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
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
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赈济大陆水灾，捐款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
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但「三霸」都是
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
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
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产党干部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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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那位干部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
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
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乾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捏造一些
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干部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干部大喊：
「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
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
同时，土改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时期还成为招兵的重要手段。因为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
人的「英雄」便成了过街老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这些人就只有「参军」死
心塌地跟著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中共干部中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产
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
中共在其建国初年的「土改」，是一次大规模侵犯人权、特别是财产权和生命权的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为后来中共侵犯人权的一系列运动开了先河。
五十六、中共的镇反运动（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二大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它更是一场连最低标准的司
法程序都缺乏的大规模人权侵犯。
对于镇反，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从一九五○年「双十指示」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结束，
长达三年。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张旗鼓而迅速捕杀，第二阶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缩范围，
第三阶段则是五二年的深入调查。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
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
判刑一批、管制一批。
无可否认，五方面对象中是有一些恶霸和以流血暴力反抗新政权的份子，但更多的是所谓「反
动党团骨干」等并无现行反抗活动的份子。即，原来政权的官员，主要是中低级官员。中共镇压
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
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
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
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
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
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
究竟镇压了多少人？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
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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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
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不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美国专
家倾向于有二百多万人。
大规模的滥杀行为是该运动的最大弊端。当时，借助抗美援朝所形成的类似战时气氛，只要
当地领导人点头，「群众」说该杀，或现场负责人认为该杀，就格杀勿论。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都
记得每个县都有杀人场，三天两头开完大会，就成批地拉去枪决。
被镇压者中很多只具敌对阵营身份，而无敌对行为，他们实际上处于「俘虏」地位。镇压他
们，是一种阶级报复心理表现。红色政权要向全社会显示暴力专政的淫威，制造有利于统治的恐
怖环境。
中共宣传说镇反中杀的是民愤极大的恶霸。这种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依靠群众狂热镇反的
做法明显存在如下问题：
1，所谓群众镇反，实质仍是中共镇反。中共定了目标，宣传机器一宣传，群众一哄而上，实
际上是利用群众肃清政敌的手段而已。
2，以法治观点看，任何罪犯的处理，都是极为专业的工作，绝非群众运动可为。
3，所谓镇压反革命，实质乃是一块国共斗争的挡箭牌，以人民的名义报党派之私仇。
中共也许只有一个辩护角度可以迷惑一些人：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属于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行
为，过火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事实上，镇反时期，中共政权及社会安定并无明显危机，肃清土
匪恶霸及残余敌对活动都在有效地进行（五○年至五二年中共以一百三十九个师兵力，消灭土匪
二百七十万人）。
中共发动大规模群众镇反运动，涉及的乃是它漫长征途中一个根本性问题，造反导致内战的
成功令他们迷信群众动员之力，而不知法治为何物。不言而喻，由于镇反模式被毛定为一尊，其
后在城市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更趋恶化，从而使1949 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严重
地退化了。
五十七、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The Campaigns of "Three —Striking" and "Five—Striking
in China）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三大运动。它们本来是两个运动。后来人们因为两件事发生在
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它本来是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是希
望在执政初期建立一个自己的行政系统。过去的旧官僚系统显然不能相信，旧人不能掌权，必须
从重要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中共自己的人，从而使行政系统彻底中共化。
但是，大批中共的干部们过去在山沟里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这下进城当了官，接触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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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世界，眼界大开，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
吃喝玩耍尽情享乐。同时，大批大批地把过去的结发妻子—「黄脸婆」休掉，换上洋学生「爱人」，
人称「换妻运动」。更要命的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
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
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
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想，这还得了，这不重复当年李自成进
京的故事了！于是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完全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而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干部被判了罪。
但是搞「三反」过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净，为甚
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
于是在1952 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53 年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
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为害最烈，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中共作家周而
复写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写这场运动的。虽然他为中共护短已算呕心沥血，可悲的是，
他自己晚年在邓小平时代仍被中共抓住出国时的资产阶级腐化(嫖妓)作风而遭到整肃。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如，所谓反对偷税
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
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
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自杀，为甚
么不跳黄埔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
埔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实行和强化了一种揭发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动员大
家主动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宣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
罪」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过关心理，利用人性中恶的阴暗的一面，使人
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邀功请赏，而揭发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这种
官方怂恿的告密和揭发的普遍化，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气氛，使人人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进一步剥
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五十八、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The CP Brainwash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前面我们讲了中共建国初期开展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三大运动，这些运动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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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内容和具体时间限制的。这里要讲的，则是常规性的无时间限制的，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即「洗脑」。当然在这种经常性的洗脑中，时时也插入一些具体的有时间限制的小运动，如：
交心运动、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
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它们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精神资源和载体的摧毁。
大家知道，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知识阶层，除了追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右两翼以外，还
有一批人是所谓「第三势力」，他们大部分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国共两党都持批评态度，
是对民主宪政最为渴求的一批中国人，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例如，当时储安平办
的《观察》杂志的特约撰搞人，著名的如胡适、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等。这些人当时批评
国民党专制都很激烈，为什么后来留在大陆的都失去了独立性和锋芒，没有声音了呢？
这就涉及中共的体制。它的极权统治比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严酷和有效得多。
首先是在经济基础上。过去批评国民党，损失常常不过就是当不成官，不受政权青睐而已，
但你还有退路，你可以当记者，甚至报纸被封了你还可以到私立大学、中学、小学去教书，还可
以到私人企业去当职员，甚至还可以象陶渊明一样，靠老家的几亩薄田维生，「不为五斗米折腰」。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你的一切生计都捏在它手里。你想当陶渊明？没门！你家的田地在土
改中已经被没收，你回去就是地主，只有挨斗的份；你要经商摆个小摊，不行，资本家是要被逐
步消灭的对象。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凭一技之长谋生，只有向党政机关、学校、国营工厂、
企业商店求职，但所有这些单位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大「老板」，就是共产党，别无分店。除了服从中共或
者饿死之外，别无选择。因此，为了五斗米，所有人都得折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体
制下，过去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怎么还可能发出独立的声音呢？当然，接受洗脑就是唯一出路了。
中共的洗脑，第一个方法是所谓「政治学习」。无论哪个单位，所有员工都得参加这种政治学
习，内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具体包括官方统一的社会发展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以及各次政治运动发下来的文件和党报社论。政治学习不分文化程度，不管是教授还是清洁工，
都是同样的材料与学习方式。由于这一强制性的学习，无休止的灌输，鹦鹉学舌，众口一词，长
期的重复与积累之后，人们的思想逐步僵化，被一种官方语言所支配，成了一台留声机，对任何
事物都有一套社论语言应对，陈词滥调，千篇一律。学习的后期阶段往往是批判自己过去的思想，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实际上就是丧失自我，消灭自我。
洗脑的第二个方法是使告密、揭发合法化，并建立整人害人的「档案制度」。
告密即中共所说的「向组织汇报」，为了控制每个人，它鼓励人们互相告密，互相揭发，利用
人性的弱点，利用人的求生和向上爬的本能，鼓励他们定期「打小报告」，揭发他人的言行乃至私
生活，使这些人几乎成了专业密探，无孔不入，如影随形。这些「小报告」往往断章取义，甚至
歪曲捏造，而单位领导常常不经对证，实行「有罪推定」，把这些材料装进人事部门的个人档案袋
中，跟随你一辈子。你的入学、求职、升迁、工作调动，都与此紧密相关。而你自己一辈子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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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它，不知道你的档案里装了些什么「黑材料」！有些人一辈子不顺、挨整，至死搞不清原因，
原来是档案中的一条告密毁了他一生！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最严酷的特务政治，而中国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人权保障离
它已经越来越远了。
五十九、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The Anti—Stalin Campaign by Nikita Khrushchev）
前面我们曾经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的冷战随即开始。在 1945 年7—8 月的
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决心强化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控制。于是，从1947 年到1948 年2 月，匈牙
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落入苏联的掌控之中，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一
个以莫斯科为最高指挥核心的政治军事的共产主义“神圣同盟”── 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了。
但是，暴君尽管掌握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权力，但却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1953 年３月５日晚
上９时５０分，超级红色沙皇斯大林停止了呼吸。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最高当局经过迅速处决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实行了一段短期的集体领
导。随后，经历一场尖锐巧妙的权力斗争，带有某种旧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马林科夫── 莫洛托
夫集团失败，而具有一定革新倾向的赫鲁晓夫，通过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的某种反叛，通过
与二战英雄的元帅们和中央委员会结盟，脱颖而出，成为权力中枢。，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
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获得最高权力后，赫鲁晓夫开始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他的第一个战役，便是 1956
年2 月24 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
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
一步。
紧接着，赫鲁晓夫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他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 年死于集
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
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
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
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到 1956 年8 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
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久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
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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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
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解冻”时期，它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六十、1956 年匈牙利革命（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赫鲁晓夫的“解冻”努力，必定也要在外交领域反映出来。1955 年5 月，苏联改变斯大林时
期的方针，与持独立立场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重新和好。这就导致了东欧国家的某种宽松的政
治气氛。
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先是在波兰，1956 年3 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
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
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于是，1956 年6 月，在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
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10 月19 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
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
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兰党蔑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
领袖。(后来哥穆尔卡以保留苏驻军为条件同莫斯科达成了妥协，延续了温和政策的生命)。
在东欧的那些传统的欧洲国家内部，由于本国土地上驻有外国苏联的军队，丧失独立主权，
变成苏联的附庸；没有民主自由，变成极权政体，因此社会上一直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抗拒情绪。
例如在匈牙利，就有诗人和作家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知识界与民众的上
述情绪。
在波兰上述成就的鼓舞下，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 10 月21 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
人的示威，呼吁威望很高的纳吉(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10 月23
日，原共党头目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出面恢复秩序，于是，苏军在第二天进攻示威者并在之
后对匈牙利人民发动了强大的袭击。但为了安抚民情，匈牙利工人党于10 月24 日提名纳吉出任
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
让步。
10 月30 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
31 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11 月2 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
并宣布匈牙利中立。
这就超出了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 月4 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
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当天，
纳吉就被赶出政府，并于随后被驱逐到了罗马尼亚。在苏军刺刀下成立的以卡达尔为总理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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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虽然继续了纳吉的一些政策，但卡达尔明确宣布：他的党将保证一党制度，匈牙利将保持与
苏联结盟，苏军将留驻匈牙利直至秩序恢复。
匈牙利起义者虽然只有简陋的轻武器，但是仍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在力量极其悬
殊的战斗中，布达佩斯的人民一直到11 月14 日才被迫放下武器。但即使如此，后方仍有游击活
动此起彼伏，并有连续不断的总罢工，直至12 月中旬才告大体平息。数千游击队员及其家属随后
逃亡到奥地利，这一悲壮的「出埃及记」连续上演了了好几个星期。
接下来，从1957 年1 月起，卡达尔政府的政策转向血腥和严酷，于是，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杀
开始了。罢工与革命的许多领导者被逮捕；2 月18 日，布达佩斯开始了一系列公审；5 月，42 人
被当局处死。同时，成千上万的年轻匈牙利人被关押进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当局拒绝了联合国派
人前往调查该国事态发展的要求。1958 年6 月17 日，匈牙利政府宣布，纳吉以及另外三名1956
年「叛乱」的领导人已经被执行死刑。
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一场壮烈的要求民主自由和国家独立的革命，就这样被镇
压下去了。匈牙利事件惊醒了世界上对社会主义心存幻想的人们，斯大林主义的铁幕开始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血腥裂缝。
六十一、中共的反右派运动（The CCP's 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6 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们看
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内知识界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及其巨大力量。但是毛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与那
些东欧的党领导人不同，认为自己真正获得了广泛拥护，不会重蹈覆辙。他在想一条中国的独出
心裁的道路与方法。
这就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下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呼吁知识分子大
胆批评中共的官僚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声称要形成一种更加
生气勃勃的活跃的政治空气。以区别于东欧国家。
开初，由于前面所说到过的「思想改造」的经验，知识界还诚惶诚恐，不敢大胆说话，后来
在中共的反复劝诱下，终于鼓足勇气，放胆发言了。
著名自由主义者、原《观察》杂志总编储安平先生提出「党天下」之论，指出：中共「把国
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
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
章伯钧先生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主张各党各派应当「轮流坐桩」，都有权设计
中国的政治道路和具体政策。
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则提出了「平反委员会」的设想，实际上是要求中共对49 年之后
打击知识界、迫害中国人的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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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以及一些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如
刘宾雁、王蒙，以及更年轻的大学生如谭天荣、林希翎等等，也对中共领导提出了各式各样
的批评，如拆除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高「墙」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论等等，一时风起云涌，
议论纷纷，群情激昂。
在这一「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原来与共产党联手反对国民党的、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民盟，
起了先锋与中坚的作用，其他民主党派也发表了各种批评意见。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惊恐不安，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匈牙利事件的阴影逐步逼近，他
认为这些言论已经危及他和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毛背信弃义，抛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的承诺，决定反击。他先发表社论，把自己的声音称作「工人说话了」，从而吹响了所谓「反击右
派进攻」的号角。然后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文章，声色俱厉，直捣民
主党派的言论阵地。他利用中共控制的天罗地网── 各级党组织召开对右派的批判会，划定各单
位应揪出的右派的比例。
于是，中国50 万以上的知识菁英、专业人才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一大批从国外归来或在
国内受教育的高级人才，被打成「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流放到边远的地方，20 年不得翻身；
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不获使用。中国等于被砍了脑袋，真正正直敢言聪
明有才的人几乎都从自己的专业岗位上消失了。这50 多万右派的遭遇，个个都可以写一部椎心沥
血的伤心史，很多人没能熬到平反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在穷乡僻野的尘土之中了。
从此，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这种政治气氛，为一切荒谬绝伦、残酷暴虐的行为开
了绿灯。
从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失去任何独立性，成为政坛摆设的八个花瓶。多党民主政治已成遥不
可及的梦想了。
从此，中国进入所谓「迷失的 20 年」，从五四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幼苗被暴政掐断，以致文
革之后的年轻一代需要从头开始，在黑暗中摸索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真髓了。
所以，有人把1957 年中共的「反右」，称为历史的「大逆转」，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它是对中
国民主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
六十二、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Mao's Utopia and Its Failure）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即国有化运动。它凭借政权力量的暴风骤雨，通过软硬兼
施的方式，和象征性的所谓「赎买政策」，大体上经由“三部曲”： 私营—公私合营—国营，把中
国城市中的各种私人企业，变成了直接属于国家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整个经济变成公有制
计划经济。这些国有企业就是我们说过的「单位」，其实也就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们作为国家管
理社会的细胞，掌管了人们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使得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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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与政权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国家结构的一次重大转变。
而上次讲过，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面，接着在1957 年开展了「反右派运动」，毛泽东通过「反
右」，使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造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怖政治气氛，经济专家和其他专才
都被斗倒、被流放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说话、不敢批评。于是，中国就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
车装置的汽车，一场荒谬绝伦的戏剧开始在神州大地上无人阻拦地上演了。
首先，最为惨烈的，是因为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导致了中国历史上
惨不忍睹的人为大饥荒。这是证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最近结论的一个典型范例，他的研究结
论是：所有的大饥荒都发生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在土改后没有多久，就通过合作化运动，特别是1958 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把土地
收归国有。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把历史上的镇、乡、村这三级变成了公社、大
队、小队这三级，既是政权机构，又是生产组织，由中共党组织统一领导指挥生产与分配。农民
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人身依附于这种高度控制下的组织的农奴。
于是，在这种组织与舆论的准备下，毛泽东开始了他的所谓「大跃进」，即「超英赶美」的
狂热经济冒进。他运用他熟悉的军事动员方法，把全国六亿五千万人鼓动起来，青壮年被派去大
砍树木，实行「土法炼钢」，到1958 年十月，全国各地的土「炼钢炉」竟有一百万座！人们砸烂
锅盆碗灶「炼钢」，被赶到公共食堂里去吃大锅饭，结果「炼」出的东西只是一堆废铁，根本不能
用。其余的人被动员成整队整团地排着军事队伍，敲鼓扬旗，去兴建道路、开垦荒地、兴修水库、
围湖造田，。各地方在这种「乌托邦」的气氛下，虚报产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产目标。
中共也以此为依据，要1959 年比1958 年再增产50%。
然而，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是不可能有生产积极性的，吓人的增产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各省各县已经报上去了成倍的高指标，结果，在实际产量下降的同时，政府却继续强迫高额
征收粮食，于是，从1959 年起，中国各地严重缺粮，出现了空前的人为大饥荒。1959—1961 这
三年，农村有相当多的人饿死，在有些情况严重的县份，甚至有一半的人口死于非命。根据现有
的统计资料，这次大饥荒至少使三千万人丧生。城市人口虽然也挨饿，但毕竟有政府配给的少量
粮食，总算是艰难地渡过了这一劫。
这一次惨重的失败，使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威望大受损害。虽然他在1959 年庐山会议时严厉
地驳斥了国防部长彭得怀对大跃进的委婉质疑，并解除了彭的国防部长职位，但在后来，大饥荒
的事实已经无法掩盖后，他不得不暂时退却。于是，在一个中共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
评，并把「国家主席」这一位置让给了其副手刘少奇，他自己则只当党的主席，并「退居二线」。
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才着手调整左的政策，开始让民众有了一点
生产积极性，从而逐步挽救了在悬崖边上的中国经济。
但是，这一调整，也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这是高度极权的体制中难以避免的权力
斗争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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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前面已讲到，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而「退居二线」。但是，他并不甘愿如此退隐。实际上，从
1963 年起，即大饥荒刚过去，不甘于坐冷板凳的毛已经在筹备反攻，他开始搞所谓「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逐步提高阶级斗争的调门，用林彪掌握军队，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已经暗中把
矛头转向了在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官僚体系。
实际上，到1966 年发动文革，中共的所谓文革前“十七年体制”已经使各级领导成为中国普
通百姓头上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作威作福，颐指气使，享有不容置疑、更不容任何挑战的绝对
权势。再加上文革前一、二年，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
会，政治迫害业已制度化。这样，通过十七年的积累，在底层百姓中特别是各类出身不好的“贱
民”中，埋藏了对各级领导的极深的怨气。
毛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官僚体系，他就想到了要借助民众的这股怨气。
当然，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除了权力斗争的逻辑对毛的要求外，毛还欲给自己增加道义上的
分量。就是说，在翦除其政治对手这一现实的目标之外，他还欲赋予自己以崇高的道义形象。
毛批评中共大官僚们说：“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
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
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因此，可以看出，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既要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
最高统治者，同时又要作为受该体系压制的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
义者又是极权主义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角色。而毛正是以这种“首创者”的角色
自命的。毛在前半生的惊人成功使其飘飘然，无限地膨胀了他的自我估价。
开始，大家并不清楚毛的意图，以为文革也是与57 年反右一样整社会上阶级敌人的运动。所
以，文革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
时期，对老知识分子和原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以及菁英文化大打出手，实际上还不过是十七年体
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
但是，1966 年10 月之后，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
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毛的文革与中共
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
新特点是，这次，毛以下层阶级的代表自居。于是，一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诞生
了：
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它内含先天的逻辑悖
论：即，一个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起而号召反对该体制。由于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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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伪性，使毛的举措充满矛盾。
文革一开始，他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明显地要全面摧毁原十七年的官
僚体制的同时，但他又预留一手，把军队排除在运动之外，亲自制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
造反，精心地要维持原十七年体制的最主要支柱──军队；
他在六六年怒斥刘邓工作组“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声称“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
有好下场”，到后来的1968 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镇压学生组织，并于之
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类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恐怖时代
重新降临；等等。
于是，影响中国当代历史极为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一种疯狂的气氛中，同时
也在毛泽东矛盾的策略运作下席卷了中国。
六十四、文化大革命的进程（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毛恢复旧秩序
毛泽东利用文化革命这种非常方式在 1967 年打垮了刘少奇的官僚体系后，发现他放的野火已
经难于驾驭。红卫兵横冲直撞，毁灭文明，并发展到放火焚烧英国和印尼驻华使馆的地步。后来，
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厂工人又划为派系，其中特别是“造反派”，其改变自己文革前受压的地
位，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的意志和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当时，各地两大派都打着毛的旗号，互
相却斗得你死我活，并从文斗发展为武斗，已濒于内战边缘。
毛为了控制局势，不得不起用了他最后一张王牌──军队来收拾局面。于是，各省市代替被
摧毁的旧官僚体系的，是以军人为主的所谓「革命委员会」。1968 年，毛解散了他一手扶植起来
的红卫兵，把他们赶到了农村，使他们的革命幻想和社会地位受到致命的打击。1969 年4 月中共
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号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会的代表中却竟然有
45%是军人，而支持毛文革的军人林彪被党章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中国已变成一个文明蜕化
的野蛮的准军事国家。
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混乱时局下停滞不前，由于生产效益与劳动者的收入不发生任何关系，
因此，整个中国大陆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懒人社会”，官方对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而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却日益暗淡艰难，与当时充斥全国的火红革命口号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新秩序已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进入死胡同，他不得不致力于恢复
秩序。
毛恢复旧秩序的努力有两个基本方向：在内政上，逐步淡化军方在政权中的影响力；在外交
上，为摆脱日益孤立的态势，为应付北方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开始暗中向他多年来的头号敌人
美国摇动橄榄枝。这两个方向，都意味着从文革中暴发崛起的林彪势力的衰落，以及以周恩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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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旧官僚势力的上升。
毛和周用了极为精巧的政治手腕来突破外交困境，整顿内政，搞掉林彪，而恰巧美国当时也
有同样的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于是，一拍即合，在历史上留下了的1971 年7 月基辛格秘密访问
北京和同年9 月13 日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古坠毁的两大著名事件。后者的真实内幕至今仍处在神秘
的黑墙背后，成为历史之谜。不过，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如此之接近，就已经说明了二者之间的
内在联系。
2，启蒙的萌动
林彪之死，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实质上是解除了毛泽东笼罩在全中国之上的
魔咒。从此，毛泽东“洞察一切”的神话破灭了，文革作为一场大悲剧大闹剧的形象逐渐显现出
来了，知识青年的被欺瞒被利用的感觉骤然产生了。同时，也由于联美抗苏的需要，或多或少使
外部世界暴露在中国人眼前，于是，“世界三分之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对于中国人自身
水深火热状态的巨大嘲弄！自此之后，普遍的幻灭感弥漫了，深刻的怀疑滋长了，知识青年的地
下读书活动兴起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新阶级》甚至海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等等内部发
行的“白皮书”、“灰皮书”，在青年人中间迅速地流传着，象阅读被偷来的圣火，如饥似渴，废寝
忘食。那些曾经在毛的魅力下疯狂的年轻人，在中国农村惊人落后乡间和暗淡的油灯下，苦苦思
索着中国灾难的原因及其将来的命运。各自在探索自己的答案。
这些精神历程必定要结出它的思想果实和社会果实。于是，传承着文革初期的遇罗克和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