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抢运工作不得不停止，而此时库中尚有2900箱文物。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在南军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位于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被日军占领，日军将里面的文物搬出，将库房改造成了一家伤兵医院。
而此时从南京抢运出的故宫文物从北线、东线、南线三路向贵阳进发，最后决定向四川运送。
1944年2月南线文物进入四川。南线文物一共80箱，全部存放在距重庆40公里的小山村飞仙岩，直到抗战胜利。
中线一共9369箱文物，又由轮船从南京运往武汉，1938年底，这批国宝全部运至重庆。最后存放在乐山的安古镇。
北路文物从南京出发后，在隆隆炮声中驶过徐州抵达郑州。
运送故宫文物的列车遇上了大轰炸。万幸的是在空袭中，列车被铁路工人拉到了距站台一公里的地方，躲过了轰炸。
1935年5月，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奔波之后，这批文物终于安置在峨眉山脚下的大佛殿。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炮火中，整个文物南迁分行三路，历时将近10年，行程万余里。
1945年8月，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之后，中华民族迎来了抗争的胜利，游离在外的故宫国宝也终于盼到了回家的希望。
但在文物刚刚到达南京，返运北平尚未提上议程之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开始为退守台湾做准备。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精选出2972箱，和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等单位的数千箱文物精华一起运往台湾。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外双溪成立，成立之初台北故宫的馆藏几乎全部来源于故宫的南迁文物，从数量上讲，最终运到台湾的文物虽然只占整个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这部分却是故宫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
今天，历尽历史沧桑的故宫依然静静地坐落在首都北京的中心，它的形象已深深地植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五）：庐山
自然遗产：庐山
庐山的云雾神秘莫测变幻无穷。
庐山第一高峰为汉阳峰。相传四千多年前，大禹就曾端坐于此，观察长江洪汛，思考如何疏导九江。
另一个传说，西周时叫匡俗的人，一心修炼，周天子派人四处搜索,当找到匡俗的住处时，匡俗已化羽成仙，仅存所住的草庐。所以后人便称此山为匡庐、匡山。
实际上，庐山之名是与其山形地貌密切相关的。这里的山岳平地而起，四周险峻挺拔，中间平凹，整座山好像一个巨大的箕筐。
早在魏晋六朝时期，庐山就成了文人政客争相前往的地方。公元405年，已经41岁的陶渊明辞去了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重返庐山的田园村庄，从此再也没有走出庐山。陶渊明用一首《归去来兮辞》，抒发了他当时脱离官场而感到浑身轻松的心情。
公元381年，高僧慧远在庐山定居并建造了东林寺。不久，慧远在庐山创建了净土宗，信者众多。东林寺也就成了净土宗的发源地。
由于东林寺的存在，东晋的帝王将相、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到庐山建筑寺庙进行修炼。据传，佛教鼎盛时期，有70余座寺庙分散在庐山的99座奇峰幽谷之中。慧远和东林净士宗的教义也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把庐山东林寺的慧远称为祖师。
慧远在庐山隐居历时30年，他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领袖，庐山因此也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
在东林寺前的这条迂回曲折的小溪，叫虎溪。溪水上的小石桥叫虎溪桥。文坛千古佳话“虎溪三笑”便出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胡小伟：“这三个人都和庐山有一段佳话。陶渊明曾经在这附近归隐过，代表了儒家的这么一种寄托。慧远最早开始本土化中国佛教。陆修静在宋朝也是很重要的道士，所以就是把这三个人组织在一起。它还代表了一种从三教从冲突，到磨合，到圆融这么一段思想文化的历史。后人为了给三教圆融找一个纪念的地点，就选到了庐山虎溪。宋朝人给它画了一幅画叫《虎溪三笑图》，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在上面题字，使“虎溪三笑”的故事，作为一个美谈延续下来。”
在庐山五老峰之下，有一个白鹿洞书院。南唐时期在此置田建学，称为“庐山国学”，当时有学徒数千人。北宋初期，白鹿洞书院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北宋末年，因战争频繁人们无心学习，白鹿洞书院渐渐荒废。
公元1179年，朱熹决定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书院亲讲学授课。
朱熹理学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他在白鹿书院的教学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阐明义理，并要求学生实践。他编的书深受学生欢迎。
朱熹也极为注重教育方法，他提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读书原则，并且提倡师生之间质疑问难，能者为师。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这一时期，使白鹿洞书院达到极盛，前来求学听课的人数不胜数。一度成为江南名儒学士荟萃之地。
继朱熹以后，陆子静、王阳明等理学大家相继到这里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胡小伟：“江西在宋代的整个书院文化是比较发达的，书院文化跟国家办官学，有两大不一样：一是官学是为科举体服务的。书院教育最初它是一个民学，以传授学问培养人品道德修养为主。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应试制教育。它就需要盖在一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886年的冬天，一位英国传教士登上了庐山，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德立。他看上了庐山牯牛岭的一块平坦地带。他很快得到了牯牛岭这一带土地的租借权，时间长达999年，李德立将牯牛岭改为“牯岭”，并成立公司，开始了他全面的规划和建设。
庐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施工工地。西方的设计者，把庐山的别墅，设计成完全与中国的建筑风格不同的式样。这些西方化的建筑，虽然有些另类，但它们却被有着深厚古典文化的庐山所接受包容，这使庐山变成了一座格外有意思的山。
1927年的庐山，已经有了560栋别墅，居民多达几千人，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16个国家。用大学者胡适的话说：“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庐山不仅建有代表世界各国建筑风格的别墅，而且在别墅区内还建有学校、医院等生活所需设施。在1921年出版的《庐山的历史》一书中曾这样记载：“牯岭的娱乐设施是无与伦比的。”
庐山的别墅最具特色的是矗立在别墅间的教堂。每年夏天，来此避暑的西方人去教堂做礼拜成了避暑休闲中的一件大事。这是坐落在别墅区内的一座美国教堂。
1930年，恰逢北伐战争后期，这时的庐山，出出进进的多是军人装束的国民党要员以及一些文人雅士。
1932年，汪精卫买下了一幢编号为87号的别墅，汪精卫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明合暗分。即使在清爽宜人的庐山，两人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1946年，庐山管理局将这幢别墅作为汉奸财产予以没收。
离汪精卫别墅不远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美庐别墅。
蒋介石共在庐山召开了十一次重要会议，内容最多的是“如何围剿共产党”，蒋介石不仅在庐山上开办了军官训练团，而且还使庐山成了党政人员的训练所，庐山这座仙逸清静之地成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骨干的重要基地。
1937年，南京被日军包围，蒋介石和宋美龄飞离了庐山。等他们再回到这幢别墅时，已经是1946年夏天了。
1948年8月，蒋介石为他喜爱的这幢别墅题写了“美庐”二字，他让石匠，将这两个字刻在了一块天然的大青石上。10几天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了美庐，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959年，毛泽东第一次上了庐山，就下榻在这幢别墅里，有关人员安排石匠准备将“美庐”二字凿掉。毛泽东制止了这个行动，从此以后，“美庐”二字再也没有人动过它。
胡小伟：“从人文意义上来说，庐山只有一个，泰山只有一个。”
一位筑师在游览了庐山以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庐山是安静的地方，是让人沉思反省的地方。”这也许就是庐山文化带给我们的独特感受吧。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六）：泰山
自然文化遗产：泰山
泰山，五岳独尊，雄居于华北大平原之上。
历史记载，第一个登上泰山的皇帝是秦始皇。
保存在岱庙的两块残石，9个半篆字是由秦丞相李斯书写的，俗称秦刻石，原本立于岱顶，碑文记述了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登峰泰山，周览东极的赫赫功业。
秦始皇在此筑坛祭天，表示归功于天，这叫做“封”，然后他又下山后到山前的小山丘上设坛祭地，这叫做“禅”。封建时代的泰山封禅由此拉开了帷幕。
秦始皇封禅泰山，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正式向天地隆重报告它的庄严诞生，泰山成为江山一统的神圣象征。
一百多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实施他准备多年的封禅计划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封禅泰山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扫平宇内、一统天下；第二，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第三，必须不断有吉祥的天象出现。为了消除封禅期间边境发生战事的隐患，汉武帝率领18万骑兵，北出长城征伐匈奴，位于长城外边的匈奴闻风远逃。于是汉武帝欣然东行，他首先祭拜华山，然后再祭嵩山，最后来到了泰山东麓，在山脚下举行封禅大礼。
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封禅泰山的意义开始受到质疑。刘秀自愧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可是他也要登封泰山。建武32年，也就是公元56年，光武帝终于登上了泰山。从此，泰山封禅不再是有作为皇帝的专利，那些不那么显赫的帝王也纷纷举行泰山封禅的祭礼。
作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13年决意封禅岱岳，谢诚于天。从他开始，泰山在帝王心中的地位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唐玄宗下令将泰山神封为“天齐王”，泰山虽然与天等齐，但毕竟还是王一级。这同过去被奉若天神的泰山相比，地位委实低了一些。
公元1004年，萧太后率20万辽军大举南侵，直逼宋都开封 。软弱的宋真宗赵恒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要向辽国交纳白银10万两、绢20万批匹。
公元1008年初，宋真宗亲自导演出一幕泰山降天书的闹剧。当金秋十月到来的时候，宋真宗从汴京起身，东封泰山，想借泰山之力来镇服敌国。岱庙天贶殿里的壁画《泰山神起跸回銮图》，真实记录了当年宋真宗封禅时的豪华与奢靡。
宋真宗走上泰山极顶后封建帝王封禅泰山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通天街，是登封泰山的引子。它的尽头就是岱庙，岱庙是封禅活动的起点，古代帝王登封泰山举行祭祀大典时便居住在这里。庙内建筑群突出了一条长达400米的南北中轴，正阳门、配天门、仁安门、天贶殿这些主要建筑沿着轴线依次展开。被誉为我国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的天贶殿，高耸于露台之上，显示出神权和皇权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尊严。
一天门，是天梯的起步处。跨入了一天门，人仿佛进入了仙境，红门宫、飞云阁、万仙楼、斗母宫、一路上神府仙宫接驾，游人已是半人半仙。这一路山水相嵌，林木幽深，的确是风月无边。
过了壶天阁，就看见中天门了。只有登上中天门，云步桥断层所形成的泰山胸腹，完全敞现在游人面前时，泰山才露出它峥嵘伟岸的胸怀。
北京大学教授杨辛：“在中天门看南天门是一个最佳视点，因为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对泰山整体雄浑的气势，表现的最充分。”
南天门坐落在飞龙岭和霞凤岭夹峙而成的山口上，是登山者心目中一个攀登的目标，天门云梯也就是成了泰山的标志。18盘是登山路上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共有1597级台阶，不足一公里的盘道，垂直高度却有400余米，可见其陡峭的程度。
年过八旬的杨辛教授说，“泰山的魅力，在于攀登”。这位曾经38次徒步登上泰山的老者，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泰山的内涵。自古以来，攀登泰山就是启迪人生的精神之旅，不同时代的登山者把他们的感受化为警句，刻在了盘道两侧的岩石上，激励后人不断进取攀登。
进了南天门，便是登封泰山的天子们眼中的仙境了。天街、碧霞祠、玉皇庙、瞻鲁台，在仅有0.6平方公里泰山顶上徐徐展开。这一组建筑与山下的通天街、岱庙遥相呼应，所不同的是从山下的人间已进入了仙境。
2400多年前，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孔子来到了泰山，春秋乱世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登上了泰山极顶。
在孔子当年站立过的岩石上，一位清代的泰安太守刻下了这样两句话：“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 。
从孔子开始，一直到以后的2000多年里，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陆续来到泰山揽胜。自春秋时期以来，历代仅有名有姓的诗人歌咏泰山的诗歌有近千首之多，一些诗篇和词句被后人刻在泰山的岩石上，成为泰山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诗人们在登泰山过程中，随着山路两旁的景色不断变化，渐入佳境，对泰山的理解也随之渐渐入深。
那些题咏登山的诗歌，真实记录了登山途中的风景，同时也写出了登泰山时的兴奋心情。
快到南天门时，十八盘那陡峭的石阶，就像是有意给人们安排的最后考验“云梯挂青壁，仰见蛛丝微”。明代诗人王守仁的这首《登泰山》，生动地描绘了十八盘的艰险。
在歌咏泰山的诗歌中，并不仅仅是单纯对景色的描写，而是通过描写景色来抒发登山的感受。因此，借泰山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就成了泰山诗歌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迢迢造天庭”的泰山，往往激发起人们奋发向上的豪情。晋代文人陆机“长吟泰山侧，慷慨激楚声”的诗句，道出了登泰山时诗人们的共同感受。
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来到了泰山脚下，在这里，杜甫留下了他那首咏赞泰山的那首诗篇《望岳》，而这首诗，在历代咏赞泰山的诗歌中，力压群才，堪称千古绝唱：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分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陵绝顶，一览众山小。
泰山于1987年被评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这不仅因为泰山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因为泰山已经同黄河、长城、长江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世界上很难有第二座山像泰山那样，几千年来深入到整个民族亿万人的心中。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七）：苏州园林
自然遗产：苏州园林
20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希望自己的东方馆中能有一处表现中国园林的景观。他们专程派人来到中国，当时我国的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推荐了中国的苏州园林。
中国的古典园林，除了皇家园林以外，还有一种属于官吏、富商、文人所有的园林，它们被统称之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就是现存的私家园林的代表。
私家园林之所以集中于南方，是因为南方地区具有造园的自然、经济与人文等诸方面条件。建造山水园林需要山和水，尤其是水。江南江流纵横，河网密布，水源十分丰富。园林堆山，除土以外，不可缺石，而江苏、浙江一带多产石料。
江浙乃古代鱼米之乡，手工业发达，苏杭一带自两汉以来即盛产丝绸。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得以繁荣。经济的发达给造园提供了物质条件。
随着宋朝廷的南迁临安，大批官吏、富商拥至苏杭，造园盛极一时。明清两朝以科举取士，江南中举进京为仕者，人数众多。他们返回故里后，多购置田地，建造园林。尤其在清朝后期，由于北方战乱，官僚商贾纷纷南逃，在江浙一带购地建造宅园，偷安一方。这批文人不但精心经营自己的宅邸，还亲自参与设计，这个时期在造园的质量和数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使江南一带成为了私家园林的集中地区。
江南自古文风盛行，南宋时盛行文人画与山水诗，众多的文艺形式和园林相互借鉴，在美学上都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就拿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昆曲而言，虽然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和园林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在美的追求上却是高度一致的。
自明中叶以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园与曲起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曲名和园名有关，而曲境和园境更互相依存。士大夫造园必须先造花厅，而花厅又多临水，这些花厅都兼有欣赏曲的功能，如苏州怡院的藕香榭、网师园的濯缨水阁等。
在苏州拙政园的西部有一座名为“三十六鸳鸯馆”的花厅，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屋顶，这种被称为卷棚顶的建筑形式，不但美观，避免了屋顶的外漏，更重要的是他极大的提高了，在这里演唱的音响效果 。
苏州园林，以雅为重，雅曲、雅致、雅淡，无一不突出一个“雅”字。而昆曲之高者，将就要有书卷气，其本质上是一样的。苏州园林有隐有藏、有高有低、有动观、有静观，人游其间讲究一种悠闲的情绪。而昆曲亦正如此，一唱三叹曲终而意未尽。
胡小伟：“其实戏剧和园林最大的关系呢，有一句话叫移步换景：走一步呢，这个景象就另外是一个样子，但实际上这个是从中国里面，从中国的绘画理论里面发展过来的。”
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在苏州园林是最古老的，今天去看，也是班班驳驳，透出古的气息。它没有其他园林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却另有朴实厚重的滋味。
宋朝诗人苏舜卿无罪被贬返回家乡苏州。就是他建造了沧浪亭。
沧浪二字取自《楚辞》“沧浪之水浊蹊，可以濯我足”。苏舜卿发现造园似乎为自己满腹的才学寻找到了一个舒解的途径。
沧浪亭以水还原？（环园？），在围墙深深的在苏州园林里可谓独一无二。将亭内的山，与亭外的水，联系起来的，是条复廊。寂静的复廊里，似乎可以看到前贤的身影，近水远山，皆有情，苏舜卿侧仗而行。
拙政园是苏园中最大的一处，园主王献臣力图在这个园中的水面之上，林木之中能造出四时之景，他极好地从中国的戏曲中吸收了养分，力求达到戏曲中“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会万师”的效果。
有史料记载拙政园，一段时间里曾是江南织造的曹家的私园。传说，曹雪芹有关大观园的描写，灵感多来自于拙政园。
拙政园几百年来，几经分合。或是私人宅院，或是王府所在，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就在这里不断上演着。
狮子林是拙政园的彼林。在几十步的距离内，有这么两个名园，足见苏州园林之盛了。传说，园中的每一块太湖石都具狮子状，其实狮子林是取意佛教如来讲经时如狮子吼的意思。它最早是一位禅师为纪念自己的老师而建。
在狮子林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它的假山堆石“人道我在城市里，我道却在万山中”。堆山是苏园中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手法，堆山无论用土用石都力求达到自然山脉的效果。
造园重在一个构字，只有前后相承、水乳交融，才能如行文流水般一脉相承。
园因景胜，景因园异，如拙政园以水见长。 网师园和狮子林则以山独步 。
留园以建筑群的巧妙安排与华丽深幽著称。绕水一周，等于穿过了一年中的四个季节。从清风池馆出发，行数步至涵碧山房，这里是欣赏荷花的好地方，所以又称合荷花亭。
苏州向来是江南繁华之地，文人荟萃之所。这里有文征明这样的一代书画名家，也有沈三白这样的潦倒文人 。说有关苏州园林的诗词咏叹，已到了不可记数的地步。在这些文人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当时清代乾嘉时期的沈复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一本近乎于自传的散文，兼谈生活的艺术，并刻画了沈三白的妻子芸娘的形象。沈三白和芸娘这对夫妇能超脱尘俗的压迫，善于对待忧患，相信布衣饭食可乐终生式的恬淡生活，是最世上最美的。
沧浪亭是沈三白的近邻，那片沧浪之水曾是这对美满夫妇的泛舟之处。
这本薄薄的《浮生六记》在两百年后，被林语堂先生翻译成了英文，在国外异常的畅销。每一个读者都羡慕书中的那种恬淡生活。
在《浮生六记》中沈三白是这样描写沧浪亭的：檐前老树一株，浓荫复窗，人面俱绿。
隔窗游人往来不绝。过石桥，进门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树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周望极目可数里，晚霞灿然。少顷，一轮明月已上树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
这就是苏州园林给一位真正的苏州市民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走在苏州的小巷里、只要你随便伸手触摸一块青砖黛瓦，你或许就可以触摸到数百年的历史。从老苏州家中藏的宋版线装书里、从那些精美的明清青花瓷器里，从昆曲票友咿咿呀呀的排曲声里，点点滴滴的细心体味，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接近真实的苏州，你才能体味到真正的苏州园林。
正如遗产委员会所评价的，没有哪些园林比苏州园林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再造乾坤。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八）：丽江
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约瑟夫·洛克，美国颇有争议的植物学家、探险家，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旧怀念着中国的一座古城。他躺在病床上写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将回到那里完成我的工作……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孤独地呆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候上帝的召唤。这座令洛克魂牵梦绕的古城就是——丽江。
1922年2月，洛克受美国农业部派遣，来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地处滇西横断山脉与滇中高原的交界处，北部是金沙江和玉龙雪山。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古称“大研”。公元1258年，忽必烈在这里设立丽江军民宣抚司，从此正式更名丽江。
总面积3.8平方公里的丽江古城，朝任何方向敞开。为了防止冬季偶然到来的寒风，丽江古城的街道很少笔直贯通。为了便于人畜行走，邻街房屋的墙角多采用圆弧。
丽江丰沛的水源来自玉龙雪山脚下的黑龙潭，潭水分中河、西河、东河三股水系流入城内。中河是古老的自然水系，它将古城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河和东河是人工河。
丽江有“高原姑苏”之称。丽江人自古以来对水就有一种独特的感情，上午10点以前不在河里洗菜、洗衣服，大家集中在这段时间挑饮用水。
丽江古城内，各式公用桥梁就有７６座，平均每平方公里３５座之多。这些桥多数是明朝年间所建。
丽江古城里的房屋多沿水而筑，随着水势构成一条与河流并行的建筑长廊。形成“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水乡景观。
丽江古城的民居极有特色，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三坊一照壁”的布局方式，这种布局从清朝雍正元年就已经形成。
“这是一座‘天人合一’的古城，人与自然结合地如此完美”，约瑟夫洛克这样评价丽江。“在我动荡的人生中，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欣赏过像丽江那样宁静、幸福的生活，那是天堂。”
解放后，当时的政府决定迁出古城在周边发展。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人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边寨古城。
奇怪的是，丽江城内连城墙的痕迹也没有。丽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呢？
丽江纳西族学者宣科：“明代的时候,丽江的土司姓木。盖了城墙就变成困，从前这非常忌讳。另外一个是它四通八达，这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中转站，非常重要。从这儿到处都可以去。”
丽江的石板路全部取材于周围的大山里，当地人把这种石材叫“五花石”。
唐朝文成公主把茶叶引入西藏。由于当时那里不能种植茶叶，所以他们只好用高原特产来向中原交换，日子久了就形成了“茶马互市”，而那些连接青藏高原牧区与川、滇产茶地的必经之路，便被人们称作“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出发，经大理、丽江，将云南的茶叶和盐运往西藏甚至更远的地方。
骡马是当时这一区域惟一的运输工具，而马帮是这一带惟一的运输方式。马帮将物资的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
一队马帮一般来说由“马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锅头”即马帮首领的俗称，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茶马古道就是靠这些马帮连接起来的，成为大西南地区的联系纽带，也成为中国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又一条通道。那些马帮驻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就成了后来的城镇。同时古道上经济物资的大量交流，带来了相应的文化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的纽带。
从清朝嘉靖时期开始，丽江人把那些赶着马匹前往西藏做生意的人叫做"藏客"。他们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而且进入了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据一些资料统计，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户竟有1200多家。
丽江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关口。丽江纳西人把丽江古城叫做“本知”、“巩本”在纳西语里是仓库的意思，“知”就是集市。
丽江城里多土少石，为了经受得住骡马的踩踏，丽江人专门从山里运来石头铺设路面。
宣科：“丽江是马帮的一个最重要的重镇。从思茅、普尔，从那个地方带来茶，到下关，他们就整成形状。在丽江一垛一垛地准备好。由于他四个月才到目的地的，又是非常艰苦，所以在丽江要休整。然后就进藏了。”
87岁的赵应仙老人年轻时，曾是茶马古道上一个响当当的纳西族“马锅头”，他带着自己的马帮，在丽江、西藏和印度这一条艰险的旅程上来来往往。
丽江是我国纳西族生活最为集中的地区。一种学说认为，居住在丽江的纳西族是古代羌人的一个分支，大约1700多年前从四川南迁而来。
在纳西族的传统中，有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的说法。古代纳西族母系氏族社会的制度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如今，形成了古城里女人当家的奇特民俗。
身着传统服饰的纳西族妇女，在古城任何街巷都能看到。这种传统服饰，俗称“披星戴月”。纳西族妇女也以辛劳著称。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她们：娶个纳西姑娘就获得了人身保险。
相比起妇女，古城里的男人们则十分悠闲。他们中有很多精通音乐和绘画，执迷于本民族的古老文化，成为纳西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赵应仙老人今天就是纳西古乐队的成员。
纳西古乐是广泛流传于丽江民间的一种古典音乐，被誉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
半个世纪前，旅居丽江的俄国人顾彼德曾描述到：“这是地道的中国古典音乐，它超越时空，似乎描述这样一块乐土：在这里多么宁静、安谧，有着不灭的和平、大同。”
宣科：“音乐传下来的有三个原因：一是交通不便；二是古文人多，因为这是文人雅集型的细乐，所以文人把文人的音乐传到今天；其次呢，丽江的青少年崇拜文化人；另外，它传来的时候是古时候的一种文字的谱 “工尺谱”。谱传、口传同时进行。据我们所知，今天去丽江游览观光的人都要去聆听纳西古乐，而纳西古乐也已经成为纳西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的形式，正式将丽江古城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丽江以其古朴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示了其东方文明的神秘和魅力。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九）：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1918年春天，他来到北京西南50公里处的周口店，试图寻找远古人类留下的踪迹。
安特生一行来到被当地人称作“龙骨山”的北坡进行考察。安特生发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会不会是用来切割野兽肉的呢？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中国人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
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3年后，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访华时正式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师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并最终将其主人命名为“北京中国猿人”。
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无法令人信服。
在步达生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圆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学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双方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三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作了规定：
“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的发掘和后来新生代研究室的成立。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地。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
周国兴：“除了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呢，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他（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岁的贾兰坡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
两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
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十五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1936年，工作单调地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也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记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细细端详。
贾兰坡挑选了三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着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是同一个人头骨化石无疑。
下午，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
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
之后进行的发掘中，又一个头盖骨出土。
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就是中国猿人遗址中，先后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颌骨、牙齿等骨骼化石，估计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世界许多古人类化石遗址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圆之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化石数量，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周口店发掘工作全部停止。
发掘停止后，科学家们只好着手修理和研究化石。当时重要的资料都存放在美国人主持的协和医院内，所以研究工作暂时没有日本人的滋扰。
到了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驻华的美国侨民开始陆续撤回国内，日军开始侵占一些美国在华机构。
当时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希望能将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
经过国民政府的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接收这批古人类化石，并负责把这批物品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装（箱）了以后送到博文的办公室，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再也没有中国人看见或者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
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当时我的上司对我说，让我直接回国。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将放到我的那些运回美国的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秘密的。”
火车的目的地是秦皇岛，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接到命令，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
但是三天后，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弗利和戴维斯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从此，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
新中国成立，周口店在暂停了12年后，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两块猿人的枕骨和耳骨，它们连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块颞骨，最后被复原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头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好的惟一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二十）：都江堰·青城山
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在战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上，一座最初为军事运输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竟然将一条大河重新改道变了流向。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为成都平原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这个水利工程，就叫“都江堰”。
公元前四世纪末大一统前夜的中国，正处于战国诸雄对峙，激烈兼并的大动荡之中。当时中国北方的霸主秦国大将司马错提出建议，先攻战南面毗临的蜀国，利用蜀国占据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江而下，吞并当时惟一能与北方大国秦国相抗衡的楚国。这个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的军事主张被秦惠文王所采纳，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了蜀国。
公元前280年的秋天，秦灭蜀三十年后，大将司马错南下东攻楚国。然而在夺取了楚国的商喻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之后，军队却因为粮草和兵马不能及时补充，在商喻陷入了瘫痪，无法继续深入楚国。
因此，把岷江改道使其经过成都的想法，在司马错借伐楚之后开始酝酿。
公元前272年，三十岁的秦国人李冰，来到蜀郡担任郡首。上任后的李冰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行程七百多里，开始了水情勘察工作。
公元前270年，一部精妙的治水方案终于出炉。方案中提出，如果在蜀郡首府成都建立航道，必须先在岷江河道上建起一个既能引水又能防洪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是这条战争补给线能否形成的关键。
岷江，是长江最大最长的支流，不仅水势凶猛，而且全年水量不稳定。在岷江河道中哪一个位置设置工程，才能最佳的控制水的流量将会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经过考察，李冰选择了在山丘和平原的分界点上建造都江堰，以锁住岷江的咽喉。
工人们用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岷江江心建起了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当江水流至鱼嘴时，自然分成了内外两江。其中内江为引水河，也就是岷江改道通往成都的工程。在这时，李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尖山成为了内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
为了把水引入成都平原，李冰决定开山辟水路。如果只能依靠钢钎和石锤凿打，凿开尖山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而秦国的统一大业却迫在眉睫。李冰决定对岩石使用火烧水浇的方式。经过热胀冷缩，岩石崩裂疏松之后，民工们才腰系吊绳，登上虎头岩，挥锤凿打。
历经八年，虎头岩的山体，分出了一条宽20米的水路。工程的关键部分，航道入水口的建成，使岷江水进入了平原。后人为了纪念李冰把这个入水口称为宝瓶口。
公元前256年，历时14年之后，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建成竣工，开始了它对四川平原持续至今的影响。
此后在从成都出川的畅通水路上，飘满了船泊，岷江上游沿岸的木料顺水而下，运往成都制造战船，士兵和兵器都直接在成都集散。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又有十万秦国人，陆续从北方迁往蜀地，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垦广阔的平原。
公元前223年，秦国率百万大军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进入长江，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