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凌晨，在谭延闿的公馆，陈果夫与谭见了面。谭到了武汉之后，在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那种光荣之后，他对武汉方面深感失望。他又想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了，他假惺惺地挤了几滴眼泪，故作沉痛地向陈果夫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之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追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会谈不到一小时，陈果夫即向谭延闿告别。紧接着，陈果夫秘密登上了轮船，在茫茫的夜色中，离开了武汉。此时的陈果夫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内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坦然与从容，因为，陈果夫自己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绝对对得起蒋介石，更无愧于心。
第六部分 14.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是一个难得的…
由于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了优势，这样，全会作出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采取主席团制，由9人组成的常委会，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实际上是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职务，从蒋介石手中夺回了党权。《对全体党员训令案》"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大会为了争取蒋介石，仍继续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蒋介石此时军权在手，根本不理会武汉方面。相反，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蒋介石感到了威胁，按照蒋介石的性格，他不会甘于失败，更不会坐以待毙，他要利用手中总司令的权力，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积极部署清除共产党，预谋反革命政变，开始筹建他的蒋家王朝。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蒋介石是不会忘记的，这个人便是陈果夫。可以说，在蒋家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最尽心的要说是陈果夫，出力最多的也应该说是陈果夫。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起义，占领上海，蒋介石的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上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本营，进了上海之后，蒋介石立即与帝国主义握手言欢。因为，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成气候，要想在上海扎住根，就必须打外国人这张牌，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强自己的实力。
当然，蒋介石也没有忽略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抓舆论、抓人心。为了使反革命政变能披上合法外衣，蒋介石也需要有人能为他摇旗呐喊，制造舆论。对于这样一个人选，蒋介石心中早有目标，这个人正是陈果夫。因为，在南昌的时候，陈果夫就向蒋介石提议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建议以国民党党纪来制裁共产党。而在陈果夫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多数同情共党，而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忠实同志。"于是，在北伐军进入上海的第二天凌晨，陈果夫被蒋介石派人接到了上海，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赴沪开会的电报。陈果夫到了上海后，心情格外爽快，因为，他的靠山蒋介石已经强大起来，这样，他陈果夫自然也是身价百倍了。所以，他抖起精神，决意要同蒋介石一起大干一场。
3月28日，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开会，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危害本党及中国"，"应行纠察"。由于参加会议的监委不多，陈果夫等决定由吴稚晖草拟提案，待监委会召开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讨论。但蒋介石显然是等不及了，因为，蒋介石认为，现在正是要共产党命的时候。一方面，这样可以打击共产党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可谓一箭双雕。
初春的上海，天气忽阴忽晴，暖风中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令人难以捉摸。上海的市民们已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人们对天气似乎毫不在意，但是敏感的人却能从那变化无常的天气中意识到什么。4月2日下午，上海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戒备比往常更为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四周还潜伏着许多便衣。指挥部内聚集的都是一些军党要人，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或坐，或立，或沉默，或窃窃私语，似乎在焦急地等待什么人。
第六部分 15.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是一个难得的…
忽然，门外传来一声"蒋总司令到"，屋内的人立即都站了起来，就在这时，身披黑色斗篷，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陈果夫、陈立夫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满脸倨傲得意之状，浑身带着重重杀气。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宣布会议开始。蒋介石满脸严肃，声称北伐军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已受到共产党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清除出去，否则，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蒋介石的话音未落，何应钦、吴稚晖便随声附和起来，其他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起来发言，破口大骂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及工农群众，要求"反共清党"，气氛非常热烈，火药味充满了整个大厅。
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的表情却与这个场面极不协调，这个人就是陈果夫。陈果夫此时似乎若有所思，他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其实，当这些人争相向蒋介石献殷勤之机，陈果夫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似乎是在饶有兴趣地倾听他人发言。但实际上在内心里，他看不起这些人，尤其是看不起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军人。他认为这些军人只会舞刀弄枪，厮杀拼命，却根本不懂策略。他认为要发动这场政变，必须在舆论上先发制人，使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毫无准备，要使共产党在政变之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果蒋介石能采纳他的建议，那么政变成功之后，他陈果夫就成了蒋介石政权的第一大功臣，到时候，权力、金钱就会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到这里，陈果夫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和按捺不住的激动。
大厅里的气氛还是那么热烈，人们还在高谈阔论着。这时，蒋介石似乎发现了什么，他把手一挥，大厅内马上静了下来。蒋介石转向陈果夫，用一种十分亲切而又充满信任的语气问陈果夫："祖焘（陈果夫的字），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呢？"
此时陈果夫似乎显得很得意，因为，在这么大的一个场面上，蒋介石如此信任和敬重他陈果夫，这是多大的面子啊。这样，陈果夫略为沉思，清了清嗓子说："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一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听了陈果夫的一席话，蒋介石暗竖大拇指，他感到还是陈果夫有点子，有办法，看问题高人一筹。这也提醒了蒋介石：必须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果夫的建议。
1927年4月5日上午，按照陈果夫的提议，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蒋介石又召开了秘密会议。陈果夫、柏文蔚、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参加了会议。蒋介石首先在会上发言："反共清党势在必行。但我们有些同志对此却有些不明白，以为不合法。这是一个很糊涂的认识。要澄清这个问题，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党谋叛的呈文，谘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党作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你们看，这个事该怎么办？"
第六部分 16.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是一个难得的…
其实，陈果夫早已与蒋介石暗地里通了气，于是站起来说："3月28日我们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开了个会，认为共党谋叛，危害本党及国民政府，应行纠察。这个呈文现正由稚老（吴稚晖）在草拟，不久就可以向中央提出。"蒋介石立刻就不耐烦地打断了陈果夫说："现在正是非常时刻，草案拟定得越快越好。"思考了片刻，蒋介石又接着说："稚老年事已高，恐怕不能尽快完成，我看另外派人协助他吧。"陈果夫随即表示："我愿意协助稚老。"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秘密会议结束之后，陈果夫便与吴稚晖躲了起来，绞尽脑汁，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在文中，陈果夫极大地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去编造事实。
4月2日的秘密会议被他挂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牌子。抛出了一份编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根本没有出席会议的蔡元培也被陈果夫"推为"会议主席，出席4月2日会议的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中监委只占全体中监委的四分之一却被说成是三分之二。文中还诬蔑"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狂嚣"举凡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姿为颠倒"。呈文后附列鲍罗廷、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要求："姑将所开名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照知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工作非常满意，他想不到陈果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拿出了一份这么"真实"的报告。所以，陈果夫、吴稚晖炮制出来的这篇呈文使蒋介石如获至宝，遂"名正言顺"地对外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之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治法。"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4月9日，陈果夫再次纠集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护党救国"电，捏造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十一大罪状，声称："皆为武汉会议（指二届三中全会）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真是杀气腾腾，箭在弦上。其目的一是为蒋介石大开杀戒张目造势，作为舆论准备，二是以此催促蒋介石勿失良机，尽快动手。陈果夫的这份通电确是"声泪俱下"，国民党中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都被煽动起来反对共产党。
第六部分 17.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是一个难得的…
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还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今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许登载。于是各报从此时登出来的都是从蒋介石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反革命的稿件。当时上海新闻界舆论哗然，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蒋介石是首创新闻制度检查之人，较之那帮老军阀要厉害多了。袁世凯只是限制不许登某些稿件，孙传芳是用停止邮寄来威胁报馆不许登骂他们的文章，都不曾如蒋介石一股脑儿地将新闻稿件"包圆儿"了。应当说，在这首创中陈果夫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在此时，蒋介石对陈果夫的信任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以至于在蒋介石的眼里，只要是陈果夫出的主意，不论对与错都对蒋家有利。
这样，所谓的事实已经编好，舆论也控制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什么时间动手的问题。陈果夫本人虽然认为反共清党越快越好，但在行动上他却比那些军人要谨慎得多，他主张先试探武汉政府的反应。在陈果夫的建议下，4月6日，蒋介石以"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的罪名，查封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驻上海的办事处。而这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此却麻木不仁。刚从国外回到武汉的汪精卫，虽然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公然摆出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姿态，但实际上他与蒋介石也是一路货色，对蒋介石的举动也毫无异议。武汉方面既然毫无动静，蒋介石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就等于坐失良机。
本来上海起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成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蒋介石一到上海便下令解散了，此时上海已无市政府可言。陈果夫出于反共和个人权欲的目的，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上海目前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不赶快成立市政府，那么共党分子就会浑水摸鱼，煽动无知市民，使我们无法控制上海，阻挠清党。因此，成立市政府是当务之急。"蒋介石言听计从，于4月8日，在上海成立了临时政治委员会。为酬谢陈果夫倡议之功，陈果夫被蒋介石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的陈果夫好不得意。因为临时政治委员会是上海市最高权力机关，控制着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大权，而且还把持着当地的党权。
在陈果夫等的协助下，蒋介石狰狞之相暴露出来了。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下达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4月12日，在上海的陈果夫等人开始了行动，全副武装的青洪帮流氓、特务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枪杀平民，捕杀共产党人及有嫌疑者。在整整三个星期内，上海的枪声不断，仅从4月12日到15日这三天，工人被屠杀的竟达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使整个上海处于血雨腥风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应当说，在这一时期，陈果夫是作为蒋介石的"忠实参谋"伴随于蒋介石的左右，他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蒋介石自然对他言听计从，倍加重用。
第七部分 1.清党换来了带血的乌纱（1）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样一个政治格局，应当说是陈果夫、陈立夫干出来的。一方面，他们有结党为蒋的忠诚，这一点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对陈果夫、陈立夫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结党为蒋是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关系发展的前提，没有这一条作基础，陈果夫、陈立夫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蒋介石也不可能重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反对共产党的政绩。在蒋介石看来，对付共产党，陈果夫、陈立夫确实有一套，他们在与共产党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那股子干劲，蒋介石着实打心眼里喜欢，有时，蒋介石甚至认为，一个陈果夫、一个陈立夫顶得上他的千军万马。对于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样一个政治局面，蒋介石也是认可的，因为，陈家党是听蒋家话的党。这样一来，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说话间透着十足的精神，走起路来也带着百步的威风。哥俩儿经常在一起长谈，谈过去，谈现在，谈将来，字字句句都散射出一种满足感。但无论他们怎样憧憬未来，有一点他们是清醒的，这就是紧跟蒋介石，高举结党为蒋的旗帜，这样，他们才能安身立命，有所作为。
自从陈果夫、陈立夫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陈果夫、陈立夫在蒋介石的眼里成了了不起的功臣。蒋介石在欢庆政变成功的同时，也为陈果夫、陈立夫布置了新的任务，即开始在上海、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1927年4月底，蒋介石在第一期"清党"的基础上又开始策划第二期"清党"。在蒋介石看来，第一期"清党"虽"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摒除共产党徒于党外"，但并没有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各地仍有该党余孽暗中活动，或仍匿居旧时共产党机关，借口已经改组，巧自粉饰，或插入新兴团体，从中捣乱"。由此，蒋介石认为，这种现象绝不能再存在下去，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今非昔比，他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财大气粗，无所不能。所以，他此时的目标不是限制共产党，而是要彻底根除共产党。
蒋介石力主清党，陈果夫兄弟俩自然高兴，因为，在这一领域，他陈果夫、陈立夫是专家。而清党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他们陈家势力的扩大。因此，对于"清党"运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极力赞成，他们认为，仅从中央机关清除共产党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国民党各基层组织中，清除隐藏的共产党，这样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陈果夫此时已不在组织部任职，其代理组织部长一职由他推荐的右派人物吴倚沧担任，这样，组织部的大权仍然由他控制。1927年7月，蒋介石指令成立全国"清党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都没有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但他极力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清党委员会"，在7名委员中，就有曾养甫、段锡朋、吴倚沧、郑异、肖佛成是他们所信用的，且是对陈果夫、陈立夫唯命是从的人，所以二陈兄弟实际上成了"清党"运动的主持者。
"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在二陈指挥下进行工作，陈果夫事事过问，事事插手，整个"清党"程序，由他一手安排，以至于蒋介石下野后，陈果夫依然能暗中操纵各地的"清党"运动。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他接受了陈果夫的建议，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继续"清党"。基于此，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使"清党"的理论、组织、方法和程序更加完备，更加系统，更加严密。陈果夫认为，只有做到这些，"清党"才能真正深入下去，也只有实现了"清党"的最终目标，蒋介石才能坐稳总裁宝座，他陈家也才有出头之日。
陈果夫是个表现欲极强的人，他一旦确立了一个目标，不论对与错，只要有利，他就要不顾一切地走下去，直到碰得头破血流。为了表现自己的价值，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十分活跃。他多次发言，陈述自己对"清党"的主张。他强调，要使"清党"运动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以前虽然也整理过党务，但收效不大，这次应该彻底整理。为此，他与蒋介石、丁惟汾一起拟定了一个整理党务的提案交会议讨论。并强调要为"清党"制定法律条文，与蔡元培等提出了《制止共党阴谋案》。这样。陈果夫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对"清党"的理论、方法、程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应当说，对于陈果夫的表现，蒋介石十分满意，他想不到陈果夫竟为"清党"这件本不正确、本不光彩的事找到了合理的外衣，指明了道路，提供了法律依据，真是"难能可贵"。因此，这时期，蒋介石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总爱找陈果夫商量一下，对此，陈果夫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第七部分 2.清党换来了带血的乌纱（2）
的确，在"清党"问题上，陈果夫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下了一番真功夫，从而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很到位。对此，蒋介石称之为对党国高度负责之精神。陈果夫认为："清党时间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以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就淹没"，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持理论均沿用过去国共合作时的那一套，"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因此，"非将容共期中之理论与方法，一举清之不可"。
在此基础上，陈果夫还对"清党"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提交二届四中全会的提案中，陈果夫攻击共产党的理论"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全民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至于绝灭，为遮断中国的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要彻底清除，要"制定管理党报及党的一切刊物条例"，以利于宣传"三民主义"。
陈果夫还向蒋介石建议，"清党"是个整体，清思想是前提，而清组织才是根本，蒋介石认为陈果夫言之有理。这样，陈果夫底气更足了，他公开叫嚣，要"废除容共期内一切民众运动方式"；"严厉取缔农工间武装集团及潜伏暴动性之秘密结合"；"各地畸形农工集团一概取消"；"取消省党部以下一切畸形、残破的党部"；"省党部未正式成立时，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记委员，专办全省党员登记，限期完成整理党籍工作"，"废止中央及各级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于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厉行监察委员会职权，监察委员会得指导中央及地方特种刑事法庭"。
按理说，陈果夫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但他还不满足，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他的责任心，他还对整理党务的办法做出了更明白、更具体的规定。他反复强调整理党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总登记、总考查、彻底训练、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员会，考查各地曾任省级及与省同级党部的委员；再由中央选派指导员组织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然后由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选派指导员组织各县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分级考查各地的国民党员。凡经登记合格者为预备党员，凡经考查合格者为正式党员，凡经长期考查与训练合格者为基本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可以说，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出尽了风头，风光得很，好像整个国民党就他一个人有本事。对于陈果夫的大表演，蒋介石十分赞赏，对于陈果夫提出的主张、建议，有时他想都不想就点头支持。这样，陈果夫的这些主张顺利地被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全会决定首先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除撤销共产党员和所谓"附逆"共产党的谭平山等人的国民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职务，选举蒋介石等36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取消农民、工人等五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个部，并决定对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进行整理，对党员重新登记。陈果夫由于在全会上的出色表现，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会议闭幕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第七部分 3.清党换来了带血的乌纱（3）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异常的兴奋，因为，他们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风光过。于是，哥俩儿聚在一起举杯大庆一番。然而，没等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又开始考虑起下一步的行动，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组织进行整理，他们发誓要"将共产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找来张道藩、余井塘等人进行密谋，决定从反共人物中选拔党务指导员，即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共的人都被挑选出来，作为党务指导员的人选，让这些人参加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使他们熟悉环境。在这过程中注意考察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其中，政治立场是先决条件，政治立场不坚定者，工作能力再强也不能用。因为，在陈果夫、陈立夫看来，工作能力可以慢慢地提高，但政治立场一旦确定就不好变了。因此，陈果夫、陈立夫在这一点上把得很严，其标准也很高，这就是"必须具有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本党主义，认识共产党阴谋，忠于领袖的真诚才行"。可见，在这里，陈果夫、陈立夫赋予了政治立场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反对共产党；其二是忠于蒋介石。
经过悉心考查后，陈果夫、陈立夫终于从这批人选中挑出一些思想反共而又忠于他们的人，委派为党务指导员，然后将他们派往各地去执行"清党"任务。陈果夫、陈立夫对此十分重视，在这些党务指导员出发之前，陈果夫、陈立夫总是亲自召见，反复交代。他们要求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要进行认真考核，选择一批坚定的反共分子到各县市担任党务指导员，所有各地的党务整理和"清党"活动，统统由党务指导员负责进行。这样，陈果夫、陈立夫为实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奋斗目标迈出了第一步，这批人后来也成为陈家党的基本力量。
由于陈果夫、陈立夫对这些人寄予了很大希望，给予了充分信任，这帮人也从心里感谢二陈，因此，绝大部分都很卖力气。他们到各地后，迅速开展工作，对各地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党部，换上二陈所指定的人选，或符合二陈所订标准之人。这样，到1933年底，各地主掌党权的基本上都换上了二陈的亲信。如陈果夫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去天津市，作为党务指导员，将天津市党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都被塞进市党部，市党部下的各基层组织也换上了他们的人。其他省党务指导员具体是：江苏为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佘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艾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与张廷休；陕西为宗志先等；甘肃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宣、郭育恺等；绥远为赵允义、陈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童行白、陶百川、陆京土、吴开先；北平市为陈石泉、庞镜塘；青岛为李汉鸣等；汉口为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应该说，这一步对陈果夫、陈立夫至关重要，这一步的实现标志着陈果夫、陈立夫已经从组织上控制了整个国民党的党权。
这一步迈出之后，陈果夫、陈立夫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对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这一次比1926陈果夫接收组织部时所进行的登记更加广泛、更加严格。陈果夫、陈立夫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架势，不断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反复强调："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所有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并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听候审查。在各地党务指导员的组织下，所有国民党员一律填写审查表。按照陈果夫、陈立夫的要求，填表人必须回答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并加以区别，以此来测验填表者的政治倾向，这是决定其登记是否合格的一项重要标准。然后对这些党员开展调查，进行评审，凡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共言行的，皆由军警和行政机关配合，进行审查、缉拿或清除。这显然是对共产党和其他非蒋势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
第七部分 4.清党换来了带血的乌纱（4）
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清党"既是蒋介石的事，更是他们自己的事，把这件事办好了，国民党也就自然是他陈家的了。所以，兄弟俩特别的上心，对于派往各地主持"清党"工作的党务指导员，总是不那么放心，生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此，兄弟俩常常不辞劳苦，亲临各地巡视，指导当地的"清党"运动。特别是对华北、东北地区。陈果夫最不放心，他考虑到这些地方原是张作霖的领地，国民党势力不强，现在刚刚平定，恐怕共产党乘机插入其中进行活动，因此，他把北方地区作为开展党务的重点。
1929年夏天，陈果夫亲自到了北平，以国民党要员的派头检查指导工作。一些新闻记者知道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新权贵，蒋介石的亲信人物，这次来北平一定有重大任务，便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的旅馆，想进行采访。陈果夫知道，他所主持的"清党"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他此行的任务是秘密的，他本身的工作更是特务性质的，因此，尽管记者多次提出采访要求，他都一概回绝，拒不接见。
一天，陈果夫出席张学良举行的宴会，他兴致冲冲，十分潇洒地进入餐厅，刚进大门，就被早早守候在那里的一群新闻记者包围起来，陈果夫再也逃脱不了，他看看表，离入席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心里十分着急，突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陈果夫满脸堆笑，先入为主地询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报纸发行的情况，编辑工作的情况，甚至问到了广告业务等等，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入席的时间。陈果夫站起来，收敛笑容，冷冰冰地说道："对不起，我要入席了。"说完，便把一群记者丢下，顾自地扬长而去。事后，陈果夫得意了好一阵子，他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了。"实际上，这正说明陈果夫做贼心虚，他的所谓"清党"运动，整理党务，说穿了，就是残害共产党，残害人民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对于蒋介石来说，陈果夫、陈立夫是功臣，他们为了蒋介石可谓是竭忠尽智，不怕肝脑涂地。但对人民来说，他们却是千古的罪人，他们在人民的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在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的"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例如，在广州"四一五"血案期间，杀害了萧楚女、熊雄、孙炳文、安体诚等。之后，又把韩麟符在天津捕杀，长期关押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的学生多人。在其他各省市，也是同样，捕杀行动持续达两年之久。就全国范围而论，被害的人数，竟数以万计。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被野蛮地破坏。同时，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完全改变了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国民党的性质，国民党日益被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陈果夫、陈立夫逐步控制了国民党，他们陈家的势力也一天天壮大起来。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果夫一举而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党务委员、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也一跃而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秘书长。陈果夫、陈立夫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当上了执行委员，张厉生、余井塘还担任了组织部的秘书。同时，陈果夫还兼任着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的职务。显然，今日之陈果夫、陈立夫已是今非昔比了。
第七部分 5.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1）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无论什么人，如果背离了这一点，蒋介石都要不遗余力地让他身败名裂。尤其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必须控制国民党，因此，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显得越发关心。他反复强调："继今以往，本党必益当努力于党权之集中，组织之精密，纪律之森严，信仰之统一，凡别有结合别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当在所必除。"
其实，蒋介石心里想的啥，陈果夫、陈立夫一清二楚。因为，他们的眼睛始终不离蒋介石，蒋介石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都记在心里，细加揣摩。可以说，把蒋介石研究透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投其所好，以获得蒋介石的赏识。所以，蒋介石每有指示，兄弟俩总是闻风而动，有时还要先意承志，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陈果夫认为，要实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方面要以武力铲除国内一切异党，特别是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另一方面要进行反共宣传，以开化全国民心。而这两方面的进行，都需要培养大批反共"人才"。
陈果夫认为，共产党中有很多人才，因此在国共合作时，成为国民党各级组织中的骨干，现在"清党"以后，共产党人被清除，随之而来的各级组织也瘫痪了，另外，国民党中一些人也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动摇，态度暧昧，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这样，国民党中人才匮乏的问题便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反共的任务，要推行一党专制的政治，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为此，陈果夫专门请来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共同磋商培养党国"人才"大计。戴季陶、丁惟汾二人对陈果夫的想法十分赞成，但一时又拿不出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陈果夫便提出，将以前党政训练所恢复，并扩大其规模，以此为基础，创办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主要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应当说，陈果夫考虑得很细，也很长远，他不仅为蒋介石的江山社稷费尽了心机，而且，也为他的陈家党考虑得很远，蒋介石当然要领这个情。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陈果夫所料，他的建议一提出，首先是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的一致赞许，接下来是上上下下一片赞扬声，这使得陈果夫很知足。于是，他们一起对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办法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形成意见后，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十分高兴，他当面夸奖陈果夫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并指示有关当局尽快付诸实施。这样，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决议，正式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管理。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党务学校的重视，亲自担任校长，并任命戴季陶为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事务繁多，戴季陶和丁惟汾也各有自己的具体工作，都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中央党务学校的一切大权由陈果夫一人独揽。
第七部分 6.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2）
在陈果夫看来，尽管总务主任对于他陈果夫来说并不算什么，但这件事本身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走出这样一步棋，是为蒋介石的江山社稷考虑，蒋介石自然会在内心里感激他。另一方面，陈果夫也可以借此发展他陈家的势力，可谓是一举两得。所以，陈果夫比当年办党政训练所时的兴致更高，他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到国民党各部门要钱要人，十分顺利。他还亲自选定校址，大兴土木，盖起了十分讲究的校舍。他各方罗致人才，聘请了一批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充当学校师资。他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考者中，经过严格的口试和笔试，录取了340名学生。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后，中央党务学校正式开学，由此，陈果夫好像是做成了一件天大的事，竟孤芳自赏起来，洋洋自得。
学校一开学，陈果夫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要亲自管，表现出高度负责的精神，尤其是针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受到多方攻击的情况，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凝聚力和对蒋介石的忠顺精神。他亲自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意思是要求学生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他们所希望的党国人才，陈果夫特意为中央党务学校确立了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的教学内容。
陈果夫搞的政治训练，主题突出，政治色彩鲜明，主要是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灌输和言论的控制，以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教育学生，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同时，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技能，以利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
陈果夫设置的军事训练内容也很有特色，即在突出政治精神教育的基础上，把军事技能训练也摆在办学的重要位置，使学生既有政治专长，又懂军事技术。主要是将学生的学习、生活均纳入军事管理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的训练。陈果夫将全校的学生编为三个区队，每区队再编为三个分队，分别选派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区队长和分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平时，除训练学生集合、队列、出操、瞄准、投弹、械斗等基本功外，还特别注重培养"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可见，陈果夫用心良苦，他的确是在诚心诚意地为蒋介石培养人才，以至于处处突出蒋介石，蒋介石作为校长，自然十分满意。
到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学生340人中，除60多人因反共立场不坚定，对蒋介石忠诚不够，或身体、家庭状况不佳等原因不能毕业外，270多名学生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工作。陈果夫对这一期毕业生十分重视，学生毕业时，他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发表长篇演说，殷切期望这批学生到各地后努力工作，为反共大业尽忠效力。对一些重点学生，他又是拍照留影，又是亲自召见，可谓用心之良苦。他还挖空心思，为毕业学生纪念册写了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感慨万端，合盘道出了他办中央党务学校的初衷。
第七部分 7.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3）
陈果夫动情地写道："当斯时也，北伐之功未竟，党务之纠纷已起，在湘、鄂、赣则有共产党之扰乱，为本党心腹之大患；有长江下游诸省，则因党务干部人才之缺乏，使党务不能随军事势力进展，而空虚散漫之象以生。本党至此，非毅然清共，不能挽回革命之危机；非巩固党基，亦无以达革命成功之目的，于是中央有设立本校之决议，盖深信党务较军事尤为重要——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
在陈果夫看来，在蒋介石已完全控制军事大局后，党务比军事更为重要，而办好党务，就要有一大批国民党党务人才，这批党务人才要信仰"三民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忠于蒋介石，同时，还要有组织能力和其他方面广博的知识，由他们充任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就可以振兴国民党。这一期学生果然没有辜负陈果夫所望，他们到各地后，为充实国民党各级组织，为各地的"清党"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蒋介石并没有把陈果夫搞的中央党务学校看得有多么重要，也没有对陈果夫抱太高的期望。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党务学校怎么能同黄埔军校相提并论呢？但事实很快让蒋介石转变了看法，他开始越发重视中央党务学校，从各方面给予中央党务学校更多的支持，也由此更加信任和看中陈果夫。
随着局势的发展，到了1929年6月，蒋介石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大局已定，天下无可置疑地成了蒋家的天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开始调整他的治国方略。为适应国家政治进入训政时期的需要，他要求陈果夫的党务学校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蒋介石旨意一下，陈果夫立即行动起来，他先是提议中央党务学校应该更名。这一提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将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任务是培养党务人才和训政人才。为了表示对政治学校的重视，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并任命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还增设了校务委员会，陈果夫当上了校务委员，后来干脆取代丁惟汾担任了教育长，实际上，中央政治学校仍然是他陈果夫的天下，他不可能放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希望投向了这里。
正因为陈果夫把这所学校看得很重，所以，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后不久，陈果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将陈立夫也拉入校内，担任了校务委员，这样，兄弟俩联手治校，权倾一时，中央政治学校实际上成了陈氏学校，正如当年在此校工作过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正如江河中的水一样，每个人都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陈果夫、陈立夫此时可算是处在高潮时期，他们都很年轻，而且在众人眼里，他们又都很有作为，虽然他们有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傲气，但他们还算是冷静的。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恒定的法则，这就是绝不能功高震主。这样，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在中央政治学校大权在握，在国民党其他要人面前可以趾高气扬，可在蒋介石面前，却处处表现出谦恭谨慎、温驯贤良，而且时时都在揣摩蒋介石的心态，以便讨蒋介石的欢心。他们深知蒋介石办中央政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蒋氏势力和反共人才，因此，他们一切唯蒋介石命令是从，而且经常把蒋介石请到学校来，对学生发表演讲，给予指示，蒋介石则从不推辞，每逢学校重大集会和校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时刻，他都必来学校，或者对学生训话，或者对教职工指示，每次总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他强调："政治的现状不好，力量不够，乃因政治人才缺乏，政校即为造成党的政治人才而设。"因此，中央政治学校"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像黄埔一样的学校，训练出一批干部人才"。蒋介石的这些话在其他人眼里，也许都是耳旁风，但在陈果夫、陈立夫那里，却是圣旨。
第七部分 8.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4）
陈果夫、陈立夫除了请蒋介石来校作指示外，他们还经常去晋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报告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请求指示。蒋介石也多次向二陈面谕，或者写信给二陈，指示政校工作。1932年，蒋介石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写信，强调"中央军校与中央政校，为本党教育干部之基本工作，课程虽有不同，而精神则无二致"，因此，必须使"二校切实联络，打成一片，而二校间之学生精神与情感，更须团结无间，是二校教职员之责任，尤为重大。"
陈果夫、陈立夫尽管也认为蒋介石有时讲的是废话，但他们却很明确，这就是不管对错，只要是蒋介石讲的，都必须当作绝对真理。他们是这样想的，也确实都是这样做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蒋介石放心。所以，不管是蒋介石的训示也好，面谕也好，或者是函电也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唯命是从，坚决照办，绝不走样。他们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劳心费神，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大到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原则，小到科系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硬性规定。表面看起来，中央政治学校科系分明，章程井然，实际上却是一个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与其说是个学校，倒不如说是个臃肿的机关。比如，中央政治学校设置了许多大学少有的机构，如公务员训练部、专修科、附属学院、学校及研究部，科系中还设置了行政系、外交系等。
学校对师生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层层控制。在教育长以下，分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公务员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军训总队部等。而且，各处都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处以下再设科，科有科长和副科长。各执其事，各负其责。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行政衙门的官僚组织，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教育长一人之手。这也就是说，陈果夫把一切大权都统统揽在手中，除了蒋介石之外，其他人都靠边站，这就是陈果夫，一个权欲熏心的陈果夫。
陈果夫虽然后来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不满，但他陈果夫本人也是一个独裁者。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家长，教师是佣人，学生是奴隶。在他的层层控制之下，学生像奴隶似的集中在学校，实行军事管制，一切言论行动都要听从学校指挥，稍有越轨，即行处置；如有某种进步言行，则坚决开除。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时，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进行了"过激"的评论，很快被学生中的奸细告发，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宣布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陈果夫满脸冰霜，对此毫不通融，他眉头紧锁，一字一顿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教师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
第七部分 9.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5）
陈果夫对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很重视，对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予以重罚。陈果夫常对学生讲："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即按军法处置。"学生若是稍有不慎，就会糊里糊涂地受到学校"军训总队部"的惩罚。有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校方要求中午睡午觉，一名学生在宿舍里难以入睡，便出来走走，他信步进入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便在礼堂的长条凳上睡着了，结果被校方发现，将这个学生叫到军训总队部，予以严厉斥责，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反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仅在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该部负责人发生争论。陈果夫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陈果夫就是这样，为了蒋介石的大业，为了党国的未来，他不给任何人面子，当然，除了蒋介石。
的确，陈果夫、陈立夫为了讨得蒋介石的赏识，他们办中央政治学校付出了很多。他们唯恐学生不能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才"，除了加强对学生控制外，还经常向学生发表演讲、训话，并将学生找到家中或办公室里，进行个别训示、引导，以笼络学生。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开学时，陈果夫正患胃病，但他还是忍着疼痛向学生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学校十分重视，声称："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高等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这里，陈果夫所说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实施蒋介石新专制主义的骨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果夫、陈立夫多年的辛苦总没白费，每当送走一批学生，他的内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因为，他毕竟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介石培养了人才，也为自己培植了亲信，可算是名利双收。随着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届届毕业，走向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各级行政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陈果夫、陈立夫也通过这些学生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开始，他们以控制各级党部为重点，后来，在把持党务的同时，也向政府渗透。1932年，陈果夫、陈立夫曾向他们的亲信训示："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因为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以保荐县长，又可以直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于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党部就可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厅，然后将120多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派往那里，以佐治员的身份参加各县县政工作，实际上控制了浙江所有县的党政大权。在其他一些省，他们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达到控制这些省党政大权的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快成了二陈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两个字。"如果说，当年蒋介石通过办黄埔军校控制了国民党军队，那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则通过办中央政治学校而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蒋介石真的大吃一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陈家的势力竟发展得那么快，选举中陈立夫的支持者竟比他自己的还要多。
第七部分 10.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立刻就四分五裂了。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在广州的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在党内崛起，形成了一个新右派，势力在逐渐扩大。在这几个派别中，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无论是在资格上还是在威望上都远远超过蒋介石。但蒋介石善于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军权对这些派别逐一加以打击。廖仲恺一案之后，胡汉民被迫离开广州，这样，胡汉民的势力被赶出中央。"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骤失重心。剩下的孙科也仅仅由于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才能自成一派，政治上没有多大野心，对蒋介石构不成威胁。丁惟汾原是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青年部长，在陈果夫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时，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了各省党部，势力猛然大增。这种局势的形成，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好事，蒋介石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蒋介石不怕乱，越乱越好，正可以乱中取胜。
作为一个搞政治的老手，蒋介石很快找到了驾驭这种局势的办法。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采取拉拢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手法。他先看中了丁惟汾，丁惟汾势力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仍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抗衡，丁惟汾只有另找靠山来与汪、胡对抗。因此蒋介石略施手腕刚一拉拢，丁惟汾马上移船就岸。这样，在汪、蒋相斗的宁汉之争中，丁惟汾站到了蒋介石这一方，他在国民党内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大同盟"，吸收了一批右派青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因此，1927年4月，当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丁惟汾毫不犹豫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蒋介石的中央里当上了青年部长。由此，蒋介石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宣告达成。于是，大踏步地向第二个战略目标前进，对其他各派，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时间是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在此之前的预备会议上，蒋介石利用党内各派矛盾，拉拢丁惟汾，进退自如，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派和汪派。为酬谢丁惟汾的合作之功，丁惟汾当上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常委。但丁惟汾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毕竟是国民党内的大人物，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不愿意在党内长期屈居蒋介石之下。这样，在二届四中全会上，丁利用蒋的拉拢，趁机发展自己势力，把大批亲信塞到大会中，以致有人惊呼"蒋家天下丁家党"。蒋介石对于这样一种形势当然不满意，但蒋介石表面上不露声色，一方面，丁惟汾目前对他有用，可以分散其他派别对蒋介石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希望看看丁惟汾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究竟有多大本事。
然而，蒋介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一让再让，更不可能让丁惟汾成什么气候。在蒋介石夺取党政大权后，对于丁惟汾的做法就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下决心要置丁惟汾于死地。
1928年，随着第二次北伐占领天津后，蒋介石力图北上，想借机收揽北方各地方党部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由于天津市党部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周某也是丁的亲信，他不愿意叛丁投蒋，于是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闻言大怒，又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召见，不料周某再次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应当说，蒋介石参加革命那么多年，还从没遇到这种事情，在国民党内就是再高的身份也得给他蒋介石面子，连国父孙中山也得让他三分，所以，蒋介石当时的气愤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第七部分 11.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两次丢了面子，蒋介石又气又恼。因为，在蒋介石眼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蒋介石并不把军事上的失利看得过重的话，那么，党派斗争的失利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通过"清党"来肃清反对自己的党内势力。
在"清党"中，陈果夫向各地派出了大批的党务指导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一人决定向各地派出的人选，丁惟汾不得过问。而陈果夫所确定的人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这批人到地方后，随即改组地方党部，许多丁惟汾的人被改组掉。这样，在地方失去了支持的丁惟汾犹如无根之草，飘摇不定。那位让蒋介石难堪的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不久也被陈果夫撤换，天津市党部也被解散。陈果夫选派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焦廷献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面对蒋、陈暗地里的攻击，丁惟汾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乘第二次北伐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把矛头对准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面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把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素有独立王国之称的各地政治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为了对付汪精卫、丁惟汾，蒋介石、陈果夫又拉拢刚从国外回来的胡汉民。蒋、胡经过秘密协商，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协议。由胡汉民出任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要去南京当立法院长的消息传出后，一时舆论哗然。胡汉民的许多老朋友都提醒胡：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合作，千万不要去南京就职。据说胡汉民回国途中，路经香港，他的老朋友邓泽如，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件礼物，即竹笼内装一小黄雀，赠送给胡汉民，暗示胡，如果去南京就职，下场就会同笼中的黄雀一样。但胡汉民却有自己的打算，他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采取先分权再逐步夺权的办法，在国民党中争雄。他的武器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及据此炮制的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和五权宪法草案。他坚信武人只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希望蒋介石能像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样把政权交给中国的伊斯默——胡汉民。
胡汉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梦想，趾高气扬地坐上了南京立法院长的宝座。胡汉民就职后，提出了一系列议案来压蒋，蒋不甘示弱，也提出一系列议案来反对胡。丁惟汾一反以前拥蒋反胡的做法，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凡是对他有利的议案，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丁惟汾的做法，激怒了蒋、胡。蒋既不满丁模棱两可的态度，更不满他在蒋家王朝中"丁家党"的势力；而胡也想报往年丁惟汾拥蒋反胡的一箭之仇。这样，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前夕，蒋介石指使陈果夫联合胡汉民与丁惟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党权大战。
在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前，蒋介石、陈果夫一个是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加紧活动，陈果夫为了蒋介石，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们很快发现，形势越来越对他们有利。按照国民党第187次常委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所谓圈定就是由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所谓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这两种办法无疑有利于蒋介石和胡汉民。因为在整理党务中，陈果夫已经派自己的亲信去各地改组各地党部，由此他们上报的人选自然不会是外人了。而且，此时陈果夫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由蒋介石兼任），有权指派与圈定。蒋、陈为拉拢胡，在指派、圈定代表时，对胡汉民自有照顾，这样，胡汉民也不反对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党内其他的反蒋派了。但是，各种反蒋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开始联合起来一起反蒋，这就使形势越发紧张起来，预示着一场党权争夺战不可避免。
第七部分 12.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要说最恼火、最不服气的，还是丁惟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华北各省市及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指派大权，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不可能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是一败涂地。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没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这样。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中央指派、圈定代表的决议之后，改组派和大同盟便站了出来，一起抨击蒋介石。首先是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丁惟汾所属的南京特别市常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之后，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合法权利，并推选谷正纲（中央政治学校训育处副处长）、吴健（中央大学学生）、刘行峨等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常委会，要求对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在中常会上将这几位代表痛骂一顿。谷正纲、吴健等人不甘屈服，退出中常会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使得局势越来越紧张、复杂。这下可难坏了陈果夫，也愁坏了蒋介石，他们绞尽脑汁地开始筹划如何才能闯过这一关。
在这个抗议行动中，丁惟汾的行动颇引人注目。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仿效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决定离开南京去北平。临走之前，他嘱咐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运动，他本人在北方行动响应。到了北京后，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等省市的党部也都闹了起来。而且，大同盟、改组派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内不少人的支持，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此时的蒋介石、陈果夫也感到形势不妙，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很快从徐州致电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对中央决策的攻击。当时，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戴季陶，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也觉得再不出面不行了。于是，由他出面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国民党中央也召开常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会议宣布撤销响应闹事的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等地的党务指导员，另行选派可靠的人员。果然，蒋介石的这一招还真灵，国民党中央的这种强硬态度还真的镇住了一大批闹事者，他们很快平静下来，变得温和起来，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言行上比从前注意了许多。但还有一个人没有被镇住，他毕竟老道，这个人就是丁惟汾。
第七部分 13.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的确，丁惟汾可不是善者，更不是弱者，他没有被蒋介石吓倒，他要做最后的抗击。1928年12月22日，在丁惟汾的指挥下，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个团体，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在北平的影响下，其他各省市也继续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先拿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开刀。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定，陈果夫极力拥护。本来，蒋、陈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蒋介石把党务之事交给陈果夫办理，双方心里都挺满意，不料中途杀出个丁惟汾，挡住了陈果夫的官路，陈果夫眼看着蒋介石那么重用丁惟汾，心里相当不好受，但陈果夫也不好同蒋介石明说，这样，陈果夫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现在机会送到了门前，陈果夫岂能放过。正是在这样一种复仇心理的作用下，陈果夫对丁惟汾当然不客气，不留任何余地。一方面，他搬倒丁惟汾也是为蒋介石出气，蒋介石自然要感激他。另一方面，他陈果夫可以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用陈家党取代他丁家党。
本来北平、天津一带党务是丁惟汾的势力。但国民党二次北伐后，阎锡山、白崇禧分得了北平、天津地盘。阎、白手握平、津军权，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看不顺眼。但当时蒋、丁尚在"蜜月"，丁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阎、白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闹翻了脸，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丁惟汾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了天津市党务指导委员会。
丁惟汾遭阎、白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入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丁惟汾在别地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路，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或投靠汪，或投靠阎，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
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可以说是最风光的时候，他们经过一场恶战，似乎刚刚开始品尝胜利的果实，体验到胜利者的滋味。这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三大，一举把"丁家党"扳倒。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陈果夫、陈立夫很快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丁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第七部分 14.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1）
1928年是个多事之秋。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成功，但蒋、冯、阎、桂只是暂时联合，北伐一成功，蒋，冯、阎、桂便相互争斗起来。蒋介石在四个集团中，实力最强，力图压制冯、阎、桂，冯、阎、桂三家当然也不服气，于是联合起来倒蒋。蒋介石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于1930年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就在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打击阎、冯、桂三个集团时，在党务领域，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也发动了一场"中原大战"。陈果夫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旺盛的斗志，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打得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丁惟汾派等异己力量落荒而逃。对此，蒋介石对陈果夫大加赞赏。
在蒋介石的这几个反对派中，西山会议派是在国民党内树帜最早的一个派别。1925年10月，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云集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国共合作，公开另立"中央"，形成了西山会议派。
而那时候的蒋介石虽然不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但他对西山会议派的做法也嗤之以鼻。认为西山会议派从国民党分裂出去，实际上是把国民党中央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因此他认为西山会议派"笨得可怜"。
1927年8月，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逼宫"，被迫宣布下野。此时宁、汉双方争夺激烈，共产党成了双方相互攻讦的武器。反共最坚决的西山会议派遂趁此有利时机，东山再起。然而好景不长，同年底蒋介石复出。为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要把西山会议派赶走。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果夫。陈果夫对于蒋介石交给他的这一任务相当重视，他深感到此项任务非比寻常，因为，这件事在蒋介石那里是大事，同时，这项任务也很重，而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元老派，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陈果夫接受任务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他确信，对于他陈果夫来说，没有办不成的事。带着这样一种心情，陈果夫立即回到自己的老巢"中央党务学校"进行布置。1927年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了全市党员大会，当讨论到《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与会者发生激烈争执。赞成议案者指责反对者为共产党徒，反对者则指责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争论正烈之时，受陈果夫暗中怂恿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竟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为非法的理由，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结果黄杰等四名闹事学生被大会捕交公安局。第二天，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又在陈果夫的默许和支持下，用汽车高挂打倒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标语，由党务学校校旗开路，结队在南京市中心游行，又到南京党部捣毁市党部牌额，并赴国民政府请愿，迫使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
第七部分 15.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2）
陈果夫就是这样，他绞尽脑汁抓机会、想办法找西山会议派的麻烦。没过两天，南京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讨伐唐生智是由特委会决定的，按理说这次大会不应有反对特委会的言辞、举动。但大会一开始，陈果夫的喽啰——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就在会场捣乱，散发反对特委会的传单、标语，发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演说，而陈果夫的干将、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尤为卖力。会后，大会组织了示威游行，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陈果夫默许下，竟然暗藏手枪前往。游行的队伍行至秀山公园门口时，遇军警阻拦。游行的学生遭阻，交涉不成，遂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羞成怒，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游行队伍大乱，结果导致大盛布店学徒郑廷贞、新沂园浴室工人范世林当场死亡，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不治而死，轻伤者75人。这就是"一一·二二血案"，血案的发生对民众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在陈果夫的眼里，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为，他看到。这正是利用公众情绪扳倒西山会议派的大好时机。
血案发生后，反对情绪日益膨胀起来，西山会议派马上意识到形势有些不妙，肯定这里边有阴谋，但已经晚了。为了挽回败局。西山会议派干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成了替罪羊。陈果夫指示手下喽啰在南京四处张贴传单、标语，指控西山会议派的谢持、邹鲁、居正、覃振、傅汝霖等10人为血案幕后主使者，而葛健时为一手策划者，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西山会议派至此才明白掉进了蒋介石、陈果夫所设的陷阱里。尽管他们先后发表声明，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解，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查明事实真相，但都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大权的谢持也被迫辞职。而陈果夫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鸣锣收兵，去蒋介石那里领赏去了。
要说最得意的还是蒋介石，他的确没想到陈果夫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置西山会议派于死地。所以，惊喜之余，自然也就对陈果夫的这一"杰作"，赞赏有加。事后，桂系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见蒋介石，诉说受"血案"牵连之苦，蒋介石轻松地回答："那个惨案是我当时政治上一个运用，现在时过境迁，不必介意。"陈果夫所策划的这些事，狠狠打击了西山会议派。在此之后西山会议派虽然还存在，并在冯、阎、桂的反蒋斗争中穿插往来，但已是日薄西山，不成气候了。到1931年底，西山会议派作为一个派别已经消失，从此，他们再也打不起精神与蒋介石抗衡了。
第七部分 16.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3）
陈果夫为蒋介石扳倒西山会议派，算是立了头功，但高兴之余，陈果夫马上意识到，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他。比起西山会议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就难对付多了。虽然汪精卫多次遭蒋介石的排挤、打击，但汪精卫还有后劲，他毕竟在政治漩涡里混了那么多年，可算是个政治老手，所以，人们眼中的汪精卫总是垂而不死。在国民党三大前后，汪精卫的改组派又倾巢而出，与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内一决雌雄。三大前夕，为保证蒋介石对党权的绝对控制，陈果夫用圈定、指派大会代表的方法，把大批忠于蒋、忠于陈的人拉进了大会。此举遭到丁惟汾、汪精卫的坚决反对。但在三大召开的前一个月，丁惟汾已被蒋、陈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在孤军奋战了。尽管如此，蒋介石、陈果夫也并不感到轻松，蒋介石指示陈果夫要精心准备，认真对待，务求必胜。
的确，改组派来者不善。他们主动出击，一方面指使所控制的地方党部抗议蒋、陈圈定、指派代表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动员了所有的喉舌，如《护党》、《青年呼声》、《民意周刊》、《光明周刊》等，高喊"要求党内民主"、"反对一手包办三大"，全力攻击蒋介石、陈果夫，可谓声势浩大。在国民党三大召开的前四天，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北伐胜利之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以为地盘已得，权力在手，遂避难就易，抛弃本党主义，违反民众要求，吸引党外之反动势力，以朋分自北洋军阀手中夺来之政权。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保障，一与北洋军阀时代无异"。指责蒋、陈指派、圈定三大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决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其矛头直指蒋介石、陈果夫，气势汹汹，锐不可当。
汪精卫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煽动力极强，这则号召力极大的政治宣言一出台，各地改组派及国民党各级党部便群起响应。1932年3月12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陈果夫本以为，南京市党部为自己亲信段锡朋把持，不会出什么问题，不料，选举结果竟使陈果夫大吃一惊，在当选的60多位代表中，改组派竟占有了30多个，改组派真可说是大获全胜。获胜之后的改组派颇为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的决心。
到了3月14日，也就是三大召开的前一天，以改组派分子、国民党中央大学学生吴健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发动全市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的代表问题。随后，在改组派的组织与策划下，南京全市11个区党部，除第三区党部外，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请愿开始前，南京市党部并未得到消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大会的第一项议程，由谷正纲致开幕词。谷正纲是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副主任，本是陈果夫的手下。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时，为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原认为凭此当上三大代表毫无疑问，不料竟未选上。失望之余，便又投靠了改组派。
谷正纲在开幕词中，极力指责国民党三大的代表产生办法，高喊"反对独裁"、"反对圈定代表"，并鼓动说："这样搞下去，国民党就要亡。"他的开幕词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午后3时，参加会议的改组派分子忽然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的喽啰们本以为第二天三大就要召开，这群人只是吃饱了没事干，发泄怨气而已，不料竟有此风波。震惊之余，他们在会场上大骂起来，大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共党"，并乱扔石块，打碎了主席台上悬挂的廖仲恺遗像，打得主席台的改组派分子东躲西藏，足足闹了十几分钟后，才呼啸而走，去向陈果夫请求指示去了。
第七部分 17.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4）
即使这样，大会仍没散场，在谷正纲主持下，继续讨论提案。经过两小时的激烈争论，提案竟获通过。陈果夫的爪牙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率领打手再次蜂拥而来，冲入会场，围攻大会代表，他们拳打脚踢，改组派不甘示弱，也奋起抵抗，举起桌腿凳脚全力还击。一时间，双方打得头破血流，真是"桌腿与凳脚齐飞，血水共汗水并流"。正当双方酣战之时，蒋介石调来黄埔学生围打代表，龚大风、金亦吾又率卫戍司令部宪兵参战。一场恶战下来，方觉慧、谷正纲都受了伤，尤其是谷正纲，"身受重伤，不省人事"。会议代表抓住了龚大风，要求放出被捕代表，惩办凶手。陈果夫的干将、南京市党部的段锡朋、洪陆东等在恶战之后假惺惺地出面调停。当晚，党员大会的代表在市党部的诱骗与军警的强迫下乘车到了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训话，指责改组派的行为，并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三一四"事件。这个事件，改组派虽闹得气势汹汹，但却招架不住陈果夫手下的大打出手，一番折腾之后，改组派的人马被迫向上海转移。但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放过改组派，蒋、陈操纵三大决议永远开除了陈公博、甘乃光的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授意下，国民党三大又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内容增加了对付改组派的条款，规定"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不得党外攻击党员及党部"，党内问题"一经决议，即须绝对服从"。
即使这样，蒋介石、陈果夫还不罢手，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发表《检举改组派通令》，说改组派"发亡党亡国之言论，争取政权"，"罪大恶极"，"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要求各地"严密检举该反动派之行动言论，随时呈报，以凭核办"。这样，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打击下，改组派只好放弃了通过党内斗争来倒蒋的方法，改走拉拢、策动地方实力派军事倒蒋的道路。在中原大战中，改组派游说于各地军阀之间，但改组派手中并无实力，各地大小军阀都看不起他们。因此，中原大战之后，各地大小军阀听命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改组派也就无形消失了。由此，蒋介石、陈果夫又铲除了一个羁绊，在这一仗中，陈果夫表现也还算出色，再次讨得蒋介石满意。
丁惟汾被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被打散了，改组派被赶走了，党内反蒋的势力只剩下一个胡汉民派了。这自然成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于是，蒋介石手一挥，陈果夫又行动起来了。
国民党三大前后，蒋介石、陈果夫为了利用胡汉民的威望，让他当上了立法院院长。但胡就职之后，不仅直接控制立法院，对国民党党务、政务方面的事也十分热衷。他自己后来也曾说起过这些事情："我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同志来专门讨论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得非常认真，虽一字也不易放过。"本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由陈果夫掌握，派人到地方党部充当党务指导员也是陈果夫的特权。但胡汉民却组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不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级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并派自己的人掌管各地党务，以扩大发展自己的势力。
胡汉民还经常严厉训斥官员，连蒋介石的亲信心腹都经常遭到胡汉民的训斥，陈果夫、陈立夫也不能幸免。蒋介石的这些心腹亲信受斥之后常跑到蒋介石那里诉苦，蒋介石想劝胡汉民不要太严厉。有一次，蒋对胡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胡先生印象恐怕也不好。"胡汉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为，擅离职责，国家体统何在？这批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蒋介石则说："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胡一听，便暗含讥讽道："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过你，可惜你不能听受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
第七部分 18.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5）
蒋介石拉拢胡汉民，只是想利用他，而并不想让他管这么多事。于是指示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加强特务组织，对国民党中央和国府官员进行监视，要这些人全心为蒋服务，否则随时加以杀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胡汉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在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蒋介石也常常让自己的手下干扰胡汉民，使胡汉民主持的政务常常难以执行下去。一次，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会议，议决了一个案子。案定后，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而此时，蒋介石尚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听陈立夫这么说，站起来就准备走，连圆滑的谭延闿也感到难以忍受，说道："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做准，又何必提出来呢？"胡汉民不满意身为军事领袖而常插手党政的蒋介石，便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
的确，蒋介石的专制令胡汉民十分反感，而蒋对胡"多管闲事"也极不满意。这样，两人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三届四中全会上公开表现出来。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之前的两个月，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死了，蒋介石立即兼任行政院长。此时，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他踌躇满志，以为"统一"中国的大业就要完成，以为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政府就要建立。因此，大战尚未最后结束，他即于10月3日在河南兰封前线指挥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他梦想在国民会议上依"合法"手续，通过"选举"，当上至高无上的总统。
然而，事情并不像蒋介石想的那么顺利，那么美好。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了六天会，吵了六天架。在致开幕词时，胡汉民讲了一个故事，对蒋介石进行影射。他说："欧战时法国有一名高级飞行员，这个飞行员飞行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中多次击落德国飞机，因此他回巴黎时，巴黎人对他十分钦敬，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准备了一辆迎接他的汽车。他以为开发动机总是他的拿手好戏，便要求开车，结果横冲直撞，撞死了五六十个欢迎者。""我们看看过去实际的党务与政治，若负党务、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有很多犯了以飞行家开汽车的毛病。"
第七部分 19.陈果夫帮助蒋介石铲除羁绊（6）
此时的蒋介石已今非昔比，他并不把胡汉民放在眼里，一意孤行，决意要实现总统梦。胡汉民在会上争不过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仍反对制定约法，因为约法要把五院院长置于总统控制之下。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迫使胡汉民同意了召开国民会议，虽没有达到全部目的，但也获得了不少好处。为应付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又命陈果夫、陈立夫帮助料理。此时的陈果夫由于忙于协助蒋介石在党内发动大战，非常辛劳，以致得了肺炎，高烧、吐血不止，正在莫干山疗养。但蒋介石既有命令，陈果夫也只好"忠于领袖"了。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总事务所电令全国各省市，限4月20日前推选出国民会议代表。为了保证各省市推选来的代表全部是忠于蒋介石的分子，陈果夫在莫干山遥控，陈立夫坐镇南京，亲自挑选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身份，去各地监督代表的选举。然而陈果夫、陈立夫的活动却没有多大成效。各地党部很多人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不愿意选蒋介石当总统，而多数倾向于胡汉民。陈果夫、陈立夫派往各地的特务回来汇报说，除蒋系控制的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外，绝大多数选票蒋介石都控制不了，如果投票，蒋介石只可得32%左右的选票，而68%的选票将属于胡汉民。蒋介石从陈果夫、陈立夫那里得到准确消息后，气得直骂二陈是"废物"。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蒋介石骂完之后，急忙再想对策。
蒋介石忽然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稚晖。吴稚晖被蒋介石请了出来去出面劝说胡汉民"休养"。胡汉民勃然大怒，痛斥吴是无耻之徒，吴如丧家之犬惶惶而归。软的不成，蒋介石就来硬的。2月28日夜，蒋介石以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部，无端指控胡汉民的种种错误。随后胡汉民被十余名兵警押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由国民党的"老前辈"沦为"阶下囚"。直到10月份陈济棠起兵反蒋，胡汉民才被蒋介石释放出来。
就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协助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铲除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唯我独尊"的局面。的确，陈果夫、陈立夫都尽力了，蒋介石也不得不在心里说，难为他们了。但可悲的是，蒋介石高兴了就表扬他们，不高兴就对他们兄弟大加训斥，甚至破口大骂，这也不能不让他们的内心深处蒙上一层阴影。
第八部分 1.陈果夫、陈立夫以蒋介石作后盾，…
蒋介石对于"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格局虽然认可，但有时心里也不舒服。特别是陈家党的声势有时过大，蒋介石开始注意起来，对于陈果夫、陈立夫功高震主也有所防范，但蒋介石心里有数，陈果夫、陈立夫毕竟是自己的人，而且是听话的、肯干的，是有功之臣。特别是对付共产党，他们两个人的确有办法，因此，在蒋介石的心目中，陈果夫、陈立夫可用以解除共产党这块"心病"。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蒋介石这时对二陈的态度是积极扶持，充分发挥二陈的才能。而陈果夫、陈立夫更是干劲儿十足，为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围剿，陈果夫、陈立夫几乎快把文化领域搅翻了天。对此，蒋介石颇为满意地把这两个"围剿"称之为"珠联璧合"。
应当说，如果不能控制其他部门，党务系统是最为清苦的。但是，攀附二陈的徒众却越来越多。除了二陈有较高的地位，攀附二陈便于升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二陈还插手其他部门，这就意味着参加了CC团，就有可能进入其他部门掌权。二陈也当然乐于扩充自己的徒众，并要想法给他们以实惠，增强吸附力。
但遗憾的是，陈果夫、陈立夫手下的徒众大都是些党棍，除了会拉帮结派、玩弄政治阴谋和高喊"拥护蒋介石"而外，有一技之长的人不多。蒋介石没让二陈插手军队，即使让，二陈和他们手下的走卒们也不具备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的本领。如果说党务部门是一块靠忠诚吃饭的地方，那么，可以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的就数政府部门了。当军队的营长、团长得自己有一套真实本领，当县里的一些局长之类的官，只要照章办事就行。做出突出贡献、有所作为难，只求不出问题，做官吃饭顺便再贪污一点，一般不会出大的问题。为了揽权同时也是为了安置手下嗷嗷待哺的走卒，陈果夫、陈立夫便把手首先伸向了行政系统。
为了扩大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在青少年中培植信徒，行政部门中的教育系统是蒋介石钦定分给CC系支配的。所以，对教育部门尤其是各省教育厅，二陈志在必得。1932年秋，陈果夫、陈立夫对CC干将刘不同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由于有蒋介石的支持，陈果夫、陈立夫夺取地方教育行政权并没费什么大劲，到1935年，南京政府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各省，教育厅长一职大多转到CC派或接近CC派的人手中。如上海是潘公展，江苏是周佛海，浙江是许绍棣，湖北是程其保，山东是何思源，河南是陈访先，陕西是周学昌，宁夏是童耀华。甚至一些大学也为CC派掌握。
然而，在行政部门中，相对财政、民政和警察系统来说，教育系统又是清水衙门。CC控制教育系统，除了少数人可去当官外，没有什么大的油水可捞。教育只有输出，没有收入。可财政系统为宋子文、孔祥熙把持，警察系统是黄埔系的领地，二陈手下的党棍们打不进去，即使能打进去，也没有几个人能干得了。最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所有的系统都掂量个遍，只有民政系统势力空虚，而且发展前途很大，所以"CC"便把势力伸向了民政系统。
二陈要控制民政系统，有两个目的，除了安置"CC"分子外，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很大的。1932年，陈立夫对刘不同谈到未来国民党的经费时说："临时约法制定了，而宪法终将出世。政权方式是个多党的，到那时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不能列为国家预算，我们必须自想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由党直接指挥政府。
第八部分 2.陈果夫、陈立夫以蒋介石作后盾，…
CC分子向行政系统进军的带头人当然是陈果夫，1928年10月，他攫取监察院副院长一职已露出此意。但蒋介石最初对他转向行政显然没有支持，否则陈果夫不会直到1933年10月才因导淮有功出任江苏省主席。
对于CC分子如何打进各级政府，陈果夫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要使一些同志想出各种方式方法和各省主席发生关系，关系愈密切愈好。不但生活和他们一致，而且行动也要一致，最好能达到成为他们的亲信，不被视同外人，一直到获取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对于这样的同志应给以鼓励和支持，不要干涉他们。"陈果夫的这些话说到底，就是只要能捞得实权，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这些手段CC派会给以支持。
陈果夫的确是说到做到。他对各地党部负责人，只要能和当地政府负责人合得来，就另眼看待。何思源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打得火热，陈果夫就重视何思源。王恩溥和各地军阀关系密切，他就另眼看待王恩溥。为了使各地CC走卒在进行活动时不因没钱而显得寒酸，陈果夫有时还给他们提供经费。
陈果夫的这种放任CC分子攀援高枝的做法，确实使CC势力大增，但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如张厉生在攀上陈诚以后，竟和二陈割袍断义，帮助陈诚和二陈作起对来。陈果夫把CC走卒推进政府部门还有另一种办法，这就是：每当某个省市政府全体改组或部分变动时，陈果夫就从CC集团中选择亲信，密向蒋介石鼎力推荐，说明该员和该省市政府的官僚、军阀或当地买办、士绅有密切关系，而其为人又忠实可靠。经蒋批准后，陈便以蒋的名义转向该省主席或市长推荐，再由该省主席或市长向行政院保荐。此种办法，屡试不爽。
1930年10月，陈果夫因工作过于繁劳，以致肺病恶化咳血，被迫辞去组织部长职务，前往杭州莫干山疗养，组织部长一职由陈立夫接任。之所以批准陈果夫的辞职申请，蒋介石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时，蒋介石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自己的统治问题，要想巩固蒋家天下当然是忠于自己的人越多越好，听自己话的部门越多越好。所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于陈果夫的多年经营，目下又有陈立夫主持，忠于自己已可保无虞。政府中机构很多，在南京政府中已获得一定声望的陈果夫，有必要走出组织部，再为自己掌握一个系统。
陈果夫最先进军的是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为此，他在1928年亲拟了一个《训政时期建设程序方案》、自称该方案"谨按总理所著《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及《实业计划》"，"择其目前需要最迫切者，拟定最低限度之计划，期于最短期间，力求实现。庶几党国基础，可以巩固，民生有昭苏之望也。"此方案分"政治建设"与"物质建设"两部分，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中央第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上与著名的《训政时期颁布约法案》和《训政时期设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案》同时通过。
第八部分 3.陈果夫、陈立夫以蒋介石作后盾，…
陈果夫提出此案，本意为在新的五院政体下，能够在行政院获一实职。但当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改组国民政府时，他仅获监察院副院长一职。国民政府主席由蒋介石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分别为谭延闿和冯玉祥。好在担任监察院长的蔡元培对权力并不关注，于1929年8月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辞去监察院长职，改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另选任的山西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又不就任，事实上陈果夫等于就是监察院长。1930年11月17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建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第二天，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陈果夫为监察院副院长，这时于右任正在陕西视察赈灾，监察院院务仍由陈果夫代理。1930年10月，陈果夫去杭州休养，11月份又再次代理监察院院长，中间实际上仅休养一个月。于右任就职后，陈果夫于1931年3月再上杭州莫干山休养。在这段时间。陈果夫想从事行政的企图并没有实现。
陈果夫之所以没有在行政系统捞到理想的职务，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陈果夫长期从事党务，在国民党政府部门的众人心目中，陈果夫只懂党务，不懂行政，而且威信并不高。二是蒋介石在陈果夫进军行政系统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顺乎自然的态度，既不阻止，也不支持。
在向行政系统伸手的同时，陈果夫开始积极参与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地方合作运动。1928年春，由他发起组织的"中国合作学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宗旨为操纵民众运动，提倡民众合作，以对抗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
陈果夫起草的《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提请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全体执监委员会审议，支持陈果夫连署提案的有蒋介石、李石曾、张静江等三人，经大会通过，送国民政府实施。该提案指出：
我们目前最大、最危险的一个问题，便是民生问题，内而军阀官僚积年的摧残，外而帝国主义积年的侵略，逐渐造成今日遍地兵匪盗贼乞丐饿殍的局面，造成总理所谓"大贫"、"小贫"的现象。我们根据总理的民生主义，认定一切社会国家的建设，完全立于"民生"的基础上面，民生问题如不解决，社会理想的解决都是空谈，所以今日最切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解决民生的问题。
"农工运动"，"民众运动"，是本党的口号，是本党急切要求解决民生问题的表现。可惜本党从前为中国共产党所把持，所谓"农工运动"、"民众运动"，无非是破坏方面的运动，其结果或不幸驱农工民众于死亡，尚何解决民生问题之可言！现在共产党已被我们清了出去，我们应该矫正从前的错误、努力提倡建设农工运动或民众运动。根据民生主义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虽不止一种，但合作运动，消费、生产或屋宇合作社及合作银行等合作运动，却是最稳妥的，最切实的，最合于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本党是为全国谋利益的党，合作运动是为全民谋利益的运动，所以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
陈果夫借在国民党内提倡合作运动，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乘机将领导合作运动的权力抓在手中，亲任中国合作学社理事长。控制了全国的合作社。1935年冬，陈果夫提请国民党中常会准予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合作学院"，招收大专相关科系毕业生，加以二年的专业训练，分发各地推广合作事业。这样，全国的合作社系统，成了"CC"派的一个领地。
第八部分 4.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与二陈的文化围…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年8月，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等领导并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一面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创建红军，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叶剑英又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省的许多地区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通过这些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广西左右江等多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迅猛的发展。
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惧。他一方面忙于军阀混战，一方面抽调兵力"围剿"红军。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次年1月23日，蒋又致电驻在湘州的金汉鼎，说："现在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闽可也。"1930年8月2日，蒋致电何应钦转告何健，"速集所部，克期进剿，俾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的围攻。
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乘着中原大战之机，迅猛发展。当时红色根据地已发展到大小15块，正规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距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咫尺，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指蒋介石政权的心窝。蒋介石视之为心腹大患，决心除掉。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蒋即调转兵力，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蒋介石为了使"围剿"红军能披上合理外衣，他组织了湘、鄂、赣、豫等省的土豪劣绅，冒充乡民代表，打着请愿团的旗子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派兵"剿匪"。蒋介石接见这些"乡民代表"时表示："四中全会后本人就赴湘、鄂、赣督剿匪共。"
第八部分 5.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与二陈的文化围…
三届四中全会之后，12月7日蒋介石到达南昌，督师"剿共"。12月9日，他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特悬赏5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人。又颁布《剿匪赏罚令》。此次蒋介石拼凑杂牌军8个师，约10万人，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军事"围剿"。
为配合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特务势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的文化"围剿"。二陈认为，光靠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这不过是损之皮肤。而不能伤其筋骨。早在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生由落后而导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以培植爪牙。"并宣称要在理论上"绝对肃清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陈立夫则提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理论上肃清马列思想。为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二陈极力鼓吹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陈立夫在《中国文化建设》一文中，公开赞扬中国封建文化"光芒万丈，无与伦比"，说什么近代以来国家衰败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所以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设文化，而"建设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则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的将来"。1935年，陈立夫还与陶希圣、何炳松等人组织了"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他自己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他们声称：当前中华民族的任务是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来支持国民党的国家建设。这种"本位文化"即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内容，为蒋介石的独裁专政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在二陈的鼓噪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祀圣"、"复古读经"的浊流。
与此同时，二陈还宣扬法西斯新专制主义思想，鼓吹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在他们所主编的月刊上，刊登大量文章，论述其理论观点，公开提出"政治上离不开领袖独裁"，要求人们"要牺牲个人自由来服从领袖"、说什么当"铁与血的领袖和组织出现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辰光了"。二陈的亲信潘公展则叫嚷："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宣传封建主义也好，宣扬法西斯主义也好，二陈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以对抗共产主义，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捍卫蒋介石的独裁，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对付共产主义，捍卫蒋家王朝，再没有比陈果夫、陈立夫更出色的了，因为，陈果夫、陈立夫的忠诚着实让蒋介石感动，所以，把文化领域交给二陈，蒋介石是放心的。
第八部分 6.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与二陈的文化围…
蒋介石还多次对陈果夫、陈立夫的工作加以肯定。这样，二陈更加卖力了，可以说，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以至于把整个文化领域搞得乌烟瘴气，火药味十足。他们指挥CC特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实行反革命"围剿"。1930年，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出面，组建了一个文化团体，参加该团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官僚外，就是CC特务，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对抗进步文化。
为了打击压制革命文化，二陈向蒋介石建议，以国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发布种种律令、条例，全面对文化工作进行限制。1929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了《出版条例原则》，提出对宣传共产主义、宣传阶级斗争的文化工作者要进行处罚。根据这一原则，国民政府制定了所谓《出版法》，规定所有出版物不得登载以下内容：一是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是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是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是妨害善良风俗者。
陈立夫为了更好地执行《出版法》，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设立了"中国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派其亲信潘公展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陈立夫的具体指导下，这个审查图书的机构于1934年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常会核办。在这个审查机构的干预下，一切文稿都就成了国民党的官样文章。
正当陈立夫指挥着"CC"挥舞着屠刀向革命文化大力"围剿"的时候，他们一致认为，在这样的高压下，革命的文化一定会灭绝，但"残雪压枝犹有橘"，越是高压，革命文化越是顽强地生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的书籍通过各种办法出版，宣传革命的文章也屡禁不绝地出现在各种刊物上，这令二陈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们只好派出大批特务，运用武力迫害进步文化人士，摧残各种进步文化团体。在二陈的指使下，CC特务公开捣毁进步书店和影片公司，逮捕、监禁和屠杀革命作家与进步人士。如绑架潘梓年、丁玲，杀害柔石、胡也频等作家，通缉并准备暗杀鲁迅等。
对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在虐杀我们的革命作家以前，已经给我们革命文化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探、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
尽管革命文化没有被国民党所绞杀，但二陈也的确尽了力了。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为了肯定陈果夫、陈立夫的工作，在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上，陈果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由蒋介石提议，担任了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掌全国的文化事业。陈果夫深受鼓舞。他上任后，立即召集各方面骨干分子商议，相继成立了礼俗、教育、出版、新闻、史地、语文、音乐、美术、戏剧、广播等专门委员会。陈果夫还主持制定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这个《纲要》提出22条纲领，要求以忠孝仁爱等教育国民；齐一国民习俗；制订礼制；统一语言；建立三民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等。同时，各个专门委员会也依照这一总的纲领，分别拟定了具体方案，以逐步实行。
第八部分 7.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与二陈的文化围…
为控制舆论导向，二陈建议蒋介石建立国民党党报及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报刊。这样，1928年2月1日，《中央日报》在上海创刊，并在重要城市发行了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等。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纸约占国统区报刊的三分之二。二陈还亲自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等刊物。陈果夫还亲自担任了《国民日报》的董事长，并直接插手，由政府拨款，建筑馆舍。当《国民日报》新建大厦落成时，陈果夫亲自参加典礼，在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
陈果夫在建立国民党党报网的同时，还建立了国民党中央电台。他认为，用无线电作反共宣传，比报纸还要方便、迅速，覆盖面更广。所以，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多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蒋介石认为陈果夫的提议非常重要，便很快批准了陈果夫的要求。经过短时期的紧张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了中央广播电台。但陈果夫并不满意，因为当时的电台电力仅500瓦，影响太小，要想收到实效，必须改建更大的电台。于是他广泛向国民党要人进行游说，取得了戴季陶、叶楚伧等人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批准了他的扩建计划，并让他具体负责筹建。经过3年的努力，扩建成功，电力达25千瓦，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无线电台。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扩建成功，也真让陈果夫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自己又在蒋介石及国人面前露了一次脸，干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他决意要风光一下，1932年11月12日，他在南京东门新址举行了隆重的开播典礼。这天，国民党要人云集，权贵满座。吴稚晖、戴季陶、何应钦、居正等都出席了典礼，一些外国使节也被请来参加观礼，会议人数达1000多。陈果夫首先致词。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得意向大家宣布："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传主义。"按陈果夫设想，今后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布政令，只要在电台广播，整个中国都会行动起来，要反共，也可在电台上大造舆论。这样，国民党的统一天下指日可待了。之后，二陈又陆续在江西、汉口等地建立了广播电台，组成了一个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宣传网。
然而，尽管陈果夫、陈立夫很卖力，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天意难违，他们苦心经营的文化"围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革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此，陈立夫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了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以至"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第八部分 8.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陈立夫都是…
陈果夫、陈立夫在积极推进文化"围剿"的同时，又把他们的触角伸向了教育界。他们认为，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培养人才，这样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对此，蒋介石认为二陈有远见，应当给予支持。有了蒋介石的这个态度，二陈更加得意了，并加快了向教育系统抓权的步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先是在1927年5月5日办起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又于1929年8月办起中央政治学校，加速培养忠于蒋介石的CC势力，为建立和巩固"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进行组织准备，网罗反革命人才。
陈果夫、陈立夫也清楚地看到，中央党务学校也好，中央政治学校也好，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CC"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曾迫切地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陈果夫、陈立夫开始着手实现他们下一步的战略构想。
一开始，他们将其亲信及CC特务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担任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邨为上海江南学校副院长等。与此同时，二陈提出了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提出一套自己的办学路线和设想。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
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提出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生活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加强督导检查和办学方向的控制。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要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法西斯味道太浓，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有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的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为在更深层次上扩大"CC"在教育界的影响，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肃清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三民主义思想，首先要从这个阵地开始。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借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第八部分 9.在蒋介石眼里陈果夫、陈立夫都是…
为限制和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移，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施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
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设法阻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陈立夫对这次破坏学运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学潮，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学潮，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陈果夫、陈立夫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陈立夫一心想当教育部部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陈立夫在教育界原本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部长"。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教育部部长，但他当时没有答应。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部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这个时机究竟在哪里，蒋介石自有答案，那就是抗战的爆发。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他认为自己干得很卖力，成绩也很大，教育部部长唯有他干最合适，但蒋介石为什么不开这个口呢？一段时间，陈立夫心情不好，反复琢磨着蒋介石究竟在想什么。然而，陈立夫也只能如此，没有其他办法。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教育部部长的宝座。
第九部分 1.树虽倒但猢狲不散（1）
蒋介石是个唯我独尊的人，他童年时代养成的"大阿哥"性格，一生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建立了南京政权后，一心想扳倒汪精卫，绝不容许武汉政府与他纷争天下。正因为如此，蒋介石陷入了内外夹击、四面楚歌的困难境地，这样，他不得不下野了。而这个局面，陈果夫、陈立夫是不想看到的，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失落和惆怅，因为，他们的精神寄托被粉碎了，政治生涯所背靠的这棵大树倒下了，他们怎能不难过呢？然而，蒋介石并没有真的倒下，陈果夫、陈立夫也没有就此放弃追求，他们都确信只有今天退才能换来明天的进，今天趴下去明天才能站起来，这一点他们真的算中了。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盼望解放的曙光还未升起，反革命的乌云就笼罩了中国的大地。1927年夏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反动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而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夺权内战。
首先是汪精卫大造反共声势，他的目的很明确，这就是停止国民党争端，独霸党权，一统天下。所以，他极力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积极推动和平的进程。他声称既然大家都反共，那就是站在了一个立场，所以，没有必要再斗下去，这样对谁都不利。然而，蒋介石并不买他的账，他一眼便看出汪精卫的真正用意，这就是夺取领袖地位，所以，蒋介石不仅没有退让，且对汪精卫步步紧逼。他心里很明确，打不倒汪精卫就没有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于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汪合作。其目的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正统。由于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这样，蒋、汪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都给对方罗织了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的问题。
宁、汉之间不仅"文攻"，而且"武斗"。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于长江中下游秣马厉兵，严阵以待。冯玉祥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言"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国和平"的会议。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不乏诸多事实。这样，蒋、汪就都成了"应当负疚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若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而各帝国主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坚持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以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以进攻张作霖。
第九部分 2.树虽倒但猢狲不散（2）
但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杨宇霆提出的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和冯玉祥，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江浙财团的利益。若与武汉合作，他又绝对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部二百万元厚饷，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冯对蒋产生好感，当然替蒋出力。于是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的部队将向武汉进军。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也认为妥协没有出路，只有拼出一条血路，于是他们反蒋排共双管齐下，并且以反共升级，来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7月29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举行会议，密谋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队。可以想象，革命武装力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正当敌人准备下毒手时，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8月2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心摧发指"地大骂"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一面和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于8月3日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蒋介石若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介石的不是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汪精卫算得很精明，这样做既可以与蒋避免武装冲突，又可以扬己之长克蒋之短，和中求胜。
应当说，冯玉祥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冯玉祥看到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即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8月6日10时，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谓："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8月10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闿、陈公博、孙科等又表示了愿开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态度。这就使坚决反对宁、汉合流，怕汪精卫与自己平分秋色的蒋介石处于了被动的地位。然而，正当宁、汉妥协酝酿之时，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又爆发了，使局势有了变化。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新桂系尤以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而自傲，不大听命于蒋介石。所以，蒋、桂间已非一日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凸显。
第九部分 3.树虽倒但猢狲不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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