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开的坦克？”基尔波诺斯问。
“我亲自开的。正给我连坦克兵示范应该怎样克服障碍。”
“您开得好，上尉。”基尔波诺斯称赞道。“您要努力使部属都成为这样的能手。现在我奖给您一只刻有名字的表，表彰您出色的驾驶技术。”
连长脸上泛出了红晕，英姿飒爽地行了个军礼：
“为苏联服务！”
基尔波诺斯转身对陪同他的莫尔古诺夫少将说：
“应该把所有坦克兵都培养成这样的能手。”
“有点困难，司令员同志。不过我们努力。”
“现在，”司令员对上尉说，“您让我们看看您的部属能干什么。”
“是！”
科丘别伊登上炮塔，用小旗向停在出发地位的坦克发出了信号。一辆T－34缓慢驶上了障碍物地带。这辆由没有经验的生手驾驶的坦克艰难地通过了该地带。另外两辆行驶得稍好一些。基尔波诺斯一边观察坦克行驶，一边皱起了眉头。
“不行！”
“没什么可奇怪的，司令员同志。”莫尔古诺夫将军叹了口气。“驾驶员来不及掌握新坦克。要知道，他们驾驶这些坦克还不够三小时哩。”
“要加紧训练，利用每一分钟进行驾驶。”司令员吩咐说。
“否则任何偶然性都会使我们措手不及。”
第二天，坦克兵进行射击训练。他们的火炮和机枪射击比驾驶好得多。基尔波诺斯高兴了。
夜里，他命令向这个师发出战斗警报。坦克兵的行动不错，在规定时间内着装完毕，有条不紊地进至集中地域。随后的训练性行军却使基尔波诺斯有些不快。我们在各坦克团行进路线两旁看见了不少抛锚坦克。越往前走，抛锚的越多。基尔波诺斯脸色阴郁。当师长前来报告行军情况时，司令员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为什么这样乱七八糟的，上校？坦克在行军时就开不动了，用什么进行战斗？！”
师长试图解释，开不动的只是最破旧的G－26和KM坦
克，这些坦克大多是训练用的车。
“训练用的车也不应该开不动！你们太不注意小修了。”
“旧坦克的备件不够……”
司令员转身对莫尔古诺夫阴沉地说：
“这不好，将军！您要想法子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回基辅后向我报告……”
送到军区情报部的情报一份比一份令人不安。我们的侦察兵B·A·邦达列夫上校，如今大概是司令员最经常接见的来访者了。我们发现，基尔波诺斯每和他谈完一次话，脸色都要变得阴沉一些。不安的理由是充分的。邦达列夫每天向作战部通报不同来源的情报。
6月上旬末，司令员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情报部长在会上报告了他获得的一切情报。
还在早春时候，就开始收到情报，说德国人在边界另一边构筑为数众多的野战机场，铺设铁路支线，还把无数土路直接延伸到我国国界。从4月起，德军开始加紧调兵遣将。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演习吗？但任何大小演习都有开头和结尾，而德军向边界的调动却没完没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加。现在，每天有二百列左右满载军队和军用物资的军列开到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
“我们有经过检验的情报，”邦达列夫报告说，“德国人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把所有和平居民都赶出了边境地区。而且德军各警备处已向波兰地方当局发出警告：如果发生军事行动，居民不得惊慌，否则就地处决。德国人在波兰境内将所有民用医疗机构改成了军队医院。派去了自己的医务人员。所有在铁路担任负责人的波兰人，都被希特勒分子换成了德国官员。现在，一切开往边境的德国军列都有加强的德军警卫队护送。在希特勒分子称为‘总督辖区’的被占领波兰已经实行戒严。”
“也许，波兰人已使他们大伤脑筋了！”瓦舒金说。
“可能，军政委级同志。不过，依我看，问题不止于此。我们刚接到新情报：德国人已开始在各处把边防军换成野战军了。在佩列梅什利和拉德姆诺以西地域边界附近，他们集中了大量从农民那里征用的大车……”
空军司令员E·C·普图欣将军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们注意法西斯飞机日益频繁的越境。
“应该把它们打下来！”他用手一砍。“我从西班牙的战斗中深知这些法西斯分子。他们是那样的一群无赖，只要你还没掐住他们的脖子，他们就会朝你脸上吐痰。”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得到掐他们脖子的许可。”基尔波诺斯平静而冷淡地说。“您找一种不用射击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在我国土上空侦察。”军区司令员环视到会人员。“有一点是清楚的：情况很叫人不安。法西斯分子正在准备某种反对我们的严重步骤：或者是仿效其同伙日本武士们的榜样策划大规模挑衅，或者是……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要求我们坚决行动。我们在这一方面预先采取了某些措施。我已命令各集团军司令员派出小分队占领在前地构筑的野战阵地。①这样，我们就能在希特勒军队突然袭击时支援各筑垒地域守备部队的战斗行动，并以此保障野战掩护军队准备和展开，抗击可能的进攻。大家知道，我们已奉命使位于军区深远后方并编为军区第二梯队的各军做好直接向国界开进的准备。为此要做的一切我们都做了：各军只等着开拔口令。但是目前还没有开始调动这些军的号令。我们将不待号令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掩护军队的战斗编成和全面准备。”
①指筑垒地域的前进地带。
司令员说，将波塔波夫集团军所属步兵第62师从卢茨克调近国界进行野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步兵第193师也应由科罗斯坚调近国界，到波武尔野营。步兵第13军领率机关由桑博尔迁到斯特雷；骑兵第3师由茹尔克夫①地域调到伊贾斯拉夫利，住骑兵第32师营房，步兵第190师由切尔卡瑟调到骑兵第3师原驻地。
①今涅斯捷罗夫市。
基尔波诺斯转身对参谋长说：
“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立刻就这些问题给国防人民委员写报告。只要他一同意，我们立即就着手干。在等到莫斯科批准之前，司令部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不耽误才好。”参谋长沉思地说。
“我想，只要情况危急，人民委员自己也会催促我们的。”司令员反驳说。“就这么回事。我认为必须立刻给编为我军区第二梯队的军队下达以下命令：每个团的弹药携行储备量都要直接分配到各分队每一挺轻、重机枪，其中半数弹药要压进弹链和弹盘；手榴弹保存在仓库，但现在就要分配到各分队；要有半个基数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处于待装填状态，高射炮也照样；各种车辆的油料储备，不得少于两个基数：一个基数装油箱，另一个基数装油桶。最后，我建议最大限度地缩短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的期限：步兵和炮兵部队要缩短到两小时，骑兵、摩托化兵和机械牵引炮兵部队要缩短到三小时。总之，第二梯队军队要进入同国界掩护军队一样的高度战斗准备状态。”
全体到会者一致赞成司令员的建议。普尔卡耶夫皱着他那下垂的浓眉，只是偶尔赞成地点一点头。可是当基尔波诺斯不再说话，正用手抚着前额，仿佛在回想他是否一切都说过时，参谋长忍不住了。
“那么第二梯队军所属各师补充到齐装满员这件事怎么办呢？”他问基尔波诺斯。“要知道万一有事，有相当大一部分火炮各军无法拉出来，因为没有拖拉机，许多师也远未得到足够的运输工具，没有什么车来前送弹药。人员也不够……”
司令员慢慢地拿出梳子，用习惯动作仔细抿平了向后梳的黑发，又同样慢慢地将梳子放回军上衣口袋。
“这是国家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懂得，莫斯科在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西部边界防御能力的同时，也努力不给希特勒对我国进行挑衅的丝毫借口。而要给我们的师和军补满员，从国民经济中拨给它们尚未得到的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器材，就得进行局部动员，而这在边境军区几乎是不可能避开希特勒的侦察的。上面未必会采取那样的措施。”
“这话说得又对又合理！”瓦舒金热烈支持说。“这样严肃的事需要慎之又慎！”
“那好，不行就不行吧，”普尔卡耶夫还是没有安静下来，“不过，我们哪怕把炮兵团和工兵营从军区靶场送回各师也好。”
这个建议大家都同意。
这天，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很重要的决定，竭力提高军区所属军队的战斗准备，以防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我们有缺陷，这些缺陷，是任何紧急措施都无法弥补的。军事委员会例会已经谈过这一问题。我这一代苏联人，特别是有幸在红军和红海军服役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党、政府和全国人民为提高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威力，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作出的巨大努力。
由于顺利完成头两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有可能加速红军和红海军的技术装备。从1929年到1941年，轻型、中型和重型火炮数量增长了六倍，反坦克炮增长了十八倍。从1934年到1939年，坦克兵人数增加了一倍半。从1930年到1939年，飞机数量增加了五倍半。到1941年前，我海军共得到各种新军舰约五百艘。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威力。
但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迫使苏联人民不断增加军队人数。从1939年1月到1941年6月，军队人数增长近一倍半。组建了一百二十五个步兵师和其他兵种的许多兵团和部队。尽管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提高，但仍赶不上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军队普遍感到武器、技术兵器、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不足。
就以我们基辅特别军区为例吧。读者已经知道，战争前夕军区很大一部分军队是由新编军队组成的。这样的新编军队有：1940年开始组建、当时尚未组建完毕的全部八个机械化军；五个摩托化反坦克炮兵旅和许多其他炮兵部队；几个步兵师（其中四个师到战争即将开始时每师仅两千至两千五百人）。
武器和技术装备不足，人员也不足。从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中抽走数百万劳动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困难的是指挥干部问题。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可能做的一切。
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从预备役中征召了十七万四千名指挥员。各军事学院的学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仅1940年就创建了四十二所新军校，用以培养陆、海军指挥人员。军校学员由三万六千人剧增至十六万八千人。全部军校的训练期限都由三年改成了两年。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为数众多的少尉训练班。所有这些，无疑对战争爆发前指挥人员的缺额有所弥补，但远远不够。
记得仅在我们军区，到1941年5月前就还缺三万多名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我已说过，我们把1941年的很大希望寄托在各军校5月份毕业的学员身上。但是年轻的中尉们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到部队的，他们当然来不及熟悉情况和研究自己的部属。我们得到的一个安慰是，大量预备役指挥员要在宣布动员后立即到我们这里。
最复杂的问题，是军队中各种武器，特别是新式坦克、飞机和火炮的装备。党中央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研制了第一流的军事技术装备样品。出色的“米格”、“雅克”、“伊尔”型飞机，最完美的T－34中型坦克和KB重型坦克，以及其他多种武器，就是在当时投入成批生产的。这是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最伟大的劳动功勋。可是工业部门仍不能满足军队对技术兵器的需要。我们只好安于许多武器装备不足的现状，而寄希望于以后逐月增加。
在战争开始时，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批评高级军事机关、国防工业部门的设计师和领导人，说他们在研制新型技术兵器方面落后了。那些对真实情况认识十分模糊的人可能这样说。
研制复杂的新式武器，组织其成批生产和大规模装备到军队，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它要求做出很大努力，而主要的是需要时间。
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很知道T－34坦克极为良
好的战斗性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坦克可以同这种坦克媲美。但是让我们好好探究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在研究成功这种出色的坦克，并将其投入成批生产之前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
从1932年到1939年，工业部门主要向军队提供T－26、KM－7、T－28坦克。人们认为这些坦克的主要战斗性能是快速性高，火力强。但由于德军特种反坦克炮兵得到发展，加强我军坦克装甲的问题便提出来了。在1938年至1939年间，设计局和坦克驾驶教练场上开展了紧张工作，以便研制十八吨重的A－20型轮履式新坦克。这种车辆颇有前途，但武器装备差。设计师M·A·科什金和A·A莫罗佐夫继续工作，不久，一种装备76毫米加农炮和两挺机枪的A－32型坦克出厂了。总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8月选定了这种坦克，但要求设计师们进一步改进行动部分和增强装甲防护力。设计师们达到了这一要求。这样，当时坦克制造业的杰作——T－34坦克，经过紧张工作后终于诞生了。1940年初，这种坦克通过了全部试验，投入成批生产。到同年年底，工业部门已生产这种出色的坦克一千二百二十五辆，到战争即将爆发时又增加了一千多辆。
后来享有盛名的作战飞机的研制，也是以同样的毅力开展的。
遗憾的是，完全用新型坦克、飞机装备军队和实际掌握它们的时间不够。再有一两年就好了！……
我们军区最新式的飞机当时只占飞机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坦克也是这种情况。事情不好办，还因为工业部门自从转产新技术装备后，急剧缩减了旧装备的备件生产。所以，当旧装备因加紧使用而损坏时，就没有办法修理。战争头几个月旧式坦克和飞机较快报销，是不足为奇的。
在战斗准备方面，我们军区所属军队中较好的是步兵军和师，特别是编入国界掩护军队的那些军、师。配置在军区纵深、实际上编为军区战役第二梯队的步兵军所属各师，无论是人员补充和装备都要差得多。最使军区首长忧虑的，是火炮和迫击炮及部分枪械缺额，这在新组建的部队和兵团中特别严重。迫击炮、高射炮、大口径机枪、轻机枪和冲锋枪都不足。
军区装甲坦克兵的情况简直糟透了。对1940年开始组建的几个机械化军，首先是利用原来就有的独立坦克和机械化旅及各步兵师独立坦克营的人员、武器装备和战斗车辆进行补充的。到战争即将爆发时，没有一个机械化军完成了组建工作。
在军区所有装甲坦克兵中，机械化第4、8军的战斗准备做得最好，军区自1941年初以后获得CB和T—34坦克都优先给了这两个军。但是，就是这两个军也还缺乏战斗车辆、枪炮和其他技术器材。两军所属各师装备的新坦克，只及规定数量的一半。由于时间不足，新坦克乘员的训练程度和战斗协同都还达不到应有水平。
机诫化第15军组建稍晚。战争爆发前它的战斗准备程度比前两个军差得多。该军得到最好补充的是坦克第10师，共编有CB和T—34坦克近一百辆。坦克第37师总共只有三十二辆新的中型坦克和一辆CB型坦克。其余都是陈旧的KM－7和T－26型坦克。乘员刚开始学习驾驶新坦克。而该军摩托化第212师，实际上只不过那么叫它罢了，因为它不仅没有供人员乘坐的汽车，而且也没有运送重装备、弹药和油料的汽车。师炮兵的牵引工具只够牵引一个营，而且还没有后勤。军炮兵团总共只有五辆拖拉机，只能牵引一个连。其余火炮要离开原地，只有等国民经济系统的车辆开来之后，也就是等宣布动员之后，才有可能。该军摩托车团的处境更困难。它的指挥人员只补充到三分之一。所补充的士兵是未经训练的应征公民。
其余机械化军组建更晚，它们的状况太差了。所有坦克都已陈旧，而且多半是已消耗掉大部分摩托小时的教练战斗坦克。由于这些坦克已停止生产，所以几乎没来过备件，一有严重损坏，通常就意味着彻底报废了。大家估计，在KB和T－34坦克到来之前，人们将暂时先用这些坦克练习。
读者看见了，各机械化军还处于早期组建阶段，不能认为已完全做好战斗准备。
运输工具少是我们军区所有地面军队的弱点。汽车和拖拉机只及应有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连国界旁的那些师也未装备够数。在绝大多数机械化军中，被认为已经摩托化的步兵，却只能徒步行进，而相当大一部分师和军的炮兵，则由于缺乏牵引工具成了不可机动的炮兵了。
原因很简单。我国还没有富强到可以向迅速发展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汽车和拖拉机的程度。原来考虑的是军队将在动员的头几天获得汽车和拖拉机。每个师都知道这些技术装备应从什么地方，从哪些企业和机关调来。
法西斯军队在这方面占有不容置辩的优势。它已充分动员，早已转入战时轨道的整个德国经济以及为法西斯所奴役的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在为它工作。被占领各国军队的大量技术兵器供它支配。同时，法西斯德军已在欧洲展开军事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作战经验。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希特勒分子已在战场上试验了自己的武器装备，并且安排了最完善样品的成批生产。
我们明白，一旦法西斯德国进犯我国，我们要打退其猛攻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要在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奋战。
8．最后的准备
军事委员会讨论提高军队战斗准备的新措施后还不到一昼夜，莫斯科就发来了电报。总参谋部质问：各筑垒地域部队为什么收到了占领前地的命令？那样的行动可能刺激德国人挑起武装冲突。这一号令要立即撤销。
电报使司令员很扫兴。因为这本来是他机断行事的结果，而现在他却要撤销原先下达的命令。
而军队中却传来了新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我的骑兵老同事、第5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
斯基将军飞到了基辅。基尔波诺斯、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立即听取他的汇报。皮萨列夫斯基报告说，德国人已一天天加强自己的部署。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法西斯分子已开始撤去设置在国界上的全部工程障碍物。现在他们正急急忙忙地积聚炮弹和航空炸弹，而且直接放在地面上，就是说不打算长期保存。袭击随时都可能发生了。而我军却还在常驻地点。如要占领沿国界构筑的防御阵地，至少需要一天，或者是两天。而敌人会不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呢？集团军参谋长在结束自己的情况报告时问道：现在还不该向国界掩护军队宣布战斗警报吗？
基尔波诺斯皱起了眉头。他说，他完全愿意与集团军首长分忧。国界的确不平静，军区军事委员会将采取一切可能做到的办法。现在不能宣布战斗警报，但是要认真考虑将集团军第一梯队师调近国界。最后，司令员表示相信，莫斯科一切都知道，在需要时会预先通知我们，会下命令。显然，那样的时刻尚未到来。
但我们明白这一时刻正在逼近。就在那一天，第26集团军参谋长A·C·瓦连尼科夫的报告来了：上校说“德国人正在构筑进攻出发地位”。
莫斯科无疑比我们更知道边界那边的情况，我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终于采取措施了。6月15日，我们收到命令，从6月17日起将第二梯队全部五个步兵军开往边界。我们对此早已准备就绪。读者记得，我们早在5月初就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拟好了给各军的训令，勘察了行进路线和集中地域。现在剩下要做的只是给执行者一个口令而已。我们立即做完了这件事。
给各军准备强行军机动的时间是二至三昼夜。一部分师要在6月17日傍晚出发，其余师则晚一昼夜出发。他们要携带一切战斗必需品。为隐蔽起见，军队只在夜间移动。他们总共需八至十二个夜间行程。
计划写得很详尽。步兵第31军应于6月28日凌晨由科
罗斯坚地域到达科韦利附近边境。军司令部在6月22日以前应留在原地；步兵第36军应于6月27日凌晨占领杜布诺、科津、克列梅涅茨边境地域；步兵第37军6月25日凌晨即应集中于佩列梅什利亚内、布列扎内、杜纳尤夫地域；步兵第55军（欠一个师，该师留原地）于6月25日，步兵第49军于6月30日前分别进抵边境。
为使希特勒分子无法察明我军移动，各军集中地域均未选在国界附近，而选在国界以东几昼夜行程处。
军事委员会要求集团军派司令部作战处代表到每一个师监督行军的组织。但作战处人员根本不够，所以只好从其他处抽调军官担任。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要对国界掩护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要按各主要战役方向准备战役地图，要写行进路线说明，要研究和总结各军和集团军的勘察资料。还要接待和安置两个集团军，调各军去边界……
这一切迫使我再次向普尔卡耶夫将军提起我早先关于增加作战部人员的请求。谈话时在场的安东诺夫将军摇着头说：
“哎呀，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哪能谈得上增加！听说总参谋部奉命在两周内拟定压缩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机关编制百分之二十的新方案……这样你还得盘算盘算你得和哪一位分手哩。”
“这个命令在哪儿？”普尔卡耶夫气忿地说。
“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的这位“组织和动员”专家平静地回答。
“那我们就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再考虑吧。”普尔卡耶夫沉默了一会，又说：“不过我不允许压缩作战部。您找其他部作牺牲品吧。”
“是，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安东诺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只能感到高兴：参谋长不允许压缩……（我们终于没来得及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战争爆发了。我后来觉得，开始战斗前一周简直不可能有那样的命令。我写此书时，决定检查一下是不是记性作弄了我。结果发现还真有过那样的命令。）
关于各军向边界开进的训令刚发到执行者手里，问题和请求便接踵而来。
步兵第55军军长首先给普尔卡耶夫打来了电话。他问：参加伞兵集训的那些分队怎么办？还要不要按计划规定再派去三个营？
普尔卡耶夫与司令员交换意见后才对我说：
“通知军长：所有出缺分队立即归建，以后一个营也不得派出集训。”
后来我得知，参加集训的分队终于未能在战争爆发前返回本军。
参谋长的电话铃声不断：有的请求把军区首长调来执行各种任务的部队归军建制，有的要求迅速归还靶场的炮兵，有的要求补充运输工具。我们的一切训练计划、经济计划和施工计划都是着眼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却要火速进行彻底修改。
但未经莫斯科准许，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们作主。
在6月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有一次会见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由于我埋头工作着，没有发现有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响亮而愉快的声音。
我从地图上移开视线，看见面前站着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早在1927年，机缘就使我们首次在古尔祖夫疗养院相遇了，我们在那里相处得很好。我新认识的这个同志性格直爽，机敏过人。他读了很多书，空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上。
当时我同他谈了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军队生活问题。通过这次谈话，我觉得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是个思维独特而又富于创造性的指挥员，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是军队战斗训练法专家。我发现科涅夫有某种特别的本领，他能看出军事发展中新的和进步的萌芽。他对一切公式化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锐批评。
我们有点一见如故。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兴趣在许多方面相同，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是团长。
几年以后，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相逢了。虽然我在基本系学习，他在特别系学习，但我们仍经常找时间亲切交谈。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了。我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在职务上的迅速提升，真诚地为他的成绩高兴。到战争前夕，他已指挥北高，加索军区了，该军区主要兵力已编成我们新的第19集团军。科涅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司令员。
不过，我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快在这里，在基辅见到他。
我们很想长谈，但两个人都很忙。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请求给他介绍一下军区情况。我请来了邦达列夫上校。他讲了边界那一边的情况，我尽我所知讲了军区所属军队的状况和配置。科涅夫很满意。
“谢谢你们的指教！”他说。“现在我可以到自己集团军去了。”
他的声音仍象以前一样充满朝气。他伸手向我告别：
“万事如意，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再会。”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下一次会面不会很快了，因为我将随军区司令部前往捷尔诺波尔，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则率他的集团军去西方面军。
我们出色的炮兵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到莫斯科去领导总军械部了。6月月中，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帕尔谢戈夫中将来接替他的位置。我们这里认识他的人不多。但基尔波诺斯将军和军政委级瓦舒金在列宁格勒军区同他共事时已认识他。我在三十年代初曾同帕尔谢戈夫，当时年轻的炮兵团长一起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此后我们没见过面。
这位四十二岁的中将的生活道路，酷似大多数红军高级军事首长的生活道路。帕尔谢戈夫出生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代曾在安集延市的一家轧棉厂做工，十九岁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了。国内战争时期他在中亚作战。他的“大学”是在红军里上的。健全的头脑和罕见的记忆力帮助他成了一个好炮兵。他在三十年代前就指挥炮兵营，接着指挥炮兵团。后来进诸兵种合成军事学院，毕业后再次指挥炮兵团，不久受到破格提升：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炮兵主任。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领导第7集团军炮兵，尔后又回到军区，由那里到莫斯科担任红军炮兵总监。在炮兵最高岗位工作的三年，使帕尔谢戈夫收获很大。他已是有很高战役造诣、能大胆迅速定下决心的指挥员了。
6月19日晨，我正向普尔卡耶夫报告我们各军向边境地区运动的情况，帕尔谢戈夫率他的参谋长和军械主任来到办公室。普尔卡耶夫办公室里那种拘束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瘦削、匀称、十分好动的帕尔谢戈夫在门外就高声而愉快地向我们阴沉的参谋长问好，走到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他的手。然后他快步走近我，精神焕发地伸出被晒成青铜色的小手。深棕色的两眼微笑着。
“你好，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又有缘相见了……”
帕尔谢戈夫用他有力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转身对参谋长嚷道：
“瞧，普尔卡耶夫同志，遇到了同乡！知道吗？真没料到！”
他猛一转身，象骑马鞍子似的坐到沙发上，仔细地整理胸前的“金星”奖章（他由于在突破曼纳林防线时立下战功，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捋顺了深色小胡子。
“好吧，找我们有什么问题？”
在这种活跃的场面中，普尔卡耶夫的脸上一直保留着他特有的庄严宁静和冷淡谦恭的表情。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谈实质问题：向边界开进的各步兵军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只携带了极少量弹药。怎样补充弹药储备呢？
帕尔谢戈夫喊一声：
“拿图来！”
炮兵参谋长递上了一张折叠着的地图。帕尔谢戈夫很快打开图，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皱起了细细的黑眉，两片嘴唇无声地张合着。他抬起了头。
“我们的主要军械库都配置在军队要去的那一线。各军一到指定地域就将得到弹药。”
“军区司令员认为，最好在各军到达之前就要先运去不少于半个基数的炮弹。”普尔卡耶夫说。
帕尔谢戈夫凝神看了军械主任一眼。
“我们努力吧。”军械主任回答。
“不是努力，而是完成。”帕尔谢戈夫坚定地说。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求您，帕尔谢戈夫同志，”普尔卡耶夫在结束谈话时说，“就是请您亲自过问，在近期内把由于缺乏牵引工具目前仍留在营房区的全部火炮都拉到各军去。为此，我们将由军区汽车团拨出剩下的汽车作牵引车使用。如果车不够，那就要将其余火炮立即通过铁路运去。”
“好。我们去完成。”炮兵主任仍然那么坚决地说，并象进来时那样迅疾地离开了办公室，过了好一会，走廊里还传来他那响亮、尖细、带着东方口音的声音。
这里提前说一说，帕尔谢戈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迅速组织了弹药向各步兵军集中地域的前送。
各集团军的告急报告源源不断。在6月19日收到的请示中，我还记得第12集团军新司令员波涅杰林将军的电报。他问司令员，假如德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高射炮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开火。
基尔波诺斯将军命令参谋长这样回答：
“下列情况可以开火：
（1）军区军事委员会下达特别号令；
（2）宣布动员；
（3）掩护计划生效，同时又没有特别的禁令；
（4）第1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和平时期我高射炮不向德军飞机开火。”
这一答复也雄辩地证明，苏联方面虽然采取了一切更坚决的措施来应付冲突不可避免时的情况，但仍竭力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不给希特勒分子以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的丝毫借口。
同一天早晨，B·K·朱可夫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国防人民委员已命令建立方面军领率机关，并于6月22日前将其调到捷尔诺波尔。电报要求对此“严格保密，但可预先通知军区司令部人员”。
所有这些，我们早已预作考虑。按我们的打算，用汽车运送整个方面军领率机关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过于暴露了。因此我们决定还要利用铁路。军区司令员命令铁路运队于6月20日傍晚由基辅出发，而主要的司令部汽车纵队则于次日上午出发。
“军队怎么办呢？”我问参谋长。
“目前号令只谈到军区领率机关。您要抓紧时间拟好军区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文书，至迟于6月21日通过火车并加派必要的警卫，将其送到总参谋部。尔后您同您的作战部一起乘汽车在我们后面出发，至迟于6月22日早上7时到达捷尔诺波尔。”
我自然对军区首长不带作战部去指挥所感到谅讶：万一发生事情，他们就无法指挥军队，因为身边既没有作战参谋，又没有隐蔽通信专家。但是普尔卡耶夫不同意我的下列建议：我留下两三名参谋，其余由我的副部长率领随军事委员会同时出发。他说这没有必要，因为作战部在6月22日凌晨已到达捷尔诺波尔，而在此之前未必需要它。
“所以，一切都照计划行事。”将军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让我明白不必把时间耗费在谈话上。
6月20日傍晚，我们送走了乘火车出发者，次日中午又送走了乘汽车启程者。
军区首长的镇定，方面军领率机关在编队和准备上路时的认真和有条不紊，对大家起了良好影响。谁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行政管理机关有人甚至希望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出发训练，最迟在下星期六，大家就能回到基辅。
星期六，我们终于把全部紧急文件发往莫斯科。几辆大轿车和载重汽车开到了军区司令部正门。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迅速把文件、地图、桌椅、打字机等装上汽车。大家干得很愉快，不断传来嬉笑声。
这是一个暖和的傍晚。绿荫如盖的大小公园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基辅人正下班回家。到处呈现出热闹景象。谁都没想到，那时离和平生活突然中断。“战争”这个可怕字眼响彻每个角落的非常不祥的一刹那，只剩下十个钟头了。
当我们的纵队穿过行人很多的市区，走上日托米尔公路时，天还很亮。我坐着小汽车在纵队先头行驶，浏览着白天未及一看的报纸。各版都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
但我心里仍然不平静。看来是因为我和我的助手们知道的消息比报纸上写的多得多。
我们还未到达日托米尔，就听见我后面那辆汽车发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我命令司机把车开到路旁停下。原来有几辆车由于发生各种故障抛锚了。一夜之间我还不得不几次让纵队停止前进。这些未曾料到的迟延使我们无法执行行军时间配当表。很可能早上7时前我不能把我的汽车纵队带到捷尔诺波尔。但军队里习惯于竭尽全力准确执行命令，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再说，战争或许就在拂晓爆发这个想法，整夜都使我苦恼。我于是命令加速前进。当我们距布罗德这个绿荫丛中的乌克兰小镇不远时，天已破晓。我们在这里又作了十分钟的停留。
在每辆大轿车或载重汽车旁，车长都迎着我报告：
“一切正常，上校同志。”
当我回到纵队先头，正准备发出“前进”信号时，布罗德上空突然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大家都抬头注视着天空。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场，那里配置着歼击机和强击机。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员要这样早开始自己的飞行日……
可是传来了一声声爆炸巨响。大地都在脚下颤动了。有人嚷起来：
“看那！看那！大火！……”
布罗德后面升起了团团浓烟。汽车司机老练的眼睛看出是油库着火了。大家都在惊慌的沉默中呆住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难道战争爆发了吗？！”
当我们看见机翼涂有黑色N的飞机后，最后的疑团消散了。这些飞机投完了炸弹，正在我们头顶上转弯。有三架敌轰炸机离开队形向我们冲来。人们迅速散开，卧在路边沟里。只有几个司机顽强驾驶着自己的汽车。法西斯飞机两次超低空掠过纵队，并用机枪进行扫射。我查明总共有两人受伤后，便吩咐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救护，继续上路。
没有任何疑问了，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国土。现在边界上出了什么事呢？这个想法令我心绪不宁。当时甚至大部分掩护兵团也还分散在距国界线很远的地方，而第二梯队军则还距它二百五十至三百公里。能顶住敌人吗？假如顶不住，第二梯队军的全部动员就要受到破坏，它们进入交战时仍将处于现在这种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严重缺额的状况。
所有这一切，我只有到捷尔诺波尔才能了解到。
我们急忙向那里赶路，再也顾不上掉队的汽车了。
从此，我漫长地战争考验历程开始了。
1．“KOBO－41”计划①生效
①苏国界掩护计划代号。——译者注。
我们的汽车沿布罗德的街道疾驰着。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但居民都没睡，窗帘都拉开了。人们不安地看着机场方向，看着滚滚浓烟。他们猜想这不是无缘无故造成的。
我们距捷尔诺波尔还有六十公里，在走这段路时，法西斯飞机小编队又对我们的纵队进行了两次轰炸。幸好没造成严重损失。
我们在早晨六点多钟到达，比规定的期限早。大家都在等我们。头车刚驶近军营，大门就猛地打开了，值班军官默默地向我打手势，指示前进方向。
这里原驻着一个小部队，决定在捷尔诺波尔开设军区基本指挥所后，为加紧工作，便利用了这一军营。它原来的主人迁到了另一地点。房屋已经过仓促改建，当然还远未做完全部改建工作。
我数了数，约有十五栋小房，大多是一层的。小房之间搭起了一个个帐篷。到处都能看见新挖的掩壕，这是在一旦遭轰炸时供人员隐蔽用的。
听到急速开到的汽车的喧闹声后，普尔卡耶夫将军跑了出来。他一脸极不耐烦和懊恼的神色，使人感到他马上就要嚷起来：“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将军没说话：看得出，他记起了是他自己指定我们到达期限的。他一挥手打断了我的报告。
“快点卸车，开始工作！立即通过一切通信线路通知第二梯队各军长，实施“KOBO—41”作战计划。要他们确认已经收到号令。回电后向我报告。”
普尔卡耶夫刚走，门口便出现了盛怒的司令员。他对我们迟到极为愤慨。基尔波诺斯是难得失去自制力的。就是说，如果他失去镇静，那事情就十分严重了。
我忍受着一肚子委曲，说明我们甚至比指定时间还早一些到达，尽管汽车的技术状况不好。基尔波诺斯稍微克制了一些，边走边说：
“一小时后我桌上要有一张边界情况图！”
我们立即着手工作。大家摊开了地图和文件。被指定分管各集团军的方向参谋们守候在电话机旁。
对任何一个指挥所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通信联络。指挥所开设在捷尔诺波尔期间，军区通信主任多贝金将军和他的属下做了很多工作。我记得他曾自豪地向军区司令员报告，由新指挥所通过电话、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既可同各集团军司令部，也可同莫斯科直接通话。通信是多路的，因而也是可靠的。不过，只在和平时期才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的通信基本上靠的是邮电人民委员部的永备有线通信线路。这样的线路自然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分子从战争头几个小时起就派航空兵和破坏队去对付这些线路了。及时排除故障的力量也不足，因为大多数集团军和方面军通信分队，要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宣布动员后才组建；而敌人的突然入侵破坏了这些计划。
而现在，当战斗开始后，当昨日的基辅特别军区成为西南方面军后，方面军首长不时同军队失去联系。联结方面军指挥所和总部的线路还可凑合，而要同各集团军司令部联络，那就太难了。
分管第12、26集团军的方向参谋很幸运：他们立即打通了电话。第12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苏匈边界暂时还没有发生战斗行动。而第26集团军司令部则只能报告：敌人在拂晓时向我全部边防小队进行了冲击。掩护军队接到警报后即由驻地开赴边界。边防军分队和筑垒地域分队正在奋不顾身地作战。
而第5、6集团军发生了什么事，却很久无法弄清。从一切迹象判断，敌人是在这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地带实施主要突击。电话和电报线路不时受到破坏。无线电报务员的努力也常常没有结果。
毫无疑义，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情报部长还是我，都不可能向司令员提供使他满意的情报。
邦达列夫上校只能报告：法西斯军队早在拂晓时就开始在第5集团军地带，即我方面军最北翼的柳博姆利、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段强渡西布格河；敌人对乌斯季卢格地域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域集中了最猛烈的炮兵射击和航空兵突击；其先遣部队实施突然突击攻占了边境车站弗沃达瓦。在第6集团军地带，敌人夺取了边境城市帕尔哈奇和另外几个居民地，其中包括柳贝恰－克鲁列夫斯卡亚、奥列希采、旧谢洛。另外还弄清了法西斯分子空投到边境地区的几支兵力不大的空降兵的情况。
关于侵入我们国土的敌军数量、编成及其主要突击方向，我们这位侦察兵暂时还未掌握任何具体情报。因此，对于敌人的意图，不可能作出了可靠结论。
我只能这样报告：在第5集团军地带，除筑垒地域部队和边防小队外，目前只有步兵第87师部队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域进入了战斗。该集团军其余兵力都还在行军中，看来，他们会在边境地区的纵深与入侵的法西斯部队遭遇。在第6集团军地带，步兵第159师一个团和骑兵第3师各团正奔赴被敌人夺占的帕尔哈奇市。他们受领的任务是以坚决的突击将敌人赶出国界。最后我补充说，同各集团军的通信联络经常中断。各集团军司令部同各兵团和部队也同样难以保持通信联络。
基尔波诺斯听取边界状况的简单情报后，生气地说：“假如以后通信联络也这么糟，我们怎么能指挥军队？！”
参加交谈的普尔卡耶夫将军试图安慰司令员：正尽一切努力恢复通信联络，同时已派作战部和情报部参谋人员乘飞机去各集团军；过两三个钟头，情况就会一清二楚了。
“去吧，上校们，”司令员不掩饰自己的气愤，对我和邦达列夫说，“利用一切手段从军队搞到较详细和具体的情报。”
情况了解得很慢。关于第5、6集团军态势的情报，只好一点一点地收集。直到上午九点左右，我们才弄清，法西斯分子在这两个集团军的掩护地带还夺占了许多居民地，击溃了边防军、筑垒地域守备部队和赶赴边界的掩护军队各先遣支队的抵抗。
10时30分，第5集团军司令员通过无线电发来了第一
份报告：“索卡利和塔尔塔库夫在战火中。步兵第124师无法接近边界，只好在斯特鲁米洛夫斯基筑垒地域以北占领防御。”
根据下属司令部发来的零星、断续，有时还自相矛盾的情报，仍然难以作出关于侵入苏维埃乌克兰的敌军集团和关于法西斯统帅部战役企图的明确结论。只好以推测和猜想作为根据。
不久，我们在分析战争第一日发生的全部事件后，终于能粗略想象战事进行的情景了。星期六晚上到夜间，边界那一边到处呈现出令人生疑的热闹景象。边防军和军队侦察部门报告，他们听到了坦克和拖拉机的马达声。半夜，在第5集团军地带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以西，有一个德军司务长越境。投诚者说，法西斯分子已经做好了进攻的一切准备，将在早上四点开始进攻。边防小队长按级上报。这个消息是那样重要，以致乌克兰边防军司令员B·A·霍缅科将军被从睡梦中叫了起来。他立即向莫斯科的上级首长报告，并向军区司令员通报。
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挑衅吗？”于是都等莫斯科的决定。
6月22日零时25分，捷尔诺波尔的军区通信枢纽开始接收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这是发给所有西部军区司令员的。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警告，“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国人可能实施突然袭击”，要求我军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并使军队“进入完全的战斗准备，以应付德军及其盟军的突然袭击。”电报接着指出了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
“（1）1941年6月21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发射点；
（2）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航空兵，包括军属航空兵①，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和进行伪装。
（4）防空兵在不对应征公民进行补充动员情况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采取一切灯火伪装措施；
（5）未接到特别号令，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①当时苏军支援陆军的航空兵分为方面军航空兵，集团军航空兵和军属航空兵。军属航空兵只是一些侦察校射飞机分队和通信飞机分队，隶属步兵军。1942年，这三种航空兵都编进了新建的方面军空军集团军。——译者注。
这一训令十分重要，但可惜的是极为冗长，直到夜里两点半才接收完毕。这时距法西斯大举进犯已不足一个半小时了。
读者可能会问，为了节省时间，由总参谋部发出一个简短的约定信号不是简便一些吗？军区首长接到约定信号后，可以同样简短地命令军队实施“KOBO－41”（我们这样称国界掩护计划）。这一切费时不会超过十五到二十分钟。
看来，莫斯科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掩护计划生效的信号，不仅意味着对所有军队进行战斗警报紧急动员和将其调到预定地区，而且意味着在整个军区范围内进行动员。
当我们在研究电报和起草给各集团军的号令时，希特勒分子正向我军实施猛烈的航空兵和炮兵突击。
大多数部队都在常驻地遭到这些突击，我军受到了最初的重大损失。
我掩护军队的第一梯队师接到将入侵敌人逐出国界线的命令后，在敌人不停顿的轰炸下向西猛进。德军航空兵的首次突击尽管出乎我军意料，但绝没有造成惊慌失措。情况很困难：一切能着火的都被火苗吞噬了，一座座营房、住宅、仓库眼看着被炸毁，通信联络也中断了。但指挥员为保持对军队的指挥而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坚决执行了直到打开保存的密封袋后才了解到的战斗命令。
最先开去迎击敌人的，是第5集团军所属步兵第45、62、87、124师，第6集团军所属步兵第41、97、159师和骑兵第3师，第26集团军所属步兵第72、99师的先遣部队。
这些部队占领边境工事至少需八至十小时（二至三小时战斗警报紧急集合，五至六小时行军和组织防御）。而各国界掩护集团军全部兵力进入完全战斗准备并展开，按计划规定需两昼夜！
实际上，承受希特勒军队首次突击全部威力时，只是为数不多的边防军分队和筑垒地域守备部队。
情况之所以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从法西斯入侵的最初几小时起，德军航空兵就夺取了制空权。我军区空军在它的轰炸下损失了一百八十架飞机。开赴边界的苏军部队不断遭到空中轰炸和扫射。我军只有一些歼击机小编队冲破了法西斯飞机绵密的狙击网去支援自己的军队。
当方面军参谋长报告上午10时前的情况后，基尔波诺斯将军立即把空军司令员普图欣将军叫到跟前，要求他集中航空兵主要力量，从空中掩护开赴边界的军队，对敌坦克和摩托化集团及其最近的机场实施集中突击。
普图欣走后，普尔卡耶夫将军把刚收到的国防人民委员训令放到方面军司令员桌上。基尔波诺斯转向瓦舒金，缓慢而清晰地读起来：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航空兵毫无理由地袭击了我国界沿线的机场和城市，对其进行了轰炸。同时，德军在各地开始炮击，并越过我国国界。
鉴于德国方面空前厚颜无耻地进犯苏联，我命令：
1．军队调集全部兵力兵器向敌军发动猛攻，并将其消灭在侵犯苏联国界的地域。未接到特别号令，地面军队不得越过边界。
2．侦察航空兵和战斗航空兵察明敌航空兵集中地点和敌地面军队部署。轰炸航空兵实施猛烈突击消灭敌机场上的飞机，轰炸其地面军队基本集团。航空兵对德国领土的突击纵深为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要轰炸柯尼斯堡①和梅梅尔②。未接到特别指示不得对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进行空袭。”
①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市。——译者注。
②今苏联克莱佩达市。——译者注。
由于训令的要求很清楚，所以未经任何解释就立即传达到了军队。
我们应在15时向莫斯科发去第一份报告。这一报告由我起草。看来，这是我做司令部工作以来最难写的报告文书。情况仍然不清楚：各集团军的真实态势如何？敌人在哪里实施主要突击？它的企图是什么？对所有这些只能进行推测。我们发到莫斯科的第一份战斗报告显得套话连篇和含糊其词。
因此，我和我的助手们不禁感到自己是无辜的罪人。
我们迅速想出了较为灵便而有效的收集和整理下属司令部情报的方法。电话和电报线路经常中断，无线电台工作又不稳定，使我们不得不首先寄希望于我们派到军队去的那些乘坐汽车、摩托车和飞机的联络军官。
对6月22日入夜前收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后，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敌人是由第5集团军地带和第5、6集团军接合部的乌斯季卢格和索卡利两地域向卢茨克和杜布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法西斯军队还在第6、26集团军地带实施进攻。俄罗斯拉瓦和佩利梅什利两地域正进行激烈战斗。
后来察明，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佩列梅什利地段我西南方面军第5、6、26集团军当面，希特勒统帅部展开了三十七个师（内步兵师二十五个，坦克师五个，摩托化师四个，警卫师三个）。共有一千三百架飞机的第4航空队基本兵力对其进攻实施支援。
仅在第5集团军当面，“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在进攻第一日就将十个步兵师和四个坦克师投入交战，他在这里至少还有两个步兵师，四个摩托化师和一个坦克师做好了发展胜利的准备。我在边界附近的五个师，面对着赖谢瑙将军的野战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将军的坦克第1集群共二十多个师！
野战第17集团军司令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托马舒夫到佩列梅什利正面展开了所属各师，经俄罗斯拉瓦向利沃夫，继而向捷尔诺波尔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他用几个突击牵制了我防守佩列梅什利及该市以南各地区的兵力。
在我方面军地带入侵乌克兰的法西斯兵力的真实部署就是这样。不过，这一切我们在战争第一日当然是不了解的。
在乌克兰，战争就是在对我们极端不利的那种条件下开始的。无论在白俄罗斯还是波罗的海沿岸，战争也都在同样艰苦的环境中爆发了。希特勒统帅部迫不及待地利用了突然袭击给它带来的全部巨大优势。
2．打到最后一粒子弹
法西斯各师首先对我边防小队和尚未完成工事构筑的筑垒地域少量守备部队进行猛烈突击。这些分队的指挥员英勇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占绝对优势之敌的猛攻下放弃自己的阵地。各边防小队和筑垒地域永备发射点立即变成了一个个四面受敌的小孤岛。他们被团团围住，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战斗。
由B·B·苏尔任科中校指挥的第98边防总队的战士们表现了惊人的坚定性。该总队第9边防小队在G·H·古谢夫中尉率领下，曾几次转入反冲击。未从边界后退一步。约六百名希特勒官兵在该边防小队阵地及与其相邻的筑垒地域各发射点阵地的接近地找到了自己的末日。
我第5集团军赶到的部队试图向少数被围勇士靠拢，但未成功。我们全都不安地思索着：能救出他们吗？要知道，他们的弹药到傍晚就要用完了……
友邻边防小队的处境还要困难。敌人第一次突然的炮兵急袭射击使该边防小队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所有建筑物瞬间就被炸毁，许多边防战士牺牲在倒塌的房屋下。幸存的战士在上尉政治指导员级G·B·博边科率领下迅速占领防御，打击敌人。在南面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域，由M·C·贝奇科夫斯基少校指挥的第90边防总队边防战士在法西斯军队主要突击方向奋勇作战。该总队由A·B·洛帕京中尉指挥的第13边防小队边防战士表现了最大的坚定性。我们在傍晚得知，他们坚守在该边防小队被毁房屋的地下室里，继续进行战斗。步兵第87师部队能否援救他们呢？
按我们最乐观的估计，边防军最多能支持两天。但许多边防小队战斗的时间要长得多。洛帕京的边防小队竟奋战了十一昼夜！英雄们打到了最后一息，全部牺牲在房屋的废墟下，但没有放下武器。
由F·A·塔鲁京中校指挥的佩列梅什利边防总队边防战士奋勇作战。在E·C·涅恰耶夫中尉的边防小队地段，靠近佩列梅什利处有一座桑河大桥。敌军头目为夺取这座桥派出了一个经过特种训练的支队。该支队突至桥上并夺取了它，但我边防战士实施坚决反冲击，打退了希特勒匪徒。法西斯分子对我战士实施疯狂的火炮和迫击炮射击，在炮火掩护下强行徒涉桑河，从两翼迂回边防战士。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英雄的人数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少了。最后只剩下涅恰耶夫中尉一个人。他让法西斯分子走近自己后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我说的这一切，来源于目击者的叙述，也取材于边界上很不完全的报告。但还有一个旁证。我们曾俘获德军一个司务长，他参加过对H·C·斯柳萨列夫中尉第9边防小队的多次冲击。该边防小队地段有一座桑河大桥（在拉德姆诺以东）。这个希特勒分子的口供已由前线记者弗拉基米尔·别利亚耶夫记录下来。现在我引用一下这个记录。
“在此以前”，这个司务长说，“我们驻在苏联边界附近，听到的只是苏联边防军人的歌声，我们没料到如此充满幻想、如此拉长声音和如此悦耳地歌唱的人们，会那么奋勇地保卫自己的国土。他们的火力太可怕了！我们在桥上留下了好多尸体，但还是没能马上攻下来。于是我们的营长便命令由左右两面徒涉桑河，以便合围此桥，把它整个夺过来。但是我们刚扑到河里，俄国边防军人便又在这里扫射我们。他们的疾风射击所造成的损失真是吓人。我们营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波兰还是在法国，都没有遭到过我们急欲强渡桑河时所遭到的那种损失。营长看到他的企图可能破产，便命令80毫米迫击炮开火。我们在炮火掩护下才开始登上苏方河岸。我们的重炮已向苏境纵深转移火力，那里可以听到坦克隐约的隆隆声。但我们虽然上了苏岸，却仍然不能象我们长官希望的那样迅速推进。你们的边防军人在沿岸某些地方有发射点。他们躲在里面，简直打到最后一粒子弹。我们只好叫来工兵。他们如果能做到的话，就爬到工事前，用代那买特炸药进行爆破。但爆炸的轰隆声一过，边防军人又进行抵抗，直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见过这样坚定顽强的军人。我们已经绕过发射点，继续推进，但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两三个边防军人离开他们的阵地。他们宁肯死也不愿后退。只有两种条件下才能俘获苏联边防军人：一是他已经死了；一是他受了伤，且伤势很重，失去了知觉……我们营当时有九百人。仅被打死的就有一百五十人。还有一百多人受了伤。许多人被激流冲走，我们在慌乱中没能把他们拉上岸来……”
对于德军司务长无所避讳的供词，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我们的边防军人就这样迎接了战争的第一日。
而此刻在各边防筑垒地域阵地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再次提醒一下，直到敌人开始进犯时，我军区的大多数边境筑垒地域的工事构筑尚未完成，只有一些永备发射点可以使用。构筑好的野战防御阵地，也没有派我掩护国界的步兵师去占领。这就使防守筑垒地域变得更加困难。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实施进攻的希特勒分子，较迅速地封锁了我大多数永备发射点，但却未能摧折其为数不多的守军的顽强意志。法西斯的火炮和坦克用混凝土破坏弹对永备发射点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敌工兵携炸药爬近发射点。苏军战士以准确的火力、勇敢的出击，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为数不多的战士总是打到最后一息。永备发射点兵力不大的守军，哪怕只剩下一个红军战士，也不会停止搏斗。只在大部分法西斯军队从两翼迂回筑垒地域，已深入我后方时，守军余部才会收到退却命令。他们毁掉重武器，从敌人严密的包围圈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些人真可说是立了奇勋。我们总是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展读筑垒地域的每一份报告。
斯特鲁米洛夫筑垒地域有一个由J·C·库利什少尉指挥的永备发射点。战争一开始，该永备发射点即被敌人合围，遭到有步骤的围攻。法西斯分子用大威力火炮实施直射，迫击炮弹也倾泻而至。战士们被毒烟呛得喘不过气来，但斗志并未消减。法西斯分子眼看不能迫使苏军战士放下武器，便向永备发射点搬炸药。这时为数不多的英雄突然出击，在激烈的白刃格斗中消灭了敌人的工兵。战斗更加白热化了。
分别由B·J·达宁少尉和E·A·恰普林少尉指挥的
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两个永备发射点的守军，几昼夜中打退了法西斯分子的多次冲击。为了节约子弹，达宁把希特勒匪徒放到跟前，然后带领战士们进行白刃格斗。可是子弹打完了。小要塞的保卫者几乎全部阵亡。只有两个人还活着：一个是受伤的达宁少尉，一个是梅尔库洛夫上士。法西斯分子要他们投降。而达宁和梅尔库洛夫却抓起了最后几颗手榴弹，打开门一声不响地扑向希特勒匪徒。梅尔库洛夫被一个冲锋枪点射击中倒下了。法西斯分子向他扑去。上士使出最后的力气猛拉了一下手榴弹握把。爆炸声响了……满身是血的达宁终于走到了友邻永备发射点。
法西斯分子对恰普林少尉指挥的守军所坚守的永备发射点打了几百发混凝土破坏弹。战士们的耳朵被爆炸的巨响震聋了，几乎全都被墙上掉下的混凝土碎片击伤。烟尘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有时永备发射点好久没有动静。但一等希特勒匪徒发起冲击，小要塞就又复活了，以准确的射击使敌人接二连三丧命。法西斯分子夺取了桑河铁路桥。但他们没能利用这座铁桥，因为它处于苏军永备发射点的机枪火力控制下。就这样一直僵持了一星期，直到勇士们弹尽。只是到了此时法西斯的工兵才能把炸药送到永备发射点下。恰普林和他的部下都牺牲了，他们就这样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
这样的筑垒地域守备部队为数很多。
苏联边界上的发射点及其数量很少但却百折不挠的守军，是法西斯重兵东进的第一个障碍。边防军人和边防战士的英勇斗争具有巨大意义。德军刚踏上苏联领土，希特勒统帅部精心炮制的闪击战计划就出了岔子。
3．忠于职责
当各边防总队和筑垒地域守备部队在法西斯军队重兵合围中进行众寡悬殊的战斗时，驻在边界附近的师正竭力前出预定地区。苏军指战员英勇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不顾进攻的敌人拥有好几倍的数量优势，不断对它实施反冲击。
在第5集团军地带，步兵第45、62、87师各两个团（这些兵团的第三团因进行营建来不及赶到交战地点）和步兵第124师全部，于6月22日午后首先进入战斗。各部队接警报后紧急集合，只带少量弹药（辎重已装载，但滞留在常驻地仓库旁），直接从行军状态投入反冲击。指战员们不惜一切力量和生命。法西斯分子无法摧折这些尚未征战过的战士们的勇气。敌人用密集的火力阻挡他们，但未能迫使他们后退。
而那些驻在边境地区纵深的兵团，在进至各自地区之前还要走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在法西斯航空兵不间断的突击下，在身后留下斑斑血迹，正以我军基干师所特有的那种组织性和坚韧不拔精神开赴边界。
当第2梯队兵团驰援已经和敌人交战的四个师时，这四个师正承受侵略者主力的突击，死守阵地。
只要看看我军和德军的兵力对比，你就会对苏联士兵的百折不挠精神赞不绝口。
我第5集团军地带由乌斯季卢格到克雷斯诺波尔七十五公里宽的地段，是敌人实施主要突击，实际上也是决定整个边境交战命运的所在。战争第一日这里仅有步兵第87、124师，其余兵力距离还很远。
对这两个兵团实施猛攻的敌人，是得到航空兵强大支援的将近八个步兵师和三至四个坦克师。但我军岿然未动。
总的兵力对比对我也不利。在敌人主要突击方向，西南方面军的整个集团（三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军——机械化第15、22军）没有严整的战役布势，且分散在很大的纵深，共有约十万人和两千门火炮和迫击炮。在其当面，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1集群共有近三十万官兵和约五千五百门火炮和迫击炮，早已预先展开并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在这里的总优势是：有生力量多两倍，炮兵多一倍多。另外，他们还掌握了制空权。
在希特勒分子主要突击方向，我机械化第9、19军配置在距边界二百五十至三百公里处。我军全部四个机械化军的坦克总数不比敌人少，但基本上是陈旧的教练战斗坦克。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KB和T－34型新坦克，在上述四个军中总共只有一百六十三辆。而敌人则有七百辆新式坦克。
还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如果说机械化第15、22军最早能在战争第2日进入交战的话，那么机械化第9、19军所属兵团在最好情况下也要过四天才能赶到边界。假如加上驾驶员还来不及掌握新坦克这一因素，那就不难看出坦克优势究竟在哪一方了。
在第6、26集团军地带，法西斯有十二至十四个步兵师在我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当面进攻。德国人尽管占有比我多一倍以上的兵力优势，实际上却在这里原地踏步，只在我们由于情况不利而主动撤走部队时，他们才能前进。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在第5集团军地带实施经过周密准备的主要突击。在该集团军右翼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以北，A·A·费久宁斯基上校的步兵第15军以一系列坚决的反冲击阻住了敌人。
该军步兵第45师师长，富有经验而冷静的B·A·舍尔斯秋克少将为了节省炮弹和子弹，命令尽可能把法西斯散兵线放近打，然后指挥战士们上前拚刺刀。敌人虽遭很大损失，但未取得明显进展。
由年轻的M·E·季莫申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62师各
部队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当该兵团所属步兵第44团被法西斯分子合围后，季莫申科调集其最后的兵力不大的预备队，亲自率领去援救遭到不幸的那个团。由团长B·A·费先科中校和营政委级政治副团长H·A·别索诺夫率领的被围人员得知此情后，也发起了猛烈的白刃冲击。据目击者说，该团突围时，身强力壮的人走在最前面。伤员在他们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有的用未受伤的手拿着步枪，有的拿着手榴弹。而那些不能走路的人则手拿武器在后面爬行。当能站的同志们想抬他们时，他们回答说：“不用。你们前进吧，我们用火力支援你们！”排长、巴什基尔人C·3·阿赫梅德萨芬少尉受伤后失去了知觉。战士们用手抬着他。但萨比尔·扎希罗维奇一醒就立即站起来，又带领自己的部下冲击。大无畏精神和坚决性起了作用：这个团终于突围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