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2.陈果夫与孙中山（2）
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晚上没地方睡，大家便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下，第二天照常进行活动。此时，陈果夫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但咳嗽未止，再加日夜工作，休息不足，身体慢慢支持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参加部队运送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精疲力竭，便觉天旋地转，一下子倒在藤椅上不省人事，十多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坚决不肯，与其他人一起，继续投入紧张的战斗。
由于冯国璋出动全军疯狂进攻，汉口终于失守。汉口失守以后，汉阳便成了前沿阵地，汉阳民军集中力量，几次反攻汉口，都没成功，革命力量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作出决策，一部分继续坚守汉阳，一部分向武昌退却。这样，汉阳明显空虚，清军便组织更大军力向汉阳进攻，汉阳立刻处于危急之中。
清军在武力包围汉阳的同时，还派了大量奸细，潜入汉阳城进行破坏，以作内应，这些奸细在汉阳兵工厂附近放火放枪，闹得整个汉阳城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也日夜紧张的工作，司令部里的工作人员有的深入到民军各部队以加强领导，有的出去救火，也有一部分人临危远避，有几次连主持工作的头面人物都走光了，只剩下几名普通的兵士，有一次只剩下一个管军需的，另外就是陈果夫与四五个守门的卫兵，司令部几乎成了一座空房。有人提议干脆走光算了，陈果夫挺身而出，他坚决不同意这种临危脱逃的胆小行为，他说服其他人都留下，并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司令部的正常工作。他选了一支最好的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司令部大厅里，外面的火警声，对河的枪炮声，清晰入耳，不远处一片火光映红了夜空。陈果夫精神高度集中，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突然情况。
守门的卫兵不断接到人民捉来的奸细，一个个送进来，交给陈果夫处置，这使他十分为难。司令部人手太少，不能进行审问，因此不能确定其真假。即使确定了谁是奸细，在当时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也不能怎样处置他们。陈果夫没有什么再好的办法，只好将这些奸细分别关在旁边的房间里。几小时后，清军攻势渐衰，出去的人陆续回来，才将奸细一一审问，进行处置，民军负责人对陈果夫的果敢行为进行了表彰。后来，陈果夫想起此事，还真有些后怕，他十分庆幸地说："幸而那些汉奸没有知道我们的虚实，否则我们虽扣着门，而窗子是洞开的，又没有把他们缚住，假使他们中间有几个有勇气的跳出来挣扎，或者我们胆怯了些，就不会得到这样顺利地处置了。"
就这样，陈果夫随革命军在汉阳坚守了一星期之后，黄兴很快率领大军到了汉阳，民军士气为之一振。黄兴见陈果夫还只当一名士兵，便把他转到汉阳府中的军政科办事，军政科的任务主要招募、训练新军，陈果夫到职后，很快就协助科长组织起约一千多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他的努力工作赢得了科长的赞赏，所以深得厚爱，科长常常有事要到武昌去，在他到武昌时，总是委托陈果夫代理其科长的职务，并全权处理科长的事务。
第四部分 3.陈果夫与孙中山（3）
这期间，到武汉来参战的南京陆军中学的同学不少，仅在汉阳的就有100多人，在陈果夫的倡导下，这一百多陆中的同学编成一支特别部队，配合大军参加战斗。这支特别部队在反攻汉口和汉阳保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果夫与陆中同学英勇奋战，作出了很多成绩，一些同学在战斗中先后牺牲，他们的鲜血洒在了江城。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过来，民军英勇拒敌，但未能有效地挡住敌人，26日，十里铺防线被突破，汉阳兵工厂也被占领，当晚，黄兴决定放弃汉阳，向武昌撤退，汉阳府亦取消，陈果夫也随撤退民军渡江到了武昌。到武昌后，军政府于2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兴悲痛万分，深以汉阳失守为愧，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去进攻南京，这一建议立刻遭到多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表示武昌是首义之区，决心要与城共存亡，最后一致决议坚守武昌。
当晚，黄兴乘轮船离开武汉。谭人凤等人也赞成黄兴的意见，认为在武汉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南京光复是十分重要的，是挽救武汉危局，支持武昌首义的重大举动。因此，他们找到陈果夫等陆中同学，极力劝他们离开武汉，助攻南京，以响应武汉。陈果夫觉得谭人凤等人的话有道理，因此，便听其劝告，离开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武汉，乘船去了上海，但当他到达上海时，南京已在革命党人拼力奋战下宣告光复。陈果夫以未能参加这一战斗而深感遗憾。他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能分派他一些工作，陈其美根据当时武汉大批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的情况，要陈果夫做接待工作。
陈果夫接受任务后，在上海望平街设立了招待所，专门接待从武汉东下的军校学生，然后将他们陆续介绍到各军去，从事训练工作。这种接待工作虽然不如战场上的斗争那样威武雄壮，惊天动地，却也是革命所必需的，陈果夫把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智慧都投入到这普通的，然而却不是寻常的革命工作中，他的积极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对他的好感。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也就在这一年，陈果夫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他是同别人一起去的，他后来说："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总理坐在沙发上，腰背挺直，坐了许多时候，一动也不动。"
过了几天，陈果夫又一次见到孙中山，并且第一次听到总理的演讲，他后来说："是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本部。总理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分析批评，至为详尽。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
后来，陈果夫又多次见到孙中山，多次聆听总理的演讲，从中受到很多教育，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思想也更加成熟。
第四部分 4.陈果夫一直认为蒋介石应该领他的…
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一些同学纷纷返回学校，继续学业。这时，陈果夫也极想复学，但经过医生检查身体后，说他肺部有病，身体太弱，不宜再学军事，他没办法，只好放弃。有人劝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这倒使陈果夫十分心动，他向往那产生过卢梭、伏尔泰、拿破仑的地方，那雄伟的艾菲尔铁塔和凯旋门，那美丽的塞纳河，那神秘的巴黎圣母院，对他有强大的吸引力，他决定到法国去，他收拾行装，告别亲友，准备西行，但他在从上海坐船到北京的途中，却得了病，到北京后，马上住进协和医院，确诊是肺病，这样，法国之行不得不取消。
几件事都不能遂意，这使陈果夫十分伤感，他的意志越来越消沉，整天无精打采，好像一切都没什么希望了。他后来说："当时既不能出洋，又不能复学陆军，这是我生平最难过的事。"
陈其美见陈果夫的情绪如此低落，而且病情很重，就劝陈果夫到国外去休养一段时间，或许会对身体有好处，陈果夫对陈其美的话言听计从，这样，陈果夫便于1913年随二叔陈其美到日本养病，几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陈果夫心情也好了许多，他认为自己知识不足，想继续深造学习，这样他考虑再三，决定到美国去留学。但此时，中国发生了袁世凯派人刺杀辛亥元勋宋教仁的事件，这就使陈果夫人生的历程又一次被改变。宋案发生后，陈果夫接到二叔来电，要他迅即回国从军，参加二次革命，于是他离开日本，回到上海。陈果夫回上海后，在陈其美的指导下，将一些青年中的有志之士聚集起来，于7月15日在梅家弄正式组成了一支200多人的奋勇军，其中大半是陆校毕业生，司令长为一姓任的青年，陈果夫为副司令长，开始，奋勇军受蒋介石指挥，后又受钮永键指挥。
1913年7月16日，陈其美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并发表讨袁宣言。陈果夫率领奋勇军由铁路线向龙华制造分局前进，与钮永键所率松军协同作战，攻击西炮台。很快，奋勇军一鼓作气，占领龙华制造分局。对于奋勇军的英勇顽强，上海中外各报都作了报道，大加赞扬。
奋勇军占领龙华后，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与沪军协同作战会攻高昌庙，围攻五日不下，因为北洋军炮火猛烈，革命军死伤重大，官兵疲惫不堪，只好撤退到吴淞炮台，转入防御。但此时，原守中立的海军发生突变，向民军发起攻击，吴淞口外，北洋舰队大量集结，舰上巨炮连发，压制了吴淞炮台的炮火，奋勇军抵挡不住，许多同学英勇殉难，总计死十二人，伤三十人，不知下落者九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好率军退到闸北，但是，英租界当局忽然和袁氏沟通了，派了军队越界，趁奋勇军子弹还没有补充的时候，把他们的枪支都缴了去，这对陈果夫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次讨袁失败，使上海革命党人士气大受打击，群众革命情绪也大为减弱，陈果夫在上海，住在表叔祖杨信之的家里，杨原先十分热情，此时见革命失败了，竟翻脸不认人，下逐客令，要陈果夫即日搬出杨宅。陈果夫虽然气愤之极，但世态炎凉至此，也没办法，只好连夜搬出，改住延昌里元昌叔家。不但群众如此，就连一些原来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有的也变了态度，如陈其美左右的亲信大多沮丧不已，有的悄然离去，有的从此缄口不谈革命。陈果夫对此感慨颇多，他在事后总结讨袁失败的原因时说："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真正革命的同志太少。讨袁军初成立时，参加的人很多，及到失败，大都销声匿迹，不敢再谈革命，数千人中间，始终如一的不及百分之一，人心如此，安得不失败。"
第四部分 5.陈果夫一直认为蒋介石应该领他的…
虽然大多数人意志消沉，但真正的革命者们没有消沉，经过了失败，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定。孙中山、陈其美就是这样的坚定人物，他们不屈不挠，继续坚持反袁斗争，图谋再起。在二叔的影响下，陈果夫也没有退缩，他积极参加秘密活动，为革命组织担任交通，协助陈其美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当时，全国讨袁失败，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陈果夫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袁世凯侦探的注意，因此，他的行踪也不得不十分谨慎。有一次，他外出执行任务，忽然发觉有一熟人跟踪自己，这人原是他在陆中的同学，后投靠袁世凯，充当侦探，陈果夫当机立断，跳上了一辆电车，一会儿又跳下来，很快摆脱了侦探的跟踪，他的机警，智慧，得到了陈其美的高度赞许。
1914年，陈其美在日本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重要的领导人。1915年，陈其美从日本回国，即从策动袁政府海军入手，以掀起更大的反袁高潮。也就在这时，陈果夫由周淡游介绍，陈其美主盟，正式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奉命负责联络通讯工作。陈果夫后来说："民国四年秋，二叔到上海，布置长江一带的事情。不久，奉总理之命回日本。11月间才重新回到上海。因为泊在黄浦江的'肇和'、'应瑞'二舰，运动已相当成熟，在12月初，据报该二舰有调开上海的消息，乃决定5日举事。我当时是专门负责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肇和舰'的布告及陆上举事的布告，就是我担任抄件的一部分。命令发出后，大家在渔阳里等候消息。忽然孙祥夫回来报告，士兵半数已上船，还有一半为巡捕干涉，不能上去，请示方针。二叔这时担任总司令的职务，嘱我和周淡游随孙祥夫同去，召集所部，设法上船，务必完成任务。我们同到孙的寓所，才知孙部因为纪律不严，没有上船的纷纷作鸟兽散，亦有在附近沐浴的。正在召集时，'肇和舰'的第一炮已放，孙一面焦急，一面羞愤，意欲自杀。我同周同志竭力劝阻，并归报总司令。总司令正准备出发，临行口号命令，要我和周同志协助，仍须完成任务。可是我们虽多方设法，一因江面戒严，行动不便；二因近期不易租得船舶，不能上'应瑞舰'。只好命孙集合全部人员在寓所候命，一面汇报总司令。此时，总司令和参谋长蒋先生亲自到南市督战，因为我陆路攻击部队，未能占领警署及其他目的地，乃由水路乘小船回法租界，约十一时左右到达渔阳里五号寓所。"
当时，陈其美、蒋介石、邵元冲、杨沧白、吴礼卿等人正在楼上开会，由于已进入严冬，外面北风呼啸，天气极冷，开会的同志冷得两脚直跺，陈果夫便下楼来准备生火取暖。忽然有人打门，他开了门，只见门外站着五个凶狠的巡捕，均以手枪对着他的胸口，不准他乱动。陈果夫想到楼上开会的革命党人，必须拖住巡捕，不能让他们冲上楼去，他急中生智，把窗子关得很响，有意把椅子用脚钩倒，发出声响，以引起楼上陈其美、蒋介石等人的注意。
就在这时，另一革命党人俞剑光恰从前门进来，陈果夫即挥手示意，但被巡捕察觉，两个巡捕向前门追去，楼上开会的人听声音有异，又见巡捕追着捉人，于是一个个都越屋而逃，等巡捕再上楼搜索，开会的人全部逃光，巡捕扑了个空，毫无所得。便将陈果夫关在屋后面的亭子间，陈果夫看清巡捕只扣了门而没有扣窗，等巡捕出去后，便跳窗而逃，免遭一次衙狱之苦。
第四部分 6.陈果夫一直认为蒋介石应该领他的…
1915年12月5日，江面响起隆隆炮声，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以为占领"肇和舰"，便偕同参谋吴忠信等冒险赴华界，以便指挥战斗。但到了警察第一区，陆上各路起义军均已告失败，敌方军警遍布，不得通过，陈其美不得已退回渔阳里五号，但渔阳里五号据点也被法捕房破坏，陈果夫远远发觉房子四周有生人，知情况有变，急与陈其美从旁逃避。
由于指挥中枢遭到破坏，陈其美与各方的联络中断，使起义工作更难进行。于是，陈其美决定雇只小船上"肇和舰"，正在这时，"肇和舰"上负责指挥的革命党人杨虎失败归来，告知袁世凯以大量金钱收买"应瑞"，"通济"两舰，两舰遂发炮向"肇和"猛击，"肇和舰"上的同志因事出意料之外，不及防备，死伤无数，后被炮弹击中，汽炉炸裂，杨虎见势不妙，便易装逃遁。至此，轰轰烈烈的"肇和"反袁之役，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肇和之役"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正如后来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邵元冲所总结的那样，"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影响到世界，在国内可以打破袁世凯武力万能的迷梦，促起一般人的觉悟，在国际上可以揭露袁世凯种种欺骗的宣传，纠正袁世凯兵力能够镇压全国的错误，同时在本党中间，也因此重复鼓励起各同志积极的勇气，在各处做种种发难的准备。所以不久云南起义以后，各省都能很快地响应，到底推倒了袁世凯的帝制。这后来很大的成功，实不能不说因肇和战役播了最初伟大的发难种子所得的效果。"而陈果夫在肇和之役中所做的工作则是不可埋没的。
陈其美在上海的活动，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终于在1916年5月18日，利用民国革命叛徒将陈其美杀害。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政治上失去依靠，生计亦发生困难。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家乡湖州。陈果夫的军事生涯结束了。对于这段不寻常的军旅生活，他是颇为留恋的，他曾十分惋惜地说："我很惭愧，因为身体不好，落了伍。我很希望我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恢复我的军人生活，和现在一般青年一样热烈地参加这一次伟大的抗战。"
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时期是陈果夫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收获最大的时期，他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受到了革命的熏陶，特别是他在后来引以自豪的是，他认为自己救了蒋介石，救了革命。尽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当时蒋介石没有在楼上，越窗而逃的人中没有蒋介石，但陈果夫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十分肯定，所以，他的心里始终藏着一杆秤：即蒋介石应该领他的情。
第四部分 7.交易所里，两个落难者成了知己（…
陈果夫离开上海回吴兴后，闲着无事做，就看各方面的杂书，他十分注意搜集、研读当地各种志书，研究当地的俗尚、出产并旁及科学、医学、教育等问题，并对地方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改进建设等提出具体的建议。这时，他饶有兴趣地办了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叫《碧浪杂志》，以吴兴名胜碧浪湖为刊名。他后来说："我曾负责编过一种儿童文艺的刊物，名称叫做碧浪（杂志）。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个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期交了许多稿子来。"除了向朋友们约稿外，陈果夫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在《碧浪》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收在由王凡夫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1917年冬天，陈果夫的岳父觉得他闲居在家终非长远之计，便从上海写信给他，劝其经商。但他考虑到自己是革命党人，恐与金融界人士不好相处，便没有同意。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有一家银行，一家钱庄，都是新开，且与他有关系，他要陈果夫选择一处。陈果夫也的确在家闲得太久，百无聊赖了，开始感到，这样下去太平淡了，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不如出去活动活动，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吧。但究竟是到银行，还是进入钱庄呢？经过认真考虑，他觉得自己对于银行制度、业务还比较熟悉，而且还可看书研究，而钱庄是老式的，里面情况如何，自己一无所知，而且没有现成的书可看，因此想借此机会对钱庄作一番考察，就这样，他选择了钱庄。为此，他还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商量此事，蒋介石回信也赞成他进入钱庄，并希望他学点旧式的东西，并在必要时可作革命工作的掩护。这更加坚定了他进钱庄的信心，于是他便写信给岳父，表示自己愿入钱庄做事。
1918年5月15日，陈果夫告别家人，离开湖州，进入上海晋安钱庄做事，担任助理信房。这可以说是他首次就业，虽然工作繁忙，待遇微薄，他还是蛮高兴蛮有兴趣的。
信房的工作就是处理各地与钱庄业务联系信件。刚开始由于当助理，工作有一定限度，倒也可以应付过去，后来信房先生病死，陈果夫便奉命代理信房，而助理信房也再没配备，这样，原来两个人的工作只由一人负担，这种压力就更大了。陈果夫说："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四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虽然如此忙碌，陈果夫还能偷闲，他拼命做完自己的工作，然后去帮助别人，他以为这样可以得到钱庄上各部门的知识。白天工作一天后，到了晚上，他还要从事革命工作，或者翻阅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他说："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这一时期，陈果夫在钱庄的收入虽然很少，但开支却很大，除自己零用外，还要负担他的弟弟陈立夫的学费。这时，陈立夫已入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所需学费几乎都由陈果夫支持。兄弟之间的联系比以前要密切，但由于陈立夫此时受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很深，正一头扎入自然科学的王国，为将来做一个工程师而奋斗，很少过问政治，所以，与陈果夫之间通讯往来，多限于经济和兄弟情谊方面。
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以救济革命先烈遗族并掩护革命秘密工作，便命一些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首先将此事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立即同意，于是，他们便开始进行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工作。
第四部分 8.交易所里，两个落难者成了知己（…
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桢说：大约在1917、1918年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于是和一日本企业代表协商，共同开办交易所。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又和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19年正式开始营业。理事长是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当过蒋介石的老师。交易所有资本35000元，1000元为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五股，张静江兄、侄共八股，蒋介石四股，戴季陶两股，陈果夫一股，这样，张静江一家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共20股，占全部股份的4/7。
交易所成立后，陈果夫即为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专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开始，"茂新"的资本，不过3000多元的现金，而第一天开张，就亏本1000多元，陈果夫经过慎重的考虑，把那位错误的经办人开除，决定以后谨慎行事，刚开始不必多拉生意，兢兢自守，稳扎稳打。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陈果夫的"茂新"便在商业场中站稳了阵脚。这时，由于"茂新"的业务增多，陈果夫便从晋安钱庄辞职，一心一意做起他交易所的生意来了。
陈果夫力争把"茂新"办好，他为此规定了做生意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家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一次，陈果夫发现内部职员有自己做生意的，他便作出规定，禁止职员自己做生意。他又考虑到，消极的禁止不一定有效，于是他又把各人的生活费重新加以调整，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这样一来，职员们都能比较安心地工作，不再为自己打算了。陈果夫还规定：当天的账一定得当天晚上结清，所以每天晚上9、10点钟了，别的经纪人号都熄了灯，唯有"茂新"的职员还在进行工作。这些严格的规章制度，确实使"茂新"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在商业场中赢得了信誉。
当然，陈果夫制定的这些原则，"茂新"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一定都做到了，为了赚钱，他们可以突破这些规定，在他们看来，不管有千条规定、万条原则，赚钱就是最高原则，而且交易所本身就是赚钱的产物，为了获得最高利润，进行着买空卖空的交易，充满了冒险与残酷，只有昧着良心才能发财。据魏伯桢说："开始时股票价在30元左右。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终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四分之三，即37.5元，已全数缴清，交易所收股500万元。"
第四部分 9.交易所里，两个落难者成了知己（…
"茂新"股本不断增加，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多元。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开了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任协理，排在第四号，专营棉纱与金银生意，这样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4种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的经纪号子大约做了好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可谓左右逢源，白手起家。经济上的收获只是其一，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的收获，这一时期，他与同在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了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特别是他与蒋介石的交往，更为他今后的政治活动及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严格意义上说，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深交，是从经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两人的感情在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建立并逐步加深。当时，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国际都会的市场上，从事交易所买卖是极其冒险的事业，在买卖供求中，充满着赌博、投机、欺骗、诱惑、冒险、凶残等，一个人的发财建立在多数人的倾家荡产上，由于共同的利益驱使，陈果夫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并在饱尝了经营中的甜酸苦辣后结成了知己。
后来，蒋介石的母亲王太夫人逝世，陈果夫就像自己母亲去世一样伤心至极，他专程赶赴奉化，代表孙中山致祭并恭读祭文，当读到"文与郎君介石游10余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时，内心的伤感一下子表现出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对此，蒋介石也深为感动。之后，又帮助蒋介石料理丧事，在溪口陪蒋介石守灵数日才返回上海。当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时，蒋介石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嘱咐说："……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钱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并说："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看看。"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果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超过国民党中的一般同志了，蒋介石要远离家乡、父母，叮嘱儿子以陈果夫为倚重，学习、生活等均要与其商量，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旁人所能相比的。
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功，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的不菲的生活费用，也不仅能支持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弟弟陈立夫的学习、生活费用，而且也多少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这当然是一举数得。
交易所获利越来越多，陈果夫等便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1921年初，交易所股票每股市价抬高到156元，到年底竟涨到二百数十元，陈果夫的交易所生意兴隆，达到顶点。
但好景不长，"……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陈果夫与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的经营陷于破产，从买空卖空的顶峰一下子跌落下来，陈果夫沮丧不已，在树倒猢狲散的情况下，他一边收拾残局，进行善后工作，一边为维持生计，继续做些小生意，经商自给，并企图重温旧梦。
第四部分 10.交易所里，两个落难者成了知己（…
这一时期，陈果夫在做交易所经纪人的同时，还替戴季陶主办的《星期评论》做发行工作，业余还喜欢剪报，阅读报上的辩论文字，并有时向《星期评论》、《商报》投稿，据罗时实回忆："陈布雷先生在沪《商报》主笔政，以'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蜚声报界。先生时相过从。国民党有重要动作，先生则与陈布雷先生晤谈，无不撰刊评论，为党作侧面的宣传。国民党之一切主张，乃成为一时之公论。"后来，陈果夫还担任过《民国日报》的编辑。
证券物品交易所破产后，陈果夫大发雅兴，居然写起小说来，一时写出了《大家庭中之故事》、《为什么这样快》等小说及《提灯会》、《瞎说》、《做大总统》等短剧，并曾发起组织少年演讲会，以训练儿童的演说口才。
对于交易所当经纪人的非常经历，陈果夫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作过总结，他说："我到交易所做经纪人之前，曾去请教岳父的朋友们（这时岳父已故），如钱业董事及银行、钱庄经理之类，同时，要求他们多帮忙。他们个个晓得我在钱庄做事的情形，不嫖、不赌、不喝、不穿，都认定我是一个古板先生，不宜作经纪人。我说：'做经纪人难道必须如此吗？'他们说：'非此不可！'我乃发生一种新的感想，就是老子所谓'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也许是对。我自信如不与他人同流，我的工作未必不能胜任，所以在交易所时，以至于上溯在钱业时期，始终保持这种态度，没有把我的信念动摇。这在事业的初期。当然要吃亏，第一天的亏本即其实证。不过结果我还是不失败，并且可以说是成功，因为我们生意不在十名之下。……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可见事在人为；而且只要自己立得稳，人家相信你可靠，更不怕自己没有地位了。"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陈果夫是在为他的交易所商业行为辩解，好像他们在商业竞争中是清廉的。笔者以为，陈果夫可能比那些欺骗、诡诈发财的大亨要正派一些，但在当时激烈竞争的上海商业舞台上，真正的清正廉洁是不能站住脚跟的。但不管怎么样，陈果夫有失有得。失去的是证券物品交易所，得到的是一个影响自己一生政治命运的知己——蒋介石。所以，此时的陈果夫并不感到特别的失意，闲暇的时候，陈果夫的眼前总会出现蒋介石的形象，浮现他与蒋介石在交易所里的那一幕幕、一件件。有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思绪飞向了广州，他热切地盼望着蒋介石能在政治活动中发迹，因为，蒋介石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这一天很快便到来了。
第五部分 1.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1）
在广州，蒋介石以其特有的精明和胆识，取得了孙中山的赏识，并且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使孙中山越来越感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重用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力克胡汉民、许崇智，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应当说，这份成功的果实里绝不仅仅浸透了蒋介石自身的努力与汗水，这里面也凝结着陈果夫的一份盼望、一份等待、一份辛勤。所以，当蒋介石成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南下广州也就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了。因为，这时蒋介石一方面急需忠诚于自己的得力人才，蒋介石当然会想到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另一方面，蒋介石一直没有机会报答恩师陈其美，所以，他成功以后，马上开始考虑重用陈果夫、陈立夫，以了结他欠恩师的情。
正如前面讲到，蒋介石能被孙中山发现，应得益于盟兄陈其美为其铺路架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组织力量进行讨袁。由于在建党问题上，黄兴与孙中山意见分歧并出走，孙中山更感军事人才缺乏。于是陈其美便将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
那还是在1914年6月，陈其美电召蒋介石赴日。因为此时孙中山接到东北革命党人宁孟的报告，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已经运动成熟，倾向革命，请孙中山立即派干部来主持工作。孙中山想，东三省邻近北京，如果能在东北发动军事进攻，可以直捣袁世凯老巢。于是他决定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前去东北视察情况。蒋介石到东北后，先后视察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及长春等地。令蒋介石失望的是，东三省到处死气沉沉，毫无革命气氛，更无军队倾向革命。宁孟谎报军情，其目的是要骗取革命经费。
恰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蒋介石即刻致信孙中山，向他阐明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华革命党今后讨袁计划。蒋介石认为："本党今日之进行，以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是为今日第一之急务也。"他认为浙江的军队"犹属昔时之革命分子"，"应该出全力为之运动"，使浙江成为"今日唯一之根据地点"。虽然这些建议后来并未得以实施，但蒋介石却在孙中山心目中留下了非常的印象。
任何事都有它偶然的一面。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作为陈其美的部下和亲信蒋介石失去了往日的靠山。然而正是这座靠山倒了，蒋介石才得以走出陈其美的限制，逐步为孙中山所重视，从而进入革命党高级领导层。也就是说，没有陈其美的帮助、教育和提携，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蒋介石，没有陈其美极力向孙中山举荐，也就不会有蒋介石当时在孙中山心中那么高的位置。但是，陈其美如果没被刺杀的话，也就不可能有蒋介石的脱颖而出。
就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大派系：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南方势力较大的军阀为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各派军阀争权夺利，一片混战。后来，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把持了北京政府，并废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建立独裁统治。
1917年7月，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带领130余名国会议员和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乘军舰南下广州，树起护法大旗。桂系军阀唐继尧和滇系军阀陆荣廷，为了对抗段祺瑞，对孙中山的护法表示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孙中山并被举为大元帅。护法军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准备北伐。此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听说孙中山准备举兵北伐，心里十分激动，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孙中山身边，真正懂军事的不多，而且，没有出类拔萃的。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就一定能赢得孙中山，赢得未来。这样，便于9月20日致书孙中山，提出《对北军作战计划》。1917年，蒋介石向孙中山提出《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凡此种种，蒋介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和重视。1917年9月，他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
第五部分 2.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2）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原打算是借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北伐。然而这些军阀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封建性。他们的目的不是恢复辛亥革命后为袁世凯所废除的《临时约法》，而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以便自己独霸一方。因此，军政府成立不久，滇桂军阀就和北洋军阀开始勾结、妥协，并且极力排挤孙中山。军政府有府无军，孙中山"命令不能出府门"。孙中山深感手中无兵之苦，便以"援闽"的名义，从桂系军阀手中要来"省长亲军"的20个营，约8000人。他将这8000人组成"援闽粤军"，任陈炯明为总司令，驻守闽粤边境的汕头一带，准备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嫡系部队。
1918年3月5日，孙中山急切地盼望着蒋介石的到来。此时，他的身边急需要有一个能在军事方面为他支撑局面的人，在他的眼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于是，他用一种十分迫切的口吻催促蒋介石火速来广州。蒋介石带着一路风尘来到广州，被派往汕头，委任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1918年5月，滇桂军阀以改组军政府为名，取消了孙中山大元帅职务。这样，孙中山被迫辞职，使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到失败，孙中山也只好离开广州赴上海。
蒋介石任援闽粤军作战科主任后，颇得陈炯明的信任。一切作战计划，均由蒋介石一手草拟，后经陈炯明批准，编印装订成册，分发到各支队司令部执行。在作战过程中，蒋介石的计划很适用，由此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夸奖，威信也越来越高。
蒋介石是个很精明的人，他很快发现自己所置身的这个环境对他十分不利。蒋介石感到军队地方派系观念很强，自己置身于番籍军队之中，工作阻力很大，难以有所作为。于是7月底，他向陈炯明辞职，"拂然而去"。陈炯明立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书信赶到潮安车站挽留蒋介石。他在信中说："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可见蒋介石当时的地位，但蒋介石主意已定，不愿回去。
孙中山从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中，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光靠以军阀打军阀难以成就大业，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他对援闽粤军非常重视。他将国民党内的军事骨干许崇智、邓仲元、蒋介石等都派到粤军中去，加强力量。他甚至批准全体粤军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他们成为一支属于自己领导的真正的革命军。
蒋介石辞职后，由香港回到上海。8月23日，他到孙中山寓所面见孙中山，陈述自己辞职的理由。其实他本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而是他觉得一山不能容二虎，这样，他想出了打倒陈炯明的办法，于是，才假装愤然离去。可见，蒋介石的独裁本性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但在孙中山面前，他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说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他才愤然离职。孙中山劝慰他再回到粤军中去，他没有答应。在此之后，陈炯明、邓仲元又多次来信请蒋介石回到军中，他均置之不理。直到9月份，粤军在福建战场取得进展，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他才又回到粤军中，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司令。而且，有趣的是，从蒋介石到援闽粤军中任职到创办军校，正式任军校校长这6年间，他先后以各种借口13次辞职。而每次辞职、挽留、复职，都一次次地提高了他在军中的地位，并增加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可以说，以退为进，这是蒋介石天生的"绝活"，正因为他有这样一手，才在国民党的兴衰沉浮中站稳了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1921年11月9日，孙中山电告蒋介石，说他准备亲自到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请蒋介石"节哀速来臂助一切"。蒋介石此时正在为母亲建墓安葬。蒋母下葬时，陈果夫、戴季陶、居正等人专程来到溪口。孙中山还特为蒋母写来一篇祭文，由陈果夫代读。
第五部分 3.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3）
1922年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回师广东，在韶关建立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伐。为表示对北伐的坚决反对，陈炯明电请辞去一切职务，向孙中山示威，要挟。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省长、总司令、内务部长三职，令其专任陆军部长。陈炯明向孙中山辞职，其本意是向孙中山要挟，迫使孙中山出面挽留。没想到孙中山会就势赶其下台，这样，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激化了。陈炯明表面上服从命令，离开广州，返回老家惠州，但暗中在粤军中加紧活动。蒋介石到桂林后，眼见陈炯明如此作梗，知道孙中山北伐难成。4月22日，他在三水面见孙中山，建议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伐作战的威胁。
应当说，在这点上，蒋介石是较有远见的。早在1921年3月，蒋介石就曾写信提醒孙中山："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邓铿被杀之后，蒋介石就认为陈炯明必叛，在桂林孙中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就主张先讨伐陈炯明部，然后再北伐。然而孙中山仍希望陈炯明能悔过，更不忍心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军队未用来打倒军阀而自相残杀。蒋介石建议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未被采纳后，就决定辞职离去。孙中山闻讯亲自赶到蒋介石住处，诚心挽留，但蒋介石主意已定，无法挽回。
1921年5月18日，孙中山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分兵三路，向江西进击。北伐军势如破竹，克赣州，下吉安，直逼南昌。然而，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之时，陈炯明调集粤军50个营开进广州，控制了省城。蒋介石致电许崇智，再次主张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随后，蒋介石又致信许崇智，指出"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迂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唯愿吾言之不中耳"。
然而，孙中山则认为，进行北伐是件大事，目前已取得胜利，更需乘胜进军，况且，北方直奉军阀正在混战，北伐军更应乘势直捣北方。但为稳住后方，孙中山带领少数卫队返回广州。他一面对陈炯明进行劝说，一面致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见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应当说，蒋介石比孙中山更为老到，他明知陈炯明终究会叛变，也知道孙中山拿不出什么得力措施来制止，因此，不管孙中山如何电催，他既不拒绝，也不复电，静观时局的变化，以待时机。
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1921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派兵4000人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并悬赏20万元杀死孙中山。孙中山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重围，逃上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的宝璧舰避难，17日转登永丰舰。孙中山召集舰队官兵，号召讨伐叛军，决定由舰队先发炮，攻击叛军，然后电召北伐军回师广州，水陆并进，歼灭叛军。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孙中山深刻地感受到了蒋介石的价值，于是再发电报，催促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急电后，于6月25日从上海启程赶赴广州，29日登上永丰舰。
蒋介石的到来给了孙中山极大的安慰。因为在孙中山的眼里，"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两万援军"。于是，他授命蒋介石海上指挥全权。孙中山在军舰上与叛军艰苦作战55天，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日侍于侧"，参与筹划作战。但是由于舰队内部的三大巡洋舰叛变投敌，北伐军中第一师也叛变，致使回师救援受阻。孙中山孤立无援，不得不在蒋介石等人的护卫下离开永丰舰去上海。
第五部分 4.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4）
应当说，蒋介石是机智的，他在孙中山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出来，与孙中山并肩战斗40天，直至将其护送至上海。就是说，这次"临危授命"，给蒋介石向孙中山表示效忠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经过这场广州事变，孙中山更加信任蒋介石了，并逐渐将重任托付于他。因为，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培养起来的，被孙中山视为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和北伐希望之所在。他的叛变，使孙中山数年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孙中山对此痛苦至极，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他在上海发表的《致国民党员书》中说："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所以，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非常大，痛苦之余孙中山深感国民革命之所以屡受挫折，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由此，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并仿照苏联，建立军校。
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团长，由王登云、沈定、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出发，赴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并学习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在参观访问中，蒋介石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工人、农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拥护。看到红军官兵"上下亲爱"，士气高涨，尤其是参观了陆海军的训练机关之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编制、训练、作战指挥以及红军的武器装备，都给蒋介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24年1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军校筹建工作。校址就定在广州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然而，就在军校筹备工作顺利进展之时，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宣布解散筹备委员会，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很明显，蒋介石又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来为难孙中山。
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辞职呢？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他出任军校校长，而是根据内部商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孙中山虽然觉得蒋介石忠实可靠，但是他深知蒋介石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在军中缺乏威信，所以孙中山一直没有让蒋介石在军中担任要职，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只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并要他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这无疑对蒋介石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这样，蒋介石思虑再三，带着满腹的怨气，愤然回他的老家去了。
对于蒋介石的出走，孙中山的确在心理上准备不充分，所以，开始他显得有些失望，后来又开始着急起来。一面委派廖仲恺代理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同时致电蒋介石，盼其速归。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思考了许久，终于下决心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心声吐露给孙中山。他重提昔日永丰舰上"共患难同生死"，希望孙中山像当年对陈其美那样深信和重用他，不但要让他专心办学，而且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
接到蒋介石的来信，孙中山也是考虑了很多，想到蒋介石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又想到在他危难之际都是蒋介石在他身边，于是，他最后还是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3月21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任命蒋为入学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在广州，暂由李济深代替，同时派许崇智到奉化劝蒋介石。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器重蒋介石，固然是因为缺乏军事人才，况且蒋介石已受命考察苏联军事，再就是永丰舰蒙难，蒋介石的出色表现深得孙中山的好感。
第五部分 5.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5）
后来蒋介石发现若再不赴广州上任，其职位就可能被他人占去，便于4月21日到达广州，26日入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9日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从5月5日新生开始陆续入学，到6月15日正式开学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多次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训话内容主要是讲革命与做人的意义，军校的教育方针，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和爱护百姓等。为了树立他个人威信，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崇拜，他大谈自己创办这所军校的艰难，以及他过去的光荣，当然免不了要提及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的光荣历史。
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他开始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树立自己威信和确立自己地位的问题。长洲要塞与黄埔岛毗邻，防务一并归属黄埔军校，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要塞炮台前竖立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斗大的"蒋"字，如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将帅旗。从要塞司令部到军校的距离不足一里路，而蒋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戒备森严。他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一副官开道，4个武装整齐的士兵跟在其后，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见他不敬礼，他一定要给予处分。军校刚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生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尤其是早晨起床号吹过后，他会突然闯入教官或学生的卧室巡视，如发现没有出操而偷睡懒觉者，便给予训斥和重罚。为了在生活上不显示特殊化，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
蒋介石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但是在军校刚刚建立之初，在军事技术、经费、军械等方面都要靠苏联的支持，所以他不便站在右派一边，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而常以不偏不倚的中间面目出现。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们相比，蒋介石算资历最浅的了，因此，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元老正是他通向党、政、军权力道路的绊脚石。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与国民党元老们一决雌雄，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往往又以比较左的面目出现。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7月，广东国民政府改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只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所以能入选要职，不仅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的起草和承递人，而且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表现左倾，被誉为"左"派领袖。蒋介石认为，自己要想夺取国民党军政大权，也必须以左派形象出现，同时要击败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及军界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结拜兄弟。蒋介石在许崇智门下受到重用，才得以在军界崭露头角。许之所以重用蒋，是因为蒋手中没有军队，不怕蒋对自己构成威胁。但是随着蒋介石利用军校而提高了在军中的威望，许蒋二人的矛盾逐渐突出出来。当时许崇智作为粤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一手控制军权，一手控制财权。这样，许崇智高高在上，自然敢纵容部下包烟截税，把持财政，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黄埔军校的经费常被无理扣压。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身份，提出统一军事、统一财政的建议，其矛头就是针对许崇智的，目的是把军权从许手中收归军委会。蒋的建议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并在军委会上通过。但是蒋要想搬倒国民党实力派人物许崇智，取而代之，却并非易事。
然而，天助蒋介石，1925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中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全权应付，追查此案。经查明，此案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指使人做的。胡汉民、许崇智均涉足此案。胡汉民被迫辞职离粤。许崇智被蒋介石软禁，后被迫离粤去了上海。这样，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中胡汉民、许崇智被逐出广东，另一杰汪精卫稳稳地坐上了国民党第一把交椅。蒋介石也从中获得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廖案为蒋进身国民党领袖集团，为他日后成为军界首脑创造了条件。果然，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之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蒋介石终于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第五部分 6.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6）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所谓"暴乱"的罪名派人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其枪支。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后来周恩来当面质问蒋介石，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释放被扣押人员。紧接着，蒋介石又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旨在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妥协让步，该提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被通过。蒋介石顺利篡夺了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的职务。中共党员纷纷辞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毛泽东辞去宣传部长，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
到了1926年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蒋介石垄断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北伐军的所有大权，他代替了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头号领袖人物。然而，蒋介石的成功并不是全靠他自己，而是依靠众人的扶持，其中，陈果夫、陈立夫算是出力最多的了。
果夫说：只要是蒋介石的事头拱地也要办成
应当说，黄埔军校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凝结着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的心血。建校之初，人才极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想起了自己在上海的投机伙伴陈果夫。
1924年8月，蒋介石写信给陈果夫，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学生代办制服和一些军用品、印刷品和机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黄埔军校初创之时，经费毕竟有限。而当时广东的社会风气尤为不好，物价飞涨。在上海采办物品，运到广州，连运费在内比在广州当地采办还要便宜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样，蒋介石委托陈果夫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购物品。
黄埔第一期共招生500人，所以，陈果夫所采购的第一批东西是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陈果夫本以为此事不会太麻烦，不料东西采办妥当后，在报海关，交给转运公司运往广州时，遇到了麻烦。原来，制做服装的店子很少有500套衣服这样的大生意，为了讨好客户，以便以后继续招揽生意，便自做主张，在每件制服里面，都钉了一块白布。哪知海关一检验，便觉白布刺眼，认定是军装，于是全部制服都被扣留了。
陈果夫得到消息后，十分震惊，因为，这是他为蒋介石做的第一件公事，如果真的办坏了，不知如何才能向蒋介石交代。所以，他焦急万分。一方面打电报报告蒋介石，另一方面又四处托人想方设法向主管海关的一位姓许的监督说情。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总算把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但其中用于束腰的皮带、枪带、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定是军用品，予以没收。许监督向陈果夫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对于这种"雁过拔毛"式的行为，陈果夫虽然气愤，但制服取回实属不易，哪还敢再追究责任呢？陈果夫只能自认倒霉。
第五部分 7.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7）
一件难事解决了，另一件令陈果夫头痛的事又摆在了他的面前。陈果夫想，制服虽已取回，但怎样运出去呢？这仍是一个问题。陈果夫多次与海关都督公署交涉，均遭拒绝。最后还是海关中一个精于此道的人出了个主意："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陈果夫听后非常高兴，满脸的愁云一扫而光，心里顿时开朗了许多。于是，连忙托人四下打听，终于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仓运货物，而且运费比正式走海关还要便宜。然而陈果夫毕竟是在生意场上混过几年的人，他考虑问题很周到细致，他唯恐这家公司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了几天，广州来电话，居然如期运到。于是陈果夫便将大批服装，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送到指定地点。计算起来，还省了不少钱。此后，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都交陈果夫在上海采办，交付那家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便。
在经历了这些之后，蒋介石发现，陈果夫的确是个干事的人。他有经济头脑，办什么事都精打细算，是把理家的好手。然而，蒋介石更喜欢他忠诚、踏实的性格，交给他什么事他都全心全意地投入，从不讲代价和条件。这样，1924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果夫、赵澄志、刘祖汉为招兵委员，指令陈果夫主持，负责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招兵，所招兵员编入黄埔教导一团、二团。后来又派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等人来上海协助陈果夫工作。
陈果夫接受招兵的任务后，一方面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觉得能为蒋介石做事，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感到特别的充实。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肩上的担子相当沉重，因为，招兵比采办物资更困难。当时，上海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大小军阀，流氓地痞往往借机滋事，破坏招兵工作。而且，盘踞在江苏的齐燮元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欲从张作霖支持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手中夺回上海这块地盘。齐、卢为了打仗，拼命补充兵源，也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招募新兵。齐、卢身为本地军阀，有钱、有粮、有势，陈果夫无法与他们竞争。孙中山为了招兵方便，直接给卢永祥打电报，要他从中帮助。卢表面上虽答应，暗中却加以破坏。陈果夫有时辛辛苦苦招来的新兵，还没到上海，就在半路上被齐燮元和卢永祥截走，使陈果夫感到很头痛。
然而，在重重的困难面前，陈果夫没有停滞不前，而是面对挑战，勇往直前。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受到了锻炼。招到的新兵到了上海后，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几角钱的零用钱，还分发席子、罐头、酱菜等用品，然后派护送人员押送至广州。中途经厦门、汕头、香港等处又遭地方军阀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的截留。而且，当时招兵工作有时需要冒生命危险。招兵员张亮、张式球、滕志云、张得胜四人不但没招上兵，反而被孙传芳枪毙。
陈果夫在上海的招兵机关也多次被迫搬来搬去。陈果夫原来在上海小东门租了一间房子，挂上揭普道路募工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假称招募工人。起初工作还比较顺利。但不久张宗昌的宪兵就打听到此处是一个招兵机关，大批宪兵闯了进来，东西被抢了个精光，机关也被毁了。无奈，陈果夫只好把机关搬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表面上做生意，暗中仍在招兵，不料，仍是有许多身份不明的不速之客常来捣乱。陈果夫只好三迁到戴季陶办事处，但骚扰仍不见少，而戴季陶此时正埋头撰写《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陈果夫为了不影响戴，只好四迁杭州。
第五部分 8.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8）
蒋介石在让陈果夫招兵的同时，还赋予了他一项特殊的使命，这就是最大限度地网罗技术人才，以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这项工作，陈果夫也下了很大工夫，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陈果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广东方面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及其他技术人员，校长（蒋介石）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了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曾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十五年（1926）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稀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四个介绍了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
还有，蒋介石曾给陈果夫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就是让陈果夫在上海为他买军马。蒋介石根本没考虑广东不产马上海也不产马这类问题，只是认为陈果夫肯定有办法。这样，就一个电报把信息传过去，这下可把陈果夫难坏了，他深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但又不得不为。最后，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去跑马厅买马。这样，陈果夫从上海跑马厅买了一部分不合格的跑马，一共19匹运往广州。据说，为应付广东军需，陈果夫后来还买了几十头驴子以解缺马之困。这样，陈果夫从1924年底到1926年底在上海主持招兵工作两年，共招募新兵4000多人。这些人后来成了黄埔军校的基本力量，也成了蒋介石党军建设的基础。可以说，在蒋介石的眼里，陈果夫这两年表现和成绩是相当出色的，陈果夫的认真、周到、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深得蒋介石的喜爱。的确，陈果夫真的做到了，而且尽力了，每次受领任务，陈果夫不管是什么任务，只要是蒋介石发出的指令，他头拱地也要办成。如此一来，两个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事业上，都越来越分不开了。
果夫、立夫一起赴广州开采蒋介石的"革命之矿"
起初，当陈果夫在上海搞投机生意时，陈立夫正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埋头于书本之中，沉迷于科学救国的美梦。他以为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科学。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这样，1923年，陈立夫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六年的大学生活，对陈立夫的性格改变很大，从前那个满脸稚气、活泼、好动的顽童不见了，陈立夫变得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头很大。
也就是说，此时的陈立夫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这样，陈立夫从北洋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而是自作主张，一门心思去推进他科学救国的梦想，经过奋力拼搏，考入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1923年秋天，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天，而且又是一个令陈果夫和陈立夫都终生难忘的秋天。就是在这个秋天，陈立夫要告别养育他的土地和亲人，去美国留学。
陈果夫本来话就不多，加上弟弟要走了，心情十分沉重，这样，他的话就更少了，只有一种强烈的离别的惆怅涌动在心头。
陈立夫也是如此，他似乎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考虑问题也多了，心里就像长了一团麻，理不清斩不断。他想自己已经24岁了，书虽然读了不少，但却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这次出国留学，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仰仗年长十岁的哥哥陈果夫四处奔波，方才解决了留学费用。真不知该怎么谢谢哥哥才好。唯有在国外努力学习才能不负哥哥一片苦心。此时，陈果夫也是心情颇为不平静。自己在少年、青年也曾有过上大学、出国留洋的美梦，有几次都几乎成了现实，但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现过。这次能帮助弟弟出国留学，多少也弥补了自己的遗憾。
就这样，兄弟俩各有各的心情，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没讲很多话。汽笛响了，陈果夫简单地嘱咐了陈立夫几句，挥手向陈立夫道："船要开了，你上去吧。"
陈立夫满怀深情地看了哥哥几眼，说了句"哥哥多多保重！"就转身上了船。
第五部分 9.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9）
望着陈立夫单薄的背影，陈果夫忽然有点动感情了。两人虽是亲兄弟，但陈果夫比陈立夫整整大了将近十岁，陈立夫对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哥哥本来就有点敬畏。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立夫尚在私塾之时，陈果夫即已离家求学。后来，陈立夫虽已到上海念中学，但陈果夫那时却正忙于商业上的事。陈立夫到天津上大学，而陈果夫却仍留在上海，两人天南地北，虽有太多的思念和牵挂但总是离多聚少，难得倾诉。今天陈立夫要远离祖国，远离故乡，远离亲人去那遥远的国度去学习，陈果夫真的有些动情了。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驶向远方。陈果夫挥着手，注视着远去的轮船，一种酸楚涌上心来。他忽然感觉到毕竟是血浓于水，毕竟是同胞兄弟……
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并不是件难事。凭着在国内的底子，陈立夫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轻松地取得了匹兹堡大学矿冶学硕士学位。学成之后，陈立夫开始并不想立刻回国工作，因为，他留恋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因此，尽管陈果夫一连去了好几封信催促他回国，但陈立夫还是迟迟不归。
到了1925年秋天，蒋介石广招人才去广东。在蒋的授意下，陈果夫再次去信催陈立夫归国。这一次陈立夫再也不好推辞，立刻收拾行装，启程回国。
就在陈立夫回国那天，陈果夫来到了上海码头。此时，陈果夫却是别有一番心情，他似乎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两年前的离别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他急切地等待着、盼望着，盼望轮船快些靠上码头，好仔细地看看两年未见的弟弟变成什么样了。船缓慢平稳地停靠码头，舷梯刚刚放好，陈立夫便迫不及待地冲了下来。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陈果夫也立刻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离别两载的弟弟。两兄弟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在回陈果夫住宅的路上，陈果夫问陈立夫："如今你既已归国，以后有什么打算呢？"陈立夫没等陈果夫问完，就抢着回答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听到陈立夫的回答，陈果夫没说什么，但他心里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一直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干技术工作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动乱的年代，决定了科学不能救国、实业不能救国。只有从政才能救国。他的确想劝劝弟弟。但当他转头看到陈立夫那期待肯定的目光时，陈果夫不忍扫了他的兴，觉得劝陈立夫从政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是连忙改口说："你在国外是学矿冶的，搞搞实业也可以。"
第五部分 10.蒋介石没有辜负陈果夫的期待（10）
回到上海不长时间，陈立夫凭着他的文凭，很快被中兴煤矿聘为工程师。陈立夫十分高兴，立即走马上任，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煤矿公司的技术工作中，一心想在煤矿工程中干出一番事业来。然而陈果夫内心还是十分愿意弟弟能跟自己一样投身政治中去。不久，陈果夫便将陈立夫回国及回国后从事采矿的事告诉了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重用陈立夫。而蒋介石此时正积极培养个人势力，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刚刚学成归国的陈立夫，既是恩人陈其美之侄，又是他的心腹陈果夫之弟，正是他所希望的人才。更何况当年陈立夫在上海读中学时，正从事交易所生意的蒋介石对他的聪明才气已亲有所见，而且还为他提供过学费。如今既已学成归来，蒋介石当然十分希望陈立夫能到他身边来。
这样，蒋介石很快就急电陈立夫到广州赴命。陈立夫接电后，实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对自己颇为关心。自己当年也曾称他为"蒋三伯伯"，当然不能一口回绝。另一方面，陈立夫对于自己所学的矿冶工程技术还是割舍不下。考虑再三，陈立夫发了一份言辞婉转的电报，谢绝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再次给陈立夫打电报说：
"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这一次，陈立夫真的有些动摇了。蒋介石对他这么信任，让他十分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能尽如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不断地劝其从政。陈立夫思考再三，终于打定主意，南下广州，跟着蒋介石干。
这样，1925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手下当时正缺陈立夫这样既年轻又忠诚的干将，所以，蒋介石自然非常高兴。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有何打算。陈立夫回答蒋介石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文职工作。"
蒋介石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伴随蒋介石的左右，从此，陈立夫便尽心竭力地开采起蒋介石的"革命之矿"来了。
第六部分 1.陈立夫令蒋介石刮目相看（1）
1925年底，陈立夫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开始跟随蒋介石做事。事隔一年半，陈果夫也于1926年5月到达广州，从此，兄弟俩一起为蒋介石效力。兄弟俩的性格虽不同，但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忠诚、认真，办事有点子，有思想。对此，蒋介石的确是喜出望外。蒋介石之所以喜出望外，根本原因在于他当时急需要人，而且是忠实于自己的人。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加紧篡夺国民革命的最高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实于他的人都网罗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右派力量。陈果夫、陈立夫的到来，无疑给蒋介石增加了新的力量，使蒋介石真正有了得力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发现，这兄弟俩都十分难得，陈果夫相当踏实，相当能干；陈立夫又非常机灵，非常沉稳，而且，两个人对他又是无限的忠诚，所以，蒋介石打心眼里高兴。
陈立夫到广州以后，从蒋介石那里接受了任务，心情渐渐稳定下来，他很快把昨天的梦想抛在脑后，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并很快适应了环境，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所以蒋介石对此是满意的。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虽然以东征英雄的面目出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为各方所注目，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日益处于各种矛盾的包围之中。由于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突出出来。而且，蒋介石独断专行，与苏联顾问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争权夺利，与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加深，与其他各军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调和。所以，蒋介石平生第一次品味出高处不胜寒的真实含义，置身于四面楚歌的被动境地之中。蒋介石想来想去，没想出好的办法，还是搬出了他的老一套，以退为进，走为上策。
陈立夫是个精细之人，他总是看着蒋介石的表情、神态去说话办事，这样，时间一长，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同意不同意，他一看便知。所以，这次蒋介石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他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机要秘书，他也在想办法，希望能为主子分忧解难。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说些劝解的话，以宽慰蒋介石的心。他心里明白得很，面对各种矛盾，蒋介石正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但他不会甘休，他要战胜各种对手，以夺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所以陈立夫认为，蒋介石肯定重施以前那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26年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马上表示不就职，并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休养，企图以此要挟汪精卫，使汪精卫不好下台。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对他的辞职，不予明确答复，只是例行公事地劝他"不宜辞职"，并非诚心挽留。这样一来，倒使蒋介石去之不可，留也无益，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还是离开广州，去上海，静观形势发展，再做抉择。这样，蒋介石即命陈立夫购买了庐山丸的船票，并携带现款3万元，一起坐汽车到了天字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广州，先到汕头，再赴上海。
第六部分 2.陈立夫令蒋介石刮目相看（2）
对于蒋介石的抉择，陈立夫打心眼里不赞成，他认为凭蒋介石的实力，留在广州，是可以战胜各派力量的，但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劝说蒋介石。现在临到要走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便在车上向蒋介石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劝蒋介石不要去上海，应留在广州与各派力量周旋与共产党斗。他说："不去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吗？"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后，接受了陈立夫的意见，返回广州。陈立夫本人后来在上海市党部一次演说时再次描述了这个过程。他说："在车上我劝蒋先生干，有兵为什么不干？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新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对于陈立夫的这个说法，虽然蒋介石后来否认这一事实，批评了陈立夫，说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当时广州城内由国民党右派传出的一些谣言，也有所谓要将蒋介石和陈立夫劫往海参崴的内容，而且说已经为他们二人准备了前往苏联的护照。应该说，在当时，陈立夫早就将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他开始仇视共产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话更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因此，在蒋介石决定去留广州的关键时刻，是陈立夫的一席话使蒋介石最终改变了主意，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情景。
蒋介石带着一股杀气回到黄埔后，立即纠集党徒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多次密谋，通过了采取反共行动的决定，并仔细分析了驻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四、五军部分官兵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陈立夫随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卫戍司令部，放出共产党"有阴谋"的空气，随即将其在广州市百子路东山寓所迁到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然后，蒋介石指使其亲信、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到海军局传达命令，诡称"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并对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进行盯梢，为深夜绑架李之龙做准备。李之龙得到命令后，遂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开赴黄埔，听候命令。
然而，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却矢口否认，说"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这样，蒋介石的阴谋成功了一半，随后，于1926年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拜访汪精卫，目的在于摸清汪的政治态度，回来后即召开紧急会议。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并在会上鼓动蒋介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这就使蒋介石下定了反共决心。蒋介石认为"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有人提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当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蒋介石当众肯定了陈立夫的观点，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紧接着，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名义，扬言"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
最后，蒋介石终于下了毒手。3月20日凌晨，李之龙在广州文德楼家中被绑架，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扣留，蒋介石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霎时间，广州城里，一片恐怖气氛，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左右开弓，一石二鸟，一方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的政敌汪精卫的威信。
第六部分 3.陈立夫令蒋介石刮目相看（3）
陈立夫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参与其事，表现得相当积极。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陈立夫这些人在蒋介石的耳边鼓噪，蒋介石也不会下那么大的决心，下手也不可能那么快。正如周恩来所说："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2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0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的确，在蒋介石的眼里，陈立夫的表现确实不凡，很让蒋介石刮目相看。蒋介石也真没想到陈立夫年纪轻轻，而且是学矿业的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却有如此的政治头脑，成了搞政治的老手。尤其是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顽固的反共态度，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心理及在复杂事变中的诡计多端，更是赢得了蒋介石的赞赏，难怪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
陈立夫的不凡表现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也赢得了一个个机遇。很快，陈立夫便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当了科长之后，陈立夫表现出了更大的积极性，工作更加努力了，蒋介石交给他的任何工作，他都百分之百地投入，而且创造性地去落实蒋介石的意图。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如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等，他都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可以说，他的工作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从不敢疏忽。
在蒋介石看来，陈立夫不仅忠诚、能做事、有点子，而且还很有管理才能。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机要科上上下下，从人到物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陈立夫做下属人员的思想工作也非常有成效。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舍其家庭小事，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这样，姜辅成再也没提辞职的事。陈立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长期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到一地，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人员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到损失。陈立夫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让蒋介石着实感动。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这样一来，陈立夫便成为蒋介石高度信任的心腹而不离其左右了。
就这样，陈立夫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蒋介石。先是从国外走到国内，从搞矿业转向搞政治，又从上海南下广州来到蒋介石的身边，再从身边最终走进了蒋介石的心里，成为蒋介石离不开的心腹。这一切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转变，意味着他已从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迷梦中醒来，开始了另一场违背道德与良心的政治梦，他原来立下的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彻底改变。从此，他便踏上了蒋介石的"班车"，去竭尽心力地为蒋介石开采"革命之矿"，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主要干将。后来，陈立夫写了《一个学非所用的采矿工程师之自述》的文章，文中，他对放弃工程技术而从事政治有所遗憾，但更多的却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得意，但陈立夫心里很清楚，他的遗憾与得意全在于蒋介石，得意的是他赢得了蒋介石，而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蒋介石。
第六部分 4.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陈立夫与蒋介石在广州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陈果夫也知道一些。他一方面为弟弟感到高兴，他没想到弟弟这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且干得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心里也特别着急，这几年一直在外面给蒋介石做事，既有功劳，更有苦劳，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所以，他急切地想到蒋介石的身边，与他们一起大干一场。同时，他也当然认为自己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有个官做。这样，1926年5月初，陈果夫也与其三叔陈其采及曾养甫一行三人由上海乘船到达广州，同陈立夫一起共同开采蒋介石的"革命之矿"。
陈果夫来到广州以后，他深感形势之复杂。当时，国共合作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十分仇视革命力量，暗中加紧策划，随时准备公开反共，国共两党的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对于陈果夫的到来，蒋介石当然是热切欢迎，满心高兴，因为他又多了一名得力的助手。这样，刚到广州的陈果夫就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旨在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声称"吾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根据此案，选举了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取代谭平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馀取代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叶楚伧取代刘伯承任中央秘书处书记。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完全排挤了共产党人，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权。由此，革命形势日趋严峻，然而，这样一种形势对陈果夫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陈果夫眼睛紧紧盯着蒋介石，急切地等待着，准备着，看蒋介石究竟能给他一个什么官做。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为了应付复杂局面，蒋介石急需一个得力的反共人才。为此，谭延闿向蒋介石推荐了陈果夫，他说："果夫有办法。"这正说出了蒋介石的心里话，他对陈果夫是了解的，过去同在上海办交易所的经历，他建黄埔军校时，陈果夫在上海为其网罗人才的尽心尽力，都使蒋介石不能忘怀，他对陈果夫自是深信不疑。很快，便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实际上将组织部全权都交给了陈果夫，具体负责"整理党务案"。陈果夫一下子接管了组织部，有一种一步登天之感，因为他从前一直没体会过当官的滋味。所以，一下子开始掌握这么大的一个部门，他真是感到受宠若惊。自然，他心里特别感激蒋介石，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成就来，不辜负蒋介石的一片苦心。
应当说，陈果夫之所以能那么快进入组织部掌权，除了蒋介石对陈果夫的信任和重用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蒋介石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陈果夫也十分顺利地接收了组织部。二是当时陈果夫的伪装还没有撕破，右派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后来，陈果夫自己也说："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的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后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于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双方面均无恶感而能达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后，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
第六部分 5.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陈果夫接管组织部以后，虽然心里激动不已，但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并没有过分张扬，而是一门心思地搞起了调查。应当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一直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部长，杨匏安担任秘书，在他们的辛勤工作下，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满一片生机，组织工作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而陈果夫进入组织部后，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组织部机关中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他对部机关的29人，从工作态度、思想作风、举止言谈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考核、调查，结果，认为只有三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其他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左"派分子。于是，陈果夫开始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将这些人清除掉。蒋介石真没选错人，陈果夫确实动了脑筋，下了工夫，想出了办法。陈果夫认为，对共产党不能手软，不能留余地，否则，时间长了就可能节外生枝。这样，他摆出了一副强硬面孔，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在部机关会议宣布，将部分共产党员强行调出，而且不由分辩，当即生效。同时，将国民党员段锡朋、王乐平两人拉入组织部，顶替他们的工作。这一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当即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对。何香凝直接找到陈果夫，严辞质问，陈果夫无言以对，但他仍是一意孤行，坚持他的强硬立场。
然而，尽管陈果夫的强硬立场十分坚定，但他也不得不考虑反对派的影响。这样，他开始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来打击排挤共产党。对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采取拉拢的办法，希望这些人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跟着他走，但这一手并不奏效，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愿跟着他干损害人民和革命的事。于是，陈果夫又换了另一手法，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和惩罚，同时对一些毫无成绩的国民党员则无休止地进行表扬与奖励，企图以此形成强烈反差，挤走共产党人。陈果夫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强烈反对，杨匏安严正地质问陈果夫："你怎么随便破坏部里制订的章则，罚功赏罪呢？"陈果夫则摆出一副顽固到底的面孔，不认错，也不解释，依然我行我素。果然，在事务组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被气走。杨匏安也不示弱，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将陈果夫经常表扬的一位姓莫的国民党员调出组织部，一时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但陈果夫来者不惧，因为，陈果夫心里有底，这个底就是蒋介石。所以，他谁也不怕，更不怕把事情闹大，他心里始终装着一杆秤，这就是只要对蒋介石有利，再大的祸他也敢闯。
为了尽快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尽快把组织部长一职稳抓在手，陈果夫可以说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想尽一切招数来打击排挤共产党。如，陈果夫对一些有能力又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采取了更为阴险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们的工作，不让他们开会，使他们无所事事，最后自动辞职。当时有位姓谭的共产党员，他工作十分负责，成绩也十分突出，在组织部内很有影响，陈果夫几次开会都不通知他，而将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给别人，结果，这位共产党员只好辞职。陈果夫正求之不得，马上安排其亲信曾养甫接任。就这样，陈果夫一面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挤共产党的势力，一面将右派国民党员大量安插到组织部中来，如曾养甫、郑异、萧铮等，都委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拉到组织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秘密工作，并称赞他是个人才。这样，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集结在一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他曾得意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人，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当然，陈果夫的政绩蒋介石是看在眼里的，他的确很高兴，也暗暗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陈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样的。他认为，有这样一些人为自己做事，哪有不成功之道理？
第六部分 6.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陈果夫由一个无党派人士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死对头，这一步全在蒋介石。因为，反共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蒋介石所谓的开采"革命之矿"，而陈果夫南下广州就是来开这个"矿"的。所以，陈果夫只要踏上蒋介石这"班车"，其反共的立场也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应当说，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中清党，是国民党新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重要进攻，也是陈果夫反共的第一步，这一步进行得十分顺利，从中，陈果夫也尝到了甜头。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的软弱投降立场，以至于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
蒋介石认为，这样一个局面的形成对他十分有利，心里当然也是十分愉快。而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陈果夫功不可没，所以，他开始考虑起陈果夫的任用来了。陈果夫不仅做生意精明有道，而且搞政治更有一套，特别是对付共产党他确实有办法。这样，蒋介石权衡再三，终于在1926年7月1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委任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这次任命确实使陈果夫受到鼓舞，使陈果夫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在陈果夫看来，主管组织部，是国民党内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蒋介石将如此大的权力授予他，他当然要感激蒋介石，当然要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陈果夫出任组织部长后，他的精神头更足了，派头也更大了。由于他现在是自己说了算，于是决定将清党这一战略从中央推向各省，即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将所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统统清除出去。在对各级党部进行整顿时，陈果夫一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向对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因为广东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陈果夫表面上搞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在暗中操纵，将3倍于执监委员的候选名单"推荐"给大会，并私下收买选票。结果，新选出来的广东省党部仅保留了刘尔崧、彭湃、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其他的都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而对其他地方，陈果夫将一些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陆续派到各地担任指导工作，整理党务。如将段锡朋、郑异派往江西，萧铮、王宇春等人派往浙江，陈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当时没有派人去，但陈果夫都分别电令这些地方的党部派人到广州来听候指示，然后回去照指示行事。
还有些省市，陈果夫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导无济于事，便干脆将这些地方的党部强行改组，换上忠于蒋、陈的国民党员。如贵州省党部改组后，即派张道藩前去主持；北京执行部改组后，即派吴铸人、童冠贤等人前往主持；绥远省党部改组后，即派纪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党部改组后，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当这些人员出发上任时，陈果夫都要亲自接见，进行训话，要他们到任后，尽快将共产党人从各级党部驱除，切实负起挽救党国之责任。这些人到地方后，与当地反动军官、民团、地主勾结起来，压迫民众，解散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对各级党部人员进行考核，排挤共产党人，逐步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这样，陈果夫不仅在中央打击排挤了共产党的势力，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层次上全面推行他的反共政策，也就是说，陈果夫为蒋介石，也为他自己的确是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了。
第六部分 7.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在整顿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的确动了不少脑筋，下了不少工夫，对于整顿的方针、策略、标准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陈果夫还亲自领导制定了党员登记细则，即全部党员应在中央指定之党部重新登记；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从字面看来，这些规定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1926年9月，经陈果夫提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甚至非法的地位。然而，陈果夫的日子也并不是太好过，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反对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参加了共产党，派到西北的郭春涛也随冯玉祥一去不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自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尽管如此，陈果夫最后还是成功了。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次妥协，完全接受了这些限制，屈从国民党新右派的意志，使陈果夫的反共计划一步步得以实现。
在蒋介石看来，陈果夫是个相当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的人。陈果夫多次在蒋介石面前提出，把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职的共产党人驱走以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会充分显露出来。经过认真考虑后，郑重提出"必须培养若干新的人才，以充实党的力量"。然而，怎样培养新人才来充实党的力量呢？在这一点上陈果夫自己没办法，却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人有办法。他从毛泽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到启发，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之所以搞得声势浩大，在于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由此，他联想到，要培养国民党的干部，必须办一个类似共产党农讲所的训练所。于是，陈果夫决定办"党政训练所"，并亲自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提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呈文，任命他为党政训练所所长，并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尤其是当蒋介石看到陈果夫的这个提案之后，他更是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夸奖陈果夫能从党国的大局出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党的建设问题，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其实，蒋介石所说的党国不过是蒋家天下的代名词，陈果夫为他蒋家的兴亡负责，他蒋介石当然要领这个情。
第六部分 8.陈果夫能当组织部长全靠蒋介石（…
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陈果夫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因为，在陈果夫的价值观念里，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蒋介石的评价，没有什么再比这一点更重要的了。所以，陈果夫夜以继日，加紧筹备，很快，党政训练所开学了。该所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精心办理，经陈果夫严格审查，招收学生100多人，陈果夫为训练所制定了纪律、规章制度，并规定了所学的全部课程，基本课程主要是蒋介石的讲话、国民党史、国民党章程等。由此可见，陈果夫是下了决心要将这100多人都培养成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骨干。
正当陈果夫满怀信心地去构想他的未来的时候，他又突然发现，现实毕竟是现实，而不是想象。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共产党人细致的工作，不到一个月，训练所内100多学生就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学生趋向革命，趋向进步。他们在课堂上学习国民党的东西，课下却学习共产党文件和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少数学生甚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些，对陈果夫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恼羞成怒，将其中特别突出的12名学生以思想行为不检为理由公布开除。但开除并不能阻止学生思想的发展，相反，更加促成了学生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陈果夫的仇恨。
后来，小小训练所竟发生了学生风潮，这是陈果夫所始料不及的。他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有那么多人自愿参加，而且热情十分高涨，而他陈立夫办个训练所，那么多人都反对？他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如此，陈果夫并不吸取教训，却采取更加严厉的高压手段，让广州公安局长李章达派军警镇压。李章达过去与陈果夫是同学，辛亥革命时有过一段交往，开始碍于面子，尚能协助解决。到了后来，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也产生不满，当第二次学潮再起时，李章达也不理睬了。陈果夫十分恼火，到张静江那里告了一状，结果，张静江下令将李章达免职。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学潮照样不能平息。陈果夫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好无限制地开除学生。经过两次风潮以后，开除的学生竟达半数以上。训练所最后只剩下几十人了。陈果夫还怕学潮再起，便大大缩短学习时间，让学生提前毕业，然后将他们派往甘肃、福建、北平、南京等地工作。这些学生到各地后，依然有很多人同情共产党，积极参加大革命。但也有少数成为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对陈果夫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自这期学生毕业后，党政训练所无法再开办下去，使陈果夫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此时，陈果夫也隐约感到，他陈果夫也并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成，蒋介石的事也不是件件都得人心。所以，从这时起，陈果夫才真正感到，搞政治与搞经济是相通的，最难的莫过于为"无米之炊"。
第六部分 9.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1）
应当说，在蒋介石通往国民党领袖的道路上，陈果夫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时，甚至豁出自己的一张脸，为蒋介石从容赴难。
北伐战争期间，伪装革命的蒋介石在尚未完全实现个人野心之前，一直是高唱革命的调子，企图通过北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布"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师大会。在共产党、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人民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用不到半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长沙、武汉、南昌、南京，革命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
北伐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使中国当时的混乱局面得以改观，同时，也使得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如日中天。但军事方面的胜利却掩盖不了蒋介石在党内事务上的危机。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和海外党部联席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之前，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右派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加紧了活动。在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共产党利用掌握海外部的优势，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捞到预想的名额。对于这样一种格局，蒋介石当然不买账，而陈果夫也对此非常不满，以至于过了很长时间，他还不忘这件事，愤愤不平地说：
"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甫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分子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蒋介石当时已经预感到了，这次大会显然是冲着他来的，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提议迎接汪精卫复职和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以防止总司令权力过大。蒋介石一面发电报给大会，摆出谦顺的姿态，说他远在前方，不能出席大会"躬领教诲"，但此次大会"为本党根本大计之所在，尚祈请诸同志戮力共济，肩兹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催促张静江、陈果夫务必精心筹划，加紧活动，决不能坐以待毙，而要有所作为。这样，在蒋介石的催促下，陈果夫出来活动了。
10月18日，大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右派人物张静江。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盟兄弟，又在辛亥革命之后与陈果夫有来往，在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张静江也一直是陈的后台老板，张静江被指责，陈果夫非常不满，张静江由于腿部患有重疾，行走不便，不能上台自辩，于是陈果夫便替他上台申辩。
第六部分 10.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2）
大会之所以拿蒋介石的盟兄弟张静江开刀，也是事出有因。原来，中山大学有一姓沈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专门反共的组织，叫做"司的派"。但不久，沈某的这一组织便被发现了，案件由张静江负责处理，张静江本也反共，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庇沈某过了关。而沈某过了关之后，反共活动更为猖狂，因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便指责张静江处理沈某"司的派"反对共产党一案过于宽大，行为失当。而张静江则认为沈某以国民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产党，案件并不严重。在这一次大会上，共产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张静江给予明确答复。陈果夫于是上台替张静江代为说明，但陈果夫的说明，共产党方面并不满意。在共产党方面的一再责问下，陈果夫临时想到共产党引以为证据的种种事情，都是在张静江主持的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后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暗示沈某的主要行动是发生在张静江处理沈某之后，不能将处理后发生的事和处理前发生的事混为一谈。这样一来，双方争执不下，大会也就不好在此事上纠缠下去，最后由大会议决，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终结。
做完这件事之后，陈果夫心里舒坦了一些，因为，他觉得自己毕竟在蒋介石面前立了一功，为右派势力挽回了一个面子。但在蒋介石的眼里，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大败中的小胜，因为，蒋介石看重的是大局，所以，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挽回党务上的败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伐军连续攻克武昌、南昌，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所必需。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致电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迁都事宜。
一开始，蒋介石是赞成迁都武汉的，因为这时他正忙于北伐事务，对于迁都到何处，他考虑的并不是很多，但陈果夫、陈立夫这些人反复提醒蒋介石，迁都到武汉对国民党左派有利，对共产党有利。这样，蒋介石才开始重视起来，以至于到了12月，蒋介石忽然改变了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其实，这不过是蒋介石的借口，实际上蒋介石已经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如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政权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他要搞反革命阴谋就比较困难了。
这样，1926年12月13日，蒋介石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请张静江、谭延闿及尚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张静江、谭延闿接到了南昌，同时他又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而在这之前，陈果夫也赶到了南昌。这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款待张静江、谭延闿及各委员。宴会上，蒋介石得意地说："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第六部分 11.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3）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不管武汉方面怎样，先下手为强，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多数，又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政治。
当然，蒋介石自认为这是上策，因为，他的"领袖"梦已经做了多年，他不能按部就班地等下去，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清楚地看到，当领袖只能靠自己，靠等是等不来的，靠别人施舍，也是白日做梦。所以，蒋介石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认为自己前面只有一条路，这就去争，去抢，不择手段地去打倒一切对手。
武汉方面也不示弱，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所以，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誓与蒋介石斗争到底。他们首先对于蒋介石这种出尔反尔，大耍阴谋的行为进行了坚决回击。有一次，武汉方面借苏联顾问鲍罗廷之口，对谭延闿说："汪（精卫）不会回来，国府主席一职，大家的意思，将来还请你代下去。"这样，谭对共产党有了好感。共产党人派谢晋邀谭延闿返回武汉，蒋介石听说后，气得大骂共产党，并派陈果夫前往阻止谭。谭对蒋介石如此大骂颇不以为然，相反，竟为共产党辩解说："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谭延闿不仅自己要去武汉，还想说服陈果夫跟他一起同去。他知道陈果夫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如能说动陈果夫前去，武汉方面自然更加看重他。
对于谭延闿的一番劝解，陈果夫虽然表面上显得有些犹豫，但这不过是陈果夫在谭延闿面前逢场做戏，以示亲近罢了。因为陈果夫清楚得很，武汉没有他陈果夫的位置，而且武汉方面没有军权，是不会长久的。况且他与蒋介石不是一般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陈果夫都不可能投靠武汉，也就是说，陈果夫只能在蒋介石这一棵树上吊死。
的确，陈果夫还是那个追随蒋介石的陈果夫。不论是在迁都南昌还是迁都武汉的问题上，陈果夫是坚决站在蒋介石的这一方的。但陈果夫虽然站在蒋介石这一方，主张却又和蒋介石稍有不同。他认为南昌地理位置虽然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要发动政变应选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而南昌只能是目前反对迁都武汉的一个筹码，迁都南昌也只是权宜之计。陈果夫的想法打动了蒋介石，他让陈果夫与陈立夫将注意力放在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做准备。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便忙开了，而且相当卖力气，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这件事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也就是说，陈果夫在南昌的日子，主要就忙于这件事。他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虞洽卿一起秘密到南昌会见蒋介石，研究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和涉外事宜的部署，策划反共清党。随后潘公展、陈布雷又被陈果夫派往上海，为反共制造舆论。这一切陈果夫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少有局外人知道这些事。
就这样，为了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陈果夫于1927年2月10日辞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一职，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筹备委员、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恰在此时，谭延闿找到陈果夫劝他一起去武汉。谭延闿是陈果夫投奔蒋介石的推荐人，碍于面子，陈果夫不便拒绝。况且陈果夫对武汉方面的情况也颇为关注，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但他知道蒋介石疑心颇重，在这个时候去武汉，他怕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因此在含糊其辞地打发走谭延闿之后，即向蒋介石请示，说明要与武汉方面作对，一定得摸清对方的虚实，掌握对方的情况，而在南昌隔岸观火，是弄不清楚的，应该到武汉去看一看。蒋介石对陈果夫的看法表示同意，并派他随谭延闿等一起去了武汉。
第六部分 12.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4）
临行前一天，蒋介石特地宴请谭延闿、陈果夫一行。这些人本是蒋介石好不容易"请"来南昌的，如今却又要为他们送行。宴席中，蒋介石想起自己想要干的事屡屡为共产党、苏联顾问所阻，很是气愤地说："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我们为中国独立而革命，今天遭到这种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
本来按照原来的计划，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定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而蒋介石此时正在气头上，便无理要求将会议延期到3月12日召开，以试探武汉方面对他的态度。他再三和陈果夫强调："他们（指武汉方面）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陈果夫明明知道蒋介石是无理取闹，却满口答应一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武汉方面，并压迫他们延期。与陈果夫、张静江一起同行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丁惟汾等人，他们从南昌出发先到九江，然后乘轮船逆江而上，3月6日抵达武汉。
在到达武汉之前，陈果夫胸有成竹，认为他的到来，武汉方面一定会摆出一个热烈的场面来欢迎他，鲜花和掌声都冲着他来。但陈果夫太看得起自己了，武汉方面却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而且让他生气的是，欢迎人员只欢迎谭延闿，对其他人则完全不理。谭延闿到后，国民党中央立刻举行了预备会议，讨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有关事宜。
对于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牢记在心，而且是善于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去执行，这是陈果夫多年养成的习惯。因此，在预备会议上，陈果夫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武汉参加会议的意见转告大会，力主三中全会延期，等蒋介石到武汉后再开会。他威胁说："如蒋总司令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那会议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减弱。"陈果夫的话还没说完，立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烈钧、谭延闿等附和陈果夫的意见，而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下的，不能因个别人不参加会议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错误的。他们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之不能来，而再延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陈果夫无言以对。李烈钧、谭延闿虽然还想坚持己见，但看到多数人反对，也只好作罢。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如期在武汉举行，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参加。这样一个决定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个坏消息，他虽然一时心里不痛快，但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并没有把此事看得多么重要，只是集中精力去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预备会议的决定虽然在心理上对蒋介石构不成什么打击，但对谭、陈这一行人却是个不小的打击。李烈钧、柏文蔚两人退席。陈果夫和丁惟汾从此时起，也分开住了，丁惟汾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医院，陈果夫也秘密住进了旅馆。这样，大会如期举行。3月10日下午，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陈果夫谎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3月12日，是总理纪念会，陈果夫不好不参加，迫不得已，只好没精打采地参加了会议，在会场上，陈果夫心情很是沉重，他好像是第一次在政治上经受挫折似的，一句话也不讲，只是观望着，思考着，思考他与蒋介石的政治前途，但又百思不得其解。会后他又请了病假，拒不参加其他会议，只是摆出一副沉稳的样子，坐观局势之发展。
然而，到了3月15日，患"病"在身的陈果夫却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收起了往日的沉默，摆出一副决战的面孔，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会议。原来在陈果夫尚未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时，曾召开江西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运用党团方法，办理选举，又用二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共党分子最多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亲自圈定了党部名单，后又依此办理，圈定了广东、广州两党部的人选。而这次大会经过讨论，决定取消江西、广东、广州三处党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名单也被推翻了。这样，陈果夫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认为，既然他搞的那一套现在全被推翻了，也就没有必要再躲着藏着了，所以，陈果夫也顾不得"病"了。在会上，陈果夫极力申辩，圈定的办法不应推翻，他说："圈定的办法是经过常委会决定的，全会不应该否决。"陈果夫巧舌如簧，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但也有人对陈果夫圈定代表的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如彭泽民就批评陈果夫圈定名单是独裁，大会主席顾孟馀也坚持认为，常委会决议案，全会有否决权。顾孟馀当初在常委会上也是同意圈定办法的，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这让陈果夫非常气愤，甚至气得一时讲不出话来，因为，会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对陈果夫持敌意态度，冷眼看他，使他感到十分尴尬。这样，陈果夫不得不带着满腔的怒火离开会场，愤愤离去。
第六部分 13.陈果夫为蒋介石火中取栗（5）
陈果夫气性很大，以至于他回到旅馆后手还在发抖，他反复思考着当天发生的事情，盘算着明天怎么办。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按陈果夫的性格，他决不会就此罢手。果然，过了一天，有人告诉陈果夫说，彭泽民在向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陈果夫听了更是生气，急忙给谭延闿写信，指控彭泽民的种种贪污行为，说海外各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而组织部均不受理等等。第二天，谭延闿在大会上宣读了陈果夫的来信，彭想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赶了下来。
打击了一下彭泽民，这对陈果夫来说算得上出了一口闷气，但陈果夫在武汉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方面正式公开批评蒋介石和陈果夫。武汉街头出现了"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武汉市民大游行，喊出了"驱逐陈果夫"的口号。此时的陈果夫犹如过街老鼠，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三·一八游行那天，陈果夫也挤在游行的人群中，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但如此的阵势也使他有些惧怕了。从此以后他的行动便格外秘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陈果夫的处境，蒋介石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陈果夫毕竟是为了他遭责难的。所以，蒋介石十分关注陈果夫的处境，不久即派人到汉口，命他赶快离开武汉，并嘱咐他临行之前，与谭延闿接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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