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谈到，在 1990 年，庞大的共产帝国─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了。
1991年1 月，全苏联的民意调查问卷中，对于“苏联给了人民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民众
中68%的答案是：短缺、排长队和贫穷。戈尔巴乔夫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叶尔钦，作为俄罗
斯第一位民选总统，同时用激进和粗鲁的语言把戈尔巴乔夫与强硬派绑在一起攻击。另一方面，
保守的强硬派报纸宣称“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死亡、破碎，陷入黑暗和虚无的深渊。”
苏联已处于危机之中。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管这些明显的迹象，仍然一如既往，于1991 年8 月初携家人离开莫斯科
度假。他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阴谋已在酝酿之中了。
8 月17 日，在以金钱诱使克格勃军官们从休假返回莫斯科掌控首都后，一个以原克格勃头子
为首的、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接管了苏联。他们于18 日通知远离莫
斯科毫不知情的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发表声明“以健康的原因辞职”。政变阴谋家们控制的电台和
电视台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国家紧急委员会接管政权。
叶尔钦获知政变消息后，马上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组成了自己的新的“白宫”以处理危机。当
时，坦克与军车隆隆地开进莫斯科，包围了市政府与“白宫”。叶尔钦与他的副手、阿富汗战争的
英雄一起在白宫用广播谴责了政变。中午过后，叶尔钦不顾危险、出其不意地跳上“白宫”之外
的一辆坦克上，激昂地向公众演说：“公民们，我们合法选出的国家总统被剥夺了权力！我们一定
要同保守派、反动派和反宪政主义的政变作斗争！”“你们可以用刺刀撑起王冠，但你不能长
久称王！”在公众欢呼下，坦克掉转了炮口。叶尔钦的“白宫”被支持和欢呼的民众保卫起来，被
围得水泄不通。空军也扬言要轰炸政变者的克里姆林宫。
于是，政变在全苏联与全世界的反对下，终于在8 月21 日失败了。坦克车队在公众的欢呼声
中撤出了莫斯科。
一夜之间，叶尔钦成了拯救国家的英雄。
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他首先不是回到苏联总统办公室，而是到了俄罗斯总统叶
尔钦的办公室表示感谢。虽然他仍然宣称要“更新”党和苏联，但在事实上，二者都成空壳了。8
月24 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党的总书记职务，解散了中央委员会。接着，黑海边的两个加盟
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和乔治亚—宣布独立。其余的十个共和国达成协议，创建一个非中央集权的、
松散的“国协”，其中的各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希望中央能管国防与外交，但叶尔钦
不同意。他的想法是，苏联总统纯粹是礼节性的，就象英国女王一样。
1991 年12 月8 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袖在明斯克会面，宣布苏联的结束以及
新的、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国协”的诞生。12 月21 日，原苏联的11 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在阿尔马
—阿塔集会，确认了上述协议。大家同意，原苏联的正式结束将在本年度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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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圣诞节次日辞职，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成了一介平
民。
至此，欧洲的最后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寿终正寝了。73 年前，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政变建立
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成为血腥超级强国的苏联，终于彻底崩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
经画上了它的猩红色的句号。华沙条约解散了。除了在亚洲的几个残余共产国以外，一场弥漫全
球的冷战，在它的主战场上已经结束。自由与民主战胜了它在本世纪的第二个、也是最为蛊惑人
心的敌人。
在这一意义上，苏联的解体是有它巨大的历史象征性的。
八十四、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柏林墙 1989 年11 月9 日倒塌，苏联1991 年底解体，戏剧性地标志着冷战在主战场的结束。
但是， 历史并未终结。
人们低估了从极权社会转型为正常社会的巨大困难，低估了共产主义对社会机体的严重摧残。
从狂喜中冷静下来的东欧各国，通过种种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诸如一步到位的“振荡疗法”，国有
资产以债券方式平分到国民头上的办法，企业职工平分企业资产的方法等等，突然意识到，要把
通过暴力掠夺私有财产充公的公有经济，还原为过去的保障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正象要把“鱼
汤变成鱼”一样，其难无比，是对人类的历史性挑战。
由于过去的问题积重难返，因此，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初，几乎无一例外，都经受过经济低落，
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所谓“转型的阵痛”阶段。常常需要经过好几年之后，才开始逐步走上正
轨。一般说，短期效果是负面的，长期效果则是正面的。各个国家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同，人们对
它们的预期和实际路径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前所未有的经验教训，为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转
折类型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案例。
其中，德国问题比较特殊，原西德可以为东德同胞提供转型基地和财政支援，应当少费时日。
但即使如此，德国一位政治家仍说：我原来认为，东西德完全融合要花十年，然而，现在我相信
要花四十年。由此便可以想见其他东欧国家的极端艰难了。
由于过去的政治经济基地不同，后来实施的变革政策也不同，因此，东欧各国的转型道路和
痛苦程度是很不平衡的。
一般而言，在 1989 年之前就逐步实施了改革的国家，转型过程相对顺畅一些。例如，波兰、
捷克和匈牙利，由于改革超前，因此，虽然也经历过私有化民主化变革的艰困时期，但是为时较
短，后来都逐步进入了正常发展的阶段。以波兰为例，最近连续六、七年，波兰的国民生产年增
长率都保持在6%左右，去华沙参观，已经感觉不到与其他西方国家有什么差别了。
但是，对原来一直抵制改革的共产国家，譬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情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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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妙得多，它们现在仍在经济困境中挣扎。
而前南斯拉夫，由于前面谈过的民族与宗教问题，造成复杂的纠纷与战乱，并导致国际干预。
至今其中的塞尔维亚和蒙特尼哥罗联邦，仍为前共党分子操纵，成为欧洲唯一的肿瘤。
不过，总起来看，东欧已经汇入全欧洲，进入国际主流。特别是，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
欧洲联盟扩充组织，吸收了绝大多数原东欧国家成为会员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民主国际。即，
欧洲各国成为清一色的民主国家，实现了欧洲多年来的梦想。借助这一整合性的欧盟，欧洲又一
次担当了人类的带头羊角色。
八十五、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y Resists the World Trends）
回过头来看中国。紧随着六四之后，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的突然崩溃，极大地震撼了北京
的中共领导阶层，苏东剧变成了令他们寝食不安的恶梦。北京从反面吸取教训，那些在六四事件
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中央顽固派以此为借口和警戒，在“治理整顿”名义下清算改革措施，并加紧
了全方位的镇压。天安门事件之后两年多，整个中国成了一张绷紧的网，大清洗，大搜捕，大逃
亡，冤狱遍于国中，社会鸦雀无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发起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全面倒退
的危险。
鉴于改革的成败关系到邓小平后半生的全部事业，为挽救其改革的命运和自己的历史声誉，
为扭转中国在六四之后的全面倒退，199 年春天，邓小平以自己年迈的萎萎之身，南下“巡视”，
疾呼“不问姓社姓资，加快改革”，疾呼“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疾呼对改革中出现的意识形态
问题“不争论”，于是，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比六四前更疯狂的“淘金热”，并且因胡赵时期奠定的
经济基础以及遭逢国际资金流入的历史机遇，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般成长。
但是，邓小平采取的是“经济放松，政治收紧”的方针，从而使中国出现一种畸形的发展模
式。
没有政治改革、缺乏法治的经济放松，是一场无规则游戏，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无论对
官方还是民间，它的经济“解放”机制，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前提里：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
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
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亲情信用通通丧失了约束力。意识形态靠边了，所有
的价值系统都崩溃了。于是，一个空前的制度化的腐败和伦理真空降临中国。除了政治禁忌，其
余百无禁忌。
在政治上，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信誉，为了抗拒宪政民主的汹涌浪潮，中共开始
打起了民族主义这张牌，这是它剩下的最后一道合法性防线了。这里有一个奇特的对比，众所周
知，民族主义在东欧，是促成共产主义崩溃的巨大力量，但是，它在中国，却成了挽救共产政权
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其作用刚好相反。不过，我想指出，民族主义对中共的帮忙将是极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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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它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它会回过头来吞噬玩火者本身。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它在中国
的具体状况。
八十六、苏俄：艰难的转型 （Difficulties in Russi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91 年年底，原苏联裂变，15 个加盟共和国独立，组成以独立国家为成员的“国协”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而俄罗斯则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遗产。
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作为在人类史上建立共产制度的第一个国家，也是共产体制存活历史最长(达七十多年)的社
会，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遭遇到特别大的困难。叶尔钦(B Yeltsin)政府采取了哈佛大学
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振荡疗法”(shock therapy)，企图一步跨越到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不幸的是，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象波兰，该法未能在短期内奏效。虽然叶尔钦成功地从西方
获得了一些急需的财政援助，但仍不能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困境。大众生活水准下降，民怨逐步
沸腾。
在政治方面，在任总统的第一年，叶尔钦处于与原苏联遗留下来的反对经济改革的“最高苏
维埃”(即国会)的激烈冲突之中。1993 年4 月叶尔钦虽然赢得了全民公决的胜利，但与国会的矛
盾却愈演愈烈，最后竟然演变为武力冲突。1993 年10 月，忠于叶尔钦的部队炮轰了“最高苏维
埃”大楼，随后逮捕了反对派首领。在1994 年12 月新修订批准的宪法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权限，
使叶尔钦实际上处于不可挑战的地位。
不过，他于1995 年对车臣共和国的用兵及其导致的僵局，大大地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使他
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
在俄国国内，转型期间除了代表民主的力量与前苏联残余的共党力量之间的反复较量外，另
一个触目的特点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个蛊惑人心的号召就是恢复并
重建昔日苏联大帝国的霸权与光荣，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民众来说，它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力。然而，这种民族主义也会激发原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从而抵消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的扩张。车臣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俄国人可能还要经受相当长一段磨难，才能逐步迈入正轨。但是，即使是现在的艰困时期，
俄国多次举行的重大选举反复证明，对于“艰苦的当下现实与昔日的共产主义究竟何者更为可取”
的问题，他们的选择是明确的：拒绝返回旧时代。
这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历史性抉择。它已经不可逆转了。
八十七、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the Last Fort of Chinese Commu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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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中共已经强烈感受到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合法性
危机。有鉴于此，北京急于寻找一个精神上的替代品，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普遍的对共产主义信仰
的破灭。这时，一帖近代史上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就是── 民族主
义。几十年来被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和竞争掩盖了的民族主义，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各地脱颖而出，
异常活跃。诚如18 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约翰逊（DrSamuel Johnson 所说：“民族主义是流氓无
赖的最后庇护所”，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最后救命符。它的战略是：回避共产教条而求
助于民族主义，以此作为自身抗拒民主的最后堡垒和防线。
北京的这一转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得手，从而使六四之后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
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 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制度转型当时正在付出沉重代价，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北京开动机
器大肆夸大宣传并以此阻吓中国人；
2) 1993 年，北京争取2000 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使中国一般大众产生强烈挫折感，从而对
西方大国的阻挠不满，并进而认为发达国家的人权呼吁含有西方国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遂兴
起带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
3) 在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上，中国与西方已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刺激性
因素。
4) 在后冷战时代，哈佛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当时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预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
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随后，为亚洲的威权政府辩护的所谓“亚洲价值论”，获得了北京的青
睐，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5) 1996 年因台湾直选总统而引发台海危机，美国航空母舰介入，以防中共“擦枪走火”开启
台海战端。这一紧张态势，在北京的单面宣传下，也成了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要素。
如此，在官方的默许与鼓励下，中国大陆几个年轻人模仿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主义者过去所
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亦步亦趋，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册子，强烈煽动民族的“被迫
害意识”，强烈鼓吹反西方的情绪，把民族主义推向了高潮。它用一种最极端最夸张的形式表现了
中国大陆相当部分的民众及知识界的思潮转向，同时也显示了这种思潮的浅薄浮泛和内容的空虚
无力。北京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已达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后来日益发现，这一思潮是双面刃，
它既可帮助北京抗拒宪政民主，但同时也可能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提供思想武器，使之寻求独
立。中国知识界富有理性与责任感的成员，也日益认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
走向提供内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贡献，不可能阻挡民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肯定是会被历史的进一
步发展所淘汰的。
八十八、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The Asia's Financial Downtur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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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ruptcy of "the Asian Values"）
自从亚洲“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后，多年来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东
亚模式”的成功表明民主对于亚洲国家并无必要。因为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都没有实行
自由民主：韩国、台湾实行威权统治，新加坡并无新闻自由，英国殖民地香港虽有自由法治但无
民主。但是当时它们的经济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鉴于此，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后来甚至
提出一套所谓“亚洲价值论”以作总结，借以说明亚洲自有一套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是亚洲国家
独特的政治经济生存方式，它们并不需要民主宪政和法律规范下的自由市场。自由民主这些东西
并非普遍价值，只是西方人独有的特殊偏好罢了。
但是，历史却偏偏不买账，它并不偏好这一亚洲统治者所喜欢的理论，而是迅速嘲弄了所
谓“亚洲价值”。从1997 年七月二日泰铢大幅贬值开始，象连锁反应一样，东亚各国发生了剧烈
的金融风暴。它席卷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则受到
轻微影响。亚洲主要的自由兑换货币全面贬值，港元虽坚守与美元联系汇率不变，但香港股市、
房市惨跌过半，百业萧条。中国大陆因为尚未实施自由兑换货币制度，所以当时基本上没有受到
影响，影响是后来慢慢渗透进去的。
经过专家的对照分析和研究，人们大体获得了如下共识：东亚金融风暴之成因主要是由于这
些国家信任人际关系而不信任制度，信任强力政府而不信任市场。由于缺乏规范的金融控制制度
和机构，中央银行贷款给亏本的国营企业或家族、亲朋好友企业而面临破产，因此无法按市场需
求去分配外来资本，并且缺乏对经济和政治起监督作用的新闻传媒(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
西亚等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危机正是这些国家制度性积累的后果。而这
些制度文化特性，正是在所谓“亚洲价值”影响下形成的。
因此，这场危机并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危机。它的基本政治内涵是：“东亚模式”
破产，“亚洲价值”贬值。它同时表明，在人类的政治经济生存方式中，确实是存在某种普遍性的。
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抗拒它们，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产生了它的政治后果，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南韩与印尼。我们将在以
后讨论。
八十九、1998：“北京小阳春”（“Beijing Spring” in 1998）
在中国，自六四事件后，对于大陆内部趋向民主的因素，北京当局发誓要把它“消灭在萌芽
状态”。在这种报复性的、残酷强力的政治镇压下，在六四屠城和随后的大搜捕、大清洗的恐怖气
氛下，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力量陷入相当长一段沉寂或低潮。
1992 年后，由于邓小平“南巡”的政治发酵功能，商业大潮兴起，官方意识形态衰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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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空间。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知识界，一步一步在重新汇聚人文精神以及
后来的自由主义研讨的气氛。
中国的这种松动，源于几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国际社会的外缘影响与压力，二是国内的努力
把中国引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力量：其中部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需要引入国
际通行的法律来保障自己财产权的致富者；还有的甚至是中共内部急于用经济成就来使中共重获
统治合法性的人。而经济成长与加入国际主流秩序是息息相关的。
1997 年初，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去世，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开始呈现出来。
邓的继任人江泽民开始从外交入手探索自己的政治方向。包括以经济改革闻名的朱熔基总理
在内的新领导集体利用大陆市场作诱饵，扩展中共的国际地位。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压力，在此
期间，北京先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了魏京生和王丹这两位最著名的异议分子到美国，并达成了
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于1997 和1998 年互访的愿望。
自 1998 年春起，在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分子要求限制
共产党的权限。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正在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
思潮，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出来“破题”，他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世界
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
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知识界还建议
政府接受源自西方的普遍人权标准。还有人公开提出中国需要像美国那样,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
在克林顿访问时，北京电视转播了他批评六四镇压的克江辩论。北京还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在1998
年6 月美国总统访华时，中国杭州的异议人士甚至公开申请组织「民主党」，从而使这一波异议政
治活动达到高潮。
中国出现这种所谓「北京小阳春」，显然与邓下平的去世、北京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以及中
美首脑互访三个因素有关。
然而，这种宽松实际上是很有限并且是尝试性的。主要限于体制内的学者和专家，绝对不允
许独立工会和民办刊物等。一旦当局发现稍有失控迹象，马上重返镇压的老路。
九十、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印尼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1，印尼学运与苏哈托下台
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并发症，首先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生。
自从1997 年下半年危机爆发后，印尼就成为一个重灾区：经济大幅衰退，贪渎横行，民不聊
生。到1998 年四、五月，整个国家已险象横生，危机四起，印尼社会接近解体。于是，象很多第
三世界国家一样，青年知识精英的“为民请命”意识风起云涌，反对苏哈托独裁及其家族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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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席卷了首都雅加达。
苏哈托当政期间，实施严格的专权统治，学生运动难成大气候。这次苏哈托政权开始也仍想
用镇压来解决。但是如此大的规模是过去没有的；加以这次学运的诉求非常单纯，就是要求政府
进行改革，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同时，国际社会也对苏哈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且，
一些军方将领也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还有，国会首脑在关键时也要求苏哈托下台；最后，印
尼民主力量有其组织化的历史，可以实施有进有退张弛适度的组织及领导；因此，虽然发生了戏
剧性的过程：有六名示威学生被枪杀，并面临“戒严”的威胁，但组织化的政治智慧之运用，却
使预定的“五二○”大游行紧急叫停，终于意外地迎来了胜利──苏哈托的自动辞职。
人们注意到，98 年印尼事件中，有中国“六四”的幽灵在盘旋。因为，在警急时刻，军方强
硬派曾公然以“六四”向印尼学生威胁。而印尼人民的胜利，意味着印尼学生成了中国的“天安
门遗嘱”精神的执行人。
2，印尼的民主选举
苏哈托下台后，其继任人哈比比施行了部分“非苏哈托化”：释放异议人士，部分开放报禁，
开放党禁。于是在1999 年6 月7 日的国会大选中，原执政党退居第二位，由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
斗争党成了国会第一大党。1999 年10 月20 日，印尼举行总统、副总统选举，宪法规定，总统、
副总统由人民协商会议选出，其中462 名是直选的国会议员，38 名军方指派的国会议员，135 名
是省议会代表，65 名为各团体代表，共700 名。这次印尼54 年来第一次“非内定”选举的结果。
身体衰弱、双眼几乎失明的瓦希德得票第一，当选总统；梅加瓦蒂第二，当选为副总统。梅加瓦
蒂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领袖，值此关键时刻，深明大义，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呼吁支持她的民
众接受选举结果。于是，印尼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终于走上了民主之路。
九十一、人权高于主权── 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Human Rights Are Higher Than
Sovereignty: Kosovo War Made A New Order）
1999年，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境内的科索沃地区，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愈演愈烈。由于该地区
占多数的阿尔巴利亚族人坚持地方民选政府自治，有独立倾向，于是与该国占统治地位的塞尔维
亚人产生了利益冲突，于是阿族人遭到南国军队的血腥屠杀，其状惨绝人寰。在多次和平干预谈
判无效的情况下，自由欧洲各国与美国一致决定进行军事干预，以阻止在这一欧洲历来的“火药
桶”地区人权遭到进一步的蹂躏。
为避免俄罗斯与中国的否决，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科索沃地区塞族的战争机器进行了
70多天的大规模空中轰炸，最后终于迫使塞族军队撤出该地区，并由北约以及俄国的维持和平部
队进驻维持秩序，调查种族灭绝的罪行，并提交国际法庭审判。
在 20 世纪末，科索沃事件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遗产。首先是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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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它使从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贯穿到19 世纪的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原则遭到历
史性打击。过去常被政客们挂在口头的“内政不可干涉”、“国界不容侵犯”的原则再也不是至高
无上无条件的了。倘若享有主权的某国政府极其明显、极端严重地侵犯践踏了本国国民的人权，特
别是滥杀无辜时，国际组织在道义上就具有进行干预从而维护该国国民人权的权力。其次，它还确
认了“公民自决”、“公民投票”、“地方政府民选”、“地方自治”这些原则已经超越了“国界
不可侵犯”原则的地位。当某中央政府要强行收回民选地方政府的自治权时，它应当受到国际社
会的阻止。这些是人类特别是欧洲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获得的共识。人们知道，一旦容
忍了某国政府以主权的名义关起门来残害本国的无辜，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与正义。
上述原则是新世纪的重要原则。它代表的是人类文明标准在空间上的扩展，它代表的是自由
主义理念在空间上的扩展。虽然，还有个别国家的统治者以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名义来维护自身
在国内的极权专制地位。但科索沃事件昭示着，新的国际文明游戏规则正在确立，新国际秩序正
在降临。而这一秩序的核心，就是人权的至上性，就是自由与民主的优越性。作为新世纪曙光，
这一潮流正在日益壮大，很难抗御了。
九十二、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China：At A Crossroa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在世纪与千禧年之交，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国都处于巨大变迁的前夜。经济上，20
年的改革把在该体制内能作的事容易作的事都已做完，剩下的都涉及基本体制的变革，特别是在
金融体系方面，向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长期输血的结果，导致中国银行坏账如山，几乎占总量的
一半。很显然，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巨大包袱和癌症；社会上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存压力愈
益增大，不满情绪正在加速积蓄，一触即发。
政治上，中国的反对派正在重组阵营，“民主党”的出现及其在当局镇压下呈现的活力，表明
中共已经再也不可能使用“鸵鸟政策”、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反对派及其政党的存在了。官方意识
形态的破产使民间的精神重建以及宗教与准宗教活动蓬蓬勃勃，以至出现法轮功风起云涌这类中
国历史上王朝末年的典型征兆。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解体后，北京当局对人权的侵犯已成为
众矢之的，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正在推动和促进中国制度转型，从而成为中国进入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的强大推动力。
在尝试了种种经济的政治的、邓小平式的和毛泽东式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统统无效之
后，在国际潮流和国内经济的强大压力下，在几经犹豫徘徊和内部激烈争执后，北京当局终于在
新千禧年前夕作出让步，同美国签订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协议，从而在2000 年加入了世
贸组织，完全进入国际市场；联系到北京前不久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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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这一切举措，使中国在书
面上和形式上，不仅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同时也是在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向国际主流秩序
靠拢的重要一步。
虽然，书面不等于行动，形式不等于实际，北京政府是否能遵守承诺，鉴于其以往的记录，
一直是国内外有识之士忧虑和关注的焦点。但是，有了书面条约的约束，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就
有了监督和批评北京政府行为的更强有力的依据，并且世贸组织的执法机构就获得了权力以惩罚
违反规章的行为。因此，虽然还会发生预料之中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
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新世纪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非民主国家向现代民主的演进是无庸置疑的，
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非民主国家进入国际大家庭共创自由繁荣的新千年也是无庸置疑的。
九十三、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在二十世纪和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由于前述的在经济政治各方面中国处于十字路口，由于中
国经济更大程度地与世界交流，产生了两个基本后果，促动了知识界思考与良知。首先，是公正
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贪污腐化愈演愈烈，社会公正问题困扰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思绪；
其次，是民族主义问题。由于中国更多地更深刻地和世界打交道，各国之间利益冲突浮上台面；
加上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留学或被迫流亡海外，这就强化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等问题，进入了思想界思考的核心。
于是，中国知识界通过消化中国的现状，包括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之后，开始各自形成了自己
的一些学术观点，最后慢慢地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群体，虽然实际上每个人的思想脉络都不尽相同，
但是大略上还是可划为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论争并不是近一、二年才有，其实一九九五年甚
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如一九九五年4 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转型期思
潮及流派》研讨会上，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王绍光、崔之元、甘阳都在场，他们与其他观点
不同的学者如林毓生、胡平、吴国光等都有过争论。后来香港和大陆的刊物，也发表过双方部分
学者以及李慎之、卞悟(秦晖)、徐有渔、朱学勤、汪丁丁、刘军宁、许纪霖以及汪晖、韩毓海等
人论战的文章。
更显著的标志是在1998 年，李慎之先生当时在北大百年校庆时为自由主义“破题”，他在为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的先声》所作的序中，开宗明义指出：
“值此北京大家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自此之后，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的论争日趋激烈了。
这里概览一下双方争论的四大焦点：
第一、对当今中国现状的判断：中国目前是已经进入了全球主流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
还是没有？这里我们不想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最多代表主流秩序的经济侧面，不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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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治、文化体系；况且即使用它来描述经济体系，也不如“市场经济秩序”准确，因而“资本
主义”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概念，同时本身还带强烈的历史遗留的褒贬色彩。
第二个焦点是，从价值选择战略上，中国应该进入还是应该对抗、或退出世界的主流秩序，
或另行创造“第三条路”？这是一个根本的焦点。
第三，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还是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
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
第四，如何评估二十世纪冷战的历史？
我们会在以后详细讨论这四个焦点。
九十四、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首先，对中国现状的事实性判断应当是立论的基础。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了跨国资本
支配的体系，因此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西方资本的宰制。而自由派则认为这一判断不合中
国实际，在中国，仍然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政治权力的的宰制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且这一政治权力
已经全面侵入了远未成熟的“半吊子的市场”，正使权力转换为财富。
我们可以独立判断双方何者更符合实际。
第二，中国应不应该进入全球主流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
是中国关门的时代。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最黑暗的，同时也是闭关锁国最厉害的。邓小平时代开
始开放，公认是对毛时代的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是
符合中国人福祉的，相反，对抗国际主流体系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
这一问题还涉及民族主义问题。因为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就意味着遵守其“游
戏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和言论自由等，这意味着对政
府权力、对主权的某种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主导秩序与国际主流秩序的对峙中，大体上，新左派
站在前者的立场，而自由派站在后者的立场。
第三，权力制衡与政治参与孰轻孰重？自由派认为，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腐败问题是由于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因此，限制政府权力，目前
是中国最该做的事情。这就涉及到政治参与是否更为重要的这一问题。而新左派认为限制政府的
权力并不重要，政治广泛参与才重要。自由派觉得刚好是相反。他们认为限制权力，分解一元化
政治权力，形成权力的某种均衡或制衡，恐怕更重要更优先。
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也重要，但是倘若你没有一个有限政府，缺乏制衡，缺乏人权保障的话，
扩大政治参与可能造成大悲剧。毛泽东时代不能说政治参与不够，政治参与是很广泛的，但是造
成的是什么样的悲剧！
腐败和严重的贫富悬殊，只有通过政治权力尽量退出市场，舆论自由，司法独立，在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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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上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因而重点应放在宪政体系的建立上，而不
是相反。
有些左派喜欢引用罗尔斯(J Rawls)，他诚然是当代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一家，但是在他的两
个“正义原则”中，罗尔斯还是强调自由原则第一优先，之后才谈得上照顾最弱势的人，才谈得
上公平原则问题的。他首先还是自由原则第一。而且这种优先还是类似字典字母排列顺序的那种
绝对优先，即是说，要把这个第一与第二分得非常清楚，不容颠倒。
九十五、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第四，个别新左派还有一个潜在论点，他们反对从根本上批判共产革命。他们认为俄国十月
革命、中国毛式农民革命等等都是法国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大势。既然象“古拉格群岛”、象中国
60 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批判它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他
们用这种黑格尔式的所谓“历史合理性”来使过去悲剧的制造者豁免历史的审判。这就导出一个
问题：我们究竟有没有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利？
与此相关，新左派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呼吁放弃冷战思维。但是他们的方式是完全回避冷战
的是非。冷战双方是否就是半斤八两？新左派言外之意就是：冷战的双方都错了，结局并没有任
何胜负。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评判八九年到九十年代初的世界性历史剧变。如何评价这场剧变是
一块试金石。是正面肯定它，还是认为过去冷战大家都错了，没有胜负，社会主义阵营(共产极权)
是该打五十板子，但自由民主阵营也该挨五十板子？这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失
败这件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二十世纪的制度竞争，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过去人
类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如此对比鲜明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
态在地球上对峙。最后清清楚楚地看出：哪一边是胜方，哪一边是败方，哪一边是正义的，哪一
边是非正义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不过，平情而论，左翼的批判并不是没有贡献的。众所周知，现在西方不少国家的执政党，
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也就是所谓的伯恩斯坦、
考茨基等对马克思的所谓“修正主义”的脉络。直到现在，还有社会党国际每年开会。这些社会
党国际的成员，他们的价值倾向确实比较更偏向平等这一面，与美国的传统是有相当区别的。而
上述这些人，当初他们都是集合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的。但是后来，在19 世纪末，他们已经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