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既孝顺、又为民，清漪园便名正言顺地破土动工了。
中国古代造园，历来有这样的说法，园林的规划设计，三分在工匠，七分在主人。乐山好水的乾隆，前后六下江南，游览过扬州、苏州、杭州、无锡和海宁等地的私家园林。凡是他喜欢的风景名胜，都作为营造皇家园林的粉本。清漪园正是参照了江南园林的布局而规划兴建的。
昆明湖的面积与周围远近山峦的比例、环湖及湖中的景点，都是杭州西湖的缩影。西堤及六桥无疑仿效的是苏堤六桥；昆明湖西北水域的河道走向、长岛“小西泠”以及柳桥、半壁桥、荇桥、九曲桥的布局，显然是扬州瘦西湖的复制。谐趣园则是无锡寄畅园的翻版。
在这座皇家园林中，不仅有现实中的山水胜景，还包括园林主人理想中的神仙境界。
乾隆二十年,清漪园全部竣工。面对建成后的清漪园，乾隆皇帝喜不自禁。他写诗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客观地说，从整理西北水系的效果上看，清漪园的兴建确时是造园与水利工程相结合的比较成功的例子，但好景不长。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漪园和其他皇家园林一起被侵略者肆意抢掠并放火烧毁。
颐和园原总工程师耿刘同：“我们一般都知道烧了圆明园，实际上“三山五园”都是焚毁了的，都是由他（额尔金）焚毁了的。1860年的10月6号到9号，他第一次就焚烧了圆明园。那么又过了好多天，大概10月18号到19号，他就派遣英国的叫密克尔骑兵团骑着马去放火，焚烧了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把这些园林都给烧毁了。”
1888年2月初1，为了庆祝慈禧的六十大寿，光绪皇帝颁布上谕：改清漪园为颐和园。在这份上谕里光绪解释说：“除了想为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献上一份寿礼外，也是为慈禧撤帘归政后准备一处颐养天年、休息游乐的地方，以尽孝道。”颐和园的名称取自“颐养冲和”之意。上谕发布时，修复颐和园的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年零四个月。
为了给修复颐和园筹措经费，慈禧绕过管工程的工部和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内务府奉宸苑，授意刚刚在“洋务运动”中成立的海军衙门直接负责颐和园重要工程的招标与验收。
为了把重建颐和园和海军经费拉上关系，光绪二十年八月，慈禧恢复了昆明湖的新式海军操练，并在“耕织图”旧址建立“水操内学堂”，以掩人耳目。
按照儒家礼制，皇家园林也要仿照紫禁城，设置外朝、寝宫及后苑。
以仁寿殿为主的外朝建筑群，采用了逐步缩小殿前面积，逐渐增加建筑高度的方法，来强化宫廷气氛。
皇太后居住的乐寿堂、皇帝居住的玉澜堂和皇后居住的宜芸馆，是组成“寝宫”的三处院落。皇太后最珍贵，自然住在坐北朝南的乐寿堂。
颐和园里有许多规模不等的寺庙建筑，在这些建筑里表现了清代帝王们崇尚佛教的思想。为了巩固多民族的封建帝制，清王朝的统治者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藏少数民族采取团结政策。因此，藏传佛教的喇嘛黄教寺庙，在颐和园也有着重要地位。
另外，道家学说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对皇家园林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颐和园后山俗称“苏州街”的买卖街，也是帝后们为显示“亲近民众”而修建的。每逢帝后驾临，太监宫女们便扮成店伙计或顾客，招呼声、叫卖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场面。实际上，这条买卖街并没有过真正的交易。这些情景不过只是供帝后们消遣而已。
慈禧是颐和园的主人。这位当时中国实际的当权者，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颐和园中度过的。她居住在乐寿堂，在排云殿受贺，在仁寿殿听政,饭后去长廊散步，然后稍事休息。午睡后，就去德和园看戏。
坐落在万寿东麓的德和园大戏楼是现存的三大古戏楼之一。它甚至比紫禁城里的畅音阁、避暑山庄的清音阁还要高大。
戏台底下还有水井和水池，演《水漫金山》一类的戏时，可出现喷水的逼真效果。演员演唱或念白，也因为台下有水的缘故，会取得很好的声音共鸣。
慈禧不仅爱听戏，她也确实懂戏。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恐怕要算是慈禧做过最大的一件正事了。
从光绪二十一年大戏楼落成，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死去的十三年里，慈禧仅在德和园就看了近三百次戏，甚至临死前一个月，她还在这里看戏。
与德和园大戏楼相对应的万寿山西麓的水中，永久停泊着一艘汉白玉雕筑的石船----清晏舫，俗称石舫。这是颐和园中惟一的一座洋式建筑，它始建于清漪园。
慈禧在颐和园，接见臣僚、处理政务。往往从正月或四月进驻，直到十一月才回到紫禁城。
1894年，“变法维新”在光绪的支持下兴起。光绪24年4月23日，已亲政的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仅仅一百天后的八月初六，慈禧逼迫光绪发布上谕，请求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刚刚开始的变法，以维新派人士被罢官诛杀、被迫逃亡而告流产。光绪皇帝也被囚禁在颐和园的玉澜堂里，成了傀儡。慈禧命人在玉澜堂砌了好几堵墙，门口派太监站岗。整个玉澜堂像座监狱。
直到今天，在玉澜堂东、西配殿仍保留了两堵墙。东配殿殿门内的墙是为了防止光绪皇帝去仁寿殿听政；西配殿殿门内的墙是为防止光绪皇帝从湖边码头逃跑。
颐和园的造园艺术，融会了中国的绘画、诗歌、音乐和文学的审美意境。颐和园是源于自然、超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集自然景观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皇家园林艺术精品。不仅在当代、在中国，就是在250年前，在世界上，颐和园也是园林建筑的一座高峰。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二十七）：明清皇陵
文化遗产：明清皇陵
明朝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存在了276年，共有17位皇帝执政，除第二位明惠帝朱允文因“靖难之役”不知所终外，其他的皇帝死后分别葬在南京钟山，北京天寿山和金山，加上明太祖朱元璋追封的祖陵、皇陵共有18座帝陵。
而在湖北钟祥市境内，还有一座严格按照明皇陵的规制建造的陵寝，该墓的主人生前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只有封号，没有年号，但是陵寝的规制、规模不亚于任何一座明代帝陵。
明正德十六年，明代最昏庸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朱厚照膝下无子，遵奉“兄终弟及”的祖训，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朱厚熜就成了明代第12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三年，明世宗下旨，按照明帝陵的规制改建先父的王陵，并封自己父亲的陵寝为显陵。随后开始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到嘉靖死后，工程才停止，前后历时40多年。
显陵在改建时，基本沿袭了明帝王陵的陵葬制度。
明显陵是我国中南地区惟一的一座明代帝陵建筑，它的人工布局努力与自然山水保持着和谐，扩建之后的显陵超过了任何一座明代单体帝陵。
整座陵墓为长方形，如果从高处俯看，犹如一个不太完整的金瓶形状，寓意着神圣吉祥。
由于显陵原先的地宫进水，明世宗命令在第一座地宫的后面再建一座新的地宫，两座地宫中间用叫做“瑶台”的城墙连接，这就形成了“一陵两冢”的型制。
显陵的前端最早有一个天然池塘，设计者巧妙地将它改建融入了陵区之内，称为外明塘，在陵寝内却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圆形池塘，名叫内明塘，位于整座陵区的中轴线上。
显陵这种“一陵两冢”、“内外明塘”的结构设计，形成了历代帝陵中绝无仅有的建制。
1628年，明王朝结束了276年的统治，开始了大清王朝的时代。据史书记载，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狩猎时偶然来到河北省遵化县的昌瑞峰下，见群山气势非凡，取出玉板指扔向远处，并说“玉扳指落处定为寿宫”，由此开辟了清朝的第一个陵墓区――清东陵。
清东陵从顺治十八年开始营建，到1908年的慈禧陵竣工，历经二百四十多年，陵区内由大小不等的五百多座单体建筑组成。
先后建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5座黄帝陵、4座皇后陵等15座陵寝。
顺治皇帝的陵墓称为孝陵。
孝陵在昌瑞峰的中轴线上，以后的四座帝陵和其他的陵寝，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依次建在孝陵的左右。
孝陵的建筑格局沿袭了明代皇陵的建筑特点，由南向北依次建有石牌坊、大红门、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等大小20多座建筑，由一条长约6公里的神路贯穿起来，使陵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格局。
在孝陵大红门后有一座高30米的重檐式建筑，叫圣德神功碑楼，也叫大碑楼。楼内圣德神功碑上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着顺治皇帝一生的业绩。
而在康熙皇帝的景陵大碑楼内，却立有两块圣德神功碑。这是他的儿子雍正的旨意。雍正认为圣祖康熙功德盛多，一块圣德神功碑不能充分记述先父一生的功绩，所以特立两块。
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帝，因在文治武功上都有一定成就，都立下了圣德神功碑。
历史延续到第六代道光皇帝时，却颁布了一道圣谕，从此以后不再建圣德神功碑。
清朝旧制规定凡“帝王有失国之寸土者，不得立圣德神功碑。” 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划归给了英国。这也许是道光皇帝觉得无法面对祖先而撤掉圣德神功碑的原因之一吧。
道光皇帝的慕陵没有建在清东陵，而是建在了清代另一座陵区——清西陵。清西陵的第一座陵寝并不是道光皇帝的慕陵，而是雍正皇帝的泰陵。
雍正七年，雍正命人在清东陵离孝陵、景陵不远的地方，选择了九凤朝阳山，修建自己的陵寝。但在施工建陵时，发现墓穴中有砂石。雍正决定废弃另选他处。最终选择了距清东陵数百里的河北易县的天平峪。雍正八年，开始修建泰陵，开辟了清朝第二座陵区——清西陵。
清西陵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以及他们的9位皇后。
泰陵是清朝鼎盛时期修建的，所以规模比其他的陵寝要大，陵区内的建筑就多达六十多座。
1850年，二十岁的咸丰登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此时的大清王朝早已没有了康乾时期的盛世景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处于忧患之中的咸丰只好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并于1861年病死在那里。
咸丰死后被埋葬在清东陵的最西侧，称定陵。与其他的陵寝不同的是，定陵不仅规模小，而且建筑少。定陵在兴建时，用的都是一些旧的砖料和石料。
定陵之东的普陀峪，埋葬着咸丰的两位皇后，一位是东太后慈安，另一位就是统治清王朝政权近半个世纪的西太后慈禧。两陵并排而立，规制相同。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可慈禧全然不顾，以自己的陵寝年久失修为借口，把修了22年的慈禧陵隆恩东西殿等建筑全部拆除，另换好料。
重建工程又历时13年，直到慈禧死时才完工。
重建的隆恩殿，无论是规模，还是工艺都奢华惊人。
清代皇后陵的隆恩殿，殿内一般只有4根贴金的柱子，就连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也只有6根。可是在慈禧陵的隆恩殿等三大殿内外却有64根金柱。
这些巧夺天工的金龙和慈禧陵的各种珍宝，在1928年，被军阀孙殿英盗劫一空。
10年后，又一队不明身份的军人窜入清西陵的崇陵。他们熟练地撬开砖石，进入地宫，将所盗金银珠宝卖给了京西八国教会，据说换了五百套军棉装。
崇陵主人是光绪皇帝。光绪在执政年间，虽然是皇帝，但有名无实，处处受慈禧控制。
崇陵在西陵的各帝陵中是最小的，整个建筑中虽然也有琉璃石牌坊、下马碑、玉孔桥等建筑，但撤掉了石像生，更没什么圣德神功碑。
1908年，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解放后他成了一名普通公民。1967年溥仪去世。有两件事恐怕是他生前没有想到的：一是他的骨灰被安放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是几十年后他的骨灰又被迁到一座由一位华侨修建的陵园中，而墓址就在清西陵对面的一座山坡上。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二十八）：天坛
文化遗产：天坛
天坛，位于北京城的南端，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求丰年的地方，它始建于明初永乐18年，经乾隆年间的改建后，成为今天这一辉煌壮观的建筑群。
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约为273万平方米，相当于紫禁城的三倍。因为深绿色在古代表示崇敬和祈求之意，所以，在占地极少的建筑周围，种植着苍松翠柏，进入天坛，树木葱郁，把祭坛烘托得十分肃穆。
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又叫“封禅”。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都把祭祀天地，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
最初“封禅”活动只在泰山举行。但宋真宗以后，封建帝王在泰山的封禅活动基本上就废止了。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建成了北京天地坛，此后，天地坛取代了泰山，成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地方。
嘉靖二十四年，明世宗把荒废的南郊大祀殿改建成了现在的“祈年殿”，用以正月祈谷、夏日祈雨，冬天来的时候在圜丘上设坛祭天。这三项活动成为天坛的三大祭礼。到此，形成了今日天坛的规模和形制。
天坛实际上指的是“圜丘”，它和祈年殿，一个用来祭天，一个用来祈谷，是有区别的。但久而久之，人们把“天坛”当成了这组祭天建筑组群的统称。
清廷入关后，大都沿袭明朝旧制。乾隆12年，皇帝决定将天坛内外墙重建，改土墙为城砖包砌，中部到顶部包砌两层城砖。经过改建后的天坛内外墙更加厚重，周长十余里，成为极壮丽的景观。
天坛包括圜丘和祈谷两坛，围墙分内外两层，像一个回家的“回”字。
从平面上看，天坛的内、外墙都是南部见方、北部呈圆的形状。这是中国古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映。
置身其间，使人时刻感受到“天”的存在。潜移默化地接受封建皇权“奉天承运”的说教，使老百姓把对上天的崇敬转化为对封建皇权的认同和服从。
从具体的建筑上看，天坛则受中国古人哲学观念和封建礼制的规范和影响。
祈年殿在天坛的建筑中，体积最大，高度最高，也是等级最高的主体建筑。因它象征着天，所以，它竟有三重殿顶，比金銮宝殿——太和殿，还多一重殿顶！
祈年殿的三重檐顶，所用琉璃瓦全部都是湛蓝色，这种与天的颜色相同的色彩用来象征皇天上帝。实际上，祈年殿初建时，三层殿顶的琉璃瓦是三种不同的颜色。上层蓝色琉璃瓦，代表着皇天上帝、代表天；中层黄色琉璃瓦，代表着人间天子；下层绿色琉璃瓦，代表着凡世臣民，代表着世间万物。
来自建筑艺术之乡的意大利人马拉法里耶，在参观祈年殿后称赞道：“完美的形式和光辉的色彩，令人瞩目。”
一条360米长、30米宽、4米高的丹陛桥，把一南一北、一高一低两个祭坛，通过过渡建筑——皇乾殿、皇穹宇，连成一体。
行走在笔直、宽阔的丹陛桥上，左右都是蓊蓊郁郁的林木，面对苍松翠柏环抱中圣洁的圜丘，人们如同亲临古人“林中埽地祭天”的场景。
圜丘坛是完全按照《周礼》的要求营建的。三层叠起的平台，用北京房山特产的、坚固耐磨的艾叶青石铺砌；三道回环的石栏，由雕龙刻凤的汉白玉雕凿而成；坛心是一块圆形的“天心石”。
在圜丘，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座祭天台石材的尺寸和数量，都是阳数九或九的倍数。
皇穹宇的回音壁、三音石，加上圜丘坛的天心石，都有着奇妙的声学现象，但更为奇特的是皇穹宇的“对话石”声学现象。站在“对话石”上，即使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人，彼此对话的声音也会十分清晰。声音的传播靠的正是皇穹宇的回音壁。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天坛的祭天文化是通过典章制度来严格规范的，它是封建礼制的具体体现。
到清代，国家专门设置了礼部，统管国家祀典及所有涉“礼”事务。礼部太常寺具体负责坛庙的祭祀。
祭天大典定于每年冬至的这一天举行，它分为准备和典礼两个阶段。
皇帝要在斋宫斋戒三天。斋宫位于西门南侧，坐西朝东，是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斋戒沐浴的地方，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座小皇宫。清雍正时，因怕被人刺杀，改为先在大内斋宫斋戒两日，最后一天再到天坛斋宫斋戒。
皇帝在这里斋戒沐浴，等待着祭天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
祭典的前一天，皇帝启驾出宫，在大驾卤簿的簇拥下，来到天坛。
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前往祭天的仪仗队，人数达3500人之多，整支队伍绵延数里。
皇帝在祭天台的昭亨门外下辇，进行一系列的视察活动。然后返回斋宫。至此，祭天大典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凌晨四点一刻，隆重的祭天大典开始了。
在十位大臣的引导下，皇帝登上祭天台。斋宫的大钟敲响了，告诫陪祭的百官、执事人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祭天大典共有九项仪程，每项都有一套复杂的程式、内容和涵义。
祭天大典的第一项礼仪是燔柴迎帝神，由赞引官高唱赞歌。随后，人们将火炉上的柴草点燃，把敬献上天的一整只牛犊放到炉口焚烧。
皇帝登上圜丘坛，向上天汇报过去一年中，社稷的情况和自己的功过，希望上天接受自己的盛情款待，恩赐给人间下一年的风调雨顺。
这时，三支九丈九尺高的望灯照亮了圜丘，也照亮了京都东南方的夜空。
伴随着专为祭祀演奏的中和韶乐，夹杂着燔柴的香气，祭天大典结束了。
明清两代祭祀的礼节繁琐而复杂。清乾隆时期，祭祀大典程序的规模宏大，场面更加隆重。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中，亲自到天坛行礼59次。他中年时常从紫禁城步行到天坛举行祭典。
1911年，随着清帝退位，祭天制度随即被废除。天坛也被移交给民国政府内务部管理。
1913年新年，天坛第一次对民众开放，十日之内，任意游览。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涌来。5个月后，民国政府内务部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把以天坛为首的京城名胜古迹向公众开放。然而，这项顺应民意的提议，却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否决了。
1914年12月23日，身穿明朝服装的袁世凯，打着“为民请福”的旗号，率领一班人马，到天坛公开祭天。第二年，袁世凯授意参政会拥戴他为皇帝，并于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不过，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成为了最后一个在天坛祭天的人。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二十九）：龙门石窟
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六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龙门石窟是中原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它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艺术宝库，被誉为世界人类文化的遗产。
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是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其中一座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象》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的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才转移到了东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二。龙门唐代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大像龛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
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内道场供奉者智运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卢舍那佛是报身佛的名字，也是对佛真身的尊称。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传说，唐高宗上元年除夕，时值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亲自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文殊、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
龙门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沧桑，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变，见证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了四百多年，经过了四百多年的苦心营造，不同时期的能工巧匠在龙门石窟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作品，被世界称为我国石刻艺术博物馆。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三十）:传承
2002年5月15日，随着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山西平遥城外的12根的烟囱接连倒下，一场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据平遥当地政府官员介绍，他们今年不仅要把环绕在古城周围的500多座炼焦炉和染织厂统统搬走，而且还要把城里的医院、学校和4万多居民迁出城去。这让人想起22年前，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带着学生去山西实习，闻听有一座古城为了发展经济正在大张旗鼓拆城墙，扒老房。阮仪三教授星夜赶去，发现120多幢明清建筑只剩得残砖断壁。同样一个“拆”字，时隔22年，眼界和心境都大不同了。
1997年，为了适应北京地区持续增长的供电需求，有关部门计划从3个方向架设高压输电线路，其规划中的北线上，最近的一根高压线铁塔与颐和园外墙只有不到50米距离。
为了不损伤园林的借景风貌，颐和园管理处建议，把地上架设高压线改为地下铺设电缆。可这地上地下一字之差，工程造价将高出18倍。
经过反复论证，到了2002年，市政府果断地拍板，以保护遗产为重，宁可增加几十亿的投资，也要为保护遗产做这方面的努力。
这是一张清朝末年的手绘颐和园全景图。北京市政府的决策终于让这幅画卷所展现的园林风貌完好无损。
评上世界遗产并不代表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对于那些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必须采取切实地、负责任地态度来对待，使它们能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192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之初，考虑到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在制定公约的时候，世界遗产公约组织不仅制定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而且还有一个《世界遗产濒危名录》，预先设立了“黄牌警告”和“红牌罚下”的监督机制。
目前，包括阿尔巴尼亚的布特林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印度马纳斯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秘鲁昌昌考古区等7项文化遗产和16项自然遗产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濒危名录”。
中国的世界遗产向何处去？怎样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遗产并不被列入濒危名单？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遗产完好地传承下去而不是在我们手里毁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莫高窟的管理者采取先进的计算机成像技术对这里实施保护，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由此诞生了。
世界各地的敦煌研究专家足不出户就可对洞窟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最终达到研究与保护双重目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九寨沟在原始自然美景，从2001年7月1日开始，当地管理区决定将每天的游客人数限制在12000人以内。虽然这样会使九寨沟每年减少10万游客和2000万元收入，但对于风景的休养生息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们还投资引进了环保型电瓶游览车，修建了高架栈道，减少了对水面岩石的磨损和废气污染。
久负盛名的中国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已经在风雪中屹立了1500多年。
距离这座石窟仅仅200米的地方，就是车水马龙的109年国道。这条公路担负着非常繁重的煤炭运输任务，每天车辆通过量在1万辆以上，从车上掉下来的煤块被辗成灰尘，随风飘落在佛像身上，给云冈石窟的佛像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山西省文物部门决定让109国道改线，
呈现给世人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清新优雅的景观环境。
我们要做的，绝不仅仅是保护遗产本身，不单是一座颐和园，也不是一个敦煌和九寨沟，而是保住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传统和精神气质。
2002年1月，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在这个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在世界遗产核心区建立宾馆，并对遗产地内的环保车船的使用做法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个旨在专门针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不光是四川一个省，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也在酝酿有关完善文物保护法律的问题。
2002年10月，新的“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尽管如此，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16年来，中国人的文物保护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主动保护文物的意识与专业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
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已经做出决定，共同筹资60亿人民币，用3年时间，到2005年，完全拆除颐和园景区周边的不和谐商用建筑与民用建筑，劈出50米宽的绿化隔离带，一个全新的景观规划在北京颐和园悄然启动。
当我们面对那些不能移动的人类世界遗产时，渐渐发现，如何让我们的文化有生命地鲜活地传下去而不仅仅是标本与遗迹的存在，这是我们今后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为此，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
我们希望列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不仅仅只是为数不多的遗产地清单，我们还有更多地有形的和无形的、知名的与不知名的民间遗产需要传承。
昆曲这是一个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的剧种，它悠缓的精致韵律和唱词的高古含蓄让普通观众望而却步。
2000年4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申报、评选工作正式启动。最后，经过19位国际评委严格评选，昆曲与北美伯利兹的音乐舞蹈、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民间说唱艺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提线木偶戏、立陶宛的十字形民间工艺、日本的能乐等19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尽管昆曲是“百戏之祖”，甚至像梅兰芳这样的京剧艺术大师都从昆曲中吸取营养，但阳春白雪的昆曲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命运坎坷，到清朝末年，终于爆发了所谓“花雅之争”。
一些新的剧种被称为“花部”。而昆曲呢，称为“雅部”。昆曲很高雅，它文学内涵很丰富，但是不大容易被人理解，不像那些新兴的花部这些剧种那么有生命力。最后这些花部兴起了就像秦腔啊，京剧啊，昆曲却变得衰落了。
昆曲艺人的境遇每况愈下，直到解放后，昆曲才在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干预下，得以重返舞台。
昆曲被评为世界非物质遗产，犹如一剂强心针，极大地刺激了这个濒危剧种的活力，同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昆曲的存亡发展并不乐观。何况，当年的“花部”（京剧）都已经变成了“雅部”，那最初“雅部”的昆曲也就更加曲高和寡、岌岌可危了。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构成了世界对文化遗产的全面尊重，也标志着人类认识自己的一个新的阶段。各国列入这次口头文化与非物质遗产的艺术，大都处境艰难，濒临绝灭，全球都面临着如何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正在死亡之途上。
我们不仅仅只注意到了生物的多样性，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也只有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才会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魅力无穷。
变化着的时代已经给我们摆下了挑战的擂台，同时也赠给我们从未有过的机遇。
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