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2月，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来到中国。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于是，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敦煌。
斯坦因用七昼夜的时间，肆意挑选着文物，选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悄悄地离开了敦煌。
16个月后，这些珍宝到达伦敦大英博物馆，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法、日、俄和美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
法国人伯希和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观音。俄国人勃奥鲁切夫，早在1905年，就从王圆箓手中骗去一批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敦煌，剥去一批壁画，盗走一些彩塑。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赶到敦煌，从王圆箓手里买到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连同盗掘到的大量吐鲁番文书。
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文字方面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几乎涉猎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 字帖，地契，卖身契，林林总总，举不胜举。
唐代的绘画作品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唐朝绘画。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绘画最为精彩。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导致了国际性敦煌学的产生，然而，敦煌文献流失到世界许多国家，又打乱了敦煌文献的系统性，给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困难。
1909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在苏州胡同一家字画装裱店发现了伯希和送来的古代文书，他找到了自己的同学一起要求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当众展示他手里的古董，伯希和说出这些古书来自风沙弥漫的敦煌莫高窟。这以后罗振玉等人每天都要到八宝胡同伯希和住所来观看、抄录伯希和手里的敦煌文献。中国的敦煌学就这样在匆忙中开始了。
罗振玉将敦煌劫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学部左丞乔书南，由他下令给陕甘总督，就地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并且拨款库银6000两，让敦煌县令收集失散的文物。
王圆箓在押运车辆到来之前，悄悄地把许多珍贵写本藏在了两个大转经桶里，这些珍贵文献最终被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运到了国外。而运往北京的敦煌文献，沿途受到各地官吏燕过拔毛似的掠夺。
当时许多知名学者，投入到了这场文化抢救运动，语言文学家刘半农率先到达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自发地抄录了104件敦煌文书。
然而，学者们所关心的敦煌莫高窟正走向绝境。石窟因为严重的自然风化，而千疮百孔，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村民们仍然按照惯例到莫高窟前去养马、去生火、做饭。
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敦煌的官员把残破的莫高窟作为监狱，竟把他们全部关了进去，于是这里留下了斯拉夫语的下流话和他们部队的番号，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1941年，艺术大师张大千来到敦煌。7个月后，他到了兰州，把他在敦煌临摹的部分作品托人带到成都，办了一个“西行记油画展”。第二年，他带着妻儿全部住进了莫高窟。张大千把五层洞窟全编上号码，临摹作品达276件，张大千三年画壁，感动了许多人，教育部西北考察团从兰州奔赴敦煌。
考察团到了敦煌榆林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来到了敦煌，张大千要求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莫高窟进行保护。
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曾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国青年常书鸿被提名主持这项工作。敦煌的生活艰苦而单调，不能忍受困境的妻子不辞而别。然而，常书鸿不肯放弃责任，更不肯放弃理想。
紧随常书鸿的脚步，段文杰，樊锦诗等一批又一批学者，在敦煌研究院，坚持推进常书鸿开创的事业，敦煌艺术瑰宝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长城
文化遗产：长城
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二十多个朝代和众多的诸侯国修筑过长城，而且每个朝代和各诸侯国修筑长城的位置和长度都不一样。
早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城墙和城堡相连接的军事防御工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大力修筑城墙。并在敌对国方向的战略要地构筑军事据点，并派兵把守。后来又把这些小城和要塞连接了起来，长城从此就产生。战国时期的7个主要的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等都筑有自己的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防御匈奴、东胡骚扰中原，秦始皇在吞并六国以后的十五年中，将原有的秦国、燕国和赵国的长城连通加固，筑起了一道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绵延万里的秦长城。万里长城的名字，就是从秦始皇时期才开始有的。
到了汉代，北方匈奴的威胁更加严重。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一方面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一方面则积极修筑长城。
汉长城西起今天新疆，东止辽东，工程规模远在秦长城之上。汉武帝主要修筑了通过河西走廊的长城,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打通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拥有万里长城称号的就是汉朝所修筑的和烽燧亭障。
明朝是兴修长城的第三个高峰。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在明朝统治的过程中，有二百七十多年差不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
明朝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全长一万四千七百多里。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
此外，还有金代的长城也将近万里。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的总长度加起来，大约在十万里以上。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现在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是明代所修建的长城。
长城的设置本是为了防范漠北游牧民族的侵扰，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就会发现，曾经有无数次的游牧民族突破长城的防线南下，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政权。
历史上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并引起政权更移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两汉之后的“五胡乱华”；第二次是辽、金与两宋的对峙和元的统一；第三次是满族入关建立大清。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开始定居内地。这五个少数民族又被称作“五胡”。
五胡在长期的纷扰之后，渐渐趋于统一，也逐渐汉化。其中，匈奴汉化最早，鲜卑汉化最深。 “五胡”在中国北方与汉人杂居，中国北方也陷入了长期的纷乱状态之中，史称“五胡乱华”。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136年之久。
隋唐统一全国后，这种民族融合的趋势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均出自拓拔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也出自鲜卑族。
中国古代第二次大的民族融合开始于唐朝末年。活跃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族渐渐兴起，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辽。辽的治国方略与中原汉人无异，而且朝廷内任用了许多汉人。辽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北宋，逼迫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
北宋以向辽进贡岁币的方式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岁币也腐蚀涣散了辽人的斗志，于是崛起于他们身边的女真族建立的大金趁虚而入，一举灭掉了北宋与辽国。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逃杭州建立了南宋。从此，南宋与金又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斗。但是不久，在长城北部的广阔草原，又有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兴起了，这便是后来威震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
1234年，蒙古灭金。1279年，蒙古灭南宋。
第三次北方少数民族跨过长城入主中原，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古势力赶到长城之外的三百年后。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再次越过长城，问鼎天下。
汉满民族长期杂处，文化交融不可避免。到康熙末年，关外已经出现了满汉杂处，满人不能说满话的现象。到了晚清，能说满语，会写满文的满族人就更少了。
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事，修建它的初衷是为了把不同的民族分隔开来，但是纵观中国的历史，长城从来就没有将不同的民族真正隔离开来，而是全景般的目睹了他们的融合。
由于历代长城的走向与我国半湿润气候与干旱气候的分界线基本一致，所以实际上，长城成为了我国农耕区和游牧区分界线的标志。它分别保护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发展，让双方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互相交往成为了可能。
历史上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长城的位置也在随着这种力量的变化而向北或向南移动。明长城的位置就比秦汉长城向南后退。
两千多年来，我国北方的农牧界线历经变动，形成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农牧交错带——农牧过渡区，也即长城地带。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既适合放牧又可以扩耕。在你进我退，或我进你退的长期对峙、拉锯的过程中，这里成为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融合带。
如今，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人类世界的一个奇迹，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像一条巨龙奔腾在神州大地。她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一）：皖南古村落
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
胡适与陶行知这两位中国学者，都来自安徽南部的古老徽州。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人们要进入徽州黟县境内，必须先走水路。然后穿过西递村村口的桃源洞，沿着小溪再曲曲折折走上几百米，峰回路转，一块盆地呈现眼前。
这里阡陌纵横，一座座房屋错落相间，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面的描写颇为相似。而西递人也自称是“桃花源里人家”。
陶渊明曾居住过的牛头山与西递直线距离不过75公里，然而皖南地形复杂，山重水复之间，陶渊明是否真正到过黟县西递村，世间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桃花源，也就成了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另一个皖南村落，宏村，被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宏村背倚青山，山前溪水环绕，山水之间是一块平地。村庄就建在这片平地之上。村庄内部，一条活水绕过家家门前。
不过，宏村内部的活水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村民们后来修建的。
宏村形成村落的时间大约在南宋。
村落初期，只有山前那一条溪水。后来由于人口的发展，在狭长的土地上，宏村人的房屋很挤，一旦一户发生火情，整个村落都有危险。
明朝永乐年间，宏村人邀请徽州地理先生何可达重新勘测规划，希望老先生能为他们消除火灾的隐患。
何可达认为，人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必须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为自己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经过十年的探索，何可达确定了把溪水引到村民家门口的村落规划方案。
根据何可达的设计，村民先把村中那口仅有的小泉窟，开掘成一个宽阔的半月形水塘，取“花未开、月未圆”的境界，称为“月沼”。
然后村民从山前的那条溪水上游，引出向西流的活水，在各家各户门前经过，经过月沼，最后流回溪水下游。村民们利用天然的地势落差，使水渠中水流始终保持活性，同时在上游设置水闸，控制水的流量，这样，水渠之水就能长年不枯。
开始，村里的学堂是建在村口的。为了解决孩子们和老师用水的问题，也为了美化学堂的环境，村民们又在学堂旁边修建了南湖。
就这样，月沼，水渠，南湖，天然的溪水，组成一个活水系，终日潺潺在村中流淌。一旦发生火险，任何人家都能够就近在家门口取水。
村民们日常的生活用水也都从这里打取。每天早晨8点之前是全村人使用饮用水时间，8点以后才允许人们在水渠中浣洗。
500年后的今天，宏村的水渠依然清澈如许。
但在徽州的土地上繁衍了数百年的家族，祖先却不是徽州人。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原。
像西递胡氏就是唐朝皇室的后人。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仍然供奉着他们的远祖，唐太宗李世民。
每逢战乱，一些中原的名门望族也会举家南迁。皖南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成为这些望族的首选之地。徽州的古村落，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家族。这些中原望族，不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耕读礼俗。
履福堂的主人是清代西递一位知名的收藏家。
他一生酷爱读书，写诗，作画，惟独不喜做官。可这位老人家的厅堂里却有一幅这样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把经商和读书等同起来，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非同一般的事情。原来，徽州人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是这里毕竟人多地少，客观局面使清高的徽州人不得不放下架子，选择从商。
于是经过几年学校教育后，大多数徽州人就会外出学习经商。成年后参加科举，一旦不中，就做商人。
徽商在明清之际取代晋商陕商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商人。
徽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大量资本投入到自家宅院的建设中。
中门，又叫仪门，是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独有的建筑形式。中门专供贵客通行。
奇怪的是，在清末著名的大盐商汪定贵家中门的边门上方，雕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商”字。
经商成功的汪定贵花钱捐了个五品官职，却只是个虚职，没有实权。于是他就恶作剧似的将“商”字高刻于边门之上，来访客人，无论他是什么职业，都要低商一等，从商下面通过。
这所大宅院占地2100平方米，光是木柱就有136根。置身其中，仿佛走进了木雕世界。
徽州匠人的作品，无不繁复细腻，精致绝美，即使在故宫颐和园中，也难以找到一块与之相似的精美雕刻来。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杨鸿勋：“它所不同的就是，它是做得非常之精彩。一个数量大，到处都用，用雕刻。一个是雕刻的精美、水平高，技术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都很高。”
在西递和宏村，有几个建筑明显高出其他民居。
敬爱堂就是其中之一。从大门开始，敬爱堂就显得气势非常，使人顿生敬畏。这就是西递的胡氏宗祠。
敬爱堂的大厅，是胡氏子孙集体祭祖的场所。
进入里门，正中横梁上，是这幅一米见方的“孝”字。
这幅字的作者，就是朱熹。他发展完善了理学思想，创造更加严谨的规矩和秩序，从而强化了徽州人的宗法观念。
至今，徽州人仍然保持着对祖先的尊崇。每逢清明前后，子孙后代一定要扫墓祭祖。
宗族的强大推动了徽商集团的发展。他们渐渐垄断了木材、茶叶和丝绸、盐业贸易，最终形成了徽商称雄中国数百年的局面。而徽商集团的成功，又必然促使他们要继续维系宗族的稳定与强大。
传宗接代，女人是关键。
古代中国，任何城市都有牌坊，却没有哪个地方，像徽州一样，拥有这么多的牌坊。牌坊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贞节坊，另一种是功德坊，包括科举坊、忠孝义坊等。
徽州的牌坊中，属于女性的只有一种，贞节坊。
徽州男子外出经商之前，父母都要给他们完婚。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远走他乡。男人们在外面打拼，十年八载难得回家一次。而家中妇女们的行为受到了严格限制。
建于1905年的“孝贞节烈坊”，是徽州最后一座牌坊。她已经显得简陋寒酸，然而坊额上的字却惊心动魄：“徽州府属孝贞节烈65078名”。
这里表彰的65078名妇女，没有名字。
徽州古老的村落在徽州女人的忍辱负重中维持了家庭和家族的安稳。有了稳定的后院，徽商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经营活动中。
明清之际，徽商鼎盛。当时江浙一代拥有千万家财的盐商35人，其中28个是徽州人。
中世纪晚期，西洋的商人已实现了向早期资本家的转型。但徽商积累大量资本后，却将大部分金钱用于自己的住宅建设。
徽商的没落给皖南古村落的发展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却保存了完整的明清村落建筑群样式。西递和宏村浓缩了徽商鼎盛时期的那段历史，凝结了徽州古老而优秀的文化，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绝唱。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二）：平遥古城
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的传记中将宋蔼龄的丈夫孔祥熹的家乡称为“中国华尔街”，指的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晋中地区，而它的中心所在，就是平遥。
十八世纪末的中国，小城平遥由于人多地少，水系缺乏，人们纷纷踏上了经商之路。渐渐地平遥商户也遍及到了全国各地。
十九世纪初，远到中国各地的平遥商人们，即使付给镖局可观的酬劳，也难以保全大量的财产安全到达目的地。因为平遥一家染料庄的分号遍及北方各省，便常有同乡客商将自己的现银存入染料庄的分号，拿着一张证明，回到平遥再从染料庄的总号提取现银，并为此支付一点酬金。久而久之，这种酬金的收入，开始大于染料庄本身买卖的收入。
染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预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公元1823年，他正式向东家李大全建议，将染料生意改成“票号”，取名“日升昌”。李大全作为投资方，出现银三十万两，这是他的家族几代经商的积蓄。
“日升昌”的主要客户是各种大商号。这些商号凭借一张汇票，不但安全便利地调拨了资金，而且还可以用汇票支付各种款项，改变了传统的现金结算方式。
这张关键的汇票只有一张，由客户持有，采用“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汇票中还设立一套只有“票号”核心人员才能看懂的，用汉字作符号的密押。汇票也最早采用了水印的方式，还实行“迟三五日”交付的规定，以便丢失票据的人有挂失的时间。
“票号”根据路途的长短收取从千分之二、三至百分之七、八不等的汇费。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通常汇款期都很长。票号便利用这段时间以较低的利率向商家放贷，收取利息。
“日升昌”大股东李大全当初投入的30万两本金，在100年的时间里，为李氏家族创造了1500万两白银的红利。
在“日升昌”票号的鼎盛时期，总号由十四、五人组成，遍布全国的分号有35家。
清朝时，官员调动频繁，经常有大量现银需要转运。这些官员便成为“票号”最忠实的私人客户。随着票号的全面兴起，逐渐担当起了替政府调拨钱银的重任。
十九世纪中叶，“票号”业进入全盛期，全国的票号绝大部分出自山西省，总共有40余家，其中平遥占了22家。这里成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流通货币。
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理由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可以触摸的平遥古城真实历史，开始于公元14世纪中国的明王朝。
明朝初期，中央集权要求重要的县城，按照严格的等级标准和布局程式进行建造。
整个平遥古城呈正方形，面积仅2.25平方公里。古城中心的南北大街构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分割全城。高18.5米的市楼屹立在城市的中心点上，这里又是全城的制高点。城市中强烈的色彩对比，呈现出一种等级的象征。平遥古城的主要建筑和格局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生存空间一脉相承的思维和观念。
时光上溯到二千八百年前。传说周王朝大将尹吉甫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修建了这座古城。周朝在这里驻扎军队，修建住房，并用土筑起一道防御线，这即是平遥古城墙最早的由来。
公元1370年，明王朝为加强防御将平遥土筑的古城墙改建为砖石城墙，这项工程持续了十几年。
现在完整地屹立在世人面前的平遥古城墙，全长6162.7米，城墙高达12米。墙底宽10余米。墙顶宽3至6米，护城河深3米。
1938年2月13日，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用炸药开了东城墙的一角，蜂拥而入，占领了这座古城。六百年前设计的防御设施，在现代战争的炮火中彻底失去了作用。至今，城墙东南角仍留有日军当时炮击留下的弹痕。
平遥古城传统的民居建筑，属于中国北方汉民族严谨的四合院形式，有明确的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窄院，据说是象征聚财聚气。四周外墙高达七、八米，不开窗户，有利于抵御北方的风沙天气。整个院落形成一个封闭感很强的空间。
平遥古民居最独特之处在于，正屋保留了西北地区窑洞的形式。这种窑洞不再是“凿土为窑”，而完全是在平地上用砖砌成的。窑洞冬暖夏凉，噪音少，坚固抗震，家中也只有长辈的卧室才设在正屋的窑洞中。
平遥民居中，最古老的是这座据说始建于元代的冀氏老宅，它的院落显得宽阔，风格简朴。但因为历经各个时代的破坏，往日的风采已依稀难辩。
平遥民居的大门很有特色，有拱券式的，有高而窄的门廓式的，最具特色的是垂花门。平遥民居中的许多装饰物，也留下了各个时代的身影。
至今，平遥古城仍完好保存着明清二代所建的400余处民居院落。六百年来，平遥人出街穿巷，平静地生活在其中。
屹立在东南墙头这座建筑叫魁星楼。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中国道家叫天罡星，是主宰科举文运的星辰。平遥城墙上3000个垛口，72座敌楼，象征着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三千门徒，72贤人。一座军事用途的城墙上，充满了不同的文化意味。
在这本清乾隆年间的《平遥县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平遥文庙原本庞大的规模。文庙大成殿为宋金时期重建，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庙建筑，也是平遥古城内最早的古建筑。
位于平遥古城西南六公里的双林寺，是平遥现今保存下来的最大的庙宇，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全寺各殿满面彩塑、悬塑群体，共计2050尊，保存完好的就有1566尊，历经六、七百年建造完成，被誉为“集宋、元、明、清历代彩塑艺术的宝库”。其中“千佛殿”殿内的护法神韦驮造像，被称为“中国第一韦驮”，是双林寺最杰出的彩塑品。
平遥，一座有着二千八百年历史的小城，保存了现今中国最完整的城墙，三千多处明清时期的院落，一百年前中国的金融中心，拥有最古老的佛教彩塑，是四万多人的生活家园。
今天,她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三）：黄山
自然文化遗产：黄山
1964年5月，郭沫若携夫人同游黄山。在黄山之顶，郭沫若只写下一句话：“深信黄山天下奇”。
黄山的名字至今依然蕴藏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许多秘密。
5000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英雄黄帝，终于打败蚩尤，完成他一统江山的大业。但他却将位置传给儿子，自己终日在黄山采药炼丹，修养身心，直至成仙。
这个传说被后来的人们记在史书里。
过了3000多年，有个大臣为了讨好唐玄宗李隆基，上书说黄帝就是在这座山修炼成仙的。李隆基于是敕令改称这座山为黄山，意思是黄帝修炼成仙的山。
其实早在汉代，就有了黄山的称呼。在刘向编著的《列仙传》中，就有一篇叫做《黄山记略》的短文。为什么汉唐之间的人们忘了黄山的说法，而称呼他为黟山，到了玄宗时代，才又改名为黄山呢？这个疑问，至今无人能够解答。
唐玄宗命名黄山后，又过了800多年，黄山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游客。他就是大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站在黄山山顶，感慨道，“薄海内外群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今天，我们镜头下的黄山依然有如仙境。
在我们视线尽头喷薄翻涌着的巨浪，不是水，而是云。传说这是黄帝炼丹时散发的烟雾，因此黄山之云与众不同。
黄山地处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再加上这里山高谷深，林木茂盛，因此长年湿度大，水气多。水气凝结成低空层积云，低空层积云又凝聚成云海，这样，一年中黄山竟有250多天云海翻腾，烟雾弥漫。
明朝和清朝的人们干脆就把黄山称为黄海。后来，人们又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将黄山分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和天海。
由于地质运动的原因，黄山峰主体是花岗岩，土地稀少。这些花岗岩经过上亿年的流水冲袭，冰川侵蚀，形成了姿态各异的怪石。
松，是黄山的特色之一。
1936年，植物学家夏纬英，提出黄山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树种，应该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载入植物丛书。他的观点得到了世界的认可。黄山松成为我国少有的以地名命名的树种。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你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去，你都会看到一个不同的黄山。黄山永远不会让你有一种重复的感觉。”
清代编的《黄山志》 的序里头，开篇第一句话就说：黄山震旦国中第一奇山也。有人甚至把黄山比喻为是一部周易，就是说它那种变化无穷无尽。
奇松、云海、怪石共同组成了黄山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而美丽的自然又为众多生命提供了休息繁衍的场所。在这个三十公里长、四十公里宽的一个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花岗岩地区，一共有两千多种动植物。
人们曾以人体动态来做比拟，概括出五岳各自的特征。但人们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比拟黄山的形象。面对黄山的无穷变化，我们第一次发现，语言与自然相比，竟是这样贫乏。
最早进入黄山的道教，在短暂的兴盛后，迅速地衰败了。真正对黄山开发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是佛教，是普门法师及其追随着。
普门为开发黄山，四处奔走化缘，筹措到开山的经费。在他的感召下，许多高僧大师云集黄山，建禅院，开山道。经过几年，56峰之间终于有了一条凿于绝壁之上的小道。
黄山作为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当然不仅有美景更有在文化上的独特地位。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所有黄山的山峰、石头、 包括一些松树，它都是有名字的。它在被人类这几百年的不断的参观、游览、观赏的过程中，都已经被我们人类文明的文化的眼睛所抚摸过了，它是一个民俗大观园。”
公元121年，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人蔡伦的弟子孔丹发明了宣纸。
到了李后主时，这位酷爱书画的艺术皇帝亲自监制笔墨纸砚的制造。
就在黄山脚下，南唐的工匠们以黄山松烟为原料制成了徽墨。还有澄心堂纸和宣笔歙砚。书画艺术，因为工具的成熟开始了蓬勃的发展。文人书画家开始大量描画山川景物，花鸟鱼虫。
到了明末清初，时局突变，大批文人学者只能向书画间求索。于是一大批追求个性创造的山野画家崛起。
黄山景观奇绝变幻，灵秀多姿，正好可以表达他们不愿受世俗羁绊、孤傲但又丰富多彩的性格和心灵追求。因此，中国万千名山大川，只有黄山形成了一个专题画派。
也正因为这样，黄山画派的形成和发展与书画者个人的命运成就密不可分。
僧人渐江登临黄山，落脚黄山文殊院。
渐江将心中感受融入画中。他笔下的黄山倔强、清冷、寂静。
“以抒发个人性情为目的、以描画黄山景色为主体”的黄山画派至此形成。
1663年，渐江辞世。
中国明清之际的绘画大师石涛，很欣赏渐江的山水画，认为绘画要像渐江那样，将作画者个人的感受画出。14岁那年，石涛第一次登临黄山，结下了与黄山的一世情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
石涛在黄山中，写下了传世的美学名著《苦瓜和尚画语录》。
有一次，太守在与石涛同游黄山时，希望他能将黄山72峰统统收入笔端。
画成后，太守只见72幅画各个不同，峰姿各异，或浓或淡，皆出于画者的心意。这时的黄山已经在石涛的笔墨中融会贯通，成为他山水画的灵魂。
由于石涛的巨大成就，黄山声名大噪。
从此，黄山成为历代山水画家的朝圣之地。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黄山对于诗人成为一种挑战，而对于画家成为一个难得的题材。黄山在申报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时候，联合国的官员桑塞尔博士多次来黄山进行考察。考察完了以后，他就向陪同他的黄山管委会的官员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认为黄山最大的威胁是什么？这些黄山管会的官员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火。桑塞尔博士摇了摇头说，NO不是火，是人。”
黄山，充满着梦幻色彩。游人纷纷踏上这块土地。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黄山原本仙境般的环境已经显现疲惫。不久前，黄山风景管理局做出了黄山景点轮流休息的决定。我们到底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这也许是黄山留给我们最大的课题。
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十四）：故宫
文化遗产：故宫
明永乐帝朱棣公元1403年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自己建造一座豪华、宏大的宫殿。
在这个72万平方米的设计规划里，宫殿、楼阁等786种，建筑物鳞次栉比，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达到九千多间。
紫禁城，中国规模最大的皇帝朝寝之地，黄色的琉璃瓦、红色的墙，是这里的基调，这种基调的构成，主要出自中国古老的思想，以中心之地的黄色和代表光大的红色来展现。
这种色彩也显示了皇帝所居住的紫禁城应为天下的中心，体现着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
北京，自元大都设立在此以来，便成为国际性的繁荣都市。
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永乐皇帝，由此具备了国际性的广阔视野。
传说当时每日前来向永乐帝朝贡的外国使节要排成长长的队列。
永乐帝积极地开展与各国间的交往，就连中断了的对日贸易，也得以再开。都城北京，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更加繁荣了。
从上空俯望紫禁城，穿过天安门、端门，在午门过后就是紫禁城内。这里的建筑物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紫禁城的太和门是外朝的正门，永乐帝在此召见官僚，并实施政务。
穿过太和门就是宽超过三万平方米的太和殿广场。
举行盛典时，文武百官、马匹、仪仗队近一千人在此整齐的排列谒见皇帝。由于过于的宽广，许多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
紫禁城的太和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砖木结构建筑，向太和殿延伸的御道上，雕有云和龙的纹样。
太和殿是皇帝举行即位仪式、婚礼大典等的殿堂。
太和殿在紫禁城建成后不到百日便毁于大火，永乐帝认为这是天地之意。直至第六代正统帝即位五年时才重建太和殿。
永乐帝在营建紫禁城时，将处理各种政务公事的场所--外朝，和皇帝的个人生活场所-内廷分开了，在宝和殿的后侧是内廷，也就是皇帝的住处。
内廷的进出口乾清门前，放置着雌雄各一只金狮。 通常容许进出内廷的只有侍奉皇帝、皇后的宫女和宦官。
在紫禁城内廷中生活着的皇帝，其护卫是由皇帝的御林军与宦官承担的。
在永乐帝之后，这座皇城里又先后生活过23代帝王，他们和永乐帝一样享受着这种奢靡的生活，同样也享受着这座宫室给他们带来的帝王威仪。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成为了战争的前沿。窥视中国已久的列强们，终于得到了极好的借口。在八国联军的先进武器下，京师陷落了。
八国联军成了北京城的主宰，北京惨遭洗劫，典籍文物，国宝奇珍遗失无数。就连故观象台上的仪器最终也未能逃过列强的劫掠。荒草丛生的宫墙内，联军司令瓦德西占住了仪銮殿，这里曾是慈禧最喜欢的起居之所。
专家胡小伟：“八国联军那时候呢是慈禧、光绪都跑到西安去了，这一次（故宫）遭受的损失，就很难统计，至少是我们知道的《永乐大典》，就是在这一次里面损毁的。至于中国的文化典籍，由于他（联军）有文字之间的隔阂，他更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所以遭受的损害啊就特别大。”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柳条沟事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日本就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全境，北平前方已经无险可守，而日军距北平的直线距离只有不足50公里，两天时间就可攻至北平城下。在北平城中，令人尤感担忧的就是1925年10月10日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它保存着来自于明清两代500多年的皇家文物，数量多达上百万件。
1931年底，故宫博物院开始准备文物南迁。
1933年2月5日晚上，故宫文物开始起运，6月2日首批南迁文物开始离开北平，故宫国宝从此踏上了万里漂泊之路。
此时日军已逼近天津，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运输文物的列车没有走津浦路，而是由京汉路、陇海路，绕道徐州最终抵达上海。
然而，故宫这批国宝，存放于上海租界区，只能是权宜之计。最后决定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建造专门的库房加以保存。
1938年12月，总计19650箱南迁文物，全部运输到南京朝天宫库房。这里现在仍然存放着两千箱多箱南迁文物。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凇沪会战随即打响，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一下子被推到了了战争的前沿。日军占领上海后，迅速向南京靠拢，中央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故宫文物也被迫再次转运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