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
致读者
在人的记忆中，遗憾的是会遇到许许多多敌人，它们虽然缓慢但又确确实实在消磨人的记忆。无情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敌人之一，它使人们把往日生活中许多有趣味、有教益的事一点一点地抛在脑后。有时，新的事件和新的印象会不知不觉地迫使我们按另一种方式去思索经历过的事情，于是，在久已流逝的岁月中所发生的事件，就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它们有些面目皆非了。很多类似的危险在等待着回忆录作者。我了解这点，不相信自己的记性，所以我在着手写回忆录时，研究了现存的文献，遍访了各次事件的积极参加者。
我写的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事。这次战争将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我们的后代中引起无穷的兴趣。在有史以来最激烈、流血最多的这次武装冲突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坚不可摧，苏维埃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我国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特别鲜明地显示出来了。
我们总是带着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回忆着苏军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大会战起，一直到战争胜利结束时所取得的辉煌战绩。
人们非常重视这些战役的描述，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有些人只看到我军在初期战事中由于侵略者突然袭击而屡遭失利，他们感到十分迷惘。不应该忘记，正是这些严峻的日子向全世界令人信服地表明，苏军在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可以经受住任何最严峻的考验。苏军将士的勇敢无畏，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使敌人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破产。
全世界都知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即使在不那么复杂的条件下也很快就土崩瓦解，并向侵略者投降了。因此，希特勒德国才能在较短时间内侵占整个西欧。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法西斯头目的头脑，使他们由此产生了六星期内消灭红军和征服苏维埃国家的妄想。
我想告诉读者，这个强盗计划是如何从希特勒各集团军越过我国边界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遭到破产的。
我之所以决定自己的回忆录从战争前夕写起，并将战争初期的事件（1941年夏我在乌克兰，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作为基础，就是这个缘故。遗憾的是直接领导基辅方向军队作战的最著名的几位军事首长，都在1941年9月底壮烈牺牲了，因此，所有公开发表的涉及乌克兰战争初期情况的材料，都只是以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真相的文件作依据的。
战争前夕，我曾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该军区在战争第一天便改组成为西南方面军。我不仅有机会直接参与制订战争前夕军区的作战计划，而且有机会直接参与组织指挥1941年夏季我们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时，在北乌克兰广阔领土上进行的战斗行动。
促使我动手写回忆录的因素，是因为我真诚希望告诉广大读者，苏维埃人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作战，抗击法西斯德军背信弃义的进攻，如何发扬英雄主义去履行自己对祖国的军人职责。
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共同斗争和共同经受最困难的考验那样加深友谊。但是，虽然我在写直到现在我还激动地怀念着的人们，我们努力做到极端公正而准确，即如常言所说，“朴实无华”地去叙述那些由我作证的事件。
每个动笔记述往事的人都明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是多么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你会觉得你所在的那一级的行动是合乎逻辑、易于解释的，而相反，其他级的行动则是难以解释、甚至是错误的。我想摆脱这样的主观主义。因此，我努力象评价自己的行为那样去评判各位军事首长的行动。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战争初期的事件，我决定从战前几个月中基辅特别军区的情况入手，写我的回忆录。
伟大卫国战争持续了一千四百一十八天，书中仅分析战争的头一百七十八天。这实际上只是战争的开始，本书即由此得名。
在这一百七十八天中，红军不单是遭受挫折，而且也打击了敌人，学会了战胜敌人。我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西南方面军为例证实这点。
我特别试图解释我军最高统帅部在西南方面军主力受到合围威胁时，尽量推迟该方面军所属几个集团军由基辅地区撤出的原因。读者可以确信，虽然我军经过七十天的英勇保卫战之后不得不放弃了乌克兰首都，但是抵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猛烈了。由于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方面军在基辅－哈尔科夫方向又夺回了一个宽阔的地段。
我想澄清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西南方面军1941年10月由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一线东撤，似乎是因为在9月底和10月前半月日趋激烈的战斗中受到了挫折。我将用雄辩的事实向读者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阅读大量伟大卫国战争文献时，我注意到，甚至军事历史学家也不完全明了作为我军最初几个大规模进攻战役之一的罗斯托夫突击的企图是如何产生的。我曾有机会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光荣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因此，我努力详尽地叙述了战役指导思想是如何产生和贯彻的。
西南方面军右翼在叶列茨附近的进攻，成为我叙述战争初期的最后一个事件，并非偶然。这一进攻实际上是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的莫斯科大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规模较小的战役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有其独特之处，而且因为它是汇成将敌人冲离苏联首都的强大洪流的小溪流之一。
当我将自己的劳动奉献给读者评判时，我和每个作者一样，希望读者不要无动于衷，希望他们永远记住那些对祖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义务的英雄战士。
我深深感谢我的所有战友，特别要感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尔涅耶夫上校。尽管公务和社会活动繁忙，我仍写完了本书，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帮助。
作 者
译者的话
此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将领、苏联英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1897—1982）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亲身经历写的一部战争回忆录。
作者在战争爆发前经朱可夫推荐到基辅特别军区（战争爆发后改为西南方面军）任集团军作战处长，并很快升任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战争爆发后历任方面军参谋长、司令员。战后历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长等职。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巴格拉米扬所在的西南方面军在德军突然袭击下损失惨重，特别是基辅一役，该方面军四个集团军被合围，仅小股兵力突围成功，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等均战死，巴格拉米扬是突出重围的少数几个负责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以见证人的身份，并引用了大量文件、记录、来往函电等档案材料，详细介绍了基辅军区在战争前夕应付德军进攻的备战措施、西南方面军在战争头几个月中作战失利和重建后展开反攻的情况，记述了苏军高级指挥员，其中包括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的活动，肯定了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贡献，分析了战争时期苏军失利的原因，歌颂了苏联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业迹。这些资料，对军内外读者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历史教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巴格拉米扬在本书中以很大篇幅介绍了战时苏军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及各次战役的准备和组织过程，反映了苏军的许多观点，可供军队读者研究苏军战役法乃至战略指导思想参考。
为了使军内外读者都能顺利阅读本书，译者择要作了些注释。译文和注释如有不当，祈望读者指正。
1．重返部队
我离开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①，由日托米尔市来到莫斯科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已将近四年了。我们班共有十三人。朋友们打趣说：这是不吉利的数字②，别想指望成功。但是，预言并没有应验。大家的学业都还顺利。不错，“魔鬼的一打”不久就变成了普通的一打：有一个学员由于成绩不好退学了。
①布利诺夫（1892—1919）是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第9集团军骑兵群司令员。他战死后该集群被改编为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译者注。
②按欧美等地的迷信说法，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被称为“魔鬼的的一打”。——译者注。
军事学院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教学的成绩可由我们班一些学员成为该院教员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最先补充日益减少的教学干部的学员，是爱沙尼亚人、旅级①约翰·别布里斯及上校尼古拉·叶梅利亚诺维奇·斯维里多夫、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斯科罗博加特金等，他们学完第一学年后很快就转任教学工作。我们的班长、旅级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克利莫夫斯基赫和老练的飞行员伊万·尼基福罗维奇·鲁赫列少校，也在他们之后踏上了这一艰难的道路。
①这里的旅级指的是军衔，而不是职务。苏军1935年实行军衔制后，起初只设元帅和校、尉军衔，未设将军军衔。高于校官的军衔依次为旅级、师级、军级、二级集团军级、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军衔也相应分为旅政委级、师政委级等等。1940年5月进行部分改革后，师级以上军衔依次改为少将、中将、上将、大将，但旅级仍保留，政治干部军衔也未变，一直沿用到1942—1943年实行统一的军衔为止。本书涉及的军衔很复杂，读者可据此进行对照。——译者注。
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而且已在等待派往部队，可就在这时我也突然被建议留下担任该院主任教员。尽管我没有特别的奢望，但还是同意了。
我教了两年课。工作很正常。我同教研组一起熟悉了新的职责，看来，任何东西都未曾影响我对自己境遇的满足。但是，就象一个游牧人总想离开住久了的地方一样，我这个在沸腾的部队生活中同无休止的演习和行军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也开始渴望回到习惯的如意环境中去。对于妻子，我不想过早用我不安分的幻想去扰乱她。她和所有做妻子的一样，更安于平静的定居生活，希望孩子们能正常学习，而不是频繁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
我进行了几次尝试。但没有结果，每次都被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我同阿尔古诺夫交谈。我们很羡慕从学院毕业后到部队的同志。旅级B·E·克利莫夫斯基赫脱离教学工作后，当上了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我的好朋友，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廖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的军事交通部长。曾同我们一起学习的特罗菲缅科上校，则已获得师级军衔，在指挥中亚军区了……
“我和你，”阿尔古诺夫苦笑了一下，“很快就要变成有学问的可怜虫了。就象俗话所说，没有说我们的故事，也没有唱我们的歌。但人们还会说……会说：这些可怜的理论家，脱离部队生活……其实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我本想提出异议，说当总参军事学院的主任教员也是崇高的荣誉。但是，另外的念头却不知不觉地袭来。我们这儿有时确实不知因为什么轻视在军事院校、国防人民委员部①直属机关甚至总参谋部工作的指挥员。这种作法有时便使年轻有为的军官不愿意以至害怕在中央直属机关任职，担心五年后突然比毕业后到部队工作的同学“落后”。
①即今国防部。——译者注。
那个时候，在院校和中央直属机关任职同在部队任职的人之间地位上的差别十分显眼。
我在军事学院的四年内，很少有教员晋衔，而那时他们的学生在部队却得到了令人眩晕的提升。
我和现在知名的军事首长、我的老朋友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大将，是一起由布利诺夫骑兵第5师来上军事学院的。记得当时他是少校。一年后，米哈伊尔·伊里奇中断学习到了中亚军区。又过了两年，我便要高兴地祝贺他被授予师级军衔了。
过去常有这样的事。很遗憾，现在也还有……
“你听说了吗？”阿尔古诺夫问我。“朱可夫大将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司令员了。假如给她写封信，会怎样？难道他不会帮助老同学吗？要知道你不是请求来莫斯科，而是请求去部队……”
我思考着朋友的建议。的确，我同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早就熟悉。我们同时指挥过骑兵团，1924年至1925年还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但是，我很不愿意连这样的事也利用人们所说的私人关系。就在这时，我的同学鲁布佐夫少将突然到莫斯科来接家眷。我们曾一起在军事学院学习，然后又一起当教员。几个月以前，鲁布佐夫到部队去了。这个人能干，精通参谋业务（他是在当步兵军参谋长时来上军事学院的）。这次相逢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
“怎么样，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问。
“在朱可夫那儿，”他自豪地回答，“当作战部长。”
“嘿，你也走运了！我可怎么也脱不开身。”
“喂，”鲁布佐夫热乎起来，“你向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①求助吧。他会帮忙的。他很了解你。一句话，你快写信，我亲自交给他。”
①这是对朱可夫的尊称。在苏联，只称对方或第三者的名和父称是表示尊敬或礼貌。名和父称一般在姓的前面，但有时也在姓的后面。——译者注。
就这样商量好了。信是简短、报告式的：
“我的全部军事生涯都在部队渡过，迫切希望到部队去……同意担任任何职务。”
写这封信不单是因为渴望变动位置。国际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欧洲正在进行战争。英国和法国千方百计把祸水东引，怂恿法西斯德国来打苏联，现在它们自己却不得不在抵抗它的猛烈进攻。它们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们自食其果。我国政府试图同英法达成协议，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法西斯侵略，但没有任何结果。两国反动政府指望在政治上孤立苏联，将苏联置于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夹击之下。
党和苏联政府的英明防止了这一危险。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使国际反动派假手德日军国主义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个企图遭到了破产。
当然，谁也不相信德国的法西斯政府会长期坚持睦邻友好的立场。苏联人民明白法西斯分子是如何疯狂仇视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的。但是，苏德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打破了国际反动派的企图，而且使我国人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是巩固国防力量所迫切需要的。
记得在总参军事学院的教员和学员中，对欧战前景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激烈争论。许多人公开说，希特勒匪军在击败法国后可能转向东方侵犯我们的祖国。
对德国希特勒头目“爱好和平”所抱的有充分理由的不信任感，在所有交谈中都有流露。同志在向你问好时，往往会提一个问题：
“怎么样，会发生战争吗？”
尼古拉·吉洪诺夫在他的一首诗中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警觉：
一个伦敦人向着防空洞蹒跚，
沿柏油路拖曳湿漉漉的花毯。
衣袋里装着冰冷的钥匙，
可房间早已变成断壁残垣。
我们虽还对着地图上课，
每夜却都梦见未来的考验……
是的，我们明白，由于梦想夺取世界霸权而丧失了理智的法西斯，今天将炸弹投向英国的和平城市，明天就可能更残酷地将炸弹扔到我们头上。
当和平居民在你的邻邦流血，当他们的住宅变成一片瓦砾，你能安宁吗？苏联人民不安地注视着西方的事态。“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名言使我国人民想到了危险。促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的还有下面一个情况，即自1940年夏季以来，我们在大部分西部边界上实际已成为希特勒德国的紧邻，而它是危险的邻邦。
忧虑的思绪一直萦绕我的心头。正因为如此，我想尽快重返部队。我乐于去任何一个西部军区，但最想去的是我由那里调来学习的基辅军区。我明白，在这种不平静的形势中，军队特别需要在总参军事学院受过必不可少的战役训练的指挥员。
就在我等候基辅那边的答复时，院门诊部提出可以给我一张去基斯洛沃茨克①的疗养证。我没有课，因此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觉得强健身体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坏处。三天以后，我便在欣赏基斯洛沃茨克奇异的大自然，进行神清气爽的纳尔赞矿泉浴了。天气很好，每个疗养者都尽量让机体多吸取一些“太阳的热量”。
①北高加索的一个疗养胜地。——译者注。
在接受治疗之余，我爱攀登疗养者喜爱的有名的“凌空神殿”。这个充满诗意的名称是指一个风景如画、空气新鲜至极的高原，从这里可以心旷神怡地眺望疗养城和城四周的群山。疗养者中有许多熟人。我们这些军人就是在闲暇时间也离不开军务和欧洲形势的话题。
同志们兴奋地谈论新国防人民委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充满活力的活动，谈论他极力提高军队战斗准备、进一步加强纪律的意图。由基辅军区来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则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已经开始组建机械化军，旧式坦克即将被新的优质车辆所代替。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即使在体假时，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就在我已失去希望时，却收到了一封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国防人民委员根据他的推荐，任命我到基辅特别军区工作。我必须立即去基辅。
在莫斯科主管人员部，我看到了人民委员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命令。学院首长给我的最后一次鉴定也让我过目了。
有时，“嘴甜手辣”这个谚语是可用的。但用这个谚语说我们的教研室主任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中将却不行。他是“嘴辣”的人，从不饶恕工作中最微小的疏忽，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员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因此，我压根儿不指望会有好的评语。但是，当我开始读他亲笔写的鉴定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赞扬的字眼是那样多，使我不禁怀疑起来：这是说我吗？鉴定末尾的结论是：“完全称职，可以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美好的字眼竟出自一直被我们认为最不爱说好话的人之口！
接到调令后，我收拾了必需的物品，在9月的一个晚上离开了自我参军以来第一次未随我搬走的家。儿子和女儿开始了新学年，任命又这样突然，一起离开是根本谈不上的。
2．司令员赋予的任务
第二天，我已来到基辅市奇卡洛夫街，军区司令部就在这条街上。
一个年轻的领章上有三颗红色矩形在闪闪发亮的指挥员接待了我。
“一级营政委级①谢尔盖耶夫。”他作了自我介绍，把“一级”两个字说得很重。
①当时苏军团政委级以下政治工作人员的军衔分为：团政委级、一级营政委级、二级营政委级、大尉政治指导员级、上尉政治指导员级、中尉政治指导员级，分别相当于指挥人员的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译者注。
②德国著名哲学家（1775—1854）。——译者注。
这位干部部长当时未超过三十五岁，看起来还要年轻些。
可是他已学到了傲慢的官腔和某些老干部所特有的妄自尊大。
“司令员已跟我谈过您。先办手续吧。明天十一点钟再给我打电话。我会通知您司令员什么时候可以接见您。”
我和谢尔盖耶夫告别后来到招待所。傍晚在城里逛了很久。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基辅。但是我每一次来都对它，对被绿荫环绕的漂亮建筑物和街道赞叹不已。这些街道，就象一层层美丽如画的阶梯，由山岗直向辽阔、奔腾、永远笼罩着银色轻雾的第聂伯河递降。谢林②曾断言，建筑学是无声的音乐。当你在欣赏基辅那吸收了许多世纪建筑师的灵感的千姿百态的建筑式样时，你会对这一城市的完美感到惊奇。古迹和新建筑和谐地融成一体。尽管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互相交织，基辅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漫步街头，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死石头眼看要活了，马上就要听到动人心弦的乌克兰歌曲了。
那一夜，我心潮起伏，很久未能入睡，因此也起得比平常晚。况且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十一点钟以前反正无事可做。可是我刚要洗脸，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红军战士就来
“上校同志，一级营政委级命令向您报告，司令员要您立即去见他。”
谢尔盖耶夫已经在司令部入口处不耐烦地等着我。
“走吧，等您哪。”
这间宽敞的办公室我以前曾多次造访，所以已经熟悉。司令员正坐在桌子跟前挥笔在一份文件上写批语。旁边放着一个文件夹，有几份文件等着批示。朱可夫看见我后，把铅笔往桌上一扔。严肃的脸变得温和了，带着微笑。他站起来，伸出了手：
“你好，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很久没见了。”
我又想起了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当时在我们班学习的有A·A·叶廖缅科、B·C·朱可夫、H·D·米舒克、C·C·罗科索夫斯基、E·D·罗曼年科、F·A·萨韦利耶夫、B·A·奇斯佳科夫。这些人的性格和气质不同。但是当时他们全都已经是经过考验、意志坚强、思想和行动都很果敢的指挥员。
那个时候我们中间谁都不满三十岁。我们年轻力壮（骑兵的特点是体力锻炼大），无论是学习还是赛马，都竭力想胜过别人。
在我们中间，看来最倔强的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①。他经过罕见的努力，掌握了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广泛而丰富的知识。他一生都具有这种顽强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特别鲜明地显示了这种精神。
①叶廖缅科（1892—1970），苏联元帅（1955），卫国战争时期曾任方面军司令员，战后任军区司令员。——译者注。
②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苏联元帅（1949）。卫国战争期间先后指挥过几个方面军。1949—1956年曾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后回苏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译者注。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我们班的学员中被认为是最有天才的一个。当时他的出众不仅因为他明显表现出了意志坚强的品格，而且因为他的思维特别新奇。在上骑兵战术课时，朱可夫出乎大家意料的发言曾不止一次使我们感到惊异。他的决心总会招来最激烈的争论，但他一般都能十分合乎逻辑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文雅而又非常注意礼貌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②，则使全班同学都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匀称的体态，漂亮的外貌，高尚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出色的运动员素质（骑兵若无此素质即不成其为骑兵），所有这些，使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在我们这些酷爱骑射的骑兵中间，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最有经验的骑兵和精明的骑兵战术行家。
我们班的全体学员相处得很好。学习极为紧张，而竞赛精神对学习是有帮助的。笼罩着列宁格勒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摇篮的革命气氛，对我们起了良好影响。我们如饥似渴地参加列宁格勒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它的革命传统，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丰富文化遗产，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使我们对伟大祖国更加感到自豪。
紧张的夏季野外训练临结束时，我们乘马走完了诺夫哥罗德至列宁格勒间二百公里的路程，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对抗军事导演，然后就各奔前程了。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我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传闻了解到同学们的境遇。只有朱可夫能象俗语所说那样出头露面。如今，他的领章已不是三道杠，而是大将的五颗闪闪发光的星，他的胸前佩带着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我们昔日的同窗已远远走到前面去了。
他的成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B·C·朱可夫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智力，而且有钢铁般的意志。他若想做一件什么事，总是勇往直前去做。
从外表看，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变化不太大。只是他的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略有些发福，柔软的波纹头发略显稀疏，而脸的轮廓变得更加尖削严峻。
和昔日同学的会见是在平淡而谦恭的气氛中开始的。我遵照条令要求行事，举止拘谨。我感谢司令员那样快答复了我的请求。他皱着眉挥了挥手：“好了，瞧你说的。我这样做不光为了你，也为了有利于工作。我们军队里现在极端需要不但受过良好诸兵种合同训练，而且受过良好战役训练的指挥员。我想，我的选择没有错。”
会见的严肃气氛消失了。两人都忽然沉醉于对列宁格勒和我们年轻时代的回忆，并用美好的言辞评论昔日的同学。终于话题又转到工作上来了。我请求司令员准许我去新工作地点——第12集团军司令部。
“嗳，不”。朱可夫提出异议。“还得等一等。12月将召开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人多，从任务来看，会议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又说：
“我们听说斯大林将亲自参加会议。总参谋长将作关于一年来战斗和战役训练总结的主要报告。步兵总监、军训部长、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将作补充报告。几个军区司令员将就战役法和战术问题发言。我要作的报告谈的是主要问题，叫作《论现代进攻战役的性质》。我很清楚，你在总参军事学院呆了四年，当过学员，也当过教员……我猜想你随身带来了学院的研究成果吧？”
“带来了，司令员同志。”
“那好，”朱可夫很兴奋，“你帮我起草报告吧。”
于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开始兴致勃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切都应以考虑现实可能为基础。德国人在西方获得胜利，靠的是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兵、摩托化兵和航空兵，这些胜利迫使人们想到很多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那样的大机械化战役军团①。我们的机械化军还处在组建阶段。而战争却可能在任何一分钟爆发。我们不能立足于一年半到两年之后我们才会具备的条件去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应该指望我各边境军区今天所拥有的力量……
①苏军将集团军（区舰队）称为战役军团；方面军（集团军群、舰队、航空队）称为战役战略军团，军称为战役战术军团（或高级战术兵团）。——译者注。
“我们一起考虑吧。如果有问题，就不客气地找我。你可以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要走任何参谋人员去帮助你。明天就开始工作。”
“明天是星期天……”
“有什么办法呢！星期天不是给我们的，而我们却是给星期天的。”朱可夫打趣道。
向司令员告辞后，我就去见军区参谋长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尔卡耶夫①中将。在此之前我没见过他，但我听说他是一位能干而有学问的将军。他精通德语和法语。不久前才从德国当武官回来。我也知道他生平中的一些细节。他生于原辛比尔斯克省一个工人家庭，莫尔多瓦族。毕业于实科中学②。当时，这对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小伙子来说是难得的幸运。1915年他进了准尉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被直接派到前线。十月革命时立即投向布尔什维克，志愿参加了红军，并于1919年入党。在反对高尔察克的战斗中曾指挥过团，被授予红旗勋章。普尔卡耶夫的职务升得不算太快，但他在1931年就已领导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了。同事们认为他有些冷漠，但由于性格稳重，学识渊博，大家都很尊敬他。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司令部工作的行家，特别精通军队勤务和组织动员工作。
①普尔卡耶夫（1894—1953），苏军大将（1944）。1945年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时任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译者注。
②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一种普通中学。这种中学不教授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只教授现代语言，并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主。——译者注。
普尔卡耶夫将军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看上去比他的年龄略大些。大脑袋上长着浓密的黑发，有一张颧骨突出的、刚毅的脸，深棕色的大眼睛，总是透过夹鼻眼镜的厚镜片严厉地凝视交谈者。
他平淡而沉静地迎接了我。谈话显得非常拘谨。当我自我介绍并向他报告从朱可夫那里受领了任务后，普尔卡耶夫给鲁布佐夫少将打了电话，要他考虑一下可以调哪些参谋来协助我，并立即在作战部里给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鲁布佐夫很快就友好地紧紧拥抱了我。他立即对我如何安置住所表示关心，吩咐拨给我一间工作室，并发给我军区司令部长期出入证。
我毫不迟延地着手工作。到军区实习的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富有经验的骑兵B·B·伊万诺夫中校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过着单身生活，象俗话说的那样起早摸黑地工作。我和伊万诺夫很快就胜任了这一任务。在报告上花了很大力气的司令员，对我们的勤奋很满意。9月底，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作了最后修改和补充，把材料交给我，说：
“打印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另外你也要准备起身了，再过三天第12集团军将开始举行首长司令部演习。我想到那里去一趟。你跟我一起走。我把你介绍给集团军司令员，你可以在演习过程中熟悉一下你将要去工作的司令部。”
3．在集团军司令部
第12集团军司令部配置在德罗戈贝奇以西森林里。集团军领率机关的指挥员们在一个大帐篷旁站好了队。森林里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口令：“立正！”只见一个军容整齐的将军迈着正步迎着朱可夫走来。他用宏亮的声音作了报告。这就是集团军司令员菲利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帕鲁西诺夫中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默默向他伸出了手，用不高的声音向指挥员们问了好。
“我给您带援军来了。”他对帕鲁西诺夫说，并指了指我。
“您的新作战处长。”
将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们默默地握了手。他比中等身材略高，身子站得笔直，自豪地仰着漂亮的、长着浓密黑发的头。他的整个外貌给人某种特别高雅的感觉。白白净净的脸，两道弯弯的黑色细眉，小凸骨鼻子，用刷子梳理过的小黑胡子……显得举止潇洒，而且过分讲究礼仪。
有人告诉过我，帕鲁西诺夫才智过人，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但他的不太高的军事理论素养也时常使他陷入窘境。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步兵师副师长的职务。1938年他开始得到迅速提升。现在已当上集团军司令员了。
朱可夫对演习的企图很感兴趣。大家走进挂满地图和要图的帐篷。朱可夫起初不插话地听集团军司令员报告，但后来提出了异议。争执的起因是突破地段应配置多少坦克和炮兵的问题。
1939年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主要突击方向每公里突破地段至少应集中三十至三十五门火炮、十五至二十辆坦克。但是西班牙和卡累利阿地峡的作战经验表明，这样的密度已经明显不够，至少需要增大一倍。帕鲁西诺夫却不想赞同这个意见，认为这种新密度是凭空想象的，实际上不可能建立。他打算按照原来的规定进攻。
朱可夫冷静地听完了自己反对者的意见，然后轻易而令人信服地驳倒了他的全部论点。
“我们应该学会同聪明而强大的敌人打仗。只靠喊‘乌拉’是无法制服它的。”
军区司令员要求在突破地段建立较大的炮兵和坦克密度。他还对演习的组织问题提出了其他重要意见。
朱可夫走后，集团军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来到我跟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微笑着。
“到我那儿去，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聊聊。”
我同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是老相识。二十年代，我曾相当长时间指挥过亚美尼亚步兵师的列宁纳坎骑兵团。当时阿鲁沙尼扬是该师驻埃里温步兵第1团的团属学校校长。
尽管巴格拉特年轻，但他堪称为最有前途的指挥员之一。
他升得很快。1936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指挥过团和师，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时功勋卓著。现在已是最重要的边境军区集团军参谋长了。他是十分能干、聪明的人，那样快的提升并未冲昏他的头脑。
将军带我去的再个小土窖，潮湿而又不舒适。大水滴不时从顶棚掉下来。将军把一小张纸揉成一团，擦掉桌上的水，指着一张行军椅说：
“请坐。”
一个年轻而穿戴整齐的中尉轻轻走进掩体。看来是刚从军校毕业的。他的机灵而绯红的脸上显出了准备立即去执行任何命令（不管这一命令有多么困难和危险）的神色。
“瓦夏，”将军指了指桌子，“想办法搞点什么来。”
中尉的脸色一下子显得有点暗淡了。他迟疑地答了声：
“是！”不慌不忙走出了土窖。
“小伙子挺好吧？”将军问。
“是的，挺讨人喜欢。假如他不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职务的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指挥员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阿鲁沙尼扬反驳说。“许多副官的名字同他们首长的名字一样是用金字写进历史的。您只要想想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就行。他是公爵，贵族，但并不认为自己的差事不体面。”
“噢，假如库图佐夫也给他那样的差事，那是可以相比的。”我忍不住笑了。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明白我的暗示后，也笑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自己去端饭。我们没有勤务兵。”
后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这次交谈。我们经常以“节约”为理由缩减传令兵，于是他们的职责便落到军官身上……
好客的主人的桌子上出现了几个打开的罐头和一瓶白兰地。
“难道那时在学院里我能想到我会这么快由大尉升到将军吗？可是瞧，机缘凑巧，我不仅成了将军，而且……”阿鲁沙尼扬摊开双手，和善地微笑着，“还有您这样的有经验指挥员当助手……”
“到您手下工作我很满意。”我十分真诚地说。“熟悉自己的首长，工作就会轻松些。”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谈起了司令部的人们。他的评语不多，但面面俱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下级能做到该了解的都了解。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集团军司令员叫参谋长去。
“该分手了。”将军叹了口气。他叫副官：“送上校去作战处。”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一个摆满了桌子的大土窖。
我担心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清楚作战处在集团军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尽量概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作战处（在高级司令部称作战部）是集中和研究关于我军状况和态势的资料、敌情及整个作战情况的中心。它要根据这些资料准备司令员考虑决心所必需的战役战术计算。司令员定下决心后，由作战处以战斗命令或个别号令形式将决心传达到各兵团，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整个这项巨大工作，当然是与司令部其他处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司令部和领率机关密切协同完成的。由于作战处的作用特别重要，作战处长要兼任副参谋长。
1940年10月交给我领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由十五个军官，即处长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组成。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很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红军飞速发展，以致连高级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来补充。只有时间加上刻苦学习，才能使他们成为有经验的作战参谋。
如今，一群戴着上尉和大尉军衔的青年人，正在铺满大幅地形图的桌子跟前忙碌着。一个人在图上标出最近的情况资料，另一个人把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写成文书，第三个人写例行的战斗报告，第四个人在拟制号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干自己的事。
大家看到陌生的上校，都站了起来。一位坐在角落里的热情的黑发者迅速朝我走来，他有三十岁上下，一对眼睛象两个橄榄似的在黝黑的脸上闪烁，注意和探询地打量着我。
“大尉艾瓦佐夫，”他自我介绍道，“代理作战处长。”
我紧紧握住精力充沛的大尉的手。
“上校巴格拉米扬。奉命担任你们的处长。”
“那太好了！”他高兴地说。“再不来我们就精疲力尽了。我们的司令员对我们毫不留情。一有差错就申斥一顿，真够受的。”
“怎么，我是你们的避雷针吗？”我笑了。
“不不，”大尉有点发窘，“不过，上校总要感到轻松些。”
大尉把军官挨个儿向我作了介绍。我让他们继续工作，同时请我的副手介绍情况和作战处要完成的任务。艾瓦佐夫只用图而不看记录，十分详尽地作了介绍，使我熟悉了情况。他说明天早晨集团军司令员要定下进攻决心。在此之前，他将听取司令部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建议。作战处长通常要报告情况判断，并准备提出自己的决心建议。
我们准备材料，忙到了深夜。各种演习的情况我都已习以为常，因此事情办得很顺利。我们甚至还睡了一会。集合之前一小时，值班员叫醒了我。
我刚刮完脸，我住的土窖入口处就传来了我那机灵副手朝气蓬勃的声音：
“早上好，上校同志！大帐篷里已做好了集合准备，您报告所需的地图和图表都已挂好。同志们开始在那里集合了。我们走吧，否则要迟到的。”
帐篷里已坐满了集团军领率机关的军官和将军。我随艾瓦佐夫走到作战处的桌子前。把工作图打开，检查过备考材料之后，我便环顾四周。我右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的上校。他有四十岁上下。他碰到我的目光后，和善地微笑着欠了欠身，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他是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卡明斯基上校。
后来，在战争开始时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同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还一起工作过。
他出生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马车夫家里，自幼十分爱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马的体态，谈论这些可爱而聪明的动物的奇妙习性。卡明斯基是一个老兵。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是红军的一员，并在那时入了党。他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仅毕业于教会办的初小。但他勤奋自学，靠函授读完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开始他指挥分队，当到了步兵营营长。然后在特种训练班毕业，转而从事侦察工作，在这一工作中特别充分地显露了他的才能。他智慧超群，性格坚强。
“我们后面这个人是谁？”我问起一个年纪挺轻、淡褐色头发的少校。
“军训处长科罗通·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异常能干的指挥员。”艾瓦佐夫说。
和卡明斯基并肩坐着的是个仪表堂堂已过中年的上校。
他那刚毅、沉思和聚精会神的脸色，我觉得很熟悉。
“这是谁？”
“我们的汽车装甲坦克兵主任。”
我看了上校一眼。遥远的往事象闪电似的在我记忆中闪了一下。又见到这位剽悍的高加索独立骑兵第2旅装甲营长了……但这是他吗？
“他是不是姓皮斯库诺夫？”我小声问大尉。
“正是，叫皮斯库诺夫·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
不错，这是我在外高加索时的老相识，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萨沙·皮斯库诺夫。二十年代我当骑兵时经常在演习和集团军级大演习中同他见面。
我很高兴：我未来的同事中除巴格拉特·阿鲁沙尼扬外，还有一个老同志。我站起来朝皮斯库诺夫走去。他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色，但立即就变得满面笑容了。他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有点失措地说：
“哎呀！好家伙！”
大家都惊异地看着我们。
我们没来得及交谈就传来了响亮的口令声。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集团军司令员帕鲁西诺夫，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①、师政委级泽连科夫，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走进了帐篷。
①苏军集团军以上都设有军事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最初只有三名委员，即司令员或总司令（主席）和两名政治工作人员，就是这里提到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常由地方党的领导人担任。1958年起，此职和政治部主任合而为一（由军人担任），并增加第一副总司令（司令员）、参谋长等为委员。——译者注。
司令员仔细打量在场的人，目光落到我的邻座身上。
“这样吧，我们从侦察开始。卡明斯基上校，您简要报告一下敌情。”
卡明斯基不慌不忙走到地图前，拿起教鞭，转身对着司令员，开始扼要而明确介绍敌人的防御和兵力兵器，以及可能调到突破地段的预备队。上校强调指出，敌人组织了坚固的预有准备防御。要突破这种防御并非易事，况且我军前进路上还有一条大江河障碍。关于敌军防御的这些情报还是很不精确的。有关敌人浅近预备队的情报也须进一步明确。
帕鲁西诺夫显出不满的神色：
“是呀，我们的侦察了解得少了点。根据这些不完整情报怎么能定下决心呢！况且您让人们感到恐惧，假如相信您的话，那敌人的防御就根本无法突破了……好，现在——”司令员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们听听作战处长给我们报告什么。”
我力图简明地判断进攻地带的情况，指出了强渡江河时可能发生的困难。并按战役各阶段将攻防双方兵力作了对比。我军在主要突击方向的数量优势明显不足。因此，我建议在较窄的正面实施突破，并在此造成兵力近三倍于敌的优势。
“我不能同意您的建议，上校。”司令员站起来说。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敲击着桌子。“假如我们在狭窄地段实施主要突击，敌人的很多兵力就不会遭我杀伤。我们应该尽力在首次突击后就使敌遭到最大损失。”
我试图证明我的论点是有根据的，但没有任何结果。各兵种、勤务首长报告完后，参谋长发言。他支持作战处关于必须在突破地段集中尽可能多兵力的建议。帕鲁西诺夫默默听着，未加反驳。当他宣布决心后，我们发现突破地段比我们这些作战参谋和参谋长所建议的地段都宽得多。这里最多只能达到一倍半于敌的优势。
演习持续了几天。尽管导演部和执行者都有些失误，但演习进行得紧张而十分有益。
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演习讲评。总的来说，他对演习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他批评了基本决心，原因是突破地段过宽。
4．国界就在旁边
10月月中，集团军司令部回到了常驻地斯坦尼斯拉夫市。
我清静了一个星期，因而能更好地熟悉作战处的人和工作情况。
我住在一套空荡荡的住所里。这套住所比莫斯科的宽敞、舒适，我真惋惜不能立即把家搬到这里来。
最初几天，我常常在司令部工作到深夜。但我逐渐走上了正轨，开始有些空闲的傍晚了。我熟悉了这座城市。
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年前才并入苏维埃乌克兰的一个州的中心，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宁静的省城。它的工业很不发达，只有几家小工厂和铁路作坊。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旧官吏、商人、无数手工作坊的小业主及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一干完当天的活就匆匆躲进屋里——他们在新天地感到不舒服。
当你走在照明很差的古老街道上时，四周总是一片沉寂。偶尔能听到马车夫的劣马的铿锵蹄声和晚归行人的脚步声。只有党和苏维埃机关所在的市中心，才会是晚上都有许多人。
我总是溜达到一到傍晚就改成饭馆的蹩脚的食堂前停下来，这个衰败的省食堂改为饭馆后并不能变得洁净、舒适一些，只是增加了醉鬼的吵闹声。但这里是单身汉（我也处于单身汉境地）能够解馋的唯一所在。
我吃了几次冷盘例菜后，终于对那个“饭馆”失望，于是动用我极为浅薄的烹调知识，自己动手做了。
生活上的杂乱无章对我的扰乱不算大。充满乐趣的工作使我向往，我又感到我置身于我所习惯的如意环境中了。
不久，帕鲁西诺夫将军叫我去。他冷淡地说，该开始熟悉部队和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要掩护的边境地带了。他特别要我研究主要山口和桑河地域。
我很高兴，便准备上路。我叫来了我的用车的司机。多夫本，一个慢条斯理、象农民那样结实的人，沉思地搔搔后脑勺，非常仔细地追问起来：上哪儿？走哪条路？去多长时间？他看到我不耐烦了，便冷静地解释道：
“是这样，上校同志：我要对您旅行的技术方面负责！俗话说：行前多准备，路上少麻烦。”
……我醒来时外面还一片漆黑。我不想钻出热乎乎的被窝去看一眼放在桌上的手表。可是过了一会，前室传来了小心的敲门声。
“谁？”
“是我，上校同志，”传来了司机那老成持重的低音，“汽车准备好了。”
要用暖暖和和的被窝去换寒秋的潮湿了！
“你这恶棍，干吗这么早叫我起来？！”
“早什么呀？”门外说。“时钟已响过五下了，您吩咐五点来叫您的。”
“好吧，”我笑了，“我们准备出发。”
我开了门，让不安的司机进屋。他问过好后，马上象主人似地奔向厨房，把茶壶弄得叮当响。
约莫过了四十分钟，我们便下楼来到还没有上冻的汽车跟前。这里已有两个军官在等我：一个是作战处来的，另一个是军训处来的。他们要跟我一起走。汽车里堆满了杂物，有木板，有细树枝编的垫子，还有绳子，他们很费劲才钻进车厢。
“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吗？”我问多夫本。
“哎，上校同志，您没见过我们的道路在秋天的情形。车一打滑，什么都用得着。常言说，路上连小绳子都有用。”
“得了，开车吧，御者！”
我终于发现，要使多夫本闭上他的嘴，就得给他说他不明白的话。他沉默后，会长久蹙着额头，在弄明白实际意思之前是不会平静的。
当我叫他御者后，司机不说话了，用脚一踩油门，马上推到第二档，汽车猛地驶离原地。驶出不久，他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叫御者？”
“人们把为传说中的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驾战车的剽悍车夫叫作御者。”
“噢，”司机拉长声音失望地说。“我还以为在莫斯科大家都这样称呼司机哩……”他停了一会，又问：“那么，他活着那时离现在多长时间啦？”
“按荷马的说法，有几千年了。”
“啊哟！那么荷马又是什么人？”
一路上就这样，我的每一个回答都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多夫本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一路没什么意外，正午前到了佩列梅什利。司机以前已来过这里，拉着我们径直来到第99师司令部。师长不在，据说到各部队①去了。有人送我们到参谋长那里。C·G·戈罗霍夫上校得知我们直接由路上来，客气地请我们去食堂用饭。
吃完午饭后，参谋长向我介绍这个师。该师辖步兵第1、197、206团。这三个团都驻在佩列梅什利地域。为了抗击法西斯德军可能的进犯，该师接到特别信号后即应占领构筑中的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阵地，该地域由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马斯柳克上校指挥。
戈罗霍夫上校向我详细介绍了该师战斗警报紧急动员计划。所有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文书也写得明确而内行，使人感到这是出自一个有经验、懂业务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之手。
参谋长详细评论了领导步兵团的三个上校。他说他们都可以当师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兵团②取得成绩的原因。有这样的团长，任何一位师长都会感到安全可靠。
①此外的“部队”，指的是具体的战术和行政管理单位，即团（一、二、三级舰艇）或独立营（飞行大队）和独立连。本书译文中出现的“部队”，除“重返部队”、“下部队”一类词组中应理解为与机关、院校相对应的泛指意义外，其余均应理解为具体的单位。——译者注。
②苏军把各军、兵种的军、师、旅和海军的分舰队统称为“兵团”。而下文的“分队”是指编制固定的营、连、排、班。—译者注。
我们很晚才结束了司令部的工作。戈罗霍夫上校彬彬有礼地要送我们去住地，可是多夫本就象从地下长出来似地出现了。
“我在这儿，上校同志。让我送吧？”
“你知道需要去哪儿吗？”我诧异地问。
“是的，已经勘察过了“我自个儿去走了一趟，弄清楚走法了。”
我谢过上校，跟多夫本走了。
第二天，我率同行者去该师第1团。这个团由面貌年轻，外表整洁的科罗特科夫上校指挥。他向我详细介绍了部队状况，对指挥人员作了评价。分队指挥员，其中包括各营营长，大都年纪轻，工作经验少。
我们巡视了军营。它是在布头儿奥匈帝国时代建筑的，保护得很好。营房和院子里都非常干净，虽然屋里很挤：床是双层的，甚至连红军战士能不受妨碍地刮脸、整理军容、熨熨衣服的一小块地方也腾不出来。不过士兵的穿戴无可责难，甚至可以说是讲究的。
人们邀请我们去指挥员食堂吃饭。但我建议和士兵们一起吃。上校欣然同意了。红军战士食堂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天花板离地面很高，看起来很舒适。看来团长是这里的常客，因为对于他的出现，谁也不感到奇怪。从战士们谦让地使用汤匙来看。我明白在这里将听不到有人抱怨伙食质量。
的确，饭管饱，而且挺可口。
当时我们还去观看了一个营的战术作业。天下着毛毛细雨，又冷又泥泞。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战士们习惯于在任何天候中行动。可以认为，演练场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爆炸的烟尘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升腾到空中，被怒涛似的“乌拉”声压低了的猛烈射击声此起彼伏。步兵镇静地等候全速行驶、怒吼着的坦克（该团与机械化第8军一些分队一起演习），连我这个在军事上已不算新手的人，也为这种镇静深感高兴。射手们隐蔽在掩体内，让威风凛凛的坦克从上面开过去，然后准确地将一束束教练手榴弹投向坦克。真是好样的！头项上的履带声震耳欲聋，吸进肺里的是车辆排出的废气，泥土又哗啦啦撒满全身，谁经受这些都会知道这是困难的考验。
步兵第99师的士兵们后来不正是在这些演练场赢得了人所共知的荣誉吗？他们1941年夏季表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在神话般的故事里传颂着。
另外两个团也给我们留下了同样愉快的印象。是的，这个师的人们有可以学习的东西。
在去第72师路上，我决定沿界河桑河行驶。湍急蜿蜒的河流深深切开了喀尔巴阡山东坡。佩列梅什利以北的河谷很宽，有的地方达两公里，但接着就越来越窄，峡谷两壁也越来越陡，在萨诺克市以下，河很深，但到了上游，则几乎到处都可以徒涉。
我们的汽车费劲地喘着粗气，沿着山路绕来绕去。上坡时常常毫无希望地空转着车轮。我们下车用肩膀顶着车子走，一边躲着从车轮底下飞迸出来的碎土块。这时，我们都对我们那个精灵司机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他带来的那套“就便器材”，甚至在我们那多灾多难的汽车眼看动弹不得的时候，还救了我们……
在路上走了很久。我们不时停下来勘察地形，然后又上路。很晚才到达多布罗米尔。我们在蒙蒙秋雨中艰难地找到了师司令部。值班军官想马上向首长报告我们的到来，但我提出了异议，请他安排我们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