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等的精神传统，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等各种重要文章和大字报破土而出，在
中国人中，文革末期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
六十五、1976 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The "April Fifth" Tiananmen Movement
and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四五天安门事件”
前已说明，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不得不部分恢复旧秩序，在周恩来帮助下，打开了中美关系及
搞垮了他的文革盟友林彪。在一段时间内，他依靠周恩来，起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主持政
务。于是，政府与经济管理由周、邓为首的务实的旧官僚负责，而宣传舆论与文化教育由毛夫人
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文革新贵负责，形成“左右”派系对峙共管的格局。
邓小平恢复全国秩序的整顿措施必定涉及对文化革命的部分否定，这当然引起了江青一派文
革得益者的反对；而文革作为毛后半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涉及他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因此毛虽然
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但本质上是为江青的“四人帮”撑腰的。其中更重要的是，两派谁胜谁负还
涉及到毛之后权力由谁继承的问题。
于是，一场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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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支持江青等首先公开批判邓小平，指责他否定文革。接着，发动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在毛的纵容下，毛妻江青等组织人马在全国“评法批儒”，“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矛头直
指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自从1975 年初他在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后，就一
直卧床不起，直至1976 年1 月8 日去世。当时，不得人心的江青一伙禁止人们的追悼活动。但是
到了4 月5 日清明节这天，数以十万的民众不顾阻拦，涌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
用花圈和诗歌汇成了白色的海洋。人们向周恩来致哀，支持邓小平主持政务，强烈表达对“四人
帮”的抗议，并宣称“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直指中共的专制。这次
事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民意表达。当天晚上，当局出动几十万民兵，手持棒棍，血腥镇压了
群众的这一集会。
这就是著名的 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周是作为替代毛的政治符号而被
启用的，是作为毛的竞争性对立形象而出现的，由於不可能直接反毛，因而颂周就成了反毛的基
本方式。不容否认，“两害相权取其轻”，周式的官僚体系的专政仍比毛式的血腥暴民专政好许多。
四五事件蕴涵的反毛情绪，预示着毛时代已经进入尾声。
2，毛之死与文革终结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大倒退，日益黑暗。当时主政者的一系列荒谬措施引起
了天怒人怨。中国民间与极左的当权派之间的鸿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久，1976 年7
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按中国传统看来，这是变天── 即皇朝崩溃的前兆。果然，
地震之后两个月，毛泽东于9 月9 日驾崩。一个历史的机会出现了。
1976 年10 月6 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
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上海帮。这件事标志着文革真正彻底结束了。同时，也
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正式终结。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文革後期中国人热别是青年人中经历的痛苦思
考和探索有机会展示它的基本成果了。这一成果的核心，就是民主。它的具体外化，就是著名的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六十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A Liberal—Democratic
Tendency in the Non—Socialist Countries After 1960's）
1，经济自由化的胜利
六十年代之后，正当中国封闭在毛的统治下日益左倾愈演愈烈之时，在其他的一些并非社会
主义的威权主义国家，却正在出现意义重大的历史演变，这就是：从经济自由化逐步向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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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渐进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浪潮── 日本、印度、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走上了
民主之路之后，从六十年代开始，原来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逐渐在向这一方向靠拢，开始酝酿
了七、八十年代的又一次自由化与民主化。它们的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道路，使喧嚣一时的所谓
「依赖理论」黯然失色。
当时，渊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后来由普列必希等左翼学者提出的时髦的「依赖理论」认
为，先进西方国家支配世界贸易，确定游戏规则，运用跨国企业强迫第三世界进行不均衡发展─
─ 输出原料和粗加工产品，输入发达国家的飞机、汽车等精密产品，使后发展国家永远落后，与
核心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
上述「依赖理论」，由于台湾、南韩、香港等参与国际市场的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与政
治发展而破产了。照「依赖理论」，开发中的「边陲」国家参加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只会使自己与「核
心」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国家使自己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获得了极
其惊人的经济成长，差距日益缩小；同时，在政治上也启动了开明化、自由化和民主化。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经济制度的强烈对比。譬如，台湾与中国大陆，在1949 年时的生活水准几
乎是一样的。然而经过两种经济体系的40 年发展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台湾的实际国民收入每
年增长87%，到1989 年个人所得为7,500 美元，而中国大陆1989 年个人仅为350 美元，而其中
大部分还是开放十年后市场经济的贡献。
除亚洲外，欧洲的西班牙从 1958 年起开始经济自由化后，也获得了极快的经济发展。
2，政治民主化转型
不过，上述经济起飞的国家与地区，在政治上开始还属于右翼专制统治，或称威权主义时期。
如两蒋统治的台湾，李承晚、朴正熙、全斗涣统治的南韩以及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香港虽然有
良好的法治和人权保障，但仍是由港英总督进行威权统治。总之，所有这些地区，当时都还没有
民主。而且，客观的说，在市场导向型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这些地区的经济起飞都相当快速。
然而，社会到达一定的经济水准后，上述威权主义统治就受到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强大的质疑
和挑战了。
首先，是因为社会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
冲突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为各方所认可的解决机制，在当今世界上，它只能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
才有可能使各方相信其裁决具有公正性和正当性。
其次，经济起飞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教育水准提高的过程。譬如，到80 年代，台湾的执政党
中央委员会成员45%都有大学学位，大多在美国取得。与国际政治规范和潮流接轨的接受高等教
育的年轻议员强有力地推动更加民主的议会制度。高素质的社会菁英在中产阶级支持下也起而挑
战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积极筹组反对派别甚至反对党。
第三，在右翼威权主义统治下，军人、技术官僚、企业家等权力集团在通向权力的斗争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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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精疲力尽，在谁也无法完全吃掉谁或压倒谁的情势下，不得已而接受权力的分割与分享。
于是，民主体制就在这种菁英的权力斗争中逐步产生出来了。
当然，离不开一些特定的偶然条件。如1975 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经济已相当发达的西班
牙迈向民主；如蒋经国先生晚年在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零下，在反对派压力下，为增强统治合
法性而毅然于1986 年开放「党禁」、「报禁」，使台湾走上了民主之路；还有南韩卢泰愚总统在压
力下开放总统选举等。但是，所有这些民主转型与前一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是有很强的联
系的。
六十七、布拉格之春── 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The PRAGUE SPRING: A Liberal
—Democratic Attempt in Socialist Countries）
1，布拉格之春的兴起
我们曾讲过，1956 年匈牙利事件代表了共产国家早期的自由民主以及国家独立的渴求。它虽
然被残酷镇压，但火种已在东欧国家播下了。加以赫鲁晓夫从1956 年开始的以非斯大林化的“秘
密报告”为标志“解冻”，促使了东欧各国的社会改革。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典型，尤其是
它的知识分子，非常活跃。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捷克当局已经不得不开始经
济改革，并向西方作有限度的开放。到了1967 年春天，捷克已形成某种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以
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作家甚至不顾当局干涉，在作家协会上宣读了索尔仁尼琴致苏维埃作协的公
开信。当时，改革已经成为整个捷克社会的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1968 年1 月5 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了捷共第一书记。于是，一场轰轰烈
烈的改革兴起了，史称“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上任后，一方面举荐斯沃薄达将军为捷克总统，表明与苏联联系的意愿，另一方面
加强改革，提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于4 月公布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新社会主义
之路”的改革纲领。他们大规模地平反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冤假错案，释放被囚禁的知识分子，
放松对新闻媒体控制，鼓励自由的学术讨论，允许公民自由出国，松弛对宗教的监控，在党内选
举中推行无记名投票，限制领导人任期，。这些举措，使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
动人政治局面。
2，“布拉格之春”的终结和历史影响
但是，在莫斯科眼中，“布拉格之春”既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和挑战，同时，它还有泛滥
扩展到其他东欧国家的隐忧，因此，必须消除这个心腹大患。从68 年3 月到8 月，苏共头目勃列
日涅夫以及其他东欧共产国家领导人与杜布切克举行过五次高峰会谈，企图压服他放弃民主改革。
杜布切克强顶硬磨，拒不就范。于是，摊牌势在必行了。
不过，苏共与华沙条约国首脑们在摊牌前夕的表演实在是可圈可点。8 月3 日，他们在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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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最后一次高峰会上还信誓旦旦地祝贺捷克在“华沙条约内部继续进行民主实验”，但十六天之
后，六千三百辆坦克就开进了捷克！历时八个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车的履带碾碎了。从此，
坦克成为共产国家极权镇压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89 年的天安门。
面对野蛮的坦克，捷克人民没有屈服，他们用沉默抗议和逃亡出走来反抗。杜布切克被逮捕，
然而他拒不屈服，后被押往莫斯科，苏共逼迫其签署一个妥协性文件，然后不得不释放他回国。
回国后，他重新担任第一书记至69 年4 月。他在此期间，虽无法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仍捍卫并扩
大了民族自主权。后来，在苏军兵临城下的情势下，以胡萨克为首的亲苏当局开始进行大镇压，
把捷克带入了一个空前的“黑暗时期”。他们大肆逮捕，数千人入狱；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
50 万人被开除出党，并株连到妻子儿女。
“布拉格之春”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镇压的代价是极为严重的。事件之后一年，戈尔巴乔
夫69 年去捷克考察，发现捷克人极端仇视苏联。他后来回忆到，从那时起，他认为不仅不应镇压
捷克，而且苏联也应当追随捷克，进行改革。
镇压过去多年之后，捷克的公民社会仍然坚持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其中，影响最为
深远的是，在1977 年，在东西方共同签署的“赫尔辛基宣言”的启示和激励下，以著名作家哈维
尔为首的260 名捷克异议知识分子签署了著名的“七七宪章”，从而吹响了共产帝国衰亡的先声。
六十八、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The End of Mao's Era and the Rise of
China's Democratic Wave）
1，“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前面已讲过，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溯迷离、方向不定的
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
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从而使非毛化
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
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
刊物的出现。
1978 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
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
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
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
的解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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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
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
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邓式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
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2，“经济放开，政治收紧”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
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 年3 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
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
年12 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
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
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邓小平的基本策略是“经济放开，政治收紧”。在这一方针下，他强力推动经济体系向国际体
系“接轨”。最主要的两大措施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部分地区实行“经济特区”
的政策。
农村的改革，即分田到户的办法，首先是安徽的某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搞起来的。后来，四
川的赵紫阳与安徽的万里认可了这一变革，最后也获得邓小平赞成，于是，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
制迅速推广到了全国。这一破除毛式意识形态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发展，八十年代农业增
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是邓小平改革的重大成就。
所谓“经济特区”政策，是把一块特殊地理位置的地区划为不能随便进出的特别地区，专供
外国公司建厂和建设基本设施，以吸收外国资本与技术。有点类似与其他国家的所谓“自由港”。
八十年代初中国设了三个特区，其中靠近香港的深圳最为成功。后来到1984 年，华东沿海共
有14 个港市开放给外贸与外资，这些大多是历史上的通商口岸，在封闭30 多年后，终于重新面
对世界了。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原因，特区政策开初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后来由于中国
基本的法律体系等问题，也遇到不少障碍。有鉴于此，特区政策的推行对于改进中国大陆的司法
制度，对于中国总体法律体制的改善，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逐步向世界打开了。
六十九、 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The Movement of "Solidarity" Trades Unions in Poland）
众所周知，冷战是20 世纪下半叶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全球范围的自由民主与极权
专制斗争的主要表现。前面已经谈到，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以及1977 年的“七
七宪章”运动，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反共产极权的运动；但是，1980 年代在波兰发生的反抗运动，
范围就大大扩展了，它从工人运动发展成了几乎是全民的汹涌澎湃的运动。这一事件是共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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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衰亡期的鲜明标志。
这就是团结工会运动。
推动这一运动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罗马天主教对波兰民众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一位波兰
人当选为罗马教皇(教皇保罗二世)后更是如此； 二是波兰共产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惨重失败导
致工人的广泛抗议。
1980 年，在波兰的格旦斯克造船厂发生了史诗般的一系列大罢工，这些罢工的后果是诞生了
后来被称为“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全国性组织，它是由各个独立自由的工会自发组成的新联
盟，除了经济诉求，还有政治目标。其领导人是一位多次被关进监狱的原电工瓦文萨(Lech Walesa)，
具有卓越的政治直觉和魅力。
在团结工会领导下，罢工向全国蔓延，政府当局被迫作了让步，承认它是独立自治的工会组
织，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局还同意了星期天的天主教弥撒向全国广播。然而，波兰的全国性危
机并未消除，且日益深化。奇怪的是，不象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并没有出兵干预。这是莫
斯科政策开始改变的重要征兆。
1981 年，波兰危机加深，不过瓦文萨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分触怒当局，不使情势走向摊牌。华
沙条约苏俄指挥官共 5 次抵达华沙施压，在最后一次，激进的团结工会成员冲破了瓦文萨的控制，
号召在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时进行全国总罢工。于是，1981 年12 月13 日，政府发布了戒严令，紧
接着就是大镇压，反对派共有几百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戒严令也使波兰免除了苏军入侵的命运。
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军事管制既没有使波兰的经济恶化停止，反而进一步加深，
且又无法获得社会的支持，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声誉扫地了。在戒严后期，波兰似乎象一个被内战
分裂为二的国家，人们不理睬当局，秘密组织，秘密出版，罢工与示威此起彼伏，政府与人民已
经完全疏离了。
在国际方面，虽然波兰经济一蹶不振，但由于政府对人民的严厉镇压，它得不到国际社会的
帮助与同情。这种状况，直到1985 年之后才稍有改变。
1985 年，苏联政府改由戈巴乔夫执政，他提倡“新思维”，实行“公开化”政治改革，这一
系列改变影响到了华沙。其进展的最高潮是1989 年，它是波兰同时也是大多数共产国家最辉煌的
历史性年代。团结工会再次公开化，并迅速进入政治变革过程。作为政治多元化的第一步，1989
年6 月在波兰举行了真正的自由竞争的选举，团结工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久，新的国会诞
生了，这是自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波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它谴责了1968
年华沙条约军队对捷克的入侵，并建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1981 年波兰军管以来的政治谋杀事件。
1989 年8 月，团结工会宣布支持联合政府，同时戈巴乔夫也通知波兰的顽固派联合政府将被
公正地选出。9 月，由团结工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1945 年以来第一位非共产党的总理在波兰诞生，
从此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同时也是民主与极权斗争的历史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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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The Change of USSR in 1980s）
1，停滞、压抑和不满的年代
第一个共产国家、全球两大超强之一的苏联的走向，维系着冷战的前途乃至人类的命运，一
直是全世界翘首关注的焦点。
自从 1964 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勃涅日列夫向斯大林主义作了部分倒
退，其统治持续了漫长的十八年，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平庸、沉闷、压抑的勃涅日列夫时代。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困时代里，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出了他的史诗般的小说《古拉格群岛》，
对作为一个大监狱的共产极权社会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刻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苏联的“氢弹
之父”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则于1971 年和1972 年公开发表其两份“改革方案”，勇敢地起而呼吁
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他的具体改革建议包括大赦政治犯、停止秘密审判、开放边界、开放外国
文献书刊、停止干扰外国广播、废止死刑等，凸显了一位知识分子高贵的人类良知，并荣获
诺贝尔和平奖，在苏联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75 年当西方与东方华沙条约成员
国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后，苏联与东欧的异议分子群体冒险犯难，破土而出，对照协定，对共产
制度提出批评与挑战。在苏联乃至其他东欧国家，由于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全面的制度性
失败，对无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不民主的“党—国”极权政治体制的怀疑，在民众中，特
别是在知识界普遍滋长起来了。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与
组织网络都无法控制的空间了，即是说，与政权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逐步长成的过程中。
2，戈尔巴乔夫的新政
1982 年11 月，勃涅日列夫去世。以后，紧接的两任继任人不久也相继故世。于是，1985 年
仅54 岁的、曾被西方视为强硬派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出任苏共总书记。出乎人们
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一系列新政策连续不断地从莫斯科推出，震惊了世界。人们骤然
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开始了。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第一次吹出了新的政治音调── 不同于几十年来共产党的陈
词滥调── “新思维”、“公开化”、“透明度”、“重建”成了他的主要音符。透过这些新的
旋律，他使苏联人民清楚地体认到：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再也无法提高老百性的生活水准，已
经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不能向海外盟友提供过去那样的援助，已经无力保证科学
技术的持续不断的代代创新了。当时，外有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充满反差的鲜明对比，在中
国有邓小平主导的抛弃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实验，在东欧国家有对作为苏联“卫星国”
的不满暗流，在国内则有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强的声音。这一切，是这位苏共第三代领
导人转向新思维的重要因素、压力和契机。他甚至亲自打电话给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萨哈罗夫，请
他重返莫斯科。随着时间的一步步推移，戈尔巴乔夫发出的信号越来越明确：只有自由化，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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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出路。
应当看到，当时苏联的以军事重工业为重心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形成庞大的体系，积重难返，
戈尔巴乔夫以经济改革入手所遇到的阻力太大，因此，他首先进行的是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改革。
这点与邓小平是不同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Reagan)敏锐地对此作出了反应。在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谈判中，里根
抓住机会，双方迅速达成了延长削减军备协议、中程核导弹控制的协议等，并连带导致其他重大
成果：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美苏双方表现出他们可以不通过战争处理其冲突和世界性危
机。国际局势逐渐走向缓和
后来，里根抛出费用浩大的“星球大战”计划，逼使苏联跟进。然而苏联的国力已被耗尽，
再也没有经济力量同美国进行高科技的军备竞争了。在内外交困之下，预埋下了以后苏联垮台的
种子。
七十一、台湾的宁静革命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in Taiwan）
从左翼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转向考察右翼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化。其中，台湾是一
个典型范例。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失败 1949 年退守台湾之后，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实施了
相当严厉的威权主义统治。在政治上，审查新闻媒体，严禁反对党出现，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
士。因此时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与压力。
但是，它与左翼极权仍有两点重要的不同：首先，它的法律保障私有财产，这就为市场经济
提供了基础；政府并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和留学政策，使其经济体系和社会日益国际化。第二，从
迁台之日起，台湾即存在选举。虽然从1950 至1969 年这20 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
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因而不会影响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这种选举具有合法地集结反对派
政治力量作用，同时具有整合中央与地方菁英的功能。
台湾的反对派力量很早就开始了民主奋斗，他们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与参选。一条
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
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
在刊物方面，早在台湾蒋介石统治的五十年代，以著名杂志《自由中国》为核心，集合了一
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中国》以雷震为主编，抨击时政，力倡言论自由。后来，在自由派精
神领袖胡适鼓励下，雷震宣布在1960 年9 月底成立“中国民主党”。9 月4 日，雷震被捕，被判
处十年徒刑。“中国民主党”流产，杂志夭折。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
这种严厉的政治气氛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1971 年之后台湾的国际处境风雨飘摇，第二波独立
于官方的刊物如《文星》、《大学杂志》、《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又陆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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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这导致蒋经国提出本土化改革，即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
在选举方面，前已说过，它具有合法地集合政治力量作用。相对于严厉的平时，选举期间成为
比较宽松的“民主假期”。由于不能成立反对党，当选的非国民党人士就被称为“党外”，而通
过选举过程集结的“党外”，实际上变成一个准政党。
1978 年，增额中央民代改选，“党外”开始正式组织化，以巡回助选团到台湾各地大串联，
并发表12 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
队中立等。并获得台湾逐步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1979 年5 月《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其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这导致国民
党政府镇压，《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被审入狱。政权的合法化进程倒退。
但是，“党外”并未因此消失。80 年底，“党外”入狱者的家属参加选举，高票当选。国际支
持日隆。震撼当局。1981 年地方选举，“党外”中央民意代表在县市推荐人选出战，获得极出色
的成绩。从此，“党外”以准政党式的室内集会以及议会改革为主线了。
在这种情势下，当局意识到，镇压除了能暂时免除了对自己垄断权力的威胁外，并不能消灭
反对运动，徒然增加社会与政权的两极对立，丧失统治合法性，受到国际孤立。即是说，镇压手
段的代价已经比宽容要大得多，于是他们开始考虑调整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了。其核心，就是统治
集团如何把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制内的问题。
1986 年9 月28 日,“党外”人士集会于圆山饭店，正式成立反对党── “民进党”。当局采
取了容忍的政策。不久，1986 年12 月，蒋经国总统决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于是，台
湾民主化闸门打开，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呈现出生气勃勃波澜壮阔的景象。1991 年，中央民意
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1996 年，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选举的总统诞生，标志着其民主体制已经
确立了。
七十二、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菲律宾早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菲战争后，宗主国变成美国。自此，美国的一系列宪政原
则：多党制、文官政府、军队中立等理念就影响了菲律宾的政治文化。早在1898 年菲律宾
就颁布了一部民主宪法。二战期间它曾被日本占领。1944 年，美军重归菲律宾，击败日军。1946
年，菲律宾正式独立。独立后实行过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基本体制。
但是，自从1965 年强人马科斯(Ferdinand E Marcos)当选总统后，他以打击游击队为名，在
全国实施军管，日益走向独裁专制。在内政上，取缔反对政党，随意拘捕政治犯，限制新闻自由，
大力培植亲信，残酷排除异己。在军队中，大搞派系平衡，试图完全掌控武装力量。在外交上，
他逐步疏远美国，积极靠拢亚洲的一些极权政府；例如，他多次去北京拜见毛泽东，以至浓妆艳
抹的马科斯夫人成为文革期间茕茕孑立的毛政权的外交点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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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专制不仅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与菲律宾的社会土壤不相适应。
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当时的教会，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于
政权，它在全国建有地方的组织机构和广大的社区活动中心，竭力开展对公民的各项互助服务和
思想启蒙，并捍卫他们的基本权益。
菲律宾的军队是于 1936 年创立的。由于1898 年的马洛洛宪法的明文规定了文官领导武装力
量的原则，在美国统治时期，“文官至上”原则制度化了；加以在菲律宾政治体系中，军人的社会
地位和待遇都相当高，因此，在菲律宾军人中，军队中立化、职业化，忠于宪法，忠于合法政府
这些宪政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因而，尽管马科斯20 年的统治中极力设法掌控军队，但其成效是很
有限的。
1983 年，菲律宾机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逐到美国的菲律宾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刚
走下返国的飞机，就被刺手开枪当场暗杀。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
本来，菲律宾原有的政治文化及社会力量，对于马科斯越来越高压的专制统治，就已经不能
忍受了，这件事更犯了众怒。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菲律宾政府侵犯人权的残酷行为，也日
益反感，暗杀尤其超过了忍耐的极限。
当年，阿基诺在马科斯实行军事管制后立刻被抓进监狱，以所谓颠覆罪被判处死刑，后来在
国际舆论压力下改为终身监禁，此后又获准赴美就医。不料欲回国参选却遇此大难。此事导致美
国完全撤销了对马科斯政权的任何支持，同时这一血腥惨案也导致菲律宾反对派的大联合。实际
上，自从美国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之后，美方就一直向马科斯施加压力，要求他取消军管，
还政于民，恢复多党制与宪政。阿基诺案后，国际社会更是群情愤怒，加紧了施压。
美国促成了反对派在 1986 年大选中推举阿基诺夫人柯拉容阿基诺为总统候选人。而当马科
斯企图通过操纵选举继续掌权时，国际观察组织及时揭露了大选中的舞弊，于是造成了人民大规
模的抗议示威。此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拉莫斯和恩里莱在阿奎纳尔多军营起义，天主教会的贝
利塔斯电台率先报导了重大消息，紧接着，美国宣布支持阿基诺夫人并要求马科斯放弃权力。天
主教的辛大主教呼吁全国支持和保护起义部队。于是，几十万民众风起云涌，拥向街头，拥向军
营，忠于宪政的军队于是掉转枪口，支持人民，汇成了一幅人民和平革命的壮阔画面，成功地谱
写了菲律宾的民主转型的史诗。
四面楚歌之下，马科斯终于被迫下台，出逃他国。阿基诺夫人在民众簇拥下，当选为菲律宾
总统。宪政民主终于在菲律宾确立了。
这是八十年代世界民主浪潮中的历史象征图景之一。
七十三、南韩转向民主（South Korea Transited to Democracy）
众所周知，南韩发展的起点是朝鲜战争后的一片废墟，而它发展的基本环境则是与北朝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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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对峙，并随时准备应付北方的军事挑衅和侵略。这种条件，使它在经济发展初期采取了一种
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当时东西方不少人为这种威权主义辩护的理由是：只有建立一个威权中心，
才能防止北韩的军事进攻和间谍的颠覆破坏；同时，这种威权体制也有利于摧毁政治腐败，从而
进行方向明确的社会改革，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威权体制时期，限制人民的政治权利是难免
的。但这是国家发展需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这种理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它的经济起飞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如何防止威权领导人迫
害异己、长期迷恋权力并凝固现状上，在如何防止权力本身的腐败上，以后的发展说明，上述辩
护是存在问题的。
当时，这种威权统治的源泉来自军事力量。因此，朝鲜战争中受过美国军事培训的一批军官
成为韩国军界乃至政界的少壮派，以1961 年“516”事变的领袖朴正熙、金钟泌为代表人物。他
们抗拒过去的旧式政客操纵，力图掌握实权；同时，由于受现代思想影响，他们又主张通过控制
政党、操纵选举来获取权力以及统治合法性，反对明目张胆的专权。这就为他们镇压反对派时留
有一定的底线，不愿意斩尽杀绝。
韩国社会早就存在多党政治的思潮。在朴正熙时代，就有新韩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存在。后来
该党分化出统一民主党、和平民主党等重要的反对党；而金大中、金泳三等著名反对派领袖虽然
屡遭迫害，金大中甚至曾被判处过死刑，但是在其不屈不挠的抗争过程中，他们也在国际与国内
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和政治资源。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南韩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中产阶级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在与
国际社会的经贸交往中，国际政治秩序对它的影响和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选举虽然徒有其名，
但毕竟一直存在；反对派虽遭受镇压，其力量仍然获得保存，并屡扑屡起；此外，南韩的学生运
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息，给当局向民主转型，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于是，在上述内外压力的交互作用下，1987 年，以卢泰愚为首的军队实力派，发表“629”
宣言，向各界特别是反对派声称：不管大选结果如何，军队都将忠于宪法和民选政府。这是一个
重要信号，表明军方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也表明南韩人民三十多年的奋斗，国际社会持续
的压力，终于获得了成果。虽然，当年那场选举，由于反对派内部分裂，金大中与金泳三互不相
让，而使卢泰愚渔翁得利，被选为总统；但毕竟，基本公正的选举程序已经建立起来了。待到下
一届大选，金泳三当选总统，建立了南韩第一个真正的文官政府。它肃清吏治，撤换了与全斗焕
独裁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批高级军官，确立了军人不干政的宪政原则。后来，韩国法院还审
判了全斗焕等人在军事统治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终于还给了历史以正义。1997 年，曾经被判
处过死刑的反对派领袖金大中竞选成功，成为韩国总统。所有这一系列发展表明。韩国已经走上
民主政治的不归路了。
韩国人民经历的曲折道路，是一条典型的从军事威权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道路，是一
个分裂国家内的一方走向宪政体制的道路，同时，也是一个曾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逐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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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主的道路，它给了亚洲很多国家、特别是儒家文化圈国家以重要的启示。
七十四、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Th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1980s）
八十年代，比较而言，是中共自 1949 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原因
主要在于中共在经济政策方面走出了毛泽东的阴影，从极权主义的统制型经济向自由经济迈出了
第一步，从而解开了向宪政方向移动的经济束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恐怕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一个口号。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
臂，在八十年代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邓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三人之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