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有些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修正，
主张走议会道路，希望在议会里得到更多的选票，进而执政，来贯彻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 社
会民主主义。这是可行的一条道路，而且也是对于那些赋有强烈的公平感的人们的一条现实的、
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道路。
中国知识界这种思想交锋，由于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不受政府的操纵，这是大好事情。大家
107
把基本问题更进一步地澄清，这对中国未来的走向相当重要。虽然他们现在讨论的理论问题似乎
和中国社会大众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后，就有可能成非常热门的问题，
成为国家方向的问题。有鉴于此，它对中国在21 世纪的宪政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九十六、 “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柏林墙倒，苏东解体，尽管还残存有中国等亚洲共产党国家和古巴，但它们也几乎都在挂羊
头，卖狗肉，正在改变自己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方向。因此，共产主义在观念上已经无可争辩地
失败了。福山（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的自由主义凯歌曾回旋在世纪之交。
然而，不久之后，突然发生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9·11 恐怖袭击。它改变了上述弥漫全
球的乐观主义基调。
2001 年9 月11 日，世界金融之都纽约世贸中心那两座耸入云霄的高楼，在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者的恐怖袭击下，瞬间灰飞烟灭。这件事极强地象征了现代文明的某种脆弱性。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灿烂的文明，它们是经过多少世代，历经千辛万苦点滴积累，才
达到辉煌繁荣之顶点。人们熟知的玛雅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其夺目之
光，常常使后人叹爲观止。然而，它们现在都 消失了。
文明的建成与文明的毁灭是极端不对称的。事实上，所有文明都是脆弱的。无论多麽辉煌壮
丽看起来垂之永久的文明，都可能一朝崩塌，无影无综。
「九一一」悲剧成爲历史的转捩点。从此，美国的焦点对准了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而意识形态和区域霸权的竞争对手，已从美国优先处理的名单上大大靠后。
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风头，现在也让位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了。
面对如此残酷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面临三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1 第一条路，对穆斯林极端主义派别开展大规模「圣战」，是战争变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
间的冲突。正如当年的十字军东征一样。这恐怕是通向巨大灾难之路，而且也是宾拉登之流求之
不得的结果。实际上，这次恐怖袭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爲了挑起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基督教)
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仇恨战火，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圣战」。倘如此，则冤冤相报，旷日持久，
现代文明将步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2 第二条路，主要依靠美国本身力量，打击窝藏和包庇恐怖主义的国家，不在乎盟国的感受
和联合国的授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并借此美国和全球民意可用之际，顺带解决最突出的
反美独裁政权。
3 第三条路，是最不容易立竿见影获至成效之路。它执行起来是相当艰难、无趣、漫长且缺
乏刺激性，但可能使较少后患和比较根本的。这就是联手各盟邦和联合国铲除恐怖主义。并且，
釜底抽薪，在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努力化解全球的政治、宗教、文化的热点纠纷，从源头
108
上铲除仇恨之根，掏干恐怖主义的精神情绪水库。
实质上，这也就是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美国，作爲现代人类宪政文明的堡垒，责无旁贷。
值此艰困的时刻，美国需要更加吸取自身历史传统中广纳百川的胸怀，需要更加坚守自身自由的
根基，象在珍珠港之后的全国奋起一样，在「九一一」的挑战之后，用文化间沟通和包容的大智
慧，用坚韧不拔的耐心，用无坚不摧的爱心，奋起迎战，在地球上竖起更高的精神双子塔。
问题是，在上述三种路径中，美国作何选择呢？毫无疑问，美国的抉择，将关系到宪政自由
主义在21 世纪的命运。
九十七、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The Rise of New Conservatism In USA）
9·11 之后，美国政府的选择很快就轮廓清晰了。
首先的反应是直接的军事反应——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2001 的9·11 事件后不久，美国就
对该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保护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起了攻击，并迅速获得了胜利。
塔利班政权对内实行宗教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硬外交。塔利班武装力量的保护更是拉登的基地
组织壮大的原因之一。该政权在美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这一顽固的行为终
于导致了它的覆灭。
紧接着是新的战略方针的出台。阿富汗战争胜利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国总统布什在
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
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有“先发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权利，
“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敌人；第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
斯兰国家；第三，美国 “尝试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
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
解释了“布什原则” 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
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遏；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
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
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
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１７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
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
平”。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为新保守主义者画了像：“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
共产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
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分子，但他
109
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4 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新保守主义已经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跟着新保守主义的思
路走。
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龙头——美国的一次历史性战略转向，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
（Grand Strategy），特别是对基辛格式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政策的一种转变。它必将影响宪政主
义的走向与命运。
从实践方面看，911 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并没有超越出美国的传统战略反应方式。然而，不久之
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应当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亮相于军事行动了。
九十八、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The Rise of New Conservatism：The War On
Iraq）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遭遇 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获得强劲的动力。而2003 年3 月20 日爆发的伊
拉克战争则是新保守主义的牛刀初试。实际上，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早在1998 年1 月26 日
一批新保守主义者致克林顿的公开信中就提出了。而 911 导致的美国心灵重创，给攻打暴虐的
萨达姆独裁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新保守主义认为，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宣告了强硬路线的胜利，911 事件证明了它关于民
主政体具有脆弱性的论断，而今，伊拉克战争的速胜又把它的另一个论断变成了事实：推翻一个
“坏政权”是办得到的。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
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而美国外交历来有两个基本方面：务实主义（基辛格主义是典型代表）和“传教士情结”，两
者融为一体，交替占据主流。新保守主义的得势表明，“传教士情结”已居于上风。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
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的恐
怖主义”。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
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伊拉克战争是展示新保守主义“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一次以更迭政权为直接
目的的一场战争，它表明美国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
包括恐怖行动的“多重形式的多种威胁”，而恐怖行动有着“异己”国家支持和推波助澜的政治背
景。因此，对外动武不再局限于有限打击，而是通过彻底推翻“异己”国家的政权来实现政治目
标。这一政治目标就是：通过推翻暴政，在“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的渊薮打进一个楔子—
110
—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作为中近东的一个示范和政治重心，扩展自由的社会秩序，动
摇恐怖组织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在战争形式上，配合军事，强调实施政治、外交、经济、媒体各条战线协调，总体战特征非
常突出。从军事行动看，美英联军广泛地运用了特种战、空降战、心理战等多种战法手段。特别
是在指示“斩首”目标、破坏伊军防御体系、控制石油油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注重攻城与
攻心结合，采用了边轰炸、边向老百姓发放粮食等措施。注重空地结合，采用武装直升机开道，
攻城拔点、夺控要地，掩护和保障地面军队推进的战法。特别值得一提的事，美英联军以高度精
确化打击和“斩首行动”，通过空、地、海、天、电、特”的多维信息系统为支撑，实现了信息、
火力与机动一体联动，强调“不局限于决定性力量摧毁和消耗敌军事力量，而是致力于影响和控
制对手的判断和意志”的新战争观，提出以具有相当的力量性、精确性为手段，诱导、强制对手
接受美国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美军在战争中将“心战施压”提升至战略高度，其规模之大、
范围之广、手段之多，可谓空前。在两次斩首行动后，在美英高强度的、以领导层目标和军事目
标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精确化持续空袭下，伊拉克领导指挥体系陷入了瘫痪，领导层很快失去了控
制和组织防御和抵抗的能力，伊拉克战局急转直下，巴格达和提克里特也都随后出现了不攻自破
的境况，伊军的抵抗意志崩溃了。
伊拉克战争虽然遭到不少国家甚至美英的传统西方盟友的质疑乃至反对，但毫无疑问，新保
守主义的实践正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甚至影响世界秩序和宪政民主的走向，是值得全球高度关
注的。
九十九、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American Neocons and Communist China）
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保守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伊拉克战争导致萨达姆暴政
结束，以及2004 年美国布什总统竞选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将成为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思想。
虽然，新保守主义在21 世纪初主要应对的焦点是极端伊斯兰的原教旨恐怖主义，并且在这一
过程中还必须寻求与中国政府的有限度合作。但是，从宏观历史眼光看，反恐只是阶段性任务，
而日益壮大的共产中国，对文明世界，则是长远的心腹大患。
不像基辛格的现实外交── 不管制度差异而玩弄 19 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手腕，与之成对照，
新保守主义集中注意力于专制与民主、极权与宪政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上，因而新保守主
义的长期的主要假想敌必然是共产中国。
其实，在 911 之前，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已是非常明显。
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逐渐露出端倪。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美日
「安保防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澳大
111
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外围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京想
象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
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
其依据的逻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
并认为，美国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强国与周围国家
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任何
亚洲强国若与其它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布什上台后如此明显地独独青
睐北京，对中共施压﹖
原因在于亚洲的力量均势已经岌岌可危。21 世纪初的情势是，中国大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更
加骇人的是，中国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
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
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年来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控制言论、镇压异己分子和法论
功，对外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
是邓之后的北京领袖缺乏象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
所谓「大国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眩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匹夫之勇，自
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
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
﹔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原有「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
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在这场制度竞争中的硬力量力方面，共产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当大。
二十一世纪初的共产中国，与一九八○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国民收入、科研水平、
军工産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一九八○年代美国以年均
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就拖垮了庞大帝国苏联。若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
东亚，北京的总体力量能够应付吗？
北京比当年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是，
迄今对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一旦美中对
峙，这一优势将很快流失。
面对周边的隐含的不利局势，北京在21 世纪初的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共
产中国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五。
112
因此，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爲参考，推论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国民生产总
值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
除非它能获得钜额无偿外援。
以目前中共的军费比例的增长速度推算，共产中国在十来年后经济形势的前景是十分严峻的。
但北京似乎正在乐此不彼，加紧扩军。如此，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
对抗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消受不起，更加难办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外蒙古、
俄国甚至（在911 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国现在都向美国倾斜，不知不觉地，对共产中国的地缘
政治态势由新月形变成了环形包围圈。
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手段是压抑中共，使中共﹑
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防御体系。美国的力量均衡
原则需要某个象征性支点，由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由于台湾体制所象征的制度竞争含义，
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为履行美国在亚洲承诺的道义负担，美国力量以某种形式再次介入，
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体
制下并吞台湾，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间爆发冲突而影响地区稳定，在从日本到南中国海之间建立一
道安全保障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首要国家利益。
当然，不应否认，美国的第二项国家利益是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市场获取尽可
能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这一市场充满了与其它国家的商业竞争时，尤其如此。但应注意，即使
是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共之有求与美国也大于美国有求于中共。
当然，很明显，美国的这两项基本利益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时候，美国就必须确定自己
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即清楚何者为第一优先。布什与克林顿对华外交并无本质不同，但双方在
轻重缓急上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在911 之前，布什的白宫似乎对于慢慢等待中国国内的和
平演变越来越不耐烦了。
针对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当然会出手一些应对策略。一方面外交上放低姿态，暂时缓解与
美国的关系。他们并积极出访，争取奥援；此外，中共领导人也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严词反美，以
凝聚内部力量，并声称将以“后发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国的「包围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几张「牌」呢﹖一曰「市场牌」(即中国大陆潜在市场)，二曰「亚洲掌权
者的共同利益牌」。虽然中共很善于用那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作诱饵，周旋于各西方大国之间，
并诱使各国以对华绥靖政策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交换条件。但在根本利益上，从现实考量，
在关键时刻，各西方大国也好，亚太国家的利益也好，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与中共的关系之
上。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就
连一向惯于奉承北京的极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改变口风，贬低了自己早先提出的“亚洲价值论
“，并认为，亚洲国家有必要让美国涉足亚洲，以便「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
美中双方的软力量对比，对共产中国就更加不利。
113
从历史长程眼光看，目前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政权，并不是处于一种制度性稳定
的状态下。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条路，是坚持自己的共产牌号和政治极权统治，从而无可逃避地，被拖垮前苏联的同样
一根套索绞死。其悲剧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成为中共的人质，有可能成为一段混乱时期的
殉葬品。
另一条路，是北京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的宪政民主体制。那时，虽然
与美国等强国仍有竞争，但那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竞争，正如法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竞争一
样，不至兵戎相见，不会伤及国之根本。而且届时中国可以结盟的外交空间，可以比现在大很多，
其成败利钝，犹难定论。
因此，后一条道路，是在目前的外交困境中，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对中国人自不必说，
即使对现今中国上层的多数政治菁英，也不?鬲I 展抱负，留下历史功名之路。中南海衮衮诸公，
何去何从﹖请好自为之。
一百、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American Neocons and Communist China）
共产中国在与西方主流较量的软力量方面，差距甚至更大。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硬力量，甚至更取决于软力量。软力量主要指道义力量
与人才趋归。
当今美国与西方各国应对北京的阵容庞大而多元，政府里对北京持强硬政策的，多爲当年
击败苏联的参与者，积累了与共产党政体打交道的丰富实战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坚信道义在
他们一边，历史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资本主义、言论自由加普选制而非共産主义加新闻封锁言
论钳制。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进，不达目标不罢休。他们强调制度差异，因此对专制政权
更加具有进攻性。
最极端的新保守主义者反对试图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密切经济交往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
和军事上对北京更强硬。像当年对苏联一样，四面遏制，必要时不惜兵戎相见。
美国政治的左翼，也有对北京的极端强硬派。他们虽然在本国政策上与右翼争执不休，但出
于人权、西藏问题等原因，照样对北京处处打击。只不过他们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备。
美国诸派之你去我来，并不影响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基础和彼此对话。这就使得各种美中
关系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观念和新招数源源不断。
中西间的较量，中方的硬力量远逊于对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软力量。但北京甚至起体系
经不起智力、言论的开放。与美国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可称爲“黑箱战略”，
要点有三：
第一是封锁资讯。海外中文外文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和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
114
和广度报导，在中国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学会期刊、时事杂志和大报上，极少见到。这意味著，
中国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从事观念和知识生産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
衰存亡的资讯，处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有人说，不下达广大知识界的这类资讯，会上达中共高层。但问题在于，资讯的真僞优劣只
有在公开流通中才能被辨识。把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道里，一是会造成持续的扭曲失真，二会
帮助特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高领导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三会促使本国研究
素质的全面退化。
人们往往高估秘密资讯流通体制的效果。仅举一例：中国大陆经手台湾问题的机构不可谓不
多，人力财力不可谓不丰。然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大选的
情势连连误判！
第二是不允许公开辩论。举凡一切意义重大、攸关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中共上层都不允许
进行公开严肃的、客观系统的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只是小问题。其实小事无需讨论就可处理，
因爲处理错了也不影响民族兴衰，大事才亟需公开讨论。
第三是局限于小圈子内部。凡是来自「圈子外」的建议与忠告，北京基本上都不予采纳。这
个圈子近年来愈益收缩，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好像只剩下当政者自己、家属和贴身秘书。这种「只
信家人，不听外人」的管理模式，经营一个小企业尚可，经营大型跨国企业绝少成功。经营风云
诡谲的国际局势中的大国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洋人里，有许多基于坚实的研究和
近身的观察的新主意好设想── 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以避免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呼应
美国各界影响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体系的的力量，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权状况，以化
解国内外关系中的困境等等。对所有这些理性的建议，北京都不予理睬。
中西较量，北京硬力量远不及对方，软力量更是其致命伤。因此在反恐的暂时合作过去后，
如果北京仍不改弦易张，不进行进入国际主流价值体系的国家定位，那末，前苏联与东欧，就是
其前车之鉴。
美国在中国上空布下的天罗地网
最近几个月来，随著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的一步步展开，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
美日「安保防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
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
京想象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
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其依据的逻
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并认为，美国
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於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东亚强国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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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
任何亚洲强国若与其他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这次如此明显地独独青睐
北京，对中共施压？
目前的情势是，中国大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
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对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
了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
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一两年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镇压异己分子和法轮功，对外
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是现今北
京领袖缺乏象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所谓「大国外
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眩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
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
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原有「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
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鉴于中共的这种行为方式，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
手段是压抑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
防御体系。美国的力量均衡原则需要某个象征性支点，由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由于台湾
体制所象征的制度竞争含义，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为履行美国在亚洲承诺的道义负担，美
国力量以某种形式再次介入，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日政
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体制下并吞台湾，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间爆发冲突而影响地区稳定，在从
日本到南中国海之间建立一道安全保障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
另外，应当客观了解，美国的第二项国家利益是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市场获取
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这一市场充满了与其他国家的商业竞争时，尤其如此。但应注意，
即使是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共之有求与美国也大於美国有求于中共。
当然，很明显，美国的这两项基本利益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时候，美国就必须确定自己
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即清楚何者为第一优先。布什与克林顿对华外交并无本质不同，双方只是
在轻重缓急上有些差异。主要表现在，白宫的新主政者似乎对於慢慢等待中国国内的和平演变越
来越不耐烦了。
针对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当然会出手一些应对策略。一方面是其领导人积极出访，争取奥
援；此外，江泽民先生在最近的欧亚论坛上也希图建立某种心照不宣的反美统一战线。同时在中
共内部会议上严词指责布什，并表示将以“后发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几张「牌」呢？一曰「市场牌」(即中国大陆潜在市场)，二曰「亚洲掌权
116
者的共同利益牌」。虽然中共很善於用那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作诱饵，周旋于各西方大国之间，
并诱使各国以对华绥靖政策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交换条件。但在根本利益上，从现实考量，
在关键时刻，各西方大国也好，亚太国家的利益也好，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与中共的关系之
上。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就
连一向惯于奉承北京的极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最近也改变口风，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足亚洲，以
便「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
目前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政权，并不是处於一种制度性稳定的状态下。摆在北京
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条路，是坚持自己的共产牌号和政治极权统治，从而无可逃避地，被拖垮前苏联的同样
一根套索绞死。其悲剧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成为中共的人质，有可能成为一段混乱时期的
殉葬品。
另一条路，是北京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的宪政民主体制。那时，虽然
与美国等强国仍有竞争，但那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竞争，正如法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竞争一
样，不至兵戎相见，不会伤及国之根本。而且届时中国可以结盟的外交空间，可以比现在大很多，
其成败利钝，犹难定论。
因此，后一条道路，是在目前的外交困境中，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对中国人自不必说，
即使对现今中国上层的多数政治菁英，也不失为施展抱负，留下历史功名之路。
一百零一、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面对前述严峻的 21 世纪初的国际情势，
北京政权总体回应的方向是什么呢？首先，是对国内的政治控制加强了。犹如满清末年在光
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后，清王朝的反应不是更加开放面对世界，而是恐慌于政权不稳，停止了
新政改革措施。中共的危机感与满清末年统治者的危机感如出一辙，并且都导致了对民间的严厉
镇压。
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仍有一些正面的发展，然而在政治上，在人权侵犯方面，残酷荒诞黑
暗之事，所在多是。
六四屠城后，北京政权从左派极权(leftist totalitarianism)向右翼专制(或称右翼威权主义
rightist authoritarianism)逐渐转变。国际社会与知识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就是，中国的演
化，很可能像台湾、南韩等社会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上逐步从右翼专制演变成
宪政民主制度。
然而，从21 世纪初镇压思想言论的程度看，北京已经不止是右翼专制，实际上在滑向某种新
纳粹极权体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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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但却坚决抗拒自由民主。的确，国
有制已日益崩塌，私人财产将获得宪法保障，商人被吸收入党。整个国家都成了一个商业公司：
军队整个或者部份拥有企业、公司大股东同时是政府官员，但是，这离宪政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
岂止十万八千里！然而，这究竟是个什么怪胎？
熟悉历史的人，总觉得似曾相识。事实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就有过这
种“制度创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而所谓“公司国家”，
其核心是墨索里尼创造并实施的"工团制度"，使各行业选举代表直接参与国政(很像中共在香港推
行的行业比例代表的形式)。这是在意大利法西斯文化改革试验中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一项制度创
新，这就是国家社团组织。为了缓和同工人日益增长的矛盾，为了欺骗和笼络工人，将职业工会
改为法西斯工团，并提倡劳资合作，发展生产，效忠国家。
中共官方报道说：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按
照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的解释，这种"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的重商主义"，就是"民族（国家）社会主
义"。而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如假包换，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
实际上，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工团制度更疯狂，具有宗教狂热。
在反自由主义方面，民族社会主义与中南海的取向也有相当共识：都认为自由主义是为富人
所操纵的一种体制，自私并且缺乏爱国心。民族社会主义轻视自由、平等和幸福，提倡服务、忠
诚和纪律。它视国际主义为懦弱，国会制度为无能。它特别强调意志和直觉。为了使个人放弃其
个别的利益以追求集体利益，其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事战争。
此外，在功利主义地利用传统文化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有高
度共鸣。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们，悄悄地抛弃了毛泽东毁灭中国文化的文革狂热，相反，
用中国传统把他们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就正如在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重建了罗马，提供了
一个用视觉回忆古代辉煌的机会；希特勒用他最欣赏的传统式建筑布满第三帝国一样，有异曲同
工之妙。
中共近年来对言论自由的非理性空前残酷镇压，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都显示了
北京统治集团从左翼极权向右翼威权统治的转向，而其极端状况，则是从共产主义向法西斯主义
的转向。
一百零二、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由于江泽民政权导致的贪腐泛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其继任人胡锦涛跨入权力交接的轨
道后，政治方向出现左倾回潮的趋势。
2002年12月，胡锦涛刚接任中共总书记，首先就到了西柏坡“朝圣”，做出了重温了毛泽东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姿态，还走访了西柏坡当地的一些农户── 今日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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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全面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的胡锦涛居然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
朝鲜。”
当然，在2003 年“萨斯”危机期间，胡温等曾一度开放资讯流通，摒弃了导致疫情大面积扩
散的中共的封锁信息传统。但很快又故态复萌。当然，在国际上，胡锦涛也曾指出，民主是全人
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但在国内党内，却噤口不言
鉴于胡温新政权对媒体的封锁以及对异议知识分子的镇压都超越了前任，总起来说，中共当
局正在有限度地摆回毛泽东主义的左翼极权。中国再次进入某种周期性的循环，掉进“两极化线
性政治摆动”的陷阱。
一方面，是由于胡锦涛未能逃出共产政权权力转移时期的“左转”机制：在转移权力的此种
微妙权争时期，因为没有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为“党的利益”作现实实用的决策，各位权力“备
胎”为防政治对手抓住把柄，都纷纷表态忠于意识形态原则，向“左”靠。这是微妙时期的防身
求稳安全之道。因此，它导致短期内出现“左转”现象。
另一方面，也由于毛的政治遗产和邓的政治遗产，已经成了中共政治走向的两个基本参考系。
中共领袖们的视野已经完全被这中共的左、右传统的两极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二十多年来，人们看到，当毛的极左路线导致天怒人怨，经济萧条，走入死胡同时，邓路线
即应运而生，起而纠偏。当邓路线“与时俱进”，导致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社会不公，贪腐泛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弱势阶层生计艰难，挣扎于贫困线边缘时，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使之
只能回溯到毛泽东，又怀念起毛时代的平均化和清贫极权，摆向了毛的民粹主义，并把毛的左倾
路线抹上一层理想色彩。如此，反复循环，左右摇摆。
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采取完全另类的、世界主流的生存方式、制度形态。倘如此，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