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请吧，”军官同意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小招待所，不过，很简陋……”
这个乌克兰小城已经沉睡了。我们甚至未能马上叫醒招待所的女管理员。她是一个半老的胖女人，用手拭着双眼，甜蜜地打着哈欠，话说得很快：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招待所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里面很冷。我们的司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女主人的名字，他非常会献殷勤。
“加普卡太太，请费心给上校先生屋里生炉子，再烧壶开水。”
他小心地搀扶着“加普卡太太”的胳膊，以防她不小心被门槛绊倒。
很难说后来究竟是什么对这位小招待所的富态女主人起了作用：是“上校先生”的尊号呢，还是我们司机的彬彬有礼？反正她以真正的乌克兰好客态度接待了我们。劈柴在两个石砌小炉子里噼啪作响，火光熊熊地燃烧着，女主人把多夫本从院子里取来的煤坯压到了劈柴上面。不久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晚饭，这是女主人用我们路上吃的食品迅速而巧妙做出来的。就这样，这个小招待所也使我们感到很舒适了。况且女主人安顿我们躺下后，又把我们的湿衣服收去烤干、熨平。
第二天早上，我被请去见师长。帕维尔·伊夫利扬诺维奇·阿布拉米泽将军，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美、动作象年轻人那样敏捷的人，用钳子般的手握住了我的手，他有一副黝黑而轮廓尖削的脸庞，两道弯眉下长着一对快活的黑眼睛，他的脸上浮现出和善的微笑。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将军知道我是谁和为什么来以后，愉快地介绍了这个已经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的师。
“好！”他扬声说。“我爱山，也知道如何在山地作战。”
该师辖步兵第14、123、187团。它和第99师的区别是，第99师的三个团都由有经验的上校指挥，而第72师的三个团都由年轻的少校，即基斯利亚科夫、米先科、赫瓦托夫指挥。将军以他特有的方式热烈夸奖他们：
“好样的！雄鹰！棒小伙子！”
我问他，以现在的这种状况，这个师能不能立即进入战斗，假如要求这样做的话。将军跳起来，在办公室里快步走来走去。
“听我说，上校！那是困难的。但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刻击退敌人，只要它敢来！”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又说：“现在要尽快完成改编和补充工作。我们可是驻守边界的呀。”
将军得知我打算到各团走走后，很热情地说：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说好先去第187团。在启程之前剩下的时间里，我同师参谋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切尔诺乌索夫少校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介绍了战斗训练计划和组织战斗警报紧急动员的问题，介绍了司令部主要指挥员，首先是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的情况，这些人员后来我都自己认识了。告别时，我打趣地问少校，他同他的师长一起工作是不是感到有些难。少校微笑着回答：
“我们的将军确实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有时他会把椅子都砸坏，但跟他一起工作还是轻松的。他是有头脑而又意志坚强的指挥员，是参谋长的最好靠山，他会保护自己的参谋长。对每项指挥职务，都能亲自体验，他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几乎会用所有武器进行射击……”少校沉默了一会，继续说：
“部属对他的公正和慈父般的关怀都很敬佩。”
我们在师里呆了两天。要想详细了解所有部队，这点时间当然是太短了。但总的印象是愉快的。
同阿布拉米泽将军分手后，我们便去看最近的几个喀尔巴阡山山口。我们要研究地形，参加奉军区司令员指令进行的一次试验，即坦克、机械和骡马牵引火炮、汽车、马车通过山路的试验，借助手表仔细研究它们通过山口所需的时间。
我们的汽车在曲折的狭路上爬行。晚秋那折磨人的细雨和浓雾影响了我们的行进。仿佛连石头都被雨水泡化了。每到上坡路和急转弯，汽车就小心翼翼地蠕动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道路象一条蛇似的缠绕着山峰那长满树木的山坡。两边排列着高大的山毛榉，就象站岗的哨兵一样。
当出现哪怕很小一块肥沃土地时，偶尔能看见简陋的庄园，也就是小农舍和毗连着的生产设施。我们在其中一个庄园旁停下来，好让机器冷却，我们也借机休息一下。冷风吹得我们瑟缩起来。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山民朝我们走过来，他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黑色羊皮高帽，庄重地问过好后，便邀我们“光临寒舍”。
我们走过长长的穿堂，迈过了门槛。屋子是由一个大房间构成的。在靠墙的一张长长的、胡乱钉成的板凳上坐着一大家子人。女人们正忙于做针线活，男人们在抽烟，懒洋洋地说几句话。男人们穿着羊皮背心，腰间束着宽宽的皮腰带。女人们穿着长长的土布连衣裙，外面也象男人一样穿着暖和的背心，但比较雅致，还有些装饰。腰带以下，还有前后两幅五颜六色的毛织裙子。
我们问了好。大家都欠起身，为客人腾出了板凳，男人们更起劲地抽起烟来。女人们忙着准备招待客人的东西。长桌子上摆出了大碗的牛奶、乳渣、奶酪和玉米面做的饼子。我们同主人们闲谈。他们的话语里，乌克兰和波兰的词汇奇怪地混用着。有时我们很难听懂彼此的话。于是，俄语说得很好的老头和他的一个孙子便赶紧来帮忙。
他们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战争（对军人还能问别的什么呢？）。我们安慰他们，现在还不必惊慌。老头年长的一个儿子惊奇地看着我们的司机泰然自若地和军官们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便低声请他的父亲向我打听，这个士兵是不是我的亲戚。“上校大人”同一个士兵随随便便地交谈，使这个不久前曾在波兰地主军队当过兵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只好向他解释，司机同我非亲非故。但我们都为共同事业当兵，因此互称同志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是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尊重。
“军纪呢？”这位原来的士兵忍不住问。
“在互相尊重和每个人都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上也要执行军纪。”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着。主人的小儿子更甚。原来他很快就要应征入伍了。他恐惧地等待着这一天，因为他的哥哥曾多次给他讲过地主军队惨无人道的制度。现在小伙子高兴了。他提了很多有关我军士兵生活的问题。
“难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指挥员吗？”
“每个人都可以。只要好好当兵，努力学习就行。”
大家还顺便谈到了日常生活情况。老人说起码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在山地牧场放牧绵羊和山羊。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石头多，每公顷仅能收三、四公担粮食。以前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场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直到这里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以后，大家才扬眉吐气。地主政权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资源成了劳动人民的财富。
“现在可以过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满意足地说。
桑博尔－乌日哥罗德公路所通过的乌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风和潮湿的雪花迎接了我们。暴风雪妨碍了现地勘察。只在天气晴朗的短暂时间里才能观察到四周情况。这里的山是由砂岩、泥质页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坏的岩层构成的。这也是高地轮廓平缓，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原因。我们在一条清澈见底、喧腾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当时我们未能立即弄明白，我们正坐在桑河这条大河的发源地。
傍晚，试验纵队先头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车，接着是坦克，再后是牵引火炮的拖拉机。我们未等畜力运输工具上来，而在由山口下来时遇见了它们。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着，人们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好让它们喘息一下。纵队行进极慢。很清楚，在这一地区，装备笨重、快速性差、不适于山地行动的步兵师，必须尽快改编为轻装的山地步兵兵团。
十月革命节前夕，我们终于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写了详细的旅行报告，指出了某些缺点，对各部队的战斗素养给予了好评。我坚决主张尽快将我们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现在我回想起这些事就有点伤心，因为战争爆发后，我军山地步兵师不得不在平原作战。改编它们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三年。敌人曾预言它维持不了几个星期。历史嘲笑了可怜的预言家们。苏维埃国家茁壮成长着，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劳动人民，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人民，都怀着爱戴和希望注视着苏维埃国家。法西斯分子既对它恨之入骨，又深怀恐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让我们安宁，我们还得同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感到，严峻的考验时刻在迫近。但我们深信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勇敢地正视未来。
11月7日那天，我认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现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种样子了。街上挤满了欢跃的人群。工人们排成一列列纵队走过去。他们显得多起来了，因为该市工业发展很快。友谊的歌声在人海上空回荡，这是苏维埃人的歌。这个州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不过一年，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生活团结并唤起了人们。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在这里也置身于祖国的大家庭里了。
12月，我们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96师向新驻地，即苏罗边界实施行军。该师师长是著名的骑兵将军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帕鲁西诺夫将军命令我去监督行军。这时已经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这一切都加大了行军的困难。
我夜间在兰钦地域赶上了该师前卫。行军是在假设的战斗情况中实施的。纵队行进时，按全部规定组织了行军警戒，做好了随时进入遭遇战斗的准备。在行进路线预先指定的地点配置了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们警惕地注视着万里无云的夜空。
我在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橡树林里找到了别洛夫将军。这里已为他的作战组搭起了两个防寒帆布帐篷。将军穿着胸前有两根皮带交叉的长长的骑兵大衣，站在被蓄电池灯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摊着一张地图。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识的，那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来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这个清瘦的、外表象知识分子、领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挥员，以他出色的骑兵姿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攀谈起来。我们相同的骑兵生涯使彼此感到惊奇，我们俩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为军官，都转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早在1923年就指挥骑兵团。如今，我多少有点奇怪，这个酷爱骑射的骑兵却当上了山地步兵师师长。
他认出了我：
“啊！您好，骑兵！什么风刮来的？”
我说明了我为何而来。别洛夫严肃起来。
“您可以向司令员报告，我师严格按计划实施行军。没有人冻伤，各条行进路线都有取暖站。炊事车在休息地点为人们提供热食。我们的全部物资都拉出来了，如常言所说，连一根钉子也没剩下。因此，一切正常。”
师长在图上给我指出了各纵队的运动。行军秩序极好。
有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杯热茶，在这寒冷的夜晚。真是太应时了。
“怎么，朋友，终于背叛骑兵了？”别洛夫问。“或者是鬼使神差把您弄到集团军司令部来了？”
“不过我不遗憾。骑兵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今，未来是属于机械化兵的。至于高级司令部的工作，它对每个人都有益。因此，我没有理由怨天尤人。瞧你这个天生的骑兵，不是也忽然指挥起山地步兵师来了吗？能说是由于什么过错吗？”
别洛夫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一个兵。给了我命令，我就指挥步兵，再给我命令，我就带领机械化兵团参加战斗。”他叹了口气。“唉！不过我现在仍然很乐于指挥一个骑兵师！在那里，一切我都熟悉、亲切，不象在步兵里这样。”他用手“啪”地拍了一下地图：“瞧，纵队拉得这样长，步兵在暴风雪中艰难地迈步。让小伙子们骑上马该多好！习惯势力是那样大，我在计算纵队行进速度时都不知不觉地把骑兵具有的能力作为依据了……”
我一连几个昼夜都未离开别洛夫。我们走遍了行军中的部队。当该师拉到目的地后，我才离开。我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热情地分了手。当时我和他都不知道，这位勇猛的骑兵很快又将回到自己最如意的天地去了。他的骑兵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功勋卓著，成了近卫骑兵军……
5．新的任命
我向帕鲁西诺夫报告完成任务情况后，便去见参谋长。
“您好，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我在门外就向我喜欢的年轻将军问好。
他把目光从放在桌上的一份文件上移开，开玩笑似地回答：
“你好并且再见，亲爱的！”见我迷惑不解，他微笑了。
“祝贺你的新任命：你要到基辅担任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了。
这是命令。”
将军把文件交给我。我将它飞快看了一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搞录……任命A·X·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免去其现任职务……”
“我一点也不明白……”
“干吗要你明白？！把工作交给你的副处长吧。”
我开始不慌不忙地交代工作，打算过了元旦再去基辅。但是鲁布佐夫将军打电话催我了。我的前任调往莫斯科工作，他对此十分高兴，所以急着要走。
“我恳求你。元旦以前我要到达莫斯科。”
临行前我走访了我的所有首长和同事。
司令员以他习惯的方式同我告别：冷淡而过分讲究礼仪。我感觉到我的离去丝毫没有使他动感情。同参谋长则象老朋友一样告别。巴格拉特紧紧拥抱了我，衷心祝我在新的岗位取得成绩。
第二天，我便到了基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鲁布佐夫非常高兴：
“终于来了！好，首先向您祝贺。请您尽快帮我脱身。”
我本想从从容容地逐渐熟悉我的职责范围。但鲁布佐夫不给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把一切工作往我肩上一推，就急急去莫斯科了。
现在我的工作范围大了。我能胜任吗？但在此时此刻，怀疑是军人的禁忌。既然要我干，那就大胆干吧，要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军区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我都没有看见：他们正在莫斯科开会。接见我的是第一副司令员弗谢沃洛德·费奥多罗维奇·雅科夫列夫中将。同他的谈话是简短的，结束交谈时他送了我一句爽快的话：
“干吧”。
同分管军事院校的司令员助理瓦西里·叶夫兰皮耶维奇·别洛科斯科夫将军、炮兵主任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①中将、旅政委级政治宣传部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分管组织和动员的军区副参谋长——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和同事倍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②中将、通信主任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多贝金少将及军区其他领导人员谈得较多。这些人互不相同，也很有意思。读者在后面将会更了解他们。
①雅科夫列夫（1898—1972），苏军炮兵元帅（1944）。战后曾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司令。——译者注。
②马兰金（1894—1961），苏军大将（1948）。战后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译者注。
要做的事很多。作战部的军官们忙得满头大汗：要迅速拟定国界掩护新计划草案（部队对这个草案已等得急不可耐了），要组织军区和各集团军领导人员轮流集训，要拟制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战役训练作业的实施计划，要仔细研究战区情况，总之，要做的事无法一一列举。
我就是在处理这一堆堆烦冗公事中了解我的部下的。
主管作战事务的第一科，由我的副手，一个有学问、有经验的指挥员，四十岁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达尼洛夫上校领导。他十八岁参加红军，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他腿部受伤，变成了终生瘸子。他是个精力充沛、好动、爱吵嚷而又坐不住的人，永远象是急着要上什么地方，就是下达指示时也在走动着。我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中的神经质，因此我只好一到任就设法使我这个过分急躁的副手镇静下来。但他对我想要在更平静、更实事求是的情况中开展工作的尝试，却作出了十分近乎病态的反应。
该科调来的工作人员是最训练有素的。我很喜欢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中校、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中校、瓦西里·萨韦利耶维奇·波格利边科少校。这三个人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并有丰富的经验。诺维科夫少校、克赖诺夫少校、利皮斯大尉和穆欣大尉都同他们合得来。
和平时期负责对军区的将军和军官进行战役训练的第二科，由较为恬静的A·B·扎帕西科中校担任科长，他对司令部工作感到苦恼，坚决要求改任指挥职务。不久我们只好满足他的愿望。他去指挥一个团，而读者已经知道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艾瓦佐夫大尉，则从第12集团军司令部调来接替他的位置。艾瓦佐夫是因为显示了主动精神和出色的聪明才智而被我看上的。该科最有经验的军官是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少校，他调来前原任步兵第27军司令部侦察处长。我喜欢的有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萨拉库察大尉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希曼斯基上尉。他们虽然年轻，但坚强的毅力和奔放的热情弥补了工作经验的不足。
保障军队隐蔽指挥的第三科，由遇事镇静和审慎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洛奇科夫一级军需员①领导。该科人少，而承担的工作却很重。在1940年10月以前，这些工作是由司令部一个独立的部承担的。现在该部被缩编成科，交给了我们。这是一个错误。战争爆发后，不得不恢复了这个部。
①相当于指挥人员的上校军衔。当时苏军军事经济和行政人员的军衔分为：二级和一级军需技术员（相当于上尉、大尉）；三级、二级和一级军需员（相当于少校、中校、上校）；旅、师、军、集团军级军需。——译者注。
我还要简单说说我们人员不多的技术部门。在这里担任领导的是勤勤恳恳而又拘泥细节的主任格尼洛博克二级军需技术员。我们有一位出色的绘图员沃斯克列先斯基，还有两位勤快的女打字员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利夫希茨和玛丽亚·谢苗诺夫娜·连布里科娃。
新年前夕，我按习惯在司令部伏案到夜晚。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工作。
“您在干什么，可怜的光棍儿？”话筒里传来了普尔卡耶夫将军罕见的愉快声音。“可别放过新年哟！”
我感到愕然：普尔卡耶夫正在莫斯科开会呀。
“我刚到家。我们在家等您。不，不，不许有任何推托。”
就是说，将军知道我在基辅没有家眷，决定冲淡我的寂寞。瞧你还说不说他是冷冰冰的人！
男主人在门旁迎接了我。他的夫人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亲切地邀请我去客厅。
当好客的女主人在桌旁忙碌时，普尔卡耶夫让我坐到沙发上，开始问我是否熟悉了新的工作，碰到什么困难没有，还出了些好主意。我向他打听莫斯科的会议是否结束了。
“哪能这么快！只能说刚展开……大家关心的事太多啦。有些观点要根本改变。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会议的进程也很关心。每次会议都有政治局委员出席……看来，党中央看到了国际形势的复杂和法西斯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很重视国际力量的巩固。毫无疑问，我们军队生活中将会发生大的变动。”
女主人请我们入席。尽管我们一共就三个人，但她却象为一大群人那样摆上了节日餐桌。我们愉快地举杯和即将过去的一年告别。迎接新的一年。
“愿新年同美好的旧岁一样幸福！”普尔卡耶夫祝酒。
“主要的是不要发生战争！”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说。
我们坐了近两小时左右。我辞谢了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客气地向我提供的汽车，步行回招待所。基辅灯火辉煌。花园中、小公园里、广场上，新年松树闪烁着数以千计五光十色的电灯。街上一片欢腾。到处传来响亮的笑语欢歌。不时听见人们互致新年问候和热情祝愿。可以看出人们心中的欢快。
谁能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和平的新年佳节呢……
6．重要变动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今后我肩上的担子会是多么重。
我领导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部作战部……
我要研究军队战斗训练文书和领导人员的指挥员训练文书。最近几个月，我们要准备和实施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题目是进攻战役。首先是讲课和报告，然后进行战役战术作业和师、军、集团军规模的演习。夏季的后一段时间，我们将转入研究实施防御的问题。晚些时候研究防御并不奇怪，因为进攻永远被视为红军战斗行动的主要类型。
除这些训练措施外，春天我们还要举行两次大演习，其中一次是带实兵的试验性首长司令部演习，用以研究在进攻的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行军和遭遇战斗问题。演习目的是：确定军在上述情况下最有利的兵力编成，给指挥人员提供机动条件下指挥军队的实践机会，研究骑兵的协同动作。对到现地和展开通信工具的军区首长司令部大演习也寄予很多希望。这一演习拟吸收各集团军司令部参加。
1月，拟举办军区机关、各集团军、军、师领导人员集训。集训开始时，首先要就方面军战役的计划、组织和实施问题进行一系列报告，最后进行图上战役导演。军区司令员很重视这次集训。1月5日，他由莫斯科打电话给我，询问集训准备情况，并指示对计划进行一些修改，其中添进了几条关于莫斯科会议总结的报告。
几天后，我们从报上得知，已任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中将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则将领导总参谋部。原来，莫斯科会议结束时对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我不禁想起普尔卡耶夫说过的话：大变动在等待着我们。现在大变动开始了……
这一消息既使我高兴，又使我发愁。高兴的是总参谋部将由我军最有才干的军事首长之一来领导。发愁的是我们已经不能与B·C·朱可夫一起工作了。基辅军区自它存在之日起就相继由闻名全国的军事首长——M·B·伏龙芝①、A·A·叶戈罗夫②、A·H·亚基尔③、C·C·铁木辛哥、B·C·朱可夫指挥。而现在领导它的却是一个我们还不很熟悉的人。
1月16日，B·C·朱可夫、军事委员会委灸H·H·瓦
舒金和M·A·普尔卡耶夫回来了。同日，朱可夫把我叫去，向我祝贺新的任命。然后要求我报告集训准备情况。他听取我的报告后，命令将我们准备的所有材料留下。傍晚还给了我，他已略作了修改。看来他还满意。他递给我一份篇幅很大的手稿说：
“您叫人打出来。这是我的报告。”
①伏龙芝（1885—1925），苏联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曾任方面军司令员，1920年起指挥乌克兰军队，1925年取代托洛茨基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译者注。
②叶戈罗夫（1883—1939），是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人之一。曾任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等职。1939年遭到镇压。——译者注。
③亚基尔（1896—1937），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级军衔。曾任集团军和军区司令员等职，1937年遭到镇压。——译者注。
第二天早上，当我给他送去打好的报告时，在他办公室看见了一个瘦削的、领章上有三个菱形的中年人。他的黑发向后梳得又平又光，苍白的脸上，两道细细的黑眉毛很引人注目，清秀的鼻子包着隐约可见的凸骨，鼻子下垂着一绺绺小黑胡子。深陷的深棕色眼睛闪着快活而探询的神采。我猜想这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委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瓦舒金。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站起来，留神地打量着我，并伸出手来，淡淡地说：“噢，您好。您应该到我那儿去。我们更熟悉一点才好。”
我道了歉，并说我原准备今天这样做的。
晚上我同他谈了很久。瓦舒金对一切——无论是我的履历，还是部里的工作，还是我和我部下的情绪都感兴趣。
我从朋友的叙述中已经知道，瓦舒金是个直爽和原则性强的人，不过，他有时显得过于暴躁。他是有经验的老政治工作人员，1919年入伍，1930年成为步兵团团长兼政委。后来在工农红军政治部工作。1937年被派到著名的高级步兵战术进修班。①毕业后再次被任命为步兵团长。不久，他作为一个同时还具有党政工作经验的能干的指挥员，被提拔为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是第7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芬兰战局结束后再次当了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几个月后，即1940年秋，他被派到我们军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①其前身为高级步兵学校。——译者注。
在军区红军之家，参加集训的军区领导人员，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长，军、师长及军、师政治机关首长和参谋长，各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参谋长，各军事学校校长都汇集到一起来了。
B·C·朱可夫站在讲台上。集训参加者留心地听新任总参谋长讲课。他谈到了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新的世界大战烈火已在大地上熊熊燃烧，和往常一样，资本家靠战争大发其财，各国人民却深受苦难。如今，和平居民正遭受着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没有遭受过的灾难和牺牲，因为现在连交战国的深远后方都被列入战斗行动范围了。
战争的威胁愈来愈逼近我国。B·C·朱可夫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应该把法西斯德国视为我们主要的潜在敌人。因此，他着重谈了希特勒军队在西方的行动。德国人的胜利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但是不能忘记，这些胜利的代价是很小的，希特勒分子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不过，我们仍应从这些战事中作出结论。密切协同的航空兵、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兵团，对于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起了主要作用。它们的猛烈突击，保证了德军的迅猛进攻。
德军装备精良，又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这样的敌人作战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以前我们曾认为，假如我们要突破敌人的防御，在主要突击地段保持一倍半于敌，最多两倍于敌的优势就足够了。在莫斯科会议上，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不仅在主要突击地段，而且在方面军整个进攻地带，都应保持这种兵力优势。
B·C·朱可夫的这一提法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而将军则进一步说，在进攻中建立两倍兵力兵器总优势的思想，已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赞同。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接着指出，现在我们还有些指挥员企图通过国内战争来研究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力图抱住旧的战役战术标准不放，不懂得大量集中使用航空兵和坦克这些新兵种的意义。
不错，我们也有些人头脑过于发热。他们虽然从西欧交战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却轻率地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这些同志忘了，任何计划，哪怕是最大胆的计划，都应该立足于现实可能性。在计划战时要采取的措施时，我们不能从我军将来才具备的条件出发。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怎么办？我们应该做现实主义者，应该根据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兵力兵器去制定计划。
大将谈到了军队人员的训练问题。我们许多同志在西班牙学到了某些东西。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是一场严重考验和一所大学校。现在应该根据这一经验更积极、更有的放矢地提高军队的素养。应该非常严肃认真地准备应付战争。
朱可夫强调，红军制定的所谓大纵深战役理论，在现代条件下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军事不是静止不动的，理论也应有所发展，应该根据军事学术的成就、兵器的改进、我军战斗威力的提高而进一步丰富起来。报告人特别重视战术和战役突然性在当前的意义，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战斗准备。
其他发言实际上补充了主要报告的内容。当时指挥第5集团军的A·B·索韦特尼科夫将军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想法。普尔卡耶夫将军关于防御问题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记得这样的话：“防御不能导致胜利，它是空洞和无用的。防御中也要造成对敌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建立完全不同于进攻。看来，防御中应更善于机动兵力兵器。”
机械化第4军军长M·A·波塔波夫将军的发言，是研
究机械化大兵团进入突破口的组织和实施的。他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见解：我们无论如何不应照搬法西斯机械化军队在西欧的行动。第一，那里的条件对德国人极为有利。第二，法西斯分子并没有什么新发明。他们利用的思想，是我军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即我们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时就已提出过的。应该说，他们很会利用这些思想。但是，对死板公式的癖好和盲目信奉教条，有时也使他们陷入困境。
波塔波夫特别重视机械化兵团与航空兵密切协同的必要性。认为航空兵指挥员不但要熟悉我军机械化兵团的组织编制，而且要熟悉战役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战斗使用的实质。波塔波夫在主张航空兵与坦克密切协同时有些过火，提出了完全不现实的建议，要在机械化军中编一个航空兵师，建立航空机械化兵团这样的混成兵团。
我立即发现，B·C·朱可夫彻底推翻了这个做不到的计划，尽管他在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波塔波夫的发言并热烈支持他的许多建议。
大将支持波塔波夫关于必须使摩托化步兵和坦克部队达到同样高的快速性，并在演习中更广泛地使步兵作为坦克搭载兵行动的见解。波塔波夫及时指出，在摩托化步兵所乘的汽车同坦克之间，最大行程十分悬殊，他建议设法克服这个缺点。
波塔波夫对增大机械化军快速性的建议，不久就被广泛采用了。
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发言是出色而又热情洋溢的。H·H·瓦舒金谈到了纪律。组织性和条令制度，是军队具有高度战斗力的主要条件。瓦舒金高度评价了那些教育属下遵守铁的纪律的指挥员。而某些人则受到了严厉批评。我们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善于用语言使最沉得住气的人深受震动。
第二天早晨，开始进行图上集团作业。各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各兵种首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朱可夫亲自组织；各军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普尔卡耶夫将军组织；各师长、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军校校长的作业，由B·C·马兰金中将和我组织。
集训进行了五昼夜。详细叙述如何进行作业和作业时我们研究了哪些问题，现在未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训练组织得很有意义，提出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
B·C·朱可夫进行集训总结后，正式向我们宣布了干部的调整：索韦特尼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分管筑垒地域的军区司令员助理，波塔波夫将军接替他指挥第5集团军。大将祝获得新任命的同志取得成绩，亲切地向集训参加者们告别，命令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工作地点。第二天，他自己也启程去莫斯科了。到车站送行的有他在军区领率机关的同事、基辅市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看得出，朱可夫在基辅博得了深深的敬佩。他很受感动。平时严肃的脸一直带着微笑。
又过了几天，普尔卡耶夫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们去车站迎接新司令员。”
火车晚点了。我们一边等他，一边在站台闲走。我们谈到了基尔波诺斯。看来，普尔卡耶夫将军是我们中间唯一了解他的主要工作经历的人。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参了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任著名的乌克兰第1师副师长。在同一个师指挥过团。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指挥步兵师。1930—1940年冬，该师在敌人火力下履冰突至敌人维堡防御阵地后方。基尔波诺斯由于果断和勇敢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总而言之，我们的新司令员是一个出众的人。”普尔卡耶夫做了概括。
火车到了。我们急忙朝最末尾的专车走去。车门内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将军。他从车厢踏板上轻盈地跳下来，默默地微笑着，开始同迎接的人一一握手。
新司令员到后不久就巡视了司令部。看来，他想快些熟悉情况和人们。他也到我们作战部来了。仔细熨过的制服紧紧地裹住了他瘦削而结实的身体。英雄“金星”奖章在胸前闪闪发光。苍白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几乎没有皱纹，蓝色的大眼睛上方长着两道黑眉，浓密的黑发细心地梳成了分头。只有两鬓的几丝白发和唇角的深褶儿，能说明这位外表年轻的人已近五十岁了。
司令员详细地问我以前干过的工作。当得知我曾在总参军事学院任过主任教员后，他很高兴：
“我终于在这里遇上您了，上校！好吧，老熟人，现在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
基尔波诺斯同我的助手们认识后，问我们现在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我回答说，我们拟制了国界掩护新计划。各边境集团军参谋长及军区各兵种和勤务首长参加了拟制，普尔卡耶夫将军已审阅、赞同。当时我们盼望一有机会就使它得到批准。“掩护计划是最重要的文件。”基尔波诺斯说。“一旦发生战争，军区的最初战斗行动将按照这一计划展开。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十分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批准它。”
过了一天或两天，司令员的副官A·H·格年内少校通知我，基尔波诺斯将军叫我去。我拿起地图和国界掩护计划的备要报告。司令员匆匆看完了文件，说：
“这些都给我留下吧。我要研究研究，然后再谈我的意见。”
7．掩护计划
两天后，司令员又叫我去。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基尔波诺斯默默指了指椅子，打开了装着国界掩护计划材料的文件夹。
“我想，”他开始说，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从宣布动员到重兵在边境积极行动将有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段时间达好几个星期，在现代条件下，无疑要大大缩短。不过很明显，我们总会有几天时间的。因此，可以派出我们最低限度的兵力去掩护国界，以便根据具体情况机动其余兵力。很可能会要求我们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对侵略者实施坚决反攻。”
基尔波诺斯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写着我们计算的纸。
“因此我想问问你们：我们在边境集中的军队是不是有些多？”
谁都没有回答。司令员将那张纸扔回原处。
“我看是太多了。我认为，每个国界掩护集团军地域至少应抽出一个步兵师。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迅速建立足够强大的突击集团，并用它去狠揍敌人。你们要记住：假如有人向我们进犯，我们应立即组织回击。”
“是啊，”普尔卡耶夫沉思着说，“这话是不错：我们当然应该想到回击。但这是需要做准备的。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冲破我掩护军队薄弱的链条配置，倾全力向前推进，又怎么办呢？那时连防御都难以建立，更不用说组织反攻了。”
“我们不应该让敌人先发制我。”基尔波诺斯冷冷地反驳道。“我们的侦察干什么用的？”
“对，同志们，”瓦舒金也开腔了，“我们不能只想防御。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军将成为所有军队中最有攻击力的军队。它能给敌人以毁灭性回击，然后将敌人消灭在入侵之处。”
“您怎么想呢，上校？”基尔波诺斯问我。
我当然和参谋长持同一观点，因为他所说的是我们共同思考的结果。我们的根据是：几百万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征服了整个西欧，具有强大的突击力。现在它已不受约束了，西方进行的“奇怪的战争”已经不能妨碍德国人。希特勒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在短期内集中重兵于我西部边界当面，用来进攻我们。在此条件下，我们应该象我们所议论的那样，拨给国界掩护梯队足以击退敌人首次突击的军队。在这些强大屏护队的掩护下，我们将能更易于调集预备队，并转入反攻。
因此，我毫不动摇地回答，我同意参谋长的意见，支持他提出的计划。
“你们的想法不对哟！”司令员叹了口气。“我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他合上文件夹，把它递给我。“你们照我说的拟好计划，预备队要留有尽可能多的兵力。”
当各级司令部在仔细拟制抗击可能侵略的作战计划时，军区所属军队中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单兵战术训练已经结束，小分队战术研练刚刚开始。大部分训练时间用于解决进攻战斗问题。防御也没有忽略。基尔波诺斯将军要求战士们习惯于对付坦克冲击。参谋人员从部队回来，都以赞叹的口气讲述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在吼叫着的坦克全速超越分队战斗队形时，表现得何等镇静。
战斗训练是与沿国界构筑防御地区结合进行的。军队感到十分紧张。
2月下半月，军区接到指示，要参谋长率参与拟制国界掩护计划的将军和军官小组火速前往莫斯科。和普尔卡耶夫一起出发的有空军参谋长H·A·拉斯金空军少将、军区司令部第5部部长A·A·特鲁特科少将、通信主任多贝金少将、军事交通部长A·A·科尔舒诺夫上校、我和我的副部长达尼洛夫上校。
突然召我们去莫斯科，一方面使我很不安：难道我们拟制的计划竟会那么糟，要返工？一方面又使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同已经快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
到莫斯科后，终于一切都明朗了：我们要参加研究进一步巩固国界的措施。
此时，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这次会议审议了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任务及其他最重要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坦率态度揭露了缺点。人们在阅读会议材料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列宁关于要根据一个党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去判断它的力量和严肃性的名言。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健康的批评精神。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远非只能听到大吹大擂。B·C·朱可夫发表在《红星报》节日专号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总参谋长坚决反对军队战斗训练中的死板公式和各种陈规。他强调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每分钟都要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这些陈规特别不能容忍。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M·E·基尔波诺斯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诚挚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3月初，巴尔干半鸟的局势开始复杂化了。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声明，让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将导致扩大战争范围和保加利亚被拉入战争，苏联政府对此极为不安。事态已经很严重。它迫使我们更加紧张地拟制巩固国界计划。
我们完成任务后，于3月中回到基辅。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等着我们归来。我的为数不多的助手们被一天天堆积起来的急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总参谋长要求军区举行一些旨在实际检验战时步兵师编制的试验性演习。规定将其中一个兵团扩编为战时编制。为此，兵和军士用被征召参加集训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军官则由其他师暂调，技术装备和武器由应急储备品中拨出。这个齐装满员师要实施行军，实施训练性进攻和防御战斗，以便了解各部队的可指挥程度和灵活性，以及火器的保障程度和后勤分队的能力。总之，要证明新编制的步兵师是否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是件规模宏大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总参谋部规定在1941年秋季前结束此项工作。读者已能猜到，这一任务未能全部完成。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师仍然按和平时期编制补充。
在斯拉武塔、罗夫诺、伊贾斯拉夫利、舍佩托夫卡地域举行了由红军骑兵总监奥基·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导演的大演习。题目是《在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行军和遭遇战斗》。辖骑兵第3、32师的骑兵第5军及坦克师、摩托化师、航空兵师各一个参加了演习。所选地形是很困难的，有许多小河和沼泽，由于时值春汛期，正四处横溢。不难设想，军队要遇到多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兵种的兵团和部队之间特别难以协同。大家都得出力。遗憾的是，当时除作出了一些在战斗中十分有用的正确结论之外，还作出了一些有问题的论断。例如，有几次演习的总导演由于受到某些挫折而心情沉重，便建议：“坦克师和摩托化师要避免在夜间移动。”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军队指挥复杂化，行军速度下降，还可能出事故，而在夜暗中修理技术装备又极端困难。夜间冲击是绝对摈弃的，据说是因为夜间冲击后连人都无法收拢了。
战争勾销了这些建议。它迫使军队最经常在夜间行军，而且不敢轻视夜间冲击。
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拟制各集团军的国界掩护计划。此项工作，我们原先是同格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将军密切合作的。但如今他走了，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接替他位置的是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①少将。无论是性格、才智，还是学问，他都酷似他的前任。甚至在外貌上，他和马兰金都有某种难以捉摸的相似之处。安东诺夫在服役前也念完了中学和林学院一年级。他和马兰金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毕业于士官学校。1919年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前线作战。1936年，我和他第一次在总参军事学院见面，他来上学前任哈尔科夫军区作战部长。但尚未学满一年，就被紧急调离学院，任命为首都军区参谋长。后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如今在战争临近之际，机缘又使我们重逢了。
①A·A·安东诺夫（1896—1962），苏军大将（1943）。卫国战争中曾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55年起任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译者注。
安东诺夫在解决组织和动员问题时，善于迅速分析情况，评价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重要性。他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各集团军国界掩护计划是在军区首长直接领导和监督下制定的。各集团军参谋长连同参与此项工作的军官小组都被召来了。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没离开过基辅。在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之前，计划就已拟制好了。幸运的是没有要求作大的修改。
3月底，普尔卡耶夫将军被召到莫斯科。他回来时显得异常兴奋和满足。他由于忘我劳动而被授予第二枚红旗勋章。
参谋长从首都带来了许多新闻。其中他谈到莫斯科的人们已对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感到不安。总参谋部获得的情报说，希特勒选中南斯拉夫作为下一个牺牲品，准备占领它。由于我国政府对该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决不会置若罔闻，所以我国同法西斯德国的关系有可能复杂化。
确实，近几周来东南欧的局势已急剧紧张起来。3月27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反对当时极力变南斯拉夫为法西斯德国仆从国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起义。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有反希特勒情绪的组织上台执政。过了几天，即1941年4月5日，苏联政府便同南斯拉夫新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和对希特勒的明显警告。
但是希特勒并不接受警告，而调遣大批法西斯匪军猛攻南斯拉夫。我国报刊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克制态度，但在人民中间，希特勒军队入侵南斯拉夫的消息引起了公愤。记得在4月的一个晚上，我有幸看了艾森斯坦导演的好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①》。观众热烈领略着电影的情节突变。当楚德湖的冰在德意志走狗骑士们的脚下发出碎裂声，湖水开始将他们吞没时，大厅里响亮的欢笑声中夹杂着愤怒的呼声：
“也要这样吞没法西斯分子！”
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古罗斯统帅。1242年4月曾在楚德湖冰面上击溃入侵罗斯的立窝尼亚德意志骑士团。——译者注。
人们对这发自内心的呼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俘虏说的绝妙的临别赠言也博得了同样热烈的赞扬。
“……他们可以放心到我们这里来作客。”银幕上传来了尼古拉·切尔卡索夫①那令人难忘的声音。“但谁若带剑来，就让他剑下亡：罗斯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
①H·C·切尔卡索夫（1913—1966），苏联著名演员。他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译者注。
热爱自由的苏联人民心中燃烧着对各国人民的奴役者法西斯分子的刻骨仇恨。因此，这部优秀电影恰恰在此时荣获斯大林奖金不是偶然的。
法西斯分子开始占领南斯拉夫后不久，总参谋部指示对国界掩护计划进行一系列重大修改。军区首长奉命对开往边界的军队进行了很大加强。向边界调集了四个机械化军、四个步兵师及许多专业兵兵团和部队。
掩护国界的兵力得到这样大的加强，定能大大减轻抗击侵略者首次突击的困难。但是这一新命令使基尔波诺斯将军有些不快。司令员仍然认为不能削弱用以对敌实施反突击的军队集团。
现在当然看得很清楚了，总参谋部当时已较现实地估计到敌人突然袭击的危险，并作出了正确结论：抗击首次突击的兵力，要比第一个国界掩护方案所规定的多。
各集团军参谋长及所属参谋人员再次被召到基辅，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星期。工作颇为棘手，因为拟制计划的将军和军官要亲手填写从头至尾的每一页纸，甚至要亲手打字。记得我也赶紧捡起了我还在年轻时当团副官学会的打字本领。
军区军事委员会认真研究新掩护计划后，毫不迟延地批准了。
考虑到我们正是按照这一计划方案来组织对法西斯德军的还击，所以看来要较详细地谈谈方案的内容。
军区范围内的国界长达九百四十公里，由第5、6、26、12集团军掩护。在第5集团军地带（由弗沃达瓦到克雷斯特诺波尔，一百七十公里），离国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处配置了五个步兵师，机械化第22军，八个独立机枪营（编成几个筑垒地域的守备部队），一个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三个高射炮兵营。各机场共配置了两个航空兵师。第90、98边防总队直接在国界线上值勤。
第5集团军由坦克兵少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指挥。这是我们军区集团军司令员中最年轻，依我看也是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一个。战争爆发前夕他刚满三十九岁。他是斯摩棱希纳人。少年时代在哈尔科夫电车库工作。192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军战士、排长、骑兵连长。曾在各种指挥训练班学习过，后来毕业于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由于具有多方面的军事素养和超群的才干，他提升得很快。他的指挥员素质在哈勒欣河战斗①中得到了特别充分的显示，当时他指挥一个坦克旅，接着又当上了独立集团军级集群副司令员。1940年，波塔波夫被任命为刚组建的机械化第4军军长，随后任第5集团军司令员。
①即我国通常所说的诺门罕事件。——译者注。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师政委级M·I·尼基舍夫，参谋长为J·C·皮萨列夫斯基少将。
在南面利沃夫方向，从克雷斯特诺波尔到拉德姆诺一段国界（一百四十公里），由第6集团军掩护。该集团军辖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机械化第4军，五个机枪营（编成第4、6筑垒地域的守备部队），两个炮兵团。此外，配属该集团军的还有两个航空兵师和一个高射炮兵团。利沃夫市由防空兵第4师掩护。第91边防总队各大队和第92边防总队部分大队在该集团军地带执行边防勤务。
第6集团军由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穆济琴科中将，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的人指挥。他是一个水手的儿子，从童年时代起就饱尝了贫穷和不自由的劳动滋味，十八岁时入了党，曾在国内战争前线作过战。他的文化程度是师范学校二年级。军事素养方面，曾毕业于骑兵进修班。他当过团一级的几乎全部职务。1937年6月被任命为顿河骑兵第4师师长，获旅级军衔。后来在骑兵进修班教过一段时间的战术。在1940年初的卡累利阿地峡战斗中指挥步兵师，半年后即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军政委级瓦舒金极喜欢这位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员，有一次，曾给他这样的评价：“穆济琴科是有发展前途的指挥员。唯一的缺点是过于生硬。战时他将是一个好集团军司令员。”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师政委级H·C·波波夫，参谋长是旅级H·E·伊万诺夫。
在佩列梅什利方向，由拉德姆诺到特沃雷利涅一百三十公里地段是第26集团军的地带，这里有三个步兵师，一个航空兵师，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守备部队，机械化第8军，一个炮兵团，两个高射炮兵营。第92边防总队部分兵力和第93边防总队全部大队负责警卫国界。
该集团军由我很熟悉的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科斯坚科中将指挥。他是一个正直、勤勉、意志坚强的勇敢的人。文化程度是乡村学校和骑兵进修班毕业。国内战争中获得的战斗经验、惊人的工作能力和坚定的目的性帮助了他。1940年他被任命为集团军级骑兵集群司令员时已满四十五岁。该集群后来改编成第26集团军。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以办事勤勉认真而著称。他接受命令后不喜欢议论，常因果断而准确执行首长的决心而得到高度评价。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旅政委级马J·E·科列斯尼科夫，参谋长为A·C·瓦连尼科夫上校。
在最南翼，由切尔诺维策市①到德涅斯特河口将近五百公里地段，配置着第12集团军。这里有六个步兵师，两个航空兵师，机械化第16军，五个高射炮兵营。防空兵第11旅负责掩护德罗戈贝奇。第94、95、96、97边防总队所属大队警卫着国界。
①今切尔诺夫策市。
该集团军由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波涅杰林少将指挥，他大概是我们集团军司令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了。他指挥过步兵师，曾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领导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他深谙高级兵团战术，精通军事学术问题，在我们军区享有很高威信。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旅政委级A·E·库利科夫，参谋长为K·A·阿鲁沙尼扬少将。
在和平时期，国界受到可靠的掩护。但是党和政府对西方的战事深感不安，很关心各边境军区的进一步加强。4月26日，我们奉命在一个月内组建五个快速反坦克炮兵旅。这些旅尽管直到战争即将开始时也还没有完全装备上运输工具，但后来在同法西斯坦克师作战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军区最优秀的炮兵，其中包括C·C·莫斯卡连科①将军和M·A涅杰林上校，都被派去领导这些兵团。
①莫斯卡连科（1902生），苏联元帅（1955），卫国战争中任集团军司令员，战后曾任战略火箭军总司令，1962年起一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总监察长。——译者注。
空降第1军也在紧急组建中。它应辖远东调来的空降第211旅、我们军区的空降第204旅及第12集团军四个步兵师改编为山地步兵师时余下的人员。
军区首长还得知，5月25日前步兵第31军领率机关将
从远东到达我们这里。同时，利沃夫步兵学校则迁到了乌拉尔。
军区领率机关的工作越来越多。改编现有兵团和部队，组建新的兵团和部队，再加上配置由内地开来的军队，这些都要求全体司令部工作人员具有毅力和主动精神。我们知道，现在莫斯科认为我们西部边界的情况，要比报刊上说的和正式宣布的都严重得多。
基辅战前的最后一个“五一”节阴沉沉的，不象春天。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铅灰色的云层。不过，天气的变化无常并不能冲淡基辅人节日的欢乐情绪。似乎全城的人都走到大街和广场来了。早上10点钟，阅兵式开始。首先出现的是军校学员。走在纵队前面的是年轻的中尉——1941年毕业学员。我在节日前夕曾出席了基辅步兵学校的毕业典礼。校长在学员队列前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关于授予毕业学员军官军衔和相应军事技能等级的命令。看着新指挥员一张张精力充沛而又带着稚气的脸，我感到很高兴，军队将得到一批好干部了。他们再经一段时间实际训练，就将成为出色的指挥员。遗憾的是，这些年轻的中尉未能及时得到实践经验。他们离校后去休假，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中尉们实际上是在战斗中认识自己第一批部属的。
站满克列夏季克中央大街人行道的人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军队的每一列纵队。
伞兵走过来了，他们皮帽子上的眼镜片在闪烁着，后面是戴白色水兵帽的红海军战士。
强壮的军马拉着加农炮进了广场。其后是搭乘载重汽车的摩托化步兵，这是我军的未来。遗憾的是数量还少，因为车辆不够。技术部队令人一看就肃然起敬。观众好奇地看着测音器、探照灯、高射炮和用于抗击空中袭击的四联装机枪。
轻松地曳着巨型火炮的圆头履带式牵引车，引起了观众发自内心的赞叹。壮观、强大而灵活的火炮哟！站在我身旁的军区炮兵监察员H·H·谢苗诺夫上校说：
“可惜这种技术装备目前我们还少。过一两年后，您再瞧吧！”
火炮牵引车的轰鸣被淹没在装甲车辆低沉的隆隆声中了。坦克纵队的行进，甚至对我们这些军人，也总能引起精神振奋。它们的外形常使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这就是未来战争中实施突击和战役机动的主要兵器！哪一个军事首长不想握有坦克呢！
坦克源源不绝地开过去，似乎没有尽头。最先出现的是轻型坦克，每列三辆。它们后面是功率大些的，每列两辆，再后面是每列一辆。只有有经验的眼光才能发现里面有很多陈旧坦克。观众中很少人知道，外表上很壮观的多炮塔坦克，是实际上已停止生产的老货。新式的、后来威名四震的“T—34”和CL坦克，较少参加阅兵式。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坦克在军区里少。参加阅兵式是足够的，但可惜的是这些坦克刚分配到军队，坦克兵们尚未掌握足够的驾驶技能。
最后几辆坦克尚未通过广场，空气便被飞得很低的、灵活机动而速度却不高的A－16歼击机的呼啸声激荡起来了。在它们后面是速度更慢的强击机，仿佛在作掩护。只有一小编队现代高速飞机，即刚刚在军队中出现、可以和当时最新式的作战飞机并驾齐驱的“海鸥”和米格－3型飞机，才使观众，哪怕是最熟悉军事的观众赏心悦目。当时，军区已有一百余架这样的飞机，但飞行员尚未完全学会驾驶。
接着，广场就被欢跃的基辅人那五彩缤纷的纵队主宰了。人们对自己的成绩感到高兴。游行群众举着横幅标语，上面写着许多数字：工人们在报告生产任务已完成和超额完成。但也有一些标语牌在号召人们提高革命警惕和巩固国防。我记得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上面画着面色严峻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手里握着武器。人们熟知的《假如明天发生战争》成了游行群众最爱唱的歌曲。
人数众多的纵队在广场上走了将近三小时，游行群众达五十万人！多么令人难忘的场面呀！
春天的最后一个月并未带来国际关系的和缓。苏联政府准备还击。我们在军区司令部就是这样议论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会①主席这一消息的。自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集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于一身，尚属首次。应该说，大家都对这一消息表示满意。
①即苏联政府，1946年起改为部长会议。——译者注。
5月初，我们收到了国防人民委员的战役训令，训令确定了军区在希特勒分子对我国进行突然袭击时的任务。
读者可能会对这一训令是否必要表示怀疑，因为国界掩护计划已规定要抗击可能的侵略。不过当时莫斯科还没有批准这一计划。看来，国防人民委员正因如此才决定通过专门的训令来加强西部边境军区的战斗准备。具体任务是：及时察明敌军的集中及其兵力部署；不让侵略军侵入苏联国土，准备以顽强防御可靠地掩护军区所属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
在第一梯队，正如计划所规定，准备展开的是步兵军，而在第二梯队，准备展开的是机械化军（四个集团军各展开一个）。各步兵兵团无论如何应将侵略者阻于边境筑垒地域线，对其突入兵力，则以机械化军和航空兵实施坚决的密集突击予以消灭。作为对掩护计划的补充，人民委员的训令要求军区首长尽快在距边界三十至三十五公里处构筑后方防御地区，并将组成军区第二梯队的五个步兵军和四个机械化军调到该地区。
军队的所有这些调动，应按国防人民委员特别命令开始。航空兵要做好向野战机场转场的准备。指挥所的位置也已确定，一旦遭到侵略，军区首长即应在此指挥军队行动。在捷尔诺波尔已开始加紧构筑该指挥所。
普尔卡耶夫、多贝金、特鲁特科三位将军、我和我的副部长又承担了一个新任务：要在短期内拟制好组织第二梯队军向边境地区开进的全部作战文书。我在做这一工作时产生了一个疑问：防御的总纵深已经很小了，总共只有五十公里。假如敌人打进来怎么办呢？谁在后方迎击它？要知道军区首长预备队中几乎没留下什么兵力了……
我向普尔卡耶夫将军说出了我的顾虑。他象平时那样不立即回答，而是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后，才生硬地说：
“莫斯科知道该怎么办。知道让谁在后方迎击突入的敌军。”
不久我就信服参谋长的正确判断了。5月下半月，我们接到一个训令，要我们接待来自北高加索军区的步兵第34军领率机关和军直部队、四个步兵师、一个山地步兵师，并安置他们野营。以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员M·A·列伊捷尔中将为首的作战组也将随军队到达。
总参谋部连如何配置开来的军队都作了规定。
第一梯队应于5月20日到达。
尽管新的训令对军区首长来说看来不算突然，但仍然使大家十分担心，因为要在短期内安置几乎一整个集团军。基尔波诺斯沉思着坐了好久，然后挥笔在文件上写道：“转参谋长。请保障本训令的执行，特别注意安置舒适和伙食部门的保障。”普尔卡耶夫随即命令我立刻起草相应的计划。
第二天，计划拟就，司令员批准了。
落到我们身上的这些新麻烦事，使我无法参加军区副司令员雅科夫列夫中将导演的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根据同志们的反映，这次演习搞得好，各集团军司令部在计划和实施集团军进攻战役方面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5月底，军区司令部很大一部分指挥员都忙于接待和安置开到的军队。一个梯队紧跟着一个梯队。作战部已成为特殊的调度所，一切有关部队运行和状况的通报都送到这里。开来的师是有战斗力的，尽管师长们抱怨中级指挥人员缺额，技术兵器、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不足。上级让他们相信，宣布动员后，所短缺的一切他们都将得到。
6月初，我们得知已组建第19集团军领率机关。它驻在切尔卡瑟。编入新集团军的有北高加索军区步兵第34军所有五个师和步兵第25军的三个师。该集团军直属国防人民委员，由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A·C·科涅夫①中将指挥。
一天后，总参谋部预告：还要接待一个集团军，即M·G·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它将于6月15日至7月10日期间由外贝加尔调来。
①科涅夫（1897—1973），苏联元帅（1944），卫国战争中曾任方面军司令员，战后曾任陆军总司令和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译者注。
这样，又有第二个集团军开到我们这里了。这使我们很兴奋。用不着担心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纵深没有军队了。
不过，从这天起，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便再无宁日了。遗憾的是一昼夜总共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在完成国界掩护计划工作、接待和安置开到军区防地的两个集团军的同时，还要起草五个步兵军和四个机械化军由原驻地向边境地区开进的全部作战文书。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真是太多了。作战部的窗口彻夜亮着灯光。
军区司令员开始更频繁下部队了。他不在时，一切日常事务都由处事井井有条和严谨的参谋长主持。基尔波诺斯将军特别仔细检查了各机械化军的状况。陪他旅行的通常是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P·H·莫尔古诺夫将军、军训部部长B·B·帕纽霍夫将军和我的一名助手。可是，5月27日，普尔卡耶夫却叫我去，说：
“您快准备上路，和司令员一起去第6集团军。”
“时间长吗？”
“大约两三天。”
第二天早上，我们已在利沃夫车站的站台上了。我记不真切了，但记得第6集团军司令员A·H·穆济琴科中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来。迎接基尔波诺斯的是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级H·C·波波夫率领的一群将军和军官。
“去集团军司令部，还是直接去部队？”波波夫问。
“去机械化第4军。”基尔波诺斯吩咐。
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们已经来到坦克驾驶教练场。坦克被尘灰笼罩着，正在场地上奔驰，一头扎进壕沟，又爬上土堤。基尔波诺斯仔细观察着它们。一辆T－34敏捷地越过了所有障碍。基尔波诺斯满意地微笑着：
“真棒！”又转身对副官说：“格年内同志，您从奖品中挑一只最漂亮的表来，奖给这个驾驶员。我们驶近点，和他认识一下。”
我们在离坦克不远处停下来。炮塔里露出了一个戴皮坦克帽的脑袋。一个晒得黝黑的上尉跳下地来作自我介绍：
“坦克第3连连长科丘别伊上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