁布鲁克东行纪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1215-1270 年），法国人，圣方济各会教士。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关系亲密，1253 年奉其命以传教为名前往蒙古地区了解蒙古情况，并侍机拉拢蒙古人加入其同盟。他从地中海阿克拉城（Acre）出发，渡过黑海，于同年秋到达伏尔加河畔，进见拔都汗。12月，又到达和林南汪吉河蒙哥冬营地，第二年1 月觐见蒙哥。7 月，带着蒙哥汗致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1255 年回到地中海东岸。一年后，他用拉丁文写成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东方行纪》。1982 年，何高济将此报告汉译为《鲁布鲁克东行纪》，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详细记述了13 世纪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沿途各地各国的山川河流等情况，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一样，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中世纪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海屯行纪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 I ，1266-1269 年在位）的蒙古行纪。1244 年海屯归附蒙古，后奉拔都之命入朝，1254 年离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南科赞），先至拔都宫廷。5 月又东行，渡过押亦河（乌拉尔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进入蒙古，9 月抵蒙哥大汗宫廷。11 月西返归国。海屯一世口述其行程见闻，由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札克赛（KirakosGanjakeci）记录载入其所著《亚美尼亚史》中。1981 年由何高济将此部分汉译出版（中华书局），名为《海屯行纪》。此行纪记有海屯沿途所历的50余处山川城郭地名及其详细情况，以及蒙古汗廷情形，历来为研究蒙古史及中亚历史地理的学者所重视。
5。鄂多立克东游录鄂多立克（Odoricode Pordeno-ne，1274-1331 年），是仅次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方济各会教士。他于1316 年来东方传教，至伊利汗国都城帖必力思、孙丹尼牙，由于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开战，延滞游历了报答等地。后于1322 年转海道，经印度、苏门答腊、爪哇、渤泥、占城诸国，抵中国广州。又经泉州、福州、扬州，由运河北上，于1325 年到达元大都。在大都停留3 年，曾参加宫廷庆典，以本教仪式为皇帝祈福。约1328 年，改由陆路西归，游历于中国西部地区。1330 年返抵威尼斯，寓居帕多瓦，叙述旅行见闻，由教友威廉用拉丁文记录成书。此书有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等各种语言抄本达76 种，1981 年何高济据玉尔英译本汉译为《鄂多立克东游录》，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记叙中国各地情况，远及西藏的天葬风俗等，特别是对大都及元朝宫廷情况描写更为详细，亦是研究中国元朝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元时国外学者描写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还有非洲著名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Ibn Battūta，1304-1377 年）的《伊本拔图塔旅行记》，元末出使中国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的有关描写中国的书籍等。这些游记性的地理学著作，无疑加强了中外历史地理学的交流。
另外，中国传统的矩形网格绘图法也于中世纪后期传入西方各国。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的制图学由定量制图退回到宗教寰宇观支配下的"寰宇图"制图法，整个世界被绘成一个圆盘，坐标完全废弃，习称"轮形地图"。在8 世纪到11 世纪，阿拉伯地图绘制也有此种倾向，趋于几何图形化。中国的网格制图学传入后，促使阿拉伯制图学重新走向网格化，并对欧洲实用航海图的广泛产生与应用起了促进作用。如莫斯塔非·卡兹维尼在1330 年左右著的《编年史选》（Ta'kikh-i-Guzida）中，附有一幅网格式伊朗地图和画满网格的两幅圆盘形世界地图，画风与《元经世大典》如出一辙。意大利人马里努·萨努图（marino Sanuto）受伊朗的中国式网格绘图法的影响，在他1306 年为十字军地理著作绘制的巴勒斯坦地图上，也有网格的画法，图上有经线28 条，纬线83 条。
富有蒙古风格的中国元朝网格绘图法，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后，直接促进了欧洲诸国实用航海图的绘制。这种实用航海图上的刻度，是一种相互交织的罗盘方位线或斜驶线，斜驶线是由任意选定的不同地点的罗盘风力仪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去的罗盘方位线，由于罗盘方位线或斜驶线的交错，便很自然地出现了矩形网格画法。在1339 年安吉利诺·杜塞托航海图上，就可看到这种矩形网格的痕迹①。这对安全航行，扩大海运事业，起了积极作用，也正是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结果。
（五）建筑学交流元代随着大批阿拉伯人进入中国，其建筑技术也传了进来。元大都的设计建筑就有阿拉伯建筑师的贡献。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但负责具体施工的有回回人也黑迭儿等。也黑迭儿是个汉化了的出色的阿拉伯建筑师。曾任茶迭儿局董理，兼领监宫殿。至元三年十二月与光禄大夫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佑同时主持工程，负责修造皇城。他对皇城的布局、建筑、苑囿等亲自擘划，颇多贡献。他的儿子马哈马沙也继承父业，掌管工部，为大都城建设出力不少。这些是阿拉伯建筑技术融入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其积极作用也可想而知。
阿拉伯建筑技术更多地体现在富有其民族特色的清真寺及民居建筑上。
元代为了适应大批阿拉伯人生活习俗的要求，出现了不少清真寺。泉州就是伊斯兰教建筑比较多的城市之一。其城东南的清净寺初建于1009 年，但在元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
代经过大规模的整修重建。现存门楼和礼拜殿遗址。此门楼建筑式样是当时阿拉伯地区通行的寺院建筑，外形和蜘网状尖拱小宝盖石刻的连缀，都和12世纪以后阿勒颇、开罗、毕斯坦的寺院和陵殿相似。再如四明（宁波）、扬州、西安等地在元代也建了不少清真寺。扬州清真寺又称仙鹤寺，于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年）由普哈丁所建；西安清真寺在新兴坊街西，由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于中统四年（1263 年）所建。这些清真寺已与泉州清真寺及唐宋时的完全照搬阿拉伯建筑样式不同，已进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与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即穹顶圆形与中国庭院式相结合的阶段，为明清伊斯兰教建筑奠定了基础。
元代在杭州还出现了阿拉伯风格的高层民居。如杭州城东荐桥西侧有高楼8 间，俗称8 间楼，就是回回富商的住宅。陶宗仪《辍耕录》卷28 记载说，一天阿拉伯人结婚，婚礼奇异，围观者甚多。有攀缘窗户楼顶上者，致使楼房倒坍，压死主宾妇婿等人。杭人王梅谷以回回人名切入作诗说："压落瓦（阿老瓦）碎兮倒落沙（倒剌沙）泥，彆都钉（别都丁）折今木屑飞（木契飞）扬。"
元代印度、尼泊尔等佛教区国家的建筑技术也传入中国。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曾于至元十五年（1278 年）升任大司徒，负责将作院事务。他在中国共主持营造了3 座佛塔、9 座大寺、2 座祀祠和1 座道宫。他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入了中国。他主持建造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全塔共5 层，由下往上，第1层方形表示地，第2 层圆形表示水，第3 层三角形表示火，第4 层伞形表示气，第5 层螺旋形表示生命的精华，这是以印度的一种宇宙观（地水火气是万物的基础）作为建筑指导思想的。作为寺庙建筑的一部分，阿尼哥还擅长造佛像。他塑造的梵式佛像分铜铸与泥塑两种，与原来中国的汉唐式佛像迥然不同，从元代起梵式佛像就逐渐取代了汉唐式佛像。阿尼哥还精于织像与铸造机械，"每有所成，巧妙臻极"，受到时人高度赞扬。
（六）火炮术与陶瓷术的交流1。火炮术我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主要是在13-14 世纪由西征蒙古军传到交战国家和地区的，后又由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西传。如13 世纪中叶，旭烈兀西征阿拉伯国家时，蒙哥汗征集了1000 多名中国抛石机、火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了大量武器，当时中国的各种火器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攻打木剌夷诸堡、报达城以及叙利亚各地时，发挥了很大威力。而阿拉伯人也正是在同蒙元军交战中，获得了这些火器，并且由于当时阿拉伯的科学技术较发达，他们进行研究仿制，造出了木质火器"马达发"（Madfa，意为火器）。这是外国人最早仿制的火器。当时蒙元军与波兰人、斡罗斯人、日耳曼人、日本人交战时也使用了火器，但由于保密及其科学技术限制，他们未仿制成。
阿拉伯人对中国火器的仿造，在火药与火器的制作方面，已与中国初级火药、火器的制作方法相似。如其对硝石采取溶解、过滤、沉淀、结晶等方法进行提纯，在拌和药料时加入适量的油料，将拌和好的火药成品装入管形容器苇管和纸筒中，在管（筒）的前端安放弹丸，后部留有小孔，成为粗短型或细长型的初级火器。在此基础上，仿制成了类似中国突火枪的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据史料记载，马达发以木管为枪筒。尾部插有长木柄、管中装填粉状火药，木质管壁上有一小圆孔以发射弹丸。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马成甫说："阿拉伯人的火器马达发，与中国金军所用的飞火枪，南宋研制的突火枪，同属管形火器。其区别在于飞火枪用纸筒、突火枪用竹筒、马达发用木筒做枪筒"，学习借鉴关系很明显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