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的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
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正好
相得益彰。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
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权力下放，搞活经济。长期沉闷窒息的神州，骤然风生水起，
虎虎有声。
中共经济政策的核心，包括前面已提到的“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措施，总起
来看，可称为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改革，其方向实质是指向市场经济。
所谓“分权化改革”，首先是针对原来中共高度极权的经济体制，实行中央对企业的权力下放
和利益下放，并逐步向“政企分开”过渡。因此原来在毛时代不可想象的东西，如乡镇企业、合
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雇工、长途贩运、农民大量进城、股份制、股票交易市场、“与国
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系列在毛统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论，
如潮涌现，纷至沓来。它们释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调动了被撒切尔夫人称为
“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使中国的经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国
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职业的空
间，这就削弱了过去毛时代的国有化的“单位制”对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所谓“分权化改革”，另一层涵义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意思，是指中央对省市自治区等地方的权
力下放，利益分成。并使各个地区相互之间出现体制性竞争，导致促进制度改革的目的。实际上，
“经济特区”政策就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措施之一。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独立性的相对增加，使
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而日益减弱了其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利
益的角色。它们与中央的经济关系日益增强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协商关系的成分，而越来越削弱了
直接听命于中央的上下级关系色彩。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乡镇企业的兴起。这种农村办工业、农民办工厂的现象，
构成了中国的八十年代区域性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和景观。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大陆在城乡户
口严格划分的制度前提下，农民只能“离土不离乡”办工业的客观处境；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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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济起飞初期的一种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地转移的创造性模式。它在
八十年代带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就全国来看，国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比重的降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后果。
在农村，本来就少有国营经济，在改革前，农民的家庭收入2/3 来自集体经济，1/3 来自私人自留
地、家庭副业和城市亲戚的帮助。但自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从1983 年起，农民收入中来自集体
的部分竟然大幅度下降到了1/10！在城市，改革前，国营经济几乎垄断了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改
革之后到1989 年，城市职工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半以上是与市场挂钩，而不是与
国家计划挂钩了。同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1988 年也下降到了56%。而国营
经济的衰落与民营经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这使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
意义的变化。
七十五、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China's Political Disturbances in 1980s）
在八十年代，邓小平虽然实行“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政策，但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他对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非毫无认知。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发表了一篇有关民主法
治的不错的讲话，指出类似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
家不可能发生”，并强调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实际上，他已经看到，阻碍中国发展的
正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源泉，他又不能“砍倒旗帜”，只能
“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是说，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
但是通过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淡化意识形态，邓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的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
中共与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用反对(马列毛)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
开声称反对(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
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理论界“批判—沉寂
—活跃”、“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即根源于中共政策的相互冲突的“两个基本点”：「改
革开放，四个坚持」。路向矛盾的方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北京领导层。
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不能放弃的。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必然突破中共意识形态的牢笼，必然导致某种政治后果。
因此，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八十年代发生过几次政治及意识形态争论，影响到了中国的
政局及其发展方向。
首先是 1978 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拥毛派与拥邓派的一次较量，是邓小平非毛
化政策的起点。这次讨论是务实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反复酝酿后发动的，胡耀邦与邓小平利
用该讨论，通过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取消了毛泽东作为真理裁判官的地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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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削弱了毛泽东留在中共高层的代言人“凡是派”华国峰、汪东兴等的权力，为邓小平掌权扫清
了道路。1978 年底，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邓小平的务实路线。
我们在前面谈过，邓小平在党内舆论以及民主墙时期的党外民主思潮的气氛中上台后，立即
提出“四个坚持”，逮捕异议人士，开始了他的“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左右摇摆的方针。
1983年，邓小平指责中国的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着精神污染
现象。”他把知识界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等作为“精神污染”,从而开展了所谓“清除精神
污染”运动。不过这一运动在胡耀邦干预下，只持续了28 天就夭折了。
“清污”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段政治上宽松的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1986 年底从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中共党内的左翼顽固
派趁势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并把
矛头指向了党内开明派领袖胡耀邦。
前已说过，邓、胡、赵“铁三角”本来是当时经济改革最开明的领导核心。然而其权力的结
构有隐患，即：“名实不符，权责不一”。所谓名实不符，是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
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
者为邓。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最高权力归邓，责任则归胡、赵。这
种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
中，上述1986 年底和1987 年初的学运爆发，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
“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
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和矛盾的左右摇摆的改革方针，造成政局的剧烈振荡，而且还留给中国
政局更大的隐患。}
七十六、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1980s)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松动活跃的时代。
过去，在中共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系统是依附于政治系统的，并且被无
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网络所笼罩。极权政治的封锁使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各界极
难从国外的精神资源和中国自身的精神道统中吸取养料。因此，自己没有独立的社会定位、精神
定位和语言定位，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抗争的能力。
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上述情况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家能力的收缩，即政治系统对社会各行各
业及各类团体的控制的削弱，社会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增长，国家和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的某种对峙
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制衡的加强、利益的分化、权力的分享，地区差距的拉大，利益倾斜
的增加，各种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觉醒，中间组织建立自身道统的努力受国家干预程度的下降，使
国家全权控制的社会逐步溢出了一部分自由流动的资源：如农民耕种的自主权，城市中国家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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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减弱，外资的大量涌入，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留资金，市场提供的契约式
就业机会，如此，个体、私营和“三资”、小集体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都是这类自由流动
的资源。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如农村多种经营“自由活动空间”，集市贸
易和长途贩运的自由空间，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空间，农民进城做工的空间，城市中第三产业
和零售业以及电子技术等高技术民营产业的自由空间，“三资”和“特区”的自由空间，知识界起
伏不定的带民间性质的自由组合空间：编委会、研究所、书院、函授大学、沙龙以及有外资入股
的杂志，以及国外和港、台流入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此，人们正在体制的缝隙中一步步地挤
出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中间层。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处于逐步成形的过程中。
自 1978 年到1990 年，中国城市的社团组织增加了24 倍!
如果把它们划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三类的话，则官办只占百分之六，半官办占百分之七
十，民办占百分之二十四。按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社会的横向团粒网络型结构的出现的壮
大是可以预期的，它将与纵向的金字塔结构达成某种势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中间层的雏形。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兴起了
一股文化讨论热潮，即“文化热”。与五四时期相似，“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最基
本的划分方式和论战焦点。它席卷了当时几乎整个大陆知识文化界，并波及到大众文化层面，人
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由于国门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
源，尤其是当代西方的思潮。虽然其中难免有囫囵吞枣、标新立异和急功近利的弊病，但不可否
认，当时的气势与规模实为近代所罕见，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多年未有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勃勃
生机，洋溢着一种全方位学习优秀制度和文化的紧迫心情。因此，不难想见，与五四相似，“文化
热”中，反传统的激进西化派在气势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发展的高潮是在其后期的 1988 年，代表“文化热”中主流观点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两
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海外。“文化热”掺杂着全社会普遍的
骚动、不满和愤懑，迅速家喻户晓，从知识界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从学术讨论会和书刊进入了大
众传播媒介，从菁英层面扩展到了大众层面。这种情绪与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交织
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效应。应当承认，鉴于中国的舆论控制仍相当严酷，因此，“文化
热”借助五四灵感，使中国专制文化的弊端成为现实政治的替代耙子，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代替
了政治批判，进入历史，并带来它未曾料到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七十七、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The 1989's Tiananmen Incident in China)
1989 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变。
前已谈到，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必定会产生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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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制度变革的迫不及待和强烈要求；与中共高
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唯恐丧失权力垄断的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紧张。二者之间利益冲
突过于尖锐，观念鸿沟既深且巨。这样鲜明的反差，不摊牌是不可能的。诉诸中外各国改革和变
法的先例，关键性的对决无可逃避。
如下种种因素，当年象火山喷发前隐隐运行的地火，促成了这一年举世震惊事件发生。
首先，深层原因是邓式“改革开放”与“四个坚持”的内在冲突；
其次，中共“闯物价关”失败，加上贪污腐化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怨声载道；又缺乏独立
自由的传媒来揭露黑幕，抒解民怨；
第三，十年开启国门后，对比外部世界，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和学生得风气之先，
痛感中共极权体制的弊端，在传统的理想主义感召下，知识界冲破禁忌，起而推进民主转型；在
年初连续发表三封致当局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已被关押十年之久的魏京生，这成了八九巨变的序
幕；
第四，社会缺乏中间力量，缺乏缓冲机制和妥协精神，特别是在全球媒体聚焦注目下的“剧
场效应”，双方更难达成妥协；
第五，是中共高层的责权不统一的“垂帘听政”式的政治结构；
总之，事件的爆发，根本上源于旧的一套体制与意识形态已经容纳不下十年经济改革所产生
的内部张力了。
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曾因学运被保守派借机罢黜的中共原开明领袖胡耀邦，于1989 年4
月15 日悴然去世。
北京的青年学子悲愤难抑，纷纷用大游行的大字报表达自己的哀悼与对当局的愤懑之情。同
时，公开成立了体制之外的独立组织：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要求与中共首脑对话。这是
中共体制内前所未有的。
中共的顽固势力利用这一态势并夸张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作了强硬的表态，这就是恶名
昭著的人民日报的426 社论，它要求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面对中共的蛮横，青年学生被激怒了。他们以更大规模的427 大示威游行来回答。这次游行
出人意料地成功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内部两派与学生、民众之间的拉锯战式的较量。决定性的几个转折点是：
5 月13 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绝食，从此学运变为全民运动。
5 月16 日，在电视镜头下总书记赵紫阳对来华访问的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公开“透露”邓小
平的实际最高权力地位与责任。
5 月19 日晚，中共当局宣布对北京实行军事戒严。
5 月19 至6 月3 日，来自全国的戒严部队竟然被北京上百万的民众所拦截，难于进城实施戒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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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京城，一方面是市中心的全球最大的天安门广场，高耸的民主女神像周围，变成了
帐篷遍地的和平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和民主诉求的舞台；另一方面，城外
几十万大军压境，步步进逼，北京百万市民通宵不眠，四出劝退和围堵军人军车。
一幅和平民主城市与武装专制军队对峙的壮观历史画面。
终于，6 月3 日晚到6 月4 日，中共军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向和平民众开枪了。一辆辆
坦克，一排排士兵，横行在文化古都的大街上，数百上千的平民学生倒在了血泊之中。
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基本诉求和基本命运的象征符号，已经篆刻在了历史上。
中国未来的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不得不仔细地聆听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声音，都不得不慎重地
考虑六四亡灵的遗愿。
六四，宣判了共产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死刑。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发生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
事变：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
六四的遗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七十八、柏林墙的倒塌(The Falling Down of the Berlin Wall)
戈尔巴乔夫的新政以及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表明，苏联已经缺乏意愿甚至也缺乏力量去干预
东欧国家内部的变革和独立倾向了，这就极大地鼓励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勇气。
首先，是匈牙利自1986 年起加快了经济自由化进程，并且，它还拆除了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
(警报)障碍。这是一个讯号，意味着东西欧之间的界限第一次松动。
1989 年6 月4 日，中国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中国学生与市民的牺牲及中共的残暴震惊了东
欧，震惊了全球！人们对共产主义已经彻底绝望了。
就在同年 8 月，东德人获准自由到匈牙利旅游，很多旅客借此渠道进入西德驻匈牙利的大使
馆或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9 月，匈牙利边界完全开放，捷克斯洛伐克也紧随其后配合，于是，
小股人流汇成了洪流。三天之内竟有一万两千东德人涌向了西方。这是东德崩溃的开始！
1989 年10 月6 日，东德庆祝“建国”40 周年及其所谓“社会主义的胜利”；与此相对照，东
德的防暴警察正同各个城市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民众发生激烈冲突。这些抗议活动是由著名的
反对派组织「新论坛」以及路德教会领导的。正当此时，戈尔巴乔夫抵达东柏林访问，他告诫惊
慌失措的东德首脑昂纳克“只有抓紧时机进行改革才有出路”。10 月16 日，东德宣布取消前往匈
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旅行限制。10 月18 日，昂纳克被迫下台并被软禁。此后，东德各
大城市此起彼伏爆发了空前未有的更大的示威浪潮，要求民主化、新闻自由和真正的选举。11 月
5 日，一万多东德人有的开汽车、有的坐火车、有的步行经捷克到达了西德。11 月7 日，东德民
众涌入西德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20 人，这些移民大都相对年轻，有技术，懂专业，东德实际上已
出现国家动脉大出血！在此严峻形势下，东德党政领导集体辞职。嗣后，党内改革派主掌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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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9 日，东德被迫放弃了边界管制，如春潮汹涌，数以万计的东德人进入西柏林，欢欣雀
跃的人们捣碎柏林墙，登上勃兰登堡大门。从此，矗立了数十年的铁幕的象征── 柏林墙倒塌了。
它进入了历史的烟尘之中。这一天，成了标志共产主义失败的历史性日子！
东德的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民主转型是与东西德的重新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因此，它获得了同胞的热情声援。
类似波兰与匈牙利，东德的各政党与组织于1989 年12 月8 日召开了“圆桌会议”，与会的有
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后更名为民主社会党)、以前的民主党派、「新论坛」和教会代表等。
会议决定，于1990 年5 月6 日举行真正自由的人民议院选举。
1990 年1 月28 日，东德总理与“圆桌会议”各政党与组织代表达成协议，选举提前于1990
年3 月18 日举行；之前，参加“圆桌会议”的在野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政府，而政府派一名部长
参加“圆桌会议”；地方选举仍于90 年5 月6 日举行。
1990 年3 月18 日，东德举行了40 年来首次自由的人民议院选举，主张统一的亲西德的基督
教民主联盟取得胜利，获得408%，加上盟友共52%的选票，而原共产党只得到164%选票。这一结
果，不仅标志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唾弃，也标志着对东德的唾弃。于是，8 月31 日东西德签署了
统一协定，德国的统一已经势在必行了。
1990 年10 月2 日，两德正式统一，原东德的疆域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版图之中。经过
40 年的分离对峙后，一个统一的德国重新屹立在欧洲的心脏地带。
德国的前面展现出一个强大而光辉的前景。然而与希特勒德国崛起时不同，这次它的邻居们
并没有表示出恐惧与敌意。因为西德作为民主的西欧之一员，它对二战的德国历史有极深的忏悔，
同时它也已经积累了40 年的民主宪政经验，并且构成了它的强固传统了。各国希望统一的德国在
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七十九、波、匈、捷的民主转型(The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n Poland, Hungary, Czech
and Slovak)
1，民主变革先锋：波兰
前面已经谈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是东欧大变迁的第一道曙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中
共坦克正在北京街头肆虐时，1989 年6 月4 日，波兰举行了40 年来第一次竞争性的议会选举。
结果，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大胜：在按比例分配反对派可以竞争的161 个议会席位中赢得
160 个；在参议院100 个自由选举席位中赢得92 个。而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按比例分配可以
竞争的299 个议会席位中只赢得5 个席位，在参议院100 个席位的自由竞争中连1 席也未得到。
于是，不久前还在监狱或被拘押的反对派们堂而皇之地跨进了庄严的议会大厦。
团结工会的胜利改变了波兰的政治气氛。虽然，按照圆桌会议协议，雅鲁泽尔斯基仍然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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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不过，团结工会主导议会抵制了波共候选人担任总理。终于，在89 年9 月，《团结周刊》
主编、团结工会的支持者马佐维耶茨基律师就任了波兰总理，成为二战结束后波兰第一位非共产
党总理。
1990 年，波兰政治局势的迅速发展使并非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面临极大压力，
90 年9 月，他宣布他将辞职以扫清总统选举的障碍。1990 年11 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在激烈
竞选中当选为波兰总统。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波兰新政府采取了“振荡疗法”以重建其经济。一步到位的解除管制
并实施私有化，迅速跨入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战略在短期内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失业率增加，经
济一度走低。但从长期看，波兰经济走上正轨，并实现了6%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说，转型是成
功的。
2，匈牙利稳扎稳打
匈牙利以卡达尔为首的温和派几年前就开始了变革的过程。除了很早就进行了经济改革外，
在政治方面，是从总结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实施变革的。1989 年5 月底至6 月中
旬，匈牙利当局为当年的总理纳吉平反，认为“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纳吉事件是一个捏造的政
治案件。”6 月16 日，举行纳吉等人重新安葬的盛大仪式，有25 万人出席。
匈牙利转型过程最显著的特点是谈判与协商。6 月10 日，匈牙利三方圆桌会议在进行政治协
商了近100 天后达成协议，决定从6 月13 日起进行实质性政治会谈。会议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
党(共产党)、反对派组织以及各社会组织与运动三方参加，讨论民主进程的原则与规则，以及如
何克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后来，三方又就专门问题进行了秘密讨论，匈司法部长说他正在起
草一部从一党统治的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的新宪法。
7月11 日至13 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匈牙利并会见了其首脑。他说他保证支持象匈牙利这
样站在改革最前线的东欧国家。
1989 年11月26 日的全民公投是匈牙利政治的分水岭。它标志着该国多党政治的确立。投票
结果赞成政党组织退出一切基层单位，清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解散工人卫队。
1990 年3 月25 日和4 月8 日，匈牙利举行两轮真正自由的国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匈牙利
民主论坛因得到4275%的席位而组阁。共产时代的丧钟鸣响了。
3，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型过程由于著名异议人士、戏剧家哈维尔的主导作用，而显得高贵、平缓
且富于诗意，史称“天鹅绒革命”。
1968 年前苏联摧残“布拉格之春”而激起的民愤，以及1977 年知识分子的“七七宪章运动”
是捷克斯洛伐克变革的精神资源。
1989 年11 月3 日捷政府改组，新任命的10 名部长中有5 名非捷共党员。新政府并发表声明，
称1968 年华沙条约五国出兵捷克破坏了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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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11 月19 日，公民论坛负责人哈维尔当选总统，12 月28 至29 日，原“布拉格之春”
的领袖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这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时代结束。
在新国会与总统主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依斯洛伐克意愿分成了两个国家，至此，“天鹅
绒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
八十、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Romania）
1，齐奥塞斯库王国的陷落
在 1989 年之前，除阿尔巴尼亚外，罗马尼亚是东欧国家中斯大林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它与
北京当局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当东欧各国 1989 年风起云涌，纷纷摆脱共产主义时，从1965 年起就一直垄断最高权力达二
十多年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一仍其旧，坚持独裁，镇压异议分子、镇压宗教人
士。直至1989 年11 月召开的罗共14 大上，该党还未表现出任何松动的迹象。
突然，一粒火星在 12 月15 日点燃了！罗马尼亚西部以匈牙利人为主的蒂米什瓦拉市5000
多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声援被当局勒令离城的牧师拉科斯。随后，火种扩大，迅速燃烧到了其他
城市。
12 月21 日，刚从国外返回的齐奥塞斯库仍然自信满满，当天居然敢在共和国广场阳台上向
公众发表长达7 小时的演讲。他声嘶力竭，愤怒喊叫，企图扭转大势。但是，奇迹发生了！他没
有料到的是，听众大喝倒彩，向他高呼“可耻！下台！”，在嘘声中他被迫中断演讲，狼狈逃窜。
就在同一天，以罗共原改革派杨伊利埃斯库为首的救国阵线(the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宣告
成立。
齐奥塞斯库出逃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向全国，道路与领空都被救国阵线封锁。在众叛亲离、走
投无路之下，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一个植物保护中心束手就擒。
2，带血的转型
为尽快控制局势，避免大规模流血，救国阵线迅速组成了秘密军事法庭审讯齐奥塞斯库和埃
列娜齐奥塞斯库。
检察官以“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起诉齐奥塞斯库夫妇。齐奥塞斯库不承认法庭的合法
性，拒不回答问题。审判长宣称，法庭根据本国宪法进行审判，并最后判决没收被告的所有财产
并处以死刑。”12 月25 日下午4 时，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被执行死刑判决处以枪决。其行刑镜头
以及该独裁者生前的豪华“宫殿”和财富立刻在电视上广为转播，象闪电一样传遍世界，成为东
欧巨变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由救国阵线委员会执掌政权，不过该委员会基本上仍在原共产党人
的影响之下。后来，在1990 年5 月举行的多党选举中，由于时间仓促，非共的民主反对派尚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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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来，因此使得组织化的救国阵线大胜，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不过，1991 年的一届新内阁
组成时，里面已经包括了诸如民族自由党等民主反对派的成员了。
1991 年12 月，罗马尼亚举行全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该宪法增强了国会的权力，借以制衡
内阁与总统。但是，比较其他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的总统仍享有太大的权限，如：
提名总理的权力；此外，总统作为最高国防会议的主席和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国防事务上拥有凌
驾于内阁之上的权力；最后，倘若国会连续两次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总统甚至有权解散国会，重
新选举。
在 1992 年举行第二次国会选举之前的3 月，救国阵线已经分裂为二：一派是支持总统伊利埃
斯库的民主救国阵线，另一派仍称救国阵线，由原总理罗曼领导。另外独立于这两派的民主反对
派的联盟称为罗马尼亚民主大会，由康斯坦丁内斯库领导。1992 年9 月第二次选举的投票结果是，
民主救国阵线获得30%的议会席位，罗马尼亚民主大会则获得20%。罗曼的救国阵线由于原共产
党的色彩与形象过于显眼而名落孙山。
由于战前实行的君主制，罗马尼亚的民情呈现出特殊的怀旧感。当在海外流亡45 年的原国王
迈克尔一世于1992 年回到故国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对此并无热
情且引发激烈纠纷，鉴于多种考虑，前国王最终取消了该年圣诞迁居回国的念头。
于是，在各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后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正在缓慢而艰难地迈向民主之路。}
八十一、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s in Bulgaria,
Yugoslavia）
1，由红变蓝──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帝国的覆灭
保加利亚是一个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从1954 年起，一直由死忠于苏联的日夫科夫控制。然
而，讽刺的是，也正是由于他紧跟苏联，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吹起“新思维”的号角时，他内心虽
然反感，却也只能跟着调子跳舞了。不过这一跳，局势遂失去控制，无法收拾了！
1987 年日夫科夫追随时髦，提出所谓“七月观念”以示自己拥抱改革，其内容包括推进政治
民主化、扩展新闻自由和尝试非单一候选人的选举，还承诺进行行政与经济的再组织等。然而所
有这些都口惠而实不至，它们很快成了空中楼阁。不过，在这种气氛下，异议分子破土而出，纷
纷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对政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9 年10 月16 日，欧洲环保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幕。异议分子的组织借此机会，
积极活动。如著名的“生态公开性”就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会见外国记者，征集了4500 多人
的公开签名，成为该国40 多年来最大的一次非官方集会。
1989 年11 月10 日，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日夫科夫辞职，由外长姆拉德诺夫继任，新首脑
允诺要“把保加利亚建成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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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一系列与其他国家相似的连锁反应迅速发生：异议组织合法，言禁开
放，政治犯大赦，工会独立，反对派结成联盟，当局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终于，在1990
年6 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社会党(原共党改革后改名)得票4715%，民主力量联盟(反对派
联盟)得362%。而在1991 年10 月的第二次全国大选中，民主力量联盟获票3436%，社会党得
3314%。其时，反对派领袖热勒夫(Zhelev)已经担任总统。就这样，保加利亚在史称“由红变蓝”
的渐进过程中，完成了民主转型。
至此，日夫科夫的傀儡帝国彻底寿终正寝了。而他本人，也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2，铁托帝国的解体及其后果
铁托(JB Tito)的南斯拉夫是最早独立于苏联，另搞一套的东欧国家。
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的英雄，铁托用铁腕牢牢地长期控制了这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并且不买
斯大林的账。但是，当他1980 年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的危机就降临了。
由于继承者们缺乏铁托的权威，联邦中央实行主席轮流坐桩的委员会制，从而联邦当局的权
力越来越无足轻重。这种真空化的中央权力使得各邦实权增大，变成类似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诸
侯争雄的局面了。又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各邦共和国也不象过去一样害怕苏联需要依赖中央
的强大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了。于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分散化的过程中，
原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联邦终于解体。然而，这一非共的解体过程并未象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有民
主的多元化的群众运动作基础，而是以种族的、宗教的区别为主要动力和精神资源的。鉴于此，
原铁托帝国的解体是伴随着狭隘民族主义的迅速膨胀为基本特征的。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各邦都打
出了民族主义旗号，并以之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
在上述解体过程中，发生了众多的流血、骚乱和内战，并导致了联合国以及北约的国际干预。
其中，克罗西亚人与塞尔维亚族的武装冲突，波黑共和国内的流血，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大清
洗，所有这些动荡中，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不宽容的宗教情绪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
用。直至目前，这一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区仍是全球的一个冲突热点。在原南斯拉夫联邦解
体后形成的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民是幸运的，他们比较早地进行了改革和独立的进
程，以成熟的政治智慧逐步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了真正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道路。
八十二、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A Critical Time：The Later Gorbachev's USSR）
当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政治和文化改革，鼓吹“新思维”的自由化政策时，恐怕没有
料到它会如此快地在东欧各国引起重大政治后果── 铁幕崩裂粉碎。到1989 年底，东欧已大变，
苏联将走向何方呢？事实上，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和共产阵营的始作俑者，“庆父未死，鲁难未已”，
苏联仍存，红色阴影就仍在，它就是世界的一块心病。各国仍不得安寝。因此，全世界都在密切
关注苏联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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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89 年，前苏联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在1939—1940 年被强行并
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已经纷纷表达出了独立的诉求。
1989 年12 月31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新年讲话，指出：“过去的一年，革命革新的浪潮席卷
了东欧。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建
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1990 年1 月，激进改革派的代表叶利钦说他们在最终目标上与戈尔巴乔夫是一致的，但却主
张采取更加激进、更为坚决果断的策略来推进改革。20 至21 日，叶利钦等176 名代表组成了「民
主纲领派」组织，宣称代表了苏共三分之一的党员。
1990 年2 月5 日至7 日，苏共举行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作了主题报告，向前跨了一步，接
着，叶利钦代表「民主纲领派」作了针对戈尔巴乔夫十条报告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更彻底的十
条，即：放弃所谓「民主集中制」，实行普遍民主；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依
据自愿原则联盟等十条激进主张。
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过去斯大林时代大量受迫害的人恢复了名誉，并对积极参与镇
压的人给与了刑事惩罚。一个新的政治宽容的时代降临到了历经苦难的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1990 年3 月15 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宪法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按照
宪法，总统享有极大的权力。希望以此来推动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改革。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危机都日益严重了。
在经济上，苏联由于国有制的低效率以及军事工业的拖累，困境已经日益严重，每下愈况，
积重难返，已面临破产的边缘。
1990年2月与3月，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先后公开宣布独立，与苏联
发生了严重政治与军事冲突。5 月，三国并签署《一致与合作宣言》恢复三国在二战前的波罗的
海委员会同盟，并致函美国总统布什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求承认三国独立。接着，信奉伊
斯兰教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分裂倾向也日益明显，希望脱离苏联而去。
5 月29 日，前苏联的主要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经过激烈的选举争夺，选举出了叶利钦为俄罗
斯总统。叶利钦表示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的主权，“保卫自己不受中央支配”。6月12 日，俄罗斯
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规定，在该共和国，本共和国法律高于
苏联法律，共和国享有包括自由退出苏联等条款在内的一系列自主权。
山雨欲来风满楼。苏联面临着解体的重大危机。
1990 年7 月2 日，苏共28 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把“人道的民主
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前进目标。并允诺一系列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改革措施。但是，已
经晚了。苏联作为一个庞大的共产帝国，已经风雨飘摇，难于支撑了。
7 月12日，叶利钦在苏共大会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给了这个帝国以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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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The USSR Collapsed, The Cold War Was 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